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重大现实问题。认识消费及其提振，应秉持系统集成思维框架，具备“跳出消费看消费”的站位。
在社会经济循环中，消费是基础，而主导性地供给民众就业岗位和形成消费能力的有效投资是关键，需基于系统集成的思维框架，思考和认识提振消费层次的要点，以及现阶段我国政府发力“有效投资”层次的基本认识。
提振消费应秉持系统集成思维框架
在扩大内需中大力提振消费，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当前在各方面高度关注之下，以严谨学术态度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化研讨，系统化地认识其思路与要领，很有必要。
中央指导精神的表述是很清晰的：“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我认为，这正是现阶段实施逆周期的超常规宏观调控与跨周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统筹结合，这是经济工作发力的一个总体方针。由此有必要强调经济工作的“总基调”——“稳中求进”，而且中央又新加了特别有意义的四个字——“以进促稳”。从逻辑上认识，在我国整体经济运行中遇到了对于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的风险因素、不利因素的威胁，必须化解这种因素。将“以进促稳”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具体落实，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全方位扩大内需”。其中，中央现在更强调“全方位”，是对接到“系统集成”这个中央反复强调的思维框架上。把“系统论”的系统集成要义，具体化到认识扩大内需，首先应从消费、投资两大方面形成一个通盘的、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系统化理解。
以系统集成思维讨论消费，要具备“跳出消费看消费”的站位。如果从学理到实践和实务相互联系来分析，首先要援引中央明确表述的一个基本判断，即“消费是基础”，“有效投资是关键”。
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必然要落实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都要归结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最终消费，消费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归宿，当然就具有其“基础”意义。满足消费需求也正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原生动力（贾康 、苏京春，2016）。只要人类存在就必然有对自身消费需要的满足。当然，随着实际生活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种物质消费还要上升到物质和精神的结合层面，将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加入进来（即形成一种综合消费——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艺术生活等方面的需求，便可作这样的理解）。为使作为“基础”的民众需求得到可持续地满足，就要研究确定供给对于需求的响应机制与双方的供需互动。新供给经济学在其研究成果中有专门的表述：需求作为原生动力所引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是发生在供给侧由生产经营主体尽力来提供可以使“用户体验”得到提升的产品和服务，形成有效供给（贾康、苏京春，2016）。需要进一步明确：供给侧的源头是什么？在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供给的初始环节是投资，而且投资的内在逻辑是由于其存在有效（细分包括高效或低效）与无效的区分，在主观意旨上，一定是要追求有效和尽可能的高效。以投资的有效性带出的，首先是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所提供的可持续的就业岗位，而比较充分的就业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最根本的支柱，我国政策方针中强调的“就业优先”这个原则，正是这一认知的实际映照与体现。如果老百姓有了相对充分的就业，就有了从社会层面上能看到的可预期的民众收入，即有了依托就业支撑的、不断形成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能力，这成为以“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提供“满足需求的消费活动”的源头活水。经济学原理所阐述的“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以数学语言来说，即收入是自变量，消费是因变量，消费随收入而变化。
由此可知，民众收入主要的源头活水，是有效投资，这表明，把消费与投资联结在一起来认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投资的关键应当是“有效”的。我们应当千方百计提高投资有效性，尽可能避免无效与低效。加强对投资与消费关系的认识，对于进一步把握好提振消费的思路与要领，是很有帮助的。总之，“跳出消费看消费”，要落到中央强调的“系统集成”的系统论思维框架上。对这一思维框架引出的全面认识和应把握好的要 领 ，可以引申到：对于当下很有现实意义的“大力 提振消费的基本思路和要领”方面的探讨，有其可条理化的若干层次，可以逐一进行考察和分析。
系统化思考和认识提振消费问题的八个层次的要点
第一，在战略思维上，首先应强调“做大蛋糕才能分好和吃好蛋糕”。在实现消费和提振的前面，一定要有经济焕发活力、做大蛋糕的措施，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大前提。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不管怎么努力，对消费的提振都会捉襟见肘。发展是硬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一言以蔽之，要依靠作为市场主体的这些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他们能够调动潜力，焕发活力；主导的企业行为倾向，应对接到“耐心资本”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
在这方面，作为引导的“预期管理”非常重要，中央对此作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强调。因为现在我国为数不少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困难。经济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形成了一种对预期的高度重视，这个“预期”，其实是心理学与经济学对接起来后特别强调的一个因果关系实现机制：预期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特点。所以，一定要特别重视中央现在反复强调的“预期管理”，而当下预期管理就不能回避很多企业存在的困难，就“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言，信心从何而来？当然是需要综合的手段，关键要做好实事。
前一段时间，我国一些中心城市统计指标所反映的消费低迷，我认为主要还是与企业活力不足、社会上对经济基本面的信心不足形成拖累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大众感受到一些企业生产经营有明显困难的运行境况，就会产生预期的弱化及其“传染 ”。这个层次的认识，需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做大蛋糕”和“做好预期管理”，把握住基本面的支撑。在许多讨论如何解决大力提振消费问题时，基本面的支撑往往被忽略。
第二，要务实地考虑消费的源头活水，主要是以有效投资带出尽可能充分的就业，进而对有效投资高度重视、真抓实干。现阶段，应该特别鲜明地对此加以强调和做好相关工作。有学者说：消费不是刺激出来的，如果老百姓有收入、手里有钱，他就会有由消费能力带出来的消费行为。我们凭借中国特大规模经济体的客观条件抓住刺激消费 、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的观点，落入了认识误区。当然这并不否定应在特定的阶段上，注意发力对消费作出刺激、引导、鼓励，但还是要强调，在始发环节上的有效投资形成消费能力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做大蛋糕的要领，尤其是在经济低速阶段，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应做的有效投资必须发力，尽可能拉动非政府投资提高其活跃度。
第三，政府必须对社会给出明确信号。政府是非常注重扶助弱势群体的，即为“社会政策托底”。在努力做大蛋糕、增加就业的同时，要关注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的消费更多需要依靠的是低保、抚恤、救济。在提振消费时，低保标准是不是可以适时提高？应该做的抚恤、救济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加及时到位？还要注意合理提供能够使社会成员感到政府带来“温度”的那种案例，以提升低收入阶层、弱势群体等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同时，也应提升社会的和谐稳定感。
第四，解除消费大众的“后顾之忧”，匹配好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我国社保体系涉及基本养老、基本住房、基本医疗的保障，子女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保障，还有高校里对以寒门子弟为主的助学金政策，等等，这些是与公共服务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提高这方面的标准和水平，可以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使人们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获得当期收入后，会以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用于当期消费，显然这也是提振消费十分重要的配套条件。
怎样才能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做得更好。目前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已经在城市区域稳定地工作、居住、生活的，新近统计结果为接近三亿从农村迁徙而来的“常住人口”，仍然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些社会成员早已经脱开“三农”，在北京等地甚至三十多年在城里拖儿带女过日子，只是因为户籍进不了城，才被这样称呼。为什么户籍进不了北京？我国发展中的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所需支撑力的水平。我国从消除“二元经济”“城乡分治”特征的城乡一体化、中国式现代化等取向考察，要进一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与提振消费的政策取向相互配套。一方面，准备接纳未来还会有几亿中国人要从农村逐步迁徙到大大小小的城镇中心区域，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要积极考虑怎样尽快补上原来已经进城的这些“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欠账。显然这与我国消费潜力的挖掘和消费的提振，具有密切关系。
第五，一些商业性定位的消费信贷和保险机制方面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这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提升金融与保险产品多样化水平有直接的关联。另外，也要积极推进政策性的农贷、巨灾保险——这与我国巨量的农村人口和“三农”相关人口的消费潜力的释放有显著的相关性。
第六，可以酌情使用辅助性的消费券。2020 年新冠病毒感染冲击发生后，一些地方政府曾把消费券用作政策工具，支持本地的消费提振与经济景气指数的抬升。前一段时间，有些中心城市又有发放消费券的安排，这是当地政府在意识到消费方面支撑力不足后采取的对应举措。这种消费券的运用，观察下来可称为政府和商家的合作促销，政府方面是把以财力补贴促销以后的经济景气提升所可能收到的增值税等的增量作提前预支。就此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合理的机制。这种消费券在各个地区怎样合理运用，要有定制化设计，而不是到处去套用的方案，主要解决的是年轻白领、中产阶层消费潜力的引导和释放，因为真正的最低收入阶层，依靠消费券不能完全解决调动消费行为，那是需要依靠前述的“托底”政策措施使他们能保证基本消费的。毕竟年轻白领、 中产阶层方面的消费潜力，值得以这种方式来调动。总体来说，这是属于辅助性的举措，不能指望依靠这种消费券，能够带来那么巨大的全局性支撑作用。
第七，阶段性的“以旧换新”等政府价格补贴政策应当继续运用。过去，我国曾有“家电下乡”这类可总结的经验，近年又有“以旧换新”的实践经验 。2025 年，国家在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安排了3000亿元资金用于“以旧换新”补贴，是在 2024年下半年已有1500亿元投入此项机制的基础上，继续发力来做支持的。这项措施发挥的仍属于辅助性作用，—虽然并不是主导作用，但是将其纳入政 策“组合拳”，是应当积极地运用起来。
第八，现在很多人考虑的仍是政府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直升机撒钱”方式，我在此做一些案例分析。据查询，美国的“量化宽松”概念伴随的所谓“直升飞机撒钱”，从2020年3月之后，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进行了三轮，受益对象包括年收入不高于7.5万美元的成人和受他们抚养的儿童（制定了适应人群的细节规定，并非社会上流传的“人人有份”），合计约3200美元的“直接发钱”，受益面达到约1.47亿—1.65亿人，约占美国总人口数的一半。美国有特定的“底气”，即美元在全球的硬通货币地位，可以把这种以货币符号方式给本国人撒钱带来的“美元掺水”风险因素，转由全球持有美元资产的人共同承担和消化，并不在乎美元实际币值摊薄的因素对于其国内经济运行有多大影响。所以，美国的“撒钱”举措没有带来明显的对风险因素上升的担心，但是其国内受到了好处，老百姓当然会得到消费能力的提高。
这个模式如果套用到中国，按照不少人建议的简化为“按每个人头发一份钱”来考虑，可简单算一下账：一个人发一千元全中国需发约1.43 万亿元。在中国国情下，这是面对全局统筹必须考虑的制约。由此要画一条线，人均可支配收入什么水平以下的人，可以得到补助，即有所区别之后，对低收入者发钱——美国实际上正是这种模式，只不过其“低收入者界线”划在大体中位的量值上，可使约一半国民被覆盖。那么在中国特定国情、民情的约束条件下，需要考虑选择标准。有技术性计算问题。
综合考虑，政府的资助如何安排可使更多的人形成消费能力？我认为，首先还是看能不能发放配给券——不当现金使用，但是可在政府指定的有资质的商业网点去领购基本的食品或者扩大到一些基本生活用品，这样副作用更小。但是要严格监管，当然也要警惕：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有这种券式票证，一定会出现一个“黄牛市场”（形成收购券证后的倒卖交易）。要有严格的管理措施。
关于消费和投资四个层次的基本认识
在“跳出消费看消费”的开阔视野与系统集成思维框架下，以及加上“问题导向”下的可行性考虑等维度的综合性认识之下，应将其规划为一个系统工程：从消费能力形成的源头活水——以有效投资形成就业和较稳定收入预期开始，联结“社会政策托底”“社保体系完善”以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制度与政策配套，再匹配户籍制度改革、消费信贷 和保险供给、消费券的因时因地制宜使用和阶段性“以旧换新”引导激励措施等。这一系统工程，在政策与改革的形式上，形成“组合拳”式解决方案。因此，需避免忽视其中任何应选“组合部分”的认识，突出重点与主线，统筹兼顾，协调好制度机制创新和政策体系优化，以及组织、管理、实施工作中“各个局部纳入全局”的系统集成操作。
与这个系统工程相关，要从大力提振消费的视角，进一步引申与有效投资相关的认识。毋庸讳言，关于我国现阶段投资的潜力空间和“有效性”的问题，在学界、实务部门、地方政府层面，都存在明显不同的认识。我认为，经常听到“我国投资已近饱和 ”“地方政府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这类看法，是陷入了明显的认识误区。而一味抨击“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已大为超前”“政府投资必定低效”等一些见解，也有其表面化、片面性的须商榷之处。澄清这些相关认识，不仅与追求消费提振有不解之缘，更与全面扩大内需、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大政方针的贯彻有紧密联系。在此简要讨论如下四个层次的基本认识：
我国超常规扩张性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双松搭配”）助力扩大内需阶段，正是政府牵头以“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投资实施扩大内需而提升经济景气，同时增加就业、提振消费、优化结构、增强发展后劲的宝贵机遇期。能够安排启动上马的有效投资项目仍有空间，比如，地方政府辖区从各中心城市开始，将过去想建而为天文数字资金需要所限不能大张旗鼓地展开具体项目建设可能性的海绵城市建设（在近年各地雨季洪涝灾害事件冲击下已更显紧迫），海绵城市建设必然在物理空间内要求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施工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还有把地铁和轻轨通盘设计施工的密度、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建设，以及相关水系治理（城外对接基本农田灌溉体系优化，城内对接园 林景观、生态保护与城市美化等），以及这些项目衍生出的多种应配套的公共设施，等等。至于各中心区域急需增建的停车场与停车位、充电桩系统和大量待展开的“老旧小区改造”等，又可以形成一份可选项目清单。过去政府牵头做这些投资，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当下在超常规发力扩大内需阶段，以地方专项债（还本付息顶格安排可长达 30 年）、特别国债（还本付息为期 30年）以及超长期特别国债（还本付息为期 50 年）筹集资金，可以大办而特办。我国社会中需配套的各种相关供给要素（钢材、水泥、设备、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等），以通盘规划加可用资金投入项目建设，此其时矣！
第二，在政府规划下，政府牵头、发力启动和 推进的“两重”及其配套建设项目的有效性，首先表现为在经济低迷期，以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建设扩大内需，将立即产生为数可观的就业岗位，以及原材料和设备等投入品的订单，在近期，这正是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在中长期，这又正是生成优化结构、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后劲、增强国家减灾防灾安全保障等一系列正面效应。
第三，上述政府推动的以基础设施、公共工程为主的投资之有效性，还将紧密联系虽准确量化很难（属于世界性难题）、但确实存在一种值得看重的“正的外部性”（正面效应外溢，属于“准公共产品”的特定属性），可称其为“国民经济综合绩效”。比如“要想富，先修路”（体现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应下“先手棋 ”“适当超前”的规律性）的安排，可拉动未来长时期内欠发达地区得以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促进“共同富裕”和国家长治久安，如青藏铁路这样的 建设项目，虽其直接成本—效益分析的财务表现不符合微观常规标准，但从超越微观直接经济效益眼界的宏观的、社会的、政治的、国家战略的层次上看，却有不可忽视、必须充分肯定的综合绩效。
第四，政府投资的有效性，面临关于项目建设一系列现实影响因素的挑战。为尽可能提高其综合绩效，必须从政策大方向、政策力度、项目群顶层规划与资金配置和可行性方案研究、项目的具体资金管理和建设质量管理，以及项目竣工使用后的运营保养维护等多层次、多环节，尽可能实现合理化而避免失误，减少瑕疵。
现实生活中，政府有可能发生无效投资。对可能发生的种种“无效”之成因，要有针对性地形成防范与化解方案，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常 抓不懈、及时纠偏 。但是，政府投资可能出现的失误、偏差、瑕疵及副作用等，不能成为完全否定政府投资必要性及其有效性的理由。有实质意义的作为，就在于通过现代治理、科学管理、创新发展，在 政府投资领域兴利除弊、努力防患未然，追求尽可能高水平的综合绩效，而这也正是“提高投资效益”与“大力提振消费”有机联系的体现，以及相关优化配套机制的应有取向。
（编辑 季节）
我国国内大循环不畅的主要问题
我国内循环不畅的根本问题在于供需结构不平衡，并表现为产品供给质量不优、消费能力提升不足、消费需求有待激发、市场效率不足等。
（一）供给质量有待提升。
我国产业链供给端的产品存在明显质量不足，对中高端消费需求的供给存在一定空白。当前国内消费市场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逐渐觉醒，且很多领域需求不断扩大，但国内有效供应并不充足。202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不合格率约为6.1%，这一比率乘以我国庞大的制造业总量，绝对值非常可观，不利于我国自有品牌知名度提升。艾瑞咨询最新发布的《2025年奢侈品行业网络营销监测报告》预计，到2030年我国奢侈品消费将占据全球市场25%的份额，而这部分商品的供应，多依靠国外品牌满足。
（二）供给过剩依然突出
我国产业链在供给端长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大量社会财富投入到标准化、技术含量低的生产中，商品多样化长期拓展供应不足，真正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传统产品大量滞销。目前过度投资和出口需求萎缩。我国长期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导致较为顽固的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且近几年有所强化。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1年以来，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呈明显下降趋势。2021年一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2%，2025年一季度这一比率则降为74.2%，降幅约达3%。特别是由于政策性驱动，2025年一季度工业生产能力持续增加，导致大多数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出现更为明显的下滑，且普遍低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当前美国78.4%和德国81%的水平。同时，我国出口需求增速下滑、外贸依存度同时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从2006年67%的历史最高点，降至2023年的38%左右，出口需求大幅萎缩。
我国制造业作为供应链体系的核心支撑领域，目前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我国制造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为50%，此后十几年波动式下降，到2023年这一比率降为33.9%。
（三）消费需求有待激发
从需求结构来看，我国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暂无更大拓展空间。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包括个人及家庭消费支出）以及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社会消费支出），均未能显示出强劲动力。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根据世行最新统计数据，2012到2024年间，我国个人和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基本保持在38%左右，而2024年全球平均水平为56%左右，日本和欧盟均在50%以上，美国则高达68%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及社会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除个别年份波动较大外，基本在40%～60%区间波动；2024年为45.37%、2025年1季度为51.7%。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后，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般会达到70%以上。
（四）供需市场出清不足
从市场供需现状来看，我国市场供给与消费增长仍存在较大差距，供需市场出清不足，流通效率有待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政府公开数据，2012年至今，我国商品零售额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2012年的14.3%降为2024年的3.5%。同时，我国工业增长率从2012年的0.7%，波动增长为2024年的5.8%。2017年以来，工业增长率总体上高于零售额增长率，说明我国社会消费需求增速持续低于供给增速。此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2年6月至今，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多数处于50%以下， PMI的分类指标中， 2025年年初的产成品库存指数为46.5%，经历微弱上升波动后，在5月又回落到46.5%，说明我国经济仍呈收缩态势，市场出清压力始终未得到缓解。
我国畅通循环的对策建议
借鉴国际经验，我国畅通国内大循环可从促进消费入手，从确保消费能力、提高消费效力、强化消费质量、提升精准消费、扩大消费空间、活跃消费市场入手。
1.持续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提升消费能力。
多渠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保障基本消费能力。当前国内消费市场仍有拓展空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可明显促进消费增长。应努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特别是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通过发放消费券和现金补贴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低收入居民消费弹性对收入增加敏感度最高，可直接向低收入家庭发放消费券，发挥其乘数效应，稳定基本消费需求。持续推动以旧换新消费，适度扩大消费范围，如考虑汽车以旧换新从乘用车拓展到商用车等。
2.不断创新供给方式，提升消费效力
持续推动定制化供给模式，激发潜在消费能力。创新产品供给模式，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供给选择。通过采集消费者的消费喜好、消费目的、消费所要实现的功能等信息，形成精准的供给方案，并采用定制化方式，为消费者生产个性化、差别化的商品。创新服务消费提供方式，针对健康、养老、托幼等特定人群，打造专门消费场景，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多样化的服务，形成基于场景的新型消费供给。
3.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提升消费质量。
推动外贸商品国内推广，稳定制造业高质量供给的基础。加强营销渠道开放拓展，发挥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展会作用，促进我国外贸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供采对接，持续完善外贸商品国内营销网络、稳定外贸制造业体系。持续实施外贸商品质量展示行动，鼓励外贸代工企业与国内品牌商合作，并支持外贸代工企业培育自主品牌。鼓励国内电商平台，与跨境电商、海外仓加强合作，给予外贸企业更多国内渠道和市场支持等。
加快探索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提升中小企业供给质量。着力推动内外贸标准、检验认证及监管体系的有机衔接，特别是针对欧标、美标等传统海外市场的质量要求、检验标准、产品规格等，制定涵盖生产工艺、质量管控、检测认证等方面一致化的对照指南，填补内外贸标准差异空白，促进企业（尤其中小型企业）实现生产流程、市场采买等方面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提升高质量供给能力。
4.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强化精准消费。
持续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加快消除“地区封锁”“行政分割”“行政垄断”导致的国内市场分割的弊端，除了自贸区、自贸港等特殊经济区外，统一市场准入标准，实现全国各地“一张清单”，并推动税收等一般性经济政策全国统一。在产业政策方面，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确保公平竞争。持续推进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维护公平市场秩序。
5.探索大流通模式，扩大消费空间。
探索“大型电商平台+大型线下商业体”模式，带动线上线下大流通体系建设。鼓励大型电商流通平台，探索发展兼具“线上线下”业务的流通体系，带动实体商业转型发展。推动京东、淘宝等大型电商平台领军企业，结合对线下商品展示及体验等方面的需求，试点“线上电商平台+线下大型商业体”共建模式，将线上购物与线下体验结合在一起，带动中小型流通企业植入内容丰富的产品，并推动特色突出的中高端商品日常展销，并促进相关商品有效消费的提升。
6.鼓励中小商贸主体发展，活跃消费市场。
拓展中小商贸企业发展空间，持续提升消费市场活跃度。持续搭建商贸集群发展平台，构建特色经济街区建设，以租金补贴或减免，吸引中小商贸企业集聚经营。加大街区业态完善调整力度，鼓励大量餐饮、娱乐型商贸企业在街区内开店经营。提供智慧营销公共平台服务，支持商贸集聚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中小商贸流通企业利用互联网扩大商品销售。
（编辑 尚鸣）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发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即在中亚地区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加强与欧亚国家的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东南亚地区加强同东盟国家的海上合作，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10多年来，中国联手共建国家，“创造性地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这一人类历史文明发展成果，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内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本文通过梳理三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果及其影响，展望中国紧跟人类发展大势，顺应时代变革大潮，推动互联互通，引领文明互鉴的路径和前景。
第一届峰会：彰显中国在国际上不断增强的感召力、动员力和协调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排外风潮逆势来袭，世界经济进程出现合作意愿下降、贸易壁垒增多、增长动力不足、全球治理混乱等问题。周边地区和整个“全球南方”，对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翘首以待，希望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开辟新的局面。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明确提出：“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从这时起，共建“一带一路”成了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互利发展、联动发展、融合发展、共赢发展的历史性选择。
2015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白皮书，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环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明确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任务，描绘了建设中国—蒙古—俄罗斯 、中国—巴基斯坦、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新亚欧大陆桥六大“经济走廊”的愿景目标。
为全面落实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决策，中国政府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机构和协调机制，制订了一系列文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务实举措不断出台。2016年2月，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制造、中国装备、中国标准加速走出国门，产能转移与产业合作纳入“一带一路”共建进程。2017年5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颁布实施。
与此同时，有关“一带一路”的诠释与解读，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最重要内容之一。2016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大会决议。2017年3月，安理会通过决议，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等纷纷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7年5月，中国成功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有2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另有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总共1600多人，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国际要人。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特使或代表也应邀到会。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指出，中国倡导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弘扬两千年来历史积淀的丝路精神，而丝路精神最宝贵的核心价值就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他把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的初步成果，概括为“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五个方面。
在中国和与会各方共同努力下，此次峰会形成5大类、76大项、270余项具体合作成果。峰会联合公报反映了国际社会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寻求建立开放的和多边的贸易体制的意愿和决心。中国联手国际社会，以大投入和大手笔书写命运与共大文章，得到广泛赞同和支持。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首届峰会期间隆重揭牌。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理事会通过决议，集体表达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政治意愿，都是鲜明例证。
第二届峰会：提出互利合作行稳致远的高标准和新要求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的初期成果。他指出：“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连同其他一系列重大多边外交举措，使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他重申：中国要“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2018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首次提出了“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构想。这就是：“描绘共建‘一带一路’新蓝图，打造一条跨越太平洋的合作之桥，把中国和拉美两块富饶的土地更加紧密地联通起来，开启中拉关系崭新时代。”当年8月，中国与阿盟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了中阿双方“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一带一路’成为中阿关系重要内容”的新理念。根据他所提出的“增进战略互信”“实现复兴梦想”“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包容合作”四项原则，发表了《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中阿合作迈上新台阶。
当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 周年座谈会。他站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论述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他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他要求“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交流互鉴，同沿线国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同时期，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已逾5万亿美元，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参与共建的国家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共建“一带一路”的巨大成功，大幅度提升了中国自身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中国进一步成长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截至2019年3月，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总数已达150多个。中方提出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架构基本成型。许多涉及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的合作项目，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为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中方又出台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和《“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等文件，构建了“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和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启动了“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实施了“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连续在上海举办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进口商品博览会。
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峰会包括开幕式、圆桌峰会和高级别会议三大部分。另有企业家大会和10多个分论坛。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成为本届峰会主题。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提出的“三个顺应”，即“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为峰会圆满成功提供了政治引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成为“一带一路”合作行稳致远的行动指南。
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的新思路。与会各方就推进互联互通、加强政策对接、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达成新共识。峰会最终形成283项务实成果，签署640多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迈向“工笔画”的进程中，这次峰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本届高峰论坛发表联合公报，突出地表达了与会各方的新认知和新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路，建设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同时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实施更多民生项目，最终目标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峰会对外传递的重要信号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发展前景越来越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这一年，配合第二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方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及工商学界代表联袂发出《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呼吁各方携手共商、共建、共享的廉洁丝绸之路。基于这一倡议，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努力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和国际合作通行原则，自觉坚持合规守法经营，不断提升风险防范能力，积极打造良心工程、干净工程、精品工程。
第三届峰会：再现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崇高意志和信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国的正常交往与联系被打乱。再加上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变本加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遭遇始料未及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全球南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性持续高涨，互利合作领域愈加宽广；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疑惧增大，舆论围攻和外交干扰明显加剧。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布：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2020年春，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吹响中国广泛参与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进军号。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详解备忘录》，与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卫生合作协议，发起和参与了中国—非洲国家等9个国际和区域卫生合作机制。在坚持向非洲50多国派遣医疗队、坚持在周边地区开展跨境医疗合作的同时，中方为共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卫生领域专业人才，与14个共建国家签署了传统医药合作文件。
在绿色低碳环保领域，中国与共建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先后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意见》两份文件。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了《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2017-2022）》，与3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环保合作协议，与31个国家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与40多个国家的150多个合作伙伴建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与32个国家建立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在“数字丝绸之路”领域，中国积极推动数字领域标准联通和区域性数字政策协调，与共建国家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截至2022年底，中国与17个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30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与1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总之，在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数字交通走廊建设、构建跨境光缆系统、实现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建设“网上丝绸之路”和“数据丝路地球大数据平台”、建设空间信息走廊和连接亚非欧美的卫星电信港等方面，共建活动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共建“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廉洁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等新领域国际合作展现广阔前景之际，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9月召开的第七十六届联大上，提出了以“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发展倡议，主张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他提出了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安全倡议，深刻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安全观。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他提出了以“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基本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 这“三大倡议”以中国特有的发展观、安全观与文明观，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更高水平上持续推进注入了新动能。
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仍在持续，但是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13.8万亿元，同比增长19.4%。中方对共建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410.5亿元，同比增长7.7%。与相关国家签署的多领域投资合作备忘录达31份，另外新建了12个贸易投资和服务贸易合作机制。截至2023年6月，中国与65个国家和国际区域组织签署了107份标准化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标准化信息平台运行良好，标准化概况信息覆盖149国。中国还与一些国家开展了跨境会计审计监管合作。
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除元首峰会外，此届论坛还包括深化互联互通、共建绿色丝路、发展数字经济三个高级别论坛和贸易畅通、海洋经济、廉洁丝路、智库合作、民心相通及地方合作六个专题论坛。另有一场企业家大会。来自140多个国家、4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总共上万人参与了此次盛会。
在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方继续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包括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等，再次展示了中方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峰会发布了《“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效与展望》《“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文件，形成了458项合作成果。各方共同确认，“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期待加强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加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更大贡献，共同开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峰会闭幕后，中方发布了未来10年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白皮书。根据新的规划，更高水平、更高标准、更高质量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依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实践绿色发展新理念、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拓展国际卫生合作，则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领域。
202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落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作为2024年的重要任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10个主要方面之一。2024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当前，变革与动荡相互交织的世界大变局还在向纵深发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挑战和机遇仍同时并存。今年7月15日，巴西一家网站发文指出，由于中国和拉美国家共同努力，“拉美踏上充满希望的‘数字丝路’”。7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研究报告称，“今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参与国的企业投资与建设合同金额创下历史新高”。这些都说明，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不同国家互利合作的新范式、不同发展理念相互对接的新路径、人类文明互学互鉴的新通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将激流勇进，走向更加广阔的美好未来。
（编辑 季节）
2025年7月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成绩亮眼。总体来看，面对国内外多重挑战与困难，国家宏观政策应对得当，上半年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为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依然面临一些矛盾，存在消费疲软、楼市不振、预期偏弱、物价低迷等问题。我们需要正视困难，有针对性地采取化解措施，推动经济发展继续回升向好。
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态势与特点
首先，国民经济顶压前行，增长速度超过预期。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5.3%，高于2025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5%和2024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5%，这是在中美关税战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取得的，实属不易。尽管二季度的增长率（5.2%）相比一季度（5.4%）稍有下滑，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仍属于较高增速。根据一些国际预测机构“共识预测”（Consensus Forecasts）的估算，二季度美国、欧元区、日本的GDP增速分别约为1.8%、1.1%和0.8%，明显低于我国。以上半年5.3%的增速为基础，我国全年完成5%增长率目标的压力减轻，与此同时，为“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惠民生和促消费亮点纷呈、成效显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惠民生、促消费”。2025年上半年的经济政策着力点也更多地转向民生和消费方面，从统计数据看已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惠民生上，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低于全年预期目标0.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0.1个百分点。在促消费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加快，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形势较好，服务消费增长显著快于商品消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
第三，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后劲不断增强。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和产业转型，是我国经济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2025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6%，远超3.9%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7%，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7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3D打印设备等产量同比增速均超过35%，呈爆发式增长。投资和生产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倾斜的趋势非常明显。这有利于推动供给侧的革命性转变，使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第四，有为政府作用彰显，助力经济大盘稳定。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着重强化财政、货币、就业、产业、贸易等宏观政策的协同，积极打好政策“组合拳”，因时因势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充分体现了有为政府为经济稳定运行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例如，通过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市场趋于活跃，消费成了上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再如，面对美国加征关税，我国政府积极做大“朋友圈”，推进贸易多元化，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效减轻了外部冲击。
现阶段经济运行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面临一些风险因素，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消费倾向依然偏低，内生动力有待增强。2025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倾向为65.5%，与2024年上半年基本持平，略高于2023年上半年；但目前居民消费倾向仍处于偏低水平（2016-2019年同期居民消费倾向均高于67.5%），居民消费意愿尚未完全恢复到新冠疫情前水平。上半年的消费增长较大程度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驱动，“以旧换新”类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显著高于其他商品。不过，当前“以旧换新”补贴主要针对耐用消费品，而此类商品更新周期较长、购买频次较低，依靠政策刺激短期消费会透支未来消费增长空间。一旦今后减少或取消补贴，享受补贴的商品消费总额较容易遭遇大幅下滑。鉴于消费补贴政策的局限性，今后我们须更加注重从增强消费内生动力入手，实现消费可持续增长。
二是工业生产低增收不增利，质量效益待提升。2025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保持了良好态势，工业增加值实现了稳定增长，但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不如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反而有所下滑。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低于增加值增速3.9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与营业收入利润率分别同比下降1.8个百分点与0.22个百分点。工业“中速增产、低速增收、不增利”的失衡状况，早在2022年年末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目前虽有所改观但尚未完全扭转。需求不振、内卷式竞争和PPI下行，是造成工业企业增收不及增产、盈利能力趋于削弱的主要直接原因，反映了现阶段工业领域生产端（供给侧）强于需求端、工业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
三是房地产仍处于筑底阶段，前期政策效果有所弱化。在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支持下，2025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朝着止跌回稳的方向迈进，但近期政策效果有所减弱，市场出现边际回落迹象，部分指标发出了预警信号。上半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分别同比下降3.5%、5.5%，“以价换量”依然主导着新房市场。但这种销售策略的空间正趋于收窄，在非核心城市与核心城市的非核心区域，房地产企业即便“以价换量”也难以带动销售，降价策略面临失效风险，库存去化难度大。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1.2%，这是2022年4月房地产投资增长转负以来的最大跌幅。作为核心风向标的一线城市房价，上半年也呈下跌态势，四个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指数只有上海高于100，而二手房价格指数则全部低于100。可见，当前房地产市场基本面依然比较低迷，市场筑底仍需经历一段时间。
四是预期不稳，制约消费投资需求提振。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对消费和投资需求将产生重要影响。2025年上半年，消费者信心指数还不到90，从分项指数看，就业信心指数明显低于收入信心指数、消费意愿信心指数，且呈现下降趋势，成为拉低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主要因素，反映出社会公众对稳就业还存在较大顾虑和担忧；中小企业信心指数自2024年9月后有所回升，但2025年3月达到51.2的高点后又回落至荣枯分水线，与2019年的均值54.9相比落差较大，表明中小企业的信心尚未恢复至新冠疫情前。居民和企业预期偏弱、信心不足，导致消费和投资变得更加谨慎，不利于扩大消费和促进投资。
五是物价持续低迷，通缩压力加剧风险显现。2025年上半年，受有效需求不足、产业内卷竞争、结构性产能过剩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价格总水平较为低迷。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1%，截至2025年6月已连续27个月在0%附近波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8%，截至2025年6月已连续33个月为负。生产资料PPI降幅大于生活资料PPI降幅，且生产资料PPI与CPI的“剪刀差”呈扩大趋势，说明生产资料供过于求形势比生活资料更严峻。价格水平长期低迷将会弱化经济主体的获得感、预期和信心，制约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阻碍内需的有效扩张。有效破除“价格低迷—信心不足—内需不振—价格下行”的循环困局，是今后一个阶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对策措施
下半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积极化解突出矛盾，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目标。
第一，进一步发掘居民消费的增长潜力。坚定不移实施稳就业计划和促增收行动，不断增强居民消费的能力。稳步推进社会保障扩面提标，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将补贴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服务消费领域。大力发展文旅、健康、教育、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推进服务业供给侧改革，破解服务消费的供给约束。鼓励和引导悦己消费、国潮消费、谷子经济等新型消费发展，创造多元化消费场景，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扩大服务消费功能提升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效投资，更好发挥投资对消费的支撑作用。
第二，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强化高水平科技自主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牵引作用，推动领跑领域持续发展、并跑领域加力发展、跟跑领域加速发展，着力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水平。支持利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传统行业，促进“老树发新芽”，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上取得新进展。持续壮大新兴产业，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积极培育未来产业，促进未来产业投入稳步增长，开辟量子技术、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新赛道。
第三，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在需求端，进一步放开一线城市的购房限制性措施，继续适度下调房贷利率，增加面向多孩家庭、青年人、农业转移人口的购房补贴，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通过拓宽融资渠道、放宽收储约束、改善财务状况等举措，努力消除存量商品房和闲置土地收储的梗阻，加快楼市去库存；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动房票安置落地见效。在供给侧，合理调整住宅用地的区域分布，增加重点城市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的供应；加快“白名单”项目资金落地，支持房地产企业提升住房品质，提供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第四，以反内卷为抓手促进价格回升、企业增利。把深入治理产业内卷竞争作为抗通缩、促盈利的关键着力点，“竞争机制优化+供给侧改革+需求端扩容”三管齐下破解内卷竞争、价格低迷、增产不增利的困局。一是疏堵结合有效规范价格竞争秩序，完善创新引领、品质导向的非价格竞争机制，促进同行企业形成良性竞争关系；二是“控增量、促减量、优存量”并举推进产能过剩行业供给侧改革，推动落实阶段性的行业自律限产减产，深入整治地方政府滥用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行为；三是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增加有效益的投资，通过全方位扩大内需支撑价格回升、盈利改善。
第五，推动更多惠民生举措落地落实。强化经济政策的民生导向，把惠民生作为稳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政策从主要“投资于物”转向更多“投资于人”，形成“民生改善—消费扩张—经济发展”的正向循环，努力缩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温差”。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的就业扩容提质行动，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受关税冲击出口行业的稳岗支持力度；多渠道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适时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适当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加强“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增加普惠养老服务和普惠托育服务的供给，推广长期护理保险和育儿补贴政策。
（编辑 宋斌斌）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服务消费”，今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服务消费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振消费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强，扩大服务消费是稳增长、稳就业、稳民生的重要抓手。服务消费除了具有一般消费品的共性外，还存在收入弹性较高、供需同步性、耗时性、高度依赖人口聚集等特点。我国服务消费发展面临收入预期不稳、居民闲暇较少、流动人口城市化不足、供给不足等制约因素，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破解。
服务消费的基本属性及其重要意义
服务消费是指消费者为获取各种非物质性、非商品形式的服务所产生的支出。服务消费有着区别于商品消费的若干属性：一是收入弹性更高、对居民收入变化更为敏感。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普遍大于1，收入增长加快时，服务消费增长会更快；但当收入增速放缓或预期不稳时，服务消费放缓速度会大于收入变化。二是供需同步，需要更多闲暇时间。服务消费的供给和消费过程同步进行，更加依赖于消费者的闲暇时间，休假制度的完善会直接影响服务消费的需求。三是更依赖于人口集聚，需要更家庭化的消费场景。人口越集中，服务消费供给会越充分。同时，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消费具有明显的家庭化特征，流动人口如果与家庭分离，其服务消费的意愿会受到较多限制。四是更难实现标准化复制和远距离传输，对供给能力的要求更高。服务的无形性、异质性决定了其难以实现完全标准化。这要求各类服务行业有更完善的市场准入规则和行业规范体系，并对各地区的服务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考虑到我国所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以及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大力发展服务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发展意义远超消费本身，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宏观经济层面，服务消费是稳增长、稳就业、稳民生的重要抓手，其边际效用递减效应更弱、消费上限更高。随着制造业智能化趋势及替代就业效应的加强，服务消费的发展对于稳定就业更加重要。在区域发展层面，服务消费本地化特征突出，发展服务业可以有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商品的生产环节可以集中在特定地区再行销全国，但大部分服务消费支出可以直接转化为本地的收入和就业，形成“消费在哪里，收益就在哪里”的效应。在社会发展层面，发展服务业是促进社会公平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提高全民在教育、文体、医疗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水平，契合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社会个体更加平等地参与收入分配。在创新发展层面，高质量的服务消费能够加速技术扩散，有助于推动知识型经济发展，提升整体经济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我国服务消费发展现状和基本特征
第一，服务消费整体稳步增长，但尚未恢复至2020年之前的趋势水平。2013年至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从0.5万元提升至1.3万元，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39.7%上升到46.1%。但在2020年居民消费受到较大冲击后，服务消费尚未恢复至2020年之前的趋势水平，恢复进度显著慢于商品消费。据测算：2020年居民商品消费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到2021年很快就恢复到了前期趋势水平之上；但服务消费在2020年受到的冲击更为猛烈，到2024年仍低于趋势值2.6个百分点。
第二，我国当前的服务消费水平相对于发展阶段略显滞后，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OECD数据库中约40个经济体的历史数据显示：服务消费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当前的服务消费水平略滞后于目前发展阶段。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我国服务消费水平的差距更加显著：2023年，美国服务消费占比为66%，日本、法国、英国均接近60%，德国为50%，较中国高出5～20个百分点不等。即使是剔除相对“痛感”较强的住房消费，我国住房以外的其他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依然显著低于上述发达国家。
第三，居住是居民的基础性需求，长期以来住房服务都是服务消费中占比最高的单项服务。基于公开数据估算服务消费的结构，可知2023年住房消费占服务消费比重为34.6%。值得注意的是，居民通过自有房为自身提供的居住服务是住房服务的主体。如果将自有住房折算租金的核算从成本法全面转向市场法，我国居住消费占比将会显著提高，住房以外的服务消费占比会更低。
第四，改善性较强的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消费占比在2019年后下降，增速降幅最大。据估算，2023年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服务合计占总消费的比重为31.1%，较2019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这反映出，近年来，改善性较强的服务消费增长较为有限。比较各类服务消费的增速变化，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服务在2019年之后的增速降幅最大。
第五，餐饮服务占比增幅较高、医疗服务占比略有提升，包含旅馆住宿、养老、金融服务在内的“其他服务”占比不足3%，家庭服务占比极低。餐饮服务占服务消费比重在2023年达到15.7%，较2013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医疗服务2023年占比为14.9%，较2019年小幅提升了0.8个百分点。“其他服务”则包括了旅馆住宿、美容美发、社会保护（含养老、慈善救助等）和金融服务，涵盖范围很广，但占比只有2.9%。家庭服务占比也较低，2023年只有0.7%。
当前制约我国服务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一是服务消费收入弹性更高，居民收入形势转变对其影响更大。基于2020年之前的居民收支数据计算可见：服务性质较强的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娱消费的收入弹性均大于1，而食品烟酒、衣着等商品消费的收入弹性小于1。2020年至今，受多重因素冲击的影响，居民收入预期稳定性减弱，服务消费因更高的收入弹性受到更深拖累，消费恢复进度显著慢于商品消费恢复进度。
二是社保体系对服务消费的支持有待加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稳定收入预期、提振服务消费的重要基础。截至2023年，参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劳动人员约3.8亿人、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劳动人员约3.7亿人。两种社保间的保障程度差异巨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月均待遇约3700元，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月均待遇仅222元。这种差距不仅来自缴费水平的不同，也源于财政补贴力度的差异：2023年，退休职工人均养老金中的财政补贴达到806元，而城乡居民只有183元，前者是后者的4.4倍。保障水平较低的群体需要为未来支出进行更多储蓄，首先被压缩的往往就是服务消费。
三是工作时间过长制约了消费时间释放。2023年，我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均工作时间48.6小时，折算年度工作时间约2500小时，大幅高于OECD国家均值（1717小时），也高于人均GDP与中国处于同等水平的墨西哥（2323小时）。居民闲暇时间相对不足，直接制约了文体娱乐、旅游等服务消费。
四是流动人口城市化仍有较大空间，流动人口服务消费受到制约。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区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已经取消，但70个大中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城市化仍存在难点。因城市的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常与户籍挂钩，流动人口的子女和家庭不能随迁。由于家庭成员不在身边，流动人口对本地教育服务的需求较低；由于缺乏稳定的家庭生活环境，对家政服务、社区服务的需求也相对有限。
五是部分服务领域存在供给短板，未能充分满足消费需求。在养老服务方面，2023年我国每千名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注册登记的养老床位数为24张，仍低于美国（29张）、日本（28张）。同时，养老床位使用率只有50%左右，反映养老服务的供给质量可能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在文体设施方面，我国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仅2.6平方米，远低于发达国家。在旅游住宿方面，部分地区配套设施不完善、同质化竞争激烈、高品质个性化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提振服务消费的政策建议
提振服务消费需要从需求端的收入保障和供给端的质量提升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通过系统性政策组合推动服务消费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需求端刺激消费的政策向服务消费倾斜，推动“以旧换新”政策从商品补贴逐步转向服务消费补贴。考虑到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可能已透支部分未来需求，下一步应将消费券、消费补贴等手段向收入弹性更高的服务消费倾斜，以获取更大政策效果。
第二，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增加国资上缴财政并专项用于提高社保体系建设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降低其预防性储蓄需求、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如果将城乡居民养老金中的月均财政补贴（约180元），提高到城镇职工所享受补贴的70%的水平（约560元），需要的资金规模约8000亿元。
第三，在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基础上优化休息休假制度，适当增加下半年的公共假期，增加劳动者闲暇时间。一方面，应进一步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措施，促进现有周末和法定假期“应休尽休”，完善落实现有加班调休和带薪年休假制度。另一方面，可考虑优化法定假期安排、适度增加法定假期。这不仅可以直接提振服务消费，还可以有效平滑服务消费波动，缓解资源调度压力、提升行业整体效率。
第四，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家庭整体进城”带来的服务消费增量远超单个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可以构成服务消费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能为城市服务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应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入学问题，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配置。同时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保障性租赁住房。
第五，注重发挥公共投资的力量，补齐服务消费供给短板、提升服务质量。应顺应人口形势变化，增加优质养老床位供给、重点发展护理型床位，并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同时，应大幅增加人均体育场馆面积，完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丰富文化服务内容；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进教育均等化；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这些服务领域供给存在公共性，社会力量难以独立承担供给任务，公共投资应发挥引领作用，配合、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这些服务供给领域。
第六，优化服务消费和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放开文旅、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并强化监管，促进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编辑 尚鸣）
2025年7月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北京举办“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研讨会，集中讨论了深化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等议题。与会专家就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现状、一揽子调控政策执行效果、制度建设和如何增强信心、促进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向好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9.24”以来多项政策持续发力，市场信心持续恢复
2024年9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宏观经济调控“一揽子增量政策”，明确提出“稳定楼市股市”目标，多部门协调打出了一揽子稳市“组合拳”。在政策利好刺激下，股市一举扭转了持续的跌势，今年的资本市场呈现出深刻变化。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原院长）、黄文涛（中信建设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联席负责人）指出：去年“9.24”之后，稳定资本市场的系列政策已取得初步效果。关闭了融券做空机制，严格监管公司大股东违规提前减持等长期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完善市场监管机制。这是稳定资本市场的重大步骤，央行还通过逆回购、降准等工具向股市注入流动性；中国的平准基金（如汇金）和上市公司国家队及各大券商都在行动，包括在央行5000亿元额度内，用股票ETF或基金向央行置换获得商业银行贷款投入股市，增持国有银行股份和ETF股；另将3000亿元再贷款额度支持骨干企业大股东进行股票回购。通过增持股票稳定了市场信心，形成了政策合力。
黄文涛：去年4月“国九条” 发布后，证监会会同各相关方面先后推出50多项新的制度规则，到今天“1+N+X”的政策体系正在逐步完善。显然，稳定资本市场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已经在运作。这两年政府监管部门和市场人士间的沟通交流有很大进步，市场的声音是能够传递到领导机构的。
这两年我们探讨的问题很多已经解决。去年年底以来，资本市场IPO的额度已小于分红额度，说明股市正从“融资型”向投资型转变。推动长期资金入市的举措也在见效，已有不少保险公司成立私募基金入市，等等。目前股市还存在制度和结构的调整改革问题，但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的资本市场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改革和进步需要一个过程，对资本市场的未来应该有信心。
加强制度建设，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专家指出，当前需要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但更为重要的是坚持改革，完善制度建设，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这是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的必要前提。
（一）融资端规则需要改进
刘纪鹏：在我国股市，融资端始终是困扰监管者的障碍。应该强调股市从以融资为主向投融资并重的理念转变。在运行中，促进投资和融资功能相协调，不能投资、融资功能失衡。我国融资额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一，但股市低迷，而且牺牲市场上多数投资者的利益。因而，需要对发展资本市场的错误理念和机制问题进行纠正。
融资端的激励机制问题。
长期以来，激励机制向上市公司倾斜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科创板2.0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即准许上市公司以“鼓励企业科技人员创业”名义，向内部人员折价出售公司股票（一般5折），自授予日后12个月交钱过户，过户一周后可卖出。配售数量一般在数百万股，有的企业享受此待遇者多至3000人。现已经有1115家上市公司（占科创板上市公司的85%）推出这个方案，而采取期权激励方式的企业很少。
对企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给予股权激励的方式，对上市公司有激励作用，但在向融资端5%的人员倾斜的同时，却侵蚀了市场上95%的投资者的权益，股民的权益受到影响。这是制约股市行情的一个重要因素，股市健康发展要重视保护股民权益。
股权回购问题。
科创板公司一般都是“三高”超募，公司用多得的部分资金，在授予日按市价买进部分本公司股票，再以5折贴补给内部人（也称为限制性股票）。这部分股票的费用可以列入成本（管理费用），但这又会导致公司利润减少，完不成限制性指标；所以准许公司计算利润时可将这部分成本扣除（这方面已有严格管理）。
公司定向增发问题。
林义相（天相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一些公司做一次定向增发，内部人获利巨大、说给谁就给谁，有很大腾挪空间。他们提出定增方案时会列举各种理由，但很多人不知道，如果把几项政策组合起来，可以得到无成本、无风险的巨大利益（少则几亿元、多则几十亿元），一些政策制定者或专家难辞其咎。我做过统计，2019-2024年，定向增发时价格和后边定向增发实施时市场价的差距，总额达9700亿元。获利者都是有话语权的，所以启动制度改革很难。
（二）市场上的暗箱操作和不公平竞争
林义相指出，证券市场常见内幕交易、市场操纵、金融欺诈等犯罪行为。内幕交易是资本市场上最恶劣的犯罪行为；市场操纵是个博弈过程，事前要制造各种假象且法律风险高。内幕交易风险小、保赚不赔，比市场操纵更容易做到。
首先，要看哪些人在哪些环节会通过内幕交易获利。一般内部办事人员知道信息做违规内幕交易，可能获罪。某国有大公司要买某公司股票的信息事先传到执行层，中间有很多环节的人知道并事先把股票买好，公告且股价上升后再获利抛出，将新进入者套牢。此类事情已发生过多次，但还没有见到相应的有效监管措施。
（三）量化交易的问题
有专家指出：近来量化交易迅速膨胀，已占到股市交易量的40%，市场反应强烈，股民意见很大。支持量化交易的理由，一是增加市场流动性、活跃市场；二是中国股市的散户比例过高、缺乏理性。量化交易可以吸引一部分散户把钱交给机构管理，加快机构化过程。但它的负面效应是造成了财务的再分配，因为散户不具备与机构比拼的实力。
刘纪鹏、林义相认为，量化交易仅仅放大了成交量，而不是投资者自愿买卖的市场活跃行为；这种方便大机构赚钱而损害散户利益的交易方式，对市场公平性的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希望提高机构在股市交易中的权重，但需要按市场规律一步一步发展。在我国股市规范化发展前提下，必须停止量化交易，加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是稳定和活跃市场的必要前提，监管部门应严格制定监管规则。
李克穆（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我国证券市场政策的工具箱里，有一些做法不一定适合我国情况。比如量化交易，这是短期行为，其金额和数量与3000点的市场、99%的散户不匹配。机构投资者运用量化交易对市场带来的冲击，是市场管理部门首先要考虑如何面对的问题。当前运用相关政策工具要审慎行事，要维护投资者公平公正交易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散户重拾信心，逐步建立长期投资的理念，这应是股市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
有必要建立平准基金
刘纪鹏认为，中国的平准基金运行模式就是以汇金为代表的长期资本，其基本职能是稳定股市。比如财政部可以直接向银行发行特别国债，所得资金注入汇金、国新、诚通，社保基金可作为长期资本进入股市投资。
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认为，中央汇金是中国版的“类平准基金”，因为汇金还承担对重点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资的职能。正式的平准基金只有单一职能即稳定资本市场。
综合考察日本、韩国和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我们提出建立股市平准基金的设想：（1）平准基金针对股市短期行情；（2）基金规模可相当于市值的2%～6%；（3）资金来源由财政、央行、交易所、金融机构各出一部分；（4）介入时间，可依定量或定性原则，定性更好一些；（5）买指数或权重股；（6）事前保密，事后公开；（7）退出机制：市场化机构成立一个基金，平稳移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禁止任何人集中资金优势或持股优势，连续买卖。由此希望国家考虑，就建立股市平准基金制定相关条例。
刘纪鹏认为，平准基金入市后的盈利应用之于股民，确保公开透明，避免暗箱操作。林义相建议取名“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
李克穆认为：托市是不得已而为之，要适时适度；托市要有相当的力度，但又不能过度干预市场，要很好把握尺度。各类平准基金的操作没有一定之规。托市要依靠相关部门出台政策措施，协同推进，不仅要促使经济运行尽快趋于平稳，而且要发挥启动经济的作用。
钟正声（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社会上有扩大支持资金把股市抬上去的意见。平准基金需要财政资金支持，这要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10年前股市的教训说明，没有扎实的经济基础，即使把股市推上去也没有根基。在当前经济基本面面临诸多难题、房市仍在下探的背景下，股市托市最好是“托而不举”。
稳定资本市场的经济基础
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我多次提出股市的“健康慢牛”概念，即以股市形成持续波动上升趋势作为政策目标。实现“健康慢牛”要有经济基本面的支撑，以及上市企业及其带动的企业集群活力的释放。要努力实现经济总量年保5%的增长目标，贯彻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以政府有效投资带动企业投资；长期看，要抓紧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各项改革任务，解放生产力，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支撑。
专家们一致认为，经济持续向上的动能是稳定活跃资本市场的根本。就短期而言，长期资金入市是稳定股市的重要条件之一，经济形势、就业形势、收入预期也是影响股市表现的重要因素；就中长期而言，经济基本面是决定性的因素。黄文涛认为，活跃资本市场，根本还在于稳住宏观经济，恢复社会信心，提升经济活力。单靠证监会等监管主体，无法实现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上扬。
罗志恒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中数字经济、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但股市中金融、传统产业占比较高，股市结构和经济结构有所脱节。
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加强市场监管的建议
（1）股权激励。
刘纪鹏建议，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应实行期权制。香港股市已实行了多年的期权激励制，以授予日的股价配给公司的专业人员（比如当日股价2元，公司可以1.8-2元配发），未来5年的任何期间内，员工都有权以这一优惠价格买股票，这样才能起到正向激励的作用。
（2）大股东减持及其监管。
大股东减持占股市资金流出的很大一部分，有必要加强监管，严格制定相关条件，制止违规减持行为。林义相建议：第一，对部分股票认股不认人，发行时确定是限售股的，就不能进入市场流通；有些股票是根据持有人的身份（如公司董事、高管所持股份），持有人在公司任职时须限制减持，离职后超过一个期限可解除减持禁令。第二，建议公司上市时允许实控人减持部分所持股份，因为他们早期艰苦创业，资金紧张，如准许他们出售一小部分股票以获得相当财产，可以解除后顾之忧以专心干事业，然后通过严格监管，使他们不走歪门邪道。
黄文涛建议：可以设立减持的时间轴，严格执行减持规范；也可设定一定的分红比例或条件，只有达到相应要求才能减持，以坚持IPO的初心，促使上市公司更加注重对股东的回报，减少过度减持对市场的冲击。
（3）股份增发制度。
林义相建议，实行公开公平的配股机制。所有股民可按照配股价认购，不愿意参加配股的，可以把自己的配股权拿到市场上公开交易。
（4）加强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
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活跃市场
林义相认为：资本市场不仅是经济晴雨表，而且是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中国房地产作为曾经的资源配置核心已难以持续，需要股市接力。股市上涨能刺激消费和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资本市场的状况取决于各参与方（上市公司、散户、持股机构、基金等）的行为和互相影响，市场结构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层次。宏观状况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制定政策要着眼宏观，同时考虑政策规范对各类主体行为的影响，使他们的行为能够优化协调，达成稳定活跃资本市场的效果。投资人主要根据现有政策采取于己有利的行动，如果不深入了解其中的道理，出台政策就可能留下漏洞；如果只看某一点或某一类投资者的行为，不一定能够取得好的整体效果。比如上市公司的内部股权激励政策，从正面看，这是对公司骨干的正面引导，但这种激励方式可能对公司当下价值、对市场投资者的影响考虑得不够。
李克穆认为，强调持续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如何实现“持续”很重要。
我国股市已在3000点上持续很多年，然而3000点不是判断市场变化的基点。以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依托的股市，才能不断表现出活力和张力。如果政策举措得当，今年股市应还有上升空间。但更值得期待的是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股市的散户占99%，美国股市的散户不到6%。我国90%的散户股本低于100万元，股本低于10万元的散户占73%。相当一批散户继续入场意愿低迷，因为一直没有从亏损中走出来。改变投资者结构要从实际出发，要在经济大环境向好的前提下，运用资本市场的一系列规则，尽可能地引导投资行为趋于理性。
证券市场是极为复杂、特殊、敏感的领域，改革难度可想而知。我们的监管部门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改革进程仍有难关。监管部门正在同有关部门持续强化监管，不断完善基础制度，从市场体系建设入手，引导和培育中长期资本。
目前，政府不断出台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措施，然而部分改革举措似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改革方向没问题，那就是制度有待完善，以及受到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对已经启动的各项改革，必须不失时机地、坚定地深化和推进。
（编辑 碣石）
房地产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2011-2020年，房地产投资约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0%，房地产及关联产业占GDP的15%以上。202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给整体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国家为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采取了多项措施，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出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优化存量商品房收购政策”等重要政策方向。
2025年6月28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中国房地产报在京举办“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和扩大内需”研讨会。研讨会上，来自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资深专家，就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和发展趋势、如何优化房地产政策、缓解企业困境，以及探索行业发展新模式等议题进行探讨。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形势
（一）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继续下行，存量房问题突出
202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多个部门，打出“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的政策组合拳，为2024年年底和2025年年初楼市止跌回稳奠定了基础。国家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推动“两重”“两新”建设，将城市旧城改造项目纳入其中。今年5月7日，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了八项房地产融资增量政策。但目前稳定楼市政策的效应显然在递减，近期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下行通道，面临存量增加、区域分化和结构差异等问题。
（1）房地产尚未摆脱总体下行态势。
张其光（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指出：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供求关系逆转，从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投资性需求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二是价格持续下行，目前跌幅收窄但仍未改变下跌趋势；三是房价下跌严重影响市场信心；四是房企风险未解，企业普遍存在生存压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情况表明，行业、投资、销售、资金各方面都承受着一定压力。1-6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为-3.5%、-5.5%，一线城市成交明显好于二、三线城市；同期房地产投资增速为-11.2%。房价指数（含新房和二手房）环比5-6月继续下行。今年6月，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69亿m2，处于历史高点。
（2）房地产价格仍处于下行通道，尤其二手房市场表现明显。到会专家反映：今年1月至4月上旬，全国房地产市场趋稳（北京房价小幅上涨），但5月份以来销量和售价再次出现超出预期的下滑，六月中旬起降幅有所收窄。
邹琳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长）：根据我们对90城市房价的监测，5月上半月，房价环比跌幅为-0.72%，下半月为-0.57%，6月上半月为-0.38%，下调趋缓。
一线城市房价跌幅：5月下半月为-0.69%，6月上半月为-0.38、下半月为-0.53%（北京5月份降幅最大）。
二线城市房价跌幅：5月下半月-0.6%。6月上半月-0.44%。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深度调整，合肥、南通、厦门跌幅较大，其余城市降幅收窄。
三线、四线城市房价跌幅稍高于二线。
对90个城市的市场信心指数的监测分析表明，市场信心持续悲观（审慎），买卖双方均持观望心态，抛售压力加大。悲观情绪也突出表现在网络舆情方面。
（3）房地产存量问题成为行业核心矛盾。
邹琳华介绍，重点监测的90个城市中，70%城市（不分一二三线）存量房挂牌套数同比均显著上升。当前房企手中存量资产为70万亿元，现房库存占比升至30%以上。
二手住宅上市量增加，价格继续下降。
李红亮（保利发展北京公司总经理）：北京和几个核心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已数倍于新房，成为市场交易主体，而头部房企1-5月新房销售同比降12%，仅10%项目表现尚可。
李伟（合硕机构董事长）：老旧小区配套缺失，二手房市场房源类型多样（包括常规挂牌、法拍房、资本留置房等）供求关系的逆转，促使前期部分居民出于投资目的所购置住宅加入抛售的行列。
（4）商业地产运营承压较大。
李红亮、胡峰（戴德梁行北区董事总经理）介绍：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从2019年的15%升至22%（有专家认为北京商业写字楼总体出租率不到五成，CBD八成左右），二线城市空置率约30%。租金水平深度回调，北京写字楼租金从平均400元/㎡降低至220元/㎡，对商业用房运营造成连带压力。新楼盘客户到访成交率下滑，多为持币观望，成交率降低。
对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的判断
（1）房地产市场下行的根本原因是供求形势的逆转。存量房递增、人口增长率下降、城镇化率接近70%阈值（已达67%），市场规模相应缩小；国际环境变动、国内经济增速下调、就业市场波动、金融行业薪酬调整影响，以及房价下跌导致此前购房者资产缩水。至2025年6月末，中国家庭债务总额达92.1万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超60%。 种种因素叠加，导致居民购房能力和意愿减弱。
市场持续低迷和居民的悲观预期相互影响和强化。“房地产市场基本被持续的下跌把信心跌没了”。
（2）市场信心严重不足，但市场利空因素基本出尽。
邹琳华：结合前期市场利空因素逐步释放、国内政策持续向“稳定预期、激活需求、优化供给、化解风险”方向发力，市场进一步深度下探的风险有所降低。
多位专家认为：一线城市市场韧性较强，在政策支持下可能率先企稳，少数综合条件较好的二线城市有望温和改善（如杭州房市借“六小龙”品牌逆势上扬）。
林竹（华晟科技董事长、华晟基金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提出，以数字经济（算力、芯片等）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带动部分城市产业园区及配套设施的开发需求，向“产业功能与空间服务融合”模式演进。但总体看，二线及以下城市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难以改变，部分城市还比较严重，这些地方楼市可能进入阴跌阶段。
房企面临的压力和转型努力
目前房企面临的压力
（1）目前普遍面临现房库存积压、未开发土地积压问题，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所有跟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的企业都在裁员。前期比较激进的企业纷纷暴雷，北京市场主要是几家头部央企在“玩”，现房库存比例仍不断扩大，只有降价一条出路。
遇绣峰（金地北方区域副总经理兼北京公司总经理）：金地是健康运营标杆企业，公开债已还清，2024年偿还了300多亿元，但短期利息压力巨大，现金流非常紧张。现基本没有新项目，都是消化存量；周围爆雷企业增多，但可获得的新增融资却越来越少，继续下去将面临新的经营困难。希望去杠杆能有时间找到新增项目实现换仓，降低经营风险。
宋效军（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副院长）：现在全国房地产企业每年倒闭三五十个很正常。市场上大量出现法拍房，挂二手房的更多。银行则采取保主体政策，差别对待，人口负增长的城市难以拿到房地产更新贷款或保交楼贷款。大城市高端改善住房的需求表现较好，刚需明显疲软，买房多为置换需求。年轻客户多倾向租房，因租金回报率只有1%左右，比买房划算。
（2）房企感到来自产业链的压力。因建筑行业不景气、企业退出较多，承接建筑项目投标条件提高（缩减垫资比例和回款周期）。来自买方的压力：房企预收款（合同负债或期房）规模较2021年高点降低30%以上，部分房企降低了70%，显示销售端面临压力。
（3）企业转经营模式的两难。
龙双双（华润置地华北大区副总经理）：华润置地的经营策略，是用新项目资金掩护去旧库存化，如果没有新项目带来现金流和利润，企业就很困难。但现在上面要求企业转经营模式（卖现房），如推行，则上项目拿地后资金至少要沉淀2年，且受到严格监管。这将使现金流问题无法缓解，也就不敢再投资上项目。公司前两年发行了自有资产（长租公寓和商业地产）REITs，两年来努力扩募，只是要求把更多自有资产装进REITs范畴，但上报项目、提供企业底层资产的程序过于繁琐，至今未能扩募。
（4）企业税负问题。
许立凡（中信城开副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房企处置自身不良资产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土地增值税问题。土地增值税是按土地溢价计算的，如深圳佳兆业资产包中楼面地价很低（1990年代买的），本想将该资产包拆开处理，但要交100亿土地增值税，而原来盈利的项目现在陷入亏损。以前地方税务局允许预缴，现因财政紧张必须清缴。这些税务问题使得房企下一步很难推进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
遇绣峰：税务稽查越来越严，通过税务稽查补税，对企业经营压力很大。目前企业现金流吃紧，只好折价出售资产，形成恶性循环。口子不能扎得太紧，要放水养鱼。
（5）建筑企业垫资比例较高。白亚东（中铁一局经营中心副总经理）：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真正能用到解决企业化债问题的很少，主要还是解决之前的政府欠债。企业现金流吃紧，因为前期给政府垫资造成的应收款，约占到项目规模的50%。希望严控地方政府项目垫资比例（上限30%）。
房地产企业积极调整、探索转型
陈聪（中信证券基础设施和现代服务产业首席分析师）、林竹指出，目前房地产行业已呈现若干积极信号。
一是企业主动调整资产结构，实质性缩表。企业普遍采取更为审慎的经营策略，主动降低杠杆，聚焦核心能力建设，严控新上项目、优先去化存量，探索新的业务领域。今年1-5月，全行业总资产规模、存货总量及新项目开发投入同比收缩（分别为-7%，-14%，-25%）。
二是发展模式向产品本质回归，从过去的“三高”转向更加注重产品品质、运营效率和满足真实居住需求的方向转型；企业从依赖“土地/融资驱动”转向以“客户需求洞察”为核心，“好房子”理念正从概念向实践渗透，产品力成为关键竞争要素。
三是存量盘活通道价值初显。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和证券化市场等金融工具正在发展，目前规模尚有限，但已为部分优质存量资产（运营良好的经营性物业）提供了市场化退出路径，有助于避免非理性抛售，促进资产有序流转。
稳定房地产政策效应的分析评估
（1）政策应有系统治理的思路和分步实施的规划。房地产政策要有针对性、有效性，结合实际情况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让政策能在地方落到实处。
（2）政策制定需加强部门协同，统筹兼顾。如“好房子”体现了新房性能质量的迭代，但目前推出和强调宣传新房、好房将导致库存房价格下挫（新旧房得房率规则不同），金融政策应考虑行业规律和企业经营状况现实情况，并与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紧密联系、协同。
（3）稳定政策预期。调控政策要应出尽出，争取一次性端出，挤牙膏的结果导致居民越来越观望。要考虑到政策出台的效应，关键政策的调整应设置合理过渡期，最好提前预告，让企业有所准备。
（4）个别不同区域情况分类施策。专家提出：救楼市是救项目还是救开发商主体（开发商全国各地布点）？是否先稳住标杆城市的楼市，带动其他地方？如政府出资收储库存房改保障房，在三、四线城市是否可行（那里库存压力大、保障房需求有限）？另外，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是更多发展市场化还是更关注保障房的供给，需要研究。
（5）推行现房模式要照顾企业现状。目前企业库存占用资金过多，过快推进现房销售将使企业流动性更为困难，宜循序渐进，避免“去金融化”等单一目标政策叠加，引发行业整体波动。
如何加快形成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
（1）要明确租赁和销售的关系、市场和保障的关系。
张其光：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年轻人买房意愿不高，第一他没钱，第二他不想买，因为相比买房，租房成本低流动性高。尤其现在市场租售比很低，租房更便宜。设计政策要适应群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
我们通过发展房地产市场解决了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但政府有责任保障买不起房子的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要明确“住房保障”和“保障性住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保障性住房只是住房保障的一部分，是住房保障的一种方式。现在应该强化住房保障（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2）开发商模式的转型。
许立凡：房企要深耕专业，回归产品领域。中长期看，“开发商”概念已逐渐过时，投资、建设、管理分离是大趋势，即转为“不动产基金+开发营建商”模式。新模式要求融资模式转型，从开发企业为主要载体的债权型融资模式，转为以项目为载体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模式。
融资以项目（而非企业）为载体，可使投资人不断纠偏，降低风险，让投资人对项目有信心，这样才能解决高杠杆问题。解决了房企股权开放（投资来源）问题，就容易从期房转向现房销售模式。新模式也将带动监管模式、消费者合同履约模式的全面转变。
存量房资产如何消化
如何有效地消化现有巨大住房库存，关系到经济发展全局。如何消化存量房资产的思路，大体如下：
（1）政府出资收储存量房转为保障房用途。
资金来源基本是专项债或地方发债。罗志恒指出，地方财政普遍困难，土地财政支柱已垮（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不足2020年同期的一半），而出资收储存量房不现实，只能由中央政府发国债成立中央的房地产稳定基金。李红亮：目前成本问题是地方专项债收购存量房的核心问题和主要困难。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当年由资产管理公司（AMC）出面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银行和负债方均为国有，损失由财政统一承担。而现在银行和开发商股权都已多元化，此模式已不具备操作基础。技术操作也存在难题：（1）非国有背景下，AMC若按原价收购不符合市场原则；（2）不等值收购将使开发商暴露隐性损失，可能难以承受；（3）对海量房地产项目如逐一评估和交易，评估成本将会过高。
如何依托中央政府信用消化和剥离房地产商存量资产，需要深入研究。宋效军建议，可借鉴股市平准基金模式，引导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
（2）不动产投资机构收储存量房。
专家们指出：REITs作为关键金融投资工具，为存量资产提供了重要退出路径，可以避免房企盲目抛售资产，稳定市场、加速资产盘活。目前全国REITs规模约2000亿元，政策的门开得不大，主要是不动产资产鱼龙混杂，在一些区域或领域严重供过于求；在市场状态较好的区域，优质资产正大量进入REITs市场挂牌。建议拓展REITs准入的资产类型，优化杠杆机制与扩募流程，适当放松监管，提升灵活性。
周以升（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和资本执行合伙人）：如果政府机构出面收储，买卖价格很难体现真实供求情况，且难免有道德风险。应鼓励发展市场化资产管理机构介入市场交易，形成新的投资主体和投资生态，才能重建周期（止跌）。这也是美国日本的经验所证明的。也就是从单一开发商到新的金融生态的构建过程，在这过程中将实现周期的重塑。
从房屋租金回报率和（REITs）贷款利率看，银行优惠利率一般1.75%，贷出时通常加一个点；市场上存量住宅及商业房的租金回报率，一般在1%～2.5%或2.5%～3%，依区域用途而有差别。显然如无政策支持，市场化模式只能在部分地区和部分领域实施。周以升提出“政策支持的市场化大型REITs”方案：探索设立国家级的证券化REITs（注册资本达千亿，国家少量补贴，免契税和增值税，国家设立征信机构、提供政策性贷款）。基金将所购不动产资产用于租赁经营、并打包上市交易，10～20年后房价回升后可退市，并允许房产散售。
（3）政府专项基金收储转租赁住房。
张其光建议：中央政府应拿出一笔专项资金专用于存量房收储，同时成立专门机构，统一负责该专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具体收购业务由收储机构实施，价格双方谈判商定。
收购的房产转为租赁住房。特别是北上广深的年轻人，即使房价再降，他们也买不起，但他们租得起。对实在租不起的人则提供保障房，这样既有利于发展租赁市场，同时又能凸显政府的作用。
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建议
（一）努力激活市场需求
改善客户端需求，减轻居民购房压力，提高客户购买的可能性。
松绑限制性政策，在北京和上海还有空间。一线城市担心房价反弹，但实际上今天投资性购房需求已经是历史了。
进一步清理交易税费。打通二手房与新房交易税收优惠：减免房屋交易增值税、契税；提高购房个税抵扣额度并允许换房延续抵扣。
（二）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提高供给质量
许立凡：税收调整。建议改革土地增值税规则，允许不良资产处置成本全额抵扣；
李红亮：取消亏损项目预缴所得税；
胡峰：建议推行香港式土地年租制，改一次性缴费为按年缴纳，缓解现金流压力。
叫停倒查式税务稽查，避免“杀鸡取卵”。
邹琳华、姬玲：提升存量房产质量。建议与旧城改造相结合，大力推进老旧住房的更新，促进二手房保值，通过电梯加装、停车扩容、公园配套提升老旧小区居住体验。
（三）严格划分保障房与商品房
建立“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双轨制。政府出资收购存量房定向转化为保障房的，必须与商品房体系严格切开。保障房就是保障，商品房就市场化，政府收购保障房不能进市场。
（编辑 碣石）
政府有效投资，在当前扩大内需实施超常规逆周期宏观调控的关键阶段，更凸显了中央对其所强调的“关键”意义。我认为，对与之相关联的“有效性”，可以提出以下更深层次的认识。
有效投资的七个层次的认识
第一，政府应该做的投资有别于企业在竞争性市场的投资。当下中央强调要提高投资效益，又特别注重逆周期调节，因此，政府发力安排有效投资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政府在支持企业参与充分竞争领域的投资之外，还需注重自己另外投资于和市场局限性、市场失灵相关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工程基础设施领域。这是首先要掌握的政府投资“有效性”的要领。
第二，超常规的政策组合效应。在逆周期调节中，政府对加力扩大内需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性安排，在调节过程中，如何在正确投资方向引导下，把握政策扩张性的合理力度，与政策的有效性有关。目前中央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超常规”的政策组合，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双搭配，这与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果以这种超常规的、加大力度的政策来推动扩大内需的调节，在正确方向之下又有力度方面的匹配，产生的效应就应当是较有效地增加就业，而这些政府应做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还将产生大量的需求，如设备、原材料等方面的订单进入市场。在提供岗位需求方面，可产生罗斯福新政的“以工代赈”效应。随着订单调动产能潜力和以工代赈提升景气之后，顺理成章的是提升了消费能力和调动大市场的消费潜力，助力提振消费这个重要命题，助益以有效投资为关键、消费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的大循环，形成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状态。
第三，增强发展后劲，从短期衔接中长期、超长期方面优化结构的有效性。总量扩张的逆周期调节是正确的，但还不够；财政政策的特点就是可以通过收入和支出来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统筹安排，优化结构。将短期衔接到中长期，增强了发展的后劲。但发展后劲在一般的有效性考核里是很难量化的，一般微观主体做的投资项目，比如制造业的项目等，相对来说有效性比较容易衡量，但在宏观层面，尤其是50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对于优化结构、提供增长后劲的正面效应怎么进行精准量化，这真是全世界的难题，但是这个方面的正面效应非常重要。
第四，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适当超前”的规律。如果能够正确地掌控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就可以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反之，如果掌握得不好，对于有效性则是有损害的。我国有多年实践经验可进行总结，其中，对这些年我国政府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存在过度超前的问题，但我认为主导性的问题，还是提前量不足。究其原因，有的是规划上认识不足，有的是受限于当时的条件。比如首都机场改扩建项目，改革开放以后先是改造了T1，以后又不得已而建T2，但T2运营没几年又要搞T3。如果将T2、T3一起做，总成本和结构会更合理。但因当时种种限制条件，只能先建T2，几年后觉得经济发展超出了预想，再把T3建出来，运行几年后发现还不行，再搞大兴机场。在规划上固然有客观各方面的限制，但主观方面还有可总结的规律。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主要的局限不是过度了、超前了，而是超前度不足。我国第一条代表性的高速公路是沈大路，设计时就存在超前不足问题，没修几年，不得不把全线停下来重新征地、加宽车道。老百姓本来对这条高速公路感觉是很好的，结果封了路之后怨声载道。后来沪宁高速公路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在解决方案上就不敢再把路封掉，变成了单向交错施工，高速路变成了非高速路，但好歹这条路还能通行；当然老百姓还是多有抱怨——这都是教训。这些年，很多人批评中西部的高速公路上“空空荡荡”，没什么车走，那是没有看到超前性的意义：“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中西部的路哪怕后面多少年间仍然不如东部的路热闹，但是这种投资建设的却是分布于全国各地呈现全覆盖状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干道网，这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社会的基础条件，这些都是有效性的体现。所以，适当超前的规律需要进一步总结，这关系到我们政府投资算总账的有效性程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应该追求达到更高的水平。
第五，更广义的“正外部性”投资效益。与上述投资分析有关，如果从“惠民生”和促进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来说，学术界给出概念的“综合绩效”，或称“国民经济综合效益”，讲的就是超越微观直接效益眼界的更广义的“正的外部性”。比如说，青藏铁路建成了这么多年，如果从财务表现来说，估计收回投资还是遥遥无期的；其运营成本能不能靠现在的货运收费、客运卖票收入来覆盖，也是个问题。但是这个投资建设项目对于整个全局的战略意义，就是它的正外部性。
青藏铁路什么时候建？早一点晚一点，不可能非常精确，当年就是抓住“四万亿一揽子政府投资计划”这个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特殊推动因素，达成基本共识，就把它建出来了。这个项目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使边疆以西藏自治区区域为代表的社会成员，更好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还以此工程为重要支撑条件抵御敌对势力搞民族分裂的破坏性因素，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正的外部性”里所包含的“有效性”。
第六，政府投资的有效性，还要体现在对企业投资的“外部环境拉动效应”。不少企业现在投资积极性不足，这有很多原因，如整体市场营商环境方面，有不利于形成长期主义耐心资本行为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各个分散的微观市场主体，也是可以被周围的社会氛围所影响的。如果政府投资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把经济景气度往上提升，配之以保护产权、保障公平竞争的措施，这样越来越多的信心不足的企业，就有可能开始考虑：要跟进了。他怕别人都已经动手，我再进去就晚了。这样的一种拉动效应，当然还得配上其他因素，但以政府投资提升景气度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它有利于改善投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这也紧密关联宏观政策方针落在政府投资上应体现的有效性问题。
第七，政府投资具体项目需要以可行性研究和高水平的操作方案来支持。因为工程资金的管理、施工质量的工程监理、工期的保障等，所有这些具体管理要素，显然都同项目投资的有效性相关，不可忽视。
对政府有效投资重点领域的认识
基于政府投资有效性的七个层次的解说，可进而讨论对重点领域的认识。
对当前政府有效投资的重点领域，中央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即“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能做什么？举一个例子可以加强宣传和动员安排：我们现在应当把中国各中心区域的海绵城市和海绵流域建设加快做出来。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明显。几年前，郑州大雨后有的隧道里发生淹车、死人的事，随后披露的消息说，郑州原来对海绵城市建设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却未能避免那次悲剧。这可能有各种原因：也许工程建了一半还没有完善，也有可能是规划不当，还有可能是工程质量有问题等等。但无可回避的是，一定得总结经验教训，赶快把这个事做到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郑州如此，之后每年夏天雨季，从南方到中部到北方，都会发生大大小小刺激人的消息，它们都跟这个事情的处理相类似；前几年北京及周边大雨，门头沟与河北涿州也发生类似的涝灾。
在这些中心区域建设海绵城市的同时，一定要建成环保专家所说的“海绵流域”，它涉及整个水系相关的通盘治理建设。北京市海淀公园是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目前海绵城市工程应当怎样扩展，怎样在北京连成片？连成片一定要跟北京整个水系一起考虑。同时，还一定要在地域的、物理的意义上，通盘考虑怎么建设地下综合管廊，这也是说了多年的事情。以高水平的现代化为取向，避免老百姓说的“马路装拉链”，就必须建设这个地下综合管廊。自然是要先从中心区域开始建，特别是要从新区的发展开始建。
城乡接合部外推的时候，我认为应硬性规定为一个指令性的图纸：凡是不按照地下综合管廊设计的，就不允许开工。老区只好慢慢地逐步建设。在过去这样天文数字的投资很难下决心，而现在应发力推进，此其时矣！有超长期的国债，以50年的闭环为基础，一定能把这个事情解决。
综合管廊竣工运行起来以后，有弱现金流，主管机构对进入这个管廊的所有管线的管理主体，要收年费，而年费的源头是使用者付费，这个循环是很清楚的。以50年为期，足够使这个闭环的弱现金流的循环不必体现为财政赤字。这是运用我们公共部门负债安全区空间，可以做的一个非常长远的、有正面有效性的大工程，也是多少年来我们想做做不成的事，现在得赶快做。
还有什么应该配套考虑呢？一定要把地铁和与地铁配套的整个轨道交通网，在海绵城市、水系建设和综合管廊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前提之下，纳入通盘规划，尽快建好。北京、上海和我国其他一大批中心城市，现在直观情况是看起来跟纽约曼哈顿、东京银座类似，高楼大厦林立，但实际的交通治理水平差得太多：纽约、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明显高于北京、上海，但是却不用像北京、上海这样实行限购（北京是靠摇号，上海还加上一个“最贵的铁皮”——车牌竞价）。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轨道交通建设，还迟迟没达到有效供给的水平，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过了临界点，老百姓有钱可放开让他们买车，人们首选的，是用机动车来应急和周末、节假日体验和享受生活；通常出行，首选进入轨道交通网，特别是通勤族，如果住在郊区，他可以把车开到国家规划好的平价停车场、停车位上，然后进入轨道交通网，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到达目的地。这样一个有效供给支撑着的高水平的现代化都市生态，我们其实还差之远矣，现在正是发力建设的机遇期。为克服政府财力不够的局限，北京地铁4号线、16号线都是采用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非常好的经验，为什么不能继续鼓励做呢？其他很多城市，都应这样积极推进起来。据说有关部门把300万人口定为同意给地铁立项的硬杠杠，其实从国际经验看，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只要有一定的流动人口规模和景气度，就应该赶快建设轨道交通。
如果把这些事情在中国主要的中心区域做起来后，还要规划建设城市停车场、停车位。这个事情其实影响重大，实际上对于现代城镇生活而言，这是一定要匹配的。包括在物理空间紧张的区域。亟应在政府规划之下建设相应需求的立体停车位。早前已有企业开发了立体化方案：一个停车位，上下合在一起有十个位子，地下地上各五层，最高最低的车，调到地面开走，在50秒之内即可解决问题。我国有这方面的供给能力，关键是要有启动资金，可采用创新模式PPP，因为一旦竣工使用时就有现金流，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前些年交通运输部说，目前全国缺少5000万个停车位，现在说不止5000万个了。可以算一算，仅这一项，假定建一个停车位平均要10万元（如果配充电桩还得再高一点），这就是50000亿元的投资需求了！千头万绪的事情中，这么一个投资事项，就超出当年的“40000亿一揽子投资”了。要说它有没有效？非常有效。还有老旧小区改造，比如十几年、二十年之前，四层、五层的居民楼没有电梯，天经地义，现在不行，大家都希望装电梯了。又比如乡村振兴、新区开发等等方面，类似这些的投资潜力太大了，可做的事情太多了。
生产要素方面，钢材、水泥、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各种设备，我们一样都不缺，许多原来看着是过剩产能的，一旦投资做起来了，订单来了，它马上转为有效产能。总之，我们不缺生产要素，往往缺乏的是好的机制和一个创新的意识，去更加有效解决现实问题。
我们需要抓住机会，用公债来形成资金来源，作长期闭环的公债运营，包括专项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在我国“发得出，用得上”，当下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契机。
我们要破解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现在经常听到一些看法，认为中国投资已经饱和，找不到地方政府合适的投资项目，政府投资注定是无效的，等等。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说法，但是这些观点是片面的。确实有些投资可能无效，可能浪费，举债也出现过像贵州一方面有那么好的县县通高速、村村通硬路面、安顺的数字产业集群发展，却另一方面也有独山县那个大而无当用巨量资金砸进去的水司府，正反两面都有，但不能用反面的来否定正面的。我们一定要严密防范失误，尽可能提高投资水平，提高政府的有效性。
（编辑 季节）
“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并不存在
关于“消费驱动”这一说法，谈论最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和萨默斯。克鲁格曼声称，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濒临金融危机的边缘；萨默斯则认为，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学界谈论中国的“投资驱动”时，实际上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和发展模式，即所谓的Growth Strategy或Paradigm。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发展）同在某个特定年度如何使中国经济增速实现某个特定目标，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关注中长期经济增长，研究的是供给方问题；后者侧重短期调节，研究的是需求方问题。作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根本不存在“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
以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为例，将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数学化后可以得到：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储蓄率越高，社会总产品的产量增长越快。逻辑的结论当然是“消费率”越高社会总产品的增速越低。
以列宁的再生产理论为例，列宁在一篇题为《论所谓市场问题》的文章中，用“数列”构建了一个实质上是一个差分方程组的增长模型。列宁利用这个模型证明，尽管俄罗斯贫困、消费不足（第二部类得不到发展），但第一部类可以脱离第二部类增长缓慢的束缚而加速增长。
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不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中，情况亦是如此。例如，在最早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速=储蓄率/资本产出率（k/y）”。由于假设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储蓄率=投资率。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由投资率与投资效率决定，消费的增加意味着储蓄和投资的减少。在其他因素给定条件下，消费的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
从标准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考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出的经济增速为：给定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经济增速是投资、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函数。显然，对于决策者而言，投资、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都是十分重要的，必须掌握好三者的比例关系。
当前，中国政府十分强调产业和产品创新，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放在突出位置。就这种情况而言，中国存在“投资驱动”和“技术进步驱动”之间的选择，但技术进步不是从天而降的，技术进步离不开各种形式的投资。因而，中国面临“一般性投资驱动”和“注重创新的投资驱动”之间的选择。
可以对生产函数加以扩展，把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等因素包括进去。人力资本的改善同教育、健康等因素有关，如果说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拉动作用，那么这种拉动应该是通过人力资本改善实现的。但消费—人力资本改善—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需要具体的量化研究，不是简单说说就可以得出结论的。同时，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的消费是某些特定类型的消费，而这种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的特定类型消费的提供同传统意义的投资密不可分。
总之，对决策者来说，由于不同时期条件不同，经济增长对投资、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依赖程度会有所不同，不同时期的增长模式可以贴上“投资驱动”“劳动力驱动”或“技术进步驱动”的标签。但并不存在“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和战略。
除理论之外，西方经济学家还对经济增长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例如，巴罗在他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增长》中明确指出，跨国经验证据表明，消费支出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他还指出，总投资对GDP比与体现为教育和健康的初始人力资本存在正向关系。
一项经济活动可能同时兼有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性质，一件产品也可能兼有投资品和消费品的性质。如登山、健身的支出既可以看作是纯粹消费支出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一辆汽车既可能是消费品也可能是投资品（取决于汽车的用途）。不可否认，某些类型的消费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驱动作用。这种类型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需要通过经验研究加以确定。而不加严格限定的情况下把消费说成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倡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从“投资驱动”变换为“消费驱动”，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其后果也是不难想见的。
否定“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投资越多越好。投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在给定条件下，投资率存在一个理论最优值。以哈罗德-多玛模型为例，投资率（储蓄率）太高可能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因而过分提高投资率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而不是上升。当然，资本-产出率上升也不一定是投资率过高造成的。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为了维持目标经济增速，政府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提高投资率。改革开放前，中国曾经片面强调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结果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资本-产出率上升，这种经验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消费和投资对社会福利的改善在长期是一致性的。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给定收入，把更多资源配置于投资，消费就会减少，反之则反。投资和消费并无矛盾，实质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现在消费还是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不同民族、文化、制度下和不同代际间，居民的时间偏好（或消费贴现率）都会有相当的不同。例如东亚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这是东亚奇迹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量计量分析表明，从长期来看，投资和消费高度相关，没有投资，就没有增长；没有增长，就难以支撑持续的消费。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收入差距明显，基尼系数较高。
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苏联经济学家菲尔德曼于1936年提出的菲尔德曼模型建立在马克思在生产理论基础之上的。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要想使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和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就必须尽可能提高投入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在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中所占的比重r，尽管这样做会影响近期生活水平的提高。菲尔德曼等认为，计划者最重要任务是正确决定如何在两大部类间分配投资，即选取适当的r值。代入具体数值可以验证：如果r值较高，即现在用于生产消费品的投资较少，消费量较小，随时间推移，消费品的生产会迅速增长，并在某个时点上超过初期选择较高r值所对应的增长路径提供的消费品，取得“先苦后甜”的结果。
消费和投资之间关系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1920年代，拉姆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证明：投资并非越多越好，资本积累存在最优水平，在这一水平下，人均消费可以实现最大化。但这类模型的推导依赖十分严格的假设，一些参数难以确定（如“时间偏好”和“消费贴现率”）。这些理论可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参考，但实用价值不大。
索罗的经典增长理论模型假定：给定生产函数、劳动力增长速度和资本折旧率等因素，在不同储蓄率定义的不同经济增长路径上都存在由人均资本量和人均收入定义的某一点，在这些点之上都存在一个人均产出、人均资本、人均消费增长率都为零的稳定状态。在索罗模型基础上，埃德蒙
菲尔普斯提出“资本积累的黄金规则”，即如果在对应于由某一储蓄率定义的增长路径中的稳定状态下，人均消费水平大于所有其他稳定状态下的人均消费水平，该储蓄率所决定的人均资本量就是资本积累的最佳水平。对应于最佳资本积累水平，人均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劳动增速加折旧率。此规则是关于如何实现人均消费水平最大化的理论，同“是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的讨论没有什么关系。
罗思义等人对大量经验数据的研究证明，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超高的相关性，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高度相关；经济规模越大，相关性越强。即消费与投资并非对立，而是现在多消费、未来少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未来多消费的问题。中国国民普遍重视养老保障、倾向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因此消费倾向相对较低，投资率相对较高。这种偏好并无所谓“好”或“坏”，如何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
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消费拉动经济”的说法才是有意义的。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速受到需求面的制约，我们可以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对某一年度GDP增长的原因或可能性展开分析。根据支出法，GDP=C+I+X-M。这里C、I、X-M分别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政府支出G被分解到作为GDP构成部分的其他部分中。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有供给就有需求”；因而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需求约束是不予考虑的。在短期宏观分析中，假定供给是无限的，“有需求就有增长”。如果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决定的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政府就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速度，使实际经济增速=潜在经济增速。“消费拉动（或驱动）经济增长”的说法，仅仅在增加消费需求可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使实际经济增速等于或更为接近潜在经济增速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但如果总需求超过潜在增速，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需要抑制消费需求或其他总量需求，以便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事前制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上下。
中国的消费率是否过低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消费率过低。从数据来看，以2022年为例，中国最终消费是美国的43%（汇率1:7），2022年中国最终消费（63.8万亿），在GDP中占比为53.2%（=63.8/120）；2022年美国最终消费（21.08万亿美元），在GDP中占比为82.9%（=21.08/25.44）。但同时，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是美国的87.4%（=6.29/7.2）（不直接可比），2022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为44万亿元，按1:7汇率为6.29万亿美元，2022年美国的商品消费支出和餐饮消费分别为5.94万亿美元、1.25万亿美元，加总为7.2万亿美元。
造成中国最终消费对美国最终消费之比，同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对美国商品+餐饮支出之比之间的巨大差距（43%对87.4%）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最终消费中消费服务所占比重远高于中国。
从消费品支出对GDP比来看，中国明显超过美国。2022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70%左右；2022年，中国的社零是美国商品消费支出（包括餐饮）的87.4%。换言之，从拥有消费品（汽车、电视机、空调等）的角度看，中国的消费支出对GDP之比明显超过美国。中国服务消费/GDP比明显小于美国服务消费/GDP比。经验可使我们感知，美国和西方国家服务价格明显高于中国（你在西方敢请保姆吗？）。此外还存在许多统计口径和方法问题。这些问题都倾向低估中国最终消费对GDP占比。
在美国，服务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通常在60%～70%之间，新冠疫情前美国服务消费占比为69%，服务消费明显高于商品消费。而中国的消费结构则完全不同。2022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0590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3.2%。众所周知，美国服务消费的价格远高于中国。因此，在考虑消费结构与价格差异后，中国与美国在统计意义上所呈现出的消费差距，实际远没有数据所展示得那么显著。经过粗略估算，若从最终消费结构（包括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入手分析，在商品消费占GDP的比重方面，中国大约是美国的1.25倍。
中国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实物消费品，如汽车、电视等；而美国居民则更倾向于服务消费，如法律服务等。因此，从消费品拥有量角度来看，中国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实际上是超过美国的。
此外，关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的说法，通常引用的是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43%的数据，而其他国家的这一比重普遍在60%以上。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有两套口径：一套基于入户调查，另一套基于资金流量表。2022年，基于资金流量表的计算，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9.3%，二者差距显著。入户调查数据存在系统性偏差，入户调查样本填写更多为低收入者。此外，部分居民在填写时还有“向外低报”的倾向。
与其他国家相比，2022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6.22%，丹麦为46.1%，都低于中国按资金流量表计算的59.3%。英国为61.47%，略高于中国。各国国情不同，简单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尽管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但并不像某些观点所表达得严重偏低。由于统计数据存在不准确性，对部分统计结果也不宜过度解读。
从实物消费量进行比较，中国生命预期高于美国（2021年78.2岁对76.1岁）；在实物指标方面，中国居民消费并不低于发达国家，在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例如卡路里摄取量、蛋白质摄取量、儿童身高、城镇居住面积、住房拥有率、教育年限、奢侈品销售、人均肉类消费等。如果考虑到社会实物转移（STIK），世界银行2021年ICP价格（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2021 prices）显示，中国在居住、教育、休闲和医疗的消费量是用市场汇率度量的消费量两倍多。
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根据李实教授的研究，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现在基本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位水平。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491，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5，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国家。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5之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缓慢下降期，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大。2016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处在相对稳定的0.46-0.47之间波动的状态，意味着2016年开始我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出现缩小的趋势，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高位水平。尽可能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正义，而且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综上所述，从消费占GDP比重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多数国家的差距并不像有些舆论宣传得那么显著，但在追求共同富裕目标方面，我们确实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何提高消费需求
2025年我国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5%，而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已接近60%。若消费增速低于5%，实现全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将面临较大困难。因此，作为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今年必须采取措施大力推动消费增长。
关于具体的促消费措施，学者的建议主要包括发消费券、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社保制度。在消费券方面，这种主张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在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陷入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为了提高经济增速，需要扩大消费；为了扩大消费，则需要提高经济增速。从理论上讲，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产的函数，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数。发钱或消费券之类的办法可以使收入暂时增加，但这一作用的实际效果与可持续性仍然存疑。
2024年1月-11月增速低于3.5%的消费品类别，由低到高顺序排列为：金银珠宝类（-3.3%）、建筑及装潢材料类（-2.3%）、化妆品类（-1.3%）、文化办公用品类（-1.3%）、汽车类（-0.7%）、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0.4%）、石油及制品类（0.6%）、日用品类（2.7%）、家具类（2.9%）。增速高于3.5%的消费品类别为：药品类、食品饮料烟酒类、通信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和体育、娱乐用品类。不难看出，增速下降最多的是奢侈品，其次是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增速则基本与GDP增速同步或高于GDP增速。在这种背景下，消费券是否能够显著带动消费增长存在不确定性。
第一，消费需求减少可能主要是中高收入阶层的高档消费品需求减少导致的，而这又可能是因为中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受收入水平和资产价格（如股票价格下跌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变化的影响较大。第二，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增速比较稳定。这可能是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受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较小。即便收入下降，他们仍必须保持必需品消费水平不变。第三，由于消费券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支出行为难以产生显著影响。对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来说，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更倾向于将获得的额外资金用于储蓄而非用于消费。因而，消费券发放可能不会对总体消费水平和增速产生重要影响。
在减税方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税收制度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个人所得税的总量有限。202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总量为1.4万亿元。降低税率、提高征税门槛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有限。但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应该考虑减税。
在社保体系方面。中国的五项社会保险（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基本是以精算为基础的，原则上不应因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改变各种保险金的缴费和发放规则。但其中的一些构成部分同财政支出密切相关，例如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农民参保为主）85%的资金来自财政转移支付，应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标准，逐步减小城乡养老保险差距。
此外，社保体系中的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和标准应进一步提高。截至2023年末，最低生活保障惠及663.6万城市人口和3399.7万农村人口，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785.9元；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621.3元。虽然改善社保体系的举措主要是为了减少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宏观调控并无直接关系。但由于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这些举措对增加居民消费可发挥一定作用。同时，政府也应进一步发放生育补助。
为了避免“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消费，为了增加消费就要增加收入”的循环论证，我们应论证“第一推动力”。这个第一推动力只能是由政府提供融资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笔基础设施投资会立即产生等量收入，这笔收入随即通过新的投资和消费又会产生新的派生收入。最初的一笔基础设施投资最终将产生数倍于初始投资的收入。基础设施投资导致收入增加—收入增加导致消费支出增加—消费支出增加导致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启动消费不仅可能比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更为有效，而且还将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除基础设施投资外，政府还应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特别是创新企业的投资。
从刺激消费的角度来看，可以考虑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和其他政策措施包括：一是同消费没有直接关系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类投资虽然同消费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增加居民的永久性收入，进而增加消费。二是可以满足未来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投资，例如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不同类型养老院建设、专业陪护人员培训和工资补贴、医院建设、托儿所。三是消费者补贴（电动车补贴、电器补贴、养老机器人补贴），同时要符合产业政策要求。四是规范、支持课外兴趣、技能培训等服务行业发展，促进服务性消费（这一类服务是供给不足，而非需求不足）。五是增加相关财政支出，提高特定人群可支配收入，例如提高城乡养老保险和低保的覆盖范围和发放标准、产妇补贴和儿童补贴。六是税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减少贫富差距，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七是稳定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八是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环境（供给创造需求）。
在中国的特定制度环境下，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政府部门可以直接控制的政策变量，除了在当前发挥有效弥补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还能提高中国潜在经济增收。当前关于中国基础设施“接近饱和”或“投资效率过低”的观点，值得商榷。国家或国企的基础设施投资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以5G为例，我国5G建设已累计投资超过7300亿元，截至2024年7月末，5G基站总数达到404.2万个，5G移动电话用户达9.66亿户。投资主要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承担（一些互联网公司和设备制造商也参与5G基站的投资），政府也提供了部分支持。
2024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投资效益”。投资效益既包括商业回报，也包括经济和社会效益。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公益性、长期性和基础性，不能要求公共投资项目在短期内取得商业回报。例如，从事基站建设的三大电信运营商盈利良好，但高铁2023年以前亏损情况比较严重（据国铁集团财报数据），但高铁网络的修建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其社会效益难以估量。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能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总需求不足时期恰恰是最大限度发挥这种优势的时期。当经济充分恢复自主增长之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随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而逐步退出。
不可否认的是，以往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确实存在严重浪费和重复建设等问题。2024年12月国办发布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禁止类项目清单，这类清单十分必要，这个清单可以作为基础设施项目审批的重要标准。
在“十五五”规划期间，政府是否可以安排一些同当年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时期类似的大项目。例如，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沿河西走廊向中亚进一步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并建立相应的经济走廊。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是连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键区域，把西部大开发同建设中亚经济走廊相联系对于刺激内需，对于加强中国的国内安全和地缘政治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 尚鸣）
文_邹平座 李光军*
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就业形态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42.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6.45%。根据最新数据预测，2024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有望达到57万亿元人民币，较2023年增长3.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预计将进一步增长至44.6%。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导致传统行业就业需求下降，劳动者面临失业或需重新进行职业定位。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变革催生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区块链工程师、价值管理工程师等130余种新兴职业，并改变了价值创造模式。
数字化就业是指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平台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新型就业形态。数据和算法的变革显示了其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推动了生产力提升和数字经济平台的发展。就业模式转变和新形态的出现则提高了效率，创造了社会价值。数字化就业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新策略。
深层变革：数字就业重构经济逻辑
价值创造范式转型
传统经济价值源于生产要素与劳动时间的线性组合；数字时代则表现为数据和技术的指数增长。
数据和技术的深度结合，将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将在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行业拓展中扮演关键角色：
• 技术创新：数据将与AI、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结合，提升数据利用效率。
• 政策支持：政府将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促进数据市场化，确保合规流通和价值实现。
• 行业拓展：数据应用将扩展至科研、智慧城市等领域，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
例如：广州市一家服装企业成功接入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其设计师的创意数据经由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处理，迅速转化为海量设计方案。此举极大地缩短了3D数字样衣的开发时间，从原本漫长的7天骤减至仅仅2小时，并且，每位设计师的年度价值创造也实现了惊人的40倍增长。这一现象充分验证了“数字就业乘数效应”的存在：即劳动者的知识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实现高效复制与跨领域融合。
就业市场结构重塑
数字化就业主要体现在就业形态多元化、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结构优化、就业服务数字化转型、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以及区域就业机会差异等方面。就业形态包括众包、零工经济和远程办公等灵活就业模式，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自主选择。高技能岗位需求增加，如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工程师、首席数据官等，同时劳动者需提升数字素养和专业技能以适应数字化就业。
数字化技术推动就业服务转型，线上招聘平台和智能化就业匹配服务提高了就业服务效率和质量。数字化转型导致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结构调整，高技能岗位增加，而低端服务岗位被智能设备替代。数字化就业结构变化影响收入分配，高技能劳动力议价能力提升，劳动报酬快速增长，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区域间就业机会差异，发达地区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欠发达地区可能面临就业机会不足。
综上所述，数字化就业推动了就业市场结构重塑，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和机遇。
以下案例展示了数字技术对就业市场和就业模式重塑的显著影响：
案例一：支付宝的全链路数字化就业解决方案
支付宝的全链路数字化就业方案，包括招聘、使用、薪酬、培训、保障等环节，利用实名认证、人岗匹配和区块链合同等技术，为求职者和企业建立高效桥梁。该方案已与15个省市的83家地方就业平台合作，年服务用户超过9800万人。
案例二：腾讯课堂在线职业教育平台
作为在线职业教育平台，腾讯课堂通过数字化手段提供便捷的终身学习服务，助力劳动者提升技能以适应技术的快速变化。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劳动力对新技术的适应性，还提升了人力资本质量，为高质量就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案例三：河南省许昌市的假发产业带
在这里，大约3000名农村女性通过参与跨境电商培训，转型成为“数字买手”，其人均月收入已达到当地白领的水平。这一案例充分证实了就业结构的数字化变革将产生积极影响。
生产关系智能化升级
AI、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促使生产智能化，智能化升级又通过数字技术优化传统生产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数字经济促使生产关系网络化、平台化，但面临数据所有权界定复杂和技术更新快等诸多挑战。
案例一：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的“价值码”系统，劳动贡献变得可计量、可交易、可积累，从而为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例如，某“价值码”双链驱动战略成功地形成了一个Web3.0价值链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通过创新的技术融合架构，为参与者提供了全新的价值交换平台，构建了一个四层的价值互联网架构：
物理层：借助物联网（IoT）技术，实时捕获劳动过程中的各类数据，以保障数据的精确度和即时性。
账本层：采用联盟链技术，确保价值的确权和记录准确无误，从而维护价值流转的透明度和安全性。
协议层：凭借跨链技术，智能合约得以自动履行，从而确保了交易的高效执行和高度可靠性。
应用层：构建了一个模块化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DApp）生态系统，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服务。
在通证经济设计方面，系统发行了三种功能型通证：
时间通证（T-Coin）：这种通证锚定了标准化的劳动时间，使得劳动价值可以被量化和交易。
价值通证（V-Coin）：它反映了个人价值的成长和贡献，激励用户不断提升自我。
生态通证（E-Coin）：这种通证用于整个系统的治理，确保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此外，系统还设置了动态铸造方程，确保了通证发行与价值增长同步，有效促进了灵活就业的实现。
案例二：在深圳，一位程序员在开源平台上的代码贡献被自动赋予了产权，每次调用均能产生智能合约的收益分成，三年累计获得的数字资产收益超过一百万元。这种“数字产权革命”充分挖掘了人力资本的潜力，使劳动者真正成为“数据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现实挑战：高质量发展必经之考
技能错配的转型阵痛
“技能错配的转型阵痛”是指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力的技能结构与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不匹配的现象，这种不匹配导致了转型过程中的诸多挑战和困难。
有关资料显示，2023年，高等教育毕业生中仅35%的专业与数字经济岗位匹配。同时，制造业机器人操作员岗位空缺达450万，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教育与产业变革不协调。一方面，技能错配限制个人职业发展，技能过剩者难以找到工作，技能短缺者面临失业，加剧社会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企业因技能错配在技术升级和创新上遇到挑战，难以招聘合适人才，影响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此外，技能错配还会限制国家竞争力，阻碍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增值。
数字鸿沟扩大的风险
全球数字鸿沟扩大的风险包括经济差距加剧、社会不平等加深、就业机会不均等、数字安全风险增加、教育和知识获取的不平等，以及阻碍全球发展等。
在我国，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区域间的发展不均衡性或将进一步加剧，进而引发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数字时代新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新二元经济结构可能引发就业市场的分化：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新兴职业和就业机会，如数据分析师、数据交易员等，同时也导致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的减少。这种分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
权益保障制度发展滞后
某平台的经济调研结果表明，43.6%的网约车司机及外卖配送员未能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福利，此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
随着算法优化的不断深化，灵活就业者将面临所谓的“隐形加班”问题，其平均工作时长显著增加。例如，调研显示，灵活就业人员平均周工作时长达到47.4小时，而广州的灵活就业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长甚至达到62小时。这种加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加班，而是由于算法高效调度导致工作量隐性增加，迫使他们在既定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问题，即现行的传统劳动法体系似乎难以适应新兴的“去雇主化”就业形态，工作关系变得更加灵活和非正式，从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提出了新挑战。
破局之道：构建数字就业生态系统
核心建设：打造全民数字技能基础
第一，实施“数字扫盲2.0计划”，将AI、区块链等课程列入义务教育内容。
该计划强调提升高级数字素养，包括数据安全和数字内容创作等关键领域。欧盟的DSI 2.0和DigComp 2.0旨在提高全民数字技能。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着重提升数字素养，促进技术与教学融合。学者建议为老年人开展数字化扫盲，确保各年龄段民众享受数字技术红利。
第二，建立“数字技能银行”，推行终身学习积分制，劳动者可凭技能认证跨行业流转。
建立数字技能银行需明确目标、构建框架、收集与验证数据，并持续优化。其核心目标是提升数字技能水平，支持政策、教育改革和职业发展。欧盟“数字技能指标2.0”（DSI2.0）旨在实现2030年80%的人口具备基本数字技能的目标，将数字技能分为五个维度：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和问题解决。数字技能银行是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有效缩小数字鸿沟的关键性工具。
第三，打造100个国家级数字人才孵化基地，重点培养工业互联网、元宇宙等紧缺人才。
构建国家级数字人才孵化基地，需要政策、产业、教育、技术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努力。针对关键领域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打造数字产业链，促进企业协同进步。研发数字职业标准，设计培训课程，采用工学结合模式，培养创新与实用技能兼具的人才。
第四，建立数字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体系，通过竞赛、培训等激励技能提升。例如，北大为企业高管或数据治理人员开设数据进修班；中国建材协会启动首席数据官培训等。
体制革新：打造智慧治理架构
一是立法确立“数字劳动三权”，涵盖数据所有权、算法知情权和价值分配权。
二是建立“数字社保账户”，旨在将他们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其社会保障权益不受就业平台变动的影响。
三是建议成立算法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算法设计与应用，预防就业歧视和数据剥削，保护隐私权，确保算法公正透明。
生态培养：构建价值创新平台
建设国家级数字就业服务平台，涵盖顶层设计、技术架构、服务内容、政策支持等。明确平台目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企业用工模式，界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全国一体化数据资源库，实现数据高效存储、管理、共享。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提供精准就业匹配、职业培训推荐、政策解读服务。加强数据隐私保护，确保个人信息安全，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积极推广“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创新模式，推动200个产业集群实现数字化转型，以提升整个产业的智能化水平和竞争力。
为推动知识产权高效流通与价值最大化，建议尽快构建一个先进的数字产权交易平台。该平台旨在对各类知识成果与创意设计进行证券化处理，以促进其流通与交易。通过此机制，创新者与创作者得以将其智慧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资产，进而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促进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
战略规划：占据世界数字就业的高峰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建设数字技能培训中心，推广中国标准与经验，加速沿线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与技能升级。
鉴于全球人才流动趋势的明显变化，特别是外国科研人员大量涌入中国，以及中国和美国在人才规模指数上的领先地位，建议成立一个国际人才联盟，旨在构建一个全球数字人才流动的“绿色通道”，以促进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
建议设立一项数字就业发展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助力其数字化转型进程。例如，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国家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援助，助力中小企业在数字化发展中乘风破浪。
未来景象：以人类为中心的数码文明
在数字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江苏省的农民工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跨越国界远程操作和维护德国的工厂运营，仿佛亲临现场一样进行日常的管理和保养。云南省的咖啡种植者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咖啡豆从种植到在纽约交易所交易的全程可追溯性，确保了产品的真正透明度。这些事例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就业时代，“每个人都能创造价值，每个地方都能成为展示才华的平台”，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数字技术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价值。
数字经济变革的终极目标，并非以机器替代人类，而是实现技术对人类的赋能；并非引发“数字失业”的恐慌，而是开辟“数字乐业”的前景。通过构建一个包容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的数字就业生态系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每一位劳动者的数据轨迹均转化为价值的象征，每一次键盘的敲击均积累成为国家强盛的动力，每一朵数字浪花均汇聚成民族复兴的洪流。正如古语所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数字时代为每个人提供了无限宽广的舞台。
（编辑 宋斌斌）
文/陶宏展*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历史性交汇，内外贸联动发展已成为统筹国内外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举措。
我国经济面临消费升级加速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构建以内外贸有效联动为抓手的供需适配机制，以高标准需求倒逼国内产业结构高端化，以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弥补国内供给短板，通过双向互动激发市场活力，可以释放内需潜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驱动力。
内外贸联动的供需动态平衡（二级标题）
创新转化机制驱动供给质量跃升。内外贸联动通过资源要素的双向高效配置，重构供给体系。一是加速优质要素的跨境循环。依托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地位，内外贸联动可以对国际优质要素实现精准导入，提升关键领域的全球供给稳定性，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端的创新势能，通过技术要素的协同进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推动产业能级梯次跃迁。通过内外贸数据互联打通全球订单与制造体系，提高市场响应效率，实现柔性生产、敏捷制造，以“市场倒逼+技术赋能”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挥国内超大市场与国际需求共振效应，精准识别供需缺口，可催生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式突破，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推动供给体系实现质的跨越。
质量传导机制重塑国内消费生态。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通过标准传导与市场延伸协同效应，共同推动消费生态由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范式转换。一是打破产品质量分级体系。外贸企业将出口技术标准、质量认证和服务体系全面引入内销领域，倒逼国内产业链重构质量基准，通过标准体系的全域贯通，促进内外贸渠道深度融合，打破内外销产品质量“双标”的现状。二是促进服务消费质量跃升。高标准导入可以突破有形商品边界，向服务领域延伸形成立体化升级架构，推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服务标准与国际认证体系对接，反向重构民生服务链条，创造新型服务消费场景，实现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的质量协同跃升，推动消费升级从单一产品维度向全生活场景覆盖的系统性转变。
市场牵引机制推动供需双向调节。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同效应，内外贸联动可以突破单一市场边界，实现市场空间从单维向多维扩张。一是市场价格信号传导的跨域响应。当特定市场出现供需波动时，内外贸企业可依托双向市场数据实时捕捉边际价格变化，灵活调整市场策略，通过产能弹性配置实现供给端的敏捷调整，从根本上缓解异常市场波动引发的供需时空错配问题。二是跨市场的风险分散网络。双市场并行架构天然形成风险缓释体系，配合多元化市场策略工具组合，在空间维度上可以有效分散区域性供给冲击，在时间维度上可以熨平需求波动曲线，形成动态平衡的供需调节机制，在拓展国际市场增量空间的同时，保持经营的稳定性，强化企业全球布局的韧性。
以内外贸有效联动优化供需结构的关键着力点（二级标题）
构建内外贸联动的市场韧性体系。以系统性思维打通供给侧需求侧链接堵点。一是推进内外贸标准衔接。建立覆盖产品认证、质量检测、技术行业规范的全流程标准互认机制，推动国内产业标准与国际主流认证体系对接，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制定跨国供应链技术规范，通过标准输出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升级，重构市场联通基础。二是强化产业数智化赋能。通过“智改数转”将传统制造业转向服务型制造业，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智能工厂集群，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可视化管控，提升产业集聚协同效率，系统动态匹配跨境供需。三是实施企业国际化分层培育。引导龙头企业构建全球化研发网络，在海外设立联合创新中心吸纳国际先进技术。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深耕细分领域，以差异化产品抢占价值链高端环节。完善中小微企业供应链韧性培育机制，通过嵌入式协作提升企业双向发展能力。
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进口战略。以积极主动扩大进口来激活消费潜能和驱动产业升级。一是优化高质量商品供给体系。深化自贸试验区进口便利化改革，建立消费品动态清单管理机制，重点扩大智能家居、健康医疗、绿色低碳等领域的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与消费升级需求实现精准对接，以高品质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二是强化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围绕高端制造业发展需求，优先扩大航空精密部件、临床试验设备、新材料等战略中间品进口规模。搭建进口设备技术共享平台，推动进口高端设备在研发设计、工艺改进等环节的协同应用，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三是构建多元化进口网络。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机制，通过自贸协定拓展新兴市场进口渠道，形成多元互补的进口来源布局。建立重点商品进口储备调节机制，通过政府与企业协同增强关键物资供应链弹性，实现稳链保供与风险防范有机统一，提升供应链安全水平。
打造畅通高效的现代化流通体系。以网络化布局构建供需精准对接的基础性支撑。一是打造立体化国际物流枢纽体系。聚焦全球贸易主通道关键节点布局物流基地，构建空铁公水多式联运集成系统，完善专业设施配套，强化港口、机场与内陆港联动衔接，助力企业高质量出海。二是创新跨境贸易流通范式。深化跨境电商与海外仓协同发展，建立“口岸仓+海外仓+退货中心仓”三级智能仓储体系，实现跨境库存动态调配与逆向物流无缝衔接。推广保税物流与社区零售融合模式，实现跨境电商、社区实体店、物流到家的优势互补与叠加创新，缩短进口商品流通环节。三是打通区域与城乡流通堵点。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构建跨区域干线通道，重点强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物流网络协同。深化城乡双向流通网络建设，通过县域物流中心衔接城市仓与村级服务点，以物流网络下沉打通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出海渠道。
完善内外贸联动的平台创新体系。以平台集成优势为支撑加速推进供需循环网络的迭代重构。一是强化制度型开放平台能级。深化综合保税区与自贸试验区制度集成创新，创新内外贸融合发展模式，推动保税研发、跨境维修等新型业态规模化发展。推广上海自贸区、海南自贸港的“全球营运商计划”等制度创新举措，完善内外贸一体化服务体系。二是打造全链条数字展会平台生态。推动进博会、广交会等平台向数字化生态升级，构建展贸融一体化服务系统。开发智能供需匹配引擎，通过商品数字护照破解认证标准差异，实现内外贸精准对接。三是建设智能跨境专业服务平台网络。推广苏州、东莞等地全域数字化服务网络的做法，推进供应链调度数据中台建设，实现外贸数据反向赋能，引导制造企业建立需求响应的模块化产线体系。建设跨境服务资源集成平台，聚合关务、法律等专业服务商，形成覆盖市场准入、合规运营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编辑 杨利红）
文/贾康*
对当下全面扩大内需，中央有两个相关表述，一个是“大力提振消费”，一个是“提高投资效益”。现在社会上的注意力聚焦在“大力提振消费”这句话上，对怎样掌握好投融资效益问题，讨论得不够。
“系统集成”思维观念极端重要
在此，我直率地表达我的观点：大力提振消费，要落在“系统集成”的思维框架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系统集成，是要把消费、投资和整个经济运行打通来理解。凯恩斯在《通论》中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我觉得可以再往下推出几个递进的认识。如果按照数学的语言来讲，收入是自变量，而消费是因变量，消费随着收入而变化（当然变化不一定是完全一对一的），它可以表现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所以凯恩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往需求不足的时候，就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去扩大需求。
消费和投融资认识的四个层次
这样的认识可以合乎逻辑地深入思考和探寻：收入是什么的函数？我认为，收入主要是就业的函数，因为只有老百姓能够充分就业，才能实现安居乐业，这是收入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只有广泛的就业才能带来相应的收入；那么就业是什么的函数？就业主要是有效投资的函数——所以从逻辑上就把消费跟投资以及我们大家要讨论的投融资打通了。在这些逻辑推进的认识下，我们的思维框架可以梳理为下列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国家现在实行超常规的宏观政策，也就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双松搭配”。在扩大内需中，当下这个阶段特别要注重实行“有效投资”。在企业方面，应承认，现阶段企业仍然面对的是不确定性表现出来的投资意愿不足，信心不足，预期并没有全面好转。这时候就必须政府加入，在投资上发力。但政府发力参与的投资并不是去做企业做的那些一般市场竞争性的投资项目，包括数字经济创新最前沿的寻求突破性成功的投资项目（虽然政府可以以一定的方式支持企业做这些）。政府如果在这时候入场，主要应做的有效投资是什么？就是中央现在强调的“两重”，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这也必定会带上一些跟它配套的项目。这应该是政府在有效投资方面抓住的正确的切入点和重点。这样，政府实施扩大内需而做的事情，当然就是要提升经济景气，同时增加就业，在这个基础上，推动和促进提振消费、优化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当下这是一个宝贵的机遇期。
那么，就需要破解现在存在的一种认识误区，认为中国的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已经饱和，地方已经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了。我认为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应该做的有效投资项目俯拾皆是。简单地说，这几年如果从国家安全、减灾防灾来说，一到雨季就有各地交通阻断，不断出现大雨带来的灾害，甚至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为防止以后再出现这种大灾的事情，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建海绵城市。中心城市——从南边到中部到北方，可能受到这种涝灾冲击的重要城市都有必要建设。建设海绵城市，一定要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打通式地来建地下综合管廊，这个事情其实已说了多年，但都没有实行。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去，而建地下综合管廊才真正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而且，建地下综合管廊又必须和中心区域所有的地铁轨道交通网打通规划，一起建设，必须和所有的水系改造一起规划，外联到基本农田灌溉体系的升级，打通并共同建设，还有其他附带的公共工程、环境整治等等。还有很多其他项目，比如说老旧小区改造，停车场、停车位，振兴乡村要做的一些重点项目，等等。“两重”和各种配套项目成功规划，要做的事情可能8年、10年、20年都做不完。现在的机遇，就是有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筹集的资金，可以带动我们利用一样都不缺的生产要素——钢材、水泥、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等等，在这时候发力抓住我们过去想做又做不成的很多事情，支持有效投资的项目，把它们做起来。
第二个层次，政府牵头按照规划来发力启动这些“两重”及其配套项目，怎么认识它们带来的“有效性”？首先是项目一启动就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和订单——这是罗斯福新政“以工代赈”在中国的再现，以及原材料、设备等工程需要发出的相关订单马上进入市场。这样扩大内需的同时，就是给经济升温，这是有效的。其次从中长期看，这还有优化结构、提升经济发展后劲、为国家安全与社会长治久安提供的巨大正面效应。
第三个层次，这个“有效性”还需要超出一般的微观成本-效益分析的眼界，看到它的所谓“正外部性”，虽然正外部性很难量化，一些项目像青藏铁路，它的成本效益分析如果按照一般的标准是不能过关的，许多年内也是收不回投资的；靠这条铁路现在的客货运收入能不能弥补其运营费用都可能成问题。但是从全局来说，它又体现着国民经济综合绩效上的有效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抵御“藏独”和其联系的其他一些超出一般经济意义的不良因素、风险因素，提供了一个以硬件方面支持的对冲条件，并可让西藏和相关边疆的社会成员更好地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等，这都具有长久的、重大的、具有综合绩效的意义。类似这样的项目，要从全局意义上来论证。“要想富先修路”，指的就是这种特定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所具有的超前性；它们的有效性必须有综合绩效的概念。
在政府投资方面，必须承认，确实可能出现短期看无效的、低效的、浪费损失的投资，但不能因为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就否定政府需要进行的投资。我们应该争取的适当超前的投资，所带来的综合有效性已有很生动的案例：比如贵州一些地方，过去难以想象，怎么可能在全国率先做到县县通高速，那里的出处是桥梁和隧道。国家和地方举债把它们建成后，跟着的就是产业升级。例如数据中心首先在贵阳一带（现在叫贵安）快速发展起来，任正非给老家安顺以华为为主投入巨资建成的安顺数据中心、合成的贵安数据中心，现在这是“东数西算”的重点的增长极之一。
再有，政府投资使经济回暖，景气上升，企业作为非政府投资主体的跟进，使经济新格局加快形成，这也是“有效性”的综合绩效的重要体现。在企业不敢、不愿投资的情况下，政府加大投资不会产生所谓“挤出效应”，反而是带来对企业投资的“带入效应”。这些事情我们要进一步总结好经验。
第四个层次，我们需要把政府投资视为一个系统工程。在政府推进有效投资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已有过研究：政府投资总体产生好的综合绩效应有一系列相关的组合实现环节，从政策大方向，推到政策力度，推到项目群的顶层规划和资金配置、可行性方案研究、项目具体资金管理、建设质量管理，以及项目竣工使用后的运营、保养、维护，还要结合“制度反腐”机制建设。所有的这些环节与因素，必须按一个系统工程配套组合在一起。
（编辑 季节）
2024 年，城镇就业净增人数降至313万人，高校毕业生人数却超过千万；同时，青年失业率自2024 年底再度上升，截至今年2月份，16-24岁（不含在校生）群体的失业率已超16%。失业保险支出也自2023年四季度起持续上升，2 月累计同比达29%。稳就业已是眼下政策重点发力的方向之一。基于就业与失业数据拆解，长期挑战与短期冲击，本文分析当前稳就业的症结所在并提出若干建议。
就业压力攀升的症结所在
拆分失业人群结构，初中学历群体占比较高，大学本科、研究生等占比持续提升。从失业人员学历分布情况看，2017-2022年，初中学历群体占失业人员比例较高，维持在35%左右。本科生与研究生群体占失业人员比例自2020年起持续提升，2022年分别达15.5%、2.2%，较2019年分别提升5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与之相比，就业人员学历分布较为稳定，2020年以来本科生和研究生占比未有明显抬升。失业与就业人群变化不同步，或指向高学历失业群体占比提升并非总体劳动力学历提升导致。
本科以下学历群体或与农民工群体重合度较高，两者近年均从制造业、建筑业流出，更多从事第三产业服务业。农民工群体及个体就业群体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较高，2019年数据显示，农民工群体约2.0亿人，个体经营户约1.8亿人，二者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达62%。2023年，约85%的农民工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或与本科以下学历群体重合度较高。从初中学历人群失业前职位及农民工从事行业变化来看，二者近年均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初中学历失业群体，多从生产设备操作人员的制造业转向商业服务业，农民工群体多从建筑业、制造业转向批发零售、居民服务业。
本科、研究生失业群体占比持续提升或主要源于结构性失业。2019年以来，本科和研究生失业原因为“从未工作过”的比例明显提升，2022年分别达47.5%、69.7%，而总失业人群“从未工作过”比例稳定在20%以下；“被公司解聘或公司倒闭”的摩擦性失业在本科、研究生中占比较少，明显低于总体水平的10%。高学历群体的结构性失业，或源于传统技能服务业招聘需求收缩。猎聘数据显示，2021-2023年，房地产、互联网、教培的行业招聘需求占比分别下降3.9%、2.6%、1.8%；而2023年数据显示，教育、互联网、金融等吸纳的本科毕业生较多；教育吸纳本科生比例超过13%。
除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挑战外，贸易摩擦将是后续稳就业不容忽视的风险点。回顾2018年贸易摩擦对就业影响，由于印刷、家具制造、文教体娱、木材加工等行业营收对美依赖度较高，这些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8年平均用工人数增速较2017年大幅下降，降幅超5个百分点。当前，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制造等行业就业需要重点关注。2023年计算机与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营收对美依赖度高于15%，且就业人数较多，平均用工人数占比分别达 11.9%、7.9%、5.6%。稳固就业大盘，需要对重点行业给予针对性支持。
哪些领域可能吸纳更多就业
长期就业数据显示，新需求和新技术催生新就业岗位，在社会服务与生活服务领域尤为明显。1990-2020年就业数据表明，社会服务、生活服务业人员以及专业技能人员就业占比持续提升，2020年这两类人员就业占比相较于1990年，分别提升28.5、5.1个百分点，这一趋势映射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对服务型、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进一步对比 1990 年与 2020 年职业统计数据，新职业中就业贡献最大的职业大类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其相关新就业人员占比达60% 。
近五年就业分布数据也显示，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重点领域。2023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较2018年提升2.8个百分点，达33.8%。2023年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四个行业净流入超500万人，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3098万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819万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617万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580万人），就业人员占比较2018年分别提升1.3、1.2、0.4、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亦重点吸纳农民工和个体经营户。2023年，53.8%的农民工于第三产业就业，从事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业占比均超10%；83%的个体经营户从事于第三产业，以从事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为主，占比分别为 45.8%、14.2%。
随着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职业主播等灵活就业职业容纳了更多全职和兼职就业群体。与传统就业相比，灵活就业人数近年加速攀升。2024 年，职业主播（含在机构账号中开播的职业主播以及在个人账号中开播的职业主播）规模达到 3880 万，同比增长 157%；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 748 万本，同比增长约 14%；美团骑手 2023 年人数达 745 万人，同比增长约 19%。灵活就业规模快速增长，或缘于相关岗位招聘对学历要求更少、对累积经验时长要求更低。
上市公司员工数据或能一定程度代表本科、研究生等高学历人群就业情况。从分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员工数来看，2019-2023年，电子设备、电器机械等新技术行业企业持续扩招，黑色矿采、油气开采、保险等传统行业企业持续收缩。具体地，2019-2023年，电气机械、非金属矿采选、林业等单位公司员工数量持续增长，平均员工数增速较高，平均增速分别达9%、8%、8%；油气开采、保险、铁路运输行业单位公司员工数量持续减少，2019-2023年平均增速达-5%、-3%、-2%。
当前稳就业的若干建议
由于高学历人群多为结构性失业，稳高学历群体就业，应着重缓解人才供给端与职位需求不匹配问题。近年出现的新职业多为新消费与新技术结合诞生。而高校及社会相关专业培训的更新相对滞后，难以快速契合新岗位需求。这使得近年高学历失业人群结构性失业占比提升。缓解高学历群体结构性失业需加大校内、校外职业培训政策支持。近日，广州宣布支持高校毕业生进行带薪就业见习，政府按照每人每月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且不高于用人单位实际支付的工作补贴金额给予补贴。这一政策重在加大对毕业生校外职业培训支持，弥补学校教育与职场需求的差距。
基于低学历、农民工群体持续流向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强服务消费供需支持力度或可缓解其就业压力。2018年分行业就业数据已显示，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居民服务等行业每单位增加值对应较多就业人数。且2018年以来，低学历、农民工群体等持续从制造业、建筑业流向批发零售等服务业。结合当前服务消费尚未恢复至2019年趋势线且服务投资增速较低。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强服务消费供需支持力度或可缓解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压力。此外，强化对灵活就业的政策扶持，如提供税收优惠、简化行政手续；完善失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金发放效率、拓宽保障覆盖范围，可助力失业群体平稳过渡，加速实现再就业。
个体经营户作为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代表，需要更多提振市场需求、降低经营成本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最新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小微经营者面临经营压力主要源于市场需求疲软、经营成本较高。从政策支持角度看，2024年三季度税收支持政策覆盖率高达21%，稳岗稳就业政策支持覆盖率仅6.2%。同时，2024年三季度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小微经营者对成本减免、金融支持的政策需求较高，分别达47.4%、40.6%。而从需求端看，当前个体经营户超八成为服务业，近五成为批发零售业，指向关于服务业投资与需求的政策支持，既有助于扩内需稳投资，亦有助于稳定就业。
（编辑 尚鸣）
对我国农业生产力现状的评估
首先，我国农业科技和工业体系为农业发展提供的先进生产力远高于当前实际应用水平，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农业已经实际应用的生产力水平。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户”生产方式，主要适应畜力和人力以犁、锄头、镰刀为工具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提供了先进的机械、肥料等生产要素，农业科技进步为农业提供了良种和新型种植技术，这两项进步大大提升了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这种先进生产力水平的应用，要求土地规模化为前提条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农业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产生了土地规模化的供给；国家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为农业规模化种植提供了制度环境。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我国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总面积的30%左右，其中平均流转面积100-200亩的种植大户占流转总面积的一半左右，这部分土地开始应用先进的农业生产力。近几年，大规模农业集团、合作社和供销社托管模式的发展,扩大了我国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应用面积。但是，其他三分之二左右的耕地，仍然由农户维系着小农生产方式，当然，这些农户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若干要素。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从2017年的52.5%、95%、67.2%提升到2022年的62.4%、96%、73%。尽管如此，“小农户”生产规模和传统种植方式，已经容纳不下我国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最近农业农村部制定了鼓励规模化种植的政策，而家庭农场只要达到30亩规模即可获得政府补贴。实际上，即使是30亩规模的家庭农场,也不可能充分容纳我国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
我国不仅在逐步扩大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应用面积，农业科技进步和工业体系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创新农业技术，形成潜在的更先进的农业生产力。2023年12月16日召开的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论坛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展示了我国农业在基因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我国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成果。其中，以玉米新型精准分子鉴定技术等十项重大新技术和机器人、无人机等十项新装备，更是代表了我国潜在的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将这些潜在的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不断付诸应用，形成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是我国农业发展特别是主粮安全的根本保障，也是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动力。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与农业发达国家在已经应用之中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差很大。
美国耕地面积为23.66亿亩，粮食总产量达5亿多吨。家庭农场220万个，农业就业人员242.2万人，农场平均面积1.1万亩，人均980亩，人均产值9.2万美元。美国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可满足155人需求，90%的粮食可供出口。我国耕地面积为20.24亿亩，粮食总产量为6亿多吨，单产高于美国。但是农业就业人员为1.94亿，人均耕地10.5亩，人均产值6640美元。我国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只能满足6个人的需求，是美国生产效率的4%。由于我国人口比美国多几倍，每年需要进口上亿吨粮食。
现实证明，我国实际应用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远低于我国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而我国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实际应用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这是对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判断，不可轻视。
我国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为何得不到充分应用
当前，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历史水平，而应用的程度很低。我们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农业规模化水平如此之低，使得先进农业生产力不能充分应用？
研究此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前提条件，即：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人口政策导致有限的耕地面积所生产的农产品和十多亿人口对农产品需求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至今不能满足增长过快的众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鼓励人口增长为农业增加劳动力。产量增加的数量在当时合作化体制下十分有限，政府只能一方面削减农民消费数量，一方面依靠行政票证管理制度抑制城镇居民需求，使全国人民维持在半饥饿状态来消除供需缺口。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放农业生产力和强农惠农政策，通过全面推行承包制、提高国家粮食收购价格等措施，扩大粮食进口，减轻农民负担。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粮食供应短缺问题基本解决，总量实现了低水平的供需平衡，废除了票证制度。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优质耕地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和工业生产对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我国农产品特别是主粮供应短缺问题逐年显现，农产品产量的增长仍然不能满足十多亿人口的收入增长形成的对农产品的需求。政府用工业体系创造的外汇进口农产品增加供给来消除供需缺口。专家测算，进口农产品的土地当量有8亿—10亿亩之多。目前我国进入第四阶段，推动农业规模化释放已经拥有的和潜在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将国内农产品生产量提高40%左右，以实现国内农产品高水平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的主要特点是农产品生产成本中地租成本过高
我国的地租具有和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农业发达国家农产品生产过剩，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不高，地租主要表现为生产者购买土地所支付的资本利息，其中不包含土地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分。这是生产者所支付的土地私有制地租形式。我国只有在初级社时期存在股份形式的地租，在互助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地租转化为生产者利润，不存在地租形式。实行承包制时期，承包户“留够集体的”就是土地所有者向生产者索取的地租。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生产者给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地租随同国家农业税一起豁免，村集体“三提五统”形式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地租不再存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两亿多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事工商业，农村土地出现了流转趋势。土地流转并不改变所有权，而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其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则出现了地租。由于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承包权归农民所有，而且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但承包权可以流转，在我国，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能全部获得工商就业收入，又没有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收入，这种流转产生的地租性质就转化为承包户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
由于总体上土地稀缺，而地租又具有最低水平社会保障的性质，因此地租作为市场定价的农业生产成本之一，不仅包括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价格，还包括承包户的社会保障成分。从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金沙河合作社的统计数字看，地租成本已经占到总成本的45.14%。金沙河合作社规模化已经超过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总体上生产效率是不低于美国农场的平均水平。统计数据说明，进口玉米价格只有0.6元/斤，金沙河合作社在1.0元/斤的价格水平上可以与配额外65%税率的进口玉米竞争。可以设想，如果金沙河合作社不必支付如此高的地租，即使价格下降42.66%，还可以保持同样的利润水平。一般农业生产者除非政府大幅度提高收购价，否则经营必然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2024年的许多小麦、玉米生产者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样的高地租导致的高土地成本，成为许多生产者难以接受土地流转实行规模化种植的主要原因。这些数据表明，包括农民社保在内的高地租，是我国提升土地规模化水平的主要障碍之一。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货币资本与土地的分配关系
无论土地用何种方式经营，经营者除拥有土地经营权外，必须拥有一定的货币资本。当前，即使是小农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实现全部生产要素都为自我循环。比如，种子不能自行留种而需要购买商品种子，农家肥不够需购买化肥，等等。因此货币资本是农产品生产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农业生产规模化水平越高，就需要越多的货币资本。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资本和土地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已成为市场化配置的难题。
对于种植大户而言，一般均以地租作为土地资本的分配形式，经营风险由货币资本承担。在以村集体土地组织的合作社中，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固定金额的地租形式，另一种是采用土地“折价入股”的股份分红形式。在实际生活中，“土地折价”很难确定每一户和每一块土地的价格。不同土地的差异，包括承包制施行后每个农户对其承包地的投入差别也很大。不同地块的“折价”就影响到农户之间的收益分配。更重要的是基准地价与货币资本的关系。基准地价定得低，收益分配就向货币资本倾斜，反之则向土地资本倾斜。因此在以股份形式分配土地和资本收益的合作社中，如何市场化为土地定价入股就关系到农户与货币资本提供者之间的分配。总体来说，分散的农户属于市场化谈判的弱势群体，难以获得足够的市场化价格，决策者需要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农产品存在供需缺口，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在地租和股份两种土地分配形式中，绝大多数农户愿意选择地租形式，而且均要求在每季播种前即由经营者支付货币形式的地租。这无疑会增加货币资本的需求量和融资成本，加大经营者的风险。由于投入农业风险高，我国规模化农业经营者的货币资本投入总量不足，这也是与发达国家经营者竞争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从金沙河合作社的数据可以判断，目前对于70%仍然是小农方式耕种的土地，有意向接受流转的农业经营者的地租报价，达不到承包户的地租报价；而按照承包户的地租报价，前者又承受不了如此高的地租成本。在我国农产品价格由政府控制，实际土地流转关系的形成，是土地承包户的诉求和经营者对政府控制的价格预期契合的结果。统计数据表明，地租和农产品价格密切相关，经营者对政府控制的价格预期越高，就可以接受土地承包户更高的地租诉求。近期，政府增加了对农业包括对30亩规模以上家庭农场奖励的财政补贴，其实质就是降低土地流转的地租成本，目的是扩大土地规模化经营规模以应用先进农业生产力替代小农生产方式的落后生产力。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货币资本与劳动力的分配关系。
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营者都需要购买一定量的“服务”来完成生产经营全过程。这些服务大都已包括机械、肥料、农药等物资和操作这些机械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的费用不必单独计算，只体现在服务供应商的支出中，在经营者支出中没有“劳动力工资”的款项。但是在某种经营方式中，这些机械、肥料、农药等均由经营者自行购买，需要雇佣劳动力完成这些生产环节的作业，这就产生了劳动力的市场价格。
在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中，不同的地块、不同的生产环节、不同的工作条件需要劳动力付出的体力和智力相差很大，如何确定不同体力和智力的劳动力成本很难市场化认定。这和土地资本的价格难以进行市场化认定有相似之处。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评工记分的工分制具有平均主义的性质，而且规模越大，劳动力投入越多，平均主义的负面影响越严重。对于一个规模较大的农业经营者来说，对全部生产环节的所有作业劳动力均核定市场价格，与土地“折价入股”一样都是不可行的。实行工分制对规模较大的农业经营者来说必然导致人民公社工分制平均主义的恶果。劳动力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在地租已经市场化定价的前提下，必然导致总生产效率特别是货币资本效率的下降。因此，在劳动力分配关系中如何消除平均主义，是农业规模化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1962年，从县、乡级公社核算逐步倒退到大队（行政村）、生产队（自然村）核算，1980年又倒退到农户核算，实质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规模化服从消除平均主义目标的过程。当前生产力水平已经提高到可以在几万亩的规模上经营了，如何消除万亩计规模经营中的平均主义，是我国农业应用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制度性挑战。近年来，许多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商开发了一种为农业经营者提供的托管服务。这种托管服务既可以服务于土地流转形成的大规模经营，也可以服务于土地不流转的小规模经营。这种托管模式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服务中各种物资和劳动力的费用统一核算，减轻了交易成本。这种托管模式的效果正在探索之中。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农村基层组织功能
近十多年来，中央明确鼓励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化发展。目前情况是，除70%土地没有流转以外，在30%流转的土地中种植大户占比约为一半，国有农场、合作社合计占一半左右。如果扣除国有农场的面积，合作社在流转土地中所占比例更有限，其中由村基层组织领办的合作社和若干村合作社组建的联社就更少了。
种植大户的经营面积都在100～200亩水平，村基层组织组建的合作社经营面积都以千亩计。千亩规模的合作社所应用的生产力显然可以高于种植大户的一二百亩，为什么种植大户经营的土地流转面积远大于村基层组织组建的合作社？或者说，为什么绝大多数村基层组织没有组建合作社？为什么农户对加入村基层组织组建合作社积极性不高？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改革中，在明确农户承包权长期不变，农民对加入还是不加入村基层组织组建的合作社有相当的决定权。这就和承包制实行前的合作化进程中农民的权力不同。农民拥有加入还是不加入的决定权，为什么绝大多数村基层组织没有组建成功合作社呢？除了部分村基层组织领导人没有积极性或缺乏经营能力以外，更深刻的原因是农民对村基层组织领导人组建合作社存在不信任感。一方面，农民对加入这种合作社能否获得预期中的收益存在疑虑：村基层组织领导人是否按市场化原则给各类生产要素定价？是否能够保证农民投入合作社的土地和劳动力在合作社收益分配中获得应有的份额？另一方面，农民对一部分村基层组织领导人的道德信任度不高，这与某些基层组织领导人利用权力侵犯农民权益事件频发有关。中央为了杜绝这些问题发生，派遣百万工作队员和几十万驻村党支部领导人才保证了脱贫攻坚目标的完成。去年中纪委通报检查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投入及各项补贴项目，有10.4万多村支书被立案查处；今年发布《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明确六项“禁止”，并对违反者追究责任，第一季度又有1.9万村支书被查处。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贿选”村基层组织领导的现象。可以说，在众多小集体中，具有收益分配权力的领导侵占其他成员权益的现象不是小概率事件。在目前尚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情况下，农民对一部分村基层组织领导人组建合作社存在不信任感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个基层行政组织结构的重要发展动向即“村改居”，也与农村基层组织在农业规模化发展中的功能有内在的联系。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无论农民是否变更城镇户口，在许多归属城镇的村撤销行政村及村委会，改为社区及居民委员会。按照现行制度，村的土地属于该村村民集体所有。如果村民“同意”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从事经营活动并与村民分享经营所得权益；如果村民“没有同意”或“不同意”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就由承包农户经营并获取所得收益。改为社区以后，无论是若干村合并成立的一个社区，还是一个村改为一个社区，社区都不是原来行政村的土地所有者。社区不能以土地所有者的名义从土地所有权中获得任何权益。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凡是“村改居”又没有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户只能直接与接受土地流转的经营者签订土地流转协议，而社区的居委会不能以土地所有者身份组建合作社。这就意味着，“村改居”又没有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区，农业规模化只能是种植大户或工商资本组建的合作社形式。
无论从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组建合作社的不信任感的角度看，还是从城镇化发展推行“村改居”的角度看，或是从工商资本从事农业规模化投资与承包户签署长期流转协议的角度看，农业规模化发展中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更多的转化方向都是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
5.在现行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关系的形势下，政府必须控制农产品价格上涨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供需缺口的产品价格应该上涨，可以减少需求并刺激供给。由于农产品价格关系到全体居民的基本生活，政府必须干预农产品价格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从我国情况来看，供需缺口如此之大，更不能完全通过农产品价格上涨实现供需平衡。农产品特别是主粮和肉禽蛋奶的价格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和劳动力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其他生产要素的限制，即使完全听任农产品价格上涨，对消除供需缺口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但必然发生的通货膨胀将严重损害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不能忍受的。美国等一些农业发达国家的政府采用多种政策，并投入政府资源鼓励农业发展，一方面控制国内通货膨胀，一方面作为外交资源，扩大对其他农产品供需缺口大的国家出口。我国不可能恢复计划经济价格，只能也不得不进口发达国家低价农产品以控制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虽然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损害。当前，我国财政为了减轻国内农产品生产者所受到的低价进口农产品的损害，也给农业提供了相当数额的补贴，但是，这远远不能对冲进口低价农产品给农产品生产者带来的损失。近年来，国家在不同年份进口不同数量、不同品种的低价农产品，以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对不同农产品生产者的收益和损失进行平衡。
总之，不仅小农生产方式严重束缚了我们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即使是种植大户和几百亩到千亩规模合作社的生产关系，也远不能释放出我们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因此，尽快推进我国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实现规模化发展，用我国已经拥有但尚未全面应用的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替代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是保障我国国内国民经济发展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挑战的必由之路。
（编辑 碣石）
基于策略层面或政策角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需要处理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
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的关系
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两种有效手段。要坚持分类指导，提高区域政策针对性有效性，消除地区发展瓶颈制约，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同时，要促进一体联动，实现资源要素取长补短、优化配置，克服不良竞争，实现错位、协调发展。
分类指导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思路与原则。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显著，推进区域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合理分工基础上的有序发展，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分类指导在空间指向上必须突出重点，从各区域板块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对独立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从实践看，这些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制定不是彼此孤立和相互隔绝的，而是根据国家战略方向，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的，是国家整体意志在局部的体现和落实，是推进“全国一盘棋”战略的有效途径、重要载体和具体步骤。也就是说，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与宏观政策是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不存在所谓“碎片化”问题。不仅如此，它还有效解决了在实施一盘棋战略中容易出现的“一刀切”问题。
近年来，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一大批区域增长极陆续涌现，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实践上证明了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的科学性。未来应继续把分类指导作为制定区域政策的核心要求和基本出发点，在把握国家战略方向的基础上，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设定不同发展目标，提出不同任务要求，采取不同政策措施。
一体联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有效手段，能够克服各自地域和条件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和配置资源要素，实现资源要素的取长补短、优化配置，并有效拓展发展的空间；能够促进各个地区实现合理分工，避免造成资源重复配置和市场恶性竞争，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做强比较优势，提高整体竞争力和综合发展能力；还能够将先进地区的思想理念、管理方式、先进技术、优秀人才以及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等，通过适当形式传输到同一区域里相对落后的地区，提升这些地区追赶的速度和质量。对于发展较好的地区来说，一体联动可以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不仅可以借力外部资源、技术，对接先进体制、规则，还能够把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转变为紧密的合作伙伴，从而加快自身发展。
实践中处理好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的关系，要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是实施好一些重大的一体联动协同发展战略；二是推动各个地方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开放合作。近年来，各地基于优势互补各种形式的合作由浅入深逐渐拓展，取得明显成效和丰富经验。应认真总结和运用已有的好经验及做法，继续探索深化各种形式的合作，从资源要素有序流动、产业体系协作共兴、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制度创新衔接推广等方面入手，促进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联动，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各地区要全面放下思想包袱、转换思维模式，做到真心实意“联”、积极主动“融”和丝丝入扣“合”。
单个区域战略实施和各战略互动融合的关系
制定实施区域重大战略的目的，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提升对区域发展的引领带动能力，每一项区域重大战略的制定都是依据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当前基础、主要矛盾和国家全局对该区域的需求等因素制定的。因此，单个区域的基本目标、战略定位、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安排都各不相同，这种不同是“因区制宜”的必然选择，也是体现战略实施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如果囿于实施单个战略，而不注重区域重大战略间的互动融合，就会造成战略分割和政策极差，进而带来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甚至加剧地区分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2014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重点在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打破行政区划分割壁垒，推动要素有序流动和资源合理配置，探索经济和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发展的路径及模式。2016年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明确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2018年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旨在让香港和澳门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2018年还提出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重点围绕高质量发展和一体化，加强不同层级地区、行业和领域间全方位协同互动，积累推广区域一体化和同城化发展的先进经验。2019年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旨在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河安澜，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打造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2020年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旨在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协同联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区域重大战略充分考虑了我国国土空间类型多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别巨大的客观实际，明确了不同区域的差异化战略目标和发展导向，战略指导性和问题针对性强，战略实施体系和保障机制健全，对于促进不同战略区域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支撑作用。
但是，有着明确区域指向的单个区域战略，也为各区域战略间的相互隔断提供了潜在条件。如果对其简单封闭实施有可能造成各自为战或各司其政的问题。前者会使一些地区囿于圈中陷入自我循环境地，并在相互独立运作中使战略差别演变成为“战略分割”；后一种情况则阻碍了相关政策在地区间的融通和灵活运用，形成了地区间的“政策极差”。“战略分割”将导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直接受到限制，一些基于先行先试所形成的经验与做法得不到及时扩展，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要素开放也面临障碍等后果；而“政策极差”必然带来地区发展环境的差异、所得红利的悬殊，造成各地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和发展权利的不平等。也就是说，两者都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新的不平衡，也可能带来不合理的地区分化。促进各区域重大战略间的融合互动、融通补充，形成战略合力，有利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均衡的有机统一，不仅能够更充分地激发每一个重大战略的潜能，助力各相关地区发展进程，而且有利于解决各自为战形成的诸多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提升。
推进区域重大战略互动融合，要把握好三个关键。一是在总体上要确立战略间的开放性和贯通性，在区分一般原则和特殊规定、总体要求和定向指导、普遍赋予和特别授权的前提下，所有区域重大战略所体现的思路和要求都应向其他地区开放，包括向尚无区域重大战略覆盖的地区开放，允许甚至鼓励各个地区对体现市场经济本质要求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制度、规则等自主吸收借鉴和移植复制。二是应最大限度保障战略间政策利好的平衡性，避免通过战略规划及其实施方案赋予经济发达地区直接的政策优惠或明确的财政金融等支持，同时应把对发达地区赋予的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权利主要集中于风险很大、成本较高、前景不明的事项上，切忌泛化。一旦探索成功，就应该允许全国各地区自主运用或自由复制，以此最大限度地控制由政策极差形成的“马太效应”。三是推动并实现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互动融合，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推动和长效机制保障。当前不少区域已经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区域合作机制，这种机制同样可用于推动区域之间各重大战略的联动，不需要另起炉灶、从头做起。考虑到区域战略对一个地区的特别重要性，合作交流机构应该以实施这些战略为抓手，统领整个区域的合作交流工作。在吃透各区域重大战略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建设目标、定位、任务、举措等各方面进行精心梳理，形成操作清单，以适当的机制促进各战略在地区间的融合互动，让所有的地区都能享有区域重大战略所带来的利好。
维护市场竞争公平性和强化对特殊地区支持的关系
追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恪守公平公正原则，并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同时要继续强化对特殊地区的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市场经济也必须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保障市场的公平、公正和有序运行是毋庸置疑的，但据此质疑甚至否定区域战略中对一些特殊地区的支持，却是不正确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目前国家对一些区域实施的支持性优惠政策，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破坏了统一市场规则，应予以废止。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从过去的实践看，在区域战略层面实施支持性优惠政策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实行的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比如对西部地区实行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所采取的相关优惠政策等。对这些地区加以支持，既是改变其贫困落后面貌的需要，又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
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些地方基础差、底子薄、发展相对滞后，单靠自身努力很难改变其生产生活状况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态，必须依靠国家政策支持，加快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争取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恰恰是为了体现平等公正的原则。市场公平性的核心内容是机会均等、发展权利均等。长期以来，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支持城市的发展、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农村、中西部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农产品的低价销售、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廉价供应等。大部分农村、中西部地区仍然是欠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发展给予积极的、适当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补偿。也就是说，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区域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政府对农村、中西部地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远逊于城市、东部地区。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特别是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持，其实是一种必要的“还账”，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且，在已经存在较大地区差距的情况下，仅靠市场机制是难以实现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必要的政策支持等手段来加快解决地区差距过大的问题。这种做法不仅不违背市场的公正性，而恰恰是追求公正性和保证发展权利均等化的体现。
实践表明，正是通过强有力的区域政策，扭转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东高西低的状况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要强调的是，包括欠发达地区在内的特殊类型地区等需求潜力巨大，蕴藏的发展潜力也巨大，以适度的优惠政策激发这种需求、激活这种潜力，进而发挥这些地区的后发优势，对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实现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另一种情况是对一些发展改革实验区和示范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比如对横琴的粤港澳合作示范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实行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这些实验区和示范区是探索发展改革，特别是优化区域协调发展路径与方式的实验平台。在政策设计上，既考虑了实验主题的需要，也考虑了周边环境、国际通行做法和改革探索的要求。这类实验区和示范区一部分设立在条件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但这与对发达地区全面实行优惠政策完全不同。这种优惠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先行先试政策，其目的在于改革创新、积累经验、摸索道路、提供示范。
因此，在制定实施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始终注重维护市场的公平性，保证各地区和全体劳动者能够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并基于试验示范的要求给予相关试验平台以特殊的政策安排。
制定实施跨区域发展战略和着力缩小区域政策空间单元的关系
由国家主导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和手段。近年来，国家主导制定区域规划的重点放到跨省区、跨大区域层面，加强对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发展的统筹协调，推动沿大江大河沿边沿海和沿重要交通干线的经济带建设。
从事权看，编制跨省区、跨大区域的区域发展规划，是地方政府包括省级政府难以推动的，应由国家承担。但我国地域辽阔、区情复杂、行政层级众多、区域板块大小交错，国家很难包办所有层级和区块的区域规划制定。
第二，从现实基础看，这些年国家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各种类型的区域规划，不仅基本覆盖了各个省区和重点地区，而且为进一步细化区域规划的制定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示范。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要战略的推出，国家重点组织跨省区、跨大区域层面区域规划制定的特点和成效都已得到明显体现。
我国各个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显著，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细化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单元。从理论上说，区域板块越细分，区域规划的指导性、针对性就越强，也越能精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解决其所面临的瓶颈制约。所以必须进一步细化区域规划的空间板块，进一步缩小区域政策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仍然要根据各自具体情况组织编制各省域内的区域规划。一般逻辑是，国家重点组织编制跨省区、跨大区域的区域规划，省级政府重点组织编制跨地市行政区的区域规划，以此类推，一直细化到最必要的空间板块的规划编制，形成多级联动、各负其责、一体贯通的区域规划研究制定工作局面。必须指出的是，一些关乎改革发展大局的重要功能区和试验区的规划及方案，尽管地处省级行政区内，但仍需国家组织制定或指导制定，是属于国家的事权和职责。一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承担着重大的改革发展使命，关乎全局，涉及长远；二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的许多突破性的先行先试政策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研究并赋权；三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的探索极具创新性，也极具风险性，需要国家统筹协调和指导推动。
统筹区域空间布局和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的关系
各地区的水土环境、地质状况、资源禀赋等差别很大，应当把握各自的区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国家也应基于各地的具体情况，统筹进行区域空间布局，特别是产业布局。这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需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从静态看，地方的发展格局和国家的空间布局是一致的，或者说地方意志和国家意志是统一的。但从动态看，一些地区的发展需求难免会与国家统筹区域空间布局的要求产生矛盾，在变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日趋激烈的竞争状态下，原有的地区比较优势可能会转换成比较劣势，从而产生适应外部条件构筑新的比较优势的需求。例如，粮食问题关乎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全，为确保粮食安全，国家统筹布局，以区域资源禀赋为基础划定了一批粮食主产区。但粮食附加值低，主产区光靠种粮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粮食主产区必然要求“退农进工”，转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这种想法或做法，从局部看无可非议，但从全局看，国家粮食安全将得不到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也将面临威胁。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既维护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又使各地的发展水平不至于形成过大差距。对此，有必要采取合理方式对因承担全局职责而付出代价的地方进行补偿，也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支持这些地区加快发展。一方面，各相关地区应在不影响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前提下，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和有效利用外部条件，努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比如，粮食主产区要探索在不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另一方面，国家要推动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对那些按照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发展附加值相对较低产业的地区，给予合理的补偿和必要的支持。
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言，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已刻不容缓。从现实基础出发，要着力在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建立健全稀缺资源、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和补偿机制，有效平衡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利益关系。价格决定应以市场为基础，综合考虑国际国内水平、地区发展需要和社会承受能力。补偿机制可以是纵向财政专项转移的方式，也可以是横向对接的区域补贴方式，还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二是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毗邻地区和重点流域上下游地区建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推动建立跨地区投资、产业转移等重大事项的利益分享机制，促进区域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等方面的良性互动。
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和构建长效机制的关系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其实就是处理和化解一个又一个矛盾与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力度，创新实施区域重大战略，进一步完善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要看到，当前区域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与问题，包括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地区、人群均等化程度不高，部分地区发展陷入“泥淖”境地，一些脱贫地区巩固拓展已有成果的基础不牢等。有些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及社会和谐稳定，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化解或停缓。
需要明白的是，有些区域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顽症”，有些看似新生的问题实际上是老旧问题的变异形态，或有着深层的体制根基。因此，单靠一些应激性举措是难以有效消除或治理的，需要用制度和机制建设的方法来预防及化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从根本上说依赖于构建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着力构建长效机制。通过持续稳定化解区域发展出现的突出矛盾，遏制区域差距的拉大。这些年，立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从不同层面对构建长效机制作了一些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实践证明，相关体制机制较为健全的地方，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就解决得比较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就能持续增强。但长效机制建设难度较大，从实践看，这方面的工作仍比较薄弱。区域间一些基本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区域间利益协调机制还不健全，区域发展的法治建设还比较滞后，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实施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实质性的区域一体化进展缓慢。
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必须立足于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和推动形成协调发展长期态势有机结合，强化体制机制建设，着力构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坚实制度基础。应认真总结近些年制度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和成熟做法，积极加以完善推广。继续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特别应加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立法探索，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区域发展法律法规体系。通过不断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举措，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