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法国电力集团是著名的国有企业,本文从该集团的历史与现状、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政企关系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在股权结构上A...

一、历史与现状

集团概况

法国电力集团(?LECTRICIT? DE FRANCEEDF[1]是一家法国政府持股84.5%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生产商、欧洲最大的可再生电力生产商,业务覆盖发、输、配电各个环节及能源服务。该集团在核电领域享誉世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进入中国,并在中法合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中扮演了“老师”角色。截至2014年底,法国电力集团的全球装机容量达到136.2GW,其中核电72.9GW、火电35.0GW、水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28.3GW。在2015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中,2014年其以966.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名第78位(2015年为第70位),总资产为3242.46亿美元。

以欧元计,2015年法国电力集团营收750亿欧元,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176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9%。近十几年来,法国电力集团的营收和EBITDA基本保持了稳步增长。

历史沿革

法国电力集团的历史可追溯到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府为了改变国家在经济与工业中的薄弱地位,在银行和重点工业行业实行了国有化和管理现代化的政策。根据194648日法令,法国对1700家左右小的能源生产、传输和配电公司实行了国有化,并整合这些企业,创立了法国电力集团。该集团为国有独资。法国电力负责电力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经营全法国的发、输、配电业务。法国电力的成立奠定了法国的能源工业现代化基础,尤其是核能设施和水电。

法国电力集团通过下述分阶段发展,完成国家公共事业服务的使命:

1950-1970年,主要是战后重建和实施国家主导的水电、火电和核电计划(1963年开始商业化核能计划)。1970-1985年,重视电力营销,并与燃气和石油领域的能源公司开展竞争。1980-1995年,与法国政府签订计划合同,加强在电力行业的竞争力。

1990年起,法国电力开始国际化发展。首先是在南美,从1998年起,在欧洲的英国开始,先后进入德国和意大利。1995-2005年,随着国际电力开发和欧洲统一电力市场的发展,又重组为法国电力集团,按照欧洲电力市场新制定从财务和管理上将输电网分离的原则和国际发展的需要,采用了多部门集团制结构。1999年,根据一项欧洲法令,法国电力不得不开放20%的业务给竞争对手,先是B2B2000年到2004年),其后是B2C(从2007年至今),这终结了其在法国发电市场的垄断地位。20041120日,为配合上市,法国电力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起,法国电力集团上市后加快了发展步伐。2005 11  21 日成功实现整体挂牌上市。集团通过并购加快了规模扩张。2009年并购英国能源(British Energy);2010年出售EnBW及英国的网络;2011年全面收购EDF Energies Nouvelles2012年接管爱迪生公司(Edison);2014年收购Dalkia在法国的业务。

业务结构与地域分布

目前,法国电力集团的发电结构以核电为主,2014年全球发电量达到623.5TWh,其中77%为核电,7%为火力发电(除天然气),6%为循环燃气发电,10%为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近年来,法国电力集团强调低碳化发展,在其2014年生产的电力中,85.1%的电力是不排放CO2的,公司为此而自豪。

时至今日,法国电力集团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在欧洲、美洲、亚洲都有业务。其中欧洲有: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匈牙利、荷兰、比利时、波兰;美洲有:美国、巴西;亚洲有:中国、越南、老挝。截至2014年底,该集团在全球拥有3850万客户,年营收达到729亿欧元,净投资120亿欧元;在欧洲的新能源和可再生发电装机容量达28.3GW、电网运营线长10.5万公里,并有47条跨国输电线;在全球的核电运营中,有73个核反应堆分布在法国和英国。

法国电力集团的业务覆盖了从发电、输配电交易等各环节。其业务和地区的分布如表1所示,从中也可以看出其下属公司较为专业化,且多为100%控股。

        1  法国电力集团主要下属公司的业务与地域分布

(公司名称后括号内的百分比为法国电力集团持股比例)

 

发电环节

传输环节

配电环节

供应环节

(向顾客提供电力和天然气)

法国

(海岛能源系统除外)

法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EDF SA)

100%

RTE公司

100%

ERDF公司

100%

法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EDF SA)

100%

英国

法国电力能源公司(EDF Energy)

100%

——

——

法国电力能源公司(EDF Energy)

100%

意大利

爱迪生(Edison)公司(97.4%);

凤凰(Fenice)公司(100%

——

——

爱迪生(Edison)公司(97.4%

比利时

法国电力Luminus公司63.53%);

法国电力比利时公司(100%

——

——

法国电力Luminus公司

63.53%

其他国家

——

——

Démász公司

100%

Démász公司

100%

其他业务活动

——

——

法国电力

斯特拉斯堡公司(Electricitéde Strasbourg

88.64%

——

 

支持业务活动:

贸易(Trading):法国电力贸易公司(EDF Trading)(100%);

能源服务:达尔凯(Dalkia)公司(100%)、凤凰(Fenice)公司(100%)。

资料来源:EDF 2014 FACTS & FIGURES20158Scope of consolidation at 30 June 2015 ,见 EDF_Analyst_pack_H12015.xls 

尽管法国电力集团已经国际化,但其利润仍主要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2014年,集团EBITDA173亿欧元中,法国占71%,英国占11%,意大利占5%,其他国家占4%EDF能源公司、EDF贸易公司、能源服务公司及其他公司则贡献了剩下的9%

与其收入利润结构相对应,法国电力集团15.8万名的全球雇员,大部分分布在法国,其中3.9万员工在法国配电部门,4.15万人在法国发电和工程部门,1.47万人在法电能源部门。

2004-2008年,集团进行了两次大的业务重组,将发电、输电、配电分开,在欧洲电力市场化改革中影响很大。根据欧盟第二号指令,输配电企业要在2004 71日前与发电实现法律上的分开。法国电力集团曾考虑过两种方案,一种是将法国电力集团在资产上一分为二;另一种是将输变电业务划归到子公司以实现法律上的独立。鉴于欧盟指令尚未要求输电资产一定剥离,因此法国政府在2004年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这样既满足了欧盟的法律要求,又保持了法国电力集团资产的完整性。2005年,法国电力集团将输电网部分单独划出,成立了100%持股的子公司RTE,实现了发电与输电法律上的分开,同时输电服务也对其他发电商公平开放。随后的配电环节分开与此类似。200811日,法国电力集团将配电部分独立出来,成立了100%持股的子公司ERDF

 

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三级标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统一市场开始兴起:取消了国家对价格的管制,建立了竞争监管机制(1986年)。同时,随着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银行实现了民营化。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对国有企业传统的治理方式、国有资本经营方式形成了压力和挑战。

按照欧盟第一、二号令,法国政府于2004年决定将一些完全由政府垄断的公用事业(例如:法国电信、法国航空、法国燃气、法国电力等)实行资本开放,通过改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扩大融资来源,通过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改进经营模式、适应国际竞争。公共财政预算要更多地用于其他当务之急,如就业、养老、医疗保障、教育等。

法国电力集团的改制上市,就是这一重要转变中的一项决策,也是基于以下原因:筹集资金应对未来法国及欧洲的巨大电力需求;适应欧盟关于2007年面对所有用户竞争的要求;政企分开和改善公司治理;保持国有控制和私营资本灵活的结合。保持国有资本对企业的控制是有效推行产业政策的保障,政府需要法国电力集团很好地执行国家的核电政策和能源政策,而私人股东的引入可以带来经营的压力和灵活性,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2002年法国总理宣布施政纲领后,先后经历了养老金制度改革、公司改制、业务重组、明确责任和关系等阶段,为上市创造条件。这个过程反映了法国电力(集团)公司作为大型国有独资电力公司所特有的改制上市特点,即整体考虑与分阶段推进相结合(如图1所示)。

1  法国电力集团改制上市过程

资料来源:引自《法国电力(集团)公司的改制背景和上市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报告,李兆熙、张政军,20077月。

改制上市过程的核心是政企分开、公司改制和建立公司治理构架。为此,当时的经济财政和工业部成立了国家持股局(French State Shareholdings Agency  APE),代表国家行使企业所有权,并协调政府对企业的统一行为。随后,法国电力由原来的国有工商事业单位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原有的法人权利义务以及与第三方的合同。接下来,通过资本开放实施条令,但国家持有法国电力集团的股份比例不低于70%。再后,根据《国营企业民主化法》组成董事会,其中1/3为国家代表,通过颁布政令任命;1/3为职工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另外1/3为股东代表,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在董事会中组成专业委员会,包括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企业伦理道德委员会,董事长由董事会在政府建议基础上任命。

法国议会于2004年通过法案,允许法国电力集团公开出售30%的股份(即保持国有控股不低于70%)。不过在2005年第一次上市发行时,决定现阶段保留国有股份不低于85%,以便对公司保持“可持续性监控”。这次部分股份的出售是在财政部长的监督下进行,所获资金将全部用于法国电力集团的进一步发展。

2005 11  21 日,法国电力集团成功实现整体挂牌上市,成为法国历史上和欧洲2001年以来最大的企业上市项目,也是2005年全球第二大上市项目,从此法国电力集团转变为国家、公众、员工三方持股,的、拥有500多万股东的股份制公司。(如图2所示)在这次上市中,国家向法国电力集团在职和退休员工出售股权11亿欧元,法国电力集团则筹资达64亿欧元。



 

 

 

 

 

 

 

 

 


2   2005年法国电力上市时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法国电力集团2005年年报。

 

2007123国家持股局(APE)出售了2.5%的法国电力股份,产生了36.86亿欧元的净收益,该收益被用于十个大学校园的建设项目。政府减持后,国家仍然持有84.85%的法国电力股份。

随后,法国电力集团不断并购重组,政府持有的股份比例略有变化,但国家持股局(APE)没有再出售法国电力的股份。截至20141231日,法国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2014年底法国电力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法国电力集团2014年年报。

 

目前,法国电力总股份中,流通股占比99.91%,基本实现全流通。每1股享有1份投票权,即同股同权。

公司治理

法国电力作为国有企业的法律框架与合同框架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法国电力集团的法律框架与合同框架如下。[2]

1)法国国家持股局代表国家作为股东;

2)任何关于财务、投资、并购和出售、或者有关公司人员报酬的决策,必须得到法国政府的批准(1953.8.9法令);

3)公司接受不同部门的财务控制:国家巡视员(State Inspector)、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财务检查局(Finance Inspection);

4)主要的合同协议由特定的市场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的角色是确保奖励条件的规范性,其意见是建议性的;

5)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长和CEO由董事会推荐、由法国总统的法令任命;

6)依照法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其董事长和CEO的任命基于对候选人的面试,及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相关常设委员会的意见;

7)自201411月股东大会起,董事会由3-18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由股东大会任命的成员(根据the Order第六条,如果需要可由国家推荐)、一名国家代表(根据the Order4条,由经济部长在国家代理人(State agents)中任命),三分之一根据1983.7.26法令选出的员工代表。

作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上市公司,其公司治理有以下一些要求和特点:[3]

1)必须遵守上市公司的法律和公共部门实体的特定标准;

2)董事会内部规则与其他上市公司类似;

3)根据20111月第2011-103号法律,董事会和监事会代表中女性和男性平衡,职业平等。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有5名女性成员,占全部成员的27.8%。如果董事会成员按照AFEP-MEDEF规范来统计,这一比例是25%(排除代表员工的董事);

4)法国电力集团坚持巩固AFEP-MEDEF规范(AFEP- MEDEF Code2013.6修订),遵循法国商业规范(French commercial code),这是公司参照的公司治理规范,并服从于适用于法国电力集团的特定法律和法规;

5)伦理委员会每年报告董事会的功能,并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此外,每三年在该委员会监督下,由一名专业的外部顾问带领做一次评估;

6)在某些项目提交给董事会之前,董事会设立了5个专门委员会来做审查和准备;

7)法国电力集团符合内控程序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即特雷德韦委员会赞助组织委员会);

8)法国电力集团每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结构

董事会是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决定公司的业务政策,并确保这些政策实施。董事会审议公司或集团的战略、经济、金融或技术政策,以及那些法律明确赋予董事会的事项或董事会自己保留的事项。

1)董事会成员来源。集团的董事会来源是“三三制”,即政府确定1/3,股东大会任命1/3,员工选出1/3,共18名成员。截至20162月,法国电力集团董事会的最新情况如下:

股东大会任命11名董事(其中5名由法国政府推荐),独立董事占1/311名董事主要是经验丰富的企业领袖、专业人士及政府官员;

6名由员工们选出的董事(即职工董事),他们主要代表法国几大工会的力量;

1名法国政府代表,国家持股局APE的专员,向法国经济、工业与数字化部部长和财政与公共账户部部长汇报;

3名列席顾问,他们可列席董事会。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分别是:法国电力集团的政府专员、能源与环境司司长;法国国家经济与金融派驻企业的督查部门的负责人;中央工程局局长。

从董事长兼CEO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其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企业工作,不是政府官员。

2)董事会各委员会的状况。法国电力董事会下设有审计委员会、伦理委员会、核(Nuclear)事项监控委员会、任命与薪酬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审计委员会:4名董事由股东大会任命,其中1人任主席;另有4名职工董事。

2)伦理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任主席,2名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和3名职工董事。

3)核事项监控委员会: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出任主席,另有股东大会任命的2名董事和2名职工董事。

4)任命与薪酬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出任主席,另有,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1名代表法国政府的董事和1名职工董事。

5)战略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席和集团CEO领导,另有3名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1名代表法国政府的董事和4名职工董事。

    此外,前述3位顾问中的两位可以受邀参加各个委员会的会议。

3)董事会的新变化。2014820日公布的2014-948号法令,对法国电力董事会有一定影响,具体如下:

1)董事会不必再保持18名成员,可以是3-18名;

2)员工选出的代表比例保持三分之一;

3)法国政府的代表从公务员中选取;

4)法国政府提名的1名或更多董事(不必要是公务员)应由股东大会批准。

20141121召开的股东大会,根据同年820日公布法令规定的新条款,修改了法国电力的公司章程,涉及到公司治理、国有企业间的股份交易、对董事会组成的任命等。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里,5年的董事任期不再是强制的,董事的任期减到4年。作为一个例外,公司章程申明说,作为代表雇员的董事,生效期是在20141121日的股东大会之后,其第一个任期应该是5年,而其他任命的董事任期应该到20181231日。

三、法国电力的政企关系

    法国电力作为政府绝对控股的公司,理论上应该贯彻政府这个大股东的意志。作为上市公司,法国电力在多年运作中形成了较为清晰规范的公司治理。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国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行使股东权利,二是相关部门的行业监管或审计。

法国国家持股局作为国家代表持股

法国国家持股局与企业的关系

法国国家持股局是一个由经济、工业与数字化部部长和财政与公共账户部部长联合控制的国家部门。它执行国家股东的功能,维护国家的财产性利益和其投资管理。它建议并实施法国政府相关部委的政策和决定。它的使命是管理政府的股份组合,给企业的股份资本带来稳定性,支持企业成长或转型。它的目标是:寻求对属于全体法国公民的资产进行长期价值的优化;支持企业成长,同时监督企业战略的连贯性、企业治理的品质、以及遵守公司环境与社会责任的最佳实践;确保投资的公平回报,并通过投资组合选择来优化公众资金投资的战略回报。

国家持股局是一个精干且成员较为年轻的政府部门。它的运作成本仅是所管理股份价值(1100亿欧元)的万分之一。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材料显示,法国国家持股局表达了对公共部门企业的如下要求:准备计分卡就主要的财务和质量数据向国家持股局报告;定期组织会议,每年至少一次陈述公司的战略和财务绩效;就任何投资操作或任何特定的审计任务通知国家持股局。

截至2015430日,法国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共持有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见表3)。

按行业所属领域看,国家持股局持有的上市公司组合的股份价值(总计831亿欧元)在各领域间是这样分配的:能源61.7%,航空航天/防务 15.9%,汽车8.9%,航空7.0%,电信6.3%,其他0.2%,合计100%

 

3  法国国家持股局持有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状况

(截至2015430日)

上市公司名称

所属行业

国家持股局持股比例

国家持股局所持股份的市值

(亿欧元)

法国电力集团(EDF

能源

84.5%

357.19

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GDF Suez)

能源

33.2%

147.36

法国阿海珐集团(Areva

能源(核能)

28.9%

8.56

法国泰雷兹集团(Thales

防务(电子)

26.4%

29.72

赛峰集团(Safran

航空航天/防务

18.0%

49.06

空中客车集团(Airbus Group

航空航天

11%

53.22

雷诺公司(Renault

汽车

19.7%

54.94

标致雪铁龙集团(PSA

汽车

14.1%

18.70

巴黎机场集团(ADP

航空

50.6%

55.04

法航荷航集团(Air France-KLM

航空

15.9%

3.67

橙电信公司(Orange

电信

13.5%

52.50

德克夏银行(Dexia

金融

5.7%

0.07

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CNP

金融

1.1%

1.2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法国国家持股局APE 2014-2015年度报告整理,201510月。

 

十几年来,法国国家持股局根据实际情况和政府需要,对其投资组合中的国有企业股份进行了动态调整。[4]既有许多减持,如前文描述的出售法国电力集团2.5%股份用于大学建设;也有不少增持,如201547日国家持股局增持了1400万股雷诺公司(Renault)的股份,占公司股份的4.73%,增持后国家持股局持有雷诺公司19.74%的股份。

国家持股局还是制定了几个有关上交分红的核心原则:

1)从企业长期的财务状况来看,寻求一个可持续的水平,要考虑企业为其发展的投资需求和对债务的控制;

2)比较类似可比的主要公司股票的收益水平,提供给股东回报,尤其是在受监管、收入波动小的行业;

3)控制再投资风险。

2014年,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收到的国有企业分红为41亿欧元,其中前5大贡献者为法国电力集团、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橙电信公司、和法国邮政。这5大公司占总体分红收入的86%

    在国家持股局持股的13家上市公司中,其分红率(2014年上缴的分红与同年11日政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之比)为5.3%,这一比例高于法国CAC 40公司的3.5%分红率。原因在于,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中能源股和电信股较多,盈利情况较好。(见表4

  4  法国国家持股局历年收到的国有企业分红(亿欧元)

财政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现金分红

29

48

56

33

43

44

32

43

41

股份分红

——

——

——

22

1

——

14

2

——

合计

29

48

56

55

44

44

46

45

41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持股局APE 2014-2015年度报告,201510月。

其他对法国电力集团活动产生影响的监管机构

     出于法国电力集团的行业特性,除国家持股局之外,法国电力集团还受到来自法国核安全管理局和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的行业监管及相关审计。

1、法国核安全管理局。法国电力集团中70%多的发电量来自核电,鉴于核能技术特殊性和安全性要求,与法国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相关。该局主要进行如下工作:

1)进行随机或定期的现场监管检查(一年约400次);

2)控制10年安全审查的过程,这是延长电厂寿命的一个必要步骤;

3)规定后福岛时代额外的安全评估。

2、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按照能源政策,保证电力和天然气市场对于终端用户的正常功能。其监管领域包括:

1)能源网络:访问调控网络及其运行与发展;网络运营商的独立性;

2)能源市场:监控能源和碳市场交易;监控零售市场(例如,对调整税费提出建议)。

3、其他涉及到法国电力集团的政府控制程序。

1)法国电力集团可能会经历国家审计程序,尤其是经济与财务估值评价和综合财务检查办公室的检查;

2)法国电力集团的账目和管理,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那些直接持股的主要的子公司,都会处于审计法院的控制之下,他们需要报告集团主要实体的工作小时数,报告法国电力集团的薪酬状况,报告对水电优惠的更新情况,报告配电优惠情况;

3)法国电力集团也必须接受由议会执行的审计程序。

四、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保障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世界著名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稳定的业务经营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以及较为顺畅的政企关系,给予我们以下启示:

1)大型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方向。通过这一途径既能体现国家大股东的政策意图,也能发挥资本市场和私人资本的优势,并有效地改善了公司治理。法国电力作为大型国企进行了一定的员工持股来调动积极性,值得我们参考。

2)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权利得到了切实落实,使良好的公司治理成为企业长期稳定经营的保障。政府通过在董事会中的合理安排(三三制),充分保障了政府、员工、企业家或专家(代表公众利益)的声音与诉求。

3)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明晰,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派出代表来行使股东权利,其他方面则服从行业监管。较好地处理了保障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和政府的有效监管。(4)作为国家股东代表的法国国家持股局,按照相关规则规范行使股东权利,切实执行了“管资本”职能,同时对所持有的国家股份(国有资本)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其精干、专业、年轻、高效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这对我国国资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构建与运作具有借鉴意义。

 

(编辑  王生升)



[1] 法国电力集团(EDF)为企业集团,法国电力公司仅限于法国电力集团在法国本土的业务。下文未专门指明处,法国电力或EDF均指整个法国电力集团。

[2]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2014 FACTS & FIGUERS》整理,条目顺序有所调整。

[3]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2014 FACTS & FIGUERS》整理。

[4] 基本上每年都有几起减持和几起增持。

伊斯兰世界赖以生存的国际经济体系存在先天缺陷,它是这种美式全球化的主要牺牲品和受害者,而西方霸权干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化和动荡。要想摆脱困境&#...

伊斯兰文明历史上曾极度辉煌,当前却日益陷入困境,面临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危机。根据2014年各国GDP排名,除土耳其和沙特勉强入选G20外,伊斯兰世界57个国家中,位于2050名之间的有8个,50名至l00名之间有l7个,l01名至l78名有l6个,伊斯兰世界基本处在欠发达状态,经济欠发达乃至整体衰落,其背后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财富鸿沟

    当前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都要大。然而,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资本私有基础上,谋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二是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则将这种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出来,并由此造成两大“财富鸿沟”。

一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由此造成富国与穷国之间贫富分化持续加大。资本主义的全球产业分工,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等级制分工体系。“等级性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1] 工业品附加值高于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工业国与非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看似公平公正,实际上西方国家却凭借诸如苹果手机、波音飞机等高附加值产品,廉价地获得并享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劳动成果,由此使财富不断流向工业国家,最终导致两类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全球化背景下,财富再分配总的趋势就是“资本流向世界,财富流向西方”,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贫困积累和依附状态,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依靠侨汇过活的下游国家。

    二是跨国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使资本在劳资博弈中日趋占据主动,由此造成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贫富悬殊越拉越大。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明显增大,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主动寻找利润最大化的价值洼地。尤其那些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不惜展开“谁敢比我惨”的“寻底竞争”。相比之下,劳动者则缺乏这种机动性,因而在劳资对立中日渐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由此使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正如《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所指出的:“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2]

    因此,“资本奴役全人类”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富人与穷人之间收入分化持续加剧。从国内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都不同程度存在贫富分化加大的问题。据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称,截止2007(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3]从国际范围看,这种贫富分化更加明显。根据乐施会(Oxfam)2016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报告,2010-2015年期间,世界贫富分化继续加大。2010年,世界上最富的388位富豪的财富总量,超过世界半数人口的财富;到2015年,世界最富的62位富豪的财富就已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财富。5年内,这些富豪资产增加44%,而世界上最贫穷的36亿人的净资产则下降41%,缩水l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全世界近半数以上新创造的财富,流入最富裕的1%富人之手;而世界最贫困l0%人口年均收入25年内仅上涨3%,每年日均收入上涨不超过1美分。[4]

    显然,这种美式全球化有利于富国和富人,不利于穷国和穷人。发达国家之所以喜欢倡导“市场化”、“全面开放”、“自由贸易”等等,就是因为跨国资本可以凭借其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国际范围内攫取更多财富。这些庞大的境外财富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提供了支持,从而使得发达国家的穷人能够维持较为体面的生存状态。[5] 对后发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浪潮将沦为全球产业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更多意味着财富外流和经济依附。而这些国家的普通劳动者,遭受着西方跨国资本和本国民族资本的双重剥削,其付出最多,但生存状况最差,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因而随时可能起身造反、爆发革命。

伊斯兰世界是美式全球化的主要受害者

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在不自觉中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18-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横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霸主。19世纪奥斯曼帝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时,正值欧洲列强完成工业化之际。依然沉浸于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和财富观的伊斯兰世界,没有意识到看似公平的世界体系所暗含的不平等性和剥夺性。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经济从属于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由于原料出口贸易中,已经产生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对奥斯曼帝国来讲,同西方建立起来的半殖民地经济关系既可获得厚利,又称心如意。”[6] 在生产力水平远较西欧落后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等多个国家签订条约,给予其贸易特权,在国际分工和合作中成为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地和原料产地,土耳其向欧洲出口原材料,欧洲再将制成品返销回土耳其市场,由此加快了奥斯曼帝国原有制造业的败落。l8世纪70年代是奥斯曼帝国工业发展的高峰期,此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到l862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了”。此后,这种不等价贸易关系导致奥斯曼帝国曰益陷入“坏的自由贸易”,财富日趋向欧洲工业国“单向流动”,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财政拮据,经济被西方控制。伊斯兰世界部分地区曾尝试推进“工业化”,借此摆脱依附和贫困状态,但这些努力和尝试最终半途而废。l9世纪前期,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曾大力推行工业化,但最终因英国强力干涉无疾而终。

二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涌现出纳赛尔、苏哈托等一批杰出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不满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倡导“不结盟运动”,目的就是要实现政治经济独立,摆脱对西方的殖民依附。萨米尔·阿明评价称:“这些国家的发展概念中包含着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追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目标。”[7]

后来的历史证明,那个时期是伊斯兰世界经济蓬勃向上、政治自主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可惜好景不常。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如阿以冲突)、国内大资本的强大影响力,以及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教化——将“独立自主”、“脱钩”和“国家建设”等观念歪曲为“回归保护主义”和“陈旧的思想”,因此,伊斯兰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放弃“进口替代”战略,重新奉行“经济自由化”和完全“对外开放”政策,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重新接轨。

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一种“获得眼前,牺牲长远”的短视发展战略。表面上看,经济自由化政策使阿拉伯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长远看,过早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伊斯兰世界工业化进程半途而废。据世界银行2011年数据,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比例都在下降,制造业占GDP比重也比其他地区低得多(撒哈拉以南地区除外);高技术在制造业出口产品中的比例仅占12‰,这一比例比撒哈拉以南地区还要低。[8]由于缺乏工业能力,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得不依靠旅游、侨汇、出口石油等原材料维持生计。

据世界旅游协会统计,2014年埃及旅游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1.3%,占外汇收入来源的l4.4%。[9] 在突尼斯,旅游业的经济贡献度高达15.2%。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却对这种依附性模式赞赏有加。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l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但这种廉价表扬的背后,则是产业结构畸形、近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

对石油富国来说,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其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只能流入发达工业国家,或用于购买奢侈品和炫耀性财富,即使留在本国也大都投资于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导致经济畸形繁荣。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过度参与全球化,使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就像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日趋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其参与全球化程度越深,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处境就越明显。据统计,l980-2004年期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10] 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相同。[11] 阿拉伯世界3亿多人口,其中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12] 即使沙特这样的石油富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也超过1/4。中亚地区贫困化问题同样突出。201510月,独联体国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贫困率达60%-70%,经济相对好些的哈萨克斯坦,贫困率也达到40%[13]

“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伊斯兰世界与发达国家的不对称依附,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极其脆弱。世界经济繁荣时,“中心国家”攫取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尚可从中分享残羹冷炙;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过保护主义、量化宽松等政策转嫁危机,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承受,乃至演变为更加剧烈的政治经济动荡。越是经济脆弱、依附性强的国家,越容易出现动荡与危机。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发生大规模政权更迭和社会冲突。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情报界、经济界和政坛均担心,此轮金融危机将爆发海啸式全球政治动乱。处在全球产业链下游、经济极度脆弱的伊斯兰世界则成为主要受害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石油、粮食、矿产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应声大涨,这使得严重依赖于这些大宗商品进口的伊斯兰非产油国,如埃及和突尼斯等国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贸易逆差,国际收支日益入不敷出。2013年后,美联储持续放出加息信号,导致美元日趋走强,美元借贷成本的上升又导致这些国家外债激增、货币贬值、资本外流。以埃及为例,埃及央行被迫于2016314日宣布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埃镑兑美元大幅贬值14%。危机导致油价暴跌,传统的伊斯兰石油大国损失惨重。据估算,仅2015年,低油价就令中东财富蒸发36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油价下跌使海湾国家2015GDP增速放缓至3.2%,预算赤字达12.7%。科威特财政中心报告,2015-2016年,海湾六国财政缺口大约3180亿美元。到2020年,这些国家需借贷2850亿-3900亿美元。[14] 根据标普报告,2015年阿拉伯国家政府债务达l430亿美元,比2014年的706亿美元增加一倍,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仍将居高不下。[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322日称,所有新兴市场面临未来五年增长前景减弱形势,其中中东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125个百分点。

总之,伊斯兰世界盲目追随美式全球化进程,最终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受害者,它们距离经济现代化的梦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西方霸权干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化和动荡

在新殖民主义时代,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对伊斯兰世界进行软性控制的主导性力量。在必要情况下,西方会毫不犹豫地用武力来维护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冷战结束至今,美欧先后发动了5次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4场针对伊斯兰世界,3场直接针对阿拉伯世界。二战后至今,美国在中东地区共实施过41次军事行动,大部分军事行动获得成功。[16] 通过战争,跨国资本(尤其跨国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好处。有学者指出,每个遭受美国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的国家中,都为美国银行、公司、投资者重新分配财富提供了机会。他们剥夺这些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市场和宝贵资源。[17] 那些遭受军事打击国家,则普遍元气大伤,日趋变成“失败国家”。

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总体看,伊斯兰世界之所以陷入困境,与其过度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有着直接关系。面对具有技术、品牌和组织优势的国际大资本,中东伊斯兰世界日益溃败,最终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与之相关,由于伊斯兰世界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因而与西方的“火力差距”相差悬殊,西方大国对该地区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和打击时,往往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这种外来军事干预明显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和贫困。展望未来,伊斯兰世界要想摆脱困境,必须矢志推进工业化进程,并高度警惕西方霸权主义威胁。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助于缓解伊斯兰世界的结构性危机。

 

链接:近年来阿拉伯世界三次战争

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自然条件优越,油气丰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其集权政体保证其能够不依靠西方强国就能够维护国内安全。[18] 从经济政策看,“伊拉克不但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储量国,也是拒绝根据弗里德曼自由资本主义设想、建立全球市场潮流的最后堡垒。”[19] 萨达姆执政期间,还公然改用欧元结算石油,由此触动了美国的美元霸权“逆鳞”。这种独立自主特质和挑战美元霸权的做法,最终促使美国决定将伊拉克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有意识地轰炸、摧毁了伊拉克的工业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自来水和能源供给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农业灌溉系统等,从而“卓有成效”地使它退回到工业化以前的时代。[20] 2003年美英发动的对伊战争彻底颠覆了萨达姆政权,美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伊拉克石油交易的货币再次换成美元。同时,美国还清除了伊拉克对资本严格限制的所有举措,为美国投资者和出口商进入伊拉克市场铺平道路。[21]

伊战后,美国一家公司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22] 这场战争给美国企业带来了繁荣,但伊拉克却从地区强国彻底沦为“失败国家”,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国内面临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自2014-2016年“伊斯兰国”肆虐迄今,伊拉克已有5.5万平民丧生,320万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伊拉克教派冲突也日趋升温,这使伊拉克面临国家分裂危险。

利比亚战争

从地缘经济看,利比亚经济独立自主,甚而谋求在非洲建立经济新秩序,这令西方大国难以接受。卡扎菲1969年上台后,致力于摆脱西方殖民压迫,并采取一系列保护民族利益的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亚军事基地、废除同西方公司的不平等协定、将石油资源收归国有等。利比亚的水资源、食品、石油、货币、国有银行等完全独立。同时,利比亚金融完全独立,在国际银行体系中没有任何债务。利比亚人工大运河就是金融自主开发的典范。[23]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虽然在政治上屈从西方,但始终未放弃经济独立性。不仅如此,卡扎菲还极力推动建立非洲国家的联合行动。1999年,利比亚带头倡议成立非盟,以争取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2004年的泛非议会上,卡扎菲倡导非洲产油国抛弃美元,用黄金计价石油和天然气,从而谋求非洲大陆的金融独立。在卡扎菲政权垮台前,非洲国家至少召开过两次统一货币会议,讨论以利比亚金第纳尔和银迪拉姆作为非洲石油唯一计价货币的可能性。2011年北约武力推翻卡扎菲前夕,利比亚央行已经以本国的l43.8吨黄金为抵押,开始发行金第纳尔,其他非洲国家已开始用这种货币与利比亚做生意。

     卡扎菲的这些努力威胁到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邮件门”中一封标注为201142日的邮件暴露了关键信息:“卡扎菲政府拥有143吨黄金,以及类似数量的白银。这些黄金曾试图被用于建立以利比亚金第纳尔为基础的泛非货币,计划在法语非洲国家替代法郎。”这是促使萨科齐总统决心打击利比亚的因素之一。希拉里在泄密邮件中指出,“萨科齐出兵利比亚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一是谋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利比亚石油产品;二是增加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力;三是提高法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四是寻机使法国军事力量重返国际舞台;五是担心卡扎菲取代法国,成为法语非洲地区主导力量。”[24]

    不难看出,利比亚战争的目的就是破坏其蒸蒸日上的独立自主模式,摧毁潜在的可能推动非洲独立自主的合作网络。[25] 从结果看,这场战争使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变成了“北非动荡源头”。利比亚人工大运河被彻底摧毁,已难以重新修复;[26] 利比亚日产原油总量跌至30万桶左右,远低于2011年之前日均160万桶的水平。有学者指出,推翻卡扎菲政权并建立西方国家的傀儡政府,这只是大戏的前奏,把整个伊斯兰世界强行纳入“世界新秩序”才是最终方案。[27]

叙利亚内战

叙利亚原是中东地区强国。该国政治制度类似伊拉克,一党制保证了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汲取能力,政治制度也远比海湾君主国乃至埃及共和制更加稳定。从经济层面看,叙利亚国有经济比重甚大,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从对外政策看,叙利亚一直被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堡垒。

但在美国决策者眼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联合,有可能导致石油美元无法回流欧美。因此,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病毒”携带者的巴沙尔政权,必须被连根拔起。[28]

数年的全面内战已造成25万人死伤(叙利亚智库统计为47万),12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400万流亡国外),半数城市被毁,大量良田抛荒。据“叙利亚政治研究中心”最新报告,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已有400万栋建筑被毁,3000所学校、70%的医院和卫生机构、60%基础设施、数以千计的工厂和上万家小企业被毁,许多城市几乎完全瘫痪。截止2015年底,叙利亚经济损失超过2547亿美元,为2010年叙利亚GDP总量的4倍。失业率从2011年的14.9%增加到2015年底的52.9%。叙利亚经济处在“崩溃边缘”。[29]

此外,叙利亚战乱还使全球圣战分子纷至沓来,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极端组织层出不穷,叙利亚由中东“稳定绿洲”变成“恐怖天堂”。联合国安理会2015817日称,“叙利亚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一危机已经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30]

 

(编辑  迟晨光)


[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吕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l998年,第237页。

[2]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

[3]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页。

[4] Stephen LendmanEconomy for the One PercentUnprecedented Global Wealth Disparity, Global ResearchJanuary 202016

[5] 1926年,温斯顿·丘吉尔在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时,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每年从国外取得的佣金和劳务报酬的收入总共6500余万镑。除此之外,我们还不断有国外投资的收入,每年将近3亿镑…….这就说明了我们凭什么能够支出比任何欧洲国家、甚至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的社会福利事业费。”参见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苏仲彦、桂成芳、希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66页。

[6]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l995年,第213-214页。

 

[8] Ali Kadri, “War,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World”Global ResearchFebruary l6, 2016

[9]David Francis, “Disaster Could Sink Egyptian Tourism, Push Putin Deeper Into Syria”ForeignPolicy.comNovember l, 2015

[10]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http://www.arab -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上网时间:201132)

[11] 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6l

[12] Shawn BaldwinEgypt’S Problem and Its ChallengeBread CorruptsNew York TimesJanuary 17, 2008

[13] 许涛:中亚经济“三大变数”,《中国经营报》,20151130日。

[14] Gulf states to borrow billions to plug budget deficitsReportMiddle East Eye10 April, 2016

[15] Arab government debt shoots up to$143 billion in 2015Middle East Online2016-03-01

[16] James F.JeffreyMichael Eisenstadtand Gideon RoseRethinking the USMilitary Role in the Middle East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une 30, 2016

[17] Stephen GowansAspiring to Rule the WorldUS Capitalism and the Battle for Syria,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302015

[18][]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218页。

[19][]娜奥米·克莱恩著,吴国卿、王柏鸿译:《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第290页。

[20][]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21] Stephen GowansAspiring to Rule the WorldUS Capitalism and the Battle for Syria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302015

[22] []娜奥米·克莱恩著:《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第303页。

[23] Adeyinka Makinde, The Destruction of Syria:Will Military Action put America and Russia on the Dangerous

Path of a Possible Confrontation? 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03, 2015

[24] Ellen BrownMoney,Power and OilExposing the Libyan AgendaGlobal ResearchMarch l4, 2016

[25] Ellen BrownMoney,Power and OilExposing the Libyan AgendaGlobal ResearchMarch l4, 2016

[26]  Ellen BrownMoney,Power and OilExposing the Libyan AgendaGlobal ResearchMarch l4, 2016

[27] []威廉·恩道尔、()娜仁托姬著:《新世纪之战》,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5页。

[28] Stephen GowansAspiring to Rule the WorldUS Capitalism and the Battle for Syria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302015

[29]Bassel Oudat, Verging on collapse, Al-Ahram Weekly, Issue No.1283,18 February, 2016      

[30] Security Council: Syria 'largest humanitarian crisis in the world', Week in Review, August 23, 2015

201714日,马英九在回答大陆学生的提问:“两岸应如何通过对话来加深政治互信”时表示,“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这个乍一看有点法学概念辨义的回答在网上快速蔓延,提问的同学被遗忘,“机智”的马英九被欣赏。

但是,马英九在作答时的核心内容——有问题的“统一观”有明显缺陷。淘一淘马英九的“统一观”,补上其中不应被丢失的合理部分,对台湾重建两岸统一的新文化心理基础,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心理基础非常有帮助。

马英九的“统一观”不符合世界各民族追求统一的价值取向

马英九说,“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从一个角度看,他否定了“独立”,这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听上去不错;但换一个角度看,他言下之意却在说,别着急,台湾要不要统一也是一个问题,“不统、不独、不武”也是一个选项。其实,这不正是马英九执政八年、主导两岸政策的出发点吗?

显然,马英九对统一并不着急。联想到八年执政的作为,他其实对分治还有某种“徐而图之”的期待。这样一来,一个在两岸国人之间道德最高位次的非此即彼的统一理念,在马英九那里还多出了一个在独立和统一之间亦此亦彼的第三种状态。

世界各民族国家在分裂分治时的优秀领导人和爱国仁人的价值取向可不是这样的。看看今天的朝鲜半岛,在追求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南北不存在理念上要不要统一的问题。在双边交往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如何统一的孜孜追求。

把世界历史向前推20年,1990年代以前两德分治时,当时的东德和西德,不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如何不同,双方并不存在要不要统一的问题。铁定的共识是,两德如何统一。这才有前苏联解体时,德国人没有“亦此亦彼”第三态意义上的患得患失,而是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在今天看来堪称雄图伟业的国家统一。

再追溯到1970年代,南北越在争斗之时,双方在理念上都追求统一,没有任何一方把要不要统一作为一个选项。如果把历史的标尺推得再远一点,向前推150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双方关于国家治理的理念大相径庭,经济形态恍若隔世,但双方在统一的道德理念上是同时代的,偏居一隅的细支末流不能阻挡时代的趋势。在主流认知上,南北只存在怎样统一的问题。林肯的伟大正在于此。

实际上,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捍卫国家统一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几十年前国民党在捍卫国家统一时也没有像今天马英九等部分人这样,剥掉统一理念中的道德成分,斤斤计较于操作意义上的工具理念!形而上意义上的统一理念,是道德高度上的统一,是一个民族无价的理想家园。即使在形而下的意义上,两岸分裂分治了,但两岸早就是一家。这正是“台独”想毁掉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看看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在捍卫国家统一的理念上,可不是像街头巷尾说书人那样的轻松叙事,“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国家分裂的时刻,每个人、尤其是领导人,都不是第三方观剧者,那些仁人志士更是痛心疾首,为了国家统一而洒血祭身,他们为何与人类历史各民族的价值趋向相向而行呢?因为,“统一理念”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品”——国家公器之一。容不得掺沙子。

马英九“统一观”中“统一理念”的成色不足

读者可能还会想,作者恐怕是误读了马英九。他说的“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也可以作如下理解:“台湾已经分治很多年了,所以面对的只有要否统一的问题。”这个思考逻辑非常重要,这正是台湾“统派”面临的认知症结所在。

“分治”是形而下意义上的治理分裂,是一种更接近物理意义上的分开;而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认同分裂,更不是一个价值意义上的文化断裂。世界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统一”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公器:公共品不可分割。不管是分治还是合治,公共品的属性只有在完整的前提下才能存在,才能发挥其巨大的超越党派的价值。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可以帮我们理解形而上意义上理念的机制所在。比如,电视机是观众的“公器”,把电视机强行拆分了,分执这个公器的各一部分而不整合唯一,公众分享的福利只能是帕累托退步。帕累托改进是寻找两个分裂的部分,形成公共品,而不是抛弃它或者将其碎片化。分疆裂土的台独分子不只是要拆分这个电视机,还认为拆分这个电视机是正当的;光拆分还不够,还要将其一锯两半,将土地、制度、文化、历史一切两半,再也合不起来了。

马英九“统一观”的问题在于不愿意把手中所持有的极小部分的“公器部件”贡献出来,与大陆手持的更大部分的“公器部件”整合起来,变成一个两岸人都可以再行互享的“公器”。他表面上强调要以“中华民国”的条件来统一中国,而实际上,在国家层面,不是以国家公器优先;在党派内部,不是以党的利益优先;在团队中,则是以个人利益优先。

这是马英九认识上的个人之私,也是他个人及其小团队的派别之私。放在人类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中,放在无条件赞成中华民族统一的优秀分子之中,马英九统一观中的“统一”显得成色不足。如果允许台独分子在边界意义上对统一理念的形而上学整体做“切香肠”式的蚕食,那“统一”公共品就会打碎变为“私人品”。民进党不正是利用这种挟私的逻辑,在搞“台独”吗? 

继续执行马英九的“统一观”将丧失统一机会

在理念成色不足的“统一观”的主导下,马英九主政时贻误了不少机会,糊里糊涂地放松了两岸和平统一所需的文化认同,在不知不觉中让分裂势力钻了空子。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余克礼说,马英九执政八年,不仅拒绝与大陆洽签文化教育协议,而且还附和民进党等鼓吹的“台湾主体性”主张,事实上将“台独”存在的文化土壤“固化”了。弄得国民党人不敢再坚持国家“统一”的主张,两岸政治谈判等本来有共识基础的议题,诡异地变成无人敢碰的政治不正确“禁忌”。马英九带领的国民党主政八年,两岸的政治关系反而倒退了。

马英九“统一观”的认识论基础,如果和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事件联系起来,倒是不难理解其产生的时代基础。英国人脱欧时,没有想到欧盟是个公器,将自己一己之私与欧洲的多国之“公”撕裂开来。其留下的遗害是,如果苏格兰人照此办理,“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王国”数百年来形成的国家理念公器,碎片化为分裂的更小的国家;如果北爱尔兰人再要独立呢?是要回到欧洲中世纪800多个小公国的时代吗?

前苏联解体后,美国人也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这种逻辑。里根时代开始淡化美国两个党派中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民主党人)和农业基础主义(farm’s fundamentalism)共享的价值观,淡化与家庭关联的勤劳、互助和节俭等的共同体理念;强化超越家庭和社区的国会立法、财政一揽子救助和警察万能执法。克林顿时代进一步将其推向了价值观的极端;小布什政府将其推向了全世界;奥巴马试图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在全球推广。后果是,一大半家庭功能(理念)消失了,国家福利不堪负重,中产阶级苦不堪言。表面上看,是特朗普和希拉里将美国人撕裂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部分,实际上自冷战结束后就埋下了撕裂的种子。201611月选举后,美国人心理上的国家认同基础无疑削弱了一大截。

谁能说台湾的族群撕裂和香港的群体撕裂与英美1970年代后至今的价值观蚕食过程没多大关系呢?台独和港独是马英九一代人在西方受教育的副产品。虽然是在所谓金光闪闪的常春藤学校里念书,但当美国“师父们”把选民是理性的,且自然人理性和社会理性通过选举是可以重合的;权力是绝对的,且选举程序是万能的等等“金科玉律”布道给马英九这些人的时候,自然就在台湾喊出了“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誓言要“生生世世为台湾奋斗到底”成为他“最庄严的承诺”了。马英九的统一观很少关注这样做是否撕裂了中华民族“统一”这个公共品“器具”,至于大陆13亿人的前途,也并不在马英九这个现代选举制度下宠儿的视野之中。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马英九的“统一观”将会给洪秀柱团队带来什么样不利的干扰?而他从“总统”办公桌上下来后,又在课堂上为莘莘学子灌输了什么样有悖于时代发展逻辑观点?嘴上背背教义性的法律条文,不看世界历史趋势,不顾中华民族统一大业,不能再在两岸统一的大门口销售不合格的“统一”理念了。

 

(编辑  迟晨光)

精准扶贫作为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实施扶贫攻坚的新战略,已经成为国家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要措施,是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步骤。...

精准扶贫作为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实施扶贫攻坚的新战略,已经成为国家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要措施,是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步骤。从2013年国家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扶贫工作取得了诸多进展,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应积极采取相应对策。

精准扶贫中的几点问题

扶贫资金蓄水池有利有弊

当前,从省市到县乡的领导普遍认为,最近几年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较大,但在2020年后,贫困县全部摘帽,扶贫资金会相应减少,而贫困人口却仍然存在。所以,大家形成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就是如何建立扶贫资金蓄水池,使其在2020年以后,仍然有存留的扶贫资金用以应对前一期遗留或新增的贫困人口。较常见的做法是将扶贫资金入股或借贷给当地较有实力的农业企业(或有关系的企业),再约定企业每年给贫困户分红,这种模式一般被称为扶贫资金入股分红。但这种建立扶贫资金蓄水池的做法有正反两种作用:一方面使扶贫资金资本化、永续利用,而不是一次分光吃光;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涉嫌违规操作,增加资金监管难度,很多扶贫资金入股或借贷的企业背后都有很强的政商色彩,有一些企业主还拿着绿卡做扶贫,扶贫资金使用的正当性和风险性较大。

精准扶贫要瞄得准打得准

虽然扶贫时政府在精准识别上花了大力气,运用建档立卡的形式完成了贫困人口的瞄准工作,但实践中却存在瞄得准打不准的情况。

中央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了五个一批工程,其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在发展生产方面,政府虽然也要帮助小农户从事生产,但更乐意于扶持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在对农业企业的调研中,虽然政府在投资时附加了让农业企业优先雇佣贫困户的条件,但在现实的雇佣行为中,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优质劳动力而非贫困户。贫困户多半是老弱病残,现代农业企业天然排斥残值劳动力,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

在产业扶贫上,多数贫困户能够得到的实惠是扶贫资金入股分红土地入股分红。整体来看,扶贫资金的带动率不超过十万分之三,并按扶贫资金总量的5%给予贫困资金入股分红,也就是产业精准扶贫投入1万元可带动0.3户脱贫,户均年增收1600元。加上政府贴息,企业使用扶贫资金的真实成本接近于零。产业精准扶贫的最主要意图是发展农业企业、带动区域经济,但从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上看,精准产业扶贫得到实惠更多的是企业而非贫困户。大量产业扶贫资金注入企业,增加企业现金流,降低融资成本,但对于农户而言,其获利却非常微薄。

易地扶贫搬迁存在隐患

五个一批中,易地扶贫搬迁的投入非常大。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搬迁人口近1000万人、总投资约9463亿元。有的地方看到扶贫搬迁的巨大投入,便将搬迁作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有些无需搬迁的地方也在迫使农户搬迁,而有时这些搬迁就是劳民伤财,并造成严重的社会、生态影响。

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将产业扶贫与扶贫搬迁打包在一起,采用“园区+社区+贫困户的方式。以陕西省某县为例,该县一面扶贫农业企业,建立生产基地;一面在园区附近建移民安置房,由企业主承包安置小区建设,然后再安排部分贫困户在工厂打工或就业。从短期来看,农户可以通过务工和土地流转的收入而实现脱贫,使基层政府完成当年的脱贫任务。

但从长期看,这种方式却存在三大隐患:一是扶贫搬迁加重了扶贫户和普通农户的负担。一般来说,住房和配套设施的户均成本为20万元,但政府只承担其中的60%-70%,其余的要由农户自己负担,贫困户的政府补贴会高一些,但也要自己支付几万元。好多农户正是因为“被上楼”而变成了贫困户或更贫困的贫困户。二是造成新房与土地的两难取舍。原本农户分散地居住在山上,可以耕种自家土地,但由于“被搬迁”到了新居,使得他们回山上种地的难度和成本加大。所以,部分农户要么不住新房回旧屋,使得新社区变成“鬼屋”;要么使家里的土地撂荒。很多人认为山区不宜耕种,殊不知“山有多大、地有多多,使人口搬出山区势必对于粮食生产造成影响;同时,由于人们离开山林,还会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加大火灾等安全隐患。秦巴山区近年来野猪肆意,就是由于人们渐渐离开山区,而野猪对于农作物的毁坏性极大,常常一个晚上就糟蹋掉十几亩庄稼。人类与动物的动态平衡随着山区搬迁而有了很大改变。三是强制搬迁与强制拆旧屋激化干群矛盾。无论是搬出老屋还是搬回老屋,农户都不愿意拆老屋。但建安置小区采用的是增减挂钩指标,节余指标可以在省域内流转,带来了政府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扶贫搬迁的重要激励,所以农户与地方干部在搬与不搬、拆与不拆的问题上极易出现分歧和矛盾。

扶贫手段行政干预将违背经济规律

扶贫工作是政府主导的大型开发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贫困地区的生产和发展积极性,但这种行政命令的方法极易因违背市场规律而事与愿违。纵观各地的扶贫手段,主要是发动贫困户搞特色种植和养殖,现在全国各地普遍种植猕猴桃、葡萄、大枣、核桃,虽然某一时期可以增收,但却容易造成区域性的农产品过剩。在农户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政府号召的,谁干谁吃亏,原因就是政府号召和进行补贴以后,扭曲了价格信号,使得农户一窝蜂地从事某行业而造成供给过剩和价格下跌。这种盲目指挥,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在扶贫工作中普遍存在,各地政府在面对扶贫压力和任务时,很容易走短平快的捷径。

此外,各县乡村为了完成脱贫任务不顾实际制定脱贫期限,还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赶脱贫进度,给还没有脱贫的贫困户和贫困村摘帽,这样就切断了这类贫困户获得帮扶的渠道。这些贫困户原来可以在这一轮扶贫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和保障,却由于地方政府要进度而“被增收”和“被脱贫”。这反映了现期的扶贫工作存在脱离实际的情况,扶贫工作是否实事求是,既尊重经济规律又符合群众意愿,是扶贫攻坚成败的关键所在。

相应的对策建议

增强扶贫资金项目的透明度,引入扶贫资金使用效果的第三方评估机制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切块到县,由县级按照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和相关要求,在项目库中自选扶贫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实行项目管理。这样的资金使用方式使得资金在操作层面很少违规。所以,若要加大资金的监管力度,就一定要从扶贫项目审议和使用层面进行评估,而这样的监督与评估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以增强评估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避免地方政府自说自话、缺少真正监督。第三方评估机构可以重点参与到扶贫资金去向审议和扶贫搬迁可行性论证等方面。

突出贫困户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性,引入贫困户评价维度

目前,几乎所有的扶贫开发计划和扶贫项目都由政府主导,贫困户基本是被动适应,贫困户在扶贫项目确立和实施中缺少主体性地位。地方政府普遍不信任贫困户。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本轮扶贫多少存在全能政府、弱势社会和失声贫困户的不平衡格局。所以,扶贫项目要真正可持续、得到拥护和认同,就要以尊重群众意愿为前提,引入贫困户评价维度,使贫困户对扶贫项目的评价成为主体性评价,从而减少政府背离群众意愿的情况。

 

(编辑  迟晨光)



 王海侠,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生。

 “五个一批”工程是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和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由于历史上城乡差别、国家对农村投入不足等因素,与城市建设相比,农村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今年428日,习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调研座谈会上指出:当前,农业还是现代化建设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全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不断抓出新的成效。习总书记的这个指示极具针对性,意义重大而深远。农村发展滞后,不仅制约着农业的现代化,制约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制约着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制约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更制约着广大的农民与城镇居民对全面小康、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建共享。

由于历史上城乡差别、国家对农村投入不足等因素,与城市建设相比,农村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都处于洼地,农村的发展问题不容易被充分重视。长期以来,对农村改革发展中形成的新问题认识不足。而农村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分析,找到关键环节,形成系统性、综合性改革的思路。

建设权责相符、贴近群众的农村基层政权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撤销人民公社,改设乡镇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促进乡镇范围、资源与功能间的合理关系,全国各地先后对乡镇进行合并,乡镇总数从1985年的72153个下降到2015年的31830个,乡镇所辖面积扩大、人口增加,服务和管理半径也随之扩大。农业税费取消以后,全国绝大多数乡镇财政不再独立,而列入县的财政预算。

“条条分割、职责分离”让农民办事难

尽管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日趋规范化和法治化,但在县、乡镇之间并没有进行过行政权限合理配置的改革。行政体制垂直型的特点和管理专业化的要求,使职能部门的作用突出,普遍带来了县各职能管理部门上收管理权的现象。作为条条的各职能部门强调自己的职责而缺乏相互间的整合与协调,“条条分割、条块分割、资源分散、职责分离”的现象十分突出。而作为属地化管理的主体,乡镇政府负有管理、保一方平安的责任,却没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基层称之为“天大的责任,碗大的权力。”这些问题在群众中反映最多的就是办事难。群众在乡镇办不了事,必须跑到县。湖南山区的一位农民要在新农合系统报销240元钱,花了一天时间坐车跑到县里,当天还回不了家,车费、住宿、吃饭就花了一百多元和两天时间。贵州一位农民要在承包的山林里砍两棵树造房子,但采伐证要到县林业局才能办。农民跑县城不仅要花车费花时间,而且到县城连林业局门朝那儿开都摸不着,结果就自己把树砍了,造成无证采伐。这样的例子在基层比比皆是。

乡镇党委政府是我国农村的基层政权,乡镇干部代表国家直接面对农民群众。但在体制机制上,长期以来却没有把如何能使乡镇行更好发挥基层政权的功能作为改革的方向。

抓好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持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家庭承包制和市场经济促使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分化;农民只讲个人权利和利益,无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大量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留在农村的人口大多为老弱病残,基层党组织受到削弱;农村中传统的互助机制和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家庭关系都被极大地削弱了。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大变动中的农村社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迫切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既是农村发展所需解决的首要短板,也是综合体制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而又未被充分认识的环节。

农业税费改革以前,确保经济发展、完成农业税收、向农民收取“五统筹”(用于乡村两级办学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是乡镇政府工作的动力机制,它促使乡镇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协调村里的各种矛盾,保障着农村治理系的运转。随着农业税费的改革,农业税和“五统筹”费用取消了,乡镇政府也失去了深入农村开展工作的动力机制。

    广大农村地方财力有限,乡镇干部待遇较低,按人下拨的乡镇干部人均工作经费拮据,乡镇政府的工作条件较差,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许多干部长期与家庭两地分居,照顾不了家庭。这些状况导致乡镇干部缺乏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加剧了乡镇作为基层政权功能的弱化。

概括起来看,从撤销人民公社到建立乡镇,特别是农业税费改革之后,一方面国家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惠农政策客观上要求乡镇政府落实越来越多的工作,而且要求也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乡镇政府发挥有效功能的体制机制还没有理顺,乡镇干部在待遇工作和生活条件上存在种种问题,这极大降低了国家在农村进行治理和提供服务的质量。

实践表明,建设好乡镇基层政权至关重要。围绕着乡镇一级的建设,需要深入研究、不断解决好县与乡镇两级在责任、管理权限、资源配置中的关系问题,提高在农村基层工作的乡镇干部的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打通乡镇干部的上升通道。同时,必须在乡镇一级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整治腐败和不正之风,整顿“慵懒散”现象,重新建立乡镇干部深入村组、深入群众工作服务的新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好乡镇一级基层政权建设,是保证农村发展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理顺体制机制,发挥好村级组织的功能(二级标题)

撤销人民公社后,我国以原来的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起行政村,它是农村群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政村主要负责村内的公共事务,这包括村民自己办不了、办不好的村内各项建设,以及政府要求协助办理的事务。从基层调研的情况来看,行政村在履行上述职能时主要遇到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行政村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涉农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在农村基层的大量行政工作需要行政村承担,行政村实际上已变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涉农政策在农村基层落实的单元,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则退居次位。由此,村级组织实际承担的职能急剧增大。需要它独立负责的事项包括:计划生育、信访、耕地保护、承包地确权、宅基地管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灌区水费收取、环境治理(秸秆焚烧)、节水农业推广、流动人口管理、留守儿童保护、社会治安、献血、殡葬改革、各类数据的统计上报等。需要它协助政府落实的事项包括:教育普九落实、反邪教、安全生产、重大传染病的卫生防疫、国土整治、扶贫、禁毒、土地征用、落实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农家书屋、村村通、农村电网改造等。乡镇政府根据上述工作项目对村干部进行考核并与收入挂钩,有的还采用一票否决制。尽管行政村在法律上是“村民自治组织”,但它事实上已经转变为落实国家政策的最基层组织。

其次,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人口流动和乡镇政府对农村事务介入的弱化,行政村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控制的现象屡见不鲜,某些行政村出现了家族势力、宗教势力、灰黑势力、资本势力渗透村民委员会选举过程的现象。在这些行政村,村委会不再代表全体村民利益,而代表少部分既得利益,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与乡镇政府之间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对立。

第三,除极少数坚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自己具有经营收入的行政村之外,村级组织普遍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这使得好的村干部留不住,村级组织丧失办事能力。目前,绝大多数行政村的干部津贴和运转经费都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村干部的津贴大幅低于外出打工的收入,村年运转经费最低的甚至不到1万,缺乏组织群众开展建设性工作的能力。

第四,农业税费改革后,为减少行政村的运转成本,以及更经济地从事政府委托的各项事务,各地普遍对行政村进行了合并,全国行政村的总数从1985年的大约95万个,减少到目前的58万个左右。合并后的行政村范围扩大,服务和治理半径大幅增加,加之人口大量流动造成的人户分离现象,导致行政村从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和陌生人社会,从而大大增加了群众性自治的难度。

上述四个方面是当前行政村建设中面临的基本问题,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完善过程中行政村功能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行政村要协助落实政府的职能,它已经成为落实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行政村还有发挥推进基层群众进行自治的功能。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协调好这两种功能的前提,是保障行政村运转和办事所必需的资源,使村级组织有人办事、有钱办事。同时,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行政村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行政村建设的关键。

全面认识和完善“统分结合”的体制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分”有余,而“统”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村集体经济实行了家庭承包制,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土整治、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小型水利和环境建设等工作越来越需要村级组织发挥“统”的功能。但现实情况是,整个农村改革发展中“分”有余,而“统”不足,“统分结合”没有得到落实,这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与建设的瓶颈。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观原因,在于改革中人们对“统分结合”认识的片面性,在强调以“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同时,忽视了农村经济发展中必须由村级组织发挥的“统”的功能。

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并不能解决 “统”的不足

自国家鼓励、扶持发展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许多同志认为,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是邓小平所说的农业改革的第二次飞跃,是从“分”走向新的“统分结合”的表现。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新的合作经济,但并不能解决农村发展中“统”不足的问题。专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组成的经济组织,既不包含所有的村民,也不承担村内公共建设的责任。换句话说,农村建设和发展中急需的“统”的功能,只能由行政村承担,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并不承担这个功能。

实践表明,“统分结合”中的“统”不只是局限于农业范围,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经营体制问题,它超出了经济领域,是一个涵盖整个农村发展和建设的体制问题。农村发展包括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村内公共服务与福利,这些都需要行政村发挥“统”的功能,“统”存在于农村的各项发展工作中。回过头来看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统”的理解过于狭隘,只局限于经营层面,没有从农村建设的高度来坚持“统”的体制机制,忽视了“统”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分”得彻底、“统”不起来的局面,这制约着农村的发展与建设。全面完整地认识“统分结合”体制,强化“统”的功能,真正做到“统分结合”,不仅是解决好农村发展建设问题的关键,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

积极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近年来,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北、吉林、安徽、云南、贵州等地省委省政府专门发文,要求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2015年财政部发布197号文件,在全国13个省区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的试点工作。这是当前农村发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现在的条件下,强调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不是为了取代家庭承包制,而是为了突破农村发展建设中的瓶颈,为重建“统分结合”的机制建立经济基础,为村级组织能实现“统”的功能创造必要的资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增强号召力和凝聚力。这是一项强本固基的重大政策。

“一事一议”的局限性

农业税取消后,由财政转移支付来保障村级组织的运转经费和村干部的津贴。对于村内的公共建设,国家专门规定了“一事一议”的办法,即由村委会提出建设事项,经村民讨论同意采用向村民筹资筹劳,再由财政进行奖补的方式进行建设。这成为农业税费改革后,缺乏集体经济收入的村组织进行村内公共建设的主要途径。

尽管“一事一议”在农村建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日益显露。“一事一议”要向村民筹资筹劳,只要有人不愿意出资出劳就无法开展,因此许多村搞不起来。有的村虽能搞起筹资筹劳,但因财政奖补预算总额有限,所以分不到搞“一事一议”的名额。2008-2014年,全国农村通过“一事一议”进行建设的总投入为6000亿元,其中财政奖补2918亿元,共建成约180万个项目,平均每个项目资金规模为33万元,平均每个行政村建3个项目,投资额100万元左右。显然,这样的项目数量和资金额度无法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需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性被重新关注,其目的是让行政村依托集体经济取得经营性收入,从而有能力行使“统”的功能,为村民办事。

坚持两条腿走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过去,鼓励集体经济的发展虽然也上了文件,但在工作中无要求,政策上无优惠,村级集体经济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目前全国58.8万个村中,大约有50%没有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性收入,30%的村在5万元之下,只有20%的村在5万元之上。如果行政村能普遍有来自于集体经济的经营性收入,那么它组织群众进行农村建设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我国农村建设就能出现更有动力和活力的新气象。从目前的财力和使用状况来看,投到“三农”领域的财政资金已接近国家各级财政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它表明,即使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下,整个农村建设要由国家财政包下来也不现实。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和集体经济收入的两条腿,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国情决定的,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不仅能增加村级组织办事的资源,更重要的是能激活村级组织“统”的功能,能激活组织农民进行建设和自我服务的机制,它有助于完善“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和农村建设体制,有助于形成农村建设中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和集体经济的两条腿走路方针。

回顾我国合作化以来整个农村发展的历史,农村的发展建设问题关涉到我国政权的稳固、我国基本制度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农村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以及农村发展与城镇化、工业化之间的相互支持。在农村发展改革中,必须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与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相协调。从这个高度来看,农村发展建设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认识,还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指导思想,特别是研究直接参与农村发展建设的最重要的三大主体——乡镇党委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参与农村发展建设的体制机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破解瓶颈,激发活力。

(编辑  王生升)

 



周建明,上海社科院退休研究员。

在今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我们要自己来创造。我们没有教条可以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步伐,特别是在基层治理当中涌现了一批新鲜的经验。

 

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

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迈出了新步伐,取得了新进步,及时地总结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对落实党中央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在今年5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我们要自己来创造。我们没有教条可以抄,没有东西可以照搬,不管是古的教条还是洋的教条,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干扰我们的思维,混乱我们的舆论,威胁我们的事业。我们要发展中国的事业,创新中国的理论,必须从这些教条里面摆脱出来,否则就不能有正确的方向,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

孔丹表示,在党的认识路线上,陈云同志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后来有人又加上一个“不唯西”。要脱离教条,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路在脚下”,要接地气。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实践。从我们自己的探索中总结经验,建立学说和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思想理论体系。

从顶层设计角度看,目前很多改革都具备了一些基础性的经验,但要把那些顶层设计加以实施的时候,就遇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些特点,比如地域广阔,差异性极大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明确提出“一企一策”,既不能把一些普遍原则简单地搬用、照用,又需要普遍性的原则进行指导。从基层治理的角度看,各地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对于挑战以及更新、更难的问题好像涉猎不多。而我国基层治理要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说起,从经验说起,从解决问题说起,从我们碰到的新挑战,新问题说起。

孔丹认为,所有的技术进步,所有的经济发展,都带来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应对。从国家治理到基层治理,还应该处理好稳定和创新的关系。他说,“工会应该做什么,妇联应该做什么,这些原有的路径和组织,不应该把它当成阑尾切掉,完全可以更新它,创新它的功能。如果处理不好稳定和创新的关系,变成颠覆性的创新,这对我们的基层治理也是不利的。”

面对新的治理场域,形成新的治理界面

“近年来我们开展了很多关于基层治理的调查研究,实践是丰富的,事情是具体而特殊的,但是作为理论或者观察,我们需要有一个思维的工具。”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在发言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可以概括为两个概念,一个叫场域,另一个叫做治理界面,即以治理为中心的调整与改革。

所谓的治理场域,就是治理对象所存在的那个时空。过去治理社会的场域就在单位,主要是在工作场合。

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这个场域发生了变化。一是场域的表现多元化,过去场域是比较集中的,现在变成了多元化,千差万别;二是高度的流动,这可能是更明显的特点;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不管在城乡,这个场域都是比较稳定的,现在经济越发达场域的流动性越强;三是陌生人的交往,或者叫非政治化;过去中国是熟人社会,现在成为陌生人的社会。由于多元化,流动性,人们之间陌生了,社会生活也越来越变成非政治化的。

房宁表示,传统的治理场域没有了,新兴的场域出现了,而新兴的场域需要治理的变革,主要集中在社区和社群两个地方。所谓的社区,就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相对稳定的一个存在;所谓的社群,就是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特别是在年轻群体里,形成了新型的共同体,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我们称之为社群或者网络社群。现在看来,社区和社群的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龙头,也就是说,如果要提升社区和社群治理,现有的体制是不行的。

然而,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现有的实践经验表明,我们要把整个资源集中到管理的界面上,并且根据要求重新配置、调整和改革国家的基层治理体系,在治理界面上形成一个复合的治理主体,这称之为体制改革,也是我们对客观现实走向实践的一种观察。

房宁同时认为,研究当代中国的治理问题,绝不能够仅仅限于中国。国外一位知名政治学者曾经说,如果你只研究一个国家,那就是没有研究。中国也有句话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一定要出去走走,这样对于中国的事情,经常会豁然开朗或者猛然醒悟。

重视共有产权,促进信托契约

什么是共有产权?没有共有产权的维权会产生什么问题?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讲了一个案例。有一个社区位于中关村西区,2000年动工,2003年入住,是新型的高档商住楼。这个社区刚入住的前几年非常好,但最近3年已经成为海淀区的城中村,地下层变成了物流库房,整个配套设备不堪重负,原来的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也破产了。

这个极端案例可以以小见大。潘维认为,究其原因,第一是政府执法懒散,执法成本太高,以及执法者高度政治化。第二是无组织的小业主们习惯于私有产权,占彼此的小便宜,占所谓公家的便宜。第三是小业主们渴盼用人民的自组织来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表现为对建设业委会的渴望,以及对物业公司的严重敌意和对抗,行动是坚决不交物业费。第四,谁出面组织,组织起来干什么,这个业主委员会里边有若干变数。第五,政府、居民、物业都不熟悉共有产权这个概念和特征,也不知道其文化和管理模式。

潘维说,从这个案例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在这样一个失去秩序的环境里要实行重罚重法,坚决打击侵犯公益的恶霸,这样才能得民心,实现社会稳定。因为,得社区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第二,激活有执法机关支撑的基层党团组织和社工站,充分了解居民需求,动员和组织群众恢复良好的社会秩序。第三,政府要大力普及共有产权的知识和文化,除了私有和公有之外,还有一个共有,而几十层的居民大楼是共有产权的东西,它必须依靠信托。政府要制定信托契约的样本,推出向物业公司集体信托的试点。

在社会治理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十八大以来,党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主导性得到空前的强化。在基层组织,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企业组织,还是在社会组织,要求进行党组织全覆盖和党的组织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文化纵横》杂志主编杨平表示,在社会治理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意义重大。

首先,在我国8700万党员中间,80%以上的党员在基层,在体制外。这部分党员的作用得不到很好发挥,如果长期遭到忽视,共产党的作用和地位也就无法突出。

其次,进行了十几年的中国乡村自治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如果缺乏党的领导,基层自治就会失去方向,甚至沦为村庄的资本力量、强势家族、腐败官员和灰黑恶势力的角逐场。

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社会分化的力量极其强大,并且这种分化日益悬殊,当前中国极需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以弥合社会分化,而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效率和凝聚力的组织。

第四,伴随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更广泛、更深刻的政治参与将不可避免。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组织再造,将为政治参与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并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打下坚实基础。

以北京市为例。2008年北京市开始在“两新组织”中推进党的建设,出台了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和行动计划,并在20072008年就设立了社工委,专门分管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具体来说,北京市的党建工作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模式,即“三加一”模式。所谓“三”,就是在全市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中间,建立党建工作委员会,成立社会组织联合党组织,设立专门的工作部门。所谓“一”,就是建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例会制度,在原有的群团组织基础之上,设立了33个枢纽型社会组织,成立党建工作委员会,同时召开例会制度。

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渠道。包括党组织与本职业务联系,使得党组织在经济建设中发挥较大作用;党组织通过引导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然后推动党的建设;把党建融入行业自律;把党建和公益服务相结合,等等。

目前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市场社会的流动性与组织建设的稳定性是党建中的主要矛盾;由于社会组织不稳定,财政不稳定,建立党组织的难度较大等等。

在杨平看来,党组织建设中的党内民主建设是其中应有之意,是党的组织建设完整有效发挥作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由单一管理走向协同治理

在中国的基层治理当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由单一的政府管控走向多元的协同治理,这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历史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赵秀玲认为,这期间,我国基层治理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萌生时期,2002年以后,随着我国社区建设概念的提出,与协同治理有关的一些概念开始出现,像综合治理、共建共管、大众参与、通力合作等。第二个时期是2003年到2011年。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提出,社会治理逐渐走向一种协同治理。第三个时期是2012年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基层协同治理全面铺开,探索创新层出不穷,最突出的标志就是2014年国家民政部批准设立了31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多元协同共治”是指多元治理主体诸如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市场等共同参与、协作下的治理,这与政府一元化控制下的管理有本质的区别。从目前来看,中国基层的协同治理的主体基本上突破了一元化的政府管控,呈现出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和互动性,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识。

赵秀玲表示,就整体来看,当前基层的协同共治主体建设还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社会和公众的社会管理一直处于劣势,许多基层甚至还处于可有可无的状况。有的社会组织往往发挥一些经济、社会道德、文娱功能,一些政治功能则严重缺乏,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基层,尤其在广大的农村更为匮乏。

“未来我们要实现协同治理的现代化,要重视发挥包括志愿者、社工、农民工在内的社会组织在协同治理当中的主体地位,建立起科学合理更具有包容性的治理主体结构,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赵秀玲表示,协同治理主体的素质和水平,是影响协同治理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基层腐败问题很严重,它实质上也影响了治理主体能力的发挥,必须引起重视。

此外,协同共治还需要一个平台。目前,比较好的地方创新主要包括,乡镇村社区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平台、基层文化建设服务平台、深圳的开放式议政平台等。在大力提倡基层协商民主的今天,我们尤其要探索一个丰富、多样性、现代化的与高科技密切相连的平台,使广大城乡居民能够在这一平台上自由交流、发言。

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群团组织的整体功能

从现代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争取群众是现代政党政治尤其是执政党的一个基本功能。从我们国家来说,群团组织最重要的定位依然在于联系和团结群众。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而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能够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群团组织的全称是群众性的团体,是党直接领导的组织,同时又是群众自己的组织,其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现在谈的群团主要是参加政协的8个团体,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青联、侨联、台联、工商联。

黄峰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多元化,内部应该相互配合,各负其责,其中肯定少不了群团组织的作用,后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的组织化的基础。但目前群团工作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概括为“四化”,就是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通俗地讲,就是现在普遍存在衙门作风,职能雷同,脱离群众,尤其是基层群团脱离群众的倾向特别明显。因此,群团改革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发挥群团组织的整体功能,创新形态、体制机制,使其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

涂锋表示,组织、引导和服务是群团的传统功能。根据实际调研情况,新时期群团的三种传统功能已经聚焦到服务上,并且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服务。目前群团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功能的意义在于,群团有可能扮演一个政府公共政策或者公共服务的角色,并且在一些新兴前沿领域发挥探索作用。

 

典型案例:

城市快速发展中的基层治理创新

/唐奕*

 

深圳南山区是改革开放第一炮打响的地方,全区总面积185平方公里,下辖8个街道和100个社区。南山区产业基础雄厚,诞生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华为等三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中兴通信、诚信、麦瑞等高科技领军企业;有115家海内外上市企业,总数居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第二位。2015年全区本地生产总值3715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在全国行政区域排名第三。全区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5%,接近美、日等发达国家80%的水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南山区基层治理面对五个“新常态”进行了五个新探索。

南山区面对的五个“新常态”

第一是新业态不断促进新型社区形成的新常态。20世纪80年代初,南山区的城区定位是深圳的产业配套区、轻污染工业区和能源基地;90年代后变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先行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样板区;现在的定位又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之一,特别是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建设,让南山正朝着深圳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高科技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方向发展。

    第二是城区人口结构不断调整成为新常态。从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起步,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人口结构的文化素质在全国排名第三。

第三是新型阶层不断形成,利益主体日益多元成为新常态。深圳市的私营和外资企业已达到79.45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8.96%90%的高科技成果由非公企业取得;并且涌现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超高影响力的领军人物。

第四是基层治理中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成为新常态。南山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各种社会矛盾爆发得较早、较多、较充分,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第五是随着基层民主有序推进,新型阶层不断挑战基层工作人员的权威成为新常态。

南山区在基层治理中进行的五个新探索

创新是南山的根,南山的魂,也是引领南山发展的第一动力。南山区在基层治理中进行了五个新探索。

第一个探索是基层治理的结构创新,即一核多元。建成一加三加A:以社区综合党委为核心,以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为依托;社区的社会组织、业委会、驻区单位等多元主体密切配合、多方参与、共建共享,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

第二个探索是基层治理体制的创新,即一平台一中心和PPP。在社区基础设施及物业管理完善的新型现代化社区,探索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即综合信息平台和社区管理服务平台;建立基于居民评价体系的绩效考核机制;以小区为单位,建立居委会,鼓励支持居民成立社会组织。此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经济总部基地和产业龙头地位突出的区域,推行PPP治理模式,就是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少,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第三个探索是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强调治理平台建设。一是党内民主共治平台,携手共建和谐社区十百千万行动。二是社区协商自治平台,居民议事会,探索按住宅小区、行业、年龄、社区公共事务相对应的专业人士等因素,推选小区居民组成居民议事会。三是社情民意诉求平台,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聘请热心公益事业的社区居民为联络员,受代表的委托,收集社情民意,形成代表建议,提请政府有关部门解决,进而发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在居民和政府之间搭建一座信息沟通,对话协商的桥梁。四是社区虚拟参与平台——社区家园网。

第四个探索是在基层治理方式的创新上,南山区出台了社会建设标准体系,设三级指标,共230项工作标准,制定了基层治理的预算体系,形成了从预算到决算的完整链条,更好推动了各部门工作的落实。同时坚持依法治理,晒出政府的权责清单,推进社区工作准入制,完善社区标准体系,使社区党建、管理、服务和自治四位一体,协调有序的开展。此外,深圳市去年12月下旬出台了社区党建标准化的相关文件,明确了组织架构,服务方式特别党员服务社区的方式。

第五个探索是在基层治理手段的创新上,南山区推行智网工程和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全区1641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源优势,积极推进社会建设“智网工程”,建立了“一库两网两系统”。“一库”就是涵盖人口、法人、城市部建等公共基础数据的信息资源库,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资源的互通和共享。“两网”就是社会管理工作网和社区家园网。“两系统”是指综合信息采集系统和领导决策支持系统。

 

设立平安协会 调解基层矛盾

/张新德*

 

新泰市总面积1946平方公里,位于泰山脚下,和曲阜比邻,是孔子的老家。全市有61个乡镇,916个村,140万人,是山东省的第三人口大县,也是全国经济百强县,主要以煤炭资源为主。由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比较大。在此背景下,平安协会应运而生,目前协会会员达到15000多名,主要包括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等,农村主要以家族的族长为主体,他们已经成为维护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今年61个乡镇的平安协会以单位会员,会长以个人会员的名义加入市协会,在市协会设监事会,市协会也吸收乡镇的平安协会的会长为副会长。这样从市到镇,一直到平安协会下面的平安分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如同金字塔一样便于管理。整合后的平安协会完成了三个对接。

一是诉调对接,就是法庭和平安协会的民间调解的对接,或者是司法调解和民间调解的对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在全区的9个法庭全部推广了诉调对接。

二是医调对接。原来医疗行业的一般调解主要就是卫生局,但由于卫生系统的人员出任调委会的人员,所以患方不认可这种调节,他认为你自己人肯定向着自己,缺少这种中间人的身份。通过研究和探讨,我们把这个医调会进行了调整,把它设到司法局,人员组成包括律师、专业人员以及平安协会的会员,从而形成第三方机构进行调解。

三是人民调解和民间调解的对接。我们在实践当中发现,村镇一级的民间调解是村镇一级的人民调解的补充和延伸。理顺这个关系以后,我们和司法局进行对接,把优秀的平安协会会员聘请为兼职人民调解员,并且给予一定的待遇。

从近一年多的实践效果来看,平安协会使得政府和百姓的双认可不断强化,特别是政府的认可进一步加强,老百姓也给予了普遍认可。

平安协会参与矛盾化解的质量保证,主要在于其中一部分同志是懂法律的,公检法出身,并且各级平安协会都会聘请法律顾问,运行过程中还有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律师的支撑。从2006年开始探索到现在已经10年时间,这期间平安协会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特别是近一年多来,在道德的教化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利用当地的“孝文化”、“和文化”,与我们的“中国梦”有机结合起来,使政府的愿景和老百姓的意愿接近、融合。

此外,平安协会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转型。原来新泰主要以煤矿为主,现在煤矿通过去产能基本上已经平稳地进行了过渡,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项目已经落地生产,特别是跨境电商、通信等领域。下一步平安协会的发展将在规范化、去行政化方面深入开展工作。一方面,平安协会毕竟是一个社会组织,有些职能不能过度;另一方面,不能进行过多地行政干预。

 

从乐清治水实践看基层治理

/赵乐强*

 

乐清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鱼米之乡。这些年乐清经济发展迅速,进入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过,但环境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差过,山被我们挖得千疮百孔,空气不好,水也臭。乐清这个时候面临一个转折时期,首先要治水。2014年开始进行百日清淤,我们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把河床冲洗了一次,现在河好看多了,也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为了治水我们创建了总督察长制度,下面设有河长制,总督察长负责全乐清的领导治水、智慧治水、协调治水。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个由四套班子组成的机构,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都要派副主任、副书记参与。这种总督察长制在全国也是一种创新。

乐清治水之所以成功,我们用乐清治水的实践来说明基层治理的几点体会。

第一点,特事特办,打破了在治水当中,尤其河道清淤当中的招投标规制。首先,价格明白。定价很要紧,当然前提是要非常务实地调查研究。其次,测量。我们有八个字“明明白白,通体透明”。

第二点,坚持官民同治,不是政府单头治理。官民同治过程中,几个重要的环节,比如说验收等重要阶段的监督,我们这是“真人秀”,不是“作秀”。同时,规定设立监督小组,村一级有监督小组,镇街道有监督小组。当时清淤项目实行三级监督制度,并且明确规定社会的力量,民间力量的比例不能少于60%

第三点就是效率。全县建立了一个新的机制,就是八加一式,“八”是跟治水有关的水利局、环保局、市政园林局、农业畜牧局等8个部门,这就避免了政府部门之间的无效扯皮。

乐清治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是一个长期任务,当然也是阶段性的,我们制定了五年规划。下一步乐清要使地上、地下的水岸土质实现常规化、生态化治理,治水、治气、治泥土,开展新的现代化的乡村建设。

 

经济转型中的县域治理

/徐友龙*

 

浦江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相对应。由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布局的不利和生态文明意识的不强,浦江的千家万户发展家庭工业小企业,这也是浙江的特色。浦江有三大主导产业,挂锁,绗缝,水晶。水晶产业最为典型,它也致使浦阳江——浦江的母亲河,成为浙江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连续8年是劣五类,连续6年浦江的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全省倒数第一。

五水共治成效显著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浦江进行了五水共治,就是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抓节水、防洪水,重点是治污水。从20136月份开始,浦江克服了数不清的阻力,取得了最为典型的、最为显著的治水成效。

一是成为全省五水共治成效最显著的县。原来22000家水晶企业,现在是670家。并且是把企业全部合并到1000亩的水晶园区,整个环保达标以后再生产,虽然企业少了,但是产值并没有减少。工业源头处理好之后,我们消灭了570条垃圾河、牛奶河、黑色河,是全省第一个清三河达标县。

二是生态满意度不断提高。2013年我们是全省100位,到2013年是38位,201418位,2015年第1位,这个是公众满意度的调查,第三方媒体的调查。同时我们是全省三改一拆力度最大的县,全县595万平方的违法建筑全部被拆除。

三是社会环境大为改善。2013年全县的信访总量下降50%2014年、2015年下降30%以上。

四是经济转型升级迈上新的台阶。虽然我们砸了一部分人的饭碗,但是我们也努力地去追求新的饭碗,新的富民产业。旅游产业以75%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电子商务产业每年增长30%以上,成为全省十大电子商务示范县。此外还是浙江旅游十佳县。

浦江治水的基本经验

在短短两三年间,浦江治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

第一,完善执法治理环境。6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4天之后浦江力度最大的治水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因为基层执法力量比较分散,我们采用综合执法、立体打击,这也是毛主席的战争法则,孤注一掷地点上突破,然后面上才能行云流水。

第二,公平正义地拆除违法建筑。我们拆除的590万方违法建筑里面,经过统计,党员领导干部以及与党员领导干部有关的重点人群,包括著名的企业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有170万方,大约占到三分之一。浦江拆除违章建筑,就是从党员干部开始,如果你不拆,纪委组织部找你谈话,先免掉,最后强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在从你家开始拆,你不拆老百姓不拆。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先拆,你不拆百姓也不拆。我们以重点人群为主,确保这170万方自拆率达到90%以上,他们拆了,老百姓也拆得心平气和。这样的处置坚持了公平正义,在浦江没有形成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是赢得了民心,也锻炼了我们的干部队伍。

第三,从严治党加强基层党建。在整个过程中,考验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品格,政治的担当和政治的智慧。一是强规矩,除了中央的八项规定和省的六个严禁以外,浦江自己制定了“三个远离九个不”。远离歌舞厅,远离高利贷,远离足浴店;不参与高消费,不参与饭局酒局,不参与迷信活动,不参与散布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相背的议论等等。二是强廉洁。治水拆违过程中,我们处理了91个干部。浦江的治水战争,干部队伍是关键,总体上我们的干部是经受住了考验的。特别是本地干部,在当地的关系千丝万缕。通常在这个过程中,一栋大楼建起来,一批干部倒下。但浦江是一个楼或一批楼拆掉之后,一批敢于碰硬的干部立起来了。三是强堡垒。我们要求村主任,村民委员会每半年要向村支委汇报工作;党委是治理核心,所有的组织包括监督委员会,协会、合作社等都应该向党委、支委进行汇报。

第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浦江的郑氏家族,历经15代,332年不分家。这个家族有两大特色,一是举办了自己的学院,这个学校维持了600多年,出了一个宋濂,是明朝的文臣之首。二是有168条家规,家规里面有一条,说如果有贪腐者,其子孙生要除名,死不入宗祠。就这一条,宋元明清四朝期间,郑家173人为官,没有一个发生贪污事件,只有一个有嫌疑,但是后来自杀向朝廷抗议,朱元璋亲自受理,不仅免去他们家的罪罚,而且让他们家推荐人来朝廷为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三个频道同时播出《郑义门》这个动画片,讲的就是郑氏的家规家训和廉政文化。

浦江治水是一次全民治水,不仅政府在做,老百姓也在治水,每家每户都在建美丽庭院。整个治水行动以后,我们带动的是民生的改善,民风的改变和政治风气的改变,以及一个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也正在从生态的整治向生态文明的总体目标迈进。

 

(编辑  宋斌斌)



¨ 525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政治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治理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本刊对会议内容进行跟踪报道。

*唐奕,深圳市南山区社工委专职副主任。

*张新德,山东省新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赵乐强,浙江省乐清市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徐友龙,浙江省浦江县副县长。

资本主义low了点,社会主义才值得我们追求。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一个少数人得到那么多,大多数人得到那么少的世界;而是所有人共同分享A...

 

 

跟父辈相比,90后是泡在蜜罐长大的一代,不必为生计奔波,可以活在自己“大宝宝”的世界里,过上一种小确幸的生活,90后的时代被称为“小时代”。那么,中国最牛的九零后是谁?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投胎小能手?还是颜值爆表的影视明星?是创业先锋?是体坛健将?

 

上个世纪的九零后

中国最牛的那批“九零后”应属于上个世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那些开天辟地的伟大人物。“九零后”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九五后”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零零后”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上世纪20年代,正是这样一批九零后为主体的年轻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而改变了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不断跌入深渊的命运,开启了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复兴的历程。中国从一穷二白、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成长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青年人身上蕴藏的这种能量令人惊叹,正是新生的力量冲破陈腐势力的牢笼,从而改写了人类的历史。他们也是普通的九零后,他们巨大的能量来源于哪里呢?我以为,这来源于他们个人命运和大时代的结合。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天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使命感,驱使他们共同承担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也成为他们接受大时代能量的天线,才能唤起亿万工农共奋斗。1919年,26岁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呼吁民众大联合,他说: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一批九零后的人生选择值得我们深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并非贫寒,而且他们都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许多人还留过洋,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富帅”,过上才子佳人、官绅名流的“民国范儿”生活;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颠沛流离、铺满荆棘、随时都会掉脑袋的人生道路。

 

莫让小时代的心灵局限了人生大格局

任何时代都不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小时代,我们生活的时代同样是一个“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大时代。小时代只存在于我们苟且偷安,精致利己主义的内心,正是小时代的心灵局限了我们的人生大格局。

所谓的小时代”,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在青年人内心的映射。资本主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丛林战争状态,而且这是一场装备极不对等的战争。资本主义张扬个人主义,信奉胜者为王、败者活该。

香港的G2000主席田北辰,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人生赢家。他出生世家,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创立了纵横两千集团,同时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等要职。他的个人信念也曾是标准精英式的,他说“我始终信奉自由市场,淘汰了很多弱者。只要你有斗志,弱者亦可以变强者。”

前几年,他在电视台组织下体验了香港穷人的生活,住到鸟笼一样的贫民窟里,每天6点半起床当清洁工,每天扫地、倒垃圾、推垃圾车十几个小时,真是起的比鸡早,干的比牛累,睡得比狗晚,但是挣的钱只够交房租和吃饭。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他再也不认为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才会贫困。他认识到,底层劳动者的人生是一场西西弗斯苦役,由于生活所迫,过了今天只能想明天,根本不会有精力和资金来规划与投资未来;在这种体系下,由于强弱悬殊,只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资本主义确实主张公平,但不论是公平的市场交易还是健全的法制保障,都只是形式上的公平,是将拥有资源差距巨大的个体加以无差别的对待。就如同一场篮球赛,一队都是姚明一样的身高,一队都是像我一样的身高,规则都是公平公开的,但是这是一场不要开局就已经知道结局的比赛。

我们承认人与人有能力差距,天生五个指头不一般长。但是我们也看到大自然塑造的人类,既然同属一个物种,其中最优异之士与普通人相比,差距也不会太大,身高的世界纪录是2.72米、男子跳高的世界纪录2.45米、100米男子赛跑的世界纪录是9.58秒、智商的世界纪录是230,都没有超过普通人水准的3倍。令人震惊的是2015年世界财富人物的纪录是普通人平均财富的19475461倍!这个差距并不是人与人的差距,而是蚂蚁高度与珠穆朗玛峰高度的差距。这种反自然的匪夷所思的财富差距,难道不应该引起人类深深的反思吗?

当代世界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根据乐施会最新的数据,世界上62位顶级富豪的财富,和世界上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也就是35亿人的财富相当。资本主义号称是机会公平的游戏,但是临到开饭的时候,摆了两桌一模一样的酒席,一桌坐62个人,一桌却要坐下35亿人。当代资本主义歌舞升平的世界上,共产主义幽灵并非远去,马克思当年所预见的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并未缩小,反而正在以一种更加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许多人会耸耸肩说:资本主义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选择。资本主义通过鼓励自由竞争、组织化生产、创造性毁灭与市场的自发调节,推动了人类空前的财富创造。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典社会主义在大规模的制度试验中已经输给了资本主义。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新一轮的制度竞争正在展开,人类不应该满足于所谓最不坏的制度,还应当期待享有更好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发扬光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从一个贫困大国成长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经济体之一,但这并不是转向资本主义。我们借助资本的力量来促进社会繁荣的同时,也给它带上了社会主义笼头,以避免它成为一只脱缰野马。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语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点睛之笔,点明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质要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服务于资本,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势。

我们国家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自由竞争,又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民生道路。我们强调,民生问题不能完全靠市场和个体力量去解决,要靠个人、集体、国家共同解决。

2003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社会政策的“新跃进”,几乎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个覆盖全民的社会基本保障安全网,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口已经超过13亿人,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形成。相比之下,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仍然有近4000万人口没有医疗保险。

从源头上破除医改的逐利机制

社会主义是我们破解许多民生难题的出路,而不是障碍。医改被称为世界难题,中国也面临着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冲突不断的问题。其根本症结就在于以往的医改的逐利特征,一些医生把病人看成挣钱的工具,对病人进行高效益、低效益的客户区分。福建三明医改模式具有风向标意义。根据央视报道,三明市出台医改方案仅仅实施一个月,医院常用药奥美拉唑钠的价格,就由改革前的256元下降到6.9元,整整下降了37倍,可以想见,原先在医药灰色产业链条中有多么触目惊心的暴利。医改三年以来,三明市累计节约药费17.95亿元,相当于每人每年平均节约了近700元的药费。不但老百姓看病便宜了,同时医务人员收入显著上升,医保基金从亏损转为盈余。

三明是如何做到的呢?根本上是坚持医改的公益性方向,社会主义方向。从源头上破除医院的逐利机制,不能让医生把病人看成挣钱的工具,而是作为服务对象,公立医院医生的年薪与岗位工作量、医德医风、社会评议挂钩,不与药品、检查、耗材等收入挂钩,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医生开大处方的激励,也恢复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尊严。同时,实行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的医疗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药品从出厂到入库只允许开两道增值税,控制住了药品流通中的药价虚高问题。

政府的有形之手组织农民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自觉管理经济的活动,让位于市场的分散协调,但是政府的有形之手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经济组织功能。

我们不妨说个小的例子。二十年前,谁也不会料到不起眼的沙县小吃会做成一个大产业,“拌面扁肉”的路边摊,会在全国开花,并走向世界,“有城市的地方,就有沙县小吃”。沙县小吃如野草一样到处生根开花的背后,是政府之手的精心筹划与培植。沙县在外从事小吃业的有5.5万人,每10个农村劳动力中,就有7个在做小吃。许多农民一无技术、二无资金,靠什么参与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竞争?答案是政府。这些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是靠政府之手扶上马的。沙县政府办培训班,送农民到外地开店,提供一定的开店补贴,甚至帮助每家店在当地贷款3-5万元。不仅如此,政府还负责沙县小吃品牌的运营,并推广标准化经营模式。政府将农民游兵散勇式的自生自灭的市场行为,变成组织化、现代化的集团公司运营。这是新时代党组织农民发展经济,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型态,“一乡一城一队伍”、“一乡一城一组织”。

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康庄大道

许多人简单地从政府与市场二分的角度把中国政府的经济功能看成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其实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而是发挥平台型政府的功能,就如同淘宝与微信一样,本身不进行生产活动,但是为生产、交易活动提供平台,从而创造巨大的价值,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起飞。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民进国退的过程,规模以上的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78%下降到目前的27%左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未瓦解,除了国有经济之外,关键性的公共生产资料,包括城乡土地、矿山、森林、以及各种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资产都掌握在人民和国家的手里,公共资产比重最保守估计也在三分之一以上。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废除了指令性计划,但是加强了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我们刚刚制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对中国未来五年的蓝图进行了描绘,将推动中国发展更上一层楼,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在它独特的政治架构设计,我把它称为六权分工体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起到了统合功能,解决了政治权力分散与社会权力分散化的问题,我们有政治前提去利用并驾驭资本。

201311,伦敦市长约翰逊到中国访问,体验了中国高铁,回国后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大发感慨:这条从北京到上海全长813英里(约合1300千米)的高速铁路,沿途经过多个新建的漂亮的大理石车站,宽敞的大厅一尘不染——整个项目历时仅仅两年!朋友们,是两年!这是我们空谈高铁2号项目的时间,两年间我们花费数亿英镑进行设计、协商、规划,却到现在还没有铺设铁路。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高速铁路里程最长的国家。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汽车轮子上奔跑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高速铁路上奔驰的国家,这背后是中国高效决策、高效推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是21世纪涌动的时尚潮流,社会主义理想在共享经济、移动互联、开源创新、创客及非生产性劳动等新生事物中显现出蓬勃的活力。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康庄大道。

中国梦是我们所有人的梦

在“创时代”,万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蓬勃兴起。我所在的清华大学,有许多青年学生在做创客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坚果健身”,他们的产品可以吸附在健身器械上面,来检测和记录健身运动数据,帮助大家对自己的健身情况进行管理,使得健身变得更有趣,同时也提高了健身器材利用效率。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创意,却获得了2015“共创未来——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一等奖。就像他们自己说的,创新是玩出来的,玩出了名堂和社会意义。他们追逐的不是利润,而是共同创造的劳动的极乐,利润是社会为他们的创造性颁发的一个巨大奖章。

这才是劳动的真谛,大家一起玩就是劳动,越是好玩,就是越有创造性的劳动,恢复了劳动者主体性与尊严的劳动,也是马克思说的那种作为人类第一需要的劳动。随着大量的机械劳动被机器人替代,人类的劳动会越来越接近创客的那种玩耍。

    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也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社会主义与人性中深层次的本性高度契合,资本主义在其解放人性中个体性的同时,也压抑了人性中的集体性。这就是像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所解剖的人的异化,弗洛姆那样的精神分析学家所剖析的资本主义病理在人精神世界的投射,也像基里科那样的画家在其笔触下表达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人们深入骨髓的孤独感与疏离感。

社会主义不是个体本位,是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社会主义就是大家一起建设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共同体。社会主义其实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真理,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饭大家一起吃,有困难大家一起分担,有荣耀大家一起共享。每个成员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主人翁,在共同体中寻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弱者在这个共同体中更加安全和温暖,强者在这个共同体中实现更真实的人生价值。   

资本主义low了点,社会主义才值得我们追求。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一个少数人得到那么多,大多数人得到那么少的世界;而是所有人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世界。不是热闹都是你们的,我们什么都没有的世界;而是所有人都是主人,所有人生都可以出彩的世界。不是少数人趾高气扬,大多数人战战兢兢的世界;而是每一颗头颅都可以高昂,每一颗心都可以飞扬的世界。

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我最喜欢的是你看不惯我却不得不和我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你和我一同满心欢喜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因为,这是属于所有人的共同体,这样的中国梦才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梦,这种现代化才是属于所有人的现代化。

希望在当今九零后、零零后身上,像上个世纪的九零后、零零后一样,你们也会是很了不起的一代,你们不循规蹈矩,“我的地盘我做主”,有着自带高光的超级自信,还有着自带黑属性的乐观精神。你们有着脑洞大开的创意,还有着敢想敢干的闯劲,只要你们突破小时代的局限,尽情拥抱大时代,你们的原力就会觉醒,你们的小宇宙就会爆发,你们也会创造历史,并将中国带到一个更加光辉伟大的世界巅峰。

让我们一起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相会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编辑  王生升)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本文系作者在参加《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的演讲稿上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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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与新文化

李彬

2016-07-13 15:07:13

习近平在8·19讲话里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Ӎ...

何为新中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曾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第二件大事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1]“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就是“新中国”。

事实上,任继愈先生所说的第二件大事,还可以展开为“三部曲”: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起形式上“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二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建立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三部曲”的主题是“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是近代中国做的一件大事,现在还在继续。

何为新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新中国与新文化的关联与整合

新中国与新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怎样的契合?有三个故事可以反映。

第一个故事:《白鹿原》,政治革命离不开文化革命

《白鹿原》小说开篇讲到了一个地方——滋水县。辛亥革命后,民国派了一位县长到滋水县。这个县长百般盘剥、压榨,终激起民变,四乡八里的老百姓暗地里串通,在统一时间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扛着农具来到县政府,把那些农具扔在县政府门前。老百姓的意思是,我不种地了,农具交给你们政府,你爱种你去种吧。按当今社会的定义,这是一起群体性事件。后来上级查处了这个县长,又派了一个比较开明的新县长——何县长。何县长到任后首先要走访民众,化解矛盾。他第一个拜访的就是白鹿原上的头面人物白嘉轩。何县长说,“卑职决心在滋水县推进民主政治,彻底根除封建弊政……组建本县第一届参议会,监督政府,传达民众意见……”“民主、封建、政治、民众、意见”,一堆新名词堆砌起来,白嘉轩不知道县长讲什么,何县长于是换了当时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话来讲。他说:“一句话,就是要黎民百姓管理朝政……不是县长说了算,而是百姓说了算。”可是白嘉轩还是不明白。百姓说了算?那是张三说了算,还是李四说了算?所以这番对话有如鸡同鸭讲,最终不了了之。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可是“民国”还只是形式上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也没有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辛亥革命不彻底,原因则是因为没有发动民众,没有动员起民众。像白嘉轩这样有头有脸的士绅对现代政治及其话语尚且一头雾水,更何况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当时的“民”总体上是什么情形?毛泽东曾概括道,旧中国深受四重压迫,“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辛亥革命只是形式上解决了政权问题,其它“三权”还在层层压迫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理。

何兆武先生在新版《上学记》中提到,抗战爆发前他生活在北平,“七七事变”后回到故乡岳阳,看到了乡村诸如婚丧嫁娶的很多封建陋俗,他不由感叹当时的中国社会仍非常落后,也由此感慨,“世纪之交那批启蒙者强调‘开民智’,似乎也有其道理。”他说,“你能要求一批愚昧的人民真的能当家作主吗?”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像《新民说》、《时务报》“开民智”的意义所在——要实现政治革命的目标,必须有相应的文化革命,要有相应的文化自觉去召唤、启蒙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使他们成为开创历史、建立新中国的主人。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特别经过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汇聚的磅礴力量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涤荡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成千成万的“祥林嫂”——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封建礼教压迫下逆来顺受、在封建迷信束缚中栖栖遑遑的女人,一步步从精神上开始觉醒,成为自觉自立的“李双双”式的新女性。

这其中,文化革命、文化自觉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最初是一篇演讲稿,题目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文化》。文中写道,“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什么是旧文化,什么是新文化?

新文化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多个领域,涌现出大量文化经典作品,例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

赵炜曾是国民党专门对付高校师生的中统特务,他从黄埔军校毕业时,蒋介石曾亲授中正佩剑。他回忆,“绥靖组缴获了很多中共印制的宣传小册子,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我闲着无聊,就看看这些书……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寄望于共产党了。”他后来成为中共卧底,从东北战场上送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做出重大贡献。

新文化的文学领域气象万千,例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雷雨》、萧红的《呼兰河传》、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

音乐领域,许多家喻户晓的歌曲都出自共产党员之笔,例如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马可等,他们的《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南泥湾》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还有许多优秀的新闻作品,例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邹韬奋的《经历》、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行漫记》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艺术领域,中央美院原院长、著名版画家古元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被徐悲鸿称为“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从他的作品中能够比较直观的体会到新文化的特点,特别是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的特点。左翼新文化所抗衡的是两种文化,封建文化和西方买办文化。古元的《减租会》、《回延安》、《同饮一井水》,都是解放战争中常见的场景。他的作品还包括《焚旧地契》、《离婚诉》、《结婚登记》、《割草》、《初春》、《秋收》等。即便是家常的场景,也能感受到现代的气息,那是不同于中国古典绘画亭台楼阁的一种风格。古元的学生徐冰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过《懂得古元》,文中他谈到,古元的作品“没有旧丝绸的腐朽气,也没有消化不良的西餐痕迹,是一种全新的、代表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一部分人思想的艺术。由于这思想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它又是平易近人的艺术。”他同时讲到,“这并非某些聪明艺术家的个别现象,而是以一种新理论为依据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这就是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之间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

在这场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政党和先进的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比如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运动、由共产党领导的左联、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些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与里程碑。

这些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体现了一代人共同的追求,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沈尧伊的画作《革命理想高于天》展现了长征途中的一个场景,红军将士扎营露宿。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红军将领在用德语背诵《共产党宣言》,有的红军指挥员在用法语演唱《马赛曲》,还有的红军将士即兴跳起了俄罗斯水兵舞。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新文化气息,这支部队并不是一群草莽,不是李自成、洪秀全,而是用先进文化武装引领的一支人民军队、一支政治武装。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是陈毅将军的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身上所具有的新文化素养。最典型的是那一时期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他们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了不起的思想家、文化人、诗人。

通过左翼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形成这样一种宗旨,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发展出一套方针,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最终目的将唤起工农千百万,召唤千千万万逆来顺受的祥林嫂、闰土,使他们成为建立新中国的主人公、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第二个故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真正的解放是文化与思想的解放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中国现代音乐交响乐中的代表作,是在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内创作完成的。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何占豪和大四学生陈刚二人下江南采风,深入人民群众生活,根据流传千年的梁祝传说,合作创作出这部中国交响音乐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总之。《梁祝》从形式到主题无不推陈出新。从形式上看,协奏曲、交响乐均属现代性的产物,但同时融入民族元素。何占豪说:“协奏曲也不是我们民族的音乐形式,但我用民族内容‘梁祝’故事,用民族的音乐语言,这就不一样了。”而主题上,《梁祝》包含着中国革命的现代性。自由恋爱、反对封建,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革命一系列价值理想,包括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平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以及新中国的人民主体、尊严政治等,这些都在这部爱情作品中点滴渗透着。对比《白蛇传》、《天仙配》、《西厢记》等古典作品,就可以对《梁祝》的现代性有一种更鲜明的感悟。相对于那些古典作品体现的一套纯粹的古典文化,《梁祝》中包含着反封建、自由民主、自由恋爱等现代性元素。

李立三在组织安源罢工时曾提出两个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在研究安源罢工时指出,中国革命是把人的尊严带给底层。而这正是通过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一步步推进的。

中国革命的现代性体现在一批类似作品中,有《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长征组歌》、歌剧《江姐》、《红旗颂》等。即使是《刘三姐》、《阿诗玛》等表现边疆民族题材的作品,同样包含着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现代性。更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品的导演是周恩来总理,从策划到节目的遴选,每个细节的打磨他都亲力亲为。《东方红》在上演后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文化冲击。当时一位清华学子在观看演出之后,忍不住写下了《上了生动的一课》一文,并刊登在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写道,“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位学子就是后来的总书记胡锦涛。

北大教授韩毓海老师在《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写道,“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政治革命必须伴随文化革命,政治自觉伴随文化自觉,这是不可分离的。他还提到,解放是双重的,既要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解放出来,也要从中国封建旧文化中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创造现代中国的新文化。

毛泽东曾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2]这就是“不破不立”。

美术领域,家喻户晓的陕西户县农民画产生的影响很大。户县农民画是由当地农民自己创作的,有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也有反映干部作风的。从构图、线条到整个绘画水平都是相当专业的。这些作者都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空闲时间作画的“泥腿子”。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伟曾写过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释读》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这场雄心勃勃的文化革命,目标在于创造一种与封建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都迥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化形态,它召唤“工农兵群众”,希望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地担当其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他指出,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户县农民画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艺术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笼罩着“天才论”的神秘色彩。正是艺术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由此,在这样一批新文化作品中间,人民群众占据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占据了舞台中央,他们不仅是历史的主人公,也是文化的主角、艺术的主角。

 

第三个故事:《这边风景》,大众的文化、大众的方向

第三个故事要讲的是当代王蒙与他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这边风景》。

   《这边风景》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伊犁地区维吾尔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这部作品跟20世纪5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60年代的浩然的《艳阳天》是一脉相承的。《艳阳天》里写的乡村故事非常生动,语言非常活泼,完全是生活化的,《这边风景》在内容、风格、价值追求上与这两本书也是一脉相通的。

刚刚过世不久的一代连环画大家贺友直曾创作《山乡巨变》,在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评奖会上荣获一等奖。为了创作,他带上全部行头到湖南农村体验生活。几个月间,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蹲粪坑,睡油枕,下地劳动,用手掏粪。凭借这样的感情投入,他完成了这部中国连环画史上的经典之作以及一大批优秀作品,如《白光》、《小二黑结婚》等。

在茅盾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王蒙发表获奖感言《想念真正的文学》。他说,“作家需要盯着的是大地,是人民,是昭昭天日,是历史传统。文学并不能产生文学,是天与地、是人与人、是金木水火土、是爱怨情仇死别生离、是工农兵学商党政军三百六十行产生文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我们要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用周恩来总理的补充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并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4]

改革开放以来,新文化取得了长足进展。美国汉学家艾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说,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更为活跃和开放,视野更加开阔,社会更加包容。无论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还是在音乐、艺术等领域,都出现大批有影响力的人物,创作出大批优秀的作品。[5]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谈到的,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五四”、“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正是三个故事所隐含的三个时期。

“一手软”:反思文化领导权建设

当下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的一个问题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手硬、一手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这手很“硬”。而在文化、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却相对的“软”。可概括为三个方面:没文化、没精神、没灵魂。

什么叫没文化?侯波在中篇小说《春季里那个百花香》[6]中写道,“镇上李书记常强调文化建设哩,前年修了村部,盖了5间房子,图书馆还送了些书。还有篮球、象棋什么的。可至今书没一个人借,娱乐活动没一个人搞,村里还净出些怪事,老的那一套婚丧嫁娶现在全恢复了。修庙啊,信耶稣啊,神鬼啊,赌博啊,打麻将啊,整个村里人除了劳动以外天天都整这些。长这样下去,这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哩?”

什么是没精神?借用作家张炜的话说,当下中国处于“全民性的精神恍惚”。颠倒过来的历史又颠倒回去了。《文艺研究》社长方宁评论[7],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热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帝王剧”、“宫廷戏”,以及泛滥成灾的“才子佳人演义”,恰恰呈现出了一种文化病象,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身份,早已在今天的文艺中被模糊掉了。生产的是虚假苍白的主体,而历史真正的主体——人民大众,仅仅成了“围观”与“喝彩”的道具,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吗?

批评家李陀指出更深层次的问题[8]:中国的“改革”不但养出来一批富豪、富商和富官,而且还养出了一批小资精英,他们占领了文化领域各个层面的领导位置。文化生产的上游下游所有环节都在小资精英的控制之下,文化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新兴小资产阶级的手中。他认为,无论是国家、政府的力量,还是资本的力量,都不敌小资精英,真正把握文化上、下游各个咽喉要道的是小资精英,具体而言,大多数中国人所读的报纸、杂志,听的音乐,看的电影、书籍——这些人们所接触的文化产品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曾被各大媒体高调宣传、影院轮番播映的《色·戒》本质上是一部“汉奸电影”,在《只谈风月,不谈风云》中,作者所思尖锐地指出,《色戒》这类电影普遍的立论基础是“人性”,它巧妙地呼应了当前中国由来已久的主流话语——用个体生命消解宏大叙事,并视之为人的解放。他们认为人性具有先天的超越性,而政治必定局限于一时一地,而且是暴力的、反人性的。这种“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取向,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恐怕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真正主流的政治。在人性的华美外衣下,既有的历史叙述被一步步颠覆和消解,在它的反面,一套新的历史叙述遵循着相同的逻辑悄悄建立。所谓“人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批判。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往往指向20世纪乃至近代以来的革命史,否认革命这个所谓“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并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

所思在新作《荒原狼的嚎叫》中指出,中产阶级文化,包括与它大面积交叉、在中国被命名为“小资”的那种东西,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一面求财产,一面讲自由,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作为“经济人”和“文化人”的底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的文学艺术非但没有承担起为日渐失范的社会锻造新价值观的使命,反而穿上了个人主义的紧身衣,一路奔向了肉体的狂欢或精神的窄化、虚无化。这就是“没精神”。

最严重的问题是“没灵魂”。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在谈到当下文化的时候使用了“文化的沙漠化”这一概念。首先,李德顺教授对文化进行区分,一种是生产型文化,指原创的、开拓性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文化活动及其成果;另一种是消费型文化,指那些直接用于满足社会需要的,属于享用、娱乐型的,因而是可以大量复制的文化。他认为,文化沙漠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消费型文化的繁荣,而在于生产型文化的动力不足,导致原创力缺乏。这才是更深层、更具根源性的问题。文化沙漠化的重要迹象就是意识形态的危机感越来越严重。

秦天将军在一次访谈中也提到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或多或少出现了“温水煮青蛙”的现象。我们听过很多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做报告,讲的基本都是经济形势和发展经验,很少讲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我们感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这个问题如果不尖锐指出,中国迟早有一天会是第二个苏联。[9]

一些青年人将“意识形态”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灌输的教条或者党的宣传,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北大教授戴锦华在谈到意识形态的话题时说[10],意识形态——尽管其核心要旨是对统治合法性的论证,却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宣讲或灌输。形式特征从来是隐形的窃窃私语、喁喁告白,是对化身为常识系统的价值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对社会与时代的认同与情感结构的塑造。美国好莱坞大片,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生产、再生产,以喁喁告白的形式不断地讲,这就是意识形态。

戴锦华教授说,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有关,但与权力暴力无涉。否则,便只需国家机器自身的运行,而无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辅佐。

尤受启发的一点是,戴锦华教授讲到,美国政治始终是华盛顿特区与洛杉矶-好莱坞的“双城记”,而非华盛顿特区的独白。与之对比,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像是一场空城计——我们的政治,我们所熟悉的“两个10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政治话语,恰恰是这种独白,没有相应的文化支撑,没有意识形态支撑,成了一场空城计,大兵压境,而城里空空如也,无人,无物。

郑永年在新书《再塑意识形态》中讲到,任何社会都需要意识形态。如果执政党不能提供而出现意识形态真空,那么就会出现其他提供意识形态的社会角色或者力量。

现代中国社会就处在这种意识形态真空状态下,于是其他意识形态乘虚而入。例如宗教极端思想、法轮功;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欧美价值;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市场原教旨主义;人性自私论等。

郑永年说,尽管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但从长远看,最主要的危机就是中国人尤其是各类精英的思维或者思想危机。只要继续让进口的思维和思想来主导改革的政策,那么中国社会将继续面临无穷无尽的问题。

意识形态说到底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执政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就是要引导国家和社会去追求和实现这些核心价值。然而我们面临的却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空化。

郑永年认为,当前执政党实际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主要依赖思想控制,而没有能力进行思想生产。现在所谓意识形态至多也就是一些口号的堆积罢了,对这些口号会有多少人信呢?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将导致我们面临严重的困境,如执政党合法性基础大为削弱;党员干部失去认同感忠诚感;党内大规模的腐败蔓延;对社会行为也产生消极影响;失去引导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等。

北大教授潘维在《经济导刊》2014年6月刊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赵鼎新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他说,国家精英和传媒从业人员之间缺乏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价值认同。在繁荣的经济和市场化的媒体下,国家精英和媒体从业人员有着一个共同的基于经济利益的认同。这种基于利益的认同是很不牢固的,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一旦政治出现变故,这些记者(包括在体制中的得益者)会毫无心理障碍地站到体制的对面,为政治危机添砖加瓦。苏联解体是前车之鉴。

韩毓海说,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失去了文化领导权,就等于失去了政治领导权。

那么,如何进行文化普及,如何坚持新文化的引领作用?我们要建什么样的新中国。与之相应就会有一套文化和意识形态。政治目标始终与文化价值交织在一起,文化自觉召唤着政治自觉,新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创造文化就是创造价值,创造新文化就是创造新的价值,这就是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没有硬实力,一打就倒。没有软实力,不打自倒。

习近平在8·19讲话里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谈到,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争取文化领导权,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点。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10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上的演讲整理摘编。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详见任继愈之女任远和任继愈之子任重撰写的回忆录《任继愈与毛泽东的交往》。

[2]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5页。

[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4] 201410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5] 艾恺,《见证你的伟大复兴,中国》。

[6] 刊于《当代》2012年第5期。

[7] 详见《文学是民众的文学(文学观象)》,《人民日报》20140314日,24版。

[8] 《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系北岛所著《波动》一书修订版序言。

[9] 《秦天、玛雅: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新时期中国军队的使命与担当》,载于观察者网,2015-08-01. http://www.guancha.cn/qintian/2015_08_01_328973.shtml

[10] 《光影中的意识形态(文艺观象)》,刊于《人民日报》(20160415 24 版)。

大众医疗必须是政府出资支持公立医院,这不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古巴等国高水平的免费医疗相比,我们政府很多投入都...

为了吸引眼球,媒体为了吸引读者关注,常常用很极端的话语做文章标题,却忽视作者的中心意思。更要命的是,让严肃话题陷入左右派的派性争斗之中,造成混乱,障碍思想进步。为此,这篇文章我自己起了个“极端”的名字,让读者能够看到我的观点。

现行医疗体制破坏市场经济

30年来,中国的公立医院不但丧失了公益性,而且严重破坏市场经济规则。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在于商家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必须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与性能,降低成本与售价,以便满足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例如,一款具有新功能的手机、计算机刚刚上市通常都很贵,但是半年、几个月后再购买,就会变得便宜很多。这是市场经济迫使商家竞争产品制作、节约成本的结果。目前中国的医药商家也很苦恼,他们竞争的不是医药、器材的品质与价格,而是如何设法贿赂医院与医生。因为公立医院的运营、医生的个人生计,主要不是政府负担,而是依靠药品回扣,于是药价、检查费用等等,被越抬越高。看一个感冒原本几元、十几元的合理花费,被抬高到700、800元甚至上千元。病人(消费者)不能判断医生开的药品和检查是不是必须的,是不是最合适,只能服从医生。最终结果是所有病人不得不求助医生,同时却不信任医生,不尊重医生,甚至仇视医生。古今中外哪里有病人仇视医生的情况和道理,甚至还发展到需要立法来防止病人袭击医生,真是闻所未闻。

属于大众医疗服务体系的公立医院本不应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真正维护市场经济规则的作法是,政府应当承担公立医院的全部运营经费,发给医生合理的薪酬。而不是像现在,政府仅仅承担不到10%的费用,其余部分让医院自负盈亏,迫使医生用突破医学规范与道德底线的大药单、大检查单,过度治疗的方式维护自己和医院的生存。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这种作法,英、法、德等国家的公立医院医生是公职人员,他们的工资由政府发放,而且在公职人员中是最高的。若把医生薪水标准作为百分百,其他公职人员的薪水则依次往下排列。我国2015年的医药费用已占GDP 的5.6%,与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比例相当,台湾和香港已基本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而我们的很多投入被这个医疗体制浪费掉了。机制不改,即便政府投入再多资金在医保等方面,还是无异于饮鸩止渴。看病只会越来越难、越来越贵,甚至会制造更多的弊端,公众健康和医疗水平难以提高。在此环境下的医患关系只可能越来越恶劣。

 

非营利私立医院可能存在吗

有些人幻想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中建设“非营利的民营(私立)医疗体系”,这没有可行性。欧美国家存在“非营利私立医院”是基于几千年的宗教文化传统,西方最初的学校和医院都是教会办的慈善事业,并且一直延续到今日。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传统,现在私人掏钱办医院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为了盈利。据悉,万达将投资150亿元,在上海、成都、青岛建设3座综合性国际医院,这是王健林在国内的民营高端医疗市场嗅到了市场的商机才会投资。办少量高端的私立医院,满足少数有钱人的需求,这应该是对大众医疗需求的补充,但绝对不是一个国家的医疗主体。大众医疗必须是由政府出资支持的公立医院和医生,这不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医疗改革绝对不可逆潮流而行。

 

世界其他国家医疗体制的改革方向

英国在二战后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此后,世界多数国家陆陆续续向这个方向努力。近年,俄罗斯被欧美打压,普京的支持率却在攀升。因为俄罗斯普通人的教育、医疗甚至水电费都是国家承担的。1990年苏东解体后,美国想方设法颠覆古巴政权,古巴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古巴的经济发展非常依赖苏东国家长期购买他们的蔗糖,换回自己需要的物资。但是老卡斯特罗还是咬着牙把最后一滴血注入了大众医疗,维护了民众的健康与国家安宁。当中国出口鞋子、袜子、劳工的时候,古巴在出口医药、疫苗、医生。当我们还没有一项医药成果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专利的时候,古巴已经有上千项国际承认的医药专利了。这也是为何美国与古巴恢复邦交后,宣布的第一个合作内容就是医药。近期奥巴马访问古巴,大力赞扬的就是古巴在卫生与教育领域的成果。古巴医疗体制的优越性得到了美、英、法的医生、公共医学专家们充分肯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也对其大力赞扬与推荐。古巴的多项重要公共健康指数都达到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水平。譬如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古巴的情况比美国略好。然而古巴的人均医疗支出成本仅仅是美国的5%。

西方学者去古巴考察,问:“你们平均候诊时间是多长?”因为西方医院尽管也是免费医药、诊疗,但是等待时间长,病人有意见。古巴人听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他们就诊并没有长时间等候。住在社区里的家庭医生悉心呵护着自己的“大家庭”。从预防、医治、康复到特别关怀,家庭医生都包了。医生上午在诊所看门诊,下午走访病人,对社区成员的健康情况如数家珍,预防工作更是做得非常用心。需要转诊的病人转去联合诊所,不用等候,可以立即得到医治,全部过程均为免费。古巴医生的医疗水准很好。中国医生到了美国,假如没有完成美国学位,只能在实验室做技术员工作。几乎所有的美国医学研究机构均被中国医生的廉价劳动力充斥。但是对于古巴医学院培养的医生,美国人就认可。2006年我拜访了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教授Fitzhugh Mullan,他告诉我,古巴为美国免费培养医生。入学条件不仅仅要求成绩优秀,而且都是在美国边远地区招生,这些学生必须承诺毕业后回到自己家乡为当地民众服务。中国的医改是不是应该好好向古巴学习?他们真正做到了以“预防为主”,把疾病、小病控制在了源头。大众尊重、爱戴医生,全民心目中,医生自然成为天使。

当下中国强调供给侧改革,除了经济产品的“供给”需要转换结构,中国的教育、卫生更应该给予整个社会更加精良的服务。一个国家,医生、教师等高技能行业的人数比例不断增大,而工业流水线上的重体力劳动工人数量和比例正在逐步减少,这才是社会文明、人类进步的体现。

(编辑  杨利红)

一个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强县”海宁,一个是北京编外卫星城燕郊、著名的“睡城”,两者都是近年来我国房地...

 

 

一个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强县”海宁,一个是北京编外卫星城燕郊、著名的“睡城”,两者都是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本文通过揭示海宁和燕郊的房地产怪象,探寻全国房地产去库存大背景下不同地域面临的房产过剩困局。

浙江海宁,一个县城的地产困局

我的故乡位于浙江省北部的海宁市,西临杭州,距上海150公里,是一个很发达的县级市,2015年全国百强县排名21位。海宁市区也就是硖石镇。春节返乡,围绕着这十几年来发展出来、我并不熟悉的新路,我开车走了好几圈,极目所见除了楼盘、楼盘,还是楼盘。

一个高速发展的县级市

二十多年的变化,已然让我们这些在外多年的人迷茫了。硖石镇已变成了一个我不太了解的庞然大物。原有的旧城区,面貌还残存在印记中,但是那些新城区——也就是不断扩大,已经收编了城边上的乡镇。这在20年前的自行车时代,根本无法想象。

在我的少年时代,海宁市有多少人口?按老辈的说法是60万人。我查了下海宁市总人口的相关数据:1992年为61.7万,按照百度百科,海宁现有人口是64.62万人。这个人口统计毫无疑问是指户籍人口,也就是说,20年间海宁市的户籍人口总量一直在65万上下浮动。

从人口角度切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非常明显的趋势:第一,总户籍人口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这是决定当地地产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流动人口转化为当地人口的最主要方式是婚嫁。

海宁人比较看重去县城发展,所谓的“丈母娘经济”、“学区房杀手锏”,在海宁都是很有效的。在当地“城里一套房、村里一套房”,基本上是家家户户的“标配”。城里的房子,年轻人住的居多,因为通常他们工作在城里,孩子上学也在城里。而乡下的房子,老年人住的多。所以如果在非节假日去海宁的乡里,能碰上的基本都是我父辈或者爷爷辈的老人,同龄人则很少能遇见。

当然也有很特殊的家庭,比如城里买了一套,暂时不住,因为农村自建的“豪宅”宽敞舒适,并且现在家家户户少则一辆汽车,多则两辆,交通方便,城市与农村根本没有本质区别,所以选择住乡下。

海宁楼市的一些关键性数据

目前海宁到底有多少楼盘,我没有找到办法统计。海宁市的房价可以说非常贵,硖石镇的均价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1.2万一平米的水准,基本“秒杀”中西部一般省会的房价。

我在海宁市一个二手房的网站上查到一些资料,目前海宁市的楼盘量是87个,而二手房总量是14614套。我们可以通过几组数据,侧面观察到海宁市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

从房地产交易来说,二手房最能真实地反映海宁市房地产价格。

20117月海宁市二手房挂牌房价为10043元,而20162月海宁市二手房挂牌房价8695元。5年时间,海宁的二手房房价,已经跌去了13.4%。这5年的数据走势,说明海宁市房地产价格正在回落,并且稳中有降。2015330日以来,政府出台密集的救市政策,似乎难以拯救海宁的房地产市场,房价曲线一直平稳向下。

我们再看2013-2015年海宁楼市成交的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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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2015年海宁楼市成交对比图

1显示,2015年海宁市的商品房销量有所回升。笔者通过海宁市透明售房网查到,2015年海宁市预售许可商品房总计是9113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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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宁市2009-2013年房地产投资总额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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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宁市2009-2013年商品房年销售套数趋势

2所显示的海宁市房地产投资额,从2009年到2013年的5年中,翻了4倍。图3是海宁市2009-20135年期间的商品房销售数据。通过这组销售数据,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其中201020112012年的销售数据都不是很理想。而在2013-2015年的销售数据中,2014年商品房销量偏低。

很显然,2015年海宁市商品房销售量出现大幅度回升,是得益于国家强势推动去库存的政策导向,利率已经降到史无前例的新低。但按照房地产投资的周期来说,201380亿的房地产投资,到2015年可能还尚未释放出来。

我们再看一组政府公布的住宅用地供应数据,2013年住宅用地为122.54公顷,2014年住宅用地为150.24公顷,2015年住宅用地为87.23公顷。受限于库存问题,2015年住宅用地供应几乎腰斩,但就供应量来说,2013年和2014年的土地供应如果开发成商品房,实际销售周期应当在2015年至2017年左右。如果在这个大周期之中,国家政策回调(利率上调等因素),当地房地产的销量就极有可能回到2010/2011/2012年极其低迷的状态。

2014年,21世纪网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海宁楼市要崩盘:多楼盘烂尾、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在这篇报道中,提到了一组数据,“根据海宁透明售房网显示,截止到2014414日,海宁全市可售房源16129套,可售面积197.02万平方米。这个16129套,是包括了全部商品房在内的在售数据。

海宁去库存的难点(二级标题)

通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性数据,我们可以初步提出一些判断:

第一,海宁市在售所有商品房的房源,即便在2015年相对减少1000套,目前存量至少不会少于20144月的16129套。按照2015年月均800套的消化速度,即便停止相关项目的开发,也需要20个月来消化这些库存。也就是说,高库存的状况仍然存在。

第二,根据土地供应与投资额情况来看,2013年和2014年,都是投资额与供应量相当大的年份。按照房地产的开发周期来推演,预计201520162017年都将是供应量极大的年份。

第三,显然,2015年海宁市政府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将住宅土地供应量降低到了87公顷。但是,参考前几年的销售数据,如果发生类似市场低迷的销售情况,即便只有87公顷的供应,消化起来仍然非常困难。

第四,海宁户籍的人口数量没有更大增长,这意味着潜在购买力趋于下降。

第五,国家政策的不可预期性,也对海宁市现有去库存带来困难。购房商贷利率4.9%,首付25%,允许下浮5%这样的政策,必定只是短周期的,具有不可持续性。再考虑到海宁市几乎人人有房的现状,20%的首付对住宅市场的驱动效果有限。

第六,2015年年底,是国家去库存各种利好政策释放期,也是利率不断变低的时期。

通过对2015928日至1227日海宁市各类商品房成交数据进行统计,总的成交量达到2170套。这段时间海宁楼市获批的总商品房套数是3202套,也就是说,尽管金九银十被认为是房地产的黄金销售月份,但是实际上这个时段的库存套数反而增加了1000多套。

201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海宁市存销比数据再次放大,背后原因应该是20132014年海宁市房地产市场巨大的投资额产生的新增商品房正在放量所致,去库存正在失效。

目前海宁市基本都是有房的,不仅市民有房,农民更有房,农民除了宅基地上自建两三层左右的房子之外,在城里也买了房。除了市民的刚改需求学位需求之外,几乎想象不出谁还会去买房。从较长的时间曲线来看,海宁市人口增长主要是外地务工人员较多,他们之中除了少部分通过婚姻形式进入海宁之外,大部分人最终仍以返乡为主,极少在海宁购置房产。外地务工人员也很少有购买高昂的物业的潜在需求。显然,现在海宁的房地产市场,没有太多的消费需求,即便现在停止建设,这3万套房子的买主在哪里?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苏南浙北已经是全国非常发达的区域,大城市星罗棋布,周边强县不在少数,但销售的楼盘之多,已经到了令人眩晕的地步。真有这么多人,在县级市置业?虽然苏南浙北的外地打工者非常多,但是大部分人显然已被高房价壁垒彻底隔绝在了当地房地产市场之外。这些县城的房子,究竟往何处去?最近5年数据显示,房价持续阴跌13%。目前这种阴跌还在持续之中,二手房除了少数县城学区房之外根本找不到下家。用地产市场的专业术语来说,“买入即站岗”。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十余年的大体量开发,家家户户一到两套、甚至三四套住房之后,该怎么办?笔者留在当地工作的同学基本都属于三套房所有者。没有大规模人口流入,潜在住宅需求者基本不存在。而且,从知识型人才结构来看,县域还是人口流出的一方!

海宁房地产去库存的办法是什么?农民工置业这个途径,对海宁来说无效,除非大幅度降低外地在海宁打工农民工的置业门槛。但这种方式并不具备可行性。

同样,房价猛烈下跌,也意味着在当地尽管看起来很富有的家庭,数十年积累的财富(如县城房产资产)的主要部分,要随着地产市场的走低而蒸发。何况海宁市的房价已经阴跌了13%,人人都意识到海宁市的房产,不再是可靠的保值增值手段,买房热情逐渐低迷,杭州及周边的天量库存,也在危害着海宁市房地产市场安全。

海宁的房产市场是长三角地区的 “强县”个案,具有普遍意义。海宁周边的桐乡、海宁市的上一级地级市嘉兴,苏南的部分地级市,都在遭遇房产库存高企、去库存化乏力的局面,如果不及时想办法,势必将会进一步迈入不可化解的高库存深渊。

当然,相对于部分中国中部地区的县级市、地级市来说,海宁的情况相对要好一些。如果地方政府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刹住供应的车,并且引入城镇人口,或者引导海宁的流出人口实现回流,或许在四、五年之后,海宁的房地产市场能重新回到正常的供需关系。

燕郊:全国去库存阵痛中的房产热(二级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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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郊著名的楼盘路——燕顺路

 

2015年,全国三四线城市楼市,哀鸿遍野,尽管政策反复刺激,利率甚至降到新低,杠杆一再放大,全国二三四线城市,仍深受高库存之累,房地产投资降速,房价疲软,去库存化周期依旧漫长。

2015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并不全然是水深火热,也有例外。在一线城市中,深圳楼市领涨全国,火爆异常,全年涨幅近40%,部分区域房价翻番。同样,环北京的一些河北县域,如三河市治下的燕郊与大厂回族自治县,全年涨幅也超过了50%

燕郊高新技术开发区,这个按照行政等级(副县级)勉强属于五线的产房大户,在2015年楼市异常火爆,年底甚至出现无房可售的现象。同属廊坊的大厂回族自治县的楼市,甚至比燕郊还火爆。20153月至20162月间,该县潮白新城(华夏幸福旗下一个占地8000亩的超级大盘)部分新房价格从6000元跳涨至15000元,直线上涨150%

在全国一片“救市难”现象之中,楼市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一线城市、燕郊等少数地区楼市,反季节暴涨,与全国楼市去库存的基调完全不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人口的流动与重新聚集,资金不断向一些热点区域涌入,对全国去库存究竟构成了何种挑战?

本文试图揭示一个问题,水银泻地一样均质化的救市政策,往往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去库存更深远的本质,不是简单地把房子卖出去,而是要更长远地改变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让地方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变过去十余年的人口流动趋势。只有卖出去的房子有人住、有人继承、有人交易,这样的房地产市场才有可持续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益也才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开发区,还是北京睡城?

2007年我在燕郊买了房。彼时,燕郊这个名字还名不见经传,销售必定会告诉你这里过几年要划归北京,地铁就要修过来,如此等等。

然而,8年过去了,燕郊始终没有划归北京。

七八年时间,燕郊的麦田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从一个安逸的小镇,变成全国知名的房地产热门城市,也是北京的睡城。我来燕郊的时候,燕顺路上还到处是麦田;而今,这里成了高楼一条街。这条长达9公里的房产路,从南往北,楼盘数量不少于30个,居住人口不下40万。

根据燕郊开发区官网提供的数据,燕郊开发区从1992年建区到2014年,22年间户籍人口从3.5万上升到60万。实际上,这个人口数据仍然是被严重低估的,大量流动人口并没有被统计进来,燕郊的实际居住人口应当已经超百万。

作为河北省少数进入全国百强县(2015年县域经济竞争力全国排名29)的三河市,仅靠一个燕郊镇,仍然可以排进百强。

燕郊兴起,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央企转移,冶金一局、中核、中海油等大国企分部,基本是在这个时间段迁到燕郊除国企分部、本地巨头之外,汉王制造、神威药业、中兴通讯等企业,在燕郊也有分部或制造中心。

进入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一号工程推出,媒体纷纷将燕郊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样板进行报道。毫无疑问,燕郊就是北京溢出效应下,野蛮生长出来的一个卫星城。

过去十年燕郊的经济发展中,尽管顶着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头衔,但是房地产却一枝独秀。睡城之名,尽人皆知。过去十年,既是燕郊爆炸的十年,也是燕郊迷失的十年。在这里,几乎所有的项目,开发商最终都能通过各种办法,将土地变性为住宅用地。十年来,数十家开发商在燕郊建起了一百多个楼盘,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核心地块全部变成了睡城。

房产之城,无房!

房地产之所以能成为燕郊的支柱性产业,不在于燕郊开发商的精明,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北京对人口的虹吸效应却无法安置这些人口,从而溢出到环京。

正是由于这个大背景,在北京人口膨胀过程中,廊坊的北三县很快就被发现了,尤其是燕郊,地理位置更加特殊。

2015年数据为基准,北京市在15年时间中,人口增长了806万,年均增长75万人。也就是说,过去十五年北京市平均两年的人口增量,可以创造出3个廊坊市区(50万人)、1.5个保定市区(100万人)。燕郊到有多少人口,历年人口增长多少,没有办法通过官方口径统计,但其人口增量必定与北京人口增长相关。2014-2015年,强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展开,疏解北京市人口提上日程,但2015年北京的人口依旧是增长的。在疏解北京动物园服装市场、大红门服装市场等高聚集人口商业区,打击地下室租房、群租房之后,全市人口依然增长,也说明扭转人口向中心城市流动的趋势相当艰难。正由于承接北京的溢出人口,燕郊迅速膨胀。并且,燕郊也从政策层面积极承接北京溢出人口,比如买房送户口等,这对于没有北京户口的北漂一族,是极具杀伤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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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7-2013年燕郊房价曲线图

4表明,从大趋势来看,燕郊的房价始终上涨。2013年,北京房价迅猛上涨,燕郊房价也水涨船高。

燕郊楼市最明显的底部,是2010年到2012年,而且周期较长。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段也是燕郊楼盘大规模开发的阶段。这个阶段,燕郊的房价与全国大势基本吻合。

5显示,2013年至2014年年初,燕郊房价处在上升点位,20144月是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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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燕郊2013-2015年房价走势图

20155月开始,燕郊房价又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受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利好刺激,受北京市政府东迁影响,也受全国性救市政策的影响,燕郊一手房价格从20155月均价1万左右,到20162月已达到17000元以上。一年时间,燕郊房价上涨70%

通过燕郊发展和房价走势的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燕郊具有几个重要特性:

一、因地缘关系,燕郊房价与北京房价有紧密的相关性。燕郊房价略等于通州的1/22015年,北京宣布通州将成为新政府所在地,通州核心区的房价直接蹿上3万以上,燕郊也跟着走上1.5万。

二、刚需与投资并存。由于北京严格限购,而燕郊隶属河北,不仅不限购,而且与户籍挂钩,使得燕郊楼市同时兼具居住与投资的双重功能。

三、燕郊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最终却沦为以房地产为支柱性产业的北京编外睡城,严重偏离其自身发展定位。过去十五年,尤其2004-2013年这十年间,燕郊完全处在野蛮生长之中,燕郊地产的无序发展,更是走向了极端。

四、从历史房价来说,燕郊楼市对政策极其敏感,稍有风吹草动,楼市就上蹿下跳。这种政策性过敏体质,也是燕郊2015年房价暴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去库存战略之下,为何冷暖不均?

2015年,去库存几乎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唯一主题。2016-02-20_204143

6全国百城及各级城市不同阶段价格累计涨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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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512月全国一线城市房价水平

6和图7显示,水银泻地一样的救市政策,并没有扭转全局,却造成了部分区域的过热甚至发烧现象。究其原因,一线城市房产与其他城市房产的价差,在2015年是在不断扩大之中。2015年年中,中国股市由牛转熊、大量P2P宣告跑路、在存款利率对比CPI实际已经为负利率的情境之下,大量避险资金试图进入一线城市。

而北京,是全国执行限购政策最为严格的城市。通州宣布成为北京市新的副中心之后,更是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严厉限购。由此,环京的燕郊、大厂等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利好密集释放区域,成了避险资金大量进入的场域。燕郊地房地产业务人员称,除北京大量被溢出的刚需外,大量寻求资金避险的非北京就业异地买房人,在2015年开始进场买入。燕郊、大厂销售人员在朋友圈,经常晒出一人购买十几、数十套住宅的消息,这样的购房者并非北漂,而是投资客。笔者认为,在全国救市一盘棋下需要慎重考虑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鉴于资本的流动性,应在政策层面区别对待。

2015年通州与环京楼市暴涨,其根本性的原因,当然是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以及北京市政府外迁通州这样的政策利好。但不可否认,这一轮房地产暴涨,也存在炒作因素。2015724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上指出,对重点地区统一规划,强化土地供应管控,严格城镇开发边界,防止在北京周边地区盲目搞房地产和炒作房价。随后,北京河北两地相继出台措施,调控房价。北京首先确定通州实行史上最严格的限购;河北省住建厅也发文要求环京住宅建设控制容积率,并清查腾退违规用地。

笔者认为,对环京房价的控制,应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局考虑。从2016年年初河北省发文对廊坊环京部分县域入籍政策实施调整来看,政府在这方面已有所考虑。从政策层面看,应当鼓励并允许有北京、环京连续社保、稳定就业的人员,在环京买房并落户。同时抑制房地产投机性资本涌入。

第二,从区域发展角度看,应对环京实施整体性规划。

去者不可追,来者尤可鉴。环京成为房地产开发热门区域,这是地产商追逐北京红利,也是北京人口溢出的表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下,必须有统一的管理与规划。如果已有规划,就应当切实执行,实行官员问责机制,实行严厉控制机制。

第三,应当从交易环节入手,控制环京房地产的交易频率,提高交易税费。

去库存,是2016年全国经济的重要方向,但怎么做到,环京只是一个例子,深圳、上海乃至于昆山,都在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地产暴涨。但这样暴涨,势必将进一步使资金流入到中心城市,而三四线城市的资产,越发贬值。买房人的心态,买涨不买跌,对于不断下跌的房产,根本没有购入的信心,救市也就越发困难。阻断或者减少资金不断涌入热点区域,是去库存战略必须有所考虑的。否则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政策指向全国一盘棋,而最终却变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燕郊,是过去十五年房地产发展的一个极端例子,像这样的例子全国并不少。去库存战略,最终要面对的不是库存本身,而是怎样面对产业的不均衡,就业的不均衡。统而言之,解决房地产冷热不均,最终的办法,除了在政策上对冷热不均区域有所控制之外,还应当引导产业布局。人口不断流失区域的房地产,必然贬值;人口涌入区域的地产,必然升值。居者有其屋的前提,是房以人为本,而人以业为归,这才是最为关键性的问题。

 

(编辑  宋斌斌)



*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家乡的变化,对短期回乡的人而言会更容易感受到。变化之所以称之为变化,就在于这种变化既有积极、好的变化,也会...

 

对于身在异乡的人来说,一年一度的春节大多数情况下是必须回家的,不仅因为那里是自己的故乡,更因为父母都在那里。

家乡的变化,对短期回乡的人而言会更容易感受到。变化之所以称之为变化,就在于这种变化既有积极、好的变化,也会有一些消极、不好的变化。以外来者的眼光看,可能很容易产生“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受。而对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但最终却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的人来说,积极的变化与消极的变化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然而,变了的是乡村,没变的是乡愁。

在变化的乡村中寻找丢失的幸福感

最近一些年来,回农村老家给人最深的感受往往是农村越来越萧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农村的人口在大幅流失,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的往往是老幼妇孺,自然显得没有什么生气。但不应该忽视的是,正是因为劳动力流出,通过性别之间、代际之间的分工,老人、妇女在农村务农维持基本生活,青壮年劳动力则外出打工,积累货币收入。正如一些学者的研究所指出的,农业收入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这是一种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结果。

农民的生活必须依赖大量的货币流通才能完成。最基本的如一些农业生产工具,也必须通过货币交易才能完成。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货币支出已经无所不在。吃穿住行,都必须有现金流才能维持。那么,这样的货币从哪儿来呢?农业生产周期较长,不可能获得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大量现金流,那就只能通过打工来获得现金收入,以维持日常生活。所幸,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外出打工的农民提供了这样的工作机会。

因此,农村确实如一些人所说,正在变得越来越萧条。但同时,农村的积极变化则是家用电器越来越普及,房子修得越来越漂亮,汽车也已经开始逐渐普及,生活越来越方便。今年春节回家,我发现我们村里的汽车普及程度已经相当高,从吉利、比亚迪到大众、本田、丰田等国产和进口品牌,都已经有了。这在十年前的2006年是不敢想象的,基本上是2008年以后才出现的新情况。路也好了很多。2007年,村里到镇上的路变成了柏油路,但村里的主干道还只是从土路变成了石子路;2015年则由于国家财政资金支持,村里的主干道也变成了水泥路,实现了路面硬化。以前一下雨下雪,路就泥泞不堪,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交通方便多了。

村里的房子变化也很大。例如房子的结构,我小时候还有不少是土木结构,而现在新修的房子已经完全变成了砖木、砖混结构,再没有人用土作为主要材料建造房屋。与此相应,修建房子的成本也大幅提高。即使成本逐年提高,但每次回家,总会发现又有几家人修建了新房子。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收入退居次要位置,打工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也带来了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小时候,村里三世乃至四世同堂的情况还很多,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绝大多数家庭要么是两个老人在家,要么是两个老人带着孙子在家。家庭结构也和城市一样,在向倒金字塔结构转变。现在的情况是,几乎家家都有狗,一条大狗看门,一条小狗在院子里跑,让院子里显得有点生气。对中国人而言,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人的流动性的提高,显然影响了人的幸福感。就我对村里的观察,一个家庭如果子女就近工作、生活,每一两个星期或半个月回家一趟,就能够照顾到家里的日常生活。如果有条件,父母在家种地,还可以养猪、养羊,增加些收入。这样的家庭,幸福感是比较高的。而像我们这样,子女离家比较远,父母独自在老家,虽然我们可以给钱,但毕竟有许多日常的事情照顾不到,我们和父母的幸福感都比较低。比如说父母生病了,子女近的可以直接带到城里去看,而子女不在的,则要麻烦得多。对父母一辈来说,进入城里现代化的医院,简直如同进入迷宫。无论医护人员的态度,还是各种繁琐的手续,他们都不熟悉。如果子女在,就可以办得更顺利些。因此,家庭规模的缩小与人的流动性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物质条件改善带来的幸福感,使人们主观上觉得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其实,对父母而言,他们更需要的是能够随时叫回来帮忙的子女;对子女而言,则缺少工作劳累之后能够放松心情的港湾。

人员流动性提高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农村劳动力缺乏。不仅种地和一般的家务活目前只能依赖于妇女和老人,甚至于农村盖房子很多时候也只能找妇女做小工。这样,农村的劳动力价格也跟着城市一起大幅提高。1995年暑假,我读高中的时候,在建筑工地上干过一个月小工,平均一天的工资只有十块钱。而现在找一个人干活,哪怕是劳动强度并不大的一般性农业劳动,比如在田地里除草、种玉米、给苹果园施肥,一个劳动效率并不高的妇女每天的报酬也要在一百元左右。即使如此,还经常找不到人干活。

村里的人际关系也在变化。我小时候,也就是1980年代,村里还有变工,也就是你家忙的时候我给你帮忙,我家忙了你给我家帮忙。虽然当时这种变工主要是邻里或者血缘关系比较紧密的族人之间,但毕竟还有。这种相互帮忙不用货币结算,所以也不计入GDP统计,但对农村来说,却很方便。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要找人干活,就必须出钱,而且必须按照市场价出钱,否则根本找不到人。比如家里水龙头坏了,找邻居修一下,虽然不一定要钱,但往往也要给一包烟之类,必须有物质报酬。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以货币作为交易中介,最早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过程中,而在熟人社会里并不需要。因为在熟人社会里,相互帮助是必须的,也是长期的,虽然今天我帮你,不一定你马上就能帮到我,但总有一天我会遇到需要你帮忙的事。同时,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也是基于长期交往形成的,也包含着对未来继续长期交往的预期。而用货币作为交易中介则意味着相互之间没有信任,也不一定要建立在长期交往的基础上,等价交换之后,对未来也没有继续交往的预期。因为流动性提高,也就造成了农村邻里之间的行为短期化。

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也影响了在农村生活的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认识以及感情上的认同。所以,村里人经常感慨,“现在的人情淡得很”。意思就是说,现在农村不像以前那样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薄,交往越来越多的时候需要用钱作为中介。比如红白喜事随礼,我们当地称之为“行情”。以前大家虽然也在意随礼的钱多少,但大家都很清楚,重要的不是随礼的钱到了没有,而是人来了没有。那时候,常见的情况是,一家人随礼只有一两块钱,但全家人都来吃饭。现在,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在城里或者镇上的酒店里办酒席,成本相对高一些,所以办红白喜事的主人越来越在意随礼的钱。如果有客人随礼的钱很少,而来吃饭的人很多,主人就会不大高兴,觉得这个亲戚或者朋友不大地道。

幸福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当然基于亲人、亲戚、朋友、邻里和村庄内部的交往。当这些关系都处在急剧变化和重构过程中时,这种情感体验也就变得越来越难获得了。

与城市联动的生产生活

不过,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在村里盖房子都不是第一选择,他们宁可想办法筹钱到城里去买房子;有些年轻人是在外打工,攒了钱以后,回来在城里买房子,有些则是在城里做生意,挣钱买房子。有些年轻人其实在城里并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他们也希望在城里买房子,逐步到城里生活。和大城市的姑娘们一样,房子越来越成为结婚的必备条件之一。有些年轻姑娘结婚的条件之一就是男方必须在城里有一套房,并且最好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样,既可以一举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又可以摆脱传统的媳妇儿与公婆之间的矛盾。市里下属各县乃至乡镇,有稳定工作的人,很多人都在城里买了房子。但对他们来说,平时并不在城里生活,只有到周末,才全家到城里来享受生活。因此,城区的许多小区,平时都关着灯,没有人住,只有周末才亮灯。一个做生意的同学说,他观察了一年多,发现马路对面的一排房子,每天晚上开灯的尚不足十分之一。

这也造成了这些年来城里的房价持续走高。前几年最高的时候,常住人口不到30万的小城市,房价一度高达6000多元一平米。近两年由于政府调控和经济形势变化,房价回落,目前仍然在4000元左右。现在的问题是,库存严重积压,无法消化,房价下跌更是打消了一些人投资房产的念头。甚至前几年一号难求的经适房,如今也已经无人问津。不仅城里的房子这十年来从均价1000元左右涨到了4000元以上,连镇上的房子价格也大幅上涨。2010年还只能卖10万元的一套房子,现在已经到了28万元。除此之外,镇上也新建了不少商品房。庆阳的房地产真正起步是在2005年以后,也就是过去这十年的事情,之前并没有多少人在城里买房子。2010年前后,城里的二手房基本上无人问津,但现在已经非常抢手。当地的房地产开发模式非常不规范,即先圈地,从政府手里拿到土地以后开始预售,筹集一部分资金,再用这些资金建设。建设到中间,如果房价上涨了,就要向已经买房的人再收一部分钱,再继续建设。所以大多数人在2010年前后买房都是这样,一旦先交了定金,后面就必须不断追缴,才能保证自己最后拿到房子。正是因此,就形成了房地产商拖欠建筑承包方、承包方拖欠建筑工人(主要是农民工)工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对政府来说,正是那几年土地收入大幅增加,才形成了土地财政的局面。当时,土地财政在学术界和媒体上已经被广为诟病,但对庆阳这样的中西部城市来说,才刚刚学会玩这个游戏。政府用土地出让得到的一部分钱征收土地,增加土地储备,再逐步出让,增加收入。如此循环,就使城市的面积不断扩张,圈占的土地越来越多。同时,房价也稳步上升,当地的一些人也从买房中获得了高额收益,房地产就成为一种新兴的投资品。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城市人口少、规模小,房地产市场起步晚,但也仅用了三五年时间,就将房地产泡沫吹得很大,成为一个定时炸弹。2012年后,国家出台限购政策,中西部城市房价泡沫膨胀的速度才降下来。2014年后,基本上进入滞胀阶段,之后开始逐步下降。庆阳的房价就从6000元以上降到了现在的4000元左右。

2015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开始鼓励房地产商降价销售,去库存。但就我的观察来看,这个库存量相当庞大。庆阳市全市常住人口不到250万人,其中,城区常住人口约25万人。而庆阳市的住宅存量足够城区每家一套,即使把其它各县大量平时不在城区生活、只有周末回到城区的人都算上,也完全足够每家每户有一套房。这还只是已经建成的楼房,不包括已经圈占但尚未开工建设的土地。现实是,有购买能力的人基本上前面几年都已经买好了房子,现在房价不稳,投资价值不大。而那些已经在农村老家盖了房子,或者没有能力进城生活的人,更没有意愿在城区买房。即使银行愿意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他们也没有多大动力去背这个包袱。也就是说,房地产的库存是绝对过剩,房地产供应过剩的情况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庆阳这种情况不是个案,内地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大多数与此类似。过去十年间,城市占地面积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新建住宅足够当地全部人口居住,但现在却面临着房价回落、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不过,好处是过去这些年,虽然城市面积急剧增加,但各地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每个村都有了通往镇上的石子路,随后又逐步变为公路。并且,每个村都有了经过镇上通往城里的公交,每天往返三趟,定时从村委会大院门前的车站出发。

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既方便了城市和农村之间人和物资的流动,也拉近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使农村日常生活对城市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1980年代,村里经常来一些“货郎”。家里一些常用但平时不注意储存的小物件,村里人都是在货郎那里买。后来,村里的商店逐渐多起来了,人们越来越多地到商店去买东西。商店就慢慢取代了货郎。而现在,因为农村生活中用到的工业产品更多,品种也更丰富,许多是村里的商店所不能提供的,所以必须到镇上去买。而交通和通讯的便利,则为这种物资交流提供了条件。比如盖房子,以前要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材料,而现在则完全不需要,可以边盖边买,需要了再去镇上买。还有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前村里人多数只需要在商店买就行了,现在则会更多地选择去镇上买,因为镇上的商家更多,品种也更多,选择余地更大,价钱也会更便宜一点。有车的人家,甚至会选择进城去买,因为相比于村里和镇上商店里的假货横行,城里的商店产品质量更可靠。农村生活对城市、对工业产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生产对城市以及由城市主导的物资流通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比如养猪,我小时候一般是家里种一点玉米之类的秋粮,然后用秋粮喂猪,一家也就喂两三头猪,到年底杀了拿到镇上的集市卖掉,可以获得一点现金收入。那时候种秋粮往往和养猪联系在一起,不养猪一般不会去种玉米,只有在主粮能够保证全家吃并缴纳必须的公购粮、订购粮及土地税之后还有富余的情况下,才会种玉米,养猪。在当时,这就意味着土地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家庭收入的多少。但现在喂猪越来越依赖于工业化。很多人并不是把玉米用来喂猪,而是直接拿去卖掉。养猪的人家也并不一定种玉米,而是从镇上或者城里买工业化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饲料。还有麦子的耕种和收割,也越来越和全国联系在一起。我小时候,都是人工收割,再用人力运回家里,打碾、晾晒,相当费时费力,一般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后来逐步演变成用收割机收割,不仅快得多了,也方便多了。2014年夏天收麦子的季节,我刚好回家,赶上了收麦子。村里全是从外地来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人们只要把联合收割机上打出来的粮食用袋子装起来,运回家里就行了。开收割机的师傅说,他们是湖北人,共有近20台联合收割机。从六月初开始,他们先从湖北到陕西汉中,然后到关中,再到咸阳,再到庆阳,之后还要去宁夏、内蒙,这样一路打过去,一直到七月中旬差不多结束。

当然,与全国统一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另一个代价是农民的生产行为也越来越由市场价格决定。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信息反馈慢,农民往往是看今年什么东西价格高,就种什么,而当下一年收获的时候,价格就变了。这也造成了类似内蒙的土豆、山东的大蒜等到了收获的季节却因为价格下降,根本没有外地客商前来收购的情况。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对庆阳当地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进一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2015年全国经济形势不好,增长乏力,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玉米、小麦等庆阳的主要农产品价格也随之大幅下降。2014年玉米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1.20-1.30元,而现在只有0.75元。麦子也与之类似。2014年一斤1.10-1.25元,现在就只有0.90元多一点。但作为工业产品的农资和人力成本价格却并没有下降多少,所以春节期间,村里人都说,今年不管种啥,都肯定要赔钱。当然,也有些工业产品的价格下降,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我小时候,村里的主要燃料是小麦和玉米秸秆,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煤为主要燃料。冬天,因为天气冷,煤炭的用量更大,但今年冬天一吨煤只有350元左右,比往年便宜了好几百块钱。不过,宏观经济形势低迷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村里人出去打工,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大多数是在城里搞建筑。前几年,人工费用节节攀升,而随着城市房地产市场陷入萧条,基建基本饱和,今年的活儿不大好找了,人工费用下降也在所难免。

精准扶贫: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作为基层公务员,今年春节期间,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去年底提出的“精准扶贫”、“消灭绝对贫困”的相关举措。

其实,按照他们的说法,扶贫成为工作重点,并不是从去年底中央提出“精准扶贫”之后才开始,而是早在现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调任甘肃之后,就一直很重视。从几年前开始,每个公务员必须定点帮扶几个农村贫困家庭。无论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还是乡镇一级,公务员都有定点帮扶的任务。一般由所在工作单位统一组织分配,每个月必须到定点帮扶对象家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几天。同时,政府也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向农民提供低息、贴息贷款,帮农民找项目,帮助农民提高收入。

2015年底,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消除绝对贫困,并且提出“精准扶贫”,扩大了这项政策。近两年,中央提倡棚户区改造。在我们老家,政府也相应地提出了危房改造项目。那些至今还住在窑洞或住房已经达到危房标准的贫困家庭,可以先自己筹资建房,建成后再由村里向镇上、镇上向县里逐级申报危房改造项目补贴,一旦通过审核,国家可以无偿提供一到两万元不等的财政补贴。除此之外,各区县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财政情况提供一些额度不同的补贴。

2015年,这项政策的力度空前加大。按照现行政策,贫困家庭建房,政府可以提供五万元左右的贷款,贷款利息由政府财政直接补贴,对农民来说,这就是无息贷款了。据说,各村都有一定的名额,由乡镇派出干部,村干部配合,进村入户了解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之后由干部填表申报,贷款下来后,再由干部送到农民家里。

“精准扶贫”政策出台后,贷款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农民建房可以申请贴息贷款,还可以申请贴息贷款用于投资、经营,增加家庭收入。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全镇分配到每个村的贷款申请名额大约三四十个,像前面提到的危房改造贷款一样,由村干部配合乡镇干部进行调查,再由乡镇干部填表申报,贷款下来后直接送到农民家里。但对很多家庭来说,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投资和经营能力。所以,拿到贷款后怎么用,也是个问题,需要考验每个家庭的自主经营能力。听做过这项工作的人说,只有极少数人将这个贷款用于经营活动,再稍微好一点的就是用来翻建房屋,还有些人用于日常生活开销,最糟糕的是有些人干脆拿去赌博。

“精准扶贫”政策提出后,下乡扶贫成为工作的重点,政府机关部门的公务员几乎都有下乡扶贫的任务。一般一个人固定联系三户人家,每个月必须至少去一次,不允许在农民家里白吃白住,吃住都要自己付钱。还要千方百计想办法,帮助联系的贫困户搞一些经营项目,以早日脱贫。对于稍微有些权力的部门和干部来说,可能办法还多一些,但对绝大多数普通的年轻公务员来说,这个要求其实有点高。因为他们本身也没有搞过经营活动,在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多做生意的朋友,所以他们能想到的办法大多数就是养殖、种植之类的传统办法,得到农户同意配合的承诺后,再去申请贷款,帮贫困户落实。可是,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下乡干部让农民养羊,农民说他没养过,万一养死了咋办?干部说,羊羔是政府补贴的,农民不用掏钱,养大了卖掉的钱归自己,而且,还有专家定期下乡指导,不用担心技术问题。即使如此,农民也不愿意养,他们还是愿意要钱。

为了督促和检查下乡对口扶贫的干部的工作情况,市里有专门的检查,会不定期抽查,或者电话抽查,或者直接实地考察。如果农户反映干部不够积极,这个干部可能就会被批评或者面临其它不利后果。因此,下乡扶贫的干部除了要帮贫困户想办法找项目,每次去还得给老人小孩买点礼物,请他们在检查的时候尽量说自己的好话。

消除贫困当然是好事。但有的地方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强制推行,在一个虽然已经离开农村但仍和农村保持联系的人看来,这显得有些拔苗助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举了一个例子,他们曾经碰到一个家庭,三口人,加上大病保险、粮食直补、退休工资等各种补贴,平均一个人一年大概可以拿到1.8万元,数字相当惊人。所以,多数公务员认为,现在的扶贫政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需要的限度,而且成了普通公务员一个沉重的负担。而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则认为,虽然存在一些弊端,但毕竟还是农民得到了实惠。他说,有几年当地为了让经济数据好看,不断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字,导致当地失去了贫困县的帽子,也失去了数亿元的扶贫资金,而这个损失是农民的。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土地流转和城镇化。这是最近几年党和政府重点抓的工作。听同学说,目前全镇都已经完成了土地确权,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完成流转。按照原来的计划,土地流转主要是将土地集中起来,便于进行机械化耕作。而且,有政策明确规定,流转土地不允许种树,不允许建蔬菜大棚,只能用来种粮食。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已经流转的土地都没有用来种粮食,而是种树和建蔬菜大棚。原因很简单,种粮食成本高而收益低,种树和建大棚则见效快、收益高。相关部门对此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并没有进一步监管。此外,前两年城镇化建设提得比较高的时候,镇上曾经有个计划,将全镇的土地都流转出去,将农民集中到镇上居住,统一上楼。这个计划看起来好像挺不错,其实根本没有可行性,后面土地流转只完成了几个沿公路的村子,离镇上比较远的村子就没动。把农民集中到镇上居住的计划,也无疾而终,慢慢没人提了。但一些稍微关心宏观形势的人都认为,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终究还是要搞,目前虽然没行动了,但未来还是避免不了的。

客观上说,目前应该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土地集中耕种的条件。因为农村劳动力流出,留下种地的人少。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按要素分配的,让现在已经掌握了资本的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再去通过流转获取土地,那么他们获得的要素进一步增加,在分配过程中自然就获得了更大的优势。而那些本来就不掌握资本,只有一些土地的农民现在干脆连土地也要以很低的价格转让出去,那么在分配中就更加处于不利地位了。这种情况需要考虑。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扶贫也是这样,重要的不是直接给农民钱,而是让他们有自主摆脱贫困的能力。而现在有一些扶贫做法给人的感觉恰恰相反,不是注重农民能力的培养,而是直接给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肯定是弱势群体,他们唯一能够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而这样的组织就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但如果扶贫工作寄望于从上面下去的干部依靠个人能力和资源帮助农民直接解决问题,摆脱贫困,却看不到基层组织发挥任何作用。作为农民组织领导核心的村两委,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工作也就是配合上面下来的干部。至少从理论上说,这种工作方法就是本末倒置的。现在农村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一盘散沙,缺乏组织,扶贫工作应当逐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组织领导作用,在开展扶贫工作中将已经多年陷入停滞的基层组织恢复起来,以基层组织为主来进行农村的各项工作。

 

(编辑  迟晨光)



萧武,独立学人,《经略》网刊编委。

 

泰国政局因为无休无止的街头抗议而混乱不堪。令西方一些政治观察家皱眉头的是,在曼谷街头游行的人不是争取“一人一票”的西方式民主,...

泰国政局因为无休无止的街头抗议而混乱不堪。令西方一些政治观察家皱眉头的是,在曼谷街头游行的人不是争取“一人一票”的西方式民主,而是反对“一人一票”。因为英拉的为泰党及其前身,一贯照顾北方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而农民在人数上占多数,所以,如果“一人一票”地选举,为泰党总是赢,而反对派则无法上台。反对党声称,表面上看英拉和她的哥哥他信是照顾农民,实际上是用小恩小惠来巩固自己的选票资源。他们指责他信利用农民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要求先“政治改革”再举行选举,这实质上是要否定“一人一票”,而由各行各业的精英组成“人民议会”。

但是,“一人一票”是西方民主的金科玉律,在西方人眼里是民主的命根子,怎么能否定呢?于是就引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人一票”合理吗?会不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完美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一、西方民主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日显严重

西方民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那时在一个城邦小范围内有可能实行奴隶主和自由民的直接选举民主,但没能长期坚持下去。后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把它理想化,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构想:每个公民都是理性的,他们一定会理性地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而当选的人自然会大公无私地代表选民的利益而尽心尽责;没当选的人也会心悦诚服地服从当选者的领导,做负责的反对派,在议会里参加理性的讨论;权力的移交自然也不会有阻力。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么理想的程度,天下何愁不太平?事业何愁不兴旺?

令人惋惜的是,这种理想的民主制度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人们看到的现实是,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民主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叫人惊恐。黑金政治、政党恶斗、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将来长远利益等等毛病已是公开的秘密。难怪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利昂·帕内塔2013213日就议会的恶斗愤怒地对记者说:“我过去总感觉,国会领袖以及无论哪位总统,当涉及这个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时,都愿意合力解决那些问题。总是有一些界线,……我认为,眼下的状况太卑鄙了。”

美国《外交》杂志20131/2月号刊登著名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文章《美国还有救吗?》,他写道:“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说,(美国的)问题是现行政策有利于热心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改革要求政府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这种狭隘利益之上,而这在民主国家里越来越难做到。”

奥地利《标准报》20121222日刊登题为《精疲力竭的民主政体》一文说:“在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看来,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政体——其权力来自于人民——已经不复存在。权力不再来源于人民。人民虽然还被要求参与选举,但这与是否意味着确实有选择的权力无关。”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选民一人一票(当然经常有大批人不去投票)选出了议员,合法地组成了一个政府,但这个政府是为了小集团服务还是为广大选民服务,选民就管不了了,顶多等下次再来投一次票。这种办法确实叫人失望,但在西方一时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它。

二、名义上的民主有可能酿成意想不到的恶果

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社会上必须有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互相妥协的精神。如果谁也不想妥协,又视法律为儿戏,这一派强调宪法的这几条,那一派强调宪法的那几条,谈不拢就上街用暴力相威胁,那么所谓“社会契约”就是一张废纸。健全的社会需要法制,而法制需要遵法的意识。虽然泰国的民主实践已80多年了,迄今看来还是处于既超前又落后的状态,完善的过程仍然很艰难。

回顾历史,世界上曾有一些实例告诉人们:如果做事一味地理想化,希望一朝一夕就在人间建起理想的天堂,结果却往往会堕入地狱。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一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实行当时欧洲最先进的《魏玛宪法》,当时一些人认为,德国从此将从失败的废墟上崛起,并成为世界上最民主、富裕的国家。

但是,事与愿违。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而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人们看到的是议会里不同意见的人相互谩骂,大放厥词,并在15年的时间里换了17届内阁,而议会外则是成千上万的人在挨饿。此后的历史是大家都熟知的,希特勒的法西斯势力利用了当时民众宁要安定、温饱不要民主的心理,从而掌握了政权。

这段历史告诉人们:民主并不等同于一纸宪法和“一人一票”,民主还要求其他很多条件。如果一味地把西方民主理想化,一下子把西方的民主模式照搬过来,只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动乱的恶果。这种事情在非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今天,名义上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很多,但极少是成功的。美国用武力在伊拉克、阿富汗强行推行民主,迄今还是爆炸声不断,人民遭殃。看看那些毁了家园、丢了性命的人们,他们又能到哪里去申冤呢?

三、不能只讲民主不讲集中

彭博新闻社2013522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现代历史就是发端于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历史。这听起来或许荒谬。事实上,这种自由主义的发展故事是西方大多数报纸社论、政治评论和演讲的基调,同时也是在非西方世界影响人们看待政治发展的宏观观点。” 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将支持从亚洲到非洲、从美洲到中东的民主政体,因为我们的利益和良知迫使我们代表那些渴望自由的人采取行动。”

在西方这种长期的话语霸权下,今天世界上已形成了“悠悠万事,唯民主为大”的语境。这是为西方的“人权外交”服务的,目的是建立美国式的霸权。似乎当今世界唯一的问题是民主,只要民主了,其他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如果你说不能只讲民主,也要讲集中,马上就有人指责这是“独裁”、“专制”、“野蛮”。现在到了该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人类基本的问题是要吃饭,要生存,要安居乐业。在废除了封建统治之后,理所当然的是要由人民当家作主,这在理论上没有疑问。问题是怎样在实践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不是每个问题都来个“全民公决”?西方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自称代表全民利益,创造出了多党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这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带有历史局限性。人们逐渐发现:“美国国会,现代世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立法机构的化身,现在不经过控制着国会议员们的竞选财源的公司游说集团等特殊利益的许可,就不能通过法律。”(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未来:全球变革的六项驱动因素》)这样的议会怎么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呢?今天西方各国缺的是一个能为人民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服务的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而现实是一批批走马灯似的政客。

但是,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要人们相信:西方国家的强盛全是拜西方民主所赐,西方民主是终极真理,西方国家的天赋使命是把西方民主推广到世界每个角落。

每个国家在文化传统、人口构成、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意识等方面都各不相同。这决定了各国在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方面都会有自己的特色,要一步一步来,原则是在保持社会秩序大体平稳的情况下,逐渐扩大民主,提高公民意识,进入良性循环。有人认为,泰国目前的混乱只是必须付出的“民主的成本”。这种说法太轻飘飘了,有点隔岸观火的味道。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证明:民主集中制是最合适、最有效的,我们要十分珍惜它,坚持它,完善它,完全不必在乎别人说三道四。

四、什么是民主的合法性?

西方许多政客一直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自封为判官,今天说这个国家不民主,明天说那个国家不自由。在他们看来,中国因为没有实行多党议会民主,所以中国的政权是不合法的。西方也有头脑清醒的人,例如英国经济学者、《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2012112日写道:“你可能认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合法性或权威性几乎全是由西方式的民主功能所带来的。但是,民主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合法性。”他举例说,现在西方有许多国家频繁选举,似乎程序上是合法的,可是相当大比例的民众不信任政府,合法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有些学者一直在探讨政府的合法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他们大致归结为5条:第一,这个政府是否有号召力,提出奋斗目标,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第二,国家经济发展满意度高不高,老百姓生活是否改善或有改善的前景?第三,文化传统是否有利社会的和谐和理性处理社会矛盾?第四,大多数人在自由和秩序方面的感受如何,是否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和平等的一员?第五,政府是否能体察民情,并及时、妥善地回应老百姓的要求?

由此看来,合法性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政府是否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更多地取决于政府是否能用政绩来换得人民的心悦诚服和拥护。

五、西方不得不对中国特色民主刮目相看

泰国的乱局让西方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人们不再相信西方民主。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4127日的文章说泰国的乱局是“凶兆”。作者说:“泰国可能是一种全球现象的表现之一:脱离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转向新的政治模式,尤其是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亚洲一党制专制国家。”作者问道:“如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亚洲——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呢?是失败的法国、衰弱的英国和萎缩的美国那样的西方民主模式?还是不负众望的中国和新加坡政治类型?”

马丁·雅克也说:“中国政府是一个相当称职的机构,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大有改进的必要。它们或许民主,但是它们的治国之道依旧业余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现在西方很多学者醒悟到,再也不要以西方习惯的固有的方式衡量中国了,马丁·雅克说:“就中国的个案来说,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西方式社会历史或经验之外。”

美国政治智慧库尼古拉·贝格吕昂说:“西方国家应当对中国文化、中国道路和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更多尊重,不应强行向中国推销不同的政治制度。”

可惜,这些看法现在不是西方的主流意识。西方国家的某些政要有时口头上也说尊重多样性,尊重中国自己的选择,但实际上还在明里暗里挑动、扶植所谓的“ 民主人士”,寄希望于这些人在中国搞什么花、什么颜色的革命,以证明西方民主的唯一真理性。

我们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以人为本,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民主治理,永远把人民的安居乐业放在第一位。至于别人学不学中国,那是人家的事,不取决于我们。他们要学,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无法照搬。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316日发表署名文章《美国可以借鉴中国经验》,认为中美之间应互相学习,文章建议美国:“政府应当经常举行选举投票,调查选民的观点。不过,政府还应当组建由‘智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在选举圈外制定长期计划。”如果真这么做,不是有点像中国的政协了吗?

六、西方的民主偏见比无知更害人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至少近20年来,西方很多人戴着“民主”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得出的结论令人啼笑皆非。他们以中国和印度为例,一口咬定:“民主”的印度一定比“独裁”的中国好。

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前后,印度经济发展速度确实大大加快,从3%左右的所谓“印度斯坦速度”上升到8%9%。可是,令西方不解的情况似乎突然出现了。2013527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不久前,印度国内有人喋喋不休地谈论,认为该国有可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大国。但印度非但没有赶上中国,却反而开始倒退了。”客观原因当然是西方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但这样的外部条件对印度与中国来说是一样的,而两国的表现却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给那些为印度“民主”大声叫好的西方人带来了难堪。英国牛津大学欧洲问题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先生先是2014年年初在孟买的印度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发表了一次演讲,继续为印度民主叫好打气,继而在西方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西班牙《国家报》201427日也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极为鲜明:《自由应当超越独裁》。原文提要如下:“令人悲哀的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预算赤字、腐败、透明度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指标方面,都不如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

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为什么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发展情况显然不如最大的独裁国家?之所以用‘显然’一词,是因为印度的现状和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任何自由的捍卫者都希望自由国家能发展得更好。”

阿什先生的语气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可是,阿什先生为什么对自己的“为什么”不探个究竟呢?比如,印度的“民主”真的那么好吗?中国现在真的是“独裁”吗?难道中国下决心改革开放,推出那么多新政策,今天又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建设美丽中国,这些都是“独裁”的结果吗?

曾经有许多人相信,只有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才能解决腐败问题。我之所以坚信西方式的民主不能照搬到中国,得益于我在印度工作8年的见闻,领教了那里的多党议会民主。可以说,印度所有的政党都在纲领中宣称自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穷人的利益。这样的宣言已经唱了60多年了,结果怎样呢?人民不需要一些政党在竞选时争着给他一块糖吃,而是需要有远见、有魄力、有权威的政治领导人能从根本上推行为全民造福的政策,从而使每个国民自己有钱买糖吃。

外人往往不知道印度的实情,而只听到西方的煽情宣传,说印度如何如何好,而中国又如何如何不如人家。例如,有人说印度人看病不花钱。我真感到惊讶。我在新德里时看到,公立医院看一些小病确实不要钱,就诊环境如何就不去说了,但那也只是在大城市。据20131116日法新社报道,印度农村发展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在新德里一个论坛上说:“众所周知,印度的公共医疗系统已经崩溃。……在印度许多贫困地区,公共医疗系统根本不存在。”

阿什先生给印度鼓气说:“印度,加油!……印度必须在政治上击败中国。”真怪,按西方的逻辑,印度不是早在政治上击败中国了吗?何待将来?不过我也想说:“印度,加油!”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国要探索自己的路。印度的民主慢慢总会改善吧,虽然路很长很长。印度领导人也很有信心,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201434日在力挺预算提案时声称:“什么也阻挡不了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们将和美、中并肩而立。我们拥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切资源,但只有努力工作并尊重经济规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还说:“我们没有做蠢事的余地,也不能做任何不理智的事情。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

中国与印度是友好邻邦,虽然有一些分歧和争端,但共同点也很多。鲁迅先生曾说过:印度“乃华土同病之邦矣”,“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希望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同时富强起来。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这几天,亚洲首富李嘉诚深陷舆论漩涡,关于他从大陆撤资的争论,仍然在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是正常的运作,还是道义的失守A...

这几天,亚洲首富李嘉诚深陷舆论漩涡,关于他从大陆撤资的争论,仍然在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是正常的运作,还是道义的失守?是合法的进退,还是无奈的撤离?义愤填膺的道德审视、唱衰中国的负面猜测、恐慌情绪的传染效应……所有这些元素,使得李嘉诚的撤离变得十分敏感。

那么,如何看待李嘉诚“投资路线图”的转向?一些人选择从感性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优惠政策、开放环境、巨大市场,是他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石;而这几年来,由于转方式、调结构,大陆经济增速主动回调,李嘉诚的选择就显得尤为扎眼。从普通人的朴素情感出发,好的时候同享福,遇到困难却不能共度难关,这在观感上确实让一些人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然而,看待一件事情不能仅仅停留于感性。即便是有种种“看法”,也只能停留于个人内心的几声嘀咕,却难以从公共层面进行“道德绑架”。毕竟,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动,市场的规则就是遵守法治,只要在法治框架内,资本享有来去自由的权利 。李嘉诚到大陆赚钱,如果因为曾经给予优惠而主张“不宜想走就走”,即便在道德上有正当性,在道理上也说不通,更与法治精神相悖 。今天的大陆,政治清明、法治昌明、市场透明,当然有足够的底气接受任何资本的归去来兮。只是,如果缺少这样的大视野,激于义愤而情绪失控,甚至公开叫嚣“别让李嘉诚跑了”,就显得有点落后于时代的不自信了,也不利于企业家树立信心。

众所周知,北京长安街的东方广场,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汇经,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镇的标志性建筑,都打上了李嘉诚的烙印,他的撤离,无论如何都可能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说这不代表什么,肯定不现实,但如果对此做过度解读,甚至由此预测中国经济不行了,则显得有些夸大其词 。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12%,这么大的盘子、这么重的分量,一个商人的撤离能影响基本面吗?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再正常不过,没必要对此风声鹤唳。

与一些人的恐慌情绪相反,中国官方对此表现得从容淡定、举重若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更多的外来投资对在中国投资信心逐步增强”,“我们现在推进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斯人已去,难以挽留也不必挽留,市场经济本就是多元经济、流动经济,有人走、有人来,有人看跌、有人看涨。只要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坚定完成转型、保持市场活力,就不用担心李嘉诚之后没有资本进来 。我们能做的,不是自降身份的挽留,更不是激于义愤的谩骂,而是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今天的离开成为明天的遗憾。

资本没有国界,但商人有祖国。相信包容开放的中国,会为更多商人留一份温情,不仅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容纳他们,更会以超越金钱的胸怀来温暖他们 。如果仅仅把中国视为利益性市场,而不是战略性市场,一些人可能会选择离开。但时间将证明,大陆错过的可能只是一两个商人、一两家企业,而他们失去的,则将是与中国一起成长的整个时代。

 

近日,香港理工大学学者严海蓉和四名青年学者在《开放时代》发表引入注目的专题文章,试图在三农问题上发出与主流不同的声音。在...

近日,香港理工大学学者严海蓉和四名青年学者在《开放时代》发表引入注目的专题文章,试图在三农问题上发出与主流不同的声音。在他们眼中,中国农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

 

他们不仅批判主流的农业发展模式,而且也与黄宗智和贺雪峰对话。这两位著名的三农专家认为中国农业仍然以小农或小规模经营为主体,小农经济不仅具有价值上和功能上的合理性,而且在现实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贺雪峰称这样的观点为小农经济派。

 

与此不同的是,严海蓉、陈义媛、孙新华、陈航英、黄瑜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已经开启了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资本积累的动力和农村的社会分化同时伴随着中国农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小农虽然数量仍然庞大,但是在丧失主体性,而开始直接地或间接地隶属于资本化农业。他们正是想提醒人们注意农业资本化的危险。

 

“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与广大农民争夺利益,而不是与其形成互补,是当前三农问题面临的新挑战。”

 

在严海蓉看来,旧三农问题——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关注的是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城乡关系和国家政策中的弱势地位;而在在新三农问题里,农民不再是一个整体,而在明显地分化和分裂。

 

农业现代化是否是中国农业的出路?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长期以来的主流模式都是规模化和资本化,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模式,而中国人多地少,并不适合这样的模式。对市场的崇拜使得资本化农业、化工农业变成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道路,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澎湃新闻记者就一系列问题采访了上述五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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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2006中央正式废除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税费负担。在你看来今天三农问题面临的新的严峻挑战是什么?

孙新华:应该说,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国家也将大量惠农资金投放到农村,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时代。应该说农民种田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工商资本大举进军农村;各级政府也在发展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口号下,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和吸引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农民的土地,而且还将国家的各种惠农项目重点倾斜投入到城市工商资本经营的土地上。因此本该由广大农民分享的利益被城市工商资本攫取。

 

这样一来,尽管农业在一些指标上有所改观,比如在机械化、规模化、市场化和劳动生产效率等方面都有大幅提高(土地产出率不见得提高甚至很多都在降低),但是这又和农民有什么关系呢?很多农民不仅无法再分享农业利益和国家的资源投入,而且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使原本具有一定活力的村庄也在不断走向衰败。

 

所以,我觉得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与广大农民争夺利益,而不是与其形成互补,是当前三农问题面临的新挑战,这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都是十分不利的。

 

严海蓉:虽然中央废除农业税的政策有助于农民减负,然而原来的三农问题已经演变成新的三农问题。在我看来,新三农问题包括农民分化,农业资本化、和农村生态危机。旧三农问题——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主要关注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城乡关系和国家政策中的主体地位弱势的问题。在新三农问题里,我们看到的是主体性的分裂和变异。农民不再是一个整体,而在明显地分化,这是基本的事实。

 

在新华的回答中,仍然是把“农民”当作一个未分化的整体,而这正是我们从经验到概念上应该破除的一个误区。“与广大农民争利”的不仅是下乡的城市工商资本,也有农村内生的种植大户。

 

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拿农村人均纯收入来看,2012年最高的20%农户的收入是最低的20%农户收入的8.2倍。进一步研究还表明,在2001-2011年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10%的农村居民收入比最低的10%收入增速快两倍。

 

有些人认为农村的分化主要是由于在外务工或经营带来的,在农业经营方面则分化不显著。其实不然,新世纪十年间(2001-2011)农业经营收入的基尼系数比前十年(1991-2000)年期间要大,即农业经营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实际上自农村改革以来,中央的政策就在推动农民分化,鼓励农村大户、专业户的出现,帮助成就了今天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伴随着农民分化,农业已经开始资本化。我们认为在农业资本化中,大户、专业户的积累产生于农民分化,可以视为自下而上的资本动力,相比较而言,资本下乡则是自上而下的资本动力,也有新型经营主体—如很多合作社,结合了这两种动力。如何看待农业资本化?主流欢迎和鼓励资本化。“小农经济派”的学者反对资本下乡,反对政府帮助资本下乡,但是鼓励或默认农村自下而上的资本化。黄宗智教授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没有造成无产化,即农业雇佣劳动的比例很低,只有3-5%左右。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雇用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大约在20-30%左右。土地的逐渐集中、雇佣劳动的显著增加——这也是农民分化的一个体现,使得中国有走向农业资本主义的趋势。

 

中国农村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环境生态危机。严重依赖化肥、农药、农膜的化工农业已经是造成中国面源污染的第一大因素。举个例子,在单位面积上,中国化肥的使用量是国际公认安全上限的1.93倍。环境生态危机威胁着城乡的公共健康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黄瑜:如严海蓉提到,我国的“化工农业”已经造成严重的污染,可是国家在这方面还没有引起重视。工厂污染了环境可能不一定会影响生产,可是农业离开了健康的生态环境是无以维系的。另外,国家目前对农业方面的扶持,除了补贴之外,很多时候是以项目的形式发放的。表面上看,项目的招标是公开公平的,可是,一份项目申请书最少都要上百页,普通的农民很难弄的出来。因此,项目多由龙头企业独占,而普通农户难以获得。

 

澎湃新闻:农业现代化是否离不开规模化和资本化?

陈航英:中国农业的出路势必要现代化,所以问题不在于农业现代化是不是中国的出路,而在于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我国当前选择的道路是以资本为主导来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所谓的“新大陆模式”或者“旧的农业范式”。这一农业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很多,首先就是不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情况,另外更为严重的就是它会让我们重新走上让广大农民无产和半无产化的老路,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其带来的这些问题,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自然层面都是我们所承担不起的。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在当前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现代化之外,寻找另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呢?

 

陈义媛:今天农业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的推广,的确已经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与中国户均不足十亩地的农业经营状况出现了矛盾,我们的确有规模化的需要。我同意航英的观点,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农业现代化”,而是要讨论什么样的 “农业现代化”。今天的政策话语中,“农业现代化”基本就等同于“资本化”和“规模化”,或者说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规模化,无论是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还是所谓的家庭农场。

 

这几类主体尽管具体经营方式有不同,但基本逻辑有一致性:使用相当比例的雇佣劳动、以利润最大化并扩大再生产为目标。他们与普通农户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质的不同。这几类主体中,有龙头企业这种外来资本下乡的形式,同时也有家庭农场这类从农村分化中内生的资本形态,分别对应着严海蓉老师和我的文章中指出的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和自下而上的资本化驱动力。

 

国家对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了补贴和扶持,且扶持力度近年来有增无减;然而,即便没有政府的补贴,一些企业、种植大户也在不断的试错和失败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经营策略,并且能够盈利。也就是说,这类经营主体的出现绝不是因为国家政策扶持而偶然出现的,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并且这股日渐强大的力量正在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造。

 

遗憾的是,这种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构成了我们今天对农业现代化的唯一想象。人民公社时代的农业经营模式尽管遭到很多批评,但需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下讨论,暂不赘言。集体时代的农业模式是否可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另类想象?将村集体土地集中起来实现适度规模化,发挥机械化优势,在集体中按劳分配,并逐步积累;在积累到一定阶段时,创办集体自己的农产品储藏、加工企业,使一小部分劳动力在农业经营领域,而将其余的劳动力组织在集体的工业企业中,使农业增值收益留在村集体,每个集体成员平均分享。将劳动者——而不是利润——作为规模化的主体,是否可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

 

孙新华:我也觉得农业现代化肯定是中国农业的出路,但关键是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正像义媛所说,长期以来主流所认同和实践中的主流模式都是将大规模的农场即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等同于现代农业。这其实只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路径,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模式,在新大陆国家人少地多,比较适宜这种模式。而且这种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而粗”,单位产出率并不高,尽管劳动生产效率比较高。

 

而中国恰是人多地少的国度,我们的广大农民需要种地,我国的粮食安全又要求保障土地的单位产出率,这些都限制了我国走大而粗的新大陆模式,而更适合走传统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即在以小生产者作为主要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来实现农业现代化。

 

所以,假如现代化一定离不开规模化的话,规模化不一定非得是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还可以是通过“小生产+大合作”实现规模化。

 

澎湃新闻:小农是怎样变成无产、半无产者的?对这个群体意味着什么?

孙新华:正是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大行其道才导致了小农的无产化和半无产化。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必然要集中连片地进行大面积的土地流转,而流出土地的农民又是分化的,有的常年在外务工经商,他们愿意将土地流转给资本,获取更高的租金;还有更多的农户是不愿流转的,一部分农户希望自己耕种,一部分农户自己还想流入一部分土地,还有一部分虽然暂时不种,但过几年可能还要种。这就与资本流转土地的需求构成了矛盾。

 

而现实中,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不仅是资本的需求,也是地方政府出政绩、造亮点的好途径,因此地方政府会帮助资本进行大面积地集中连片的流转土地,其主要做法是采取各种措施强迫农民流转土地。当然,现实中也有少部分资本借助村干部和地方灰黑势力直接强迫农户将手中土地流转出来。即农民的无产化和半无产化必然是违背农民意愿的。

 

对于这些农民,后果必然是悲惨的,只有少部分农民被强迫离开土地后生活状况有所好转,大部分都是大不如前。他们或者疲于奔命地劳动但经济收入还是大不如前;或者无事可做,身心无处安放,时间无法打发。

 

黄瑜:近十年来,我们所看到农村的一个明显变化是资本下乡的情况日益普遍。这个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更明显。由于出口放缓,再加上和制造业本身出现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导致许多的城市工商资本开始投往农村。

 

当然,许多这类资本大多靠国家低息或者免息贷款等隐性方式的支持,才取得投资农业的启动资金的。国家希望这些资本能够推动农业的“现代化”,用机械化生产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可是,这种工业化生产所遇到的环境危机在此自不待说,更严重的问题是机器排挤劳动力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为了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奉献了他们的一生,到头来却落得被机器取代的结局。在“死劳动”剥削“活劳动”的年代,广大“无产化”的劳动者将往何处去?这是一个学者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陈义媛:今天这种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正在逐步凸显。就土地流转来说,政策宣传中常常指出的是,这些将土地流转给公司、大户的农户,将获取三份收入:一份是土地流转费、一份是给企业或大户作农业雇工的收入——在土地流转协议中,常常有一条说明,企业或大户在雇工时,需优先考虑流转了土地的农户、一份是国家的农业补贴。还有宣传说,将土地流转给企业或大户以后,农户可以放心地出去打工,可以获取更多的打工收入。

 

实际上,且不说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必然尽可能地减少劳动力成本,用机械替代劳力;而且这些企业或大户通常不会雇佣本地农户,因为本地农户太容易联合起来与企业/大户形成对抗,不利于劳动监管。即便外出打工,今天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能否容纳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当这些被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进城以后打不了工,回乡以后又没了地,又该如何?这是在土地流转的主流话语中被屏蔽的问题。

 

也许有人说政策现在提的是“适度规模经营”,不会排挤过多劳动力,但如前面所说,在外部竞争不断激烈的情况下,“适度规模”会是一个稳定状态吗?那些处于“适度规模”下的经营者不会分化吗?不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或“升级”吗?

 

这些问题都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就我目前的调查来看,答案不容乐观。我认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土地被流转的这部分农户成为了无产者、半无产者。即便没有涉及土地流转的农户,也一样面临无产化、半无产化的问题。

 

陈航英:要回答农民无产化、半无产化的问题,一个首要的前提是对中国“农民”群体先进行一个讨论,这点海蓉老师也提到了。当前学界,无论是主流的经济学者,还是亲小农学者,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忽略了中国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在他们的论述中,中国的农民依旧是一个相对于城市居民的同质性群体,依旧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小农。但实际上经过 “去农民化”的洗礼后,农民群体内部分化已经是非常显著的了。我们不能再把农民看成是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动辄就谈9亿农民。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谈到底是“农民”群体中哪部分人正在变成无产、半无产者。在我看来,正在成为无产、半无产者的农民主要就是那些“半工半农”的普通农户家庭。对于导致这些普通农户家庭不断无产、半无产化的原因,我认为海蓉老师和新华老师的论述已经很清楚,主要就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所导致的。我的调研发现,农资经销商、农业大户和农产品加工销售商这三个主体相互结合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占据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主导地位,掌控了农业生产中的大部分资源,他们是资本化农业的主导者。而普通农户手中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正不断地流向前一个群体,因此在生产、服务和销售方面处于从属的半无产化地位。

 

无产化、半无产化对于普通农户家庭意味着什么,我不赞同新华老师的看法。无产、半无产化并不一定代表着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是说这个群体在其所处的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剥削、被压榨的地位,在城乡流动中不得不接受“妻离子散”的家庭生活。

澎湃新闻:对于目前主流的三农学界,你最希望反驳的观点什么?

孙新华:农业现代化就是规模化和资本化。

 

严海蓉:我认为需要迫切反思的观点和政策是对市场的崇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涉及到对粮食的定位问题。我们知道国家安全、民生安全、生态安全是公共品,而粮食与这些公共品有密切联系,因此国家也把粮食安全的当作国策,既然这样,粮食应该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而不应该完全是商品。

 

还需要反思的是对资本化农业的憧憬,认为资本化农业、化工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别无选择。其实,这种旧的农业范式已经遭遇可持续性的挑战,国际上,农业范式创新已经开始,联合国把2014年定为“家庭农业年。”我们不应该守旧,而应该在传统的小农经济和资本化农业之外,探索新的道路。

 

陈航英:反驳崇拜市场的观点,特别是那些认为进口粮食就等于进口土地和水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把粮食这样的公共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把一个国家、民族的粮食安全任由市场来支配。我国东北大豆产业惨败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依靠市场的不靠谱。我们需要记住习总书记的话,“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要牢牢端住,也不能依靠当前正在践行的美国式的资本化农业道路。在这一条道路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产生,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广大农民则不断无产、半无产化。即便是有任何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最终也只能沦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一个工具而已。另一方面就是这条道路还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农业生态危机。为了增加产量,掠夺性抽取地下水、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已有使农业生态达到崩溃边缘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一条于广大群众有益的、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现代化道路。

澎湃新闻:想要扭转这一进程的话,你认为最迫切需要改变的一点是什么?

孙新华: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对新大陆模式的盲目崇拜,对中国小农的过分贬低。

 

严海蓉:我认为需要的是破除对市场、对资本化农业的迷信。

 

陈航英:加强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集体“统”的一面。无论是“三权分置”,还是土地确权,现行政策都在不断完善个体“分”的一面。而作为“统”的主体的村集体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正不断被个体的承包经营权所架空。“统分不结合”的现状已经使得具体基础性、公共性的水利和其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停滞不前。即便是国家投巨资在各地进行农地改造项目,但在项目完成后也因为缺乏管理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因此,在这些方面必须加强村集体的“统一经营”。加强村集体“统”的一面,也有利于真正做到把广大普通农户联合起来,加强其生产者主权,使其在市场之中不至于“孤军奋战”,受到各类“中间商”的盘剥,我们也会更少听到“菜贱伤农”、“果贱伤农”、“奶贱伤农”等新闻。而且集体的“统一经营”也更有条件摒弃不可持续的化工农业,转向可持续的生态农业,这在保证生态环境安全的同时,也确保了食品安全,保障了消费者的食物主权。而于国家而言,也有助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安全,维护国家食物主权。

 

改开以来,中国造就出了比美国还多,几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亿万富翁。这些富豪的产生,不仅带血腥的原罪,且暴富之后,...

改开以来,中国造就出了比美国还多,几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亿万富翁。这些富豪的产生,不仅带血腥的原罪,且暴富之后,又普遍为富不仁、为富不善。老百姓对这些富豪怎能不存在“仇富心理”,而这种“仇富”的社会氛围,显现的深刻阶级矛盾,也给中国的走向带来很大变数!

一、“仇富心理”已成广泛的社会定势。

凤凰财经“中国人财富观大调查”:你怎么看待财富?高达65%的人认为“财富有原罪,只有品德败坏的人才可能巨富”。从凤凰财经的调查,再结合当前社会的仇富气氛看,当前中国的社会仇富心理定势已形成,中国的富豪在老百姓的心理上普遍遭到排斥,中国的富豪并未因为获取了巨大财富而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不仅在老百姓的心里最没地位,甚至遭到老百姓的蔑视。甚至那个被誉为“民主斗士”的台湾人李敖则认为:中国的富豪99%都是刑事犯罪分子!。

对这种社会广泛存在的“仇富”,一些“大嘴巴”专家,一些专为富人学舌的专家学者说:是老百姓患了“红眼病”。这简直是狗眼看人低。自古以来:民心就是天意。老百姓“仇富”的根本原因在于,是仇恨一些富人无所顾忌,无所忌惮,无所畏惧的贪婪掠夺,是仇恨一些富人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铤而走险获取到的财富带有深深的原罪。这种穷富之间的心理对立,直接反映着一种深刻的阶级矛盾,也是一种阶级对立。

二、中国富豪的形成紧连着血腥的犯罪。

试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造就的亿万富翁有多少人能离不开这几种犯罪?

一是靠腐败的滋阴。尤其中国最先成为富翁大款的那一代,几乎都是在和官员勾结,甚至就是高官的亲属,在权钱交易中大发横财,以非法手段攫取国家和集体的不义之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报告:私营、三资企业等其他经济类型的从业者,利用国家垄断掌握社会和自然资源者,权钱交易者,偷税漏税者等各种不正当收入者,先富了起来(《改革开放20年来——究竟哪些人先富了起来》新华社专稿19981012日)。山西首富邢利斌8000万收购1.5亿吨国有矿,相当于每吨煤炭0.57元,堪称“白菜价”,进而一跃成为山西首富,目前资产超百亿元。那么,他凭什么获得这个白菜价?山西村妇丁书苗,自傍上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她长期物色美女,别出心裁投资拍摄新版《红楼梦》,海选天下美女供刘淫乐,刘部长对她也言听计从,光在铁道部工程中标得好处费,她就攫取24亿,资产暴增40亿。然而,这样产生的富豪仅仅是个别现象吗?

作为各地政府打着招商引资的幌子,又主动无偿提供给这些富豪们多少土地、矿山,帮他们偷逃了多少税款?更为甚者,已经崛起的富翁,随着经济地位提升,对政权也提出要求,并用金钱向各级权力部门渗透,或寻找代理人,或直接买官跻身政权。用寻找的权力代理人,或直接贿选到的权利,他们去再图更大的利益。现在各地的富豪几乎统统进了各级的政协、人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掠夺了人民,又去代表人民,他们能替人民说话?谁听到他们替人民说过什么话?真是极大的讽刺!

至于官员中的富翁,可以说,个个都是靠犯罪所得。王岐山在最近的金融机构高层会议上发怒指出:“金融机构,特别是上层,不是全部也差不多九成已是千万富翁,借1亿元收2000(人民币)私人回佣,每月薪金5000元,奖金45万,这是哪家订立的,够黑、太黑!而像刘志军之类的亿万富翁那个不是腐败分子,那个不是靠恶性犯罪发财?

二是靠黑社会强抢。黑社会指以获取非法利益,有一套与法律秩序相悖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中国的一些富翁勾结黑社会,或直接组织黑社会,进行欺行霸市、强抢矿山资源等暴富,这还是秘密吗?黑龙江黑老大乔四,纠集流氓,帮助开发商暴力拆迁,垄断整个哈尔滨拆迁、建筑市场。霸占多家娱乐场所,用钱色收买政府官员;辽宁黑老大刘涌,原任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与原沈阳市正、副市长等高官勾结,无偿获取沈阳中街—“东北第一金街”的一块土地就价值上亿;贵州“青龙帮”老大赵元良,长期在六盘水市中心城区打、砸、抢、强奸、杀人等犯罪活动,靠暴力垄断矿石市场。以致在沈阳曾流行一句话:北大毕业的,根本不如大北(监狱)毕业的。在有的市老百姓一度都说出这样的话:这里只有黑社会,没有共产党!而中国到底有多少黑社会组织?毛泽东时代不仅那些存在几百年的老牌黑社会组织烟消云散,更无一个黑社会组织存在!

三是靠黄赌毒发财。中国的亿万富翁中,有相当一批人是靠组织卖淫、赌博、贩毒、走私发的横财。不然,中国怎么会一度存在,且长期保持1000多万的妓女存在?查查沈阳从开洗浴中心发财的富豪,几乎个个都是从组织卖淫发家!“湘中第一黑帮”老大刘俊勇,在当地有条完整的“地下经济”脉络,从组织卖淫到开设赌场,放高利贷、贩毒、串标、工程敲诈、造假币,一应俱全。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的富豪有相当一批人,前身就是社会渣滓,现在也是流氓地痞本色!像赖昌星那样靠贿赂官员走私发家的富豪,全国又有多少?以致朱镕基总理曾发狠地对稽查部门说:只要能打掉走私船,要巡洋舰我都给你们造!

四是靠偷工减料吸血。近些年中国出的各种特重大安全事故,全都从安全措施缺失上找原因,却忘了从私有制剥削的本性找根源,从富豪们偷工减料中找原因!中国的建筑领域是重腐败区域,从开始招投标,到最后验收,没有一个环节不存在腐败,作为中国的监理部门和监理行业更是整体死亡!而从事建筑大发横财的富翁,几乎没有一个不偷工减料,几乎没有一个工程不存在偷工减料。中国的楼倒、桥塌、路断、矿陷、堤溃等,几乎是家常便饭,这不仅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又吞噬了多少无辜生命?发展是硬道理,可发展是为了什么?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人民幸福。富豪们偷工减料弄出来的“豆腐渣工程”,让人民的生命安全都没保障,人民的幸福又从何谈起?新华网社评:生产安全事故连发的背后:存在以权谋私和腐败问题(2013619日)。可令人非常可气的是出了那么多建筑质量事故,死了那么多人,几乎都不了了之,追究了几个建筑商?有几回给人民一个透明和满意的交代?

至于为攫取高额利润,铤而走险进行的犯罪,更是五花八门:诸如,抓来劳工下矿干活,囚禁残障人做苦役,克扣农民工工钱,逃税漏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强抢农民土地、甚至杀人越货等。仅煤老板开的矿,就害死多少矿工?煤老板掠夺资源的同时,还制造出何等的人间地狱!毫不夸张的说,中国资本原始积累中,煤老板最为血腥、最为无耻、最为贪婪,最为可恨!很多暴发的富人,比黄世仁还黄世仁。资本的贪婪、无耻和血腥,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连《人民日报》今年87日都发文指出:“中国有太多人致富是靠着‘封建资本主义’的裙带关系(比如,很多私营矿山来自低价非法获取国家资源),‘野蛮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产商囤地待涨)。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平,是贫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里那些最阴暗的部分。”

试问:有没有亿万富豪敢跪在毛主席像前指天划日:自己的发财绝没有违法犯罪记录,若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相信会有几个,但绝不会多!

三、没看到“先富帮后富”,却看到了穷奢极欲。

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痛批让少数人先富的谬论:富人都能靠得住,母猪一定会上树!现在中国光贫困儿童就有四千万,一天两顿饭,干馍馍是午餐(半月谈20130617日);可中国的亿万富豪先富起来后,有几人先富帮了后富,有几人真正做了点善事?一方面为富不善,一点阴德都不积;一方面穷奢极欲,奢靡的像块烂肉。

一是为富不善,一毛不拔!旧社会的一些富人还知道积点阴德,以蔽子孙,现在中国的富翁就认钱,什么也不信,连子孙的阴德都用光占尽!中国的亿万富翁数目位居世界第一,可中国的慈善捐款和富豪数量没多大关系,中国的慈善事业很少有富人参与,中国富翁小气吝啬的“举世闻名”。中国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者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从不做任何善事。绵阳注册的8000多家企业,慈善协会的捐款记录中,本地富人捐款为零。中国这样富人捐赠为零的城市有多少?中国的富豪比美国多,捐款为何只到美国富豪捐款的四百分之一。

在中国顶级富豪的惟一标志是钱,在美国顶级富豪的标志更是做慈善。比尔盖茨宣布裸捐,并成功说服40位亿万富翁承诺捐赠一半财富,(至少捐1500亿美元),巴菲特与盖茨发起的“把一半财产捐赠慈善事业”的行动,预计今年可能吸引6000亿美元的捐款。美国200顶级富豪主动致信奥巴马:请向我多征税!中国的富豪只会千方百计的逃税!中国富豪的小气,连比尔盖茨先生都看不下眼,他特意来中国劝捐,劝捐晚宴几乎无人参加(好在陈光标宣布裸捐,也是中国第一裸捐)。为什么在外国人来劝捐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引起多少富豪的重视?而各地政府只管打造富翁,各级官员只与富翁“勾肩搭背”,为啥不引导富翁捐款?

二是穷奢极欲,惊世骇俗。中国的亿万富翁善款不捐,善事不做,可他们购买奢侈品一掷千金,斗富摆阔烧钱更心狠手重。

中国奢侈品消费世界排名第一。2011年底,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已达126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与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28%2012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3060亿人民币,中国的奢侈品消费额已占世界三分之一,中国内地的奢侈品消费总额排名世界第一,中国的富人助力中国奢侈品销售以15%的年增长率进入“动车时代”。

一个还处在后发展地区的山西,目前私人拥有的宾利、悍马、劳斯莱斯等顶级豪华车的数量就已经突破100辆。山西一煤老板送女儿的嫁妆中仅法拉利车就六辆。

中国巨力集团执行总裁杨子,拥有亚洲惟一的超长悍马长达10.5米,使用的手机价值22万美金,手上戴的是46亿年才出一块的祖母绿戒指,他还收藏世界10大名表,喜欢世界顶级时装,ARMANIA时装一买就是9套,他的每张名片都价值45美金,拥有一个巨大的马场,养的六匹骏马中的一匹德国纯种赛马,退役前价值1500万港币……。查扬子个人的奢靡消费,网上有重墨记载,可在网上怎么就查不到巨力集团的捐赠记录?

山西首富7000万为女儿办豪华婚礼。山西首富邢利斌在三亚花费7000万巨资为女儿举办豪华婚礼,雇来的明星举办的那场演唱会,能与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媲美争辉,什么叫富可敌国,什么叫富可倾城,就让你们这些穷鬼们见识见识,这位煤老板的斗富之奢华,让西班牙等国的国王都望项而叹,怎不震惊世人!

与此相比,河南一个68岁老人为卖50元麦秸拉车百里,此类事情在河南光山等地屡见不鲜;一个母亲居然禽兽般逼迫上小学四年的女儿卖淫,赚钱交房租;河南一个贫困山区年近七旬的老母亲没钱乘车,背上蒸的两笼馍馍徒步11天,走300公里去监狱探子等等。这些富豪穷奢极欲的消费,就一点都不考虑穷人的感受?就这样缺乏社会良知,真的是“上帝要你灭亡,必先让你疯狂”?

拥有房产成百上千套。仅在包头市北梁棚户区,人均住房面积不足15平方米,人均月收入不足500元的城市贫民就有12.4万人。可与之相比,茂名副市长杨光亮房产140套,现金12亿;楚雄州长杨红卫房产230套,现金17亿;杭州副市长许迈永房产250套,现金14亿;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房产350套,现金30亿;山东副省长黄胜房产460套,现金90亿美元;浙江省药监局长黄萌房产840套,现金20亿;铁道部长刘志军仅房产就374套,这些房产法院审判还不在受贿之列等等。这样强烈的对比,让穷人怎么能不“眼红”!

一年560多亿人民币投美国购房。一位中国富豪为2岁女儿将来到美国上学有房住,购一套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附近的学区房,一出手就是650万美元(4000多万人民币),按每平米23万人民币的价格购得。仅2012年一年,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购房者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花了90亿美元(560多亿人民币),购买量仅次于加拿大人。中国买家已站稳了纽约等大城市,正向中小城市扩展,未来可能会改变美国房地产的结构。到美国买房只能居住,而不能炒房,哪里有完整的规章制度限制投资客的炒房,同样在美国买房还要交高额税费。

准备玩1500个女人。富翁官员的奢靡,更震惊世人。几乎靠贪污暴富的腐败官员,私生活都极度糜烂。光涉贿就达5000万元的吴志明,竟要在2015年之前,玩1500个女人,还要“良家妇女”至少占三分之一。在去年被捕时,正与两名女人床上激战。事后还搜出他撰写的“快乐见证”和“快乐日记”。搞“百人工程”、“千人工程”,成了富豪们的时尚。原解放军总后副部长谷俊山,涉案金额200多亿,包养情人就花1200万。像这样生活糜烂的富翁官员几乎是通病,根本不用列举。相比很多穷人老婆都娶不起,这些富豪如此糜烂怎不让穷人“冒血”!

为儿子保外一掷200万美元。201211月,在西雅图南普杰海峡社区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徐一纯,开着刚买的奔驰C350违章撞死一人,重伤3人,被警方收监。徐一纯的母亲专程从中国赶来,在31日的保释听证会上,带着200万美元银行本票呈庭,将儿子保出。让美国检察官都目瞪口呆:“很少见到有人能付出这么高额的保释金。”

诸如此类,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些亿万富翁如此奢靡,怎不让百姓愤恨!而这种愤恨的氛围,又会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

四、“富豪移民”潮的根本原因就是逃罪!

就在世界正出现一个向中国移民的高潮(包括海归),到中国的留学生11%的速度增长,纽约市市长领导的移民小组529日公布报告:中国的“人才发展”计划实施后,从美国回国的旅美华人多达55%。就在这样的大情势下,中国却极为反常的出现一个富翁(包括118万裸官)向海外移民的浪潮。

今年4月,招商银行与贝恩联合发布《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有60%受访者已完成或正考虑投资移民,在可投资资产过亿元的富豪中,有27%已完成移民,47%表示正在考虑。美国移民局官方网站:2011年投资移民美国的移民中,中国人占了3/4,共有2969名中国公民申请了投资移民的EB-5签证,其中934人获批;去年近6.8万在中国出生的人成为美国永久居民,仅次于墨西哥名列全球第二,去年中国大陆投资移民加拿大的人数,占当年全部投资移民的62.6%,达到2020人。建行副行长陈佐夫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仅2009年,大陆就有3000人投资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投资总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

这些富豪的财富受惠于改革开放,可他们却没有承担“先富帮后富”的责任。掀起如此大规模富翁海外移民潮,不仅造成中国财富流失、人才流失、税收流失、消费流失,更对中国“橄榄型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些富豪为什么纷纷卷款而去,急匆匆到国外去帮“后富”?冠冕堂皇的理由能讲出一大堆,而没讲出来的那条最根本的理由,最见不得人的理由,最难出口的理由,就是他们攫取的财富,都来路不正,都充满血腥、暴力、欺诈、腐败,“富豪移民”的根本原因就是逃罪,就是逃脱未来人民的制裁!

中国要真正重拳反贪反腐,必须同严查犯罪富翁相结合。因为凡是靠犯罪崛起的富翁,每个人都是藏垢纳污滋生腐败的一片土壤。每抓起一个腐败高官,背后都要牵连几个富翁;每东窗事发一个富翁,总要拔出几个官员。而现在管老百姓的部门林立,管起老百姓一个比一个铁腕,可对靠犯罪积累财富的富翁,不仅缺乏监督力量,还缺乏监督的法律,几乎成了监管的空白地带,甚至监管部门与富豪们沆瀣一气。为此,国家在限制公务人员出国的同时,在抓捕贪官外逃的同时,对富豪移民也应有个说法(很多人同贪官犯罪紧密相连),不能眼睁睁看他们席卷财富而去!“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5年被选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评议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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