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不少城市都经历过严格的疫情防控，一些跨国企业开始考虑把供应链移出中国，或采取“中国+1”战略。当前，我国高端产业链集中于沿海少数大城市。4月份，全球汽车芯片大厂安森美关闭了位于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迁往新加坡。苹果公司旗下产品iPad，决定将部分生产线迁移到越南。目前，绝大多数外企仍然看好中国市场。但是，部分跨国企业的外迁和供应链的相应调整，仍然会给我国产业安全稳定带来隐忧。

产业转移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

2010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指出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2022年1月，工信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中心城市等创新要素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地区转移，支持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和环保、能效、安全生产等标准要求的高载能行业向西部清洁能源优势地区集聚。

西部一些地区具备承接高端产业生产的能力。近年来，重庆按照“整机＋配套”的垂直整合发展模式，相继引进了跨国公司惠普、宏碁、富士康等电脑巨头。英特尔在四川成都建成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在西部地区，一个从芯片最上游硅材到芯片最下游封装测试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正在形成。甘肃的集成电路产量排名全国第二，西安三星半导体工厂是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制造基地，宁夏银川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制造基地。近年来，西部基础设施和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拥有众多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又有大规模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充足的水资源供应，具备承接高技术产业能力。

在大国竞争和乌克兰危机等背景下，将主要产业链过度集中于少数超大城市，具有不可持续性。应对复杂国际形势需要产业布局调整。2021年，北、上、广、深以及杭州、苏州6个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均超过10000家，中高端人才流入率最高的5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杭州，合计占全国的37.4%。要尽快调整全国产业布局，形成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这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

当前，东南亚、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正在崛起，而西方国家正在推进产业链“去中国化”。要畅通产业链“内循环”，必须加快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合作，实现产业体系的新一轮重构，推动西部地区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阀和稳定器。

将推动产业布局调整上升为国家战略

由于物流成本高、人才要素聚集难、产业配套能力弱等因素的影响，推动高端产业以及集群调整布局或向西部转移存在一定难度。面临复杂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反复无常的疫情影响，只是从成本和市场的角度考虑产业布局调整显然是不够的，要从安全、多元、平衡的角度重新审视，巩固国内产业链，防止产业链规模化外迁，努力形成全国产业链的有益补充，加速推动西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建立高层推动机制。在中央层面建立产业转移承接领导小组，负责产业链转移的发展规划编制、重大布局调整和重点政策制定。在西部地区选择一批发展潜力较大的二三线城市，以这些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和自创区为载体，同时，赋予这些城市经济特区的功能定位，探索构建高端产业链的备份生产线和生产基地。

二是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建立中央政府层面产业转移扶持基金，增加中央财政安排贴息资金规模，通过竞标的方式推动产业转移项目落地实施。大幅度降低承接地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税率，有效降低关键科技行业的个人所得边际税率。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作用，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产业转移项目。

三是完善利益分享机制。建立协调发展的投资合作机制，对于可能产生较大收益的高端产业转移项目，应不受项目所在地的限制，实行联合投资；对于跨区域的产业转移项目，应采取联合共建、股份化运作等方式，进行利益分成和收益共享。重新核定承接地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适宜建设区域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四是创新区域合作机制。支持城市间发展“飞地经济”，鼓励沿海和西部城市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共同组建公司管理园区等形式合作共建园区。鼓励引导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加强创新要素对接流动，合作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成果转化基金，加快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区域合作重点项目。

五是健全“双碳”考核目标。研究制定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的能耗总量指标部分转入承接地的政策。可以将承接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能耗指标按照双方各自的存量基础和未来排放趋势拟定一定的比例（例如30%—50%）转入承接地；或对承接的重大产业项目能耗指标且对全国减污降碳整体有利的指标纳入全国单列，即国家掌握一定指标，对西部产业承接地进行扶持。

（编辑  季节）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承受较大下行压力。二季度GDP同比增长0.4%，上半年同比增长2.5%。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当前，财政运行中一些隐忧需要引起重视。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党中央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发挥财政政策支撑和兜底作用。另一方面，要兼顾改革，针对诸如财政收支矛盾、债务风险等问题，需要多措并举，不断提升财政政策的运行效能和可持续性。

当前财政运行主要特征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筑底回升，但总体依然较弱

2022年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4981亿元，在扣除留抵退税情况下增长3.2%，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9.2%。分阶段看，一季度累计同比增长8.6%。受到疫情反弹和留抵退税影响，4、5月连续出现较大降幅。进入6月份以来，财政收入触底回升，首次由负转正。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为-4.1%，扣除留抵退税后，同比增速为2.6%，连续两个月正增长。但当前财政收入仅完成全年预算收入的59.5%，明显慢于过去5年平均值，总体依然较弱。

受多重不利因素影响，部分省市财政收入下降明显

受疫情反复、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供应链冲击、留抵退税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部分省市财政收入下降明显。在扣除留抵退税影响后，一些地区财政收入也出现了大幅下滑，如吉林、天津、上海上半年同比分别下降了28.6%、17.7%和12.9%。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为受影响最集中的区域，区域内城市财政收入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土地市场持续低迷，政府基金收入大幅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7月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23.1%和28.8%。受房地产市场下行、资金链收紧等因素影响，各地区土地出让收入延续深度下跌。土地出让收入是财政“第二本账”的主要来源，并在其中占比较高，一些地方甚至超过了85%。受此影响，1-7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3384亿元，同比下降28.9%，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31227亿元，同比下降30%。土地出让收入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

专项债发行提速，对投资支撑作用不断显现

2021年年底至2022年年初，地方专项债发行政策密集出台，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及财政部的部署，2022年新增专项债要在9月底之前发行完毕。据统计，截至6月末，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3.41万亿元，2022年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基本发行完毕，已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共支持超过2.38万个项目，带动市场化配套融资超过5300亿元。专项债在扩大投资、促就业、稳增长方面的作用逐渐显现。

财政支出突出重民生和稳增长双目标

今年前7个月，财政支出重点突出民生保障和稳增长领域。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三项民生支出同比分别增长4.7%、5.5%和8.6%；农林水、交通运输支出分别增长8.7%和13.1%。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支出不断发力，为保障民生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增强发展后劲提供支撑。

现阶段财政运行面临的几点隐忧

1.基层财政困境问题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基层财源压力不断增加。2017年至2021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7.7%、7%、3.2%、-0.9%和10.9%（2020年低基数效应），总体不断下降。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市县基层财政收入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特别是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明显。另一方面，减税降费、留抵退税以及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行等刚性支出占比不断增加，疫情负面冲击进一步放大了财政收支矛盾，对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这集中体现为财政自给率降低。2021年，全国财政自给率约为47%，除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份财政自给度较高外，超过三分之二的地区财政自给率不足50%，特别是西南、西北及东北等省份财政自给率均在35%以下。

2.事权和支出责任层层下移，基层治理压力加大。近年来，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一直较高，2021年这一占比为85%，今年上半年达到88%，这客观上反映出国家治理重心下沉的趋势，总体上符合激励相容的原则。2016年以来，我国已经陆续出台医疗卫生、科技、教育、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公共文化、自然资源、应急救援等领域事权及支出责任改革方案，明确了央地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但是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尚未真正落地。对基层政府而言，经济发展、抗疫、维稳、生态及其他公共事务方面的工作十分繁重和艰巨。地方政府承担了太多无法完成的任务，导致一些地方治理失灵的问题。

3.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增大，隐性债务风险仍在。付息支出快速增长与地方债发行增长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也反映出债务偿还压力的快速增加。2022年上半年，债务付息支出5119亿元，同比增长19.8%。上半年，地方债发行提速，发行额同比增长56.9%，债务余额同比增长26%，均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从各省偿债能力看，2021年各地区财政两本账（一般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与当年债务余额对比，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东等经济强省一般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大于当年债务余额，说明总体债务偿还能力较强。北京和西藏大体持平。其余多数省份一般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小于当年债务余额，其中宁夏、青海、甘肃、吉林、天津、黑龙江、内蒙古、贵州、云南等区域仅为当年债务余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偿债压力更大。

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偿还压力不断增加，也带来了隐性债务上升的风险。面对促稳定、保安全、谋发展等多重任务目标，一些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情况仍时有发生。2022年5月和7月，财政部两次通报了16起隐性债务问责案例，安徽、贵州、甘肃、黑龙江、江西等个别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新增隐性债务，导致新的风险累积。据统计，2021年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是城投有息负债）增加6.1万亿元，余额为53.4万亿，增速仍在10%以上。

相关建议

1.发挥财政稳增长的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良性循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今年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长2.5%，在疫情扰动、国际宏观政策收缩、乌克兰危机等不确定因素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面对增速放缓局面，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托底作用，保障重大战略及重点任务实施，适度超前推进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上半年新增的基建项目地方专项债，要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另一方面，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能，在支农支小、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方面增加投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同时要增加公共卫生、教育、社保、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发挥财政的托底作用。此外，财政政策的运用应注重激发市场和企业的内在动力和活力，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空间，培育税源，为财政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2.加快完善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2022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明确了划分省以下各级事权的总体思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支出责任的承担原则和要求，为今后改革指明了方向。对于当前突出的基层财政困境，下一步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应关注以下方面：一是省级政府的统筹和协调作用要充分发挥。对于省一级来说，除了按照《意见》要求履行相应事权和支出责任外，还应更多担负起保持区域内经济社会稳定、促进协调发展等职能，比如基层财力均衡、疫情防控、应对突发事件等，增强省级统筹全局的协调和应对能力。二是梳理省、市县级政府职能和事权，按照全覆盖的原则，加快制定省、市县级政府事权清单和支出责任明细，并动态调整，同时应考虑将市县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由省级直接履行，减少市县基层过多的执行事项，降低地方治理失灵风险。三是在清晰划分事权与支出责任并形成相对固定制度的基础上，适时推进省以下财政关系立法工作，以法律或地方法规的形式将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总体框架和原则固定下来，稳定地方预期。

3.充实地方财源，提升地方财力。财源不足是导致财政增收乏力、收支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综合考虑税种属性、外溢性等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充实地方收入。2011年，我国在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2021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可进一步总结试点经验，统筹考虑房地产保有及流转各环节的总体税负水平，简化优化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开征规范的房地产税，收入划归各级地方政府。资源税方面，加快水资源税改革步伐，在前期10个试点省份基础上扩大试点地区范围，并考虑将资源税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森林、草地等。消费税领域，2019年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提出，要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烟、酒、成品油及乘用车四类产品在我国消费税收入中比重较高，可率先在这四类产品中落地实施。同时，应结合当前正在推进的消费税立法工作，做好衔接并为后续改革预留空间。

4.完善债务治理机制，防范风险累积，提升财政可持续性。2015年，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进行了约束。当前地方债快速增长，有应对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的合理因素。对于快速增加的债务偿还压力，一方面应严格地方债审批程序和准入门槛，根据地方经济发展、财政收支等因素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上限。为防范违约风险，应允许地方合理发债借新还旧，平滑集中偿债压力，同时借新还旧的比例应保持合理水平并逐年降低。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强化债务风险管理，建立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应急处置、信息公开、考核问责等一系列债务风险管理机制。

相对显性债务，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危害性更大。解决隐性债务问题需要多措并举，消减存量，遏制增量，不断完善化债长效机制。当前阶段，对于存量债务，应尽快明确剥离、置换等安排，开展分析和甄别，分类制定偿还计划。对于有一定收益和稳定现金流、具备一定市场化运作条件的项目，可以通过资产划转、债转股等方式由政府债务转化为企业债务。对于没有收益或经营困难无以为继的项目，可通过兼并重组或破产清算的方式转化或核销。结合正在试点的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可增加隐性债务风险较高地区的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力度。同时深入推进城投公司市场化转型，明确企业经营模式和转型定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决策机制，推动管理模式创新。对于确无实际业务、转型困难的平台公司可尝试有序破产。通过改革，使地方融资平台由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变成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编辑  宋斌斌）

中国IPO制度从审核制、核准制，到开始注册制，体现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完善市场化机制。注册制相较于前两者上市条件更低，在注册制下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和监管主体会由于本身的特性，不可避免地出现金融伦理道德问题。

资本市场注册制中不同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问题

上市公司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

1.逆向选择风险与道德风险。上市公司的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可以表现为：仅仅由于为了实现圈钱套现的目的进行IPO注册制上市，或公司上市后，将筹资的资金用于不当之处。

首先，管理层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可能与股东的管理目标矛盾。一旦时机成熟，管理层手中所持股票可以自由流通时，为了套现而大量卖出手中股票，导致股价变动明显。

其次，有些公司为上市而过度“包装”。现科创板和创业板由于实行注册制，上市门槛较低，给有些公司带来对自身业务和产品进行打包修饰、过度包装的机会。注册制的核心是证券发行人提供的材料，不存在虚假或者遗漏，需要发行人对公司信息的真实性做出一系列公开承诺，如果这些承诺没有兑现，则将损害该上市公司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已上市的公司为了继续获得融资和稳定股价，也可能进行财务造假。这种不诚信行为如果不能及时遏止，必然形成“逆向选择”。

这类金融伦理道德问题在我国资本市场时有发生。譬如蚂蚁金服在上市科创板途中被叫停一例。蚂蚁集团消费信贷业务一度占到公司收入的四成，且年贷款利率平均为15%左右。蚂蚁集团提供的匹配借贷双方的业务模式实质是金融服务，但蚂蚁集团一直强调自己是“科技公司”而非“金融公司”，为什么没有将核心业务作为公司性质？其原因主要是科技公司IPO估值大，在科创板上市可以筹得更多资金。它所谓的金融科技创新是利用大数据进行个人信息挖掘、精准匹配，找到愿意接受高利率的小额贷客户，掩饰其金融业务本质，把公司包装成科技公司以便在科创板上市。

2.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注册制下，资本市场大量普通投资者较核准制下更为弱势，由于没有证监会对公司业务信息的严格审核，信息不对称更加明显，首次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因此发生机会主义的行为。譬如：欣泰电气于2014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15年发现该公司的上市相关申请材料和披露报告弄虚作假，于2016年被暂停上市，并被处以“市场禁入”处罚。欣泰电气通过虚增收入和减少原材料实际成本虚增利润。欣泰电气由于融资需求、管理层薪酬较低、中介机构推波助澜、违法处罚力度低等原因造成了机会主义。在核准制下仍出现了欣泰电气这样的欺诈行为，在上市条件更为宽松的注册制下，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概率可能更大。

3.信息披露问题。由于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是在总结科创板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于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的要求基本延续了之前的有关规定。科创板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要求上市企业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负责人，企业披露的信息真实及时、公开公正、准确完整，让投资者能获得该公司最基本信息和与投资相关的重要信息。但是，在相关准则中没有给出信息披露的详细规定，公司公开披露有关投资决策信息的自觉性不高。譬如：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中就隐瞒了与关联方交易的相关信息。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大多以配合监管为目的，投资者的需求关注不足。上市公司的年报篇幅冗长，但内容与格式相差不大，无法有效及时阅读到重要的信息，往往需要单独询问后才知道，加大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若公司经营情况好、财务情况良好，企业则会倾向更好的信息披露。因此也可以从公司业绩入手解决信息披露问题。公司应该根据不同投资者特点发布多种信息披露，提高公司的透明度。

投资者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

1.投机风险日益凸显。到2019年年末，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达到1.59亿，其中自然人占比高达99.7%，机构投资者占比仅为0.3%。至2020年年末，投资者数量合计1.78亿，同比增长11.28%，其中自然人投资者1.77亿，机构投资者数量为41.72万。可见当前个人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占大头。一般情况下，多数个人投资者带有盲目性和投机性，缺乏必要的金融理财知识，有的甚至对公司基本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不了解，导致股票市场非理性波动明显。有些公司与机构投资者相互配合，前期将股价抬高，诱导个人投资者盲目跟风接盘。实行注册制后，对股市实行幅度为10%和20%的涨跌停限制，具有赌性的投资者自然会被20%涨跌空间所吸引。在注册制改革初期，市场炒作不断创新高，一个极端案例是，C康泰一度达到2300%左右的涨幅。可见投机风险也会给实行注册制的股市带来严重金融伦理和道德问题。

2.信用评价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的信用环境还不成熟，体系制度尚未健全。在信用评价体系中暂未包含有关机构投资者。由于缺乏信用评价体系的管制，使得机构投资者也有发生机会主义的可能：例如频繁操纵股票市场、与上市企业等相关利益者进行利益输送、搞暗箱操作建老鼠仓等行为，造成信用大量流失。加之当前我国有关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震慑力度不够，使得机构投资者也往往存在侥幸心理，进一步导致失信行为。所以，机构投资者在注册制中的科创板和创业板中比以往更容易发生信用问题。

监管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问题

1.证监会的监管工作。科创板和创业板实行注册制后，证监会不再像核准制那样对股票发行进行实质性审核，而是侧重关注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让市场淘汰机制发挥作用。与核准制相比，证监会工作看似轻松简单，条件宽松了，但对中介机构要求更高，需要证监会进一步自律。一方面，由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证监会的配套措施，市场风险可能暂时较大。另一方面，若只有证监会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则无法做到全面管理，市场仍存在许多漏洞，在监管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

2.证券交易所监管风险。证券交易所主要职责是对股票的交易进行观察和监测，如发生异常交易时应向证监会报告，但证监会没有实质决定权，会因处理不及时导致市场风险。加之政府对证券交易所进行一定的干预，交易所自主选择范围较小，对会员的处罚措施、手段主要为通报批评或者公开谴责，措施较为单一，效果不太明显。

3.保荐机构的监管风险。在注册制下，保荐机构所负责任也相应地增加，要求保荐人工作认真谨慎、态度诚实并且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有责任督促上市公司符合注册制股票发行的规则。但由于保荐人可能在自身利益和尽职尽责两者平衡上会有所顾虑，从而出现保荐机构法人为了让企业尽快IPO注册制上市，与上市公司一起造假隐瞒，欺骗市场。譬如：2012年发现万福生科于2008-2010年涉嫌财务造假（虚报营业收入和利润）发行股票。万福生科的保荐机构、审计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义务，负责的相关文件存在不真实内容。其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公司未进行谨慎核查，使得中介机构所做有问题的报告意见和各报告期的财务数据得以蒙混过关，同时也没有对万福生科实行持续监督核查，导致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存在内容不真实问题。前述欣泰电气2014年上市的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公司对欣泰电气的弄虚作假行为未履行审核职责，甚至没有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底稿进行单独函证。目前，监管部门对保荐人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保荐制度，但在起步不久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市场中，是否会杜绝此类似事件的发生，尚难以定论。

资本市场注册制中不同交易市场的金融伦理问题

中国一些优秀企业不在国内的证交所和深交所上市，而是选择国外的市场或者香港地区的市场，这大部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核准制原因。但是即使在注册制下，科创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仍会有一些金融伦理问题。

科创板市场的金融伦理

1.IPO定价制度。我国IPO定价为询价制，由于发行人、投资者和承销商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因素，发行人希望可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发行价格；而投资者则希望以较低的价格获得IPO股票。对投资银行而言，希望起初价格升高以获得更多的承销收入，企业也可获得更多的收益，但又担心因发行价格太高、后期调整回落，会在询价过程中压低IPO发行价格。因此，常出现新上市股票头几天不断涨停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后，又出现因询价对象的不断竞价导致发行价格偏高的情况。此外，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关规定，要求发行价格上浮幅度须小于或等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的25%。这实际上是对市场化原则不得已的限制。对于科创板来说，如果不对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行为进行约束，那么科创板市场IPO定价也会有偏低或者偏高的可能性。加之科创企业经营特点，不可根据市盈率进行IPO定价。

2.相关交易制度。目前我国股市实行“T+1”交易制、“单边做多”交易制，并规定了每日涨跌停幅度。T+1制度由于规定当天卖出股票只能于第二日获得资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易量。资金流转的不及时则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新一轮投资和调整所持有仓位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资者风险，尤其在暴涨暴跌的情况下加重投资者的损失。20%的涨跌幅限制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股价大幅度波动的风险，但是也给主力机构提供了操纵市场的机会，特别是一些中小盘股票。单边做多交易，容易在投资者非理性大量买入股票时导致市场泡沫。科创板沿用当前的交易制度，则可能出现金融伦理问题。[1]

3.退市制度。上市公司可以因自身原因自主退市，也可以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强制性退市。注册制中的退市制度有利于股市的纠错和进一步完善注册制市场化。不过，相较于美国和欧洲资本市场，我国的主动退市机制如同虚设，退市量远小于上市量，2001年以来退市公司尚未超过100家。一方面，由于退市机制较为滞后，虽然科创板正在努力完善相关制度，但是许多关于退市条件的指标是由国外股票市场引进，尚未能因地制宜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将当地企业上市数量看作“政绩”，往往尽力防止企业的退市。此外，某些核心数据指标容易被人操控，特别是以财务指标进行量化标准的人为修改，导致退市效率低和难的现象。

创业板市场的金融伦理

目前在创业板注册制中，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现象。某些在审项目中，所提交申报文件出现了种种错误描述。如：错误地描述事实情况；统计方法和数据的错误、书写笔误，甚至出现大量无意义的复制粘贴且内容文不对题，等等。不仅在提交申报文件中有问题，在保荐代表人和独立财务顾问方面，为了帮助企业上市，也出现了上述种种低级错误。虽然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发行上市的审核专区进行了改进，但是保荐代表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依然不按规则填写申请文件，或者不仔细对照关注要点填写，敷衍了事，导致申报文件反复修改，降低工作效率。

相关的对策建议

上市企业层面

1.建立和完善对高管层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代理人同时追求自身利益和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无可厚非，但是不得突破职业道德底线。对准备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来说，可以考虑设计出一套对管理层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譬如：定期的内外部审计、管理层的报酬、按业绩确定职位等。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会使用信息不对称获得意外利益即权利租金，因此股东要对管理层进行定时验核，并对不当行为实施惩罚，使管理层站在公司利益的角度审慎行事，有效降低道德风险。

2.完善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注册制的核心在于信息披露，有效的信息披露只能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严格规范。目前我国的《证券法》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主要问题是范围不够全面，处罚力度较小，无法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让有关公司造成侥幸心理，导致它们更加不愿披露信息，即使违规被处罚，获利结果仍很有诱惑力。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相应法律法规应做到内容清晰、通俗易懂，尽量减少繁文缛节，进而减少注册制中金融伦理道德问题的发生。

投资者层面

1.进行投资教育和风险教育。对中小投资者要进行金融知识的普及。当投资者在股市开户时，证券公司应认真履行职责，除了检查投资者是否满足购买股票的硬性条件，也要对缺少经验的投资者介绍股市及投资注意事项，减少盲目跟风买卖；或可考虑开展培训、进行风险测评和建立投资者数据库，让中小投资者学会自主分析，明白收益与风险是同向相关，尽可能地培养理性投资者和有效的证券市场。

2.着力强化机构投资者队伍。有战略眼光的机构投资者是注册制改革中的主要力量。机构投资者资金较雄厚，对股市走势有较大影响力，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承担社会责任。我国的机构投资者相对于散户来说数量少，并且现有的机构投资者参差不齐，投机性较大。需要增加机构投资者队伍，进行一定程度的散户优化，消除市场短线投机行为，对进入科创板和注册制创业板的机构投资者制定规范合理的准入制度。

3.建立和完善机构投资者的信用评价体系。由于我国对机构投资者的信用评价体系仍是空白，建议根据我国信用环境，建立基于国内股市实际的信用评价体系，对机构投资者的市场行为进行约束，抑制市场操纵行为、与相关方进行利益输送和建老鼠仓等行为，让诚实守信成为机构投资者的信念，并且使委托人和投资者对机构投资者的信用情况一目了然，减少注册制中因机构投资者产生的金融伦理问题。

监管主体层面

1.强化证监会的执行力。证监会的自律，可以让注册制下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市场更加有效率和安全。证监会要忠实履行职业使命，除了实行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管，也需要遵守相应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必依，保证执法力度和可行性。

2.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主性。证券交易所并不只是简单地对证券公司上市前的上市条件进行监管，也包括公司上市后的一系列监管。在注册制下，证券交易所的持续性监管应注重监督市场交易行为的合法性。为了让证券交易所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有必要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主性，对会员的处罚手段要多样化，尽可能消除金融伦理问题的发生。

3.加大保荐机构的管理力度。保荐人和上市公司私自联合隐瞒社会公众的事件偶有发生，会给各类投资者带来利益损失。不仅要对保荐人进行严格监管，建立更高违法成本的制度约束，也要对保荐机构进行监管，对其法律责任进一步强化，强调社会责任，对惩罚力度也相应提高。目前我国的保荐制度只在保荐当时发挥作用，不能确保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对公司监督,因此要加强保荐机构的执行力度，保证上市公司的股票质量，维护股市秩序，保证公司的信誉。

科创板市场和注册制创业板市场

1.完善IPO定价机制。注册制下的科创板设立是为了让资本市场更好地实现市场化规则。在科创板IPO定价应进一步改善询价制度，摒弃原来实行的非完全累计投标询价制度，采取更为合理的发行方式——累计投标询价制度。让承销商根据一系列综合情况制定出股价区间并路演，投资者依据承销商的价格区间确认购买数量，最后承销商统计投资者购买数量并按一定的规则向投资者配售。

2.完善退市制度。在注册制下大量企业涌入股市，其中也包含了质量较差、经营存在问题的企业，若让这些企业一直在股市里活跃，则会降低股市的效率，影响注册制本身应有的优势。因此在宽进的同时，也应该做到严出，将那些不合格的企业严格剔除在股市外，不仅促进股市的运行质量，也让投资者提高风险意识和保护意识。应完善和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对退市指标进行调整，防止核心数据指标被人为篡改，但也不能单单依靠修改指标条件，有时候可以选择动态调整，消除行政色彩过于浓厚的现象，确保高速度高效率退市。

3.严格整顿市场不良现象。创业板注册制刚实行不久，就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现象，其中不少错误是因为相关负责人敷衍了事、不认真仔细，降低了上市效率。必须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一定的严管措施，确保上市过程井然有序，不浪费公共资源，减少因注册制中人为因素导致的金融伦理问题。

我国实施注册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优化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为主板和中小板实现注册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完善注册制中的IPO定价制度、交易制度、退市制度和整顿不良现象，解决金融伦理问题进一步积累了经验。

（编辑 尚鸣）

【主题词】高新业态 条块合力 积分贷工程 数字金融产品设计

江苏省昆山市连续17年被排列为全国市县经济第一位，处在我国高科技创新企业聚类萌生的第一方阵。昆山市高新区是高科微微实体萌生，幼微实体分蘖，小微及中小潜力企业盈利模式的凝练，并在业态整体上成为厂商行为信用相互质证的一片沃土。科技部火炬中心实施高科企业创新“积分贷”试点工程，昆山是最佳的候选地。

工商抵押金融助推数字企业成长遇到瓶颈

轻资产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遇到抵押困境

长期以来，工商企业信贷金融是抵押金融：在提供给厂商信贷资金时，银行需要贷方提供一份大于贷出资金的不动产，比如土地、厂房、设施等作为抵押物。原因是，在企业提出申请、银行前端尽职调查、中台核对流程和发放贷款后，银行面临贷后监管高成本和企业挪用资金的可能。一旦风险出现，藉由抵押资产大于贷出资产的前置条件，银行可用折扣的方式在拍卖市场上补偿自己的损失。不管信贷产品如何复杂多样，银行数百年来的经营历史大体上是这样的逻辑。

但是，目前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出现以后，厂商沿着“工业2.0-3.0-4.0”的技术进步路线迭代演进，轻资产企业实体，尤其是创意空间、创客工坊的数字服务中介，迈出工坊苗圃步入孵化器时，婴幼实体在“孵化器-加速器”之间的小微成长实体，个体资金需求量不大，但由于数量众多，资金总需求量并不小。新生实体企业希望得到贷款，一线银行愿意放贷，但由于婴幼时期的小微-微微实体，多数是由专利技术资源以及轻资产构成，抵押金融所需要的实物资产基本为零。银行金融机构为了放贷的安全，拘泥于抵押金融形式，数字中介难以成长集聚为产业生态。工商抵押金融助推数字企业的成长遇到了技术瓶颈。

一线实体创新、科技部门支持及可能的理论探索方向

不过，科技进步为化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新的手段。40年来“工业2.0-3.0-4.0”技术进步及多种数字商务平台的发展，不少数字企业与数字平台累积了多种抓取对手有价值信息的画像工具及技术，慢慢累积成了企业实体的行为过程机理，比存量可视资产类的会计稽核信息更能反映企业还款意愿及还款能力。在某些条件下，一组这样的关键显性行为信息，通过某种第三方技术平台加权计量，转换为厂商最大化行为的逻辑特征向量，捕捉的厂商行为不仅信息真实，而且成本低廉。

基于上述技术进步，科技部火炬中心号召各地积极探索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以便为商业银行提供对应企业更加真实的信息。结合商业银行科技金融探索资源，火炬中心希望“积分贷工程”可以构建一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互匹配的科技金融体系，促进创新要素向区内科技企业集聚。

经济学家早就观察到了抓取厂商行为的动态信息机理（Barry，2000；Hermalin，2004）。其可以叙述为：一组关键的显性行为特征变量，内在地反映了厂商显示的真实价值信息。其中，全阶信息捕获行为（一级定价理论）：显阶信息捕获行为——信息披露与信息屏蔽耦合机理（二级定价理论）和具阶信息披露行为——一种分类别信息捕获行为（三级定价理论）是特征向量画像机理的经济学理论核心。

公共部门与金融机构协同启动创新工程建设

公共部门引导金融机构协同调研、选点与示范

为响应科技部火炬中心号召，积极探索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昆山市高新区、昆山市发改委与建设银行苏州分行等商议，决定聘请国内重点高校参与调查研究。顶层设计讨论的内容包括：（1）探索建立企业积分信息系统架构；（2）搜集对服务对象精准画像的经验和工具手段；（3）比较对照创新场景厂商实体行为集聚与聚类差别；（4）讨论新出生高成长婴幼实体的信用资源质证序列；（5）出台高效组织优质信用资源的分类政策工具；（6）实现信贷资源与优质科技企业配置的关联逻辑。

在基本框架完善的同时，试点工程对创新科技对应的高新厂商行为、市场行为及所需金融产品的内在机理作出细节梳理。先是破解厂商创新场景动员资源类别的辨识，银行系、非银系金融机构功能的排序，财税类非银系和园区类非银类金融机构集聚的内在动力机制，比如多层次创投基金、配套评估、授信、增级、回购、担保类算法的科技金融，低成本高回报但提供“定贷”类金融产品的工作原理及机制等细节和流程研究和开发设计。

在顶层架构、大流程梳理基础上，创新团队还在专有方向上进一步细节化。借用张家港市永联村案例，建设银行发现其积分制模式在集体资产收益分配领域，具有追溯村民自然人、经济人实体的“一日工作行为”对集体收益贡献的真实映照关系，一种“经济人行为-分数积累-村队收益-分配权重-总体权衡”五位一体性质的逻辑关联。如果将这种关联做适当特征行为变量修正，平移到信贷价值评估过程当中，将会为建设银行在永联村的存量信贷规模，提供来源于建设银行内部信贷信息之外的另外一个维度的映照关系，这对提高甄别过滤建设银行内部信贷信息的真实程度很有价值。另外，积分制在资源配置上的村镇权衡机制，也启发了当地政府把它运用到类似高科技创新企业的遴选、培训、及激励授信的过程中。

基层发明、创新案例调研、行为逻辑辨识、理论优化及项目导向设计，使得联合工作小组发现，积分贷工程在社区管理、金融机构信息甄别成本降低、金融产品设计以及算法模型再造等领域，具有广普性质的使用性。经过推荐演示，得到昆山市政府重视，建议在高新区试行工程改进推广试用。

公共部门与市场部门协商攻关：中国的发展优势

基层社区发明，银行机构流程“平移”，条条机构优化提炼，块块政府支持实施，这是一个多环节传导机制，很难从基层一线上升到国家示范层面；在高科技创新领域难度更大。但昆山市似乎在不经意间走完了“全程”：一种中国独有的，国家条条机构和地方块块政府合力，发现散点式实例，根据产业面上展开的实际，形成一种不断矫正提高的体制机制模式。这是中国经济过去40年快速增长的珍贵经验。国内外学者也逐渐发现了中国这样的一个特点：“举国之力”办大事，娴熟地运用国家公共品资源、中央条条公共品和地方公共品资源，尤其是三者的结合，形成基础公共品序列，为发展提供最基础的分享性制度支持。

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将资源、人力、技术、金融等要素资源整合，转化为多期连续的发展规划、目标、路径，并阶段性展开和进行任务分解实施等，需要一个“前置”的基础支撑机制：一种极为稀缺的领导性组织形态的公共品组合。如果没有新中国70多年来的举国体制与各方协同、为共同目标努力的传统，中国的增长就不可能保持高速、稳定和长期可持续。

具体到积分贷工程，一线实体创新引起了政府各部门关注，为这一工程给予了多方面支持——政策引导示范，地方综合部门与金融机构配合形成创新工程项目敷设——地方公共品跟进。经济学家也给出相应研究成果——既成为上述工程和示范的启示，也是后续创新的指引。三大类公共品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人启用“举国之力办大事”的写照。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个阶段的举国体制安排。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可称其为举国体制1.0版，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1978年以后，举国体制进入了2.0版，其特点是探索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举国体制2.0版本的出现，表明它是一个动态的演化机制。从十八大开始，举国体制上升到了3.0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性。但“举国体制”在演化中也可能出现偏差，比如单项重大工程的合理性，在复杂的单项传导机制，以组合的方式构成网络网格制度复合体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整体效果上的“合成谬误”，这就好像每个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一加一大于二或者一加一小于二的机制都可能存在。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后的历次重大实践中体验到了这种“合成谬误”的内在生成机理。正所谓“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够更好地感知它”。

公共品前置下“积分机制”萌生、创新内涵及阶段性成长

张家港市村社集体内生“信用积分”的案例

2020年前后，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发现张家港市永联村有一种分配村内年度收益的积分制度——“永联分”。由于村民联合体每年的收益分布在多个领域，有的是资产性收益，比如租金，门票等，有的是商业服务性收益，如商店、酒店收入；还有村属加工生产单元（如印刷），及守护、物流等服务。这些收益为村内的年中分配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平衡资产性收益比较简单，按人头分配就行了，但是数个人同时出工的同一类别服务，会出现出工不出力、按时出工和迟到早退之区别等等，按人头分配必然带来负激励。在此情况下，村民们将自己出勤、诚信、奉献与爱心等的特征行为化约为一组变量积分做为考核依据，在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收录累积下，解决了年终收益分配的问题。

建设银行发现“永联分”在揭示行为人工作努力和社区诚信方面的积分，也是一种商业诚信。将这种描述诚信的积分设计成授信指数，可以替代信贷员走乡串户收集经济人资产负债信息。通过客户授权，建设银行以永联分为基础，接通行内数据，联系政府激励制度信息，为村民生产生活提供增信+金融信用评分及相关权益。“永联村联名卡”融合原先由多张实体卡承载的不同福利权益，并新增资金结算等金融服务功能，比尽职调查带来的抵押信贷所需核准信息还要更加可靠。

“永联分”通过商业银行维度向“信用积分体系”升级过渡

在这一机制安排下，是不是同样一份信贷资金发放出去，村社居民的还款效率更高，不良信贷比率更低呢？建设银行采用“1+3+N”的架构。“1”是指1个永联信用评价体系。“3”是指3套应用系统，村民“永联一点通APP”用户端，商户“数字人民币管理系统”以及面向后台管理人员的“数字永联”管理端。“N”是指打造多个权益场景。

系统化的“大数据+信用体系+数字货币”等新技术，不但把张家港永联村实施多年的“文明家庭考评体系”通过数字“永联分”升级，对域内26880名村民（居民、职工）信用评级，评级授权，授权增级为“文明贷”信贷额度，利率优惠激励，在农耕文化园、文体俱乐部、天天鲜超市等商点折扣，实现场景互联式的信用互动质押机制。

2022年8月30日，张家港市信用平台试点在永联村启动，中国建设银行试点发放了第一笔永联文明贷30万元，对2.6万村民形成巨大的行为激励带来福利的价值激励效应。

从商业信用积分走向数字“高科创新积分”制试点

永联村案例启发了苏州市政府，一个稳定的“行为人生态聚类群落”也同样具有类似的行为信用及信用质押激励。昆山市政府决定在高新区的高科创新企业聚类实行信用积分体系。这一次，积分信用的对象不是村民而是轻资产的科创企业实体，特别是早中期科技型企业，关联小微制造企业，以及其他潜力微微企业等。

1.创新四位“1”体的评价方式：以积分促贷。

昆山高新区将企业综合评价的最后积分按高到低进行排名，按照不同的分档（例如按不同积分分布分为A/B/C/D四档，可根据积分实践应用的试算情况进行修改），由建行配置差别化的信贷支持政策。

2.创新“1+9”专属信贷服务模式。“l”指以积分促贷；“9”指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定制化形成九大定贷模式。

另外，积分贷更具科创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通过九大定贷模式适配相应定贷方案：

在初创期（年营收小于500万元），根据初创期企业人员工资、研发投入、经营周转、订单、备货等情况，测算资金需求，不包括采购设备、固定资产投资及股权类投资。具体的积分贷产品有：开户即贷——开户后成立满一年即可申请最高10万元的备用金（信用贷款）；以机构增信定贷——落实地方政府风险基金风险补偿，最高授信额度300万元；以投定贷——对企业已签署认股协议，最高授信额度500万元；以房地产抵押增信定贷——以企业主或股东的个人名下房产抵押，最高授信额度500万元。

在成长期（年营收在500万元-2000万元），客户需求可参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测算公式，测算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具体按以下分类分项确定，择高定贷。具体的产品有：以投定贷，以税定贷，以工资定贷，以订单定贷，以专利价值质押定贷，以应收账款质押定贷。

在发展期（营收在2000万元-10000万元），继续参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测算公式，测算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具体的产品有：以房地产抵押增信定贷——最高授信额度3000万元；以机构增信定贷——纳入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风险补偿资金池，最高授信额度1500万元。

在成熟期（营收在10000万元以上），客户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可参照大中型客户的授信条件，一户一策，成立专项服务团队跟进。

地方国民经济体系及社会综合收益

地方国民经济体系收益

积分制是动员企业行为信用资源的累进性激励工具。在一个给定的物理半径范围内，当一组实体类微微中介、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等围绕核心企业形成供应链关联，厂商上下道工艺顺序形成集聚，两两集聚越过门槛线阈值形成聚类，聚类集聚出现创新业态场景时，积分制制度可以使创新企业分蘖，产业加速成长。

积分制可使地方长链金融产业形成。在助推昆山高新区创新实体萌生、婴幼主体快速越过死亡谷，增加瞪羚类厂商出现概率，实现“独角兽”厂商领衔多个创生创新行业示范成长的对应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积分贷助推高科企业创新场景聚类成长为地方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动机力量。企业创新积分制提供金融政策公共品，其助推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融合，形成配套市场长链的金融长链。长链金融、长链市场配套长链产业共成长，在高新区内生国民经济体系成长所需的增长动力机制。积分制是金融政策公共品，金融公共品助推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融合，形成配套市场长链市场的金融长链。长链金融、长链市场配套长链产业共成长，在高新区内生国民经济体系成长所需的增长动力机制。

社会综合收益

积分制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人群的正规军支持力量，也是金融队伍打硬仗、打胜仗和制度创新的沃土。企业创新积分制的沃土是中小微和微微实体聚类场景。创新聚类出现的时候，集聚区内的企业行为信用资源变得丰裕，动员此类新生资源，为欠缺传统工商企业抵押信贷资源的高科技企业所用，不仅中小微企业容易越过“死亡谷”，而且金融性机构资产运营效率高，经济增长速度快，税收收益可持续。

积分制立足区域特色，探索创新客户积分体系与权益体系的有机结合，建立集企业创新积分体系与金融权益体系为一体的合作共赢体系。伴随着企业在高新区内的范壮成长，其创新积分逐步累积，可以探索给予企业积分等级对应的专属权益。比如，进一步的积分支持，可使创新创业人才获得人才礼遇（房贷、信用卡相关定向优惠）；财富管理方案设计，一对一“自然人银行”等财富自由服务；财税、法务咨询等社会安全保障服务等。

（编辑  季节）

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无视中国政府在新疆扶贫脱贫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撑腰打气，不断出台所谓报告、法案，污名化新疆治理，炒作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强迫同化”，企图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美西方反华势力为何频繁炒作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

2019年11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所谓“涉疆强迫劳动问题报告”，题为《连接散布新疆的点——强迫劳动、强迫同化与西方供应链》。2020年3月1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题为《出售维吾尔人》的报告，诬称中国把新疆“教育培训中心”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转移到全国各地，让他们在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工厂中“强迫劳动”。

2020年3月11日，美国跨党派议员提出“预防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该法案（草案）要求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2021年2月18日该法案通过。2022年6月21日，“预防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正式实施，对全疆企业实施出口制裁。

2022年8月19日，“当代形式奴隶制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小保方智也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交《影响族裔、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报告，恶意诬蔑攻击“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直存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农业和制造业等部门遭受强迫劳动的情况”。

上述系列报告是强盗的语言、强盗的逻辑、强盗的行径。他们炮制中国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文化灭绝”“宗教迫害”及“当代形式奴隶制”等谬论，罔顾事实，指鹿为马，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接续到拜登政府，喋喋不休地鼓噪这类弥天大谎，妄图以此抹黑、污损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是美国极右翼势力企图运用“混合战”、对华“脱钩”战略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产物。首先，它是美国“以疆制华”战略的舆论工具。这些报告用“似乎”“可能”“也许”等捕风捉影的材料，追随反华政客的步调，为美国极右翼反华势力提供歪曲事实的“学术”支撑，为他们攻击中国的治疆方略提供“炮弹”。其次，它为美国“长臂管辖权”提供靶向。报告“列出可能涉嫌强迫劳动的机构和行为”，建议“美各界向中国施压制止新疆强迫劳动”，“找出参与强迫劳动的中国公司，并在名誉和经济上摧毁它们是重要的影响手段，这些公司可能反过来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强迫劳动。美国政府应该鼓励其盟国采取同样措施”。美西方的一系列操作显示，美国欲通过立法做出进一步反华涉疆战略部署，重新洗牌全球产业链，通过“脱钩中国”“追溯源头”等方式，打击中国传统出口产业，并对中国高科技企业造成伤害，在世界范围发动对中国国家责任追究的诉讼风暴。第三，试图从根本上动摇新疆稳定的基石。报告与法案是对新疆“污名化”的系列组成部分。美国反华舆论制造商将教培中心污名为“集中营”，把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者混同于普通穆斯林信教民众，污蔑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改造是侵犯人权与自由，攻击使宗教极端思想感染者尽快融入社会成为正常公民的举措是“强迫劳动”“强迫同化”，其根本目的是全面否定新疆去极端化、反对恐怖主义活动已经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干预我们反分裂斗争，阻断我们去极端化进程，从根本上动摇新疆稳定的基石。第四，对边疆少数民族扶贫脱贫成就进行否定。报告和法案罔顾中国政府正在致力解决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尤其是帮助边疆少数民族摆脱千百年来贫困的羁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让他们通过培训，成为能融入历史发展潮流的产业工人、现代农民，不仅分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红利，而且成为靠自己双手劳动产生价值的创业者，民族进步、国家富强的参与者。

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一度成为南疆四地州脱贫致富的拦路虎

新疆南疆四地州，即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里的维吾尔族居民占当地居民总人口的90%以上，贫困人口占新疆贫困总人口的近一半。四地州贫困人口的聚居区，一度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泛滥、恐怖主义活动高发区域，是反恐、去极端化的前沿阵地。扶贫脱贫不仅仅关乎民生问题，更与反恐、去极端化互为依存，成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消除宗教极端思想病灶是脱贫致富的前提和基础

1.宗教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活动是南疆四地州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最大障碍。自1870年始，以瓦哈比教义为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开始传入南疆，并迅速落地生根，与本地早已经存在的激进的纳格什班迪教法为基础的依禅派，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思想源头和非法宗教基础，以分裂政治目标为牵引蜕变为宗教极端思想。其本质是“泛伊斯兰政治化”，鼓吹“圣战殉教进天堂”，主张一切依据《古兰经》和《先知圣训录》，以“神”的治理取代“人”的治理，以恐怖手段建立哈里发政权取代世俗政权，用伊斯兰教法取代世俗法律，用原教旨主义的风俗取代新疆多元文化下的民族风俗习惯。

2.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穆斯林群众幻想“圣战殉教上天堂”，放弃了勤劳致富的本世吉庆。南疆四地州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相信“野阿訇”仇视政府的非法讲经及隐含其中的反动政治宣传，幻想通过“圣战”上天堂。这些被感染者生活在极端、狭隘和愚昧的个人世界中，敌视世俗生活，好逸恶劳、自我封闭，禁锢家庭成员融入社会和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个体和家庭脱贫致富的最大障碍。

3.恐怖主义活动严重破坏了南疆四地州的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疆四地州“伊斯兰解放党”活动猖獗，他们以“迁徙圣战”和“判定异教徒”的宗教极端思想为工具，大力发展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诱使受蛊惑信教群众变卖家产，叛逃出境，频繁制造暴恐事件，并将“迁徙圣战”活动蔓延到内地及其他边疆省份。一系列恐怖事件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严重恶化了南疆乃至全疆的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

4.宗教极端思想的落后观念制约了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宗教极端势力依据“建立教法神权”理论，否定一切世俗观念和现代文明成果，煽动信教群众抵制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排斥现代科学知识，蛊惑信教群众拒绝学习掌握就业技能、改善经济条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受“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思潮影响的组织和个人不断从境外向境内渗透，推波助澜，严重干扰新疆社会治理的政策与措施的落实。很多受蛊惑的少数民族群众认为“一切都是安拉”给的，多生的孩子是安拉给的，政府的扶贫资金财物、牛羊也是安拉给的，本来用于生产发展的资金财物和牛羊等生产材料很快被吃掉用掉，甚至被一些受极端思想深度感染的人恶意毁掉。反动“宿命论”在南疆四地州一度甚嚣尘上，成了阻碍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根本症结。

5.如何消除孳生恐怖活动的宗教极端主义土壤，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新疆是中国去极端化、反对恐怖活动的主战场，也是中国消除贫困的主要区域。借鉴国际惯例及西方主要国家、伊斯兰国家去极端化方面的经验做法，新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在系统的国家反恐战略指导下，通过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改造某些学员所受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多措并举根除他们内心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思想病灶，有组织地对他们进行法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就业技能培训，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文盲或只掌握少量农垦技术的农民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培养学员自觉融入社会的公民意识，成为尊重法律、人格健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6.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消除贫困，在扶贫道路上不丢下任何一个人。新疆的贫困人口占中国“三区三州”贫困总人口的近一半，在脱贫致富进程中，对普通老百姓，鼓励引导帮扶；对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群体，教育挽救，为他们学成后务工就业创造机会。脱贫致富，天经地义，这是中国政府负责任的表现，是新疆各族贫困群众的迫切愿望，何来强迫？劳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谋生手段。不劳动，难道要张口等着天上掉馅饼吗？世界上哪个国家会养懒汉？美国政府难道鼓励国民当懒汉吗？美国政府难道没有强制改造那些反人类、反社会的群体吗？

7.教培中心主要针对受到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感染成员，为扶贫脱贫扫清了障碍。扶贫脱贫事业有效遏制了宗教极端主义的进一步蔓延，从根本上铲除宗教极端思想生存的土壤，培养了一批具有初级产业工人素质与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众，使他们有了摆脱贫困及改善自己生活的一技之长；另一方面，曾经蔓延到近乎失控的局势得到控制，宗教极端主义得到有效遏制，恐怖主义事件高发的浪潮应声回落。新疆所取得的扶贫脱贫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对世界各国去极端化工作的开创性贡献，是新疆各族人民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依法促进公民劳动就业是去极端化工作的巩固与深化

上述美国西方的报告和法案，无视新疆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新疆对广大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扶贫就业，视为“强迫劳动”“民族同化”；把曾经受到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在教培中心学习的群体，混同为普通公民；把约束改造他们的思想污名为“人权”问题，极力为宗教极端主义背书。而事实是：

1.新疆扶贫减贫进程走的是法治化道路。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创始国之一，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促进充分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劳资合作、改善劳动条件、扩大社会保障、保证劳动者的职业安全与卫生，并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劳动领域沟通与合作。为了保护劳动权，中国政府通过了系列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最近中国还加入了预防强迫劳动的两项国际公约。

2.新疆扶贫减贫进程充分保障了劳动者权益。新疆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劳动就业领域依法管理监督力度，持续加强劳动就业保护，健全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全面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劳动仲裁执法力度；依法加强对妇女的就业保护，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施特殊的劳动保护措施，实现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彻底改变了宗教极端思想禁锢妇女抛头露面、使妇女沦为男人依附品的愚昧落后现象，提高了妇女社会地位。各级政府及企业还有效发挥工会和职工维权机构的作用。

3.新疆设立教培中心的政策方向是去除极端化土壤，为脱贫致富根除病灶。教培中心依法设立，最大限度地挽救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员，最大限度地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反动政治和非法宗教土壤和条件，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免受民族分裂主义的侵害。一大批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感染的群众，通过培训，提高了劳动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如今，教培中心完成了它的阶段性历史使命，教培中心毕业的学员开始了对美好新生活的追求。这是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千方百计污名丑化它的根本原因所在。

    4.教培中心学员结业后依法务工就业。学员经过思想矫治和职业技能培训后即结业，分别进入工厂企业就业、自主创业，或到中、高职院校继续深造学习，提升劳动就业技能。民以食为天，所有的贫困群众包括教培中心结业人员，就业脱贫的积极心态都是一致的，脱离愚昧向往美好生活的渴望都是强烈的，感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心态都是发自内心的。在新疆稳定团结的大环境下，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愿望，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强烈。

    南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为世界提供了“去极端化”中国经验

事实说明，南疆四地州基层普通脱贫农户、教培中心结业学员，以及大规模的普通农民进工厂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脱贫致富都是政府扶持和内生动力的结晶。

新疆坚决贯彻落实中国政府脱贫攻坚战略，在南疆四地州走出了脱贫致富与去极端化相结合的有效路径，通过发展产业、转移就业、自主创业、生态建设、扶贫搬迁等多种途径，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物质帮助与技能培训相结合，鼓励贫困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投身到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

在南疆四地州，首先致力于巩固第一产业基础。不断优化一产结构，发挥市场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带动意愿足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积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推进良种推广、林果业提质增效和畜禽规模养殖，走出特色优质高效的发展路子。发展第二产业，吸纳大量富余劳动力，优先发展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引导发展林果、肉类等农副产品优势加工业，大力推动消费电子等产业，有效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第三产业拓宽就业增收途径，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产业，扎实推进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加强农产品批发、集贸市场的建设。

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解决贫困代际传递

近年来，南疆四地州各级政府不断优化就业扶贫工作流程，不断提升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实现了转移就业、稳定就业、长期就业。2019年，南疆四地州累计对贫困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14.27万人次，实现贫困劳动力有组织转移就业7.47万人。目前，南疆四地州3年10万人转移就业规划，已实现转移人口14万余人。

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脱贫的必经之路。四地州许多贫困劳动力长期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观念保守，汉语水平低，职业技能缺乏，乡土意识重，不愿意离开农村。教培中心的培训教育扭转了他们“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观念。近几年，南疆四地州各类园区、小微企业、卫星工厂（扶贫车间）、农民合作社蓬勃兴起。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外出务工、积极主动脱贫的意愿十分强烈。不等不靠、劳动光荣、勤劳致富、靠奋斗改变命运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

易地扶贫从根本上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2016年至2019年，新疆完成了40125户、15.91万人易地搬迁任务，南疆四地州完成易地搬迁4.9万人。当地政府将搬迁安置区与现代农业开发、产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后续扶持，已建成棚圈1010座、设施大棚507座、卫星工厂14个，实现搬迁对象在安置区企业就地就近务工。四地州政府还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修建了学校、幼儿园、卫生室、文化活动室等。如今的南疆四地州，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象。

自主创业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阿克陶县的夏提江·买买提通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思想观念彻底转变，他说：“思想不解放，一辈子都穷。”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夏提江在阿克陶县工业园区开办了8个店铺，涉及餐饮、水果、理发、食品加工等，带动38名结业人员到园区就业，其中20多名是贫困人口，他们的工资每月达到1500元左右，实现了稳定脱贫。

护边守林增收致富

新疆不断完善普惠边民政策，将生活在边境地区的贫困群众优先选聘为护边员，全面落实护边员补助政策，使护边员个人和家庭走上了脱贫道路。2019年，新疆明确补助护边员每人每月2000元到2600元不等。同时，不断提升边境一线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有效改善了边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目前南疆四地州共有7个边境深度贫困县，基本实现了边境一线未脱贫户1户1个护边员的目标。

新疆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建立保障贫困地区经济收益与生态补偿机制，既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途径。2019年以来，南疆四地州认真落实国家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通过购买服务、专项补助等方式，选聘生态护林员、草原管护员，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大力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保护与恢复工程，完成退耕还林83.3万亩，惠及贫困户12298户。

扶志扶智激发内生动力

新疆扶贫脱贫最大的特点，是通过扶志扶智引导广大群众改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抓好教育，培养好下一代，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新疆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全疆财政性教育经费年投入均超过500亿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优先发展使新疆双语教育质量显著提升，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意识到教育与技能培训的重要性，意识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性，意识到脱愚才能脱贫，才是鸟儿有了翅膀。

近年来，南疆四地州结合当地需求和就业条件，组织开展服装和鞋帽加工、食品加工、电子产品组装、美容美发、汽车维修、畜牧养殖、蔬菜种植、果树栽培、农机技术、家政服务、地毯编织、建筑装饰、电子商务、手工艺品制作等技能培训，帮助贫困群众掌握实用技术，增强他们脱贫和自我发展能力。人有一技饿不死，技能培训变输血为造血，破除了“等、靠、要”的懒人思维。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开发式扶贫的根本途径。

（编辑  季节）

现在很多企业进行农业农村投资，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最初带着情怀进入乡村，发展几年后，因为大量的政策不匹配导致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企业投资农业农村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正确分析投资的机遇到底在哪儿。

城乡融合是未来中国城乡空间发展的归宿。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是要打破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以工业化的导向忽视农业产业的发展等问题。

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需要企业在进行农村投资的时候，必须遵循农村生态本身的价值。如果有些投资项目把当地农村的生态环境破坏了，降低了整个乡村的生态价值，那么企业将很难在当地立足，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乡融合是未来发展的归宿

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包含两大空间，一个是城市空间，另一个是乡村空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4%。在讨论乡村振兴时，要考虑到从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城乡融合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企业投资乡村的时候，要考虑到现在的新发展阶段，而新发展阶段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其中最不平衡、不充分的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解决城乡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考虑到现阶段城乡之间到底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在新发展阶段中，我们要从过去单向的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转向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一般在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时就开始转向郊区化发展，即城市空间以外区域的产业发展，人口开始从城市向乡村流动，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在乡村的发展。实际上，这是城乡融合的一种形态。

实际上，城乡融合形态是未来中国城乡空间发展的归宿。城乡空间发展不仅是城市化率的提高，或把城市发展得更漂亮，还包括城乡融合的空间。未来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是要打破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发展主业是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

在新的城乡融合形态下，企业进行农村投资的机会很多，但要明确哪些投资项目属于盈利性投资，哪些是公益性投资，哪些要在体现社会责任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

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从国家角度来讲，企业对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责无旁贷，农业主业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在小规模农业、小规模土地的基本约束下，整个中国的农业产业革命如何推动？这需要投资农业产业，尤其从事粮食和食品产业的企业，要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合作。

首先，一个县域要能够做成相应的主导产业，应依托当地的比较优势，政府与企业之间开展合作。发展农村主导产业，就是要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实现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和资产要素的有效组合，进而提高农业的规模报酬，使这个产业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不仅需要企业认真探索，也需要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有效合作。

其次，要提高乡村产业本身的复杂度和知识含量。历来中央文件包括一号文件出台了很多关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在此背景下，要让企业有钱可挣，需要重新定义乡村产品。现在农产品的复杂度太低，基本局限于田间地头，缺乏知识的含量和人力资本的含量。提升农产品的价值含量，打造更多“名优特”产品，往往需要企业家的努力。

第三，在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平等发展的前提下，整个县域级产业的发展应该为企业提供更多乡村发展的空间。

企业进入乡村投资，农民信任企业投资者的最重要指标，不是在这里圈了多少地、上了多少项目，而是看你是不是真干实干。如果一年365天只有5天在乡村，其他时间都在天上飞，当地农民估计永远不会相信你，投资项目也很难实现盈利。

当然，也有很多农村投资项目是非盈利性的。对于企业来说，村庄公共服务的改善，道路、桥梁和其他设施的改善，以及很多文化建设，都是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这些项目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而要把它们作为一部分社会责任进行投资，以此赢得农民的信任，从而为乡村投资项目获得盈利性机会。

乡村投资的特殊性呼唤社会责任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企业进行乡村投资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社会责任？其原因不仅是农村产业的弱质性问题，还包括乡村投资的特殊性。

第一是土地。乡村所有的投资都与土地相关。城市的土地可以盖房子，乡村的土地是农民的“根”和“魂”，一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什么很多乡村投资项目强调集体所有制不能改，就是因为农村土地具有特殊性和可持续性。

现在很多土地投资项目都很注重土地整理，却忽视了对土地的长期可持续性的投资。日本的地往深挖，土还是黑黝黝的，因为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有机肥。反观国内一些项目，一把化肥撒下去，大型农机高效率运转，土地被压得出现板结化，导致肥料下不去，土地的整体结构变得非常畸形。

第二是生态问题。生态环境决定了整个乡村和城市的特殊性。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需要对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企业在进行农村投资的时候，必须承认生态本身的价值。

第三是乡村的人。城市是陌生人的社会，农村是熟人的社会，正如费孝通所讲的礼俗社会。如果只用法律、契约，我们很难和农民打交道，彼此之间的信任往往建立在大量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

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乡村的问题，企业家进行乡村投资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企业在下一轮发展中不关注乡村问题，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漠视。解决乡村问题拥有大量的机会，我们进行乡村投资一定要认清乡村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乡村企业家其实就是社会企业家。

（编辑  宋斌斌）

区域问题是影响全局、关乎社会前途的重大问题。我国幅员辽阔，但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运用国家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其效果已为过去几十年区域经济高速增长、日益协调的实践所展示和证明。可以说，区域战略在国家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实践效果

严格地说，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针对日益拉大且比较显著的地区差距，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并强调“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1]自此开始，缩小不合理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上。

遵循这个指导思想，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到2006年，形成了以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分类指导为特点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针对“四大板块”战略覆盖的空间尺度仍然比较宽、“一刀切”状况依然是一定程度存在的事实，从2006年起，政府着手缩小区域政策的空间单元，通过为一些典型地区量身制订规划和方案，进一步将“四大板块”战略的实施加以深化、细化和实化。

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即“四大板块”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对之深化、细化和实化带来了十分明显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区域增长格局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所谓“革命性变化”，指的是前所未有的变化或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区域战略的实施扭转了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一马当先、中西部与东部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状况。2007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而从2008年起，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东部。今天经济运行相对困难的东北地区，实际上从实施振兴东北战略的2003年起，一直到2012年，都曾实现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实践表明，无论在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都有过辉煌的表现。有人对东北经济运行有些担心甚至灰心，认为其发展难以出现新的转机，这种担忧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东北经济是可以搞好的，关键取决于我们怎样去做。

二是培育打造了一批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地区的经济引擎能量得到进一步激发的同时，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成渝经济圈等一批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极迅速崛起，显示出蓬勃旺盛的增长活力。

三是有力促进了困难地区的转型跨越。一批革命老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地区摆脱贫困，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得益于中央出台的一大批直接服务于它们的政策文件与发展规划。例如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从实地调研到制定出台只用了90天时间。且这一文件措施实在，具有很高的含金量。经过这些年有针对性的扎实贯彻实施，赣南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完全可以用“今非昔比”“翻天覆地”来形容。国家对乌蒙山、秦巴山等11个贫困连片地区和新疆南疆地区等三个深度贫困地区制定了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这些扶持政策为贫困地区加快脱贫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实践证明，基于适宜的空间板块运用战略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分类指导，对加快缩小地区差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十分有效的。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实践效果，而且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和思想观点，完全可以构成一部中国独创性的区域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得到进一步的重视，战略谋划实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最高层直接谋划与推动，一批区域重大战略陆续出台。与此同时，在政策指导上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较为突出的有两个：一是更加注重跨区域、跨流域的经济区建设和一体联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战略，所涉空间范围都是跨省域或跨区域、跨大流域的。二是更加注重聚力解决区域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实施扶贫攻坚战。绝对贫困是导致地区差距悬殊、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首要问题。经过艰苦努力，运用中国独创的方式，这场攻坚战成功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建立了全面小康社会。

今天，谋划、制定与实施区域战略和政策已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核心议事日程，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工程”，也成为各地方各部门的自觉行动。地区的新领导、新班子到位后无一例外都把谋划区域发展格局作为优先开展的重点工作，区域战略与政策拥有的地位之高可谓前所未有。区域战略具有很强的感召力、集聚度和时代性，集高品位、强影响和大实惠于一体，作用举足轻重，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支撑与关键抓手。中央要求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在今天，无论是短期谋划还是长期部署，区域战略与政策都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

实现区域重大战略协同联动的重要意义

我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尤其是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在实行“全国一盘棋”部署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板块的实际状况进行分类指导是十分必要的，能够大大提升区域战略指导的精准性、匹配度和有效性。虽然从空间上看，十八大以来所推出的区域重大战略是以跨省域或跨区域、跨大流域的，但从全国范围看，这仍然是一种区别了四大板块的另一种形式的分类指导。由于是一种基于较大地理空间的分类指导，换个角度看，它又是一种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相关省份间的一体联动，或者说是跨区域的一体联动。这样的一体联动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流动和配置，从而能够提高区域整体经济运行的协调性和效率性。如果有科学理性的区域规划引领、坚强有力的组织机制推动、持之以恒的联动举措支撑等相配套，这种一体联动无疑有利于缩小战略覆盖区域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国情区情复杂性的表现之一是，即使以单个省份而论，其内部各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也是很大的。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基于较大地理空间的分类指导同时也是一种缩小版的“一刀切”。此外，一般的逻辑是，战略覆盖的空间范围越宽，务实操作的难度就越大，不仅会因责任主体不清而影响工作力度，也容易导致实际操作浅尝辄止、大而化之。这构成了区域经济理论中一对有趣的“矛盾”：从合作联动角度看，空间范围似乎越大越好；从分类指导角度看，空间范围似乎越小越好，而它们又都是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近些年在地区分化加剧的同时，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又有所扩大，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总结“十一五”及以后一个时期通过缩小政策指导空间单元带来的区域差距逐步缩小的成功经验，可以认定，秉持这样一种操作策略也是极为必要的，即在实施跨省域或跨区域、跨大流域的区域重大战略的同时，应着眼于一些空间尺度较小的特殊地带，量身打造具有针对性的战略规划和政策举措。这种基于区域板块细分的分类指导，能够弥补缩小版的“一刀切”或操作中“大而化之”带来的缺陷，从而有力地推动一些特殊地带摆脱困境、实现跨越发展。当然，这类基于较小空间板块的分类指导并非都需要由中央政府直接开展，其大部分应该是在国家指导下由省级行政区进行决策和实施。为了遏制区域差距扩大的势头，这项工作应与区域重大战略的谋划实施共同持续推进。

鉴于区域重大战略的独特功效和作用，必须促进各区域重大战略间的有机衔接和一体协同。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直接影响到对抑制不合理地区分化和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所做出的各种努力。

区域重大战略是依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当前基础、主要矛盾、基本需求等基本因素而制定的，其所体现的基本目标、战略定位、主要任务、基本政策安排等各不相同。这种不同是“因区制宜”的必然选择，也是体现其实施效果的必由之路。但有着明确区域指向的区域战略，也为各战略间的相互隔断提供了潜在条件，如果对其进行封闭性实施就有可能形成两种情形：一是各自为战。各自独立贯彻所涉区域的发展战略成了一件十分自然也非常正确的事情，但这也使一些地区囿于圈中而跌入自我循环境地。从宏观层面审视，这就是一种地区间的战略分割，准确地说，是在相互独立运作中使战略差别演变成为战略分割。二是各司其政。实施不同的政策成为相关地区的当然职责，也相应阻碍了相关政策在地区间的融通和灵活运用，形成了地区间的政策极差。

“战略分割”将导致要素自由流动直接受到限制，一些基于先行先试所形成的经验与做法得不到及时扩展，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要素开放也面临障碍等后果；而“政策极差”必然带来地区发展环境的差异、所得红利的悬殊，造成各地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和发展权利的不平等。也就是说，战略分割和政策极差都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新的不平衡，也可能会带来不合理的地区分化。这个问题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包括被区域经济研究者所忽视。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区域战略本身对促进区域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而区域战略本身的显著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区域战略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但如何避免封闭性实施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正确的思路是，大力推动并实现区域重大战略间的协同联动。

推动并实现区域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要关注开发性和平衡性：一是最大限度保持区域战略间措施实施的开放性。除了存在较大社会风险的先行先试项目、地域特性很强的发展改革举措、需要中央特殊授权或特别审批的事项这三种类型，各区域战略中所涉及的改革发展安排原则上都应对所有地区开放。一些体现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制度规则，尤其应允许各地相互借鉴和自主移植。二是最大限度保持区域战略间直接政策红利的平衡性。除了对特殊困难地区明确给予的政策优惠，原则上不应通过战略规划等直接给予特定地区优惠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对处于经济发展高位的发达地区尤其如此。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支持主要应集中在赋予其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权利上，而这种赋权又主要应集中于风险很大、成本较高、前景不明的试验项目上。一旦试验成功，应该及时向全国其他地区开放，防止因固化政策差别而形成或强化“马太效应”。

强化区域重大战略协同联动的探索空间

任何实践活动的推进都需要理论的引领和支持，区域重大战略的研究、制定、实施是如此，促进区域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也是如此。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在研究探索中应当把握住这样的导向或原则，即不仅要敢于批判，更要善于建设；不仅要讲否定什么，更要讲提倡什么；不仅要告诉不能做什么，而且要告诉应当怎么做；不仅要强调应当是什么，还要阐述只能做什么。总之，最为关键的是，既要提出问题，更要结合实际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

应当把推进区域重大战略间的协同联动作为一项重要使命，为之提供深刻的、源源不断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建议。例如，各区域战略间的融合对接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可融合对接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如何在实行战略开放中保障其直接覆盖地区必要的排他性探索权利，实现战略间协同联动需要构建怎样的体制机制，如何实现区域战略探索独特性和政策公平性的有机统一。与此相关值得研究的课题还有：不同层级区域战略实施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战略覆盖区域与非覆盖区域发展效应的差异、重大探索成果复制推广的原则与路径、区域战略协同联动的平台建设与运行，等等。

（编辑 杨利红）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以后，全球贸易和投资在全球GDP占比是上升的，发展速度快于世界平均GDP增长速度。其中数字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全球数字经济中，网络空间的视频、游戏、软件迅速增长，虽然这部分比重不是很高，但增长最快的是数字生产者服务。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好这一部分高质量的全球流动的数字生产者服务，将会影响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字技术为国际贸易复苏做出突出贡献

当前，学术界各方面对经济全球化包括国际贸易、跨国投资、技术流动，都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但正是国际贸易的强劲增长，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有力引擎，其中数字化贸易的表现是最突出的。

网络空间的数字贸易是可以复刻复用的，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无论是国外视频还是国内视频都是如此，所以数字技术的全球链接并没有额外的成本，跨境也特别方便。网络空间就是一个网络平台，和商品贸易有距离和运输成本不同，其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1.4%，跑赢各项GDP指标，“外循环”在这个特殊的时段不仅发展比较顺利，而且成为带动国内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样，全球经济复苏中，国际贸易复苏明显快于GDP的增速。由于2020年是一个特殊年份，所以我们把2021年和2019年做了一个比较，可以看到，无论是全球、中国还是美国，国际贸易的复苏都显著快于GDP的增长。

在其中，数字技术为国际贸易的复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商品贸易总量中，数字技术含量最高的ICT(信息和通信技术)类商品贸易的比重明显上升，即该类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最快。至于数据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近30年经过了三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的比重比较小，2000-2010年期间开始明显增长，而过去10年，全球数据驱动服务贸易占到整个服务贸易的一半。所以说，当前数字带领的国际贸易是主要的增长驱动力。

数字技术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宏观的贸易比重这个指标上，也体现在跨国公司微观指标上。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21年数字跨国企业前一百名榜单，相比传统的前一百榜单，数字跨国公司成长迅速，资产总额、销售总额和净利润都看不出疫情的影响。总之，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对全球经济复苏非常重要，起了非常强劲的引领作用。

全球数字生产者服务快速增长，带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生产者服务是嵌入制造全链条过程中的，最前端有研发、设计、制造、服务，整个流程的安排、生产线的组织；其后有企业内部的管理、产业链的管理、供应链的管理、市场营销等。所以在制造过程中，服务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制造业的竞争能力除了硬科技之外，其他效率提升的节点都主要靠嵌入数字服务提升能力。目前数字生产者服务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在持续提升，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已超过50%，成为主体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把数字化仅仅理解为网上看视频、做游戏等等，数字生产者服务是数字服务中最重要的部分。

例如，数字设计服务平台可以聚合全球最顶级的、专业对口的工程技术人才一起参与研发。波音787的设计是30多个国家1000名以上的技术人员同步在平台上设计新产品，因为是有不同的零部件在不同国家的企业生产。以前工艺和功能的匹配是很复杂的问题，一般要靠头部企业逐个匹配，现在数字平台上直到最后形成实体样机之前，所有设计、图纸、零部件以及功能的匹配，全部可以在平台上实现。过去串联的研发工程现在变成并行研发，大大提高了进度，节省了工程时间和费用。因此，复杂数字技术嵌入工业设计，全球化的研发平台非常重要，正在成为一个主流的模式，可以利用全球的科技人员，而不仅仅是买一些技术专利或买一些软件。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这样一个新的机会。再高水平的经济体、再大的企业、再多的投入，也不可能在复杂产品上拥有世界最熟练、最成熟的工程技术人员，而是要动员分布在各国的科技力量共同努力，这是全球研发的过程。

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也正在发挥很大作用。海量的供应商和客户在平台上通过智能化的方式进行匹配，可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并且和平台的规模经济很好地匹配起来，实现既有个性化又高效率的匹配，这是以往很难想象的一种贸易模式。全球国际贸易格局中，平台是非常重要的载体，平台有自己的治理体系和网上国际贸易纠纷的解决规则。因此，平台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共治者，也是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共同治理者。以前消费者投诉和赔付要通过国家之间的规则和程序，现在平台上的各方主要按照平台规则、平台守则来交易，效率更高、监管更有效。

数字时代最好的产品是集合全球多国能力的产品

当前，数字时代的国际技术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最好的产品基本上是集合全球多国能力的产品。不能简单地以某国家进口技术的多寡来评价该国的技术实力。中国是ICT出口大于ICT进口，印度大量地做软件外包所以ICT软件出口最多，但国内做不了高端产品；美国是ICT技术出口和进口基本匹配，集成全球优秀技术做出了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在技术迅速迭代、利用全球技术不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每个经济体从品质、投入、速度各方面考虑，会尽可能地集合全球的技术优势发展自己。各国竞争力比较强的产品基本是进口技术和出口产品匹配比较好的产业。

数字时代，技术开源是主流。需要多链接，数据不断更新，技术能够运用到越来越多的场景，这是任何一个企业自身闭环做不到的。所以把软件基础部分开源以后，通过分步式的开发走得越来越远，连接越来越多，应用场景越来越广，这样的技术才有意义，除了自已谁也不用的技术，不符合数字时代最本质的特点，海量、链接和智能匹配，这些都需要开源的数字形态。

在科学发现领域，全球合作也日益深化。美国最近新发射的太空望远镜韦伯，比此前的哈勃望远镜提升许多。现在大科学项目也是多国合作的项目，韦伯是美国航天局、加拿大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合作的项目，欧洲航天局的成员单位有二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科技工作者一起来做这个项目。我国去年批准加入了世界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项目，在1平方公里的地面布设数千碟形天线组成巨型望远镜阵列，可极大地提升巡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但是这样的项目，无论是资金能力、科技人员的力量还是数据分析能力，单个国家都做不了。所以现在高能物理基础研究项目、人类基因组项目、大型宇宙探测项目等，大都是全球合作的项目。这类项目的合作，需要一个数字平台把多方连接起来，平台本身就非常复杂。总之，数字时代的研发、销售和科学发现都是多国合作的项目，既有理念也有数字技术的支撑，这一切才有真正的平台和载体。

利用数字全球化的机遇提供发展新动能

中国月活移动端用户达到11.8亿，人均每日上网时长7小时，中国每天国民移动端上网时长将近80亿小时。所有互联网平台不管是干什么，社交也罢，购物也罢，娱乐也罢，总归要在网上实现。我们有这么大的互联网市场，真正可以做到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益的双重效应。一个超大市场允许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同时存在，相关企业能够在国内成长起来，就可以成为非常有竞争力的数字企业，走出去也会很有竞争力。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5G基站、5G用户数量都是全球的60%-70%，这些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所依托的重要基础设施。我们也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集团，产业生态完整，因此企业可以投几十亿、上百亿，从头部往下延伸，投入可以被分摊，带动的产业规模特别大，这是中国非常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在很多产业做到全球链接企业数量和产值最大的互联网平台。

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很多产业研发从开始到消费端，链条都是齐全的，这也和国际上很多中小经济体不一样。我们在任何一个环节如有创新创意的加入，前后延伸的链条都很长，产业规模都很大，可以形成非常有成长性的产业。所以数字技术能够带来多环节增值，提升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这些都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非常好的机遇，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遇。以现在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是很有竞争力的。

总体上看，数字时代，跨境链接、跨界链接的成本极大地降低，收益可以显著提升。在数字时代，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新一轮的红利已经出现，而且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推动数字全球化时代到来，将成为疫后复苏和长期发展强劲的推动力量。我们的产业基础和企业竞争力，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极大地改善，数字技术发展潜力尤其巨大，我们要推动数字时代的高水平开放，利用数字时代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继续提升产业竞争力。

（编辑 尚鸣）

近期，全球市场对持续高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日趋严重。滞胀最为显著的时期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彼时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胀并存的现象，被称作滞胀。形成滞胀的成因，学术界认为主要是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供给因素带来通胀冲击。当然，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不前也对当时的滞胀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2022年,世界市场出现了原油、天然气、粮食等方面的供给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政策对通胀的累积作用，全球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近十年以来的停滞，也让我们对潜在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开始产生担忧。面对逆全球化对产业链的影响、全球宽松政策的后续效应以及疫情对供给侧的影响，全球会不会出现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我国会不会面临通胀和增长停滞的风险？本文试图从不同经济体的供给状况来探讨中长期内可能的滞胀风险。

滞胀成因的现实比较

通胀的成因主要来自总需求的加速扩张、供给侧的冲击、超额货币的拉动、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等。

来自供给侧的负向总供给冲击是20世纪70年代滞胀形成的重要原因。两次石油危机是彼时美国高通胀的直接导火索。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引起的能源价格飙升，使得工业品石油价格压力增加，与之伴随的粮食价格同样出现上涨。1974年、1979年和1980年美国的通胀率都超过了10%。虽然美国彼时的核心通胀率的统计口径不断修改，货币政策制定者不希望能源、食品等供给方面的冲击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趋势。但是，到了中后期，美国核心通胀率逐渐攀升，与整体通胀的差距逐步缩小。来自总供给的冲击是从成本端推升通胀水平，即便部分时间美国实施了价格管制，但换来的是通胀的报复性上涨。总供给侧的冲击是推升通胀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更深层次的滞胀因素来自于需求侧和实体经济生产率。

 我们的研究发现，总供给冲击并不是形成滞胀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总需求和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供给冲击发生之前，美国的趋势通胀率已经先行上升了一段时间。在1965-1970年期间，美国通胀率已经明显提高，主要原因是持续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增长在理论上应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一致。劳动力价格不能根据生产率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屡见不鲜。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已经低于二战后20年平均增长率1个百分点，显示出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疲态。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地缘政治引起的原油、天然气、粮食等价格高企的供给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政策对通胀的累积拉动作用，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近十年以来的停滞，让人们对潜在的通胀和经济停滞产生担忧。如果我们面对的通胀和经济衰退压力只是周期性的，比如持续1-2年，还不能称之为持续的滞胀压力；如果我们面对的压力是结构性的，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将是长期现象，甚至如美国在20世纪的整个70年代，那么我们就要高度重视目前可能的全球滞胀苗头。

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如果能在短时间内结束，那么全球滞胀的风险将大为缓解。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链割裂和分工不畅，将人为地提升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价格中枢，不利于全球通胀的缓解。2008年以来出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果谨慎地消化巨量的货币存量、资产价格泡沫，逐步退出非常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将对全球滞胀风险产生重要的影响。人类对于疫情的控制，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恢复，对缓解中长期的滞胀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实的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带来了经济发展高度不确定性，不过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战胜那些阻碍人类进步的暂时的沟壑，使供给侧、需求侧和政策面的问题一一迎刃而解。

中长期来看全球不同经济体的滞胀风险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通胀水平与货币发行增速之间相关性并不强，且略滞后。相对而言，部分国家实施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了较大数量的货币，却带来了恶性的通胀，比如南美等部分经济体。从近十几年各国的实践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确实与通胀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不一定带来恶性的通胀。本部分阐述近期对于各个经济体不同供给函数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不同反应的思考。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带来持续的通胀和经济停滞的压力，取决于这一经济体整体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将经济的生产供给分成两个部门：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按照货币数量方程的角度，古典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并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的上升，即为通胀。事实上，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有影响，且各行业影响不一。

低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低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弱，不能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高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高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强，可以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当供给增加较快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供给，有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下降，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部分行业的通缩共存。

低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弱，宽松货币政策很难提高供给产出：

高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强，宽松货币政策容易提高供给产出：

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个不同经济体为何反应不一样？主要因为各个经济体中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比例不一样。比如，当一个经济体中高端制造业(较高资本深化，近似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达到一定的阈值，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低生产效率部门表现为产品的通胀，但在高生产效率部门则表现为通缩。当一个经济体里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超过阈值(这一阈值可以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数据得到一个大致的经验数值)，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带来较高的整体通胀水平，比如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的中国、未来的越南等。反之亦然，低生产效率部门占主导的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很可能是通胀，比如南美部分经济体。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外溢效应，从全球范围来看，只要全球高生产效率部门的国家足够多，占比足够大，那么即便美联储持续宽松，也不会带来显著的通胀压力。

综上所述，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效果并不一样。中国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具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也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较为持续的显著的通胀压力可能性较小。即便来自于供给侧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经过工业部分等实体经济部门的较高生产效率的对冲，实际落到最终产品的价格上涨将不会出现持续的上涨压力。一些低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较大的经济体，因为供给能力较弱，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很快体现为通货膨胀。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全球不同经济体的滞胀风险主要取决于各个经济体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

短期而言，美国通胀压力不减，明年将面临衰退风险

按照我们的模型分析的结果，美国通胀模型基于美国超额货币需求、大宗商品涨价和通胀预期等因素，美国整体通胀在未来一个季度不会出现明显的缓解。由于夏季出行等季节性因素和基数效应，美国通胀三季度可能维持在7.0%-8.5%之间。同时，在油价的中性假设下，美国通胀在2022年年底可能维持在6%-7%的水平，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进程仍将持续。

美联储等机构之前低估通胀压力的一个原因，是通胀预测模型沿用了传统的产出缺口模式，这一模式在全球疫情严重影响总供给的背景下会产生对通胀趋势的误判。由于全球疫情的影响，全球部分生产国的总供给函数出现收缩，严重影响了依靠产出缺口的通胀预测模型。

我们的通胀预测模型主要依赖于超额货币需求、大宗商品和通胀预期等因素。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总量的货币数据在预判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等方面的作用在下降，大量的信用货币使得总量的货币统计和定义变得非常困难，因而对政策的指导意义下降。但是，总量货币数据如果剔除实体经济真实交易部分的货币量，对于通胀预测(提前两个季度)和资本市场信用扩张的预判将有较好的引领作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统计，并不一定在当期全部进入实体经济进行交易和流通，有部分货币可能被微观主体闲置、进入金融市场或其他虚拟经济的资产领域。为了进一步探索通胀与货币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重新定义并通过计量模型测算了真实进入实体经济流通和生产领域的货币量，即为本文所称的真实货币量。

按照公式的定义：

真实货币量=货币当局公布的货币量-闲置的货币量-虚拟经济的货币量

短期而言，我们发现，这部分的真实货币量领先于通胀大约两个季度，即真实进入实体经济的货币量可能会在1-2个季度以后影响通胀水平。当资金流入资产领域较多时，货币当局公布的货币总量增速虽然较高，但很多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或者虽然一开始流入了实体经济，但实体经济的资金不进行再投资和生产，资金空转再流入资产领域)，实体经济的通胀水平依然可以保持平稳。当资金真实地流入实体经济较多时，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较大时，通胀可能被这部分真实流动性推动到较高的位置。

短期美国通胀对于供给冲击的敏感性风险是：如果地缘政治引起的原油价格、粮食价格能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原油价格逐步回落，2022年年底回到85-95美元/桶，那么2022年年底美国通胀可能降低至6%-7%的水平；如果地缘政治局势没有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原油价格2022年年底仅回落到110美元/桶左右，那么2022年年底美国通胀可能维持在7.5%的水平。当然，如果原油价格因为各方面的因素持续攀升，那么对全球通胀的影响将更加显著和深远。

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企业设备投资和产成品库存数据，以及近期的PMI数据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持续高通胀对于经济增长产生压力。同时，美联储接下来的加息和缩表政策，也将在1-2个季度以后开始影响企业生产性投资的资金成本和劳动力市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在2023年可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就全球而言，欧洲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甚于美国，经济增长压力在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下更加显著。

我国是否会面临通胀和增长停滞的风险？中长期而言，我国在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中，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虽然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横向来比，还是远高于部分发达经济体。因此，面对同样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压力，实体经济通过较高的生产率实现了对终端产品价格上涨的对冲，我国2022年的通胀压力并不显著。从增长趋势上看，虽然近年来我国潜在产出缓慢下降，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层出不穷，经济结构变化、产业内结构变化日新月异，依然是全球最富活力的经济体。随着疫情的缓解、宽松政策的发力，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并没有遇到经济增速停滞的风险。短期而言，中国可能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成本传导，猪肉、粮食等价格的缓慢传导，通胀水平可能出现缓慢抬升，但是幅度和持续时间显著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整体而言，如何摆脱滞胀风险，全球应该减少供给方面的冲击，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做好做强实体经济。

（编辑  季节）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制度型开放[1]，这是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背景下，中央为继续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制度型开放的基本内容和重大意义、制度型开放面临的严峻挑战、实施制度型开放需要做什么、如何贯彻中央的重大决策，本文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制度型开放的重大意义

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主动对标

“制度型开放”这一表述，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要求，“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2021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调，“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2]中央就对外开放提出的新要求，尤其是对制度型开放，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第一，逐步由政策型开放转变为制度型开放。在商品和要素开放的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许多机制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探索，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以灵活的政策型开放为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使得这些改革逐步以制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形式固定下来，需要促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逐步转变为相对稳定的制度型开放。

第二，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我国不仅要在商品和市场要素层面上对外开放，在规则和制度层面上也要对外开放。规则和制度层面上的对外开放要求我们既要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3]，又要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包括主动对标WTO多边经贸规则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法律移植和法律输出[4]过程中建立起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时指出：“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5]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要通过实现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增创我国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一是通过制度开放解决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问题。制度型开放需要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这一主动对标过程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推进，同时要朝着国内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方向推进；改革我国经济制度中不符合竞争中性原则的制度；改革政府管理中不公开、不透明的制度；要实现我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些制度型开放是以对标改革为基础，决定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对于增创国际合作与竞争具有重大意义。二是通过制度型开放解决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中成本优势减弱的问题。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即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数字贸易、碳中和贸易；从实体经济到金融、虚拟经济；从国际贸易到国际投资；从商品和要素市场到其规则制度等，各方面都要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传统的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经济领域中，土地、劳动力等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而制度比较优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通过制度型开放发挥比较优势在新经济领域具有重大意义。制度型开放是适应新形势、新特点的对外开放；是促成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对外开放；是高水平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对外开放。

中央提出制度型开放的决策，是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的战略自觉；是对国际通行规则体系这一国际经贸领域里的公共产品的一次主动对标，意在建立更加平等、公开、公正、可预期的国际通行规则体系；是一次需要克服固有观念，伴以思想解放的一种更加主动、更高格局的对外开放新策略。

制度型开放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作为一项对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制度型开放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严峻的挑战，能否有效、有力地回应挑战是决定其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国际规则层面：三大矛盾被激化带来的严峻挑战

2022年6月17日，WTO副总干事张向晨在接受澎拜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WTO的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没有解决，各方的利益如何在越来越复杂的全球化的竞争中来加以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之间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怎么来处理？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他指出的WTO结构问题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也折射出我们在国际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类矛盾的挑战。

龙永图曾经说：“入世谈判时中国始终坚持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这表明中国入世时就在发展利益和制度利益两个方面同美西方国家存在矛盾，现在无非是矛盾激化，引发了安全利益的对立和冲突。结合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中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里的关系始终涉及三方面主要矛盾：

第一，发展利益矛盾。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导致发达国家企业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能获得不公平竞争利益，从而在各国之间产生矛盾。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发展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冲突问题包括：中国是否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在利用其发展中国家的待遇获得不合理的竞争利益。

第二，制度利益矛盾。由于各国在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国有企业和国家产业政策等制度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相关国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能获得不公平竞争利益，从而在各国之间产生矛盾。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制度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冲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属于市场经济，是否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形成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相对立和冲突，是否必然导致国家间不公平竞争。

第三，安全利益矛盾。由于国家自身经济竞争和发展，可能导致对其他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各国为维护其自身国家安全利益，进而在各国之间产生矛盾。我国与美国在安全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冲突问题包括：中国的制度安全是否需要得到承认和保护，中国发展的哪些事项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是否在滥用国家安全，用不合理的制裁、脱钩等方式损害中国利益，抑制中国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三大矛盾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共振”，加剧了三大矛盾的对立和冲突，极大地增加了我国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型开放的难度，这是我们必然面临的严峻挑战。

美西方国家策略层面：美国提出的投资、结盟、竞争策略带来严峻挑战

美国错误地认为，发展利益矛盾和制度利益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对立和冲突的程度，并导致制度利益矛盾和安全利益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提出了投资、结盟、竞争的应对策略。为此，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在国际上企图促成以下共识和措施：

第一，达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属于市场经济的所谓“志同道合”的共识，并以制度利益矛盾不可调和为由，主导将WTO多边经贸规则向“拉帮结派”的区域性规则转变，建立不包括中国的区域性规则，同时联合区域规则体系各成员国与中国形成所谓竞争关系，共同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例如，美国联合欧盟、日本从2017年开始发表了数份联合声明，认定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是非市场经济制度；[7]2022年5月启动的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8]等等。

第二，以完善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制度为由，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激化中国和美西方国家的发展利益矛盾，进一步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并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施加各种不合理的制裁、脱钩措施，意在从国际供应链中排斥中国，激化中美之间的安全利益矛盾，继续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美国这种错误判断可能严重激化矛盾，其主导将WTO多边经贸规则向“拉帮结派”的区域性规则转变的做法，是制度型开放必然面临的严峻挑战。

国内制度层面：我国经济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差异带来的严峻挑战

随着中国全方位开放的深入，中国诸多开放领域都与国内制度密切相连，例如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投资的国民待遇，数字经济的国家安全，绿色发展中碳中和的国家责任等。只有使这些国内制度与国际经贸规则中的相关规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再形成制度障碍，全方位开放才能得到制度保障并顺利实现。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与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有所不同的，制度差异导致的矛盾，既需要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又需要改革其中不符合国际经贸规则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相关制度。如果不能很好地厘清应该坚持什么、改革什么，也会使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型开放面临新的挑战。

应对挑战，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措施：对内改革与对外融合并举

坚持合作发展，是应对制度型开放所面临挑战的基本策略。中国要继续坚持经济全球化，在认清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间矛盾冲突本质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国家间矛盾的中国方案；以最大的诚意避免或减缓矛盾和冲突，促使相关国家逐步重新回到合作发展的道路上，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制度利益矛盾在我国入世时就存在，美国主导的区域性规则针对的主要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有必要以解决制度利益矛盾为基础，在缓和或解决制度利益矛盾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缓和或解决发展利益矛盾和安全利益矛盾，避免三大矛盾同时激化产生共振。与此同时，将各国在新形势、新特点背景下产生的新需求，通过法律移植和法律输出体系性地融和在一起，两大举措并举。

一方面，我国需要通过法律移植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改革国内不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制度，使得我国制度在与国际通行规则的衔接中更加通畅；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将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有益于其他国家借鉴的成果经验和有益于缓解或解决各国矛盾的成功方法形成法律输出。只有这种双向的制度型开放才能使我国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结合起来，使我国国内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起来。

对内改革：通过法律移植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深化国内经济改革

我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制度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分歧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仍然属于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按劳分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项原则[9]，这三项原则是实现我国经济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制度保证。现有多边经贸规则既没有规定国家只能按什么比例设立多少国有企业，也没有规定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只能起什么作用，更没有规范各国的分配制度。实践中有不少国家，比如新加坡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设立了大量国有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似的经济制度。因此，依据中国宪法规定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多边经贸规则并不是矛盾的，也是中国必须坚持和维护的。

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制度利益矛盾方面对立和冲突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三项原则的实现路径是否与多边经贸规则相一致。根据国际经贸规则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除非涉及国家安全，在企业市场竞争微观层面，政府应该促使和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公平参与竞争，在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基础上，实现国家宏观层面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制度。换言之，政府不应该通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适用不同的行政保护措施和产业政策来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制度。这与我国反对美西方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中专门加入针对国有企业的规则有着同样的道理和逻辑。

因此，我国可以输入上述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借鉴对标、深化改革：

第一，改革不符合商业考量原则的公有制企业相关制度。对于为了实现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而专门针对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实行的国有企业分类、国有企业经营指标等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不符合商业考虑原则的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使得各种所有制企业在竞争中性的法治环境中充满同样的竞争活力。

第二，改革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非商业援助相关制度。对于为了实现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制度，专门针对如何整体性发挥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实行的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指定垄断、对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财政金融支持等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非商业援助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使得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能够在促进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发展。

第三，改革非公开透明和可预期的政府管理经济模式。改革政府部门某些通过政策性文件、部门规章，而非法律法规管理经济的方法，使得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更公开透明、更具全局性和更可预见的法治管理模式。

上述三项国内制度改革，既可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外资量增质升，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成为自主创新经济所必需的。

对外融合：通过法律输出针对各国新需求，提出国际通行规则改革新方案

在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过程中，我国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深化改革，也要适时推动国际通行规则进行相应改革，完善和丰富关于缓和或解决矛盾方面的规则，使各国国内规则更易于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国际经贸规则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缓和或解决矛盾，形成了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而适用不同规则的差异性规则体系：为了解决发展利益矛盾，形成了以特殊和不同待遇为核心内容的差异性规则；为了解决制度利益矛盾，形成了以替代国价格、反补贴等调整不公平价格为核心内容的差异性规则；为了解决安全利益矛盾，形成了以国家安全例外为核心内容的差异性规则。这些成体系的差异性规则在过去比较有效地缓和或解决了三大矛盾，防止了矛盾发展到对立和冲突的程度。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和新特点下出现了新问题，面对美国提出的以“选边站”的区域性规则替代包容性的多边规则的解决办法，挑起矛盾更加对立和冲突，是“逆经济全球化”的；真正能够继续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法，将在坚持多边经贸规则基本原则和制度基础上，以前述成体系的差异性规则的方式，关联性、体系性地解决三大矛盾中产生的新问题（三大矛盾分别适用各自对应的规则解决），避免矛盾各方发生对立和冲突。

在三大矛盾中，制度利益矛盾是主要矛盾，因此，首先通过制度型开放的方式加以缓和或解决制度利益矛盾。第一，反对美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性为非市场经济，制定能够进一步合理调整由于制度差异形成的不公平竞争利益的新的差异性规则。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在有效市场基础上，对市场失效的领域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这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中摸索出来的这一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在缓和或解决制度利益矛盾的同时，我国更在缓和或解决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矛盾方面，提出国际经贸规则应当改革和完善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包括：第一，反对不合理地取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待遇，但争取在发展中国家资格认定、特别待遇给予和取消问题、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产业转移可能引起的国家产业利益保护问题等方面形成共识，制定能够进一步合理调整由于发展差异可能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利益的新的差异性规则。第二，反对美国任意将制度利益矛盾转变为安全利益矛盾，在国际范围滥用其国内法长臂管辖，并依据其国内法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脱钩的行为。在推动限制一国依据其国内法实施制裁、脱钩以及有效适用阻断法等问题上形成共识，制定能够进一步缓和或避免政治冲突的新的差异性规则；争取在国家安全制度包括事项中加入制度安全，保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顺利发展，防止被恶意诋毁和不合理侵害。

综上所述，2018年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重大决策，确定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2001年中国入世后，随着经济发展，围绕着中国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是否仍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待遇，是否危害着美国的安全利益，产生了制度利益、发展利益、安全利益三大矛盾。其实这三大矛盾在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国际通行规则中已形成了调整矛盾的三类差异性规则，并且比较好地避免了矛盾发展到对立和冲突的程度。但是面对三大矛盾，美国不是在现有差异性规则框架下调整矛盾，而是提出投资、结盟、竞争的策略，企图以拉帮结派排斥中国的区域性规则调整矛盾，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面临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贯彻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一方面应该以调整制度利益矛盾为抓手，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中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深化改革国内规则中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和相关制度，尽可能缩小与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应该将各国对规则的不同诉求相互融合起来，特别需要针对美国滥用安全例外行为，研究制度安全诉求，坚持以体系性改革和完善差异性规则的方式调整矛盾，循序渐进地缓和或解决三大矛盾，避免三大矛盾发生共振。

（编辑  季节）

2022年7月25日至31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专委会、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承办的第五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在丽水市缙云县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余位新闻传播学教师、新闻工作者和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研讨活动。开班仪式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表了视频致辞，中共丽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一波，中共缙云县委书记王正飞出席并致辞。

围绕“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新闻传播学再出发”这一主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一些学者教授，从新闻与新闻观、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实践转向、新闻传播学的时代之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叩响中国新闻学时代之问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列举了11门“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其中就包括新闻学。这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科的目标提升至国家层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中国新闻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2017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创办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开班仪式上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是基于对西方理论的反思、建构中国新闻学主体性与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的尝试，希望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在新闻学领域发展出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这一核心目标和主旨思想也是贯穿本届研讨班的主线，即“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新闻传播学再出发”。孔丹表示，我们希望直面当前中国社会和学界业界的真问题、大问题，走出书斋，深入乡土，感受新时代的脉搏。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举措之一。

占领传播制高点，争夺国际话语权

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大国竞争博弈异常激烈，国际竞争不仅包括经济、科技、国防实力，在话语权方面的竞争也异常激烈。深入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认清新闻学建设的当务之急以及新闻工作者承担的时代使命。

开班仪式上，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挑战。近几年，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矛盾斗争不断激化，美国压制不同声音与不同力量的发展传播，对中国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进行多方面的封堵制裁，给中国造成了传播压力，使中国处在“有理讲不出、讲也没人信”的状态。亟待解决的是增强传播力，在国际舆论交锋和斗争中掌握主动权的问题，这是目前新闻传播战线服务国家最重要的任务。

    在讲述“融通中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介绍了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话语转型背景，以及当前我国面对的严峻形势。她表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主导话语权，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由于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成功，使得美西方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十分焦虑，此后他们某种程度上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变成了民主与专制竞争的话语体系。一旦进入这个话语体系就掉进了他们的陷阱。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对方讲资产阶级人权，我们可以讲社会主义人权、马克思主义人权，只有在主导话语逻辑上树立自己的立场定位，才能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

对于学科自身发展来说，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体系至关重要。孔丹理事长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研究体系成为关系到国家治理和中国学派建设的当务之急，中国的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从业者也亟需凝聚共识，共同参与到这一研究体系的构建中来。 

一直以来，西方新闻学话语对中国新闻学建设产生了广泛、持久、深刻的影响，而当前新闻学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条件发生显著变化，而中国新闻学要具备学科发展的长远视野，超越西方新闻学的局限。在“新闻传播学如何回应时代之问——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思考”课程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教授表示，过去40年，中国新闻传播学是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我们不断地把西方的工具放进工具箱，这个工具箱看起来是饱满的，但是很多理论却是分散、凌乱、无秩序、不成体系的。

张涛甫指出，我们拥有充满矛盾的知识，一方面，我们没法给这些知识一个秩序，这种逻辑的不自洽使得我们出现了认知失调，经常在知识界的内部自己跟自己做斗争。所以需要给新闻传播学整理一个自洽的秩序。

另一方面是知识的无序，知识理论与中国实际的脱节。过去中国努力把西方的新闻理论知识移植到中国来，但这种趋于进化的理论移植与中国问题缺乏根本性的关联，在西方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语境就沦为空洞的学术修辞，我们称作在内核里面兜圈子，没有产生与中国社会大转型中新闻传播革命相匹配的理论。张涛甫指出，这不仅导致话语体系的懒散，也难以形成大逻辑上的有机建构，更谈不上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理论。我们要从知识、价值、规则三个层面去努力，建立中国自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

 对于中国新闻学如何建设，孔丹理事长也给出了建议。中国特色新闻学首先要坚持鲜明的“中国特色”，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基于中国视角，在全球视野下对人类新闻活动规律展开学理性探讨。   

孔丹表示，与西方新闻学相比，中国特色新闻学为人类新闻活动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开辟了“另一种道路”。它表现出的特有内涵包括：人民性的新闻立场，有机性的新闻参与，正向性的新闻效果，伦理性的新闻技术，人文性的新闻文化。这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与新闻实践，也来源于建立更加公正、民主、自由以及更加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需求。对于当代世界而言，要推动建立文化多样性的现代化，而不是文化单一性的现代化。“中国特色新闻学正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杨林从新闻传播学学风建设的角度深入讨论了“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的内涵与要求。立足中国土，要紧密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走进新闻一线的火热实践；回到马克思，要读原著悟原理，克服形式主义的学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既要讲清专业层面的理论、原则，也要把整体的科学理论体系传授给年轻一代。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教授从实践的角度指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诞生完全从实践中来，要立足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实践转向的研究路径，在实践中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创新。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维佳教授指出，国际传播目前成为我国国家发展的卡脖子领域，尤其是基础理论和历史研究非常薄弱。他由全球史的视野出发，从“世界的连接方式”的角度重新理解传播。王维佳认为，人员、物品、信息通过一系列的通路相互交换、传输构成网络，涉及技术、标准、创新、资本、文化想象、国家体系、战争与和平等重要问题。网络跨越了各种流动性边界，影响着个体、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进而决定着世界的样貌。全球传播网络的拓扑结构就是世界权力体系的镜像。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是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是传播学研究的蓝海。观念之网、制度之网、物流之网、信息之网和文化之网，是打开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切口。

破除西方新闻观迷思，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研讨班上，多位专家、学者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意义、内涵，以及当前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讲解。

赵月枝表示，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难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资产阶级新闻观拉锯式的博弈。长期以来我们受到西方新闻观念的影响，当前要重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要对这样的理念思想进行清理。这需要我们从理论逻辑上破除“三个半”迷思，建立起对中国特色新闻制度“看山还是山”的制度自信。一是从经济逻辑破除资本主义的媒体自由市场迷思，二是从政治逻辑破除美国新闻自由和国家角色迷思，三是从专业逻辑破除新闻专业主义和“看门狗”迷思，“半”是从抗争逻辑破除“白左”的反权力迷思。

赵月枝表示，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盈利为目的的传播制度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然而然”地边缘化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倾向，因而要警惕市场自由主义甚至市场民粹主义把“受众商品”转换为政治含义上的“人民”的意识形态诉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闻与新闻观”为题，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当前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观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表示，目前存在几种比较典型的影响媒体从业人员的新闻观。第一是信息时代要信息共享、不讲政治的信息论；第二是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专业论；第三是社会公器论和无冕之王；第四是等级的自由论等。李彬认为，当前流行的种种新闻观让人担心，需要予以纠正。

     李彬指出，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新闻观——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而是否实事求是则是区分两者的重要依据。唯物史观是根据事实描写事实，不做任何曲解和增减，而唯心史观则是根据希望、想象和设想来描写事实。美国部分新闻记者根据个人感知来描写事实的特点就比较鲜明且由来已久，例如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跟着宣传鼓噪，声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这个武器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构陷出来的。

李彬认为，中华文化本身特别注重实事求是，这样一种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高度契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观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实事求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后，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于1925年12月主持创办《政治周报》时就曾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周恩来有一句话也很精辟：“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

李彬指出，辩证唯物论要求我们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而不能孤立地、随意挑选地看问题。正因如此，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是一以贯之地，从总体上、本质上、发展趋势上认识问题，而不仅仅是表象上。只有宏观真实和微观真实相统一，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秉持新闻的真实性。

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俊忠教授以《何谓“人民”——历史的视角》为题进行了授课。人民并非天然的存在物。在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生成、塑造出来的崭新社会政治主体。

徐俊忠认为，“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并成为一个重要范畴，是应对近代中国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产物。关于何谓人民的问题，大致有两个基本认识。第一，从实际性存在而言，人民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存在。它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意味着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二，人民的本质性内涵可概括为国家主权参与者和国家主权认同者的统一。其中国家主权参与者的资格体现，一般以公民资格的获得为标志。国家主权认同者则体现在国民行为对于国家根本利益与价值取向上的正向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人民”的本质性内容。

    李彬从群众路线的角度分析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新闻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党性和人民性是一对一、有机统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没有现代意义的先进政党的党性，就没有人民性以及人民性的主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性，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崇高理想、伟大真理，才召唤起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才有了人民。

李彬认为，新闻观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就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理念从延安时期就形成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并一以贯之。不同于旧中国或美西方的文人办报和资本办报，共产党创办的报纸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在中国土壤上，报纸绝不会成为独立的、自行其是的存在，必须是整个社会事业的有机构成部分。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经典文献中做了精辟的论述，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党和人民的两个百年大业就像有机高效运转的大机器，而新闻工作者只是中间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所以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也重申这一点，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王润泽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一直坚持人民性原则、群众路线原则。党的群众路线实践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重点，有着基本的线性轨迹，即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和心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的过程。我们的新闻工作也要向群众学习，学习群众的表达和语言，反映群众的问题。中国新闻实践过程中最重要的属性是沟通，我们的报纸就是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这是我们文化的特点、社会结构的特点，也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

   （编辑  杨利红）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爆发。作为21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战争刺激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能源形势恶化，能源安全问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迅速调整能源政策，全球能源市场正在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军事能源领域也将迎来长期和深刻的变革。

军事能源领域影响分析 

军事能源是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军队全域取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源的使用不仅可以提升军队战斗力、机动能力、持久作战能力，扩展军队作战范围，同时还消耗大量资源、影响部队结构并加大被敌袭击风险。

在先进武器快速发展、新型战争形态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鉴于石油价格的波动性、供给的脆弱性以及环境风险的严峻性，美军、俄军、英军在21世纪以来均发布了军事能源转型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大力发展清洁高效能源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军事能源领域面临以下主要挑战。

一是燃油消耗成为国防开支的沉重负担。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开数据，美国国防部是美国最大的能源消耗单一消费者，从2010年到2017年，美军平均每年燃料开支约137亿美元，其中55%依赖美国本土以外地区的供给，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对军事能源供给构成不利影响。据测算，石油价格每上升10美元/桶，美军作战成本将增加13亿美元。

二是传统能源供给线的脆弱性制约军事行动的机动性。人类社会进入第四代“非对称性战争阶段”，参战人员与平民之间界限趋于模糊，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去中心化的特征，军队作战后勤保障的环境愈加复杂与多变。同时随着装备水平的提升，保障和维护能源攻击线的负担逐步放大。2007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共有3000多名军人与供应商员工在为美军输送油料和水的过程中伤亡。

三是战争形态变化和先进装备需要高效能源供给，对能源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新的战争形态，武器系统也在不断演化，需要消耗更多高品质的作战能源，也需要新的能源装备提高作战效能。外媒称，美军涡轮发动机驱动的M1型第三代主战坦克油耗是上一代的4倍，德军212A、214型燃料电池潜艇在演习中创造了常规潜艇潜航记录，某外军营级部队配备的无线设备数量较10年前增长250%，计算机数量增长500%，这类设备普遍需要长寿命电池、高效储能装备和无线充电等新型军事能源装备。

近年来，世界各国面向未来战场制定的军事能源战略表现出三个发展趋势：高效利用、多元化供应、一体化管理。

一是从文化、制度和技术三个角度推进能源的高效利用。组织文化上加强军队节约用能的宣传教育，制度建设上加强用能规划，技术上引入节能技术与数字化管理手段。

二是以多元化供应为目标优化军事行动的能源供给。从燃料来源上，加强与多种渠道供应链的结合；从能源种类上，发展燃油之外的多种作战能源供给方式，如锂电池和氢燃料电池等，发展民用电网之外的独立设施能源体系，如利用新能源与储能设备构建微电网、研发微型核反应堆等。

三是构建一体化的军事能源管理体系。以制度化建设为牵引，将能源因素融入军事规划、战略决策、作战训练、武器研发和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并通过数字化设备构建智能一体化能源管理体系，使对军事能源进行端到端的精细化管理。

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能源形势与军事能源的影响

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拥有丰富的油气和煤炭等能源，在世界能源市场拥有无可或缺的地位。乌克兰危机及随后的对俄制裁措施，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市场，价格上涨与恐慌情绪蔓延，各国调整能源政策，全球能源版图在重构中。

一是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高涨。石油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冲突爆发伊始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一度达到每桶139.13美元，恐慌情绪平复后，价格依然在每桶100美元到110美元区间高位震荡。天然气方面，美国天然气期货价格从2月28日的每百万英热4.667美元持续攀升至5月11日的7.742美元，上涨约65%。

二是世界能源供给版图与各国能源政策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能源安全是各国首要目标。能源进口国方面，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短期内虽对俄进行多达5000项制裁，但仍在以每天10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俄气”，对停止购买俄气的承诺始终放在“未来”实施，并开始恢复核电、煤炭等短期可见效的能源供给方式。中期看，欧洲国家将通过建立多元化供给体系逐渐摆脱对俄气的依赖，但是天然气供应依赖的基础设施有5到10年的建设周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长期看，欧洲各国将制定政策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源出口国方面，美国国内市场与全球石油市场一体化程度高，汽油价格随全球市场大涨，并导致40年来最高的单月CPI涨幅（3月CPI涨幅8.5%），在经济承压的状况下，拜登政府屈从于自身及欧洲盟友的能源中短期供给需求，主动改善与OPEC国家甚至与伊朗、委内瑞拉的关系，以促进其扩产；而沙特、阿联酋为首的OPEC组织国家始终维持产能，并不积极响应欧美的要求，旨在享受石油价格上涨期的经济利益，并且以扩产为条件交换伊核问题、西方对沙特王储萨勒曼的支持等政治利益。

俄罗斯作为军事大国，其军事能源能力的实战表现受到全球关注。在无法就地获取后勤物资、后勤通道被乌克兰战术小组袭扰、作战持续时间长于预期等挑战下，俄军以传统油料为主要燃料支撑合成装甲部队为主的军事能源体系遇到了较大困难，是俄军久战不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分析，约20万参与作战的俄军每天需要800吨给养，其中每天需要的燃料达400万公升，营级战斗群仅能携带5天用量的燃料，所以每3天就要进行补给，后勤保障压力很大。而乌克兰境内战线半径大、天气情况恶劣；乌军在西方支持下，单兵武器先进、情报支持及时等情况更增加了俄军后勤的风险。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在发达的社交媒体上，俄军坦克、装甲车辆、后勤车辆在道路上因缺少燃料被抛弃在路边的图片和影像片段向全球直播了俄军能源保障的困境，引起了世界各国军事研究机构的重视与关注。

通过乌克兰危机展望军事能源领域的政策发展

军事能源是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克兰危机对能源市场的巨大影响与俄军的战场表现给世界各国以警示，能源安全是能源政策制定首要考量因素，发展创新军事能源技术、摆脱传统能源依赖，是提高军队在未来战场作战能力的必要手段。

一是我军正处于以传统石化燃料为主要能源的历史阶段，在未来5到10年内仍需要通过多元化供应体系的建立和石油储备机制来保障传统油料的能源安全。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我国原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2%、43%，在不可避免须依赖国际能源市场进口能源资源的同时，要吸取欧洲各国的教训，高度多样和分散进口来源，不对任何单一的国家形成过高的依赖；要保证在急需和紧急的情况下，在一定的规模上，石油、天然气、新型能源技术可以相互补充，从而保证军队的能源供应，避免因燃料供给不足带来的战斗力下降；建设并保有一定规模的能源储备是应对能源危机的最后手段，通过乌克兰危机的实际观察，已经建设一定规模储备的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以及其他高度依赖进口的石油进口国或能源进口国，肯定会继续加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的应急储备规模，作为应对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或能源危机的最后手段。我国需逐步融合军事能源和民用能源储备的壁垒，优势互补，发挥军队油库安全、防护能力强和地方油库容量大、分布范围广的特色优势，结合国家储备需求和各个战略方向的不同威胁，合理区分储备任务，构建起结构均衡、布局合理、储备配套的军事能源储备体系。

二是新军事能源的技术创新是我国能源独立的最终路径，应大力投入在军事能源领域的科技研发，占领军事能源技术制高点。在传统能源体系下，国际地位、资源禀赋、军事力量、金融主导权等因素客观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状况。如果仅以传统能源安全观指导未来能源安全战略，其政策逻辑仍将是在美国等主要国家主导的世界能源格局中，通过对外投资、能源外交等手段去争取有利于本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事实证明，中国尽管是能源消费、进口大国，但是不具备与美国同等的影响能源格局的能力，也不具备原油价格国际市场控制力。因此，只有打破传统能源体系的束缚，通过自主可控的新型能源装备研发与应用，充分利用我国蓬勃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链，集中力量研发微型反应堆等战略性技术，才能打破我国油气资源禀赋的天然限制，占领技术制高点，从根本上保障我国军事能源的安全保障。

三是战争形态的变化导致传统作战能源保障失效，需以新型能源保障和数字化技术支撑作战任务开展。在俄乌战争中，俄军以合成营为主力战斗单元、以坦克、运输车辆、大型舰艇为主要战力实施作战任务。而部分乌克兰军队在西方国家的技术平台支持下，通过数字化方式获取情报、发布信息、部署作战任务，以战术小队袭击俄军补给线及后方单位的方式屡屡奏效，凸显了以长距离补给输送油料为主的能源保障体系的弱点。通过观察本次战争的情况，能源保障对象从有人装备向无人装备拓展，例如高空无人机需要长期执行侦察警戒任务，对能源持久性要求较高；能源保障储备向零散分布、柔性调整转变，随着战争的深入，战场作战力量高度分散，传统的以油料为主的集中统一储备方式将逐步向多种能源并存的零散分布储备方式转变，通过数字化平台与智能算法对每种能源在不同地理位置所需的储备数量进行科学计算，是满足军队柔性用能、保障时效性的重要手段；能源保障供应向就地取能、远程供能调整，随着作战面积的扩大，俄军油料运输能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后勤需求。未来智能化军事能源保障将更多利用战场周边的能量进行转化，通过高效利用太阳能、生物能源、垃圾发电等方式，增大前方作战部队从周边主动获取能源的能力。

四是在军事能源领域坚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选择与技术领先的新能源企业合作，建立科学高效的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充分利用我国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与人才积累，加快新型军事能源保障装备的研发。

近年来，美军借助地方科研机构和企业独立或联合开展能源技术、装备研究，积极推动军事能源技术创新应用，吸纳民用新能源技术在军事能源领域率先尝试和不断完善，形成了军民融合开放的军事能源技术创新体系，确保了军事能源在短短十几年间得以迅猛发展。我国应该加强能源技术的军民深度融合，结合国家能源创新战略确立军事能源重点技术创新领域，结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研究推进军事能源重大科技项目，优先安排新能源技术在军事领域先行先试；建立军事能源科研力量，完善能源军地联合开发、成果转化和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军地力量统筹、技术联研、设施共建、信息互通的融合式发展格局。

军事能源领域的技术发展展望 

从军事能源技术视角看，国际上通常将军事能源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设施能源(Facility Energy)，即维系军事设施日常运转所消耗的能源，比如供暖、制冷、照明，以及用于非作战用途的交通工具所消耗的电力、燃油等。主要技术发展趋势是智能微电网的广泛应用和军用小微堆的研发。二是作战能源(Operational Energy)，即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所消费的能源，其使用主体为战士、武器系统、机动装置以及作战平台等。主要技术发展趋势是燃料电池、锂电池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应研究军事能源领域技术的发展方向，对于有较为成熟技术的领域，如新能源、锂电池、智能微电网等，应加大力度，通过“民参军”转化和应用民用技术，使其满足军事应用的需要；对于技术在成熟过程中、产业尚不发达的领域，如氢燃料电池，应与技术积累的科研单位合作，以军促民，推动技术在军事环境下应用；对于战略价值重大但还是发展初期的技术，如微型反应堆，应集中科研力量突破，尽早推动示范工程的设计、验证和技术落地。具体展望如下：

智能微电网随着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已经在我军广泛试点，据《解放军报》报道，目前已有80个以光伏、储能为主的智能微电网在边防海防落地，并针对高原地区、高寒地区、海岛地区、台风地区等无法接入大电网的地区，因地制宜地建设可再生能源局域网。未来随着绿色能源的要求，在大电网可以接入的地区也需要逐渐利用新能源与储能技术构建智能微电网，为军营提供绿色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

微型反应堆是近十年来美俄能源部、军方持续研究的战略方向，其能量密度高，可长期不换料，模块化便于维修维护，能够满足在海岛、岸基、战时营地等多种需求。为国防战略需求研发的可移动式微型反应堆被视为战略性的军事能源解决方案，具有“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战略价值。

一是充分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科技战场电力需求，支持激光武器、电磁炮、电子脉冲武器、高性能雷达等高能装备的使用，并保障战场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机的运行。

二是大幅减轻燃料后勤补给压力，降低战时补给线伤亡率，例如一台电功率为5兆瓦的反应堆替代柴油发电机后，一年可节省260辆油罐车的柴油运输。

三是降低前线阵地电力供应的成本，根据美国伊拉克战场数据，战区柴油的补给成本折合人民币18元/升至90元/升，如果通过空运，最高可达710元/升；而微型反应堆一次装料运行数年，燃料价格稳定，经济性好。

四是体积较小、可灵活部署，相比太阳能、风电等供电形式，极大地提升了阵地的隐蔽性。

五是增强基地的后勤保障能力，如利用反应堆实现供暖、饮用水再生、氢燃料生产等用途，降低后勤补给压力。

目前，美国国防部选定支持的军用堆型为气冷堆及热管堆。2020年3月，美国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SCO）授予BWX、西屋及X-Energy三家公司研发合同，分别提供1350万美元、1190万美元和1430万美元的资助，开展为期两年的工程设计，形成可移动堆原型方案，最终将选定一家开启示范堆的建设，最迟在2027年投入运行。西屋公司公布的eVinci设计方案为热管堆；X-Energy、BWX两家公司未公开堆型方案，根据公司业务情况等资料判断，X-Energy公司采用气冷堆技术，而BWX公司同时具备热管堆与气冷堆的设计经验，两条路线都有可能采用。

微堆研发的技术难点在于颠覆性创新设计、新型核燃料的研发和耐高温合金结构材料的研发，相较于美俄两国在冷战的深厚技术储备，我国核技术储备较为薄弱，需集中力量进行技术突破，抓住历史机遇，掌握能源领域“两弹一星”级别的战略技术。

锂离子电池应用场景广泛、能量密度高、与民用产业结合紧密，被世界各国军方视为未来主要的军事能源选项之一，已经大量应用于各式装备中。美国、德国、英国都将锂离子电池作为单兵作战系统的首选能源，英国国防部研制的单兵系统、美国“陆地勇士”单兵作战系统、德国“未来士兵”系统都使用超高能量比的锂离子电池；德国和法国的微型潜艇、鱼雷尝试使用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水下续航时间翻倍；小型微型无人机已广泛使用锂离子电池作为电源，美军龙眼、俄罗斯无人机Altius-U已经在实战中得到检验。我国民用新能源产业拥有丰富的锂资源和完善的锂电池产业链，以及庞大的基础人才储备，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材料和电池加工基地。

在满足军事能源领域高安全性、高可靠性和高环境适应性要求的前提下，利用我国民用锂电池产业链的技术储备缩短军事能源产品研发周期、利用规模优势降低军品量产成本，是我国军事能源领域向新能源、电子化转型的关键举措。

氢燃料电池是单兵装备、车辆和小型飞机、舰艇的动力选项之一，除电池通用优点外，氢燃料电池还具备重量轻、清洁安全、续航时间长等特点，在单兵作战系统应用场景中优势突出。

美国陆军同通用汽车公司合作，已经推出了一款用于单兵可穿戴设备的新型氢燃料电池系统，其尺寸与传统的一次性小型电池相同，电流量提高了1倍。韩国三星公司研发的单兵燃料电池系统，一次产生的电量高达1.8千瓦时，可满足士兵连续执行72小时任务需求。氢燃料电池也将替代石化燃料成为军用车辆的动力来源，美国陆军与通用汽车公司联合研制出使用氢燃料电池驱动的轻型作战卡车，噪声明显降低，热能排放也非常少，极大地提高了战场生存能力。在我国，氢燃料电池主要在公共交通客车与重卡领域应用，目前总量已超过6000辆，为氢燃料电池在军事车辆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目前，阻碍氢燃料电池军事实用化的主要实际问题在于其环境适用性、使用寿命和经济成本，问题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氢能产业链相较于燃油和锂电还在发展初期，整体产业成熟度还不高，还未形成氢能制、储、运、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无法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我国军用能源应大力支持氢燃料电池各项技术的研发，以军事需求牵引科技研发，促进氢能产业的发展，推动氢燃料电池在军事能源场景的应用。

（编辑  季节）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多项经济指标好于预期。但自3月份以来，受上海、北京等地多点频发的新一轮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超预期因素叠加影响，国内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显著下行，我国经济在某些方面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的困难还大。当前，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纵深大、韧性强、耐力足的特点，聚焦市场主体定向发力，出台标本兼治的宏观调控政策，保就业、保民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

需求收缩

需求收缩主要指外需的不确定性和内需的扩张缓慢。在经济模型下，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关系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消费＋储蓄＋政府税收＋进口C + I + G + X ＝ C + S + T + M。而当S +T + M > I + G + X 时，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宏观经济收缩。

当前，“需求收缩”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就是消费需求收缩，即居民在疫情影响的不确定性等负面因素的冲击下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断崖式下跌，导致消费者购买明显衰退。2021年前三季度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8%，拉动GDP增长6.3个百分点，较上半年拉动GDP增长7.8个百分点明显回落。同时，2021年以来，前10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月同比增速不断下降。去年“双12”以及今年“618”平淡的市场反响，也从侧面说明消费需求的收缩态势。

供给冲击

   供给冲击是指可能引起生产能力和产品成本变化的事件。就目前看，中国经济面临的供给冲击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由于前一时期新冠疫情反弹持续蔓延，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的部分阻断或不畅。2021年5—8月之间出现了煤荒、电荒和部分原材料短缺问题，形成供给的冲击并引起价格上涨。今年二季度一些城市疫情较重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列车出现不正常，甚至短期内开行情况比过去正常情况下减少了70%。国内航空、旅游业务量也大幅度降低。与此同时，受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制裁等影响，国际原油、天然气、粮食市场发生重大变化，供给下降、价格飙升，出现了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稳妥应对。

预期转弱

预期转弱在于前期低基数效应正在演变为高基数效应。此外，由疫情带来的中长期影响即部分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更需要特别关注。人民银行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以来选择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持续大幅增长。除了居民被迫削减开支、增加储蓄这一因素之外，用于防疫的巨额财政支出可能挤占政府用于其他建设项目的投资。同时，疫情防控使跨境出行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也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部分地方“一刀切”的疫情防控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广大城市居民的正常出行和生活秩序，抑制了交通、餐饮、零售、旅游、文化娱乐、房地产和汽车销售等服务行业消费需求的释放，导致消费者对经济增长恢复的预期下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是国民对经济增长预期下降的又一重要因素。

面对三重压力的一般性经济措施

政府如何迎战三重压力？需求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四部分组成。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受疫情影响，消费者购买力明显下降，要解决消费者购买力的问题，首先要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来提升消费者整体收入水平，其次要针对贫富分化等经济发展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出台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对于供给冲击，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是，当供给冲击对总供给不利时，总供给曲线左移，会引发滞胀，如1974年和1979年OPEC两次运用其市场地位限制石油出口；若供给冲击对于总供给有利，则可以带来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如上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新经济”，就是得益于技术进步对于总供给的有利影响。那么，政府如何在政策调控中将不利转换为有利？从短期来看，稳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可降低和抵消供给冲击，使得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自然合理增长水平之内。从长期来看，应对供给冲击需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高供给的结构适配性。为使国民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提高，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尤其在地方财政杠杆率水平偏高的背景下，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来拉投资、惠民生，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相互促进，创造一个宽信用的环境，改变社会经济增长的预期，提升消费意愿。

以上是按照宏观经济理论提出的一般性经济措施，但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仅仅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手段，或者仅是机械地使用单打一的经济政策或工具，难以做到药到病除，无法实现稳定经济大盘的目标。当前的重点和中心工作是面对我国经济形势和主要矛盾，找到符合实际、标本兼治的宏观经济手段。

稳住市场主体就能稳住大盘

站在掌控全年经济走势乃至后续发展的关键节点，面对“三重压力”叠加“超预期变化”的复杂局面，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科学分析研判经济形势，用好用足宏观经济政策和调节工具，全力确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选择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稳住经济大盘有多种政策选择，也有不少存量、增量政策工具可运用，当前要确保政策配置、政策操作的精准聚焦，把发力点放在稳住市场主体上，进而实现“纲举目张”，稳住经济大盘。

稳市场主体就是稳国民经济的根基

市场主体囊括了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内的所有经济体，既包括法人，也包括自然人，涵盖创造GDP的所有经济单元。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根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稳住经济大盘主要目标。把市场主体稳住，就等于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当前稳住经济大盘的主要任务是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其中稳就业最为重要。数据表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8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每年1300万人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绝大多数由市场主体提供。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是治本之策。

经验表明，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一定要守住市场主体的系统性风险底线，这是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的基本前提。在冲击、压力面前，市场主体挺住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纾困帮扶渡过眼前的难关，带动就业、创造财富，就能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撑。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和地方政府数据以及我们的直观感受表明，一系列超预期因素叠加对中小微市场主体的影响和冲击尤其大，迫切需要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稳住市场主体需要“精准滴灌”

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让宏观经济运行更为稳健，不断发展生产力。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疫情防控背景下，我们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国上下形成一股合力——打好动态清零硬仗，通过精准施策稳住市场主体，推动经济快速恢复重振。

党中央立足全局，把握大势，作出了“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配置的着力点正在加速向市场主体层面转移和集聚。我们主攻方向明确，直接面向市场主体出台政策、深化改革，进一步夯实了市场主体的基础。

近期，为确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举措上半年基本实施完成，国务院5月底出台了六方面33条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和可操作的实施细则，用“放管服”改革的办法优化政策实施流程，确保政策受益主体不漏户、不漏人地清晰了解和应享尽享。这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集中精力对市场主体进行“精准滴灌”的具体体现，势必会取得预期成效。

建设统一大市场，激发主体活力

市场的活力和动力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循环流转。在我国，区域分割、地方保护和不当竞争等问题还时有发生，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对经济活动高效循环造成制约。为此，要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提升市场主体活力，迫切需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经济循环体系，早日建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市场主体的更快更好更高效的发展，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高质量地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活力和动力。

（编辑 尚鸣）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纷纷遇到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然而，在商业银行内部，公司银行和零售银行这两大业务板块的数字化发展并不均衡，公司银行业务由于自身客户、产品、渠道以及组织和管理方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数字化进程普遍滞后于零售银行。本文试图结合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国内商业银行的实践，就商业银行如何做好公司业务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数字化转型的三个问题

目前我国成功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并不多，银行的成功案例更少。《2020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化转型效果显著的企业仅约11%，精通数字技术的行业（如电信、高科技）成功概率不超过26%，传统行业（石化、基础设施、金融等）成功概率只有4-11%。究其原因，大多数企业虽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但是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统一，未能找到合适的路径和方法。因此，商业银行实施数字化转型需厘清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一）认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从国内外相关理论和企业实践来看，数字化转型是指商业银行运用数字化思维和技术，对银行经营管理各个层面带来变革，为客户交付价值、为银行提升业绩的持续性过程。其内涵有三点：一是以数字化思维为引领，数字化思维比单纯运用数字化技术更重要，这要求银行上下崇尚数学、尊重数字、关注数据，培育数字文化。二是以业务经营管理变革为突破。数字化转型目的是带动银行经营管理各层面，尤其是在客户经营、产品供给、渠道服务和风险内控等方面的数字化升级。三是以给客户创造价值、交付价值为落脚点，最终提升银行自身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明确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有效的数字化转型必须设立和业务成功直接相关的具体目标，主要分两类：一是业务绩效指标，包括营收和盈利指标、增长水平指标、ROA/RAROC等发展质量指标。二是核心能力指标，包括获客能力指标、客户粘性指标、产品运用指标、运营效率指标、数据应用指标等。

（三）强化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

数字化不仅仅是IT部门的事情，也是整个银行的事情，必须要进行完整的顶层设计。要以业务经营管理数字化为牵引，带动并实现银行的数据驱动、科技赋能、组织变革、人才升级和文化重塑这五大变革。一是业务经营管理的数字化是商业银行的核心任务，是牵引力，离开业务谈数字驱动或科技赋能没有意义。二是银行高层要通过顶层设计，使各部门、各条线、总分支行协调一致，在数据驱动、科技赋能、组织变革、人才升级和文化重塑五个方面发生变革，以此塑造全行的数字化能力。

公司银行数字化的特殊性和挑战

（一）客户的差异性

零售客户都是自然人，分类较简单（普通、高净值、私行），客户行为和需求特征具有较强共性，金融服务相对标准化。而对公客户的差异性更大，行为特征更复杂，决策链条更长，金融服务影响因素更多（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从客户属性分，政府客户、企业客户、同业客户的金融需求和管理方式有很大不同；从行业类型看，不同行业客户在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结算方式、业务流程、金融需求等方面差异巨大；从客户规模看，小微客户、中型客户、大型、特大型客户的内部管理方式、决策链条、服务要求方面差异也明显。总体而言，对公客户的分层分类管理要求更高。

（二）产品和服务差异性

客户属性和行为的差异性决定了公司业务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数量级大、复杂度高、标准化低、个性化强等特点。为满足不同类型对公客户的金融需求，一般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对公产品数量有上百个，若算上不同场景、不同应用的子产品，数量级还要大。同时，由于对公客户的决策链条长、操作环节多，对公产品在功能、流程上的复杂程度很高。此外，行业和场景的差异化以及战略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决定了对公产品的标准化程度相对较低，个性化、定制化要求更高。

（三）组织管理方式的差异性

从总行组织模式看，公司业务特征决定管理相对分散，一般由风险、审批、法保、运营、财会、资负、合规多个中后台部门共同管理，很难像零售业务（如个人信贷）那样统一进行条线管理，对公条线的管理权限和资源配置能力较弱。从分支行的管理模式看，公司业务的经验营销和关系营销仍占主导，按零售模式进行条线化、专业化管理难度很大，各银行分支行对公业务仍主要以“块”为单位进行管理。

正是由于公司业务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商业银行要在遵循企业数字化转型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分析对公业务的差异性，充分认识到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找到适合自身的对公数字化转型之路。

公司银行数字化的四大任务

客户经营数字化

客户经营是银行业务的源头，客户经营数字化是公司业务数字化的引擎。同时，公司客户特殊性也决定了其数字化转型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客户的类型、规模、行业差异进行分类施策。一是对于政府客户、企业客户、金融同业客户应该由相关部门分别研究制定具体措施。二是企业客户要“抓两端带中间”，战略客户及其集团内客户、供应链关联客户（一般为大中型客户）应按行业类型进行数字化的分类营销、深度经营，并提供定制化服务；小微型客户应根据区域聚集性、功能聚集性、平台聚集性、生态聚集性进行线上化的批量营销获客，并提供相对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三是运用数字手段提升客户选择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要通过数据加经验相结合方式探索优化对公客户选择模型，在做大对公客群的基础上提升优质客户的获取率和营销成功率。四是打造数字化客户评价和深度经营体系。要以建设升级对公客户关系管理（简称CRM）系统为抓手，建立精准的客户分层分类评价体系，准确分析不同客户的经营现状和营销计划，并配合组织机制、工作模式、产品体系、系统工具、考核模式的优化，提升对公客户的深度经营能力。

例如，中信银行运用大数据建模技术，建立了“五等七星”的对公客户价值评价体系，并配合多维度过程指标考核，指导营销一线使用多种产品覆盖提升客户粘性和综合回报，深度经营客户。

产品供给数字化

金融产品是银行为满足客户需求、向客户交付价值的主要载体和供给形式，实现产品供给的数字化建设是公司业务转型的核心。从目前领先商业银行的实践看，要实现产品的数字化，主要是打造一个支点，做到四个实现。

打造交易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支点。交易银行和投资银行是公司业务产品和服务的两个核心板块。与投资银行服务于企业战略性金融需求不同，交易银行是指服务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性金融需求而提供的银行产品和业务的总称，主要包括账户管理、收付款与结算管理、财资管理、短期投融管理、集团司库管理、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国际业务八大类产品体系。从产品类型上看，交易银行产品具备高频化、线上化、数字化三大特征；从产品价值上看，交易银行业务具备“易获客、高粘性、低风险、轻消耗”四大价值。交易银行的业务特征和业务价值完全契合数字化转型的方向。近年来，商业银行纷纷把交易银行作为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支点和核心竞争力，绝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成立了交易银行部，专门建设交易银行数字化体系。

在打造交易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产品数字化建设还要实现四个变化。一是实现产品维度的核算与分析。目前大多数银行财会科目维度的核算强于客户维度的核算，客户维度的核算要强于产品维度的核算。而产品为维度的精细核算是产品数字化的起点和基础，只有能准确核算出各产品线及单个产品的规模、质量、成本、效益，才能真正实现对产品的评价和考核，从而更精准地指导产品研发、迭代和运维。二是实现端到端的产品研发全周期管理。产品作为一种金融供给形式，必须来源于客户端，用于客户端。银行应建立专用IT系统实现产品端到端的研发及生命周期管理，从多渠道跟踪市场趋势、政策变化，通过系统平台向营销一线及时、准确采集客户需求，量化评估产品创设风险和价值，并打通IT部门开发管理系统，实现需求分析、开发、测试、上线、迭代升级、退出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三是实现产品线上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数字化的前提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前提是结构化，要确保业务信息源头的结构化标准化，首先要实现产品线上化。在线上化的基础上，还要打通征信、工商、法院、税务等多方数据，实现银行在客户准入、放款核查、贷后检查的自动化处理，最终运用AI技术实现产品办理的智能化。四是实现公司产品供给体系从“产品提供者”、“方案提供者”到“系统/平台提供者”的升级。对公客户的差异性和对公产品的多样性，决定了仅提供标准化产品越来越无法满足对公客户复杂多变的需求，需要银行根据行业、产业、场景提供多产品组合甚至定制化的综合解决方案。近两年，随着对公客户自身数字化转型加速，业财资一体化发展，头部对公客户已经不满足于银行仅仅是一个无形的“方案提供者”，而更希望银行是有形的“系统/平台提供者”，即根据客户业务经营管理的发展需要，直接为其提供集业务、财务和资金金融服务为一体的IT系统平台。例如，司库数字化建设提速后，央国企要求银行提供一套面向集团各部门、各条线、各成员单位使用的司库管理系统。目前工行、建行、招行、中信等都在打造企业级的司库系统。

渠道服务数字化

渠道是银行产品及服务的传递通道，也是和客户价值交互的纽带，银行通过线下、线上多种渠道向客户交付金融产品、服务，甚至是非金融服务。因此，渠道服务的数字化是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桥梁。

一是“统筹管理、分类建设”，丰富对公线上渠道。目前很多银行对公业务的线上渠道建设滞后于零售业务。近年来，随着企业内部管理数字化提速，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企业客户使用金融服务的习惯也在加速向线上化渠道转移，这给对公业务线上渠道建设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一方面，银行IT部门要充分联动业务部门，加快建设对公线上用户中心、产品中心、服务中心、风控中心等技术中台，为对公线上渠道建设提供平台保障。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对公客户的差异性，丰富前端渠道类型。从各银行的实践看，要根据不同规模客户、不同行业客户、不同场景客户分类建设多种线上服务渠道和客户端系统，包括面向普适客户的企业网银、面向大型客户的多银行财资系统、面向特大型客户的银企直连、面向供应链集群客户的供应链平台、面向企业客户内部不同用户的手机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二是实现线上渠道服务对象和服务模式的开放化、平台化发展。从服务对象看，对公客户的产业链特征和集群特征要求线上渠道的服务对象进一步开放，不仅要支持本行已开户、已签约客户，更要通过API、STK、SaaS等技术，建设开放用户体系，支持产业集群客户、第三方合作伙伴等生态圈客户。从服务内容看，企业内部业财一体化和管理数字化发展，使得企业对银行线上服务需求进一步向业务端、管理端延伸，从传统“结算+融资”服务向集采购、销售、供应链管理、费控、商旅、发票、福利等为一体的综合化“金融+非金融”服务转变。三是促进物理网点向交互性智慧网点升级。随着线上渠道的快速发展，公司业务需要临柜办理的业务越来越少，这将促使银行物理渠道的对公服务模式转型。银行要加快运用IOT、VR等技术手段，推动实体网点从直接提供产品和服务，向产品和系统展示、沉浸体验、业务及技术咨询辅导等的交互性智慧网点升级。同时，要加强线上渠道和物理网点互联互通，实现线上线下服务的一体化，实现高效、快捷的全渠道服务能力提升。

风控合规数字化

银行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数字技术并没有改变银行业务的本质，风险防控仍是业务发展和数字化经营的底线，风控合规的数字化是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一是建设风控规则引擎，实现业务风控前移。通过将风控政策、合规制度和内控要求进行规则化处理，并内嵌到银行业务流程和业务系统中，将目前大量的事后风险监测和处置前移，实现事前禁入、事中联控。例如，将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规则前置嵌入企业网银开户签约环节，可以大量减少合规风险。二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风险识别的准确度和效率，减少风控成本。要充分运用NLP、OCR、RPA、图计算、物联网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对公业务的各流程、各环节进行机器自动处理和智能风险识别，减少人工检查失误风险，并提升业务检查效率。例如，在对公贷款“三查”中，可以运用RPA、IOT等技术提升贷款调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运用NLP、OCR技术可以在放款、贷后环节自动、快速地实现贸易背景审查、融资用途审查等。三是运用大数据风控建模，使数据融资在公司业务中成为可能。目前在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等业务领域中，社会各界都在呼吁银行改变传统上基于信用的风控逻辑，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数据融资。笔者认为，基于“场景+数据”风控逻辑的融资方式才是未来方向，要结合对公客户的行业特征和场景特征，依托有条件的数据建立风险识别和评估模型，核定客户融资额度，实现自动化的放款及贷后管理。

公司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三大保障

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据、系统和人才保障。

（一）数据驱动

一是建设契合公司业务的数据架构和数据基础。银行数据部门不仅要通过数据仓库、数据湖建设解决数据量级存储问题，更要充分联动业务部门深入分析数据结构，选择建设适应对公业务数据特征的数据架构。同时，应根据数据类型、数据来源、数据应用场景的不同设计对公业务数据分类分层的管理机制，夯实数据管理的基础。

二是业技联动，强化公司业务数据治理。首先，银行应充分重视数据治理工作，组建融合团队长期持续治理；其次，要梳理建立契合公司业务的数字字典、数据标签、数据指标和数据清单，形成标准化、结构化的数据模型；最后，要建立数据采集、存储、分析、挖掘、应用全流程的数字管理体系，在数据循环应用中提升数据质量。

三是完善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的数据应用。数据价值的发挥要通过数据应用体现。目前很多银行公司业务数据应用的主要问题是“结果性数据强，过程性数据弱”；“中后台数据强，前台数据弱”；“总行数据强，分支行数据弱”；“客户类数据强，产品类数据弱”。公司业务板块要深挖数据潜能，通过一个个数据应用专题，将产品、营销、风险、运营的数据联通，丰富客户、业务和环境洞察模型，最终提升前台数据、分支行数据、过程性数据和产品数据的分析应用能力。

（二）科技赋能

一是提升技术架构的弹性和延展性，支撑对公业务的个性化需求。公司业务的复杂性对银行系统的技术架构形成巨大挑战，不同行业与场景的金融产品创新频繁，大型和超大型客户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层出不穷。要打造兼容异构，平台化、模块化、组建化的数字底座，推进技术架构向多节点并行、分布存储、负载动态均衡升级，实现IT系统资源的弹性部署和灵活调度。二是建立业技融合团队和机制，支撑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要加强业技融合，制定考核、激励等管理制度，并实施真正的敏捷开发机制，提升技术的快速响应能力。三是通过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等方式形成体系内和体系外双线科技赋能。公司业务受政策性影响大、专业能力要求高，后续运维服务工作量巨大，很多银行即使采用了业技融合和敏捷开发等方式，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对公客户的个性化服务、快速开发、持续迭代和高效运维等问题。为此很多银行通过在体系外建立科技子公司或者创新中心，提供和母行相对独立的商业化服务，使对公科技服务更专注、实施更灵活、响应更迅速、成本更可控。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已有12家大中型银行成立了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例如，建设银行成立了建信融通科技子公司，配置超千人的团队，服务供应链客户超过5万户，由公司提供技术平台和技术服务的供应链融资量每年达到7000-8000亿元。

（三）人才升级

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最终还要依靠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升级。一是提升对公业务管理队伍的数字化能力。通过招聘一批、培养一批、转型一批，加快人才质量的升级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培养对公管理人员的数字化思维，锻炼运用数字化技术的能力，提升公司板块各层级管理人员数字化决策和管理水平。二是加强对公产品经理队伍建设。对公产品经理是提供数字化金融服务的主力军。商业银行应加快产品经理队伍的储备和培养，并建立一套产品经理准入、培养、考核、激励的制度机制，持续投入资源，在总、分行两级打造一支懂客户、懂产品、懂技术的复合型产品经理队伍。三是优化分支行对公营销人员的队伍结构。要优化营销人员结构，既要在分行班子、支行班子成员中增加数字化、技术型领导干部，还要在一线客户经理中培养善于学产品学技术、用产品用技术的营销人才，实现营销一线的数字化转型。

（编辑 宋斌斌）

今年一季度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复苏，越南等国的出口表现亮眼。考虑到近年来中国产业链不断向东南亚转移，这些现象引发了公众的疑虑——越南、印度是否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从当前越南、印度的制造业发展看，不论是越南还是印度，要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难度都很大。短期内，越南对中国产业链替代的压力突出，但从中长期看，印度才是中国更大的挑战。应对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的挑战，应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推动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未来中国制造业只要做好自身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仍然是稳固的。

产业外迁经历的四个阶段

现在在华企业的外移有很多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总体来看，在华企业外迁大体上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轮是2013年到2015年。这是因为纯经济的一些原因，比如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民工荒、用工难，以及资金成本较高，房地产价格、用地成本不断上升。

第二轮是2016年到2018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去产能的背景下，一些过载产能包括有环保压力的部分产能转移出去；还有一些稀土的加工处理也转移到邻国。

第三轮是2018年以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并扬言和中国全面脱钩，鼓励美国企业回流，并且出台了很多政策，这些政治、投资环境的变化，使企业陆续外迁。

第四轮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拜登继续将中国作为遏制打击对象。在去年10月的演讲中，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提出和中国再挂钩的同时，要求美国对中美经贸关系占有主导权，这和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政策是一致的。

具体来说，就是在中短期、在传统领域和中国再挂钩，而在中长期、特别是在新兴科技领域要和中国保持距离、甚至孤立中国。美国财长耶伦最近提出“友岸外包”的概念，以期传统的产业链能够掌握在与美国政治关系比较稳定的印度、越南等国手里。

综上所述，企业外迁的前两个阶段以经济因素为主，后两个阶段以政治因素为主。

以某国商会的情况为例，它们曾经做了一个调查，从2015年到2020年，该国外资企业撤出比例一直不超过2%，外迁高峰主要出现在2015-2016年，此后开始逐渐下降。

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外资企业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维持观望、维持现状的比例明显上升，而扩大生产的意愿明显减少，生产规模出现收缩。

新一轮产业外迁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

目前经历的第四轮在华企业外迁主要面临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挑战。其中，经济因素包括竞争中性、ESG（关注企业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公司治理绩效Governance，而非单纯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绿色低碳等；非经济因素包括国家安全边界泛化、民主人权、“友岸外包”等。

从经济竞争的角度来看，以绿色产业为例，目前中国企业在全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太阳能组件、多晶硅、风能、电动车等领域，中国在全球的产能比例都比较高。

哈佛大学3月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动车在全世界的生产份额超过40%，而中国乘用车联合会的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车占到全球生产量的53%，纯电动车占比超过60%。我国太阳能组件产能的全球份额达到75%以上。我们在绿色产业的竞争力既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也与行业企业的技术追求、环境适应性等有关。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新一轮的产能过剩，不是把国际竞争对手逼到墙角，而是要实现共赢。目前我国企业仍多处于新能源产业链的中低端，在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还需要继续努力。

纯经济因素还包括，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会自然发生一些产业外移。从某国商会的调查来看，这个国家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布局中，对低端产能的扩张比例是最低的，远远低于越南、印度。但是在高附加值产能方面，在中国的扩张比例相对较高，明显高于越南、印度。

综上所述，国内市场规模、体量对于吸引外资很重要。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对于低附加值外资的吸引力明显下降，但在高附加值投资方面仍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非经济领域的竞争因素，以国家安全边界为例，这就涉及到全球化三个阶段的背景。第一阶段是跨境商品流动，第二阶段是跨境资本流动，第三阶段是跨境信息流动。

特别是2010年以来，移动终端、手机互联网发展迅速，跨境信息流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新的全球化体现为跨境信息的流动。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边界和以前不一样了。

举个例子，美国要出口飞机的机身材料，选择T-300强度还是T-800强度？从技术标准看，T-300用于民用航空，T-800用于军用，美国使用不同管制手段进行审查，T-300是民用、不要审批就可以卖，但是T-800，每年只能卖出一定数量，而且要提供使用用途证明。

但是信息的跨境流动和商品流动不一样。信息流动包括每个人的信息、每台终端的信息，这些海量数据汇总以后，可以是民用的，也有军用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国家安全。

这不仅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其他国家在考虑的风险。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军民两用技术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且国家安全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

WTO的问题解决机制主要针对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即跨境商品流动时期出现的关税冲突，以及部分第二阶段全球化的问题，包括贸易相关的投资、和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等内容。

但是对于产业政策、国有企业等问题，WTO的功能相对较弱。特别是进入全球化的第三阶段——跨境信息流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治理，它的发展显著落后于全球化本身的进展。

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政治互信程度高的国家来说，国家安全边界模糊的问题带来的冲击较小，但是对于中美关系的冲击会比较大，一些新兴科技产业面临一定的脱钩风险，产业链外移的动力进一步上升。

当前产业链外迁的两大阻力

我们给产业“外移”的界定是中性的，不是说外移就一定是坏的，当然坏的结果是导致产业的过度更新化，好的结果是一个产业链自然升级的过程，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网络。

我们以前经常讲苹果手机的价值链，是美国加州设计、中国生产。一台苹果手机，美国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现在我们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少服装企业以前是代工、贴牌，利润很低，现在请了国际设计师，自己搞设计，利润占比高起来了，企业就把生产环节外包了。比如：有一家企业生产LED灯，以前利润很低，现在只做研发设计，利润上升了，污染也少了。目前中国企业正在走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上游。

在华外资企业外移的阻力，一是外资企业外移的机会成本比较高。从某国商会的数据来看，从2015年开始，这个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是最高的，如果让这些企业突然迁移到东盟，就意味着投资收益率每年要减少6个百分点。如果让它迁移到北美、欧洲地区，每一年的投资收益率要下降9个百分点。

但是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个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比重只有9%，还不如一些中小型经济体的比重。为什么中国投资收益率这么高，但是只投了9%？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时候，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以及民间情绪的影响。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投资，虽然投资回报率比较低，但是有政治上的互信和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尽管中国市场对于外资企业非常具有吸引力，有时候非经济因素也非常重要。我们从乌克兰危机中看到，很多跨国企业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资产都不要了，就是要离开俄罗斯，其中主要是政治环境和投资安全性因素的影响。

            图1 外资企业的内销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出口外销

第二，对外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即市场规模也在上升。在华外资企业有两项业务，一个是打入国际市场，进行外销出口；一个是发展中国市场，产品扩大内销。

2006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只有不到800亿美元，而出口金额有5600亿美元，出口是内销的7倍。两项数据于2016年出现持平，到了2020年，外资企业的内销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出口只有9千亿美元。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它影响的只是出口的一部分，对于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的销售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扩大内需，就是需要发挥我们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这也是国内大循环的切入点。越南能否替代中国成为外资的主要迁入国，中越经贸关系的定位如何？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对越南出口大幅上升。2000年中国对越南出口只有8亿美元，2021年中国对越南出口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

越南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美日韩。越南经济体量比广西还略小一些，这样一个经济体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体现出中越之间的互补性关系。

           图2  中国出口和越南出口竞争指数

从中越出口贸易的竞争指数看，2019年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是0.85，越南对中国的竞争压力是0.093。即越南出口100块，中国就有85块钱跟它重叠且有竞争关系。而中国出口100块钱，越南只有9.3元跟中国是重叠的。

所以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是主导性的。而越南对中国的竞争压力总体可控。总体上，我们认为中越经贸关系是以互补关系为主，在竞争关系方面，中国占据绝对的主导优势。

外力是压不垮中国的，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我们看到，2018年以来美国打压中国、加征关税，但是中国在全世界的出口份额一直在稳健上升。以华为公司为例，即使遭到美国的打压，但是华为的营收能力、利润情况相当可观，去年华为的盈利同比增长75%。

可以看到，中国企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变化和困难，都是有能力应对的。今年年初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避免自己压缩自己的增长空间。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