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历程中，经过28年理论探索和艰苦斗争，72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党只有用先进理论武装，只有服务于人民，只有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只有不断实现组织完善和队伍净化，才能够担负起时代使命，才能够造福于人民，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美丽、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今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前进。

借鉴俄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成长和发展与俄国有密切联系。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历史选择，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发生后，中国的革命先驱在探索民族解放斗争道路的努力和尝试，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从俄国开始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已经由张西曼先生翻译成中文并多次出版印刷。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和革命与战争的理论以及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自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的建设和活动的重要内容。莫斯科郊区五一村中共六大会址，反映了这段重要的史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建立了同盟关系，中苏结盟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两个阵营之间的竞争、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援助，促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工业基础的建设。对此，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常怀感激之情。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关系破裂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遗憾事件，中苏关系恶化给双方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对双方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缓和符合两国利益，符合地区发展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中苏关系改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著名论断和原则，这个原则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也是条约到期之年。这个条约是中俄关系历史的结晶，是在吸取中俄近400年双边关系历史经验和面向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签署的。条约的签署意味着中俄找到了正确相处之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所体现的国家关系准则代表了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世界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大动荡、大调整、大改组，在这种形势下，中俄两国从各自发展利益、地区安全与稳定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出发，决定延期条约，在条约指引下共同应对百年变局。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大事，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特点是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全球化并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泛滥持续半个世纪，这个进程导致全球财富大量增加，但并没有导致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南北差距缩小。全球科技进步硕果累累，但是环境问题日益尖锐，信息技术快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对信息技术滥用却导致假消息遮云蔽日，经常使人们陷入迷茫。发达国家尤其是资本集团的支持之力，是这一切的根源。但是他们却利用人们对现状不满而流露的民粹主义表现，忙于甩锅，转嫁危机。

常言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到十字路口，需要改变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首先需要调整和进行自我约束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利益集团，需要更多的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注建立平等、公正的世界新秩序。

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已经开始根据世界发展趋势进行调整，关注贫困问题、消除地区发展差距、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国际上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设“一带一路”。虽然现在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但是我们坚信自己的道路，坚信一定能够在大变局中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俄关系是在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友好相处，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典范。

俄罗斯以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发展历史，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具有自身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只要中俄关系健康发展，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完善，中俄各自发展、振兴就有保障，地区局势就多一分稳定与安全，世界就多一分和平。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体现时代发展趋势和中俄双边利益，其精神并没有过时，将继续作为中俄双边关系的最重要法律文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指导中俄两国携手共同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与挑战。

（编辑  季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自由灯塔”和“世界权力托管人”自居，干预他国事务的野心在其独特优越感的驱使之下迅速膨胀。

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的演进

在国家利益当中，美国始终将国家安全置于首位。杜鲁门政府签署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首次全面确立了美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体系，创设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高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自此以后，美国的涉安立法走过了由综合到专项（“9·11事件”之后，小布什签署《2001年爱国者法案》，奥巴马签署《2015年美国自由法》，特朗普签署《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简称《云法案》、《2021年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再归于综合的历程，执行机制和机构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关系的使命集中于防范共产主义国家的扩张，矛头直指苏联。通过帮助西欧战后重建以及建立北约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美国罗织了西方世界的盟友网络，并通过扶持亚洲“四小龙”以及发动“越战”来围堵和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美国的使命在于维护雅尔塔会议确定的国际秩序以及新生的联合国宪章，其危机感来自于以古巴导弹危机为高潮的战争威胁，美国采用麦卡锡主义的方式来防范共产主义国家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将中美两国彻底敌对起来。然而，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在对外政策层面上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战略威胁，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焦点仍然锁定于防范苏联沙文主义的扩张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尼克松时代的中美建交被美国认为是打破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苏联的一大胜利。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开放恰逢美国制造业大举外迁的热潮，中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致使双边经贸合作迅速升温，政治关系也在中美联合公报的基础上逐步热络起来。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令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欢欣鼓舞，在互联网的支持下，接踵而至的全球化浪潮使美国认为没有旗鼓相当的战略对手了，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放开手脚配置市场和资源。因此，美国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其重心在于敦促中国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扩大市场开放。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除了常规性地控制其他国家发展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和中远程导弹之外，最为实际的是确保能源供应并将其价格控制在舒适区间，尤其是在国内限制发展核能的情况下，其注意力主要投向中东地区。布什父子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搅乱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埋下了仇恨的种子。“9·11事件”重创了美国的神经，也使其国家安全政策转移到防不胜防的恐怖主义上来。

近年来，美国的页岩油气自足有余，除了常规性的毒品侵扰、自取其祸的恐怖主义以及新兴的网络安全问题，世界上似乎已经不存在严格意义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1986年戈德华特—尼古拉斯国防部重组法案》，美国总统每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小布什到特朗普，《报告》一直展现出防御型和开拓型两套战略。其开拓型战略着重强调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与繁荣的重要性，但各届政府对价值取向的表述有所不同。例如，小布什的《报告》突出了全球共荣观，称“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开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时代”；奥巴马的《报告》则坦言了美国优先的目标，称“在一个开放和促进机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上任后公布的首份《报告》则以“美国优先论”赤裸裸地突出美国单方利益，称“重建美国的经济实力，恢复对美国经济模式的信心”，首倡“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论调。特朗普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将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划、以和平的方式追求科技进步和经济腾飞的中国纳入到威胁美国安全的范畴之中。

特朗普时代美国内部矛盾在中美关系中的投射

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经济金融化和服务数字化饮鸩止渴的不归路。美国极少数精英通过操纵金融市场和数字经济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化，进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长达十多年的金融海啸以及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严重侵蚀了美国的国家信用；制造业空心化导致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和政府债务。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后即希望通过增收节支来恢复美国的经济繁荣，并且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他必须尽力满足三股势力的诉求：一是不断扩大军费开支的军方；二是要求维持股指虚假攀升的华尔街大佬；三是包括“锈带”蓝领和农场主在内的核心票仓。这些问题在国内是无解的，特朗普只能在对外关系当中施展拳脚。基辛格断言，中美关系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但他没有道出的是，美国自身再也无法回到过去这一根本原因。

为了控制政府开支，特朗普成功地克制了对外发动战争的冲动，他陆续收缩派驻海外的军力，并且退出一些国际组织以摆脱其财政义务。他努力减少对别国内政的干预，但仍然无法摆脱通过物色假想敌来转嫁国内矛盾的惯性。

特朗普政府奉行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理念，努力淡化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传统使命感，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权等宏大议题鲜有问津，他不惜放弃多边合作平台和得罪传统盟友，转而全力追求自身的安定和短期的经济利益。因此，其着力点集中于阻止南部外来移民涌入，以维护社会安定并保护低阶层的就业，以及向主要贸易伙伴无差别地讨取最为有利的贸易条件，以削减美国连年深陷的贸易赤字。他擅长双边对决和极限施压的谈判手法，因为多边场景会使其难以发挥美国的强势地位。美国援用的规则包括1962年《贸易扩张法》（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第232条款，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301条款，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Foreign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特别301条款”，以及针对重点国家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超级301条款”。这些做法均以美国进口市场为筹码，以关税和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为手段，旨在单方面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贸易条件。

特朗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把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称其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但是在美国观念中，这两个国家对美国安全的意义有着显著的差别，一方面是因为两个国家在二战以及战后确立国际秩序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两个国家长期以来表现出了迥异的民族性格。

美国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和长足的科技进步，为什么一个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政府会得到广大国民的拥护，为什么一个拒绝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能够联合众多的国家共同推行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他们质疑中国官方数据的真实性；质疑中国源源不断地窃取美国的先进技术；质疑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压制；质疑中国暗中与他们认定的“流氓国家”结盟。而且，他们试图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实证。在缺乏真实实证的情况下，他们不惜扭曲事实，捏造或者无限夸大中国现存的问题，以阻挠中国崛起。

在其贸易制裁中，特朗普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以便获取向中国货物全面征收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的合法性，但因美国财政部拒绝配合其既定的裁定标准而落空，所以转而诉诸“301条款”展开了多轮加税，期间也经历了中国的多轮反击。2020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宣告了双方暂时休战。

在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打压的重点在于“中国制造2025”规划，尤其聚焦于通讯和智能科技领域中国脱颖而出的领先地位。其短线措施是将领先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关键零部件尤其是芯片采取断供措施，理由是打击对伊朗制裁的破坏者和美国科技在中国的涉军应用。其长线战略则是破坏中国的“千人计划”，以堵塞美国科技在研发领域向中国的无声传递。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奥巴马“重返亚洲”的基础上提出了貌似宏阔的印太战略，而实际上没有展现具体的动作，反而因退出TPP而形成了战略收缩的格局，因此对于中国南海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

美国对香港问题的关注肇事于“89风波”，沿用至今的基本规范是1992年《美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原则上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作为独立关税区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以及签证政策方面享受有别于大陆的优惠待遇，如购买美国敏感技术和实施优惠关税等，核心理由是保护美国企业在香港的运营环境，而更深层的动机是保持其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监控力。

自1993年起，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阶段性地向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主要评价香港所谓民主自治的状况。根据香港陆续发生的一些事件，美国国会不断有人在酝酿对《美港政策法》进行修订，但始终未能成型。2018年，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提出重审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与政策，以及限制售港潜在军用高科技，特别是应对《逃犯条例》与《香港国安法》，美国密集出台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限制向香港出口催泪弹和人群控制技术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后称《香港问责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以金融等制裁手段严厉惩罚侵蚀、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和实体。在国会的敦促下，特朗普以行政命令否认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特殊地位，在贸易税率（包括贸易战下所增加的额外关税）、签证安排、出口许可证豁免等方面取消对香港的优惠待遇，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对港出口国防设备与敏感技术，美国财政部正式实名制裁11名中国官员。

拜登政府战略路线及对华政策

拜登取代特朗普入主白宫，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只是在侧重点和行事风格方面有所差异。

拜登政府在国内面临两项迫切的任务：一是调和深陷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以团结两党，二是控制疫情蔓延以恢复经济增长。其战略重心集中于三个方面：（1）推动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推动1100亿美元的科技创新计划；（3）重返《巴黎协定》，大幅提高主动减排力度。

在国际关系方面，拜登政府的宏伟目标在于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王者荣耀”。为此，拜登政府祭起推行民主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两面大旗，试图以价值理念来重整国际民主统一阵线，重塑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及人类命运中的领导地位。认定并孤立共同的敌人或对手，这是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共识以及联合盟友的惯常手段。拜登4月份在国会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挑战变得更加复杂了。美国现在面临的，是比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的科技竞争对手、复杂得多的军事对峙，以及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冲突。其矛头主要指向三个对象：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中国有雄心在地区甚至在全球取代美国，俄罗斯带来的挑战比中国小一些。”俄罗斯只是“世界上的麻烦制造者”。

近半年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日渐清晰，大致可以归结为合作（Coop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对抗（Confrontation）。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时期，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报告》突出了三个特点：（1）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修正主义势力（revisionist powers）”；（2）专门剔除了气候变化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3）将全世界视为竞技场，为了美国一己利益，不惜与任何国家翻脸，包括美国传统的盟友和伙伴。

与特朗普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拜登政府：（1）将中国视为唯一具有上升实力和雄心的挑战者，进而联合各类盟友和伙伴，并利用多边国际平台，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围堵、孤立与打压的态势；（2）以高调推行民主政治和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抓手，试图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中美的合作空间主要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防控两个方面。尽管阿拉斯加高峰会谈已经显化了双边的长期矛盾，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很快达成了合作成果，而美国的意图则是敦促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疫情防控合作尽管在方向上达成了共识，但拜登政府要求情报部门尽快进行病毒溯源，并督促世卫组织对中国进行二次核查，显露出其对中国预设的强烈指向性。

美国已经全面拉开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帷幕，拜登公开宣称：“中国想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目标，不会在我的任内发生。”

2020年年底，正值白宫权力交接之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587页的报告（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20 Annual Report），从中确定了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它从经贸、安全、政治及外交事务等四个领域全面阐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并用两章讨论了台湾和香港问题及应对策略，向国会提出了19项建议，主要包括：（1）在信息、媒体、外交、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领域全面贯彻对等原则；（2）国会责成国务院调查中国在联合国机构内的搅局行为，并出具年度报告；（3）扩大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授权，监控中国政府对企业并购的补贴行为；（4）对违背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以及违反人权的中国实体进行制裁，并溯及其母公司；(5）全面防范并惩处技术窃取人员；（6）成立多部门参与的技术标准委员会，以增强美国对技术标准的话语权和控制力；（7）责成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情况，以防范其利用美国根据《非洲增长及机会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授予非洲原产地的优惠条件，绕过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壁垒及其他管制；（8）在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属下创设中国经济数据协调中心（China Economic Data Coordination Center），系统收集整理中国官方及民间经济数据，以帮助美国防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9）调查美国在华企业的研发项目对美国生产、就业及经济的影响；（10）减少对中国医疗用品进口的依赖；（11）全面加强与台湾合作；（12）支持香港居民免受政治迫害。

2021年4月，美国出台281页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为基础，将中国定性为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挑战，在两党达成高度共识的前提下，确定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方针。该法案认定，中国运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科技和意识形态力量，立志成为美国在全球接近伯仲的竞争对手，既而与美国及其伙伴的利益和价值构成冲突，中国的现行政策对国际秩序和规范的未来格局构成威胁，因此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政策，动员多种外交、经济和战略工具抗衡中国。

该法案共罗列了21个抗衡中国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1）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优势，防止中国对该地区的主宰；(2）维护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防范中国恐吓及其他不正当影响；(3）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4）展示美国与盟友及伙伴的力量，增加中国势力扩张的代价；(5）确保自由、安全和开放的国际秩序，压制中国在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和话语权；(6）与发达的民主国家一道弘扬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的普世价值，问责中国侵犯人权、限制信仰自由以及毁约行为，针对新疆人权问题实施制裁，支持香港民主进程；(7）防范中国对美国的个人和机构施加不正当影响；（8）遏制中国的军事威胁；(9）揭露中国以贿赂、恐吓等不正当手段从其他国家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10）支持私营部门在新兴市场中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该法案也提出了交流与合作的空间：(11）加强双边军事交流，以降低军事冲突的危险；(12）与中国展开公平、对等和健康的竞争；(13）在经济交往、学术研究以及其他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保留与中国的合作机会。

特朗普时期，《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于2020年5月21日提交国会讨论，主旨在于提升美国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其中只字未提中国，但迟迟未能通过。然而，拜登执政后，2021年 5 月12日，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推出的版本却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认定中国已“接近成为科技领导者”，并指出中国已成为科技和制造业超级大国，并提出对“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宣传是以侵犯人权和挑战长久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代价的。直接针对“中国制造2025”，该法案布局了十大引领未来的关键技术领域，要求在5年内斥资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科技创新，以及100亿美元用于在全国创建新的科技中心。法案要求美国动用更多资金和资源，阻止中国在核心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具体做法包括：（1）减少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2）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在一年内制定侵权企业名单；（3）与“五眼联盟”成员商讨数字贸易和网络安全协议；（4）增加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以抗衡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包括抗衡“疫苗外交”；（5）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以应对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6）扩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的涉足范围，监察存在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财务转移。

拜登政府当前针对中国的具体措施包括：

（1）力图在人权问题上与“七国集团”形成联合阵线，因此大肆渲染中国在新疆和香港对人权的迫害。

（2）拜登于5月5日责令美国情报部门深入调查新冠肺炎病毒源头，包括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3）加紧对本年底到期之前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进行全面评估。新任贸易代表戴琪表示，《第一阶段协议》只是双边复杂关系的一部分，并没有在总体上解决中国相当巨大的挑战。言外之意是，要更加系统而全面地确定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从当前的态势来看，直到中国对美国的要价做出积极而务实的响应，覆盖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将保持不变。与此同时，戴琪试图针对中国展开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全面更新美国的贸易立法及政策，将美国劳工权益、气候变化等拜登政府至为关切的内容充实进来，并增强对华谈判的筹码。

（4）以涉军为名，继续扩大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进行投资交易的限制。2020年11月，特朗普政府颁布针对“中共涉军企业”的投资禁令，将44家中国企业纳入限制清单。小米和箩筐科技通过诉讼程序赢得了免予制裁的结果。有鉴于此，拜登政府匆忙修补了这项投资禁令中的“漏洞”，宣称增加了对所谓“民主”和“人权”的考虑，扩大了打压力度和范围，并确保此项法律的合理性和长期可持续性。6月3日，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了行政命令，将包括华为公司、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59家中企列入投资禁令的“黑名单”。

中国的应对策略建议

1.我们要研究主要合作伙伴的最新对华政策，拓展中国对外合作空间，以突破美国主导的战略围堵。

拜登政府试图以价值感召、以威逼利诱的方式罗织多边统一阵线，然而其认定的盟友与伙伴均抱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在对华政策方面不可能完全听任美国的摆布。因此，中国拓展并深化的国际合作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但中国必须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并有针对性地与合作伙伴提出建设性的互利共赢方案。

英国3月16日公布了100页的《竞争性时代面向全球的英国》报告，这是其冷战结束以来最主要的外交文件，该报告将俄罗斯列为“有敌意的国家”和“主要威胁”，而中国只被视作“竞争者”。报告中说，“中国是个威权国家，具有与我们不同的价值观，对英国及盟友形成挑战。中国在今后10年将对全球增长做出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贡献，令全球经济受益。”

3月19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公布的首份《多元化的关系，建设性的对话——2021-2024中国战略报告》，认可两个国家存在价值观的差异，但高度重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强调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和对话机制。报告认为，大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以及中美之间的分裂，均不符合瑞士的利益，而推动全球公认的规范和标准、发挥多边组织的作用、确保全球经济不受干扰，仍然是瑞士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

2.认真审核《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不可抗力和美国单方责任为由免除未尽履约的义务。

为期两年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迄今已经历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跟踪报告，2020年度，中国对美国进口总值为999亿美元，距离承诺的1731亿美元，相差约40%；就当前局势判断，完成本年度的采购目标亦存在实际难度。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一份扩大美国出口的早期收获，特朗普政府的明确计划是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推进中国贸易体制改革，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政府补贴以及国有企业等议题。

我们要研究拜登政府下一步如何与中国展开谈判。5月27日，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首次与刘鹤副总理的视频会谈只是一种表态和摸底，双方都认为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至关重要，并表示保持相互沟通。戴琪强调了拜登政府坚持以维护美国劳工权益作为其贸易政策的指导原则，但至今没有提出明确的议程。

中国应该针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履行进度、疫情构成的不可抗力以及美国方面配合不利等因素，摆出明确的事实和可靠的证据，以争取免除未尽履约的义务。

3.认真研究拜登政府援用的三份核心文件，对其行将采取的对华措施做出合理预判，抓住机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4.善于向竞争对手学习。我们要研究、客观评估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以及对中国的批评意见，正视中国在自身发展以及对外沟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意见，如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等，可以考虑纳入到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中来。

美国系统化、法制化的对外政策形成和实施机制，值得中国认真研究和借鉴。另外，美国的《无尽前沿法案》从基础教育、科研体制、全国布点、协调机制等多个方面展开了促进全面创新的总体布局，可给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启示。

5.主动提议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

我们要贯彻习总书记“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的号召，以实际倡议和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挥全球的引领作用。建议主动提议在中国创立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学，采用亚投行的成功治理模式，建立系统学科和研究课题，形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和理论，并为多国培养专业人才。

（编辑  季节）

舆论战是美国国际战略中的一个部分，在美国的其他战略能够首先奏效时，它不会使用舆论战战术。但是美国现在对中国明显毫无办法：美国的经济战已经失败，政治战看不到前景，它在第一岛链又失去了军事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颠覆与煽动战略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主战场，舆论战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为这个战略做准备的。 

美国的国际战略是为美国的发展战略服务的

美国的历史传统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绝大部分发展动力都来源于外部而不是内部，这是美国与中国崛起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所谓西方崛起和美国的发展，是依靠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和“私有产权保护”的国家契约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历史观，以及冷战后形成的新西方意识形态所重新塑造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美国在赢得冷战后重建了国家崛起的“历史”叙事方式，掩盖了当年通过殖民主义、奴隶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的暴力发家史，不仅为其野蛮行径进行遮掩辩护，还为它在21世纪维持全球霸权提供话语权。

美国的早期发展得益于从印第安人手中掠夺了相当于一个中国的土地规模，其土地资源作为资本主义初始发展的最根本资源在美国早已满溢了。有了这些土地，才有了大量的从欧洲和世界各地前往美国的移民和资本。所以美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三大要素都来源于对土地的掠夺。与英国资本主义不同的是，英国一部分发展动力来源于内部掠夺，例如圈地运动。而美国全部来源于外部掠夺。

美国中期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将整个拉丁美洲变成自己的资源地和市场。为此美国和西班牙打了一仗，并且恬不知耻地宣称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绝不允许其他人染指。美国资本迅速控制了拉丁美洲的金银开采、矿产开采、种植园和大部分大型工业生产活动，所有企图将经济脱离美国的控制、实行国有化的政治家都被美国幕后策动的政变推翻了。拉丁美洲一度真正变成了美国的“后院”。

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美国在20世纪开始了全球的扩张。美国向相互竞争、对立的欧洲大国提供资本和产品，培植它们的战争能力。它们在美国的经济培植下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结果是相互损耗到精疲力竭，美国得以迅速控制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使其经济和金融依附于美国。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有摆脱美国的倾向，美国立刻施以颜色。

多年来，欧洲和日本这些老牌帝国主义为美国所控制，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军事霸权的掩护下，以美元霸权剪全世界经济的羊毛，其科技发展也得益于全世界的人才。美国对其他国家也使用军事威慑、政治欺凌、经济盘剥、资源掠夺、文化压制等手段。总之，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期也得益于其对外部的掠夺。

 美国作为多元国家，其内部一直矛盾重重。四百年来，美国的种族矛盾始终没有解决；除了近半个世纪的新政时期，美国的阶级矛盾也始终没有解决。美国一直是通过攫取外部资源来缓解内部矛盾，包括中国等国家长期为美国提供的廉价产品。 

虽然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很大，远高于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是美国工人阶层的工资一直高于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这种靠外部攫取喂肥“家猫”的办法，平衡了美国的内部矛盾，使得美国不像欧洲的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一直受到革命的威胁。 

但是美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没有想到的是，靠超发美元攫取通缩产品的路有一天会走到尽头。这样一个无本万利的买卖竟然翻了车，这种寄生生活，或者说是“印假钞买外卖”的生活竟然让自己家的长工失去了工作，又不能把他们送到别人家里去。于是家里翻了锅。 

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经验和美国的“出类拔萃之辈”能给美国找到一条新路吗？应该说他们即使有“贼心”也没“贼胆”，因为唯一的新路就是平衡美国的贫富差距，回到新政的道路，这可是要了他们精英的命的事情。 

美国只有一条老路可走，就是维持美国霸权，继续剪世界经济的羊毛，用来补贴内部捉襟见肘的资源平衡。这是一条既能安抚国内的中下阶层，又能使美国的上层阶级继续获得超额利润的路子。美国的国际战略从来都是，将来也仍然是为它的这一根本利益服务的。

美国的谎言政治、谎言文化是从西方2000年文化中继承下来的政治统治术，它们靠“民主、自由、法制”发展起来的理论，不过是一个被美国种族主义的“集体潜意识”所包装和炮制出来的神话，是一个伪命题。美国有强大的谎言文化、谎言政治和谎言机构，这些是中国学不了、也不能学的东西，一个正常人和撒谎成性、欺人成性的流氓是没道理可讲的。它和美国的国际战略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其中的关键纽带就是美国的这一根本利益。 

美国的自由主义战略早已破产

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六大战略支柱上，一是谎言与傲慢；二是侵略与屠杀；三是威慑与讹诈；四是遏制与围堵；五是封锁与制裁；六是颠覆与煽动。 

谎言与傲慢就是美国战略学者所说的理想主义战略或自由主义战略。美国宣称，他们的国家目标就是在世界上推行他们认为的自由民主，并且他们自诩为“自由民主的灯塔”；他们是所谓“山巅之城”，可以俯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他们是上帝的特许之人、特许之国，别的国家必须听从他们的；他们还具有“美国例外”“美国优先”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他们的“自由权”，包括随意对他国诉诸武力，别人则不行。 

然而，美国的所谓“自由”只是美国统治精英的自由，不但美国的少数族裔和下层人士不享有这种自由，而且还不许其他国家享有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自由、继承自己传统文化的自由，否则就会受到美国“自由”的惩罚。 

所以，美国推行的所谓“民主”，其本质是“美主”，别国政权采取何种形式，都要以是否符合美国的心意为标准。符合美国心意的，即使是君主制也是民主的；不符合美国的心意，民选政府也不是民主的，美国必将进行干涉，必欲推翻而后快。 

两度普利策奖得主蒂姆·韦纳在他的名著《灰烬的遗产》（中译本名为《中情局罪与罚》）中描述了美国中情局以冷战名义在拉丁美洲先后推翻了11个民主选举产生的西方式民主政府的过程；1954年美国策划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政府，70年代，又支持萨达姆推翻伊拉克政府，并支持萨达姆挑起长达10年的对伊朗的战争，然后又以一小管洗衣粉的谎言出兵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1965年，美国中情局策动了印尼苏哈托的军事政变，然后支持了对印尼华侨的大屠杀。1965年，中情局策动了柬埔寨的朗诺政变，推翻了受柬埔寨人民拥护的西哈努克亲王。中情局还曾枉费心机地向西藏空投特务和叛乱分子。被美国政府称为恐怖组织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都是中情局一手扶植起来的，然后他们又花了20年时间以2万亿美元和死伤2万多人的代价，与他们培养起来的这些组织打仗，现在正在灰溜溜地撤回老家。 

这还不包括美国在上世纪发动的两场正式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美国也可耻地失败了。 

在“民主”的名义下，美国不但在国内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且在国际上推行国家歧视政策。美国甚至可以直接地侵略和屠杀，直接侵犯别的国家人民的主权、人权和自由。 

特朗普把美国媒体描述为“谎言媒体”，把华盛顿决策层形容为“华盛顿沼泽”，对所谓的自由主义战略不屑一顾，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占了美国民众的一半，这说明美国人也看透了美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战略。拜登这位“老牌政客”，又把这个破烂不堪的旗帜打起来，又捡起通过超发纸币剪世界经济羊毛的损招，就像它们生命一样，还长的了吗？

美国的主要国际战略

美国的谎言与傲慢战略，也就是美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战略，由于其旗号与现实中的巨大反差，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在美国国内也被美国的主要战略学者批得体无完肤了。例如，基辛格将美国的自由主义战略称为是新十字军战略，而哈佛大学教授、所谓进攻现实主义战略的主要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更是直接斥责自由主义战略为谎言。所以，自由主义战略破产是美国意识形态破产的一个重要表征。

美国对外政策的其他五个战略支柱，就是美国战略学者所说的现实主义战略。其中的侵略与屠杀就是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的侵略与屠杀战略不断地遭遇失败，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家和体制精英十分清楚，美国的侵略与屠杀战略遭遇了失败，因而在实施时变得小心翼翼了，例如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朝鲜问题上，美国已变得用言语恫吓配合军事小动作，而不敢轻易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了。

美国特朗普政府将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或者我们称其为侵略与屠杀战略，列为国家安全文件中的国家战略。特朗普执政时，这个战略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执行进攻性战略，美国早已力不从心，但在美国战略学家中，现实主义战略仍是其主要理论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那么美国国家就变得毫无战略语言了。战略理论家认为不需要再举着谎言的旗帜，直接拿国家说事就可以了。政治家和统治精英已经认识到，美国已经没有力量到处开展了，即便对中小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线太长，设定的战略空间过于广泛，美国没有力量来维护战略学家所认定的国家安全。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都意识到美国的战略理论已经彻底破产，美国国家需要面对现实的战略，这就是大国竞争战略。这也是拜登抛出竞争、合作、对抗的对华战略主要背景。然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仍然有虚与委蛇、不可言明的内涵，其实质就是美国现今在世界上所推行的剩下的四大战略，它们成为美国当今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核心。 

威慑与讹诈战略建立在美国军事实力的基础上。过去，对于中小国家，美国是不由分说直接入侵，威慑与讹诈主要用于大国竞争。但是由于美国的侵略政策连连失败，直接入侵这个选项，即使对中小国家也慎重了许多，更多地使用了威慑与讹诈战略，这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威慑与讹诈主要是一种心理战，在古巴导弹危机、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上都使用了这种战略。美国现在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发展小型核武器，更新战略核武器，都是这种威慑与讹诈战略。 

遏制与围堵战略依仗的是美国的外交实力。美国利用控制国、依赖国和敌人的敌人来构建对敌人的包围圈，将对手在外交上孤立起来，在出现紧急事态时，由这些国家当炮灰、打头阵。 

美国将它所控制的国家称为盟友，实际上这些所谓盟友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美国。它们在军事上依赖美国，经济、金融与美国深度挂钩，因而将自己国家的主权不同程度地出让给了美国。美国的战略要求是它们不能拒绝也无法拒绝的。 

美国的所谓盟国根本不是主权的独立国家，美国对其可以为所欲为。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早就爆出，以及最近丹麦再次爆出的美国对所谓盟国领导人进行全面监听，而这些所谓的世界大国对此无可奈何，这是最明显的例证。 

封锁与制裁战略依仗的是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对于对手国家、潜在对手国和“不听话”的国家（包括自己的盟友）实行经济制裁、金融制裁，直到高科技封锁甚至经济封锁。美国依仗自己及盟国的巨大市场和高科技及其产业优势，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以及美国所能控制的国际市场空间，造成被封锁、被制裁国家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困难，剥夺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发展权，从而离间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间的信任，削弱这些国家得以挑战美国的能力，因而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 

然而，美国的军事优势、外交优势和经济优势正在逐步缩小，美国竭其所能，只能延缓差距缩小的趋势，而无法逆转这种趋势。正因为如此，美国正在越来越倚重它目前享有最大优势的领域，这就是仰仗美国的意识形态、情报和媒体实力的颠覆与煽动战略。 

美国的战略运作，是灵活地运用这四大战略支柱，或者是运用其中一个或几个，或者是几个全部招呼上，这就是所谓的“混合战争”。

美国的颠覆与煽动战略有许多手段，例如情报战、间谍战、舆论战、暗杀，培植反对派和代理人，挑拨内乱和内战，通过策划已久的“颜色革命”对政权进行颠覆，在别国国内发动代理人战争，甚至直接派出情报系统的小分队，进行跨境或空投在对象国进行小规模战争等等。美国颠覆与煽动战略的背后是美国强大的情报系统和美国所操纵的西方强大的媒体系统。 

舆论战也是美国颠覆与煽动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国需要针对其制定自己的战略，分析和研究其软实力和硬实力特征，投入资源、改造结构，使中国在软实力和硬实力部分尽快和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吻合。

（编辑  季节）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要求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所说的“硬道理”就是突出体现中国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分量和地位。

必须准备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中国共产党早就预料到必然有一天要面对美国的打压。在十六大上，中央提出：面对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要迎难而上，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意味着中美经济发展在技术领域的竞争是必然的。

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前，学术界一些人认为，经济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压舱石，在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上，都考虑经济合作是长期保持的基本趋势，当中美战略关系发生变化，仍然固守这种看法，对即将到来的国际打压没有思想准备。这种理论一方面来源于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在经济上相互分工合作所带来的政治上低度合作的历史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巨大进展与美国经济构成的竞争态势所引发的关系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几十年突出经济发展，一些人混淆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而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导致政治意识模糊、政治思维的停滞或消退。经济手段成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首选，思想工作和政治手段往往退居其后，形成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方式。把“治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同，将政治问题等同于如何分配财富、解决矛盾的技术化的治理问题。

政治必然涉及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探索，必然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根本乃是争取人心的艺术。面对国内日益分化的意识形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财富增长，更重要的是树立做人的信念、生活准则和理想。

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淡化，为人民服务宗旨被忽略，导致官僚化日益严重，满足于用行政命令来指挥群众，而不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诉求，与群众打成一片。道德价值滑坡，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不懂得在政治上区分敌友，不再关注如何在政治思想上争取群众的支持，不再关注民族精神与政治意志，不再讨论历史发展走向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以一种“历史终结”的“末人”（last man）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发展，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正途就是利用全球市场分工发挥自身低工资比较优势，而反对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即避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号召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新的伟大斗争”的真实含义，甚至有人担心“斗争”概念的提出是否要回到过去的阶级斗争时代，将“斗争”看作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陈旧思想，而没有看到这个“新的伟大斗争”就是针对必将到来的中美之间的斗争局势，也是针对美国构建“新罗马帝国”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首先展开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从高压反腐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重新激活执政党的思想性、政治性和人民性，为执政党注入新的活力，恢复其政治信念、政治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十九大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的总结中所说的：“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着手解决新形势下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也就是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问题。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纳入改革的总目标，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行了深刻阐述。这是新时期指导中国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改革目标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这一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向西方多党制民主化的道路，而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党的领导”不仅通过党规党法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而且通过宪法修改明确写入宪法的正文中，在宪法上堵死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公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并提出到2021年建党100年和到2035年的更为具体的治理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中国保持不变，而且要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中央公开宣布“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主张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美国看来，这无疑是对其建构世界帝国的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公开挑战。这必然要引发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可以说，从2012年十八大到2017年十九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关键性的五年，是推动政治全面复兴的五年。为此，中国在经济上，全力推动信息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自主化，冲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和控制；通过“一带一路”扩展中国的海外市场，防止美国打压中国在欧美的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石油期货交易，应对可能的能源战争和货币战争。在军事上，通过反腐、政治生态有效治理和制度改革重塑人民军队的政治灵魂，通过南海人工造岛等措施改善地缘战略态势，以及加快新型武器的研制、加强军事训练和推进军事现代化，在整体上提升国防实力。在国际关系上，强化建构并巩固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以及欧盟的合作，尽可能扩大中国的国际政治空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应对美国的世界霸权理念。

美国调整对中国战略的必然性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一个新时代来临”这一重要判断。宪法的修改内容更是让美国失去了通过代际领导人更迭介入中国政治，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美国看来，这无异于宣告美国过去延续很多年的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已彻底失败。美国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是必然的、在预料之中的。十九大报告中“斗争”成为关键词之一，这表明中国面对可能来到的国际打压举动的立场：勇于斗争，绝不投降。

尽管如此，当时很多人依然不理解“斗争”一词的含义，以至于当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并开始向中国发起贸易争端之初，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十九大之后国内舆论出现“厉害了我的国”的高调宣传，而看不到中美的本质性问题。直到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要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毫无证据就扣押身处加拿大的孟晚舟女士，基于美国利益而打压华为，这些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使得很多人逐渐转变了态度。如果没有2012年以来未雨绸缪的一系列艰苦努力，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中央领导核心的稳固和意志坚定，中国根本不可能以今天这样的从容淡定来应对这场“持久战”。

总而言之，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反对将自己“捆绑”在美国建构世界秩序的战车上去实行什么“中美共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中美建立真正平等、友好协商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中美关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构想，因而美国无论自由派或者保守派政府都是无法接受的。这就意味着美国自由派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让中国服从“美国治下的和平”（a Pax Americana）的希望落空了。正如美国保守派在支持特朗普的公开信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现存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这个国际秩序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与全球繁荣时期。”这无疑道出了中美冲突的政治真相。

美国实施遏制、打压中国的“新冷战”

美国保守派在这里赤裸裸地公开地宣称“美国治下的和平”。而这个概念来源于罗马帝国所创造的“罗马治下的和平”（a Pax Romana）。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自由派开始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可是发展起来的中国非但没有变成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帮手，反而变成了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战略竞争者。为此，他们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为美国统治世界的绊脚石。要遏制中国，就必须展开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新冷战”。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理解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普遍失望。这种失望无疑类似于1949年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时的失望。而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战略已开始“赤膊上阵”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和文化等各种手段的遏制和打压。这种打压可能发展为在科技、经济、金融、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引发推动两国“脱钩”的主张。

目前，美国在高科技、教育领域开始出现针对华人的“猎巫”行动，开始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技术学科领域留学，在技术、资金领域限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这种“脱钩”论的背后是一种“新冷战”理论，形成类似冷战中“两大阵营”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one world, two systems）相互竞争的“新冷战”格局。这种“新冷战”不同于当年“冷战”中，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而是采取了一种新型的类似基督教世界的“开除教籍”的理论，既然中国不服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不信仰美国新教的自由民主理念，那就将中国开除出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新冷战”将是美国建构唯我独尊的“新罗马帝国”与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争夺人类未来前途的斗争。

“亨廷顿忠告”：“误判”中国的意识形态根源

从194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失去中国”到201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这表明美国在历史关键时期对华政策的巨大误判。

美国在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对华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源，一方面美国政府宣称经济市场化和文化自由化将推动政治民主化，建立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政体；另一方面他们宣称，一个民主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亲美的政府。将国内、国际政治的两个不同主题结合在一起，他们宣称人类历史发展最终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由民主政体，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民主政体的模式的典范。由此，美国不遣余力地在中国推动全盘西化或者美国化。这种理论典型地体现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而福山的导师、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却对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这两个命题进行了反思，这无疑是现实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忠告。

在早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美国二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推行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秩序解体，由此导致了冲突、混乱、屠杀、暴乱、割据、战争以及革命等。亨廷顿在政治学理论上提出要区分“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欧洲历史经验中所体现出来的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法治、宪政民主等等；后者乃是从传统社会的权威解体到建立新的社会权威的具体历史过程。如果说前者属于规范性分析，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历史的分析。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成功了，有的国家失败了。亨廷顿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识形态教条，提出政治的首要问题并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对人是狼”的无政府状态，这被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败”。

作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伴随着市场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摧毁，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摧毁了传统的信仰、道德和社会生活规范。在传统权威随之解体之后，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之中。二战后，美国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普遍遭遇到这种政治衰败。

从如何克服政治衰败这个问题入手，亨廷顿考察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途径。中国是通过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政府有效地克服了几十年的混乱和内战，恢复了政治秩序。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亨廷顿高度称赞苏联和中国通过共产党一党执政来克服政治衰败，实现了有效的政治治理。因此，他认为“第三世界”能够有效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亨廷顿明确反对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民主化主张，他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效约束对民主意识形态化产生的过高预期，并建立更多能够让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渠道，从而巩固并提升民主政治的权威。

亨廷顿的理论不仅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1948年失去中国，而且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2018年误判中国。辛亥革命民主化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权威，但未能有效建立现代民主的权威，民国政府始终处在混乱、军阀割据、长期内战的政治衰败之中。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政治衰败，树立了现代的政治权威，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推动民主化运动，首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依附于美国的世界，也就是在一些国家建立起一个半殖民地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必然由于内部的分裂而播下政治衰败的种子。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大力引入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又进一步导致这些国家政治衰败。苏联解体既是美国推动“和平演变”的成功案例，同时也是政治民主化引发政治衰败的典型案例。民主化导致国家解体，“休克疗法”的激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崩溃，国民财富被一夜洗劫，曾经让美国畏惧的世界强国变成了四分五裂的衰败国家。苏联激进民主化进程导致国家解体和经济崩溃的政治衰败就像一面镜子，让中国更进一步看清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陷阱，看清美国在苏联和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真面目。中国政府始终对美国支持的自由派以“政治体制改革”之名推动“和平演变”的战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将这条政治民主化道路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经济改革没有走向美国设定的和平演变道路，在于中国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解体的政治现实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对政治家而言，历史和现实才是鲜活的政治教科书。

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然而，一旦将民主政治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捆绑在一起，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文化政治选择：究竟是选择认同美国文化，还是选择认同本土文化？毫无疑问，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就是推动这些国家认同美国文化，当这些民主化国家走出政治衰败，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之后，必然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从而更加倾向于认同本土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

事实上，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揭示了美国在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悖论。在他看来，美国在一些国家推行民主化的进程中，受美国影响的第一代人往往是亲美的，从而认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然而，随着这些国家移植入美式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而对美国模式产生疑惑。国家越是发展就越容易激发起民族自豪感，这些国家并不是走向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有了民族自信，并走向本土化，甚至从亲美走向反美。以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崛起的“四月青年”为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推动中国崛起并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恰恰是一代又一代留美的中国青年。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全球不是走向美国生活方式一统江湖的“历史终结”。

特朗普访问北京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故宫对他畅谈中国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汲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一些来源于西方历史传统的观念，但决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更不会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基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文明传统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义。中国和美国只有在文化历史传统上、政治发展道路上、意识形态观念上做到相互平等尊重，才能让中美关系步入正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结论

今天，大多数观察家对中美关系可能会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差。然而，这种悲观态度恰恰是由于对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预设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想象，即认为中国在逐渐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服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如果我们对全球历史和中国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就会意识到这仅是一种乐观的想象。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全球性大国。在新中国初建时期，中国同时面对苏美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打压而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不可能服从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世界帝国秩序。更重要的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若服从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安排，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建构自己的世界。

中美关系只有放在对未来图景的思考和建构中才能找到恰当的定位。中美两国在彼此的较量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方向，探寻彼此无法逾越的底线，从而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上寻求合作，以及新型大国关系。

事实上，美国国务院最近推出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报告中说，“中国最终是否走向自由开放秩序的原则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认识到北京而非华盛顿才代表中国政府的行为并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这至少从文字上表明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失败。这无疑是在过去“关键十年”中国积极展开“新的伟大斗争”的部分成果，正是基于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立场，美国在与中国展开竞争、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同时，并不排除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合作”，合作就在于解决每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难题，尤其是全球性难题。

对中国而言，尽管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清晰地认识我们与西方在社会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分歧，但我们将秉持“现实主义”的理性立场，冷静地看待我们自身和我们要面对的整个世界。今天全球秩序的基础性框架是西方几百年来奠定的，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首先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消化西方缔造世界的治理结构。

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后美国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冲突、混乱的时代，中国必须依赖全球大国合作和睦邻友好体系来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后冷战”短短几十年，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野心惨遭挫败，其野心超过实力。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那么美国的衰落也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不断增强中国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在国际竞争的世界中，“实力才是硬道理”。要增强国家的实力，就必须思考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建构一个能够激发每个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社会，建构一个依照规则治理的法治国家，以应对全球越来越激烈的技术竞争、人才竞争、体制竞争和文明竞争。

在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中，中国始终着眼于内政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始终着眼于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内在团结而迅速崛起，有底气和能力应对美国的挑战。比较之下，美国恰恰是内政不修，金融科技寡头掠夺财富，制造业空虚，贫富差距拉大。唯有我们逐渐形成稳定的美好生活方式，其他国家才会学习我们的经验和生活方式。就像这次疫情管控，西方国家无论多么不愿意，最后也都像我们一样戴上口罩来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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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

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尽管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舆论中对美国政府对华接触的批判不绝于耳，甚至这种主张也成为美国保守派在特朗普竞选中攻击自由派的主要理由之一，但这次美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开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至少表明经过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摸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这份报告和 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可以看作是美国政府应对中国崛起新战略和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证实了这几年全世界的观察家甚至普通民众早已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中美关系无法回到过去的年代。

事实上，有关“中美脱钩”“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文明冲突”等论述早已成为美国公共话语中的流行概念。美国政府的这份新战略报告强调以“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the principled realism）对中国发起全面围堵遏制的“新冷战”，但不同于美苏单纯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新冷战”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则”分歧，但更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国国家利益。当然在利益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也会为了其国家利益而与中国在有关领域中展开合作。

美国政府的这份文件宣告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同时也宣告美国在“后冷战”以来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理想在现实中遭到失败，因此，美国谋求针对遏制中国而建构出大西洋体系和印太体系。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中美脱钩”不仅包括技术、产业领域的脱钩，而且包括地缘政治上的重新布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梦想的破产与美国对中国接触政策的失败乃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为不能征服中国，不能获得中国的支持，美国不可能建立起世界帝国。

从 1949 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失去中国”，到 2018 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误判中国”，遵循的都是同一逻辑。那么，新的中美关系究竟是什么图景？美国对华的新战略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从美国对华友好接触政策转向“新冷战”遏制政策的变化，必须高度重视2008—2018 年这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

    2008 年，西方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这往往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2018 年，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这十年对美国而言，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试图对其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则是中国从领导换届和政治路线不断调整，积极有为开展“伟大斗争”的关键十年。

    中美两国同时在调整政治路线和国家政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问题：中国崛起将带来怎样的世界秩序？

    美国期望通过接触乃至“颜色革命”将中国纳入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轨道，从而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主—从”结构的盟友关系，中国则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平等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中美关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从现实出发来构思未来世界图景。

    历史的“天命”：中美两国的命运交错

    1978 年之后，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此后，苏联开启“改革与新思维”的年代。可以说，苏联和中国都不期而遇地走在结束“冷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苏联的改革导致国家的解体，为美国迎来建构世界帝国梦的机会。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通过“沙漠风暴”行动完美地展现了其构想中的“后冷战世界新秩序”，即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时代。

美国要建立起世界帝国，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军事征服，更为关键的是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全球。因此，克林顿政府的全球战略就是从军事扩张和控制转向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治理的经济体系中。

在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中，中国是最大且最具有潜力的市场。因此如何打开中国市场，在经济上控制中国，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扩张战略的中心。在经历了1989年的艰难时刻之后，中国保持了国内政治稳定，在国际政治层面采取“韬光养晦”战略，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发展。20世纪90 年代，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时刻都在关注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虽然存在政治上的分歧，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政治摩擦，但在经济领域却始终能够保持着高度合作。一方面，美国的过剩资本和技术与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形成了天然互补；同时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和上市大环境下，美国资本得以有机会收购优质的中国国有企业股份，从而获得超出想象的巨大收益。这种经济合作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美国经济和国民生活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

    由此，“克林顿时代”成为美国在“后冷战”以来通过推动“全球化”战略来建构世界帝国的美好时代，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美国经济持续繁荣提供的巨大动力，也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提供了充沛的经济资源。共和党小布什上台后，在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影响下，将中国定位为政治意识形态敌人，成为实现其“历史终结”的打击对象，以至于发生了中国南海撞机一类的冲突事件。然而，“9 •11”事件后，美国不得不调整其战略，展开了针对伊斯兰世界长达十年的“新十字军东征”。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之间逐渐形成了政治与经济适度分离的两条平行线。虽然中美之间在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由于中美密切的经济合作，成功地化解了一些政治上的分歧。中国逐渐学会了利用美国工商界的力量进行政治游说，通过经济上的“让利”来缓和美国对中国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上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由此，在中国人的舆论中一度出现了中美在经济上可以合作互补的“中美夫妻论”，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稳定乃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理论。然而，从美国的眼光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是服务于其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展开规模巨大的伊斯兰战争，不仅需要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更需要中国在经济上的支持。而当美国陷入伊斯兰战争时，中国却在“韬光养晦”中不断加速经济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出现经济萎缩，而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中美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到达了一个打破平衡的临界点。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一场令世界瞩目的奥运会，让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崛起的面貌。美国战略界开始检讨美国全球战略的得失。其中不少人检讨美国在“9 •11”之后的战略失误，认为美国忽略了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崛起。这种观点成为推动美国政府战略转型的主流观点。为此，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重心开始从伊斯兰世界转向应对中国崛起。

这两年，让很多中国人纳闷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美国的企业家，甚至在中国发大财的企业家，不再像以前那样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经济友好政策，而是支持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背后固然有经济的因素，即这些美国的在华企业感受到来自中国市场和企业的压力，它们在中国已很难像过去那样轻易获取暴利，但更主要是政治因素，即“中国崛起”威胁到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如何将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在政治上纳入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中，成为美国调整对中国政策的关键。

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实行战略收缩。2009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迅速击毙了本 • 拉登，随后宣布从阿富汗撤军。2011 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转向亚洲”战略；2012 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美国计划将 60%的海上力量部署在太平洋。2014 年，美国策动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出国际仲裁，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就在这一年，台湾发生了“太阳花运动”，香港发生了“雨伞革命”，云南和新疆则发生了严重的暴恐袭击事件。显然，美国所推动、发起的这一连串动作，都是遏制中国战略的实施步骤。

然而，美国的这一套做法对中国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相反，中国在经济上持续增长，产业升级效果显著，高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在政治上，新一代领导人顺利完成交接，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政策巩固了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在军事上，海空力量持续增强，在南海吹填造岛并实现军事战略部署，从而突破了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绝对控制。在地缘政治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构筑新的政治版图。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无疑对美国的世界帝国图景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全面修正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的战略。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失败的根源在于迷恋传统的多边主义，从而让美国承受过重的国际义务和负担。美国对华政策的尴尬处在于：一方面要政治上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削弱政治上的遏制。此后，特朗普政府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将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发起贸易战打击中国经济，并试图通过重振美国经济来维持其全球霸权。

    可以说，从 1993 年到 2009 年，是中美在政治上相对缓和而经济上密切合作的时代。从 2008 年到 2018 年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是中美在经济上继续保持合作而在政治上不断摸索、重新定位的“关键十年”。正是在这10年的发展中，美国得出“对华接触战略失败”的结论。这是共和党特朗普取代自由派的民主党当选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美国自由派检讨为什么中国让“美国的期望落空”，甚至从二战期间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开始，反思历届美国政府过高估计自己左右中国发展走向的能力。

“和平演变”与“中美共治”：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

    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际，美国战略界发起了“误判中国”的讨论。这次讨论与1949年美国讨论“失去中国”一样，表明美国对中国策略上的连续性。从《中美望厦条约》开始，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推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国就将中国看作其迈向世界帝国的垫脚石。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在中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投资，希望将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重要政治力量。这个定位尽管表面上是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战略盟友，而实际上则是“主—从”结构的“附庸国”。在美国战略构想中，中国之于美国，犹如印度之于英国一样，是其建立世界帝国的重要战略基地。

    美国内部对1949 年为什么“失去中国”的检讨，就是在检讨美国为什么扶持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最终导致失去了清末以来在华不断取得的特权。而在 2017 年，美国对为什么“误判中国”的检讨，也是在检讨美国为什么寄希望于中国内部自由化而失败，从而失去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机。我们只有理解美国构建世界帝国的战略布局，才能理解中美贸易战较量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关于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文明传统和地缘政治的较量。

二战之后，核武器的使用使得大国间较量很难诉诸直接的武力冲突，这就意味着世界主导权的更迭，很难采用历史上惯用的战争手段，而必须寻找新的方式，也就是“冷战”方式。“冷战”不是没有战争，而是没有发生使用核武器的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多数情况下通过代理人进行小规模的、范围可控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战争从单纯的军事战场冲突变成了一场更为隐蔽的综合性整体战，即采取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和文化领域的全面较量和不断渗透进行“和平演变”。这两种战略成为“冷战”的常规手法，前者是围堵遏制，后者是接触诱导。由此，“冷战”不仅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争，也是超级大国间的国际战略之争。在实施方式上，苏联更多采用比较直接的军事胁迫手段，而美国则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综合发力，尤其注重采用更为柔性的“和平演变”的接触诱导手段，追求“不战而胜”。

体制改革与“和平演变”战略

    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其理论架构包括基于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推动“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自由化，其必然带来多党政治的“政治民主化”。而一旦实现多党政治制度，则所有竞争的政治势力必然投靠资本力量。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资本主义多党制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控制的一党制。美国可以通过掌握全球资本来控制意识形态、控制各种政治力量，最终建立起以华尔街为首都的世界帝国。当然，华尔街的金融体系必须以掌握全球军事暴力为后盾。美国自由派建构者的世界帝国有许多美好的称呼，比如“自由帝国”“金融帝国”“资本主义帝国”“人权帝国”“民主帝国”等等，但这都是对所谓“新罗马帝国”的具体阐释，即不再像罗马帝国那样单纯诉诸暴力，而是采用更为复杂、更为抽象、更为精巧的多种手法。这多种手法相互配合，构成“和平演变”战略。

    经过漫长的“冷战”岁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的改革和“新思维”正好陷入美国“和平演变”的战略陷阱，因激进的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而导致国家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被摧毁。中国在20世纪80 年代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曾遭遇“和平演变”战略带来的威胁。幸运的是，中国避开了这个陷阱，保持了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苏联作为前车之鉴，让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对“和平演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尽管如此，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和平演变”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从经济上看，市场化经济发展迅速培养起一个经济力量雄厚的商人阶层，他们在经济上与西方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大力量乃是高度依附于西方的金融资本阶层。他们崇尚西方文化、认同西方体制，力图利用金融资本裹挟政府权力，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个阶层深度渗透到媒体、教育等各个领域中，试图掌握中国的文化领导权。他们试图通过私有化和民主化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直接的权力。

    从政治上看，在中国政府主导推动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时期内不少官员日益腐败。一些官商勾结形成了各种山头、团伙和利益集团，资本势力在党和政府中不断渗透，编织并扶持自己的利益关系网络，甚至出现了“裸官”现象。十八大以来，中央开展严厉反腐败斗争，很多官员因丧失政治立场和政治意志、贪污腐化，成为“两面人”而受到惩处。从思想文化上看，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文化渗透一度形成一个亲美文化阶层，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接受美国人关于“历史终结”的论述。

2008年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年，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自由派主张经济改革取得成就之后尽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希望利用中国政治领导人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全力推动关于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而此时，美国在中亚、中东推动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取得了一连串成就，尤其是在实践中“颜色革命”已经和国际政治力量、互联网技术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套高度技术化、可以标准化培训的颠覆政府的政治操作手册。在这种背景下，自由派开始尝试运用新兴互联网手段来组织公共抗议事件，甚至连美国驻华大使都出现在预想的“公共抗议现场”，试试在中国开展“颜色革命”的水温。而此时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革命”和新疆分裂势力的恐怖主义已经在外围对中国政治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2008-2018 年这“关键十年”中，不仅中美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而且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也到了十字路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不仅在自由派群体中呼声很高，就是在党内也有不少类似的公开主张。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各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一度甚至处于白热化状态。

    在这种思想文化大分化的背景下，中央始终强调“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蔓延到西方世界，美国迫切需要得到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的帮助和合作，更重要的是美国金融资本也在逃离西方，而希望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因此，西方资本力量不希望采取“遏制”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希望以多边主义约束中国，将中国吸纳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一方面在经济上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图谋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新的贸易规则，并以此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治理；另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重建盟国体系，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如果说这些策略属于外部推动，奥巴马政府推出的重大策略调整是在设定中国国内“和平演变”议程的同时，也通过设定中美关系来诱导中国进入美国设定的世界帝国体系。

    此时，美国政策决策者提出种种关于中美关系的新构想，著名者如伯格斯腾提出的中美建立非正式特殊关系的“G-2”构想，形成“中美共治”格局；佐利克提出美国应当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以及基辛格等人构思的“太平洋世界”等等。这些提法和概念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企图诱导中国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利益高度捆绑，形成“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利益格局，以维持中国出口而美国进口、中国储蓄而美国消费、中国制造而美国金融（白条）的分工合作体系，从而将中国有效地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成为控制亚洲的“远东之锚”（布热津斯基语）。在这个体系中，即使形成一个“太平洋体系”，也要参照“大西洋体系”。美国赋予中国的地位类似于英国或者日本的地位，成为美国治理世界的得力助手。

    可以说，面对中国的崛起，推动中国走“和平演变”道路，与在国际政治中以“中美共治”诱导中美合作，是美国对华政策相互配合的两个方面。一旦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必然产生一个高度依附美国的政权，从而有效地实现“中美共治”的战略安排。而一旦接受了“中美共治”，中国就更要高度依附美国，像日本那样处于“附庸国”的地位。

    “中美共治”的提出，对国内不少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利益诱惑。在他们看来，从 1840 年以来，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要么被西方侵略殖民，要么被西方封锁排斥，现在中国既然能够在美国的帮助下走出“历史三峡”，甚至能获得世界头号强国如此的礼遇，难道对美国的仁慈和善意不懂得感恩、不值得欢欣鼓舞拥抱吗？这实际上相当于恢复到国民党时期的美国东亚战略盟友的地位，当时中国名义上也是与美国和英国作为平等盟国共同处理远东国际事务。可事实是，二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希望收回香港的新界地区都被英国拒绝，中国事务依旧操持在美苏这些大国的手中。在“历史终结”论的背景下，中国自由派无论对中国政治的构想，还是对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定位，始终处于不健康、不清醒的状态，甚至将曾经的国民党政府所拥有的国际地位视为其最高政治理想，幻想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享受“美国治下的和平”。

然而，无论是“和平演变”战略，还是“中美共治”战略诱导，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所采取的对华政策就是不断推动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进行接轨，从而建立起美国与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相互沟通、协作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中美友好关系培养了一个相对熟悉美国、信任美国的精英阶层，为中美间的稳定友好关系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这个社会基础既可以成为促进中美结束冲突、走向合作的积极力量，也可能演变成为配合美国“新冷战”的破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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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不能讲空话

世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间真假分明。举例来说，我们搞学问，大家治学靠的是逻辑，比如大家吃饱饭后来讨论粮食安全，谈一天也谈不出个所以然，各有各的逻辑，不同的逻辑推出不同的道理，但如果饿三天再来谈，会场中间再放一个馒头，大家就没有那么多定义了，也没有那么多的逻辑和斯文了，眼睛发绿，直盯馒头，随时准备动粗。吃饱时，你问他什么叫粮食安全？他说有广义粮食、狭义粮食，还给你造出一些模型和数据来，一套一套的。这是没到生死存亡时，如果饿三天还有那些吗？谁再说广义概念，就让他去吃广义“粮食”。那个时候人越“笨”就越接近真理，因为笨人知道活着才能谈其他。饿三天以后，不用教就明白什么叫粮食安全。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到艰难时，特别是不到生死关头，就不容易被理解。

那么，逻辑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组织材料，而组织材料的起点和材料组织后的归宿，则是生死，即阶级斗争。毛泽东曾教育他的家人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1]

空话亡国，空话毁家。所谓空话就是没有生死感的话。现在咱们写形势分析文章时，常说有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处理不好还有意外可能等等。这些貌似有理的话，细一想基本都是废话。什么事不是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呢？周易说研究问题要“远及诸物，近及诸身”[2]，意思是说，认识远处的事物的结论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试试。比如你媳妇今天给你打电话，说：“老公，孩子找不着了”。你能对你媳妇说“不要紧，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希望同在、处理不好有意外的可能”这样的话吗？当然不能。若这么说，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好学问是要把学问变成改变世界的刀子

学问一定要“近及诸身”，尤其要跟你的生存有关，没有生存，何谈学问？姑娘家，之所以能成为母亲，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经历。年龄是经历而非时间的记录。没有事情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孩子是母亲和姑娘之间的界碑。孩子一哭，姑娘就不是姑娘而是母亲了。如果没有孩子的话，50岁的女人还是姑娘，还喜欢接受那999朵玫瑰，接受扑通半跪在女生面前那暖男式的浪漫。但当你作了母亲就不一样，孩子一哭，你就要为孩子找食物、进厨房、拿菜刀而不是拿玫瑰。为什么拿菜刀？孩子哭了，得吃饭。如果没孩子，那就另说了：找外卖，打电话。

好学问是把学问变成改变世界的刀子，不好的学问是把改变世界的刀子变成无问西东的“学问”。

长期以来，我们已失去了战争年代那种生死感了，这可以从目前那些美女谍片和美女抗战片中感受到：在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方，我们一些片子中的地下工作者还在热恋和相互请客，爱情高于组织任务，这显然是想当然且不尊重历史的作品。当然现在也有不错的作品，比如说电视剧《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我还看过《惊沙》和《三八线》，都是有生死感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还不是主流。为什么，人没有遇到生死问题。人一到生死，马上就不一样。饿肚子时，这面放一把玫瑰，那面放一把枪，你看他摸什么，上去肯定摸枪，因为枪能解决吃饭问题。如吃饱时，他一定摸玫瑰，摸玫瑰不解决问题，但能博得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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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个建议，既针对“十四五”规划，同时对未来十五年有一个战略性的考虑和安排。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个建议。在中共中央的建议中对多数问题没有做指标性的部署，而在全国人大通过的规划纲要中，对相当多的内容给出了具体的指标，使中共中央的建议加以具体化，内容更为全面、充实。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中央作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样一个战略判断，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从“发展阶段”，可以联系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新发展阶段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这也是我们党通过几十年的奋斗，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立足新发展阶段，主要是指：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转向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我国在“十三五”时期取得了战略性的成果，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时期要趁势而上，这是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五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阶段。

在新发展阶段，首先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常讲的：开展战略性的思考、系统性的规划。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大局。

第一个大局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首先，当前国际经济格局是东升西降，其中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一百年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整个世界经济当中已占有很大比重。2020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70%左右，美国是20万亿美元，我们是14万亿美元。短时间内，世界经济中突然加入如此大分量，它引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多极化带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大国竞争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产生了多种的分化组合。另一方面，现代化的文明和发展道路，从单一的美国模式转变为包括中国道路在内的多种模式。

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模式。过去几乎全世界都是做的美国梦，认为只有美国文明、美国道路才是通向现代化的模式，坦率地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也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而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的通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不仅让中国人看到，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现代化文明的道路还有中国走出来的这样一条道路。中国无论从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再到意识形态，都跟美国不一样。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化，但可以看到，我们未来通向现代化所探索的道路是非常明确、非常有希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十九大报告的这句话，让西方人，尤其是美国的战略家和政客们带来很大的震撼。中国的道路直接挑战了美国梦和美国的文明模式，而且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样板，中美关系出现波折，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你直接挑战了美国的文明模式和发展道路。

第三，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和新产业革命，深刻影响着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的公共活动都搬到了网上，这给人们很多新的启示，比如说教育，去年北京的大中小学都上网课，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教育将来是不是都要建那么大的校园和那么多的建筑物？当然线上教育不可能替代校园生活，但一部分教学内容在网上教育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网上师资可以统一，例如北京市的某一个区，某一门课是选全区最好的老师来上，无论是几类学校，它的师资都是一样的，这是非常大的改变，它为教育公平、教育资源的共享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

第四，全球治理发生了变化。中国提出全球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这是一种民主化的治理模式。二战后，美国被西方推上了凌驾于各国的领导地位，它牵头建立了联合国，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通过召集G7会议，后又召集20国集团。构建西方大国集团来主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但美国对他的西方伙伴也从来不客气，像上世纪80年代，马克兑美元的升值，日元兑美元的升值，都是美元打压的结果。目前在世界经济多元化的趋势面前，美国的独家霸权遇到很大挑战。特别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WTO的治理原则要求高度民主化，由于WTO的决议要求全体成员达成一致意见才能成立，美国的指挥棒不太灵了。

第五，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部分国家和部分群体能够从中受益，但并非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群体都能从中受益，处于边缘化或不利地位的国家和群体，可能受到损害。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一方面要看到它是客观发展规律，我们要继续推动它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更多的国家、更多的群体能够从中得到实惠。这为我们展示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是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个大局观是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大局。

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到20世纪末要实现小康社会；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收入达到800-1000美元这一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2002年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前两三年我们已经实现了。2017年十九大提出，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从1921年到2020年是第一个一百年， 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进程。2020年也是我们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一年，在中国境内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 扶贫是世界性的课题，世界银行、国际组织搞了很多年。中国实现了第一步脱贫目标，消除了绝对贫困，在世界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个一百年是1949年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九大部署分两步走，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此我们充满了信心。

尽管我们遇到很多问题，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化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看，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过去欧美国家没把中国的发展当回事，从客观环境上看，我们有一个战略机遇期。现在我们要自己创造战略机遇期。对付周边复杂的问题和国内经济建设这两方面，我们要避免舍本逐末。我们认识战略机遇期，在更大的程度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搞好国内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更主要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国际环境与20世纪50、60年代相比，要好得多。那时我们的国际环境非常恶劣，但我们也走过来了。所以要全力把国内的发展问题、建设问题搞好，国家强大了，这些问题自然就能够迎刃而解。

新阶段发展的内涵也在转变，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这些都是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但中国的情况要比世界上很多国家好得多。2020年，我们取得了抗疫斗争的重大阶段性胜利，经济实现了2.3%的经济增长率。美国去年不仅疫情得不到控制，种族矛盾尖锐化，而且它在总统大选中的闹剧，让全世界对美国的价值观，它的所谓民主自由都产生了质疑。

中美两国的治理理念不一样。中国是以人民为中心，美国是以资本为中心。美国疫情还没有缓和，就嚷嚷着要复工复产，因为一停产资本就无法实现自身利益。如此导致疫情更加严重。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仍是高度不确定的。今年4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6%，中国经济增长为8.4%。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预测的目标是6%，国际组织对中国的预测远高于中国自己的目标，这是很少见的。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第一招就是经济刺激。3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拜登政府的1.9万亿美元的疫情经济刺激计划，它有一部分钱是直接发到个人，每人发1400美元；其次还搞了一个八年就业计划，主要是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八年共投资2.35万亿美元，通过财政手段刺激，实际上就是增发国债。由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从而进一步放水，然后美元流出美国，让世界各国买单。全世界金融市场、货币市场将面临新的动荡，这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了影响。

2020年，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了20%，人民币中间价从6.9元到了6.5元。人民币升值，一方面说明人民币是稳定的资产，升值对进口和对外投资都有好处；但同时它又削弱了我们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对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是一个新的变量和阻力。

目前大国关系正在不断的分化组合。去年美国和欧洲盟友关系疏远，利用这个时机，我们签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包括中日韩和东盟等国；以及中欧投资协定。拜登政府上台后修改了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开始联合盟友一起对付中国，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又面临一个变数。

现在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和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不一样。拜登政府遏制中国的基本战略不会变，美国的霸权主义也不会变。但也会有一些小动作，比如说中美间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可以合作。我们要善于捕捉美国政府政策的微妙变化，顺势而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常轨道，这是我们的愿望。

中美经贸关系脱钩，其实是不可能的，2020年中美贸易额比上年是增长的，今年一季度也是增长的，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结果，它自己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却反而增加了，它的贸易地位下降了。抗疫期间它想恢复防疫物资的生产线也做不到，必须靠进口。现在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已经是东欧了，第二是欧盟，第三才是美国，但是它还是在增长，说明中美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怎样利用这样一个有利的地位使中美经贸关系改善，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

2020年，我们在克服美国对我们遏制，印度对我们的蚕食，南海维权，反台独、反分裂，应对涉疆斗争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果。今年以来，境外一些势力还在搞事，包括利用商业组织对新疆棉花进行抵制等等，这些对我们都不会形成什么颠覆性的破坏作用。想从根本上遏制中国，那是蚍蜉撼树。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通过了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通过了国家安全法。通过这两个法律，使得香港局势基本稳定了。但围绕香港管制权问题的斗争仍然很激烈。为了防止港版的颜色革命，确保一国两制能够正确贯彻，我们一定要强调，港人治港必须是爱国者治港。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包括实现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个方面。这些需要联系实际，不能仅流于概念和道理。具体的体现，主要就是“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所阐述的2035年远景目标之中。第一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综合国力和经济总量大幅提升；第二是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第三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四是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第五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还有两个目标，要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强国；要实现交通强国、贸易强国目标。 

纲要中提出，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里只提出了定性指标。所谓中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可参照的是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25个成员国是确定的发达国家。那么中等水平是什么水平呢？韩国在其中处于中等位置，在世界银行统计中，2018、2019年韩国的人均GDP超过3.1万美元，这是现在的中等发达国家的一个参照标准。

另一个可参照的是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按国民收入的高中低划分层级。中国现在处于中高收入水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指标是动态变化的，世界银行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从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提高到2万美元这个阶段。而且一般的国际社会也认为人均 2 万美元的 GDP 是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标志。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2035年达到人均GDP3万美元以上是有困难的，但如果未来15年我们能够将经济平均增速保持在5.5%，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在6--6.5左右，人口规模维持14亿，实现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这个门槛，多数的经济学者认为还是有把握的。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经济运行要保持在合理区间，要更多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其中要求全员劳动生产力增长高于GDP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快于GDP的增长率，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同时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60.6%提高到2025年的65%。创新驱动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指标，比如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达到7%，增长很快，说明未来更重视科学技术和创新驱动。另外把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作为抓手，争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7.8%提高到2025年的10%。这些都是关于质量效益创新驱动方面的要求。

在民生福祉方面，要求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确保就业优先；五年内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2年提高到11.3年，就是要在“十四五”或者稍长一段时期普及高中教育；以及每千人口医师的数量、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每千人口的幼儿园数量，都有具体的要求。人均预期寿命由77.3岁提高到78.3岁。

重视绿色生态发展。这里核心问题是实现碳排放下降，五年内单位GDP的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有具体的要求。要求2035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样一个目标，这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统筹发展与安全，重视安全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四五”规划提出了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保持1.3万亿斤以上，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要大于46亿吨标准煤，这是安全保障方面提的两个很重要的指标。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们的发展阶段、环境变化条件提出来的。

为什么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也是为国内大循环服务的。中国GDP中的国内贸易占比高于外贸的占比，特别是服务业比重上升较快，有助于强化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服务业的特点是它的很多产品可贸易性不强，它只能在当地消费。我国将来教育、医疗比重将会越来越大，当然教育、医疗可以部分发展远程服务，但也只能是部分代替。好些服务劳动，比如说理发、修鞋更多的是当地消费，服务劳动、服务消费它是同一个过程，可贸易性比较差。所以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是以国内循环为主。

第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也是中国模式的经验总结。就是说从两头在外模式逐步转向国内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模式。我国在开放初期，鼓励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是促进高速发展的重要措施。现在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就有能力扩大进口、对外投资。另一方面，我们已有大量外汇储备。为国内大规模开发建设增加了资本，并支持了货币增发，支持国内大量开发区的建设。地方政府用土地做抵押贷款，从而推进了土地的资本化。

现在我们更多的外汇转向支持国际金融治理，就是说，人民币增发的主要渠道，改为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以及其他的市场操作手段。这些外汇储备支持了人民币的国际贸易结算，扩大了双边本币互换，促进人民币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的资金流通，提供国家信用。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成为第三大货币，这就成为支持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现在人民币不完全是为国内服务，正越来越多地支持国际金融，这是我国金融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对于改革美元霸权的国际金融体制也在发挥着作用，这是我国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方面。

第二，中国主导共建“一带一路”。这不仅突破了原来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地理空间的局限性，而且带来了双边、区域方面的很多新的治理模式变化，还有对外投资、中欧班列等方面的变化。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关于中欧班列，它的意义是伟大的。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史从来就是海洋贸易史，而中欧班列开通了国际陆路贸易，大大改变了国际贸易格局。而且还改变了很多方面，包括解决我们的海外仓库、海外站点等。去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海运停摆，而去年中欧班列的运行数量大增。现在海上丝绸之路进展不大，将来通过铁路进行的国际贸易可包括西向和南向，国际贸易发展就有了更多的篇章。国际社会研究世界经济、研究发展的学者对此非常关注。另一方面，中美经济的互动，其实也是双赢，美国人在中美经贸当中得到的好处很大，普通百姓得到了大量廉价的日用商品。当然我们也有好处。2017年5月25日，中国商务部发表了《中美经贸关系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把双方的好处一项一项都具体列出来。这个都是公开的文献。

着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在“十四五”规划建议和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原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两会上发言，说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要30年。我们在高技术产业方面确实有很大成就，在世界上也被人看重，但是我们的工业从总体看，还处于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状态，基础能力薄弱、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而且我们这些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的过早过快。

发展服务业本身没错。但是现代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制造业也是国际竞争的焦点领域。所以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技术高级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我们存在关键的基础部件缺陷，还有配套的问题，在这方面的产业链供应链都要继续提升。

制造业的优化升级，主要是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制造型，提出产品、行业的发展的方向。发展服务制造型是制造业的一个趋势，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将制造技术要素变成它的附加值。

第二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5G、大数据、智能技术等）、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我们未来需要发展的目标。谋划未来产业要融合前沿科技，如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等。基因技术不仅是生物制药，也与农业有关。

第三是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我们现在的能源总消耗中，煤炭消费占56.7%，占比依然偏高；石油天然气分别是19.15%和8.5%，非化石能源只占15.7%，而且油气高度依赖进口。短期内也没法改变。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石油天然气的供给相对比较有保障。如果我们“一带一路”发展得更好，我们可能就会获得更多的运输线，我们在海外也可开发一些油气资源。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多元能源供应体系，增量部分主要靠非化石能源，例如光能、风能、水力发电，以及核电。为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和目标，就是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有序发展海上风电，加快西南水电基地建设、沿海核电建设等。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要提高到20%，相当于目前欧洲水平。要扭转煤炭消费比重偏高问题，要控制煤电、以电代煤，有序放开油气勘探开发。

交通强国建设工程。我国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已经国际领先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中，又部署了一批发展项目。航空运输的航线已经铺开。关于加强邮政设施建设，邮政快递业发展很迅速，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环境和设施问题，大量消费品都靠快递，将来快递要下到农村、厂矿，包括出海跨境电商，要建设海外仓。通过“十四五”规划实现交通强国。

（编辑  季节）   

 引子

司马南：今天我邀请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曹和平。曹教授是一个紧扣时代脉搏，对很多现实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学者。今天我借这个机会，与曹教授就新疆棉花事件进行对话。中国棉花中的翘楚是新疆棉花。近一段时间来，白棉花怎么就上了黑名单了？这件事儿中国老百姓想不清楚。但那些制裁中国，把中国列入黑名单的人说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存在人道主义灾难，甚至种族灭绝，所以要把你列入黑名单。这不是瞪眼撒谎吗？

但是瞪眼撒谎的事儿，西方列强的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单边霸权主义者已干得太多了，这是他们的常规手段。对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仅从一般的道德义愤出发声讨。这件事情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从学理上进行条分缕析，从那些制裁中国的人和机构所属的国家集团，以及他们一贯的行为轨迹来看，就有可能找出更深一层，或者具有规律性的认识。

“新疆棉花战”突发的产业沙盘推演

司马南：新疆棉花这件事现在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新闻里边还有很多关于新疆棉花的讨论，老百姓的议论挺多，一般是在道德层面泛泛地议论。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新疆棉花这件事，你能给出经济学方面的解读吗？

曹和平：先看产业背景。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纺织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4%左右，我们的服装业占世界市场的51%左右。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几乎各个地区各占全世界棉纺业15%左右的市场。如果人家要跟你打贸易战或产业战，不仅是在高新产业领域，也会涉及到常规产业领域。打击中国的棉纺产业应该是一个意料之中的选择。我们国家的棉花产量去年是561万吨。全世界的棉花产量大概在2600万吨左右，我国占全世界棉花产量的22%。

司马南：那比1/5还要多。

曹和平：换句话说，你占全世界棉纺织业50%左右的市场份额，你自己才生产了约22%的棉花原材料。想想看，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总量意义上的棉花纯进口国？

司马南：当然。

曹和平：所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有人打击我们中国新疆的棉花，把它污名化，比如说新疆的棉花卖不出去了，即使我们把新疆的棉花完全自己消费，还有一半的棉花原料需要进口。但只要我们出口，就不得不买外边的棉花，这可不是还有一半原料差额的问题。中国会成为世界棉花原料更大的买主，谁受益呢？

司马南：自己都不够用，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但为什么会是新疆棉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事件是怎么来的？

曹和平：谈产业战问题，还需要梳理一下。特朗普开始跟我们打贸易战时说“我们要平衡贸易，所以你要买我们的东西”。

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中国说：“好吧，我们买。你要我们买多少？”美方回答“4000亿美元”，要别人平衡自己国家的贸易账户，坐地起价。

当中国谈判代表去美国谈的时候，美方又坐地涨价，要8000亿美元，中方捏着鼻子答应了。中国代表团在美国开了新闻发布会，双方算是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当我们的代表团刚回到国内，还没来得及在部门之间统一协调这个让人不舒服的协议，美国那边更高级别的领导隔洋放话，说8000亿美元还不行，我要的是连续数年的平衡，至少是16000亿美元。

遇上这样的谈判团队，那就请他们到中国来谈吧。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和进口增加的需求，仔细核定了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承担额度，把执行年度延长一倍，答应购买总量16000亿美元的产品。可是，美国贸易代表团回去后又提高到32000亿、甚至40000亿美元的要价。而且语带威慑，说我们必须得买他的东西。这就不是谈判了。

本来，美国要中国来平衡它自己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这就像你的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要中国帮你来调结构一样荒唐。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特朗普在执政4年中，把中美间贸易摩擦延伸到产业问题，要求各种产业回流到本国；又从产业问题上升到技术方面的冲突。从贸易之战、产业之战、技术之战，最后上升到了增长方式、政治制度、文化文明的高度！在过去4年中，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如果用“战”来描述的话，他把战争级别抬高了五六个台阶。

过去几年，特朗普在全世界搞得天怒人怨。他不光打中国，把盟友也打了个鸡飞狗跳。拜登上台后，人们对他的期望是，重拾他的民主党前任在全世界奉行的战略，向自己的盟友道个歉。在中美关系上呢，你把岔道搬回到原来的传统轨道上就可以了。可是大家很少注意到一个小小的问题。

拜登是今年1月6日上台。上台前的两个星期，有一个我们叫“BCI”的国际组织（the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直译是“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棉花协会）。

司马南：对，棉花协会。我们就叫“棉鞋”。

曹和平：当协会还真不够格。它就是一个非政府组织，2009年，它在中立国瑞士注册。这个不起眼的组织2012年在我国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那时我们国家消耗非常多的棉花，做各种世界品牌的代工，像耐克、阿迪达斯以及像 H&M这种销售各种高档棉纺品的超市很多。BCI就这样和我们新疆的棉花联系起来了。

当时，它是以亲民亲商的姿态到我国注册的，我们当然欢迎。可是，它在拜登上台之前两周，用英文发表了一个宣言： “中国的新疆在人权方面有非常大的问题，他们使用的是奴役式的劳动，然后从全世界来赚取利润”，所以“我们要让新疆人从奴役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呼吁全世界使用中国棉花的品牌企业不要再用新疆的棉花”；而且说：“我们希望全球的棉花使用商注意，BCI下的超级棉花消费商不再为中国新疆棉花提供质量认证”。

换句话说，你新疆的棉花哪怕是一级品，它也不认证你是一级品。它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美国就是想要全世界棉花消费商不再买中国的棉花。它企图将中国棉花的供应链在全世界范围打断。可以想象后续的影响：第一，在中国的纺织厂商要保持自己的品牌，但中国国内生产的合格棉花没有认证不能买，只好从国外进口；第二，虽然中国的棉花能满足自身一半的纺织厂商需求，但有些特殊质地的棉花还是需要从国外进口，中国的棉花就会形成结构性过剩。这样我们国家的纺织服装企业就会受到伤害。可以看到，原来BCI这种表面上是一个非政府的、亲商亲民的国际组织，在关键时刻就开始咬人了。它这所谓无偏国别利益的NGO到底是偏向于谁？它成了一个政治定时炸弹。它在中国蛰伏9年，到这个时候引爆了。这是碰巧吗？

现在我们看到，新疆棉花问题是一个以人权问题为幌子爆发的产业战。这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背景。

BCI不是一个普通的NGO棉花协会组织

司马南：BCI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有个最新声明。这个声明说，“我们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现象。我们受到了某种压力，所以又发表了一个声明”。是不是他们有意要把事情做的波澜起伏，还是他们确实受到了某种压力？

一个月前，它还说我们的棉花是好的，然而就在这个月里突然改口说强迫新疆人劳动，现在又自己把这个说法撤回了。这就跟好莱坞的编剧一样，故事编的真是第一等的错综复杂。

曹和平：它第一次发的倡议说，中国在新疆棉花生产方面有人权问题，使用强制劳动，其实我们摘棉花早已使用机器了。它说的这些事情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第一，中国人如果把新疆棉花产区机器摘棉的视频放到网上去，它这个组织还能存在下去吗？

第二，如果中国还像前些年自媒体不发达的情况，它一嚷嚷说我们存在问题，老百姓也许会跟着相信这些组织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西方说什么我们坊间跟着说什么一样。一些大V和公知在网上唱什么调，还会给我们带来不大不小的拨乱反正难题。而今天我们已进入自媒体时代了，中国老百姓的信息相当透明，如果这个组织再不矫正就太出丑了，它可能就会被永远甩出中国的市场了。

如果BCI是以对世界棉花生产品牌厂商的服务为生存基础，同时得到某些竞争性国家的资金支持，寻求生存空间，那么它一旦失去了在中国的业务市场，那些在中国市场上占据很大份额的企业，就会跟它做某种业务隔离。一旦失去了跟大企业的联系，背后支持它的西方国家的资金还会去用它吗？所以，BCI来回变换观点，其实是生存之道。下次时机一到，它还会照样黑我们的。这种无德无行、专以吞噬世界产业公共品为生的NGO，它的无德行为只通过一两次事件还看不清楚，要通过它的历史足迹来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司马南：这类组织确实比较奇特。我在新疆的朋友说，这个BCI到新疆去考察，和当地的人合作很好，专业性很强，而且一直夸那里的长绒棉好。这个变脸声明是突然的。所以，跟BCI打过交道的人觉得很错愕，说不可能吧。但恰恰是BCI发了那个倡议之后，各家品牌紧接着跟上，在美国方面还提出一个针对性法案，几方配合就演变成了今天这样的舆论事件。

曹和平：这个组织要是放在美国或者欧洲，有政府第三方力量监督，它们还会顾及社会舆论。但这些组织脱离了第三方监督，您刚才说的这些行为组合在一起，就不会是简单的偶尔行为，它的内部一定有一个或明或暗的力量存在。某种特定的利益力量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寻租。到了某种场景需要它发力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把指向东道国的刀剑。平时它可能伪装得很好。所以，BCI这种两面性其实是一种“碟中谍”行为。最近它把英文倡议撤掉，又发了个声明把话圆回来了。我看这可能是权益之计。对这样出尔反尔、充满经济利益算计的NGO，应该有一个机会成本均等意义上的加倍惩罚，罚到它干这种事不再划算为止。

产业链之争的大国博弈

司马南：中国棉花好，而且纺织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超强。很多所谓的国际大牌其实是由中国人生产的产品，只是贴了个外国牌子，价格就翻上去10倍甚至几十倍。可中国偏偏有一部分人就愿意买这种翻了几十倍的东西。您怎么看这种品牌效应？至少我从来不买这种东西，我觉得我穿的衣服上边如果有个名牌，反而很丢人。

曹和平：我给你举个例子。2004年，我在东莞凤岗镇做调研。凤岗镇有个企业叫联泰。它生产的几个男用品牌在全世界占有40%的份额，比如 Polo，衬衫的左胸前有一个打马球的徽标；第二个是Ralph Lauren。国内不是太了解。当年克林顿的那个小妹莱温斯基在白宫实习完了之后，克林顿给她写了一封推荐信，就是推荐她到Ralph Lauren工作。那是一个服装和男用品牌生产商，时尚企业。第三个是Tommy（托米），一般是年轻的姑娘媳妇给他男朋友或者先生买的。托米它的发音和英文里老虎和石头的发音很像，女孩子容易喜欢那种阳刚味道。这三大男用品牌衬衫，东莞这家企业生产了全世界40%的市场份额。

司马南：这三大品牌都是东莞这家企业生产的？

曹和平：是的。生产衬衣的原料，纱线、棉花、纽扣、填料和辅料都是国内生产的。一件衬衣的出厂价是56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合8美元左右。可是如果拿到美国，船在纽约港口上岸，拿到第四十九大街的商店去卖，一件衬衫120美元，翻了十几倍。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大工业时代，当车间生产达到其高端业态——流水线模块化生产阶段以后，从车间经济的最后环节派生出了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连结的产业链环节。经济体系中的产业链就从短链变成了长链。

第一个环节叫物流和采购（logistics and purchasing）。10年前，我们经常说的第三方物流就是这个内容。第二个叫供应链管理环节（supply chain management）。这两年供应链金融的讨论很热，其实厂商和商品贸易的供应链是供应链金融的基础，它让供应链的价值锁定能力超过了工商信贷实物抵押价值的锁定能力。第三个环节是整合信息技术（the integrated solution technology）。正是这三个产业链环节的有序延伸，整个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生产过程的大分离现象。大车间时代从原料到最后一道生产工序，哪怕你生产了这件产品100%的物质形态，你在价值链上实现的能力还不到9%。换句话说，我们生产了全世界40%的三大男用品牌衬衫的市场份额，在价值份额上还不到4%！人们想不通，品牌衬衫不过是贴了个徽标，怎么价格就涨到那么高？究其原理，在于长链产业时代，车间内技术在行业内变成了常识，而长链产业纵横交错形成的一个个网络网格间的信息传递，反而成为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沿高难过程。

把话说回来，既然产业进步到了这个高度，为什么我们不向产业链的高端去攀登，而甘于在低端？前一段我们有些经济学家或贸易部门的领导说，全世界在贸易中形成了平均利润率，我们留在某个产业链环节就能得到平均利润率。这是胡说！他们纯粹是把自由市场关于平均利润的书本理论上的假设套用到日常经济实践中来了。

问题恰恰在于，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技术不断升级，产业链不断延伸，国民经济不断增强。当我们从产业低端越过中端、向高端稳步攀登的时候，有人就来遏制我们了。棉花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停留在低端没问题，而你到中端我就站在你的身边，当你再向高端爬行，我就不能容忍你了。我们现在确实是到了这个阶段，刚才你对品牌问题问的特别好。我们的技术和发达经济的技术到了在同一个赛道上冲撞的时候了。

司马南：新疆的棉花也是同样的问题。

曹和平：对。它打你的棉花只是其中一项。其实存在很多诸如此类冲击。因产业、因技术、因发展问题带来的，有某种不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行事的一种恶性竞争做法，这是抬不上席面的，特别丑陋。

欧洲掺和进来的对策

司马南：为什么欧洲人也要掺和进来？

曹和平：这就说到H&M这个企业。20世纪从战后到70年代，是欧洲和美国力量此消彼长的年月。70年代以后，欧洲人开始羡慕起美国来了。因为美国是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美国人一比，欧洲人特别也想有一个“欧罗巴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但是它们做不了。

战后，欧洲主义者一直梦想向欧罗巴合众国迈进，这就形成了看起来像欧洲的国务院机构——就是今天的欧盟。但它的“国务院”不是全权性质的国务院，至今只有货币实现全权，各国使用同一个货币。但它只有约1/10的外交权。

欧盟没有教育部，教育部设在欧洲各个国家；社会保障和集体安全体制有一点协调，贸易支付结算整合得比较好，让欧盟尝到了甜头。换句话说，欧洲的“国务院”（欧盟）大体上相当于中华民国时期的行政院，提不上调。欧洲议会的门槛更低，它跟欧盟在制度上没有立法-行政的对应关系，不能和“国务院”对称平行，但它又跟美国的国会一样，叫了个欧洲议会的名字，它在资源配置和立法等方面的能力比美国要差多了。所以，欧洲议会似乎是个议事的清谈机构，但又是要向更高整合程度的标准议会过渡的机构。它具有四点合一的特性，就是这么个中间性、民间性、松散性和目标上的远大性，欧洲议会集合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

这一次BCI刚一发声明，H&M怎么那么快就跟着唱了一出恶心中国的戏呢？因为欧洲议会里有些仇恨中国的力量，比如跟着美国跑的一些东欧国家，人家在背后给它出主意，它就在前面瞎起哄。我看这其实很好，把打头的H&M干掉，我看你欧盟的议员以后还会给我们出啥幺蛾子。虽然是欧洲议会的议员，但他们干着损害欧洲议会地位的傻事。欧洲议会机构的长远利益，是在欧盟目标下独立成长，而不是跟在外国势力后边，任凭异己力量左右自己。欧洲议会和欧盟中很多有识之士急在心里。要把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分开，也要把欧洲议会某些出卖欧洲利益的议员和H&M这种短视利益者拎出来，精准打击损害公共利益的那些人，欧盟和中国合作的路子可能会更顺畅。

司马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个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有着怎样的逻辑联系，您今天给了一个很好的解析。

（编辑  季节）

西方挑起了棉花战

美国一向惯于挥舞人权大棒打压社会主义中国，为维持霸权地位不择手段。2020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蓬佩奥称中国涉嫌强迫劳动生产，侵犯维吾尔族或其他少数族裔人权。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对部分来自新疆的服饰和棉制品等发布了暂扣令。 

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新疆棉花约占中国棉花总产量85%，许多著名的服装品牌均使用新疆棉花。美国如果全面阻止新疆进口，将对全球服装制造商产生巨大影响。

在美国授意下，2020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了一个所谓调查报告，称2017-2019年有8万多维吾尔人被强迫转移至工厂劳动，他们在新疆找到“疑似集中营”的地方。

2020年4月，英国NGO组织“全球法律行动网”污蔑中国新疆棉花产区存在对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要求英国禁止进口相关商品，报告列举了使用新疆棉花的商家，包括无印良品（MUJI）、优衣库（UNIQLO）、宜家（IKEA）和H&M。

BCI（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多利益方共同管理组织，它对符合标准的棉农及产品进行认证，并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得到BCI 的认证就打上“良好棉花”的标签，可以被品牌服装企业采用，并获得市场认可。BCI制定了六大生产标准，其中包括一条“提倡体面劳动”（如提倡保护棉农基本权利，反对利用童工等）。而BCI就利用这一条，对新疆棉花进行诬陷和打压。

2020年3月下旬，BCI宣布暂停在新疆发放良好的棉花许可证。声称原因是来自外部压力，即持续存在的关于该地区强迫劳动的报告和指控。

2020年9月开始，BCI发起抵制新疆棉花运动。

2020年12月，美国海关禁止新疆棉花产品输入美国。随之，一些东南亚进口中国面料的长期客户，明确排斥进口新疆棉花。纺织业是一些东南亚国家支柱产业，所需面料主要从国外进口。中国面料物美价廉，是这些国家主要进口来源。随之，在美国，亚马逊平台下架中国棉花产品，导致很多国家不再用新疆棉花。

为什么新疆棉花屡遭英美打压？过去美国是世界第一棉花生产国，但这些年新疆棉花大力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国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20年新疆棉花总产量516.1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87.3%，约占世界棉花产量20%以上。中国企业用新疆棉花生产的各种产品，为全球也为西方品牌提供原料、辅料与成品，新疆优质长绒棉已成为全球市场强有力的竞争者。新疆棉花产业链从业人数最高达700万人；新疆棉花是当地种植户，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我国纺织业吸收的就业人数达2500万人，若新疆棉花产能由此被抑制，我国纺织业上游特种面料仍然严重依赖进口，而新疆棉花供应国内外生产面料的客户的需求被抑制，很多国外面料企业因为BCI声明不敢采购新疆棉花，届时全球最大棉花出口国美国与其他国际棉花商不但可以操纵棉花价格，而且可以轻松攫取上下游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并挤垮我国棉花在国际市场的出口地位和份额，对我国棉花乃至整个服装纺织业造成极大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不像芯片那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但它容纳了大量就业岗位。表面上看，美国只是搞了新疆棉花，但影响的是中国的稳定，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算计。

西方政治与资本携手进行围攻

关于指控新疆强迫棉农劳动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众所周知。 我国早已使用棉花、小麦双机播种、收割、采摘，以及地膜覆盖。从2014年开始，国家取消了统一收储棉花的政策，在棉花产业中逐渐实施市场机制。一方面，国家以补贴形式支付给棉农，提高其种棉花积极性；另一方面，棉农可把棉花直接卖给企业，获得更高利润，增加棉农扩大规模种植的积极性。可是规模扩大后，靠人力生产的成本就太高了。

2014年开始，新疆建立了研发基地，成立了农业无人机公司，并且逐步实现智能化。2020年新疆2/3的棉田使用无人机喷农药，播种采摘生产均已机械化、智能化，机器人为拖拉机提供自动驾驶，播种机可进行自主播种。

真相归真相，立场归立场。一些专家分析，棉花风波操盘手是美国、澳大利亚炮制的涉疆虚假报告，联合BCI取消对新疆棉花的认可，以此迫使一批欧美品牌和新疆棉花划清界线。

设在瑞士的BCI为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敢对中国棉花下手？

BCI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它的主要赞助者有美国国际开发署、瑞士联邦经济事务总局和丹麦国际开发署等。该组织在2018-2019年棉季的年度报告，评价中国为全球第三大良好棉花生产国，在2020年1月时，BCI还表示将继续在新疆运营。3月，BCI却突然取消了对新疆棉花的认证。新疆棉花在ASPI报告发布当月就被踢出了BCI的认证，继而使新疆棉花被BCI拥有的各大品牌禁用。

BCI在正式公告中表明，取消认证是因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存在的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指控”，显然，ASPI报告起到了关键作用，而ASPI作为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启动资金来自澳大利亚国防部，其拨款大约占该智库经费的40%。ASPI的资金来源还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美国军火商，微软、谷歌、甲骨文、澳大利亚电信等西方著名科技公司，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以及北约等境外资助。其最大的金主澳大利亚政府，这几年更是持续充当反华的“急先锋”，其背后操盘手是美国，有利于扰乱新疆、搞乱中国的，美国都会想方设法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BCI掌握标准制定。固然标准是经济的，但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当今即使大多西方国家不再是主要的棉花生产国，有些国家也不再是主要的纺织品生产国，但其资本与国家力量却始终在运作，仍然凭借品牌和市场千方百计维持着一直以来所享有的定价权和标准的认定权，继续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

从BCI声明看，它似乎迫于市场压力。这背后显然是西方政治力量，政治与资本紧密携手，维护“棉花帝国”的利益。历史上的“棉花帝国”已经解体，但是全球棉花生产与贸易体系的上游仍然是由西方的资本和国家主导。现实情况是，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绝大多数由美欧发达国家制定，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西方构建的标准为王的时代。美国不断运用各种手段巩固其在国际规则制定、核心技术与标准方面的领先地位。

（编辑  季节）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已跨入世界前列，我们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大国标准来确定我国债券市场发展方位，加快构建利率风险管理市场，完善债券市场体系。

从美、德、日、英等大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建设国债期权市场，与国债期货市场形成利率风险管理的两大支柱，对于发挥债券市场在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作用非常重要。

国债期权与国债期货都是债券市场上重要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但是两者的功能作用有明显的区别。国债期货是风险对冲的工具，投资者使用国债期货把未来的价格风险锁定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国债期权具有价格“保险”功能，投资者通过支付“保险费”，可以完全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同时还保留了未来价格向有利方向变动而带来的潜在收益。

我国建设国债期权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提升债券市场的整体筹资功能。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和债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利率风险对市场情绪影响愈加明显，通过建设国债期权市场，丰富利率风险管理手段，有助于增强全市场的持债信心和买债意愿，引导长期资金入市。

2.推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目前人民币债券已成为境外投资者的重要配置资产，更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资产的安全栖息地，在国际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国债期权如同为债券市场提供了“保险”，在锁定利率风险的同时保留了盈利的机会，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资产在全球的交易范围，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

3.增强金融体系风险管理能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改革强调加强宏观审慎分析，美国财政部、欧洲央行等全球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均构建了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已将利率期权价格编制的波动率指数纳入重点关注指标。我国也应该在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加入利率期权指标。

4.提高国债市场金融定价基准功能。透明的国债交易价格是金融资产的定价基准，而国债期权市场通过一系列交易机制设计，形成全国性、市场化的价格，有助于改进国债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提升金融市场的整体定价效率。

我国已具备了建设国债期权市场的基础

1.我国债券现货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市场各方具有迫切的利率风险管理需求，只靠国债期货作为单一的场内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为了完善利率风险管理体系，客观上需要建设国债期权市场。

2.我国国债期货上市以来运行平稳，达到境外成熟市场上市国债期权时的流动性水平，为我国上市国债期权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3.我国场内和场外期权产品的发展实践为建设国债期权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能够保障国债期权市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有效发挥风险管理功能。

为了加快建设我国国债期权市场，完善债券市场风险管理环节，着力打造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称的现代大国债券市场，向有关部门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由证监会指导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抓紧研究论证，设计好产品规则，做好上市国债期权的各项筹备工作。第二，充分利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证监会的四部委协调机制，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有效推进国债期权上市。第三，优先推出市场需求迫切、基础市场流动性好的十年期国债期权品种，后续逐步对关键期限进行期权品种的全面覆盖。

（编辑  尚鸣）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无往而不胜。

新冠疫情持续发展和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对我就业、民生等领域形成压力，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关注更加强烈，社会情绪在阶段性平复的同时也蕴藏着燃点。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针对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的明显短板，结合新发展格局提出的高质量公共服务新要求，全面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应当始终围绕人民需求，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从普惠均等、智能精准、便捷高效三个方面，在国内外搭建并优化高质量共享平台，推进公共产品供给的创新，针对性打造高质量公共服务、打造“中国服务”品牌，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中国服务”品牌。考虑政府主导顶层统筹设计，可由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牵头实施，相关部门参与，宣传等部门配合，用3-5年的时间在国内外搭建并优化高质量共享平台，以“中国服务”为公共品牌，各级政府为公共服务子品牌，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高质量、高标准的公共服务标准和品牌形象。不仅使国内消费者从品牌辨识开始增强对中国公共服务质量的认知，而且使“中国服务”成为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建设、中国道路、中国成就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有助于增强外国人对于中国政府形象的理解和认可，进而提升中国的海外影响力。

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方合力，提升公共服务的普惠均等水平。一方面，要从公共服务出发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整合统一信息、资金等共享的服务平台，提升宏观政策效果。例如，创新机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调整规制以破除新就业形态各类不合理限制，统筹推进应急防控与强国健民战略。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和各类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提供相关民生保障；推广公共医疗、健身等“中国服务”标准与平台，辐射更多地区人群，扩大影响，提振形象；倡导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中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三、技术赋能，智推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在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过程中贯穿标准化建设，例如，全面提升体育、旅游、医疗卫生、社区、家政等各行业服务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全国统一品牌和标准，行业制定细化规则和标准，统一开展分级评估授牌、定期测评。

发挥我国5G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完善数字货币发行、使用、风险控制机制，在跨境贸易中使用数字人民币，为金融业欠发达、金融约束较高的国家或者境外金融机构较少、开立银行账户不方便的国家，提供新型便捷安全的支付手段，有利于在扩大贸易规模的同时打出“中国服务”新名片，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四、构建“一站式”中心、多元供给和立体化集约化机制，共促服务便捷高效。参考地方对便捷高效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性探索，围绕便民利民，全面推广一站式公共服务中心，不断拓展服务渠道。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在政府主导之外倡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多种力量协同合作，创新服务方式，完善服务机制，提高服务品质。健全立体化、集约化服务机制，在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对服务资源的全流程监督、最大化使用，为群众解忧；发挥服务信息化的“催化剂”作用，打造一网通办全程业务的“智慧高效服务”新模式，大力推广网络自助服务，让广大城乡群众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

（编辑  宋斌斌）

今年全国两会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交汇点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承前启后的历史性会议。会议绘制了“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的宏伟蓝图，部署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开局任务。

国内外形势：百年大变局加速变化

进入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第一、疫情给世界百年变局按下快进键，东西对比鲜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疫情肆虐中，制度缺陷和治理效能低下充分暴露，特别是美国上届政府置人民生命于不顾，热衷选战，加剧疫情扩散和社会撕裂，更让全世界对美国的价值观产生质疑。相反，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不仅取得抗疫斗争的战略性成果，而且实现了2.3%的国内经济增长率，向人民交出了可以载入史册的优异答卷，世界形势呈现东治西乱、东升西降的变化趋势。

第二、世界经济复苏尚需时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3.5%，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世界贸易下降14.5%，世界直接投资流量下降40%左右。当前不少国家仍然深陷疫情泥潭，复工复产前景还很不明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还很不稳定，世界贸易投资仍然处于萎缩状态，世界经济还未呈现强劲复苏的态势。

第三、 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大国关系不断分化组合。由于美国上届政府实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退群”，与一些西方国家离心离德，利益矛盾凸显，世界多极化呈现新的发展态势；我国坚持多边主义立场，利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去年签署了RCEP协议和中欧投资协议。今年以来，美国新一届政府试图改变以往立场和政策，弥合与西方国家的裂痕，抱团应对某些共同利益问题，其中也包括整合对华政策，对此我国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妥善应对。

第四、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上一届美国政府不仅置西方伙伴利益于不顾，而且对中国采取极限施压、甩锅抹黑，咄咄逼人；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力图改变上一届政府的单边主义立场，力图与西方伙伴协调关系，但美国实行霸权主义的一贯作风不会变，遏制中国的基本战略不会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要丢掉幻想，准备持久斗争，也要善于捕捉美国新一届政府某些政策的微妙变化，顺势而为，努力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实现对美关系斗而不破。

当前我国国内形势仍然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十三五”规划目标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2020年不仅取得了抗疫和经济发展双胜利，而且还打赢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对美反遏制战、对印反蚕食战、南海维权战、反台独战、涉疆涉藏反分裂战。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的前进步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开展了以学习党史为中心的四史教育活动，必将进一步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使命感、责任感。

“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大棋局

两会讨论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国家绘制了宏伟蓝图。这个蓝图设计思想的主要特点是：

更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从经济指标上看，2035年国家现代化远景目标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定性指标，没有具体数量化。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具体是什么水平，国际组织没有统一的标准。目前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25个国家中，韩国处于中间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8和2019年韩国人均GDP均超过3.1万美元。另据一些国际组织的看法，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是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而且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从我国实际情况看，2035年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万美元以上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未来15年保持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5%--5.5%，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维持6--6.5元左右，人口规模继续维持14亿左右，那么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是比较有把握的。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没有纠结人均GDP究竟定多少，不纠缠未来15年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能有多高，而是把设计思路更多放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上。只要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酌定；但要求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GDP的增长，这是质量效益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同时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20年的60.6%提高到2025年的65%，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更重视创新驱动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在实体经济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把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作为抓手，争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7.8%提高到2025年的10%；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20年的6.3件增加到2025年的12件。

更重视民生福祉：规划纲要提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应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并要求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确保就业优先；5年内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8提高到11.3；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从2.9人增至3.2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91%提升至95%；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从1.8个增加到4.5个；人均预期寿命从77.3提高到78.3。

更重视绿色生态：规划纲要要求，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进重要生态屏障建设。5年内森林覆盖率从23.2%提高到24.1%；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和城市黑臭水体；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5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和18%。

更重视安全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实施粮食、能源资源、金融安全战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提高能源综合生产能力，2025年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要大于46亿吨标准煤。

开局之年先手棋落子不凡

稳中求进仍然是2021年经济工作总基调。体现“稳”的要求有：设定主要预期指标留有余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为此，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经济运行的区间调控中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宏观政策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保持支持力度，不急于转弯，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财政赤字略有下降，只安排3.2%左右，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但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扩大范围，规模扩大到2.8万亿元；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采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以上，务必做到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再次，继续强化就业优先，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

体现求“进”的主要内容更具有鲜明特色。基本思路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一是推出许多新举措进一步深化改革。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将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动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通过改革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低工商业电价、降低宽带资费、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降低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严格控制非税收入增长，严厉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二是创新驱动出实招，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谋划推进“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改革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推广“揭榜挂帅”机制；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进一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免税额的扣除比例；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发展工业互联网，带动中小微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三是扩大内需，提升国内大循环。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健全城乡流通体系，特别是加快电商、快递进农村，扩大县乡消费。继续发展健康、文化、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扩大有效投资仍然是扩内需的必要手段，今年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6100亿元，支持在建工程、区域协调工程以及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脱贫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壮大县域经济。五是实行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进出口贸易稳定发展，优化调整进口税收政策；推动国际物流畅通，清理规范口岸收费，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融合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以企业为主体，遵循市场化原则，提升对外投资合作质量效益。

（编辑 尚鸣）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美国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并在下一次科技变革中占得先机，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封锁华为，制裁中兴，打压抖音、微信，不断扩充“实体名单”，持续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推行美国优先、不断“退群”、增加关税、鼓励制造业回流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加大了经济对外交流的风险与阻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作为战略抉择，我们要在新发展格局中有所担当和作为，就要明晰相关逻辑与意义，了解面临的挑战并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

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符合我国“三长两短”国情现实的战略部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创新性。

一是拥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长板”。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效调动和组织各类要素资源，保证新发展格局更加稳定推进；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市场手段聚集资源和力量，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利用市场力量推动国内大循环长久、良好运行；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为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提供政策与制度保障，引导国内国际双循环按照既定目标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新发展格局具备创新动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助于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保证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保障各经济主体的利益，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国内大循环注入强大动力。

二是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长板”。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建立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多发展潜力。从经济总量看， 2019年，我国GDP总值达99.09万亿元，相当于美国的67%，约为日本的2.82倍；从消费潜力看，我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4亿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同时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将为打造国内大循环提供强劲动能。合理的区域经济格局使新发展格局具备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向纵深推进，形成“北有京津冀，东有长三角，南有粤港澳，西有成渝”的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多点开花、多头并进的发展趋势，成为我国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为构建高质量内循环体系和拓展外循环空间提供了有效动力。

三是拥有完备工业生产体系的供给“长板”。我国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使新发展格局更加稳定，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自主生产所有产品；疫情期间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为口罩产能的迅速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证明制造业对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表明我国具备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坚实产业基础。我国已经形成了层级多样、结构复杂、功能完备的经济社会形态，表现为各地区发展阶段与支柱产业各不相同，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基本覆盖高中低端产业的各个环节，城乡社会结构相互补充等；这些层级结构是完整经济形态的必备要素，有助于我国构建体系更完备、结构更合理、分工更细化的循环体系，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转。

四是存在核心技术亟待发展的科技“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当前，我国存在科技创新顶层设计有待完善、创新生态培育滞后、部分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或附加值较低、关键核心技术存在被外国“卡脖子”等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更要让经济在循环发展中持续增长。推进科技创新、加强技术攻关则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正在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未来核心技术的突破将重构国际合作新形式，实现数字全球化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这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考量。我国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制造业增加值率和制造业乘数效应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仍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主要是中低端制造。而美国则处于第一梯队，主导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是现有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的主导者和主要利益获得者。欧盟和日本是第二梯队，主要在高端制造领域占有优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产业基础。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

五是存在资源能源缺口较大的 “短板”。区域内资源能源的稳步循环和充足保证是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资源能源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资源方面，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我国有25种矿产资源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50%以上)的问题，如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83%，2020年可能进口11.5亿吨，价格波动剧烈；铜消费量达到1000万吨，占世界总消费量40%左右，自产矿山铜仅有154万吨。粮食进口相当于9亿亩耕地，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有效解决“低水平、高难度、紧平衡、弱安全”的 粮食供给局面。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但不是资源大国，能源结构总体呈现多煤少油缺气的特点，存在碳排放压力大、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资源地和运输通道风险等问题。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80%，50%靠中东，80%以上靠海上运输，难以摆脱原油产地和运输通道双重风险。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近50%。形成国内大循环，资源能源独立是必要条件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正在加快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实行多元化的进口战略，加强战略储备能力；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减少汇率波动影响等一系列举措。这些都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变革，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会存在一些目前难以准确预知和把控的变数，给我国带来潜在的压力和挑战。一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变数加大。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正处于我国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时期。由于疫情蔓延后西方国家“去中国化”力量更加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对我国技术和投资限制不断增强，挤压我国全面开放和发展的空间，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二是我国的创新发展压力剧增。构建国内大循环需要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找到面临的瓶颈和短板问题并全面突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保证关键时刻“不掉链子”。我国已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市场空间，但仍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与内循环要求不匹配、科研投入不足、创新型人才缺乏等问题，创新驱动发展面临一定挑战。三是我国的变革任务更加艰巨。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简单的“出口转内销”或“新时期的闭关锁国”，而是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格局，要扩大内需，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加快产业重构速度，加大区域布局力度。要求政府适应形势变化，积极自我调整和主动变革探索，尽快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完善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路径

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经验，未来出口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会逐步降低，中国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是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有利于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当前，我们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一是要探索建立举国体制3.0版。举国体制1.0版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举国体制2.0版是改革开放40年，我国通过宏观调控度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建立举国体制3.0版，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包括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市场机制和举国体制不断融合；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市场主体、科研主体发挥主动创新能力创造条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能丢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新环境下积极探索集中力量的方式方法。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要加快国内人才培养，使更多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等机制。要规范科技伦理，树立良好学风和作风，引导科研人员专心致志、扎实进取。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加强对开放创新的重视和对国际规则的遵循，进一步提高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牢牢把握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给予针对性支持，更好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尽快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持续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守正创新、开拓创新，补齐短板、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藩篱，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探索更有实效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选拔模式，激发主观能动性，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机制。

三是要深刻认识未来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我国及时将前期具有很强外部依赖性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调整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共进的内生战略，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底线意识和风险意识，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建立系统思维，发扬斗争精神，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四是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必须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从制度、组织和机制上做好总体安排，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补链、强链、延链”的过程中，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类施策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持续巩固提升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势，进一步优化全产业链发展布局，更好挖掘产业结构梯次转移的空间潜力，科学制定区域空间布局规划，健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鼓励、支持企业优先使用国产设备和国产零部件，推动我国全产业链和供应链协调、有序、健康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控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利用好相关政府投资基金作用，聚焦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推动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强国际产业合作，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形成更具创造力、更高附加值、更先进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助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五是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关系。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又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发展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战略考量。进入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构建新发展格局彼此呼应、相互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只有在发展和安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编辑 尚鸣）

不久前，中共中央《建议》中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此我介绍3份资料，以此理解中央《建议》中提出的这一重大观点。一个是美国两位科学家、同时也是科学政策和创新经济学的研究者，写了一本书叫《超越斯普特尼克》；第二个是2020年10月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的罗伯特·曼宁一篇著名的文章《美国最后终于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第三个是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国会就所谓“华为威胁美国家安全”的证词。

斯普特尼克时刻与美国国家科技政策

1957年，苏联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上天，震惊了美国。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冷战对手已经在太空探索上打败了美国；更意味着美国已失去了二战以来赖以奠定其国际霸主地位的科学和技术上的优势。”美国感觉，“斯普特尼克制造了一种几近疯狂的氛围。似乎现在天空中有一双眼睛在随时俯视美国，也许炸弹最终会从外太空发射下来，攻击这个既没有科学能力、也没有技术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 斯普特尼克危机“比起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都更使美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认定，必须联合盟友在科技上进一步封锁和打压苏联，同时必须重视创立支持科学和教育的政策，目的是保持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军事方面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地位。”

自那一时刻始，不到十年时间：美国拉拢盟友，强化以“巴统”为核心对苏联科技封锁，美国启动“长臂管辖”打压与苏联进行任何科技贸易的国家与企业。在苏联外围编织了一堵密不透风的科技封锁“高墙”，切断了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科技交流的可能性，迫使苏联走上了关起门来搞科技的道路。最后，致使其科技发展因缺乏“组合式创新”而迟滞，逐渐落后于欧美。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了自己的科学顾问，相继在政府最高层面成立了国家科技政策决策咨询和协调机构，包括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现改为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OST）现改为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FCCSET）现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成立了国家宇航局（NASA），负责制定和推动国家空间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目的是确保开展先进的研究与发展（R&D），“防止出现像斯普特尼克这样出乎意料的技术震惊，发展更具巨大技术回报潜力的高风险研究思路。”同时改革组建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其前身为国家心理卫生以及国家心脏研究所等，能源部（前身为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原子能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农业部。近700个联邦实验室中的大部分也在此时期建立。国会通过《国家防卫教育法案》，奠定了美国大学STEM学科教育基本框架。1960年，美国培养出6千名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到1971年已经超过1.8万名。国家在Ｒ＆Ｄ方面投资大幅增长。十多年间，国会给NSF的拨款从350万美元增长至1968年的５亿美元。总资金则从1957年的不到40亿美元，猛增到1967年的近400亿美元，包括阿波罗登月计划等大科学工程项目也在这一时期启动。

在美国国家主导下，美国科技发展步入“黄金十年”，产生了包括卫星、激光、宇宙飞船、核武器、洲际导弹、喷气式飞机、计算机、互联网最早雏形（ARPANET)等重大科技成果，涌现了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形成了美国国家科技发展的基本框架，并以此重拾对前苏联的科技竞争优势，巩固了美国全球科技霸主地位。

回顾历史，1957年成为美国科学政策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此后，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为后来半个多世纪国家科学政策的基础。因而，苏联卫星的发射成为驱动美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自从第一次“斯普特尼克时刻”出现后，美国政界与科技界就一直警惕第二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什么时候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资助科学的热情减退，对支持科学技术的承诺减少，对科学技术的关注点由满足国家安全需要，更多转向满足人口老龄化以及治疗疾病方面的需求。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虽然对科技发展有所重视，但科技发展的重心“未能转向应对以国家为主体的竞争性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非常迅速，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有一些美国国内人士也不时表达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心，认为如果不早些遏制中国科技发展，“长此以往，美国必将遭遇当年与前苏联一样意外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在经济与科技发展上并没有达到美国人“安全焦虑所能承受的限度”。一直到2017年，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2.17万亿元，相对于美国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40.54%升至2017年的61.65%，超过了美国所谓的“60%”容忍度上限。另一方面，中国科技发展的积累终于发生了质变。2017年，中国国内研发支出居世界第二，但只有美国的一半。

不过，从2000年至2018年，中国国内R&D支出增长了20多倍，年均复合增速达到21.3%。同期美国国内R&D支出增长不到2倍，年均复合增速仅为4.1%。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2024年前后，中国研发投入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还有一些数据也很惊人。比如说论文的高引率。在国际名刊上高引论文始终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根据2019年的数据，我国材料科学的论文高引率排世界第一，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药学与毒物学、农业科学、环境与生态学都排世界第二。近10年来才逐步兴起的信息安全技术，美国和日本专利的授权占主要份额，但中国已经排列第三，而且发展势头比它们快。从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看，我国在2016年就已经超过美国了，成为世界第一。

国际科学界在讨论一个问题，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会是谁？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量占世界科学成果总量的25%，这个国家就可以称之为世界科学中心。他依此将历史上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分为5个阶段：先是意大利，后是英国，再是法国，再是德国。平均70-80年一个周期，美国是1920年以后才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按此推断，2000年前后，美国的世界科技中心地位将受到新兴势力的挑战，这一角色正是中国。这一结论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恐惧。正如罗伯特·曼宁在《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中所言：“过去一段时期，我在研究全球创新时，越是看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的惊人崛起，越是有一个难解的问题不断跳出来。为什么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没有发生与前苏联那样的‘斯普特尼克’呢？……一直到担心被中国超越的生存恐惧终于催生了改变的动力。下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终于到来了！”

“华为事件”在美国当代科技史上承担的角色，相当于苏联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发射。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长巴尔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所表达的对华为的恐惧，与当年美国人表达对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恐惧几乎是一致的。他认为，“5G技术处在正在形成的未来技术和工业世界的中心，本质上，通信网络不再仅仅用于通信， 它们正在演变成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依赖于这一基础设施的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据估计，到2025年，以5G为动力的工业互联网可能创造23万亿美元的新经济机会，如果中国继续在5G领域独占鳌头，他们将能够主导一系列5G平台并与之交织的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任正非领导的企业是一个工业帝国、科技帝国，5G一路领先，5G是核心，未来技术的中心和工业世界的中心。然而，华为把所有技术都打了个包。”

“自19世纪超越了英国之后，美国就在全世界的技术领域、工业领域中一骑绝尘，而华为却可能颠覆这一切，这是美国承受不了的，是美国人民难以接受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工业互联网依赖于中国的技术，中国将有能力切断各国与其消费者和工业所依赖的技术和装备之间的联系，与我们将屈服于中国主导权这个前所未有的杠杆影响相比，美国今天使用的经济制裁力量将显得苍白无力。”“未来5年内，5G全球版图和应用主导地位格局将形成。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美国和我们的盟国是否能够与华为展开足够的竞争，以保持和占领足够的市场份额”。

巴尔的看法代表了美国现在的主流观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华为5G技术的横空出世以及在未来经济与科技发展中担当的角色，就相当于当年苏联卫星发射。因此，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被美国确认了。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说，中国科技发展尤其是前沿科技发展，应该有更多能让美国人或者世界各国“感到意外的时候”。

    第一，要对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关系有更清醒的认识。实际上，美国与前苏联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不仅仅是改变美国科技政策与政策科技行为的“时刻”，也是美苏之间科技脱钩的“时刻”，还是两个超级大国正式迈入“科技战”的“时刻”。所以“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含义很多。现在，以华为在5G通信领域一举超越美国在该领域的长期独占优势为标志，美国确认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也随之启动了与中国科技及高科技产业强行脱钩的“准备”，同时对我国主动发起“科技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既然美国已经确认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那一定会把与中国的科技竞争放在其国内政策的优先位置，就一定会把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作为其长期战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关系不会因为美国领导人更替而更改其大方向。这一点，必须成为筹划发展我国未来科技事业的基本考虑。所以国家提出，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战略的基点，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第二，必须真正把中兴与华为事件做成中国的“斯普特尼克契机”。比尔·盖茨首先提出了“斯普特尼克契机”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在大国竞争时代，科技发展往往遵循“挑战-应战”模式得以往前推进。苏联的斯普特尼克，给予其竞争对手美国以深深的刺激，并由此最终造成了美国半个多世纪科技繁荣，实际上是造就了美国科技史上的一次契机，而美国科技发展需要更多“斯普特尼克契机”，即意外震撼所带来的机会。华为的5G给美国带来相当于苏联发射卫星造成的震撼。但我们反过来想，美国打压中兴和华为何尝不是让我们也非常震撼？！因为此前，我们都相信，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我们可以用市场换技术，可以通过交流合作发展技术。但中兴和华为事件的出现颠覆了我们的习惯性认知。因此，我们要把中兴与华为事件看作21世纪西方强加给我国科技界的奇耻大辱，并将其当作中国科技发展的一次“斯普特尼克契机”，真正实现国家科技发展的自立自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我们必须识得破发达国家的伎俩，一些我们还不会做的高技术产品，我们急需的时候对方就封锁或者漫天要价，一旦我们取得突破就降低甚至低价倾销，不择手段打压我们产业技术进步的努力。由此，我们必须要有很强的战略定力。在坚持自主创新上不能心猿意马、三心二意。

第三，真正发挥好国家在推动科技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超越斯普特尼克》这本书中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推动着社会许多方面的发展。……然而，公众一般认为，这种进步是由市场甚至好运气带来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应对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国家通过实施政策而支持科学所持续尽责的结果”。国家在科技中的作用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关键是尽快形成新型举国体制，当前的问题是不能再在“市场还是政府”上纠结，不能再在“谁是创新主体”上纠结。总体上讲，在“抓基础、管长远，抓关键、补短板，抓前沿、布新局”上，都需要政府宏观统筹与协调，都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主力部队作用，都需要国企和民营科技力量发挥在应用研究中的生力军作用，都需要风险投资和企业发挥其在推进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都需要应用市场“激励相容”机制来调动科技创新链的道路上各主体的积极性。

在1957、1958年美国曾经有过短暂的争论，政府到底在推动科技发展上扮演什么角色。但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果断地中断了这个争论。因为他知道，这种争论除了浪费时间，并不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今天在中国，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必须倾举国之力，打赢科技创新这场战争。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