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大的亮点，是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标志着，在改革开放近4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发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2.0版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根本而言，是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借鉴和吸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形成整合与统一的新形态的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是共同体逻辑（集体、计划与需求），而资本主义是资本逻辑（个体、契约与利润），这两个逻辑之间可以相互补充，但也存在巨大的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丰富性、超越性在此，而冲突与困境也在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两种逻辑的整合与统一，仍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版本是1.0版本的升级，整合水平与统一水平达到了新的境界，更加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成熟。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但这是作为“四个坚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一段时期，在许多领域，党的领导实际上被弱化、边缘化，一些人对政治体制转型中党的领导地位认识模糊。

对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一个重要的视角，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来理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利用资本，又要驾驭资本，二者的中道就在于一方面要保护资本权利（right），另外一方面是要节制资本权力(power)。我们强调市场起决定作用、鼓励民营经济、全面依法治国等，都含有确认保护财产的权利、契约的权利，这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基础。但同时要看到，资本不仅仅是权利，它还是个巨大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权力对其他类型的权力可以构成支配性作用。这是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特征。

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是根本性权力，它能有效地制衡与驾驭资本，不允许资产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不允许中国从人民当家做主向“资本坐庄”转变。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使得我们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党的领导，坚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滑向资本主义方向；追求人民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资本利益最大化。[1]

“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条基本方略，以党的领导开始，以全面从严治党结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在于：在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其主体性，如何同化、驾驭资本，而不为资本所同化与驾驭。

全面从严治党、不忘初心，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建构超越当下市场环境的理想。恰恰是由于党的领导主体性，赋予了中国道路的主体性与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超越性。全面坚持党的领导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强大力量，全面从严治党则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坚定不移的方向，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

人民主体性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认识更为深刻

人民历史主体性与党的领导主体性是双向赋予的辩证过程，人民的主体性是在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中实现的。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党从人民中走来，人民的历史主体性赋予了党的领导主体性，为人民谋幸福是党不变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党的最高正当性。

反过来，党的领导塑造了人民的主体性。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就不能组织与凝聚成为有理想、有目标、有战略、有步骤进行共同奋斗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人民主体性与党的主体性的双向赋予关系，是通过二者密切互动实现的。概括起来，就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求党的领导既能从群众中来（以群众利益、意志、智慧为党的利益、意志与智慧），又能到群众中去（以党的主张教育、引导和带领群众）。既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又能维护人民的群体与个体利益。要求党始终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与人民打成一片，保持鱼水关系与血肉联系。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许多明确表述，例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把群众路线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中”等。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与新探索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生产关系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0版本更为突出生产力标准。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新的生产力标准，民生与共享的标准。

经典社会主义共同体试图造就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社会主义共同体，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文化、国际主义为其主要特征，其中生产关系的特征处于最主要地位。但在历史的实践中，一度出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匹配的情况，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从生产力角度提出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丰富了生产力标准，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但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区别了单纯以GDP中心的发展理念，走向更为综合、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而发展不平衡中的许多问题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有些本身就是市场机制所造成，需要运用社会主义机制加以解决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将民生作为社会主义重要内涵。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有社会保护功能，对市场竞争弱势群体保障基本生存需要；也有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功能，即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国家提供的公益性保障要成为人民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来源。这样人民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确立。

新时代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正是中国梦将共同富裕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它才得以成为伟大的梦想。这一理想的实现，将标志着中国对于所有可借鉴国家样本的超越，将超越欧洲梦与美国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越“升平世”，走向“太平世”。

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超越了以往将“中国特色”理解为本国特殊性具有防卫倾向的特征，明确提出，中国特色也具有其普遍性的。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更是如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出的生机与活力，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西方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的逆转和断裂；以及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谷、走向复兴。其次是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的伟大复兴改写并翻转了了16世纪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这一基本趋势。其三，以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胸怀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化这一战略构想。其四，从世界视野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新阶段的产物，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使得中国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坚强牢固、充满活力的制度模式，不但将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将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不仅很全面，而且很有魄力。这是在十八大以来5年治国理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前5年的工作成就证明，习总书记不仅是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事务上，都是很有魄力的舵手。

比如“一带一路”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全球化的方向。过去全球化的主导是西方资本，中国即使好不容易加入了WTO，但是否能参与那些规则的制订，都有很多人质疑。但是这个情况在前5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落实，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这方面的转变有目共睹。

十九大报告中描绘的2035年到2050年要实现的目标愿景和蓝图，对实现这个愿景要经过的路径，对很多老百姓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都没有回避。比如发展的不均衡、贫富差距、发展和环境保护兼顾等等问题，都提出来了。包括之前提出的“四个自信”，都非常有魄力。

在具体工作中，至少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从1978年起至今，改革进行快40年了。今后我们要继续通过改革消除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存在的弊端，但同时需要警惕负能量的冲击，即有人打着改革旗号，实则企图瓦解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之前有一些人起劲鼓吹宪政，一提改革就是专讲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他们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和实行宪政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这一点看透了。在社会领域，继续深化改革的方案推出来，有些跟老百姓的愿望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医疗改革的某些举措，本应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结果搞的看病更贵。其原因就是不加分辨地将市场化原则用到公益性非常强的医疗领域，这也是一种负能量的冲击。

我们首先要弄清改革的对象和目的，要符合实际。否则可能提出一个方案，实施结果是违背老百姓的利益，过后再改掉，要避免改革“画圈圈”。做顶层设计的智库和有关机构应该多做调查研究，究竟应该改什么，哪些东西是好的但还不完善，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而不是抛弃；哪些是真正不好需要通过改革彻底改变的，需要一番深入研究和分析。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哪怕是改革方向很明确，但是路会走歪，偏离正确的方向。

这里还有一个继承和开拓的问题。习总书记对继承和开创、开拓把握得很好。国内一些智库和学者的思想往往偏于绝对化，往往轻易地全盘否定我们的过去。比如说，有的机构和美国卡特中心曾经在中国搞村民自治选举试验，鼓吹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其实他们说错了，过去解放区早就有过民主选举，土改的时候村干部也是民主选举。可能那个选举在形式上不够完善，但是在选举人碗里撒黄豆也是选举的一种形式，怎么能够否定它？好像共产党从来就不懂也没有践行过民主选举似的。结果他们搞的那种村民自治选举也并不成功。

再一个就是接班人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很丰富，方向很明确，道路也很正确。但是后任的领导是不是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来发展？这么多年产生一个能够提出这么好的理论和纲领的思想体系的领导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希望不要轻易地断了代。

经济成就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生命力

十九大报告第一部分，列举了5年来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包括政治，社会，党建，外交等方面的进展。

本世纪初，我国加入WTO时，很多人担心国内很多产业会被冲垮，变成依附型的经济。当时我国出口的50%-60%都是外资企业产品。但很快国内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也加速成长，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外国高科技产品在市场曾经占绝对优势，我们的科技事业的发展一度滞后。2006年，中央推行自主创新战略，经过十几年后，我国自主研制的各种高技术产品在各领域广泛应用。我国的高铁和核电从西方引进技术后迅速加以消化再创新，已成为“走出去”的名片，国际市场也承认这是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的学习创造能力如此突出，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刮目相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西方经济始终在低位徘徊。我们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发掘内生经济动力，在全球低迷时期保持了6%左右的增长率，提前实现了“小康”目标，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这一成就来自何方，有几种解读。市场化和开放当然是重要因素，但我们对外开放中保持了独立性，这是更关键的。这正是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力的增强，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国家调控有力，经营环境良好，企业才有条件回应外部挑战并发展壮大。正如报告中所说，中国的经验，为既要发展又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

十九大报告中列举了很多科技成就，很多是在国家规划的安排下长期努力的成果。应该说民营企业的技术竞争力进步很快，但在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领域，国有经济还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国家强有力的调控能力，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它在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判断。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处在蓬勃向上的历史时期。所谓国运，领袖的作用非常重要，人心所向则是根本。我们这5年在反腐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党风得以很快扭转。尽管少数人不高兴，但没有人支持他们。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60多年，对社会平等、公平、正义，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深蒂固认同的。人们对官僚主义、对腐败深恶痛绝。这5年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最得民心的，一是反腐，二是民生，三是有理有节地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

在民生方面，这些年国家为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都是人民群众亲身体验到的。我8月份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那里地处吉林和内蒙的边界，非常偏僻。10年前回乡下看，那时除了通了电之外，农村基本还是土路土房，没多大变化。这次去完全变样了，农民的土房全部换成砖房，院墙也是砖墙，一般农民家里的装修已经类似城市住宅，比较穷的农户也大都如此。他们说，这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最近3年的事情。前几年自治区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在全区农村推行路、水、电、房、通信全覆盖，村卫生所、商店都解决了。我们在推行城乡一体化和扶贫方面成绩是伟大的，而且将来会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5年前，十八大报告第一次讲到“四个自信”，不少人内心可能还没这个“底气”，这5年实践的伟大成果，实实在在说明了我们道路和制度的优越性，这也应该归功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报告指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党的领导、组织水平，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这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

新发展观理念，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正确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为了实现“两步走”目标，文件中提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概念，这应该是经济领域重点研究的课题。这里面包括几个要点：一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二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是科技创新驱动和产业优化升级，三是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里还特别指出，我们处于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关口，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战略需求。

我们过去比较强调低成本比较优势，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现在人均收入接近1万美元，必须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挺进。但产业链的中高端基本是西方跨国公司的地盘，竞争能力不是简单靠招商引资就能提升的，要求我们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全球营销服务能力等等方面，直面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到国际高端市场占地盘。目前我们除少数优秀企业外，多数还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这确实不是敲锣打鼓的事情。在经济领域，我们同样面临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斗争，也要有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思想准备。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报告开头指出，5年来我们在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这是对当前经济改革的基本判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现在看，这一目标正在接近实现。关于改革，应该把握两点原则：

一是经济改革目标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完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治理”则对正确发挥党和政府的作用提出了高要求。我们在经济社会方面的管理体制还有不少不如人意的地方，要通过改革破除发展的体制障碍。但研究具体各项体制改革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分清各类问题的性质，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不要把改革当成“筐”；更要防止一些人借改革之名，把我们的基本体制框架改掉的做法。

二是经济改革必须为新时代“建设现代经济体系”这一战略目标服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总结了30年改革主要经验和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经济体制改革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

社会上对经济改革关注的热点是国资国企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两方面。按照十九大报告和历次党关于经济改革文件的精神，国资国企改革的目的，是要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而非越做越小）；国企产权多元既包括国企引进非公资本，也包括国企互相持股，也包括国有资本向非公企业参股，这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意，也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的主要途径。

目前我们的中央国企，是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各领域中骨干，也是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的主力和中坚力量，一些地方国企也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挺进国际产业链的中高端，一方面要建设健全的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在以下领域尤其要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建设企业为创新主体，官产学研用全面协作的灵活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整体经济创新力；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推进绿色发展，加强技术创新推动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强化二次分配功能，改善民生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脱贫攻坚，等等。这就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十九大报告令人振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报告，一个伟大的报告。报告在放眼新时代、开辟新道路的同时，将建国以来的成功的经验继承下来、对以往的失误予以弥补和校正，真正体现了习主席“两个不能否定”的思想。

实事求是、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它需要直面和坦承的不是社会的一般矛盾，而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勇气在习主席十九大报告中，尤其是在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中体现了出来。

报告提出新时代及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判断，其意义是巨大的。邓小平同志曾在多种场合，特别是在1992年巡视南方讲话中表示：集中精力发展一个时期的生产力是必要的，但共产党还是要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到20世纪末，我们的重点就要转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设想，在习主席的报告中被提上了日程。

我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过程。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建成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一时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事后总结，这个主要矛盾的表述，优点在于它注意到了生产力不足的方面，但也存在不准确的方面，因为它忽视了随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也存在相应调整的必要。为了弥补这个不足，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坦率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③]毛主席提出要注意生产关系的调整，防止共产党变质，注意国家出现颠覆性“修正主义”问题。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毛主席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认识又在后来的实践中被推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片面方向。这种激烈、片面的认识对社会发展的副作用不小：它使国家出现较长时期震荡。邓小平吸取了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强调：“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是硬道理。”[④]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八大报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⑤]无疑，这对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利的。但不久毛泽东指出的生产关系调整问题又摆在面前，邓小平同志意识到这个问题，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中指出：“如果富的愈富，穷的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应放在下一阶段改革中进行，他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⑥]现在，新阶段的改革任务已在十九大报告中展开，小平同志的设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郑重提上日程。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生动展现，又是对人民利益负责到底承诺的庄严兑现。

十九大报告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报告。毛主席那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事业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富起来的目标，今后我们党要带领中国人民从事强起来的伟大事业。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⑦]

如果说富起来更多地是一个侧重于物的过程，那么，强起来就更多地是一个侧重于精神的过程；具体说，前者更多地是一个国民财富的积累即生产力过程，后者则更多是一个人民权利保障和实现即生产关系调整的过程。

改革的主体是人民，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不能将主体改为客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农业改革不能改出“李自成”。也就是说，不能将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改掉，甚至将党的基础改到党的对立面。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是在富裕的时候瓦解的，宋朝的衰落就是这样。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 ；[⑧]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⑨]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当时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但却没有成为世界历史中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这说明，富裕并不是财富直线积累的，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富裕起来的国民财富就会转移或被劫掠到其他地区。今天的中国已接近完成小康发展阶段，我党及时抓住协调生产关系这一“主要矛盾”，并调整了发展的侧重点：既承认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已从站起来、富起来，开始进入强起来的新的历史阶段。做这个调整既是对过去历史阶段的继承，也是发展。发展的概念本身就是继承和扬弃的统一。

中国强起来的目标

强起来，强在哪些方面呢？它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在国际上，二战后中国是战胜国，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总体上获利的同时，也受到不小的连带伤害，有些权利还没争回来。比如台湾，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权利在随后出现的冷战中被搁置了，这也是中国强起来阶段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强不在霸，而在自强。中国强起来的目标是争权利，而不是争霸权，它不是要走向世界跟人去争个高低，而是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个新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果说富起来更多的是国内的事，而强起来既是国内的事、又是国际的事。但我们走向国际、治理世界的经验还不足，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视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是全新的考验。

在国内，保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过去说，共产党的天是人民的天，共产党的人民好喜欢。因为共产党不仅保障了人民的生活，更保卫了人民的权利，尤其是劳动者必须拥有的掌握生产资料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⑩]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是消灭私有制的前提。因此，中国改革不能不考虑生产关系问题。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都是人民获得解放的不同阶段。共产党有了人民的支持才能强起来，人民共和国有人民的支持才能强起来。所以维护人民的权利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原则就是：人民始终是改革的主体，不能将改革的主体改变成客体，将改革的支持主力改变成改革的对象。如果这样，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共和国的主体，而国家只有成了人民权利的坚定的维护者才能获得人民支持，只有获得人民支持，国家才能真正强起来。

列宁说，资本的力量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有强大无比的宣传手段。而我们今天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所以我们的任务极为艰巨。具体说，今天美国在衰落，但世界资本尚未衰落。美国是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受害者，华尔街集团把美国压榨得没有油水后，将另寻新的盘剥对象国。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是因为资本无祖国。今天美国衰落了，但这不表明国际资本衰落。资本的力量仍不可低估。

反者道之动，否定即肯定，“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反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11]艰险、阻力甚至失败，对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正在上升的国家，只能是前进的加速器。我们在强国并走向世界中心的路上可能会有暂时的失败，但这对我们更是锻炼。打个比喻，这是“墨渍效应”，第一次墨渍可能就是第二次泼墨画的必要准备。一层一层走下去，50年到100年，中国人才能熟练地驾驭世界事务，这样，我们才能画出最美最好的蓝图。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人也不会例外。

中国目前是一个持续发展且不可阻挡的国家，不仅是说它有迅速强大起来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最主要的是，中国还有可以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世界观。能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对世界有所贡献，这个贡献一不是金钱，二不是暴力。西班牙有钱，蒙古人有暴力，它们都没有在世界上留下主导性的文明。真正引导世界文明潮流的，都是能对世界提供更先进的世界观的国家。比如中世纪的中国，近代的英国和现代史中的苏联、美国等。面对美国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北方世界“朱门酒肉臭”，南方世界“路有冻死骨”的困境，当代中国已提出了中国方案，前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的中国已站到新时代的门槛。

    9.11事件后，整个世界乱了，美国提供的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新自由主义世界治理方案搞不下去了，世界呼唤新的治理方式。

中国在中世纪曾是世界文明的引导者。美国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12]经过近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否定之否定”，今天中国的世界观和文明样式再次为世界所关注。它融合着东方文化和共产党人的信念。中世纪中国人成功于东方文化，近代中国又失于东方文化，今天中国人继承并改造了东方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引导下的国家，其前进步伐将是不可阻挡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是东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结合的理念，今天这个理念必将融入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并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没有隐患？如果说有，我认为关健还是人才。这里说的人才，邓小平同志说“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13]。人才从哪来呢？学校里考场中出不了这种人才，这样的人才只有在进行伟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因为真理是从对立面展开的，现代教育中没有对立面，靠考试设计对立面是远远不行的。没有对立面就不会有担当意识，更不用说坚定的信念。苏联解体、美国衰落，问题不出在枪炮不足，也不出在生产力不足，而是人的思想不行了，治国理政的能力越来越弱。一层层考试，考到最后，生产力上去了，干部的治国理政能力却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衰落或解体。基辛格当时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面对苏联的解体，基辛格接着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14]我们今天的许多干部也是学院考试教育出来的。那将来会不会出现苏联那种生产力上去了、人才下去了、国家解体了的悲剧呢？如果这样，那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我们警觉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前景，就离我们不远了。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5]毛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初看到苏联赫鲁晓夫的政治幼稚病，就开始注意干部培养方面的存在的脱离实际的问题，摸索出了一套有效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这样才有我们今天成熟的领导集体。今天我们还要为后半个世纪的人才布局。可以担当治国理政重任的人才不是出自智库或学院，而是出自“大风大浪”，还是要有对立面冲突。对立面的教育不能少，这就是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事业，需要有一代人一代人的继承和推进。这个路线能不能走下去，并不表现在敲锣打鼓的喧哗中，而是要体现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中。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16]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警示全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7]

我们是经历了两个帝国或解体、或衰落的一代，一个苏联没了，一个美国衰落了。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我们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能见到两个帝国没落和自己祖国的迅速崛起，这是多么精彩的人生啊！这要感谢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除了它所具备的先进理论和世界观，它还有一大批政治成熟，能力超强的干部。我们党的干部来自实践，而不来自学院：一次是长征，另一次是下乡。长征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干部，像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领导集体，下乡给我们又推出习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我们今天的教育一定要考虑未来，如果有了一大批成熟的治国理政的人才，其他事情就好办。如果未来我们的孩子是从打游戏机、娱乐圈或追星族里出来的，那就麻烦了。这就是令人最担心的事。

   苏联解体的教训还可以多说几句。毛泽东同志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18]我们也不能将苏联解体现象归罪于个别人。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思潮导致的最终结果。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当时在苏共党内已有大批的追随者，而这种思潮的形成又与苏共长期忽视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有关。为此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全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我们有先进的世界观，又有用先进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就有希望。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并在下一历史阶段着手要解决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我们要看大势，看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斯大林说过，锯树还得留点锯末子，不能说为了避免留下锯末子就不锯树了，这个要看哪个是主要矛盾。现在，道路已经开通、坚冰已经打破，我们能够大步前进。

 “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20]中国长征是起始于东南，收官于西北；中国改革开放从东南开始，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十九大报告的气势非常宏大，报告全面回顾了我们党所经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报告中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这是时代的号召，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报告内容丰富完整，全文结构按“四梁八柱”式的阐述，概念环环相扣，论述严谨。比如历史变革、历史方位、历史使命等。整个报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后大会所做的关于大会报告的决议和修改后的党章，也明确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个概念界定下来。

中国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一百年中华民族的命运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转变了民族命运

共产党一直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为人民谋幸福。中国的国运转折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今天我们处在国运昌隆的时代，这是因为在我们前面，在党的领导下，无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不懈奋斗带来的历史辉煌。所谓“国运”，就是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通过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得以体现，两者结合，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领袖在民族命运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1921年的一大到1928年的六大，每一、两年就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从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间隔了17年。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党的领导核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带领党和红军脱离了险境，到陕北后他又经过长期深入的思考，并在党内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才召开了七大。在七大会议上正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全党思想的旗帜，并给以正式表述。毛泽东思想不但在政治上、组织上，而且思想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来之不易的。

    正确的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随后进行的三年解放战争中，我们用了超过预期的时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时代，是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的一个标志。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就是领袖的作用。

    七大之后11年，1956年召开了党的八大。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两年后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时候，同时也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以当时是“建设”和“矛盾斗争”两条线的思考。从1956年八大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的20年，经过了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苦复杂历程。所以毛泽东思想从确立之后经过了大约30年，其中分成不同的阶段，尽管经历了曲折，但是毛泽东思想始终是引领我们国运昌盛的旗帜。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导我们的国运从衰败走向昌盛，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期，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期间会见记者时讲的，改革开放是关键的一招，决定了中国命运。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要思想，确定了改革开放总的蓝图和原则。邓小平理论更多地表现为认识路线和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没有这个路线，我们可能陷入封闭僵化的历史死胡同；同时，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可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从1977年十一大到今天正好40年。1997年邓小平同志去世，他没有来得及踏上香港的土地就去世了，但是他的思想一直在延续。习总书记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但是应该说，标志性的进展还是十八大开始。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砥砺前行的五年，是曲调高难、节奏迅急的五年。这五年来，我们采取了150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十九大会议期间，王岐山同志参加他所在的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运昌隆是有扎扎实实的根据的。因为这条路正在走下去，“十九大”就充分彰显了我们党的蓬勃朝气，向全体人民展示着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光明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是在实践和理论的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这个准备也不可能进入新时代、创建新思想。毛主席用了24年的时间来形成思想，推动党的实践，然后确立了领导地位。小平同志从1978年之后领导我们的国家，但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思考，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正因为有这个准备，他才能在1978年后，一举开创新时期的宏伟事业，领导全党开始改革开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的。领袖是历史塑造的。习近平同志15岁走进陕北，离开陕北的时候22岁，在这里酝酿和培育，形成了基本的思想体系。作为党的干部，他长期以来在党的各级岗位上进行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例如，在陕北窑洞里，习近平同志还在读军事著作，今天的强军思想离不开从那时就开始的思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我觉得标志性的进展还是从十八大开始的。以5年的时间砥砺前行，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充分准备，由此开启了十九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的力量和领袖的力量完美结合，带来了国运昌隆大好局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作为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应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发展的中国学派。

从十八大开始到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进展。这次十九大的召开，是我们整个民族、党和国家，也是世界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时代发展新思想。新目标启动新征程，新征程迈向新目标。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历史高度和全球视野的大时间跨度，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

构建“中国学派”，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道路中提炼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规律。如何构建“中国学派”？《周易》提出了把握宇宙规律的“三大原则”：不易、变易、简易。这“三大原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于时下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不易”：强调一以贯之、不可动摇的根本

　　“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不易”即常道。自“轴心时代”[1] 以来，人类文明不断拓展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又不断以不同方式回归原点，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将走向何方等重大问题。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这种方法可称为“述”。述的意义在于从新角度反思老问题，通过创造性的新的诠释，为人们所面对的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类不悖，虽久同理。”把握天下之常道，对于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意义。

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最大共识。它把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作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决定民心向背的关键。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从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到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再到今天的“全面小康”，可以说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以贯之。民本思想伴随中国梦的实现进程而与时俱进，现今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鲜明的现代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确立了新发展理念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构建“中国学派”不能缺少各个领域的精深研究，但如果不深入研究这些大本大源的问题，而只是在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零敲碎打，就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更难以传诸久远。

“变易”：体现学习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以儒家而论，不易对应于“经”，变易对应于“权”，经权需要密切配合，才能与时偕行、保持中道。孔子提到的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革故鼎新，《礼记》更是提出了“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这种恪守原则又高度灵活、有大风骨亦有大器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是当代中国容易接受和适应新鲜事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文化基因，为推动“中国学派”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思想资源。

“唯知常而后能应变。”常中有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有机统一，坚持“不易”前提下的“变易”，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必须始终坚持，这是制度创新的底线；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决破除，这是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序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还应看到，中华文明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养分，如社会主义理念就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国化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选择地学习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德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经验等，但我们没有简单照搬外国经验实现“变易”，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综合创新，将有益的养分融入中国道路的有机体中。

“简易”：善于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精炼概括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华文明中富有影响力的作品，如儒家的《中庸》、道家的《老子》、佛家的《心经》，精妙而不繁琐，都不是长篇大论。这一中华优秀传统对于长期接受西方分析式学术训练、习惯于写长篇大论的当代学者而言，值得深刻反思和认真借鉴。不管论述的问题何等纷繁复杂、表达如何系统全面，都应当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描述的对象加以概括提炼，使之易于为大众所接受。这也是检验对复杂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认识是否深入的试金石。

理论只有被人民掌握，才能发挥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所遵循的就是“简易”之道。毛泽东同志用“闭塞眼睛捉麻雀”来讽喻主观主义，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来比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来强调实践的作用。他还通过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来揭示深刻道理；《为人民服务》一文用很简短的文字把党的根本宗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因而能够深入人心、广为流传。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寓抽象哲理于具体细节中，寓理性说理于感性素材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牢记梁家河村民吃上肉的期盼，寄托着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价值追求；讲述张之洞感叹改革之难，思考改革需要凝聚共识；约旦商人在浙江义乌开阿拉伯餐厅，见证着“一带一路”的巨大发展潜力等等。《习近平讲故事》通过这些可触可感的细节，让宏大的中国故事变得“与我有关”。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将“基本原理”转换成“常识道理”，这是构建“中国学派”理应继承和发扬的中华优秀传统。

纵观人类的历史，任何学派的兴起与发展，都是特定时代伟大实践的产物，都是特定时代精神力量的公开宣示。它是对时代问题的思想回应，是对时代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引领和推动时代变革的先声。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而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快构建“中国学派”，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

中华文明曾一度陷入空前危机

 欧洲文明源自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主要包括英国的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日耳曼的哲学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等。欧洲文明传入美国后，在20世纪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美国文明。这两种同根同源而发展方向有所不同的文明，被统称为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地道的西方世界的孩子，但是却宣称要为整个人类立法。

西方世界成了新 “普世教会”的中心，西方模式成了“普世模式”，西方价值成了“普世价值”。原因在于，在西方所展示的强大的武力优势、物质优势与精神优势压力下，在强大而霸道的西方势力面前，所有非西方文明与它的差异都被视为前现代与现代、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这一套知识体系宣称，只有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西方模式，才能获得进入现代世界的门票，才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的救赎。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纵横上万里，辉煌灿烂，几经兴衰而终不断裂；几经分合而终不分裂解体。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文明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文明之一。

但是，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在西方势力的剧烈冲击下，中国曾一度陷入亡国灭族的空前危机。面对这一严重危机，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勇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多少主义和主张轮番出场，又先后破灭了；多少道路和方式先后探索，又都碰壁了。打也打不过、比也比不过、说也说不过，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就是面对这一空前危机的回应，就是在探求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道路引领中华文明走向复兴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落深渊的命运，找到了摆脱危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让中国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迥然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无法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必须从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中寻找线索。现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从文明根基、发展奇迹与发展道路上超越了西方经验。

其一，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仍然在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基本型态。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是独立发展的文明，并达到了高度的水平。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华文明并未解体或断裂，而是保持了主体性、延续性、包容性，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开拓出新的文明境界。

现代中国诞生与发展是基于与现代西方根本不同的文明母体，这造成了二者在整体意义上的差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的道路的选择和制度建构。这不但使当代中国的实践必然表现出中国特征、中国形态，而且让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必然呈现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其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历程。建设时期，中国用短短三十年时间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国防后盾，具有较好技能的人力资源、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等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教授指出，在世界上所有实现高增长的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被国际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90美元跃升到2016年的8000多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彰显。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也是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过程，资本逻辑超越一切成为最优先的逻辑，资本主义成为现代化的基本范式。发端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向运动，并在二战后，形成了平分秋色的相互抗衡格局，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资本主义在制度竞争中，似乎已经最终胜出，成为人类的不二选择，以至于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开始宣称历史已经终结。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也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西方学者虚妄的自负。21世纪第一、二个十年之交，历史的钟摆又走向了另外一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冷战结束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出现了逆转，西方发达国家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激化，种族冲突加剧，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抬头。在那些曾经的全球制度“模范生”国家内，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等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一直并得不到有效纠正，西方老大开始暮气沉沉。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超越了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也超越了传统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将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汇率法计算，也会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新兴的全球性大国，正在以充满自信的姿态，登上历史的舞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之所以能创造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让各种经济因素相互补充、协同发力，营造了健康有序的竞争和发展环境。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既避免了政治纷争，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障。我们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中国的发展已经迈进新的阶段，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将赶上并超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但要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成为全球新的创新高地，也要形成更加优越的制度体系，建设更加共享的富裕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共同繁荣。中国的伟大复兴反映的是非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全球大格局的变迁。工业革命以来，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先是经历了大趋异过程，南方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0.3%下降到1950年的39.5％，随后又经历了大趋同的过程，到2010年上升到52.4％，我们测算到203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67％。

新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肩负着相互交织的重大使命，比如赓续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回应世界潮流，实现现代化梦想；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新路。这些重大使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必将改变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的基本态势，必将改变西方中心与非西方边缘的世界格局。

构建“中国学派”迎来历史性机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构建“中国学派”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也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性机遇。现代中国对世界思想学术的贡献与其伟大复兴势头还不相称，这固然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原因，但主要在于我们把太多时间放在“西天取经”、为西方思想传播和提供脚注上了。

我们深信：路在脚下，真知蕴藏在实践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推动知识建构范式的革命，必将带来“中国学派”的诞生。所谓“中国学派”就是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历程的理论体系建构，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意识与存在的统一。“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并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以中国实践为中心的范式革命，需要实现名与实的统一。不能解释实践的理论，不可能有效指导实践。当代中国学术不同程度地存在名实不符、名实分离的问题，其根源是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脱离了实践。我们需要的不是以名正实，以西方理论来校准中国实践，而是要以实正名，基于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再以中国理论创新成果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以中国实践为体，应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尤其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以及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和党建等领域形成的思想成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成就，是“中国学派”的主体内容。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发展“中国学派”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它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有益滋养。

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理论问题。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一定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实践，更是如此。“中国学派”不是中国特殊论，而是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构建“中国学派”更不是搞知识上的闭关锁国，而是要广泛借鉴、积极吸纳国际理论研究成果，合则用、不合则不用，创造既是自主原创又能进行国际对话，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

实现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构建“中国学派”要有方法论自觉，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中国近代以后的学术总体上进入到以西方学术为师的学徒状态中，这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积极的一面。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都必须树立自主精神，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事求是、即物穷理，这是“中国学派”应有的研究方法。还应看到，构建“中国学派”需要变革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不是“记工分”。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过于西化，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容易引发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导致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重载体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改革和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扎根中国大地、遵循科研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以中国实践为中心也需要学术评价体系的变革，形成更加扎根中国大地的学术评价体系，更多地评价理论原创、实际影响与实际贡献。

中国的伟大复兴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空前规模的人类实验与无比丰厚的实践土壤，也为我们理论创新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性机遇。就如同习近平同志说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某一学科流派的建构，而是一场席卷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也是一场“大本大源”“动天下之心”“大气量”的思想革命。我们深信：在这一场无数人共同参与的伟大思想革命中，中国将形成各学科的中国知识体系，中国将诞生一大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中国不但是世界的经济巨人，同样也将是世界的精神巨人，不但为世界提供中国制造贡献，同样也将为世界提供中国思想贡献。

（编辑 杨利红）

一

中华文明庞大而特殊，正在突破种种障碍崛起于全球，“中国学派”也将随之成为全球思想领域里的一股新风、新潮流。

什么是“中国学派”？主要受中国特殊性的启发，在社科人文各学科里对已有知识做出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就是“中国学派”。了解外国社会和在外国形成的现有社科人文知识体系，理解中国社会不同于外国社会的特殊性，是创立中国学派的两大必要前提。“中国学派”不是中国人的学派，不局限于中国学者的贡献，却必定要求对“中国特殊性”有深刻理解。

“中国学派”应当包含不同理论流派，需要有思想观点的竞争，既包括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竞争，也包括内部各种学派的竞争。学习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是加快构建“中国学派”的需要。但我们更要坚定“自信”、破除“他信”，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派”，彰显“中国学派”的独特精神。

自然科学知识有公认的硬标准，所以不会有“中国学派”。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人文精神紧密相连，它以各个地域的不同语言为媒介，与本地流行的价值排序息息相关，而且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化中，所以社科人文知识的进步有很强的相对性，会出现众多“学派”。

到目前为止，现有的社科人文知识大多由西方学者从西方视角甚至站在西方立场上创造，并经常被理解为“普适”，甚至终极“真理”。然而，知识没有终结或边界限制。知识由人脑发明的一些概念体系构成。在物理学，对物质、空间、时间、运动等基本概念的重新定义，导致了人类认识的飞跃。因为观察手段的进步，学者们不断发现已有知识不能解释的问题，通过发明新概念或重新定义旧概念来突破已有的知识框架，创造新知识，为人类提供更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多的启发。

二

无论关于自然还是社会的知识，知识的突破性进步主要在于发现“例外”。忽视甚至蔑视“例外”是思想封闭的表征，有这种习惯的学人往往缺乏创造性。

如果认为现存的家庭组织方式是理所当然的，发现在泸沽湖畔摩梭人的例外生活会导致颠覆性的认识，极大丰富关于家庭的知识。观察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往往看到地处内陆、山地高原、远离交通要道，而且多语言、多宗教、多民族。但如果认真研究瑞士，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发达的国家具备全部上述六大不利条件。这个“例外”启发我们去理解为什么西非沿海国家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也有助于理解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

对世界知识而言，中国不仅有太多的“例外”，而且其存在本身就是个巨大的“例外”——差异巨大的各地人民早就在一个政府领导下生活，避免了彼此间频繁的战争。中国的“例外”来自地理意义上的相对封闭，所以文明发展进程相对独立。全世界都使用字母文字，中国却至今还使用象形文字。两种文字的构造方式很不同，也体现不大相同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例外”意味着巨大的知识潜力。仅举下面三个例子加以说明。

比如，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只有从中华文明中汲取丰厚养分，才能茁壮成长。当代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要素的效率高于政府干预。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两分是知识基础，生产效率是核心。但中国自古就认为，经济是“经世济民”的道理和方法，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都是增进民众福祉的手段。干预还是不干预，关键要看民意。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怎么做都会导致灾难。如此看来，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的经济学根本不属于社会科学；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存在。劳动者是政府必须要获得的民心或者选票；土地资源不能再生就必须防范私人集中垄断；而纸币根本就是政府担保的欠条，靠货币政策调节。较之资本利益至上的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主义更符合中国民本主义思想传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从2000多年前开始，中国的执政者就尊重市场机制但从不迷信市场机制，为了大众利益而积极调控市场。从“常平仓”到“盐铁官营”，再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华文明经济社会传统的体现。

又如，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把握中华文明的特点，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存在稳固的社会集团，比如种姓、阶级，一些社会分成上、中、下层，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贵族”就成为统治阶级。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学者就把阶级区分与阶级斗争视为政治生活的核心。西方强调关于阶级斗争的制度解决方案，遂有“一人之治”“多人之治”“众人之治”的区分。而中国人分家时是平分家产，几代之后大地主就消失了，很难形成稳固的阶级统治和统治阶级文化，于是有了天命观——“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有了科举制及更早的“选贤与能”思想，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识，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和讲究“为人民服务”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中国的社会不同，政治也不同。耶稣会士利玛窦明末来华传教，发现中国政府既非一人之治，亦非多人之治，也非众人之治，但又似乎每样都有一些，所以倍感困惑。受中国特殊情形启发，放眼世界，可以发现欧洲经验也是一种地方经验。产生于欧洲的“政党”，本意是某一部分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党与此相同。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要为全体百姓福祉而努力奋斗的。中国文化不接受“以众凌寡”，数人头的竞选制被看作强权政治，西方那种我投了你的反对票，当然不肯被你“代表”，就成为不服从治理的显著理由。

再如，法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扎根于中国土壤，才能突破桎梏、别开生面。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法理学研究者言必称西方。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法治经验不足、法治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可能难以避免，但在我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的今天就不应该了。“法律”在欧洲被称为“Law”，有两层含义。其第一层意思是神的权威，如上帝与摩西的“十诫”之约。第二层意思是自然规律，如物理学里的定律也是“Law”。因而遵守法律就是服从神圣、服从自然规律，就是道德的，而不遵守法律就是不道德的。中文的“法律”不过是一种“办法”，功能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法律既不神圣，也不自然。中国的道德以家庭伦理为核心，与神无关，与法律也没什么关系。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实行礼法合治，主张德主刑辅。法主要是指刑法，所谓“德之所去，刑之所取”。中国的先哲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需的，因为礼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导，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而法是在极少数人突破道德底线后，迫不得已而采用的强制手段。于是中国历来有“法治与德治”之分，而无“法治与人治”之分。这个“例外”从根本上挑战西来的法律知识，也有助于理解很多非西方的社会。

三

构建“中国学派”、彰显其独特精神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第一个不利因素是语言障碍。我国学者大都习惯于通过译著理解国外学者的思想，直接阅读外文著作的偏少，这就导致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存在一定障碍。中国学者的思想欲为国外学界所知就更难，因为从中文翻译成外文不仅成本巨大，而且难以十分准确，如翻译小说《红楼梦》主角的名字“贾宝玉”就是个难题。第二个不利因素是“洋八股”流行，仰视几乎一切西方观点。第三个不利因素是“官八股”盛行，诠释官方话语概念涉及大量学者的“饭碗”，突破已有的概念体系常成为禁忌。

三大不利因素都是可以克服的。在可见的将来，人工智能或许会消除大量的语言障碍。所以我对“中国学派”的崛起持乐观态度。

（编辑  杨利红）

2017年9月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基金会召开的学者座谈会上，正式提出推动“中国学派”研究与出版工作的倡议，与会专家与学者就构建“中国学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与建议。

“中国学派”现在推出“此其时也”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在十九大召开之际，现在推出“中国学派”丛书 “此其时也”。通过“中国学派”丛书，可以把很多学者多年的积淀和研究成果向全社会推出来。践行中国道路，是实践在前面，而“中国学派”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孔丹说，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首创者，他并不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受西方理论和教条主义的约束，而是带有批判性地理解与吸收。孔丹期待“中国学派”的构建能够带有一定的普及性，形成的理论成果要有学术性，而不是追求学术化，能够让更多的大众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理论和实践的成果。

孔丹提出，“中国学派”的研究“要站得住脚，真正地能够实现创新”，体现出“理论自信”。“中国学派”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并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是要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目前在中国这样丰富和良好的研究条件下，正是启动“中国学派”的大好时机。

“中国学派”应当“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认为，目前有很多学者正在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视角，来诠释对世界、对历史、对全球当下重要议题的看法与见解。大批这样的研究与著作都应当放在“中国学派”的体系中。构建“中国学派”不仅要立足中国，更要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拥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这是构建“中国学派”主要的侧重点。

“中国学派”应当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以中国当前这样伟大而丰富的实践，目前西方理论体系没有办法对中国的道路进行解读和诠释，中国应当构建自己的理论和评估体系，并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王湘穗说，他参加了一些国际关系的研讨活动，不少国外学者表示，中国的实践和一些做法对他们颇有启发，但是我们自身却并不注意总结。而当下的中国在解决很多国际事务时所采取的方法，都具有很重要的创新意义，值得好好总结。王湘穗对“中国学派”的定义给出了这样的表述：“‘中国学派’是具有中国文化自信，从中华民族及国家立场出发，研究各类社会问题和进行思想探索的学术群体，是秉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以建构中国话语，传递中国声音为已任的学人共同体。”他认为，“中国学派”不应当局限于某个学科，应当更多地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中国学派”不应当只限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认为，“主要受中国特殊性的启发，在社科人文各学科里对已有知识做出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就是‘中国学派’”。而这种本领域内的学术贡献应当对现存的主流思想提出挑战。潘维指出，“中国学派”不应当只限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不是因为中国人做的研究就叫做‘中国学派’，这个定义应当更广一些”。纳入“中国学派”的研究要更看重其学术贡献，是否为现有的知识结构做出重要的贡献。

当下很多学者都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探索，比如王绍光关于整个西方史中“抽签理论”的研究著作，就是以中国人的视角来诠释西方文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所进行的历史哲学问题研究，令西方学术界耳目一新，这些都应当纳入“中国学派”。

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中国学派”理论体系日益迫切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表示，既然被称之为“学派”，其功能之一应当是一部分研究成果要能够进入大学课堂，作为基本的参考书。“中国学派”的理论成果不但要进入中国的大学课堂，还要进入整个世界的大学课堂，包括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汪晖介绍，他曾经与一位在拉美国家开展业务的基建类国企的负责人进行过交流，这位负责人告诉他，尽管企业的业务在这些国家开展得非常顺利，但是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却是如何解释中国“一带一路”背后的理论体系。“一带一路”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这个过程并不是要在国外完全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企业在业务的“在地化”过程中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的问题，而媒体、政府和学者在解释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还在大量使用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实践与西方式的解读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导致中国的资本在海外进行投资的时候，面临巨大的文化压力。

中国的发展模式非常成功，如何在理论上阐释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如何再解释西方的经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发展模式的理论构建，需要建立新的联盟。“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输出，还需要在文化思想上结成统一战线。“一带一路”背后的文化、哲学和政治体系到底是什么，也需要我们讲出来。现在我们更多地是从实践层面去做事情，但是将其理论化的工作却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汪晖指出，“中国学派”应当立足于这些发展经验，不仅是讲中国的，还应当包括那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理论化。他认为，“中国学派”的某些界限具备一点模糊性是很有必要的，不必过于精确界定，以便能容纳更多的学者与研究观点。

当下，中国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发展，非西方地区、第三世界国家，都处在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发展起来的过程中，它们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释其来龙去脉的困境。因此，非洲、拉美、亚洲周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及其相互比较性的解释，都可以放在“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范围内。而且当下这个部分显得特别有必要。中国有现代化和历史传统的支撑，而很多国家并不具备中国这样的条件，因此西方的文化霸权在这些国家显得格外突出。汪晖在拉美国家不止一次地遇到当地学者提出编撰中国教科书读本的需求。这些国家所读的理论读本大多是从英语世界传过来，关于中国的解读更是如此，而“中国学派”完全可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

“中国学派”应当在世界范围内讨论和推广。这种理论性的构建工作目前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了。而且，理论构建要放在中国自己真正的经验里去谈，寻找我们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再用别人的语言。汪晖说：“要讲‘中国学派’，不能光对我们自己讲，还要对外讲，让别人能够信服。那些我们曾经熟悉、而今天已经抛弃的知识，要把它们重新加以改造，重新澄清理论的是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开创“中国学派”需要学术的“三自”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日前在他的新书交流会上介绍，他与杨竺松著、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道路丛书之一《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正在通过境内外出版社的合作，来推动中国学派、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目前，这本书中文版出版后，日文版已定于11月上旬正式在日本发行，英文版翻译工作也已基本完成。

胡鞍钢认为，“中国学派”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第一课堂、第一信息渠道总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建设强有力执政党的奇迹。可是西方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还是习惯性地拿着“集权”、“威权”等标签化的概念说事。胡鞍钢说，“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国际交流确实在不断增强我对中国的自信。现在西方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体制，再像过去那样大贴‘集权’、‘威权’的狗皮膏药已经不灵了。”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对中国的创新进行理性客观专业化的总结，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胡鞍钢总结，学术有“三自”：从学术自觉到学术自信，进而到学术自强，开创“中国学派”，就特别需要这种自觉、自信和自强。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战略安排，开启了中国人民迈向伟大复兴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呼唤拥有“黄金领导力”的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黄金领导力包括思想理论领导力、目标使命领导力、统一行动领导力和人类愿景引领力；它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下选拔接班人的严格要求，来自从长期实际工作历练和考验中选拔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传统，来自强领袖与强班子之间的相得益彰。

中国强国的黄金时代，需要黄金领导力

1987年4月，邓小平谈到“三步走”战略时曾指出：[1]“第一步的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就很容易。看起来，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但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2]

显然，邓小平对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历史任务的艰巨性是有充分估计的，并且寄希望于后来人，他多次表示相信“后来人会比我们聪明一些”。[3]“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对党和国家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江山代有才人出，党的事业永向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就是中国强国的黄金时代。他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新目标：一是将邓小平提出的2050目标提前了15年，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极其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们肩负起全面建设世界强国的使命，也具备了对全党的领导力、对全国的领导力、对全民族的领导力、对全世界的引领力，由此构成了核心领导集体的“黄金领导力”，既要决胜第一个百年目标，又要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也必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黄金贡献。

“黄金领导力”及其构成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为引领新时代的舵手团队，不仅是中国的优秀政治家，也是世界的优秀政治家。这个团队的“黄金领导力”来自习近平总书记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核心领导力，来自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人民情怀、使命担当、全球视野、卓越才干。具体来看，至少由以下几个方面所构成：

首先是思想理论领导力。中共十九大全面总结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等重大政治判断，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十四条基本方略，从思想理论上为全党提供了根本指引。

其次是目标使命领导力。中共十九大报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定新时代的奋斗目标，设计并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战略安排，对原有“三步走”战略进行了重大升级，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再次是统一行动领导力。中共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四条基本方略之首，强调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过去五年强有力正风肃纪、反腐惩恶，使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最后是人类愿景引领力。中共十九大报告重申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所肩负使命的重要内容，承诺继续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呼吁全球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共十九大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政治活动，为全世界所瞩目；大会取得的成果及其对未来的规划赢得世界广泛认同，反映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心发挥的重要作用。

黄金时代呼唤黄金领导力。黄金领导力从哪里来？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下选拔接班人的严格要求，来自从长期实际工作历练和考验中选拔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传统，来自强领袖与强班子之间的相得益彰。

黄金领导力源自严格的领导人选拔标准

从中国的政治实践来看，以贤能为标尺的选拔任用制度历来都是政治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产生的重要制度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来，这套制度已经被证明为行之有效、并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它遴选出一代又一代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广大党员勠力同心，将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稳健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中央领导层干部的选拔上，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比整体性的干部标准更高的要求。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要求。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十六条，要求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并提出了五条要求。2002年11月，新华社在对新当选的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进行报道时，首次公开将中共中央委员会明确界定为“政治家集团”，并对政治家集团人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此之后，党中央对第十七届、十八届“两委”坚持了中共政治家集团的定位，并对“两委”人选提出了与时俱进的一系列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十九大所作报告中指出，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明确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选人用人的根本导向，同时也为干部的贤能标准赋予了新的深刻意义。

为做好第十九届“两委”人选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推荐人选专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和“五个带头”的素质要求；又对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谈话调研及其酝酿工作提出了四项重要原则，对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推荐人选提出了除范围、年龄和结构之外的四个方面的素质条件要求。其中，政治标准被放在了首要位置，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带头做到把握大局、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带头遵守廉政规则、带头加强学习，在“政治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方面堪为表率，模范遵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带头贯彻“四个意识”，政治素质、政治立场、政治定力过硬。这些标准和要求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肯定，认为党中央关于十九届“两委”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的原则科学合理，推荐人选的标准条件清晰明确，推荐范围及年龄等有关要求的设置符合实际，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

黄金领导力源于长期实践历练与考验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历练，不断积累治理经验，逐级晋升、逐渐成长为高度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的政治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选任中坚持贤能导向的重要体现。从中共第十四届到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履历情况看，他们在成为政治局常委之前，往往需要经过“台阶式”的锻炼，即至少需要迈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一是各地方省级党政负责人的台阶，二是在任的党的核心领导集体主要助手的台阶，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通过这两个台阶的历练，积累关于地方治理的知识，熟悉关于国家治理的知识，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都越来越丰富。此外，在不同省份之间、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与地方省份之间交流任职也是培养历练高级干部的重要方式，通过高级干部的交流任职，不仅促进了地方发展思路的转变和发展要素的流动，促进了跨地区的知识分享、经验分享、资源分享，有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在协调发展中体现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更是党的优秀人力资本的跨地区流动，使优秀干部进一步开阔视野、深化对国情的认识，在历练中培养干部，使党的高级干部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

以中共第十五至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他们在成为常委之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的平均时长逐届增加，总体平均情况为担任过总计近10年的省委书记、省长或省委副书记；在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们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平均时长超过7年，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的平均时长约为3.6年。三者相加，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两个台阶上的历练时间总共近20年。此外，他们在成为常委之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或省委副书记的省份数呈现出逐届升高的特点。

从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来看，七位常委不仅全部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很高的学历水平，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和宽阔的知识面，而且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他们平均在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担任党政主要负责人，平均任职时长达到9.9年；从工作省份看，既有上海、广东、浙江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也有陕西、重庆、贵州等相对欠发达省份，基于实践经验的国情认识具有互补性；平均拥有超过7年的中央政治局工作经历和接近3年的中央书记处工作经历，对治党治国各方面工作已具备充分了解。

此外，从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25位委员情况来看，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比例为88%，达到历史最高；拥有副省级及以上地方党政负责人工作经历的比例达到84%，曾担任省委书记的比例达到64%，均为近几届中央政治局中较高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正是由于经过充分历练，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具备丰富的从政经验，并通过突出的工作实绩表明能够承担起政治家的使命；他们首先是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实干家，进而才成为了政治家。优秀的政治家不会自动从天而降，只能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而产生的。

“强领袖”乘以“强班子”等于强大领导力

恩格斯曾经提出历史发展的“平行四边形合力”说。他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4]

领导集体的历史作用也与此类似。一方面，中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也是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党中央处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领导力，同时也需要整合其他方方面面的力量，从而使党在历史中的分力与其他方面因素的分力相互作用，汇聚起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历史合力。另一方面，党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核心领袖，在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历史作用，正所谓“万山磅礴看主峰”。核心领袖坚持正确前进方向、坚持正确工作方法，领导集体成员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在正确的方向上实现领导集体的领导合力最大化，从而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有力，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核心领袖的能力与中央领导集体其他组成人员的能力，两者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的基础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核心强、班子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就愈加坚强有力。

这就解释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和根本动力。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人民始终是塑造历史的主体；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当中，中国共产党绘制发展蓝图、把握前进方向，使千千万万的人民个体的历史分力汇聚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合力，谋求最广大人民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使党、国家和军队迎来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创新和发展了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首先是明确习近平同志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党心所向、军心所归、民心所望；其次是将集体领导体制从“五大机制”发展为“七大机制”，强化了集体外事机制和集体自律机制在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治国理政及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作用；三是通过优化中央领导机构组织架构，强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协作，同时通过拓展重大专项会议制度和领导小组会议制度，完善重大会议机制，加强了党中央重大决策制度建设，使集体决策机制更加适应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集体领导体制的创新与发展，反映了中国制度创新、制度实践、制度调整、制度完善的发展。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好的制度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依靠杰出政治家。经过长期工作历练、实践检验、斗争考验、严格选拔而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共政治家集团的“黄金一代”，他们“真金不怕火炼”，拥有黄金领导力，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带领全国人民一步步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目标。

创造黄金时代的黄金领导力

中国为什么会不断成功？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孕育和选拔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全面进入强国时代，强国时代需要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强有力的党中央；强有力的党中央，必然离不开坚强有力、团结统一的核心领导集体，离不开杰出的核心领袖。中共十九大及十九届一中全会，正是为中国选出了这样的党中央、这样的核心领导集体、这样的杰出领袖。

中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面对着新期待；不仅是全国人民的期待，也是全世界的期待。全国人民的期待，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向往，体现在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全世界的期待，集中体现为全球在破解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维护人类共同福祉、构建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对中国寄予厚望。为着这份向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带领全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沿着十九大指明的前进方向，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回首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率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人们很难想象在之后的五年中，这一届班子会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又迎来新的任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团队愈加精干成熟、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十九届中央领导集体必将引领中国在未来五年再上新台阶、迎来新跨越，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征程！

（编辑  苏歌）

中国的崛起，如今已是大概率事件。崛起，对于有五千年连续文明史的中国来说，只是历史上无数次复兴的再现。此次的独特则在于，中国崛起的背景不是东亚，而是全球。

超越1840年以来一直挨打、挨饿、挨骂的国家命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扬眉吐气之时，中国人还是要保持如临深渊的常惕之心。在发生巨变的世界上准确定位，是中国复兴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课题。

天下三分是世界大势

从大历史角度看，人类自诞生起，就或急或缓、或直行或迂回地行进在通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道路上。人类社会自血亲氏族开始，从部落、村社、市镇、城市、王国、国家，由近及远、从小变大，由疏离变密切、进而相互融合，如今已经达到以主权国家为人类共同体基本单元的阶段。

1500年以来，世界逐步被纳入到以资本积累为终极目标的世界体系之中。自2008年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趋于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面临总体性危机。美式全球秩序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联合国和盟国体系，都不同程度受到损毁，全球超级强权美国和美国模式遭到巨创。欧盟代表的莱茵模式与美国模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大西洋核心圈一分为二，传统西方和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趋于裂解。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和中国模式崭露头角，带动亚太区域的整体性崛起。新中心的出现，推动世界从单一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演变。

旧的世界秩序进入分崩离析，但以往由新兴帝国取代衰落帝国的现象并没有出现，霸权国家之间权力转移的传统，正在被多中心的现实所改变；单一国家中心的更替，被权力的分享所创新。2015年，欧盟28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5%，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北美经济圈包括美加墨，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6%；东亚国家通过10年整合，初步形成了东亚经济圈，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24%。从经济空间的视角看，世界已经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欧洲、东亚和北美三大经济圈，三个经济圈占到世界经济的75%，世界力量格局出现了“天下三分”的局面。由此看来，在美国霸权之后，将不会出现某一个国家的一统天下，而是呈现多极化的力量格局。

天下三分改变了世界权力的空间结构，还催生了世界性质的变化。由一变三，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已然破局。老子的《道德经》写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三分的“三”，正是三生万物的三。这个“三”，具有哲学意义的“多”的意涵。三分天下，是多样性哲学的体现。天下三分，不是仅仅指走向美欧亚或中美俄，完全可能多出现几家或几个圈。它反映了世界正在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意味着人们将面临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人类社会由各自平行发展的“大分之世”，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统之世”，再到多模式并存的“大争之世”，这三世观可简略勾勒人类社会由分趋合的全球化进程。如今的天下三分，只是漫长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出现与形成，与所有历史现象一样，并不具有线性的必然性，而是历史与现实、力量与精神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未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竞争，将超越国家间的竞争。天下三分的世界，将是多样模式竞争的大争之世。大争不是绝对排他、重归于一的对抗，而是多样性的竞赛。抓住未来世界发展的多样性特质，真正把握历史的大趋势，才能在变化的世界上为中国进行准确定位。

中国必须要顺势而为

面对天下三分的世界大势，中国的复兴必须要顺势而为。无论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还是拥有13亿人口的当代国家，中国在多样化的世界上都应拥有一席之地。中国复兴的战略目标应是“三居其一”，也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多样模式有其一。务求其一，也甘于其一。中国不试图统治主导世界，不谋求全球霸权，既不会、也不愿承接美国成为另一个帝国。

中国对新道路的成功探索，来自人民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国所求的“一”，就是中国道路和模式将成为与美、欧代表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并存的一种模式。这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发展和边缘地位的模式，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成功模式之一。

在多样性的世界上，中国要保持国家的主体性和文明独特性，同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推进世界多样化的发展。“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中国古老的发展观，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与泛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互动影响，形成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洲域型命运共同体与传统盟国体系的资本增殖体不同，是超国家的共生体。它不是中国模式扩展的一体化，而是揉碎了你我、重新调和的区域再塑。与具有排他基因的一神教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一向包容与多元，历史上形成儒释道共存的中华文化传统，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模式的生态和思想困境，提供新的选择方式。

基于自然禀赋的局限，也基于规模效应，更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区域。三分天下要取其一，不进取无法实现。不居其一，难以支撑中国和周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在“大争之世”立足。然而，知行还须知止。三分天下时要取其一而足，守住自己的一，就是守本，在多样性的世界上就有了根基。不甘其一，枉想、枉言、枉行去一统天下，结果必然伤本。持中守本，方为大道。

从世界角度来看，三居其一符合文明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趋势，是全球化在新时代的新体现，不求以单一模式替代其他模式，这有利于创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三居其一不是扩张性战略，也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通过洲域化合作，超越资本的全球一体化。中国的一，是基于有限资源、通过广泛合作获得世界性地位，其中蕴含着追求大同的理想和知止不过的智慧，是我们在全球巨变时代的处世之道，是对多样性世界的适应性选择。大战略的要义，在于匹配国家的目标与能力。在危机正酣、沧海横流的时期，三居其一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

泛亚共同体：中国的立身之所

从地理学的视角看，亚欧大陆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整体板块。在诞生于19世纪末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泛非”、“泛亚”与“泛欧”、“泛俄”、“泛美”等区域一道，形成了对世界空间的大致划分。泛欧地区是世界的中心地带，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察结果，被固化成沿袭至今天的地理话语和地缘政治现实。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殖民化之后，亚洲地区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在近几十年里，东亚国家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全球化的机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经济规模超越曾经是亚洲领头雁的日本，成为亚洲地区发展的新动力。然而，从全球角度衡量，亚洲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当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即使是中国，在人均GDP方面也只是处于世界的中等水平。亚洲国家要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通过合作来增强自己。

 运用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经验，来推动当代亚洲的合作，是中国领导人依据亚洲历史和当代需求提出的重要设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贸易通道。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区域体系，绝不只是一条贸易线路，或只是建设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光纤等基础设施网，或是形成各种通路、联系带、经济走廊、大陆桥，甚至也不止于结成产业链、经济圈、文化带、共同市场、安全区，而是要构建涵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互利合作、彼此认同的区域共同体，也即“泛亚共同体”。

所谓“泛亚共同体”，是指一个超国家的洲域性合作的组织形态，即亚欧非大陆及沿海地区国家，以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为目标，通过相互合作和相互认同，实现互利共赢的洲域组织。它将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最终成为一个容纳40亿人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区域共同体。

“泛亚共同体”具有开放式的空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英国时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从这一精神出发，“泛亚共同体”的基础空间范围，应该能够包括“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大区域，应涵盖亚欧非大陆及相邻海洋区域的所有国家。泛亚共同体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涵盖亚欧非洲的广阔区域，更在于此区域的“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这种开放性使得“泛亚共同体”不是具有排他性的盟国体系，而是通过自愿合作趋向于相互认同的超国家组织。

“泛亚共同体”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而是分布式结构。“泛亚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大国、小国、穷国、富国一律平等。在泛亚共同体中，可包括许多次区域合作组织，如东盟、南盟、海合会、非盟；也可以涵盖多领域的合作框架，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联盟、亚信组织等。不同国家、区域板块、各种组织在“泛亚共同体”中可以交叉、重叠，这意味着“泛亚共同体”会有宽松氛围和更高的舒适度。

与其他共同体具有相对单一的文明背景不同，“泛亚共同体”是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覆盖的地域具有丰富甚至是堪称复杂的文明背景。作为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过程有利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缓解不同国家、民族及文明间的矛盾，化解文明冲突。

“泛亚共同体”是平等相处的国家间合作组织，相互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影响，而是双方乃至多方的互动。由于各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在形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社会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再造。互动推进重塑，在一定意义上“泛亚共同体”是互动式的社会再造工程。

“泛亚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欧盟在相近的发展水平和相对单一的文化背景下，经历了50年的发展才基本形成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目前还受到全球危机的政治冲击而被摇撼和质疑。泛亚区域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差异巨大，“泛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必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推进将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构建新时代的仁智体系

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也即“大国仁而小国智”，以此大国可保天下，小国可保国家。这一思想与“厚往薄来”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共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之间、文明之间上千年的大体稳定。

在政治多样性竞争的框架中，亚洲传统的“仁智体系”展现了不同于西方“均势体系”的东方智慧，在远大于欧洲的区域中维持了长期的秩序和稳定。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压力下，东亚的“仁智体系”被摧毁瓦解，亚洲也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由此陷入主权国家间锱铢必较的无序竞争。世界坠入了“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的普遍困境。

如今，在以资本持续积累为基本目标的全球竞争中，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军备竞争成为全球现象，越来越多的军费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全球成为一个大的火药桶。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失序的世界正进入礼崩乐坏的天下大乱。

东方式的 “仁智体系”，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泛亚共同体的成形，正在显示出现实价值。“大国仁而小国智”，是大国要讲道义，对小国、对不同文明要包容；大国之间要以礼相待，相互尊重、兼顾彼此利益；要鼓励多样性和多体系共存，允许建立平行体系和秩序。小国则要保持独立与合作的均衡，要有正确认识自身力量和利益的智慧。在泛亚共同体内部，应该构建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仁智体系”，以形成“相互尊重、共在共生、共同发展”的秩序，保障泛亚共同体长期稳定的发展。

在“泛亚共同体”的建设中，中国应该有战略定力。因为中国是这个区域之内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独立金融体系、自主内政和外交、完整科研和教育体系、足以自保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国家综合能力和力量结构奠定了中国在亚太区域的核心地位，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学会“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智慧，避免与其他国家产生主导权之争。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发展进程，进步不在于对既往的淘汰或替代，而在于引入多种文明的丰富，是对环境变化及人心成长的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人与自然之间单向度的影响或改造，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通过互动调适、彼此重塑的过程。中国曾经是农耕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却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时代，在经历了浴火重生般的社会革命之后，中国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世界工厂”。中华文明在历史和未来的使命，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保持文明的多样性，建立公平、公正的区域与世界秩序，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国不求构建“中国的太平洋世纪”，而是要追求“亚太人民的亚太”，实现让亚太地区人民共享地区发展成果。这是与全球多极化相呼应的区域战略。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中国根据自身与世界的变化提出的适应性变革。这一内外兼修的变革，是中国的国家生态的进化。要想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关键在于掌握变化的节奏。面对虎狼世界，中国不能学宋襄公式的“仁义”，要适应丛林法则，必须要强而有力，不让列强、宵小萌生觊觎之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濒临瓦解、模式角逐的大争之世，中国要奉行“合作最大化”的原则，促进区域共同体发展，以菩萨之心普渡众生。当然，在任何时候，国家实力都是国家意愿和行动的基础。当菩萨，也必须要有真法力，不然就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

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坚持先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符合孙子兵法中所言的“先为不可胜”。这种中国式的博弈思想，是在当代依然有效的东方智慧，可以指导中国的复兴大业。“不可胜在己”，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便能够从容应对全球危机的波澜起伏。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需要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要制度化地控制资本不断增殖的本能，促进资本的驯化与进化。为此，需要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合作。对全球性资本，还需要进行跨国合作。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需要通过长期互动，才能在彼此间产生认同感，才能形成机制化、制度化的合作并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与深度。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单元，应该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超越主权国家的洲域共同体，还可以包括跨国公司和NGO，重要的不在于组织的具体形态，而在于彼此利益的非排他性关联。对不同文明和宗教，都应保持包容性，同时，也要抑制极端行为，不使其损害人类整体、阻碍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趋势。

历史是非线性运动的湍流，湍流也有趋向，而不是无序的布朗运动。人类共同体不是简单地追求一统，而是以人类文明自身的丰富来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求得个体与集体的均衡、利己与利他的结合，实现多样性、丰富性与共同性的对立统一。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和而不同，谓之大同。对于区域共同体，结构决定存亡，体量决定命运。

（编辑  王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如果不深入理解中国制度形成与变革的路径，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选择。要开启中国的未来，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的过去。对中国传统文明中包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教训，我们必须加以深入的研究，对于中国革命的光辉遗产，我们必须一代一代地继承，弘扬下去。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只有全面、科学地理解我们走过的光荣而艰辛的道路，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有深刻的理解。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为了不辜负这个时代，深入总结历史经验，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后不久，在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京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共同为北京8所高校的同学开设了“名家领读经典：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市级思想政治公开课。

课程设置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这就是：探索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斗争与过去时代的斗争，比较起来究竟有哪些不同特点，这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课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深受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课程讲义很快辑录成册，《人民公开课》一书正式出版。以下摘编了该书出版学术研讨会部分专家的发言。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和理论创新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首先，我代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祝贺北京市教工委，你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忠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精心组织了“名家领读经典北京市公开课”，为全国提供了好经验。

《人民公开课》这本书的作者，多数是中信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基金会对他们的学术活动一直积极支持。他们以深邃的学养，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他们教书育人，在中国大地上传播思想和知识的正能量，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中坚。祝贺浙江联合出版集团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好书。

中信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这种央企兴办的社会智库，在我国国内尚属唯一的一家。我们把中信基金会的宗旨概括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中信基金会按照其宗旨，一直在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研究，组织了中国道路出版工程，编辑出版与中国道路有关的理论研究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把中国道路丛书作为长期的理论基础建设，目前已出版20本。《人民公开课》的核心内容是13位名师解读“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所以我们都有共同的使命，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和理论创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办成了许多多年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解决了许多多年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阶段，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年代。

首先，习近平同志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亚投行的设立，“一带一路”的推进，都体现出支配世界500年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加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以及反对贸易垄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论述，西方国家不得不平心静气接受这些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今天是由中国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提出来的。

习近平同志是一个非常务实，高度重视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歌》里说“要为真理而斗争”，习近平同志能够把理想付诸坚定的行动，这从全面从严治党、强力反腐和我们的军改等等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思想理论问题，他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要建成全面小康，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要建立一个团结合作的人类共同体，要做这些事情，我们不仅是要畅想，更是要实干。我们既要全面深化改革，又要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同志说，这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观。《摆脱贫困》一书是他在福建工作时的一本著作。扶贫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要的任务。摆脱贫困的基本方法，就是要走分工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的道路，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走共享共富的道路。中国虽然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我们现在还要迅速地去消灭相对贫困。随着我们工作的开展，许多像贵州唐约这样的村庄将会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涌现，中国基层农村正在继续探索一条新型合作化道路，这是一个方向。

我个人认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第四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习近平同志说不忘初心，初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今天正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愿意公开向世界说明我们的意图，我们的主张，我们的道路。我想这也是《人民公开课》这本书的意义，是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续写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朱善璐（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今天这个会的规模不是很大，但从会议的宗旨和主题来看，它是能够放射出光芒的一个会。

习近平总书记“7.26讲话”中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应当进一步地放射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我也相信这个光辉一直在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的心中。

我也是知青那一代，是在黑龙江的黑土地成长起来的。我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有幸被北京大学录取。回想自己人生历程，一直是在追求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国家民族的目标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我们可能正在经历中国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阶段。到2020年还有3年，小康社会将全面实现。小康最早是什么人提出来的？《礼记》或《诗经》写到小康和大同。写书前一定先有概念，从西周再往前追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自有文明历史以来就存在的小康理想，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讲了三个历史阶段：五千年是中华民族史，五百年社会主义史，三十年新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对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和这五千年文明的关系，总书记做了纲领性的阐述，现在做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发展，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应该说是中华民族从没有过今天这样的波澜壮阔、深刻广泛的革命、变革、发展，这样空前的人民民主，这样空前的一个创新和推进。我们今天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建设，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战争，但是如果逼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得捍卫自己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

曾经有人讲过，不论如何伟大的时代，身处这个时代的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个时代的伟大。五十年、一百年后的人回头看，说那个时代有一位习近平，有个中国共产党。到那个时候看这段历史，它对世界的影响，可能比现在看得更清楚。但我们在座的人，应该现在就看得很清楚。比如这个时代的英雄和时代的引领者就具有穿越时空的思维和洞察力。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封建专制向民主的彻底的转变。孙中山没能彻底实现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咱们接着做成了，把全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我们现在做的事是史无前例的。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少有的几个伟大时代，我们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应该自豪。

2014年，习近平到北大讲话，他说要系好人生的第一个扣子，讲了自己下乡当知青的情况。他讲到当时为了借一本书，跑了30里地。这让我们感触很深。我认为《人民公开课》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从中能看出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当前的发展趋势。一滴水能反映出整个的光辉。虽然它表现出来的，是学者教授们用他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把这个真理讲出来。这个真理我们党一直在讲，从毛主席开始就讲，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接续，这个工作正在做，让真理的光辉继续放射出来，而且做到了与时俱进。

在浙江出版集团和中信的支持下，出版了这本书，让这些学者的思想更广泛地传播，可喜可贺。它虽然只是书海中的一本书，但它能折射出光芒，所以值得认真地读。这个期间，这个公开课得到了北京市委各级领导的重视，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

总书记在“7.26”讲话中，讲到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要勇敢地探索新的实践，要实现新的理论突破。这是两大任务。党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再次把理论突破的重要历史任务提出来。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说，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完成了近代以来那么多政治力量都办不成的事，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此指导自己的实践。其它政党则没有做到。北大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李大钊是信仰、践行、传播的第一人，包括北大的部分师生最早参与了共产党的发起。北大是中国近代史以来，和国家命运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大学。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大学，没有一个大学可以和自己本民族的命运联系如此紧密。全世界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学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四家，其中日本是早稻田大学，河上肇；第二个是李大钊。当时这是列为大学课程的。总书记到北大时，去北大图书馆看了李大钊那个唯物史观课的一张考试卷子，李大钊给判了95分。他看了19个人发起马克思研究会那个启事，那张纸都黄了。总书记看了非常感慨，他说，看来源头在这里。他在北大讲话的时候说，我们要到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还要到北大来看一看。今天共产党已经执政这么长时间了，北大的传统不能丢。北大有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北大还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民族富强而奋斗。这两个精神加在一起，构成了北大精神。

总书记提出了理论创新这个时代性的要求，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新起点和新阶段这个重大历史判断。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应该为理论创新做出自己贡献。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是在续写21世纪的人类社会的《共产党宣言》。

不久前在金砖五国会议上我们所表达的理念，就是要发展中国家的穷苦百姓都应该得到利益。这就是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无产者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情怀，是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依据这些纲领性的思想，做出学理性的研究。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做好理论创新，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也为这个时代、为咱们党从事这个事业贡献出力量。 

名家上讲台，解读治国理政大道理

寇红江（北京市委教工委宣教处处长寇红江）：北京高校历来具有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良好传统与工作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为了提高理论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增强“三进”工作的效率，我们创办了“名家领读经典”课程，委托首都地区在青年学生中声望高、影响大的名师大家，作为这门课的授课人。这么多名师大家为首都大学生共上一门思想政治课，是很了不起的。

一年来，已经有43位名师大家走上讲台，以宽广的视角眼光、深邃的历史视野、明确的问题导向，为20所高效的1300余名青年学生讲述思政课，引导青年学生通过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思想和相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坚定四个自信。

这件事能够这么顺利地推进，并取得这么好的成效，和市委教工委的历任领导和北京大学党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韩毓海老师在整个过程中是总协调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令人非常感动。北大有更多的老师，不仅具有一个教师应有的良心和职业道德，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是坚定的。我们这个课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一是名家上讲台，解读治国理政大道理。各位老师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统领，坚持人民立场，从传统治理经验、革命建设实践、理论热点问题、学术研究前沿等不同的视角，共同解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基础、现实逻辑和全球价值。让学生明白这个大道理，是我们开设这门课的核心目标。

二是学生有舞台，共抒建功立业大梦想。这门课留了一个作业，叫“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封信”，要求学生在聆听名家授课和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经典书目的基础上，以书信体的方式汇报学习读书的思想和认识。学生的作业中字字句句洋溢着信仰，集中表达了青年学子奋发有为，报效国家，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的决心。

三是高校筑平台，形成思政工作大格局。这门课由北京市委教工委牵头建设，由20所思想政治工作基础厚实的高校一起参与，20所高校均成立了由校领导牵头的课程建设工作组，将课程列入公共选修课或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采取划分片区，轮流承办的工作机制，由各高校选派思政课的骨干教师和优秀辅导员担任班主任，组织带领学生在不同高校上好这门课。

这门课开设一年来，受到各方关注和诸多好评，主流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选课的学生和随堂听课的老师们的反响非常强烈。例如瞭望智库微信号登载了这些老师的讲课内容和文章，篇篇都是10万+。我们现在在很多课堂上，大学生抬头率不高，但是在这门课上，几乎百分之百的学生都聚精会神听课，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感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高超的策划水平和过硬的编辑质量，将各位名师大家在课程里讲述的真知灼见汇聚出版，形成了这本《人民公开课》。我们大家共同的付出得到了肯定。这个事情再次地充分说明，高水平的理论教育，一心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专家学者，永远会受到青年学生的喜爱，也永远会受到广大人民的尊敬。 

理论界和出版界的重要政治任务

朱勇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副总裁）：为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切实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北京市委教工委组织在京部分著名社科专家学者，为北京市各所高校的学生开设了“名家领读经典”——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的市级公开课，全新解读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引导大学生正确了解中国国情，准确把握中国道路选择，探索中国长治久安之道。“名家领读经典”公开课一时盛况空前，得到巨大的反响和好评。作为“名家领读经典”公开课的成果结晶，《人民公开课》的出版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这不仅是高校思政课改革的一个创新，也为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读本。

我们有机会、有荣光参与这一伟大盛事。《人民公开课》的编辑出版，是浙江出版人继续服务大局、发挥作用的一个具体行动。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在座各位领导、专家、媒体记者的宣传推介，《人民公开课》会成为2017年最有份量、最有影响力的畅销主题图书。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因此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好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非凡成就，是当前理论界和出版界的首要政治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遇到了很多新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党内腐败问题在蔓延。经济建设欣欣向荣，可是社会矛盾在积累。群众变得一盘散沙，人和人之间几乎没人可相信了。如果人心涣散，国家和社会靠什么来维系？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所有的成就都伴随着成本的付出。走到一定程度后，成本就会超过成就，所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得改革，就有否定之否定。当然历史不可能倒退，而是在新的高度上借鉴历史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了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党这些宝贵的经验，应该传给年轻一代，发扬优良传统，用来解决新问题。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没有实践作基础的理论是空虚的，没有理论的实践则是盲目的。理论只有在实际中检验和推进，同时不能回避必要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30年，我们党确实在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改革开放后又形成了一套理论，到今天确实有必要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理论创新的任务，这对于我们学界来说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考验是重新收拾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理论创新。在今天，贬低国家和集体、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思潮，以及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在农村中私有产权固定化的倾向，最近30年来逐渐积累起来的自由主义话语和法律系统，目前还不在我们的理论反思的视野之内。但理论探讨是不应该有禁区的。 

共产党人把全体人民凝聚为命运共同体

卢周来（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年轻的一代甄别和坚守一些正确的这些价值观念。

社会上不少人对政党、国家和人民这些宏大的观念都不感兴趣了，只信自己。但是，民族国家这个观念确实是鲜血换来的。2014年为纪念甲午战争120年，我曾经组织拍摄过一个短片《甲午祭》，这个过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为什么失败？有很多说法，比如说晚清政府腐败、体制落后等等，总结最深刻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欺负我们，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

这里介绍两个历史细节。第一个，1894年11月21日，日军占领旅顺后在全城大屠杀，最后留下处理尸体的是一帮中国人。而日军军需供给的骡马队所需人力，是占领九连城后招聘的当地中国人。当地居民把这当成大好事，有人为了当上民夫，甚至去贿赂招工的买办。他们完全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

第二个，当时冯玉祥是驻保定府武英殿军营里的一名士兵，他那个部队当时开拔去天津大沽口参战。当时他写了一段日记，说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多，看到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边哭着送行，从早晨到正午，啼哭哀嚎，声震云霄。不知就里的人，绝对想不到他们是上前线保卫国家。他感慨道：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荣耀的所谓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在他们心中淡漠到如此地步。那个时候，兵不是兵，民不是民，兵没有为国捐躯的责任感，民竟然自愿为敌国军队充劳役。甲午一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时才知道，没有国家，他自己什么都不是。

甲午55年之后，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今天的一些网络媒体拼命诋毁抗美援朝，我希望他们读一下基辛格《论中国》的书。书中说：中国在东亚和世界的声望，实际上是那一仗打出来的；那一仗为中国奠定了民族复兴的一个心理基点。在我看来，抗美援朝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怎么把国家、政党和人民拧成了一股绳，真正成为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完成了社会的改造，把国家民族的观念完全树立起来了。但是现在，这些观念正在被一些奇谈怪论悄悄瓦解，这种论调在年轻人中间影响非常广。所以，我们有责任帮助年轻人来甄别和梳理，并且坚守一些最基本的正确观念，这非常重要。

人民公开课讲得好，一是讲课的这些老师的立场和态度是很正确的。最近有人讨论传播和宣传的区别，说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之所以能渗透人心，是因为美国人对传播学的技巧运用的好。所谓传播学，首先要了解受众需要什么，要把听众、观众和读者很当回事，而不是宣传部长端着架子讲。

问题不在于名词概念的区别。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民族、国家、政党的观念是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历练出来的，也是共产党所造就的。但说到传播学是要把人当回事，这里头包含了一个道理，就是共产党人的宣传始终要把我们的受众当回事。

在我们这个课程中，尽管这些学者都有名气，但是他们真是把学生当回事。学者在讲台上很亲和，讲的是学生们关心的问题，回答学生们的提问不厌其烦。这是《人民公开课》受欢迎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有厚重知识的支撑。一个是厚重的历史资源，金一南教授不仅课讲得好，他写的《苦难辉煌》可以说是中国最畅销的书之一。同样是讲党史，同样是介绍共产党的奋斗历程，论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经验、中国制度是怎么来的。但是他用很多深厚的历史的细节来支撑它。第二，具备现代学识素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学生中有很大的市场，但要不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功底，你就反驳不了。 

为年青人提供他们渴望和满意的知识和思想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人民公开课》所有的课我都听了。咱们的学生写了600多份作业，我读这些作业非常感动，对这个教学产生的效果也感到震撼。

有一个交通大学的学生在作业中说，通过老师们的讲课，我知道了什么是国家。我们过去认为，国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跟它没有联系。她家在汶川，地震时家里四口人死了，只有她和奶奶被解放军从废墟里救出来。她是羌族的女孩子，后来考上了交大，还在伦敦的一个科技比赛上获了奖。她说如果没有国家，自己不会有今天。

还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女生，来自陕北梁家河村，习近平插队的村子，她详细写了总书记当年怎么建设沼气设施的情况。她说，总书记跳在冰河里，干在前头，最后腰都受了伤。当地老百姓说，你看是让人家来接受再教育的，其实是教育了咱们。

这个课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把学生们的注意力从手机上夺过来，让他们来听一听关于我们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大问题？我认为，课堂上讲什么是最关键的。人民大学的大教室能容纳近千人，潘维老师和金一南老师是在那讲的。金一南老师讲课时吴副书记也在那里听，他说自己流了好几次泪，学生们更不用说了。金老师讲到杨靖宇将军，说杨靖宇基本上是被周边的人，包括他最信任的部下和警卫员把他出卖了。最后他在山上碰到一个老百姓，他请这个农民到屯里给他买点吃的。那个农民说，你投降吧，现在日本人不杀投降的了。杨靖宇说：老乡，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金老师说，你要是讲理性，理性的原则是趋利避害，那就根本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甚至都不能解释中国革命，甚至都不能解释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需要精神的力量。什么是精神力量？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再一个例子，潘维老师在讲课中说，我当年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学习，同学中有台湾名嘴陈文茜，陈文茜过生日请我们去，她门口有一辆车。陈文茜告诉他，这是她爸送她的生日礼物。潘老师当时说，我爸怎么不送我个生日礼物呢。而今天在伯克利旁边造的新桥，就是中国人过来造的。当时他在美国买了一个电吹风是中国制造的，很快就用坏了，从没有把头发吹干过。3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现在的中信在世界500强中排172位。他说我刚来北大时月薪只有2000元，每周要上十几节课。从毛泽东开始，新中国是这四代人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非常光荣。他接下来说，同学们，未来我们还要再翻两番，责任就在你们身上，你们所遭受的挫折和压力不会比我们少一分，你们所获得的荣光不会比我们少一毫。他是脱稿讲的，全场掌声雷动。

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思政课，应该向青年学生们提供他们渴望和满意的知识和思想。如果说同学们不满意，问题主要还在于老师。全世界都有思政课，但是过去我们不很重视什么人在讲。问题不单是培养什么人，而且是什么人在培养。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国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孔丹在总结发言中说：张文木教授谈到教育要革命，我是高度认同的。确实，在那个时代，毛主席出于对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长远考虑，做出了这样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决策。当然他的教育革命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以后，出现了很多超乎他意向的情况。但是他的初衷、他的战略思维是正确的，应该说经过历史的反复之后获得了成功。这在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在我看来，他所说的中国梦，应该是扎根于、发轫于陕北的乡土，没有他那段经历，就扎不下根。世界观的形成，知识的积累，也来自对知识的渴求和系统的读书经历。

张文木教授讲到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的教育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教育，是涉及到国家命运的教育。当然，这种方式使我们这些人中断了知识学习的连续性。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在我们国家民族命运站在一个历史新起点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就非同一般，这是关系国运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因为自身腐败而垮掉，中国必定遭遇最悲惨的命运。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让全世界羡慕，但是从上到下的腐败也触目惊心。毛主席当时最不放心的，就是怕共产党变质。如果党没有资格领导中华民族的复兴，就要亡党亡国。

应该说，赖有毛主席的战略思维，赖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在新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中央和这样一个核心，我们重新开始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认为这是一个幸运。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创造新的历史。所以对教育要革命这件事我高度认同。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头做的一件事是《中信大讲堂》，这和《人民公开课》是相通的。当然，我们党的宣传部门所做的工作，包括思政课的工作，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需要更紧密地联系实际，更好地掌握学生们的特点。和学生们沟通应该是有条件做到的，因为年轻学生有他们的人生追求。

我记得我在北大讲课时说，你们不要跟我们比，我们和你们的时代不一样。但是有一条，你不能只想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而应该为社会进步做出你的奉献。将来你要进入社会，要做工作，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作为人生追求。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这一代人言传身教的责任。要坚持通过各种方式，做出我们的努力。包括这次的《人民公开课》，应该可以跟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正常课程结合起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基于我们国家发展的事实，我们可以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充满自信。但是必须认真对待现存的很多问题，比如分配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我们的国际战略实施的问题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教育不仅仅看作获取知识、获取敲门砖的途径，而是让这一代人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那么我们将来的事业才有希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要让他们把使命真正承担起来。我觉得这种政治自觉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我们有责任把它延续下去，扩展下去。

（编辑  苏歌）

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社科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要求我们“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如何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贺信里面提出的上述要求？就经济史和科技史研究来说，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机结合、高度融合，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开辟一个新的学术发展空间，实现“1+1>2”的目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加强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要共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种探讨不只是对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的探讨，更应该探讨科技创新、发展以及应用和普及的规律。

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机融合

我们这次会议形成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经济史和科技史研究方面的交流融合机制。就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而言，对社会生产力、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发展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科技史研究，比较薄弱。科学和技术进步和传播的规律，以及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短板。而就自然科学而言，科技发展的社会背景、经济基础、政治和文化环境等的影响，以及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还有与之相关的国家安全、经济结构与政策等等，则往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的“短板”。通过《产业与科技史研究》这个学术平台，一是可以进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交叉融合，达到拓宽研究领域、实现协同创新的目的，二是打通了古代、近代和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研究的经络，实现历史纵向贯通。三是打通了研究中国与研究外国的渠道，拓宽了产业史和科技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会议的主题虽然是研究中国工业化和科技发展的历史，但是研究中国问题不能就中国讲中国，而是要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来看待中国，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经济的坐标体系中去观察研究，即横向比较。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择其善而从之”，才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通过国内、国外研究的结合，拓宽视野，实现知识结构的互补、研究领域的跨界和不同学科的交流，共同推动经济史、产业史和科技史的研究。

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根基

过去，经济史研究更多关注生产关系变革，可能受两方面影响。其一，受中国100多年经济发展之制度障碍的影响。我们为打破旧的制度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多次经济体制调整，试图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是影响深远的生产关系变革。百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更多关注通过制度变迁解放生产力，对生产力本身的关注不多。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理解不够全面。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都是讲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研究生产关系。

最近不少学者提出，回归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对社会生产力和科技进步的深入全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就如空中楼阁、沙滩大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过多关注生产关系、生产力研究薄弱的不均衡状态，不仅影响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不利于研究的深入。，更成为今天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短板”。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量的扩张，更根本的是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升级。科学和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和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创新和扩散也有其内在的规律，由此导致的产业形成和发展亦是如此。现在看来，补这个“短板”非常必要、也很紧迫。

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中国产业史和中国科技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产业发展，要全面深入地认识古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去我们讲传统文化，主要是“形而上”的东西，现在所谓“国学”主要讲儒家文化，重点是讲指导和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礼义廉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 （《二程遗书》卷25）《论语·子路》中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朱熹也认为中国真正的学问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至于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和生产技术的学问，朱熹则不以为然，他说：“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饭也。”（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39）

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是中华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明清时期，中国已经达到世界农业文明发展的巅峰，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农业生产力和手工业技术，丝绸和陶瓷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是古“一带一路”的最重要贸易商品，是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传入中国，中国许多传统的手工业借助现代科技焕发了新的景致，不仅没有湮灭，而且成为近现代中国的重要产业。

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精神层面的遗产，还有物质方面的遗产，以及传承至今的传统手工业和产品。就物质层面来说，凡是优秀的东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它不仅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湮灭，反而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重新焕发活力。因此，传统和现代不是“对立”、“排斥”的，而是通过“扬弃”来传承的，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是怎么去研究和保护，怎么去传承和发展。从事经济史、科技史和产业史的研究者，应该从更高层次，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研究，而不是单纯的局限于物质本身。

关于产业政策

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以及如何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从根本上讲是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今年年初关于产业政策的“林张之争”涉及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以及改革方向等实质问题。中国道路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实处，仅从理论和制度方面讲是不够的，必须联系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成就，当然也包括其中的教训。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政府主导，在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引入市场机制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标志之一，政府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互相弥补“失灵”，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业政策，它体现在全国的五年规划、年度计划、部门规划以及相应的地方规划中，最近五年中央则越来越多地以行业或产业规划的形式来体现产业政策。中国经济发展成功也好，失误也好，都与政府主导作用有很大关系，其中与产业政策的关系非常直接。产业政策如果正确和得到落实，经济就能够相对均衡地发展，如果出现错误则会迟滞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的结构失衡，所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政府力量强大是一个资源，这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想要就有的，它是历史和文化积淀中形成的。但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我们要借这个资源发挥其长处，不断优化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产业和科技发展方面，中国有三个优势：一是拥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府，包括庞大的国有经济、基层政府和科研单位。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除了财政（税收和投资）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杠杆之外，还可以动用行政手段。政府不仅可以调动众多国有企业和科研单位“集体攻关”、“协同创新”，还可以利用控股或参股企业、社会组织（企业家联合会、行业组织），以及基层政府（甚至深入到村民自治委员会和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党和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科技创新，并承担科技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二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大，中国的科技创新有条件通过市场的运用形成经济效益。三是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完整，经济规模巨大、区域之间产业发展多样化，门类齐全，产品丰富多样，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机会。因此，中国一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技创新将非常有潜力，未来将从世界科技发展的“跟跑者”转变为“领跑者”。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以及制造业成本上升，迫使中国必须走技术密集型道路，今天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反映了这个客观要求。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市场竞争和政府指导不可偏废。特别是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好好总结。

关于中国的发展阶段问题

经济史、科技史要进行“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从中国的社会形态演变来看，要研究从封建社会，到农业文明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过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工业化是怎样推进和实现的，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有什么样的规律。既要研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更要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阶段性，以及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在历史坐标中的定位。目前中共中央关于三个“没有变”的判断，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方法论上的借鉴。

例如我们在研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时，就应该关注其受外部影响而出现的生产关系的阶段性变化这个特点。从古代到今天，中国的农业经历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到土改后的自耕农制，再到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最后到今天“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科技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与制度变革并不一定同步。将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和社会形态的演变结合起来，并从国际比较的视野进行研究，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历史、解读历史，可以更好地发挥历史研究的“资政育人”作用。

关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应该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识。实际上，即使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就很频繁，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汉代的许多农作物就是从西域传来的，到明清时期，红薯、玉米、辣椒、烟草的引进，白银的大量进口，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商业发展和生活习惯。当时如果没有玉米、白薯的引进，中国人口不可能增长那么快；没有大量白银的进口，明清的商品经济也不可能达到如此规模。

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后，中国在科技和经济方面落后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大国，在科技和工业方面处于“跟跑者”的地位。近代从洋务运动到“实业救国”，中国绝大部分的现代工业和科技知识都学自西方，大部分高端科技人才也是在海外培养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贯彻“赶超”战略，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的决心，但是赶超并不容易。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将开放与改革并列，逐步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各民族之间、各国之间的融通交流是互惠的，有助于共同发展，这种理念已经贯彻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就是要以最优的方式、最低的成本引进消化国外先进科技，并进行改造创新和扩散，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

研究中国产业发展史和科技史，也离不开国际比较。只有从全球史的视角和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历史的视野，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发展的普遍性和中国的特殊性，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道路。有比较才有鉴别。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曾经说：“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人,实际上一个国家也不了解。因为不考察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区别，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

关于产业史与科技史研究的方法

一是史料的发掘和应用。要充分利用目前修志工作中已经公开出版的各种地方志、行业志和企业志（包括地方档案馆的历史资料）以及相关的资料选编，以及全国、地方、行业和企业的年鉴和统计资料，注意发掘利用；以及国家重点科研机构出版的大型资料书，如国家经贸委编的《中国工业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以及近些年来出版的数量巨大的企业史、个人回忆录、口述史等，这些资料为我们进行产业史、科技史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是将现代科技方法用于研究，提高成果水平和工作效率。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的运用和各种工具的开发和运用，为产业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我们要及时掌握各种新的研究工具。

三是要注意宏观研究、理论研究与个案实证研究相结合，防止顾此失彼走极端，或大而化之陷于空谈，以论代史；或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要避免为追求研究方法创新和个案的真实而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提炼，也要避免仅有问题意识和思想却不能落地，缺乏事实的支撑。恩格斯当年批评德国“青年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标签来使用时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产业与科技史研究》是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论文发表的窗口和平台。它的其宗旨是崇尚科学、鼓励创新、追求严谨、经世致用，为有志于研究中国产业发展演变和科技进步历史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建言献策的渠道，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一个窗口。希望广大同行共襄盛举，一起努力，不辜负时代、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

（编辑  迟晨光）

 “返回国情，返回实政，返回历史”

中国共产党需要时代叙事

何谓时代叙事？“时代”是指我们这代人所处的历史时间段而言的，时代的主体是人民，范围是国家。当然时代也可以指人类所处的时代，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我们民族所处的时代。时代叙事要回答三大问题：

第一，我们现处何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包括技术、经济、社会关系、政治文化等现处何地，要有大的判断。

第二，我们将欲何往，未来的发展目标。

第三，如何分阶段实现这些预定的目标。

时代叙事即历史叙事，因为时代叙事涉及到史观的重建。包括民主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对这三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史观，而且核心就是时代叙事。

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时代叙事？因为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而是领导型政党，领导党的领导权，要成为被领导的民众的共识，就要形成信奉、追随和服从，领导权转化为执政合法性的强大基础。

西方政党为何无需自己的时代叙事

对此我给出的理由是：西方政党party，它的本意是部分。部分是相对于整体而言，处于对立统一之中。然而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哲学中，这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他们认为整体社会只是一个名，是独立个体的结合体，社会实体是无差别的个人。这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法学的核心。

中国人的思维，是把人放在家、国、天下的关联之中来理解的。而18世纪启蒙学者把复杂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全部加以屏蔽，认为社会的实体是一个一个的人，这是物理学的原子论在社会学上的应用。以这个原子为起点谈权力、平等、自由等概念，建构起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政治契约所连接的。所以启蒙契约里的社会皆政治。它同时还受到文艺复兴以来再度复兴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影响，欧几里德把图形学发展为一个演绎推理体系，这对西方的哲学思维影响极大，还蔓延到经济学、法学和哲学思维中。这种从大前提出发而演绎出一个庞大的体系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思想和著述中都是没有的。

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学里，实体是个人，无差别的个人是作为政治的主体，通过选举赢得多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这种政治学说在冷战以后统治了全球。若把人的具体属性、人和人关系的复杂性都抽象掉，把其财富属性、宗教属性、族群属性都抽象掉，那么就成为高度抽象后的简单的量。若说一个人加一个人等于两个人，如果一个人加一只羊呢，那算什么？

在西方政党理论中也有把阶级作为实体的，像马克思主义就认为，统一的社会分解为若干个利益对立而不可调和的阶级，由此展开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各个部分不能组成一个整体，或者说整体分解为势均力敌或利益不同的party，各个部分找各自的代表，进入政治谈判领域议会，这叫政党理论。

西方选举政治关注选举期的选票，关注选民的当下诉求，故而预先排除了整体利益指向的长远利益。一般来说，整体利益相对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相对于当前利益，这两种利益会处于经常性的冲突和摩擦之中。现代社会中，由相对复杂的社会分工而引起整体的关联性，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人类也是共同体。整体相对于部分而言，存在着整体的利益。用卢梭的话讲，社会中存在着公义。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引导、约束着当下的利益。

西方的政党理论强调局部高于整体，当下高于长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核心前提，是承认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分化，社会内有很大的张力，但仍然存在着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重要的问题是对整体和长远要做出明确的判断，这个判断构成了领导力的第一要素。

时代叙事是民主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理论表达。如果是只关注部分与当下的选举性政党，当然没有时代叙事的必要。西方政党不代表整体，它不可能制订中长期的发展目标，他们全部的焦虑放在当下和部分，他代表谁，他能搞多少选票，舆情怎么变动？这是我对西方选举性政党为何无需时代叙事做的说明。

西方式民主的有效运行，需要严格的条件

英国的一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著有《资本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四部史书。他在《极端的年代》里介绍，西方民主的有效运行有严苛的条件，而非普适。说它们的民主是普适的，在史学家看来是一派胡言。

霍布斯鲍姆认为，西方民主有效运行有四大前提条件：

第一，政治民主的首要条件是对选举政治合法性的共识。在国民之间对社会问题具有磋商协商的共识和准备，但共识与准备需要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如果经济增量少，要动用存量的分配，内部的斗争就会加剧。

第二，民主政治要求各种成分的选民拥有相当程度的兼容性。霍布斯鲍姆认为，自由主义政治中的公民或选民纯属理论概念，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实体。各国的选民都存在着阶级差别、种族差别、宗教差别。这次美国的选举把它内在的差别性向全世界展现。欧洲的选举也是这样，中东选举的差异其实是宗教与族群，索马里有62个部族，有62个政党。

第三，民主政治下的政府不会做太多的治理。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大社会才能有小政府，政府做的事越少越好。西方政治三权分立，国会的设置主要目的不在于治理而在于制衡，对当权的行政权力制衡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行政部门。所以民主政府原来设计的本意，是有一个刹车制动机制。然而20世纪以来，政府却承担了引擎发动的担子。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各国政府所承担的复杂的治理责任，是19世纪不能想象的。那时因为要维护被市场肢解分裂的社会，19世纪自由主义赋予政府的只是治安职能，即守夜人职能。另外还有防卫职能。自20世纪以来，所有国家的政府行政职能都不断扩大，因为公共职能不断扩大。中国近代以来，我们的行政机构又承担着更加超常的职能，即“赶超”。西方的制衡职能的那一套政体安排，为什么不适合于第三世界？道理就在于此。

第四，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是富裕繁荣。民主成为一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工具。民主是一种二次分配机制。而二次分配机制要有不断做大的客观现实。所以蛋糕不断做大，经济有一个增量，增量的分配通过民主来进行分配，会有吵吵闹闹，但不会打起来。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常常把特殊说成普遍。这种套路各个民族都干过，比方我们曾经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下之公理，朱熹说成是天理，王阳明说成是良知，总之是普适的东西。但这个普适的价值为什么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入侵面前屡战屡败？这就显出它的特殊性了，于是被抛弃了。

时代叙事即历史叙事

为什么共产党需要时代叙事？它要回答我们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重建叙事需要有两大哲学前提。

第一，我们要相信有一个历史进化的史观。

第二，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国家存在着整体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型政党而不是部分代表政党，它的领导权来源于三个方面。

（1）民众的服从，服从则来源于民众对执政党提出的奋斗目标的认同。

（2）对总体目标分阶段实施效果的肯定。

（3）执政党协调部分利益和当下利益与整体和长远利益间冲突的能力。当代中国要协调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最难协调的是阶层之间的差异。如果执政党做到这些，就获得了民众的认同和追随，因而形成了领导力和执政的合法性。

一个民族的长远、整体利益和眼前、局部利益之间的冲突，可以举土地的例子来说明。1950年的《土改法》兑现了共产党的理论叙事的承诺，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它均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内容。反地主制就是反封建制，反封建在马列主义的表述里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共产党革命的力量来源是土地革命。所以土改以后，亿万农民拥护共产党。

那么，土地分了以后为什么要集中起来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按照原来的承诺，经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了呢？刚把土地分给农民，1952、1953年开始互助组、初级社，土地私有制还没有解体，到1955、1956年就进入到高级社，1958年变成人民公社了。在梁漱溟和毛泽东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说，你搞的是小仁政，我搞的是大仁政。因为组织起来搞合作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地主的7亿亩土地分给农民以后，连带上面的地租也分给农民了。而这个地租是构成城市供给的主要来源。当时16亿亩耕地，88%左右是种粮食。解放前最好的年收成1936年，粮食产量大概是3000亿斤，其中200亿斤国家税收征上去，500亿斤左右作为地主的租子，留下的给农民，当然是半饿半饱。土改后500亿斤的地租留给5亿多农民，每人每月只要多吃几斤白馍就吃掉了。而城市需要700-800亿斤粮食，通过农业税征收上来的也不过是300多亿斤，400亿斤的缺口怎么办？这就是合作化的充分理由。这当然侵犯到农民的当下利益。那个时代国家必须进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积累，因为我们百年落后，挨了多少次打。所以长远利益和当下的利益是有冲突的。所以，对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要进行正确的表达，而把这些表达通过宣传让老百姓感知，直到大家认为是正确的，这是领导权的核心问题之一。

当前时代叙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原历史叙事

这个原历史叙事是毛泽东奠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按照这个框架写的。这里指的是毛泽东1939年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当时的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内部的两派（可以称为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三派之间进行了一场理论混战。他们的问题是“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这个理论争论的背后，是要革谁的命、怎样革命的问题，这是一个革命党的核心问题。争论又延伸到历史上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争了很多年，这是近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争论。

长征完成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开始关注这场争论，也请了一些史学家一起讨论。他要为共产党建立时代叙事史观，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列宁的学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个史观的建立就是历史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这个史观为党内的高层所接受。共产党的目标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如何一步一步走，毛泽东也讲清楚了。这个史观后来又为党内或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近当代史学家所接受。没有这个框架，中国历史就写不成了。其中还带了一个争论，即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期。范文澜说断在商周之际，郭沫若认为断在春秋战国之际。毛泽东当时只是说自周秦以来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来偏向于郭沫若一说。总之，这是一个史观的建立过程。

计划向市场转轨的政体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怎么对待？原来的史观后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用以指导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所以文革结束以后要反思，邓小平的判断是那条路不能走，准确的说法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能走”，既反左又反右。

要走一条新路，目的是清楚的，必须改善民生，加快经济发展。建国后20多年低消费、高积累的状态不能维系下去。农村土地承包的效果是明显的，然后是城市经济改革。但是不要忘记，长期以来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密切结合的，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亲和的，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叙事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生产不是商品生产，而是产品生产，不再通过货币中介来交易。所以我们建国以后，如何处理市场一直是犹豫不决的。毛泽东的意思是，公有制实现以后，要把市场和货币应用的规模尽量缩小，但不能取消。陈云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市场外边要有一个笼子。邓小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提出让市场活跃起来。让市场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引起很多纷争。原来是基础性作用，现在是决定性作用。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动的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

党的十三大文件的理论基础，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讲，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邓小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毛泽东虽然已经制定了史观，但是建国以后急于求成，把历史发展阶段估计过短，并且超前了。现在我们判明，我们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相当漫长，那么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发展生产力，各种方法都可以使用，不必纠缠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这样，思想解放有了更扎实的理论基础。

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市场和公有制是什么关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市场和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性质无关。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重要概念，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

这样，邓小平也建立起一个时代叙事，用以回答现处何地，将欲何往，如何去往这三个问题。他提出“三步走”理论：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分两步走，GDP每10年翻一番，到2000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达到小康社会水平。小康社会概括为四条标准：一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得到解决；二是乡镇企业就地吸纳劳动力；三是老百姓能住上楼房；四是地方财政有能力进行科教文卫等公益事业的投入。第三步到2030-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4000美元水平。这样就设定了小康目标的方向和分步实施的设想。   

中国的时代叙事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关联

中国自身的时代叙事，蕴涵着强烈的西方背景。近代以来，我们民族是在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口号下进行的。当前中国与西方的实际对比以及相互关系，是我们当代的时代叙事要做出判断的。习主席说，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于复兴，和西方的实力对比也更加接近。目前我们的技术和制造水平叫“三跑并举”——跟跑、并跑、领跑，但主体的大部分还处于跟跑阶段。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我的看法是，近代以来由于贫弱挨打积累下来的民族自卑心理有所修复，但自信仍显不足；一有风吹草动，自贬、自嘲、自虐的思潮重新泛起。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自创话语体系，我们仍处于自信不足的阶段。

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实力对比上

胡适曾经说过，中国人的自信不能建立在历史传统文化上，只能建立在今后的努力之中。傅斯年在上世纪40年代初也讲过，我们不能够背负着四千年的垃圾前行，只能面向未来，只有在未来才能建立民族自信。恕我直言，这两个人的判断我痛心地加以接受。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实力对比上的。没有现代化，没有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和西方的接近，这个民族的自信是无法建立的。

第二点，要反驳他们的观点。因为实力的提升而形成了现在的民族自信，这给我们民族带来一副全新的眼光，不再仰视西方而是平视，不再鄙视我们的历史，我们才能重新带着宽松、自信、温情来看待我们的传统。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谓国学复兴，传统带着迷人的眼光走进我们当代的一个背景。

民族自信的根源来自实践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对成功，我们保持了稳定，保持了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从2000年开始，我们超意、超英、超法、超德、超日，没有这样的赶超，没有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哪儿来的自信？如果我们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挫折，那种自怨、自卑，自毁的思潮将重新泛起。不要低估百年来的心理。这30多年来，邓小平的“三步走”是唯一对现代化承诺的兑现。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做出的承诺多了，哪个兑现了？民族自信的总根源，来源于当下和未来的实践。只有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的地位提高，然后以自信的心态重新打量我们的传统。习近平第一次和传统如此的握手言欢，在以前有吗？

讲中国叙事的西方背景，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崛起，有自信却自信不足，这个时候我们要完成这个时代叙事，要如实的评价西方，评价自己的传统，把当代放在中国的复杂脉络里面重新叙事，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大概可以下几个判断：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时期大体结束了，中国对“东渐”的西学，大体而言已经消化吸收了。作为西方学生的中国已经处于毕业状态了。所以，以中国为方法的叙事时代正在到来，它呼唤着那些有这样的意识能力的头脑，来参与这个时代的工作。

这些结论不是轻易做出来的。历史上佛教几百年东渐，大概到隋唐之际得到消化，然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学禅宗。慧能是对那些经典加以消化后，已经站在佛学经典之上，而给出中国自己的佛学，那就是禅宗了。与他同时但稍早一点的还不自信，还认为真经在西方，认为翻译过来的真经不完善、不全面。所以不辞劳苦、万里迢迢跑到印度求经的玄奘是不自信的。他搬来的法相传给他的弟子，第三个就传不下来了。而慧能是自信的。当然玄奘是伟大的翻译家，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写的《大唐西域记》保留了一段西域和印度的信史，而且他的翻译无出其右，他翻译的经验至今对我们也是很宝贵的。

时代叙事与中国文化资源

时代叙事的能力表面上是个智力问题，背后是一个民族自信问题。如今处于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中国，开始修复被近代历史革命批判切断的传统，在创建时代叙事中，我们开始重返历史。有两个观念的近代复活是很有意思的，也进入了现在的主体思维：一个是“小康”，一个是“和谐”，而且这是返回传统的观念讨论的过渡。我的建议，时代叙事要和历史文化资源对接，不仅要在观念层面，还要在制度层面对接。因为制度既和观念联系，而且它有社会经济基础，制度贯穿在历史中，有长久的生命力。毛泽东讲过，“百代践行秦政制”，传统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丰富的经验。建议大家读唐代杜佑的《通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中国制度的全面系统的著作，它是对历史的一个概括，开启了制度史的研究。这本书把制度分为郡县制、科举制、职官制、礼制、乐制、刑制、兵制、边防制九部，可称为围绕郡县治理的一套完备的治理体系。科举制度应该说是“中国第五大发明”，1905年我们废除科举，而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曾派人来华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意图改革他们的吏制、官制。

另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设了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下设同文馆，聘请了一个英国传教士（是一个中国通）丁韪良。丁韪良在1880年前后写过《汉学精华》一书，其中有一章比较了美国的票箱民主制和中国的科举民主制的优劣异同，建议美国采纳中国的科举民主制度，抑制在美国病入膏肓的选举腐败。当时美国的民主实际就是政党分赃制，假若没有引入中国的科举和文官制度，美国的治理不会达到后来比较好的状态。

中国价值尺度的重建

重建时代话语的核心，是中国价值尺度的重建。套用沟口雄三的判断，中国近代以来走了“三步曲”：鸦片战争前是文化自信的国家，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是牢牢确立的。沟口雄三有一本书谈方法的中国，方法的意思是，把中国放在自己的历史的过程来理解当下，方法的第二个定义是价值尺度。

近代思想以中国为中心没问题，救亡当然要以中国为中心，但不再以中国为方法，因为中国方法的武器库里无法找到能够有效抵御西方入侵的武器，所以求之于海外。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以近代是以西方为方法重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有它积极的意义。由此而形成现代语言当中的大量概念都来源于西方。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极端派是以西方为方法，以西方为中心，胡适派就是这样，也可以叫崇洋媚外派。当代中国要摆脱西方中心观念，重建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为方法。这个方法一定要在我们建国以后的成功实践中来提炼，来概括，尤其是治理体系特别重要。这个治理体系的当代治理体系和传统的关系，经过近代的断割未断绝的，一定会有生命力的。

目前形成的时代叙事，是习主席提出的两个百年，伟大复兴。第一它是现代化的叙事，第二它是民主主义的叙事。这个叙事如何与原有的史观接轨，如何将这个叙事放到更大的历史叙事里边来加以建构，依然还在探寻之中，还有很大的扩充空间。目前为止，这两个口号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人。

链接：与曹锦清教授的对话

问：从柏拉图理想国到中国的和谐社会，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改革开放30年，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力量，是不是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市场经济、股权激励是激发人的私有欲，这跟公有制精神是矛盾的，怎样平衡两者关系？

曹锦清：关于私欲，《荀子》里面有一句话“欲不做，心过之”。所以欲望其实还不是一个人性本能的现象，应该说是一个文化现象。本来没有那么多欲，硬要刺激起来，那就是文化了。这是攀比形成的。比方农民盖房子的一个强烈动因，是村落社会中地位的攀比，他自己不常在村里住了，但看到别人盖好房而他自己的房子破破烂烂，他有了钱就要回去盖得比别人还好。这就是欲。人在一起就要比。佛教千言万语一句话，叫你不要疯，不要比。但我们的制度规则都是按照分、比、攀、竞制订，只是让竞争变得有序一点。人类至今没有办法解决这类问题，佛教两千年来没有说服人心，佛教叫你无求无欲无分无比无竞，心里干净，结果人们硬是把无求的佛教变成有求必应的佛教。儒家现实一点，要比就比道德高低，但还不行，因为学而优则仕嘛。后来就比光明，后来变成明教。到宋代就公开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结果宋代一方面讲理学，一方面道德败坏。

我的意思是说，在制度安排上，对土地、对劳动者不能完全由市场支配，国家要把金融、土地、劳动者约束在可能的范围当中来进行保护。

如果把共产主义按照原来的定义——共同体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虽然有竞争，有市场，但还相互关联，相互承担责任，国家收税转移支付，你心里面觉得比较舒服，那就有共同体意识了。现在共同分配的东西多起来，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当代中国，生活发生变化，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两个久经崇敬的关键词不能丢。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党，毛主席回答了一次叫“1.0版”，邓小平回答了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共产党“三个代表”。这个版本要与时俱进，但概念不动，才能稳定天下人心。

问：我们的自信不能建立在传统中，而是应该在当下和未来的努力中。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条件更加客观地去审视传统。在您看来，我们现在的政策，比如说两个一百年，三个代表，是政治口号还是理论阐释？

曹锦清：在这个转型的时代，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头脑，它和政治家是同步思考的。同步思考可能是同方向的，也可能方向不一致。所以提供你自己的独立见解，然后尽可能形成某方面的共识。这些共识一定会反映到我们党的意识形态中，参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设。事实上中央和知识界是有联系和沟通的。这个批判是分析性的，建设性的，而不是诋毁。有的人成心为着诋毁，一听前30年就骂起来，这是不负责任的。在当代中国，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党和政府，这是毋庸讳言的事情。在这个大的转型时期，超大规模的人口在空间流动，短时间内阶层的形成，我们的行政机构的管理，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和经验不足。

改革开放30年来，货币摆脱了过去计划的限制，可以购买一切。于是货币就成为一个绝对的社会权力，要求学术和权力不腐败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晚明为什么超腐败，就是因为进入了白银资本时代。过去汉唐官吏薪俸、农民交税都是实物，大规模贪污没有条件。所以高位货币白银的流通，是造成晚明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宗羲的《明夷待访》里就有一篇《废金银论》。所以这30年的腐败是可以解释的，中国30年搞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巨额货币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守住底线并不容易。腐败使共产党执政的资源流失，所以现在要大规模反腐。

问：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吕梁的时候接见了15位老红军，我后来问其中一位老红军，您家里这么贫寒，有没有当面跟总书记说一下，帮我解决？他说总书记那么忙，我的事情还有县委领导可以解决，今年不行就等明年后年。我感到如果不真正深入一线去感受民间的话语，和他们的需求，我们的讨论可能就有空中楼阁的感觉。在民众的话语建构和学者的叙事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关联。

马克斯·韦伯说，价值无涉和价值介入之间很难达到平衡。学者在建立自己的体系时怎么样能够不介入自己的情感，同时又能提出一套合理的治理体系？

曹锦清：没有激情就没有行动，就没有思考。当下的家国情怀，被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消灭得差不多了。过度的专业化、学院化、功利化，竞争的重压，把年轻学子压在那里不能自拔。但人毕竟有头脑，会从个体当下的关注里跳出来，关注这个民族当下和长远的事情。所以情怀不可能不参与。韦伯也讲了，关键是你研究什么，关注什么，当然有你的价值选择。没有价值你怎么选择，为什么关心这类问题？所谓新闻的话语霸权，第一个是你选什么报道，不选什么报道，怎么评价。选择权、评价权就是话语权。但是在研究过程当中，就要客观分析事实之间的因果关联。如果因为你的偏好只选它的优点，缺点不讲，把和你预先的价值不相符的那些事实顶替掉，视而不见，那就是偏见了。如果说你新发现的事实脱离了你的价值，你有修正自己价值立场的权利。如果到了对基本事实都不尊重的地步，这其实就是过度的选择，只选择符合自己价值的事实加以夸大，来滋养自己的价值。所以，研究什么、关怀什么都基于价值。无价值的研究根本就不存在。事实、材料、经验只对有一定价值取向的那个理论框架才能呈现出来。所有的风景都不是当地人发现的，因为他们身在其中，所以对风景没感觉。

（编辑  季节）

中国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在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关键在于集体领导体制。

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集体”二字。它体现了“集体智慧”，而不仅有“个人智慧”；实行的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开创于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巩固完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的十八大前已经形成了集体交接班、集体分工协作、集体学习、集体调研和集体决策五大机制。它是历史的产物，其产生、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演进历程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创新、制度学习、制度变迁的“试错”过程：先是在长达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打下基础，后是在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实践，尤其是近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巩固和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集体领导体制：一是恢复了党的核心体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领袖地位；二是在五大机制的基础上强化了集体外事机制和集体自律机制，从而形成了“核心加七大机制”的领导体制框架。

纵观近年来的世界大势，从全球范围来看，一套充分回应人民诉求、适应本国发展实际、能够有效实现国家良治的政治制度体系并未变得更加可及。它是国家经济持续繁荣、社会持续进步最重要的条件，但同时又是最稀缺的资源之一。这就意味着，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对增进全人类福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将有可能为处于动荡中的世界，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寻找现代化之路提供重要的启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创新发展，就是观察中国制度的一个十分理想的窗口。

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领袖

邓小平曾指出：“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１]

伟大时代需要英雄，世界大国需要领袖。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造就人民英雄乃至中华民族英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必然会产生强国领袖乃至世界领袖。这是时代所提供的难得机遇，是历史所赋予的伟大使命。领导核心就是要主动创造战略机遇，敢于担当历史使命。

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也造就时势。人民创造历史，核心领袖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从全球现代国家、现代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核心领袖的出现，是带有普遍性的，并非为中国共产党所独有。大国崛起、大党执政，都与领袖人物发挥的核心作用密不可分。^[２]不仅如此，当国家或政党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存亡危机时，核心领导人同样发挥着关键的作用。^[３]这些发挥关键作用的核心领导人，也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路人。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现代化，属于“加速型”、“赶超型”，除了有效地利用“后发优势”之外，还需要发挥独特的“政治优势”，既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形成的长期“制度优势”，还包括领袖人物的“引领优势”，从而实现加速追赶。

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客观上需要产生核心领袖，能够对内“代表”、对外“代言”。所谓对内“代表”，即以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代表执政党、国家和国家武装力量；所谓对外“代言”，就是向世界宣示执政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中国道路的形象和中华文化的形象。要承担起这个角色，必然要求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成为党的核心，有效领导党和国家的运行，在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时，担当世界领袖，代表中国承担越来越大的全球治理重担。

从领导集体决策实践看，在领导集体中，强有力的政治核心人物的存在，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各种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挑战时，能够大大降低核心领导集体内部的信息成本，充分分享决策信息，更有助于达成政治共识，形成政治上的统一性，高效率地做出重大决策。

党的核心领袖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

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共政治家集团的杰出领袖。除任何时候都要在党中央对中共政治家集团的要求和标准上体现模范作用外，[４]还具备一系列重要的特征：

第一，拥有全党全国人民公认的、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政治地位。人民公认，也就是民心所向，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需要说明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定历史时期，领导人作为党中央实际主要负责人的政治地位与其党内职务存在着不完全对等的情况。譬如，邓小平同志生前从未担任过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职务，[５]改革开放后，也未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国家主席，但是，邓小平同志却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

第二，拥有更高的政治权威。在党、国家和军队重大事务、重大改革、重大人事安排等方面掌握主导权，在集体决策过程中做出最终决定并承担责任；在领导集体内部存在较大分歧、难以依靠民主程序做出决策时，发挥“一锤定音”、最终促成决策的关键作用。有了“核心”，才能够很好地承担起民主集中制所要求的“集中”职能，在领导集体内部统一思想、有效决策，进而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

第三，对党的理论体系做出重大贡献，是党的思想创新核心。从历次《中国共产党章程》修订的情况看，党的七大、十五大、十七大和十八大议决的《党章》，分别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列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写入党的行动指南当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论体系，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重要理念以及一系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思想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第四，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邓小平不仅重建了这些制度，而且是不断推动这些制度改革创新的总设计师；江泽民、胡锦涛巩固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并以此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第五，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道路上取得重大突破、重大跨越。根据Angus Maddison关于GDP（购买力平价口径，1990年国际元）统计计算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美国的追赶系数，[６]在毛泽东时代，从1950年到1976年提高了4.61个百分点；在邓小平时代，从1976年到1989年，这一追赶系数提高了14.53个百分点，增幅大大高于毛泽东时代；从1989年到2002年，这一追赶系数又累计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GDP（购买力平价口径，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数据计算的结果显示，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GDP对美国赶超系数从41.43%提高至94.90%，十年累计提高了53.47个百分点，进一步刷新了对美国赶超速度的历史记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治国理政，2016年这一赶超系数进一步升至114.77%，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实现了近20个百分点的增幅，在国内外经济形势趋于严峻的情况下，成功保持了十八大前的高速追赶势头，不仅为将圆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还将为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第六，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中国贡献论”，即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７]1978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中国要对第三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８]1997年，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中国要争取对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９]2007年，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中国要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１０]2012年11月，习近平当选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同记者见面时提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１１]

党的领袖与集体领导体制相得益彰

党的民主集中制，决定了领袖与集体领导之间不仅并不矛盾，而且相互支撑。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导人的存在，一个制度性的意义就在于很好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与集中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关键是如何很好地实现两者的统一，因此客观上要求“核心”的存在。其理由就在于民主靠集体，集中靠“核心”，这是民主集中制有效运行的“两条腿”：

一条是民主机制，即坚持集体领导，通过民主来提高信息对称性。没有集体领导，也就无所谓“民主”。如同毛泽东所提出的“互通情报”原则，中央领导集体组成人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１２]严格执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原则，在决策时开诚布公、充分讨论、充分交换意见，通过领导班子内部的充分交流、发扬民主，尽可能降低信息、知识和经验的不对称性。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通过中央正式会议（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等）做出正式决定，确保重大战略决策是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反复酝酿、科学理性、严谨审慎的，能够充分反映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体现集体政治智慧的集大成。

另一条是集中机制，即在汇集领导班子成员意见的基础上，由“班长”来促成共识、做出决定、承担责任。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民主之后就一定能自动形成决策，相反，还会出现围绕重大问题存在争论、领导集体内部存在分歧的情况。这时，为了保证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就需要“班长”出来解释、引导、说服，甚至力排众议，最终形成决策，譬如1950年毛泽东在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另一方面，即使通过投票，按照票数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形成决议，在执行过程中，也需要“班长”通过进一步的沟通建立思想上的共识，提高决议的执行质量，使决策更好地落到实处。因此，“班长”肩负着对重大问题包括风险性问题做出最后决定、并代表领导集体对决定负责的责任。这就要求领导集体中有一个智慧的、坚强有力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集中”。领导集体只有树立起优秀的、称职的“核心”，才能够真正解决好民主之后如何集中的问题；核心的树立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１３]

一个健康的、高效履职的中央领导集体，首先要团结，其次要通过正确的工作方法进行集体领导。班子团结是领导集体发挥好作用的关键性因素。没有团结的常委会班子，就不可能有“很稳定又很坚定”的领导，也不可能形成“合作得很好”的政治局面。[１４]维护党的核心，就是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团结统一。没有核心，也就无所谓团结；没有团结，就无法形成合力。核心维护好领导集体“一班人”的团结，就要把舵抓总、维护团结，形成领导集体合力。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指出的：班子的主要负责同志是一“船”之长，要起好把舵抓总的作用，凝聚全“船”之力，使“船”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班子里的其他成员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这样“和”然后“合”，大家团结和谐，就能形成合力。[１５]

同时，领导集体要坚持正确的工作方法。核心领袖应当好领导集体一班人的“班长”。“班长”最重要的工作方法是发挥好指挥协调作用，在领导集体中取得认识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撰文指出：一把手的领导艺术，就在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确保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确保党委班子认识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这就像一支乐队，只能有一个指挥。离开了指挥，乐队的演奏不协调，大家各自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杂音”。乐队指挥的高超技艺，就表现在他能巧妙精致地指挥乐队，吹拉弹唱，丝竹和谐，齐奏一曲悦耳动听的交响乐。领导班子的“一把手”，就应该成为这样的指挥，善于把“多种声音”协调为“一首乐曲”，从而使领导集体的决策尽可能反映客观实际，符合人民利益。[１６]

党的十八大以来集体领导机制运行特点变化

集体交接班机制和集体分工协作机制在整个集体领导体制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集体交接班越平稳，越有利于政治形势的稳定，接班领导集体也越是坚强可靠，党越能够肩负起自身的历史使命。领导集体内部分工越科学、协作越密切，越有利于分享决策信息、科学高效决策，越有利于维护领导集体的团结统一。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召开后，这两项基础性机制的具体内容与十八大前相比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常委会规模缩小，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从第十七届的9人减少至本届的7人。二是常委分工调整，这是与常委人数减少相对应的。具体来看，调整之一是常委不再兼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两职。调整之二是组织工作与宣传意识形态这两大方面的党务工作，由两人分担调整为由一人同时承担。这些变化，对降低决策层内部信息成本、提高决策效率、增强领导集体团结统一具有积极作用，也更能够适应十八大以来中央集中决策、高效决策的需要。

集体学习机制方面。截至2016年末，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共进行集体学习37次，其中2012年2次，2013年10次，2014年7次，2015年10次，2016年8次。从内容来看，广泛涉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引领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大布局。

集体学习主要特点有：选题的重大问题导向特征十分突出；注重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选题更具全球视野；学习形式更加多样。这些特点，反映出中央领导集体与知识界、与作为决策“外脑”的智库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发展、更趋成熟。

集体调研机制方面。截至2016年末，习近平同志共用了107天时间，对全国大部分省份进行了共计52次调研；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七位常委共用了502天时间，对全国各省区市进行了共计219次调研。这些调研至少体现出三个方面的重要功能：一是为党中央正式提出重大战略方针进行酝酿和预热；二是对党中央制定出台重大决策起到支撑作用；三是促进中央重点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

集体决策机制方面。这是集体领导体制中最为关键的机制，其他机制都是为了确保集体决策机制的有效运行和正确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形成。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中央集体决策机制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中央层面领导机构组织架构进一步优化，同时坚持完善重大会议决策机制，从而保证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高效正确。

在优化中央领导机构组织架构方面。党中央增设了新的中央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先后增设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１７]还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１８]同时强化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职能。上述机构的设立及有关职能强化，旨在加强党中央对重点工作的领导，提高重点领域决策和行政效率，确保改革重点任务得以有力推进。

在坚持和完善重大会议决策机制方面。根据公开报道初步统计，至2016年末，本届党中央共召开了6次中央全会、47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和6次中纪委全会，还召开了5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4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31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其他重要会议还包括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群团工作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等。

具体来看：一是坚持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度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度；二是强化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三是拓展了重大专项会议制度；四是拓展了领导小组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各有关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的作用，[１９]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有关领域工作的重要举措；五是坚持党外人士座谈会制度；六是建立国家高端智库，注重发挥“外脑”对党中央重大决策的支持作用。

强化集体外事机制和集体自律机制是新形势之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中国不仅已成为全球开放经济和国际公共事务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而且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对外阐明中国理念、主动提出中国方案，为世界注入强大中国力量，引领世界大势，彰显全球领导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主动、顺势而为，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宏大愿景，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崭新局面，引领世界迈向共赢主义时代。这表明，集体外事机制已成为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集体领导机制创新发展的重要亮点。

具体来看，集体外事机制包括出国访问、出席国际多边会议和会见外国来华访问人士，既有助于领导集体更好地了解世情、把握世情，又可以让世界更直接地了解中国。

在外事工作中，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核心领袖和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国，为中国对外交往和参与国际事务谋篇布局、立题定调；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其他成员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分工协作，从多方面共同推动党中央外事布局得到落实。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客观需要，是中国的应时之选、顺势而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球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华民族利益格局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同时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世界。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在党内和人民群众当中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也在国际社会造成了极负面的影响，这是极其沉重的政治代价和极其深刻的政治教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包括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在内的党的高级干部在各方面要自觉自律、以上率下、模范带头，以党的高级干部的模范性体现党的干部队伍整体的纯洁性，进而体现党的先进性。中央领导集体自律机制日益成为党中央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成为了集体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党中央做起、向党中央看齐，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大亮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主要负责同志肩负起主体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做出了表率；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中央领导集体弘扬带头在前、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优良传统，有力带动了全党的廉洁作风建设。

另一方面，截至2016年末，本届党中央在党内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2部准则、20余部条例以及一系列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较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强化廉洁法规制度约束，以明确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为中央领导集体组成人员严于律己提供清晰的边界。

在制度创新与发展中不断彰显制度优势

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度，核心领导与“七大机制”互补互益、相辅相成。核心的能力与领导集体其他组成人员的能力共同构成领导集体的“能力集”，两者之间的作用构成乘法关系，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的基础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核心强、班子强、集体领导制度运行良好，则领导集体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有了坚强可靠的领导。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集体领导体制的创新发展，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创新性与发展性，再次印证了中国制度适应形势需要的能力和与时俱进的潜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２０]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亮点，是中国政治制度独特性与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制度经历了长达近七十年的不断发展和进化，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度体系。中国制度的独特性，源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渊源、独特的国情基础、独特的发展道路。其核心是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正因其独特性，中国制度具备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比较优势，[２１]特别体现在国家公益性产品供给优势、社会组织化优势、统一思想优势、人民代表优势、政治协商优势、民族团结优势、改革创新优势、学习型政党优势、政治人才培养与选拔任用优势以及执政党自身建设优势十个方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２２]它充分适应中国国情，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起历史和人民所赋予的伟大使命，中国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将十三亿多中国人民引向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第一个百年目标必将如期实现，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设计新蓝图、开拓新途径、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也必将带领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