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作为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实施扶贫攻坚的新战略，已经成为国家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要措施，是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步骤。从2013年国家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扶贫工作取得了诸多进展，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应积极采取相应对策。

精准扶贫中的几点问题

“扶贫资金蓄水池”有利有弊

当前，从省市到县乡的领导普遍认为，最近几年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较大，但在2020年后，贫困县全部摘帽，扶贫资金会相应减少，而贫困人口却仍然存在。所以，大家形成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就是如何建立“扶贫资金蓄水池”，使其在2020年以后，仍然有存留的扶贫资金用以应对前一期遗留或新增的贫困人口。较常见的做法是将扶贫资金入股或借贷给当地较有实力的农业企业（或有关系的企业），再约定企业每年给贫困户分红，这种模式一般被称为“扶贫资金入股分红”。但这种建立扶贫资金蓄水池的做法有正反两种作用：一方面使扶贫资金资本化、永续利用，而不是一次分光吃光；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涉嫌违规操作，增加资金监管难度，很多扶贫资金入股或借贷的企业背后都有很强的政商色彩，有一些企业主还拿着绿卡做扶贫，扶贫资金使用的正当性和风险性较大。

精准扶贫要“瞄得准”、“打得准”

虽然扶贫时政府在精准识别上花了大力气，运用建档立卡的形式完成了贫困人口的瞄准工作，但实践中却存在“瞄得准”，“打不准”的情况。

中央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了“五个一批”工程①，其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在发展生产方面，政府虽然也要帮助小农户从事生产，但更乐意于扶持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在对农业企业的调研中，虽然政府在投资时附加了让农业企业优先雇佣贫困户的条件，但在现实的雇佣行为中，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优质劳动力而非贫困户。贫困户多半是老弱病残，现代农业企业天然排斥残值劳动力，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

在产业扶贫上，多数贫困户能够得到的实惠是“扶贫资金入股分红”或“土地入股分红”。整体来看，扶贫资金的带动率不超过十万分之三，并按扶贫资金总量的5%给予贫困资金入股分红，也就是产业精准扶贫投入1万元可带动0.3户脱贫，户均年增收1600元。加上政府贴息，企业使用扶贫资金的真实成本接近于零。产业精准扶贫的最主要意图是发展农业企业、带动区域经济，但从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上看，精准产业扶贫得到实惠更多的是企业而非贫困户。大量产业扶贫资金注入企业，增加企业现金流，降低融资成本，但对于农户而言，其获利却非常微薄。

易地扶贫搬迁存在隐患

在“五个一批”中，易地扶贫搬迁的投入非常大。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搬迁人口近1000万人、总投资约9463亿元。有的地方看到扶贫搬迁的巨大投入，便将搬迁作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有些无需搬迁的地方也在迫使农户搬迁，而有时这些搬迁就是劳民伤财，并造成严重的社会、生态影响。

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将产业扶贫与扶贫搬迁打包在一起，采用“园区+社区+贫困户”的方式。以陕西省某县为例，该县一面扶贫农业企业，建立生产基地；一面在园区附近建移民安置房，由企业主承包安置小区建设，然后再安排部分贫困户在工厂打工或就业。从短期来看，农户可以通过务工和土地流转的收入而实现脱贫，使基层政府完成当年的脱贫任务。

但从长期看，这种方式却存在三大隐患：一是扶贫搬迁加重了扶贫户和普通农户的负担。一般来说，住房和配套设施的户均成本为20万元，但政府只承担其中的60%-70%，其余的要由农户自己负担，贫困户的政府补贴会高一些，但也要自己支付几万元。好多农户正是因为“被上楼”而变成了贫困户或更贫困的贫困户。二是造成新房与土地的两难取舍。原本农户分散地居住在山上，可以耕种自家土地，但由于“被搬迁”到了新居，使得他们回山上种地的难度和成本加大。所以，部分农户要么不住新房回旧屋，使得新社区变成“鬼屋”；要么使家里的土地撂荒。很多人认为山区不宜耕种，殊不知“山有多大、地有多多”，使人口搬出山区势必对于粮食生产造成影响；同时，由于人们离开山林，还会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加大火灾等安全隐患。秦巴山区近年来野猪肆意，就是由于人们渐渐离开山区，而野猪对于农作物的毁坏性极大，常常一个晚上就糟蹋掉十几亩庄稼。人类与动物的动态平衡随着山区搬迁而有了很大改变。三是强制搬迁与强制拆旧屋激化干群矛盾。无论是搬出老屋还是搬回老屋，农户都不愿意拆老屋。但建安置小区采用的是增减挂钩指标，节余指标可以在省域内流转，带来了政府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扶贫搬迁的重要激励，所以农户与地方干部在搬与不搬、拆与不拆的问题上极易出现分歧和矛盾。

扶贫手段行政干预将违背经济规律

扶贫工作是政府主导的大型开发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贫困地区的生产和发展积极性，但这种行政命令的方法极易因违背市场规律而事与愿违。纵观各地的扶贫手段，主要是发动贫困户搞特色种植和养殖，现在全国各地普遍种植猕猴桃、葡萄、大枣、核桃，虽然某一时期可以增收，但却容易造成区域性的农产品过剩。在农户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政府号召的，谁干谁吃亏”，原因就是政府号召和进行补贴以后，扭曲了价格信号，使得农户一窝蜂地从事某行业而造成供给过剩和价格下跌。这种盲目指挥，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在扶贫工作中普遍存在，各地政府在面对扶贫压力和任务时，很容易走短平快的捷径。

此外，各县乡村为了完成脱贫任务不顾实际制定脱贫期限，还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赶脱贫进度，给还没有脱贫的贫困户和贫困村摘帽，这样就切断了这类贫困户获得帮扶的渠道。这些贫困户原来可以在这一轮扶贫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和保障，却由于地方政府要进度而“被增收”和“被脱贫”。这反映了现期的扶贫工作存在脱离实际的情况，扶贫工作是否实事求是，既尊重经济规律又符合群众意愿，是扶贫攻坚成败的关键所在。

相应的对策建议

增强扶贫资金项目的透明度，引入扶贫资金使用效果的第三方评估机制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切块到县，由县级按照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和相关要求，在项目库中自选扶贫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实行项目管理。这样的资金使用方式使得资金在操作层面很少违规。所以，若要加大资金的监管力度，就一定要从扶贫项目审议和使用层面进行评估，而这样的监督与评估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以增强评估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避免地方政府自说自话、缺少真正监督。第三方评估机构可以重点参与到扶贫资金去向审议和扶贫搬迁可行性论证等方面。

突出贫困户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性，引入贫困户评价维度

目前，几乎所有的扶贫开发计划和扶贫项目都由政府主导，贫困户基本是被动适应，贫困户在扶贫项目确立和实施中缺少主体性地位。地方政府普遍不信任贫困户。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本轮扶贫多少存在全能政府、弱势社会和失声贫困户的不平衡格局。所以，扶贫项目要真正可持续、得到拥护和认同，就要以尊重群众意愿为前提，引入贫困户评价维度，使贫困户对扶贫项目的评价成为主体性评价，从而减少政府背离群众意愿的情况。

（编辑  迟晨光）

今年4月28日，习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调研座谈会上指出：当前，农业还是现代化建设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全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不断抓出新的成效。习总书记的这个指示极具针对性，意义重大而深远。农村发展滞后，不仅制约着农业的现代化，制约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制约着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制约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更制约着广大的农民与城镇居民对全面小康、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建共享。

由于历史上城乡差别、国家对农村投入不足等因素，与城市建设相比，农村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都处于洼地，农村的发展问题不容易被充分重视。长期以来，对农村改革发展中形成的新问题认识不足。而农村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分析，找到关键环节，形成系统性、综合性改革的思路。

建设权责相符、贴近群众的农村基层政权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撤销人民公社，改设乡镇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促进乡镇范围、资源与功能间的合理关系，全国各地先后对乡镇进行合并，乡镇总数从1985年的72153个下降到2015年的31830个，乡镇所辖面积扩大、人口增加，服务和管理半径也随之扩大。农业税费取消以后，全国绝大多数乡镇财政不再独立，而列入县的财政预算。

“条条分割、职责分离”让农民办事难

尽管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日趋规范化和法治化，但在县、乡镇之间并没有进行过行政权限合理配置的改革。行政体制垂直型的特点和管理专业化的要求，使职能部门的作用突出，普遍带来了县各职能管理部门上收管理权的现象。作为条条的各职能部门强调自己的职责而缺乏相互间的整合与协调，“条条分割、条块分割、资源分散、职责分离”的现象十分突出。而作为属地化管理的主体，乡镇政府负有管理、保一方平安的责任，却没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基层称之为“天大的责任，碗大的权力。”这些问题在群众中反映最多的就是办事难。群众在乡镇办不了事，必须跑到县。湖南山区的一位农民要在新农合系统报销240元钱，花了一天时间坐车跑到县里，当天还回不了家，车费、住宿、吃饭就花了一百多元和两天时间。贵州一位农民要在承包的山林里砍两棵树造房子，但采伐证要到县林业局才能办。农民跑县城不仅要花车费花时间，而且到县城连林业局门朝那儿开都摸不着，结果就自己把树砍了，造成无证采伐。这样的例子在基层比比皆是。

乡镇党委政府是我国农村的基层政权，乡镇干部代表国家直接面对农民群众。但在体制机制上，长期以来却没有把如何能使乡镇行更好发挥基层政权的功能作为改革的方向。

抓好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持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家庭承包制和市场经济促使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分化；农民只讲个人权利和利益，无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大量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留在农村的人口大多为老弱病残，基层党组织受到削弱；农村中传统的互助机制和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家庭关系都被极大地削弱了。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大变动中的农村社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迫切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既是农村发展所需解决的首要短板，也是综合体制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而又未被充分认识的环节。

农业税费改革以前，确保经济发展、完成农业税收、向农民收取“五统筹”（用于乡村两级办学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是乡镇政府工作的动力机制，它促使乡镇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协调村里的各种矛盾，保障着农村治理系的运转。随着农业税费的改革，农业税和“五统筹”费用取消了，乡镇政府也失去了深入农村开展工作的动力机制。

    广大农村地方财力有限，乡镇干部待遇较低，按人下拨的乡镇干部人均工作经费拮据，乡镇政府的工作条件较差，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许多干部长期与家庭两地分居，照顾不了家庭。这些状况导致乡镇干部缺乏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加剧了乡镇作为基层政权功能的弱化。

概括起来看，从撤销人民公社到建立乡镇，特别是农业税费改革之后，一方面国家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惠农政策客观上要求乡镇政府落实越来越多的工作，而且要求也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乡镇政府发挥有效功能的体制机制还没有理顺，乡镇干部在待遇工作和生活条件上存在种种问题，这极大降低了国家在农村进行治理和提供服务的质量。

实践表明，建设好乡镇基层政权至关重要。围绕着乡镇一级的建设，需要深入研究、不断解决好县与乡镇两级在责任、管理权限、资源配置中的关系问题，提高在农村基层工作的乡镇干部的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打通乡镇干部的上升通道。同时，必须在乡镇一级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整治腐败和不正之风，整顿“慵懒散”现象，重新建立乡镇干部深入村组、深入群众工作服务的新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好乡镇一级基层政权建设，是保证农村发展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理顺体制机制，发挥好村级组织的功能（二级标题）

撤销人民公社后，我国以原来的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起行政村，它是农村群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政村主要负责村内的公共事务，这包括村民自己办不了、办不好的村内各项建设，以及政府要求协助办理的事务。从基层调研的情况来看，行政村在履行上述职能时主要遇到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行政村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涉农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在农村基层的大量行政工作需要行政村承担，行政村实际上已变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涉农政策在农村基层落实的单元，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则退居次位。由此，村级组织实际承担的职能急剧增大。需要它独立负责的事项包括：计划生育、信访、耕地保护、承包地确权、宅基地管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灌区水费收取、环境治理（秸秆焚烧）、节水农业推广、流动人口管理、留守儿童保护、社会治安、献血、殡葬改革、各类数据的统计上报等。需要它协助政府落实的事项包括：教育普九落实、反邪教、安全生产、重大传染病的卫生防疫、国土整治、扶贫、禁毒、土地征用、落实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农家书屋、村村通、农村电网改造等。乡镇政府根据上述工作项目对村干部进行考核并与收入挂钩，有的还采用一票否决制。尽管行政村在法律上是“村民自治组织”，但它事实上已经转变为落实国家政策的最基层组织。

其次，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人口流动和乡镇政府对农村事务介入的弱化，行政村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控制的现象屡见不鲜，某些行政村出现了家族势力、宗教势力、灰黑势力、资本势力渗透村民委员会选举过程的现象。在这些行政村，村委会不再代表全体村民利益，而代表少部分既得利益，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与乡镇政府之间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对立。

第三，除极少数坚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自己具有经营收入的行政村之外，村级组织普遍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这使得好的村干部留不住，村级组织丧失办事能力。目前，绝大多数行政村的干部津贴和运转经费都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村干部的津贴大幅低于外出打工的收入，村年运转经费最低的甚至不到1万，缺乏组织群众开展建设性工作的能力。

第四，农业税费改革后，为减少行政村的运转成本，以及更经济地从事政府委托的各项事务，各地普遍对行政村进行了合并，全国行政村的总数从1985年的大约95万个，减少到目前的58万个左右。合并后的行政村范围扩大，服务和治理半径大幅增加，加之人口大量流动造成的人户分离现象，导致行政村从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和陌生人社会，从而大大增加了群众性自治的难度。

上述四个方面是当前行政村建设中面临的基本问题，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完善过程中行政村功能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行政村要协助落实政府的职能，它已经成为落实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行政村还有发挥推进基层群众进行自治的功能。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协调好这两种功能的前提，是保障行政村运转和办事所必需的资源，使村级组织有人办事、有钱办事。同时，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行政村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行政村建设的关键。

全面认识和完善“统分结合”的体制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分”有余，而“统”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村集体经济实行了家庭承包制，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土整治、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小型水利和环境建设等工作越来越需要村级组织发挥“统”的功能。但现实情况是，整个农村改革发展中“分”有余，而“统”不足，“统分结合”没有得到落实，这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与建设的瓶颈。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观原因，在于改革中人们对“统分结合”认识的片面性，在强调以“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同时，忽视了农村经济发展中必须由村级组织发挥的“统”的功能。

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并不能解决 “统”的不足

自国家鼓励、扶持发展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许多同志认为，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是邓小平所说的农业改革的第二次飞跃，是从“分”走向新的“统分结合”的表现。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新的合作经济，但并不能解决农村发展中“统”不足的问题。专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组成的经济组织，既不包含所有的村民，也不承担村内公共建设的责任。换句话说，农村建设和发展中急需的“统”的功能，只能由行政村承担，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并不承担这个功能。

实践表明，“统分结合”中的“统”不只是局限于农业范围，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经营体制问题，它超出了经济领域，是一个涵盖整个农村发展和建设的体制问题。农村发展包括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村内公共服务与福利，这些都需要行政村发挥“统”的功能，“统”存在于农村的各项发展工作中。回过头来看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统”的理解过于狭隘，只局限于经营层面，没有从农村建设的高度来坚持“统”的体制机制，忽视了“统”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分”得彻底、“统”不起来的局面，这制约着农村的发展与建设。全面完整地认识“统分结合”体制，强化“统”的功能，真正做到“统分结合”，不仅是解决好农村发展建设问题的关键，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

积极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近年来，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北、吉林、安徽、云南、贵州等地省委省政府专门发文，要求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2015年财政部发布197号文件，在全国13个省区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的试点工作。这是当前农村发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现在的条件下，强调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不是为了取代家庭承包制，而是为了突破农村发展建设中的瓶颈，为重建“统分结合”的机制建立经济基础，为村级组织能实现“统”的功能创造必要的资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增强号召力和凝聚力。这是一项强本固基的重大政策。

“一事一议”的局限性

农业税取消后，由财政转移支付来保障村级组织的运转经费和村干部的津贴。对于村内的公共建设，国家专门规定了“一事一议”的办法，即由村委会提出建设事项，经村民讨论同意采用向村民筹资筹劳，再由财政进行奖补的方式进行建设。这成为农业税费改革后，缺乏集体经济收入的村组织进行村内公共建设的主要途径。

尽管“一事一议”在农村建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日益显露。“一事一议”要向村民筹资筹劳，只要有人不愿意出资出劳就无法开展，因此许多村搞不起来。有的村虽能搞起筹资筹劳，但因财政奖补预算总额有限，所以分不到搞“一事一议”的名额。2008-2014年，全国农村通过“一事一议”进行建设的总投入为6000亿元，其中财政奖补2918亿元，共建成约180万个项目，平均每个项目资金规模为33万元，平均每个行政村建3个项目，投资额100万元左右。显然，这样的项目数量和资金额度无法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需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性被重新关注，其目的是让行政村依托集体经济取得经营性收入，从而有能力行使“统”的功能，为村民办事。

坚持“两条腿走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过去，鼓励集体经济的发展虽然也上了文件，但在工作中无要求，政策上无优惠，村级集体经济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目前全国58.8万个村中，大约有50%没有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性收入，30%的村在5万元之下，只有20%的村在5万元之上。如果行政村能普遍有来自于集体经济的经营性收入，那么它组织群众进行农村建设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我国农村建设就能出现更有动力和活力的新气象。从目前的财力和使用状况来看，投到“三农”领域的财政资金已接近国家各级财政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它表明，即使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下，整个农村建设要由国家财政包下来也不现实。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和集体经济收入的两条腿，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国情决定的，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不仅能增加村级组织办事的资源，更重要的是能激活村级组织“统”的功能，能激活组织农民进行建设和自我服务的机制，它有助于完善“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和农村建设体制，有助于形成农村建设中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和集体经济的两条腿走路方针。

回顾我国合作化以来整个农村发展的历史，农村的发展建设问题关涉到我国政权的稳固、我国基本制度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农村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以及农村发展与城镇化、工业化之间的相互支持。在农村发展改革中，必须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与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相协调。从这个高度来看，农村发展建设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认识，还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指导思想，特别是研究直接参与农村发展建设的最重要的三大主体——乡镇党委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参与农村发展建设的体制机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破解瓶颈，激发活力。

（编辑  王生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步伐，特别是在基层治理当中涌现了一批新鲜的经验。

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

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迈出了新步伐，取得了新进步，及时地总结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对落实党中央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在今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我们要自己来创造。我们没有教条可以抄，没有东西可以照搬，不管是古的教条还是洋的教条，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干扰我们的思维，混乱我们的舆论，威胁我们的事业。我们要发展中国的事业，创新中国的理论，必须从这些教条里面摆脱出来，否则就不能有正确的方向，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

孔丹表示，在党的认识路线上，陈云同志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后来有人又加上一个“不唯西”。要脱离教条，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路在脚下”，要接地气。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实践。从我们自己的探索中总结经验，建立学说和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思想理论体系。

从顶层设计角度看，目前很多改革都具备了一些基础性的经验，但要把那些顶层设计加以实施的时候，就遇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些特点，比如地域广阔，差异性极大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明确提出“一企一策”，既不能把一些普遍原则简单地搬用、照用，又需要普遍性的原则进行指导。从基层治理的角度看，各地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对于挑战以及更新、更难的问题好像涉猎不多。而我国基层治理要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说起，从经验说起，从解决问题说起，从我们碰到的新挑战，新问题说起。

孔丹认为，所有的技术进步，所有的经济发展，都带来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应对。从国家治理到基层治理，还应该处理好稳定和创新的关系。他说，“工会应该做什么，妇联应该做什么，这些原有的路径和组织，不应该把它当成阑尾切掉，完全可以更新它，创新它的功能。如果处理不好稳定和创新的关系，变成颠覆性的创新，这对我们的基层治理也是不利的。”

面对新的治理场域，形成新的治理界面

“近年来我们开展了很多关于基层治理的调查研究，实践是丰富的，事情是具体而特殊的，但是作为理论或者观察，我们需要有一个思维的工具。”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在发言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可以概括为两个概念，一个叫场域，另一个叫做治理界面，即以治理为中心的调整与改革。

所谓的治理场域，就是治理对象所存在的那个时空。过去治理社会的场域就在单位，主要是在工作场合。

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这个场域发生了变化。一是场域的表现多元化，过去场域是比较集中的，现在变成了多元化，千差万别；二是高度的流动，这可能是更明显的特点；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不管在城乡，这个场域都是比较稳定的，现在经济越发达场域的流动性越强；三是陌生人的交往，或者叫非政治化；过去中国是熟人社会，现在成为陌生人的社会。由于多元化，流动性，人们之间陌生了，社会生活也越来越变成非政治化的。

房宁表示，传统的治理场域没有了，新兴的场域出现了，而新兴的场域需要治理的变革，主要集中在社区和社群两个地方。所谓的社区，就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相对稳定的一个存在；所谓的社群，就是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特别是在年轻群体里，形成了新型的共同体，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我们称之为社群或者网络社群。现在看来，社区和社群的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龙头，也就是说，如果要提升社区和社群治理，现有的体制是不行的。

然而，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现有的实践经验表明，我们要把整个资源集中到管理的界面上，并且根据要求重新配置、调整和改革国家的基层治理体系，在治理界面上形成一个复合的治理主体，这称之为体制改革，也是我们对客观现实走向实践的一种观察。

房宁同时认为，研究当代中国的治理问题，绝不能够仅仅限于中国。国外一位知名政治学者曾经说，如果你只研究一个国家，那就是没有研究。中国也有句话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一定要出去走走，这样对于中国的事情，经常会豁然开朗或者猛然醒悟。

重视共有产权，促进信托契约

什么是共有产权？没有共有产权的维权会产生什么问题？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讲了一个案例。有一个社区位于中关村西区，2000年动工，2003年入住，是新型的高档商住楼。这个社区刚入住的前几年非常好，但最近3年已经成为海淀区的城中村，地下层变成了物流库房，整个配套设备不堪重负，原来的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也破产了。

这个极端案例可以以小见大。潘维认为，究其原因，第一是政府执法懒散，执法成本太高，以及执法者高度政治化。第二是无组织的小业主们习惯于私有产权，占彼此的小便宜，占所谓公家的便宜。第三是小业主们渴盼用人民的自组织来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表现为对建设业委会的渴望，以及对物业公司的严重敌意和对抗，行动是坚决不交物业费。第四，谁出面组织，组织起来干什么，这个业主委员会里边有若干变数。第五，政府、居民、物业都不熟悉共有产权这个概念和特征，也不知道其文化和管理模式。

潘维说，从这个案例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在这样一个失去秩序的环境里要实行重罚重法，坚决打击侵犯公益的恶霸，这样才能得民心，实现社会稳定。因为，得社区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第二，激活有执法机关支撑的基层党团组织和社工站，充分了解居民需求，动员和组织群众恢复良好的社会秩序。第三，政府要大力普及共有产权的知识和文化，除了私有和公有之外，还有一个共有，而几十层的居民大楼是共有产权的东西，它必须依靠信托。政府要制定信托契约的样本，推出向物业公司集体信托的试点。

在社会治理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十八大以来，党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主导性得到空前的强化。在基层组织，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企业组织，还是在社会组织，要求进行党组织全覆盖和党的组织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文化纵横》杂志主编杨平表示，在社会治理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意义重大。

首先，在我国8700万党员中间，80%以上的党员在基层，在体制外。这部分党员的作用得不到很好发挥，如果长期遭到忽视，共产党的作用和地位也就无法突出。

其次，进行了十几年的中国乡村自治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如果缺乏党的领导，基层自治就会失去方向，甚至沦为村庄的资本力量、强势家族、腐败官员和灰黑恶势力的角逐场。

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社会分化的力量极其强大，并且这种分化日益悬殊，当前中国极需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以弥合社会分化，而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效率和凝聚力的组织。

第四，伴随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更广泛、更深刻的政治参与将不可避免。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组织再造，将为政治参与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并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打下坚实基础。

以北京市为例。2008年北京市开始在“两新组织”中推进党的建设，出台了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和行动计划，并在2007、2008年就设立了社工委，专门分管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具体来说，北京市的党建工作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模式，即“三加一”模式。所谓“三”，就是在全市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中间，建立党建工作委员会，成立社会组织联合党组织，设立专门的工作部门。所谓“一”，就是建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例会制度，在原有的群团组织基础之上，设立了33个枢纽型社会组织，成立党建工作委员会，同时召开例会制度。

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渠道。包括党组织与本职业务联系，使得党组织在经济建设中发挥较大作用；党组织通过引导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然后推动党的建设；把党建融入行业自律；把党建和公益服务相结合，等等。

目前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市场社会的流动性与组织建设的稳定性是党建中的主要矛盾；由于社会组织不稳定，财政不稳定，建立党组织的难度较大等等。

在杨平看来，党组织建设中的党内民主建设是其中应有之意，是党的组织建设完整有效发挥作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由单一管理走向协同治理

在中国的基层治理当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由单一的政府管控走向多元的协同治理，这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历史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赵秀玲认为，这期间，我国基层治理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萌生时期，2002年以后，随着我国社区建设概念的提出，与协同治理有关的一些概念开始出现，像综合治理、共建共管、大众参与、通力合作等。第二个时期是2003年到2011年。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提出，社会治理逐渐走向一种协同治理。第三个时期是2012年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基层协同治理全面铺开，探索创新层出不穷，最突出的标志就是2014年国家民政部批准设立了31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多元协同共治”是指多元治理主体诸如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市场等共同参与、协作下的治理，这与政府一元化控制下的管理有本质的区别。从目前来看，中国基层的协同治理的主体基本上突破了一元化的政府管控，呈现出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和互动性，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识。

赵秀玲表示，就整体来看，当前基层的协同共治主体建设还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社会和公众的社会管理一直处于劣势，许多基层甚至还处于可有可无的状况。有的社会组织往往发挥一些经济、社会道德、文娱功能，一些政治功能则严重缺乏，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基层，尤其在广大的农村更为匮乏。

“未来我们要实现协同治理的现代化，要重视发挥包括志愿者、社工、农民工在内的社会组织在协同治理当中的主体地位，建立起科学合理更具有包容性的治理主体结构，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赵秀玲表示，协同治理主体的素质和水平，是影响协同治理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基层腐败问题很严重，它实质上也影响了治理主体能力的发挥，必须引起重视。

此外，协同共治还需要一个平台。目前，比较好的地方创新主要包括，乡镇村社区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平台、基层文化建设服务平台、深圳的开放式议政平台等。在大力提倡基层协商民主的今天，我们尤其要探索一个丰富、多样性、现代化的与高科技密切相连的平台，使广大城乡居民能够在这一平台上自由交流、发言。

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群团组织的整体功能

从现代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争取群众是现代政党政治尤其是执政党的一个基本功能。从我们国家来说，群团组织最重要的定位依然在于联系和团结群众。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而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能够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群团组织的全称是群众性的团体，是党直接领导的组织，同时又是群众自己的组织，其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现在谈的群团主要是参加政协的8个团体，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青联、侨联、台联、工商联。

黄峰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多元化，内部应该相互配合，各负其责，其中肯定少不了群团组织的作用，后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的组织化的基础。但目前群团工作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概括为“四化”，就是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通俗地讲，就是现在普遍存在衙门作风，职能雷同，脱离群众，尤其是基层群团脱离群众的倾向特别明显。因此，群团改革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发挥群团组织的整体功能，创新形态、体制机制，使其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

涂锋表示，组织、引导和服务是群团的传统功能。根据实际调研情况，新时期群团的三种传统功能已经聚焦到服务上，并且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服务。目前群团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功能的意义在于，群团有可能扮演一个政府公共政策或者公共服务的角色，并且在一些新兴前沿领域发挥探索作用。

典型案例：

城市快速发展中的基层治理创新

文/唐奕*

深圳南山区是改革开放第一炮打响的地方，全区总面积185平方公里，下辖8个街道和100个社区。南山区产业基础雄厚，诞生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华为等三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中兴通信、诚信、麦瑞等高科技领军企业；有115家海内外上市企业，总数居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第二位。2015年全区本地生产总值3715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在全国行政区域排名第三。全区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5%，接近美、日等发达国家80%的水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南山区基层治理面对五个“新常态”进行了五个新探索。

南山区面对的五个“新常态”

第一是新业态不断促进新型社区形成的新常态。20世纪80年代初，南山区的城区定位是深圳的产业配套区、轻污染工业区和能源基地；90年代后变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先行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样板区；现在的定位又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之一，特别是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建设，让南山正朝着深圳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高科技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方向发展。

    第二是城区人口结构不断调整成为新常态。从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起步，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人口结构的文化素质在全国排名第三。

第三是新型阶层不断形成，利益主体日益多元成为新常态。深圳市的私营和外资企业已达到79.45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8.96%；90%的高科技成果由非公企业取得；并且涌现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超高影响力的领军人物。

第四是基层治理中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成为新常态。南山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各种社会矛盾爆发得较早、较多、较充分，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第五是随着基层民主有序推进，新型阶层不断挑战基层工作人员的权威成为新常态。

南山区在基层治理中进行的五个新探索

创新是南山的根，南山的魂，也是引领南山发展的第一动力。南山区在基层治理中进行了五个新探索。

第一个探索是基层治理的结构创新，即一核多元。建成一加三加A：以社区综合党委为核心，以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为依托；社区的社会组织、业委会、驻区单位等多元主体密切配合、多方参与、共建共享，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

第二个探索是基层治理体制的创新，即一平台一中心和PPP。在社区基础设施及物业管理完善的新型现代化社区，探索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即综合信息平台和社区管理服务平台；建立基于居民评价体系的绩效考核机制；以小区为单位，建立居委会，鼓励支持居民成立社会组织。此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经济总部基地和产业龙头地位突出的区域，推行PPP治理模式，就是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少，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第三个探索是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强调治理平台建设。一是党内民主共治平台，携手共建和谐社区十百千万行动。二是社区协商自治平台，居民议事会，探索按住宅小区、行业、年龄、社区公共事务相对应的专业人士等因素，推选小区居民组成居民议事会。三是社情民意诉求平台，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聘请热心公益事业的社区居民为联络员，受代表的委托，收集社情民意，形成代表建议，提请政府有关部门解决，进而发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在居民和政府之间搭建一座信息沟通，对话协商的桥梁。四是社区虚拟参与平台——社区家园网。

第四个探索是在基层治理方式的创新上，南山区出台了社会建设标准体系，设三级指标，共230项工作标准，制定了基层治理的预算体系，形成了从预算到决算的完整链条，更好推动了各部门工作的落实。同时坚持依法治理，晒出政府的权责清单，推进社区工作准入制，完善社区标准体系，使社区党建、管理、服务和自治四位一体，协调有序的开展。此外，深圳市去年12月下旬出台了社区党建标准化的相关文件，明确了组织架构，服务方式特别党员服务社区的方式。

第五个探索是在基层治理手段的创新上，南山区推行智网工程和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全区1641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源优势，积极推进社会建设“智网工程”，建立了“一库两网两系统”。“一库”就是涵盖人口、法人、城市部建等公共基础数据的信息资源库，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资源的互通和共享。“两网”就是社会管理工作网和社区家园网。“两系统”是指综合信息采集系统和领导决策支持系统。

设立平安协会 调解基层矛盾

文/张新德*

新泰市总面积1946平方公里，位于泰山脚下，和曲阜比邻，是孔子的老家。全市有61个乡镇，916个村，140万人，是山东省的第三人口大县，也是全国经济百强县，主要以煤炭资源为主。由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比较大。在此背景下，平安协会应运而生，目前协会会员达到15000多名，主要包括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等，农村主要以家族的族长为主体，他们已经成为维护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今年61个乡镇的平安协会以单位会员，会长以个人会员的名义加入市协会，在市协会设监事会，市协会也吸收乡镇的平安协会的会长为副会长。这样从市到镇，一直到平安协会下面的平安分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如同金字塔一样便于管理。整合后的平安协会完成了三个对接。

一是诉调对接，就是法庭和平安协会的民间调解的对接，或者是司法调解和民间调解的对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在全区的9个法庭全部推广了诉调对接。

二是医调对接。原来医疗行业的一般调解主要就是卫生局，但由于卫生系统的人员出任调委会的人员，所以患方不认可这种调节，他认为你自己人肯定向着自己，缺少这种中间人的身份。通过研究和探讨，我们把这个医调会进行了调整，把它设到司法局，人员组成包括律师、专业人员以及平安协会的会员，从而形成第三方机构进行调解。

三是人民调解和民间调解的对接。我们在实践当中发现，村镇一级的民间调解是村镇一级的人民调解的补充和延伸。理顺这个关系以后，我们和司法局进行对接，把优秀的平安协会会员聘请为兼职人民调解员，并且给予一定的待遇。

从近一年多的实践效果来看，平安协会使得政府和百姓的双认可不断强化，特别是政府的认可进一步加强，老百姓也给予了普遍认可。

平安协会参与矛盾化解的质量保证，主要在于其中一部分同志是懂法律的，公检法出身，并且各级平安协会都会聘请法律顾问，运行过程中还有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律师的支撑。从2006年开始探索到现在已经10年时间，这期间平安协会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特别是近一年多来，在道德的教化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利用当地的“孝文化”、“和文化”，与我们的“中国梦”有机结合起来，使政府的愿景和老百姓的意愿接近、融合。

此外，平安协会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转型。原来新泰主要以煤矿为主，现在煤矿通过去产能基本上已经平稳地进行了过渡，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项目已经落地生产，特别是跨境电商、通信等领域。下一步平安协会的发展将在规范化、去行政化方面深入开展工作。一方面，平安协会毕竟是一个社会组织，有些职能不能过度；另一方面，不能进行过多地行政干预。

从乐清治水实践看基层治理

文/赵乐强*

乐清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鱼米之乡。这些年乐清经济发展迅速，进入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过，但环境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差过，山被我们挖得千疮百孔，空气不好，水也臭。乐清这个时候面临一个转折时期，首先要治水。2014年开始进行百日清淤，我们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把河床冲洗了一次，现在河好看多了，也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为了治水我们创建了总督察长制度，下面设有河长制，总督察长负责全乐清的领导治水、智慧治水、协调治水。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个由四套班子组成的机构，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都要派副主任、副书记参与。这种总督察长制在全国也是一种创新。

乐清治水之所以成功，我们用乐清治水的实践来说明基层治理的几点体会。

第一点，特事特办，打破了在治水当中，尤其河道清淤当中的招投标规制。首先，价格明白。定价很要紧，当然前提是要非常务实地调查研究。其次，测量。我们有八个字“明明白白，通体透明”。

第二点，坚持官民同治，不是政府单头治理。官民同治过程中，几个重要的环节，比如说验收等重要阶段的监督，我们这是“真人秀”，不是“作秀”。同时，规定设立监督小组，村一级有监督小组，镇街道有监督小组。当时清淤项目实行三级监督制度，并且明确规定社会的力量，民间力量的比例不能少于60%。

第三点就是效率。全县建立了一个新的机制，就是八加一式，“八”是跟治水有关的水利局、环保局、市政园林局、农业畜牧局等8个部门，这就避免了政府部门之间的无效扯皮。

乐清治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是一个长期任务，当然也是阶段性的，我们制定了五年规划。下一步乐清要使地上、地下的水岸土质实现常规化、生态化治理，治水、治气、治泥土，开展新的现代化的乡村建设。

经济转型中的县域治理

文/徐友龙*

浦江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相对应。由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布局的不利和生态文明意识的不强，浦江的千家万户发展家庭工业小企业，这也是浙江的特色。浦江有三大主导产业，挂锁，绗缝，水晶。水晶产业最为典型，它也致使浦阳江——浦江的母亲河，成为浙江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连续8年是劣五类，连续6年浦江的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全省倒数第一。

五水共治成效显著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浦江进行了五水共治，就是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抓节水、防洪水，重点是治污水。从2013年6月份开始，浦江克服了数不清的阻力，取得了最为典型的、最为显著的治水成效。

一是成为全省五水共治成效最显著的县。原来22000家水晶企业，现在是670家。并且是把企业全部合并到1000亩的水晶园区，整个环保达标以后再生产，虽然企业少了，但是产值并没有减少。工业源头处理好之后，我们消灭了570条垃圾河、牛奶河、黑色河，是全省第一个清三河达标县。

二是生态满意度不断提高。2013年我们是全省100位，到2013年是38位，2014年18位，2015年第1位，这个是公众满意度的调查，第三方媒体的调查。同时我们是全省三改一拆力度最大的县，全县595万平方的违法建筑全部被拆除。

三是社会环境大为改善。2013年全县的信访总量下降50%，2014年、2015年下降30%以上。

四是经济转型升级迈上新的台阶。虽然我们砸了一部分人的饭碗，但是我们也努力地去追求新的饭碗，新的富民产业。旅游产业以75%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电子商务产业每年增长30%以上，成为全省十大电子商务示范县。此外还是浙江旅游十佳县。

浦江治水的基本经验

在短短两三年间，浦江治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

第一，完善执法治理环境。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4天之后浦江力度最大的治水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因为基层执法力量比较分散，我们采用综合执法、立体打击，这也是毛主席的战争法则，孤注一掷地点上突破，然后面上才能行云流水。

第二，公平正义地拆除违法建筑。我们拆除的590万方违法建筑里面，经过统计，党员领导干部以及与党员领导干部有关的重点人群，包括著名的企业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有170万方，大约占到三分之一。浦江拆除违章建筑，就是从党员干部开始，如果你不拆，纪委组织部找你谈话，先免掉，最后强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在从你家开始拆，你不拆老百姓不拆。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先拆，你不拆百姓也不拆。我们以重点人群为主，确保这170万方自拆率达到90%以上，他们拆了，老百姓也拆得心平气和。这样的处置坚持了公平正义，在浦江没有形成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是赢得了民心，也锻炼了我们的干部队伍。

第三，从严治党加强基层党建。在整个过程中，考验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品格，政治的担当和政治的智慧。一是强规矩，除了中央的八项规定和省的六个严禁以外，浦江自己制定了“三个远离九个不”。远离歌舞厅，远离高利贷，远离足浴店；不参与高消费，不参与饭局酒局，不参与迷信活动，不参与散布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相背的议论等等。二是强廉洁。治水拆违过程中，我们处理了91个干部。浦江的治水战争，干部队伍是关键，总体上我们的干部是经受住了考验的。特别是本地干部，在当地的关系千丝万缕。通常在这个过程中，一栋大楼建起来，一批干部倒下。但浦江是一个楼或一批楼拆掉之后，一批敢于碰硬的干部立起来了。三是强堡垒。我们要求村主任，村民委员会每半年要向村支委汇报工作；党委是治理核心，所有的组织包括监督委员会，协会、合作社等都应该向党委、支委进行汇报。

第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浦江的郑氏家族，历经15代，332年不分家。这个家族有两大特色，一是举办了自己的学院，这个学校维持了600多年，出了一个宋濂，是明朝的文臣之首。二是有168条家规，家规里面有一条，说如果有贪腐者，其子孙生要除名，死不入宗祠。就这一条，宋元明清四朝期间，郑家173人为官，没有一个发生贪污事件，只有一个有嫌疑，但是后来自杀向朝廷抗议，朱元璋亲自受理，不仅免去他们家的罪罚，而且让他们家推荐人来朝廷为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三个频道同时播出《郑义门》这个动画片，讲的就是郑氏的家规家训和廉政文化。

浦江治水是一次全民治水，不仅政府在做，老百姓也在治水，每家每户都在建美丽庭院。整个治水行动以后，我们带动的是民生的改善，民风的改变和政治风气的改变，以及一个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也正在从生态的整治向生态文明的总体目标迈进。

（编辑  宋斌斌）

跟父辈相比，90后是泡在蜜罐长大的一代，不必为生计奔波，可以活在自己“大宝宝”的世界里，过上一种“小确幸”的生活，90后的时代被称为“小时代”。那么，中国最牛的九零后是谁？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投胎小能手？还是颜值爆表的影视明星？是创业先锋？是体坛健将？

上个世纪的九零后

中国最牛的那批“九零后”应属于上个世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那些开天辟地的伟大人物。“九零后”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九五后”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零零后”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上世纪20年代，正是这样一批九零后为主体的年轻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而改变了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不断跌入深渊的命运，开启了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复兴的历程。中国从一穷二白、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成长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青年人身上蕴藏的这种能量令人惊叹，正是新生的力量冲破陈腐势力的牢笼，从而改写了人类的历史。他们也是普通的九零后，他们巨大的能量来源于哪里呢？我以为，这来源于他们个人命运和大时代的结合。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天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使命感，驱使他们共同承担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也成为他们接受大时代能量的天线，才能唤起亿万工农共奋斗。1919年，26岁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呼吁民众大联合，他说：“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一批九零后的人生选择值得我们深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并非贫寒，而且他们都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许多人还留过洋，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富帅”，过上才子佳人、官绅名流的“民国范儿”生活；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颠沛流离、铺满荆棘、随时都会掉脑袋的人生道路。

莫让小时代的心灵局限了人生大格局

任何时代都不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小时代，我们生活的时代同样是一个“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大时代。小时代只存在于我们苟且偷安，精致利己主义的内心，正是小时代的心灵局限了我们的人生大格局。

所谓的“小时代”，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在青年人内心的映射。资本主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丛林战争状态，而且这是一场装备极不对等的战争。资本主义张扬个人主义，信奉胜者为王、败者活该。

香港的G2000主席田北辰，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人生赢家。他出生世家，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创立了纵横两千集团，同时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等要职。他的个人信念也曾是标准精英式的，他说“我始终信奉自由市场，淘汰了很多弱者。只要你有斗志，弱者亦可以变强者。”

前几年，他在电视台组织下体验了香港穷人的生活，住到鸟笼一样的贫民窟里，每天6点半起床当清洁工，每天扫地、倒垃圾、推垃圾车十几个小时，真是起的比鸡早，干的比牛累，睡得比狗晚，但是挣的钱只够交房租和吃饭。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他再也不认为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才会贫困。他认识到，底层劳动者的人生是一场西西弗斯苦役，由于生活所迫，过了今天只能想明天，根本不会有精力和资金来规划与投资未来；在这种体系下，由于强弱悬殊，只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资本主义确实主张公平，但不论是公平的市场交易还是健全的法制保障，都只是形式上的公平，是将拥有资源差距巨大的个体加以无差别的对待。就如同一场篮球赛，一队都是姚明一样的身高，一队都是像我一样的身高，规则都是公平公开的，但是这是一场不要开局就已经知道结局的比赛。

我们承认人与人有能力差距，天生五个指头不一般长。但是我们也看到大自然塑造的人类，既然同属一个物种，其中最优异之士与普通人相比，差距也不会太大，身高的世界纪录是2.72米、男子跳高的世界纪录是2.45米、100米男子赛跑的世界纪录是9.58秒、智商的世界纪录是230，都没有超过普通人水准的3倍。令人震惊的是2015年世界财富人物的纪录是普通人平均财富的19475461倍！这个差距并不是人与人的差距，而是蚂蚁高度与珠穆朗玛峰高度的差距。这种反自然的匪夷所思的财富差距，难道不应该引起人类深深的反思吗？

当代世界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根据乐施会最新的数据，世界上62位顶级富豪的财富，和世界上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也就是35亿人的财富相当。资本主义号称是机会公平的游戏，但是临到开饭的时候，摆了两桌一模一样的酒席，一桌坐62个人，一桌却要坐下35亿人。当代资本主义歌舞升平的世界上，共产主义幽灵并非远去，马克思当年所预见的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并未缩小，反而正在以一种更加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许多人会耸耸肩说：资本主义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选择。资本主义通过鼓励自由竞争、组织化生产、创造性毁灭与市场的自发调节，推动了人类空前的财富创造。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典社会主义在大规模的制度试验中已经输给了资本主义。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新一轮的制度竞争正在展开，人类不应该满足于所谓最不坏的制度，还应当期待享有更好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发扬光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从一个贫困大国成长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经济体之一，但这并不是转向资本主义。我们借助资本的力量来促进社会繁荣的同时，也给它带上了社会主义笼头，以避免它成为一只脱缰野马。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语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点睛之笔，点明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质要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服务于资本，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势。

我们国家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自由竞争，又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民生道路。我们强调，民生问题不能完全靠市场和个体力量去解决，要靠个人、集体、国家共同解决。

2003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社会政策的“新跃进”，几乎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个覆盖全民的社会基本保障安全网，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口已经超过13亿人，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形成。相比之下，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仍然有近4000万人口没有医疗保险。

从源头上破除医改的逐利机制

社会主义是我们破解许多民生难题的出路，而不是障碍。医改被称为世界难题，中国也面临着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冲突不断的问题。其根本症结就在于以往的医改的逐利特征，一些医生把病人看成挣钱的工具，对病人进行高效益、低效益的客户区分。福建三明医改模式具有风向标意义。根据央视报道，三明市出台医改方案仅仅实施一个月，医院常用药奥美拉唑钠的价格，就由改革前的256元下降到6.9元，整整下降了37倍，可以想见，原先在医药灰色产业链条中有多么触目惊心的暴利。医改三年以来，三明市累计节约药费17.95亿元，相当于每人每年平均节约了近700元的药费。不但老百姓看病便宜了，同时医务人员收入显著上升，医保基金从亏损转为盈余。

三明是如何做到的呢？根本上是坚持医改的公益性方向，社会主义方向。从源头上破除医院的逐利机制，不能让医生把病人看成挣钱的工具，而是作为服务对象，公立医院医生的年薪与岗位工作量、医德医风、社会评议挂钩，不与药品、检查、耗材等收入挂钩，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医生开大处方的激励，也恢复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尊严。同时，实行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的医疗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药品从出厂到入库只允许开两道增值税，控制住了药品流通中的药价虚高问题。

政府的有形之手组织农民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自觉管理经济的活动，让位于市场的分散协调，但是政府的有形之手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经济组织功能。

我们不妨说个小的例子。二十年前，谁也不会料到不起眼的沙县小吃会做成一个大产业，“拌面扁肉”的路边摊，会在全国开花，并走向世界，“有城市的地方，就有沙县小吃”。沙县小吃如野草一样到处生根开花的背后，是政府之手的精心筹划与培植。沙县在外从事小吃业的有5.5万人，每10个农村劳动力中，就有7个在做小吃。许多农民一无技术、二无资金，靠什么参与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竞争？答案是政府。这些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是靠政府之手扶上马的。沙县政府办培训班，送农民到外地开店，提供一定的开店补贴，甚至帮助每家店在当地贷款3-5万元。不仅如此，政府还负责沙县小吃品牌的运营，并推广标准化经营模式。政府将农民游兵散勇式的自生自灭的市场行为，变成组织化、现代化的集团公司运营。这是新时代党组织农民发展经济，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型态，“一乡一城一队伍”、“一乡一城一组织”。

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康庄大道

许多人简单地从政府与市场二分的角度把中国政府的经济功能看成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其实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而是发挥平台型政府的功能，就如同淘宝与微信一样，本身不进行生产活动，但是为生产、交易活动提供平台，从而创造巨大的价值，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起飞。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民进国退的过程，规模以上的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78%下降到目前的27%左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未瓦解，除了国有经济之外，关键性的公共生产资料，包括城乡土地、矿山、森林、以及各种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资产都掌握在人民和国家的手里，公共资产比重最保守估计也在三分之一以上。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废除了指令性计划，但是加强了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我们刚刚制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对中国未来五年的蓝图进行了描绘，将推动中国发展更上一层楼，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在它独特的政治架构设计，我把它称为六权分工体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起到了统合功能，解决了政治权力分散与社会权力分散化的问题，我们有政治前提去利用并驾驭资本。

2013年11月,伦敦市长约翰逊到中国访问，体验了中国高铁,回国后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大发感慨:这条从北京到上海全长813英里(约合1300千米)的高速铁路,沿途经过多个新建的漂亮的大理石车站,宽敞的大厅一尘不染——整个项目历时仅仅两年!朋友们,是两年!这是我们空谈高铁2号项目的时间,两年间我们花费数亿英镑进行设计、协商、规划,却到现在还没有铺设铁路。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高速铁路里程最长的国家。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汽车轮子上奔跑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高速铁路上奔驰的国家，这背后是中国高效决策、高效推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是21世纪涌动的时尚潮流，社会主义理想在共享经济、移动互联、开源创新、创客及非生产性劳动等新生事物中显现出蓬勃的活力。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康庄大道。

中国梦是我们所有人的梦

在“创时代”，万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蓬勃兴起。我所在的清华大学，有许多青年学生在做创客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坚果健身”，他们的产品可以吸附在健身器械上面，来检测和记录健身运动数据，帮助大家对自己的健身情况进行管理，使得健身变得更有趣，同时也提高了健身器材利用效率。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创意，却获得了2015“共创未来——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一等奖。就像他们自己说的，创新是玩出来的，玩出了名堂和社会意义。他们追逐的不是利润，而是共同创造的劳动的极乐，利润是社会为他们的创造性颁发的一个巨大奖章。

这才是劳动的真谛，大家一起玩就是劳动，越是好玩，就是越有创造性的劳动，恢复了劳动者主体性与尊严的劳动，也是马克思说的那种作为人类第一需要的劳动。随着大量的机械劳动被机器人替代，人类的劳动会越来越接近创客的那种玩耍。

    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也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社会主义与人性中深层次的本性高度契合，资本主义在其解放人性中个体性的同时，也压抑了人性中的集体性。这就是像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所解剖的人的异化，弗洛姆那样的精神分析学家所剖析的资本主义病理在人精神世界的投射，也像基里科那样的画家在其笔触下表达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人们深入骨髓的孤独感与疏离感。

社会主义不是个体本位，是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社会主义就是大家一起建设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共同体。社会主义其实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真理，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饭大家一起吃，有困难大家一起分担，有荣耀大家一起共享。每个成员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主人翁，在共同体中寻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弱者在这个共同体中更加安全和温暖，强者在这个共同体中实现更真实的人生价值。   

资本主义low了点，社会主义才值得我们追求。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一个少数人得到那么多，大多数人得到那么少的世界；而是所有人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世界。不是热闹都是你们的，我们什么都没有的世界；而是所有人都是主人，所有人生都可以出彩的世界。不是少数人趾高气扬，大多数人战战兢兢的世界；而是每一颗头颅都可以高昂，每一颗心都可以飞扬的世界。

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我最喜欢的是你看不惯我却不得不和我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你和我一同满心欢喜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因为，这是属于所有人的共同体，这样的中国梦才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梦，这种现代化才是属于所有人的现代化。

希望在当今九零后、零零后身上，像上个世纪的九零后、零零后一样，你们也会是很了不起的一代，你们不循规蹈矩，“我的地盘我做主”，有着自带高光的超级自信，还有着自带黑属性的乐观精神。你们有着脑洞大开的创意，还有着敢想敢干的闯劲，只要你们突破小时代的局限，尽情拥抱大时代，你们的原力就会觉醒，你们的小宇宙就会爆发，你们也会创造历史，并将中国带到一个更加光辉伟大的世界巅峰。

让我们一起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相会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编辑  王生升）

何为新中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曾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第二件大事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1]“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就是“新中国”。

事实上，任继愈先生所说的第二件大事，还可以展开为“三部曲”：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起形式上“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二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建立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三部曲”的主题是“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是近代中国做的一件大事，现在还在继续。

何为新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新中国与新文化的关联与整合

新中国与新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怎样的契合？有三个故事可以反映。

第一个故事：《白鹿原》，政治革命离不开文化革命

《白鹿原》小说开篇讲到了一个地方——滋水县。辛亥革命后，民国派了一位县长到滋水县。这个县长百般盘剥、压榨，终激起民变，四乡八里的老百姓暗地里串通，在统一时间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扛着农具来到县政府，把那些农具扔在县政府门前。老百姓的意思是，我不种地了，农具交给你们政府，你爱种你去种吧。按当今社会的定义，这是一起群体性事件。后来上级查处了这个县长，又派了一个比较开明的新县长——何县长。何县长到任后首先要走访民众，化解矛盾。他第一个拜访的就是白鹿原上的头面人物白嘉轩。何县长说，“卑职决心在滋水县推进民主政治，彻底根除封建弊政……组建本县第一届参议会，监督政府，传达民众意见……”“民主、封建、政治、民众、意见”，一堆新名词堆砌起来，白嘉轩不知道县长讲什么，何县长于是换了当时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话来讲。他说：“一句话，就是要黎民百姓管理朝政……不是县长说了算，而是百姓说了算。”可是白嘉轩还是不明白。百姓说了算？那是张三说了算，还是李四说了算？所以这番对话有如鸡同鸭讲，最终不了了之。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可是“民国”还只是形式上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也没有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辛亥革命不彻底，原因则是因为没有发动民众，没有动员起民众。像白嘉轩这样有头有脸的士绅对现代政治及其话语尚且一头雾水，更何况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当时的“民”总体上是什么情形？毛泽东曾概括道，旧中国深受四重压迫，“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辛亥革命只是形式上解决了政权问题，其它“三权”还在层层压迫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理。

何兆武先生在新版《上学记》中提到，抗战爆发前他生活在北平，“七七事变”后回到故乡岳阳，看到了乡村诸如婚丧嫁娶的很多封建陋俗，他不由感叹当时的中国社会仍非常落后，也由此感慨，“世纪之交那批启蒙者强调‘开民智’，似乎也有其道理。”他说，“你能要求一批愚昧的人民真的能当家作主吗？”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像《新民说》、《时务报》“开民智”的意义所在——要实现政治革命的目标，必须有相应的文化革命，要有相应的文化自觉去召唤、启蒙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使他们成为开创历史、建立新中国的主人。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特别经过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汇聚的磅礴力量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涤荡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成千成万的“祥林嫂”——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封建礼教压迫下逆来顺受、在封建迷信束缚中栖栖遑遑的女人，一步步从精神上开始觉醒，成为自觉自立的“李双双”式的新女性。

这其中，文化革命、文化自觉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最初是一篇演讲稿，题目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文化》。文中写道，“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什么是旧文化，什么是新文化？

新文化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多个领域，涌现出大量文化经典作品，例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

赵炜曾是国民党专门对付高校师生的中统特务，他从黄埔军校毕业时，蒋介石曾亲授中正佩剑。他回忆，“绥靖组缴获了很多中共印制的宣传小册子，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我闲着无聊，就看看这些书……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寄望于共产党了。”他后来成为中共卧底，从东北战场上送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做出重大贡献。

新文化的文学领域气象万千，例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雷雨》、萧红的《呼兰河传》、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

音乐领域，许多家喻户晓的歌曲都出自共产党员之笔，例如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马可等，他们的《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南泥湾》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还有许多优秀的新闻作品，例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邹韬奋的《经历》、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行漫记》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艺术领域，中央美院原院长、著名版画家古元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被徐悲鸿称为“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从他的作品中能够比较直观的体会到新文化的特点，特别是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的特点。左翼新文化所抗衡的是两种文化，封建文化和西方买办文化。古元的《减租会》、《回延安》、《同饮一井水》，都是解放战争中常见的场景。他的作品还包括《焚旧地契》、《离婚诉》、《结婚登记》、《割草》、《初春》、《秋收》等。即便是家常的场景，也能感受到现代的气息，那是不同于中国古典绘画亭台楼阁的一种风格。古元的学生徐冰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过《懂得古元》，文中他谈到，古元的作品“没有旧丝绸的腐朽气，也没有消化不良的西餐痕迹，是一种全新的、代表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一部分人思想的艺术。由于这思想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它又是平易近人的艺术。”他同时讲到，“这并非某些聪明艺术家的个别现象，而是以一种新理论为依据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这就是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之间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

在这场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政党和先进的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比如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运动、由共产党领导的左联、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些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与里程碑。

这些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体现了一代人共同的追求，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沈尧伊的画作《革命理想高于天》展现了长征途中的一个场景，红军将士扎营露宿。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红军将领在用德语背诵《共产党宣言》，有的红军指挥员在用法语演唱《马赛曲》，还有的红军将士即兴跳起了俄罗斯水兵舞。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新文化气息，这支部队并不是一群草莽，不是李自成、洪秀全，而是用先进文化武装引领的一支人民军队、一支政治武装。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是陈毅将军的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身上所具有的新文化素养。最典型的是那一时期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他们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了不起的思想家、文化人、诗人。

通过左翼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形成这样一种宗旨，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发展出一套方针，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最终目的将唤起工农千百万，召唤千千万万逆来顺受的祥林嫂、闰土，使他们成为建立新中国的主人公、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第二个故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真正的解放是文化与思想的解放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中国现代音乐交响乐中的代表作，是在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内创作完成的。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何占豪和大四学生陈刚二人下江南采风，深入人民群众生活，根据流传千年的梁祝传说，合作创作出这部中国交响音乐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总之。《梁祝》从形式到主题无不推陈出新。从形式上看，协奏曲、交响乐均属现代性的产物，但同时融入民族元素。何占豪说：“协奏曲也不是我们民族的音乐形式，但我用民族内容‘梁祝’故事，用民族的音乐语言，这就不一样了。”而主题上，《梁祝》包含着中国革命的现代性。自由恋爱、反对封建，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革命一系列价值理想，包括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平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以及新中国的人民主体、尊严政治等，这些都在这部爱情作品中点滴渗透着。对比《白蛇传》、《天仙配》、《西厢记》等古典作品，就可以对《梁祝》的现代性有一种更鲜明的感悟。相对于那些古典作品体现的一套纯粹的古典文化，《梁祝》中包含着反封建、自由民主、自由恋爱等现代性元素。

李立三在组织安源罢工时曾提出两个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在研究安源罢工时指出，中国革命是把人的尊严带给底层。而这正是通过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一步步推进的。

中国革命的现代性体现在一批类似作品中，有《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长征组歌》、歌剧《江姐》、《红旗颂》等。即使是《刘三姐》、《阿诗玛》等表现边疆民族题材的作品，同样包含着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现代性。更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品的导演是周恩来总理，从策划到节目的遴选，每个细节的打磨他都亲力亲为。《东方红》在上演后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文化冲击。当时一位清华学子在观看演出之后，忍不住写下了《上了生动的一课》一文，并刊登在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写道，“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位学子就是后来的总书记胡锦涛。

北大教授韩毓海老师在《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写道，“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政治革命必须伴随文化革命，政治自觉伴随文化自觉，这是不可分离的。他还提到，解放是双重的，既要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解放出来，也要从中国封建旧文化中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创造现代中国的新文化。

毛泽东曾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2]这就是“不破不立”。

美术领域，家喻户晓的陕西户县农民画产生的影响很大。户县农民画是由当地农民自己创作的，有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也有反映干部作风的。从构图、线条到整个绘画水平都是相当专业的。这些作者都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空闲时间作画的“泥腿子”。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伟曾写过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释读》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这场雄心勃勃的文化革命，目标在于创造一种与封建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都迥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化形态，它召唤“工农兵群众”，希望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地担当其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他指出，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户县农民画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艺术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笼罩着“天才论”的神秘色彩。正是艺术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由此，在这样一批新文化作品中间，人民群众占据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占据了舞台中央，他们不仅是历史的主人公，也是文化的主角、艺术的主角。

第三个故事：《这边风景》，大众的文化、大众的方向

第三个故事要讲的是当代王蒙与他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这边风景》。

   《这边风景》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伊犁地区维吾尔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这部作品跟20世纪5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60年代的浩然的《艳阳天》是一脉相承的。《艳阳天》里写的乡村故事非常生动，语言非常活泼，完全是生活化的，《这边风景》在内容、风格、价值追求上与这两本书也是一脉相通的。

刚刚过世不久的一代连环画大家贺友直曾创作《山乡巨变》，在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评奖会上荣获一等奖。为了创作，他带上全部行头到湖南农村体验生活。几个月间，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蹲粪坑，睡油枕，下地劳动，用手掏粪。凭借这样的感情投入，他完成了这部中国连环画史上的经典之作以及一大批优秀作品，如《白光》、《小二黑结婚》等。

在茅盾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王蒙发表获奖感言《想念真正的文学》。他说，“作家需要盯着的是大地，是人民，是昭昭天日，是历史传统。文学并不能产生文学，是天与地、是人与人、是金木水火土、是爱怨情仇死别生离、是工农兵学商党政军三百六十行产生文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我们要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用周恩来总理的补充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并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4]

改革开放以来，新文化取得了长足进展。美国汉学家艾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说，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更为活跃和开放，视野更加开阔，社会更加包容。无论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还是在音乐、艺术等领域，都出现大批有影响力的人物，创作出大批优秀的作品。[5]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谈到的，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五四”、“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正是三个故事所隐含的三个时期。

“一手软”：反思文化领导权建设

当下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的一个问题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手硬、一手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这手很“硬”。而在文化、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却相对的“软”。可概括为三个方面：没文化、没精神、没灵魂。

什么叫没文化？侯波在中篇小说《春季里那个百花香》[6]中写道，“镇上李书记常强调文化建设哩，前年修了村部，盖了5间房子，图书馆还送了些书。还有篮球、象棋什么的。可至今书没一个人借，娱乐活动没一个人搞，村里还净出些怪事，老的那一套婚丧嫁娶现在全恢复了。修庙啊，信耶稣啊，神鬼啊，赌博啊，打麻将啊，整个村里人除了劳动以外天天都整这些。长这样下去，这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哩？”

什么是没精神？借用作家张炜的话说，当下中国处于“全民性的精神恍惚”。颠倒过来的历史又颠倒回去了。《文艺研究》社长方宁评论[7]，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热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帝王剧”、“宫廷戏”，以及泛滥成灾的“才子佳人演义”，恰恰呈现出了一种文化病象，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身份，早已在今天的文艺中被模糊掉了。生产的是虚假苍白的主体，而历史真正的主体——人民大众，仅仅成了“围观”与“喝彩”的道具，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吗？

批评家李陀指出更深层次的问题[8]：中国的“改革”不但养出来一批富豪、富商和富官，而且还养出了一批小资精英，他们占领了文化领域各个层面的领导位置。文化生产的上游下游所有环节都在小资精英的控制之下，文化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新兴小资产阶级的手中。他认为，无论是国家、政府的力量，还是资本的力量，都不敌小资精英，真正把握文化上、下游各个咽喉要道的是小资精英，具体而言，大多数中国人所读的报纸、杂志，听的音乐，看的电影、书籍——这些人们所接触的文化产品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曾被各大媒体高调宣传、影院轮番播映的《色·戒》本质上是一部“汉奸电影”，在《只谈风月，不谈风云》中，作者所思尖锐地指出，《色戒》这类电影普遍的立论基础是“人性”，它巧妙地呼应了当前中国由来已久的主流话语——用个体生命消解宏大叙事，并视之为人的解放。他们认为人性具有先天的超越性，而政治必定局限于一时一地，而且是暴力的、反人性的。这种“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取向，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恐怕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真正主流的政治。在人性的华美外衣下，既有的历史叙述被一步步颠覆和消解，在它的反面，一套新的历史叙述遵循着相同的逻辑悄悄建立。所谓“人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批判。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往往指向20世纪乃至近代以来的革命史，否认革命这个所谓“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并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

所思在新作《荒原狼的嚎叫》中指出，中产阶级文化，包括与它大面积交叉、在中国被命名为“小资”的那种东西，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一面求财产，一面讲自由，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作为“经济人”和“文化人”的底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的文学艺术非但没有承担起为日渐失范的社会锻造新价值观的使命，反而穿上了个人主义的紧身衣，一路奔向了肉体的狂欢或精神的窄化、虚无化。这就是“没精神”。

最严重的问题是“没灵魂”。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在谈到当下文化的时候使用了“文化的沙漠化”这一概念。首先，李德顺教授对文化进行区分，一种是生产型文化，指原创的、开拓性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文化活动及其成果；另一种是消费型文化，指那些直接用于满足社会需要的，属于享用、娱乐型的，因而是可以大量复制的文化。他认为，文化沙漠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消费型文化的繁荣，而在于生产型文化的动力不足，导致原创力缺乏。这才是更深层、更具根源性的问题。文化沙漠化的重要迹象就是意识形态的危机感越来越严重。

秦天将军在一次访谈中也提到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或多或少出现了“温水煮青蛙”的现象。我们听过很多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做报告，讲的基本都是经济形势和发展经验，很少讲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我们感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这个问题如果不尖锐指出，中国迟早有一天会是第二个苏联。[9]

一些青年人将“意识形态”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灌输的教条或者党的宣传，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北大教授戴锦华在谈到意识形态的话题时说[10]，意识形态——尽管其核心要旨是对统治合法性的论证，却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宣讲或灌输。形式特征从来是隐形的窃窃私语、喁喁告白，是对化身为常识系统的价值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对社会与时代的认同与情感结构的塑造。美国好莱坞大片，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生产、再生产，以喁喁告白的形式不断地讲，这就是意识形态。

戴锦华教授说，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有关，但与权力暴力无涉。否则，便只需国家机器自身的运行，而无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辅佐。

尤受启发的一点是，戴锦华教授讲到，美国政治始终是华盛顿特区与洛杉矶-好莱坞的“双城记”，而非华盛顿特区的独白。与之对比，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像是一场空城计——我们的政治，我们所熟悉的“两个10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政治话语，恰恰是这种独白，没有相应的文化支撑，没有意识形态支撑，成了一场空城计，大兵压境，而城里空空如也，无人，无物。

郑永年在新书《再塑意识形态》中讲到，任何社会都需要意识形态。如果执政党不能提供而出现意识形态真空，那么就会出现其他提供意识形态的社会角色或者力量。

现代中国社会就处在这种意识形态真空状态下，于是其他意识形态乘虚而入。例如宗教极端思想、法轮功；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欧美价值；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市场原教旨主义；人性自私论等。

郑永年说，尽管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但从长远看，最主要的危机就是中国人尤其是各类精英的思维或者思想危机。只要继续让进口的思维和思想来主导改革的政策，那么中国社会将继续面临无穷无尽的问题。

意识形态说到底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执政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就是要引导国家和社会去追求和实现这些核心价值。然而我们面临的却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空化。

郑永年认为，当前执政党实际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主要依赖思想控制，而没有能力进行思想生产。现在所谓意识形态至多也就是一些口号的堆积罢了，对这些口号会有多少人信呢？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将导致我们面临严重的困境，如执政党合法性基础大为削弱；党员干部失去认同感忠诚感；党内大规模的腐败蔓延；对社会行为也产生消极影响；失去引导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等。

北大教授潘维在《经济导刊》2014年6月刊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赵鼎新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他说，国家精英和传媒从业人员之间缺乏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价值认同。在繁荣的经济和市场化的媒体下，国家精英和媒体从业人员有着一个共同的基于经济利益的认同。这种基于利益的认同是很不牢固的，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一旦政治出现变故，这些记者（包括在体制中的得益者）会毫无心理障碍地站到体制的对面，为政治危机添砖加瓦。苏联解体是前车之鉴。

韩毓海说，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失去了文化领导权，就等于失去了政治领导权。

那么，如何进行文化普及，如何坚持新文化的引领作用？我们要建什么样的新中国。与之相应就会有一套文化和意识形态。政治目标始终与文化价值交织在一起，文化自觉召唤着政治自觉，新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创造文化就是创造价值，创造新文化就是创造新的价值，这就是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没有硬实力，一打就倒。没有软实力，不打自倒。

习近平在8·19讲话里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谈到，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争取文化领导权，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点。

（编辑  杨利红）

一个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强县”海宁，一个是北京编外卫星城燕郊、著名的“睡城”，两者都是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本文通过揭示海宁和燕郊的房地产怪象，探寻全国房地产去库存大背景下不同地域面临的房产过剩困局。

浙江海宁，一个县城的地产困局

我的故乡位于浙江省北部的海宁市，西临杭州，距上海150公里，是一个很发达的县级市，2015年全国百强县排名21位。海宁市区也就是硖石镇。春节返乡，围绕着这十几年来发展出来、我并不熟悉的新路，我开车走了好几圈，极目所见除了楼盘、楼盘，还是楼盘。

一个高速发展的县级市

二十多年的变化，已然让我们这些在外多年的人迷茫了。硖石镇已变成了一个我不太了解的庞然大物。原有的旧城区，面貌还残存在印记中，但是那些新城区——也就是不断扩大，已经收编了城边上的乡镇。这在20年前的“自行车时代”，根本无法想象。

在我的少年时代，海宁市有多少人口？按老辈的说法是60万人。我查了下海宁市总人口的相关数据：1992年为61.7万，按照百度百科，海宁现有人口是64.62万人。这个人口统计毫无疑问是指户籍人口，也就是说，20年间海宁市的户籍人口总量一直在65万上下浮动。

从人口角度切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非常明显的趋势：第一，总户籍人口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这是决定当地地产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流动人口转化为当地人口的最主要方式是婚嫁。

海宁人比较看重去县城发展，所谓的“丈母娘经济”、“学区房杀手锏”，在海宁都是很有效的。在当地“城里一套房、村里一套房”，基本上是家家户户的“标配”。城里的房子，年轻人住的居多，因为通常他们工作在城里，孩子上学也在城里。而乡下的房子，老年人住的多。所以如果在非节假日去海宁的乡里，能碰上的基本都是我父辈或者爷爷辈的老人，同龄人则很少能遇见。

当然也有很特殊的家庭，比如城里买了一套，暂时不住，因为农村自建的“豪宅”宽敞舒适，并且现在家家户户少则一辆汽车，多则两辆，交通方便，城市与农村根本没有本质区别，所以选择住乡下。

海宁楼市的一些关键性数据

目前海宁到底有多少楼盘，我没有找到办法统计。海宁市的房价可以说非常贵，硖石镇的均价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1.2万一平米的水准，基本“秒杀”中西部一般省会的房价。

我在海宁市一个二手房的网站上查到一些资料，目前海宁市的楼盘量是87个，而二手房总量是14614套。我们可以通过几组数据，侧面观察到海宁市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

从房地产交易来说，二手房最能真实地反映海宁市房地产价格。

2011年7月海宁市二手房挂牌房价为10043元，而2016年2月海宁市二手房挂牌房价8695元。5年时间，海宁的二手房房价，已经跌去了13.4%。这5年的数据走势，说明海宁市房地产价格正在回落，并且稳中有降。2015年3月30日以来，政府出台密集的救市政策，似乎难以拯救海宁的房地产市场，房价曲线一直平稳向下。

我们再看2013-2015年海宁楼市成交的对比图。

图1  2013-2015年海宁楼市成交对比图

图1显示，2015年海宁市的商品房销量有所回升。笔者通过海宁市透明售房网查到，2015年海宁市预售许可商品房总计是9113套。

图2  海宁市2009-2013年房地产投资总额趋势

图3  海宁市2009-2013年商品房年销售套数趋势

图2所显示的海宁市房地产投资额，从2009年到2013年的5年中，翻了4倍。图3是海宁市2009-2013年5年期间的商品房销售数据。通过这组销售数据，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其中2010、2011、2012年的销售数据都不是很理想。而在2013-2015年的销售数据中，2014年商品房销量偏低。

很显然，2015年海宁市商品房销售量出现大幅度回升，是得益于国家强势推动“去库存”的政策导向，利率已经降到史无前例的新低。但按照房地产投资的周期来说，2013年80亿的房地产投资，到2015年可能还尚未释放出来。

我们再看一组政府公布的住宅用地供应数据，2013年住宅用地为122.54公顷，2014年住宅用地为150.24公顷，2015年住宅用地为87.23公顷。受限于库存问题，2015年住宅用地供应几乎腰斩，但就供应量来说，2013年和2014年的土地供应如果开发成商品房，实际销售周期应当在2015年至2017年左右。如果在这个大周期之中，国家政策回调（利率上调等因素），当地房地产的销量就极有可能回到2010/2011/2012年极其低迷的状态。

2014年，21世纪网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海宁楼市要崩盘：多楼盘烂尾、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在这篇报道中，提到了一组数据，“根据海宁透明售房网显示，截止到2014年4月14日，海宁全市可售房源16129套，可售面积197.02万平方米。”这个16129套，是包括了全部商品房在内的在售数据。

海宁去库存的难点（二级标题）

通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性数据，我们可以初步提出一些判断：

第一，海宁市在售所有商品房的房源，即便在2015年相对减少1000套，目前存量至少不会少于2014年4月的16129套。按照2015年月均800套的消化速度，即便停止相关项目的开发，也需要20个月来消化这些库存。也就是说，高库存的状况仍然存在。

第二，根据土地供应与投资额情况来看，2013年和2014年，都是投资额与供应量相当大的年份。按照房地产的开发周期来推演，预计2015、2016、2017年都将是供应量极大的年份。

第三，显然，2015年海宁市政府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将住宅土地供应量降低到了87公顷。但是，参考前几年的销售数据，如果发生类似市场低迷的销售情况，即便只有87公顷的供应，消化起来仍然非常困难。

第四，海宁户籍的人口数量没有更大增长，这意味着潜在购买力趋于下降。

第五，国家政策的不可预期性，也对海宁市现有去库存带来困难。购房商贷利率4.9%，首付25%，允许下浮5%这样的政策，必定只是短周期的，具有不可持续性。再考虑到海宁市几乎人人有房的现状，20%的首付对住宅市场的驱动效果有限。

第六，2015年年底，是国家去库存各种利好政策释放期，也是利率不断变低的时期。

通过对2015年9月28日至12月27日海宁市各类商品房成交数据进行统计，总的成交量达到2170套。这段时间海宁楼市获批的总商品房套数是3202套，也就是说，尽管“金九银十”被认为是房地产的黄金销售月份，但是实际上这个时段的库存套数反而增加了1000多套。

201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海宁市存销比数据再次放大，背后原因应该是2013、2014年海宁市房地产市场巨大的投资额产生的新增商品房正在放量所致，去库存正在失效。

目前海宁市基本都是有房的，不仅市民有房，农民更有房，农民除了宅基地上自建两三层左右的房子之外，在城里也买了房。除了市民的“刚改需求”、“学位需求”之外，几乎想象不出谁还会去买房。从较长的时间曲线来看，海宁市人口增长主要是外地务工人员较多，他们之中除了少部分通过婚姻形式进入海宁之外，大部分人最终仍以返乡为主，极少在海宁购置房产。外地务工人员也很少有购买高昂的物业的潜在需求。显然，现在海宁的房地产市场，没有太多的消费需求，即便现在停止建设，这3万套房子的买主在哪里？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苏南浙北已经是全国非常发达的区域，大城市星罗棋布，周边强县不在少数，但销售的楼盘之多，已经到了令人眩晕的地步。真有这么多人，在县级市置业？虽然苏南浙北的外地打工者非常多，但是大部分人显然已被高房价壁垒彻底隔绝在了当地房地产市场之外。这些县城的房子，究竟往何处去？最近5年数据显示，房价持续阴跌13%。目前这种阴跌还在持续之中，二手房除了少数县城学区房之外根本找不到下家。用地产市场的专业术语来说，“买入即站岗”。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十余年的大体量开发，家家户户一到两套、甚至三四套住房之后，该怎么办？笔者留在当地工作的同学基本都属于三套房所有者。没有大规模人口流入，潜在住宅需求者基本不存在。而且，从知识型人才结构来看，县域还是人口流出的一方！

海宁房地产去库存的办法是什么？农民工置业这个途径，对海宁来说无效，除非大幅度降低外地在海宁打工农民工的置业门槛。但这种方式并不具备可行性。

同样，房价猛烈下跌，也意味着在当地尽管看起来很富有的家庭，数十年积累的财富（如县城房产资产）的主要部分，要随着地产市场的走低而蒸发。何况海宁市的房价已经阴跌了13%，人人都意识到海宁市的房产，不再是可靠的保值增值手段，买房热情逐渐低迷，杭州及周边的天量库存，也在危害着海宁市房地产市场安全。

海宁的房产市场是长三角地区的 “强县”个案，具有普遍意义。海宁周边的桐乡、海宁市的上一级地级市嘉兴，苏南的部分地级市，都在遭遇房产库存高企、去库存化乏力的局面，如果不及时想办法，势必将会进一步迈入不可化解的高库存深渊。

当然，相对于部分中国中部地区的县级市、地级市来说，海宁的情况相对要好一些。如果地方政府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刹住供应的车，并且引入城镇人口，或者引导海宁的流出人口实现回流，或许在四、五年之后，海宁的房地产市场能重新回到正常的供需关系。

燕郊：全国去库存阵痛中的房产热（二级标题）

燕郊著名的楼盘路——燕顺路

2015年，全国三四线城市楼市，哀鸿遍野，尽管政策反复刺激，利率甚至降到新低，杠杆一再放大，全国二三四线城市，仍深受高库存之累，房地产投资降速，房价疲软，去库存化周期依旧漫长。

但2015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并不全然是水深火热，也有例外。在一线城市中，深圳楼市领涨全国，火爆异常，全年涨幅近40%，部分区域房价翻番。同样，环北京的一些河北县域，如三河市治下的燕郊与大厂回族自治县，全年涨幅也超过了50%。

燕郊高新技术开发区，这个按照行政等级（副县级）勉强属于五线的产房大户，在2015年楼市异常火爆，年底甚至出现无房可售的现象。同属廊坊的大厂回族自治县的楼市，甚至比燕郊还火爆。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间，该县潮白新城（华夏幸福旗下一个占地8000亩的超级大盘）部分新房价格从6000元跳涨至15000元，直线上涨150%。

在全国一片“救市难”现象之中，楼市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一线城市、燕郊等少数地区楼市，反季节暴涨，与全国楼市去库存的基调完全不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人口的流动与重新聚集，资金不断向一些热点区域涌入，对全国去库存究竟构成了何种挑战？

本文试图揭示一个问题，水银泻地一样均质化的救市政策，往往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去库存更深远的本质，不是简单地把房子卖出去，而是要更长远地改变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让地方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变过去十余年的人口流动趋势。只有卖出去的房子有人住、有人继承、有人交易，这样的房地产市场才有可持续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益也才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开发区，还是北京睡城？

2007年我在燕郊买了房。彼时，燕郊这个名字还名不见经传，销售必定会告诉你这里过几年要划归北京，地铁就要修过来，如此等等。

然而，8年过去了，燕郊始终没有划归北京。

七八年时间，燕郊的麦田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从一个安逸的小镇，变成全国知名的房地产热门城市，也是北京的睡城。我来燕郊的时候，燕顺路上还到处是麦田；而今，这里成了高楼一条街。这条长达9公里的房产路，从南往北，楼盘数量不少于30个，居住人口不下40万。

根据燕郊开发区官网提供的数据，燕郊开发区从1992年建区到2014年，22年间户籍人口从3.5万上升到60万。实际上，这个人口数据仍然是被严重低估的，大量流动人口并没有被统计进来，燕郊的实际居住人口应当已经超百万。

作为河北省少数进入全国百强县（2015年县域经济竞争力全国排名29）的三河市，仅靠一个燕郊镇，仍然可以排进百强。

燕郊兴起，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央企转移，冶金一局、中核、中海油等大国企分部，基本是在这个时间段迁到燕郊除国企分部、本地巨头之外，汉王制造、神威药业、中兴通讯等企业，在燕郊也有分部或制造中心。

进入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一号工程推出，媒体纷纷将燕郊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样板进行报道。毫无疑问，燕郊就是北京溢出效应下，野蛮生长出来的一个卫星城。

过去十年燕郊的经济发展中，尽管顶着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头衔，但是房地产却一枝独秀。睡城之名，尽人皆知。过去十年，既是燕郊爆炸的十年，也是燕郊迷失的十年。在这里，几乎所有的项目，开发商最终都能通过各种办法，将土地变性为住宅用地。十年来，数十家开发商在燕郊建起了一百多个楼盘，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核心地块全部变成了睡城。

房产之城，无房！

房地产之所以能成为燕郊的支柱性产业，不在于燕郊开发商的精明，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北京对人口的虹吸效应却无法安置这些人口，从而溢出到环京。

正是由于这个大背景，在北京人口膨胀过程中，廊坊的北三县很快就被发现了，尤其是燕郊，地理位置更加特殊。

以2015年数据为基准，北京市在15年时间中，人口增长了806万，年均增长75万人。也就是说，过去十五年北京市平均两年的人口增量，可以创造出3个廊坊市区（50万人）、1.5个保定市区（100万人）。燕郊到有多少人口，历年人口增长多少，没有办法通过官方口径统计，但其人口增量必定与北京人口增长相关。2014-2015年，强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展开，疏解北京市人口提上日程，但2015年北京的人口依旧是增长的。在疏解北京动物园服装市场、大红门服装市场等高聚集人口商业区，打击地下室租房、群租房之后，全市人口依然增长，也说明扭转人口向中心城市流动的趋势相当艰难。正由于承接北京的溢出人口，燕郊迅速膨胀。并且，燕郊也从政策层面积极承接北京溢出人口，比如买房送户口等，这对于没有北京户口的北漂一族，是极具杀伤力的。

图4 2007-2013年燕郊房价曲线图

图4表明，从大趋势来看，燕郊的房价始终上涨。2013年，北京房价迅猛上涨，燕郊房价也水涨船高。

燕郊楼市最明显的底部，是2010年到2012年，而且周期较长。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段也是燕郊楼盘大规模开发的阶段。这个阶段，燕郊的房价与全国大势基本吻合。

图5显示，2013年至2014年年初，燕郊房价处在上升点位，2014年4月是顶部。

图5 燕郊2013-2015年房价走势图

从2015年5月开始，燕郊房价又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受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利好刺激，受北京市政府东迁影响，也受全国性救市政策的影响，燕郊一手房价格从2015年5月均价1万左右，到2016年2月已达到17000元以上。一年时间，燕郊房价上涨70%。

通过燕郊发展和房价走势的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燕郊具有几个重要特性：

一、因地缘关系，燕郊房价与北京房价有紧密的相关性。燕郊房价略等于通州的1/2。2015年，北京宣布通州将成为新政府所在地，通州核心区的房价直接蹿上3万以上，燕郊也跟着走上1.5万。

二、刚需与投资并存。由于北京严格限购，而燕郊隶属河北，不仅不限购，而且与户籍挂钩，使得燕郊楼市同时兼具居住与投资的双重功能。

三、燕郊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最终却沦为以房地产为支柱性产业的北京编外睡城，严重偏离其自身发展定位。过去十五年，尤其2004-2013年这十年间，燕郊完全处在野蛮生长之中，燕郊地产的无序发展，更是走向了极端。

四、从历史房价来说，燕郊楼市对政策极其敏感，稍有风吹草动，楼市就上蹿下跳。这种政策性过敏体质，也是燕郊2015年房价暴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去库存战略之下，为何冷暖不均？

2015年，去库存几乎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唯一主题。

图6全国百城及各级城市不同阶段价格累计涨跌情况

图7 2015年12月全国一线城市房价水平

图6和图7显示，水银泻地一样的救市政策，并没有扭转全局，却造成了部分区域的过热甚至发烧现象。究其原因，一线城市房产与其他城市房产的价差，在2015年是在不断扩大之中。2015年年中，中国股市由牛转熊、大量P2P宣告跑路、在存款利率对比CPI实际已经为负利率的情境之下，大量避险资金试图进入一线城市。

而北京，是全国执行限购政策最为严格的城市。通州宣布成为北京市新的副中心之后，更是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严厉限购。由此，环京的燕郊、大厂等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利好密集释放区域，成了避险资金大量进入的场域。燕郊地房地产业务人员称，除北京大量被溢出的刚需外，大量寻求资金避险的非北京就业异地买房人，在2015年开始进场买入。燕郊、大厂销售人员在朋友圈，经常晒出一人购买十几、数十套住宅的消息，这样的购房者并非北漂，而是投资客。笔者认为，在全国救市一盘棋下需要慎重考虑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鉴于资本的流动性，应在政策层面区别对待。

2015年通州与环京楼市暴涨，其根本性的原因，当然是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以及北京市政府外迁通州这样的政策利好。但不可否认，这一轮房地产暴涨，也存在炒作因素。2015年7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上指出，对重点地区统一规划，强化土地供应管控，严格城镇开发边界，防止在北京周边地区盲目搞房地产和炒作房价。随后，北京河北两地相继出台措施，调控房价。北京首先确定通州实行史上最严格的限购；河北省住建厅也发文要求环京住宅建设控制容积率，并清查腾退违规用地。

笔者认为，对环京房价的控制，应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局考虑。从2016年年初河北省发文对廊坊环京部分县域入籍政策实施调整来看，政府在这方面已有所考虑。从政策层面看，应当鼓励并允许有北京、环京连续社保、稳定就业的人员，在环京买房并落户。同时抑制房地产投机性资本涌入。

第二，从区域发展角度看，应对环京实施整体性规划。

去者不可追，来者尤可鉴。环京成为房地产开发热门区域，这是地产商追逐北京红利，也是北京人口溢出的表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下，必须有统一的管理与规划。如果已有规划，就应当切实执行，实行官员问责机制，实行严厉控制机制。

第三，应当从交易环节入手，控制环京房地产的交易频率，提高交易税费。

去库存，是2016年全国经济的重要方向，但怎么做到，环京只是一个例子，深圳、上海乃至于昆山，都在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地产暴涨。但这样暴涨，势必将进一步使资金流入到中心城市，而三四线城市的资产，越发贬值。买房人的心态，买涨不买跌，对于不断下跌的房产，根本没有购入的信心，救市也就越发困难。阻断或者减少资金不断涌入热点区域，是去库存战略必须有所考虑的。否则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政策指向全国一盘棋，而最终却变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燕郊，是过去十五年房地产发展的一个极端例子，像这样的例子全国并不少。去库存战略，最终要面对的不是库存本身，而是怎样面对产业的不均衡，就业的不均衡。统而言之，解决房地产冷热不均，最终的办法，除了在政策上对冷热不均区域有所控制之外，还应当引导产业布局。人口不断流失区域的房地产，必然贬值；人口涌入区域的地产，必然升值。居者有其屋的前提，是房以人为本，而人以业为归，这才是最为关键性的问题。

（编辑  宋斌斌）

对于身在异乡的人来说，一年一度的春节大多数情况下是必须回家的，不仅因为那里是自己的故乡，更因为父母都在那里。

家乡的变化，对短期回乡的人而言会更容易感受到。变化之所以称之为变化，就在于这种变化既有积极、好的变化，也会有一些消极、不好的变化。以外来者的眼光看，可能很容易产生“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受。而对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但最终却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的人来说，积极的变化与消极的变化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然而，变了的是乡村，没变的是乡愁。

在变化的乡村中寻找丢失的幸福感

最近一些年来，回农村老家给人最深的感受往往是农村越来越萧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农村的人口在大幅流失，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的往往是老幼妇孺，自然显得没有什么生气。但不应该忽视的是，正是因为劳动力流出，通过性别之间、代际之间的分工，老人、妇女在农村务农维持基本生活，青壮年劳动力则外出打工，积累货币收入。正如一些学者的研究所指出的，农业收入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这是一种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结果。

农民的生活必须依赖大量的货币流通才能完成。最基本的如一些农业生产工具，也必须通过货币交易才能完成。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货币支出已经无所不在。吃穿住行，都必须有现金流才能维持。那么，这样的货币从哪儿来呢？农业生产周期较长，不可能获得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大量现金流，那就只能通过打工来获得现金收入，以维持日常生活。所幸，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外出打工的农民提供了这样的工作机会。

因此，农村确实如一些人所说，正在变得越来越萧条。但同时，农村的积极变化则是家用电器越来越普及，房子修得越来越漂亮，汽车也已经开始逐渐普及，生活越来越方便。今年春节回家，我发现我们村里的汽车普及程度已经相当高，从吉利、比亚迪到大众、本田、丰田等国产和进口品牌，都已经有了。这在十年前的2006年是不敢想象的，基本上是2008年以后才出现的新情况。路也好了很多。2007年，村里到镇上的路变成了柏油路，但村里的主干道还只是从土路变成了石子路；2015年则由于国家财政资金支持，村里的主干道也变成了水泥路，实现了路面硬化。以前一下雨下雪，路就泥泞不堪，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交通方便多了。

村里的房子变化也很大。例如房子的结构，我小时候还有不少是土木结构，而现在新修的房子已经完全变成了砖木、砖混结构，再没有人用土作为主要材料建造房屋。与此相应，修建房子的成本也大幅提高。即使成本逐年提高，但每次回家，总会发现又有几家人修建了新房子。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收入退居次要位置，打工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也带来了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小时候，村里三世乃至四世同堂的情况还很多，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绝大多数家庭要么是两个老人在家，要么是两个老人带着孙子在家。家庭结构也和城市一样，在向倒金字塔结构转变。现在的情况是，几乎家家都有狗，一条大狗看门，一条小狗在院子里跑，让院子里显得有点生气。对中国人而言，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人的流动性的提高，显然影响了人的幸福感。就我对村里的观察，一个家庭如果子女就近工作、生活，每一两个星期或半个月回家一趟，就能够照顾到家里的日常生活。如果有条件，父母在家种地，还可以养猪、养羊，增加些收入。这样的家庭，幸福感是比较高的。而像我们这样，子女离家比较远，父母独自在老家，虽然我们可以给钱，但毕竟有许多日常的事情照顾不到，我们和父母的幸福感都比较低。比如说父母生病了，子女近的可以直接带到城里去看，而子女不在的，则要麻烦得多。对父母一辈来说，进入城里现代化的医院，简直如同进入迷宫。无论医护人员的态度，还是各种繁琐的手续，他们都不熟悉。如果子女在，就可以办得更顺利些。因此，家庭规模的缩小与人的流动性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物质条件改善带来的幸福感，使人们主观上觉得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其实，对父母而言，他们更需要的是能够随时叫回来帮忙的子女；对子女而言，则缺少工作劳累之后能够放松心情的港湾。

人员流动性提高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农村劳动力缺乏。不仅种地和一般的家务活目前只能依赖于妇女和老人，甚至于农村盖房子很多时候也只能找妇女做小工。这样，农村的劳动力价格也跟着城市一起大幅提高。1995年暑假，我读高中的时候，在建筑工地上干过一个月小工，平均一天的工资只有十块钱。而现在找一个人干活，哪怕是劳动强度并不大的一般性农业劳动，比如在田地里除草、种玉米、给苹果园施肥，一个劳动效率并不高的妇女每天的报酬也要在一百元左右。即使如此，还经常找不到人干活。

村里的人际关系也在变化。我小时候，也就是1980年代，村里还有变工，也就是你家忙的时候我给你帮忙，我家忙了你给我家帮忙。虽然当时这种变工主要是邻里或者血缘关系比较紧密的族人之间，但毕竟还有。这种相互帮忙不用货币结算，所以也不计入GDP统计，但对农村来说，却很方便。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要找人干活，就必须出钱，而且必须按照市场价出钱，否则根本找不到人。比如家里水龙头坏了，找邻居修一下，虽然不一定要钱，但往往也要给一包烟之类，必须有物质报酬。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以货币作为交易中介，最早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过程中，而在熟人社会里并不需要。因为在熟人社会里，相互帮助是必须的，也是长期的，虽然今天我帮你，不一定你马上就能帮到我，但总有一天我会遇到需要你帮忙的事。同时，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也是基于长期交往形成的，也包含着对未来继续长期交往的预期。而用货币作为交易中介则意味着相互之间没有信任，也不一定要建立在长期交往的基础上，等价交换之后，对未来也没有继续交往的预期。因为流动性提高，也就造成了农村邻里之间的行为短期化。

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也影响了在农村生活的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认识以及感情上的认同。所以，村里人经常感慨，“现在的人情淡得很”。意思就是说，现在农村不像以前那样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薄，交往越来越多的时候需要用钱作为中介。比如红白喜事随礼，我们当地称之为“行情”。以前大家虽然也在意随礼的钱多少，但大家都很清楚，重要的不是随礼的钱到了没有，而是人来了没有。那时候，常见的情况是，一家人随礼只有一两块钱，但全家人都来吃饭。现在，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在城里或者镇上的酒店里办酒席，成本相对高一些，所以办红白喜事的主人越来越在意随礼的钱。如果有客人随礼的钱很少，而来吃饭的人很多，主人就会不大高兴，觉得这个亲戚或者朋友不大地道。

幸福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当然基于亲人、亲戚、朋友、邻里和村庄内部的交往。当这些关系都处在急剧变化和重构过程中时，这种情感体验也就变得越来越难获得了。

与城市联动的生产生活

不过，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在村里盖房子都不是第一选择，他们宁可想办法筹钱到城里去买房子；有些年轻人是在外打工，攒了钱以后，回来在城里买房子，有些则是在城里做生意，挣钱买房子。有些年轻人其实在城里并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他们也希望在城里买房子，逐步到城里生活。和大城市的姑娘们一样，房子越来越成为结婚的必备条件之一。有些年轻姑娘结婚的条件之一就是男方必须在城里有一套房，并且最好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样，既可以一举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又可以摆脱传统的媳妇儿与公婆之间的矛盾。市里下属各县乃至乡镇，有稳定工作的人，很多人都在城里买了房子。但对他们来说，平时并不在城里生活，只有到周末，才全家到城里来享受生活。因此，城区的许多小区，平时都关着灯，没有人住，只有周末才亮灯。一个做生意的同学说，他观察了一年多，发现马路对面的一排房子，每天晚上开灯的尚不足十分之一。

这也造成了这些年来城里的房价持续走高。前几年最高的时候，常住人口不到30万的小城市，房价一度高达6000多元一平米。近两年由于政府调控和经济形势变化，房价回落，目前仍然在4000元左右。现在的问题是，库存严重积压，无法消化，房价下跌更是打消了一些人投资房产的念头。甚至前几年一号难求的经适房，如今也已经无人问津。不仅城里的房子这十年来从均价1000元左右涨到了4000元以上，连镇上的房子价格也大幅上涨。2010年还只能卖10万元的一套房子，现在已经到了28万元。除此之外，镇上也新建了不少商品房。庆阳的房地产真正起步是在2005年以后，也就是过去这十年的事情，之前并没有多少人在城里买房子。2010年前后，城里的二手房基本上无人问津，但现在已经非常抢手。当地的房地产开发模式非常不规范，即先圈地，从政府手里拿到土地以后开始预售，筹集一部分资金，再用这些资金建设。建设到中间，如果房价上涨了，就要向已经买房的人再收一部分钱，再继续建设。所以大多数人在2010年前后买房都是这样，一旦先交了定金，后面就必须不断追缴，才能保证自己最后拿到房子。正是因此，就形成了房地产商拖欠建筑承包方、承包方拖欠建筑工人（主要是农民工）工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对政府来说，正是那几年土地收入大幅增加，才形成了土地财政的局面。当时，土地财政在学术界和媒体上已经被广为诟病，但对庆阳这样的中西部城市来说，才刚刚学会玩这个游戏。政府用土地出让得到的一部分钱征收土地，增加土地储备，再逐步出让，增加收入。如此循环，就使城市的面积不断扩张，圈占的土地越来越多。同时，房价也稳步上升，当地的一些人也从买房中获得了高额收益，房地产就成为一种新兴的投资品。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城市人口少、规模小，房地产市场起步晚，但也仅用了三五年时间，就将房地产泡沫吹得很大，成为一个定时炸弹。2012年后，国家出台限购政策，中西部城市房价泡沫膨胀的速度才降下来。2014年后，基本上进入滞胀阶段，之后开始逐步下降。庆阳的房价就从6000元以上降到了现在的4000元左右。

2015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开始鼓励房地产商降价销售，去库存。但就我的观察来看，这个库存量相当庞大。庆阳市全市常住人口不到250万人，其中，城区常住人口约25万人。而庆阳市的住宅存量足够城区每家一套，即使把其它各县大量平时不在城区生活、只有周末回到城区的人都算上，也完全足够每家每户有一套房。这还只是已经建成的楼房，不包括已经圈占但尚未开工建设的土地。现实是，有购买能力的人基本上前面几年都已经买好了房子，现在房价不稳，投资价值不大。而那些已经在农村老家盖了房子，或者没有能力进城生活的人，更没有意愿在城区买房。即使银行愿意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他们也没有多大动力去背这个包袱。也就是说，房地产的库存是绝对过剩，房地产供应过剩的情况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庆阳这种情况不是个案，内地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大多数与此类似。过去十年间，城市占地面积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新建住宅足够当地全部人口居住，但现在却面临着房价回落、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不过，好处是过去这些年，虽然城市面积急剧增加，但各地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每个村都有了通往镇上的石子路，随后又逐步变为公路。并且，每个村都有了经过镇上通往城里的公交，每天往返三趟，定时从村委会大院门前的车站出发。

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既方便了城市和农村之间人和物资的流动，也拉近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使农村日常生活对城市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1980年代，村里经常来一些“货郎”。家里一些常用但平时不注意储存的小物件，村里人都是在货郎那里买。后来，村里的商店逐渐多起来了，人们越来越多地到商店去买东西。商店就慢慢取代了货郎。而现在，因为农村生活中用到的工业产品更多，品种也更丰富，许多是村里的商店所不能提供的，所以必须到镇上去买。而交通和通讯的便利，则为这种物资交流提供了条件。比如盖房子，以前要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材料，而现在则完全不需要，可以边盖边买，需要了再去镇上买。还有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前村里人多数只需要在商店买就行了，现在则会更多地选择去镇上买，因为镇上的商家更多，品种也更多，选择余地更大，价钱也会更便宜一点。有车的人家，甚至会选择进城去买，因为相比于村里和镇上商店里的假货横行，城里的商店产品质量更可靠。农村生活对城市、对工业产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生产对城市以及由城市主导的物资流通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比如养猪，我小时候一般是家里种一点玉米之类的秋粮，然后用秋粮喂猪，一家也就喂两三头猪，到年底杀了拿到镇上的集市卖掉，可以获得一点现金收入。那时候种秋粮往往和养猪联系在一起，不养猪一般不会去种玉米，只有在主粮能够保证全家吃并缴纳必须的公购粮、订购粮及土地税之后还有富余的情况下，才会种玉米，养猪。在当时，这就意味着土地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家庭收入的多少。但现在喂猪越来越依赖于工业化。很多人并不是把玉米用来喂猪，而是直接拿去卖掉。养猪的人家也并不一定种玉米，而是从镇上或者城里买工业化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饲料。还有麦子的耕种和收割，也越来越和全国联系在一起。我小时候，都是人工收割，再用人力运回家里，打碾、晾晒，相当费时费力，一般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后来逐步演变成用收割机收割，不仅快得多了，也方便多了。2014年夏天收麦子的季节，我刚好回家，赶上了收麦子。村里全是从外地来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人们只要把联合收割机上打出来的粮食用袋子装起来，运回家里就行了。开收割机的师傅说，他们是湖北人，共有近20台联合收割机。从六月初开始，他们先从湖北到陕西汉中，然后到关中，再到咸阳，再到庆阳，之后还要去宁夏、内蒙，这样一路打过去，一直到七月中旬差不多结束。

当然，与全国统一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另一个代价是农民的生产行为也越来越由市场价格决定。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信息反馈慢，农民往往是看今年什么东西价格高，就种什么，而当下一年收获的时候，价格就变了。这也造成了类似内蒙的土豆、山东的大蒜等到了收获的季节却因为价格下降，根本没有外地客商前来收购的情况。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对庆阳当地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进一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2015年全国经济形势不好，增长乏力，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玉米、小麦等庆阳的主要农产品价格也随之大幅下降。2014年玉米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1.20-1.30元，而现在只有0.75元。麦子也与之类似。2014年一斤1.10-1.25元，现在就只有0.90元多一点。但作为工业产品的农资和人力成本价格却并没有下降多少，所以春节期间，村里人都说，今年不管种啥，都肯定要赔钱。当然，也有些工业产品的价格下降，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我小时候，村里的主要燃料是小麦和玉米秸秆，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煤为主要燃料。冬天，因为天气冷，煤炭的用量更大，但今年冬天一吨煤只有350元左右，比往年便宜了好几百块钱。不过，宏观经济形势低迷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村里人出去打工，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大多数是在城里搞建筑。前几年，人工费用节节攀升，而随着城市房地产市场陷入萧条，基建基本饱和，今年的活儿不大好找了，人工费用下降也在所难免。

精准扶贫：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作为基层公务员，今年春节期间，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去年底提出的“精准扶贫”、“消灭绝对贫困”的相关举措。

其实，按照他们的说法，扶贫成为工作重点，并不是从去年底中央提出“精准扶贫”之后才开始，而是早在现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调任甘肃之后，就一直很重视。从几年前开始，每个公务员必须定点帮扶几个农村贫困家庭。无论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还是乡镇一级，公务员都有定点帮扶的任务。一般由所在工作单位统一组织分配，每个月必须到定点帮扶对象家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几天。同时，政府也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向农民提供低息、贴息贷款，帮农民找项目，帮助农民提高收入。

2015年底，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消除绝对贫困，并且提出“精准扶贫”，扩大了这项政策。近两年，中央提倡棚户区改造。在我们老家，政府也相应地提出了危房改造项目。那些至今还住在窑洞或住房已经达到危房标准的贫困家庭，可以先自己筹资建房，建成后再由村里向镇上、镇上向县里逐级申报危房改造项目补贴，一旦通过审核，国家可以无偿提供一到两万元不等的财政补贴。除此之外，各区县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财政情况提供一些额度不同的补贴。

2015年，这项政策的力度空前加大。按照现行政策，贫困家庭建房，政府可以提供五万元左右的贷款，贷款利息由政府财政直接补贴，对农民来说，这就是无息贷款了。据说，各村都有一定的名额，由乡镇派出干部，村干部配合，进村入户了解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之后由干部填表申报，贷款下来后，再由干部送到农民家里。

“精准扶贫”政策出台后，贷款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农民建房可以申请贴息贷款，还可以申请贴息贷款用于投资、经营，增加家庭收入。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全镇分配到每个村的贷款申请名额大约三四十个，像前面提到的危房改造贷款一样，由村干部配合乡镇干部进行调查，再由乡镇干部填表申报，贷款下来后直接送到农民家里。但对很多家庭来说，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投资和经营能力。所以，拿到贷款后怎么用，也是个问题，需要考验每个家庭的自主经营能力。听做过这项工作的人说，只有极少数人将这个贷款用于经营活动，再稍微好一点的就是用来翻建房屋，还有些人用于日常生活开销，最糟糕的是有些人干脆拿去赌博。

“精准扶贫”政策提出后，下乡扶贫成为工作的重点，政府机关部门的公务员几乎都有下乡扶贫的任务。一般一个人固定联系三户人家，每个月必须至少去一次，不允许在农民家里白吃白住，吃住都要自己付钱。还要千方百计想办法，帮助联系的贫困户搞一些经营项目，以早日脱贫。对于稍微有些权力的部门和干部来说，可能办法还多一些，但对绝大多数普通的年轻公务员来说，这个要求其实有点高。因为他们本身也没有搞过经营活动，在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多做生意的朋友，所以他们能想到的办法大多数就是养殖、种植之类的传统办法，得到农户同意配合的承诺后，再去申请贷款，帮贫困户落实。可是，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下乡干部让农民养羊，农民说他没养过，万一养死了咋办？干部说，羊羔是政府补贴的，农民不用掏钱，养大了卖掉的钱归自己，而且，还有专家定期下乡指导，不用担心技术问题。即使如此，农民也不愿意养，他们还是愿意要钱。

为了督促和检查下乡对口扶贫的干部的工作情况，市里有专门的检查，会不定期抽查，或者电话抽查，或者直接实地考察。如果农户反映干部不够积极，这个干部可能就会被批评或者面临其它不利后果。因此，下乡扶贫的干部除了要帮贫困户想办法找项目，每次去还得给老人小孩买点礼物，请他们在检查的时候尽量说自己的好话。

消除贫困当然是好事。但有的地方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强制推行，在一个虽然已经离开农村但仍和农村保持联系的人看来，这显得有些拔苗助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举了一个例子，他们曾经碰到一个家庭，三口人，加上大病保险、粮食直补、退休工资等各种补贴，平均一个人一年大概可以拿到1.8万元，数字相当惊人。所以，多数公务员认为，现在的扶贫政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需要的限度，而且成了普通公务员一个沉重的负担。而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则认为，虽然存在一些弊端，但毕竟还是农民得到了实惠。他说，有几年当地为了让经济数据好看，不断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字，导致当地失去了贫困县的帽子，也失去了数亿元的扶贫资金，而这个损失是农民的。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土地流转和城镇化。这是最近几年党和政府重点抓的工作。听同学说，目前全镇都已经完成了土地确权，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完成流转。按照原来的计划，土地流转主要是将土地集中起来，便于进行机械化耕作。而且，有政策明确规定，流转土地不允许种树，不允许建蔬菜大棚，只能用来种粮食。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已经流转的土地都没有用来种粮食，而是种树和建蔬菜大棚。原因很简单，种粮食成本高而收益低，种树和建大棚则见效快、收益高。相关部门对此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并没有进一步监管。此外，前两年城镇化建设提得比较高的时候，镇上曾经有个计划，将全镇的土地都流转出去，将农民集中到镇上居住，统一上楼。这个计划看起来好像挺不错，其实根本没有可行性，后面土地流转只完成了几个沿公路的村子，离镇上比较远的村子就没动。把农民集中到镇上居住的计划，也无疾而终，慢慢没人提了。但一些稍微关心宏观形势的人都认为，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终究还是要搞，目前虽然没行动了，但未来还是避免不了的。

客观上说，目前应该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土地集中耕种的条件。因为农村劳动力流出，留下种地的人少。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按要素分配的，让现在已经掌握了资本的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再去通过流转获取土地，那么他们获得的要素进一步增加，在分配过程中自然就获得了更大的优势。而那些本来就不掌握资本，只有一些土地的农民现在干脆连土地也要以很低的价格转让出去，那么在分配中就更加处于不利地位了。这种情况需要考虑。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扶贫也是这样，重要的不是直接给农民钱，而是让他们有自主摆脱贫困的能力。而现在有一些扶贫做法给人的感觉恰恰相反，不是注重农民能力的培养，而是直接给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肯定是弱势群体，他们唯一能够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而这样的组织就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但如果扶贫工作寄望于从上面下去的干部依靠个人能力和资源帮助农民直接解决问题，摆脱贫困，却看不到基层组织发挥任何作用。作为农民组织领导核心的村两委，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工作也就是配合上面下来的干部。至少从理论上说，这种工作方法就是本末倒置的。现在农村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一盘散沙，缺乏组织，扶贫工作应当逐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组织领导作用，在开展扶贫工作中将已经多年陷入停滞的基层组织恢复起来，以基层组织为主来进行农村的各项工作。

（编辑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