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组织形式是贵州农业现代化产业组织创新的方向，交易成本的下降、发挥各类主体比较优势和利益联结的实现是组织创新的动力源。该组织创新路径表现为从中心组织向中介组织演进，从产业链的角度则沿着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路径演进。

深化农村改革，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撑。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是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这种组织形式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产业选择、培训农民、技术服务、资金筹措、产销对接、利益联接”实现有效组合，适应当前贵州农业的发展阶段。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这一形式创新改变了农业生产过程的组织分工关系，改变传统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分配模式，加快引入现代要素，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并惠及小农户，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生产的脆弱性，推动贵州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保障。

当前在贵州大力推广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还面临着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龙头企业实力偏弱、规模偏小，科技支撑能力亟待提升，企业制度有待完善，制约着企业引领能力与溢出效应、联动效应的发挥；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初期，组织生产、沟通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并不好，对农民增收带动有限；特别是当前合作社利益联接多数以项目资金入股分红、务工和土地流转等方式进行，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经营管理不规范、随意性大等问题格外突出。因此，有必要依据当前贵州各地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经营组织的运行与管理现状，应用案例分析方法，加强对农业产业组织演进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贵州农业现代化组织创新动力分析

农业经营组织的演变与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自2018年开始，贵州加快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实践证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是符合贵州当前农业发展阶段的。一方面，这种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当地特色高效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实现了规模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农产品的品质得到保障，打破了“户自为战”的局面，促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利益联接向农业产业联合体转变。以突破“单一种养殖”，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塑造以龙头企业为中心的多方利益联接的联合体，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共赢格局”。

当前，这一类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这与贵州各地结合自身农业发展水平所做出的选择密切相关。本质上是为适应化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矛盾的需要，以推进农业产销各环节有机衔接。

创新农业组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小农户种植效率低、在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是传统农业亟待破解的困局之一。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人数逐年上升，外出务工主要以青壮年为主，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劳动力文化水平偏低、体力差、经营能力弱，无法和现代化农业所需的新型职业农民相比；他们一般选择种植收入较低的粮食作物；以家庭为单位的细碎农业耕种，效率很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改变了小农种植局面，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基于股权纽带实行纵向组合，促使各主体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分工协作，使得贵州特色农产品的发展得以实现规模化。

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改变小农户的“粗放”生产方式，需要通过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创新，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形式，实现集约生产，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贵州多山，地表崎岖，农户分散。在六盘水市等地农村，通过组织农民合作社，“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简称“三变”），把小农户联合起来。破解了小农户“自给自足”的约束，促使农户加强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并以合作社为桥梁，与龙头企业对接，完成从小农生产和市场的对接。

推动农业生产与大市场对接

小农户销售“提篮小卖”与现代市场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发挥龙头企业商业嗅觉敏锐的优势，推动贵州农产品走出大山，与广阔的大市场对接。传统小农受限于种植规模小、品种单一、产量和品质不稳定等因素，无法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来源。

打破这一局限，需要农户加入合作社，通过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合作。在合作社的沟通协调下，龙头企业负责制定和实施引入技术、资金和风险管理的具体办法，农户更专注于自身具有优势的精耕细作环节，在三方分工协作的基础上，使农产品的量与质得到保障，加快优质农产品与大市场的对接，助力“黔货出山”。

助力农产品品牌化战略

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有助于推进地方特色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发挥龙头企业品牌建设的带动作用，将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利益通过股权纽带联接起来，使品牌建设的外部收益通过内部转化形成各方努力的共同目标。

从实践效果来看，2018年，贵州省农业龙头品牌带动农户超过211万户，增收总额超过140亿元，多方共赢格局初步形成。从农业经营主体的演进角度来看，以家庭联产承保责任制的经营体制为中心，从农户单一生产到“企业+农户”的订单农业或分包农业，再演进到当前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这个过程逐步增强了贵州农产品品牌建设的能力，提升了“黔货出山”的整体市场声誉。

健全农业全产业链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在逐渐改变贵州山地农业从低效种植向高效种植转变的同时，也实现了农产品的规模化，为进一步深化分工、实现精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搭建“产经销一体化，农工贸一条龙”的全产业链创造了可能。

龙头企业借助于合作社的中介作用，牵手小农户，将科技引入传统农业中，通过组织创新促使农业生产规模化的同时，龙头企业可发挥带动作用，引入产前种业服务、产中技术服务和产后营销策划，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有效地解决量与价的冲突，化解“谷贱伤农”的难题。

从贵州特色产业之一——金刺梨产业的发展来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当了延伸产业链、融合金刺梨产供销各个生产加工环节、提高金刺梨附加价值的组织角色。从这条成功的路径可以看出，具有要素聚集、利益联接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是健全贵州农业全产业链的有效路径。

促进农村三产融合

贵州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协调度较低，要素聚集水平不高，机制不完善和跨界配置难度大，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经营组织，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促进要素聚集，合作社发挥中介作用，带动农户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延伸与整合之中，可以有效促进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加快三产融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创新的理论分析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动力

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演化动力上，主要形成了以下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

第一，降低交易费用，是促使“企业+农户”向“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演进的根本动力。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联系，起初主要是通过产品销售契约为纽带，此后是以合作社通过“反租倒包”与农户建立契约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农户”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可以把企业和农户的外部市场交易内部化，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费用，但节约程度有限，因为企业与农户间信息不对称、小农户所得有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更注重各类经营主体通过要素契约，更好地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让弱势农户的利益得到保障。合作社可以更好地促使合作企业与农户双方的信任与互惠关系的建立，演化为逐层递进的利益纽带关系。

第二，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基本模式表现为共生组织群，“小农”在市场化、社会化网络这一共生界面的基础上被“改造”。现代市场体系和社会网络的发展为共生系统提供了共生界面（刘畅和高杰，2016）。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可为农户获得有利的生态地位。

第三，实现利益联接可以保障农户分享产业链收益。农户往往被动卷入农业现代化，因资本进入而出现“二律背反”造成利益受损。通过合作社的介入，农户加入到“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从而成为“股东”，拥有资产和分红的权利，就有更强的动力去维护“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稳定性。

2014年，贵州六盘水开启了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实施农村“三变”改革，通过龙头企业的引入，合作社的创建与运营，解除了要素流动的限制，有效激活要素，探索出一条具有贵州特色的创新利益联接的机制。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演化路径

交易费用的下降，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分工协作收益的增加，是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演进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共生关系不断进化，基于“三变”的股权激励机制的创新与实现，促使各类主体利益更紧密地联接在一起，构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创新的内在逻辑。按照这一内在逻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路径表现出由龙头企业带动型向中介组织联动和合作社一体化逐次演进。

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演化路径上，形成了以下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

第一，从交易费用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逐渐从中心组织向中介组织演变。周立群和曹利群（2001）认为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将会成为主要的组织形态。以商品契约达成的互惠合同促进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的联接，但不能有效约束当事人，需要在“组织链”中加入新的元素——合作社。“龙头企业+土地股份合作社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发展农业服务组织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在实践中均被证明具有较好的成效。

第二，从产业链的角度，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逐渐从单一的纵向一体化，向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角度探究组织的演进。蔡海龙（2013）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创新路径主要有两种：通过优化纵向产业链实现农业生产的一体化，通过合理方式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发挥要素规模优势的横向一体化，这种观点是从产业层面探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路径。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治理结构的选择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在不断创新演化中，组织形式的治理结构取决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农业产业化的最初形式“龙头企业+农户”以产品契约的方式，帮助农民应对农业所特有的自然风险与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然而，由于不确定性、契约的不完全、双方的有限理性，导致订立的契约多为双方事后的转售、压级压价、敲竹杠等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因此，需要引入第三方参与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治理中，对双方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很难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应依据资产专用性与交易频率来选择合理的治理结构。

依据汤吉军等（2019）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演化中的治理结构进行的分析，可以认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对应的是“双向治理”。如果在这一组织中双方交易频繁，资产专用性高，选择统一治理的关系契约是更为有效的治理结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创新会沿着准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及完全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农场”模式的方向演进。

贵州依据农业发展的山地条件与生态优势，确立了集中资源，重点发展12个主导特色产业，这意味着“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中的各类主体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入，资产专用性的程度会越来越高，组织内部的交易频率也会随之上升，组织的有效治理结构将逐渐从双方治理的关系契约向统一治理的关系契约演进。

对策与建议

加大农村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基建的建设

国家对农村传统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与建设，保障了交通网、信息网与物流网的畅通，促进了外部现代要素引入到贵州农业发展之中，同时也加快了贵州商品走出大山，加快脱贫攻坚的步伐。目前，为加快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有必要加大对农村科技创新设施的投入与建设，为打造智慧型农业提供可能；提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整合资源和开拓市场的能力，推动贵州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演进。

加快集体产权制度变革，促进要素流动

实践说明，加快具有中心组织特征的“龙头企业+农户”的订单农业向具有中介化组织特征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转变，可以破解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中的困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快集体产权制度变革，进一步激活贵州农村各类要素的活力，加快组织创新步伐，激发更大的组织潜能，助力贵州乡村振兴与农村产业革命。

营造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骨干人才

由农村能人大户主导的利益联结紧密型的合作社，在带动能力、发展潜力方面，相较于农民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主导型合作社而言，表现更优。因此，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培育更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骨干人才，是加快落实以农户为主体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关键。

大力发展农村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

贵州农村的实践表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创新在实现农业规模化、品牌化方面表现突出，但是当前该组织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公共服务缺位，这并不是龙头企业所擅长和愿意投入的领域。因此，贵州应该加快体制机制的创新，大力发展农村各类社会化的公共服务，提升各类要素收益，形成共赢格局。

（编辑  杨利红）

在近年被查处的各类腐败案件中，金融领域的腐败案件占有相当的比例。某些腐败大案涉及公职人员近百人，涉案金额达到十几亿元的规模，对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从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金融反腐，彰显出党和政府对金融反腐工作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厘清金融腐败的发生特点及治理思路，对于提高党员领导干部防腐拒变能力、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金融腐败的主要表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也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基石。金融行业具有调节和调度社会资金资源配置的职能，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如果因金融腐败问题导致资源浪费、资源错配，就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威胁金融安全，严重时还会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相比，金融腐败的主体广泛、形式多样，既包括金融监管者公权私用的行为，也包括金融机构的违纪违法行为；既包括金融从业人员的腐败行为，也包括非金融领域公职人员利用金融交易作为腐败工具的行为。从已曝光的案件看，金融腐败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是利用审批权谋取特殊利益。金融监管机构及其公职人员有权对金融市场准入和机构业务范围实行较为严格的管理和限制，对金融资源尤其是资金配置拥有直接或间接主导权。现实中，某些领导岗位的审批权伸缩区间过大，对相关业务既可以积压案头、长期不批，也可以短期突击、大量审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监管干部有意识通过拒绝批准、提出不合理要求、故意拖延审批时间等方式进行设租，或是利用手中的监管权与他人共谋以获取私利。除了监管机构的审批权之外，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掌握着信贷审批等权力，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银行系统腐败，很多都是“关键少数”利用职务便利以贷谋私。

二是利用内幕信息开展腐败交易。金融行业专业性强，信息优势明显，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有机会利用资本市场的敏感信息攫取非法利益。这种腐败交易的内容既可能是政策性信息，也可能是经营性信息；交易主体既可能是企业或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及其相关人员，也可能是立法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交易方式既可能是官员自己或其亲属介入市场获利，也可能是向他人泄露信息而寻租或受贿。

三是利用职务便利违规经商办企业。由于金融行业掌握着巨大的资金流，与关联企业的接触相当频繁，因而部分公职人员亦官亦商、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腐败现象成为突出问题。有的公职人员在关联企业投资入股、兼职取酬；有的与自家亲属所办企业发生业务往来，或为亲属在关联企业安排职位；有的借他人名义开公司，再和自己管辖的单位签订单；还有的由特定关系人代持股份、股票、房产等。

四是将金融体系作为其他腐败行为的工具。除了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本身的腐败问题之外，其他领域的公职人员也可能利用金融工具“洗白”腐败收益，或是转移、增值腐败获利，使金融体系沦为腐败行为的下游工具和实现渠道。当然，这些行为通常也离不开金融行业腐败分子的参与和配合。例如，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期权交易的长期性特点，在公权私用后不急于向企业或个人索取回报，而是与对方暗通款曲，达成“君子协议”，通过干股受贿、期权腐败等这些新型腐败方式，在他们辞职或退休后再对腐败收益进行变现。

金融腐败的行为特征与生成诱因

近年来金融反腐力度持续加大，在“零容忍”“全覆盖”“强高压”的态势下，金融领域的政治生态、产业生态正在廓清。然而，伴随金融业的高速发展，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金融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相较于其他领域的腐败问题，金融腐败有着较为特殊的特点与成因。

金融腐败的行为特征

1. 隐蔽性。从实际案例看，金融腐败涉及信贷、会计、储蓄、投资等多个操作部门，渗透到吸储、放贷、资金审批等多个工作环节中。由于金融市场交易过程日趋复杂，金融腐败很可能被合规合法的表面形式所掩盖。特别是随着金融业务创新力度不断加大和金融电子化、信息化快速发展，资本运作更趋智能化和复杂化，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金融腐败交易往往呈现长期性，如干股受贿、期权腐败等腐败形式，通常时间跨度较长，这就延长了腐败证据链条，加大了腐败行为因果关系的判定难度，使金融腐败行为更加隐蔽。

2. 专业性。金融领域的业务特征鲜明、市场工具丰富多样、专业化特点很强，无论是宏观形势和微观经济分析，还是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管业务等，都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专业背景。这种金融体系所特有的专业性，使局外人难以准确理解和掌握相关业务流程，使外部监督者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等机构推出了大量金融创新产品，有的业务环节还融入了更强的专业化技术手段，一旦信息披露不健全不透明，就可能为腐败提供滋生土壤。

3. 传染性。随着我国加大金融业务的监管力度，金融领域单独作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单一业务模块独立犯罪的概率也在降低。但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互关联，特别是金融业务向综合性和创新性发展，同一业务链环环相扣，不同业务链交叉点众多，任何环节出现腐败问题，都可能传染至其他环节，这就导致金融腐败一旦出现，很可能是不同机构、不同个体的大规模“抱团腐败”。另外，金融圈相对较小，容易形成裙带关系，腐败可能在同学、朋友和亲属间传递，这也使金融腐败的亲缘案件较多，甚至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之间也可能形成“腐败同盟”。

金融腐败的生成诱因

1. 客观诱因。腐败作为一种“预估之罪”，通常是个人或群体在权衡风险与回报之后的理性行为。对潜在的腐败者而言，稀缺性是导致腐败交易产生的核心因素。腐败激励因素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公职人员有权分配稀缺资源或对某类行为施加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腐败的一项关键诱因是公共权力对资金这种稀缺性资源的垄断性配置，这为金融腐败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一方面，由于金融行业具有风险外溢性，政府对金融业必须实行较为严格的牌照准入和特许经营，对金融机构的资质提出一定要求。金融行业作为特许经营行业，客观上具备了一定的垄断性，存在设租寻租空间。同时，金融业处于实体产业资金运动的源头，是处理资金活动的中介，与财富的转移和保值增值密切相关，资金往来频繁的特点使金融业容易成为腐败行为利益输送的工具。特别是当前的金融业呈综合经营趋势，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相互渗透，互有交叉，许多金融企业成立子公司、分公司，开展各类业务，呈现出关系复杂化、业务混合化、利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导致很多腐败行为往往借助金融活动完成。

另一方面，除了金融行业本身廉洁风险较高以外，当前的金融法治体系也存在薄弱环节，部分法律制度尚未健全。例如，新兴金融业务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领域的法治体系尚未完善，有的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有的缺乏法律配套法规。又如，一些金融立法的内容过于强调原则性，对金融违法行为的规定总体偏向于粗疏，对许多具体的金融行为缺乏有针对性的严密规范，可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大量需要发挥作用的制度往往层级较低，导致立法的规制力较弱。

2. 主观诱因。相较其他行业，金融业通常潜藏着更为巨大的利益诱惑，不管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一般员工，都拥有较大的权力和权力异化的便利。面对巨额资金和专业性较强的业务工作，倘若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淡漠，思想防线被物欲的“洪水”冲毁，在业务开展过程中衍生和形成不良作风和陋习，就有可能走上贪腐之路。

总体而言，思想防线的失守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是 “江湖习气”积弊难除。在与市场主体的长期密切接触中，一些金融领域的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纪律意识淡薄，法律底线失守，浸透江湖习气，与私营企业主称兄道弟，“亲”“清”不分，自律自觉缺失，知规违规，知法犯法。二是“圈子文化”陋习犹在。少数金融领域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爱搞“小圈子”，圈中人对内抱团结盟，开展特殊利益交换；对外则以人划线，排除异己，掣肘使绊。实际上，这种“小圈子”也是源于市场经济趋利性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利益集团。三是“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爱虚荣、摆阔气、讲排场、高消费是金融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罔顾中央精神，纪律素养缺失、出入高档会所，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四风”要求，贪污享乐，私欲膨胀。

更为严重的是，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腐败易于传播蔓延，一旦不良作风和陋习导致“抱团腐败”在特定业务环节或特定部门发生，来自腐败同伴的群体压力，会使“站队”问题成为“圈外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要想不被孤立，只有挤进“圈子”，参与“抱团腐败”。只有挤进“圈子”，成为圈中人，才能获得特殊利益甚至本该享有的利益。在从众心理、利益考量和“法不责众”的心态下，“圈外人”就可能参与腐败行为，这也反映出现实中部分金融腐败的涉案人员从抵触、抗拒，到逐渐适应、习以为常的心态变化过程。

治理金融腐败的基本思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金融反腐已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未来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项重点工作。为了最大限度消除腐败的滋生土壤，有必要从制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在进一步完善现行金融监管制度体系的同时，筑牢思想防线，坚持不懈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健全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我国主要有六大支柱抑制金融腐败：金融机构自身的自律监督；金融监管机构的外部行业社会监管；由财税、审计构成的外部社会监管；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监督；公检法机关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套制度体系也存在监管套利、监管缺失等可能性和短板。对此，有必要提高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建立健全针对金融监管者的监督问责制度，尽可能剥离金融监管部门的发展职能而专事监管职能，纠正仅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倾向，明确其与被监管机构的关系。

完善部门间金融反腐协作机制，加强综合监管。金融反腐不同于一般性的金融业务工作，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根本性问题。只有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和金融行业以及其他行业之间形成紧密协作，才能加大金融反腐力度。在金融业综合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应当通过推进金融反腐体系建设加强不同监管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建立跨部门的综合监管协调机制和跨行业跨市场金融风险预警处置机制。除了要协调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好与税务、财政和审计等非专业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促使定期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法制化，明确交叉业务中的监管职责。

完善金融立法

完善金融立法是推进金融领域法治化进程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大腐败成本、提高执法效率的有效途径。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自律规则等层次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体系。然而，随着近年来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业面临着新的形势与实际需要，金融立法还存在许多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

一方面，针对部分金融领域基础性制度缺失问题，有必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填补制度漏洞与不足，如尽快制定出台《期货法》《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市场急需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依法规范互联网金融、投资理财产品等新兴金融业态的研究和立法工作。

另一方面，还需全面梳理现有金融法律法规，根据当前金融业的实际需要，修改完善《证券法》《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特别是通过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授权机制，对需要在执行中具体掌握或在实践中探索的相关事项，充分授权金融监管部门制定具体办法，避免频繁修改，提高金融立法效率。

涵养廉政文化，筑牢思想防线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表明，思想腐败是造成权力腐败、行为腐败、作风腐败和生活腐败的根源，因而需要“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双管齐下。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应按照“忠、专、实”的衡量标准，选拔任用政治过硬、素质过硬、踏实肯干的金融干部人才，切实整治“以业绩论英雄”“以关系论能人”等不良用人风气。其次要强化对金融从业人员政治素养、职业操守和道德素质的培养，引导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和价值观。严格执行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加强行业自律，推进以清正廉洁为核心的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三是针对金融业公职人员特别是关键少数建立道德考核指标体系，在严防“有病入职，带病任职”的同时，还应做实同级同类干部警示教育，对普遍性和反复出现的金融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坚持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使公职人员心存敬畏、心有戒惧。

（编辑  尚鸣）

目前，全球气候变暖和全球要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不争的共识。世界各国无论是积极还是被动，都无可选择地朝着碳中和目标迈进。在这一进程中，欧美等西方发达工业国既是该议题的始作俑者，又占尽了国际道义高地和谋利先机，这就是碳缘政治的源头。

实现碳中和，要以相当高的经济成本为代价。据国际著名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估算，全球实现碳中和将累计损失75万亿美元GDP，其中仅中国就将损失20万亿美元。各国损失GDP的绝对值和相对值是多是少、该多该少，是碳缘政治中各方已经并在未来仍将不断博弈的焦点。

碳缘政治正悄然显现

随着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不断推进，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形态悄然形成。所谓碳缘政治，是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体系中，国家之间引领与被引领、攫取或维护利益的行为和博弈，是影响全球资源重新配置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重要杠杆。当前主导碳缘政治的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占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道义高地，占据着能源科技的优势，控制着碳达峰碳中和话语权，左右着“双碳”进程，并不遗余力地忽悠、逼迫高碳消费、高碳排放国家作出更多、更进一步的承诺，将全球所有国家纳入由它们构筑的减碳轨道。

与地缘政治不同，碳缘政治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以清洁能源消费为主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它们的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占比已分别达到22.4%和28.3%，而煤炭占比仅为12.6%。这类国家有明确的碳缘政治目标，不遗余力地推进温升1.5℃情境下的碳中和。美国则因油气资源丰富，是油气消费/碳排放大国，且实现了“能源独立”，为顾及其化石能源家族利益，特朗普政府背弃国际义务，一度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今后其政策可能“翻烧饼”。

第二类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国，其能源消费中煤炭仍占很高比例，碳排放居高不下；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新兴市场国家尤甚。中国能源消费的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仅为15.7%和8.2%，天然气占比尤其低，煤炭占比仍高居56.6%。印度的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为10.3%和6.7%，煤炭占比亦高达54.8%。这类国家在气候变化“国际道义”面前主动或被动作出“双碳”承诺，有些正在采取切实措施履行承诺，多数在盘算和观望。

第三类是依赖化石能源出口的资源国，以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沙特等中东北非资源型国家为代表。这类国家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要实现本国碳中和，另一方面要面对全球能源转型后化石能源需求急剧减少的尴尬局面，所以对碳中和的态度更趋保守和保留。这三类国家将围绕着“双碳”问题，进行一轮接着一轮的博弈。

西方碳缘政治玩家的三重目标

继续引领世界，保持领先优势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失去高科技领域绝对领先的优势。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升温2/1.5℃控制，在一众专家论证之后，便成为它们继续引领世界、保持领先优势的核心抓手，不遗余力地积极倡导和推进。目前它们仍在发号施令全球各国，围绕碳减排、碳中和与升温控制议题，并且凭借自身清洁能源消费占尽先机的优势，获取未来竞争优势。

利用低排放优势，广泛榨取碳利益

2019年12月，欧盟发布的《欧洲绿色新政》中提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碳关税），要求欧盟进口的商品，须根据含碳量购买相应的碳排放配额，使进口商品与自产商品承担相同的碳成本。在该机制下的后续立法即将完成，预期在2026年将正式施行。碳关税一旦施行，将成为各国产品出口欧盟的重大障碍，引发一股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其他国家和经济体也将竞相效仿。与此同时，欧洲正在对贸易商品推行绿色论证和绿色标识，这又是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

在这一安排下，发达国家利用自产商品低碳排放优势，一方面通过收取碳关税榨取他国利益，加上非关税壁垒抬高进口商品成本，削弱进口商品的竞争力，藉此支持本国经济，打击出口国经济。

扼杀化石能源出口国经济

化石能源出口是大多数资源国（如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的经济支柱，其化石能源在GDP中占比、纳税占比、出口创汇占比都较高。全球一旦走向碳中和，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将降至历史峰值的5%-10%，这些资源国为保有市场将面临激烈的竞争。如果不及时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寻求新的经济支柱，其前景堪忧。

左支右绌：资源国应对乏力

在应对气候变化各大里程碑上，各资源国虽然是议定书、协定和条约的签署国，基本没有落下任何一次、任何一个环节，但无论是减排行动还是对减排、温升、碳中和的认识，资源国并不是热心者、主动方或推动力。连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对于“双碳”都迟迟不肯跟进承诺，更遑论俄罗斯、沙特、尼日利亚这样经济实力不够强、更加依赖油气的国家了。它们对“双碳”承诺显得很被动，左支右绌、应对乏力。

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一直拖延到COP26峰会召开前，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才作出承诺。2021年10月13日，普京宣布致力于2060年碳中和；同年11月1日俄政府抛出粗线条的相关战略，计划半年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要求下属政府机构和企业据此制定相应战略规划。

该战略规划要求在维持减排和宏观经济稳定间平衡的前提下，2031年起进入减排阶段，确保到2050年（与未采取减排措施相比）总排放量减少6.91亿吨，吸收量增加6.65亿吨，净排放量减少13.56亿吨。不晚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

目前，俄罗斯发展新能源的基础几乎为零。据《BP统计年鉴》，2020年俄罗斯的水电与核电能力分别占世界的5%和8%，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仅占世界总量的0.1%，相当于中国的0.4%。同期中国绿色能源占世界总量的27.4%，几乎与欧洲相当，为美国的1.56倍。由于化石能源极其丰富，俄对发展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缺乏意愿，几乎是白纸一张。在固碳、发展CCUS（CO?捕集、利用和封存）/CCS（CO?捕集和封存）方面，俄最近刚在亚马尔LNG项目（由俄、法、中国企业合资，依靠中法两方技术资金支持）进行示范性试验。在发展碳交易市场方面，俄仅有萨哈林岛碳市场正在建设中。中国则于2021年初推出了覆盖全国的碳交易市场。

俄罗斯有苦难言。碳中和实现后，全球对化石能源的需求约为峰值的5%-20%。按高限20%测算，到2050年全球需求石油10亿吨（峰值按2020年需求量41.65亿吨的1.2倍计算）、天然气1.2万亿立方米（峰值按2020年需求量3.85万亿立方米的1.5倍计算）。这点市场“蛋糕”由如此多的资源国来瓜分，俄罗斯能分到多大的份额？对于经济和财政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俄罗斯来说，这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尽快推进经济转型是俄罗斯的急迫战略任务。普京在宣布碳中和目标的同时宣布了新的LNG战略，要求到2035年俄LNG产能由原规划1亿吨提高到1.4亿吨，占全球份额的20%；当欧洲提出大力发展氢能时，俄随即提出向欧洲大量供应蓝氢（用天然气制氢并配套CCS）。如此一来将有大量二氧化碳需要在俄境内封存。

俄碳中和目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俄从今年起启动减碳项目，到2030年碳达峰时，碳排放总量需上升至9300万吨/年，比2019年增加4.4%；与不采取任何措施比，目标排放量只减少区区4100万吨（1.8%）；而碳汇（减碳）能力只增加区区400万吨/年，说明未来9年俄控排减排的措施力度有限。到2050年碳排放量比2030年减少3.82亿吨（17.3%），力度依然有限；但碳汇比2030年猛增6.61亿吨（增123.3%），这需要大力发展CCS/CCUS才可能完成。2050年后剩余的6.3亿吨/年要在10年内实现年度中和，又谈何容易。

可见，西方所玩的碳缘政治可能是资源国的梦魇，大概率将对其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甚至是毁灭性打击。

破解西方碳缘政治魔咒

履行“双碳”义务、兑现承诺，必须切实采取措施并加以落实。然而，履行承诺不是一切随着西方的调子起舞，不去认真算清这笔账。应该认真分析、面对和破解西方主导的碳缘政治。

破解西方碳缘政治，我国拥有自身的优势。一方面，发展新能源我们已初具规模，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已经达到15.7%，虽然不及发达国家，但绝对量远高于其他各国，很多方面居全球第一。2021年，我国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合计已达6.4亿千瓦，新能源车销量近500万台，占全球53%；氢能的配套发展也起步较快；储能电池发展势头良好，宁德时代电池已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37%。我国新能源科技已有长足进步，光伏、风电、特高压输电、核聚变等技术已经获得全球领先地位。

同时也要看到自身劣势。一是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煤炭等高碳能源消费占比过高；二是碳排放体量大，2020年碳排放量达到110亿吨，占全球的近1/3，减碳的任务十分艰巨；三是部分核心新能源科技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唯有认清形势、扬长避短，才能切实维护好自身利益，扭转当前不利局面，破解西方碳缘政治。

把控“双碳”节奏

大力发展新能源，改善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国家规划已经明确，到2025、2030、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20%、25%和80%。这就意味着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将加速下降，能源结构将进行重大调整。要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氢能、核能、生物质能、地热等新能源和传统水电，到2030年碳达峰时，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要达到12亿千瓦。保持天然气消费适度增长，到2060年碳中和时，天然气消费需维持在5500亿立方米/年；为此要加快国内天然气开发，加快推进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规模化开发。到2060年碳中和时，石油消费应维持在2亿吨/年左右。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严控煤电装机规模，加快现役煤电机组节能升级和灵活性改造。在发展新能源强力减碳的同时，还需要发展负碳技术和产业，大力发展CCUS/CCS和森林碳汇。

从我国作出的“双碳”总体承诺出发，根据具体实际，安排“双碳”推进节奏。全国各行各业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安排减碳进展，切忌一窝蜂，更忌盲目跟风、紧跟西方的调门跑。中央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能源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减碳的节奏同样要握在自己手中。

在不折不扣完成“双碳”目标的前提下，减碳能晚些减时就未必要抢着早减，因为毕竟减碳需要成本，要付出代价；能在与西方斗争中争取到一些空间，就不要画地为牢、拘泥于西方的要求；能在低付出领域减，就不要去挑高付出领域减；能在（用）付出的同时也能有相当收益的领域（方式）减，就不要选择只付出无回报的领域，不要选择只付出无回报的减碳方式。这便是减碳的节奏。

保障能源安全，寻求“能源独立”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始终要把能源安全作为前提。能源供应的安全一旦受到威胁，“双碳”的实施就很难一帆风顺。可能威胁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情况有：受欧美逼迫承担过高过多义务，化石能源消费减速过快；碳边境税过早过高、单边推行，碳非关税壁垒严重阻碍国际贸易，导致经济损失过大；履行减排义务过程中经济损失过重，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等。

实现碳中和的同时，以国内油气产量加上我国周边稳定的管道运输量，可基本实现我国能源独立目标，不再依赖于稳定供应性差的油气生产国和海上运输通道。2060年我国实现碳中和后，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年需求分别大约为2亿吨和5500亿立方米，以国内的原油年产量（1.5-2亿吨）加上现有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的稳定年输量（8000万吨），基本可保证石油消费；以国内的天然气年产量（3500-4000亿立方米）加上增建后的中俄、中亚、中缅天然气管道年输量（2000亿立方米以上）和北极几个LNG项目年份额气（140-200亿立方米），也足以保证天然气消费。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根据中美冲突对抗的烈度预测，按上述能源独立的界定方法考虑，亦可一定程度地保障能源安全基本盘，辅之以一定的能源有序消费管理，可应对美国的封锁与讹诈。

大力发展能源科技

按照“双碳”目标，以下十个科技方向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包括：(1)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智能电网技术；(2)长周期大容量的储能技术；(3)安全高效的核能技术；(4)推动道路交通降碳的先进电池技术；(5)实现船用燃料替代的关键技术；(6)实现工业深度脱碳的原料替代技术；(7)工业高品位热源替代技术；(8)低碳高效、因地制宜的供暖技术；(9)系统性节能提高能效技术；(10)CCUS/CCS等负碳排放技术。当然，传统化石能源中的煤炭地下气化和页岩油原位转化技术也需要格外关注和研发。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储能技术和“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技术。储能技术如获得突破性进步，新能源的利用将呈几何级进展。我国“人造太阳”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已成功实现可重复的1.2亿℃101秒、1.6亿℃20秒和7000万℃1056秒等离子体运行；成都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M(HL-2M)核聚变已将内部温度升高到2亿℃，相当于太阳中心温度的13倍。但该项技术距实际利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一旦技术可控制、驾驭和利用，仅一两个人造太阳就够全人类所用，而且所需原料“氘”在海水中富含，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借力使力推动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推进“双碳”，首先意味着煤炭等高碳能源产业的逐渐萎缩，代之而起的新能源产业有光伏、风能、氢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核能等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CCUS/CCS、伴生资源、稀有金属等产业的蓬勃兴起。这里详细谈及个别特殊产业。

一是大力发展CCUS/CCS产业。IPCC称，没有CCUS/CCS很难完成减排目标；到2050年CCUS/CCS将贡献全球减排量的13%。目前全球已有65个商业CCUS/CCS项目，其中26个在运行、2个暂停、3个在建、13个待完成投资决定、21个处于早期论证阶段，每年永久封存二氧化碳4000万吨。有34个试点和示范项目、8个CCS技术测试中心。拟建和在建的商业CCS项目有两大进展：一是美国枢纽和集群，通过规模效应大大降低二氧化碳封存单位成本，以商业协同效应降低投资风险。大多数新增商业设施可使用CarbonSAFE二氧化碳封存枢纽；二是英国2个新项目与亨伯零碳集群有关，亨伯将成为英国第一个净零产业集群。我国CCUS产业也已起步，如中石油新疆CCUS技术测试中心是全球八大中心之一，新疆油田和吉林油田等已建成30万吨/年以上规模的CCUS项目；大庆油田和中石化胜利油田100万吨/年CCUS项目已经启动，正全力建设。CCUS/CCS产业发展空间无限，按目前碳排放水平，要实现碳中和，全球每年需要封存二氧化碳 68.1亿吨(524×13%)，中国每年需要封存14.3亿吨(110×13%)。

二是发展碳交易市场。作为“双碳”的辅助工具之一，碳交易市场可起到碳价格发现、筹集资金等作用，有效促进碳中和进程，是前景较好的新兴服务业。全球碳交易市场尚在成长中，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运行的市场，包括1个超国家机构（欧盟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8个国家（中国、德国、哈萨克斯坦、墨西哥、新西兰、韩国、瑞士、英国）和24个一级行政区，其管辖区占全球GDP的54%，覆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6%，区域人口占全球近1/3。第二类是正在建设中的碳市场，拥有明确授权或在起草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哥伦比亚、乌克兰、黑山、越南、印尼和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俄罗斯萨哈林岛。第三类是正在准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巴西、智利、芬兰、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日本和美国华盛顿州等。全球碳市场已通过拍卖配额为促进碳中和筹集资金1000亿美元以上。我国在8省市试点的基础上，于2021年初启动了全国碳交易市场，但目前交易还不够活跃，交易价格较低，交易量有限。2021年第一个履约周期累计成交额仅1.4亿吨，累计成交额58亿元。总体看，碳交易市场发展前景看好。

三是发展伴生资源开采产业。在油气开采过程中，曾经一度被忽略的伴生资源应得到保护和开采，如辽河油田的铀、铼、钪等伴生战略资源和稀有金属矿、塔里木油田的伴生战略资源氦气、青海油田的可制备粗碳酸锂的卤水等资源，都具备产业发展条件。

四是发展稀有金属采掘和冶炼加工产业。碳中和将大幅推高对铝、铜、锌、镍等稀有金属的需求。据伍德麦肯兹测算，在基础情境下实现能源转换所需铝、铜、锌、镍和铅的全球年需求量，将分别增加1500万吨、1100万吨、480万吨、230万吨和620万吨；在加速实现碳中和、气温上升控制在2℃情境下，对前四种金属的年需求量需进一步增加680万吨、360万吨、80万吨和100万吨（10%-16%）。另一方面，碳中和还将抬高稀有金属的成本和价格，据测算，到2025年，1.5℃情境下铝、铜、镍等金属成本和价格将升高118%、54%和34%。届时这些金属的采掘和冶炼加工产业将得到大发展，部分稀有金属甚至可能出现全球性短缺。

前文提到，实现碳中和将使我国GDP累计损失20万亿美元，这是加速能源转型的巨额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发展新兴的新能源产业又可创造巨大投资机会。据我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估算，碳中和将为我国创造138万亿元投资机会，其中2021-2030年为22万亿元、2031-2060年116万亿元。如果把握得当，善于借力使力，GDP的损失可以从新的投资机会中得到弥补。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全球迈向碳中和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家所履行的义务理应不同，公平原则理应得到切实体现，碳关税理应对发展中国家有相应照顾性安排，而不进行斗争是不可能自动实现的。在2021年11月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各方提出的7个方案（IPCC方案、G8方案、UNDP方案、OECD方案、Garnaut方案、CCPSM方案和Srensen方案），没有一个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恰当的照顾，没有一个对公平原则体现到位。

西方发达工业国碳排放几百年了，如今轮到发展中国家求发展的时候，忽然不让碳排放了；西方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已经趋于清洁化、易于实现碳中和了，却拉着消费高碳能源为主“吃粗粮”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只许“吃细粮”；西方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才可能实现的碳中和，却要拉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短短三四十年里强制实现。这些都显然有失公平，这些细账必须在西方人面前算清楚，首先让西方世界背负道义责任，其次让西方世界承担更大、更多义务。为此需要与西方发达国家作长期艰苦的斗争。

欧盟即将推出碳关税，正在推行绿色认证和绿色标识。可以预期，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也将紧随其后。这一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有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碳缘政治安排如何破解，需要我们以无可辩驳的数据面对西方国家的苛求，维护和争取自身正当权益。

中国作为第二类国家的代表，既要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和权力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也要为第二类国家的多数、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仗义执言，始终和它们站在一起，与它们一道共同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

（编辑  碣石）

近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专家学者围绕2022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国际科技竞争态势及挑战进行研判，探讨如何下好先手棋，更好地应对百年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复杂局面，推进我国经济加快发展，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中赢得主动权的途径和办法。

放缓还是复苏，全球经济压力增大前景不明朗

　2021年，全球经济强劲反弹，但受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续、多国通胀居高不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调整、大宗商品供应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上升，下行压力和通胀风险并存。短期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调整动向将是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一个最主要变量，特别是随着美国退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美联储加快紧缩步伐，利率上升如过快将对美国消费、投资需求形成抑制，可能导致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余永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重要国际机构预测，2022年美国GDP增速大致在3%-4%之间，比2021年略低。美国政策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一定影响。 只要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会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张宇燕（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如果不能消除发达国家与贫困国家在疫苗接种率上的巨大差异，未来几年全球复苏将受阻。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之前已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素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还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国家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失当，将可能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进而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掣肘全球经济的因素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目前看不到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新增长点。预测未来3-5年，全球经济仍处在中低速增长区间（3%-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胡鞍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全球大变局加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包括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及国际交往（旅游）等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疫情既有可能短期化（2-3年），也有可能中长期化（5-10年左右），这将进一步加剧主要经济体分化，促进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吕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对美国近期经济走势的预测：（1）劳动力市场紧张，由此带来产能不足，本国产业链断裂的情况将会持续；（2）通胀将持续，美联储被迫加息，缩表势所必然；（3）加息可能触发股市崩盘，而股市是美国经济最后的蓄水池。美国持续了20年的货币宽松政策，牛市已很难维持下去了。

　　发展中国家总共外债是8.7万亿美元，随着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会引起资本外逃带来的一些问题。反映在固定收益上，主要金融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将会上行，推高价格调整风险和期限溢价风险，债券融资成本将上升，并有可能使违约率上升。反映在股票市场上，高位回调的风险加大，尤其考虑到在成本推进的情况下，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有可能会使调整幅度加大。

通胀还是通缩，宏观政策面临抉择

　　余永定：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的增长势头放缓，同时物价大幅上扬。过去十几年，西方国家的主要问题是通货收缩，通胀率始终低于2%。2021年美国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10-12月通胀率分别达6.2%、6.8%、7%，这是几十年没有发生过的事。关于通胀的原因有巨大争议，一派以美联储为代表，认为通货膨胀是疫情导致的供给冲击（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另一派认为是美国极端扩张性的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的。

　　张宇燕：目前多数经济体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未来物价趋势的判断和政策把握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应采取措施抑制通胀。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通胀压力加大是暂时现象。两方意见各有道理，不过，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政策工具箱中，治理通胀的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IMF预计，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压力将持续存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短期通胀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同时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的滞胀的可能性。

增速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稳经济需要新思维

余永定：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处于低通胀或通缩状态。PPI（生产价格指数）从2012年3月起连续54个月负增长，2021年上半年CPI和PPI维持低位，下半年PPI上涨较快。最新数字显示CPI保持低水平，PPI已开始回落。没有通货膨胀，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速可以进一步提高。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GDP）多年来不到3%，还有相当的政策空间。

余永定：有人习惯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但要注意：（1）结构因素是慢变量，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笼统解释某个年度、季度的经济增速及变动原因。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增速是12.2%，从那时起一路降到7%，现在还有下降的可能，笼统用结构因素解释“应该降到多少”显然是说不通的。（2）结构性因素有多种，不同时期的影响各不相同，在给定时期内，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也有特例，如2020年的疫情冲击）。（3）有些结构性因素可以互相抵消，如人口老龄化的负作用一定程度上可由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所抵消。（4）结构性因素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要经过很长的因果链，必须分析各个环节、各因果链条的综合作用如何对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以及生产条件等具体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而不能跳过这些环节，直接得出经济增速预测值。（5）对影响宏观经济的短期问题（如消费）进行具体分析，可从一系列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去认识，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经济政策的选择及其效应。不应该把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也给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条件。总之，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用财政货币政策推动增长，央行可支持财政压低利息率，降低财政融资成本，支持地方政府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江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个健康的经济结构应该是低成本运行的，现在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新增融资中，三分之一用来还息，这样高的财务成本怎么持续？而且还有大量不可计量的成本。这导致我们企业的运行越来越艰难。又比如房地产派生的巨大金融风险，它暴露了我们的金融监管远远不到位，房地产暴利背后是金融监管存在严重的漏洞。恒大平均一天3亿元借贷，谁拿到这3亿贷款都可以做成巨无霸的企业。经济一旦下行，就如海水退潮，这时才能发现谁在“裸泳”。

　　朱之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世界经济将开始新一轮周期。美国目前通胀率是30年最高（6.8%），欧洲是25年最高（4.9%），值得关注。判断国际经济形势，我们要特别注意美国的货币政策，注意产业链的调整，注意地缘政治对信息产业和能源产业的影响，以及资本回归美国带来的影响。要注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问题。当前房地产贷款54万亿，其中42%-54%是预付款的。我国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同时有12000亿美元外债，外债中一半为房地产商借债，仅恒大就有2亿多外债。股市每天交易额中25%有外资的影子。小银行不良贷款率很高。这些都要进行详细研究。

宏观经济理论面临挑战

曹和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宏观经济分析一般使用总量均衡模型，即当年总需求（消费+投资+政府采购+净进口）=总供给（国民生产总值）。总均衡模型有三个限制性条件。一是劳动市场均衡，即菲利普斯曲线（经济下行对应失业增加）。但美国从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却不断下降。我国2011-2020年GDP增速从11.4%降至2.3%，失业率也一直处于低水平。劳动市场规律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它的劳动就业弹性（就业边际增长：GDP边际增长）远高于传统产业的劳动就业弹性。二是货币需求函数。美国前些年增发货币6.9万亿美元，去年增发2万亿美元，但2021年物价指数不到10%。为什么？一个解释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人们的手持现金和商业银行3个月储蓄替代了资产理财投资，商业银行储蓄大幅度下降，非银行机构用很小的一点流动性，可以经营非常大的一块资产。三是传统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认为，生产规模扩大伴随边际成本上升，导致边际收益率下降。可是阿里、拼多多之类平台型企业，新增营业额并没有导致边际收益递减，因为它的边际成本是0。所以用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思考和判断今天的经济增长，要注意它的局限性。稳预期不仅要稳定消费者的预期，生产者的预期变得更加重要。这两个预期稳不住，将可能抑制消费者和企业家的行为，并影响到中长期的经济表现。

断链还是重构，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面临挑战

　　在疫情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双重作用下，过去一年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主要痛点。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近期情况显示，部分跨国供应链中断，面临重构，一些产业正加速转移，供应链风险凸显。引起了国内外决策者、专家学者深刻反思。

　　朱宏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形成是全球化的产物。跨国公司和它们背后的国家力量是主要的推动因素。全球产业链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依赖性，围绕产业链形成的供应链则支持在全球组织资源。加入全球产业链的企业，由其科技含量和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决定利润的分配。波音公司上世纪60年代生产波音707时，只有约2%的零件在海外生产，以后逐渐由波音总部负责总体设计和系统集成，确定技术标准和合规标准。本世纪初生产787时，零部件制造90%在海外生产（涉及40多国企业），在美国组装试飞取证，波音掌控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管理和品牌管理，获取90%的利润。

　　中国加入WTO以后，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获取了巨大发展空间，制造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规模连续13年位居世界榜首，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逐渐稳固。但总体来说，我国制造业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如何向高端攀登？有人误以为只要在中低端的时间足够长，就可延续到高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发达国家力图通过设计、技术、品牌、供应链的管理，把你锁定在中低端。向产业高端前进没有别的路，只有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张宇燕：我国供应链风险实际上是很大的。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升一向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人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意味着高依赖度，事关大国博弈，即“国家安全”。基于此，美国西方国家正陆续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美国有人公开鼓吹中美“脱钩”，执意切断两国高科技领域的交流，去年给了中国8万多留学生签证，其中去MIT学习的一个也没有。麦肯锡估计未来5年，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或者回国，或者转换到其他国家，涉及1.9--4.6万亿美元。

　　朱之鑫：所谓供给冲击主要指“一高四缺”，高就是价格高，四缺是缺芯片、缺电、缺煤、缺集装箱。人们常讲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还要关注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首先要“稳链”，其次要“补链”，第三要“优链”“强链”，不要一股脑都往某个热点上投资。

　　吕建中（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我们分析全球能源供给危机，影响全球能源供需失衡的因素有四方面：（1）周期性供需失衡。能源消费和供给有周期性，新冠疫情期间需求大幅下跌，供给侧投资不足，疫情稍微好转之后需求抬头，但是供给跟不上。（2）结构性调整。我国能源资源存在错配，新能源投资，有风的地方不需要那么多电，需要电的地方风力和光照资源少。（3）金融性投机。能源资源比较安全, 货币“大水漫灌”后部分资金转移到能源领域。（4）极端天气影响。去年欧洲遭遇极端天气，可再生能源发电乏力，核电大国法国又停机，不得不从德国进口电。欧洲主要依靠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由于乌克兰危机，加重了天然气市场恐慌情绪，使欧洲能源危机加重。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言论，并搞了一系列小动作。全球供应链正发生巨大改变，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中国需要探寻有效的对策思路：一方面，对于全球产业分工的演进重构要尽可能因势利导，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中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通过高水平开放，化解部分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脱钩”或“小院高墙”，科技创新战略亟须调整

美国在特朗普时代把贸易战作为打压中国的主要手段，拜登上台以来，将中美竞争主战场切换到科技领域。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推行“选择性脱钩”或“小院高墙”战略。

与美国的科技博弈，要穿透他们散布的“选择性披露”迷雾。

卢周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美国白宫经济科技办公室前不久发布的《选择性披露：应对长期性战争的战略性措施》报告，认为在科技领域，常规的竞争办法只能暂时延缓中国发展的速度，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中国在技术上的最终赶超，故提出“极限竞争”理论，利用其技术领先的优势，向我们不断披露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研发重点和技术成果，其中真假混杂，隐藏着技术迷雾，埋下技术陷阱，诱骗我跟进的同时误导我技术发展路径，进而消耗我有限资源，迟滞我发展的速度。报告提出了五个作战样式：（1）炫耀先进实力，威慑讹诈对手。（2）在已经走通的技术方向上释放错误诱导，防止跟踪或者后来居上。（3）在已经证明此路不通的技术方向全力公关，制造虚假繁荣，诱骗对手跟进。（4）在并行技术造谣抹黑，贴上“剽窃知识产权”标签对我诋毁，迟滞我方进展。（5）对走过大量弯路、付出过沉重代价的技术领域，把弯路、歧路描述成正道。

　　李若谷：对美国推行的科技脱钩不应再有幻想。应对脱钩的一个最重要突破点是人才。我们很多先进的科技企业都是回来的人创造的，大疆就是从美国硅谷回来的人搞起来的。要坚持不懈实施吸引人才政策，让海外科技人才有信心回来发展。

高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时期对华打击面太宽，同时也打击了美国在华投资的高科技公司和本国的消费者；对中国的科技封锁过于严厉反而刺激中国加快科技自主研发。所以美国缓一步，提出“小院高墙”思路：（1）在美方占有明显优势的技术领域对华严格封锁，一般科技领域保持合作，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如芯片要继续对中国出口、占领中国市场。他们有一个新的提法“分叉论”，就是有合有分。（2）对人才限制隔离，严格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的STEM（科技工数）专业求学，限制中国赴美学术交流，对在美华裔科学家实行监控，不准他们参与敏感课题或进入涉密实验室等，对打算回国的华裔顶尖科学家不择手段地限制迫害，阴狠毒辣。（3）组织遏制中国的国际联盟，特别是对网络和5G技术在不同地区实行分级管控。

我们要准备打持久战、总体战。首先要加快自己的科技研发速度，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解决创新链各环节的“堵点”“痛点”，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其次，在事关国家社会安全的敏感技术短板方面，要未雨绸缪。第三，我国发展、开放和安全战略应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创新驱动战略包括了科技问题和产业化问题，创新链的“政产学研用”各环节，“用”即科技成果产业化非常关键。我们企业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和新产品，必须以有竞争力的性价比取得用户信任，通过供需双方反复切磋、不断完善，逐步扭转国内市场长期被跨国公司占领的态势，发展自己的科技创新产品。国家对处于弱势的本国科技型企业，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果过分强调市场开放、缺乏相应的政策平衡，高科技产品的产业化问题就始终是实施“双循环”的“痛点”和“堵点”，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也难以落实。

眭纪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科院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目前我国研发投入总量仅次于美国，研发强度2021年达2.4%，已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我国科学家发表论文、申请专利都是世界第一；创新发展的效果也很显著。但我们的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评价体系、科研生态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新科技革命的挑战，过去我们主要是追赶型发展，原有模式不利于颠覆性创新的产生。二是全球化和国际科技合作遭到保护主义干扰，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毫不掩饰。三是我们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对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美间战略博弈斗争是全方位和长期性的，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各领域，是持久战，是力量与力量之间的掰手腕；其表象是贸易之争，背后是产业之争，核心是利益之争，实质是道路之争。博弈真正的制高点是科技，是关键核心技术。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已的事，从体制、机制各个方面来探索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攻克卡脖子技术，力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当前国外政治经济环境仍然严峻复杂，疫情防控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有所显现。需要防范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特别是要重视各种风险因素叠加对经济增长造成系统性冲击。

与会专家认为，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我国少数领域在领跑，部分领域在并跑，多数领域还是在跟跑。要和美国人抢时间、争速度。要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发挥广大科技人员和企业的创新动力，在重大战略性领域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实现技术突破。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指针，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力争在更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形成局部优势，在芯片、关键原材料、工业软件、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加强科技攻关，培育创新型的领军企业，培育高端的科技领军人才。

　　（编辑  尚鸣）

生态产品是我国当前最短缺、最需发展的产品类型之一。2021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文件中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进行了系统化、制度化阐述，为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具体路径以及制度保障指明了方向。各地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颁布了系列的政策措施，使之成为平衡发展和保护的重要举措。但是当前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还时日尚浅，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生态产品可划分为公共资源、生态公共产品、生态私人产品和生态俱乐部四类产品。生态产品生产、交换、分配的基础是自然资源的产权，难点在于公共资源和生态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和管理。生态公共产品产权大多归国家所有，生态私人产品产权归集体所有，而生态俱乐部产品、公共资源产品的产权大多为二者混合所有。生态资源的产权交易是通过对产权进行赋能或者赋利，使其成为可抵押、可融资的生态资产，进而将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转化成市场价值。

现行自然资源所有权包括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两种类型。产权主体不同，其价值实现路径多有不同。对于集体所有权的自然资源在于使集体尤其是集体成员基于其自然资源获得利益，具体是以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生态产品、或经过生态资产优化配置、绿色产业组合、金融市场工具嫁接等方式实现生态资源增值。而国家所有权的自然资源管理的目标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实现自然资源服务全民和持续发展的有效契合，使得自然资源权力束多样化以及合理化，最终推动自然资源利用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充分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调动使用者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实践中，各地往往统筹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通过生态环境修复、发展绿色产业等途径使长期收益与短期成本相平衡，促进生态产品实现其价值。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化形式。

集体所有自然资源——发展生态产业

生态产业主要包括生态农业（含加工业）以及生态旅游，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自然保护区周边的生态产业发展。

生态农业是自然保护地周边产业的基础，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将传统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利用传统农业精华，运用系列的措施，比如政策设计或者科技手段，设计相应的生态工程或者产业项目以协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进而使得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形成高质量的农业，进而获得较高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例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导和扶持朱鹮栖息地社区农民种植绿色水稻，探索既促进朱鹮栖息地生态环境保护又能增加农民收入的协调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和栖息地保护双赢的案例，得到业内普遍认可。

生态旅游业是凭借生态旅游资源，以旅游设施为基础，实现旅游、保护、扶贫及环境教育等功能的旅游产业。与传统的大众旅游相比，生态旅游侧重对生态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比如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开展环境教育等，进而推动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模式的目标是使人类在欣赏大自然的同时不损害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并使人类认识到要保护自然，减少旅游等人为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旅游活动也会为生态保护提供资金。生态旅游为当地居民增加大量就业的机会，鼓励其参与自然保护，以建立餐馆、旅馆、土特产商店的方式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金骏眉”生态产品品牌发展经验。“金骏眉”品牌茶叶，是将资源环境优势转化成产品品质优势，并且通过品牌将产品品质的优势固化为价格优势和销售量优势的成功案例。从1986年开始，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将区域内10%的集体林划分为固定生产区域，供群众发展毛竹、茶叶、养蜂等生态产业；其余90%区域面积的自然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近10年来，核心区桐木村的茶山面积基本没有扩大，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不断增长，初步实现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这是“中国自然保护区较好解决保护和发展矛盾问题的一个成功典范”。

从操作过程来看，农户主要负责初级制作过程，而企业则主要负责在此基础上对产业的升级打造，比如后期的茶叶加工、制作、销售和品牌打造上对红茶产业进行升级，使红茶产品结构不断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高集约的方向演进，促进产品结构升级以及资金和劳动力向二产、三产集中和聚集，进而形成了以生态优势知名的品牌金骏眉，这也是我国早期较为成功的生态产品品牌探索。

（2）保护地友好体系的品牌发展经验。保护地友好体系（全称“自然保护地友好产品增值体系”，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解焱博士发起，实行会员加盟制）是专门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其周边生态产品的品牌体系。其特征是在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发掘并推广环境友好和健康友好的农副产品和文旅产品，主要出售给城市地区或者游客，并将收益返还给社区用于开展自然保护工作。该体系将消费者、保护地社区居民与保护区管理机构联系起来，通过合作伙伴建立完整的、具有保护价值的产业链，向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生态产品，逐渐引导其生活方式转变并获得收益，进而反哺当地社区老百姓，在自然保护地建立起可持续的自然保护机制。

比如，社会组织桃花源基金会积极参与到了保护地友好体系建设中，两者合力推进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并重。在保护区的外围，以生态产业扶贫为核心，要求村民按照生态的方法种植、生产、开发高品质的生态产品，随后借助桃花源基金会以及保护地体系组织的力量将这些生态产品推向市场。桃花源基金会支持的生态产品统一以“桃花制”的名义出售。“桃花制”品牌意味着这些产品来自于最优的生态环境保护区，有着严格的产品品质控制体系，是值得消费者信赖的、自然健康的农副产品，产品销售收入同时用于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目前的产品有四川老河沟自然保护区的花生、蜂蜜、蜂蜜酒，八月林保护区的明前绿茶等。

国家所有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1）基于NbS的山水林田湖综合保护修复和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简称NbS）由世界银行于2008年首次正式提出，通过保护、可持续利用和修复自然或变化的生态系统来有效应对经济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并促进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的解决措施。与传统生态保护工作相比，NbS以保障自然生态的同时提高社会福祉为目标，主要手段是对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管理，提倡依靠自然解决，促进生态保护的同时推动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NbS的核心源于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丰富多样的服务和功能，即生态产品。自然资源的外部性以及资本的“逐利性”使得以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低投入高利润行业不断开采自然资源（比如矿业），定价主体的缺乏导致其价值往往被忽视或低估，造成市场成本和收益的扭曲及市场失灵。NbS通过对自然资源合理管理，能够有效减少商业对自然资源开采的依赖，将其重心转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商业项目中的NbS可为企业提供持续增长的机会，进而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推动创新盈利模式研发以及不断增加收入来源。

 “山+水”——广东粤北南岭典型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韶关市在粤北南岭山区持续开展针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大规模整顿和规范矿产工作，先后关闭了一批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小型矿山，从源头上遏制了当地生态环境恶化。粤北南岭山区也成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和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当地从NbS视角提出了依靠自然的途径解决重金属污染矿业废弃地的生态修复问题，明确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共治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依山就势重塑地形、因势利导疏导水流、柔性防护稳定边坡”。以此为基础，开展了粤北南岭山区废土堆生态修复工程，采用场地平整、清污分流、土壤改良、植被恢复、边坡生态袋植生和立体植被配置等关键技术进行生态修复，并建立了监测机制与优化措施不断对矿地生态修复方案进行调整，以保证修复效益的最大化。在大宝山矿区生态修复中，项目设计了一些基本的标准，比如遵循自然原理的生态修复规划等。实施了若干生态修复工程以及适应性生态修复管理，比如在地貌重塑、土壤重构和植被修复等基础上，培育了人工参与管理的植被群落系统；鼓励修复过程中选择乡土的树种，提高了植物自身的抗逆性和植物群落物种的多样性，增加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的同时，使得废弃矿山在修复中逐步成为一个自我完善、正向演替的自然生态系统。NbS这一理念的落实保障了修复后的矿山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和自然资源管理的可持续性，最关键是其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后续也为场地的再次开发和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湖+林”——云南抚仙湖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云南抚仙湖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中，在“修山扩林、调田节水、生境修复、控污治河、保湖管理”并重的原则下，当地开展了修复抚仙湖流域的有关的生态修复项目，提升了流域生态环境承载力，保障了水体洁净和流域生态安全。根据抚仙湖流域生态环境状况与人为活动压力的情况，抚仙湖流域被划分为三大分区（水源涵养区、绿色发展区与护体保护区）和5个功能区，并且根据区域特点设定不同的保护策略。在流域空间格局优化与管控的基础上，项目设计了修山扩林、调田节水、控污治河、生态修复、保湖管理五大类共47项工程。其中，NbS理念是上述工程项目的重要指南。

耕地腾退和保护项目建设加大了抚仙湖当地政府的经济负担。从长远来看，单靠政府资金注入难以完成生态保护修复全链条的管理和维护。因此，当地也积极在生态修复的基础上进行保护、利用和开发。以削减农业面源污染为目标，以休耕及种植结构调整为手段、土地流转为抓手，发展节肥节水节药型生态农业，实现了农业园区的污染“零排放”。将废弃的磷矿改造，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废弃矿渣用于附近土地平整，满足当地发展用地需求的同时，解决了周边生活污水和工业园区的工业废水处理问题；通过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工程对抚仙湖周边拆迁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处理，制作成混凝土和脱水砖，让生态修复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变废为宝，推动抚仙湖建筑产业可持续发展；此外，抚仙湖流域正在建设特色小镇，建成后将安置生态搬迁的群众，并带动群众就业、创业。

（2）生态银行的构建。生态银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而是由政府搭建的专门对自然资源生态权属进行交易的平台。它的主要使命是对经济建设和开发活动引发的对生态系统或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进行修复或者补偿，促进“生物多样性中和”（Bio-diversity offset），最终实现“自然资本增值”或“生物多样性净增益”。

参考美国湿地缓解银行、澳大利亚生态银行、德国生态账户制度等，结合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现状，生态银行可以进行如下的制度设计：

首先，调整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法律法规，生物多样性净零损失应该成为规划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法定要求。规划、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需要对其选址、设计、施工等过程，特别是要对运营和生产阶段可能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和分析，并核算生态信用变化的情况。工程项目在不能回避、削减的前提下要对生物多样性实施中和措施，优先就地保护和修复，然后通过购买生态信用抵消项目所产生的损失。其次，设立生态银行，对“生态信用”收储并交易。银行以“生态信用”为标的物。买方（借款方）是从事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的开发者；而卖方（存款方）是保护者和修复者,通过保留、优化、恢复和新建生态系统四种方式产生或增加、存储“生态信用”。交易的进行以合同文书的签署为标志，合同中需指出保护修复的现状目标、地点位置、“生态信用”额度、工作计划、维护计划、监测方式、管理计划等，要明确不同时期的修复和管理责任。保护者或修复者承担相应的保护修复任务，并允许其在完成保护修复任务之后将长期的管理责任转移给地方政府、土地所有者或非政府组织等。土地所有者和生态多样性银行以签订保护协议的方式规范权责利。可由自然资源的主管部门主导设立生态银行，负责批准开发建设和颁发许可证，明确开发者在购买信用时的补偿责任，并监督银行的设立、营建和管理。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影响因素包括区域的位置、土地的价值、保护修复成本、生态服务功能以及物种多样性的变化等因素。

政策建议及思考

自然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需要以下基本的政策环境：

以产权约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

明晰的产权界定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过程中，要发挥政策优势，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构建法律保障制度。如健全生态资产确权登记制度规范，有序推进自然资源的统一确权、登记；丰富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的类型，界定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权责归属，明确生态产品权责的归属；清晰化自然资源资产的权属关系和生态产品市场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保障对生态产品市场的有效监督。建立以产权约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包含三个层次：（1）从法律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上明确生态产品归属，逐步实现对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2）清晰界定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和其权利。（3）规范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保障资产收益权，激活资产转让权，理顺资产的监管权。总之，需要统筹建立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保障其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明确的政府责任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多元化实现，要明晰各层级政府间的责任边界，中央政府负责全国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地方政府负责区域或流域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而村集体组织负责社区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政府是生态产品最大的供给者，应重点通过控制污染排放、加大生态系统修复等方式扩大生态产品的供给，保证生态系统能够持续提供形式多样的生态产品。此外，政府可适度调整产品价格，推动消费者对生产、消费等活动引发的负外部性付费，以此引导生产和消费向可持续方向发展。

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

优先支持我国生态重要性最高、生态系统最脆弱的地区进行生态补偿相关的制度改革，特别是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国家公园等重要的自然保护地。要展开跨区域协调联动，推动建立横向的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在基于自然的理念下，实施山水林田湖草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开展国土综合整治修复、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海洋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推动山水林田湖生态系统得到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政府应以税收减免、低利率贷款、项目支持等形式给予生态保护主体一定的激励性补偿。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加大对生态产业的扶持力度，给予这类企业或项目信贷支持，比如下调贷款利率、发行专项债券。各地可以创新开展生态空间产权抵押，推动生态资产证券化。结合乡村振兴政策，为农户提供人才培训、产品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进行智力或技术补偿。

健全的生态价值核算与评估机制

对生态产品进行核算和评估是建立生态服务市场交易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的重要依据。它依托于基础数据的支撑，应构建统一、规范并且容易操作的统计监测核算体系和标准。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核算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区域范围，需要探索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工作，比如自然资源负债表的编制，构建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的自然资源资产和负债核算方法和制度，优化建立实物量并确定价值量的核算方法。重点关注分类标准和统计规范并解决定价方法和定价机制的问题。二是明确不同生态产品的核算方法和技术规范。在对生态产品种类进行确认和细分的基础上，明确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路径。一般意义的生态产品，可以归结到农林渔旅产业，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地方实践进行分析。

政府引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局面

多元主体参与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也是构成产品交易的基础。比如《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加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中明确需要制定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框架，即政府在推进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中主要起引导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制定政策和规则、激励各方参与、协调和统筹、监测评估成效、及时发布信息以及鼓励总结、研究和推广。探索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生态市场，落实《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积极培育发展生态保护相关的市场，促进第三方治理、生态保护相关的服务业、生态保护服务托管等服务业及新业态。重视多方参与监管，既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市场监管的主体作用，也应发挥新闻媒体、环保组织和公众民间的作用，推动市场监管主体的多元化。

市场化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

在明晰生态要素产权基础上，建立由许可证、配额或其他产权形式构成的市场化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交易体系，包括区域之间、企业之间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公平分配与交易机制，拓宽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来源渠道。发挥政策、资金优势，建立专门平台或设立机构平衡不同区域间的生态产品供给，建立生态产品受益者同供给者的直接联系来完善现有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进而推动生态产品供给双方的平等协商、公平交易，逐步建立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交易机制。比如以碳交易为核心的围绕森林、湿地以及草原等生态系统的碳汇交易体系。根据生态产品的种类和等级差别，构建生态信用制度和生态产品质量认证体系来确保生态产品的真实性，并根据交易双方的供需关系和模式来调整生态产品的规模和品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需要政府、企业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针对公共性、市场性等不同生态产品创新制度安排，建立有效的价值实现路径。

（编辑 尚鸣）

时代主题是对相对较长一段时期之内世界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的判断。把握时代主题，评估力量对比，聚焦关键问题，形成对世界大势的准确研判，是适时调整对外战略、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基础。

党的十三大形成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表述，是对经济基础、战略任务、发展时机这三个层面上的一系列重要战略判断。在时代主题的表述上，需要适应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转变，不断充实内涵、明确重点。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许多新变化。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有必要深入研判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进一步深化对时代主题的认识。

“时代主题”问题上的认识转变

把握时代主题，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即垄断阶段，也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矛盾无法调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战争给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以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条件——帝国主义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因而列宁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帝国主义论”有力推动了20世纪世界各国的革命浪潮。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光荣成果，也是20世纪世界革命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严峻和复杂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美苏冷战、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一时代主题认识，成为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立足点。

改革开放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198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把这一观点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提出“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重新界定时代主题，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奠定了基调。

三十多年来，冷战终结、苏联解体、美国身陷“反恐战争”，国际形势再次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不仅重构了国际经济版图，也使得世界政治格局更加错综复杂。但是，主要大国保持和平共处的基本态势没有发生颠覆性改变，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共同发展的基本愿望一如既往。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坚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基础上，提出“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5年12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完整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道路”的表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大国大党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经受住了国际各种复杂局面的考验，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余年间，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各国政治形势、全球公共问题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世界主要矛盾已然大变。

首先，中美关系发生实质性转变，遏制与反遏制、局部地缘竞争、突发危机管控，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中美两国关系的常态。从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开始，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把中国明确视为“竞争对手”，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数不多的一致共识。美国不仅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对华进行全面遏制，更在台湾、香港、南海、新疆、西藏等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领域频频制造事端。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未积极改善对华关系，反而将对华经济制裁和高科技封锁法律化，频频拉拢“盟友”围堵中国。美国从阿富汗抽身后，势必转而集中注意力、调动各方资源“死盯”中国，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利用和创造各种机会，在经济、政治、地缘安全上加紧对华遏制。当前的中美之争，远不止是两国经济利益上的摩擦，已明显转向影响力之争、制度之争、道路之争。尽管美国回避以“新冷战”来定位对华关系，但未来一段时期，中美矛盾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当前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心矛盾。如双方避免擦枪走火，不被动地卷入军事冲突，世界总体和平的局面就仍可以维持。

其次，以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贸易壁垒、推进金融自由化、组建全球供应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退潮，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自由化”为显著标志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拉平”世界，反而进一步拉开了国与国之间、各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欧债危机，警示各国必须完善金融监管、有效防控金融和债务风险。受2020年起蔓延全球、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势在必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高科技产业竞争，正在重新定义世界经济版图及各国的位置。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经济发展与市场竞争相互交织，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力禀赋、研发和转换效率、国家治理能力、地区合作态势等因素，已经成为决定各方实力差距的关键。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速度放缓是大势所趋，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向追求增长质量、防范金融风险、深化地区合作、重构产业布局。

第三，族群、宗教、阶层矛盾此起彼伏，且与各种“后现代”身份认同政治相互激荡、跨国联动，冲击着既有政治秩序，加剧了社会分裂。与传统战争形态不同，这类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可以表现为一国之内的或跨国性的和平的社会运动，也可能引发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乃至武装冲突，但它们又基本不会升级为类似20世纪那样的暴力革命。尽管局部战争、地区冲突、国家内战从未绝迹，但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21世纪以来，这些因多元利益诉求与价值观念分歧引起的社会运动，不仅导致经济社会秩序的紊乱，更日益频繁地转化为国内政治危机。尤其在全球信息互联的时代，某一处的社会运动往往经由互联网传播放大，可能迅速蔓延成跨国事件。发达国家传统政党的衰落、“民粹主义”的盛行、各式各样的“政治极化”现象，发展中国家被冠名为“颜色革命”的种种政治动荡，基本都是以此类社会分裂局势恶化为基础的。它们持续冲击着各国既有制度架构和政治生态，也对政府间多边合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在国际局势整体维持和平的大背景下，此类跨国联动的社会运动事实上已经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串联起来，影响或左右着全球治理领域的议程设置。

第四，以全球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能源供给、生态环境、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为代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复合安全取代传统安全，成为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关注焦点。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不仅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瓶颈，也越来越成为国与国之间、各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汇聚点。核武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争的逻辑，“非对称”局部冲突取代了20世纪的大规模常规战争，成为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形态。联合国与地区性安全机制尽管不能彻底消弭战乱，但的确有助于将武装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不至于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随着美国二十年“反恐战争”的终结，非传统安全问题将进一步成为大国博弈、地区合作、全球治理关注的重点。战争与和平曾经是大国较量最为直观的表现形态，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向来聚焦的核心议题。但在21世纪，大国之间的角力已经转向了更具综合性的“复合安全”议题，国际新秩序的争议焦点，主要体现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规则之争、利益之争。

因此，总体上讲，当前国际秩序的调整、全球治理的改革，将主要围绕着“维持世界和平总体态势，消化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改善各国公共治理，强化地区合作机制，着力应对复合安全挑战”展开。经过全球化改造之后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跨国生产方式，客观上也制约了大国间以武力方式来处理纠纷。世界主要大国，将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上。国际竞争将更主要地表现在国家的科技创新力、经济竞争力、社会凝聚力等方面。

一言以蔽之，经过经济全球化的改造，国际关系与各国国内政治的基本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秩序与各国国内秩序的重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安全与各国国内安全面临的挑战也发生了微妙变换，这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意。

“时代主题”隐含了三个层面的判断

回顾历史，对照现实，一方面可以说，“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这一良好愿望并没有改变；但另一方面，如果强调对时代主题的判断要能够反映一段时期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基础上，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到底是什么，进而弄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临的现实外部挑战有哪些。立足于统筹“两个大局”，才能更明确地把握时代主题。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其实一直都涵盖三个不同层面的判断：

从经济基础层面来说，1916年，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界定，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而言的，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相对于自由竞争阶段的根本特点。今天，经济全球化带来生产方式重组的大背景下，帝国主义的表现形态、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已经与20世纪初完全不一样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取代了列宁所言的帝国主义时代，成为我们研判时代主题的认识根基。

从战略任务层面而言，无论“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其界定之初，要回答的基本问题都是“新的世界大战是否打的起来”“战争是否无法避免”。这些判断，并非是以百年为尺度的、对社会发展阶段形成的认识，而是对“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做出的战略研判。总的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是邓小平同志在观察到上世纪80年代初冷战形势总体缓和、苏联国内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做出的准确判断。由此，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才能够克服阻力、成功推进并取得伟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时代主题的判断意味着正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大方向，以此为基础，明确战略任务，做出恰当决策。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当时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历程，还是要由衷地赞叹邓小平同志卓越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战略直觉。

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同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来就是一体的。1999年到2001年间，国内曾出现过关于时代主题的讨论。当时的大背景，就是美国在冷战后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频频动武，为所欲为，也给中国施加了极大压力。世纪之交，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美国战略压力，没有因外部的风吹草动而动摇自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

从发展时机层面的判断看，“9•11”事件发生后，中国迅速抓住美国战略重点转移的有利契机，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党的十六大正式形成了“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就是我国推动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有利时机。这也意味着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进一步引申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国际社会的历史潮流”，进一步赋予21世纪中国对外战略在道义上的正当性。特别是针对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在2005年正式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明确承诺。这样，“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总命题之下，战略任务、发展时机、发展道路，就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适时更新时代主题话语表述

清晰区分时代主题包含的三个层面：经济基础、战略任务、发展时机，就不难弄清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下，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此为基础，形成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和新概括。

第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以承认经济全球化时代为基础的，这个历史阶段尚未过去。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那种以“新自由主义”为基调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退潮了。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各国都需要调整产业布局，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国内政治秩序，都不得不适应那种经济全球化为侧重点的转向，做出相应调整。

第二，中国还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虽然外部环境总体和平，地区风险仍需警惕。因此，在战略任务层面，“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依然与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相辅相成，与中国倡导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方针交相呼应，在道义上仍是必须加以肯定和坚持的对外战略基调。

第三，中美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变，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当今世界关键问题和争议焦点明显转向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复合安全挑战。特别是在绵延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以二十国集团成员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重塑国内秩序、完善公共治理的急迫考验。综合起来看，新时代、新阶段，对于中国面临的具体发展时机的判断，恐怕就不再是“战略机遇期”所能够清晰涵盖的了。

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必须以清晰地认识未来二十年左右世界主要矛盾发展的动态前景为基础。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需要适应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充实内涵、明确重点；特别是在“发展时机”这个层面，尤应深入研判、更新表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的复杂形势，要统筹“两个大局”，表达中国立场，就有必要将“时代主题”重新表述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安全与秩序成为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

延续“和平与发展”提法，表明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积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坚定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心。点出“安全与秩序”是迫切需求，则意味着对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各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行国际秩序、各国发展环境，都面临着与以往近四十年大不相同的总体安全挑战。安全需求，既包括传统安全需求，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需求，既包括国际安全、地区安全，也包括本国安全，最终要落实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生活尊严。秩序需求，既包括国际秩序、地区秩序，也包括本国秩序，最终要体现在维护社会安定、增进社会团结。

明确提出“安全与秩序成为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就意味着完善国家治理、加强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稳定、改进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负责任的大国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与国际义务。

（编辑 季节）

党中央、国务院给予资本市场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十九大以来，中央对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做出部署要求。同时，牢牢守住资本市场风险底线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特别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和持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资本市场肩负着较之以往更为重大的改革发展和防范化解风险双重任务，既迫切需要加快高质量发展，又需要守住初心和本源，不能“脱轨搞出事”，给国家添乱。资本市场要保持高质量发展和风险可控的平衡，这不是抽象的目标任务，而是要具体体现在资本市场每一个细分业务领域，特别是那些业务机制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复杂性，同时又对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具有重大影响的业务领域。金融机构通过业务或产品形式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后者参与资本市场交易的杠杆资金业务就是典型的代表，发展的好，能够满足投资者融资交易需求，改善证券基金等行业经营格局，为市场带来流动性和市场定价能力，增强市场活力与韧性；发展不好，则放大市场波动、造成机构经营风险，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近十年来，融资融券、股票质押、结构化资管、场外衍生品、互联网配资等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几乎都经历了潮起潮落的过程，充分体现出“双刃剑”的特点。

我国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发展情况

杠杆资金业务，主要指各类金融机构通过业务或产品形式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后者参与资本市场交易的杠杆资金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简称“两融业务”或“两融”）是证券公司向投资者出借资金或证券，供其在二级市场开展买空或卖空证券的业务。自2010年3月启动试点以来，2015年6月余额最高达到2.27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重最高接近4.7%。随后股市发生异常波动。2016年5月底时降至8300亿元以下。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两融业务对行情的影响远小于当时杠杆更高、规模更大、缺少监管约束的场外配资业务，总体维持担保比例始终保持在200%以上，风险始终可控。截至2021年2月底，两融业务余额达到1.67万亿元，约占A股流通市值的2.56%。注册制改革期间，配套实行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和实时成交，扩大了融券券源供给，提升了融券效率，融券余额从不足400亿元增至1400亿元以上。总的来看，核心是两融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监管容忍度和市场接受度不断上升。多年来，融券业务发展大幅滞后于融资业务的局面出现改观，注册制股票的多空力量更加平衡。

两融业务发展已11年，尽管存在一些局部和个体性风险，但总的来说，业务运行相对平稳，没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究其根本，两融业务从起步就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风控要求和监测监控机制，形成了覆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监测监控等各个层面、完整链条的规则体系；具备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监管，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业协会自律监管，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监测监控等完整的监管架构；具有业务牌照管理、限制业务总规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最低保证金比例、标的证券管理、严格禁止“裸卖空”、融券卖出提价等健全的风控机制；监管部门和行业逐步形成了市场化的逆周期调节机制。

股票质押业务

指银行、信托、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客户提交的上市公司股票为质押物，以自有资金、资产管理计划资金等向投资者提供融资，供其用于实体经营的业务。按照Wind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整理的大股东质押数据，2005年以来，银行、信托、证券公司先后成为开展股票质押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2013年以来，证券公司开展的场内股票质押业务快速扩张，经济金融改革深化，市场流动性充裕，股价恢复性上涨提升了股票质押空间；证券公司质押机制灵活，接受标的范围宽，同时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加剧，迎合了市场需求；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余额大幅下降，资本中介业务需要寻找新出路；2017年是并购元年，大股东融资需求集中爆发；大资管市场崛起，供应了大量通道资金。由于场内质押规模增长过于迅速，积累不少风险隐患，证监会进行规范，2018年和2019年，上市公司大股东场内质押股份减少。根据东方财富数据，截至2021年2月5日，股票质押总市值为4.16万亿元，较高峰期超过6万亿元的规模已大幅下降。股票质押业务的出发点是为经济主体扩充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实际上，部分股票质押资金没有用于实体业务经营，而是被用于股权收购和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或者直接进入二级市场，放大了股市杠杆。经过多年发展，A股已几乎“无股不押”，质押规模巨大。

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

主要发展情况如下：一是分级基金。指公募基金公司发行的，带有上述份额分级特征的基金品种。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明确规定“公募基金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截至2020年年底，分级基金已全部终止运作，退出历史舞台。二是结构化私募资管产品。指由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及其从事私募资管业务的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2016年7月以来，从严监管大幅压缩了这类产品规模，至2019年6月底，这类产品总规模缩减89%。三是结构化信托。指由信托公司发行的，带有份额分级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前，估计伞形结构化信托产品进入股市的规模不少于1万亿元，股市异常波动后基本销声匿迹。2020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关于“结构化资金信托不得再投资其他分级资产管理产品”的要求。四是分级理财。指商业银行或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带有份额分级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2018年9月，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禁止商业银行发行分级理财产品，将发行此类产品的权利授予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五是结构化保险资管产品。指保险及其资管公司发行的，带有份额分级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2020年5月起，《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明确规定保险资管产品的分级安排、负债比例上限等要求应符合《指导意见》有关要求。

结构化资管产品以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为界，几乎都经历了“快速发展——监管规范——规模收缩”的过程。股市异常波动后，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成为主旋律，《指导意见》出台使结构化资管产品的监管规范逐步趋于一致。结构化资管产品快速增长背后的优先级资金大多以银行理财为主，尤其是结构化私募资管和结构化信托产品。

场外杠杆资金类业务

场外杠杆资金类业务指证券公司在柜台市场、中证报价系统等开展的场外衍生类业务，主要包括具有杠杆融资性质的权益类收益互换和场外期权。收益互换和场外期权这两种业务原本都是证券公司为投资者提供的风险管理工具，但实践中都曾在一段时期间接成为杠杆融资工具。经过清理规范，两项业务逐步向风险管理的本源属性回归。

互联网配资业务

指配资公司通过P2P网络借贷等线上途径为投资者提供配资资金，用于股票投资的业务。截至2020年11月中旬，全国实际在运营的P2P网贷机构已全部清零。同时，约束场外配资的法律法规和司法保障体系不断健全，2019年11月，最高法明确场外配资合同无效。2020年3月新证券法正式实施，明确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属于证券公司专营业务。7月，最高法、发改委提出要研究制定针对网络借贷、场外配资等金融现象的司法应对举措。

辩证看待杠杆资金业务规范发展与严格监管

杠杆资金既是市场活力之源，也可能成为动荡之源

杠杆资金交易是成熟资本市场必不可少的基础交易机制，市场低迷时期能够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合理定价。2010年证监会推出融资融券业务，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重赋市场动能。但一旦处理不好，杠杆资金就可能引发市场动荡。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2005年证券公司挪用投资者结算资金，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事件，都与机构或个人杠杆融资失控有关。

杠杆资金业务引导银行体系资金规范入市，也可能形成跨市场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一个基本特点是以银行为主导，杠杆资金的来源绕不开银行体系。我国一方面严格禁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另一方面银行体系资金规范入市的渠道正在不断拓宽。持续稳定的流动性供应是我国金融安全乃至经济安全的重要基础，银行体系资金的背后是居民储蓄，不能盲目无序流向资本市场，必须管控风险。

杠杆资金业务改善金融机构业务格局，也可能导致机构经营风险

目前，杠杆资金业务逐步成为我国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2016年以来，融资融券业务每年为证券行业贡献超过650亿元的利息收入，占行业总营收的比重超过18%，2018年最高达到25%，对改善证券行业经营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要打造国际一流投行机构，资金融通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同时也要看到，杠杆资金业务往往占用金融机构大量净资本，经营不慎可能引发机构经营风险。截至2020年9月底，证券公司开展的杠杆资金类业务余额超过行业净资本总额。同时，一些金融机构短借长贷，形成期限错配，要防止引发流动性风险。

杠杆资金业务满足投资者多样化交易需求，也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

杠杆资金业务在满足投资者信用交易、策略交易、套利交易等方面是很好的金融工具，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杠杆资金业务会放大盈亏，容易吸引高风险偏好、逐利性强的投资者参与其中，在股价出现下行趋势之际又不及时减仓，承受亏损的风险很高。如果不对杠杆施加限制，纵容人性贪婪，会引发道德风险和社会问题。同时，杠杆资金业务与市场走势关联性高，易形成负面舆情影响市场和个股走势，进一步放大投资者损失。

杠杆资金业务发展与监管的主要问题

业务发展总体定位和路径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

杠杆资金业务横跨证券、基金、银行、保险、信托、期货等多个金融行业，是否符合各自行业定位、发展本源，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缺乏系统性梳理、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造成监管套利。银行、信托、证券是否都适宜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融资收益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业务，涉及面广、市场影响复杂，应当如何发展，由谁审批和监管，这些都需要顶层设计。

缺乏市场化做空机制对冲杠杆资金带来的单边市场影响

与各类杠杆资金不断进入股市的趋势相比，用于对冲杠杆资金的空方力量始终有限。场内融券业务与融资业务相比存在结构失衡问题。截至2020年6月底，融券余额为323亿元，与融资余额的比例不足3%。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时，配套推出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改革，使融券与融资业务更趋平衡。但从总体结构上看，融券业务的功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杠杆资金监管体制机制的适应性不强

在目前分业监管格局下，我国对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杠杆资金业务依然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协调。对于场外配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缺少系统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监管手段。杠杆资金与市场走势共振的特点尤为明显，自上而下的逆周期调节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监管部门对全行业实施统一的逆周期调节缺少政策协调机制和调节标准，同时对行业逆周期调节不力的督促检查和监管措施也不足。

境外市场杠杆资金业务经验

始终坚持规范发展杠杆资金业务

从美国、日本、我国香港地区等市场看，其维护、保持和促进杠杆资金业务发展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在立法层面均将股票融资业务纳入正式监管范围，要求经营股票融资业务的机构具备业务牌照；执行层面均保持对违法地下融资业务的持续打击。美国、日本对保证金比例都有严格明确、相对统一的监管底线要求；对客户从事杠杆交易有一定门槛限制。美国金融业监管局规定，投资者在杠杆交易前，账户内至少要存入2000美元或相当于买入证券价值的现金数额（孰低者），很多证券公司要求存入超过2000美元的数额，而且部分证券不能进行杠杆交易。日本则要求客户参与证券公司融资交易，最低委托保证金不得少于30万日元。

市场化做空机制健全，与杠杆资金形成有效制衡

美国具有发达的证券借贷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做空工具多样，形成了以浑水公司为代表的“揭黑+做空”模式，对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化约束。日本证券借贷和“融券-转融券”业务较为发达，截至2020年10月底，融券余额接近480亿元人民币，与融资业务余额的比例近30%，较我国更为均衡。香港股市除担保卖空机制较为发达外，还有灵活便捷的场外互换、期权、涡轮（Warrants，一种认股权证）等产品，投资者可供选择的做空工具较多，做空交易已经成为港股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来源。

及时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有利于杠杆资金业务平稳运行

从美国市场来看，美联储负责统一调控股市杠杆水平。1934年至1974年间，美联储通过统一改变初始保证金要求来对场内外杠杆资金进行调控，从25%到100%不等，1974年该要求固定为50%。日本财务省通过对融资保证金比例的调整来对证券市场进行调控，从1970年到1980年调整过37次，1987年股灾时曾达到70%，1991年后降到30%。

政策建议

发展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应当紧紧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保持市场杠杆水平合理与我国市场发展实际相适应，提升市场自我调节功能，促进金融机构杠杆资金业务运作规范适度，推动投资者理性参与杠杆资金交易，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和监管政策，及时有效发挥逆周期调节机制作用。

发展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规范发展，可测可控。始终坚持规范有序发展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发挥积极作用。坚持纳入法律法规规制、全面纳入监管，确保业务发展机制与风险防控机制同步谋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坚持金融机构开展各类杠杆资金业务均“持照经营”，纳入行政许可事项管理。坚持持续加强集中监测监控机制建设和穿透式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是杠杆适度，标准一致。始终坚持将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的最大杠杆倍数统一控制在一定范围，坚持不同杠杆资金业务在规模控制、标的范围、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保证金要求、统计监测监控等方面都有所要求，且标准相对一致。

三是严格准入，引导需求。始终坚持杠杆资金业务对中小投资者的严格准入，坚定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坚决防止高杠杆、无监管、不透明的杠杆资金业务对接中小投资者，防止金融机构间接或变相为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的中小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业务或产品服务。坚持引导投资者通过规范的场内融资业务合理参与杠杆资金交易，远离非法场外配资。

四是依托市场，监管有为。始终坚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始终坚定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做到监管有为，从根子上解决杠杆资金业务种类五花八门、监管标准不一、非法配资频出、统一监测缺失等问题，促进杠杆资金业务规范健康发展。

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政策顶层设计与协调。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加强对金融机构开展杠杆资金业务的统一规划和政策设计，确保符合各行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引导投资者主要通过场内融资融券业务参与二级市场杠杆资金交易，逐步减少乃至取消通过结构化资管产品直接投资二级市场的方式。规范推动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审慎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继续严格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同时健全完善银行体系资金规范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积极发挥证券金融公司连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对于各类金融机构新增开展具有跨市场、跨监管部门等复杂业务属性的杠杆资金业务，如在已有杠杆资金业务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收益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设计，金融监管部门应认真评估、审慎对待，加强事前监管协调，对可能带来的风险做到心中有数。

2.健全完善融券业务风险对冲机制。推进证券公司融券业务与融资业务均衡发展，通过市场化约束机制制衡杠杆资金业务的单边市场影响。在科创板、创业板转融券市场化改革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推动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改革推广至主板市场，进一步扩大证券出借人范围和可供融券的标的证券范围，拓宽融券业务用途，持续促进融券业务健康发展和稳步壮大。充分汲取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等成熟市场因实行分散融券模式，监管部门不掌握做空准确情况、无法有效控制做空风险而不得不实行禁止做空的教训，以及2021年以来，美国华尔街部分股票因做空规模过大而发生散户报团“逼空”事件的教训，在发展壮大融券业务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融券风险防范，牢牢坚持我国对融券业务实行较境外市场更为严格的监管和风控机制的做法，坚持集中式的券源融通机制，以利于风险集中监控和必要时发挥“断路器”作用；坚持禁止裸卖空；坚持对融券规模实行合理的总量控制等等。

3.逐步对杠杆资金参与资本市场交易实施集中统一的监测监控机制。探索建立统一的监测体系和协作监管机制。可以考虑在央行对资产管理产品统计全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结构化资管产品实行专项统计，全面准确掌握杠杆率、进入资本市场的杠杆规模、平仓要求等。进一步探索通过第三方集中监测监控资本市场杠杆资金类业务，把对结构化资管产品、场内融资业务、股票质押业务等已有统计机制的杠杆资金业务进行集中统计，再研究统一的风控标准。可以考虑逐步将投资者参与杠杆资金业务这一块负债情况纳入居民负债统计口径，更加完整地测算宏观杠杆率，更好服务宏观经济决策。

4.加强对杠杆资金业务的宏微观逆周期调节。完善金融监管部门主导的统一逆周期调节机制，逐步明确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市场条件、措施工具和实施标准；同时加强监管协调，统一调节行动，确保政策导向一致；结合杠杆资金业务纳入居民负债统计口径，必要时从更高的宏观经济风险层面出发采取统一逆周期调节措施。督促金融机构建立实施差异化、针对性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并使之常态化。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对逆周期调节工作机制不健全、流程不清晰、人员不到位的，以及未能及时有效采取逆周期调节措施，造成重大风险的，要采取必要监管措施。

5.优化杠杆资金信息披露，引导稳定市场预期。研究优化完善日常信息披露内容，对一些市场关注的、相对敏感的数据指标，平时以适当方式予以披露，引导市场形成理性认知和合理预期；市场大幅波动时，主动及时加大披露范围和频率，增加信息透明度，抚平市场恐慌情绪。对于监管披露的数据信息，比如场内融资规模数据，加大统计解读分析，加强前瞻性舆论沟通引导，采用通俗易懂、易于传播的方式，发出理性客观专业的声音，稳定市场预期。

6.优化严厉打击非法杠杆资金业务的法律环境。出台规制场外配资活动的司法解释，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立法层级，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将场外配资活动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进一步加大刑事打击和追责力度，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典型案件，营造舆论声势，形成有力震慑。坚决严厉打击非法地下信用交易，持续对场外配资平台进行清理和整顿，打击违法为投资者提供融资、加大股市杠杆的行为，推动股票市场及信用交易业务健康发展。

（编辑  季节）

新疆自治区的绿色能源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问题，而且是一个国家战略性问题，更是一个影响未来世界能源经济地缘战略格局的大问题。

实现“双碳”目标我国面临的内外压力

工业化越早的国家，温室气体累积的时间越长，历史负债就越重。但欧美先进国家多已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入后工业社会。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它们把大规模的高耗能、高污染、高碳排放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中也进入工业化进程。

相对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比重越高，单位GDP碳排放的数值相对越大。各国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同，产业结构各异，单位GDP碳排放值也存在差距。在解决事关人类生存命运的减排问题时，发达国家的态度一方面是尽量推卸责任包括历史责任；另一方面又要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他们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因此，碳减排问题的背后，不仅隐藏着历史上人均碳排放的人权问题，也隐藏着国家和地区未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也就是从生态环境问题演变为国际责任承担的问题。随着20多年来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重视，各项共识和国际性协定逐渐达成，许多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等一系列碳排放规划逐步落地。

21世纪以来，全球碳排放量增长迅速，2000-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40%。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第70版)》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全球碳排放量保持持续增长，至2019年已达343.6亿吨，创历史新高。2020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各地区碳排放量普遍减少，全球碳排放量下降至322.8亿吨，同比下降6.3%。

从世界主要国家碳达峰情况看我国外部压力

目前，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54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碳达峰，其排放总规模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0%。这些国家大部分是发达国家。2020年排名前15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2030年以前实现达峰。届时全球将有58个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占全球碳排放量的60%。

对中国最具参考意义的碳达峰经济体是美国和欧盟。

（1）美国。1949年-2007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稳步增长，2007年是其碳达峰年，2007年之后碳排放量逐步下降。美国GDP增速与温室气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已脱钩，经济驱动力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是其单位GDP排放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2）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行动方面，欧盟是国际上的有力倡导者。欧盟的27个成员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碳达峰，这得益于气候政策严规和地区经济发展成熟。

从各地区排放情况来看，目前亚太地区碳排放量在全球占比较大。据BP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第70版）》数据，2020年，亚太地区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52%，其中中国占比30.7%，远超其他地区；北美地区碳排放量占比为16.6%；欧洲地区碳排放量占比为11.1%。近十年中国碳排放持续增长，美国2020年大幅下降。

具体到各个国家碳排放量，中国和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排放量远超其他国家，但两国碳排放走势有所不同。

目前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仍需要大量的煤炭化石能源，碳排放量仍在增长；而美国逐渐调整能源结构，2007年便实现碳达峰，碳排放量已进入下降通道。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世界各国经济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高碳工业发展或长或短有所停滞。我国由于疫情防控得当，经济复苏较快，2020年我国碳排放量为112.9亿吨，同比增长0.6%，再创历史新高，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在此期间，全球主要国家与地区中，除了中国，所有国家地区均出现下滑，只有中国的碳排放量在持续增加。

美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二大国，碳排放量在最近几年呈整体显著下降趋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碳排放量大幅降至44.57亿吨，同比下降11.6%，碳排放占全球比重也由2013年的15.9%下降至2020年的13.8%。

可见，我国面临全球碳减排的巨大国际压力。

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看我国碳减排内部压力

从近年结构数据看，我国煤炭消费占全部能源消费之比呈下降趋势，2018年已降至60%以下；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2011年的13%上升到2020年的24.3%，几近翻番。总体看，我国能源构成中，煤炭处于主体性地位，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在持续提升。

在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同时，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将长期面临能源消费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巨大内部压力。

实现“双碳”目标的整体布局与关键突破口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统筹谋划，配套改革，久久为功

第一，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思维。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各不相同，能源消费结构都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碳减排任务指标分解要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碳减排不能搞运动，一哄而上。

第二，能源市场化改革要与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结合推进。在传统电力体制下，中国的电力发展规划多以“计划”方式实现，从电源到电量再到电价，均受政府的管制，以保障市场供需平衡和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计划内发电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国家规定以上网电价购买，超计划的发电部分，电网企业则可能采取降价收购。由于价格受到严格管控，各发电机组的收益具有明确的预期，然而市场机制的缺乏制约了电力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了高效机组发电空间，也无法实现优胜劣汰，不利于节能减排；同时，当前的计划体制导致了供给与需求不协调、清洁能源消纳受限、发电设备成本回收困难等问题；此外，电力规划的无序还体现在未能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环保要求和改革政策，部门间缺乏协同、行业间无法统一。中国电力市场建设已步入深水区，全面深化电力市场改革，将以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为抓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破解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建设目标是：（1）推进资源优化配置。中国能源资源具有种类多样但分布不均、电源与需求逆向分布的特点，如东北、西北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弃风弃光，而东南沿海地区在负荷高峰时又拉闸限电。应通过顶层设计形成统一市场规划和科学布局，破除省间壁垒，解决能源消纳问题，优化资源配置范围。（2）通过构建统一的市场模式和规范管理方式，实现省间与省内市场的交互、中长期和现货的协同、系统运行与市场交易的融合，进而支撑中国电力市场有序运作。（3）在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统一市场的建设要兼容系统运行的传统方式并响应市场化需求，向包含分布式电源、储能、电动汽车等各类新型市场主体的能源互联网转型，推动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促进多方协调运作，确保电力市场平稳运行。

第三，要把碳配额交易市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碳汇交易市场和绿证交易市场都建立起来，完全打通。我国已经确立了推进经济社会实现双碳目标的总体方略，市场化手段需要尽快建立。2021年7月碳交易期货市场已经开通，但仅仅开通了火电领域，尚待全面铺开。碳汇补偿机制与确权交易市场要尽快建设。绿证市场要重新规范，尽快开市。后两个市场需要尽快对接打通欧盟市场和国际大市场，争取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补偿。

第四，把双碳目标的实现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布局重心调整结合起来。大力发展能源绿色低碳技术，通过科技创新和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升级，重塑我国能源经济和产业经济；把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能源技术作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点。

把新疆建设成世界绿色能源“海湾地区”，作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一大突破口

第一，新疆的自然禀赋具备大规模发展绿色能源的条件。新疆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6，大面积的闲置土地多为石漠化荒废的平地，具有世界级的日照强度与时间，风能资源充裕，具备超低成本建设规模化光伏发电厂的天然条件。

第二，新疆处于欧亚大陆桥的偏中心位置，位于世界两大电力市场——东亚经济带和欧洲经济带的中间。

第三，我国具备成熟超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技术和光伏发电材料的产能与低成本光伏发电站建设能力等优势。

第四，新疆有能力发展成为我国西北绿色能源基地内输外送的领头羊。

第五，新疆地区光伏发电对欧洲光伏发电具备时差优势。

绿色能源外部（欧洲）需求分析

（1）欧洲已经形成统一开放的电力市场大格局。欧洲跨国电力市场已实现了从多个国家/区域市场到统一运行的发展历程。其市场融合自1996年开始，先后发布了3次电力改革法案，并提出了容量分配法规（capacity allocation and congestion management，CACM），确定了市场改革的路径和办法。欧洲每两年制定一次电网10年发展规划（TYNDP），该规划包含了对发电充裕性的评估，并确定了未来5-15年的输电网络项目。输电项目若想取得欧洲基础设施基金“连通欧洲设施”（CEF）的支持，就必须包含在10年发展规划中。

（2）欧洲能源绿色电力市场空间巨大。欧盟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计划每年新增44GW光伏发电能力，到2050年，光电将占欧洲总供电量的60%。

（3）欧盟绿色能源投资资金充裕，投资积极性高。2019年，欧盟发布《欧洲绿色协议》，提出三大重要愿景：一是尽快拟定发布《欧洲气候法》，将欧盟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正式载入欧盟法律。二是拟定《欧洲气候公约》，旨在吸引公民和社会各界关注并参与气候行动。三是更新《2030年气候目标规划》，将此前203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的目标提升至5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预计未来每年需增加2600亿欧元的投资。

（4）未来中东欧电力需求增长强劲。预计2030年该地区能源需求总量接近3.5亿吨标油，电力需求总量超过6500亿千瓦时；届时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消费将达到30%。预计该地区2020-2030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超过6000万千瓦。

（5）欧盟碳交易系统鼓励国际合作。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e System，下文简称欧盟ETS）主要交易能源、工业和航空行业产生的碳排放，这类气体主要通过交易实现其减排目标。欧盟ETS在交易过程中可与国际接轨，这一机制主要与《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挂钩。一方面是清洁发展机制，如果加入协定的工业化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节能减排项目，就可以在本国获得额外的碳排放配额；另一方面是联合实施机制，如果工业化国家为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节能减排项目支付运营费用，也可以在本国获得额外的排放配额。

（6）中国和欧盟能源的合作意向。2019年4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双方签署了《关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批准启动实施新成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旨在加强中欧在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创能源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为清洁能源转型做出贡献。

绿色能源的内部需求分析

（1）新能源建设是今后我国电力发展的主要选择。《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0》聚焦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力图从电力需求、电源发展、电网建设、电力体制机制等方面，回答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的关键问题。“十四五”时期，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箭在弦上。

（2）国家提出的双碳目标促使各省能源消费进行绿色低碳转型，为新能源绿色电力提供了庞大的消纳空间。

（3）过去10年，我国西电东输的电力大通道建设，初步奠定了新疆在全国的能源基地地位。2010-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年发电量从679亿千瓦时上升至4032亿千瓦时，增长至5.94倍，年均发电增长率达到19.5%，其中本区用电消费增长至4.53倍，年均增长率16.3%。最近5年区内自用电量增长率逐步放缓，平均增长率只有2.4%；但外输电量增长了近60倍，年增长率达50.6%。2020年，外输比例占新疆发电量的25.6%，而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2.56%。这一方面体现了新疆国家能源基地的地位基本确立；另一方面则说明，近10年电力通道建设为新疆电力发展和疆电外输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建设“一带一路”的绿色能源丝绸之路

建设“一带一路”的绿色能源丝绸之路——欧亚电力大通道，战略上有利于我国经略欧亚大陆，密切绑紧欧盟协同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集聚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这也是开发欧洲电力市场，把新疆建成世界绿色能源基地的先决条件。

（1）中欧电网企业牵头，发动欧亚沿线国家出资参股，利用我国超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和工程管理，共建共管共享欧亚电力大通道。

（2）我国和欧洲相互对等开放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东欧新能源发电准入市场，鼓励共同投资建设“一带一路”沿线新能源发电企业和市场。

（3）鼓励我国企业进军欧洲配售电电力市场，建立绿色疆电在欧洲市场的分销网络。

（4）建立输欧绿色发电企业的碳排放配额的补偿机制和变现交易通道。欧洲碳价在2021年12月15日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点，突破32欧元/吨。

（5）以欧亚电力大通道建设和沿线新能源电力开发为纽带，充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经济合作内容，形成共建共享利益同盟，加大我国超高压直流输电和新能源电力制造业产能输出力度和国际市场占有率。

（6）未来可以考虑中欧氢能源合作，规划建设欧亚绿色低碳能源大通道，充分发挥新疆绿色煤化工制气制氢的优势。为达到2050年欧洲实现碳中和目标，欧盟承诺提供超过2000亿欧元的绿色刺激资金，各成员国也纷纷提出氢气发展路线，并承诺出资发展氢能产业。欧洲计划到2040年将建立起4万公里的氢气运输管道。

通过新能源基地建设实现富民稳疆

发挥新疆绿色能源基地对我国西北各省的头部带动作用，创新体制机制与运营管理模式，把光伏发电作为西部脱贫致富、稳疆富民的民生政治工程和国家战略工程。

（1）把光伏发电建设到新疆千村万户，吸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经验，建立投资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利益共享互助机制，全面提高新疆农民收入，实现富民稳疆。

（2）发展多产业共生共荣的循环经济，实行“绿色发电+生态修复+畜牧业”同园多业协同发展模式，养殖更多“光伏羊”，把绿色发电降到全世界平均最低成本，全面提高新疆光伏发电绿色能源产业的价格竞争优势。

（3）大力加强东西双向电力通道建设，对内作为国家绿色能源基地支持国家内陆省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对欧洲开展绿色能源电力出口赚取外汇，减轻国家援疆财政压力。

大力发展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

（1）把能源绿色低碳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放到国家科技政策扶持的头等重要位置，努力抢占世界绿色能源技术知识产权高地。大力扶持吸引国内外能源绿色低碳技术科研机构在新疆建设产学研平台。

（2）积极迎接绿色低碳能源技术和产业革命，在新一轮的绿色电气化（电器化、燃气化、氢气化、能源化工绿色化）和能源产业组织模式变革（规模集约化、小型分布化、循环经济化）中抢占先机，积极探索在新疆建设世界第一个能源互联网（这将成为世界绿色能源产业革命的一个里程碑成果）。

（3）大力扶持西部地区世界级绿色低碳能源产业集聚发展。鼓励新疆和西北各省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装备制造产业，鼓励国内外企业落地大西北新能源基地形成产业集聚。

（编辑  苏歌）

编辑按：

被称为“金融核武器”的制裁靴子，2022年2月26日终于落到俄罗斯头上。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和欧盟委员会已同意对俄罗斯实施一揽子新的“严厉金融制裁”，包括将俄罗斯多家银行剔除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SWIFT 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这个制裁将破坏俄罗斯整个国际结算体系的完整性，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国内结算机制。SWIFT是促进资金在世界各地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它是一个政治中立组织，不能发布自己的制裁命令。但近年来，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外实施金融制裁的核心系统。一旦被切断与SWIFT的联结，将使俄罗斯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交易外，无法与大多数欧洲国家进行结算。但断开SWIFT系统，俄罗斯并不是就无法生存，俄罗斯银行的支付系统就将崩溃，跨国经济往来就绝对没有办法进行。被SWIFT切断服务本身并不是根本问题，俄罗斯已经建立并投入使用了SWIFT的国产替代系统。虽然国际结算效率面临较为严重的影响。但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被美欧阵营实施严厉经济制裁甚至与其全面脱钩可能产生的影响。

2022年2月26日，美国白宫宣布其与欧盟、英国、加拿大发表共同声明，决定确保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信息系统删除（注意，这里还不是将所有在SWIFT注册的俄罗斯银行全部删除）。这被很多人解释为：美欧已经对俄罗斯启用“金融核弹”“金融杀手锏”，将全面封杀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金融交易。此外，西方合作伙伴相继表态，“决定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央行通过国际金融交易支付卢布汇率的能力”。这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毁灭性打击。俄罗斯有办法绕过SWIFT禁令吗？对此还需要仔细推敲。

SWIFT只是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的一部分

SWIFT成立于1973年，它是促进资金在世界各地流动的渠道，是一个安全的通信系统，允许全球约1.1万家金融机构相互交流并授权支付指令报文体系，但并非国际支付体系的全部。国际支付清算体系包括支付清算货币选择、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清算资金账户体系、支付清算实际处理等组成部分。下述是SWIFT全部清算体系功能。

支付清算货币选择：拥有不同货币的国家之间发生经济往来，首先需要确定经济往来的计价与清算货币。这可能是经济往来中话语权更强一方的货币，也可能是更具国际化的他国货币。在全球广泛的选择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国家的货币在国际支付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或地位。这种选择的背后，则是不同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比较，只有国际影响力最为强大国家的货币才能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国际硬通货）。目前，美元是头号国际货币，其国际支付份额在40%上下，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在60%上下；欧元排名第二，其在国际支付份额接近40%，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在25%左右。其他国家货币则远远落后于美元和欧元。

支付指令报文体系：发生经济往来的国家之间要进行实际的支付清算，需要由付款方向其清算机构（开户银行）发出支付指令，清算机构据以扣减其支付的款项，同时转入收款方开户银行的账户或减少自己在收款方开户银行的存款，并向收款方开户银行发出支付通知；收款方开户银行收到指令后，登记增加自己在付款方开户银行的存款或扣减付款方在本银行的存款，同时转入收款方的账户，并向收款方发出收妥款项的通知。所以，要实现跨国支付清算，就需要连接各国的支付指令报文规范和处理体系。由于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字不同、法律体系不同、时间标准不同等等，如果每个国家都分别与其他国家建立独立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是非常麻烦和不经济的，其高成本、低效率甚至会阻碍相互之间经济往来的开展，能够搭建全球标准统一、安全共享、便捷高效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才是最佳选择。目前，SWIFT就是全球用户最为广泛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

支付资金账户体系：国际支付清算，涉及清算机构资金账户的开立并拥有足够的资金余额（包括透支限额）以保证支付清算的资金需要。由于国际支付清算可能涉及多种国际货币，需要清算机构在很多国家的银行开立很多的清算账户，并加强清算账户资金（头寸）管理。由于国际支付清算涉及不同的币种、文字等，远比国内单一的货币、文字更复杂，为规避国际支付清算对国内支付清算体系的影响，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国际支付清算账户体系，形成风险隔离墙，并与国内支付清算体系保持一定的资金联系。比如，美国境内是美元体系Fedwire，跨境的是Chips。中国境内人民币大额实时支付清算体系是HVPS，跨境清算的是CIPS。各国支付清算账户体系具有很强的主权特征，需要接受所在国家的严密监管。世界范围内，各国货币最终的支付清算账户都在其本国（美元最终的支付清算账户是CHIPS；人民币最终的支付清算账户是CIPS；如此等等），因为货币的供应，最终是由货币发行国管控的。

需要明确的是，CHIPS、CIPS等主要是资金账户体系，并且主要是其本国货币资金账户体系，主要解决的是国际支付清算的“资金流”，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替代支付指令报文体系，它们基本上还需要与SWIFT连接才能完成国际支付清算业务。而SWIFT属于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本身并不涉及成员单位的资金账户，主要解决的是国际支付清算的“信息流”。

支付清算实际处理：对一笔跨国经济往来的支付清算，需要确定具体的清算机构和清算账户，由此确定清算指令发送和处理的具体路径，清算机构相应进行清算账户处理，扣减付款方存款，并最终转入收款方账户后才算完成。如果出现问题，还要进行差错查找和处理。

由上可知，SWIFT作为支付指令报文标准制定和指令传送与处理的基础设施，在国际支付清算中属于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并不是国际支付清算的全部。同时，SWIFT 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但并不是离开SWIFT，跨国经济往来就绝对没有办法进行。实际上，1973年SWIFT才宣告成立，并且经过很长时间才成为覆盖全球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在没有SWIFT之前，跨国经济往来同样存在，SWIFT出现后，只是更好地促进和提升了跨国经济的国际结算效率。20世纪冷战时期，在苏联和美国尖锐对立、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难以得到SWIFT 服务的情况下，其内部跨国间的经济往来依然存在，当时可以选择本阵营最强大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清算货币，并通过加密电报、邮件等进行支付清算，甚至无需逐笔进行支付清算，而是采取“记账清算”方式，即在协议范围内，对发生的经济往来采取双方先记账，定期（如每年）再进行汇总轧差，只对余额进行清算等。

俄罗斯被断开与SWIFT系统的联结会把俄罗斯排除在大多数国际金融交易之外，届时俄罗斯将无法与多数欧洲国家进行结算，并将对俄企业的支付进口原材料订单、收取出口商品贷款等造成严重的技术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俄罗斯银行可以选择将其中的成本增加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给俄罗斯民众带来困难的同时，也意味着欧洲企业将损失数以十亿计的欧元收入。这些欧美企业不仅面临结算问题，甚至还不得不在欧美与俄罗斯市场“选边站”。

俄罗斯被剔除后，仍然可以按照SWIFT报文规则，通过互联网等渠道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进行经济往来的支付清算。同时，俄罗斯已经建立并投入使用了SWIFT的国产替代系统。这些在技术上不是难题，只是效率和运行成本问题。所以，把SWIFT说成是“金融核弹”或“金融杀手锏”，其实是有点夸张。

支付清算与经济往来、切断SWIFT与实施经济制裁的关系

支付清算是为经济往来服务的，若没有跨国经济往来，也就不需要国际支付清算。安全高效便捷的国际支付清算，会积极促进跨国经济往来的发展；阻断SWIFT的使用，会对一国发展对外经济往来产生很大影响。但阻断SWIFT的使用，只是经济制裁的一种手段，对一国切断SWIFT的信息系统，前提是美欧对该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没有经济制裁，美欧单方面阻断SWIFT对俄的连接，也会使其对该国的经济往来受阻。美欧阵营对俄的经济制裁才是主角，切断SWIFT服务只是配角，不能将主次颠倒。制裁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损害全球经济，达不到制裁的目的。

由此，那种广泛流传的“2012年美国推动SWIFT切断对伊朗的连接，导致伊朗损失了近一半的石油出口收入和大量的对外贸易”的说法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伊朗石油出口等对外贸易大幅减少的根本原因是美欧等对伊朗石油出口等对外贸易进行的严厉封锁，包括其自身断绝进口伊朗石油，而不是单纯的因为SWIFT切断了对伊朗的对外贸易的连接。

目前，SWIFT注册在比利时，主要受欧盟的控制，同时因美元在国际支付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美国对其影响也很大。由此，欧盟与美国联合，对SWIFT具有决定性控制力。美欧宣布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SWIFT中剔除，甚至有可能完全切断俄罗斯所有银行与SWIFT的连接，意味着这些俄罗斯银行将不能使用SWIFT这一基础设施。而美欧英加等一旦宣布将俄罗斯银行彻底剔除出SWIFT，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全面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而且也使得其他国家难以通过SWIFT办理与俄罗斯的支付清算。其他国家要与俄罗斯发生经济往来，只能另外建立与俄罗斯的支付指令传送体系，但也面临被美欧阵营制裁的风险。美欧阵营已宣布，将对那些为俄国进行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政府提供便利的人和实体采取行动，要求其他国家控制或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这就会逼迫其他国家在美欧等发达国家阵营与俄罗斯之间选边站队。这不仅会对俄罗斯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也会对很多与美欧及俄罗斯都存在较大经济往来的国家产生重大的利益权衡问题。如果选择俄罗斯，就可能得罪甚至脱离美欧阵营，面临着与发达国家断绝经济往来、封锁先进技术、阻断人员交流等，给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伤害。如果选择与美欧发达国家阵营为伍，就会因此而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由于俄罗斯是世界上能源、粮食、矿产等出口大国，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封锁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金融交易，也会对相关产品的国际价格产生冲击，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包括对欧洲目前的能源危机，以及美国超出预期的通货膨胀等产生影响。

制裁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会破坏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迫使一些国家试图取代美元交易。如果由此引发SWIFT切断对很多与俄罗斯保持交易与资金往来国家的服务，也会催生这些国家对SWIFT的替代品，加快其他货币的国际化，对SWIFT的业务开拓以及美欧阵营对外经济往来的发展，对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流通与国际地位产生深刻影响。如果因此形成世界严重分裂，形成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也会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对世界和平稳定产生极大威胁。

所以，被SWIFT切断服务本身并不是根本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被美欧阵营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甚至与其全面脱钩可能产生的影响。观察SWIFT将俄罗斯剔除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能仅仅看到对俄罗斯的影响，更要看到可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广泛影响。

（编辑  尚鸣）

最近一期《陆家嘴》杂志提出了关于元宇宙的十本小说。第一本带有元宇宙元素的科幻小说是雪莱夫人在1818年所写的《弗兰肯斯坦》，中文译名是《科学怪人》。该书讲述，一位科学家制造了一个机器人（或者生物和机器结合的人），引发了这位科学家和他制造的科学怪人之间的冲突，最后以同归于尽的悲剧收场。不了解这本小说，基本上就不能理解科幻文学的历史。204年过去了，人们讨论的机器人伦理等问题，并没有超越雪莱夫人提出的这样一个思路和框架。所以，讲元宇宙文学，要从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开始。另一位重要的科幻小说大家是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 ? 1992），在科幻小说领域，没有人能超越他。他所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被称为“现代机器人学的基石”。科幻小说历史几乎是理解元宇宙的钥匙所在。

在世界范围，中国是思考、讨论、卷入和实践元宇宙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元宇宙概念最为普及的国家。所以，我们身在其中，是有历史责任的。

什么原因使元宇宙得以产生

总体而言，目前相关讨论还缺乏认知元宇宙演变的思想和理论的方法。社会主流对于元宇宙的关注重点则是元宇宙的经济特征，以及元宇宙和产业、经济、资本和投资的关系。这反映了人们思想上的强大惯性，更注重将元宇宙和经济活动，特别是潜在的商业目标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倾向和偏好，会误导对于元宇宙的真实意义的理解。

为了深入理解元宇宙的由来和发展，需要引入经济学的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在这方面，有两位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一位是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位是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他的代表作是《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又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他们是现代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奠基者。李斯特在工业发展阶段，就国家干预和国际贸易平衡等问题做了开创性研究。罗雪尔则在国民经济与自然、劳动和资本关系方面的理论做了开创性研究。根据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和罗雪尔的观点，任何经济现象都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不可完全用经济活动本身来解释，而要超越经济体系本身，从历史实际出发。

元宇宙绝非是一个单一的世界，包含了技术、科学、社会、人文，甚至政治意义。如果吸纳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从大历史角度诠释元宇宙的发生和演变，有助于更为深刻地认知元宇宙发生的一系列原因，包括：科技革命和主导经济增长、传统经济结构的解构、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实体经济供给和需求、经济周期率和增长模式的困境、全球化分工和市场竞争机制、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人口膨胀和余暇增长，以及二战之后的美国“丰裕社会”模式终结。

所要强调的是：经过两百多年工业革命，以工业技术支持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社会基本走到极限，工业产品供给和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例如，衣食住行的供给大体可以满足需求，相应的生产能力都趋于饱和。人类不再需要一如既往地投入那么多人力资源、那么多的时间用于物质性生产活动。市场制度危机和传统经济结构解构形成了交叉影响，改变了当今社会和经济的深层结构。现在所有国家的国民经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如何实现公平分配，如何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所有这些，构成了元宇宙发生的系统性背景。

元宇宙是具有复杂科学“涌现”特征的历史事件

如果仔细观察从2021年上半年到现在元宇宙的演进轨迹，不难领悟到，元宇宙是一个符合复杂科学“涌现”的历史事件。

“涌现”的核心特征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现实世界，普遍存在整体大于个别的现象。很多现象和事件在发生时，其实已经具有整体性。元宇宙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在初始阶段就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因为元宇宙具有太多的层面，人们对于元宇宙的认知，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状态。大象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盲人没有能力建立对大象构成整体的认知系统。我们每个人都会越来越明显感觉到，人类正处于“涌现”叠加的时代，需要应付层出不穷的新挑战。

进而，元宇宙也是一个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是若干事件集合的多维度事件，而不是单一性质的事件。例如，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 11事件”，属于单一性质的恐怖主义事件。

元宇宙是避免现实世界进一步内卷化的选择

现在世界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和方法解决这个世界问题和危机的过程，大概率将是内卷的过程。但是，有了具有巨大张力的元宇宙，为人类提供了极大的想象和试验空间，可以扭转内卷的关系，即：凡是在人类真实社会无法进行很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可以在元宇宙先做模拟性试验；凡是现实世界解决不了的，可以在元宇宙中实践。

元宇宙的潜力还有待发掘，千万不能过于急功近利。互联网已经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历史，而元宇宙还处于早期。元宇宙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为人类在此时此刻提供了一个all in 的选择。

元宇宙真正功能在于满足人类的余暇扩张需求

下面展示了“世界主要国家人均工作时长排行”：德国：日5.2小时，周26小时；法国：日5.8小时，周29小时；瑞士：日6.0小时，周30小时；英国：日6.6小时，周32小时；日本：日6.6小时，周33小时；美国：日6.8小时，周34小时；韩国：日7.8小时，周39小时；中国：日9.2小时，周49小时。[1]

这些主要国家人均工作时长的排行展现了一个基本规律：人类生存的时间分配模式正在改变，越发达的国家工作时间越短。总体来说，人类的工作余暇呈现扩大的趋势。

工作时间减少，意味余暇增加。也就是说，不管是碎片的，还是整体的，人们因为不需要“上班”的“无所事事”时间增加，导致所谓的虚拟时间消费增加，构成元宇宙的基础性推动力。其实，人们刷手机已经属于元宇宙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人们沉浸于手机，这就是世界的改变。当然，刷手机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元宇宙，还是最初始的。将民众碎片的时间吸纳到抖音和微信的平台，是早期元宇宙的“王者”。未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模式还会继续改变，且与元宇宙结合；至于其多大程度上被赋予元宇宙这样的含义和意义，不过是时间问题。

自发的元宇宙和“设计”的元宇宙

目前人们正面临着两个元宇宙：一个是自发的元宇宙。例如，手机属于原始的和自发的元宇宙载体；具有元宇宙元素的电子游戏，也是自发的元宇宙。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元宇宙，这是说人们所要创造的元宇宙，这样的元宇宙，包含不同人群对于元宇宙的想法和希望。换一种说法，自发的元宇宙，属于“非理性”元宇宙的范畴；人们主动和自觉创造的元宇宙，属于“理性”元宇宙。至于元宇宙现在是否处于所谓的“低水平繁荣”，是否存在投资风险的问题，都属于“理性”元宇宙的课题。

元宇宙、理性人和“规范经济学”

既然存在“理性”元宇宙，就存在元宇宙和“理性人”的关系。因为，理性的元宇宙是通过“理性人”实现的。

从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开始，“理性人”已经进入到原始的元宇宙。在这个故事中，不仅主人公具有理性，甚至他所创造的“科学怪人”也逐渐具备了“理性人”特征。后来的科幻小说，不论其中的人物是否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属于“理性人”。

问题是，一旦理性的因素进入元宇宙，就不可避免地引入人们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约束”，也就不再可能是一个非常随意的未来的世界。虽然元宇宙尚处于发展的早期，现实世界的分歧已经开始折射到了元宇宙。不同的社会力量，都希望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关联，以影响未来的元宇宙。

构建元宇宙，存在两种不同的“理性”。第一种理性：准备将现实世界的各种概念平移到元宇宙，例如资本、投资、资产等概念，进而在元宇宙中再建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存在太多无解的缺陷，这条路未必是正确的，也未必走得通。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剥削，难道元宇宙还要有剥削吗？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妇女遭受不平等待遇，难道在元宇宙中妇女地位依然如此？在现实世界中已经严重内卷，有相当的人群已经躺平，难道元宇宙会继续内卷和躺平？在现实世界中有华尔街，难道在元宇宙中再建一个华尔街吗？当然不是。第二种理性：既然元宇宙的未来需要理性选择，那么，不应将现实世界中不好的东西移到元宇宙。例如，元宇宙不拒绝资本，但是，反对资本崇拜，拒绝资本控制。否则，元宇宙将不是人们所期望的元宇宙。

元宇宙具有经济内涵，但元宇宙所需要的是要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而不是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规范经济学不同于实证经济学，其前提不是要什么，而是论证为什么要什么，是价值观和标准。人们现在需要根据规范经济学的原则，基于正确价值观和期望参与元宇宙。规范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支就是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和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元宇宙和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以经济资源分配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学，主张收入均等化，将均等的分配与社会福利挂钩。世界上的经济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都是福利经济学实践的产物。关于福利经济学，需要提及四位代表性的经济学家。

第一位，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边沁理论的核心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而且快乐和幸福是唯一真正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凡是违背幸福的，都是违背经济规律。[2] 第二位，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 ? 1959）。庇古提出了福利命题。国民财富的增加意味着福利的增加，但是福利的增加必须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公平。所以，仅仅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是不够的，一个福利社会必须解决分配问题。第三位，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 ? 1910）。瓦尔拉斯提出了“瓦尔拉斯均衡”。在经济上说的福利目标、幸福目标问题需要的社会基础在经济上是一种平衡，社会供给或者社会的超额供给和社会需求，以及超额需求之间必须相等，这样的社会将不会出现资源浪费。第四位，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 ? 1923）。帕累托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就是经济资源的最优分配，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分配变化中，不仅不会损坏已经获得的人群的福利总量，而且至少将导致一个人变得更好。也就是说，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以上四位福利经济学家都是理想主义者。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关注的是福利经济的原则和规律。而实现资源配置均衡，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政府作用作为补充。北欧的福利社会证明福利经济学模式确实是成立的。

通常从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归纳了三个基本规律。定律1：不管初始资源配置怎样，分散化的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个人自利的交易行为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这个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即符合帕累托最优效应。定律2：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定律3：即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3]

现在设计元宇宙时，福利经济学应为设计元宇宙的制度框架的重要思想资源。可以说，福利经济学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做到的，很可能在元宇宙中做到。例如，帕累托最优思路逻辑符合未来元宇宙期望的制度。只有元宇宙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元宇宙和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制度经济学也有代表人物。第一位，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 1857 ? 1929）。代表作是《有闲阶级论》，经典中的经典。根据凡勃伦的思想，这个世界存在一个有闲阶级。有闲一定是有钱，钱和闲是一体化的。凡勃伦提出了“凡勃伦定理”：世界上不是越便宜的东西越有人买。而“越便宜的东西越有人买”的规律只是适应社会的大多数人，并不适应有闲阶级。有闲阶级的最大特征是越贵越去买，通过消费高价格证明其社会地位和权势。至今有闲阶级仍然维持着购买奢侈品的冲动，证明凡勃伦定理的生命力。第二位，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 1862 ? 1945）。他关注集体行动，市场失灵需要法律和政府，以及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第三位，科斯（R·H·Coase，1910?2013）。他提出了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四位，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 2006）。他提出了美国代表的丰裕社会的系统性制度缺陷：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者主权、物质至上和物质产品增加等于幸福、收入分配不平等越来越严重。

制度经济学的下述基本理论框架，对于元宇宙的制度具有价值和意义：

其一，元宇宙和理性人。理性是一个经济学非常重要的前提，假定人都处于有限理性状态，在经济活动中所有经济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以最小经济资源获取最大经济效益。而在现实世界中，人类行为比经济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更为复杂。抽象的理性人和经济人假设受到相当多条件的约束和改变。新制度学派的诺斯（Douglass C North， u，1920-）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而作为元宇宙的主体，“人”除了以碳基生命为基础的人类之外，还有AI控制的机器人、数字人，以及其他类型的虚拟人，他们理所当然的要超越传统经济学所抽象的理性人，或者经济人的假设和定义，他们会追求实现个体利益的协调，因为元宇宙的制度不会是现实世界的市场制度的映射。

其二，元宇宙和产权。元宇宙的产权体系是基于公共所有制，还是基于私有制，这将关乎元宇宙的前途。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力量试图建立基于私有制的产权体系，例如，在元宇宙中，开启圈地活动，发展房地产，植入市场经济和商业化，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产权结构，甚至贫富差别，甚至比现实世界更为不合理。所以，元宇宙的产权主体应该是公共资产，公共产品和公共物，超越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观念。例如，在美国的波士顿中心公园的土地，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私人所有，而是“公有财产”（common good），任何动用和改变这块土地的行为，都需要经过全体波士顿公民投票。所以，这块土地的产权是超稳定的。元宇宙应该学习波士顿的经验，其未来发展应是以坚实的公共资产为基础的。

其三，元宇宙和企业。未来元宇宙的经济组织，不再可能是传统经济中的公司（corporation），或者所谓的现代企业形态。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所讨论和论证的企业存在的环境，决定在元宇宙中，企业规模的因素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主导元宇宙的经济活动组织应该是在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的原则下的社会企业、合作社以及自由人联合体。

其四，元宇宙和交易成本。在现实世界中，因为既得利益结构的固化，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社会、企业和个人交易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现实中交易成本高于受益的情况普遍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科斯定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未来元宇宙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引入区块链和各种算力技术，可以实现信息的透明和对称，加之不存在私人部门和公有部门的对立。所以，元宇宙可以实现交易成本和受益的均衡，形成全新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自然，不再存在“科斯定理”的前提条件。

其五，元宇宙和制度变迁。元宇宙的制度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未来元宇宙制度演变是有价值的。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视制度变迁和技术之间是有一个关联性的。

现在可以预见到：基于数字技术支持的元宇宙，对技术创新会更加敏感，形成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互动机制。

元宇宙和合作经济

如果具象元宇宙经济形态，那就是合作经济。合作经济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2001年，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合作社和合作经济作了如下定义：“自愿联合在一起，通过组成联合所有的企业来满足他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和抱负的人们的自治联合体，他们按企业所需公平出资、公正地分担风险、分享利益，并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合作经济的核心特征是“自愿联合”体，超脱资本约束。其成员通过平等合作模式，分享所有的劳动成果。

人类在合作经济方面，从乌托邦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已经做过很多探讨和实验。其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实验者是英国人欧文（Robert Owen，1771 ? 1858）。他是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人物，欧文从英国到美国，进行了不同规模和形式的合作经济实践，期望实现工农、城乡和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融合，屡战屡败，至死没有放弃。此外，还需要肯定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 ? 1825）、傅里叶（Charles Fourier，1772 ? 1837），以及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 ? 1865）在合作经济、互助经济领域的思想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蒲鲁东主义的否定所有权的思想，需要重新评价。

在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过更大规模的合作经济实验，有经验和教训。现在看，20世纪的合作经济之所以没有成功，有很多因素，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不成熟。近些年来，人们在试验的“时间银行”，其实就是一种基于时间的合作经济模式。

目前元宇宙提供了一个应用合作经济的平台和空间。笔者一直在推动“时空合作社”的观念和试验。“时空合作社”的根本特征是实现人们的跨越时间和空间劳动交换和互助。元宇宙与时空合作社有互通之处。

元宇宙和共生社会

建立元宇宙基础的社会，应该成为共生社会。共生的本质是相互依存、利益分享。北欧国家是共生社会的成功案例，因而很少发生社会动荡和危机。

元宇宙具有构建共生社会体的天然优势。共生社会强调人们之间的公正、契约和法律，需要新的法律工具。元宇宙所具备的区块链智能合约，就是元宇宙的基本契约形式，元宇宙可以实施“代码即是法律”（code is law）。 总之，元宇宙可以依靠非中心化的自助组织制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消除所谓现实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根源，形成和平、共生、共享的生态环境。这样的理想，过去做不到，现在可以做到。[4]

进一步说，元宇宙被垄断，或者被少数人控制，几乎是不可能事件。元宇宙的容量可大可小，可能是3个人、30个人、3万人，甚至3亿人。但是，3个人和3亿人的元宇宙是平等的，这就是元宇宙。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以后就有200多个元宇宙，元宇宙最终超越国家制度。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元宇宙。在未来元宇宙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力量和办法给元宇宙设计边界，进而可以强制任何人参加特定的元宇宙。人们对于不喜欢的元宇宙，最大的武器是用脚投票，不喜欢就走。这是元宇宙最大的特征，这就是元宇宙最大的希望所在。元宇宙具备天生的自由基因，这不正是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吗？

元宇宙可实现真正的“公共选择”，突破“阿罗不可能定理”

20世纪80年代，在《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是阿罗（Kenneth J．Arrow，1921 ? 2017）撰写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今天民主制度发生危机就是证明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存在，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不可能从个人偏好顺序推导出群体偏好的顺序。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正是现代民主制度危机的深刻原因之一，似乎无解。但是，如果引入元宇宙的思想，引入DAO的观念和方法，很可能破解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在元宇宙框架下，可以基于利益差别，以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目标为标准，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状态下，分解成为无限多的社群和无限多的群体，再引入基于算法的利益协调机制，不仅可能对不同偏好加以排序，而且可能推导出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因为逻辑成立，在未来的元宇宙是可以试验的。

我并非是宣传乌托邦主义，或者乌托邦技术主义。乌托邦理念的创始人、人文主义学者和著名政治家莫尔（Thomas More，1478— 1535），因为撰写了《乌托邦》而名垂史册。为什么？因为人类需要理想，哪怕这个理想属于空想。

现在人们关注元宇宙，未来的元宇宙不应该再重蹈世界中的苦难，人性的自私和贪婪，继续现实世界的诸如投资、资本、回报之类的发展思维。那将是非常可悲的。恰恰相反，元宇宙的制度设计将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建立合乎理性的元宇宙社会、元宇宙特色的生产和消费体系。

元宇宙最大的特点，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和享受元宇宙，实现自己，将自己所爱加进去，在地球上实现不了的一些美好愿望，可以通过元宇宙得以试验和实现。为什么希望寄托在Y代、Z代、Alpha代，他们卷入元宇宙，他们对世界的感受和之前的世代存在显著差别。元宇宙和all in是何关系。All in的意思是包罗万象，我希望让更多的理想主义融合到元宇宙未来演变的每一个阶段。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两个确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基本方略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为更好地以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党的历史经验激励和启迪全党全国人民，推动国企改革、金融、绿色发展、香港工作继续开创新局面；改变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的局面，加强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和国际传播工作，2021年11月2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研讨会，围绕“充分学习、阐释、用好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座谈研讨。

关于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晋认为，《决议》明确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两个范畴分开使用，把党的领导作为贯穿各项工作的红线，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贡献。“两个确立”体现了党重要的历史经验。遵义会议前，党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那时的党还是不成熟的。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逐步走向成熟。党中央到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指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党的历史表明，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决议》对党的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评价，和前两个历史决议保持了衔接，明确指出“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这样表述是准确中肯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提出“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出发点。当前一些青年人对党的历史缺乏正确认识，敌对势力也把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我们要持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并且下功夫解决资本在意识形态领域无序扩张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认为，《决议》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有重大意义。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抓住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放大党的错误，把党的历史全面抹黑，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影响很大。我们要吸取苏联全盘否定列宁、斯大林导致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引导青年人理性思考，分清主流和支流。

关于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对世界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李大钊1920年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是石破天惊之作。经过百年奋斗，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把积贫积弱的中国推向世界前沿。近两年全民战疫更充分说明，党百年来把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有机融合，每个时期都走出了自己的路，构筑了人民至上的制度和道路。她指出，当前的信息化、数字化潮流，为我们提供了构建新文明的重大机遇。中华民族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数字经济具有获取的非竞争性、使用的非排他性、价值的非耗竭性以及源头的非稀缺性等特点。我国有党的领导和巨大的人口规模，完全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构建新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数字技术掌握在资本手里，而我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把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和数字经济这一先进生产力相匹配，避免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实现资源整合、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科学评估良性互动的智能化体系。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成为宏观效率优先、系统整体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兼容、短期和长期利益协调的社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守成表现在：一是守住了基本制度和党的初心，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中国道路，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一些关键领域扭转了一度走偏的方向。二是守住了党的前两个决议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既作了否定的结论，又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近年来有些人声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全面否定前三十年”，六中全会《决议》守住了对新中国历史的基本评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体现了全党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三是守住党的基本经验。“十个坚持”是贯穿百年党史的共同经验，而不是某个时期的经验，避免了用一个时期否定另一个时期。

江宇强调，“开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破旧立新”。《决议》首次比较系统地归纳了改革开放之后若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体现了党高度的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精神，新时代是在解决这些新的深层次矛盾的基础上开辟的。二是提出了划时代的新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从“前半程”进入“后半程”、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任务，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系统地回答了当今面临的新问题。毛泽东思想解决的是如何完成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社会主义如何在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相联结中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如何解决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后面临的问题，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弯路，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湘穗认为，要发扬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自成立起就是斗争的政党。党不是俱乐部、同盟会，而是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为理想勇于牺牲的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近年来，美西方强化了对中国的直接打压，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国家集中攻击中国和党的领导人。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鬼，一方面和病毒进行艰苦斗争，另一方面和西方反华势力斗争。我们不仅成为世界上少数没有在病毒面前“躺平”的国家，同时也打退了西方的政治攻势。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是我们坚决斗争的结果。以斗争求合作，以斗争求发展，既是建党百年的基本经验，也是今天需要继续坚持的精神武器。

正思香港顾问公司总裁陈少波认为，香港形势从“黑色恐怖”到今天“换了人间”，充分体现了党伟大的斗争精神。《决议》指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几年前，香港一度出现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暴徒公然围攻中央驻港机构，爱国爱党人士受到威胁或袭击，反中乱港势力肆无忌惮地制造黑色恐怖，本质上是要夺取政权。香港局势动荡令美国对我施压更多的筹码和工具。黑暴势力喊出了“揽炒”的政治口号威胁中央，和美方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的“涉港法案”遥相呼应。面对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做出了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重大决策，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实现了由乱转治的伟大转折。中央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绝不委曲求全，针锋相对对美展开对等制裁。未来涉港工作必须以《决议》的“十个坚持”为行动指南。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事业的开创者、发展者和维护者，下一步应该从制度、机制层面落实党对香港的领导。二是坚持人民至上。这是香港治理转型的根本，提升治理效能，实施行政主导，达到良政善治。三是坚持理论创新。推进一国两制的理论创新并指导实践。四是坚持敢于斗争。充分认识到涉港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攻坚克难中做好香港工作。五是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化两地之间的社会交往、交流、交融，推动香港民心回归。一国两制事业必定行稳致远，必定赢得伟大胜利的荣光。

继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传播和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认为，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是当前统一思想的一个重大短板。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成果很多，但高质量提炼和概括的新概念、新话语非常欠缺。理论研究和传播急于求成、质量不高，缺乏有标识性、鲜明性、贯通性，有穿透力、感染力、传播力的概括；对“中国式”的鲜明内涵挖掘不够，对中国经验的可推广性、可借鉴性阐述不够；对全球意识形态领域思想之争、道路之争、制度之争的应对能力不够强；对重大提法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学理基础挖掘不够。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研究人员脚踏实地研究现实问题，如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国有企业发展、科技创新的具体案例总结经验。二要转变文风，摈弃“党八股”“讲课体”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文风，防止简单地把经典作家和领导同志的讲话排列组合后充当“理论创新”，而不是从学理和实践上分析阐释。三要转变学风，反对“急、空、虚”，倡导“稳、专、实”。

中国驻俄罗斯原国防武官王海运认为，按照六中全会精神，我们要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一是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党的外交方针，密切跟踪研究重大国际事态，及时为有关部门外交运筹提供情况准确、判断精准、建议可行的研究报告。还要在国际国内舆论场上发出维护党的外交方针，批驳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亲西方势力的各种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二是坚持独立自主开展研究，避免照搬西方理论、客观上同霸权主义一唱一和，或者迎合所谓“国际标准”，这一学风在一些研究中还相当严重。三是增强研究的时效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邱海平认为，要充分认识党的历史经验，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决议》指出了改革开放后在十三个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或遇到的重大挑战，为“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提供了严密的依据。党的历史经验集中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于推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一，党的领导是创新中国经济学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原则，必须自觉地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中国经济学的各个学科和理论当中去。第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它有鲜明的阶级性、历史性以及意识形态性，应该更加自觉地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第三，要发扬党的理论创新的精神。第四，要坚持独立自主，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第五，要坚持中国道路，深入研究实践上的中国道路，努力打造经济学的中国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要夺取新时代全球发展与治理的评价权。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进行舆论操纵，影响、干预、引导甚至塑造全球舆论。一是主体多元，政府、大学、智库、媒体、科研机构、NGO、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等都参与其中；二是产品样态多样，包括学术成果、研究报告、民意调查、第三方评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配合舆论操纵，形成一个表面上很嘈杂，但是意图高度一致的战略协作，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围攻。我们要重视夺取全球发展与治理评价权和话语主导权。一要坚持理论创新，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世界变局的机遇，加快新的理论建构，以新视角理解全球发展与治理。二要坚持统一战线，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理论创新，寻找更加中立科学客观的标准，重塑全球发展与治理的评价准则。三要坚持开拓创新。要学习和超越西方的评价标准，充分发挥政府、各方面社会组织的作用。四要构建争夺全球发展与治理评价权和主导话语权的大格局，从国际比较中汲取经验教训。

用党的历史经验指导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认为，要认真总结党开拓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经验。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团结合作共赢，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大超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重大的创新。

武力指出，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2万美元，2049年再翻一番达到4万美元，届时我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超过乾隆时期（约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这个阶段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如：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提高驾驭资本的能力，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世界的关系，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持续地创新。

中信基金会原副秘书长高梁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企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国有经济在改革中遇到一些困难，进行结构调整有其必要性。但这一时期国企大量垮台也有不少人为因素，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主管部门放松监管，甚至包庇国有企业领导渎职，国企“穷庙富方丈”的现象普遍。甚至允许和鼓励“MBO”，等于变相监守自盗、化公为私。一时形成“搞好企业无功、搞垮企业有赏、维护公共利益受打击”的反常氛围。理论界也出现了“国企失败论”“腐败有利论”等极端错误的意见。新世纪之初，一些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控股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抓手，导致很多装备工业的排头兵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收购，严重影响工业转型升级和国家安全。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应政策规定，初步纠正了这些错误倾向。但理论界多年来一直存在主张国企全盘私有化的声音，甚至一度成为主流意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了抹黑国有企业，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主导化”的主张，强调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影响力、控制力、抗风险能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呈现崭新局面。我们要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和历史责任。深化改革要以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国企主导地位为前提，以增强国企竞争力为根本目标，这是和全面私有化主张根本不同的改革思路。要保护、鼓励、规范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更要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让最大多数群众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基点上，正确贯彻开放政策，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认为，要坚持独立自主基本方针，始终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能源问题的核心是能源安全，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长远。当前我国综合能源自给率80%，在国际化经营中也不是简单买卖贸易，而是建立生产基地、战略通道、合作项目，做到关键核心技术、关键生产能力自主可控；供应链和产业链相对安全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突破10亿千瓦大关，比2015年翻了一番，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装机都位居世界第一。我们首先要立足国内，稳定生产能力和保底供应，这是我们端牢能源饭碗的基本保证；同时要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实现能源进口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人虎认为，要按照《决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推动“双碳”落实。当前“双碳”工作面临几个挑战：一是我国资源禀赋是多煤少油少气，大量使用新能源成本较高。二是认识还不统一，考核不健全。三是数据基础不扎实，同一个主体报给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的数字都有出入。四是工作基础和制度保障不健全，项目审批、管理、运营、环境治理绩效及评价多头负责，执行进退失据。建议：(1)细化目标，明确碳减排和达峰的路径，营造稳定的长期政策预期。(2)加强信息披露，做到透明公开。(3)加强执法考核，做到公平执法。(4)加强数据和统计工作，考虑各地区、各行业的特点，构建横向和纵向有可比性的统计体系。(5)优化执行路径，避免政策变化带来波动。(6)加强对“双碳”工作的金融支持。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聂庆平认为，《决议》强调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等原则，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南。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全面深化注册制改革，这是解决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关键。要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诚信责任制度、保荐人责任制度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扭转当前在高市盈率条件下资本拥有极大套利空间的局面。

中信保诚人寿总经理特别助理刘育梅认为，要以党的领导引领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严守职业底线，不忘金融为实体服务的初心，是确保金融行业在开拓创新当中不走歪路的基本原则。要践行为人民服务，不断增强金融行业的职业道德教育，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严防各种金融欺诈行为，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完善。通过开拓创新，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避免陷入金融的自循环。

（编辑 尚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要获得更快发展实现更大进步，须臾离不开人类调动和激发自身的“革命”“改革”因素，“能动”地破除陈旧思维的束缚，打破僵化体制的羁绊，主动地顺应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和时代发展的浩荡潮流。正确党史观是用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党史、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学习和理解党的百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思想方法。

     百年党史展现了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

《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 。

中共百年党史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出了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成功实践证明，唯物史观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指南，而且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思想方法。

 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反唯物史观思潮

《决议》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党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方面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陆续暴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确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但许多西方政客和学者坚持单向一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无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客观事实，回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阶级对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突出问题，大肆鼓噪资本主义制度无可替代的神话与不可战胜的赞歌，极力为西式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张目。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资本主义呈现上升之时，这种理论狂妄和思想猖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显现出对唯物史观的漠视和排斥。反对和贬抑唯物史观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全部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和历史观的逻辑基础，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弥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雾霾和普世价值的烟尘，通过西方国家宣传机器的宣扬和推介，成为后来某些国家工人运动和政治体制“向右转”的外在诱因。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这些思想“好像密那发从丘比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原原本本或者改头换面地从资产阶级的报刊搬到社会主义的报刊，尽管一生下来就非常完备，但也深深地打上反唯物辩证法的烙印”。

唯物史观是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

《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具有批判作用和革命功能的唯物史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思想方法论。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性胜利。

自1978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将破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主要依据和重要目的，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业绩和史所罕见的成就，这再度引发了当代西方政客和学者的极度恐慌和深切畏惧。2018年1月，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中国对美国企业和经济都构成威胁，中情局的作用就是确保我们的决策者了解中国的挑战，以便他们做出选择反击威胁。”2018年4月，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办公室助理希思·塔博特向彭博社确认，为了减少给国家安全造成相当负面的后果，美国考虑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中国企业投资半导体和5G无线通信等行业。由此不难看出，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已经成为彼时美国政经学三界人士的根本立场，其最终目的就是阻止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崛起。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伟大实践

《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

曾几何时，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重要思想武器，对党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本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视而不见，对本国政治经济的内在困境充耳不闻，脱离国情党情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最终丧失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西方政客和理论精英们为此迫不及待地宣布社会主义即将整体败亡，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逐步普及全球。前有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撰写专著《大失败》，浓墨重彩地描绘“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光明前景；后有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直截了当地宣布西方自由主义已经不战而胜，由此引发了一场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大肆进行资本主义制度吹嘘和意识形态炫耀。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曾推断，20世纪后半叶是社会主义走向衰落的历史阶段，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将不复存在，布热津斯基曾非常自信地预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状况有任何关系。”这些论调都有意漠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确立下来并且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它绝非个别人主观意愿的产物，更不是历史的偶然性结果，其根基深植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中。

当年支撑布热津斯基和福山等人观点的主要现实依据，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的个案和特例。那段时间西方资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管控，使得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重大进步。然而，把资本主义制度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相对稳定加以绝对化、神圣化和理想化，证明不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摆脱和超越了与生俱来的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不协调。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扼杀和欺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和其他种种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病灶表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神，科技发展只是事物的表象，而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社会后果才是事物的本质。

在唯物史观看来，科学技术是历史进步的有力杠杆和动力源泉，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归根结底推动着原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完善，继之而来的则是新的科技革命引发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树立正确党史观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决议》要求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当前，我国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阶段，正处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来自国内国外的种种挑战和诸多压力，面对前进道路上不断出现的矛盾和风险，党员干部要更加充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牢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深入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切实掌握和自如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努力把唯物史观的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党的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还要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审视新问题、思考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好新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历史方位与矛盾转化、伟大梦想与伟大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辩证关系，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确保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程不偏离航道、不迷失方向。

（编辑  宋斌斌）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是全球化的产物，一般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起来的跨企业网络组织，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销售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的分配。20世纪90年代之前，产业链条往往依据比较优势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形成。在这之后，跨国公司依赖强大的资源控制与整合能力、高技术实力及其背后的国家机器，逐步演进成为全球公司，形成了组织全球资源提供巨量终端产品的产业链，最终成为全球化价值链。

世界步入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新阶段

全球产业链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依赖性，围绕产业链形成高效的供应链，支持分布于全球不同地区的生产得以顺畅运行；而创新链则是保证最终产品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根本条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企业主要依据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决定其在价值分配中的地位。

以全球化水平很高的波音公司为例。上世纪50年代，波音707只有大约2%的零部件是在外国生产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波音公司决定走全球化道路。经过长达40年的奋斗，如今的波音尽收全球产业链之利。按照波音787初期生产价值计算，波音公司本身只负责生产大约10%——尾翼以及最后组装，其余的生产是由遍布于全球各地的40个合作伙伴来完成：飞机机翼是在日本生产，碳复合材料是在意大利和美国其他地方生产，起落架是在法国生产。数以万计的零部件，则由韩国、墨西哥、南非等国完成。波音公司通过牢牢把控产业链高端的设计、供应链、营销和品牌的管理环节，获取了整机产品90%的利润。

中国企业抓住经济全球化战略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形成了强劲的制造能力和产品配套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日趋巩固。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基本处于产业链中下游，需要通过创新链迈向高端。

面对新冠疫情，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游，主导全球核心价值链的发达国家企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从需求端看，超过全球65%的终端需求是由价值链上游国家贡献的。从供给端看，超过全球50%的航空航天设备、光学医疗以及机械设备等出口，超过全球40%的电气设备、车辆以及塑料制品等出口，均是由美、德、中、日、韩等供应链上中游国家贡献的。中国由于成功抵御了疫情冲击，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为深陷疫情影响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工业产品。而其他供应链上中游国家，无不因供应链紊乱而深受其害。

目前，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实际影响尚难以定论，但重构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声音不绝于耳。参与全球化产业分工的企业家们不得不思考，面对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重构，企业将如何在变化调整中求得生存。

中国企业积极应对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新形势

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加入WTO的20多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巩固拓展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位置，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企业成长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市场力量。

2021年适逢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500强企业榜单20年，对照世界500强企业，可以从中国大企业的特点看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

一是入围门槛提高，发展势头强劲。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营业收入）由上年的360亿元提高到392亿元；营业收入合计9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43%；同期世界500强营业收入下降4.81%。面对疫情影响，一个增长，一个下降，表明中国大企业供应链产业链的韧性更强。 

二是利润实现正增长，发展质量持续提高。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实现利润总额6万亿元、净利润4.1万亿元，盈利水平整体好于世界500强和美国500强，同比分别增长7.8%、4.6%，同期美国500强和世界500强净利润分别大幅下降29.8%和20.0%。

三是“千亿俱乐部”扩容，影响力进一步增强。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222家，其中，有8家企业营业收入逾万亿元。

四是制造业企业数量增加、利润占比上升。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的制造业企业达到249家，比上年增加11家，逆转了前两年制造业企业数量减少的态势；服务业176家，比上年减少5家；其他行业75家，比上年减少6家。同时，制造业利润占比上升、银行业利润占比有所下降。

五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兴产业上榜企业数量增加。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共涉及75个行业，传统行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出现明显分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上榜企业数量分别增加8家和6家，房屋建筑业和煤炭采掘及采选业分别减少10家和6家。

六是研发强度创历史新高，创新链持续增强。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研发费用投入共计1.3万亿元，增长21.5%，占当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的53.5%；研发强度为1.77%，创历史新高，也是研发强度20年来提高最快的一年。

企业应对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若干举措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夯实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微观基础。我国企业数量众多，已经积累了不可替代的巨大制造业企业群体，特别是还有一支宝贵的企业家队伍。要在新形势下，打通我国产业链条的断点堵点，补齐短板，锻造长板，争得发展先机。

一是进一步改善企业发展环境。要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和面临的困难精准施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二是进一步完善创新驱动战略。应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协同创新网络，协力解决共性技术问题，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联动效应，催生一批掌握新技术、拓展新业态、立足新产业的创新型企业。

三是进一步营造良好企业生态。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让“顶天立地”的领军企业与“铺天盖地”的小微企业融通发展，在产业链重要节点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隐形冠军”，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四是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把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作为应对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核心要素。建立一套孵化、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生态系统。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更好调动广大企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五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发挥企业作用，提升产业对外开放水平。坚定不移地坚持全球化进程，把握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让更多产业部门和企业加入全球市场体系。

（编辑  季节）

低碳转型发展是中国未来40年绿色发展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中美绿色基金主要是做绿色低碳投资的，绿色低碳投资的选择标准是投资项目要能够有利于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水平，这是确定绿色低碳投资标准最主要的一个考虑。

强化碳减排的全球共识

目前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在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大概有6种，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学术界基本的共识，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原因。根据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100年，全球气温可能上升1.1℃-6.4℃，导致海平面可能上升16.5-53.8厘米。如果真出现这种极端的局面，对人类来说可能会面临一些灾害性自然气候的影响。抑制气候变暖和强化碳减排已形成全球共识。

目前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灾害性气候现象，给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很多人认为与气候变暖的趋势是密切相关的。2021年观测到的现象是气候变暖的趋势在不断强化，全球围绕气候变暖问题共识越来越强烈。在英国召开的格拉斯哥会议上，中美围绕碳减排问题形成了基本共识，这是十分难得的。

在本世纪将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国际社会围绕这一目标都在采取行动。

中国碳减排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过去的立场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中国过去在碳减排方面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和压力，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生产大国，更是能源消费大国，毫无疑问也是碳排放大国。2020年年底评估测算出的碳排放总量大约100亿吨二氧化碳，这在全球大概占了26%左右，也有测算说占了27%、28%。

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一大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例超过了中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也超过了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例。无论是人均还是单位GDP的排放量，中国在全球的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的。现在，碳排放的总量还呈现增长的势头，过去5年中国平均每年碳排放的增速大约为1.25%。从碳排放的强度来说，过去10-15年，中国围绕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下降，做了持续的努力。

中国的五年规划把单位GDP的能耗、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为重要的发展指标并认真加以实施，每个五年计划基本上都实现了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目标。目前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约0.75kg/美元，约为美国的3倍、德国的4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不高，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收入水平在全球人均收入水平排得比较靠后，所以人均能源消费量比较大。

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是美国的一半，但是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总量都还处在增长的状态下。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但是人均排放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果再算上历史排放量的累积，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起来累积的排放量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发达国家对气候变暖承担的责任实际上比发展中国家要大，我们在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我们也有自己的道理可言。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会呈现一些共同的结构性的规律或者特征。西方发达国家碳达峰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一般是这些国家都会在服务业的产值比重达到70%左右、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的时候实现碳达峰。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结构性的特征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其实中国经济的结构升级并没有完成。服务业约占整个GDP的产值的55%左右，城市化率按最新的人口普查的结果是65%左右，我们离发达国家碳达峰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未来人口和经济活动会进一步向城市地区或者是向非农产业聚集，这个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大概是2.7:1这样一个水平，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比城乡收入差距还要更大一点。如果再加上城市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城乡之间总体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在这么大的城乡差距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从整体来说是不可能的。未来中国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占比还会进一步增加，这是中国的一个现状。

能源的消费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来看，在总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里面，煤炭占80%左右，石油和天然气分别为15%和5%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的占比非常高，这是我国能源资源的自然禀赋决定的。以电力行业为例，现在煤电的比例高达60%以上，虽然有所下降，但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煤电的替代、煤炭的替代，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

中国碳达峰和能源的关系密切，是由能源的结构决定的。从中国能源消费来看，人均能源消费还会呈现一个继续上升趋势。中国2020年的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2.35吨标准煤。和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11吨标准煤；节能或者是能效水平最高的国家如日本、德国，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6吨。在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人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消费行为的趋同，最终导致用能水平也会趋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的提高，特别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之后，用能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我们有可能要向德国、日本这样国家的水平靠拢，人均的能源消费也应该由目前的3.6吨提高到6吨左右。但是，目前中国的能效水平大概只相当于日本和德国的百分之六七十，我们和日本和德国还有30%～40%左右的差距。

所以，未来随着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或者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不断增加，除非能源的结构调整以绿能替代形成的碳减排效应，能够抵消能源消费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增加的效应，否则我们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实现起来会有很大的难度。中国面临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压力，既来自于国内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因为老百姓越来越期待有更好的生态环境、气候环境，这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人的需求层次的一种提高；也来自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种期盼。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2030年到2060年的“双碳”目标，反响强烈。对我们来说，双碳目标意味着非常广泛的经济社会变革，是涉及到各方面的一场深刻变革。

中国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

中国虽然必须用更短的时间达到碳中和，但是我们拥有的技术条件比发达国家那个时候要好，比如说我们在绿色能源——像风能、光能这些领域，现在的技术条件比他们那个时候要好多了。随着绿色能源领域技术不断创新，不断推广利用，我们在碳达峰之后到碳中和的历程上，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完成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

从现有的统计资料来看，碳排放的大户第一是能源，主要是电力部门，大概占了51%；第二是工业，大概占了28%左右；第三是交通运输。因为中国能源的自然禀赋高度依赖煤炭，能源部门在碳排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城市建筑相关的碳排放占了整个全国碳排放的49%左右，农业碳排放比例并不高。全球400亿吨的碳排放，农业大概是排放70亿吨左右，中国占比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农业排放的主要是温室气体，不是直接的二氧化碳，它主要是甲烷和一氧化二氮。

1吨甲烷相当于8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效应，1吨一氧化二氮相当于大概256吨的二氧化碳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浓度非常高。所以农业里的畜牧业是不能忽视的碳排放的一个来源。

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是中国碳减排的一个主战场，因为中国碳排放里城市占了接近80%，而且城市的经济、城市的人口各种各样的活动，实际上导致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城市的碳减排或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第一就是加大节能的力度，如果我们的能效水平提高达到日本和德国的水平，意味着我们的碳减排也可以达到相应的水平。在节能方面重点是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同时在工业、交通、建筑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居民生活领域，都要开展广泛深入的节能活动。因为节能的空间确实非常大。

第一，以建筑节能为例，如果我们拿同样的建筑空间和日本相比，中国同样面积的建筑空间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日本高一倍。如果我们把建筑节能做得更好，中国的主要建筑物都在城市地区，它带来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减排的效应是非常大的。

第二，加大加快绿能的替代，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内陆核电、燃料电池、先进储能，特别是化学储能技术、智能电网技术，包括和新能源相关的一些先进材料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利用，真正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系统。我们过去的电力系统是以煤电为主的，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系统，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这些绿色低碳的电，就要成为未来电力系统的主力电源，这是能源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中国的风光电发电能力已经达到了3亿千瓦，名列全球第一，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时将超过12亿千瓦，随着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三，推进在绿电基础上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电气化和电动化进程。过去我们很多的动力来源都是通过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未来如果能够实现更快更高比例的绿电的替代，在这个基础上推进电气化电动化，使过去高度依赖的靠化石燃料燃烧形成动力的结构发生变化，能够实现大范围的高比例的绿电替换，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电动化，中国可能就改变了工业革命、工业文明时期以化石燃料的燃烧形成动力的这样一种工业文明时代的能源特征，可能就真正构建一种具有生态文明时代的动力特征和能源结构。

我们要构建城市的低碳产业体系，因为中国的工业占整个碳排放的28%左右。在工业体系内部，比如建材钢铁、石化化工等领域是以化石燃料做原料的，今后这样一些产业都面临脱碳、减碳的过程。

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新技术，特别是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未来会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中美绿色基金非常关注合成生物学领域，通过用生物基材料来替代原有的化工原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现在的电动车如果不是建立在绿电机组上，还不能叫新能源车，只是电动车，因为可能它用的电都是用煤或者天然气发的电，其实都是有二氧化碳排放的。真正意义上的新能源汽车，必须是绿电的电动车。日常生活相关的智能的家居体系改造，也将有利于节能和降碳。

第四，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要广泛推广碳中和理念，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社区，包括零碳建筑。在未来建筑的能源配置方面，可能形成广泛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加储能设施加智能微电网这样一种能源供应的体系。随着光伏发电的能源转换效率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储能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未来建筑特别是城市社区通过综合能源服务体系、智能化的能源供应体系，形成全新的建筑能源供应，是完全有可能的。要强化城市的生态空间和森林碳汇的建设，不断地强化生态空间的密度，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这样一种环境特别有利于城市森林碳汇的建设。

第五，要加大全社会植树造林和森林碳汇建设的步伐，包括强化城市生态和绿色空间的建设和保护。中国过去一直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在过去几十年里，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2%左右提高到23.2%这样一个水平。“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高到24.1%，这意味着未来5年要把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大概0.9个百分点，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来衡量，这差不多就是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现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小一点。我们国家全部的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加起来可能是12万平方公里左右，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完成。要实现这样的森林生态建设，必须建立更加有效的生态价值的市场化的实现机制。

绿水青山是不会自动成为金山银山的，它需要有一个生态价值的市场化变现机制来实现。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很好的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森林建设生态恢复，今后需要不断强化。

城市要完善非步道、步行道和非机动车车道的体系。现在城市的机动车越来越多，在有些城市开始侵占步行道或自行车道的空间，这是不对的。从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出行方式角度来看，未来必须更多倡导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未来交通体系的建设要考虑对非机动车道空间的保护，对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鼓励是有效的，今后要强化。

智慧城市建设是绿色转型的根本出路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未来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平台超级计算融为一体的智能技术，会越来越广泛深入融进城市运行的每一个角落，融进城市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大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和城市的能效水平，大大提高城市碳减排的力度。城市的智慧能源系统，例如分布式的能源系统（见图1），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个完全智慧化的城市的能源，可以用作分布式能源系统的一个低碳的系统，它完全基于自然能转化为主的新的能源体系，是一个分布式的加储能加智能微电网的运行体系，是一个智慧化的综合能源的服务网络，是一个多能互补的智能化的体系。

图1  分布式城市智慧能源系统

终端电动车在这里既是一个能源的终端，又是一个储能的设施。它在整个能源体系里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双向互动、能够互相调节的非常智慧化的系统，能源利用效率非常高，而且可以使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包括氢能来完全替代过去那种化石能源的供应体系。一旦实现，可以减少50%左右的碳排放，是非常具有减碳空间的一个重要领域。

今后智慧的交通和物流体系，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调运高效出行系统和物流系统，可以减少单位交通工具的里程，提高交通出行效率，可以减少交通工具的能耗，起到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的作用。

智能化的城市经济体系，包括智能化的生产服务体系和消费服务体系。如果用智能技术对一个企业的生产流程、制造流程进行改造，其实花的投资并不多，但是它产生的节能效率会达到30%左右，而且这种投资的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估计用3-4年时间就可以收回全部的投资。

我们现在享受的一些配送、快递服务，其实背后都是有云平台、大数据支撑，因为这样一种配送不是乱配送的，它是有效率的，而且这种效率还会不断提高，因为智能化的水平还在进一步提高。

再就是城市的综合治理体系的智慧化建设。过去的城市治理都是分部门进行的，缺乏一个综合治理的概念。综合治理的概念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智慧化的水平还不够，各个部门都是自搞一套数字化的体系或智能化、信息化的体系，但是这些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缺乏一个顶层的设计。如果基于综合治理的理念来进行智慧化智能化的架构设计，可以大大提高城市综合治理的效率，也可以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

碳中合要采取有效的管理，今后围绕企业个人的碳足迹的计量，包括碳中合的治理、未来碳排放权的交易，一定是建立在基于数据、基于存储、基于计算、基于相互协调基础上的非常高效的智能系统。可以设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建立个人的碳账户，把碳账户形成的碳减排的积分和消费的终端结合起来，这样的积分实际上可以形成购买能力，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激励体系，可以激励人们更多地在生活中减排。

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未来一定是高度智能化的，所以智慧城市建设一定会融进城市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对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和颠覆性的影响。对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推广技术、研发更好的技术。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