编者的话：

    2016年10月1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投资协会和本刊编辑部共同举办“产业政策研讨会”，邀请各方专家，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

    讨论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关于“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的理论问题。现实中，任何国家都要根据本国国情和发展目标，在两端中取一平衡点；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二是如何解决好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发展的实践问题，如何看待我国产业结构及产业竞争力的现状，如何总结我们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这和国家创新驱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密切相关。

    当前，我国倚重劳动密集型工业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目前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和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一迫切任务。总体看，我们的工业还没有摆脱“大而不强”的状态，尤其是技术创新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地位。我们必须努力向全球产业链中上端攀登，从而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过去依靠引进技术和低工资优势的发展模式不同，推动产业升级，必须坚持科技自主创新和产业自主发展，要做长期艰苦努力的精神准备。     

我们已经实行的产业政策有成功的，也有不太成功的情况，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要有实事求是的总结。

首先需要宏观的产业发展规划，其次是产业发展的选择，从高新技术行业到传统制造业，各具体行业的技术差距、市场态势和发展目标，不仅要精准定位，而且要有系统的规划和政策。要加强有关部门的协调。

    对各个重点行业不同经济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的能力和经营状态，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例如中小民营企业占优的电子信息行业，重视提供鼓励创新的环境，就可以鼓励优秀企业的成长。对一些国企占优的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需要更重视发挥现有企业的优势，同时不能忽视民间生长的好企业。在行业管理的体制机制及技术进步的促进机制方面，也需要改善。

    产业发展政策的实施要有持久性。科技进步和结构升级不是短期能见效的，有些重大项目或政策必须以法律形式确认。

    要有全产业链的眼光。从前端的科学基础研究和产品研发，到对特定行业的政策支持和政府协调，到符合国际规则的市场支持，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往往一些很有前景的新技术、新产品，由于对市场竞争态势缺乏全面认识，在产业化阶段功亏一篑。

我们对外资采取普遍欢迎的政策。外资企业有时起正向推进的作用，也有时阻碍我们的产业进步和自主创新的努力，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重视开放政策和产业升级的战略利益的协调问题，对那些超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攻城略地，应该有所警惕。

 

 

 

路风*：自主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关键

    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其背景是经济学界有一种思维范式，即把市场机制看作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手段，政府啥都不应该做，这是有问题的。有些争论者对具体的工业情况和产业政策不甚了了。

    产业政策是多层次的，将在工业发展的宏观层面干预、校正、补充市场机制的政策，包括贸易、技术、外资、重点产业等都属于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调整的。

中国工业结构在发展中形成的特点

    讨论产业政策，涉及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成功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加入国际分工、政治稳定等等。但加入国际分工的意愿和加入之后的能力是两回事。国际学界都承认，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于劳动成本低、劳动力技能高。有美国学者分析了1992年中国出口的产品，认为如果按比较优势的标准算，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是其劳工平均收入的6倍。照此分析，比较优势的逻辑就解释不了中国的技能优势，因为这其中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才能。

    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改革开放前30年有一个工业化过程，形成了自主的工业体系，其主要特征是仍保持了高比例的农业人口；工业化基础造就了较高的工业技能，庞大的农村人口又使劳动成本很低。这表现在产业形态上，就是既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

    美国人认为，中国低工资和高技术两者的结合，迫使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使中国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压力。

    再加上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突出的市场能力，以及国有企业绩效的改善等因素，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急剧扩大。按IMF数据，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在世界的份额是5.75%，2011年就达到17.48%，超过了美国的16.57%，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近30年，中国工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是整体被压在全球产业链低端，技术密集型工业如汽车制造业，主要组装外国品牌车，也是在低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需不振，出口加工企业纷纷关厂，产能过剩，固有的结构矛盾被暴露出来。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失误，就是一度没有把自主开发和自主创新放在战略位置上，以为开放了，只需引进外资、依赖技术引进就可以解决自己的技术进步问题，历史证明这是错误的，技术引进不能替代自主开发。这样就有一种不好的产业政策，比如依靠合资的汽车产业政策。东亚的日本和韩国，既大量引进技术，又高度注重消化吸收。追求技术自主是“东亚模式”的实质。

    从政府和企业的互动看产业政策

    我认为，政府对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产业政策的概念容易让人只从政府方面想问题，但产业政策的效应是需要检验的。

    有人说，技术创新有不确定性，政府不可能知道正确的投资方向。但企业也同样面临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是风险，风险太大时，企业是回避创新的。正因为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才需要政府参与，以降低企业的风险。

    中国作为后进者，要推进产业升级，一定要有企业进入我们原来没有的领域，去干原来不会干的事情。但领头的企业面临高风险，包括企业能否在新进入的市场中发挥出足够的能力，经受住领先者的竞争和压制；高强度的持续投资何时得到回报是不确定的。如果任由市场机制起作用，面临这么高的风险，企业最合理的行为是不进入这些领域，国家就不可能实现产业升级。由此需要政府的推动作用。

    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一些企业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进入新的高技术领域，比如本世纪初几家小的汽车企业违反国家政策进入汽车工业，自主开发新车型；再比如京东方的例子。究其原因，我认为这和中国工业的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有关。当然，这样的企业如果没有后续的政府融资支持也做不起来。

    所以，如果从政府和企业在技术突破、工业发展的互动关系这样一个视角看产业政策可能更好些。在政府和企业互动过程中，共同创造出过去没有的新技能、新知识、新经验。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说，企业和政府的作用是互补的，而不是截然对立的。怎样能做得更好，需要我们自己总结经验。

    好的产业政策，要求提高政府的能力。成为学习型的政府，要培养既懂理论又懂工业实践的专家型官员，强调职业观念。

    自主创新要重视依托已有的产业基础

    自主创新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这一观念已被社会广泛接受。我们要鼓励和支持中国的企业普遍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不能把中国已有的工业看成是由旧的落后产能构成的，其中充斥着“僵尸企业”，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自主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现有的优秀企业。

    无数高新技术领域优秀企业的发展历程说明，技术能力的发展是累积性的，是经过一轮一轮的竞争脱颖而出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会没有技术基础就突然起来了。比如一个电子消费品企业，从做影碟机到智能手机，前后产品的技术上有相通之处，包括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也是一脉相承的。

    我国工业有广泛基础，要看到它的产业链。正因为我们低端工业体系完整、市场大，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突破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政府应该重视现有产业基础，推动这些领域的企业向自主创新转变。

    比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沈阳机床集团主持研发的i5数控系统值得研究。可以从推动龙头企业自主创新开始，包括淘汰旧产能、形成新产能，帮助企业解决财务困难，不一定上多少新项目。龙头企业搞活了，它的供应链打开后，就给民营企业创造了机会，使得东北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做强做大，产业发展体制也能够改进。

    关于自主创新，有人强调制度改革创新是前提，这是片面的。制度是内生于发展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完善、改进的。

    我们要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其关键是自主创新，它需要企业的能力成长，也需要政府的能力成长，这是在实践中学习得到的；然后是体制改进。所以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体制改进是一个可以操作实施的链条。创新驱动发展，其中包括了复杂的关系，现有体制有很多还不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本身就是促进体制改革。

   

王忠宏*：全面总结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经验（二级标题）

从我国经济现状看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第一，在新旧产业转换阶段，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从我国工业化发展趋势看，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过去十年高速增长，现在重化工业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中长期看房地产业增速也要掉下来。接下来可能是高科技产业、装备制造业、服务业新旧转换的过程。在新旧转换的窗口期，政府面临新兴产业的培育，传统产业升级和落后产能退出三方面的问题。

    现在是关键的时期。新兴产业比如集成电路的战略性意义更加突出，这涉及国家产业安全。还有智能汽车、物联网等等，也涉及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第二，转换时期出现的产业分化，需要国家政策的指引和协调。过剩产能退出涉及就业和社会稳定，需要完善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新兴产业要抢占制高点。随着我们部分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也不会让你轻易地获得技术，必须推进自主创新。随着信息网络、材料、机械、生物、能源等新技术的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新兴产业群体不断兴起，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这是各国综合实力转换的重大时期。这里就有产业领导权的争夺问题。

    第三，面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有政策推动破解。重化工业带来的高耗能、高污染问题正带来全方位影响，绿色化、清洁化、节能环保成为产业发展的趋势。仅靠市场机制是不能推动绿色经济的，必须有政策的推动。

第四，各国都在运用产业政策提高本国的竞争力。美欧国家大力推行“再工业化”政策，进行全价值链竞争；新兴经济体也在努力增强产业竞争力。这两方面的挤压，对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严峻的挑战。

    美国的产业政策，包括几轮制造业复兴计划，设立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以及能源产业政策等。今年美国第一智库布鲁金斯提出要发展50个新兴产业。奥巴马前几年提出未来十年要建设45家制造业创新网络，现在有9个正在建设（增材制造、数字化制造与设计创新、轻质金属制造、复合材料、下一代电子电力制造；半导体、光子集成、清洁能源、创新纤维纺织研究所在筹建中），由政府、企业和大学合作推行。

    德国出台了工业4.0计划，它还有一个升级版叫智能服务世界，即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集成，实现面向消费者需求的制造业服务化。

    英国选择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七个潜在领域，2010年开始设立7家技术创新中心（细胞疗法、数字化、未来城市、高价值制造、海上可再生能源、卫星应用、运输系统）。

    法国近期搞了一个新工业计划，树立34个优先发展项目，计划用10年时间重振工业强国雄风。他们列出国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第五，当前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产业政策发力。OECD提出，知识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新要素，它分成三大类：一是信息软件和数据库，二是专利、版权、设计商标，三是品牌资产、人力资本、网络、还有技术诀窍、广告。这些领域都是中国比较薄弱的环节。

    总之，从产业发展规律看，产业政策是需要的，真正的问题是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

    全面认识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经验

    第一，产业政策的成效，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争议。最富争议的是如何看待政策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比如今天看一个产业发展得好，其原因可能包括宏观经济环境诸多因素，其结果和之前的产业政策有多少关系，很难定量分析。

    第二，产业政策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比如在金融危机后，美国三大汽车集团破产，它也有汽车产业政策，但其效果不好。法国搞了好几年工业计划，它的发展目标也没有实现。韩国的航天也搞得不好。所以不能一味要求中国产业政策只许成功。

    第三，用不同的标准评价，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人们认为日本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产业政策做得不错；但美国管理学家波特在一本书中讲到，日本的汽车产业竞争力跟日本的汽车产业政策没有关系，甚至认为日本当时的产业政策是错误的。

    第四，对一个产业政策的评价有不确定性。短期内你认为不成功的产业政策，多年后可能发现这个政策还不错。它需要时间的检验。同时，不同发展阶段，产业政策本身的内容也在变动中。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认为，后发工业国家在追赶过程中，要将有限的物力财力聚焦到某一产业，但后期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到高新技术发展阶段就更需要鼓励创新的政策。

从中国的产业发展看产业政策

从总体看，我国的高铁、核电、水电，新能源等产业做得不错，装备制造、核电、高铁、信息技术等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小。

    高新产业的技术路线有很多不确定性。例如新能源汽车技术的选择，我们倾向搞全电力，丰田认为混合动力最适合目前的发展情况。我们的集成电路工业基础薄弱，但它是当代各工业部门的基石，2015年我国成立了集成电路基金。生物技术的差距比较大。大工业需要大资金投入，建设大工厂是要素和投资驱动。信息经济时代，无形资产、软要素在某种意义上更加重要，这就需要整个产业政策的变化。所以，产业政策实际上是一个互动循环的过程，而不仅仅在于执行。首先要评估是否制定某项产业政策。其次，制订产业政策时，参与制订的人员是否考虑利益相关方，制定人员的素质如何。第三是国家领导人的决心。

    所谓倾斜性产业政策就是选择冠军企业和重点行业。但是带来的问题可能是寻租或者低效，不排除也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

    地区政策对国家产业政策可能是支持，也可能消解。地方政府是影响产业政策实施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合意则执行，不合意就不执行。这是我们产业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今后产业的发展要适应五大趋势、强化四方面保障、增强三大动力、构造良好产业生态系统、促进国际分工地位显著提升。

    五大趋势：一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二是绿色化。三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四是新型网络技术推动管理扁平化。五是平台化，比如法国施奈德公司，从原来的制造企业转型为能效管理专家，现成为数字化服务平台企业。沟通全球需求和供给，就像中国的阿里巴巴、小米等等。

    四方面保障：一是人才，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三是基础设施，包括智能基础设施、互联网，四是资金的支持。

三大动力：体制保障，技术驱动，应用拉动。

产业升级的主要任务

第一，深化体制改革。新技术发展需要破除体制的障碍，产业政策重在营造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搞好科技人才教育。

    第二，制定产业政策要有科学的评估，政策的实施要定期评估。

    第三，创新链和产业链相互促进，提高基础能力，抢占关键技术和产业制高点(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管理基础）。中国的企业管理是大问题。今后的中国企业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个是大冠军，像华为、高铁等等，形成一批跨国公司。另外会产生一批“隐形冠军”。过去10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一些行业带动了一批隐形冠军的出现。它们在细分行业市场份额很高，研发投入很高，管理先进，但目前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德国在全球有1307家隐形冠军，中国现在只有68家。

    第四，加强人力资源、研发和品牌投入，推进新要素增长战略。

    第五，合作创新，优化产业组织方式。

    第六，促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发展新动能，应该包括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不能简单地讲新产业、新技术，要基于中国庞大完整的制造体系。

    第七，重构产业价值链，统筹布局，提升制造业整体竞争力。中国的东、中、西部实现分工协同，比如东部搞研发设计和服务，中西部地区做加工，面向全球市场。提升控制能力是今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传播的趋势。

 

汲凤翔*：保护和支持制造业是当务之急

    从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看，当前应该把保护和支持制造业作为产业政策的重点。我国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到了必须高度重视的程度。 

关于产业政策，社会上有争论是正常的。没有哪个国家没有产业政策，但是怎样制定和实施，实施到什么程度，是个大学问。

    从统计数据看制造业的重要地位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的构成来看，第一产业从1978年的近30%降至现在的9%，第二产业从接近50%降到40%左右，第三产业从不足25%提升到50%以上。这被认为是结构调整的重大进展。

    在第二产业（含工业和建筑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有所下降。工业增加值中制造业占80%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数据（按当年价格），1978年我国制造业产值600亿美元，2013年为2857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24.1%。从2010年起，我们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2013年，世界前10位制造业大国分别是（亿美元）：中国、美国（19954），日本（9050），德国（7603），韩国（3687），意大利（2949），法国（2859），印度（2834），英国（2601），巴西（2591）。   

    1990年代以来，世界制造业总量中，中国所占份额逐步提高，美国逐步下降。1997年中国制造业占比只有5.6%，2010年达到18.5%，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当年美国占17.6%）。2002年美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是26.6%（1950年代近40%），2013年降至16.8%，2015年又提高到17.3%。制造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国民经济20个大门类中，制造业比重最高，影响最广，对经济总量、就业、进出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我国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达40%。进入新世纪以后，制造业比重从最高年份2006年的32.7%逐年降至2013年的30.1%，其原因主要是服务业占比上升很快。

    相比之下，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19.6%逐步降至2014年的12.3%。近几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制造业回归计划，开始收到成效。

    制造业是最重要的提供就业的部门。2003-2014年，城镇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980万增加到5243万。2013年经济普查显示，全社会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是1.2亿，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30%。

    我们的对外贸易是制造业支持的。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比重不到50%，2014年已占95.2%，其余4.8%是农业产品和矿产品。服务进出口长期逆差，2015年逆差达到1300多亿美元。

    所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并不是传统产业就不重要，人永远离不开吃穿用。中国是一个大国，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小国只靠旅游业或一两个产业就可养活全部国民，大国不可能如此。所以，应该像重视农业一样，把制造业作为一个基础产业来抓。

    我国制造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在技术水平、产品开发、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我国制造业面临巨大挑战。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我们依托廉价人工和资源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失。最近美国有研究认为，考虑到中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中国制造业成本现已接近美国的90%。加上资源环境成本上升，这可能是外资企业退出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美欧国家正在实施制造业回归，周边东南亚、印度也是虎视眈眈。

    第三，我国市场环境严峻，市场秩序混乱。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对优质产品形成逆向淘汰。

总之，我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正逐渐消失，如果再不加以重视，任其自生自灭，就会有很大危机。

保护和支持制造业的建议

    当前制定产业政策，要把保护和支持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作为当务之急。当前规划重点发展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视发展服务业固然很重要，但不能把已经有的产业看作可以轻视的东西。传统产业也要技术升级，也应该保护支持。产业实际上没有新旧之分。今天讲产业政策，首先要重视保护好来之不易的制造业大国地位。

总结我国产业多年发展有以下几点经验：

第一，产业政策不要太具体，它应该是一些政策、法规、税收财政政策。制定产业政策的人也要努力把握具体行业的技术特点和发展方向。 

    第二，要重视制造业成本问题。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去就下不来，只能说增速慢一点。要想办法降低利息和税收成本。

    第三，要像重视安全生产一样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想当制造业强国，必须有一个好的鼓励创新的法规环境，如果刚出现一个新产品就都来山寨，谁还愿意下苦工夫研发创新。

    最后，要重视吸引人才。发展制造业，最重要的是高端人才和实际操作的技术工人。我们应该把德国的学徒制度、培训制度搬到中国来，长期坚持下去。

 

曾兴球*：要重视宏观层次的产业发展规划

    产业政策是一个老话题。1980年代，马洪同志曾就产业政策问题组织过多次讨论，非常重视。产业政策始终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每个国家都有，没有产业政策肯定是不行的。

    美国的能源政策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

    我是搞能源的，在美国也待了很长时间，美国今天能够把页岩油、页岩气搞到这样的程度，可以归结为产业政策的成功。1970年代卡特开始提出能源独立，历经四代总统，坚持不懈，这条政策始终没有变化，到2005年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其中也有曲折，奥巴马起用朱棣文当能源部长，他是主张搞生物质能源的。后来米歇尔主持突破了多级水力压裂技术。这应该是21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技术发现之一，推动了全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这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他们产业政策的成功。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所以，说政府不管产业，是不可能的。

    去年6、7月份，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组织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怎么发展。研究的结论是，各国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调整发展方向和产业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全社会的进步。这是联合国做出的一个决议。

美国人自己也承认，美国政府不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但是要用产业政策来调整企业的发展方向。

    目前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

    首先，宏观政策研究不够，国家发展的整体方向研究不够。比如说能源行业包括五大类，到底发展什么，目前还没有总体的规划，是发展油，还是发展气，还是以煤为主？能源战略思路始终不明确。发改委的规划目标，2030年可再生能源要占到15%。但目前的产业政策却不鼓励实现这一目标。天然气政策也存在问题。宏观范围天然气是过剩的，但局部范围可能供应不足，究其原因，还是能源政策不合理造成的。

    其次，我们不是没有产业政策，但以具体行业内的政策为主。按照美国的分法，有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产业政策。所有落实到企业层面的就是微观政策，如果用微观的政策代替宏观产业政策，一定会出问题。如果在行业层面没有系统的研究和政策，仅靠给企业发文件做调整是不够的。

    最后，我们是以文件、通知、规定来代替产业政策，而不是用法律规制产业发展方向，所以行为不规范，监督不到位，已有的产业政策又不落实。这就是目前我们存在的问题。

    对产业政策的几点建议

    第一，要在宏观层面解决，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我们的产业政策，把宏观的产业政策概念和微观的产业政策概念严格加以区别，把广义的产业政策和狭义的产业政策，用法律的方式规范起来，区分清楚。政府职责是管理经济的普遍行为，规范企业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护企业利益是微观的事情，不能互相替代。

    第二，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发展阶段，我们是一个大的经济体，又是发展中国家，照搬美国的政策思路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那样弱势产业没办法得到扶持和保护。

    第三，坚持市场机制。产业政策毕竟是政策性的，市场靠政策调节。坚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的产业政策要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四，要有相应的经济、法律手段，包括监管手段要配套。没有监管的产业政策是空头支票。例如，各方面都有过剩产能，有些领域产能越过剩投资越旺盛。这就是我们在经济法律范畴里，没有认真地做好监督工作。

    第五，对宏观的产业决策，不能只靠政府，要官、产、学共同研究定位，哪些是长线，哪些是短线，哪些需要相对垄断集中，哪些更需要市场化。否则产业政策就没有办法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第六，利用好外资。我们应该朝哪些方向投资，引进哪些外资进来，哪些中资应该“走出去”，应该用产业政策来调整，而不是靠企业家个人做决定。应该说所有的腐败现象都是因为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是规定了以后，没有落实执行到位。

第七，鼓励与加强科学技术创新。现在企业转型升级之所以慢，是因为技术创新发展慢。产业技术潜在的空心化，是我们企业未来发展最大的危险。一定要通过制订产业政策，鼓励创新，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适应市场化的需要。

    最后，中国的产业政策要按“全、准，能”的方向坚持下去，核心问题还是政府改革转型要超前，一些主管部门应以宏观产业政策和监管企业执行政策为主，改变目前以管项目为主的现状。

 

周建军*：美国产业技术和产业组织政策的启示

   美国不是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体制，它对产业有很强的干预，包括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

    中国有学者说英国、美国很少政府干预，没有产业政策。英国学者罗思义写文章回应说：“我的国家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的国家有大量的产业政策。”美国从1776年建国开始，它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曾向国会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产业发展计划，并提出政策建议。尽管他和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在国家干预问题上有分歧，但从历史来看，美国一直是“按杰斐逊的说法去说，按汉密尔顿的做法去做”，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服务于资本的利益和经济的发展。例如建国初期对本国制造业的保护，支持制成品的出口，对进口资源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实行免税政策。这种体制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从1820年到1931年，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达到35%-50%。直到它的经济实力和工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后，进口税率才开始下调。另外联邦政府向工业企业提供联邦土地，并给予补贴等等。以明确的或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是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政策演变史。 

    20世纪，美国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地主导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DTV等一系列重要科技产品的研发，甚至推动了硅谷本身的创新和繁荣。例如著名的硅谷，它的发展不完全是靠自由市场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在其发展早期，政府投入了非常多的钱，它也是硅谷很多企业的重要采购方。像英特尔、苹果这样的公司极大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

    美国政府实际上非常重视高端制造业，对在高端制造业前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政府做了大量投资，这是其产业技术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通过提供担保等形式支持中小企业，包括支持300多家小贷公司做风险投资；政府也直接资助科学技术研究。在过去60多年里，美国政府投入了4万多亿美元用于产业技术的研发支出（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科技研发支出约5000亿-6000亿人民币）。

    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以反垄断政策为主。原来对企业合并、产业集中限制很多。1970年代之后情况有很大变化，它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导向，允许企业合并，实现规模经济，聚集技术创新资源。比如英特尔和AMD两家企业，按照美国《反垄断法》是不允许进行合作研发的，但现在这个规定已经取消了。 

美国的产业政策有三点启示：

第一，所有的国家都在实行产业政策，其形式有所不同，或明或暗，但都是自觉的行为。

    第二，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政策的共同存在，是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

    第三，中国要肯定自己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要坚定道路自信，排除干扰，制定好和实施好自己的产业政策。对现有的产业政策进行深化研究、科学评估和优化完善。

   

江宇*：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对产业政策问题，可以从几个视角来看。

    第一，从理论角度看，市场是有交易成本的。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如果市场完全有效，这个世界就不需要企业、国家或家庭了，所有的事到市场上去买就行了。正因为有交易成本，所以需要组织。如果很多企业分头搞同一技术的研发，是创新资源和创新效率的极大浪费，这就需要超越单个企业的行业科研组织。再比如给专业人才发职业证书，如果政府或特定组织不管，企业用人就得自己去试错，这对全社会来说也带来很高的成本。

第二，作为后发国家，只有通过政府设定正确的产业升级路线，才能避免在全球的分工定位中被锁定。现在我们在一些领域已经站在技术前沿，其任务不仅仅是模仿和追赶，还要实现超越。超越方向的选择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集中专家和各方面智慧，也需要政府的指导意见。

    第三，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视角看，医疗领域、药品行业技术含量非常高，新药利润很高，但对改善人的健康不一定真有好处；而用于预防疾病和增进健康的医疗产品经济效益并不高。为了广大人民的健康也需要产业政策。

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与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成功的解读有关。如果仅仅将其归结为市场化和民营化是不完整的。前30年的经验今天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建国初期为什么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当时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市场不完善，但我们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组织成本很低，这样的制度安排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现在有人认为“一五”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违背经济规律，实际上没有自己的重工业为各行业提供机械装备和能源，轻纺工业和农业机械就发展不起来。由于在前30年基本形成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才有物质基础，才能让中小企业、消费工业焕发活力。

    现在我们的工业领域，竞争性比较充分的一些行业出现饱和或者过剩，主要问题又集中在缺少基础性、战略性工业的牵引上。我们需要明确产业发展的方向，加强对基础性、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提高产业组织的能力和产业集中度。这需要适当集中权力才能够实现。   

 

贾涛*：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需要国企体制

论证产业政策是否必要或正确，要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分析。后发国家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追赶、在一些特定产业上取得发展，必须选择国有企业体制。因为发展中国家一般没有充足的民间资本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如果他们不愿意放手让外资主导自己的核心工业，那只能由国家集中力量去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有经济可能要在某些领域逐渐退出。

关于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当前社会上对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存在有争议。我认为要把“与民争利”和“与民企争利”区分开。在市场监管和社会调节政策没有太完善的情况下，国有经济不能退得太快，否则可能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不如让国有企业更多地履行社会公平、贡献税收和国有资本预算的职责。对民营企业家，赞成他“能挣多少挣多少”，但国家要“能征多少征多少”。社会调节、二次分配一定要做好。房地产明明是公共投入为土地增值创造了条件，卖房产生的超额地租不能完全归个人所有，应该由国家调节。

    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看，国有企业在技术研发领域，特别是一些重大基础性技术方面是有优势的。例如河南开封的空气压缩机产业集群。原来我国在这一领域技术很落后，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通过吸收消化在成套设备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后随着体制转轨，很多技术人员跳槽到民营小厂，结果形成国企和民企在不同规格产品间的分工格局，促进全市空气压缩机集群的成长。

    若说美国是完全“自由放任”是不顾事实。华为几次想收购美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都铩羽而归。他们说，美国表面看是一个很开放的市场，其实是最不开放的，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是两回事。美国很早就设立了外资审查制度，他们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条条框框很多，对认为涉及本国安全的并购案审查非常严格，哪怕10%的股权也不行。现在是国家竞争的时代，在“自由市场原则”和本国现实利益之间如果有冲突，当然是国家利益至上。  

                              

孔丹*：看问题要全面，解决问题要务实

    最近的产业政策争论，是长期以来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争论的延续。有些人好比庸医看病，不管什么病只开一个药方：说你的问题就是市场化程度还不够，要进一步市场化。他们对实际运作不清楚，不知道国家实际应该做什么，正在做什么。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把它做好。

    当前在发展路线上，有一些影响到决策的思想，以及对政府产业规划工作的批评。真正的重点，应该关注怎么搞产业政策，从政府角度看，都有哪些经验教训。

现实工作中，政策的实施一定是政府和企业的互动。不可能完全是企业的市场行为，也不可能完全是政府的计划行为。不能一说权力、政府干预就是负面的，我们不能片面认识。说国企垄断，其实提高集中度不一定都是负面的。

今天谈的产业政策，更多偏重于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不能离开原来的产业基础。例如“互联网+”，如果把客户需求和产业以及互联网联系起来，这其实是一种提升，而不是把传统产业放在一边。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开放。尽管改革开放前30年体制有封闭僵化的问题，但还是建立了一个自主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加入WTO之后，产业发展受到一些法规的限制。其实市场壁垒有多种，不光是关税壁垒。实际上做事情不是简单的市场化。我们必须对本国的重要企业实行支持政策，因为有些外企进入中国市场是有明确的博弈目标的。

 

（编辑  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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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演变

2003年以来，由于中国的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压力之下。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终于同美元脱钩，进入缓慢升值通道。央行一直表示希望看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双向波动。但是这种波动始终没有出现，人民币缓慢升值（偶有贬值）的过程维持了差不多十年。201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突然贬值。这期间的贬值实际上是央行为了惩罚投机者有意压低人民币汇率的结果。尽管进入第二季度以后，人民币又重回升值通道，但十余年来,市场对人民币所持升值预期开始发生动摇。自2014年中旬开始，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中国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图1），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开始上升。

图1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面对贬值压力，央行加强了对汇率中间价价格的管理。2015年8月11日汇改前，即便上日人民币兑美元收盘价逼近汇率浮动区间的下限，央行制定的当日中间价一般都会稳定在6.11的水平，有时甚至还会略有升值 （图2）。

图2  人民币中间价与上一日收盘价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然而，虽然央行可以控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CNY），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CNH）则是鞭长莫及。因而，一方面是CNY中间价稳中有升；另一方面是CNH的下跌。CNH与CNY的偏差一度达到200个基点。当时，中国政府正积极争取使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IMF在2015年8月5日发布报告指出，SDR货币篮子在定价过程中，需要用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为SDR中的人民币计价。IMF认为央行公布的中间价汇率同真正市场化的汇率相差2个百分点，不适合作为定价汇率。此外，IMF还指出：由于CNY和CNH之间持续偏离，如果SDR中的人民币以CNY中间价计价，持有CNH计价境外资产的投资者，将无法对SDR进行定价以及对冲风险。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促进CNY和CNH的收敛。

也许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15年8月11日，央行决定于2015年8月11日推出对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与此同时，央行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了1.9％。这种大幅度的贬值是过去所没有过的。

“8.11”汇改释出的信号是汇率中间价将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收盘价”），央行将只保留对汇率变化速度的影响（“波动幅度”）。“8.11”汇第一天人民币汇率前所未有的大幅度贬值颠覆了长期以来市场所形成的“人民币对美元基本稳定”的预期，在岸市场人民币贬值预期骤然上升。由于央行对离岸市场干预能力较弱，CNH的波动开始急剧放大，反过来又影响到CNY的定价，进一步强化了贬值预期。

贬值预期的上升导致资本外流加剧，后者又进而导致人民币的实际贬值。市场上出现贬值è贬值预期è贬值的恶性循环趋势。在人民币汇率连续两个工作日触及浮动区间下限后，8月13日央行强力入市干预，宣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一次性调整已经完成，中止了汇改实验。

8月13日以后，大多数市场人士认为：央行的基本上执行了“爬行钉住”的汇率政策。通过大力干预外汇市场维持汇率稳定，甚至使汇率有所上升。在2015年第四季度的一段时间内，当市场的汇率预期趋于稳定时，央行就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听任人民币小幅下滑（或暗中让人民币贬值，以释放贬值压力）。但是，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很快又导致贬值预期的升温，贬值压力的加剧。为了恢复汇率稳定，央行又急忙入市干预，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央行消耗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外汇储备。

    2016年1月，当时央行官员发文宣布“中间价报价机制将会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即保持一篮子汇率的基本稳定”。2016年2月央行进一步地明确，中间价的形成机制就是前天的收盘价加上24小时篮子汇率的变化。

 “收盘价+24小时篮子汇率变动”下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决定

2016年1月对汇率制度的进一步调整，实际上是修改了每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定价规则。规则的具体内容是：当日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的变化等于上个交易日收盘价相对中间价的变化与过去24小时篮子价格不变所需要的中间价变化二者平均，得到下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举例来说，假设上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6.1，收盘价6.2；为了维持篮子价格过去24小时不变而需要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6.15，即为了保持货币篮子价格不变——假设这个价格指数为100——所需要的汇率变动为6.15－6.1＝0.05。这样，由于6.1＋[(6.2-6.1)+(6.15-6.1)]/2=6.175，当日人民币中间价就被定为6.175 。

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CFETS、BIS和SDR。虽然央行并未明确告诉市场它最终选用的是哪个货币篮子。但市场的普遍看法是，央行选用的货币篮子是CFETS。这个货币篮子由13种货币构成，每种货币都有给定权数。与过去的秘而不宣不同，央行这次公布了CFETS货币篮子的构成货币和每种货币的权数。所有这13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数，即CFETS指数。根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定价规则，CFETS指数变动不仅受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而且受指数中美元对其他货币双边汇率变动的影响。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的变动主要表现为美元指数（dollar index）的变动。在每个交易日开盘前，根据央行给出的计算公式和当日美元对其他货币双边汇率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算出为了使当日CFETS指数对上日CFETS指数不变的当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反过来，先给定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任何人也可算出当日的CFETS指数。

“收盘价+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利弊

同仅仅根据上日收盘价决定当日中间价的汇率形成机制相比，新汇率定价机制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缓和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预期。例如，在“收盘价”机制下，如果上日的收盘价对中间价下跌1％，市场就会预期今日中间价将比上日中间价下跌1％。如果在以往的一段时间内，中间价连续下跌，市场就会倾向于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间价将继续下跌。而要改变这种预期，是相当困难的。但在引入货币篮子之后，情况发生变化。因为根据新的定价机制，即便上日人民币收盘价对中间价下跌1％，当日中间价下跌幅度不仅可能小于1％，而且可能同上日中间价持平甚至上升。

从较长期来说，由于市场难于预料美元指数的变化趋势，即便市场相信人民币在将来还会承受贬值压力，下注未来特定时间或时段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跌的风险增加。因而，新汇率安排可以减轻卖空人民币的压力，从而减轻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压力。

中国已经在2005年7月21日放弃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除非发生及特殊情况，中国不会恢复这种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惧怕自由浮动对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冲击，中国也无意施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虽然2015年8月11日汇改是迈向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一步，可惜三天之后就被搁置。现在的“收盘价＋24小时篮子汇率变动”制度则是一种试图面面俱到的折衷方案。央行希望通过实行这种汇率制度同时实现：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少外汇损耗和维持资本自由流动这四项甚至更多的目标。当然，同时完全实现上述四个目标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情况下，只能是每个目标都部分得到实现。

理论上，“收盘价+篮子货币”是两种汇率形成机制。一种是参考收盘价的浮动汇率。另一种是钉住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单独来看，两种机制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合在一起，两种机制是否能够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对“收盘价”和“收盘价＋24小时货币篮子变动”两种中间价决定机制在人民币存在贬值压力情况下对汇率预期的影响进行对比。

假设由基本面决定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变，在“收盘价”机制下，在第一日，收盘价对中间价贬值2％（触及波动区间下限），而且在此后的数日内，收盘价对当日中间价持续下跌2％，根据外推预期和适应性预期，市场就会倾向于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的中间价每天将大致下跌2％，直至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全部释放。如果这个过程持续20个工作日，人民币对美元跌幅将达到20％。大概正是因为担心发生这种状况，央行急忙结束了“收盘价决定中间价”的改革。

如果引入“24小时货币篮子变动”，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呢？假设由基本面决定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变，美元指数也不变。根据新的中间价决定公式，市场预期的第二天人民币中间价的下降幅度将是以前的一半。这样，在引入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幅度将会减少、但贬值压力释放的时间将延长。市场预期的改变对贬值压力本身恐怕不会有大影响。此外，为使人民币按新规则决定的轨迹逐渐贬值，央行所必须花费的外汇储备恐怕也不会减少。

如果美元指数下跌，把收盘价下跌2％和为了保持货币篮子稳定所需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相加再除以2，第二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比上日中间价的下跌幅度不仅将小于1％，而且可能会升值。这样，按给定公式决定第二天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央行就需要比在“收盘价”机制下更大规模地干预外汇市场，消耗更多的外汇储备，积累而不是释放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但人民币在央行干预下的升值至少在短期内有助于抑制市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

如果美元指数上升，把收盘价下跌2％和为了保持货币篮子稳定所需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相加再除以2，第二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比上日的下跌幅度不仅将大于1％，而且可能大于2％。这样，按新公式决定第二天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意味着可能将允许人民币更多地释放贬值压力[1]。因而，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和外汇储备的损耗可能相应减少。从2016年2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无论美元指数是升是贬，篮子货币都在持续贬值。美元指数升值，中间价应该下跌。此时，央行借机释放贬值压力，使中间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结果导致货币篮子指数下跌。美元指数贬值，中间价应该上升。由于市场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为使中间价上升，央行本应该强力干预外汇市场。但央行不愿意过多消耗外汇储备，因而并未强行推高中间价。这样，货币篮子指数自然也是下降。似乎可以说，央行在确定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时，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相机决策的方针。

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情况下，引入货币篮子只是延长了人民币贬值过程，使贬值压力得以缓慢释放，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使外汇市场延长了失衡的时间。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失衡是永久性的。其制约条件是外汇储备的拥有量和对冲政策的可持续性。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失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纠正，其制约条件是经济对汇率波动的承受能力。“收盘价”制度是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迈进。“收盘价＋24小时货币篮子变动”是从浮动汇率制度方向的倒退。

总之，新的汇率制度透明性强，下注人民币单边贬值的风险增加，因而可能有助于抑制贬值预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贬值压力。但是，新的汇率制度在升值或贬值压力得到释放之前，任何旨在对汇率中间价实行控制的汇率形成机制都无法形成汇率双向波动的局面。

2016年2月推出新汇率制度之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趋稳态势，甚至一度贬值趋势出现逆转；CNY和CNH汇差趋近于零；在汇率预期趋稳的同时，外汇储备的减少也明显趋缓。不少人把外汇市场形势的好转归结于新汇率制度的成功。但是，形势的好转也可能主要是央行加强资本管制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显著下降的结果。对比人民币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走势会发现（图2），2016年1月正是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由弱走强的转折点。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一旦美元指数再次大幅度上升，资本外流加剧，中国外汇市场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时，我们是否会再次遇到8.11汇改后到2016年2月这一段时期的汇率形势？在那种情况下，引入或不引人货币篮子对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可能不会有很大改变。中国货币当局所面临的仍将是过去十多年的老问题：让人民币浮动还是不让人民币浮动？是维持资本管制还是放弃资本管制？是动用外汇储备还是不动用外汇储备？最后的问题是，对冲政策是否可以持续实行？

从历史经验来看，人民币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走势基本一致（图3）。

图3  人民币汇率与新兴市场货币走势（“8.11”汇改之后）

注：以2015年8月12日为基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是指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幅度，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幅度是指11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相对美元加权平均升值幅度。新兴市场货币包括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印尼卢比，泰铢，菲律宾比索，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南非兰特，墨西哥比索，巴西雷亚尔。

2005年-2008年，人民币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均对美元升值。升值速度和幅度基本一致，三年升值了10%-15%左右。2008-2010年，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2010年7月-2011年7月，人民币和新兴市场货币均对美元升值。

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二者走势出现较大偏离，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则继续升值。但这也是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发酵期。（图4）

图4  人民币汇率与新兴市场货币走势（2005-2016）

注：同图3注。是2005年7月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及11个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相对美元的走势。所有汇率均以2005年7月22日为基期。

2014年7月至今，新兴市场货币贬值35%，人民币对美元仅贬值7%。“8.11”汇改后，新兴市场货币每贬值10%，人民币汇率贬值约2.2%。目前，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状况是良好的。贬值并未摧毁这些国家的经济，反而帮助这些国家之中的多数走出了困境。为什么偏偏我们这么害怕贬值呢？

克服汇率贬值恐惧症

无论是过去的“8.11”之前的中间价管理，还是最新的“收盘价+篮子货币”机制，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实质依然是“逆市场的预期管理”。这种政策主要通过三个主要环节实现汇率稳定：首先，在市场普遍预期汇率会贬值的情况下，通过持续干预，将汇率稳定在给定水平、甚至使汇率有所升值。其次，通过持续的汇率维稳，打破贬值预期。最后，贬值预期消失导致资本外流减少、贬值压力消除，汇率实现自主稳定。换言之，在此后不需要动用（或少量动用）外汇储备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也能维持稳定。

迄今为止，我们的害怕汇率浮动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不过是：在过去是害怕升值，现在则是害怕贬值。在2014年以前，央行一直在为打破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预期”而努力。现在则是想方设法，包括通过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扭转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通过扭转预期进而消除贬值压力。

虽然汇率升值预期或贬值预期虽然能够加剧热钱流入或流出，但并不是产生汇率升值或贬值压力的初始原因。当年的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现在的贬值压力则主要来自资本项目逆差。基本的因果链条是：资本外流è国际收支平衡恶化è贬值压力上升è贬值预期è资本外流è……。预期并非无源之水，并非上述因果链条的起始点。即便市场相信央行将继续致力于汇率维稳，相信汇率在相当时间内不会贬值，汇率的贬值压力也并不一定会消失。这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在一段时间内的稳定和因此而建立起来的稳定预期，只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某些项目，对其他项目的影响则有限。例如，在确定贸易差额的模型中，一般根本不包括汇率预期这个变量。又如，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国和引资国经济增长的相对前景等“吸引因素”和“推出因素”，而不是汇率预期。资本外逃则更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影响资本外逃的主要诱因已经超出经济因素。预期是建立在经济基本面基础之上的，从根本上是由基本面决定的。汇率预期可以影响汇率的变动路径，但不能改变汇率变动的基本趋势。

从2005年至2014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始终“打而不破”，升值过程持续了近十年。央行为抑制人民币升值持续干预外汇市场。由于人为拉长了汇率的调整时间，套利、套汇资本（热钱）乘机不断流入，为投机者造就了千载难逢的一场盛宴。汇率相对稳定的代价之一是过度积累外汇储备。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净债权国，但却要长期为自己的债务国——美国付息（维持投资收益逆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民福利的损失是巨大的。如果当年中国及早让人民币升值，中国就不会遭受这类损失。

同样，中国如果坚持“8.11汇改”，并进一步取消浮动区间限制，人民币贬值恐怕已经到位。长期以来，央行一直希望实现人民币对美元双向波动的局面。但这局面始终没有到来。究其根本就是外汇市场偏离均衡状态。当人民币汇率低估之时，除非完全释放升值压力，人民币对美元双向波动的局面就不会出现。反之，当人民币汇率高估之时，除非完全释放贬值压力，人民币对美元双向波动的局面也不会出现。

当前，外汇市场的市场供需依然无法出清，短期利率下行空间受阻，企业普遍持币观望。除非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趋势性变化，人民币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贬值压力完全释放之前，资本外流依然会暗潮涌动，对人民币进行投机性攻击活动也很容易死灰复燃。为了避免外汇储备的进一步损耗，严格的资本管制在所难免。但这种管制将会妨碍正常的贸易结算和资本跨境流动。逐步释放贬值压力的政策，正如当初逐步释放升值压力的政策一样，调整期拖的过程，必然产生一系列副作用。缓慢的贬值对维持金融市场的平静可能有所裨益，但更多的是方便了投机者的获利平仓，甚至是方便了资本外逃。消除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最佳办法依然是让人民币尽快实现自由浮动。

我们应该看到，汇率波动甚至大幅波动是世界各国经济生活的常态。人民币贬值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货币大幅度贬值，如贬值25％以上，主要会产生四个问题：通货膨胀；银行资产负债表币种错配；主权债务危机；企业外债危机。我国只有第四个问题比较突出。在过去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中国企业借入了较大规模的外债，一旦人民币贬值，企业的人民币计的债务有可能会急剧上升。不过，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企业外债已经大幅度减少，应该不会因为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而受到不可承受的冲击。

目前最常见的说法是，一旦贬值，信心动摇，人民币就不知道要贬到哪里去了。这种说法有何根据？在世界经济史上什么时候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经济增速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速、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金融资产收益率高于美国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货币会贬值20%到25%！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不支持人民币大幅贬值。即便汇率出现暂时超调，最终还是会回到由基本面决定的水平上。更何况中国还有资本管制这一道最后的防线，我们就没有必要对短期的、波动性的贬值过于担心。

如何看待外汇储备损耗

中国汇率维稳政策，导致外汇储备的急剧下降。2015年中国外汇储备比上年减少512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事实上，IMF的资金总额总共不过6600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其间为稳定金融所动用的资金总额也就3500亿美元。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确实积累了过多的外汇储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减少是一件好事，事实真是这样吗？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处于双向波动状态，中央银行一般不会动用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的数量被压缩到很低水平。即便不得不干预，外汇储备的增减数量有限、且变动应该是大体对称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外汇储备的一时减少，确实不必过于萦怀。但是，如果汇率缺乏弹性，无法反映、调节外汇供求，使一国不得不长期积累外汇储备或长期消耗外汇储备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国际失衡状态长期不能得到纠正，必将导致严重资源的跨境、跨时错配。这种状态的持续，不仅会造成国民福利损失，而且可能导致金融、货币危机的发生。

由于长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国外储的主要功能已经不再是熨平汇率波动或维持本国金融安全。在更大程度上，外储已经成为是国民储蓄的一种形式，是国家花费极大代价换来的一种战略资源。

在过去20年中，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可以视为过去三十年中国为迎接迎接人口老龄化所作的储蓄（这种形式的储蓄是否是资源跨代配置的合理形式这里置而不论）。

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所积累的外汇储备又可以主要分成两部分：长期资本（主要是FDI）顺差和热钱。长期资本流入所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中国的海外资产，其收益可以部分抵消中国对外负债的利息负担（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收入）。除非代表这部分资产的外汇储备转化成为收益更高的海外资产，外汇储备的急剧减少意味着中国国际投资头寸的恶化。

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是热钱流入造成的。在人民币缓慢升值期间，套利者从事无风险套利交易（carry-trade），低价买入人民币，坐收人民币升值之利。[2]在人民币由升值转为贬值之后，人民币的缓慢贬值，则为投机者创造了最为有利的平仓（carry-trade unwinding）获利条件。

支持外汇储备巨减有利无害的最流行观点是“藏汇于民”。在人民币汇率稳定或升值期间，如果外汇储备转到国民（财政部、主权基金、企业和居民个人）手中，而央行取得其他形式的资产（或回笼了货币），则外汇储备的减少可以称之为“藏汇于民”。但在人民币处于贬值压力下，央行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导致的外汇储备的巨减，却很难说是“藏汇于民”。企业套利平仓导致的外储下降只是让少数利益集团获利，不能简单地把这说成“藏汇于民”。更何况其中的很多大企业是外国跨国公司。投机者卖空活动导致的外汇减少不是“藏汇于民”。资本外逃更不能说是“藏汇于民”。央行在人民币升值和贬值期间分别买入和卖出美元，实际上是国民代替某些部门和利益集团承担了本应该由它们承担的风险与损失，从而增加了在不同部门和社会集团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化。

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相当部分是应该用掉的，但主要应该是按市场规律，通过进口和投资用掉。外汇储备应该用于购买高技术资本品、技术专利、战略物资、帮助银行和企业解决不良债权和债务问题、缓解结构改革对企业职工的冲击、推动必有的海外投资和改善一般公众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不明智地用于抑制汇率贬值。当然，由谁和通过什么程序来决定外汇储备的使用也是重要的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

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一下子用掉数千亿美元外汇储备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藏汇于民”，在很大程度上是使本来可以由国家集中使用的资源转化为纽约、伦敦、温哥华和悉尼的豪宅和某些今后同中国不再会有任何关系的资产。总而言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或实现汇率的缓慢贬值，我们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尽量减少外汇储备在汇率维稳过程中的损耗必须纳入议事日程。

实现向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平稳过渡

考虑到一步到位实施浮动汇率，中国的资本市场可能出现恐慌性反应从而造成过度超调。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可以引入人民币钉住宽幅一篮子作为过渡措施。钉住宽幅一篮子的安排可以在防止人民币出现超调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干预外汇市场，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外汇储备的损耗。在钉住宽幅一篮子制度下，货币篮子的波动取决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波动和美元指数的波动。前者反映中国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的供求关系，后者反映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的相对变动。一般情况下可假设美元指数没有确定方向，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和美元指数贬值同时发生，货币篮子将贬值。只要篮子货币指数贬值不超过给定幅度，央行就不干预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的贬值。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时候正逢美元指数升值，篮子货币指数既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除非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幅度极大以致货币篮子指数跌破给定区间，央行就不干预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

宽幅波动的汇率制度又可分为不同类型。第一种宽幅波动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设定篮子汇率中心汇率，同时设定宽幅年度汇率波动区间。例如，以今天的人民币的货币篮子汇率水平为100，未来一年内100+/-7.5以内市场自己定，触及上下限自动转化为钉住篮子货币。中心汇率调整不应过于频繁，可以考虑在半年或1年中维持不变。参照欧洲汇率机制的经验，也可以考虑将汇率浮动区间再扩大一倍到15％。波幅越大，在未来保卫下限的干预中，央行的弹药就越充足。

由于在这个方案中，没有日中间价和日波幅，即便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导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较大波动，由于是宽幅货币篮，央行一般也不需要进行干预以维持货币篮子汇率的稳定。如果货币当局具有足够的市场公信力，且汇率水平没有严重大幅偏离基本面水平，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市场汇率会在货币篮子所规定的波幅区间内波动。即便是面临较大的贬值或升值压力，由于有着货币当局的公信力保障——而这种公信力的保障是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投机者是不敢贸然攻击货币篮子的目标区（target zone）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在贴近由货币篮子汇率上下限所限定的区域附近小幅波动[3]。这个方案可以克服“爬行钉住”的一些缺陷，特别是避免打一场外汇储备的消耗战。

但是，如果货币当局公信力不足，波幅空间得不到市场认可，很可能招致投机者对波幅限制的冲击。此时，货币当局就不得不打一场保卫人民币的消耗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考虑一种稍有不同的钉住一篮子货币制度：即货币当局只公布一篮子货币中心汇率，但不公布篮子汇率的波幅。但货币当局可以不对外公布允许的波动幅度，在波幅以内货币当局不干预外汇市场。中国经济完全可以承受大幅度的贬值。由于市场不知道货币当局所能容忍的货币篮子汇率的贬值幅度，也无从知道货币当局所能容忍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从外汇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角度看，一些投资者认为人民币已经贬值到位，变为人民币的买家。随贬值幅度加大，越来越多投资者加入购买人民币的行列。由于市场预期的分化，可能在触及货币当局的秘而不宣的底线（货币篮子汇率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底线）之前，不用货币当局出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已经趋于稳定。即便依然有投资者想做空人民币，由于贬值和预期分化，做空力量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相反，央行则此前一弹未发，仍拥有充足的弹药。即打上很大的折扣，中国的外汇储备加上相应的资本管制措施足以使货币当局守住人民币汇率底线。

相对于完全自由浮动汇率体制，人民币篮子汇率宽幅波动是个折衷方案。在这个汇率制度下，特别是在波动幅度不够宽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会受到一定限制，可能还会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但这个方案避免了汇率贬值幅度过大对经济的冲击，兼顾了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浮动汇率的好处。随波动幅度的放宽，这个方案与自由浮动方案的区别将归于消失。[4]

 

总之，在经过2015年8月11日到2016年第一季度的一系列激烈动荡之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趋稳态势，外汇储备的消耗也明显减少。但是，这种现象到底是中国汇率决定机制改革成功的结果还是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结果，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中国的汇率体制改革仍未完成。我们应该更加大胆地推进汇率改革，并为迎接一场新的汇率变动冲击做好准备。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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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当前我国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新常态下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仅靠零散的经验总结和照搬西方经济学，已经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问题需要有效的顶层设计来解决。而顶层设计离不开系统理论的指导，这套理论要契合中国的实际，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交往日益密切，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西方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在这套秩序和话语体系中，我国在经济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具有本国特色的、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经验或理论性总结，难免遭到质疑和否定，致使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经常陷入被动境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也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理论上掌握话语权，扭转不利处境，进而完善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规则。而马克思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正好能够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创新发挥基础性作用。

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之初，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并在全世界范围形成影响，政治经济学研究就需要扩大视野，面向全球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1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如果说狭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欧美为分析对象，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以及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3那么广义政治经济学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在时间上，它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且研究之前和之后的人类社会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条件和形式；在空间上，它对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进行了拓展，不仅包括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重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同一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并从中发现共同规律，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建立，恩格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向前延伸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论述了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和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广义政治经济学在苏联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广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延伸到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苏联理论家布哈林曾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政治经济学，但这个观点受到了列宁的批判。列宁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组成部分——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详尽的理论——已经实际存在，所以应当把苏联已存在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按照经济生活的现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根据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的方法论要求，继续加以发展并加以系统化。1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受到理论界的重视，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苏联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斯大林提出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或者说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古代的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于是“五种社会形态说”就成为当时国际共运中最具权威的观点。此后，苏联学者运用广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类历史的五个阶段进行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尽管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但是其对封建社会的研究实际上主要聚焦于西欧和俄国，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则主要是论述苏联的历史。

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落寞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用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逐步受到重视。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实践，就成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重要任务。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于1946年开始对广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探索。1949至1954年，许涤新出版了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原始社会一直讨论到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一开始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解放思想、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很快就发现，苏联教科书中不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没有展现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缺乏对中国的讨论。但是怎样去弥补这种缺陷，不仅受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实践不足的局限，也受到中国历史科学积累和研究不够的局限。因此，不仅毛泽东没有很好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经济学界曾围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过探索，但是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许涤新决心完成周恩来的嘱托，继续进行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于1986年写出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其中第三卷是在他逝世以后于1988年才面世。在这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中国历史占了很大篇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但随着改革开放中重大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以及西方经济理论的东渐，理论界的研究重心逐渐转移。此后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即使不能说无人问津，也至少是成果寥寥。

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机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作为理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经济史研究的深入，理论界产生了三个认识分歧：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研究范式还是否具有指导作用？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第三，它与资本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就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就不能真正普遍地坚定起来。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回答这三个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历史验证。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如果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正确认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来支撑，理论将是不完整，分析框架也是不牢固的。古人在《大学》中曾经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是这个道理。

而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被批评的“成果低端化”和“研究碎片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缺乏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学科的支撑所致。

首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又是经济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由于它属于研究周期长、知识面要求宽、产出成果慢的学术领域，因此应该引起各个方面的高度重视，在研究课题设置、研究机制、合作方式方面探索一套科学合理的办法。一是要把“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共识，把相关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凝聚到这一历史任务上来。应当为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制定出大体的任务和时间表，为各领域研究者的分工合作和任务树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研究目标，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尽管我国提倡学术研究自由选题、百家争鸣，但构建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仍需要我们动员全社会的智慧来共同努力。二是要形成能够整合各领域研究成果的机制。建立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项横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和纵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吸收各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要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机制，实现研究成果的交流与整合。三是要在国际交流中扩大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力，让我们的历史和理论“走出去”，并凭借历史和理论自身的魅力吸引更多世界级的优秀学者参与这项研究，由此形成我国在国际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

其次，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要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一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全球史的视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的规律具有深刻的共同性。越是靠近当代，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越多，特别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大大增加，而且在发展的步伐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上，也趋于同步，差异越来越小。因此，如果没有全球视野和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把握，没有对“五种社会形态”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的形式多样化和时间上的不同步有基本的认识，就很难把握和准确评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演变。二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有“通古今之变”的功能。一般来说，研究现实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学者往往缺乏历史知识和方法训练，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则往往缺乏对现实问题的了解和新理论方法的掌握。而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则可以打通历史与现实研究之间的通道。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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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升级的任务

当前，几乎无人否认中国经济转型需要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却似乎仍然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实际上，任何经济体都是由具体的产业和企业组成的，而在目前对经济政策的各种讨论中，关于新增长来源或“新动能”的产业内容是模糊不清的，这样，就会使经济政策失去落脚点。

认识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在于把产业升级看作是其他转型因素的结果（因变量），还是转型本身的基本驱动力（自变量）。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目前有两种关于产业升级的视角居于主导地位。

第一种视角关切的重点是宏观经济平衡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条件，倾向于把产业升级看作是某种宏观经济条件下的自然结果。例如最近热议的“供给侧”改革——就媒体报道的内容而言，其原始含义仍然是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市场出清、化解掉过剩产能并淘汰掉“僵尸企业”，产业升级就会自动发生。这个视角并没有真正触及产业升级本身的内容，无法解释为什么只靠 “市场出清”就可以自动带来产业升级。

第二种是传统的产业政策视角。这种视角往往提出具体的目标（如“制造强国”、“中国制造2025”等）、具体的做法（如推广“互联网+”、“智能制造”、机器人等）及其相应的支持措施（国家项目和政策）。从这个视角出发，中国产业升级的任务被定义为若干工业领域的技术突破、政府予以资助并组织专家评审“验收”。这种视角先把技术突破等同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继而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同于产业升级，它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由国家项目组织和资助的有限技术突破就一定会引发产业升级。

本文的立场是：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驱动力。虽然经济转型还包括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内容，但产业升级不仅具有独立于其他因素（如市场机制）的内容，而且是衡量转型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即生产力标准）。为说明这个立场，本文就产业升级的具体内涵提出三个命题。

第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基础广泛”的升级，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后者对于中国尤其重要。

许多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发展高新技术工业或以新的产业代替旧的工业部门。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传统”产业活动都是构成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就中国而言，未来10-20年间将有大量农村人口转变成为城镇人口，如此巨大的就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和就业需求，都远远不是少数高新技术工业能够满足的。

产业升级的实质含义是产业向较高生产率和较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转移，而技术进步是实现这种转移的基本动力。就工业发展而言，技术进步对于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两个主要形式：第一，技术创新会不时创造出全新的工业部门，成为一个国家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第二，技术进步的另一个主要形式是新技术向成熟工业部门的扩散。例如电子和化学工业的技术创新影响了从消费品到资本品的一系列工业；一些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对其他工业高端产品的需求，如汽车和航空工业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燃油、新材料和精密加工的发展；成熟工业通过吸收新技术可以出现全新的产品（如合成橡胶产品、数控机床等），这种部门间的技术流动正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创新的基本特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计划经济年代奠定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具有广泛的基础，只是在过分依赖引进技术的阶段，中国才被挤到了低端领域。因此，产业升级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这些工业向高附加值领域的攀升。我们可以思考：中国的汽车工业是一个组装外国品牌的工业，还是一个有能力不断向市场提供自己品牌新车的行业？中国的机床工业是一个依靠进口数控系统和核心功能部件的工业，还是一个自主掌握核心技术、为中国制造提供先进装备的工业？技术突破是通过产品开发来实现的，围绕着向市场提供新产品的工业活动——包括产品或工艺的开发、提供更多的服务、以新的方式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等等——同时也都是创造需求的活动；而且，正是这些经济活动在有效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劳动者的收入。因而，产业升级才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因此，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基础广泛的，绝不应理解为以“一小撮”高新技术工业去替代构成经济活动主体的现有工业。

第二，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因为造成产业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力量产生于产业发展过程本身，即来自企业的创新活动。

如果把产业升级等同于某些技术突破或以高新技术工业和服务业代替传统工业，就会导致以行政手段、以片面的思路推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做法，例如“腾笼换鸟”、以及一窝蜂建设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等“产业园”的热潮。

产业升级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操作”出来：即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如技术和组织的变化、能力的成长等）产生于现有企业的创新活动。仅就技术进步而言，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史上，许多重要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导致新工业诞生的技术，是由在位企业发明或创造的。新工业的兴起会引发大量的新进入者，但这些“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业领域的在位者，或者是从在位企业分离（spinoff）出去的新公司。因此，在位企业是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主要源泉。人们常常强调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但更不能忽视拥有成熟的技术研发机构的大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源头和骨干作用。

在位企业之所以在创造新技术和新知识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在产业活动的背后是一个知识和经验的体系。虽然中国的产业升级有自己的特点，但“规律”是不变的——新技术和新工业只能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被创造出来。因此，对于产业升级来说，让中国的企业普遍走上自主创新道路的力量，要远比由政府直接组织一些项目更重要。

第三，产业升级的实质是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所以产业升级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工业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是以累积的方式变动——新的技术和能力产生于已有的基础，然后才能逐步代替旧的技术和能力。对待产业升级的政策思维不应该存在“一招鲜”的幻想，否则就会采取事实上的“休克疗法”，以为只要有市场机制就能凭空产生必须靠能力成长才能有收获的成果。

       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前后进入一个罕见的高速增长期，中国工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是低端部门和高端部门的同时存在。在其背后，是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劳动者、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中国农业人口比重较高，所以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而技能水平较高，则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和随后的自力更生年代建立起一个相当整齐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高增长阶段暴露出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一些工业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一些外向型的加工组装工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遭遇外部需求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冲击，等等。但与此同时，中国每年进口2000多亿美元的集成电路，中国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却以加工组装外国品牌为主，民航干线飞机、机床数控系统等高新技术产品全部或大部依靠进口。这些情况说明，生产率增长较低（粗放增长）的原因是中国工业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或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因此，目前的经济增长失速、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其实质是依赖技术引进、依赖外资、依赖廉价劳动力、忽视自主研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反过来说，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也恰恰说明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实现这些潜力需要中国工业的普遍技术进步，尤其是需要在高生产率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部门或领域取得明显进展。这样的产业升级，首先需要中国工业体系向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活动的转向，继而需要企业的技术突破和能力成长。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不能中断；但其效果，也将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产业升级视角下的经济政策

从产业升级的视角出发，在目前的经济政策中存在着三方面需要改进的内容。

把产业升级置于中心地位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似转向以西方教科书为蓝本的、以抽象的自由市场模型为基础的思维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被定义为“失衡”，而“失衡”的原因被认为是强政府导致的“投资驱动”和粗放增长。投资成了万恶之源，而中国经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这种逻辑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就是要通过进一步释放市场机制，让中国经济实现平衡和自动升级。

上述逻辑不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其最大的问题是使中国经济发展失去了方向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经历过多次“危机”，政府都以实事求是的处理方式加以化解：每一次“危机”都是通过政治领导层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推动力而化解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30多年的经验证明，改革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继续，改革则内生于升级与发展的过程。

但是这一次中国经济遭遇危机却没有人提供方向感——因为希望被寄托在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上。实践证明，市场机制的“奇迹”没有出现，反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甚至出现通缩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这种经济政策没有为“市场”提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方向和新途径，反而让愈发感到茫然的“市场”（企业群体）丧失了投资信心。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于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有人以中国的工业就业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为理由，认为中国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中国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标志只有一个：在工业生产率上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201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在此之前就放缓工业发展并转向服务经济，一定会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早衰，在发达国家保持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中国却产生倒退，被迫在远离发达国家生产率水平的阶段就开始“去工业化”。

很明显，中国需要经历一个以产业升级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才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要真正完成工业化任务，中国就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经历一个工业生产率高增长的阶段，其内容就是以高强度投资和自主创新为手段，以竞争性企业为主体，实现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的广泛突破，从而带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

      从中国的产业基础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产业升级需要发展新知识、新技术和新能力，但它们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创新从现有的产业基础上产生；从这个角度去看，即使是产生于产业之外的新知识，也只有通过现有产业对其的利用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但是，这几年的经济政策似乎却是从中国的产业基础之外去寻找“新动能”。这事实上就是把中国工业看作是落后的、产能过剩的“旧动能”——这是产业升级重要性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这种思维与对待投资的态度直接相关。由于把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源认定为是“投资驱动”造成的，所以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转型定义是：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依靠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个说法隐含的逻辑是把投资与生产率提高的关系对立起来——要推动经济转型，就应该实行不投资或少投资的紧缩政策。这一说法明显站不住脚。事实上，如果要推动经济增长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转变，就应该加大、加快对带来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新生产能力的投资。用于短期刺激的投资和用于长期结构调整的投资在政策上是可以区别的，也存在可以区别实施的手段。如果不加区别地不投资或少投资，就会阻碍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那么，经济发展能不能从中国工业之外找到新动能？答案很肯定：不能，因为新动能只能在旧动能的基础上产生——围绕创新的活动必须依托现有的工业经验基础。

    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只能产生于中国已有的产业基础，所以产业升级才对未来的中国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产业升级，那么经济政策的重点就应该从做“减法”——如去产能和淘汰“僵尸企业”等，然后等待“市场机制”发生作用，转向做“加法”——引导、鼓励和支持中国工业沿着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升级方向进行突破。

      产业升级需要来自政治层次的领导力

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政治领导，即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由政府而不是市场提供。

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流行的思维方式是把政府与市场的对立起来，市场是万能的，政府的作用必须被限制在最低程度。这种信仰来自西方教科书：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自由市场竞争与价格机制将导致市场均衡（市场出清），均衡代表社会效率的最优状态。于是，政府（通过干预价格机制和国有制）就成了对市场均衡力量的最大威胁。

但“均衡”理论不能解释进步是怎么发生的。事实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5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投入占美国全部研发（R&D）支出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在美国研发投入的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场，而是联邦政府。

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经济活动的本质看作是人类社会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得福利的过程，把知识进步和能力成长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那么政府和市场就同属于知识生产机制和经济协调机制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关系就不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产生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技能的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的分工和专业化，所以有用知识存量的增长及其应用的扩展主要是由企业承担的。但另一方面，任何单个企业都缺乏关于宏观经济、关于经济体系的发展趋势、关于基本社会矛盾（如能源、环境等）及有关调整政策的知识——所有这些知识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对特定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具体知识主要由企业所掌握，这说明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具体经营，应把精力集中于领导工业体系的演进。

 

在世界经济不仅存在市场竞争，而且还存在国家之间政治和战略竞争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只能在政治层次上决定——中国是向消费和服务经济转型，还是向更高生产率的工业经济转型，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演变方向和“中国梦”得到实现的可能性。也只有以政治决策为前提，才能产生连续一贯的政策。政治领导的作用不会阻碍市场机制的作用——因为它允许来自基层的创造性，而且也要通过竞争检验结果、奖优罚劣。这种框架关系的有效性其实已经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只要政策的大方向正确（政府的作用），人民自会创造奇迹（市场的作用）。

 

                                             （编辑  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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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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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呈现双重风险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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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宏观经济变化正在呈现的最主要特点，可以用“新常态”来总体表述，但是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判断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发展趋势？

刘伟：宏观就是总量，经济总量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经济总量失衡，失衡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追逐供给不足的商品，由此带来通货膨胀。另一种失衡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追逐供给不足的货币，由此产生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并带来就业问题。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表现，一是高通胀，二是高失业。

 

（一）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问：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采用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这次经济总量失衡的程度与历次宏观经济失衡有什么不同特点，为什么用新常态来表述？

刘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失衡特点为“需求膨胀，供给不足”。当时长期处于经济短缺状况。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防止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都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根本原因就是一个，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稍有风吹草动就去抢购，造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年底，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1998年那一轮产能过剩集中在工业消费品方面，短缺经济时期，乡镇企业生产的大量传统工业消费品面临产能过剩和淘汰，需要有新的结构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出口大幅下滑，内需不足，很多工业投资品产能过剩，增长动力不足，失业问题凸显。1998年之后的几年，总计36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三分之一乡镇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实际原因是增长动力不够。2008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下行。我们采取了和此前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是紧缩，而是扩张，特别是扩大内需。

1998年，我们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对经济衰退。2008年，我们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强有力的刺激经济，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个阶段，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为“既通货膨胀，又经济下行”。在这个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出现了新的现象，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呈现出双重风险并存。

前两个阶段，虽然经济增长失衡很严重，但是方向清楚。第一个阶段的应对之道是“紧缩”；第二个阶段的应对之道是“扩张”，政策方向和目标也很清晰。而现在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有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加剧了经济下行。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确实遇到了发达国家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虽然我们用“双重风险”来表述，但是和“滞胀”的内涵是一样的，表明我们在新常态下遇到新的失衡，应对系统性风险将是我们面对的新的挑战。

（二）产生双重风险的根源

问：双重风险有什么特征？是如何造成的？

刘伟：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治理，但仅在短期上有一定缓解，长期累积的弊端非常严重。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全球首次出现负增长。过去多次发生周期性危机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应该是历次全球性危机中最为严重的。这就说明，西方经济学并未给发达国家找到有效的发展和治理的药方。

    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我们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双重风险问题。

第一重风险：潜在的通胀压力，根源是投入产出结构失衡。

表面上看，这是总量问题，是一个经济速度快慢的问题，是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深层次确是一系列矛盾导致的结构性失衡。从PPI来看已经45个月为负，这是典型的通货紧缩。从CPI看，2013年以来一直稳定在3%以下，很多时候降到2%以下。一个国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货币政策不应再是治通胀，而是防通缩。但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对于治理通缩非常谨慎，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潜在的通胀压力非常大。通货膨胀的两个主要动力——需求拉动，成本推动，我们都存在。

从成本推动来看。我们做过一个测算，中国通胀大概50%多来自需求拉动，其余来自成本推动。当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国民经济收入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各种要素成本价格接连大幅度上升，严重影响竞争力，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效率的改变是以创新为动力的，而创新是长期的事。结构改变滞后，对应不上新的需求，造成产能过剩，库存难以消化。这些成本进入价格，价格的提升自然推动产生通胀。

从需求拉动来看。我国M2货币存量现在达到130多万亿元，2015年底GDP为67.7万亿元，这个比例很成问题。我国外汇储备约30多万亿元，是金砖国家外汇第一大国。我们实行定期结汇制度，但是我们的外汇不能流通，央行结汇即从商业银行买进外汇时现汇结，是增发货币。付给商业银行结汇量越大，货币发行就越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控制货币投放量，就要控制结汇量。我国在国际收支领域中长期是收大于支，结构失衡。

实现再平衡最简单的办法是限制出口，这是不现实的。在争夺国际市场竞争中，不仅不能限制出口，还要扶持和保护出口企业。理想的办法是将外汇用来增大进口，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很困难。

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工业制造规模成为世界第一，我们不可能再大量引进制造产品了。我们需要购买高科技、买能源、油田、矿山，但是我们却受到这些国家的限制买不进来。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形成了需求拉动的另一种威胁。

第二重风险：经济下行，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经济下行的另一面是需求动力不足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

从投资看，投资需求疲软不是因为银行没有钱或者说流通中货币供应量不够，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在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中缺少投资机会，尤其是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的融资问题不太大，在境内外都有上市渠道，要贷款国有银行也是支持、甚至是追捧的。但如果在企业生产结构不变、技术不变、产品不变的情况下，扩大投资就是低水平重复，加剧产能过剩，也不可能产生投资效益。

 

问：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伟：消费需求疲软，表现在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增速下降，深层次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在三个层面出了问题，这里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

宏观层面。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政府、企业、劳动者。中国长期以来在这三个部分分配中，政府税收增长最快，平均18%以上，而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而且比重还在下降，由此导致消费上不去。

中观层面。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距大，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差距非常大。我们分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主要来自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2014年我国GDP为63.7亿元，其中农业占了9%多一点，剩下60%多的非农业劳动力分享了90%以上的GDP。

微观层面。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开始公布基尼系数，到2014年的12年中，基尼系数每年都在0.4以上，大部分年份甚至在0.45以上，也就是说20%最富的人分享了40%甚至45%以上的国民收入，剩下80%的人分享了不到60%的国民收入。这使得全社会消费倾向下降。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动力。所以经济增长动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不公平现象，这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根源是结构性失衡，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聚焦于结构性改革上面。

 

二、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遇到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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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实现三个阶段性目标。在新常态下遭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系统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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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还需要经历三个阶段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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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

2030年之前，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2050年，中国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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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还将实现什么样的阶段性目标？

刘伟：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韩国又以30年高速增长再创新纪录。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平均每年GDP增长9.7%，连续36年持续高速增长。目前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2014年人均GDP将近5万元人民币，也就是人均75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 在4056至12476美元之间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已成为“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要达到“高收入”的历史穿越，中国还需经历三个阶段的跨越：

2020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两个具体衡量数字：（1）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比2010年41万亿翻一番，就是80万亿， 即17.6万亿美元（按2010年美元），美国2014年为17.4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2）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达到68000多人民币，也就是12600多美元。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的起点线是12476美元，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

这样，到2030年之前，我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在19世纪初叶，中国经济规模是世界老大，GDP曾经占到世界30%多，而美国当代占比最高的2010年是32%。1840年后，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撞，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913年到现在，美国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已经一个世纪了，中国如果能够重新回到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在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而且重拾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国际范畴，不同时期“现代化”的内涵不同。在国际上领先发展才叫现代化。2050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是当年邓小平给中国提出的中国经济分三步走战略的具体实施：

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起，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温饱，达到按世行标准的“下中等收入”的起点。

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初步小康。当时是按工农业生产总值指标达到1000美元。十三大报告改为GDP达到和接近1000美元，基本实现初步小康。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我们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再给中国五年时间，中国将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再给中国15年左右时间，中国有可能重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再给中国35年的时间，中国将赶上西方列强，实现现代化。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统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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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成本强势拉高，供给变化中隐藏着严重的衰退风险，

从需求旺盛变成疲软，总需求不足带来高失业风险。

破除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问题是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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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注意到，你最近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多次发表看法，你认为这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系统性挑战，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跨越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在新常态下是否也遇到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刘伟：有机会就有挑战。挑战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归结为，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变化。

供给方面的变化就是人工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使得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从以往主要靠要素投入量，规模扩张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带动增长。如果再不进行这种转变，效率滞后，成本难以消化，就会推动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将没有竞争力，难以持续，经济就会出现严重衰退。这就需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需求的变化是投资需求疲软和消费需求疲软并存。目前，银行有钱贷不出去，很多投资机构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投资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如何，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会形成投资需求疲软。从消费看，居民收入提高会带动消费能力提高，但是如果分配不合理，两极分化，就会造成消费需求疲软。投资和消费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将形成总需求不足。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大量企业的资金循环周转不灵，企业破产增加，将带来高失业风险。

 

问：当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提出时，有人就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我们已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是否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刘伟：2006年，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全球目前有70个“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世界上有116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向“高收入”穿越阶段的只有15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贫困出发，一个一个阶段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的目前只有两个国家和地区，一个是韩国，另一个是中国台湾。大部分国家没有实现成功穿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常提的“三波”，“拉美旋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情况不同，但是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它们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条件发生了变化，没能跟进。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就会停滞不前。

我们国家也已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在新常态下，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以及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们国民经济发展当中可以说基本都存在，某些方面还非常典型。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也提出：“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问：你认为破除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刘伟：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各种原来的发展条件相继发生变化，尤其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收入分配问题成为重要社会问题，解决公平、公正和效率问题，也成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没有公平调动不了社会积极性，没有效率就没有持续发展的能力，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社会矛盾必然凸显。

 

问：很多国家徘徊了半个世纪都跨越不过去，像拉美国家已经停滞在这样的阶段40多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刘伟：习总书记多次讲到“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正是破除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要领。这五大理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公正、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针对效率而言，首先需要有创新等一系列因素来驱动，所以创新理念尤为关键。创新大致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权力寻租从根本上否定了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不是按照效率原则进行配置，而是依照腐败指数运作，打破了公平、否定了效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市场的私权一定要保障，政府的公权一定要规范。最终，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领域起决定作用，让政府在社会长期发展的宏观领域起主导作用。

 

三、供给侧改革是解决道路问题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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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宏观经济政策体现“松紧搭配”的格局。

需求侧无解需从供给侧找原因，供给侧改革也要需求管理。

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怀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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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常态下的新举措（三级标题）

问：针对经济发展中遇到种种新问题，你认为在政策调整和相关应对方面有什么有效措施？

刘伟：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政策控制和增长目标；第二，潜在的增长力，及自然增长率；第三，预计实际的经济增长情况。对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可能会使的我们对经济增长以及它未来的变化有比较客观的把握。

提出政策控制和增长目标是基于中国现在的一些客观上的条件约束，一是承受能力，二是需求。现在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5%到7%，这不仅是年目标，大体上也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总体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阐释这个政策目标时，讲了三方面考虑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目标要考虑就业，这是“奥肯定律”在中国现阶段具体经验的体现。据统计中国这两年失业率在4.5%左右，如果不超过这个数据，要求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5%以上。每年要增加约20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现在每年实际需要新增就业大概1100万。当然还要考虑原有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不下降，不是要降低原有的工资水平来腾出就业机会。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实际失业率就没有上升。就业率目标是制定经济增长速度要考虑的一个基本约束条件。

其次，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要考虑通货膨胀因素。2011年之后，经济增长率如果不超过7%，就有把握将CPI控制在3%左右。奥肯定律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时期所反映的具体数据不一样，但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即经济增速和就业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稳定联系。这是政策目标控制经济增长率的约束条件的一个下限。而人们往往把通胀政策目标的要求视为相对应的经济增长的上限。上下区间大体可以根据就业目标和通胀目标加以分析和衡量。

再次，所谓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它还要考虑将短期增长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相互衔接。从2010年到2020年要实现翻一番，要求年经济增速7.2%左右。从今年算起，“十三五”期间，平均增长率如果不低于6.5%，2020年就可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问：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理解？

刘伟：中国仍处在强劲的经济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并无大幅下滑的趋势。重装备、重化工、高科技的投资需求相当强劲。中国经济处在城镇化加速期，受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城市聚集效应带来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推动作用。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还很大，当发达地区经济超越快速成长期之后，相对落后地区可能刚进入高速增长期，这也是大国经济的特点。所以现阶段，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会出现大幅度长期下滑。

支持潜在增长最主要有三个方面，劳动力的增量、资本的增量、全要素效率的提高。除了劳动力增速开始下降之外，全要素效率和资本的增长量不仅没有显著变化，而且还在提高。而中国劳动力的增量在GDP增长的贡献中占比很低。

 

（二）需求侧无解需要从供给侧找原因

问：在当前经济出现新失衡、双重风险并行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有什么新举措？

刘伟：现在既不能“双紧”，也不能“双松”，于是形成“松紧搭配”的组合，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财政政策是积极扩张的，它的首要目的是保增长、稳定就业。后者说明总体方向从紧，首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二者的宏观政策方向不同。现在宁愿损失一部分政策的有效性，也要确保政策风险的可控性，体现“稳中求进”的基本指导思想。

问：目前中国经济失衡表面是总量问题，深层次是结构失衡问题，松紧搭配的方式能否解决问题？

刘伟：它能为解决问题赢得时间，但本身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松紧搭配政策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它可以缓解矛盾，而不是解决背后的原因。根本的是解决一系列的结构失衡问题，这要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们此时面临全面、深刻的挑战，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作用不大，因为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由此引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供给侧结构改革也需要需求管理

问：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对待需求和供给的关系？

刘伟：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管好需求，这才能真正推动有效的供给侧管理，要做好协调。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为前提，经济增长还是要靠需求拉动，但不能是无效需求。要靠创新来驱动形成有效的需求。另一方面，需求和供给侧之间要结合好。需求在短期内恐怕要适度的扩张，但过度扩张又将从根本上瓦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加剧产能过剩，不能够把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进行淘汰。因此，我们要有高质量的需求来支持供给侧增长，同时也要适度把经济增长控制好。

 

问：供给侧管理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刘伟：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供给侧的政策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而需求侧政策更多影响的是消费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直接影响企业，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就可能导致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直接干预。比如关停并转，计划经济时采用行政干预，轻车熟路去做，这个现在要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是以行政干预去实现，所以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四）供给侧改革考验地方政府的责任心

问：需求管理带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长期的，这与西方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管理有什么不同？

刘伟：结构性改革一定是长期的，我们要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和贯通起来。中国和西方管理的不同不仅在经济理论方面，根本点还在政治制度上。西方政府只做任期内有限的事。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所以一定要有对社会长期负责的责任心，不仅仅是在任期内负责，尤其是在制度建设方面。西方政治制度就没有体制病吗？中国共产党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传统，西方政府有没有这种胸怀？不仅需要有这种胸怀还取决于有没有制度保障。

另外，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政策空间会更大，需求管理对地方政府来说有限，因为货币和赤字不归地方管。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不同了，调结构的范围很大，包括地方资本投入结构，教育结构等等。但这同样不能仅考虑短期效应，要求地方政府官员同样要对此长期负责。

 

四、千万不要低估中国经济的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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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实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可能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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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失衡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问：各国经济复苏缓慢，很多人担忧中国经济会进一步下滑，担忧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你怎么看？

刘伟：任何事物都有事先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会带来风险。人们的估计可能有一定根据，但是也有信息不对称之处，它会影响到我们判断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对经济出现波动的承受能力。信心同样是承受能力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速放缓，或者通胀压力增大，国民经济能否承受？我们分析总量结构、讲供求均衡是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失衡是常态。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政策能否控制得住，对各方面潜在的风险能否有准确把握，对中国客观上承受失衡的能力的判断，这个非常要紧。如果还把中国经济假定为早先的情况，当出现经济波动就可能出问题了。比如说过去所有制结构中以国有经济占优，一旦出现大量失业，风险都集中在国有部门和政府身上。现在分散在各种经济成分上，承受力就不一样了。三大产业的关系和当年也不一样，特别是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50%，对失业的承受力也不一样。很多新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可能有所提高。我不认为短期内中国经济会出现大崩溃或者大萧条。我同意中国经济走势呈L型，但这是至少持续三五年，在一定范围内不断波动的L型。

中国的体制和目前发展阶段，政策的作用能力很强。这次反危机中，西方给中国政策优势排序，认为中国为什么反危机举措比较有效，第一位原因就是政府在动员投资方面比西方有更强的能力。特别是应对短期出现的危机事件冲击的能力很强。我们应通过一定的政策，把失衡的严重性加以调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问：结构调整其实涉及到产业调整，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大问题，应该通过市场还是通过行政来调整结构？

刘伟：这的确是中长期的大问题，上世纪50年代法国人提出产业政策理论，日本在本国大力推广。但是直到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予承认，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应当是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不应当是政府制定的政策，而是竞争性的，自发的。当时美国主流经济学也持这种观点，但现在美国出台了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战略技术发展等。这说明，西方开始意识到，仅靠需求总量政策不够，要有结构性政策，首先是产业结构政策的政府战略。

几百年的西方经济思想史，主要不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吗，什么时候统一过。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旦提出来，就需要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简单地靠市场调节做不到影响全局，必须要政府发挥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又容易影响生产者，容易和市场规则发生冲突。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也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问：这是否和中国国情有关，和西方的学说是否有很大差异？

刘伟：上面讨论的问题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全面、深刻的挑战，按西方的供给学派理论能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吗？我们无论是从反危机的政策，新常态下的失衡，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对之举的提出，都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丰富实践。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新鲜经验，总结问题，在实践中把它上升为学说和体系。说老实话，我感到现在还真的提出新希望来了。

问：你指的是什么方面的新希望？是探索我们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和治理方式吗？

刘伟：对。我们应该有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认为，我们目前最大的理论创新目标，就是对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在私有制的市场条件下，要想协调自由竞争和国家理性干预，永远不可能，只能是一个时期强调一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这源于私有制的制约。我国在新常态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坚实的制度基础就是将公有制和市场统一在一起，如果能统一，就是一个创造。

问：这样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意义，并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500年协调不了的难题，私有制市场竞争的自发性和社会自觉性都存在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现代市场经济两者之间，不能实现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市场性的统一。

所谓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弱点。现在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探索，不论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推进。

中国现阶段在实践中，如果能将政府和市场之间更好地统一，就可以同时兼顾需求侧的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幸运就是我们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改革实践，并面对着寄赋希望的增长点。

中国是否能成功尝试将全社会的整体的计划性，和市场竞争的有效性结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在这场伟大的实践过程中，中国有可能走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道路。

（编辑  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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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作为形成标志，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历了近150年的发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理论探索，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我们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取得许多成就，但同时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除了要从充满活力的实践中汲取营养外，还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只有这样才能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完整，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它又具有特殊性，即中国特色，这种特殊性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国情来分析。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才使得它成为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道路的科学总结（二级标题）

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说到它是从哪里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2]

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历史条件，不妨从下面这些回溯性问题出发来寻找答案。第一，中国在18世纪之前曾经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中国在1840年以后为什么没有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第四，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两个历史时期是什么关系？

就社会形态及其演变来说，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分析的欧洲国家有差异，我们没有经历典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与欧洲有很大不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最彻底的民主革命任务。

新中国建立后，本来我国是打算先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这已写入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但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随后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美国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直观地体现在中美间相差悬殊的武器装备上，深层次原因则是两国处在相差悬殊的工业化水平。正如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正确指出的：“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3]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

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大陆还是一个经过百余年战乱破坏、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落后国家，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生产剩余非常有限。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中国如何克服“贫困循环”，即跨越所谓的“贫困陷阱”[4]，成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此时，苏联曾经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当然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由于苏联同样在经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因此剩余资金不多，对中国的援助有限，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切断了这有限的援助。国内国外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积累来加快工业化进程，这正是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和建立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够实现高积累和社会稳定，实现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任务。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初步奠定了大国发展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门类。但另一方面，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仍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照搬照抄。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中不断加深认识，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初步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怎样实现发展目标等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与时俱进的产物。它是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本来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任务，因此它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属性，允许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显然，我们的实践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必须回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去。如果对这段历史没有深入研究，没有科学合理的政治经济学解释，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就不能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融为一体并真正发挥出习近平同志所期望的指导作用。

历史研究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经过6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这些经验大多是局部的、零散的，没有真正形成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由于我们理论建设存在明显的滞后问题，在气象万千、生机勃勃和复杂多变的实践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显得或趔趄不前，或嗫喏无语，理论阵地不断被西方主流经济学侵蚀，其在的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内被快速边缘化。

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成果低端化和研究碎片化，缺乏综合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局部性、对策性问题，而对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的关注较少，大视野下融会贯通的研究更为稀缺，理论研究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因此，我们很多的研究往往是作为原料或初级产品为国外学者构建概念和理论所用，然后再“返销”回国内。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来说，经济学研究的低层次和碎片化，必然会误导政策的片面性与不稳定性。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并且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经历着其他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问题空前复杂，基于局部对策性研究可能无法适用于全局，而离开了全局性的研究和统筹兼顾考虑，就很难为改革到顶层设计建言献策。

历史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历史是认识当代中国问题的坐标系。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只产生于当代，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理论工作的前提。历史又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料库。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说，“这个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5]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拥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史实践作为支撑。

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指的就是中国历史所赋予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昨天的社会主义发展演变而来的；昨天的社会主义又脱胎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演变，又是以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为起点并受其正反两个方面的制约。因此，中国的经济学一定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这是稳固的根基所在。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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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过30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全新局面，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对于这一点，十四大以来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献都有过明确论述。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即“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因而“‘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2]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作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优势呢？一方面发挥了市场机制信息灵敏、效率较高、激励有效、调节灵活等优点，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发挥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的党政有为、政府有效、统筹兼顾、共同富裕、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等制度优势，把市场经济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了，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结合不是无差别无条件的结合，而是对立统一，有机结合。一方面，以分工和等量劳动相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天然具有商品关系的属性，从这个方面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建立公有制的目的就是要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由社会按照社会的需要计划组织生产，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从这一方面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又具有超越市场经济的直接社会性。商品性与非商品性这两个方面都是公有制的内在属性，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要求。利用市场经济同时又超越市场经济，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只看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对立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一面，过早地压制和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作用，束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另外一种片面性，许多人往往只看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一面，而忽视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有意无意地削弱和淡化了社会主义制度特殊的目标、价值和要求，从而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己特殊制度规定性，如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等等。这些特殊的制度规定既不能脱离开市场经济，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经济。脱离了市场经济，就会压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完全依赖市场经济，则会使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形成，但仍不成熟、不完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那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通常的回答是，仍存在旧的计划经济的残余或者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市场作用不够充分。比如，行政审批范围过大，一些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未理顺，城乡体制分割等。因此，必须围绕着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如局部产能过剩、贫富差距、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不足等，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旧的计划经济残余或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不可避免。寄希望于用所谓彻底市场化的办法解决市场化固有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克服这些弊端的根本途径，在于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六、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变化，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握三个主要的维度：

一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核心是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供求、竞争和价格的波动，调节生产，配置资源。不过，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包括法律体系、竞争规则、宏观环境、社会保障等，这些条件的形成和完善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存在局部失灵以及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弥补市场失灵和克服市场缺陷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二是国情和发展阶段。现实的市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受技术、经济、法律、政治、和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传统深厚，科技和工业水平相对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探索的历史过程之中。在这种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现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是十分独特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它们的规模、结构、运行方式和体制机制，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照搬照抄别国的理论和经验是行不通的。

三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决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主要因素。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我国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在这样的根基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最后一个方面的维度，是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和重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就会被瓦解，深化改革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方面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则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上，前者是制度基础，后者是实现途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不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更好结合，是正确认识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明确概括，“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具体讲，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计划统筹。政府从社会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各方面的重大关系，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经济运行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调节，推动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宏观调节。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社会供求的矛盾运动进行调控，以实现社会供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保持基本平衡，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

市场监管。政府依法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为市场经济的有效经济运行提供正常的市场环境。

制度创建。政府通过自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共服务。政府通过提供非营利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弥补市场失灵。

保障民生。政府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标，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国有资产管理。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监管，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促进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对国家资源如土地矿山森林水源的有效保护合理应用）。

收入分配调节。政府对收入分配过程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保障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推进可持续发展。政府通过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还包括了党领导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政府的上述这些作用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要求，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领域，体现为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方面。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则需要强调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党政有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制度优势，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如十八届三中会会《决定》指出的，“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绝不能受“小政府大市场”等新自由主义错误主张的误导。

七、关于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但是，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产物，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因此，如何把经济全球化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推动各国的共同发展，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系统的认识：一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二是强调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促进世界资源的合理配置，造福各国人民；另一方面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我们应当推进前一种趋势，警惕并控制后一种趋势。三是实施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是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把坚持独立自主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了挑战。当今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世界性的危机、对国家主权的侵蚀、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金融的剧烈动荡，并且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或不平等性，主要表现为：一是没有黄金和充足实物支撑的美元成为国际结算、支付和储备的主要货币，获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元的流动性泛滥是引发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二是发达国家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三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控制等方面处于垄断和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依附地位。四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本国市场，但他们自己则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交替使用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中的这种不对称性，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导致它们长期被锁定于不发达状态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概括地说，依附性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资，关键性部门被外资控制；技术主要依靠购买外国专利或设备、自主的核心技术缺乏；被动融入国际分工、局限于低层次的产业；金融体系依附或受控于西方，资本积累的能力低下；政策缺乏自主性，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自主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国家利益得不到保障。

与此相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性发展道路的主要特点则是：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保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在对外开放中切实保障维护国家的利益；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主确定货币金融政策，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致力于掌握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实现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把引进外资与提升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势将逐步趋向平衡，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日益增强。中国正在从世界经济规则和秩序的“接受者”向倡导者、构建者转变。这是当前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的必然要求。在此新条件下推进开放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八、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概括地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还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发展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体现的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实质是要排除一切阻碍资本扩张的障碍，使资本具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保证其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由此形成了新自由主义基本的价值倾向和政策主张：崇尚私有制而反对公有制，崇尚自由市场而反对政府调节，崇尚全球化而反对独立自主，崇尚市场效率而反对社会公平，崇尚资本主权而反对劳动主权，崇尚无条件开放而反对独立自主。显然，这样的价值倾向和政策主张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只有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自觉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才能真正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属于制度层面的深层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只注重追求物质财富的数量和GDP的高低，而忽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在收入总量大幅增加的同时，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也明显扩大；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损害工人合法权益；生产劣质假冒产品，破坏资源环境；一些干部大搞权钱交易，损公肥私，腐败盛行，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都违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体现在制度上，落实在政策上，转化在行动上，具体来说：

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特别是要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贯彻到国家经济管理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人民共同利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迈进。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九、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即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剧变发生之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中间立刻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实行以快速的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改革，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难以成功。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苏联东欧国家的停滞衰败，形成了鲜明对照，对此，斯蒂格利茨教授曾这样说：成功与失败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我们不试图从中汲取一些教训，那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概括讲，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目标，避免了颠覆性错误，同时又采取了正确的改革方法，保证了改革的有效推进。坚定的制度自信和战略定力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相结合，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丰富多彩，魅力无穷，显示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包括：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在坚持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尊重各方面的利益，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单位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循序渐进，分步推进，广泛采取双轨制等中间形式，使新旧体制在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中平稳过渡。

——总体协调，重点突破，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分部门、分企业、分地区各个突破，由易到难，依次推进。

——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坚持问题导向、实践标准，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先试验后推广，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改革的目标和方法。

事物总是在发展，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体制的新阶段。在新的形势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目标和任务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改革的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一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人们对改革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这就需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二是随着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分歧也会加大，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三是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双轨制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协同配合，统一规范。四是随着资源配置市场化的逐步完成，社会领域和民生领域改革的重要性上升，这就需要更加注意保障公平正义，实现共享发展。

上述变化，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质和前进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新形势下夺取改革的新胜利，仍然需要中国的智慧，重要的是：

第一，注重不同制度要素的衔接和融合，创造新的制度优势。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继承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推倒重来。在这里,新旧体制之间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特别是在基本制度方面，前后之间是相互衔接和有机融合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和自上而下、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方法，而必须把公有与私有、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自主与开放、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改革与发展、历史与现实等不同的甚至看似对立的因素或范畴有机结合起来，坚持辩证法、两点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形成综合优势，汇聚强大合力。

其次，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激进式改革主张通过一步到位紧缩货币、放开市场，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企业，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结果导致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中国的经验与此不同，我们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实现发展与改革的良性互动。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和群众的福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可以为新体制的发展创造广阔的生长空间，同时可以为旧体制的退出提供必要的补偿，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信息资源，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三，摸着石头过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极其复杂深刻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需要经历长期艰苦的探索试验、比较反复、成熟定型的历史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慎重论证，循序渐进，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获得真知，把握规律。在此过程中，科学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是不可或缺的。但也要看到，社会制度的变迁，特别是以自发秩序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于修路盖房子，必须遵循给定的图纸和流程，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和合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把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探索实践有机统一起来。

第四，包容各方利益，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改革的目的在于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是极其复杂、多种多样、既相依存又促进又相互冲突的，包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群体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当前和长远之间等各个方面的利益，只有使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才能实现改革的目的。为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强调统一步调，服从大局，又要包容各方利益及其制度诉求，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避免整齐划一，搞一刀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仍然需要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迈向新的高度和境界。

（编辑  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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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也蕴含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理论上有着普遍性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互动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任务，“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个任务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不断发展、制度更加成熟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日益丰富、体系更加完善的需要。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下几点是比较公认的:

1、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性。

2、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即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3、理论核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市场经济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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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张朝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载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和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2]许涤新：《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谷书堂、宋则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卫兴华、张宇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马克思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杨承训编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第3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了解中国问题不能照搬西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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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习惯于遇到问题从现有的西方理论去

寻找答案，而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

似性，发达国家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不见得适

用。中国政府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经济学者遇

到问题同样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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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前一段，你在北大成立新结构经济学中心，你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重点在什么地方？

林毅夫：我们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学界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产业、技术、结构的特性上的差异，找到在经济发展或者是宏观周期波动时的原因、挑战，机会在什么地方。另外，了解转型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结构、机制、发展模式等出现的问题根源。经过对上述一系列因果关系的了解，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种理论框架给我们的发展政策、宏观政策提供参考。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应当形成自己的发展理论，不仅对我们有价值，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参考借鉴价值。

 

问：研究新结构经济学，你的经济学思想是否发生了某种转变？

林毅夫：这二十多年来，我研究的问题不断增加，基本思路却还比较一以贯之。1987年回国的时候，我与中国一些学者一样，认为中国问题很多，制度不规范，而国外发展那么好，一定有其道理。所以还是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以为把这个圣经读懂读通，拿到中国来就可以指点江山。我当时也经常接受国内各部门邀请去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前沿思想。

1988年，中国出现两位数字的高通胀。解决高通胀率的办法，任何教科书和主流理论都认为是提高利率，以提高投资的成本和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的意愿。而当时中国所做的却是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手段来降低需求，造成了很多在建的半拉子工程。国内外很多学者以西方标准经济学理论来批评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不理性的错误政策选择，但是，如果中国政府不理性，如何能够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连续10年的经济稳定和高速增长？这让我们看到解决中国问题不能照搬现有理论。当时中国很多问题的解决方式并不是经典教科书上的做法，却在经济发展中解决了实际问题。这些认识积累下来就形成了现在的新结构经济学。

 

问：你的这一学说抓住了怎样的逻辑？

林毅夫：我所关注的是我们国家作为正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很多学者遇到某个问题时，习惯于从现有的西方理论去寻找答案。但问题是，这样的理论并不见得抓住发展中国家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例如，主流理论认为公有制效率必然低于私有制，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如果不先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照着这些主流理论去私有化，结果会比原来的情况更糟。我觉得中国政府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作为经济学者，遇到问题同样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这里说一个笑话。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有一次到北大来讲演，我问他为何东亚经济搞得比拉美好，他以开玩笑的方式回答说，从拉美来美国读书的学生中，学经济的回去当部长，学工程的留在美国工作；而从东亚来美读书的学生中，学经济的留在美国教书，学工程的回去会当部长。

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好的工程师，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可行的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哪个方案能够最好地达到目标，根据这样的分析来进行选择，而不是盲目照搬书本或理论。而作为部长，所追求的目标，一定是稳健与发展。如果遇到问题，也要考虑有什么资源可用，在可用资源中，哪些方案是可行的，在可行方案中哪个最好。

如果是经济学家，他可能首先考虑什么理论可用，会拿理论来解决问题。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不同，所以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不见得适用。比如上面讨论的通货膨胀问题，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因为国家战略的需要而形成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碰到通胀，就会提高利率以减少投资和消费来压低总需求，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在转型中国家，这就未必正确了。如果真的按照提高利率的方式，让资源在市场上按照价格自由配置，导致的结果一定是，为了把新增项目做上去，不惜出高利获取资金，这可能导致大型的、关系到国防和就业安全的国有企业拿不到资金，为了让这些企业活下去，就又要用财政给予补贴，政府的赤字又以增发钞票来弥补，其结果又将导致通胀，问题得不到解决。

但如果是一位工程师，他为了抑制通胀，就会砍那些不影响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的新增投资和项目，而不能砍重点国企。对国企也不能提高利率，否则国企就会亏本，亏本之后还必须由国家补贴，最终仍必须维持低利率。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的思维。

 

问：什么是好的决策者的行为选择，它与经济学理论对决策者行为选择假定是否是一致的？

林毅夫：经济学理论所反映的是，一个理性的人，当其面临问题需要做决策的时候，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要考虑在给定的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之下，可以有哪几种方案，哪个方案最能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问题时，由于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有可能不同，最优的选择也就可能不同。这就是经济学的本质。好的政府决策者的行为选择是和经济学的理论对决策者选择行为的假定是一致的。

发展中国家应用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时，其实经常会是违反经济理论所假定的决策者的理性选择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条件不一样，可选择的方案就会不一样，而是相对价格就会不一样，因此最优选择也会不一样。刚才举例的那些工程师，因为没有受到现有的经济理论的制约，反而会按照真正经济理论应有的思维来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的官员普遍是从基层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历练，因此会比较了解国情，比较实事求是。

 

问：你的独立性很强，对很多问题都与所谓的主流学者不同，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林毅夫：我并不刻意的去追求主流或非主流，我只希望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现象，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国内有些声音很大的学者，在国际上基本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主要是介绍国外现成的理论，而且有时对国外理论是片面介绍，只是抓住原有理论体系当中的一点，以此为依据来批评出现在国内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言论听起来很过瘾，但是从根本上是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进行比较，本身就缺乏原则性、客观性和严谨性，因此难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其实美国的学术界也是不断地根据现实状况的变化提出新的理论。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很多学者把自己留学时读的书当作真经，没有考虑在国内是否适用，而且经常国外的“经”都已经变了，他们却还在信奉原来那本经。大家都拿根据发达国家理想条件下行成的理论去套现实问题，但国内的改革开放又不按这些理论所开的药方去解决问题。因此，就把我国作为一个发展转型中国家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归结于不按理想条件下的理论去做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容易很悲观。相对而言，我认为，首先要尊重客观，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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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是在提倡金融自由

化之后开放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最大受益者

是华尔街的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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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两年，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争论很多，能否谈谈你的想法？

林毅夫：我个人认为，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非常谨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短缺，确实应该从发达国家引进资本。而资本却有不同形式，真正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投在实体经济。而且，外国投资者为了盈利，通常会投到符合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实体经济。这对解决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问题有所帮助。并且，外国直接投资是从企业盈利中获得回报，不会出现短债长投的期限不配套或是还本付息的问题。这种外国资本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我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实行自由化。

资本账户开放的另一种形式是允许国内企业到发达国家借款。发达国家资本比较多，资金价格比较低，向发达国家借款应该比较有力。关键是借款做什么？如果是出口导向的实体经济，增加资本禀赋，加速产业升级，这好像是一件好事。允许金融机构或企业到国外举债回到国内来使用，投资到实体经济，应该对经济发展有帮助。但是经济有周期波动，即便投资于出口导向的实体经济，短期出现波动时收益金减少，用外币来还本付息有困难。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投资按比较优势进行，且是外向型的，原本发展得很好，但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后，外需减少，经济下滑，韩国也无法避免危机的爆发。政府也难保证本国银行和企业将国外借贷用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有时会用于赶超型产业，或投机性的房地产、股票市场，或用于支持消费信贷的扩张，如果国内生产力水平和出口竞争力提高有限，需要还本付息时就会出现期限错配、货币错配等一系列问题而爆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允许银行或企业向国外举债，虽然能带来投资和消费的增加，经济出现短暂的问题，允许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到国外举债或许能使少数能够举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短期获利，但是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而言，总的来讲弊大于利。

资本账户开放的第三种形式是短期的资本流动，这种资金由于期限考虑，一般是进入到流动性较强及有投机性质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于没有投入实体经济，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有太大帮助，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容易导致泡沫。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入，也会带来真实汇率的升值，这种升值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汇率没有管制，自由浮动汇率下，名义汇率上升，导致真实汇率上升；另一种是，汇率有管制，大量资金流进，兑换成本币，外汇积累增加的同时货币增发，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真实汇率上升。因此，出口竞争力下降，经济放缓，短期投机性资本将以股市、房市存在泡沫难以支撑为由开始唱空该国，导致大量资金流出。显然，短期流动资金除了带来短期的虚假繁荣和参与其中的国内外金融机构的短期利润的增加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弊大于利。

 

问：各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是在提倡金融自由化后放开的吗？

林毅夫：是的。金融自由化其实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理论，在那之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流动都是进行管制的。1973年以后，金融自由化成为一种理论，是因为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即使有资本外流，货币发行也不再受黄金储备多少的影响，只需增发美元货币就行。金融自由化使华尔街的金融家一方面提高杠杆率，另一方面握有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形成全球流动性金融资本，并将短期金融资本流动到国际上去套利。金融自由化理论基本不区分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而是把金融资本等同于实体资本，只强调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允许资本自由进出，有利资源配置。但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实体资本是长期的，而流动的金融资本是短期的，可能出现期限不匹配。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是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的，将来要还本付息时，可能出现货币不匹配的问题。同时短期资本流动还可能造成泡沫和货币升值，影响出口竞争。

金融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华尔街金融家。华尔街金融家一方面支持理论界宣扬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华尔街的金融自由化理论随着华尔街金融家与美国财政部官员的旋转成为美国财政部的政策，美国财政部的几任部长都是来自华尔街的投行家。美国财政部就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向全世界宣传金融自由化的理论。

 

金融应当为实体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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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是适合当前发展

阶段特性的，能够给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

持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谓股市泡沫，意味

着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内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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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怎么看待中国近年来强调的金融改革创新？

林毅夫：金融改革不仅仅是在股市直接融资的创新。金融应该为实体产业提供资金融通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这些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必须有金融的支持。

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国内容易形成这样的观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依靠金融市场，他们金融创新能力很强，他们怎么做，我们就要跟随去做。何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在推介西方的现代金融理论。但是我们想想看，我国生产活动很大部分在农村，还有很多是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其中有些是制造业，有些是服务业。这些小农户加上大量的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所需的资金规模小，所在的产业，技术、产品、市场都相对成熟，虽然也有风险，但风险主要在于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而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在世界前沿，无论技术创新或产业升级，都要自己发明创新技术，从事技术发明的投入非常大，并且风险也非常大，从各种资料统计来看，新技术研发的99%是没有任何成果的，大概只有1%可以去申请专利，而专利当中，有市场价值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发达国家也存在企业家经营才能的问题，但最大的风险在于企业的研发能否取得突破，创新产品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这是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特性。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新技术、新产品就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研发要投入大量资金，又处在世界技术前沿，风险比较大。他们要大量筹集资金，分散投资风险的就是所谓股本融资、风险资本等。因而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纳斯达克市场、天使投资等，都是适合他们实体经济的特性和需求的。

 

问：这是否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融资制度体系未必特别适用？

林毅夫：在发展中国家，能让小农户、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到股票市场上去融资吗？基本无此可能，因为不配套。能够为它们提供金融服务的安排，还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地区性的银行，这才有办法克服以企业家个人诚信和经营能力为主的风险，动员资本来支持他们的发展。

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是适合当前发展阶段特性的，能够给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严重不足。

 

问：对此是否可以理解为，仅靠股市的活跃或泡沫，很难满足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服务？

林毅夫：所谓股市泡沫，意味着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只是在金融体系内循环。问题仍在于资金是否能够真正进入实体经济。资金能进入实体经济的主要是IPO，但IPO每年能有几家？中国等待融资的上千家企业，资金需求怎么办？中国现在70%以上的就业、60%以上的产值，还是在农户及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他们的融资不能靠上市，不能靠股本融资，也不能靠公司债，但他们却最缺资金支持。

 

对国企改革路径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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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问题到底是产权问题还是企业自生

能力问题要考虑清楚，国企改革有比产权化更

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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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国企改革渐渐进入混合制轨道，这是社会所关注的，这与私有化不一样，但会不会在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增值的前提下，令国企改革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国有股减持？

 林毅夫：我一向的看法是，国企改革要看其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还是违反比较优势、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行业，或是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如果是竞争性行业，则国有股减持是有道理的。竞争性行业的盈利应该是什么样的水平，市场比较清楚，在这种情形下，国有股容易定价。但如果是在违反比较优势的垄断性行业，国有股的定价就很难，往往还存在保护性补贴。这种性质的国企，如果是国有股减持，增加私营企业进入，依靠保护补贴生存的企业，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如果是在垄断性行业，利用垄断地位寻租的积极性也会高。

 

问：国企的问题说到底不就是产权的问题吗？

林毅夫：在这个问题上我与社会的一些认识和舆论是不一样的。社会上普遍都认为是产权问题，所以他们更多的提出减持和私有化等解决方式。我觉得国企改革有比产权更深层次的问题。许多问题是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衍生出来的问题。从前苏联、东欧、拉美、乃至非洲的经验看，对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的产权改革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普遍出现了效率并没提高、补贴反而增加的情形。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很多大型国企是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为符合比较优势了。比如一些装备制造业，过去没有保护补贴确实活不了，但现在，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国际上已经很有竞争力。这类竞争性的行业国有股减持，可以通过将这个公司上市、将国有股一部分卖出，不就减持了吗？

 

问：你对国企改革的这种认识与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预判很不同，他们认为国企混改应当是朝着所谓私有化方向走才是有效的？

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回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声音似乎和西方主流的声音更一致。但是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推行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改革进行反思。

 

对全球经济下行原因的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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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经济表现一定是共同的经济因素造成

的冲击。多国比较，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

周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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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一直处于持续下行的状态，到底什么因素导致这么长时间的下行？

林毅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确实，当前我们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从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滑。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从2010年的两位数字，10.6%的增长速度，一直下滑到今年第一季度的6.7%。而且继续下行的压力还挺大。

经济下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三期叠加的问题，还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国内普遍认为，是中国自己的经济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造成的，以及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以后，我们所采取的4万亿反周期措施所造成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肯定有很多体制、发展模式问题要解决，但4万亿投资面对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突发危机，在政策推行的时候肯定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可以改进。进行多国比较，我认为，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更为主要。道理很简单，世界上与中国同样发展程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同一个时期，经济也都在下行，连那些高收入经济体也在下行，而且下行幅度比我们还大，我们总不能说他们也面临三期叠加问题吧？

有共同的经济表现，一定是共同的经济因素造成的冲击。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未从2008年的危机中完全复苏，导致贸易减少，以及金融危机爆发后所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项目已经完工，导致投资下滑造成的。既然是外部性周期性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应该有反周期性的措施，就必须靠启动一些内需来克服外部性与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冲击。

 

如何采取反周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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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总需求必须以投资为主，有效的投资是补

短板；投资没有挤压消费，相反投资跟消费正

相关；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经济下行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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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你认为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很大，如何掌握好稳增长、反周期的措施和结构性改革？

林毅夫：作为一个发展与转型中的国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能回避，在我们经济工作当中，确实要坚定信心，推动各种改革。但是，当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是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的时候，在推动一些必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一定要推行一定的稳增长、反周期措施，否则，很多企业就会关门，将造成严重就业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是靠银行贷款，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关门多了，也会造成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的问题，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影响到整个金融安全。

如果是这样的局面，就不利于我们推动应该有的体制性、机制性或结构性的改革。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采取的很多应急措施可能会跟我们所需要的改革是不一致的。所以，在当前状况之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经济工作定的总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再去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句话的背景一定要了解。

扩大总需求的稳增长、反周期的措施是需要的，并且在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要对结构性改革的各种措施进行梳理。在短期推行时，有些供给侧改革可能会抑制消费需求，也可能会抑制投资需求，因此要有轻重缓急，审时度势。对那些短期能增加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应该优先推行。对那些短期可能是抑制消费的，或者是抑制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就需要审时度势。并不是说不应该推行，但是推行的时间点要掌握好。

 

问：在稳增长，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措施当中，到底是应该以消费为主还是应该侧重在投资方面，当前国内有很多的争论，你怎么看？

林毅夫：过去有一种看法，就是把我国过去的增长方式称为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认为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包括对2008年的4万亿投资的非议，认为以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是不可行的。这两种观点汇总起来，就是说，中国应该改变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认为，消费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消费要能持续拉动经济增长，收入必须要不断的增长。但收入怎么才能不断增长呢？用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或是用减税的方式都只是一次性的增加收入，不能持续的提高收入增长。要持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或者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以后，生产的东西多了，附加价值也提高了。能够实现多少价值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多少，要努力改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

提高劳动力水平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投资，降低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是需要投资，所以政府扩张需求的措施当中，还应该以投资为主。当然这个投资必须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或者是能降低交易费用的投资。

另外，消费增长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在的过剩部门的过剩产能问题。我们目前过剩的产能主要在什么地方？恰恰在国资占优的部门，像钢材、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这主要用在建筑部门。过去我们平均每年的GDP增长率是9.7%，现在降到7%左右，据统计产生30%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增长并不能解决这些部门的过剩产能问题，必须靠投资才能够创造对它的有效需求。如果投资适当增加，建材领域的过剩产能就相对少了，反之它的过剩产能就会增多。

 

问：现在有一种看法，一讲投资就把它等同于过剩产能，你怎么看？

林毅夫：如果说你把增长的投资仍然是用来增加对过剩产能部门过剩产品的投资，当然过剩产能就会更多。其实我们可以有效投资的部门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产品都是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去升级。

2014年我国进口1.3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在国内是短缺产品我们才进口，我们可以往这样的产业投资。我们现在每年到国外观光旅行消费约1300亿美元，那些都是高档消费品，我们国内投资到这方面，产能怎么会过剩？更何况这方面的投资，很多是国内能力不足，附加价值较高，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如果在这样的领域投资，是在补我们的短板。在国内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以后，还可以增加我们的出口。

基础设施也一样，比如北京和许多城市，地下管网严重不足，也需要投资。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只有46%，如果在城镇化中进行投资，人口的集中，规模经济的不断形成是可以提高效率的。把投资等同于过剩产能，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解和论述。不是说投资不会造成过剩产能，而是要注意投向，如果投资在我们的短缺部门，这是在补短板，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五大任务之一。

 

 

问：有一些人担心投资会挤占消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林毅夫：投资挤占消费这个说法被提出来的背景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外很多人说我们投资太多、出口太多，造成国际不均衡以及国内的产能过剩；还批评说这个体系维持不下去，必须放弃高投资、高储蓄，改成以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2008年前后盛行的看法。

但实际情况呢？1982年到2014年我们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率是21.2%，2009年我们的投资增长是30.3%，那是4万亿投资的结果。

我们再看消费增长，2009年的消费增长是9.8%，高于我们长期的消费增长率（8%），2010的消费增长达到9.6%， 2011年消费增长是11.0%。同时，2010年的投资增长是23.8%，2011年投资增长23.8%，也高于长期平均增长率（21.2%）。反过来，当我们的投资增长低于长期的平均增长率，比如2013年投资增长只有19.1%，2014年投资增长15.2%，但2013年的消费增长只有7.3%， 2014年消费增长只有7.2%，都低于长期的平均增长。看来，反而是投资增长快的时候消费增长快，投资增长慢的时候消费增长慢。

为什么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关系是这样呢？其实只要投资增长是有效的，就会创造就业，而且会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增加就业，这样家庭的收入就能增长，从而带动消费也会增长。反之如果投资下降，创造就业少，对未来的就业和收入预期不好，劳动生产力的水平比较慢，这样消费增长反而会变慢。我们要将背后的道理分析清楚，不能简单的认为投资就会挤占消费，要动态地看投资增长对现在和未来的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影响。

 

问：最近有人反对政府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认为会挤占民间投资，你怎样看？

林毅夫：我认为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会挤占民间投资。扩大投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一个是产业方面的投资。产业方面的投资应该是以企业为主。如果要通过政府投资来扩大总需求，更多的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

最近也有一些人反对政府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其理由一是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会挤占民间投资，二是认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低。

第一个观点忽视了政府推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例如，2008年政府4万亿的投资，究竟是因为民间投资意愿低，政府为适度扩大需求才去做基础设施投资呢，还是因为政府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资，才会造成民间投资意愿低？其实答案很清楚。当时国际经济一蹶不振，外贸出口减少了一半，产能过剩非常厉害，而过剩产能不仅在出口加工部门，也出现在装备制造部门。在那种情况下，民间怎么可能有信心投资？为了增强国民的信心，保证稳定增长，才适度扩大投资，也就是因为出现民间投资的意愿不足，政府才搞基础设施投资的。

第二个观点说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回报率低，有些学者有很详细的经验数据的统计来加以证实。但是，是不是因为政府投资回报率低，我们就不要政府去做基础设施投资？

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比较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的，回收期可能是四五十年。一般民营经济的投资是在产业部门，产业部门一般十年以后就全部折旧光了，甚至有的还短于十年。当然，折旧期短回报率一定要高，才有足够收入来偿还投资。基础设施的折旧和回报期长，如果它的投资回报率和产业部门的投资回报率都一样，是会太高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3、5个百分点就不错了，而民间产业的回报率应该是10%以上。因为周期性不同，要求的回报率不同。

第二，基础设施投资收益有很多方面体现于外部性，比如说交通不拥堵，最大的受益者是企业和人民，但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对外部性的收益直接收费。

因此，这种直接回报比较小的，有外部性的基础设施投资，让民间去做是没有积极性的，除非给它垄断地位，让民营资本可以靠垄断来将外部性收益内部化，收取垄断价格。如果基础设施让民间来垄断，从投资者来讲是合适的，但是从整个经济发展来讲是不合适的。

实际上，在此之前，包括世界银行等很多国际机构都倡导基础设施投资应该由民间来投资。但是随后发现民间有积极性投的基础设施只有一种，就是移动通信。为什么？第一，移动通信投资和规模太大了，所以形成了自然垄断，有垄断利润；第二，容易收费。除此类之外的基础设施，民间投资的意愿非常低。2014年，我们提出要通过PPP投资基础设施，但是最终落地的项目非常少，除非政府给民间资本垄断地位，但是这又不适合经济的发展。如果一定要由民间做，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必然要让政府来做。

 

问：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起责任，投资时机什么时候最好？

林毅夫：如果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是政府，最好的投资时间是经济下行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政府做基础设施投资，创造需求、稳定增长，增加就业，具有这方面的好处。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也是最低的，各种原材料的成本、工资的成本都相对低，还能稳增长。反过来讲，如果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做基础设施投资，可能造成经济过热、原材料成本上升，就会抬高基础设施的成本。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只要项目选择好，短期能创造需求，长期是提高增长力，增加政府的税收，所以是一石双鸟。我2009年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开始倡导这个观点，当时响应者少，很高兴现在这个观点已经在国外学界和政策界变成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出的《世界经济展望》的主题就是：在经济下行时是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能照搬西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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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我们将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既是需求侧的管理，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措施；我们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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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理论是相通的吗？

林毅夫：国内学界、舆论界一般都是用国外的理论来看我们的政策。比如说，大家都爱讲过去中国的政策是需求侧的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当中央提出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很多人马上说我们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拥抱供给学派的政策。

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挖个洞、补个洞”或发失业救济以提高短期提高需求，但长期不增加劳动生产力，而供给学派的措施主要是降低税收来提高投资和增加供给的积极性。

供给学派的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执行的一个政策主张，当时是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时候。美国的供给学派是反对产业政策的，他们主张用普遍降税的方式来提高投资的积极性。

我们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凯恩斯主义吗？实际上，我们过去投资的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消除增长瓶颈的。那种财政政策确实是在短期提高了需求，长期来看也降低了我们的交易费用，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可能做不到，因为那里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完善。但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投新的项目，而且是消除增长的瓶颈，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中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中国现在的供给侧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是把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

我们现在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短板。我们也有很多领域税收过高，也有一些过剩产能应该退出，含有产业政策的内容。我们现在的思路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

所以，中国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分析清楚我国当前经济的实际问题和机会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的政策该怎么做。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遭遇到周期的冲击，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反周期的措施。发达国家的反周期措施，很难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而发展中国家是可以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是在消除增长瓶颈的意义上做基础设施投资，既是需求侧的管理，同时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的措施。

另外，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不是没有，但比较难进行。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自己必须发明新的技术、新的产业。而我们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的产业升级属于补短板的产业，所以我们的产业政策的性质跟发达国家不一样。我们可以根据短板产业的需要，支持发展相关人力资本、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不能因为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没有产业政策内容，我们也不用产业政策。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根据他们的发展阶段、产业特性、生产特性提出的，他们的宏观调控、发展政策有他们的特性。我们发展中国家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生搬硬套可能会给我们的政策造成很大的误解和不良后果。

现在有些人认为，发达国家学界认为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已经被抛弃了，所以我国也不应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但是我们推行的不是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我们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也不是推行供应学派的政策。过去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既增加短期的需求，也增加长期的供给；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能增加我国长期的供给，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

所以，我国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是需求和供给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发达国家的供给学派的政策。

经过对上述一系列因果关系的分析，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种理论框架给我们发展政策、宏观政策提供参考。中国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自己创新的发展理论，不仅对我们有价值，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参考借鉴价值。

 

问：从上述观点分歧可以看出，国外现成的理论不能有效指导新形势下我国的实践，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

林毅夫：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们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创新的前面。在发达国家，如果你看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周期政策理论，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在什么发展阶段，它都必然会有外部冲击，面对这种冲击就要有应对的反周期的政策，但是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把反周期政策和增长政策结合起来，可以用反周期投资来消除增长的瓶颈，这就是在实践中的创新。另外，因为在我们经济产业的升级当中，要相应补偿外部性，要解决一些协调性问题，这些都应由国家来做，所以，要有产业政策，现在我国政府提出的政策框架，实际上是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

我们要针对中国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中国理论，而不是中国一有问题就到国外的文献找一些相应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发展才能跟社会发展同步，也才能够实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强调的创新，而且创新的四个方面：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中，第一位是理论创新。我们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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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在继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再掀高潮。徐才厚、周永康落马的事实，再一次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中央的反腐决心坚定不移，“对腐败零容忍”绝非空话。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在一年多时间里，依法惩处数十起大案要案，力度之大不见史册。十八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说：“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

中央惩治腐败敢于动真碰硬，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党纪国法不容违逆。但同时，这也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反腐十数年，腐败却遏制不住，呈现批量化和严重恶化的趋势？

腐败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是很多党员，包括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共产党为之流血牺牲、不懈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念。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狂潮，他们的思想意志被摧垮，将党性让位于私欲，将良知出卖给资本，将权力变现为钞票，堕落为没有底线的官场食利者。

反腐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历史到现实，因统治者腐化堕落而政权倾覆的教训比比皆是。23年前苏共亡党亡国的一幕距今并不遥远，它给我们的警示是：像苏共这样的社会主义大旗、像苏联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顷刻间垮台解体，其前车之鉴足够我们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效遏制腐败，纯洁党风，重拾民心，巩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基业？2014年7月5-6日，在本刊举办的“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腐败问题及其实质进行了剖析。

 

 

孔丹[1]：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实质

我们会议的题目叫“问题中国，进步中国”。对问题中国，我感到担忧，现在遇到的挑战是严峻的。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中国自身在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还是所有的国家——各种类型、各种体量、各种制度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腐败。习总书记在“五四讲话”中跟北大的学生们说，人生的第一颗扣子要系好。一个人一生中如果第一个扣子系错了，后面全是乱七八糟。当然，第一个扣子系好了，后面的扣子也不一定系得好，但是第一个扣子最重要。

我的第一颗扣子是18岁入党。但是我现在对腐败问题，对这个党从上到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变质，感到问题非常严重。各位学者在观点上可能不同，但我们从同样的事实看问题。腐败问题，怎么理解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为什么先治标再治本？这就跟人发烧一样，高烧不退会死人，最后整个党垮掉了，所以得先退烧。这个本是多年积累的问题，有各种原因，但是发烧这一点是公认的。从中央高层到老百姓都看到，这个党在发烧，不是低烧，是高烧。有些干部没底线，不知耻，手一伸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拼命地通过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共产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问题？它是内生的，还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我的“口述史”谈不上有多深刻，但是做了一些探讨。毛主席搞“文革”有一个原因是对苏联共产党变质问题的思考。其实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他都在努力想解决执政党如何不变质的问题。或者用现在有些学者的话说，这是一个战略思维。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文革”，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际上是把中央最高层给撕裂，把一些人打倒，然后重新去建构。最后的效果很差，问题很大，所以被称为“浩劫”。

    今天大家普遍看到的腐败问题，我认为，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实质。现在退烧，肯定要老虎苍蝇一路打下去。最高层认为，这关乎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了。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常严峻。

    有人给共产党把脉，开出了药方，说你这套搞不下去了，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你能治得了这个病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如果这个办法行得通，为什么不可以用呢？但是我从实证的角度看问题，如果直接把那种所谓的“形式民主”引进来，不但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中国肯定先分裂了。这一点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我相信人民都会认识到，不能搞那个“民主”，乌克兰、伊拉克的教训就在眼前；印度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不出现腐败吗？但是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能不能在退烧的同时把住脉，开出好的药方？

过几个月要开四中全会，主题是关于依法治国。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有效的药方。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一个法律框架，自己作为执政党，接受法律的约束。这应该是一条路，如果能坚持下去，就能把党内存在的违反党纪国法的毛病慢慢纠过来。这个问题很深，一天两天纠不过来。

现在加强反腐也带来一些不作为的情况。以前给点钱办点事，现在不给钱也不办事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整个公务员队伍成了一个社会垢病的目标，就和国企一样，成了原罪。所以，遏制腐败的问题对我们党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的人心所向。我们现在看到生活的改善，看到社会的进步，看到国力的增强，甚至还有总书记说的中国梦，复兴的门槛快到了。这是正能量的一面。但同时因为问题增加了，你说是错误思潮也好，敌对势力也好，运用互联网的手段也好，总之人家不断垢病你。而你开出药方来，大家信不信？一些人和我争论，说把西方那套拿过来就能解决问题，我坚持认为那不可行。由此我的思考变成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方法论应该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其实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这种看法，改革是通过一片沼泽地，非常艰难，到处是泥潭，稍有不慎就会陷进去。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人家追问，你执政的合法性在哪里？我们说是打出来的，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这就是它执政的合法性。但是今天，共产党还能不能继续领导中国人民？有没有这个资格继续领导？我认为，腐败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既要治标又要治本。现在大家都看到，反腐力度很大，人民有人民的期待，中央有中央的担当。干部队伍问题是个大问题，所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轮在省部级以上，第二轮在基层。

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结构调整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越位、错位，还有缺位，到底是政府出了毛病，还是市场发挥不充分，造成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把脉，有些人已经开出药方，就是普世价值和宪政，再加上自由市场经济。我前面已经说了，他们那套行不通。

我们肯定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家从政治上、思想上到经济上对中国独特的道路进行了总结。但是我们的问题仍然需要面对，需要解决。所以，希望各界有识人士能够针对中国今天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对中国的进步有所推动。

罗援^[2]：吏治腐败会伤筋动骨

今天讲“问题中国”，从现象上讲，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人心向背，我把这个问题排在腐败之前，是因为民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首要问题我们解决没解决好？我们说联系群众，但现在群众是谁？共产党今天的依靠力量是谁？现在的工农群众，很多人怨声载道。群众觉得你们是既得利益者，再怎么发展，都跟自己没关系。富的太富，穷的太穷。其实共产党办没办好事儿？办得好事多了去了。你看几乎所有的县，市政建设都很漂亮，马路高楼修得很讲究。可是老百姓为什么还这么多怨言？问题就在于我们到底依靠谁，改革发展的红利到底应该由谁来分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句“耕者有其田”，就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我想，现在一句“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也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再一个就是怎么对待复转军人，还包括一些参加过作战的人员。这些人，真要打江山、保江山，还得靠他们，绝对忠诚。现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已经不多了，即便十三四岁参军，如今也已进入暮年了。政府拿出点钱来，从贪官污吏手上没收的钱里拿点出来，把复转军人和抗美援朝老兵等参战人员安排好点，安抚人心，能顶百万雄师。能够为共产党上战场的这些人，现在却被边缘化了，这怎么行？他们在一些红色纪念日聚会，是聚集正能量，应该支持。我常想，一旦发生颜色革命，谁来挺我们的共产党政权？这些人与我们的红色政权息息相关，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联系群众，首先要联系他们。当然，还应该包括爱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之士。他们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和大多数。所以，人心向背的问题、依靠对象的问题，这才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腐败。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甲午战败，重要的原因是败在贪腐。最近徐才厚、周永康被查，腐败程度触目惊心。最可怕的是吏治腐败，一批人要官、跑官、买官成风。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躬身反省，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吏治腐败猛于虎，逆向淘汰，精英流失，贪腐泛滥。当务之急是要启用一批对党忠诚、清正廉洁、有担当、有才华的优秀干部，把他们安排到关键岗位上。要尽快拨乱反正，恢复部队的光荣传统，向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聚焦。

第三个问题是舆论阵地失守。现在在一些网站上，你不骂共产党，不骂毛泽东，都不好意思上这个网。在网上谈共产党、谈社会主义，好像都已经边缘化、地下化了。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几十年的时间咱们连个舆论阵地都没了？文化战、舆论战，这是共产党打胜仗的一个法宝啊！习主席在这方面讲了很多，非常到位。舆论是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我们现在主力军在什么地方？怎么来打赢这个仗？有没有自己的网络平台、意见领袖？有些媒体和网站阳奉阴违，令不行，禁不止。现在网上还大量充斥“五反言论”——即反党、反政府、反军、反社会主义、反老一代革命家。很多人仍然在诬陷、造谣、诽谤，甚至骂人，满口污言秽语。网民提意见、监督，甚至批评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我们欢迎，但如果以“言论自由”为名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我们坚决不允许！

中央已经警告不能再给这些舆论提供阵地。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网络这个阵地我们绝不能拱手相让，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占领阵地，诬蔑我们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人听之任之，今后他们就是颜色革命、社会动荡的隐患。

第四个问题是形式主义。中央抓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当年延安整风就是从“反对党八股”开始的。现在“党八股”仍然盛行，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假话不绝于耳。基层还是会议多、工作组多。一些地方官员为反官僚主义下基层，却给基层增加了新的负担；疲于接待，疲于听指示，抓工作的时间被挤占了。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活动应该围绕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展开。很简单，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的典型不在多，而在精，要有针对性，要有说服力，要分层次：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周恩来；中层干部学习焦裕禄；基层干部学习王进喜；老百姓学习雷锋。如此，党风、民风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第五个问题是安全环境。现在面临双重压力，就是习总书记所讲的，我们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在战略上、在安全政策上是不是有需要反思的地方？现在内忧外患，恐怖袭击是空前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直接或间接的围堵也是空前的。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不能视而不见，而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以上五个问题是从现象上分析，最后还是要从体制上和政治思想路线上来找这些问题的根子。

武力^[3]：我对共产党遏制腐败有信心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我非常同意潘维教授[4]说的，我们现在对制度的过度强调，有点走向唯心主义了。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在生产关系调整方面，制度变革确实带来很大的红利。但是我们应该比较客观地来看这个问题，有两条我觉得是基本原理。第一条是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有适合。就像鞋子一样，没有说你的鞋子大好，还是鞋子小好，合你的脚才是最好的。而且经济发展非常快，社会发展非常快，制度不可能是固定的。就像孩子穿鞋一样，这个时候穿37码正好，但不能永远穿37码，过几年脚长了，穿40码了。这种变动，我觉得应该讲清楚。

我是搞经济史的，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我越来越感觉到，体制有问题，确实需要改，但是更多的是发展中的问题。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现在来看是非常严重。把这些一股脑都赖到体制上，老想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恐怕就会出毛病。

第二个问题是反腐。三中全会《决定》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而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腐败阻碍了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老百姓对这一点产生怀疑，西方也诟病我们，当然西方的情况就不用说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恐怕是最大的难题。

腐败其实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共产党能不能有效遏制腐败，或者把腐败控制在一定程度内？我还是有信心的。这在历史上也可找到不少例子。

腐败问题除了有制度因素、发展变化的因素以外，还有政策手段的使用问题。这与政治经验和治理措施有关。我觉得，过去20年我们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起码没有充分吸取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越是在社会承平日久的时候，越是在没有战争、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治军越要从严。对部队来说，社会很难监督到它，那它自身最关键的检验是什么？是战争。检验部队靠打仗，打仗能看出你这个部队行不行，是不是一打就稀里哗啦了。检验企业可以看效率怎么样、生产怎么样；检验干部可以看他给群众办了多少事儿，但是部队不打仗就检验不出来。所以在和平年代，尤其在市场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没有严格的治军措施，结果就会导致腐败，其实也害了很多干部。

从中国吏治的角度来说，现在是可以收拾局面的，但是中央得有一套办法和严厉的措施。真要惩治贪官，老百姓肯定赞成，一般也不可能因此就闹出乱子来，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所以，一方面要健全制度，这个可能慢一点，就像吃中药，是个慢功夫。同时要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严厉手段和政策，这样惩治腐败可以比较快地见成效。

强世功[5]：要从“反不法”转向真正的“反腐败”

讨论反腐败，我觉得要区分违法犯罪的不法问题与真正的腐败问题。亨庭顿在《变迁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论及腐败问题时，强调要区分“不法”与“腐败”。不法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官员不是神仙，与普通人一样也会有违法犯罪问题，比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各种违法行为。导致这些问题固然有腐败因素，但在性质上首先属于“不法”，不完全等同于“腐败”。我们不能把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都看作是腐败问题，这样很容易混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这两个概念。

“腐败”是指背离事物的性质，开始走向其反面，从而导致事物腐朽死亡的力量。因此，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性质，其腐败的因素也不同。讨论腐败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事物的性质，必须针对事物的性质来谈。比如，企业家的性质就是创造财富，如果一个企业家缺乏创造财富的动力，整天想着如何消费财富，那就是一种腐败，意味着企业家的死亡。相反，慈善家的性质就是关注慈善事业，如果关心如何赚钱，就不是慈善家，而变成了商人。

官员腐败也要从官员的性质说起。比如，有些官员虽然收取了不法利益，但他们也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属于“不法”，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对于这些官员，在法律上惩罚与政治上肯定并不完全矛盾。

相反，有些领导干部可能很清廉，但对老百姓没有感情，对党和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草率决策，将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廉价转卖给一些个人，致使党和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这些干部或许没有从中获取不法利益，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完全背离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性质，因为他们考虑的不再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某个集团或个人的利益。今天不少官员以改革的名义损害国家公共利益，这些“昏庸糊涂官”的所为难道不是比不法更有危害性的腐败吗？古人讲，“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有些党的高级干部虽然很清廉，也有不错的官誉和口碑，但在内心中对党和国家政权没有信心，早早把子女和家人送到国外，将家庭财产转移到国外，使自己变成“裸官”。这些人往往在暗中纵容各种“和平演变”的主张，以便伺机跳到另一条船上，趁“颜色革命”的混乱之机瓜分国家财富。这些人也许没有什么不法行为，有的甚至很清廉，很有道德感召力，但对于国家政权和人民的福祉而言，祸国殃民难道不是比不法行为更可怕的腐败吗？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由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法律上有多少不法行为，而是由于他们整体上的政治堕落和腐败。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实际上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政治腐败。

亨庭顿认为，后发达国家政治秩序之所以混乱，与其说是由于官员在法律上的不法，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执政党整体的腐败，即执政党不再考虑国家整体的公共福利，而仅仅考虑某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从而导致执政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引发政治秩序的不稳定。

当前，不少人都说反腐面临两难困局，因为从不法的角度来反腐，可能为数相当多的干部有不法现象。这是由于中国转型期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如果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反腐败就可以走出两难境地。

首先，当前大面积不法的根源在于官员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领导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要从反不法开始，同时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和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从总体上遏制腐败导致的不法现象继续蔓延。这可以看作是病急用猛药。

然后要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对于违法犯罪问题，关键在于加强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政领导干部犯法和普通公民一样处理。只有严格实行法治，“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不法。若采取“刑不上大夫”，党政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要由上级领导批示才能追求法律责任，那就不是法治。不法问题就会长期存在，甚至会愈演愈烈。

区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和政治上的腐败之后，反腐败就不能只盯着不法，而要有政治观念，有政治大局观。反腐要与整顿党的思想作风、清理党的干部队伍这些政治任务结合起来。

从法律角度看，腐败问题可以定义为是法治问题。但是，要在中国建立法治，必须走中国道路，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法治的“法律帝国模式”。而不顾中国实际，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

彭光谦^[6]：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资产者，这是一个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说过很多了，说说问题。

在经济领域，经济总量已经翻了几番，但在收入分配、经济的独立自主性等方面，积累了不少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在政治领域，第一是价值观搞乱了，心灵迷失，自信心都没有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是阶级成分变了，队伍被搞乱了。刚才有专家讲到腐败问题和法律上的犯罪问题，我看实际上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他们当初是光着屁股来革命的，包括徐才厚的父亲也是老农民，可他凭什么一夜暴富？党内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在阶级关系上已经背叛了共产党。

苏联为什么垮台？苏共一大批人，包括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巧取豪夺，侵吞国库，贪污受贿，成为资产者。他们必须把共产党搞垮，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要汲取苏共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现在的问题不光是一般的腐败，腐败哪个朝代都有。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是一个大问题。

关于民主，民主的价值观应该说是历史的、阶级的概念，有雅典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有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历史上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封建皇权、封建神权是一种否定。但是它确实是代表资本的利益，是在资产阶级内部按资本进行权力分配。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资本者的权利博弈，是按财富的多寡决定权力分配的民主。现在西方把这一套变成了推广其霸权的一个工具。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上只有霸权主义，没有民主，从来不讲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用导弹来推销的民主，这个民主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好东西还要吆喝吗？还要强迫别人接受吗？在市场上吆喝得最厉害的人肯定是想把最烂的货推销出去。西方现在不但使劲吆喝，还用导弹强迫别人接受，这个东西肯定是个坏东西。现在的西方民主，实际上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合法性的说辞，是维持所谓道德高地的一块遮羞布。但是遮得住吗，谁信他？福山曾经是“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现在也承认，美国的一些根本制度出了问题。

在价值观方面，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近年来我们不再讲自己是革命政党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害怕提共产党是搞革命的，好多文章都讲，我们的历史方位已经变了。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今天把革命这个理念、革命的使命都不提了，抛弃了，那还是共产党吗？淡化或放弃了自己的根本信念、根本任务、根本历史使命，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不讲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共产党凭什么掌权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王湘穗[7]：问题很多，但仍有可为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我们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因此有的人感到没信心。如果从历史看，就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就是从解决问题、难题起步的。有时局面极为严峻，问题堆积如山，但只要路线对头，就能转危为安。比如延安时期，我们党遇到的问题远比现在更多。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国民党重兵围困，肯定比现在问题严重得多。可是通过延安整风，解决了党内积累了近20年的问题，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存在许多问题，但并不是不可为。

如果借鉴延安时期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路线，一个是政治路线。延安整风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结果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完成了民主革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山沟沟里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所以，不怕问题多，就怕路线不对头，只要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目前像顽石一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怎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张宇教授[8]讲，中国的核心问题是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补充一点，中国走什么路，不完全是由知识分子来回答，或者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来回答，而应该由全体中国人民来回答。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走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路我们走得了吗？不在于我们想不想走，而在于世界有那么多资源供我们消耗吗？没有。或者走伊拉克、利比亚、埃及、乌克兰的路？中国人愿意吗？我想也不会愿意。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的路。13亿人的现代化，比现在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多一倍。这条路，任何人都不可能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去找寻。简单地模仿西方，或者完全承袭传统，肯定都走不通。

中国道路要靠全体中国人慢慢去摸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摸索，65年的历史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答案：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三个自信，才能解决道路问题。坚持了，就能够克服我们面对的困难，违背了就会犯错误。20世纪50年代强调自力更生，是全球冷战格局下的一种选择；70年代的对外开放，也是在冷战格局出现重大改变后做出的调整。这些重大决策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时易境迁，就需要因势利导，决不能刻舟求剑。实事求是不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党需要把它尽快明确下来，以免被洋教条、土教条干扰了我们的前进方向。

    第二个是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核心是立党为公，这个公，就是天下为公的公。中国政治历来崇尚民本，民为国家之本、天下之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是立党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服务于13亿中国人民的党，这个政治路线必须明确。所以，不是说是不是市场化体制，或者是不是法律化体制，而是像张维为教授[9]讲的，能不能形成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良政善治的体制。市场决定性、依法治国都是手段和工具，最终在于你服务的目标是谁。把这个政治路线搞准确，有了最终目标，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路径、方法和手段。

我赞同张宇讲的，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要有一些不可交易的东西。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觉得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学西方的。其实不是的，中国才是市场经济的老祖宗呢。看看《史记·货殖列传》就知道，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有极其成熟的抑商手段，早就确立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体制；把商放在社会阶层的最下面，就是要抑制商人的政治作用。还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坐四匹马拉的车，如果商人发展太厉害，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要以豪强之名迁离。这种士农工商的体制和抑商的做法，使中国农耕社会能够保持几千年的稳定。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传统抑商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我觉得，为了发展实体经济，中国对资本、资本家集团也要有所抑制。至少共产党应该明白，不能把商人的那套东西发展到党内来，要在政治领域、党的组织中划一些界限，明确哪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谁交易就是触碰红线。如果有谁把党员资格、领导岗位拿来交易，把中央委员的职位拿来交易，把将军的军衔拿来交易，那他就是自寻死路。

在社会领域也要对市场有所抑制，确定有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比如食品卫生标准，比如高考。中国古代就有考试舞弊，有挟带这种事情。但是，谁挟带就杀谁，峻法严刑之下就导致有些东西不可交易。现在我们就应该重新明确这一点，有些东西不可交易。谁交易这些东西，谁就触犯了法律，就是党内公敌、社会公敌，就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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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落实在三个层次：高层、中层与基层。高层指中央领导层，是统领者、领航者；中层指中间官僚层，是代理者、执行者；基层指与人民群众直接打交道的最底层，是基础，是稳定器。总体国情是具体民情的聚合，基层无大事又无小事，说“基层无大事”，是因为从上面看事事关乎全局、整体、长远，到了下面一切又必须分解为局部、部分和短期具体事务。说“基层无小事”，是因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政法文教都要放到基层落实，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基层变局带来新挑战

中国共产党从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建设开始，就把基层政权的建设放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把群众的同意作为力量源泉，开创了“延安体系”，走出了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为中国文明开创了新形态。① 国民党则与此相反，沿袭旧时代制度，把地方自治建立在“地方自治员”和“保甲长”上，只看到官僚，看不到群众，失去了基层，最终被赶出大陆。

三十五年以来，国际国内双重因素共同推动着中国基层的巨变。贫富两极分化再次席卷全球，资本的力量在冷战结束后如脱缰的野马般大肆扩张，两极分化从区域问题变成了世界问题。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国家治理的三个层次都发生着新的变化，人、财、物、信息、知识、资源的大规模流动，中国正从以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变成以市民为主的城市社会，从稳定的熟人社会变成流动的陌生人社会，农民虽然人在农村但思想观念却早已城市化，政法文教相对滞后，基层社会问题更趋复杂，基层治理的挑战更大了。

作为持续三十多年的大变局的结果，基层从“团结”走向“松散”，政治生活的重心不断上移，基层的地位日趋低落，基层社会正在从“延安体系”下“团结的基层”转变成市场体系下“松散的基层”。商品交换的逻辑跨越经济领域，蚕食着政治、文化和伦理领域，催生了经济领域的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基层的去组织化、基层群众失语，以及基层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劳资关系紧张等等乱象，“以人民为上帝”的“民本政治”开始走下坡路。因此，如何使中国避免拉美式的社会松散失序状态，如何让13亿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何在物质富足的同时实现精神幸福，再次成为新时期基层治理的难题。

基层失序之险

基层恶治与善治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组织化程度、直接民主水平和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思考问题的逻辑基于防患于未然，先做最坏打算，再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局面。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基层危机主要源于“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和“人民主体性的衰减”。

组织的弱化

多年来，国家权力触角上收，大踏步撤出基层，高层、中层关闭了原本畅通的基层上升通道，上传下达的双轨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单轨，基层治理越来越依靠官僚化的行政命令。一些地方特别是在一部分农村地区，基层组织高度涣散，甚至出现“表面有政府、实际无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层党组织官僚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彰，党内民主生活会沦为摆设。基层干部离老百姓最近，最懂老百姓，处理基层事务最有经验也最有权威，但在一切向“大户”倾斜和集中的农村政策主导下，基层干部与普通群众的距离不断拉大、隔膜不断加深。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成了截留政府资金的“吸血中介”和“龙头老大”，失去了团结基层、凝聚基层、代表群众的资格和能力。

其次，基层群众组织名不副实。党和群众原本各有组织，党通过群众组织联系群众，协商共治，孵化自治。但多年来，基层只剩下党的组织，党组织没有能力指导培育群众的自我组织发展，现有的群众组织也变成了对上负责的官僚化组织。

再次，基层干部队伍后继乏人。目前的基层治理仍然依赖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政治遗产，组织网络中的生产队、生产小组、居（村）委会等架构在关键时刻虽能正常运转，但干部队伍老化，农村的新干部主要来自返乡农民、退伍军人。在城市化洪流面前，在后税费时代基层财力严重不济的局面下，愿意扎根基层的干部不多了。

最后，基层干部与群众关系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山区，家家户户挂毛主席像，但也常常同时悬挂代表宗教的财神像、观音像和代表传统文化的“天地国亲师”，这说明共产党教化于凝聚人心的功能尚在，但已大大弱化。吃过苦、翻身做主人、发自内心拥护共产党的革命一代，即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农民和农村干部在城市社会中摸爬滚打，受够了委屈，见惯了歧视。

失序的民主

其一，自治简化为直选。基层原本最有条件推行直接民主，即所有重大事务交由基层群众大会议决；实践中却把群众自治简化成直接选举，一切由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决定，选时有民主，选完没民主，又回到了精英统治。因此，有必要探索把选举、决策、管理、监督与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群众自治孵化器功能有机结合的制度。

其二，基层选举失灵。就单次规模而论，中国基层选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直接选举，但其无组织、无秩序现象愈加突出，贿选成风，用钱买票、恐吓威胁现象屡见不鲜，强人、能人把持选举，全盘操控基层事务。

其三，基层无序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空心化，农村和城郊新社区的黑社会化、豪强化，邪教迷信重获生机，利益分歧大的地方群体性事件高发，恶性刑事犯罪和恐怖行为频现。

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不彰

首先，基层的贫富分化在拉大。内城社区与城郊社区，城郊农村与农村腹地，大户、能人、强人、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贫富分化在拉大，贫富之间在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过度区隔。城市化的农民就业不稳定，创业也缺乏金融支持。

其次，干部与群众的利益分化程度在加大。二者在革命时代高度一致，在改革时代出现分歧，长期利益也许一致，短期利益的分歧越来越大，严重削弱了基层干部的代表性。

再次，基层生活的共同性在降低。治理技术的革新加剧了基层治理的空心化，基层只在经济、财税意义上重要，在伦理、文化、政治上无足轻重，人民看不到共同体的存在，即便有较强的主体意识，也无从着力。农村原有社会结构趋于崩解，社会紊乱、伦理倒退和人心失序现象突出。

又次，人民难以发挥主体作用。“人民的主体性”主要通过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生活质量和长远福祉的基层公共事务得到体现，参与感赋予人民效能感和个人尊严，制度化的参与可以持续增强人民的体制自信和体制自觉。但在基层官僚化背景下，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基层事务的空间不大，渠道不畅。

基层善治之道

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不彰，这三重乱象正在将基层推向治理失灵、社会失序；如不加重视，就很可能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危局。怎么办？在总结中外基层政治的古今得失基础上，可以发现，基层的善治之道不外乎三途：“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以及“回归民本、再造人民、依靠人民、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共同体”。

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不是无主体的社会自组织，而是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激活党的先锋队和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与直接民主结合起来，带领基层人民落实直接民主，实现有序、有效的基层自治，也就是通过党的领导落实人民的主体地位。

党要像个党，党员才像党员，才会在群众中有号召力。基层再组织化主要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进行，前提是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再政治化。重新激活共产党的政治性，与纯洁共产党的队伍同样重要。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去政治化，共产党仍然是高度政治化的政党组织，保留着鲜明而强烈的政治品格，一旦重新激发出来，就会迸发出极大活力，基层党员群众的无穷智慧会创造出无数新机制。

政治再组织。人是社会而非经济动物，有内在的精神需求而非仅有口腹之欲，行为动机受政治、伦理、文化影响而非仅受经济因素影响。这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希望超越单纯的经济利益，过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即便是在高度原始化的社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五百年来人类社会的最大普世价值。社会主义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同时满足“劳者有其得”和“劳者有其尊”，这对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中国而言是唯一正途。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孜孜以求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正当性所在。

但是，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不再是清晰的方向，社会主义的名与实都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在国家治理中，“民本政治”理念受到极大削弱。真正认同、支持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人要么被挡在门外，要么进了门却被困在办公室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被视为不切实际，甚至备受嘲弄。不少党员干部的人民观、群众观出了问题，不再以人民为师为友，反到对人民群众高墙阻隔、壁垒森严、四处设防。

基层组织弱化现象是政党理念偏离“民本政治”这一王道政治的产物。多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党支部仿佛成了地下党，好像除了赚钱啥也不会，在很多社会生活领域中悄无声息。组织有个组织样，党员才有个党员样，群众才有群众样。党的组织化不能只是自上而下的，还要在自下而上方面下功夫，把孤立的联系起来，把分散的整合起来，让沉寂的活泛起来，让地下的重见阳光。也就是说要建立政治渠道，主干旁支戮力合作，共同致力于把基层重建为“团结的基层”。因此，政治再组织的第一步是去官僚化，重中之重在于政党理念回归“民本政治”。

在操作层面，可以考虑的办法，包括建立党员在单位和住地的双重管理制，疏通党的人才吸纳管道，重构基层群众组织，在与基层群众朝夕相处中发掘有威信、受尊重和信任的干部骨干，以及重建基层党组织与所在村庄、社区、企业、单位群众的利益一致性，这又是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和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所在。在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上，基层群众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可以互相竞争，谁更有一致性，谁获得更多的支持，谁就可以做基层组织的领导者。把那些“群众的自然代表”吸收到党组织当中，可以增强党组织的仪式感和神圣性，党的代表性也随之提高。

经济再组织。为了把市场逻辑圈禁在经济领域，把资本关在笼子里，把正在脱嵌的市场、资本、金融重新嵌入社会生活，以及防止资本下乡瓦解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生产经营制度，破坏传统伦理，动摇共产党的政治信念，有必要高度重视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再组织。

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土地的市场化指向的不是农业发展、主粮生产和农民的就业及市民化，不是城镇化，而是再封建化。放任资本大搞圈地运动，把习惯于农耕文化并拥有伦理自主性的几亿农民逐出土地，必将导致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农业部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3.4亿亩，是2008年底的3.1倍，流转比例达到26%，比2008年底提高17.1个百分点。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超过287万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个。“农村政治经济正在加速退回三四十年代，农村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溃败！”这个论断也许并非危言耸听！

农民分散弱小，一向无组织，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完全没有议价能力，很容易成为别人案板上的肉。因此，必须严格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同时可以考虑允许并鼓励国有资本下乡，从而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大前提下，发挥村社、农协、农会的组织、协调、调节和教育等政治功能，把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所必须的资金技术支持扭转到社会主义的方向上。

在城市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单位中，党组织和工会的作用、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都不宜继续弱化，反倒应该顺应工人自发自觉的权利诉求，提高工人、职工的地位。值得参考的做法，包括德国、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华为的“工者有其股”、“鞍钢宪法”和美国式的“退休金社会主义”，以及共同体型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资本社会化企业。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既可以避免激烈对抗，又让工人有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合作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对经济民主的落实，是经济领域的民主机制[①]。市场经济的竞争外在于企业，企业内部不能走经理层专制的道路，为了避免工人变成“工资奴隶”，协商合作共治可让各方尤其是劳动者发挥主体性、主动性，效率也更高。

文化再组织。中国是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源于用社会主义驯服资本，通过走群众路线获得充分的自主性和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抗资本，从而得民心得天下。在“两极分化的全球化”面前，在资本的全面深度渗透面前，只有共产党拥有驾驭资本的力量。如果不是“权力驯服资本”，不是“权力把资本关在笼子里”，不是“看得见的手”支配“看不见的手”，不是社会主义消解乃至逆转资本的恣意扩张，而是恰恰相反，人心必将不宁，政治基础必将不稳。这绝非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之福，也绝非中国之福。

这是文化再组织的基本前提。共产党曾经构建出一套以劳动人民为核心的荣典体系，遗憾的是，这个体系多年来走上了高端路线，常常被人批评为精英的玩物而非人民的荣誉。一夜暴富、资本意志、精英生活成了擎天柱、拱顶石和主旋律；勤恳劳作、艰辛谋生、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农民、职员等普通劳动者成了被恣意修剪的陪衬和裙边。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公平，分化并固化了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隔离了人群，分化了人民，冲击并颠覆着社会价值观，撼动了文化领导权。

任何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均取决于其消弭人民内部分歧、重新凝聚人民的能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文化的再组织就是要确立新的政治伦理，即去经济化的伦理，再政治化、驯服资本的政治伦理。而这个重新制礼作乐的再组织化、再仪式化的过程，事实上高度依赖回到新中国建国的宗旨和传统，去找回失落的自己。

落实基层直接民主

任何形式的政治都不可能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上下通达、来往自如、有效执行、导向良治的双轨政治，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基层是中继站，是政治与治理的枢纽。自上而下的一轨在此把握民情、听取民意、吸取民智；自下而上的一轨在此了解民情、聚合民意、激发民智。

从单轨回到双轨。清末科举制的废除，终结了旧的基层精英生产机制，但却没有新的有效替代，社会基层因此陷入“丛林世界”状态。一百多年以来，只有共产党起于微末，发于尘土，把自家的得失兴亡系于贫苦大众的身家性命，把组织、动员和孵化基层群众的自治作为群众路线的核心，把决策直接拿到基层，随时与群众面对面，由农村而城市，从边缘到中心，最终再次契合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逻辑。三十多年来，尤其是废除农业税之后，国家权力触角上升，基层失去了财政地位。基层的权力因资源的枯竭而弱化，基层治理就失去了自上而下的治理意义，但同时也扩大了基层协商自治的空间。

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打通上传下达的两个渠道，可以把绝大部分问题解决在基层。仅靠自上而下的一轨，过度倚重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成本太高，对政治正当性的伤害也很大。上情下达的轨道是否畅通，不仅涉及是否存在中间代理人的阻隔，也涉及政府官员的政治定位与执政理念，涉及基层是否有配套的沟通节点和政治活动场所。而大部分基层矛盾，折射的都是自下而上这一轨不再畅通。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基层党组织需要政治路线、政治伦理的回归。通过组织动员基层群众，落实直接民主、基层自治。通过上下沟通的节点，识民情、听民意、取民智、聚民心，及时传达给中层、高层，从而重新打通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

从间接民主到直接民主。民主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两种形式。考虑到人口规模、地域范围、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反腐成本等因素，中层、高层更适宜推行间接民主，基层更适宜落实直接民主。因为基层更平等，也只有基层拥有足够的空间和余地容纳人民群众高涨的参政需求。换言之，人民群众希望参政的政治效能感，只有在基层才有可能得到制度化的有效满足，这种政治效能感是民生所无法供给的。

基层民主恰恰是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人民民主主要体现在基层民主，共产党是基层民主的组织者、协调人和领导核心，通过孵化基层群众组织，并与基层骨干团结协作，在带领大家处理生产互助、文化教育、生活服务、娱乐休闲、治安联防、婚姻家庭、医疗养老等小事的过程中，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落实并改善民主民生这些大事，激发基层劳动者的主体性。

基层民主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有序的民主，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自治从来就不是没有组织、领导的。事实上，你不来领导，别人自会来领导，自然会有强人、黑社会来领导，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自组织上，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思维。基层自治落实比较好，基层群众组织程度比较高，基层治理优良，往往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带头人来组织、动员、领导、带领，培养、选拔、激励和约束什么样的带头人，直接影响基层自治与民主的实现程度。当今中国，资本已经高度组织化，资本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与之相比，农民、工人等基层劳动者的组织程度很低，力量也很弱小。因此，社会的有序发展，矛盾的有效疏解，问题的有力处置，一方面需要建构全方位容纳群众参与的基层组织网络；另一方面又需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农村、社区、企业、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统合起来，走群众路线，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让老百姓安居乐业。[②]

落实群众路线，孵化直接民主。外界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弱项，即叠床架屋的间接选举导致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这个批评值得认真对待，有必要群策群力，共同探讨如何构建压力下移、向下负责的体制机制。要言之，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必须接受双重压力：来自中层、高层的行政压力，来自基层人民的政治压力。这就需要有恰当的制度机制来引导他们服务于基层，通过他们把乡村组织起来，把社区组织起来，把工厂组织起来，把单位组织起来压力下移，不能被动等待人民找上门来，而要主动了解普通民众的需要，用人民群众的民意消解科层制的僵化。

群众路线不是送温暖下乡，而是送自治下乡，送直接民主下乡。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次落实“枫桥经验”式的群众路线，全方位扩大基层群众直接管理基层事务的制度渠道，组织、协调、培育基层自治，发挥劳动人民的主体性、自主性、独立性、自觉性，坚持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体土地制度、经济制度、金融制度、组织制度和治理制度，与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相结合，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党干部队伍相结合，整合农民工代表、农民代表、草根组织代表、业主代表等等，才能把劳动人民整合成为一个团结的政治共同体。

为人民服务，不能只是写在墙上，而应铭刻在内心深处，并直接体现为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是基层社会的主体，群众路线是政党生命的源泉，执政党是基层直接民主的孵化器、发动机。沿着制度化、定型化的方向，发掘群众路线内在的民主追求，正在变得极端重要。

“回归民本”与“再造人民”

截至2012年，中国仍有1.63亿的（城关镇以上的城市）农民工、0.5亿的下岗工人、1.64亿的“乡镇企业”职工、2.58亿的农业就业人员、以及0.3亿的乡村“个体户”（其中不少人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和0.37亿的乡村“私营企业”职工，全国就业人员总数为7.67亿。[③] 这充分表明，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以中下层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善治之道，仍然需要回到“民本政治”这一王道政治中去探寻。

人民通过革命或者建国第一次被创造出来之后，并未就此大功完成。如果人民再次面临一盘散沙的分化危境，如果政治的正当性因此受到损伤，就需要第二次创生，也即“再造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益。“群众路线”的脊梁是依靠人民，依靠人民的参与，依靠最基层的“积极分子”，如果只有个人，没有人民；只“以人为本”，而不“以民为本”；基层群众只是被全方位的“覆盖”，而不能全方位的“参与”，也就无法回归“民本政治”，无法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无法“再造人民”。

具体而言，把基层人民组织起来，落实基层民主。让劳动人民过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集体生活，得以制度化地直接参与基层治理，直接参与管理农村、管理社区、管理工厂，并通过文化建设重建伦理生活，通过节日庆典、公共聚会等传统形式和社区微信群、电邮、短信、手机报等新信息技术形式组织基层的共同体生活，才能恢复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把基层社会重建为劳动人民的共同体。如果基层人民不能有效参与、直接管理基层公共事务，不能在影响自身生活质量和长远福祉的基层事务上当家作主，那么所有美好的政治理念都难免走样。

结  语

古今中外，治国之道系于基层，基层安则国安，基层乱则国乱。同样，政党的生命力寓于群众路线，亲和群众、从基层做起、拥有严密基层组织、决策服务于群众，则政党强而王；反之，排斥群众，走精英路线、基层组织涣散、决策脱离群众，则政党弱而亡。孔子说礼失求诸野，马克思说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毛泽东说依靠群众，都是主张眼光向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训练群众，识别并尽力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求。

基层善治之道，要在“政者有其为”，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纠正把选举当万灵丹的理论迷思，真正“回归民本”，“依靠人民”，“驯服资本”，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最大程度地争取实现“农者有其地、来者有其尊、劳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优者有其荣、力者有其乐、外者有其归”[④]。把正在被揉碎、打散的人民重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整合起来，“再造人民”，这样才有可能“无敌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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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普世价值”理清楚

 当一个概念成了激烈争论的焦点，其原本的含义就会被一定程度地遮蔽，争论中占优势一方对该概念的界定会替代本义，进而为争论设置一个模棱两可的前提。这时，我们应该做的是廓清笼罩在概念上的迷雾，首先让词回归它的本意，使争论回到它所应该在的起点，然后从概念中吸取它能够丰富我们思考的力量。

 “普世价值”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一般而言，宣扬普世价值是坚定的西化派。一些坚持中国主体性的人士出于政治的和历史的考量，坚决反对他们的全盘西化论，于是在普世价值的议题上就要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常见的反驳逻辑是这样的：世界是丰富多样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传统和文化，有各自不同的约束条件，所谓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产物，在其他地方未必适用（比如西方出口民主导致失败的大量事实），所以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

 但是，这样的反驳实际上落入了对手设置的陷阱之中。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形成了程式化的认识，即普世价值是自由、民主、普选、多元化等等价值观念的总称（对普世价值论调持批判立场的人士一般也接受这个前提），这样一来，批判普世价值论仿佛与拒斥这些价值观同义了。

 不难看到问题出在哪里——西化派主导了普世价值的定义权。我们需要回到原点，即概念的原初含义上寻找答案。

 先说普世主义。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是指那些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都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概念或准则。普世主义的内涵依具体情境而有所不同，也可以说，世界上有很多种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有确切涵义的理论体系，它只是一个空洞的包纳性的范畴，一切自认为适用于所有情境的理念都可以纳入普世主义这个类别下；换个角度说，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普世主义的一种，虽然这两个主义处于对立的两极。

 将一些价值观称为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并企图推而广之，是一种普世主义的姿态。而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一样，也只是一个“筐”，或者说只是一个“标签”而已。世界上有无数种的价值观，只有一些被装进了这个“筐”里，或者说只有一些被贴上了这一标签。

 那么，哪些价值观是普世价值，哪些不是呢？这里需要进一步区分普世价值的两重含义。一是如“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的字面意思，即能被所有的人都接受和共享的价值观。世界上有这种普世价值吗？19世纪的西方人类学家曾特地寻找过，结果发现，无论是文明社会还是部落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家都共享的恐怕只有“乱伦禁忌”这一条。二是主观的含义，即人们主观上认为应该被普世接纳的价值观念。在这层意义上，何谓普世价值就人言言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显然，对于那些高调主张普世价值的人来说，他们对普世价值的定义是后一种的，即主观地认为某些价值观应该是普世适用的。普世价值论是一种能动的姿态，当有些人声称普世价值存在时，言下之意是要扩展这些价值的领地，用它们来改造世界。

 但这种倾向并非他们的专利。在前三十年里，中国人经常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表述，这同样是普世主义的立场，同样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普世价值来对待，只不过中国没有发明“普世主义”和“普世价值”这类标签罢了。

 可见，将价值观区分为“普世的”和“非普世的”，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是基于鲜明的政治立场的选择。事实上，关于普世价值的界定，是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的。

 于是，与西化派就普世价值的议题进行辩论，不应陷入到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总体性判断中，而应先明确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将普世价值的说法与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挂钩是西化派单方面主张的，他们对普世价值的界定是不能不加质疑就作为前提接受的。辩论的首要问题要回到“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上，普世价值的内涵和外延需要重新讨论；其次，西化派对民主、自由等价值的定义是经过剪裁的，事实上指的是特定的制度设计，于是还要讨论“要什么样的民主”、“要什么样的自由”等问题；再次，与西化派就普世价值问题的辩论，不能等同于对普世主义立场的拒斥，也不等同于“否定普世价值”。

普世主义立场事关道路自信

 站在价值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各种价值都各有其合理性，各种价值内在是平等的。在这样的视野里，普世主义是不成立的。

 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有高低上下之分别，比如民主高于专制，自由高于奴役。一旦价值可以分出高下，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论，高等的价值理应压倒低等的价值。这个过程便是文明的演进。

 在承认价值等级论的前提下，加上对自身掌握了高等价值的确信，就会形成普世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会导致用高等的价值改造仍然被低等价值统治的人群的冲动，哪怕使用强制性的手段，也被认为是正义的。

 价值有高下之分吗？应该根据高等价值消灭低等价值吗？但凡敢于正视现实和历史的人，都会给出肯定性的回答。比如印度教在传统中有一个称为sati的习俗，即男子死后，遗孀要跳进火化遗体的火堆里殉葬。这无疑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而且是落后的、野蛮的价值。在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时期，强制性地废除了这一陋习。关于这一具体的举措，恐怕最激烈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人士也不能不表示支持。

 西方价值观念有优越性吗？回答也是肯定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性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借助来自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摧毁旧的封建宗法，促进人的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等级制的价值体系中，高低上下也有相对的一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处于最高等级的价值会被另一种更高的价值替代。相对于中国旧传统中的糟粕部分以及一些非西方社会中的落后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是高等的、进步的，但它们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打着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时代烙印——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出超越其局限性的、真正的民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基于对资本主义残酷性的批判和对其最终崩溃的必然性的判断，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同时也重新界定了何谓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才是更高等的价值，处于价值等级体系的顶峰。而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来说，旨在摧毁资本主义“神圣的”财产权的马克思主义无异于异端邪说，所以美国的总统们在正式讲话中经常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这是借法西斯主义的邪恶本质和共产主义实践中一些失败的历史而对共产主义总体上进行污名化的策略，在这个论述逻辑中，美国价值观因为成功对抗了这两种实际上相去万里的主张，而获得了合理性。

 在对价值理念进行高下区分的问题上，既有一目了然、容易达成共识的一面，也仍然存在着激烈斗争的部分，这便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命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阵营的解体和中国调整发展方向，世界范围内都认为资本主义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历史终结论”被炮制出来。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历史终结论”被终结了，“谁胜谁负”再次成了需要讨论和需要时间检验的问题。

 可见，关于价值的高下优劣的争论，既是理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或许可以说，这个争论在当前主要是政治性的，它最直接关乎两方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有足够的自信。美国之所以坚持清晰的普世主义立场，坚持认为美国模式是最优的、普世适用的，甚至不惜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在全球推广其民主模式，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美国价值、美国道路的自信乃至自负。当然，这并非美国霸权主义的全部原因，但必须要承认它是部分原因，至少这种普世主义姿态为其霸权主义行径披上了道德的光环。

 对我们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关乎全人类的未来。资本主义必然会将全球的人口和资源都拖入其发展轨道，为资本积累服务，最终摧毁掉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带有生死存亡性质的斗争。

 如果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已是穷途末路，确信社会主义才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能够做到坚持“三个自信”的话，那么就必然要秉持普世主义的立场，成为普世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反对什么样的普世主义

 中国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无疑是一种普世主义，儒家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

 但儒家不讲求主动扩张，它主张“华夷之辩”，坚持“华不治夷”的原则。这并非因为儒家自认为只是一种不具备普世性的“特色”理论，对其他族群并不适用，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渗透，也就是“化”。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姿态并没有影响中华文明的自然扩展。我们姑且将这种倾向称为“非扩张性的普世主义”。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坚决地站在价值观和道德的高地，坚持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在国际交往和意识形态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中国也许没有输出革命，却坚定不移地输出革命思想。一方面，中国坚决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声援西方社会中少数族裔争取民权的正义斗争；另一方面，积极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并以实际行动援助他们建设国家的努力。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豪迈地宣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虽然前三十年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盛，但凭借这种建立在“道路自信”之上的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凭借“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中国在国际上牢固地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高等价值战胜低等价值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价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阶级性的，它附着于一定利益结构，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光靠道德感召力是不能实现历史进步的，没有“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不会自动跑去台湾；没有新政权的建立，民族工商业不可能顺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在与美国的理论辩论中也难以占到上风。毛泽东一言道破真相，“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相比儒家传统，前三十年的普世主义是更加进取的，但并非扩张性的。中国的国际主义基于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前提，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援助的历史实践也表明，中国的帮助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这种倾向我们姑且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

相形之下，西方的普世主义可以称为“霸道的普世主义”。我们不否认西方价值观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性，甚至不能否认西方的扩张过程包含了文明传播的因素，但是西方扩张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高级价值，而是掠夺。文明传播只是西方扩张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殖民主义的主基调是血腥、屠戮、种族灭绝、榨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普世主义沦为强权的说辞，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残暴进行粉饰。

 西方对外扩张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其间，“带头大哥”数易其位，掠夺落后地区的方式也几经变幻，西方普世主义也随之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但万变不离其宗，为强权涂脂抹粉的功能毫无改变。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力量仍然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最大的威胁，西方对普世主义说辞的使用也越发纯熟了；但是在现实面前，这种泡沫化的说辞又是极其脆弱的。

 2003年，美国以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待到在伊拉克境内根本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美国就开始鼓吹，战争至少给伊拉克带去了民主，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独裁政权下解放了出来。如今，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了，真正的民主秩序并没有降临伊拉克，近来伊拉克更是在极端武装的攻击下陷入了极度混乱的危险境地，而从美国人的口中却再也听不到普世主义的圣歌了。

 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首鼠两端的本质更彻底地表现了出来。美国先是策动了反对亚努科维奇的社会运动，并以人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为由，反对任何维持秩序的行为；在亚努科维奇下台后，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崛起，美国则又开始坚决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坚决支持新政权进行武力镇压。更不要谈西方在科索沃公投和克里米亚公投中自相矛盾的逻辑了。

 西方“霸道的普世主义”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自己终结了自己。事实上，它在历史上曾无数次自我终结，暴露出其不义的本质，但它总能改头换面获得重生，所依托的不过是西方的实力。

 这才是我们要反对的普世主义——假托正义之名而行霸道之实的普世主义。中国那些鼓吹普世价值的西化派们，不过是这种普世主义的走狗。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反对一切的普世主义，也不应影响我们自己采取真正的普世主义的立场。

发展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

 在和平时代，国际竞争更多地表现为话语体系的竞争，或者说“软实力”的竞争，而“软实力”体现在价值观上，体现在道义感召力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话语竞争中长时间处于劣势，被西方以各种方式横加指责，却只能不断认错。在具体实践中，“中国特色”经常被用来为改革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这就导致讲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底气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在资本主义遭遇历史性的危机的当下，我们没有理由不理直气壮地根据新的实践和历史资源发展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打出社会主义的大旗。仅从经济发展的成绩上讲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重点阐明的是社会主义的道德性；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等等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应该学习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国民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最高，但美国在宣传自己时极少提及这一点，而是将其归纳为价值话语：美国生活方式不容挑战。

中国要建立一套新式的普世主义话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仅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思考。

首先，要有建立中国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的信心。普世主义立场事关对自身道路选择的自信度。中国是大国，在保全自己的同时，在世界上有维护和平、伸张正义的责任，这是不可推卸的“天命”，这需要中国提出对全人类未来发展的看法，而这必然是普世主义的。

其次，讨论“普世价值”时，不应盲目接受“西化派”对普世价值范畴的界定，并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而应争夺普世价值的定义权，把讨论议程设置为重新讨论什么才是高等的、应该普世适用的价值。为什么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自私自利是普世价值，而道德上更高尚的雷锋精神却不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是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却不是？为什么自由主义是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却不是？自由、民主的本真含义是什么？

再次，应当把中国具有特殊性的成功实践转化为普世主义的话语进行表达。社会主义是高等的价值，但社会主义没有整齐划一的实现模式，正如民主不等同于金钱操控下的投票一样。社会主义要在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取得成功，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实事求是是普世化的语言，是否可以用“社会主义+实事求是”替代不具普世性的“中国特色”呢？

建立中国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是树立“道路自信”的需要，“道路自信”要求普世主义话语，普世主义话语也有助于确立“道路自信”。这是国际竞争的需要，中国必须摆脱过去三十年中面对西方一味被动的局面。这也是世界大势的需要，对抗霸权主义，必然要能够对抗霸权的普世主义话语，只有普世主义话语才能抗衡普世主义话语。

能否确立起“道路自信”，归根结底取决于道路是否具备正义性。树立社会主义的信心，伸张社会主义的普世性，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去除恶性资本主义的因素，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还要在国际上团结和支持弱小国家，共同对抗西方霸权。这是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获得道义感召力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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