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美国制造业回流对美国和中国的影响

美国制造业回流是美国重整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打压我国全球先进制造业竞争地位的重要手段，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不可逆转，而且这种回流的速度将越来越快。目前，美国制造业回流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已经开始呈现出积极作用，正在逐步调整美国经济结构，使美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增长后劲，尤其是制造业为美国原创性高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应用场景，将提高美国技术转化效率，有利于美国继续保持其高技术的领先地位。

从整体上来说，美国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制造业呈现出两面性的影响。一方面是积极影响，美国企业退出我国市场的行为是从其原先占有的市场逐步退出，为我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机会。大量制造业企业的产品和技术通过国产化应用不断迭代升级，提高了企业竞争力，特别是一批“卡脖子”“短板”产品和技术受到高度重视，包括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的方式进行快速技术突破，支撑了重大工程和重点装备的顺利实施。但是，另一方面，目前我国一些制造业企业在中美博弈中无法与美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开展深入技术交流，由于传统的引进—吸收—再创新的路径已被阻断，企业面临“无样可学”处境，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同时，企业正在丧失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的“内卷”形成了企业的“内耗”，即使是新三样的企业也面临着较低利润的发展模式，导致企业普遍性信心不足，后续投资力度萎缩。

练好“内功”，健全制造业发展壮大制度

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是我国经济稳健发展的基石，也是争夺未来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抓手。要坚定不移的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和结构，出台有利于制造业创新投入的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研发比重和结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在2030年应至少达到美国2020年的水平（7.8%）。

“矩阵式”推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一方面，围绕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基础高级化持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突破，全面、深入梳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薄弱环节的产业基础关键产品与技术，实现“链”上产业基础关键产品质量提升、附加值提高以及自主可控，同时，围绕产业链共性产品和技术，推动关键共性技术和产品的攻关应用，支持跨行业共性技术平台、试验验证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扩大共性产品和技术外溢，切实解决产品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差的老大难问题。另一方面，围绕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和高新区等开展产业链供应链“横向”载体建设。建设高水平载体促进机构，形成强大的综合服务能力，统筹要素资源向先进制造业集群和高新区等创新制造载体集聚，支持载体开展垂直行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建设与应用。

大力推动军工产业发展，将军工产业作为赢得全球产业竞争新的“一极”。当前全球正在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正在呈现较大的不稳定性，各国都在寻求不断增强国家的自主和安全，对军事武器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大。从国际比较角度看，我国军工领域拥有较为完整的制造体系，型号丰富，覆盖几乎所有类型武器，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鼓励军工企业扩大生产制造能力，增加军工企业利润，提高新技术在航空航天、武器装备各领域的应用水平，努力提升企业出口外销能力，这样既能消纳国内过剩产能，又能够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要把握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建设关键产业备份能力的机遇，推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培育军工产业成为高端制造业最稳定的客户，同时孵化培育一大批具有突破性技术乃至颠覆性技术的高科技企业。

修好“外功”，建立制造业全球产业布局体系

全球化以来，制造业经历多次产业转移，已经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制造业体系框架：(1)美国主导的制造业体系框架，(2)欧盟制造业体系框架，(3)日本为主导的制造业体系框架，(4)中国制造业体系框架、这四个制造业体系框架有交叉又有所侧重，随着美国制造业回流和美西方主导的产业脱钩，美国正在极力构建除中国以外的新型制造业体系框架。因此，我国要与美国形成缠斗格局，拉长脱钩时间，加快推动全球产业布局，建成以我为主导的全球制造业分工新格局。

有组织、有序地引导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海外布局。遴选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制造业重点领域，由链主企业牵引，带动国内主要供应链企业联合在墨西哥、保加利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区域布局，如光伏、储能和新能汽车领域。大力支持轨道交通领域龙头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推动“总包+制造”模式开展产能布局与骨干高速铁路线路建设，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与美国竞争的“压舱石”。

持续推进制造业领域高水平开放。逐步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限制，通过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吸引高技术企业加大在我国的投资力度，稳住欧洲企业，减缓美国企业撤出速度，将大型跨国企业“中国+海外市场”双布局作为底线。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直接表现为我国全体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富足，以及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优化。

本文侧重于在宏观层面收入分配领域，研究居民（住户）、企业和政府三部门之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迁和现状，分析我国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和特征，为制定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划提供参考。

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与问题

收入分配格局包括宏观分配格局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两大部分。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是收入分配的基石和起点，同时又是微观层面分配特征的加总和反映。宏观收入分配格局考察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分配，可以整体上把握三大部门依据各自投入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和参与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应份额；从而直接反映出居民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分享程度。通过考察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初步衡量再分配对宏观初次分配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从宏观层面厘清经济发展成果的流向与分配，并提出和完善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宏观分配格局优化措施。

资金流量表是以收入分配和资金流动为核算对象，描述一定时期内各部门收入分配和使用、资金筹集和运用情况的核算表，适用于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收入分配关系。因此，本文根据资金流量表对宏观分配格局进行了分析，基于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推动中国税制改革的研究初衷，将重点分析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情况。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

收入初次分配是因参与生产过程或因拥有生产活动所需资产的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的分配。[①] 初次分配之后就形成了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初次分配收入。

1.纵向分析。

通过资金流量表可以得出结论（表1、图1）：1996年以来，我国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都呈现持续上涨趋势，但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格局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来看，从1996-2020年可以大致分为2008年之前和2008年之后两个阶段。2008年之前阶段，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国民收入增速，使得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从1996年的66.9%下降至2008年的57%。相反，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年份，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收入增速均超过国民收入增速，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比重从1996年的11.4%上升至2008年的14.1%，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则从1996年的21.8%上升至2008年的28.9%。因此，这一时期，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下降，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更多地流向企业和政府部门。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一是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税收征管强化，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大幅上升，带动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占比提高。二是当时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而资本相对稀缺，造成收入分配向企业倾斜，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出口全额退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等等，这些优惠政策的力度大于税收征管强化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最终提高了企业部门初次收入的占比。三是该阶段正处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局面下，劳动者较企业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议价权。住户部门的工资性收入呈长期刚性或仅仅小幅上升，远不及政府收入与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引起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的下滑。此外，这段时间里，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和乡村两级“三提五统”，虽然减少了政府收入，但是只有百亿数量级，没有也不可能逆转国民收入结构总的变化趋势。

从2009年开始，住户部门收入增速在大多数年份高于国民收入增速，推动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开始逐年缓慢上升。这期间，我国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强调“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资、规范企业用工、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措施，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同时，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政府一系列就业培训、开发就业岗位等举措，带动低收入者尤其是“建档立卡”脱贫人口的市场化收入大幅上升，成为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提高的重要原因。这使得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57.8%提高到2020年的63%，十年中提高了5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收入份额则从2009年上升至2012年后出现拐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2012年以后我国提出的“减税降费”在宏观分配格局中的反映。同时，企业的收入占比以2016年为分界，先下降后上升，从2009年的28%下降至2016年的25%后又逐步上升至2020年的26.9%，这也从数据上佐证了企业在“减税降费”政策中获得了红利。应该说，近几年，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有所改善。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注：根据表1的数据绘制而成。

2.横向对比。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初次分配格局的特征，本文将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了同口径数据对比（表2）。不难发现，我国与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相比，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偏低。美国从2010年开始，住户的初次收入占比基本维持在80%左右的水平，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3%；我国则在60%的水平，与美国相差约20个百分点。美国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如此之高，与美国鼓励私人投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作用下，美国居民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又进一步强化了对资本的积累。据有关报告测算，2018年我国居民财产收入净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2%，低于美国的9.7%，且我国财产收入中，红利收入贡献仅为10.6%；而美国则高达58.7%。[②] 若与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相比，数据上确实反映出了我国住户收入占比更高的现象，但北欧国家具有相对特殊的禀赋和社会特征（人少资源多，倾向于提供较高的社会福利），导致北欧采取高税收支撑的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收入会更多地“挤占”了住户部门的收入。最后反观曾经与我国现阶段收入水平最接近的发达国家——韩国，在住户收入占比方面，我国与韩国较为相似，都维持在55%-62%的区间。韩国在2010-2016年间的住户收入占比略高于我国；而从2017年我国开始反超韩国，但差距并不明显。

在政府初次收入占比中，很明显，美国更多地是扮演“小政府”的角色，收入占比最低，基本维持在6%的水平，疫情期间占比下降幅度更大。这主要源于政府在初次分配当中获取的收入——生产税净额（政府征收的生产税等减去生产补贴）属于间接税，而美国以直接税为主，征收的间接税相对较少。瑞典的政府收入占比最大，这主要得益于其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在现有的经济实力和人口结构下，尚无法建立和实现如北欧国家那样的高水平、高覆盖的保障体系。

在企业初次收入占比中，中国和韩国的企业收入占比最大（不低于25%），瑞典次之（20%左右的水平），美国最低（15%左右）。目前，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以及未来向着现代化强国目标奋进，依然需要大力支持企业，维持或适当提高企业收入占比，激发企业的生产投资积极性，使企业有能力承担起解决社会就业、科技创新、技术进步等重任。

注：美国、韩国、瑞典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中的国民收入账户，经整理计算得出各部门初次收入占比。

综上所述，美国已经处于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阶段，其初次收入分配格局表现出了明显的“一高两低”特征，即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占比相对较低，属于比较典型的财富资源向住户倾斜的社会架构。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则表现出住户部门收入占比较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较高，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相对适中的特点。这是北欧高福利国家普遍高税收、公共服务民营化程度较深、企业承担政府部分职能的结果。与之相比，我国的经济基础、社会资源禀赋以及现实的发展路径，既无法像美国一样，将财富高度集中于住户部门；又无法如北欧一样，为住户提供高水平的福利待遇。其初次收入的分配格局与韩国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都体现出住户部门收入占比适中、政府收入占比适中，而企业收入占比较高的特点。

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

收入再分配是指初次分配收入通过经常转移的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的分配。经常转移包括所得税、财产税等经常税，社会缴款，社会福利和其他经常转移（该定义引自许宪春文章《准确理解收入分配核算》）。转移完成后，最终得到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

1.纵向分析。将资金流量表中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进行测算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我国再分配收入格局向政府部门倾斜，住户和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相较于初次分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企业下降程度更大。从趋势上看，2000年之前，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导致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较初次收入占比提高，但提高的幅度有限；2000年以后，我国再分配的调节却导致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进一步降低（表3、图2）。这说明，经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之后，住户部门在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强化，反而更加削弱了。企业部门同样如此，且企业部门在2004年之后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程度更大了。与之呈现相反变化的是政府部门，我国政府部门在再分配收入格局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图3）。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注：根据表3绘制而成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2）在可支配收入基础上进行实物收入再分配后，我国住户部门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实物收入再分配是指通过实物转移的方式实现的收入分配。[③] 可以理解为，可支配收入是对初次分配收入进行的货币形式的再分配；而在可支配收入基础上，政府又以实物形式向住户部门进行货物或服务的二次转移，形成了“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图4显示，我国住户部门在经过实物收入分配调节后，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明显提高，改变了货币形式再分配调节下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局面。相应地，政府经过实物收入再分配后，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相比于初次分配，上升的幅度明显收窄了（图5）。这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在经过了再分配（货币形式）、实物收入再分配后，政府对住户部门的资源转移的力度。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2.横向对比。本部分采用的各国数据是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数据，因此，中国也以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做同口径数据对比[④]（表4）。将表2与表4的数据做差，计算出表5中各国再分配调节力度的情况，可得结论：第一，住户部门经过再分配调节后，收入占比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瑞典收入占比提高程度最大，美国次之，中韩最小。这导致再分配调节后中国的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拉大了。第二，住户部门再分配后的收入占比提高，以企业和政府的让利为“代价”，但让利程度不同。瑞典表现为全部由政府让利。中国和韩国则表现为以企业让利为主，政府让利为辅。美国表现出了一定的波动性，部分年份以政府让利为主、部分年份则以企业让利为主，将数据做平均处理后，美国整体表现为政府让利程度（2.31%）与企业让利程度（2.28%）基本持平。

注：中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美国、韩国、瑞典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并经整理计算得出。

注：中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美国、韩国、瑞典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并经整理计算得出。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再分配流程中各部门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份额与初次分配流程中各部门的收入份额，可以清楚地看出，再分配流程中各部门利益重新分配的情况，从而识别再分配对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数据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再分配对宏观分配格局调整的作用有限，分配调节的力度相对较弱，有待进一步加强。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与问题

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从整体上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的社会财富向住户部门倾斜的程度，反映出住户部门积累财富的能力。然而，在住户部门财富不断积累的同时，如何妥善解决好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既关系到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更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变化

新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发生了较大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图6）。2008年之前为第一阶段，2008-2015年为第二阶段，2016年之后为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快速上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最低点0.473上升到2008年的最高点0.491。在第二阶段，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了一种下降的趋势，基尼系数从最高点的0.491一路下降至2015年的0.462。现有研究称，这种大幅下降主要得益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比率从2008年的3.4倍下降至2015年的2.7倍，带动了居民收入差距连续7年的缩小过程。[⑤] 然而，到了第三阶段，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回升了三年，于2018年反弹到0.468，近几年处于波动状态，趋势表现并不明朗。这主要由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增速放缓所致。[⑥] 总体来讲，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近2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始终在高位运行，最低时也达到了0.462的水平，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04-2022》

我国再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

从国际经验看，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以OECD国家为例，其再分配政策确实起到了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表6列出了2019年部分OECD国家初次分配收入下的基尼系数和再分配调节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并据此计算了再分配政策对降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幅度。从中可以看出，一是，OECD国家对降低基尼系数的改善程度最低也达到了10%；二是，多数OECD国家对基尼系数的改善程度都较强，有18家OECD国家基尼系数改善幅度超过了30%。其中，比利时的再分配政策尤为有效，基尼系数在再分配后降低幅度达到了46.42%。如果将表中所列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进行简单平均，那么初次分配收入和经再分配后的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69和0.313。这意味着，再分配政策使得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33.20%。

注：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的收入分配账户项。

对比之下，我国国家统计局对外只公布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无法直接获取到初次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据学者李实公开发表的《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和政策的演变与展望》一文中称，利用CHIP调查数据，2013年居民再分配前的市场收入和再分配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显示，经过政府的各种再分配措施以后，基尼系数下降了8%左右。而利用2018年数据进行重新测算后的结果显示，再分配措施使得基尼系数下降了约16%。至于2018年以后的情况，目前暂未看到有关学者对再分配前后收入基尼系数测算的结果。但从现有已知的结果中不难看出，我国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与OECD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

综合前文论述，我国政府的再分配调节作用，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调节住户部门的收入占比；还是在微观层面调节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其调节功能的发挥仍然不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立的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我们依然面临着做大并分配好居民经济财富的重任，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格局。

（编辑  碣石）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当前国际形势、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决策，旨在形成以内为主、以外为辅、开放条件下内外结合的发展路径。

流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在国民经济循环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2020年9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打通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流通堵点^[。① 我国经济纵深广阔，随着流通空间范围扩展，商品和资源要素布局或更为分散。② 在新发展格局下，作为现代流通网络的重要空间载体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关键战略支撑，现代流通支点城市将成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驱动引擎与组织枢纽。

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作用

（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

高效有序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市场交易范围，推动区域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③ 一方面，现代流通体系通过高效连接产地和销地，能够满足庞大的内需市场，突破和化解国民经济循环及运行的非正常中断堵点或诸多不可控现象，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降低商品流通成本，有效促进国内经济循环。另一方面，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可以加快在全球构建物流供应链服务网络，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促进全球资源要素聚集和我国商品面向全球分销辐射，有利于加快形成国内国际经济循环。

2021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布局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并通过战略支点城市之间相互链接，打造若干设施高效联通、产销深度衔接、分工密切协作的骨干流通走廊，构建由“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骨干流通走廊”组成内畅外联的现代流通网络，更好服务商品和资源要素跨区域、大规模、高效率流通。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是一个由“点→线→面→体”的系统工程。在“点”上，以城市为空间单元，布局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作为流通设施集中载体、流通要素和流通产业组织中心、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应用聚集区域；① 在“线”上，以服务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国家重大战略为导向，依托主要交通运输干道，串接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打造若干设施高效联通、产销深度衔接、分工密切协作的骨干流通走廊；在“面”上，延伸骨干流通走廊辐射范围，打通关键堵点拓展更广流通空间，构建东西互济、南北协作、内外联通的现代流通骨干网络，推动形成覆盖全球、安全可靠、高效畅通的流通网络；在“体”上，发挥流通网络的市场链接和产业组织作用，统筹推进流通硬件和软件建设，形成商品和服务顺畅高效流转、生产和消费精准紧密衔接的现代流通体系。

图1  现代流通体系的“点→线→面→体”建设逻辑

（二）流通支点城市是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关键支撑

流通支点城市在现代流通体系中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并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将成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驱动引擎与组织枢纽。2023年9月，国家明确提出在全国布局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作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关键战略支撑。

布局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有利于更好发挥相关城市流通发展基础好、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优势，从“大流通”高度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融合发展，促进生产消费紧密衔接，加快形成内畅外联的现代流通网络，更好服务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具备一定的区位优势，以及人口聚集、产业基础等有利条件，具有较强的流通组织和辐射能力，能够形成较大的流通规模和辐射范围，在促进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关键支撑引领作用。

流通支点城市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服务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流通能力强，在畅通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产供储销等环节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能够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精准掌握供给和需求，实现的精准适配，并通过高效的物流组织，将商品和货物及时完成从供给方向需求方转移。二是跨域跨界辐射带动优势大，交通区位条件较为优越，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汇集，能够顺畅连接生产和消费，具有较强商品和资源要素生产、集散、消费能力，能够组织商品和资源要素跨区域、大规模流通。三是现代流通产业发展水平高。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流通产业发展水平较好，流通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健全，具有优越的商品流通环境，能够有效支撑商品和资源要素低成本、高效率流通。

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支点城市的建设方向

现代流通体系既包括商贸、交通、物流体系等传统意义上的小流通，也包括金融、征信、通信等支撑资金、信息流通等现代意义上的大流通。① 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是涵盖要素市场、商贸、物流、交通、金融、信用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要构建流通发展的四梁八柱，着力将现代流通支点城市打造成为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骨干流通走廊的核心组织枢纽、现代流通网络的重要空间载体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关键战略支撑。

图2  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的建设框架

（一）构建高效有序的流通市场

高效有序的流通市场环境是商品要素自由高效流动的基础和土壤，包括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国内统一、对接国际的标准体系等，是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的重要基础。提升现代流通业发展水平，着眼商品和资源低成本、高效率自由流动，就要有效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联动更广泛流通空间，构建公平有序、配套完善、要素自由流通的高效现代流通市场，培育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二）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流通过程中的商流活动主要存在于商贸体系中，市场主体通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流通客体的物权转移，满足企业组织、消费者等对商品、要素和服务的需求。在新发展格局下，商贸体系建设是建设流通支点城市的关键所在，一方面，激发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潜力需要商贸体系支撑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流通需求；另一方面，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商贸体系要具备国际竞争力，更好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形成全球流通控制力。

（三）培育发展现代物流体系

在现代流通体系中，物流伴随商流而产生，同时引导和促进商流。当前，商流和物流融合发展趋势明显，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广泛应用，商贸企业与物流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相互渗透，打造出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流通方式。在新发展格局下，物流体系建设对于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要持续优化物流组织空间结构和运行方式，以打造关键物流枢纽为抓手，创新物流运行模式，有效整合资源、集聚要素、构建网络，提高现代物流系统运行效能。

（四）强化交通运输承载支撑

交通运输是实现人员、物资等要素资源畅捷流转的基础和纽带。综合交通网络的覆盖范围和通达程度、运输组织的成本效率、运输服务的质量水平等对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在新发展格局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要根据商品和要素的流动规模、生产生活的实际流通需求等，重点强化主干运输通道的通达能力、综合交通枢纽的组织能力等，加快构建高效、畅捷、发达、经济、安全的综合交通网络，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高效链接生产、消费等多领域与多环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升资源要素流转速率、频率和效率。

（五）加强金融服务流通功能

在现代流通体系中，商流必然产生资金流。金融服务对现代流通支点城市建设的作用不仅在于承载资金流，还要为商品和要素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第三方从事生产、经营、消费等活动提供投融资服务。新发展格局下，要加快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围绕现代流通对资金安全高效融通的需求，完善金融服务流通功能，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六）提高流通领域信用保障

社会信用是决定流通效率、交易成本等的重要因素。随着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持续丰富、参与者与合作方的增加，加快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逐渐成为提升流通效率的重要举措。交易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直接获取信息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现代流通体系的安全高效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夯实现代流通的社会信用基础，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完善重要产品追溯系统，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厚植诚信为本的商业文化，提高流通领域的信用保障水平。

成都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的基础条件日臻成熟

作为四川省省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城市之一、西部地区枢纽城市，成都市2022年实现GDP达2.08万亿元，常住人口2126.8万人，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腹地市场广阔，在畅通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产供储销等环节上具有明显比较优势。近年来，成都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软硬件建设，商贸、物流、交通等流通设施逐步完善，农产品、能源等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生产、集散、消费能力逐步提升。

（一）商贸流通市场体系日趋健全

成都市加快完善商贸流通基础设施，着力打造数字化、开放型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商贸流通发展规模持续扩张、业态更加丰富、内外贸一体化不断加深。一是农产品流通市场体系日趋健全，目前已建成大型跨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一级批发市场3个）为龙头、中型农产品批零市场（二级批发市场27个）为骨干、终端零售市场和门店（12000余家）为基础，覆盖城乡、布局合理、设施完备、功能完善的三级农产品市场体系。① 二是新模式供给持续扩大。电子商务赋能传统商贸升级发展，创新“跨境电商”“农商”“农社”“直采直销”等新型流通模式；创新中欧班列“快速通关+车边直提”模式，减少进口货物报关、短驳、吊装作业环节，整体缩短通关时间，重要商品和资源流通效率明显提高。三是内外贸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2022年，成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96.5亿元，在全国GDP十强城市中排名第6。获批的5个国家级服务出口基地，2022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914亿元、市场采购贸易出口货值315亿元、实现服务进出口总额154亿美元、出口国家（地区）达182个。

（二）重要商品集散功能日益增强

在农产品方面，成都拥有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濛阳市场），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全国性蔬菜集散交易物流中心、国家一级蔬菜批发市场和西南区域最大的果品一级批发市场，该交易中心蔬菜、果品合计年交易量800万吨，年交易额600亿元，辐射川渝、西南、西北、华北等区域，覆盖人口超2亿人，实现了“买全球、卖全国、保成都”的大流通格局。

（三）流通基础设施持续改善

一是立体综合交通网络持续织密，西至欧洲、北至蒙俄、东联日韩、南拓东盟的国际班列网络和陆海货运配送体系逐步建立，国际班列已联通境外100个城市、境内30个城市，形成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7+5”国际陆海联运走廊。建成“1环10射”铁路网络，铁路营运里程930公里，线网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五。二是物流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入选国家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陆港型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城际干线运输和末端城市配送有机衔接，初步形成“区域级物流园区（中心）+共同配送中心+城乡末端配送公共站点”三级城市配送网络节点体系。三是冷链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入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仓现有各类冷库3800余个，已初步建立了立足西部、辐射全国、影响全球的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基本形成了“全链整合、标准健全、绿色高效、安全可溯”的冷链物流体系。

加快成都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的相关建议

围绕服务和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都应充分发挥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巩固扩大在农产品、能源等相关商品产供储销中的比较优势，突出以市场为基础，以商贸为关键，以物流为支撑，以交通、金融、信用为保障，加强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加快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发展，强化交通运输、金融、信用保障，统筹发展有序高效的现代流通市场，构建内畅外联的现代流通网络。

（一）发展有序高效现代流通市场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流通领域市场准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切实打破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积极探索构建跨区域的统一市场准入服务系统。深化现代流通市场化改革，强化国家、行业标准实施应用，推动流通领域基础设施、载运工具、集装设备、票证单据、作业规范等标准相互衔接和应用。构建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制度，探索开展要素市场负面清单、权利清单、责任清单管理，建立产权交易、土地出让等流通要素市场业务协同机制，提升监管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二）建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加快建设高标准商品市场，推动商品批发市场专业化、零售化、品牌化发展，引导市场向“品牌建设+平台展销+仓储物流”的消费品展贸中心转型。壮大农产品、白酒、五金、木材、钢材等大宗商品交易业务，建设集交易、结算、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增强专业市场商品集散功能。推动商贸流通业态创新升级，创新发展直播电商、种草电商、兴趣电商等，打造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的商业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数字新零售，鼓励引进品牌智能门店、无人服务门店等创新商业模式，增设电子橱窗、多语种人工智能购物伴侣等科技零售终端。促进内外贸流通一体化发展，加强与国际通行贸易规则对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标准、交易流程标准，更好联通国内国际市场，促进企业拓展内外贸业务。

（三）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体系

拓展物流新领域新模式，大力发展高铁快运，打造高铁货运服务品牌。推动智慧物流发展，建设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食品饮料、装备制造等综合供应链服务平台，支持传统流通、物流企业采购、销售服务的数字化、在线化，加快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平台等数字化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发展绿色物流，推进物流园区低碳化建设，支持经营主体开展废旧汽车、飞机等产品逆向物流服务，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逆向物流服务平台和网络。提升国际物流服务能力，发展国际航空物流，提高国际班列运营组织质效，在海外重要节点城市布局运控中心、海外仓、集装箱提还箱点等，以“门到门”全链条服务吸引货源，增强境外班列境外服务能力。

（四）提升交通运输流通承载能力

完善综合交通立体网络，大力推动跨境通道建设，稳步拓展蓉欧中线“主通道”，培育北线、南线“辅通道”，打通成都—黄桶—钦州港铁海联运通道，加密成都经北部湾、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东盟的国际铁海联运班列和至越南、老挝的跨境铁路直达班列，畅通以成都为枢纽节点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主线路。加强骨干运输通道建设，提升铁路四向畅达能力，完善城乡融合交通网络，着力打通农村公路“最后一公里”。推进交通运输绿色化智能化，推动运输结构调整优化，推进大宗货物及集装箱中长距离运输“公转铁”“公转水”，鼓励开行大宗货物直达列车、集装箱班列、点到点货运列车等多频次多样化班列产品。

（五）拓展现代金融服务流通功能

完善流通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机构创新流通金融服务产品。深化铁路运单和铁海联运“一单制”试点，积极开展单证融资创新，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开展仓单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票据贴现等供应链金融服务，鼓励出口信用保险创新产品与服务模式。拓展流通领域多元融资渠道，推动流通领域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稳妥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积极引进各类股权投资企业，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和在线银企融资对接。

（六）加强流通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加快完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行业协会建设产品追溯系统，提供产品溯源等服务，加大可追溯产品市场推广力度，扩大可追溯产品市场规模。建立健全流通信用监管体系，围绕流通领域行政许可、证明事项等环节，明确信用承诺标准规范和流程，加强信用承诺履行情况跟踪监督，着力构建“事前信用承诺、事中履约核查、事后联合惩戒”的全链式闭环管理模式，推动以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

（编辑  宋斌斌）

回归民族问题和新闻传播的理念和逻辑（续）

    西方的话语为什么能够在很大程度成为“普遍”的话语，是因为它有一套从特殊到普遍的转化机制。资本市场和交换价值的扩张，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资本并不考虑受众的政治和社会需求，只是把受众作为一个商品。个性化的推送信息，表面上是人们的主体性得到了非常大的彰显，但所谓精准推送的背后，是用户画像，是从不同维度，包括年龄、身份、收入、性别等等，把受众切割成不同的方面，再以新的分类标准把不同的人重新组合起来。一个人的完整性在市场逻辑的这一过程中则会被肢解。

    现在媒体离我们越来越近，新闻离我们却越来越远。媒体里反映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东西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一些花边和笑料。这些信息对人们来讲有用吗？其实很多时候带来更多的是一种负担，包括各种精神上的负担。技术的影响使市场逻辑前所未有渗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

实践理论需要一种“中层理论”环节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需要走出西方新闻学，在数字时代重新确立人及其实践的主体性，重建中国新闻学的传统和道统，并以价值引领为市场逻辑来框定边界，从而构建自主的适应数字时代新变化的新闻学知识体系。要以复杂的数字生态为背景，同时要以真正的时代问题为前提，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为核心，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向，更好地驾驭资本和市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许多新闻传播理论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深化，并反过来指导实践运作。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不是纯粹的研究中的理论逻辑推演。还有一些党的政策，一些具体的要求、指示等。党的政策、方针以及要求和指示构成了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中间环节。

    有学者提出，这些党的理论、政策在实质上属于一种“实践理念”，即它是介于理论观念和实践活动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连接理论观念与实践活动的桥梁。作为一种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实践理念以动机、意志、愿望、要求、方针政策、路线纲领、战略战术、计划方案、设计蓝图、模型图形等方式出现。只有这种实践理念才真正能够指导实践。反之，实践创新也要经过理论化的提升，才能途经实践理念而变为理论创新的成果。

     实践创新对于理论创新具有逻辑优先性，理论创新是在实践基础上的思维创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既是对具体做法的系统梳理，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指导下的实践。这些经验建立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实践基础上检验后所形成的。在各个发展阶段不断摸索探讨，最后形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个层面形成了一种系统化的理念，从而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层互动。

    实践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的本质特征。百年来，党在新闻宣传领域开创性地提出和践行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正面宣传为主等等一系列理念、制度和方法，都是来自中国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概念、方法在不同领域的创造性应用。

新闻传播的社会实践属性

    从新闻传播角度探寻实践问题，我们经常忽视它的两方面属性。一般讨论实践都把它当成最基本的工作实践，这是经验性的内容。对于新闻传播来讲，讨论实践不仅是简单地做好新闻职业工作，它还有多重的意涵。其中一个意涵是在基本的工作实践之外，它还是一种职业的实践，与职业的管辖权有密切的联系。在网络和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新闻行业和新闻职业已经不再能够在新闻生产当中占据主导性的作用，网红、个人传播者、平台在新闻信息的传播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新闻传播的传统从业人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要考虑如何顺应新的局面，能够在多元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除了作为职业实践之外，还有一种作为社会实践的实践，强调的是新闻实践的社会属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善目”，就是说人们做事情（工作）的目的和手段是统一的，在做完这个事情的同时，价值上的目的也将得到实现。

    马克思特别强调实践的社会属性，在实践过程中，个人的主体性得以重新建构和实现，这样一种实践在马克思看来是真正的社会实践。

    从工作实践、职业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层面理解新闻传播，就能理解新闻背后有着强烈的价值色彩，非常强调人文精神。现在讲的新兴的数字新闻学理论，事实上过度依赖于技术和新的行为体等物的因素，容易出现过度依赖技术而侵蚀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必须回归新闻的核心价值和历史联系。人的背后是政治性的人民，一旦人的因素受到贬斥，很可能会使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为什么人的根本原则受到动摇。

    在今天，怎么使表面上的“人人传播”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参与的“共同传播”？怎样使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的需求，怎样避免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在当前技术当道的现实面前，还是要坚持人本，聚焦人的核心价值，要回到自己的传统当中去思考，把握它的历史的透明性，才能找到这个学科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我们说新闻传播的逻辑也是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闻学道路，中国新闻业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媒介融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来审视中国和西方在媒体发展道路上为什么走了不同的道路。

    媒体融合的动力是什么？在我国，最早的媒体融合是由于出现了互联网，出现了新的技术，可以打破制度对报纸和其他媒体的束缚。网上传播改变了以前纸媒只能做文字不能够做视频的困境。当时出现了全媒体记者，既拍片子、写稿子，又在媒体网站上传播音视频，某种程度上，这种全媒体是想打破纸媒和电子媒介之间的隔离。这是中国媒体融合的一个雏形。

    还有另外一种探索方式，比如《烟台日报》把旗下各个媒体全部整合在一起，取消了子媒体的行政级别。把《烟台日报》《烟台晚报》全部打通，建立统一的采访中心，根据不同媒体的需求提供不同内容和侧重点的新闻。但这些初期的探索都没能真正形成气候。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2013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求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各个媒体开始加速推进融合发展。可以说，不同于西方以经济考量为主导，政策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由于驱动力的不同，带来了其他方面一系列的变化。

    比如，中国在区域性媒体融合的发展中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社区报在美国报纸总量里占的比重很高，基本上占97%，社区报的发展在传统媒体衰落的影响的情况下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出现了新闻荒漠化的局面。由于社区的报道经济上不能带来收益，在美国越来越削弱和减少，不再能够成为社区重要的内容和连接，这是非常重大的因素。换句话说，在西方，一旦经济上不能够直接支撑，媒体本来所发挥社会服务的功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新的东西来填补，会带来很大的危机。

    中国恰恰是因为政府的介入和宏观层面的要求和安排，带来一种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和新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背后是媒体本身定位的变化，不仅仅是从经济上考虑一个主体有什么收入，而更多是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层面，向治理本位转移。它不是简单遵循市场发展的规律，而是有政治逻辑和社会因素的多元考虑，这使中国县级融媒体能够在缺乏市场支撑的条件下依然承担一些基本的社会职能，能够更好地发挥连接地方政府、协助社会基层治理的职能。

    通过融合发展掌握互联网战场上的主动权，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这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改变了媒体早期融合发展中小规模、试验性质，推动了媒体融合发展迅速走上快车道。

    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实践在理论指导下改变了现实，带来新的形势，又不断要求理论进行相应调整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2020年至今，中央深改委提出深度融合的概念，媒体发展与社会治理尤其是区域性的社会治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搞融合发展，要更好地引导人民和服务人民。媒体的功能是多元多样的，其实与媒体发展的趋势有关系，不仅仅是提供信息，更多是和人民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和基层的治理融合在一起，如果把中央的政策要求作为一条线，把媒体融合自身的发展历程作为一条线，二者相互之间有非常深入的连接关系。

    中国的媒体融合发展不断越出传统的媒体内部和媒体外部之间的边界，出现了超越单一媒体和媒体自身的特殊景象，包括不同形态、不同层级间媒体的深度融合，使媒体融合构成了一张网，不仅仅是内部广播电视不同形态之间的融合，甚至在外部、在不同层级的媒体之间也形成了非常深入的联系。地方的媒体与省级媒体和央媒之间的合作非常深入，这是特别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现象。

    媒体发展和地方政府服务的对接。媒体转型过程中对基层文化和社会治理的深度参与，对于基层和社会治理的深度参与，也是中国媒体的一个特色。

    媒体融合发展作为实践理论和现实实践的互动，在中国的新闻传播中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性，它有行业支撑，有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不是能够封闭起来纯粹做理论探讨的，与现实有非常密切联系的内容。

    曼海姆提出，历史和政治领域，不是由许多无生命的元素组成的，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寻求自然科学的因果率的法则，这种在历史政治领域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一定不是与现实无涉、并且永恒不变的数学公式。这样一个政治和历史领域的理论，不可能脱离行动而单独存在。它总是要通过实践、通过行动来验证它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循环，不能把理论从它与行动的本质联系中分割开来，行动是澄清的手段，通过它，所有的理论都得到检验和发展。

    也就是说理论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能够有用，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一个是因为它处于历史和政治的领域，第二个就意味着它一定是一种实践理论层面的理论，而不是纯粹的数学的、逻辑的、思维领域的理论。

    反观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案例，它的特点在于能够及时对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作出反映，并且借助配套的措施和政策迅速和直接地改变现实实践。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更多和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当代文明有密切联系，它核心是怎样做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化文明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怎样做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这里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和逻辑。

    做好文化与文明的传播，和做好某一个具体的事件的传播、某一个观念的传播不一样，因为文化是软性的力量，必须靠软性的传播才能够实现。做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不仅仅是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会发现，很多事实和道理讲不出去，我们说事实是这样的，别人要那样讲，他们不看事实。文化传播需要谈文化传统。有些学者说做好国际传播最重要的是同理心，以最基本最共同的身份来进行，还是要关注软性的力量。

    现在在国际传播上遇到最大的问题，它不是靠提升新闻传播能力就能够解决的，就像萨义德《东方学》里提到的一样。西方对于东方或者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表面上是一种表述，但背后其实是体现了美西方对我们的一种控制。命名权是一种权力关系。当我们打破这样一种权力的时候，就要讲述世界上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要打破别人对我们的建构，这是一种仰攻的状态。我们要打破美西方通过这种表述来实现对我们的控制，其实打破这种表述框架，相当于舆论阵地的争夺战，这里面的因素特别多，不是简单的摆事实讲道理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们讨论的很多问题背后都涉及一些价值认同。对于美西方来讲，如果他们认同中国发展道路的是成功的，就意味着他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失败的，就意味着要放弃对自我的认同、自我的肯定，所以它会有非常大的动力维护自己的认同和形象，我们仅仅靠事实很难去说动他们。

    西方媒体很多对于中国的传播背后，并不仅仅是新闻传播，而是现实政治，有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通过学术来建立一套权力关系，这里涉及的内容非常多。

    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美西方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构建。只是硬性地去摆事实讲道理，很难打破别人的垄断和封锁，这是核心的问题。回顾历史，中国更多的是靠感召力和吸引力来打破西方对我们刻板的印象。

    在当下国际传播实践中，做好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就要跳出西方固有的传播框架，介绍中华文明和各民族团结进步发展的现状，以我为主，主动设置议题，通过回到更具有人类整体性的基础语言和实质性逻辑，来增强当代中国和传统中国对外界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我们谈到中华文明的时候，可以讲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被人所共享，任何一个东西要打动别人，不能仅宣传这个东西怎么好，而是这个东西对解决他所关心的问题能够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个核心命题。我们在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对于解决当代的问题，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体现什么样的价值。

    我们在做非遗和传统文化时有一个核心点，不仅仅是把我们美好的东西，我们觉得很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而是美好和珍贵的东西里面有哪些对于解决当代问题有共同意义的价值和理念。

    现在大家都说“卷”，卷就是人们在无意义的重复，重复过程中似乎得到一些收获，其实是双输的结果，核心问题是人们精神上的困惑越来越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理想，是工业时代之前所倡导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处之道，比如担当精神和豁达态度，能够为当代人解决面临的普遍问题和类似的困惑提供参考和指引。我们在做文化双创时，要扣准当代人面临的普遍问题和困惑，能够击中别人的内心和内核。

    这个世界日益从追求物质满足转向寻找精神安宁，或者是既追求物质满足也寻求精神安宁的时候，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能更好地凸显出当代的价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潜力更好地发挥出来，将传统文化的精华打造成一种易于传播的文化产品。

    不同的国家对于中国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更喜欢你的传统文化里一些内涵的精神、一些内在的品质。新中国成立以来，不仅解决了很多全球性的难题，而且还形成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共识。这些理念对于一些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来讲，是非常期待去了解和认识的。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我们要更好地讲好我们怎样在短时间内呈现均衡发展的故事，包括民族团结的故事。

    当代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传播资源，我们要把它挖掘好，以往更多的把它当成一种政治的语汇，其实里面有很多是解决公共问题的内容。学者们正在讨论一个新的发展传播学的概念，它不是以西方那样的外在角度看国家发展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新闻传播怎么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共同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内容都可以作为我们开拓的方向，而这些方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是一致的，因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这些理念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各个国家都在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我们需要大力宣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体现出包容、尊重的精神特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更好地使各个民族团结和整合起来，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

    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只有真正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更为坚实的历史前提和实践基础。如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使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里不同的民族，怎样结合成一个真正的实体，在这个过程中建构出真正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内容，它本身建构的是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过去在国际传播里面，特别强调要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和西方的主流人群，现在发现，一味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播需要做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全球共享的精神指引，使饱含时代精神的中国文明成为人们的精神坐标，统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

（编辑  季节）

“十二五”末期，《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主流媒体在盘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时，曾用过这样的评价，“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亮点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区域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彩纷呈”。这个评价也非常适用于今天，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可以说“一个精彩连接着一个精彩”。

如果说区域经济发展是这些年令人瞩目的一个亮点，那么亮点的核心就是区域战略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而成就了区域经济的精彩和辉煌。我们看到，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重大举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谋划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核心工作，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工程”。

国家区域战略具有重大功效

在社会上，我们曾听到这样的说法，“四流的政府跑资金”，“三流的政府跑项目”，“二流的政府跑政策”，“一流的政府跑战略”。区域战略对于地方发展最为重要，它把资金、项目、政策等都囊括其中。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制定与贯彻实施？这是因为区域战略具有特殊的功效。运用区域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创造，而国家区域战略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区域战略往往是为一个区域量身打造的：一方面，含金量高，集项目、政策、功能平台、先行先试权利等为一体，是国家给予这一区域的独特发展红利；另一方面，针对性很强，地方看得见、摸得着，发挥和提升了区域的比较优势，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地方的潜力，快速形成区域竞争力和发展的高位势。

其次，国家区域战略具有“一朝结缘，长期受益”的衍生红利。一方面，国家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以不同形式一轮又一轮地延伸相关战略的实施。比如广西北部湾，2008年北部湾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着手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得益于此，北部湾地区成为广西发展的高地。规划实施期满后，在认真评估的基础上，国家按照新的形势进一步对规划做了及时修订，出台了新的政策举措。再如浙江的嘉善，2013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其成为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已连续三轮、每一轮五年为其制定了县域经济试点的方案。十多年来，嘉善发展突飞猛进，现在已经呈现中等城市的面貌。过去十多年来，国家就一系列重点地区的发展制订了多轮接续性指导规划文件，为相关区域发展持续提供了强大动能。另一方面，战略覆盖的区域也能够借水行舟、举一反三，一步一步地拓展延伸政策红利。不仅如此，有了国家战略指导，也就有了“跑部前进”的依据。

其三，国家区域战略破解了地方发展中一些棘手的难题。我们靠常规的办法解决不了的很多难题，依托国家战略就相对好解决，特别需要强调如下两点：

第一，解决了地方发展政策不连续、不稳定的问题，有利于做到将一张蓝图贯彻到底。比如安徽属于中部地区，现在又是长三角区域的一员，早些年的发展比较缓慢，在中部六个省份中常常排列第五或第六名，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思路不能持续稳定。有些地方换一个领导就换一套思路，有的提出东向发展战略，有的提出唱好“黄梅戏”（发挥旅游、煤炭、文化优势），不一而足。自从国务院出台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以后，安徽的发展思路稳定了，发展速度也明显加快，不少指标在中部地区已跃居前列。安徽现在同时享受中部和长三角两个区域战略政策之惠，发展机会前所未有。安徽的发展证明了一张蓝图贯彻到底的重要性。

第二，解决了一些战略规划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也就是国家意志与地方需求不对接的“两张皮”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很长一个时期我国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文件、政策跟地方发展需求不对接，闭门造车的色彩浓厚。我在担任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时，承担了大量的区域战略与政策文件的研究制定工作，我曾努力做了两个方面的改进：一是所有文件起草之前都要做深入的调查。那个时候的调研往往是几十个部委联合进行，视角多元、领域广阔、触点具体，是比较深入细致的。例如江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性的重大战略，如沿海发展战略、苏南现代化发展战略规划等，都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二是开门写文件。几乎所有的区域战略文件的起草都会邀请地方同志参与，甚至请他们直接进入起草组工作。这样既可以及时准确地把握地方情况，又可以合理吸收地方建议。国家区域战略既涉及国家意志，又涉及区域需求，要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真若如此，就能有效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不仅有利于把国家要求落到实处，而且有利于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

正因为如此，国家区域战略给相关的区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凡有国家战略覆盖的区域，经济增长明显高于一般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益显著优于一般地区，合作开放的步伐大大快于一般地区，民生改善的力度普遍强于一般地区。从整体上看，国家区域战略所产生的作用主要体现为：

第一，带来了区域增长格局的革命性变化。一系列鼓励沿海率先发展的措施大大提升了东部地区增长速度，也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八五”末期形成一个高点。1999年后出台的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以及2006年后围绕这些战略形成的强有力的深化细化实化举措，带来了区域增长格局的革命性变化，西部、中部乃至一个时期东北地区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东部。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第二，促进了一大批落后地区的加快崛起。区域战略尤其是针对“老少边穷”地区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力地促进了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如江西赣南原中央苏区，尽管解放后许多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总体上仍处于贫困状态。按照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的批示，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进行调研，用不到100天的时间制定了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意见，赋予了一系列支持政策。通过上下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这些地区发展步伐大大加快，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

第三，培养了一批新的增长极。在国家区域战略与政策的推动下，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传统经济引擎进一步增能。与此同时，一批新的增长极在中西部涌现，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区等通过国家区域战略赋能，这些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都成为地区发展的龙头。

第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分类指导及时化解了难点与矛盾，也加快提升了区域比较优势，因而带来了地区的加快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些年，我国经济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等的冲击，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区域战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对地区来说，有没有国家区域战略指导，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实践中，国家区域战略是通过文件和规划体现的，因此，文件和规划的质量决定着区域战略的效能。除了具有含金量之外，很重要的品质是要接地气，有针对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的教条，也不是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的学术作品。区域文件和规划要具体实在，可操作，有能效。

淮海经济区需要国家区域战略赋能

在国家区域战略整体构成中，淮海经济区理所当然应该有一席之地，或者说，淮海经济区发展也需要国家区域战略赋能。其主要理由是：

淮海经济区的区域文化底蕴厚重。不少城市具有超过2000年的建城史。如徐州2600多年，连云港2200多年，宿迁2700多年。这里是楚汉文化、淮河文化等的重要发源地，集两汉文化、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红色文化等于一体。徐州、济宁、商丘等等，都是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连云港也是江苏的文化名城。这一区域在中华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传承创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淮海经济区的区域地理方位特殊。这里四省交会、三河贯通，东濒黄海、西邻中原，北接齐鲁、南连江淮，靠近南北分界线，地跨东中部，是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的重要支点，这里还是“中国之腰”的重要组成部分。

淮海经济区的区域战略地位重要。这里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多个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的交汇地带，还是新亚洲大陆桥东部走廊，兼具“一带一路”向东向西双向开放的重要功能，能够在促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支点撬动和短板托举的作用。

淮海经济区的区域协同基础良好。区域内貌特征相近，风土人情同脉，资源禀赋优良，生态系统完整，人员交流密切，经济联系广泛，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与纽带，认同感、归属感都比较强。过去一些年各类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在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区域合作机制。

淮海经济区的区域的发展水平亟待提升。淮海地区是名副其实的欠发达或发展中地区。整体上看，区域内十市的经济总量多数处于本省中下游水平，总量最低的城市只有1000多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本省平均水平的70%左右。有八个城市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低于全国。具体来看，这一地区经济结构老化，资源支撑型色彩比较重；创新能力不强，城市发展的能级不高，城镇化水平偏低，中心城市的带动能力较为薄弱；城乡差距比较大，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不足，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等等。

这些因素充分显示了对这一区域实行国家区域战略赋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无论是从基础条件看还是从发展需要看，淮海经济区都应当获得国家区域战略的特殊对待和专门指引。而在国家战略推动下加快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规划》意见稿从几个方面谈到了加快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有利于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融合发展，汇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有利于探索多省交界地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建立行政区和经济区适度分离的管理体制，打破行政区划藩篱；有利于推动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共同激发经济区内生发展动力，打造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新标杆；有利于推动苏鲁豫皖结合部崛起，加快东中部相对欠发达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形成全国有影响力的高质量发展合作区。

淮海经济区概念的提出已经有30多年了，但时至今日，这片区域仍然缺乏国家量身打造的战略规划。

今年3月13日，两会受权发布《关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作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被写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融合发展的政策举措”。党中央国务院将进一步重视淮海经济区的发展。这不仅因为其建设过程曾经凝结了其中一些领导同志的心血，更因为它是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际需要。

立足合作联动推动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已经开启，淮海经济区契合国家现代化征程的必然选择是推动和实现高质量的协同发展，其关键词有二：一是“跨越”，另一是“引领”。“跨越”和“引领”是基于对这一地区发展基础与战略使命的统筹把握，两者之间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淮海经济区的发展过程应当是对这两者辩证把握、有机结合并实现相互促进的过程。

我以为，淮海经济区四省十市共同推动《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规划》的编制是极具智慧和富有远见的。从地位上看，《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规划》是一个指导和推动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发展的规划；从内容上看，这是一个引导和推动十市深化合作的规划。要实现“跨越”与“引领”，手段是合作，出路也是合作。

其实，一个地区发展的动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部资源要素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调动，即激发内生动能；二是区域间的合作积极展开与深入推进，即有效集聚外部动能。区域合作有利于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拓展经济运行空间，更大范围利用和配置资源要素；有利于促进合理分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避免恶性竞争；也有利于整合资源要素，在最高水平上形成创新能力和抗冲击力的能力。区域合作还能让域内老百姓获得最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就两种动能的关系而言，推进区域合作不仅不会妨碍内部动能作用的发挥，反而能使之达到更高的水平。建议各地在重视发挥内部发展动能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区域合作的认识，把它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区域合作对发展快的地区和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都有着积极的重要作用。对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通过合作可以趁力借势，如承接层次较高的产业的转移，对接先进的体制标准和做法，引入高水平的技术和人才。对于相对先进的地区来说，依靠合作能够锦上添花，如实现供应链、产业链的有机协同，解决经济回旋空间不足、资源配置条件不充分等问题，拓展增长潜力、培育潜在市场等。

淮海经济区是多省交界地区，而合作对于多省交界地区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普观全国省域交界地区，多数都处于欠发达的状况，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从内部看，由于资金、交通、精力等因素导致鞭长莫及或无力顾及，边沿地区就成为边缘化地区；从外部看，分属于不同省份的各行政区之间往往为一己利益而互不相让。深入分析这个问题，就会充分认识到在多省交界的边沿地区推进合作的极端重要性。从理论上说，解决边沿地区或交界地区边缘化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区划调整，但这样做成本较高，也不可持续；二是利用经济办法，通过双方或多方合作实行一体化运作。后者是一种尊重现有行政区域划分和各自合理利益需求的科学做法，有利于各方将边沿变成中心、冷区变成热地、竞争变成互助、封闭走向开放。

那么，淮海经济区推进各方合作需要把握哪些关键方面？

从方向上看，要紧紧扣住全面实行区域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着力实现四个定位：要依靠十市的紧密合作，把淮海经济区打造成为多省交界地区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资源连片地区转型发展的样板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引领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的试验区。这四个定位充分考虑了这一地区的发展基础、比较优势，是需要着力破解的难题，是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任务，也是区域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特色。 从内容上看，淮海地区十市要通力合作，遵循客观规律要求，推动一些重点领域的协同发展。

合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一般来说，营商环境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条件和因素，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活动的手段与方式的总和或综合体现，涉及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程序路径、方式方法、手段技巧等，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是直接和显著的，其效果立竿见影，决定着投资愿不愿意来、企业愿不愿意矢力创新、能动性生产经营活动能否持续等状况，最终影响着地区发展的潜力与竞争力。

但营商环境建设并不嫌贫爱富，它与政府部门的努力密切相关，相对落后地区、欠发达地区的营商环境建设是可以走在全国前面的。前几天我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与沈阳、呼和浩特和无锡三个城市的市长一起讨论优化营商环境问题。这三个城市的发展水平、行政层级都有差别，但在营商环境建设上都有创新举措和新鲜经验，可供其他地方学习借鉴。

淮海经济区应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做法的基础上，紧扣两个方面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一是要以具体问题的解决为牵引，不断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总体上说，近些年的营商环境建设是以解决一些具体事项为抓手的，但不能止于这个层面，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后面都有体制机制根源，要一挖到底，从根本上化解产生问题的症结。二是要以“给方便”为起点，不断朝“壮信心”方向拓展。这些年各地营商环境建设集中在通过“放管服”改革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重点是压缩审批清单、简化审批程序、优化审批方式。但仅仅“给方便”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壮信心”。企业或投资经营者最为看重的是稳定与规范的制度，有了公正的制度、稳定的政策、透明的决策和规范的操作，就有了对政府的信任和市场的信心，也就有了发展的动力和创新创造的积极性。

协同推进产业优化布局与不断提升

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其一，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状况，地区增长的潜力和竞争能力都取决于产业发展的水平。其二，地区发展的潜在威胁在于产业老化，而地区间最大的伤害来自产业的同质同构竞争。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应当把协同推进产业的合理布局和不断提升放到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产业发展上不能我行我素、各自为政，应把握如下四个方面：

（1）依据比较优势进一步优化产业分工。充分考虑到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推动形成十市间各具特色又相互支撑的产业链供应链衔接配套格局。现在建立的十市间的协调机制是一个好平台，定期或不定期对一些重大问题开展协商十分必要。建议协调机制能够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地区间的产业协同，深入研究内部的同质性有多高、外部的竞争力有多强、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否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尽快推动制订十市间产业协同发展专项规划。

（2）从实际出发着力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辩证看待传统产业，不要把传统产业一律视为低端产业加以排斥淘汰，始终坚持运用现代技术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一经现代技术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也就蜕变成为现代产业。我们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也不要脱离实际一味追求高新技术产业，缺乏资源要素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是空中楼阁，很难持续发展壮大。推动产业发展不宜全部画地为牢，在一个地方很难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可以通过共建产业集群或者合办产业园区，联合培育。

（3）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要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支撑。只有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区域经济才会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冲击。“第三产业比重越高则产业结构越好”是一种片面认识，脱离第一、第二产业单纯追求发展第三产业，就如在沙滩上建高楼。只有把先进制造业做强做大，产业基础才会牢固，产业活力才能持久，囿于特殊基础与战略定位，部分城市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主体是科学的。但就一个区域而言，必须坚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体，把先进制造业发展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上。

（4）未来产业的布局要量力而行。未来产业决定着地区发展的前途，应及早谋划，争取主动。但也要量力而行，不能仅凭一腔热情见高就上、见新就攀。应综合考虑自身基础和资源要素的集聚能力谋划和培育未来产业，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抢占若干引领性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共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分享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协同发展的标志体现，也是根本性成果所在，发展动力所在，与治理能力、发展实力、协调程度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相关，与区域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直接联系。如果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做得好，区域的凝聚力创造力就会大大增强。淮海经济区各城市应通过深化合作，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惠及全域人民，特别是推动发达地区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一般地区具有特色的公共服务惠及全域人民。实现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对接、优势互补。这项工作的本质是保障区域内所有人员平等发展的机会和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权利，需强化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打破地区行政壁垒，以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域产品、服务的充分供给与共同分享，以体制贯通促进机会均等、权利平等。二是协同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体系，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三是创新跨地区公共服务的机制，通过清单管理不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的领域和范围。

一体构建高水平的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技术是正在蓬勃兴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标志性成果，是新兴经济和未来经济的坚实基础，一个国家和地区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对数字技术的掌控能力上。以数字技术渗透融合为特征的新型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和整个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提升质量与规模。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对欠发达地区有着特殊的益处。数字技术能够有效颠覆传统时空模式，化解既有地理环境的约束，超越现实发展基础，克服行政治理存在的随意性、粗放性等缺陷，更加广泛、自如、精准、高效地配置资源，从而为欠发达地区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后来居上提供条件。不需要翻山越岭、跨洋渡海，一个电脑终端可以配置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实物资源，开展各种类型的生产交易活动，这就是数字技术革命的威力所在。

淮海经济区应当紧扣“一体”和“先进”两个关键词，扎实推进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切实解决相互分割、互为壁垒的问题，做到一体化建设、全面贯通，共同分享、高效利用。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动员一切有生力量，集中财力建设高水平的、处于领先位置的数字技术体系和数字经济结构。在这方面，要奋勇争先，大干快上。

（编辑  宋斌斌）

我国近年新型研发机构快速发展，取得许多进展，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

新型研发机构的类型和进展

新型研发机构通常由多方共建，强调产学研资之间的紧密连接，在实验室的机制上进行与市场需求对接，力图将实验室的项目有效推向市场，整合从科研到商品化的创新链条。

新型研发机构的类型和特点

高校院所主导的研发型。 这类新型研发机构由高校或院所主导，侧重于学术研究与技术开发的结合，强调前沿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和转化。如清华深圳研究院、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等。

高校科研院所主导的产业服务型。这种高校异地研究院类型最多。具有技术转移、转化、孵化、合作、对接功能的产业服务型产业研究院，多设在教育资源比较欠缺的地方，在对接产业经济和推动地方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地方政府与高校共建的产业研发创新升级型。这种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融合了科技、产业、资本及教育资源，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注重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

    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不仅进行前沿科学研究，还形成了一套高效的、社会化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机制。

政府与高校合作。如1999年深圳建立虚拟大学园，现有研究院68家。南京大学在省外建立了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总院等4家政产学研平台，再如长沙环保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增材制造工业技术研究院，海安南京大学高新技术研究院，南京大学常州高新国际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2000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共建的电子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与广州高新区合作设立的华南理工大学广州智能装备研究院。还有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大、厦门大学等深圳研究院。

高校与企业联合的研发机构。包括清华大学与企业共建的研究机构，上海交通大学与临港集团合作建设的上海交通大学中英国际低碳学院，电子科技大学与四川长虹共建的雷达系统协同创新中心，北京理工大学与北汽集团、中科院等单位合作建立的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

企业兴办的新型研发机构。它们以持续研发投入、聚焦前沿技术、开放合作、人才培养与引进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如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中国移动-东方电气5G+先进制造工程应用研究中心，还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华为研究院、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达摩院、腾讯公司旗下的腾讯研究院等。百度公司旗下的百度研究院投入科研经费和AI居国内前列。

民营科技研发服务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产业技术研究院。由高校院所人员出外创业兴办的研发服务企业。他们专攻细分技术领域、细分市场，有旺盛的生命力。

面向企业的技术研发服务研究院。如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

新型研发机构的进展和成绩

促进了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高校这些新型研发机构的构建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地方产业升级，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构建了集创新资源、产业需求和研发载体于一体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向市场转移转化技术成果6200多项，衍生孵化科技型企业1200家。以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和创新机制，在科技体制改革和服务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研究院在产学对接和服务产业等方面的作用是一般高校难以达到的。例如华科大异地研究院院长说，“有一个企业做零部件的涂层。以前都是用进口货，现在是我们撮合车厂部件商来和老师一起研发进口替代，合作非常紧密，现已达到细分领域前三了，在申请国家小巨人！”“我们亲自找企业谈，吃了多少饭，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时间，见了多少高层，真的很不容易！一般高校老师真不可能做到！”

促进了地方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不同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各有侧重点，但共同的目标都是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清华苏州汽车研究院专注于汽车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研发，围绕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开展工作。至今，该研究院已累计完成70多项高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成为国内汽车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

促进了新一代技术的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往往是在新的科技和产业背景下成立的，它们可能更加关注前沿技术、交叉学科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

如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与深圳市至信微电子合作，共同在苏州吴江区建立了“碳化硅联合研发中心”，加速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在新能源汽车中产线前端应用的落地与定制开发。碳化硅技术能够有效提高电力利用效率，降低设备发热量，减轻车身重量，从而提升整体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

新型研发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定位功能和机制问题

一是新型研发机构在定位和功能上并不清晰、精准，存在模糊性。现实运行中，一些机构在研发方向、技术转化路径以及市场定位方面可能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导致资源分散、研发效率低下，一些产业研究院尚缺乏原创前沿技术产品开发，如AI产业。

二是机构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够成熟。一些产业研究院缺乏创新管理人才，缺乏科学的管理体系、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有效的项目管理制度，导致人员积极性不高、项目进度缓慢。

三是市场对接和成果转化机制方面，一些机构缺乏与市场的紧密联系，或者成果转化机制不够顺畅，导致研发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 

问题的表现

研究方向与目标定位不明确。一些新型研发机构在成立初期，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定位，导致研究内容与地方产业需求不匹配，难以有效支撑地方经济的发展。

体制机制不健全。新型研发机构在体制机制上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如科研与市场脱节、科技成果转化难度大等。

人才队伍建设不足。人才是新型研发机构的核心资源。目前新型研发机构的科研、开发、管理人才配置不尽合理，高层次创新人才缺乏、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等，直接影响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效果。

财务管理不规范，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由于制度不完善，财务管理办法在学校与企业之间模糊不清，管理不规范，或项目选择不当等原因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而且获得社会资本较少而资金不足。

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由于在利益上缺乏合作机制的政策法规，一些机构难以有效搭建起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桥梁，和企业合作模式单一，导致科研成果难以转为产业优势。

政策支持不到位。如政策不连续、支持力度不够等，影响新型研发机构的研发活动和产业化发展。

评价体系不完善。如过于注重短期成果、忽视长期发展等。导致新型研发机构过于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期发展和可持续性。

市场对接能力弱。有些机构缺乏有效的市场对接和商业模式创新，可能导致科技成果难以实现商业化。

尚未形成市场化盈利模式。新型研发机构多数处于依赖政府或公共资金支持阶段，未能形成有效的市场化持续盈利模式。

国际化视野有限，国际化能力较弱。多数为国内产业服务。

参看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

  台湾工研院是台湾地区最大的非营利性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其功能是组织应用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和实验生产，致力于前瞻性共性技术领域的研发，并将科研成果转移到工业生产领域。可根据产业需求自主选择研发方向，与企业进行双边开发或委托，提供技术服务。

  ——坚持产业导向，注重与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错位发展，形成了自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较强的全球服务能力。

  ——实行“技术+人才”双输出模式，每年有大量人才流动到产业中，同时积极招揽全球优秀科技人才，增加人才储备，并通过为员工提供海外进修等方式鼓励优秀人才。

 该院成功孕育了台电、台积电等世界知名企业，为台湾地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和技术支撑，被誉为“创新引擎，台湾产业成功的推手”。

该院每年向产业界转移技术500项，提供15000次以上的技术服务；多年来向企业界转移人才16000人，其中6000人担任中高级主管。该院每年技术转移促成各类投资项目超过600项，带动投资金额每年平均180亿新台币。（史钦泰，2006）

参看国外的经验

  发达国家在产学研与金融资本融合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生态。他们更加注重从市场需求出发，通过产学研合作，共同推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这种模式下，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实现了技术与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

197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制定了“试验性研发促进计划（ERDIP）”，“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UICRC)”，1985年创建“大学工程研究中心(ERC)”，1988年之后创建“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STC)”。对设立这三类中心的共同要求是，中心必须设在大学，并有企业参与合作，其目标必须同时输出面向工业的研究成果和科技人才。（刘则渊）

美国工程研究中心（ERC）由大学牵头，吸引企业以会员或项目合作方式参与研究活动。经费来源为NSF对各工程研究中心资助1/3经费（100万-360万美元/年），30%来自企业，20%来自其他联邦机构，学校提供10%，还有10%来自州和地方政府。各工程研究中心有14-83个企业伙伴（平均35个），涵盖大中小型企业，世界500强占近50%。（何洁）

2012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启动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在重点技术领域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决定拨款10亿美元，5年内建立15个区域性的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10年建设45个创新研究中心，每个州建设一个。中心大范围组织产学研用各方联合共建。

 美国建立了概念验证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 POCC）。从2001年第一个由私人基金会捐赠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冯·李比希创业中心成立，到《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2009）和《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2011）两份政府报告出台，许多高校不仅有技术转移办公室（OTT）,而且建立了概念验证中心。概念验证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发现新原理，形成新概念；对新概念提出商用的多种可能性；从实验室技术到实用产品或服务验证；从概念产品到市场商品方案的验证；从产品到产业方案的不断验证；提出全程验证说明书，为企业发展和投资商提供可靠依据。（孙海鹰，2022）

概念验证中心的创建和发展历程表明“促进大学科技成果商业化，优化大学、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协同创新能力，进而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发展，是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致力于面向工业应用技术研究和服务。塑造技术，设计新产品，改善生产方式和技术。该协会成立于1949年3月26日，在德国有69个研究机构。

美国伍斯特工学院（WPI）的金属工艺研究所（MPI）是产业与大学的联合体。MPI的宗旨是做企业共性技术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包括：企业现有技术的基础性研究，了解其机理，目的是解决行业中的一些重大关键问题；同时进行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技术的创新性、探索性和跟踪性的研究，为企业的长远技术发展方向提供参考。（西工大黄卫东）

关于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新型研发机构改进和提高的方向

许多新型研发机构倾向于从高校的科研优势和现有成果出发，寻找市场的应用场景，他们采取的路径是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的单向推进，而非从市场的实际需求出发；这种模式往往忽视了市场动态和用户反馈，导致科研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市场产品；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就难以获得社会资本，实现有效的产业化和商业化。

对于大多数技术而言，供给方的技术推动必须与使用方的需求紧密结合，双方合作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才能实现广泛的市场应用和商业成功。新型研发机构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导向，以市场需求引领技术创新，形成供需互动的良性循环。

当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研发机构，其产学研合作模式更加注重市场反馈，通过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生态系统，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创新的持续推进。

新型研发机构需要采取的措施

新型研发机构应该积极与企业联系沟通，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和市场需求，根据需求来开展研发工作，可以与企业建立研发团队，共同推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除了与企业合作外，新型研发机构还应该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体系。通过共享资源、互通有无，实现技术的创造和创新。

新型研发机构可积极寻求金融资本的支持，通过引入风险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等方式，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资金保障。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几个根本问题的思考研究

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定位。产业研究院是围绕成果转化找市场还是根据需求搞开发创新？高校是知识创造的主体。产研院重点应是创造新技术新产品。现在新型研发机构的主要问题是从学校的优势和现有成果出发去找市场，而不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去和企业融合去深度开发，实现产业化商业化。原创技术推动都是有重大颠覆式技术引导大量市场需求，如PC机和手机。一般的供给方技术来推动必须和需求方市场紧密结合才行。所以单向的线性的成果转化还是忽视市场的重要性。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方向。研究院是面向前沿还是技术服务？产业面向市场，还是面向成果？成果转化也是一个途径，但主要方向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和企业一起同步、协同研发、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作用。是桥梁纽带，促进创新联合体，还是自己作为产业主体？还是立足产业技术的开发服务？应当是兼有研发和服务的双重作用。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机制。是学校的一个处室的附属还是独立的非企事业单位？或成为独立企业？要明确发展机制，又要有发展动力。还是单设好。

关于共性关键技术平台。对于新型研发机构来说，可以借鉴台湾工研院的成功经验，加强前瞻性共性技术领域的研发工作。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国际合作。科研和创新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形成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力争与国外企业、高校、研发机构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共同发展”的格局。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法律法规政策。政策制定者应考虑提供更加明确和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以促进新型研发机构的健康发展。各个研究院政策、财务管理不一致的问题如何以法规政策明确。

关于为企业服务的大型产业技术研究院问题。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模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需要警惕其可能对企业创新机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产生的潜在影响。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议产研院在发展现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加大对共性关键技术的投入和支持，加强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在原理科学和原创上下功夫，形成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把企业摆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重要位置。作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骨干能源央企，国家能源集团具有“煤电化路港航”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的特点，煤炭生产、火力发电、风力发电、煤制油煤化工生产规模世界第一，产业分布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加拿大、南非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75个党委、9120个党支部（总支）、11万余名党员。国家能源集团立足一体化运营优势和产业链特点，结合点多、线长、面广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开展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专项行动，形成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153”模式，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了党建加强、产业升级、创新突破的“三赢”工作格局，在建设现代化能源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迈出坚实步伐。

坚持“一体化”推进，党建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发展

加强产业链创新链党建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产业要发展、创新要升级，必须坚持党企同进、一体发展：党企同进是方式，一体发展是目标，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通过党建“链”上聚力，“链”上聚势赋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坚持党企同进。瞄准产业链创新链发展方向，国家能源集团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把党组织建在“链”上、资源聚在“链”上、服务沉在“链”上，确保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体现在哪里，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改革发展全业务、全过程和全员，做到链上基本组织更加严密、基本制度更加健全、基本队伍更加坚强、基本活动更加有效、基本保障更加有力。

坚持一体发展。聚焦产业链创新链发展路径，国家能源集团坚持党建工作和企业管理有机统一，党建与业务“目标一致、责任共担、同题共答、相互促进”，统筹推进、一体发力。深化拓展一体化独特优势，通过党建引领、联搭平台、联合攻关、联动创效，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聚焦高效运营做好固链，聚焦“集疏运”做好补链，聚焦战略接替做好延链，聚焦供应链优化升级做好强链，整合产业链创新链资源要素，全面构建“党建引领、互助共赢、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以党建赋能产业跃变升级。

搭建“五个平台”，打造共建共享、多方共赢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国家能源集团全面发挥大一体化优势，构建党建与产业链创新链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内外一体、立体交叉的工作体系，实现理论共学、资源共享、难题共解、活动共办、队伍共建，形成聚合效应。

搭建理论共学平台，提升政治引领力。一是联组共学。“链主”单位联合链上各方，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动链上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深学笃行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产业链创新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二是同题共研。围绕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三个作用”、形成新质生产力等主题，开展大学习、大讨论，通过“专题学习+交流研讨”，持续迸发新思路、形成新举措。三是实践转化。推动学习研讨成果转化，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实践成果，不断提升产业链党委领导力、支部战斗力、干部执行力。在金沙江旭龙水电站，链上各参建单位每季度开展1次学习讨论，汇聚参建单位、行业专家、科研院校的智慧和力量，成功培育出一批“首创”“第一”工程。

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提升协同联动力。一是资源共享。充分利用AI、大数据、云协作等信息技术手段，加强链上各方党建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在疆煤出区大通道，链上单位打造党建工作云团队，搭建云端党建资源库，共享工作经验、学习资料和教育课程，每月开展共学共研。二是要素共用。充分发挥链上重点企业的辐射作用，带动各企业充分发挥优势特长，有机整合生产要素，推进产业技术协作和资源统筹利用，助力产业链协调发展。通过CCUS创新链党建赋能行动，推动链上各企业重点实验室、科研设备、办公场所等资源条件共建共享，为技术攻关节约时间和资源，实现目标更加同向、沟通更加顺畅、工作更加协同。三是成果共鉴。建立党组织统筹协调调度工作机制，及时将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攻关中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在链上各单位推广应用，提高产业链科技链创新创效质量。低碳院举办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讲座、科技成果转化路演等活动，组织链上各单位积极参加，丰富应用场景，推动创新链成果更好服务集团一体化运营大局。

搭建难题共解平台，提升企业发展力。一是目标更加聚焦。编制链上治理主体议事规则，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推动各单位聚焦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制定工作举措，通过搭建链上党委、链间支部交流平台，聚合链上企业优势，着力锻长板、补短板，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将重点项目打造成示范项目。二是难点充分研判。构建网格化党建工作机制，通过党建圆桌会，收集、对接、跟进、反馈项目研发、建设应用中的难点问题，深入分析原因，共商解决措施，形成了共谋发展、共解难题的良好链上生态。在疆煤出区大通道产业链上，各单位党委建立沟通机制，实施周统计、月总结、季优化举措，实时共享煤炭需求、运输、生产数据，实现供需储有效对接，产运销动态平衡。三是堵点高效疏通。强化产业链党建发挥作用，广泛开展“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活动，激发党员意识和党性观念，推动链上企业协同攻关发展短板、链间不畅等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让“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冲锋在第一线；哪里有硬骨头，哪里就有党组织战斗在最前沿”成为产业链创新链的共同行动，打造了新疆吉林台水电“支部联盟”、新能源院碳中和研究中心“一堡垒一旗帜一平台”、江西丰城电厂“岗区联动”等一批示范样板。

搭建活动共办平台，提升组织战斗力。一是推进标杆企业共建行动。聚焦能源行业特征和产业链各环节，以党建联建共建为纽带，推动煤矿、电厂、运输、港口、铁路之间的联动配合，集中力量联合一批在链上的标杆企业，一体推进产运需衔接、路港航协同，解决产业链创新链张力不足问题。低碳院与宁夏煤业、包头化工党委签订联建共建协议，将先锋力量聚在“链”上，合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二是推进示范园区攻坚行动。立足集团能源企业特点，发挥能源保供优势，推进与所在社区、工业园区党组织开展共建，推动企业园区共同发展。江苏宿迁电厂与所在园区协作建设“无废城市”和“绿色港区”，发挥技术优势打造可再生能源多场景应用，实现与周边工业企业多能级能源需求灵活匹配，与地方城建实现双赢发展。三是推进外委队伍共管行动。聚焦作用发挥，打破企业隶属关系，与外委单位一体开展党支部攻坚竞赛和党员领题攻关活动，集中力量推动工程项目建设。在江苏常州2×1000MW机组建设项目中，通过“两进两同”党建工作法，组织共建单位党员进重点项目、进外委班组，外委人员同管理、同关心，协同开展组织生活、红色教育、班组会议活动，实现政策上传下达高效有序，安全管理规范提升。

搭建队伍共建平台，提升凝聚向心力。一是干部联合培养。组织链间企业互派干部挂职锻炼、交流培训，形成产业链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斜杠培养机制，全面提升链上干部“想干、干事、管事”的能力，成为推动产业链创新链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二是人才裂变互通。树立链上大人才观，推动链上单位人才资源交流共享，组建专家、工匠人才库，根据业务所需，统一调配专业人才，实现人岗更加精准适应。疆煤出区产业链建设人才服务中心，组建科创论坛，借产业链发展共同培育人才。三是后备力量联储。协同推进链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荐青年力量担任链间企业重大科技项目骨干，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台子、铺路子。低碳院聚焦解决长链α-烯烃卡脖子问题，实施青年“尖兵向前”专项行动，高质量完成“制取α-烯烃技术”国家项目攻坚。

坚持“三个全面”，以“链”思维推动“链”上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要坚决当好创新引领者。国家能源集团坚持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布局党建链，以党建赋能产业链创新链，推动企业从“国企思维”向“国家思维”转变，实现以点带链、以链促面，以“链”思维构建“链”上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了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

全面扛起“链主”担当。国家能源集团坚决端牢能源饭碗，全面扛起能源保供职责使命，勇担能源产业链链长，发挥产业链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作用，着力增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以煤炭保能源安全，以煤电保电力稳定，发电装机突破3.2亿千瓦，煤炭产销量、发电量、供热量和铁路货运量分别占全国1/6、1/7、1/8和1/9，圆满完成多个重点领域、重大活动、重要时段能源保供任务，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良性融通，发展的韧性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全面树立“链式”思维。国家能源集团以党建为纽带，创造性地开展链上党建赋能行动，协同推动重大工程、重点项目、重要工作，有效打破条块分割和领域限制，实现产业跨越企业限制、创新跨越领域限制、人才跨越地域限制，聚链成群、集群成势。快速推进整合融合、区域电力体制改革，加快专业领军、双百、科改等试点改革，理顺煤电关系，增强区域协同，加快推进两端发力、一个重塑，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了“煤电路港航、煤电油气化、产运销储用”一体化的独特优势，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全面发挥“链条”效应。国家能源集团有效发挥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激活和培育各产业的比较优势，以多元快速创新保可再生能源规模质量发展，提升能源系统多元融合性，构建“煤火风光水”“化油气氢核”能源谱系，加快形成能源绿色链。国家能源集团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1.1亿千瓦、占比超35.5%，风电装机保持世界第一。聚合链上企业创新优势，以一体化数字化国际化保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以大项目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装备升级，攻克研发了一大批原创性、前沿性、引领性重大成果，在工业控制、风电运维、节能环保等领域实现多个“首台套”“首突破”“首批次”“首版次”重大科技成果，彰显了科技创新活力和实力。

（编辑 尚鸣）

跨境电商市场既充满机遇也存在风险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让跨境电子商务实现了爆发式增长。跨境电商作为推动经济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的技术基础，有效地降低了国际贸易门槛，较少了国界限制，正在引起世界经济贸易的巨大变革。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提升，全球跨境电商规模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趋势。跨境电商不仅冲破了国家间的障碍，使国际贸易走向无国界贸易，也正在引起世界经济贸易国际规则、法律的巨大变革。对企业来说，跨境电商构建的开放、多维、立体的多边经贸合作模式，极大地拓宽了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促进了多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企业间的互利共赢；对于消费者来说，跨境电商使他们非常容易地获取其他国家的信息并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我国跨境电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正处于从扩张到成熟的阶段；当前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引擎。然而，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市场中，跨境电商企业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要面对各国法律法规、商业习惯、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差异性，企业在制定营销策略时，往往不能全面了解这些差异，由此出现触犯当地法律、业务不合规的问题。其次，跨境业务面对的是全新的市场环境，这要求企业在制定政策时因地制宜，具备精准的市场分析和营销策略选择的能力。第三，跨境电商比传统外贸电商增加了跨国物流、支付、税收产生的成本，以及为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优质客户服务而产生的高昂的营销费用，这些费用的增加使跨境电商企业经营面临较大的风险。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一些传统的营销方法可能不再适用。本文在充分剖析跨境电商出现的新特征、新问题的基础上，从目标市场、产品定位、品牌建设、营销渠道选择、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结合对市场以及跨境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对跨境电商营销策略进行了优化研究。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迅速

数据显示，2019-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长迅猛，近两年增速趋于平缓，但总体规模仍逐年增长。预计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有望达到2.95万亿元。随着全球贸易活跃度继续上升，外部需求呈现回暖迹象，中国企业预期将持续改善，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将持续增长。

总体来看，目前跨境电商发展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市场规模庞大。据《2023年跨境电商行业数据报告蓝皮书》，2022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达15.7万亿元，较2021年的14.2万亿元增长10.56%；预计未来几年，国民购买力和发达的电商供应链将有效促进了跨境电商市场的持续增长。另外，从调研情况看，只有大约12%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办理了海关的进出口资质，导致海关的监管数据与企业的真实出口数据无法有效匹配，跨境电商营业额的实际体量可能要大得多。

（2）发展速度飞快。从2019年到2022年，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增速分别为16.66%、19.04%、13.60%、10.57%，一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趋势。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为2.38万亿元，较5年前的0.13万亿元增长近20倍。由于全球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移动设备的普及，以及消费者对海外商品的需求增加，过去几年里跨境电商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传统的电子商务。

（3）贸易伙伴多元化。我国跨境电商的贸易伙伴几乎遍布全球，跨境电商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国的外贸格局，而且对全球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这使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更具全球化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贸易伙伴，可以有效分散因单一市场变动带来的风险；利用全球各地的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此外，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不断涌现，企业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更方便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例如，阿里上线的外贸AI产品“生意助手”，拼多多旗下Temu推出的“全托管”模式，京东物流在国际供应链领域的加速布局等，都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总的来说，跨境电商贸易伙伴多元化是我国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我国外贸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共同推动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

（4）跨境电商主体数量增长。由于政府对跨境电商行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和普及，跨境电商的技术门槛逐渐降低，更多的企业有能力进入这个领域；消费者购物习惯和消费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线购物、跨境购物，推动了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目前我国跨境电商主体已超10万家，进出口额1亿元以上的约7800家。我国设立跨境电商海外仓超1500个，总面积超1900万平方米，近90%的海外仓已开展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这些数字表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涉足跨境电商领域，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全球化的商业环境，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和增长点，这不仅有利于企业拓宽市场，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推动了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

图1 我国跨境出口电商发展现状

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迅速，但面临的挑战也很多。如何更好地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包括税收政策、进出口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如何提高物流配送的速度和质量，如何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等。此外，跨境电商还要面临支付和货币汇率风险、客户服务和售后难度等问题。

物流特点与难点

跨境电商需要面对跨国物流的问题，增加了运输时间和成本。相较于传统的物流模式，新兴的物流模式采用了规模化运输模式，减少了货物配送的环节与成本，但缺点是客户需要等待较长的运输时间，退换货也较不方便。跨境电商的供应链链条较长，涉及采购供应、物流配送、报关清关、电子支付、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全局。常见的国际物流模式有海外速递、跨国专线运输、海外仓、直邮、国内物流国际化等方式。这些国际物流模式在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提升了国际货物运输的效率和品质，还能带来更为完备的规划方法，如信息化、供应链设计、咨询服务、物流综合管控能力等。

市场特点与难点

跨境电商市场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市场正在逐步崛起，五个东南亚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的电子商务零售额增速位居全球前十；美国、英国和德国是全球跨境网购消费总额前三名的国家，消费者可以从全球范围内挑选自己所需的商品，而卖家则可以快速拓展海外市场，实现全球销售。技术进步、消费者行为的变化等因素都对跨境电商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安全支付、订单追踪与客户服务等支持性技术的快速生长，使得全球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为了在跨境电商市场中取得成功，企业需要深入了解和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深入进行市场分析和周密的战略规划，了解不同市场的法律法规、汇率政策、语言和文化差异、物流配送等问题。评估市场需求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并制定合理的市场策略。

法律和文化差异性问题

各国关税政策不同，对跨境电商的定价和利润会产生一定影响，并且跨境电商还要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以吸引和留住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当今时代，移动互联网具有极强的传播能力，全球的支付能力、物流能力、供应链能力都已明显增强，技术支撑给整个市场来了积极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不断深入，跨境电子商务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法律问题。跨国电子商务链条包括很多环节，各个环节的服务企业之间互相交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联系网络。而“灰色海淘客”和“人肉代购”产品售假等事件，严重地破坏了跨国电子商务的正常营商环境，进而影响了网络平台的合法性。

品牌和消费者服务难度大

一是拓客渠道较少。虽然近年来跨境电商的营销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品牌推广是一个持久的过程，目前主要依靠口碑营销方式，即忠实的经销商自用、收益，而后以亲身体验通过朋友圈、微博、抖音、小红书、直播、社群等方式进行体验传递。因此，如果未将产品独特优势通过更为直观高效即时的方式传递给消费者，便很难达成在众多看似同质化的产品中脱颖而出的效果，有可能导致潜在客户群体的流失；二是用户忠诚度无法在限定周期内有效建立。由于跨境购买最初的购物价格不一定实惠，加之一些产品的特殊性，因此在顾客下单后，若不连续使用，很难留住一些老客户，客户的品牌忠诚度也难以建立；三是线下活动链接作用有限。由于距离问题，一些线下活动很难开展，主要依靠线上推广者、经销商、消费者之间通过聊天软件沟通联系，难以拉近与客户的关系，服务效用性较低。消费者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购买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商品的价格、品质、品牌、物流速度、售后服务等。例如，在美国电商市场中，消费者更关注商品价格和价值，66%的美国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大型零售商自有品牌而不是独立品牌。此外，消费者还关注商品的外观、产品评论、快速发货等因素。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和渠道选择也是跨境电商消费者行为洞察的重要部分。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不断发展，跨境电商消费者行为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如更加注重个性化定制、更加注重购物体验、更加注重社交媒体的影响等。

跨境电商营销策略面临新挑战

在全球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有效的营销策略可以使企业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对于跨境电商而言，深入研究营销策略是解决跨境电商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传统的跨境电商营销策略已经无法适应我国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新挑战，需对以下方面进行相应的优化：

（1）营销难度。由于每个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不尽相同，因此卖家需要针对每个消费者调整营销策略。特别是针对线上营销问题，需要设计出既能吸引消费者，又能展示自身产品的直播内容。

（2）经营成本具有不确定性。目前跨境电商平台上商品价格整体偏低，而跨境电商交易存在税费，故市场和互联网平台的经营成本具有不确定性。虽然通过平台的补贴可使商家在一定程度上设立低价，但低价并不能使商家和平台获得长远的发展。跨境电商企业在进行海外营销时，需要平衡成本和销售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3）渠道问题。跨境电商的营销渠道非常复杂。在进行海外营销时，企业需要注意一系列“雷区”，才可以确保营销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很多跨境电商卖家在旺季过后会面临销售低迷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销售策略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4）产品的售后服务问题。产品是跨境电商平台发展的基础，产品种类数量决定了用户可供选择的范围，产品的质量决定了用户的体验感。然而，产品的售后服务才是提升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关键。由于地域、文化、时间差异，产品的售后往往褒贬不一，消费者难以对企业产生较高的认知度。

（5）运输难点问题。由于海外物流中跨境贸易、关税、清关等问题复杂，不少跨境电商企业会遇到快递物流成本高、物流复杂等诸多问题。物流一直都是跨境电商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

总的来说，跨境电商营销策略面临的挑战多样且复杂，需要企业具备强大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持续优化跨境电商营销策略的建议

面对挑战，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必须深度定制营销策略，才能更好地走出国门，获得国外消费者的信赖和认可。具体来说，跨境电商可以从目标市场、产品定位、品牌建设、营销渠道选择、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优化营销策略。

跨文化视角下营销策略优化方案

跨文化壁垒是影响跨境电商营销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跨境电商企业在进入他国市场时，首先要对目标市场进行文化调研，包括宗教信仰、社会习俗、行为规范，以及颜色喜好、数字喜好等。基于文化调研结果，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根据目标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进行营销策划。如在目标国的传统节日时推出相应的促销活动；对商品进行本地化改进，在商品包装和标签上添加当地偏好的动物形象、颜色和图案元素；在产品定价时，针对目标地消费者的数字偏好进行设计。对于大型跨境电商企业，还需在发展规划中考虑本土化品牌建设，如招聘目标国本土的网红达人，通过创造各种具有创意的内容推广销售产品，与当地消费者产生共鸣，推动品牌传播。同时针对不少本地商家对跨境业务不熟悉的痛点，采取通过与当地政府合作，多方举措助力新商家成长，如在官网上开设专门学习课程，商家入驻后有专门的客户经理进行一对一指导等。在不同的地区，也可以根据需要采取不同的营销活动。例如，在美国市场，可能需要更多地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营销，而在中国市场，可能需要更多地利用电视和广播进行营销。在实施本地化营销策略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进行数据分析和优化，以便及时调整策略，使其始终符合市场的最新需求。

基于市场动态调节营销策略

跨境电商企业需要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正确地预测市场走势能够对营销策略的着力点进行有效指导。跨境电商企业可以借助大数据和AI技术，对目标市场中具有高搜索引擎排名的关键词进行研究和优化，同时利用当地流行的搜索引擎和平台（如谷歌，必应，雅虎，百度等）的广告服务。分析目标市场的舆论走向，用户行为热点，从而预测市场趋势和用户需求，快速响应市场，定制个性化的营销活动，根据市场变化动态定价等。

产品策略优化

产品策略是决定企业能否在市场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跨境电商的产品策略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产品定位：产品定位是产品策略的核心，它决定了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和方向。在跨境电商中，产品定位应基于目标市场和消费者需求进行，以确保产品能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

（2）产品特性优化：产品特性优化包括产品功能、设计、包装等方面的改进，目的是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例如，提供详细的产品描述，优化产品图片，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选项等。

（3）产品价格策略：产品价格策略是产品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价格策略可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跨境电商中，价格策略应考虑目标市场的购买力、竞争对手的价格策略、产品的成本等因素。

（4）产品推广策略：产品推广策略包括搜索引擎营销、社交媒体营销、电子邮件营销等多种方式，目的是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跨境电商中，产品推广策略应根据目标市场的特点和消费者的行为习惯进行调整和优化。

因此，企业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选择合适的产品类型和规格，并进行有效的产品设计和改良。同时，企业还需要建立完善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产品质量达到消费者的期望。

促销、分销策略的优化

在跨境电商领域，促销是决定企业品牌影响力、产品销售量的有效手段。跨境电商企业可以针对经销地不同的节日习俗，推出相应的促销活动，同时在促销手段上要做到因地制宜，如一些西方国家消费者有超前消费、举债消费的习惯，相较于发优惠券、满减活动等，延长分期、免息分期等促销手段更容易促成其购买行为。要善于利用数字营销手段为促销活动造势，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广告等方式，深入与消费者进行接触，让消费者快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进行品牌推广和宣传。

分销策略是影响企业销售渠道和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企业需要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实力，选择合适的分销渠道。选择正确的平台或市场对跨境电商企业十分重要。同时，选择合适的物流和仓储服务，确保快速、可靠及经济高效的物流服务。还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如使用本地化的配送或退货服务，提高商品的送达速度和服务质量，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跨平台和多渠道营销

首先，通过一致的战略规划，确保在不同平台上的店铺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业务增长，以及在不同的销售平台和渠道上进行协调一致的营销活动。其次，选择合适的平台对于成功的多平台运营至关重要。根据自身的产品类型、目标市场和资源能力来选择合适的平台。要考虑各平台的用户群体、市场潜力和费用结构，优化产品在各大电商平台（如亚马逊，eBay，Alibaba等）的表现。最后，为了有效管理多个平台上的店铺，使用专业的跨境电商管理工具非常关键。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企业在一个统一的界面中管理库存、订单、物流和客户服务等，大大提高了运营效率。

综上所述，跨境电商营销策略的有效性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产品类型、目标市场、品牌定位、竞争对手的策略以及执行的质量等。成功的跨境电商营销策略往往需要在各种策略之间找到正确的组合，并持续优化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编辑 宋斌斌）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合资企业曾经是汽车产业的主导力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快速兴起，中国汽车合资企业的发展面临市场占有率下滑、品牌边缘化、经营亏损以及结构调整等诸多难题，有的合资品牌甚至已黯然退出中国市场。而汽车合资企业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新的困境与挑战，以及对合资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本文分析的核心点。

合资品牌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新困境

在中国的消费制造产业，合资企业最多的是汽车行业。从1983年北汽与克莱斯勒合资成立“北京吉普”、1984年上汽与德国大众合资成立“上海大众”开始，中国汽车合资企业已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

中国汽车产业在追赶国际先进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时，与大众、奔驰、宝马、丰田、本田、日产、现代、通用、福特、标致、雪铁龙等国际汽车著名品牌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经过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这些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产业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最近几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异军突起，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市场份额与品牌影响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合资企业整体市场占有率大幅下滑

   合资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在60%左右，2016年合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为59%，到2020年已上升至63%。从2021年开始，合资品牌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到2023年，国内乘用车的销量达到创纪录的2556万辆，但合资品牌的整体市场占有率却下降至44%，比三年前下降了19个百分点。德系企业在2019年曾占据国内乘用车市场25%的份额，但到2023年，市场份额降至17%。降幅最大的要数韩系品牌，2016年韩系品牌的销量达179万辆，市场份额8%；到2023年，韩系的销量仅为41万辆，市场份额降至不到2%。

合资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市场被边缘化

在国家财政补贴、示范推广、消费政策鼓励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2018年新能源汽车销量首超100万辆，达到125.6万辆， 2021年市场销量突飞猛进，突破350万辆，2023年达到949.5万辆，并连续9年保持新能源汽车销量全球第一。

在我国新能源汽车庞大的销量市场份额中，绝大部分是由我国企业自主品牌和美国独资企业特斯拉占据，合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仅有7%，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华晨宝马，其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13.4万辆，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率为1.4%；上海大众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13万辆，市占率为1.3%；上汽通用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0万辆，市占率为1%，广汽丰田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仅为0.5万辆，市场占有率连千分之一都不到。而国内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前5的企业比亚迪、广汽、长安、吉利、五菱销量均超过了40万辆，比亚迪更是以年销301.3万辆、市占率31.7%的成绩独占鳌头。

合资企业燃油车豪华品牌优势地位受到威胁

长期以来，合资企业的豪华品牌如奔驰、宝马、奥迪、凯迪拉克等都是中国消费者最为青睐的品牌，随着中国汽车市场快速向新能源汽车转型，这些燃油车的豪华合资品牌正在遭受冲击。

自2022年开始，凯迪拉克的销量已连续两年大幅下滑，品牌已逐步被边缘化。BBA三个德系豪华品牌（奔驰、宝马、奥迪），虽然凭借燃油车市场的稳定销量承受住了冲击，但在45万元-50万元的豪华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达51%，超过一半的豪华车主选择了新能源汽车，这些新能源车大部分是蔚来、理想等自主品牌，奔驰、宝马、奥迪的高端新能源车占比较低，在这个细分市场，中国的高端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已直接对BBA构成了威胁。

部分合资企业外方已退出中国市场

销量下滑、市占率降低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亏损、经营困难。有很多合资企业，如南京菲亚特、广汽菲亚特、昌河铃木、广汽三菱、长安PSA、东风雷诺等都因为经营困难，外方撤资退出中国市场，合资企业停止运营。而销量大幅下滑的长安福特、东风标致雪铁龙、北京现代等则处于连年亏损的境地。如2022年长安福特销量仅有25.1万辆，同比下降17.61%，是巅峰时期2016年（销量94.38万辆）的27%。2022年长安福特亏损24亿元，2023年亏损额则升至40亿元，对中外双方股东而言都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曾经生产过富康、标致407等畅销车型的神龙汽车（东风标致雪铁龙）也深陷销量下滑的泥潭，销量已从高峰时的70万辆下降至2023年的8.03万辆，企业也处于严重亏损的危急状态。

为何汽车合资企业电动化转型迟缓

近几年，中国汽车市场正经历一个新能源汽车快速替代燃油车的转型过程。2017-2023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由2.7%持续上升至31.6%，而燃油车市场份额却由97.3%持续下降至68.4%，合资企业显然没有跟上市场转型的步伐。为何合资企业的电动化转型普遍较为迟缓呢？

外方产业和技术发展战略较为滞后

在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史上，最先推出电动车的是丰田、日产、通用等国际著名企业，丰田的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日产的铃风电动车、通用的沃蓝达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也都先后实现了规模化量产。

而后起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率先实现了市场化普及，中国市场由于品牌众多，竞争激烈，许多造车新势力将手机等快消产品的研发模式带入汽车行业，大大缩短了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周期，因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品迭代非常迅速，创新产品层出不穷。相形之下，合资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在产品规划上慢于自主品牌，同时产品上市时间较晚，有的合资企业至今尚未推出一款纯电动汽车，客观上造成了合资品牌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不足，直接导致市场表现不佳。

燃油车依然有赢利空间

从全球汽车市场来看，新能源汽车整体上占比仍然较低，燃油车依然是车企市场的主力产品。丰田汽车2023年财报显示，丰田共销售汽车1109万辆，纯电动车型仅17万辆，占1.5%，但公司利润高达4.945万亿日元（约2294亿元）。现代汽车2023年销量7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仅70万辆，占比9.5%，营收达162.66万亿韩元(约合8799.9亿元)，营业利润为15.13万亿韩元(约合818.0亿元)。2023年奔驰集团销量249.1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40.2万辆，占比16%，总收入为1532亿欧元（约12016亿元），净利润达145亿欧元（约1137亿）。由此可见，燃油车的利润依然是各大国际产品收入利润的主要来源，而新能源汽车除特斯拉、比亚迪实现了赢利之外，大多数自主品牌仍处亏损阶段，这也是合资企业不愿立即转向电动化市场的主要原因。

我国新能源汽车竞争力较强

我国自主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传统车企与造车新势力共推出数十个新能源品牌，例如，仅比亚迪一家公司就有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腾势5大系列，共有20多款在售车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产品选择。同时，自主品牌新能源车普遍更具性价比，相同的配置与续航里程，自主产品往往比合资产品要便宜，更受市场青睐。另外，自主产品的智能化水平普遍高于合资产品，以比亚迪元PLUS、广汽埃安Y、大众ID.3产品为例，在价格接近的情况下，前两者均配备了自动泊车、360°全景影像等，而这些配置却是ID.3不具备的。就连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都忍不住在推特上写道：“根据我们的经验，中国汽车制造商是最具竞争力的。”

中国消费者的偏好变化

合资品牌曾经长期占据国内汽车销量的排行榜，丰田花冠、凯美瑞、大众宝来、帕萨特、本田雅阁、C-RV、奥迪A6、宝马3系、奔驰E级都曾是各个细分市场的明星产品。近年来，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无论从外观设计、质量做工、科技配置、售后服务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与合资品牌的差距越来越小，有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某些合资品牌。同时，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于国货潮品有更高的接受度，勇于尝试一些新出炉的自主品牌汽车。《21世纪经济报道》新汽车研究院与尼尔森IQ共同推出的《2023中国汽车消费趋势调查报告》显示，最为年轻的Z世代更喜欢中国品牌，占比为39.3%，而70、80和90后则比较喜欢合资品牌。对于新能源汽车，中国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很高。报告显示，近四成总体用户计划购买新能源车型，而再购和潜在用户对新能源偏好度更高，占比分别为52%和53%。从年龄段看，新能源偏好随代际的降低而增长，00后的偏好度最高，达到了56.6%。

表1 2018年、2023年国内乘用车销量前十车型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合资企业采取多种措施扭转困局

中国各大汽车集团旗下的合资企业,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扮演着 “利润奶牛”的角色，对于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众多合资企业逐步陷入转型困境，对于中方股东的行业地位与经营状况均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以上汽集团为例，上汽集团曾由于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两家合资企业的优异表现于2018年销量达到705.17万辆，营收9021.9亿元，归母净利润360亿元，成为国内首家销量突破700万辆、营收超9000亿的汽车集团。然而到2023年，上汽集团的销量降至502万辆，营业收入7447亿元，归母净利润为141亿元，同比下降12.48%，创下2020年以来的新低。上汽利润的下降主要受到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利润大幅下滑的拖累。上汽大众归母净利润31.32亿元，同比下降64.12%，而上汽通用净利润为25.43亿元，同比下降54.42%。为了扭转合资企业的经营困境，中外双方股东都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变革以适应国内汽车市场的新变化，中外形成战略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