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中信发展改革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基金会成立后立即组建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我有幸参与了一些会议，在基金会指导的学术刊物《经济导刊》上发表了有关文章，尤其在基金会主办的“中国道路丛书”中组织出版了年度系列智库报告。在我的理解中，中信基金会成立以来要做的重要工作莫过于贯彻“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宗旨，而要理解这个宗旨，必须理解中国崛起推动的世界历史大转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的普遍意义。

识别中国思想文化潮流的历史坐标

2008年是世界历史的激荡之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引发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奥运会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在中美战略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在经济上支持美国，不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同时大量向美国出口物资产品，帮助抑制了美国的通胀，使美国渡过这场危机。而全球经济的增长，更主要的是推动中国经济的赶超和加速发展，尤其推动中国产业体系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然而，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已经具有了挑战美国世界帝国霸权的实力，美国的对华政策即开始进入调整期：究竟是深化“接触”战略，还是转向“遏制”战略；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中给中国赋予“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的地位，甚至采取“中美共治”，建构“中美国”，还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冷战”乃至“文明冲突”的思路；重建西方民主联盟体系，不仅用来对冲或“平衡”中国的崛起，而且将进一步采取“脱钩断链”的制裁措施，将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外，从根本上抑制中国崛起的可能性，成为美国面临的重大选择。

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的争论和战略调整，中国在如何回应美国战略调整的问题上，也陷入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这不是简单的如何开展对美外交关系的技术性争论，而是在深层、长远的发展道路上产生的争论。而在中美关系已经从力量对比关系的量变发展到战略对手质变的关键阶段，“韬光养晦”式的战略模糊已经不可能再持续，而必须将这种较量用清晰的战略关系展现出来。若积极回应美国设计的“中美共治”道路，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历史终结”理论，不仅要在经济秩序上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在政治秩序上也要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民主”秩序，在政治体制方面接受美国的安排，成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远东之锚”。反之，中国若希望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甚而主张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就必然要面对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乃至由此发起的“新冷战”。

更重要的是，2008年到2012年，正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即将换届的关键时期，政治敏感时期，学术思想的交锋极为活跃，各种论坛和学术会议纷纷提出自己的学术思想或主张，试图对新领导层的思想路线产生影响。可以说这个时期中国思想舆论界的争论，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态。无论是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争论，还是“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争论，无论是在国际领域中国是否结盟的争论，还是围绕“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的争论，无论是大陆政治儒家和海外新儒家的争论，还是形而上学的“情本体”与“仁本体”的争论，甚至儒家思想中“和谐”与“斗争”的争论，都是以自身的学科和学理路径来回应上述思想争论。

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慢慢汇聚成三个基本潮流。其一就是“新自由派”或“自由右派”，主张在“历史终结”论的全球化背景下，以美欧体制为范本，推动中国穿越所谓的“历史三峡”，这种理论主张不仅获得了全球金融资本力量的加持，而且获得中国新兴的商业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支持，而且与主张改革开放的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一时间成为经济政治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主流理论。其二就是“新左派”或“自由左派”，这种理论的总基调就是依据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中国崛起，并联合全球南方力量来反对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霸权体系，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由于“新左派”致力于“批判的武器”，在学术思想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创造力，但在经济社会领域缺乏影响力，尤其精英学术界与草根社会之间缺乏互动的机制，与自由派获得新兴商业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如此，新左派在政治上获得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派的支持。其三就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兴起，不仅对自由派所依赖的西方现代性理论进行颠覆式的哲学批判，更重要的是直接助力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思想的复兴，其总基调就是将中国经济崛起转化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

事实上，从五四运动以来，这三种思想就与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对全球秩序的理解想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三种思想中，保守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对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都构成批判，但在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大趋势下，保守主义思考的不仅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是如何转化为构成现代性方案的有力要素。五四运动以来，保守主义传统首先对传统思想的右翼阐释，尤其将儒家思想阐释为一种私人生活的心性儒家，不仅支撑公共领域的自由民主政治，而且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形成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在这种背景下，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左翼阐释主要集中在法家和墨家思想，从而形成现代中国儒法、儒墨之间的长期论争。改革开放之后，对儒家的理解不仅开辟出政治儒家的阐释道路，而且复兴汉代经学，将儒家思想从海外新儒家的心性伦理学转向政治哲学和政治学。而面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抉择的关键时期，新左派所强调的中国政治主体性与政治儒学所强调的文化自主性结盟，形成了政治与文化的相互支撑，共同抵制摧毁中国政治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的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的“历史终结论”。一旦自由左派和政治儒学确立了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之“体”，那么自由右派所主张的市场经济、法治秩序和民主政治就会作为“用”被吸收到其思想主张中，这就构成了“通三统”这个新的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这不仅构成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辟新时代的文化思想背景，也构成了中美关系在“关键十年”（2008-2017年）从合作走向竞争的文化思想背景。可以说，这个时代中国的各种思想文化主张在这个政治大坐标下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基于中国道路的中国学派

2008年9月，我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回到北大法学院，并在2010年成立了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一方面研究中国崛起所推动建构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新秩序；另一方面投入到通识教育中，思考支撑这一政治新秩序的文化新秩序，我将这一新秩序统称为“法秩序”（nomos）。因此，法治研究中心的“法治”的英文名字并不是主流法学家所主张的the rule of law，而是用古典传统中的nomos这个概念。我们在很小的范围内展开研究。对于国内秩序的研究集中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尤其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国际秩序的研究集中在帝国和国际法问题上，我们推出了“帝国与国际法译丛”。

作为这两项工作的辅助，我们带着一个学生团队系统跟踪中国发展变化的动态和全球发展变化的动态。就中国发展变化的动态，我们持续创办了两份内部动态月刊，一个是《中国发展动态》，每个月都跟踪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各领域的方针政策（早期我们还编辑了《中国法治动态》和《港澳动态》），另一个是《中国思想动态》，追踪中国知识界在公共学术期刊上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论述和主张。我们每个月都召开一次动态例会，分析每个月中国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公共学术界的讨论，然后确定所要撰写的动态内容。如果有一些重要的主题，我们就会撰写专门的研究报告。用两个概念来概括这两份动态的作用，就是尝试搞明白“中国怎么做”和“中国怎么想”。这些看起来简单的资料整理，恰恰奠定了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坚实基础。

正是在面对这些真实的、发生在现实层面的公共政策，我们真正感受到国家崛起的速度和力度，并深刻感受到中国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实践”，已经远远走在了中国思想知识界话语“表达”的前面。比如在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与欧洲国家签署了一系列联通欧亚大陆铁路运输的协议，感受到内陆城市重庆的崛起。比如我们注意到残害中国船员的缅甸犯罪分子被引渡到中国审判执行死刑，这个案例所展现的不仅是对刑法学所讲的国家主权暴力的理解，也折射出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由此理解今天处理缅甸“电信诈骗”的手法。我们还注意到围绕城市化的争论，究竟是走大城市化的道路还是推动县域城镇的发展，也关注到西方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指责，并专门撰写了研究报告。总之，正是面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飞速变化，我们意识到现有的理论、知识和概念往往无法有效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运用新的理论和概念来表述中国的现实，理应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中国发展已深深嵌入到全球发展之中，理解中国发展还必须关注全球的发展变化。为此，我们紧密跟踪欧美重要战略性刊物关于全球问题的讨论，翻译编辑了《全球战略动态》（月刊），并因此创办了“法意”公众号，组织团队翻译欧美公共知识界关于全球战略动态的思考，不仅有全球秩序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而且有关于资本主义以及文明问题的各种思想讨论。在每月动态跟踪的基础上，我们不仅撰写年度报告，而且挑选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这些都是一个智库要做的基本功课。然而，我们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学术研究机构，既不关心如何去“上折子”，也远离当时各种媒体炒作，集中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中国问题，如何收集资料，如何撰写研究报告。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当孔丹先生组织成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时，我们很自然走到了一起，因为“探寻中国道路，建构中国学派”是我们共同的理念。孔丹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在陕北插队，所以我一开口说话，他就听出陕北的土味。后来，他参与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层决策。而真正让他大显身手的是带领中信集团利用香港的平台在国际商业领域纵横捭阖，将中信集团打造为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大型国际化央企。

利用港澳“一国两制”的优势，推动国企走向世界，成长为国际化的新型现代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层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刚刚对外开放时，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少之又少，中央一边让荣毅仁、王光英这样老一辈民族企业家重新披挂上阵，一边着手培养新型的国际化企业家，其中有不少都属于“红二代”。他们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机会，成功地推动大批中国央企成长为全球性的国际化企业。然而，就在中美关系进入实质性变革的关键时期，他们中间也开始出现思想分化。有些人主张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希望运用所掌握的政经资源，利用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机会将国有企业“化公为私”，摇身一变为类似苏联解体之后的财团寡头。有些人则坚定不移主张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当他们退休时，就意味着他们要随时准备退出一手经营发展起来的巨型央企，过普通人的退休生活。这两种抉择无疑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孔丹先生始终将自己看作是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是党的培养和安排他才有机会执掌如此大型的企业，而不是他个人的才能靠创业做出这么大的企业。因此，他从来没有生出“化公为私”的贪念。他在退休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深情回忆了自己成长经历中党和国家对他的培养，而回忆录取名为《难得本色任天然》，就是强调自己作为共产党人“本色”，随时接受党组织安排的任何工作。

正是基于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悟，尤其在这个关键抉择时期所切身经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使孔丹先生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道路抉择和个人抉择的根本问题，必须要在学理上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讲清楚，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前苏联的传统计划经济道路，也不能学苏联向美国转轨的自由化道路，而必须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我们当今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此，孔丹先生始终强调我们不是“左派”，也不能成为单纯的“左派”，而要坚持实事求是，探寻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他甚至生动地把我们定义为“实事求是派”或“中国道路派”。因此，从基金会和研究院成立起，孔丹先生就将基于中国立场的学术研究作为重点。他一直强调没有扎实的、前瞻性的学术研究，为“上折子”而撰写的智库报告有可能会误导决策。为此，孔丹先生亲自筹划组织编辑学术丛书，并将丛书确定为“中国道路丛书”。在这套丛书的组织中，我提出将我们团队撰写年度报告出版，立刻获得了孔丹先生的支持。那个时候，我们撰写的各种年度报告差不多有20多册，包括“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思想动态”“中国法治动态”“全球战略动态”等。

从商业的角度看，出版这些动态报告必然是赔钱的。一方面我们的动态报告是在每月动态的基础上，每年撰写一个五六万字的总报告，而动态基本上是对各种政策的资料梳理。每一本书就类似“年鉴”这样备用的工具书。另一方面，我们大约在2016年才开始讨论出版，出版的都是好多年前的报告，相当于整理出版历史资料，而且还不是一两本，而是很多本。尽管面对出版的商业市场压力，孔总还是非常支持，认为这项基础性资料整理生动地记录了中国道路的踪迹，为中国学派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素材。季红老师专门组建了一个编辑团队启动了这个出版项目，并在“中国道路丛书”中专门开辟了“智库报告”这样一个类别。这个时候，《中国思想动态》所记录的各种争论显然已不适合出版。最后，我们把精力放在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发展动态上，几年来，季红老师和我们共同努力，编辑出版了《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延伸与使命(2012)》、《新开局：中国制度的变革与巩固（2013）》、《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2014）》、《新模式：走向共享共治的多元治理(2015)》、《新征程：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2016)》和《新动能:再造国家治理能力（2017）》。这六本报告生动地记录了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只要浏览国家发展战略的走向就会明白，中国已不可避免地按照自己的发展轨道向前发展，由此中美两个国家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时候必然会从合作转向竞争。这不是由个人意志或情感好恶决定的，而是由事物发展的内在法则决定的。

我的专业领域并不是哲学思想史，也不是做专门国际问题研究。在十九大召开之后，我撰写的《哲学与历史：从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和特朗普对华发起贸易战时就撰写的《中美“关键十年”：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等评论文章，之所以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归功于长期关注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思想动态和全球发展动态，这些日常跟踪所获得的现实感和历史感，有助于我们摆脱一些既定概念和理论束缚，从历史发展的现实趋势看待发展进程，从而获得一个相对准确的把握和判断。

由于出版资金的压力，我们不得不压缩出版项目，将2012-2017年的法治动态压缩为《全面依法治国新战略》一本书出版，并将十九大以来几年中国发展动态压缩为一本出版《大变局：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直到2021年，我们才将本年度的中国发展动态进行理论加工，出版了《百年新路：新时代中国治理的行动路线》。至此，我们的中国发展动态差不多可以每年出版一本。

我们在组织出版动态项目时期，香港正处于“占中”运动以来的不稳定状态，为了让内地人更深入理解香港问题，我申请了中信基金会的项目支持，专门组织团队协助刘兆佳先生翻译并编辑了三卷本的文集《香港人的政治心态》《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放在“中国道路丛书”中出版。由于孔丹先生曾经长期在香港工作，格外关心香港问题，对我的这个计划特别上心，几次邀请刘兆佳先生和邵善波先生等到北京讨论香港问题。无论是动态项目编辑出版，还是刘兆佳先生著作的出版，季红社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很多稿件都是她反复斟酌修订，包括书名也都是她亲自策划敲定，由于长期加班加点看稿子，她的眼睛受到很大影响。但即使在医院做手术治疗期间，她还多次给我打电话，讨论书稿的修改和出版事宜。

中国道路：革命与全球化的接力

正是在孔丹先生和季红女士的支持下，我们的合作除了动态项目的出版，还增加了组织翻译。我们以“法意”公共号的名义组织了一个翻译团队，与中信出版社合作翻译一些重要著作，包括《美国陷阱》《隐秘战争》《芯片陷阱》《中国式创新》和《资本与意识形态》（漫画版）等。值得一提的是翻译《美国陷阱》一书。

在中美贸易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授意加拿大扣押孟晚舟女士。我们非常关注相关的动态和进展。因此我撰写了关于美国“长臂管辖”的相关文章并将其与美国的世界帝国建构联系在一起，而当时国内法学界几乎还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期间我注意到一个信息，就是法国企业家皮耶鲁齐也遭遇了类似孟晚舟的境况，他专门写了一本自己亲历的书来揭露美国如何利用长臂管辖吞并法国企业。我立刻组织“法意”团队孔元博士等人把书翻译出来，在“法意”公众号上率先刊登，引起广泛转发。这时，中信出版社已经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看到“法意”推送的译文后，就直接采用了“法意”团队的译稿，推出了《美国陷阱》的中译本。这本书影响巨大，让大家清晰地意识到全球商业领域不仅仅有商业陷阱，更重要的是存在将商业、法律、情报和军事交织在一起编织的“美国陷阱”。这本书让中国人认识到“孟晚舟事件”不仅是她个人的遭遇或华为一个企业的遭遇，而是所有中国企业面临的遭遇，也是整个国家面临的遭遇，由此孟晚舟事件也就上升为中美博弈中国家必须出面解决的政治问题。皮耶鲁齐在来中国的访问中就直言不讳指出，他之所以经历这样的遭遇并导致公司被美国吞并，是因为法国政府未能出手解救。其实，不是法国政府不愿意出手解救，而是法国政府没有意志和能力对抗“美国陷阱”。

经历孟晚舟事件之后，中国人开始从全球商业经济的逻辑深入到商业底层的政治军事逻辑，普遍意识到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绝不能处于“裸奔”状态，而必须依赖法律的乃至政治军事的保护。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国际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必须伴随着推动中国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的崛起，中国的涉外法治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也将孕育而生。在这种背景下，大家才理解民族企业家为什么爱国，他们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样理解为什么在是否支持华为产品问题上，尤其在华为手机和苹果手机的比较中，网上一些人会吵得失去理智。因此，在网上围绕爱国的争论基本上是围绕中美关系的争论同频共振，而对世界上任何事件的争论也是以美国为坐标划分派别，而这个认知倾向又与普通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新冠病毒疫情后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唯有美国和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美国靠的是技术创新和全球霸权，而中国靠的就是中国制造业在产业链中不断攀升的底气，尤其这两年“新三样”在全球销售的上升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在分享着经济增长的红利。

中美贸易战让人们看到列国竞争的政治经济逻辑依然存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产业链、全球货币和长臂管辖的形式展现出来，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等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学术概念，又具有了鲜活的现实内涵，以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革命话语、斗争话语乃至全球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等话题，又具有真实的现实性。启蒙失去指向，革命无法告别。这意味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崛起乃是二十世纪的继续，是完成二十世纪未竟的革命事业。革命与全球化并不矛盾，而会成为相互促进的接替力量。全球化无疑会引发革命，革命就是在追问“谁的全球化”，资本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人民大众的全球化，西方的全球化还是中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对全球化的追问，都会为更深层、更合理的全球化奠定基础。因此，中国崛起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中国道路是在没有人走的路上开辟出的新路，中国学派无疑要追踪阐释中国道路，尤其阐明其中普遍的道理和学理，这些道理和学理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编辑  季节）

股票市场要成为经济全球化群雄逐鹿中的“大国重器”，就必须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续）

三是规模与效率的关系。股票市场必须具有一定规模才能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但这并不是说，股票市场的规模越大越好，衡量股票市场规模合理与否的最基本标志是看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否合理，市场本身能不能产生规模效应与竞争效率，能不能促进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从而给国民经济提供强大助力。如果股票市场不能做高做强，而只是长宽长胖，就必然损害股市本身的内在机理，进而会大大降低市场效率。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价值化的市场。价值化就是市场的参与各方都感到股票市场有参与价值与投入价值。价值化既是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的逻辑结果，又反过来成为检验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标尺。如果市场的法治化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那么股票市场的走势就必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趋势相一致，市场本身也会内在地产生一种资金不请自来的客观机制；反之，如果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的发展支离破碎，那么股票市场的走势就会变形、变异甚至变态，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市场的向心力就会大大削弱，离心力也会大大增强。

对于投资者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能够获取丰厚的投资回报。股票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流动与股权让渡最便捷也最公正的场所，任何人在任何交易时间都可以买卖任何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场的便捷性、市场的公信力、市场的多元化，是投资者进入市场并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回报的动力源泉。这种投资回报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有众多的优质上市公司可供选择，如果上市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劣”，或者是欺诈上市让投资者踩了大雷，那投资者不但不能获取相应的投资回报，而且还可能血本无归。

在健康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回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因股票价格上涨而获取的风险收益，或是上市公司因良好的经营业绩给投资者的利润分红。但这并不是说，只要上市公司分红，投资者就一定会取得正收益。在市场环境不健康或者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分红也可能变成负收益，甚至还可能比不上储蓄收益。如果有100元存入银行，年息3%，那么到期后储蓄存款将变成103元；如果投资者股票的价格也是100元，每股分红3元，因为分红要除息，所以分红后股票价格就变成了97元，加上分红的3元，投资者手中的市值仍然是100元，并没有从股票分红中得到任何好处。再加上股票分红的税收政策，如果分红后一个月内抛售股票，要交20%的红利税，一个月后一年内抛售股票，要交10%的红利税，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不但不能从公司分红中得到任何好处，而且还要倒贴，这就使本来应该成为利好的分红制度在现实中变为利空，市场对高分红企业的股票不但不会趋之若鹜，而且还会退避三舍。除非出现填权效应，否则分红越多，贴权效应越明显，投资者的损失也会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制性分红制度的推出应当慎之又慎，必须有相应的改革措施与之配套，并且要与时俱进地对相关政策加以完善。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能够通过股票市场跻身优秀企业之列。好的企业上市是为了寻求发展，差的企业上市是为了减持套现。一个好的上市公司应该具备两大条件：让投资者有信心，让企业有前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心越强，公司发展的路径越好，股票就会越受追捧，这又会反过来提升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的公信力与辐射力。对于有长远追求的企业来说，能够从普通企业变为上市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金字招牌，股票价格日新月异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无形广告，能够使有前景的上市公司脱颖而出。

在这方面，成熟市场的上市公司最为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与兼并机制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始终注意公司股票的市值管理，通过回购并注销股票提升公司股票的内在含量并给投资者以高额的分红回报。2022年，美国股市的上市公司累计回购注销了1.26万亿美元的股票，给投资者分红7780亿美元，而融资额只有207.9亿美元，回购与分红的金额是融资额的近百倍，这是美国股市健康发展、迭创新高的最重要的微观基础。而在中国股市，很多上市公司舍不得现金分红，却热衷于高比例送股，股本这种稀缺资源被无度挥霍。10送10股，意味着每股的含金量降低50%，长期无度地大比例送股，不断稀释了公司的股票利润，这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日益低下、增长潜力不断枯竭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比例送股除了制造“金融幻觉”，对于公司与投资者来说都很难带来实际好处。

在熊市的环境中，没有填权效应的大比例送股往往成了投资者亏损累累的巨大陷阱。即使在近年来也出现了较多的股票回购案例，但回购的股票基本被用于对公司员工的股权激励，这实际上是用全体股东的钱来奖励公司部分员工。回购的股票鲜有注销，因而并不能提高股票的内在含量，也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合理、现实与有吸引力的短期与长期收益。

对于宏观层面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股票市场能够成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与核心推动力。股市有明晰的资源配置功能，股市有丰富的财富释放功能，股市有显著的产业升级功能，这是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宏观要求与社会渴求。给社会经济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既推动投资又拉动消费，既有效利用资源又促进科技进步，使经济运行与发展能够与时俱进地跃上新台阶，是国家发展与创新股票市场的根本目的所在。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一定以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为主导，而不能以酱香型企业为发展龙头。酒类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品类越多，规模越大，价格越高，市场就会越畸形发展，这不但无助于整体的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反而会出现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价格互促，从而大大提高现实社会的消费品价格，其结果，就既不利于生产也不利于消费，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也会出现消极的负面互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钥匙是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不把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与股市的结构调整有机地衔接起来，股票市场的发展就很可能误入歧途。

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建设高水平的思想库和智库，是党中央对中国学术界的一贯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和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智库发展和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的战略要求。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重要批示，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引导各类智库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独树一帜的中信基金会

应运而生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是中国实业界为国出力、为国献计的一个重要创举和成功尝试。10年来，中信基金会在孔丹理事长的正确领导下，在基金会工作班子的高效组织协调下，广纳英才，广聚群贤，团结凝聚国内一大批术业有专攻的有识之士，在智库发展和运行实践中独辟蹊径、独具特色、独树一帜，成功走出了一条企业办智库、社会办智库的道路，成为中国式思想库发展的一面旗帜。

10年来，中信基金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智库活动有声有色，智库作用不可或缺，专家队伍不断优化壮大，网络协作持续完备，在一些重大问题研究、重要决策咨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信基金会坚守舆论阵地，敢于亮剑，提出立足中国、研究中国、治中国之学、发中国声音的学术主张，为建构中国学派鼓与呼，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站台助威。

别具特色的中信基金会

作为中信基金会10年成长历程的亲历者、参与者、观察者，我在参加基金会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中有幸结识了不少智者和有胆有识有谋之士，深感受益良多。中信基金会在智库研究、建言献策、学术涵养、国际交流、舆论影响和人才培育等方面别具特色，为新时代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大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新型智库的一面旗帜。

一、中信基金会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和突出特色。

与那些体制内“高大上”的智库主力军相比，孔丹理事长自谦称中信基金会只是“偏师”。但据我观察，在国内近些年兴起的智库热潮中，中信基金会无论是组织方式、成功产出和成果报送等方面还是颇具特色的，自身定位和作用发挥都名副其实。比较举例如下：（一）与多数学院派的智库相比，中信基金会具有实践性、务实性、应用性强的优势与特色。（二）与建制化的智库相比，中信基金会具有灵活性和通用性的比较优势和特色。基金会实行平台化、扁平化组织管理，打通了建制型智库的“封闭和界限隔离”，发挥了多学科、跨学科、人才多样等比较优势。（三）与一些表面上活跃的智库相比，中信基金会求真、求实、求是，谨言慎行，不虚谈、不偏激、不妄言，称得上是“用得上、靠得住、信得过”的中国式新型智库的成功范例。

二、基金会坚持围绕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孔丹理事长一直强调，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基金会在研究课题选题方面从不为立项而选题，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金会积极发挥所联系专家的专长，发挥自身优势，聚焦应该研究、能够承担的真问题，群策群力真研究问题。10年来，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产业政策、区域化城市建设、中国之治、中国式民主、香港治理等问题，深入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应急性研究，推出一批现实性强、公信度高、影响力大的创新性观点和决策研究成果，为党中央决策咨询提供了高质量的智库信息成果服务。

三、基金会团结凝聚了一批有情怀、有担当的仁人志士。

10年中，我多次参与基金会组织的学术活动，回顾与中信基金会10年成长发展的历程，感慨万千。基金会身居一隅，但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学术与实践相结合，官产学研相贯通，努力做到思国之大计、谋国之大策、守国之大要。

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世所罕见的伟大奇迹。经历了这些年，我发现，在国人中间有一个观念能取得普遍共识，那就是：一个企业发展壮大靠的是优秀的掌门人。现如今，经过10多年中国“智库热”，我们发现，一个智库创建和发展同样离不开优秀的掌舵人。值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10周年之际，为表达对中信基金会的嘉许和期待，为致敬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孔丹理事长，特赋诗一首：

赤子丹心颂

——值“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10周年”之际

青年豪气冲云天，

砥砺磨难走延安。

实业报国战商海，

商战博弈辩忠奸。

拨乱反正亮光大，

信义至诚中信援。

商场掌舵搏风浪，

挥斥方遒智谋远。

万丈华尊平地起，

披荆斩棘布新篇。

昔日孟尝宴宾客，

今日学士笑开颜。

煮茶论道激思想，

海阔天空中道元。

直面病灶把脉诊，

实事求是进良言。

大气磅礴观乱世，

识文断字察倪端。

衷心坦荡为国是，

釜底抽薪固本源。

胸怀大业勤求索，

知行合一过吕端。

顶天立地踏江湖，

老骥伏枥亮锋剑。

中兴大业忠良将，

赤子丹心报青天。

任凭角色多变换。

难得本色任天然。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此，我借用俄罗斯一句谚语“船大航程远”，衷心祝愿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在孔丹理事长的掌舵下航程远大、行稳致远、取得更大丰收，结出累累硕果。

2024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我们欢庆新中国成立75周年，见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也迎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10周年。

在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推动、中信集团党委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2014年8月，中信基金会创建成立了，成为第一家由中央企业主管的智库型基金会。

中信基金会的诞生是时代的需要。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和国家不断开创新的发展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充满风险挑战，需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中信基金会的诞生是使命的驱使。自1979年成立以来，中信集团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在改革开放的试点中，秉持邓小平同志对中信题词“勇于创新 多作贡献”的精神，在诸多业务领域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成为国内一些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不负使命，切实承担起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走进新时代，中央对中信集团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率先探索央企承担政治责任。中信基金会就是肩负这样的使命应运而生，直面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挑战，建立平台，团结民间健康力量，深入开展社会科学跨领域研究，组织正面发声，投入理论斗争与舆论斗争。

十年努力，十年发展。我和中信基金会的许多同志多是经济管理出身，对于如何办好高端智库，其探索过程真是“摸着石头过河”。2014年3月，中信基金会还在筹备阶段，中信集团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推动下，以中信集团主管的经济类学术期刊《经济导刊》为抓手，指导其改版，组织专家学者围绕中国道路、制度等方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并发表成果，建立起前沿思想库阵地。同年8月，中信基金会正式成立，我们迅速聚集政、商、研、学各界的一批实践经验丰富、学养水平较高的专家学者，并着力培养有志青年，形成一支跨学科、跨领域、跨年龄的专兼职结合的队伍。试行“开门办智库”的方法，中信基金会起步阶段专家学者不过50人，现在基金会专家库已壮大至近500人。我们探索出一条以价值观为基础、以课题研究项目为纽带、以研究质量定报酬的人才管理与激励机制，创新性地建立了一套能够打破领域限制、突破学科壁垒、融通年龄层级，开拓发展新型智库的机制，使我们的队伍不仅具有凝聚力，更具备战斗力，能够承接国家高端智库课题、完成国家决策部门交办的任务。为发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十年耕耘，十年收获。中信基金会秉承“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突出研究问题和认识问题的“三真”学风，即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

2017年9月，中信基金会成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后，明确主攻方向，加强对国有企业和其他各类企业、国民经济、国家战略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耕在经济发展、国企改革、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乡村振兴、国际战略、国家安全和涉港、涉台、涉疆、涉藏等研究领域，取得一批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得中央领导同志肯定。2021年，中信基金会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同年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评定的中国智库特色案例。

毛泽东主席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有“偏师借重黄公略”之句，创建初期，我曾提出希望中信基金会在中国改革发展的研究和智库服务中能够起到一支“偏师”作用。历经十年奋斗，今天的中信基金会已成为研究问题的平台、建言献策的渠道、正面发声的窗口、对外交往的桥梁和凝聚人才的阵地，我为中信基金会所发挥的社会智库独特作用感到自豪。

中信基金会走到今天，依靠的是这支心怀国之大者并勇于承担重任的专家队伍。十年成绩，最应该致敬的是中信基金会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奋斗者！为了记录这十年的发展历程，展示专家们开拓创新、勤勉奋发的风貌，中信基金会在成立十周年之际，组织了“我与中信基金会”征文。

我认真拜读了每一位专家撰写的文稿。每一位专家的角度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是以真实的感受表达真切的体会，饱含对中信基金会真挚的情感，诚恳地给中信基金会鼓励和期望，篇篇皆是肺腑之言、用心之作。令我感动的是，各位专家高度认同中信基金会的宗旨与学风，多位专家提及“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看问题不要先预设立场，要实事求是，做出真正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判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等我们所尊崇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称赞中信基金会是“用得上、靠得住、信得过”的中国式新型智库的范例，我既受到鼓舞，也感到压力。我们距离中央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要求还存在相当差距，要在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的方向上更加努力。

在这里，我代表中信基金会衷心感谢全体专家为中信基金会付出的心血、做出的贡献。我也在思考，中信基金会怎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专家，为专家们提供更多的研究机会、研究资源与研究支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的任务艰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这是一个需要人人贡献力量、有所作为的时代。我热切地期盼，下一个十年，各位专家仍能与中信基金会一路同行，继续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马凯同志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十周年赋诗一首：

十年树木已成林，

硕果繁花赖根深。

任尔东西风南北，

唯真求是自长吟。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题词：

祝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十周年！十年研究，厥功为懋。望百尺竿头，更树鸿绩！奉上一联，以表贺忱，并与孔丹同志及基金会同志共勉：

实心听纳，广收明目达聪之益；

忠荩献陈，俶建为民奉国之功。

滕文生

二零二四年八月

这是对我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全体成员的高度肯定和殷切期望，我们将不辱使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砥砺前行！

今年8月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成立10周年，这十年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可以说，十年来，基金会以及基金会建立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广泛汇聚了新时代发展倾心尽力的有识之士，建立起来自政产学研的咨询委员和青年学会会员两支学者队伍，发挥出“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做致用之学问、建中国之学派”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和高端智库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十年来，我有幸参与到基金会的许多活动中，既受益匪浅，也感慨良多，在此谈三点深刻感受。

广纳人才，发挥众长

党的十八大以后，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治国理政都遇到了许多新变化、新问题，既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加强实践探索和理论认识，也迫切需要登高望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发展与安全关系、城乡关系、央地关系、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关系，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解决的打通堵点、解决难点的反腐防腐、供给侧改革、脱贫攻坚、防范金融风险、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战略性问题。于是，政产学研各界的各层级、各种智库应运而生，一时遍地开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由特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高端综合性民间智库，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中信基金会的特点和独有优势：中信基金会是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跨学科的智库。一是参与成员真正是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二是跨行业，广纳人才，咨询专家和会员来自党政部门、企业、科研单位和高校，以及来自社会各阶层，可谓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三是年龄结构跨度大，既有退休的领导干部、企业家、科研人员和教师，也有在职的党政干部、企业家、科研人员和教师，还有在校博士生，可谓老中青“三结合”，发挥各个年龄段的优势和所长；四是学科跨度大，“基金会研究院”下设7个学部，分别为：文史哲学部、经济学和管理学学部、社会学学部、政治学学部、法学学部、传播与新闻学学部、战略和国际学学部。还专门设立了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接纳青年学者参加进来，两者成立初期即有成员近150人；为了培养和鼓励博士研究生更好更快成长，还设立了优秀博士生奖金。据我观察，基金会的咨询专家上至“30后”，下至“90后”，其中以“50后”“60后”“70后”“80后”居多，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上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和后继有人。

基金会的上述组织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打破了现在许多智库所受的地域限制、行业或专业限制、机构限制以及在职限制，既能够站在实践和理论的前沿，又能够自由组合、灵活安排时间，使各种人才在基金会可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实事求是，建言献策

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提倡“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学风。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之时就明确了自己的宗旨、目标和任务。那就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战略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为基础，立足具体国情，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等深入开展研究，正确引导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向。

中信基金会的定位非常明确，那就是：紧密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强化问题导向意识，发挥咨政建言作用。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要发扬“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学风。

十年来，就我所知和参与的科研活动来看，确实严格遵循了上述宗旨、落实了定位、体现了“三真”学风。每个阶段，都针对党、政府、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及时召开研讨会、发布招标课题、形成内部报告和公开发表的论著。

在参与研讨交流活动和承接研究课题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在研究问题、提出建议时，基金会都要求吃透中央精神，准确把握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影响、怎么办”的问题。要求课题组要脚踏实地，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一手材料，避免“想当然”。对于一些长期性的重大问题，提倡做好长期跟踪，积累经验，久久为功。中信基金会将主业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开展理论和对策研究，大的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具体的如经济形势、金融安全、依法治国、收入分配、农村土地流转、医疗改革、股市问题、新型举国体制，等等。

例如：针对新时代以来如何通过深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基金会多次举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设立了“以国企混改适应与引领经济新常态”“国有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功能与作用研究”“中国‘举国体制’形成演变研究”等课题；还与国资委合作，开展《当前国有经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使命》等重大项目研究，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建言献策作用。

打破研究壁垒，构建中国学派

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高端综合性民间智库，中信基金会成立十年来，可以说很好地履行了“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充分发挥了“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凝聚健康力量的阵地”等功能，形成了一支跨学科、高水平、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术人才队伍和独特的运行机制。按照孔丹理事长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时的话来说，中信基金会作为一个民间智库，相对于党和政府以及体制内的智库作为“主力军”，我们要发挥好“偏师”的作用，与主力军配合好，甚至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还要冲锋在前。

中信基金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志存高远，在积极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和解决重大问题建言献策的同时，还努力在重大理论问题和学术话语体系方面进行探讨，为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季红社长和高梁总编辑在编辑学术期刊《经济导刊》时组织发表很多重要学术文章，并建立《导刊内参》，为建言献策开辟内部报告渠道。基金会推动的这些工作都要求成员要“站位高、格局大、视野广、思路新、措施实”。

中信基金会还经常性地召集学术活动，“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开展国际交流，提升中国理论界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例如中信基金会成立不久，即于2014年11月中旬，邀请《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访华，并举办“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并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本著作，当时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2015年10月31日，基金会与中信出版集团共同主办、《经济导刊》协办“2015京城国际论坛——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并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世界秩序问题进行主旨演讲及高端对话。

又如中信基金会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5年11月6-7日，与全国政协主管、陈元副主席担任理事长的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合作，联合举办 “丝路论坛：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论坛以“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积聚政府、企业、科研、教育等各领域的智库资源，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思想平台，全面诠释“一带一路”与建设共同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从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角度协同研究，为“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挑战，提出具有思想内涵、实践价值的应对方略。这次论坛共邀请62位来自国内外政界、商界、专家到会发言，共约500人参会，26家媒体与会报道，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了扩大影响，中信基金会还举办“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季红社长在中信出版社组织出版《中国道路丛书》和《中国学派集成丛书》，精心编辑出版了很多高质量的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学术丛书，为推动中国学派的学术成果的出版和传播做了很大贡献。

十年来，中信基金会在中国智库建设、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言献策、推进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支持中国学派，建立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虽为“偏师”，却上了主战场，发挥了主力军的重要作用。

时光荏苒，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走过了十年里程。2014年8月，在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推动下，中信基金会应运而生，并成长为我国高端智库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

大约在2018年左右，季红同志引介我成为中信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随后参加了中信基金会组织的相关研讨会和几项研究工作，对中信基金会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感悟，也在中信基金会的指导下有所进步。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研究工作

中信基金会具有强烈的使命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了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总书记强调，“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中信基金会成立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孔丹理事长要求，基金会的研究工作，要深刻认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特点、新的挑战性的问题、新时期的关键重要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本问题，涉及“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的争论。实际的情况是政府的越位、缺位都存在，有些该管的没管住的地方应当强化公权力的作用，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在持续推进经济增长时还要重视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和消除贫困，没有政府作为就谈不上分配公平。根本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驾驭市场经济，如何保证自身不变质，始终保持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

形成一套使“三真”能落地的课题管理办法

中信基金会一贯提倡“三真”学风：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致力于提出切实可行、可实施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但要从实际出发，避免重视政策建议利弊分析。现实中不存在纯理论研究中只有利而无弊的最优方案，所有政策决策都会面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抉择。同时，任何决策都是在时变性的特殊条件下做出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有决策过程所依据的条件会发生变化，利弊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决策之利有可能转化为弊。因此，智库决策建议的研究，应当清醒地把握和探索动态发展可能出现的利弊转换，从复杂动态而不是简单静态提出建议，才是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才能真解决问题。

十年来，中信基金会在做好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一个重要做法就是摸索形成了一套使“三真”能够真正落地的课题管理方法。首先要吃透中央精神和交办部门需求，反复沟通，准确把握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影响、怎么办”的问题。其次，要脚踏实地，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一手材料，避免“想当然”。第三，要加强课题负责人制度，组建好课题团队，注重交叉学科，多角度研究，发挥协同作用。第四，要做好长期跟踪，积累经验，久久为功。

总体而言，中信基金会要求课题组在承担国家高端智库课题时，站位要高、格局要大、视野要广、思路要新、措施要实，前瞻性要强，能从静到动。在“如何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中央战略部署”、“如何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一手材料”、“如何与交办部门做好沟通，把握课题的要点和要求”、“如何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发挥协同机制，增强时效性”和“如何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做到奖优罚劣”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规范。我曾几次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国家综合部门交办的高端智库课题，尤其是参与国家发改委交办的国家级课题，基本是跨领域、多团队合作，我在其中组织了子课题团队，紧密配合总课题报告，在严格的流程管理、热烈的观点碰撞、严谨深入的质疑过程中获益。

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智库认识论和方法学体系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智库是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将专业学术知识转为决策参考意见的有效组织方式。智库的成功离不开学术的经世致用。但是，既有的学术成果是对过往实践的总结，新的实践会不断催生出新的时代性的学术成果。中信基金会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对理论的前提性和决定性作用，专家学者要与实际紧密地结合，使自己的研究紧跟上不断发展的实践。在课题研究中和在日常工作中要坚持实践性原则，在调查研究中积累，在调查研究中提升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能力。孔丹同志对青年学者们说，中国共产党哪个阶段的奋斗纲领都不是先验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也不是一次到位，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的。历史是实在的、生动具体的，只从纸面上理解是不够的，要注重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

中信基金会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智库认识论和方法学体系，其一是强调看问题全面性而不是片面性。坚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分析形势，要讲足成绩，也要看透问题。讲成绩要充分，讲问题要透彻。其二是遵循问题导向，强化实践意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认识水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提出了问题，就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了问题，就要下力气寻找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和依据。其三是坚持新理念与新实践之间的相互正反馈，形成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推动，不断深入。

在承担“对外开放回顾展望”课题的研究中，基金会组织课题组对制度型开放的新理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研究，从广泛的中外法治实践对比中，印证制度型开放理念的重要性。用制度型开放的新理念衡量近些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总结经验并发现不足。从实践层面来丰富制度型开放的内涵。

坚持点面结合的实践观。我国是一个大国，是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大国，是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的大国。从实践出发就是要承认重视差异性，在差异中发现确定的一致性。深入植根于差异性实践，发现各地可以广泛复制的实践探索，是中信基金会重要的实践引领的研究方法。我个人长期在深圳工作，对深圳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比较熟悉，对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实施以来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也比较熟悉。我曾经觉得这只是一地的局部性做法，但中信基金会先后两次安排我的大会发言题目，都是肯定深圳、广东的做法对于加快全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意义，推动专家学者在调查研究中向实践学习。

重视数据分析。实践调查研究，既要重视定性研究也要重视定量研究。特别是重视定量研究中的横向可比性研究。中信基金会在组织香港问题讨论时，包括了广泛深入的国际与国内定量对比研究，反映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正在崛起的科学中心所具有的可以量化识别的优势，也透视出香港科学中心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客观上仍存在着的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滞后、动力不足的问题，正确认识优势和劣势，这样的研究对于香港渡过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社会结构转型的困难显然是有帮助的。

构建中国特色研究体系

“研究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是中信基金会正在发力的重要领域。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我国发展机遇、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面临更多难题和挑战。构建中国特色研究体系，是关系国家治理完善和中国学派建设的当务之急。要坚持求真务实，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好各项工作，发挥五个功能平台的作用，即：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和凝聚人才的阵地。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信基金会在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发声，形成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智库的担子会更重，任务也会更加突出。

（稿件来源：季红约稿    字数：5950字）

内容提要：20世纪后，在经济运行与发展方面的最重大变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市场经济。传统市场经济是一只手——“看不见的手”调节，现代市场经济是两只手——“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调节。

从传统市场经济转为现代市场经济，企业制度、政府功能与市场秩序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重大变化。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只有经济好股市才能好——这是传统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股市是经济的发动机，只有股市好经济才能好——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在社会的优质资源高度汇集在股票市场的情况下，没有股市的健康发展，就难有经济的生机勃勃。要在经济全球化的群雄逐鹿中使股票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就必须让股市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应当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把股票市场从随机漫步式的发展模式提升为国家战略。

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股市核心竞争力；积极股市政策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在经济运行与发展方面的最重大变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市场经济。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企业制度、政府功能与市场秩序上，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引擎——社会资本流动的主渠道与资源配置的主机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重大转变；现代股票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最耀眼标志登上了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主舞台。

从对经济的依附地位转变为枢纽地位，是股票市场发展进程中的革命性变化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先进技术、先进趋势与先进潮流都将首先体现在股票市场上，绝大多数一流企业都把股票市场作为持续发展与不断跃进的主战场，成为股票市场的中坚力量。正因为如此，股票市场的功能与作用才能日益强大，股票市场的变动与演进才更加瞩目，日益成为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的主导环节与驱动力量。[1]

通过横向竞争、纵向竞争与立体竞争，股票市场给社会经济提供了一个资源配置与再配置的优化场所，最充分也最有效地利用与整合了社会资源。

股票市场疏导整体经济。从货币的角度来说，它是从资金向资本转换的枢纽；从产品的角度来说，它是从发明、发轫向成熟转换的枢纽；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它是从初级向高级转换的枢纽；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它是从无序向有序转换的枢纽；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是从预期向信心、信任与信仰转化的枢纽。

一个具有较高关注度、较宽辐射度、较大影响度、较厚响应度与较佳美誉度的股票市场，对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

股票市场锻造现代企业。股票市场既是训练场又是竞技场，企业在进入市场、从事市场活动与退出市场的全过程中，都要接受健全、健康、严格与统一的规则。

从宏观到微观、从行业到企业、从生产到消费，现代企业制度的熔炼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理念与企业范式，进而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微观基础。

股票市场形成了与自然人所有权完全不同的法人所有权，进而使得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风险社会化与经营社会化在上市公司中实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没有股票市场的创新、发展与完善，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崭新的企业形式。

股票市场引领资金流向。在运动中实现增值，在竞争中寻求发展，是资本这种现代市场经济最稀缺资源的显著特点。如果没有股票市场，或者股票市场不规范、不健全，对社会公众没有吸引力，社会资金就只能躺在银行里，而不能较快地从资金转化为资本，资本的生成机制、组合机制、竞争机制、增值机制与创新机制都无从产生并有效地发挥作用。

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股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分为内部配置与外部配置。内部配置机制在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最有效地利用市场环境与市场资源，在聚财→用财→生财的过程中整体有效、有序、有力。外部配置机制在于，资本在市场上流动性的好坏将使社会资源通过价格信号在各个企业间流入与流出，使企业在运用资本与资本机制的同时，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市场调节，进而使稀缺的社会资源流向最有效率也是最有前景的行业与企业，形成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转与良性循环。

股票市场整合社会预期。股票市场的本质就是预期。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人多面广，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因而其运行最能在整体上反映社会大众对国家发展的预期与对社会稳定的预期。

从本质上来说，股票市场的长期走势实际上是投资者对未来的一种公共投票。对股市预期向好，协调机制就会产生并对社会经济运行起积极作用；对股市预期向坏，紊乱机制将会形成、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破坏作用。

利用股票市场来引导预期、稳定预期、转变预期、整合预期与强化预期，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管理的主要途径与重大课题。

股票市场制衡宏观政策。股票市场的运行是千百万人在利益驱动下的合力结果，它对宏观政策的反应最及时、最真实、最深刻也最准确。决策科学，市场会以昂扬向上的态度做出正面反应；决策失误，市场会以决绝果断的方式做出负面回应。股票市场在整个社会的高关注度、高响应度与高扩散度，使得宏观政策不可能过深、过久、过大地偏离社会经济的运行轨道，从而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失误的发现机制与错误的矫正机制。

股票市场矫正企业行为。企业的健康发展与有序运行来源于科学与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下，投资者可以通过双重投票权来及时、准确、客观地表达对公司决策与发展前景的鲜明立场。

在股东大会上，投资者可以通过用手投票来对公司决策进行表决，“少数股东权”机制的引进保证了每个投资者正当权利的有效行使；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可以通过卖出股票来“用脚投票”，特别是在公司决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用脚投票”可能会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挫，进而促使公司尽快矫正走偏行为，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股票市场培育金融意识。股票投资是一种风险投资，它可能带来很高收益，也可能蕴含巨大风险。投资者进入股市，即从工资劳动者变成了市场投资者，实际上也是进入了“雷区”，必须审时度势，谨慎选择。

在当今社会，没有任何阶层比投资者更加关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也没有任何人比投资者更注重宏观政策的变化乃至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这支队伍越发展壮大，就越有利于培育整个民族的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与信用意识，进而也越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股票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如此广泛的功能与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是在传统市场经济中根本无法想象也完全无法做到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只有经济好股市才能好——这是传统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股市是经济的发动机，只有股市好经济才能好——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在社会的优质资源高度汇集在股票市场的情况下，没有股市的健康发展，就难有经济的生机勃勃。

我们说股票市场的“晴雨表功能”已经被“发动机功能”取代，并不是说股市的晴雨表功能已经彻底消失，在某些情况下，股市的晴雨表功能还在或明或暗地发挥着作用，只不过其主体功能已经被发动机功能所取代。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4月发布的报告，2023年，全球GDP总量约为104.79万亿美元。[2] 这年年底，世界股票市场市值前10名企业的总市值约为15.45万亿美元，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4.74%，约占美国GDP的56.47%，约占中国GDP的87.48%，约占德国GDP的346.61%。[3] 股票市场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助力、推力、张力与扩散力。很多科技企业在创业之初都得到了依托于股票市场的天使投资基金的支持、并得到了各类投资机构的持续投入，才得以快速而又持续地发展起来。微软公司在近十多年间，股票价格上涨了十多倍，几十年来，它以一张巨形的网络，推动了整个世界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应用与升级，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难以估量的重大贡献；苹果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不但促进了全世界电子消费品市场的智能化飞跃， 而且其股票市值也在2023年底以3.0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特斯拉公司成立于2003年，股票上市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但由于它代表了世界汽车领域发展的新方向、新趋势与新势力，因而股票市场一直以巨大的包容性推动其股价上涨，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与精神激励。直到2019年以后，特斯拉才开始进入持续盈利状态，不但其股票市值跃进全球前十，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意义深远的电动车革命。

英伟达公司曾经面临破产边缘，依靠一笔巨额的天使投资才得以摆脱困境，并且在芯片与人工智能领域逐步实现了弯道超车，近年来在股票市场上表现亮眼，特别是在2024年上半年，股票价格涨了一倍多，其股票在市场上的每一次波动都给全世界的相关股票带来重大影响，对推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更迭换代实在是功不可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票市场的好坏，取决于股票市场能不能成为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定海神针”。2008年，美国遭遇了历史上空前的次贷危机，经济与社会面临崩溃边缘。依靠强力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政府迅速稳定了市场预期，股票市场在危机中走出了持续16年迭创新高的超级大牛市，巨大的财富效应不但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次贷危机，而且还出现了持续的经济繁荣。日本在经历了“失去的20年”以后，也是依靠前无古人的宏观政策激活了股票市场，不但股价指数在35年后创出了历史新高，还引领经济走出了长期停滞的阴影，经济与社会开始重新出现生机。而在印度，长达20年、涨幅近20倍的大牛市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与能量，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跃居全球之首，股票市场的发动机功能与加速器作用一览无遗。

股票市场要成为经济全球化群雄逐鹿中的“大国重器”，就必须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好的股票市场，其基本制度与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制度底线与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准则，并且是螺旋式上升的制度型牛市而不是指数型熊市，更不可能是长期在低位徘徊的牛皮市。没有股票市场的波澜壮阔，股市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法治化的市场。法治给市场信心，制度给市场前景。法律的稳定性进而投资环境的稳定性是股票市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条件。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信心来源于对市场法律环境与基本制度的辨析与信赖，投资者对市场信息、发展趋势与游戏规则了解得越多、越深、越具体、越透彻，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就会越强，参与市场的热情就会越高；反之，如果没有一个健康完善与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市场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偏狭状态，投资者就会对市场的变化原因与发展趋势感到无助、无奈与无力，这将会大大降低投资者对市场的评价度、信任度与参与度。

建设法治化的股票市场，必须把握好三个重要的基点。一是股票市场的法律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充分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并且要覆盖投资端、融资端、交易端与监管端，进而把股票市场的所有领域与所有行为都置于法律的调节与制衡之下。二是现代股票市场是一种国际化、开放性的运行体系与发展机制，国内的企业要出去，国外的资本要进来，因此，股票市场的法律制度必须具有国际视野，要在制度制定中与国际惯例接轨。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广泛地向社会经济的每一个领域扩散的宏观背景下，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与国际惯例完全相悖的股票市场及其法律制度。三是股票市场的法治建设必须突出以投资者为本的市场定位与发展理念，把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监管机构不仅要依法行政，而且本身更要受法律的强力约束，不存在任何的“治外法权”。类似于限售股转融通这样的政策就明显违反了《证券法》的制度约束，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因而根本就不应该使其有任何的存在空间。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市场化的市场。市场化是股票市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有效股票市场，扩张应该是市场的自我扩张，收缩应该是市场的自我收缩，协调应该是市场的自我协调，选择应该是市场的自我选择，市场机制应该在运行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地发挥主导作用。消除市场中的利益积弊，引领成长中的产业导向，积蓄发展中的社会动能——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产业的升级换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如果股票市场的市场化基础与机制被侵蚀甚至取代，市场的正常机理就会发生错位甚至扭曲变形，其运行就难以避免会出现重大的机制走偏。

一个行政色彩极其浓烈的股票市场，不可能按照市场化原则来配置资源，股票市场本应具有的内在机制都会被破坏殆尽，进而会使股票市场从发展因素变为迟滞因素，从稳定因素变为紊乱因素，从正面因素变为负面因素，不但不能助力国民经济，反而会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拖累与主要羁绊。

建设市场化的股票市场，需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融资与投资的关系。一级市场是进入股票市场的台阶，二级市场才是股票市场神威凸显的广阔舞台，股票市场的功能、地位与作用大都体现在二级市场上。如果把发展的重心与重点过多过久地放在一级市场而忽视甚至放弃或放任二级市场，就把股票市场变成了不需要还本付息的融资场所，这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股票市场不以投资者为本而以融资者为本，那就是将股市发展战略的逻辑颠倒了，这样的股票市场就很难有持续的存在价值与发展前景。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投资者既是市场资金的提供者，又是市场交易的参与者，更是市场风险的承担者。没有投资者的付出，融资者不但得不到直接融资，更不可能享受市场倍数，正因为有溢价融资与溢价交易，才必须给投资者以相应回报。如果只有一级市场有财富效应，二级市场的财富效应丧失殆尽，参与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都亏损累累，股票市场的发展就是本末倒置；长此以往，市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上市与退市的关系。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来源于充分竞争与优胜劣汰，一个只进不出或大进小出的市场，本质上不可能具备股票市场的核心功能与积极作用。最近5年，中国股市上市数量达到1840家，平均每年368家，而5年退市的企业只有100多家。[4] 市场的盲目扩张使得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市场机制严重紊乱。在一个垃圾遍地的股票市场上，风险识别与价格定位都将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混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上市还是退市，都应该是市场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不能是行政机制下的人为导向。在投资者损害赔偿机制极不健全的情况下，退市给投资者带来的只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打通退市机制的关键是建立与完善上市公司的违法惩戒机制与对投资者的损害赔偿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上市与退市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顺。不尊重市场的供求关系，人为地进行股市扩容的“大跃进”，股票市场就会从资源配置的载体变为社会寻租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不但IPO的积极作用会被完全扭曲，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内在制衡机制也会严重变形。其结果，就是积极功能被大大削弱，消极作用被无限放大。在这样的股市生态环境下，企业上市的目的就很可能不是为了公司发展而是为了高价套现，财务造假、市场操纵与五花八门的怪象也会层出不穷。

（编辑  季节）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

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有两个维度要综合起来考虑。第一，人们已熟知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概念，即科技成果应用方面前沿创新的乘数放大效应，带动加速升级并产生质变特征的生产力的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当然是新质生产力。第二，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下，科技、制度、数据等和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这些供给侧要素组合的优化所形成的乘数放大效应带动的阶跃式升级，引出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也是新质生产力。这两个视角应是综合的，第一个视角主要涉及实际生活中的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第二个视角同时涉及所有的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质生产力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还需要以开阔的全球视野认识新质生产力。

以开阔的全球视野认识新质生产力

在信息革命、数字化生存和升级发展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得承认，是硅谷引领了人类这个信息革命的巨变，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也正在发力实现再升级。一些权威专家力求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认识，指出我们须正视中国在“人工智能+”这一波创新发展中还是落后的，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急起直追。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追赶这个升级发展前沿状态，有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中央已明确表述了数字经济头部平台企业要“完成整改”，这是事关全局、长远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指导。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些企业努力在“互联网+”赛道上试错创新，少数创业企业熬过了痛苦的“烧钱”阶段迅速发展，出现为数不多但是影响全局的头部企业。后以蚂蚁金服上市被紧急叫停为标志，进入整改。这是发展中必然会有的一种从起始高潮进入相对低潮的波浪式变化，整改的目标是为了让企业更健康的发展，而中央随之又非常明确地给出了概念——“完成整改”。2023年李强总理亲自主持了这个主题的座谈会，说明国家对头部平台企业的整改非常重视，希望它们起到带动上下游企业和整个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抖擞精神地打开新局面。

总书记之问意味深长

习总书记在一个座谈会上专门发问：中国的“独角兽”新增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总书记的发问意味深长，是需要我们进行全面分析、深入探究的。我们要在“问题导向”之下，进一步通过调查研究，认清其成因，有的放矢去解决。基于初步思考，我认为至少有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值得讨论。

第一，应该承认，在最前沿的数字化科技领域，我们的原创能力和重大应用创新的支撑力不足。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创是极少的，闯出来的头部企业，比如一开始被评为“一飞冲天”的阿里公司，还有后面也很有影响的腾讯公司，他们的业务迅猛发展和巨大的市场影响，让外国人惊呼中国人轻易超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推出了在商业性金融轨道上普惠金融性质的扫码支付。然而阿里和腾讯所依托的原创技术是来自国外。我们的国有企业中国移动曾经注意到这个原创技术并推出了“飞信”，当时人们的手机上曾不断接到邀约短信，但飞信没有做成气候。然而腾讯的微信运用这个外来的原创技术，却终于熬过了瓶颈期；与此类似的是做扫码支付业务的阿里“支付宝”。这两个竞争者其实是互相成就的，在相互竞争中各自精益求精。虽然中国没有拿出原创技术、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重大的应用创新技术，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形成了支撑力。但是，这几年我们在这一领域继续发展的支撑力不足。

第二，我们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件建设方面，我们支撑力不足。几年来中央反复强调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海自贸区开始试行的一套治理原则非常好：企业面对负面清单，而政府则是正面清单加责任清单。对企业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可以放手试错创新；政府要自我革命限定行为空间，法无授权不可为，且匹配对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考评，作量化评估并建立对执行者有奖惩的问责制。这是非常好的治理原则，但是贯彻落实还存在明显不到位之处。在“三年大疫”期间，我们的地方政府行为有明显的扭曲，一些地方甚至有不少出格的表现，以至现在我们还处在抚平疫情“疤痕效应”过程中。一个典型的表现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但税收没有明显上升（近几个月还有下降），非税收入增长则相当可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不规范的“刮地皮”抓收入。政府机构如果要对一个企业倒查多少年追究在税收等方面的毛病，很可能就以“自由裁量权”把它搞死了。这样不符合中央规定的情况需要高度重视。

第三，破解“钱学森之问”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前沿创新领军人才的不足，包括对特殊人才的发现培养环境和对外来人才吸引力问题，都值得讨论。首先应看到，这些年我国在教育科技方面的投入是明显增加的，比如，我国现在从名校到地方的大专院校、包括职业教育学校，在硬件方面甚至跟欧美相比也不逊色，但是领军人才的发现培养的环境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它的后面有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需要我们去探讨。

至少上述这三个方面，都和总书记对“独角兽”之问有关。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及其相互结合上，真正有的放矢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会有对布局和实施新一轮重大改革举措的指导文件，我们需要很好依据三中全会这样的权威指导来打开新的发展局面。

区域高质量发展初探：以成渝“双城”为例

新近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调因地制宜。举国上下对此都很重视，也有很多讨论。因地制宜就是要更多地考虑，在一个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各个具体场景中，如何真正贯彻习总书记表述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指导方针。因地制宜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把创新第一动力，落实于各领域、各个行业、各企业的具体场景，尽可能形成高水平的供给侧定制化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当下在扩大内需反周期的同时，结合跨周期的供给侧改革主线所面临的挑战性考验。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拿来就可套用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案，必须因地制宜做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例如，中国西部发展的战略枢纽中心——成渝双城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可提出的参考性建议。

我们成都重庆和整个西南地区都有这样的问题:这一阶段的数实融合、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强调的“新基建”大有可为。它是以硬件为支撑的、不必按照传统的梯度推移方式，可以加快形成支撑力的基础建设。成渝双城打造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腹地，尤其需要注重作为数字经济“硬件”的新基建，要和老基建很好结合在一起。成都、重庆城市建设的老基建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新基建”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锦上添花、进一步发展？条件是肯定具备的。当然这种物质形态的新基建与老基建的结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软件结合，还要加上非常重要的“制度基建”，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三中全会指导之下，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显示自己的亮色？新、老基建加上制度基建，应该是三中全会的指导加上超长期国债发行中，“双城”遇到的现实机遇。

超长期特别国债解决的问题

首先，政府虽然并不适宜直接上阵去支持一些更适合由企业作为主体去试错创新的“人工智能+”前沿创新项目，但是相对而言，政府可以凭借在整体国土规划方面的相对优势、对于全国“一盘棋”式顶层国土开发规划管控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国家重大战略性支撑条件建设项目，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即用30年到50年的可用资金覆盖下来，不仅可以形成当下就可以增加就业、提升经济景气、扩大内需的效应，更加作用于中长期优化结构、增加发展后劲以及长期、超长期的这样一个优化状态，进而给企业的前沿创新突破，提供高水平的经商与投资环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运用的空间是相当可观的，现在的1万亿元到50年后还本，压力就非常小了。1998年我国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本金到2028年才要归还。当时感觉是天文数字，现在还算什么问题吗？况且这是完全处在中国自己的公共部门负债安全区之内、我们要充分肯定政府可做的事情。

第二，在数实融合之路上，我们要更多注意大力培育地方的专精特新企业。我曾经参加中关村国家级战略规划研究，当时在讨论中提到要打造中国的硅谷。到今天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科研成绩，但没有冒出一个能够打开全局局面的头部企业。这说明前沿科技领域创新的不确定性，政府常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发”。北京和上海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尽心尽力，中关村概念之下在北京有星罗棋布的几十个点，发展状态蒸蒸日上，但还没有冒出像杭州的阿里、深圳的腾讯这样的头部企业。这可能是这一轮信息革命创新里一个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

我们的成渝、西南，可能要特别注意在专精特新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政府应对他们尽到大力发展和培育之责。而后面跟着的，有没有可能冒出来谁也想不到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头部企业呢？这是未知之数，但确实又是应当加以期待的。政府当然不是简单的等待，而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发展过程中，自己要争取积极而理性地有所作为。

第三，在欧洲和中国，政府的作为都有一个明显与硅谷不同的经验。硅谷主要讲政府的开明、宽容、低税、保护产权、公平竞争。而欧洲和中国都加上了政府介入的孵化器、创业园区、产业引导基金等。中国在这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尽心尽力做了不少前期工作，成渝双城应该是在已经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努力。但总结这方面的孵化器、产业引导基金等等经验的基础之上，还得承认，那些风险度极高、或者说成功率极低的前沿创新、“人工智能+”的项目（比如，根据提出“独角兽”概念的美国风险投资家艾琳·李的统计，2003年以来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6万家软件/互联网企业中，最终只有39家成功，即1538家企业才会产生一家“独角兽”——达到估值超10亿美元，这个比例不足万分之七），不是政府作为市场运行主体，直接去试错创新可能发挥优势的对象，这种试错创新的相对优势，只能认为是归于非政府主体。

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在各地区发展中，要积极引入和发展非政府的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包括最前沿的天使投资。阿里公司一飞冲天的时候，据说人们惊呼“赶上风口的猪，没有翅膀也能飞上去”，而它冲过瓶颈期主要靠什么？马云曾经有几个阶段创业都不成功，到互联网+的时候，他到处去找支持资金来源，而人们几乎都把他看成是个骗子，但是据说他只用30多分钟说动了韩裔日本人——软银的掌门人孙正义，2000万美元天使投资，帮助他冲过了那个烧钱的痛苦阶段，一飞冲天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孙正义手上的股权爆炸式地接近600亿美元，财富膨胀3000倍。但是这种极高的风险项目，只有像这种风投、天使投资才可以去做，因为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一下子跌入失败的谷底。据说后来孙正义在印度做了一个大手笔投资，最后血本无归；后来又在美国有一个大手笔项目，眼看不行了，忽然又咸鱼翻身。这种过山车式的风险考验不适合政府和国有企业，一般而言只能由非政府主体，风投、创投、天使投资来发挥主要的作用。这样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所以，建议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要积极引入和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当然，政府要更加注重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逐步提高我国直接金融的比重，同时以中国特色继续积极探索产业引导基金，做好孵化器、产业新区等工作。

（编辑  季节）

近几年，全球经济受新冠疫情冲击而大幅放缓。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收缩,各国政府相继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相继推出力度空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同时纷纷扩大财政政策的使用。面对巨大的公共债务压力，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引起了理论界和一些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内理论界也非常关注现代货币理论的使用，希望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来缓解财政收支压力，稳定经济增长。如何看待现代货币理论，中国目前能否运用现代货币理论指导我国的宏观调控，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什么是现代货币理论

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是一批继承了明斯基对于凯恩斯经济理论解读的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在货币、财政、金融理论方面做出的新发展。该理论主张打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边界，通过货币投放来弥补财政赤字，通过发挥功能财政的作用，解决失业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

现代货币理论的三大支柱：一是货币国定论、税收驱动货币。货币的价值产生于政府的权威和法定地位，因为要使用货币履行纳税义务，货币才能广泛流通。二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政府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国家的货币借债就没有上限，国家总可以通过印更多的钱来避免违约。三是功能财政和最后雇佣者理论。财政的目的要履行其功能，而不是收支平衡，最终应达到充分就业，起到“最后雇佣者”的作用。

    面对国家较大的经济萧条，私人部门需求极度瘫痪，社会很容易陷入“流动性陷阱”，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难以促进社会需求的增长，只有大幅度提高国家的财政支出和赤字，才有可能弥补供求缺口，扭转经济衰退趋势，但西方国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已经居高不下，扩大财政赤字受到种种制约。这种情况下，现代货币理论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财政赤字一定会增加政府债务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时候，要通过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达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防止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增长，而不应该一味追求财政收支平衡。这和凯恩斯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并不矛盾。但现代货币理论提出的财政赤字可以用发行货币来弥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和实践。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只要政府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国家的货币借债就没有上限，国家总是可以通过印更多的钱来避免违约”。现代货币理论推崇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指通过发行货币直接为财政赤字融资，通过货币总量的永久增加，为财政的扩张提供资金，财政可以通过货币发行获得资金，不需要偿还。不少现代货币理论的拥护者都提出，利用发行货币，将债务货币化就可以减少国家债务。

    但是，应该看到，现代货币理论并没有否认财政赤字是政府的债务。相反，依据现代货币理论，“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借据、是发行者的负债”，即使可以通过财政发行货币，也是发行者的负债。通过财政赤字发行货币，就是财政的负债。按照现代货币理论：“政府的债务就是非政府部门的金融资产。政府的财政赤字等于非政府部门的财政盈余”，这也就是说：政府财政赤字是政府部门占用的非政府部门的盈余，在财务关系上就是政府部门对非政府部门的负债。这样，财政赤字无论是财政自己直接发行货币来弥补，还是通过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来弥补，都会通过资金的使用形成政府的净债务。从各国财政和银行的实际运作中，也可以看到，财政赤字可以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财政借款或财政债务，并形成货币发行，这些货币一经使用，就会变成商品和劳务提供者的收入，成为他们的债权，形成财政部门对非政府部门的负债。现代货币理论，既没有从理论上，也没有从实践上改变这一状况。

    必须看到，通过财政赤字发行货币，和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是完全不同的，中央银行增加货币投放，也会形成债务，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中央银行的负债增加，但同时会相应增加中央银行的资产，比如增加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负债增加和资产增加是平衡的。而随着商业银行对这些资金的运用，最终会形成资金借用者的债务和商品及劳务提供者的债权，二者同样是平衡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不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净债务，也不会增加政府部门的净债务，而是通过社会资金使用量的扩大，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财政负债是要偿还，是有限度的，否则，超过一定限度就是政府的债务风险，或者要通过通货膨胀来吸收债务，形成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那种以为使用现代货币理论，就可以扩大财政赤字而不增加政府债务的想法，既无理论依据，也是根本不现实的。

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并不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应用

中央银行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国债，被一些人认为是现代货币理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直接应用。实际上，中央银行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国债，甚至财政不用发债，直接从中央银行透支，先于现代货币理论早就存在，并不新鲜。目前一些人把中央银行从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等同于中央银行直接从财政购买国债，认为这都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实际上两者是不同的，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属于主动的公开市场操作，是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调控市场货币总量。而中央银行直接从财政购买国债，是被动的投放国债等量的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的存款放大，社会货币总量的增加会数倍于赤字数额，很容易造成货币多发，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禁止中央银行直接从财政购买国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有相当一段时间曾经通过从中央银行透支来弥补国家财政赤字。后来认识到，中央银行直接为财政提供资金，会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导致货币的过度投放，引发通货膨胀。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停止财政赤字从中央银行透支，并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禁止中央银行以任何形式直接对财政提供资金。

面对疫情冲击，美国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使用，但并没有采用现代货币理论

疫情以来，美国政府连续出台财政刺激计划，财政在逆周期调节中的作用显著增加，特别是发挥财政政策的纾困作用。特朗普政府推出总计3.8万亿美元的“抗疫救济计划”，拜登政府推出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济计划”和总计4万亿美元的“重建美好未来”计划。美联储扩大量化宽松政策，加大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和商业债券的力度，扩大货币供应量、这些政策措施，没有脱离主流经济学应对危机的政策框架，并没有采用现代货币理论。随着通货膨胀的重启，美联储加快了缩表和加息的进程，甚至引发一些经营不善的银行破产。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明显强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开始，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实行“拨改贷”体制，大量有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不再依靠财政拨款而由银行贷款承担。正是这一制度，支持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极大发展，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到现在几乎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且在宏观调控需要的时候，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社会总需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增加的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一部分资金就来源于银行贷款。2008年-2010年，我国M2平均每年增长23.6%，银行贷款平均每年增长25.7%，直接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美国这些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平均每年扩张12.4%，但M2平均每年仅增长3%。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同时，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财政部门对小微企业减税让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各金融机构努力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支持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发展。

当前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有利于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2023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今年全国人大又批准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后几年也有必要继续增发国债，以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今年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将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安全能力建设各项工作。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缓解供需矛盾，稳定经济增长。但最终还是要通过鼓励经济自身发展的活力，促进经济增长。

（编辑 季节）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遽变，科技自立自强逐渐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国家从产业层面的国际竞争中认识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要不来的”，由此提出“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

走出“科技自立自强”的认识误区

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个重要途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被寄予厚望，但官方文件中“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表述却很少得到关注，反而近年来出现了很多过度强调“国家队”（非企业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科研”的声音。

长期以来，对“卡脖子”问题的理解更是出现了一些简单化、静态化和绝对化的苗头：比如将“卡脖子”攻关视为产业发展的“华山一条路”，过分夸大和强调特定技术指标的重要性；又如把解决“卡脖子”问题视为打通内循环堵点卡点的前提条件，或者说一旦“卡脖子”攻关取得成功，产业链上下游良性互动的内循环就可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发生。

但这些想法都遇到了来自现实世界的挑战。华为在2023年秋天能够推出“麒麟+5G”的Mate 60 Pro等一系列新产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现象在机床行业、工业软件等行业更为常见：面对“断供、断链”，本土企业迅速填补了美国企业退出所导致的市场真空，并实现了产品技术的加速迭代与改进。

为了更加准确地、实事求是地回答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基于前期多年对中国机床工业的理解以及广泛的企业调研、政府部门调研和资料查阅，以过去十余年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简称“04专项”）①及其推动中国机床工具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教训为例，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循环、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通过回顾和总结“04专项”的历史经验，提炼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逻辑，为走出“科技自立自强”议题的认识误区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跳出传统政策研究的思维藩篱，为我们理解和设计一个更有效率且更具系统性的创新政策组合提供了重要依据，为解决“卡脖子”技术等现实问题提供政策方向和对策建议。

“04专项”中的新型举国体制

作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的“工业母机”专项，“04专项”涵盖了高档数控机床及铸锻焊等基础制造装备的主机、关键零部件、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等全链条技术创新研究工作。历时十二年的坚持投入，我国高端机床装备由近乎为零发展到在国内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国机床企业成为国内市场上与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公平竞争的高端机床装备主要供应商。而取得上述成就的根本原因是“04专项”在2012年之后逐步探索形成了一种新型举国体制：一种“国家背书、用户牵头、工艺驱动”的产品开发组织机制。其最大特点是由重大专项串联起从高端用户、机床厂到关键功能部件厂商的全产业链条，并由“04专项”提供背书和赋能，建立起权责对等的“用户—生产者互动”。对用户来说，“04专项”让他们能够对装备供应商进行“赋能”：以自身工艺特长引导国产装备持续升级。而对机床主机厂来说，“04专项”为其产品提供“国家背书”，他们也必须根据用户需求提高产品性能与质量。

这一改革的直接后果是，通过“国家背书”创造了一个更有效的本土市场，为机床主机厂和整个产业链上游建立了一个更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环境，进而在多样化的用户需求（尤其是航天、航空、能源等高端应用场景）和高度复杂、去中心化的本土产业链（各类主机厂、功能部件厂商）之间建立起“多对多”的创新网络与供应链。其特殊意义在于：它为中国政府找到了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机床工具产业进行创新治理的基本路径。机床工业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知识和灵感来源，就是用户的需求场景与加工工艺。好的机床工具企业一定是通过贴近需求、理解工艺、形成产品，并在应用中暴露问题、完善产品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新老举国体制的核心逻辑

新型举国体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举国体制的基因：以政治方式（国家强制性任务）创造社会资本、促进产业链合作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高精度精密机床“会战”，且在此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次“会战”中得到了全面传承。通过对新老举国体制的历史比较，本文提炼了举国体制的核心逻辑：国家战略定义开发任务、国家背书创造社会资本、供需对接便利共同开发。这个逻辑始于政治过程，终于技术攻关，而“建立权责对等的供需良性互动”的社会过程则是将政治过程与技术过程相联系的重要纽带。

1.政治过程。政治决心、国家战略对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的先导性作用在国内外的众多研究中都有体现（路风，2019；Block,2008）。在新中国机床工具产业的发展历史上，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从国家战略目标出发，确定产业发展包括机床工业不同产品序列的优先顺序（如高精度精密机床的具体发展规划、“04专项”的专项指南以及后续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项目安排）。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活动主体就是国家（由专项管理部门代表）。从形式上看，确保这个政治过程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是国家具备必要的信息渠道、建立既体现国家战略目标又符合行业发展需要的信息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产业部委上通决策层、下达国营厂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年代，“04专项”的管理组织结构在形式上部分地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分管副部长作为第一责任人、代表了国家战略对专项的要求；专项执行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三处持续地与行业企业、用户企业打交道，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符合发展需要的信息。但这个管理组织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专家层面尤其是负责编制专项指南的专家中，科技专家偏多，产业专家偏少，其后果是专项承担企业按照指南规定的技术指标“闷在家里去做”、做完了却“没人买”。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2012年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之后，“04专项”必然要从国家战略目标与产业实际需求出发，重新布置一批没有被科技专家写进指南的计划外产品。

2.社会过程。无论是传统举国体制还是新型举国体制，在政治过程启动之后、都经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以国家任务为平台、为产业链合作提供信任背书，以此建立供需撮合与良性互动的机制。当然，在新老举国体制中，这个社会过程的具体形式和组织管理的颗粒度都存在显著差异。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掌控着全部资源要素和关键信息，这是国家能够以行政命令方式指定上下游“拉郎配”，建立对接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既能代表国家又能代表行业企业的具体产业部委具备足够良好的信息结构，在部委层面建立供需对接（如高精度精密机床“会战”中的规划领导小组等对接机制）成为可能。但在经历了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市场主体日益复杂多样，相应的国家结构已经无法继续掌握充足的行业信息。此时，供需对接活动进一步向微观层面下放，供需双方的直接信息互动成为常态。在“04专项”早期，国家管理机床工具产业的传统结构（即原机械部体系）被破坏之后，国家掌握的机床工具产业相关信息日益流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更多地依靠“点将”等方式进行供需对接。此时，像陆燕荪这样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崇高的行业声望的老一代行业领导者就成为建立供需对接的关键行动者。随着“04专项”的深入实施，相关国家机关掌握的行业企业信息越来越多，可以通过更加开放、普适的项目招投标形式组织供需两侧，并尽可能遴选合适的企业承担相关任务，此时甚至出现了参与编写指南的“国家队”企业被更合适的民营企业夺标的现象。

3.技术过程。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历次机床“会战”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04专项”，以国家任务牵头产业链上下游、推动供需撮合之后，创新所需的“用户—生产者互动”就得以运行起来，装备企业“不了解（用户需求）”或者“没见过（国外类似装备）”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持续改进所需的知识投入成为可能。这也恰恰符合机床工业产品创新的基本规律：作为“专业化供应商”行业，机床创新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恰恰是用户端的关键工艺知识(Pavitt, 1984)。至此“国家背书、工艺驱动”的产品开发组织机制全线跑通。

新型举国体制对传统举国体制的发展

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的特色在于企业创新主体的确立。在传统举国体制下，国家掌控着关键资源与信息，而且无论如何投入、投入多少，都不需要考虑微观层面的投入产出和经济效益问题。可以说，只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充分的决策信息，哪怕是“拉郎配”式的行政命令，也能确保供需有效对接。

到了今天，市场经济本身构成了“举国体制”的重要背景。一方面，各种市场主体日益复杂多样，而且任何市场主体（尤其是其中的民营企业）在做出决策时都会更多地考虑“经济合理性”因素。另一方面，除国家之外，强势的、持续投入的市场主体越来越多，他们同样掌握着关键要素（包括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

此时，新型举国体制就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去推动技术攻关，而必须以更加柔性的方式去努力促成多元化市场主体的供需对接、信息共享与协同创新，并充分考虑企业自身能力，赋予其更大的创新空间，让他们既能够综合运用“补短板”“绕短板”“做长板”等不同策略来解决“卡脖子”问题[1]，也能够将国家安排的攻关项目成果应用到更多的产业场景中、并将其经济价值放大到极致。

这意味着，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至少有两个特点：（1）以国家背书突破信任瓶颈、建立供需撮合与良性互动的社会过程变得更加重要，形式也更加灵活；（2）攻关任务的设计、定价与组织方式应尽可能兼顾任务承担企业的经济合理性诉求，以确保任务体制持续运行，攻关成果尽快落地。而一个成功的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在尊重行业创新规律的基本前提下，将传统举国体制与上述两个特点有效结合的产物。这些历史经验在机床工具产业和“04专项”中的实践结果，就是在极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这样一个“老大难”行业不仅没有给美西方的脱钩断链和极限施压增加新的“砝码”，而且催生和帮助了一批本土创新型企业。

因此，推动自主创新、打通本土产业链、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攻关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交易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社会、经济与技术等各方面因素相互影响、紧密交织的过程。启动这一良性循环的核心逻辑、即将各方面因素（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活动主体（官产学研用）首次串联起来的初始过程，反映为“政治过程à社会过程à经济过程à技术过程”的顺序。也只有沿着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和利用国家、社会、市场等多种力量与治理机制，完成一个由国家战略启动（政治过程）、以技术攻关落地的创新治理过程。与此同时，行业技术经济的异质性决定了政治、社会、经济、技术的一系列治理机制和逻辑在不同产业中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多种表现形态，即新型举国体制的多重属性。

打通国内内循环的政策建议

因此，建立内循环的核心议题在于国家如何成为不同产业情境下政治过程、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技术过程畅通运转、良性循环的“润滑剂”。基于这一基本立场，我们从一般性的工业与技术政策和机床工业（“04专项”）接续两个层面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工业与技术政策的启示

当我们明确了解决“卡脖子”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时，我们就需要对当前流行的、以科技逻辑为基础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其有可能兼容相关的社会过程与经济过程。

由于传统科技体制的惯性，现行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质量发展专项）的组织运行机制并未充分体现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也没有有效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全流程中的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角色。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围绕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立足产业逻辑、优化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的组织机制。

第一，立项组织机制的调整。在指南形成环节：从人员构成上，实现攻关企业、用户企业与科技专家的结合，稀释科技专家话语权。从任务定义上，明确功能标准，建立“出活儿”为目标的结果导向，这也是在后续的成果市场化过程中，打破国外领先供应商市场垄断地位、破除对进口产品的迷信进而将攻关成果推向更多实际产业场景的重要前提。不再以西方企业定义的技术指标卡自己人。

第二，结项组织机制的调整。要明确和强化用户和小同行企业在任务定义与成果考核中的话语权，从评价标准上，从局部的技术指标转向整体功能指标；从组织方式上，从会评验收转向现场“出活儿”；从组织周期上，延长在用户现场“出活儿”的考察周期，软件不短于三个月，硬件不短于半年，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制性建立从交付到验收全考察周期的使用信息采集机制，建立全流程的用户使用反馈通道和上下游产品改进会商机制，完善信息闭环。

第三，国家获取产业知识的渠道。借助机构改革的契机，强化产业部委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尤其是发挥他们了解产业、熟悉企业的优势，为产业界尤其是企业家群体和技术带头人（CTO、总工程师）群体参与科技与创新政策过程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把行业协会做实：将一部分资源分配与“国家背书”功能向行业协会转移，将其做实、并以其为抓手，从而使其更好地参与到资源整合、信息流通和合作互动的过程中，降低国家获取产业知识的成本。

此外，应通过取消产学研合作的强制规定、调整自筹经费比例和分摊机制等多种途径，着力解决产学研各方在专项任务中的权责利失衡问题，切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对“04专项”接续及机床工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首先，要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和释放市场力量，并在今后的专项管理中引入更多市场与产业的思维元素。

从整个行业层面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在产业创新进程中寻找新的应用场景，并为之开发新的作业装备，是机床工具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这正是 “产业发展导致产业创新”的逻辑。从政策实践来看，没有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提早布局、从而在一个蓬勃扩张的行业上升周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04专项”第一个十年的一个遗憾。这提醒我们，如何将市场机制与国家意志充分结合，又如何在优先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提下，调动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尽可能加大国家级技术攻关项目成果对民用市场的外溢、放大财政投入的杠杆效应，将成为新形势下专项管理的新课题。

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建设更加灵活、动态的选题机制，适度淡化专项管理的强计划特征。一方面，在现有专项体制下留出更多的自选空间，让那些市场触觉足够灵敏的企业按照自己对转型升级的理解提出相应的项目申请。另一方面，系统审视新兴产业全链条发展过程中的堵点与难点，及时组织攻关那些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空间的关键装备与零部件。其实“04专项”在第一个十年的一条重要经验，正是跳脱出在办公室里提前多年定好的指南，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航空、航天、军工等部门支持开发了一批份量很重的计划外产品。这些经验不仅需要系统总结，而且应该赋予其充足的合法性，使之在整个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体系中得到广泛传播。

另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是，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遴选合适的承担单位。这对专项主管部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他们要足够了解行业，知道哪些人是真正敢想敢干的企业家，知道哪些企业能啃硬骨头、打硬仗，知道组织与任务如何适配（“谁可能更适合干什么”）；另一方面，他们要有足够的定力与工作技巧，屏蔽掉项目组织过程中的很多干扰与杂音。这要求专项管理部门成为一个人手充足、价值中立（为国家和行业工作，而非为具体的、特定的人群和组织工作）的专门机构，代表中国政府对机床工具产业行使创新治理之责。而在具体的运作机制环节也有一定的努力空间，其中包括：建立更加稳定的专项垂直管理体制，确保政策执行部门深入理解行业发展规律和企业基本面；逐步健全和强化项目后评估机制，通过奖优罚劣引导机床企业钻研技术、服务用户，淡化出身、资历等因素在招投标中的影响。

其次，要尊重机床工具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以此作为产业政策与专项组织设计的基本遵循。

要把这种正确的方法论坚持下去，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就是，在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的组织过程中，进一步明确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目的是获得并保持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因此在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中，应以终为始、按照产业竞争力的发展逻辑来设计专项组织机制。具体到机床工具产业，可以进一步加强重点用户在产品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其中的关键是将机床开发的“工艺驱动”从生产环节前置到研发环节：在用户新品预研环节引入机床企业，确保产品研发、工艺开发和专用装备设计齐头并进。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补齐关键功能部件和共性技术短板的路径选择。就机床工具行业而言，今天的关键功能部件和共性技术短板，是专职机构缺位造成的，还是长期投入不足造成的？答案很有可能是后者。关于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相关投入的政策选择，可以调整目前专项的定价机制，也可以加强重大专项与其他国家项目（如强基工程、高质量发展专项等）的联动，从而以更有力的价格杠杆撬动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强化主机厂与上游供应商的合作创新；可以强化现有大院大所和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技术支持定位，参照德国弗劳恩霍夫（Fraunhofer）的经验，加大财政对合同研发的补贴力度，让他们为更多企业的创新升级做好“参谋”与“后腰”。

第三，要充分认识机床工具产业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有意识地加强产业治理知识积累与能力建设。

随着前述机床工具产业和装备工业战略机遇期的到来，“多对多”网络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这就对政府的产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政府需要建立更加完整的信息结构，至少应包括三部分：（1）我国机床工具产业的基本信息，即前述有关企业家、企业和组织-任务适配的知识；（2）下游用户产业演进的基本信息，尤其是在系统层面理解各产业链条的堵点、难点及其对机床装备的需求；（3）国际机床工具产业的产品与技术前沿信息即产业情报，这在当前脱钩断链、国际围堵的大背景下尤为重要。没有这样一个综合信息结构的支持，任何产业治理都有“盲人摸象”之虞。

其次，政府需要学会拿捏国家、社会、市场等不同治理框架的有机结合点。一方面，要对市场机制在“创造资源要素”方面的缺陷有清醒认识。（1）要由国家赋能社会，把相关事业单位和各级行业协会做实，由他们做好信息收集工作，精准把握和回应关键点位上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2）要以“国家背书”创造产业链互信、以国家项目创造关键核心技术（如前述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空间的关键装备与零部件）、锻炼科技领军企业（组织要素）；（3）要基于国家总体安全观重建产业情报体系，并建立产业政策与产业情报联动机制，推动骨干企业向产业链“卡点”“堵点”提前布局，形成持续性投入和前瞻性规划。国家在这些环节的努力不仅决定着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与潜力，也从根本上决定着市场机制的有效边界。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要素”方面的优势。在需求融合、资源融通等市场机制更擅长的领域，尽量避免行政“拉郎配”，更要避免基于身份标签的政策区隔。尤其是在推进机床工具产业军民融合的过程中，用足、用好市场机制，力争在技术上以军带民，在财务上以民养军。要牢记苏联的历史教训，不把“国家战略需求”变成压死特定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或是不断吞噬公共财政资源的黑洞。

所有这些工作，可以让行业协会、智库机构等社会组织来分担一部分，但归根结底，要求相关主管部门花大力气、长时间去建设一支人员稳定、人手充足、公平公正、行业信任、业务过硬、持续迭代的工业行政队伍，把中国机床工具产业链上下游、产学研用各方拢起来、拧成一股绳，牢牢套住即将爆发、却又可能转瞬即逝的战略机遇期，快马加鞭地进入中国装备工业的下一个“黄金十年”。

（编辑  季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安全局势变幻交织，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此起彼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近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北京召开“世界变局乱局下中国应对之道”研讨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国际格局总体态势、大变局时代的中美关系、2024年大选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世界变局乱局下的中国应对之策等问题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发生演变；中美关系发展对于国际格局演变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只有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各方面真正具备体系塑造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

客观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总体发展趋势，是我们正确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前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孔丹理事长在研讨会上指出， 4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布林肯时提出，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未来的行动指南。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周力指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发展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单边主义、集团政治冲击国际体系；保护主义、泛安全化思维冲击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多点爆发，乌克兰危机和加沙冲突持续不止，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太空、极地、网络等新领域的挑战层出不穷。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有增无减，声称世界必须按照“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运行，即按照美国定下的规矩办事。上述诸多因素的累积叠加，令2024年的世界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

大国博弈复杂激烈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乔伯承认为，目前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互动成为影响全球局势的主要因素。中美关系看似两国关系，实则处处包含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互动与折冲，中美、中俄、俄美各自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化无不牵扯到第三方。

中俄都是单极世界的反对者，因而遭到美西方的集体围攻。西方国家担心中俄联手打破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周力认为，在轮廓渐明的新冷战格局下，中欧关系包括中英关系都出现了复杂局面。欧盟将中国视为制度性竞争对手，对华各种小动作不断，配合美国十分到位。中国周边很多国家面对来自美西方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采取选边站队政策，令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不断出现新的变数。

俄乌冲突延宕升级

中国原驻俄罗斯国防武官王海运、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副会长李惠来均认为，俄乌冲突是俄美关系“死结”的最新演绎，不仅使欧洲大陆深陷战火，而且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虽然北约直接介入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武器装备、情报信息、雇佣军、后勤支援等各方面支持，极大延长了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在俄罗斯国内，西方制裁并未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根本性伤害，西方想要通过制裁手段击垮俄罗斯的目标很难实现。目前俄乌双方坚持各自立场，很难以谈判方式解决问题，冲突短期内很难结束。

王海运、李惠来强调，世界大变局的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真正的多极化时代正在到来。俄乌冲突将对中国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造成重要影响，短期看，对“一带一路”陆上通道和部分海上通道形成梗阻，进而影响中国能源安全，但从长期来看，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将对美霸权势力形成重大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获得拓展和延伸。

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加剧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指出，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美欧日三家各自的情况差异很大。日本和欧洲经济目前都面临债务高、赤字高、老龄化、预期差等因素的掣肘和困扰，唯有美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2019-2023年，美国GDP实际增长8%，而欧洲却只有3%，日本则更低。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恢复到疫情前经济增长水平的国家。年初很多国际机构预测，美国2023年经济增长率将仅为1.3%，但实际却增长了2.5%，特别是四季度增速达到3.4%。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吕祥认为，美国经济仅是表面繁荣，实则隐忧难消。美国近几年的较高增长率是靠增发近7万亿美元新债和高通胀取得的，具有较大欺骗性。尽管现阶段美国股市比较繁荣，但国内投资下降了1.2%，表明新投入的海量资金在金融市场上空转，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领域；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并没有带来投资的上扬。尽管美国政府拿出一堆数字炫耀其经济成绩，但是民众的体验感却并未同步。各种示威抗议经常发生，底层民众对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的不满情绪日益上升。

亚太地区安全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这一背景下，传统安全议题重回亚太安全议程，亚太地区总体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增加。在亚太地区安全格局中，美国不断推动同盟体系“扩容”“升级”是加剧地区阵营对抗和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亚太同盟体系与北约的战略对接，是美国推行亚太军事安全战略的重点。美国不断通过恶化中国周边环境，给中国发展制造麻烦、形成掣肘。在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牵引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进一步倒向美国，不仅加强同盟内部军事协调度，还将合作领域从过去以安全为主扩展到经济、技术等领域，合作地域从东北亚扩展到包括台海、南海等在内的广大区域。与此同时，本地区国家还面临恐怖主义、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网络犯罪、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各种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小国家普遍要求大国为地区安全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大变局时代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于国际格局演变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强调，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中美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伤害；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中美两国应该为此做出表率，为世界和平承担责任，为各国发展创造机会，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为世界团结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由来已久、不断升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指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由来已久。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不断加大对华遏制、打压力度，意在阻止中国崛起，制约中国发展，但也在寻求同中国开展对话合作，管控危机。自特朗普时代起，美国政府开启全面对华战略竞争模式。拜登政府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以更加重视科技竞争、更加重视盟友作用、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为特征的“升级”，并表示将与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开展竞争”，表现出重视竞争管理、避免因竞争过度导致意外军事冲突发生的姿态。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战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者”，未来十年将是美中战略竞争的“关键十年”。

周力认为，这两年中美关系表面上看有来有往，但美国对华威胁、恐吓、制裁、打压、围剿的行动一刻未停。当前，美国拉拢印度遏制中国，意在打造东线日本、西线印度、南线东南亚相关盟国的对华战略包围圈。美国还通过包括舆论战在内的各种手段，在中国国内培植亲美势力，意图动摇中国社会的民间基础。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策动对华“脱钩”“断链”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指出，目前全球经贸保护主义正在不断强化，而且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拜登政府不仅保持了特朗普对中国实施的所有关税政策，而且其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和经贸合作的手段与方式更为激进，由此造成的结果是：2017-2023年，美国自中国进口产品的份额下降了7.6%，其中高附加值产品降幅最为明显（资本品下降了13.1%，消费品下降了11.3%）；2017-202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对制造业投资均呈下降趋势，未来美国对华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全球经贸规则及格局的变化，不仅来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推动，也是价值观交锋和意识形态对决的结果。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都不会降低在经贸领域设置的对华限制，未来几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措施只可能加强，不会放松。即便是在中美两国已经达成合作共识的领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也具有决定性作用。比如，当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涉及光伏、电动汽车、新能源电池等中国优势产品和技术时，气候合作的共识就会让位于所谓的“政治正确”。 西方在国际传播领域的软实力支撑了他们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

吕祥指出，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中美竞争格局都不会发生改变。美国将会继续推行“小院高墙”政策，限制美国高端芯片及其技术出口，遏阻中国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特别是军事技术升级；美国会以“产能过剩”名义对中国具有产能优势的产业扩展进行限制，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包括政治手段）限制中国优势产能在全球市场形成主导地位。

科技领域成为当前中美斗争博弈重点领域

科技部原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梅永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王郡里均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国会、媒体等利用敏感技术、数据安全等借口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立体式围剿，对某些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已经到了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全西方的地步，科技领域成为中美全面斗争博弈的一条重要战线。美国对华科技政策以“脱钩”为导向，内容从对高科技企业的单点封锁制裁，扩大到几乎涵盖信息、生物、新材料、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所有高科技领域。虽然中国整体科技实力同美国相比还有差距，但是近20年来，中国在空间站、北斗导航、大飞机、5G、量子通信、高铁、光伏、新能源汽车、载人深潜器、基因组学、生物制造等众多高科技领域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某些关键领域已具备对美竞争优势。

中美矛盾的顶层逻辑和底层逻辑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中国原驻美武官杨毅认为，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矛盾中，主要矛盾是西方和非西方的矛盾（或者叫东西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中国和美国的矛盾，这是中美矛盾的顶层逻辑。王湘穗认为，中美矛盾的底层逻辑在于中美两国国家生态不同。中国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拥有完整产业体系的实体经济国家，而美国则是一个以金融扩张为主、经济高度金融化的国家。中美之间包括地缘战略、经济模式、国家体制、文明形态等在内的各种结构性矛盾皆源于国家生态的不同。

杨毅指出，总体而言，在中美博弈的大棋局中，美攻我守的基本态势短时间内还无法根本改变，但中方处于实力上升期，而且进展迅速。在未来的中美竞争博弈中，关键不在于我们有多聪明，而在于我们能否做到不犯或者少犯错误。王湘穗认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将是在缠斗中相持、在博弈中共存。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美关系的走向牵动着全球局势发展。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中美经贸往来正常开展，将是世界福音。许多国家明确表示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说明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关系交恶的忧虑和担心。推动中美关系稳步发展，符合双方利益，也将大有益于国际社会。在当前和今后的中美竞争博弈中，中方应树立持久作战的准备，坚持刚柔相济的外交风格和外柔内刚的处世原则，有效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开展对美工作。

2024年大选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已正式拉开帷幕。在政治极化愈发显著、经济衰退阴霾难消、社会舆论严重撕裂的背景下，这场选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和国内政治动荡风险，并对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产生复杂影响。

美国国内政治乱象丛生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认为，目前美国选民对拜登和特朗普两位高龄候选人的执政前景并不看好。两党为了打击对手都大搞“司法武器化”，使得美国政坛乱象丛生。而美国新生代政客执政基础薄弱，尚难以充当后备人选，导致未来总统理性执政的能力将受到影响。目前，堕胎权、选举权、非法移民、枪支控制等美国国内社会问题严重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特别是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思潮盛行，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种族矛盾纠缠交织，必将加剧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化倾向，不断压缩中美关系的转圜空间，有可能导致中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

两党候选人难分伯仲

丁奎松、吕祥均认为，拜登和特朗普两人的选民支持率的不断变化，表明选民对于二人的支持并不稳定，美国国内突发事件很有可能成为左右选情的关键因素。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徐长银认为，拜登竞选团队在全美的布局和力量超过特朗普竞选团队，正在大力争取少数族裔及千禧一代或更年轻选民的支持，但拜登年龄和体力的劣势，引发了众多支持者的担忧。尽管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达到60%以上，但特朗普官司缠身，且美国法院坚持在竞选期间对特朗普涉及的多起民事和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必将对选民的投票倾向产生影响。

美国内政绑架外交政策积重难返

徐长银认为，拜登为了赢得大选，可能会限制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军事行动，阻止伊朗与以色列爆发直接冲突。对于俄乌冲突，美国想逐步脱身，推动北约与俄罗斯进行对抗。一旦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局面可能难以控制。如果特朗普上台，这种局面有可能会避免，但全球热点地区有可能再次转移到亚太。乔伯承认为，美国大选无论是谁胜出，都会使俄乌冲突变数增加。即使特朗普上台，也很难凭一己之力改变美国国会、军方、犹太资本集团、军工石油利益集团对俄乌冲突的深度介入和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指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国内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阿拉伯裔选民开始不再支持拜登，这将会对选情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在巴以冲突中的所作所为和其过去一贯标榜的民主自由理念完全相悖，使得美国的国际形象遭到损害，导致伊斯兰世界和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国的反感程度进一步上升。如果巴以冲突继续升级，势必会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造成重大掣肘。

面对世界变局乱局的中国应对之策

中国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复兴，不可避免会遭到美西方势力的持续打压。中国必须做好与美西方开展长期竞争和博弈的各种准备。

要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面对国际上的风高浪急，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认清当前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认清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困难，在此基础上集思广益，团结人民，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继续推进我们的事业。周力认为，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过去。我们绝不能把国家的发展寄托在美国执政当局身上，寄托在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身上。我们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在立足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这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国际形势走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同时，要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战胜各种挑战。李若谷认为，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华民族就立住了。

要做好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准备

王郡里认为，要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认识做与时俱进的调整。我们反对拉帮结派、阵营对抗、小圈子联盟，但改变不了已经出现的阵营对立的现实；我们反对战争，但美国不给我们和平的机会。我们要做好准备打的这个“仗”，既是政治仗，也是军事仗，还是经济仗、金融仗、舆论仗，是全方位的混合战争。我们要始终以维护我国核心利益为战略目标，在反制美西方战略围堵、遏制图谋上敢于亮剑，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南海等红线、底线问题上寸土必争、绝不退让。吕祥认为，为防止再次出现“特朗普冲击波”，全面提升中国对美战略威慑能力至关重要。“阻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备战”，战争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一定要有预案。

王海运、李惠来均认为，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国应坚持厘清是非曲直、保持客观中立、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要尽力争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盟友，对周边安全环境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要主动研究美西方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套路，从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出发，为应对最坏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要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大国对抗和竞争全面升级的今天，要努力织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并根据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及时做出相应调整。当前特别要最大限度争取和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全球南方不仅可为中国提供广阔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空间，而且可以在政治上成为和中国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伙伴。与此同时，田文林认为，中国要高度重视地缘政治竞争，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前提下，积极打造同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国的新型国家间关系，不断壮大自己的伙伴关系国“朋友圈”。

要在中美科技竞争中把握重点、精准发力

梅永红指出，中美科技竞争是一场生存之争、国运之争。我们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科技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做好强化政策统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明确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等工作，冲破美国制造的科技铁幕，积极抢占下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

王郡里强调，要充分发挥自身在学习速度、应用转化能力、力量整合能力以及政策导向力等“举国体制”方面的优势，强化“制高点群”意识，重点推动和加强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革新与应用，把科学技术转化的关键抓手提炼出来，形成物质化成果，突破美国在数字领域的封锁，打破其在芯片、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小院高墙”。

要积极稳妥应对亚太地区安全变局

任晶晶认为，中美关系是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面对大变局下变乱交织的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中国应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上展现大国担当。要妥善处理中美关系，推动与美方以理性务实态度探讨降低风险的可行措施及制定危机管控预案，共同维护地区大局稳定。要加强与地区中小国家开展战略沟通协调，继续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为抓手，以新兴产业合作为重点，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引领地区产供链重构，构建公正、包容、均衡、合作的地区秩序。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加强军事现代化建设，提升军队实战能力。要针对南海可能发生的意外摩擦做好危机管控，避免事态升级。要提升地区中小国家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能力，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合作。

积极开拓多元化全球市场

陈卫东指出，要积极利用美国及其盟国可能出现的市场收缩趋势，借助我国数字化电商产业优势和竞争力，不断提升我国产品品牌的国际认知度。要在未来产业政策中增加支持新型原创产业以及标准创立的条款，指导成熟产业在国内布局和在国际市场有序拓展。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加强对国际资金和东道国资金的使用，在双循环格局下加强对国际资金的引流能力建设，保证国内资金供求平衡。

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陈少波指出，要调动港澳地区积极性，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资源整合作用，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区域性融合发展进程中，书写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湾区篇章。

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李克穆指出，当今世界发生新一轮金融风险或危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决策和金融政策失误，可能直接导致金融市场出现危机。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以及可以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连锁传导机制，提示我们实施和强化全球金融系统监管合作十分必要、势在必行。

李克穆强调，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涉及金融业决策层面，这势必造成对金融监管的全新压力。要警惕在某些环节出现监管真空，由此导致新的系统性风险。人工智能发展的安全性和可控性是全球性问题，是单独一国或几个国家无法应对的。可考虑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中增加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内容，并作为中国的原创性话语向国际社会推广。

（编辑 杨利红）

房地产具有基本居住功能的耐用消费品特征和资产配置属性的投资品特征，对于中国经济短期波动、中期转型和长期发展，以及中国金融领域的稳定，都具有重要影响。

房地产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它具有基本居住功能的耐用消费品特征和资产配置属性的投资品特征，对于中国经济短期波动、中期转型和长期发展，以及中国金融领域的稳定，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按照我们的联立方程模型，房地产投资增速对GDP增速的弹性为0.19，即1个百分点的房地产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拉动的综合效应(间接和直接拉动)大约为0.19个百分点；房地产对居民资产负债表影响甚大，占居民资产比例约为59%(2022年)，直接关系居民部门的消费、投资和预期。  

2024年1-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8%，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20.2%，销售额下降28.3%，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4.6%。

2024年5月17日，央行宣布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取消全国层面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鼓励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

房地产何时企稳，未来还需要怎样的政策进一步支持，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将会如何？本文从基于人口结构变化预测未来5-10年的房地产需求、收储资金规模的测算、以及居民资产负债表中房地产资产的变化趋势这几方面，对房地产销售何时可能企稳做部分定量的趋势研究。

对于短期经济增长而言，为了就业稳定和社会生活的平稳，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关键问题；对于中长期发展目标而言，在逐渐降低房地产投资属性、回归居住功能，增加保障性住房比例，降低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靠，减轻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压力的同时，转换发展动能、促进科技行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成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房地产行业还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学术研究对城镇居民住房资产的估价方法各异，例如李扬等(2018)、杨业伟(2020)、周晓蓉等(2014)、刘向耘等(2009)将商品房平均售价作为城镇居民住房资产价格的依据，马俊等(2012)将重置成本作为城镇居民住房资产价格的依据，但并未考虑城镇居民住房属性的不同。然而，不同产权的城镇居民住房价格差异显著，因而分别进行估价是有必要的。

这里将城镇居民住房分为居民购买住房、自建住房、租赁私房及其他住房三类，对这些资产分别进行估价。

对于居民购买住房，本文借助商品房中住宅平均售价来进行估价。居民购买住房中原有公房、二手房等与商品房属性较为接近，其属于居民拥有合法产权的住房，价格也与正常商品房相近，故可使用历年商品房中住宅平均售价进行估价。通过居民持有的城镇住房面积和购买住房占比相乘，可以得到购买住房存量面积，然后将当年存量面积和上年存量面积相减，得到当年增量面积。    

对于公房、自建住房、商品房，本文按照历年新增面积乘以重置价格加总，得到当年城镇居民持有商品房和原有公房价值，即为：                    

利用上述方法估算的各类房屋资产加总，得到城镇居民住房资产估算结果。测算发现，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资产总和为270.74万亿元。其中：居民购买住房资产为176.71万亿元，占比65.27%；城市自建住房资产为21.11万亿元，占比7.81%；镇自建住房资产为33.7万亿元，占比12.45%；租赁私房和其他住房资产为39.16万亿元，占比14.47%。

2020年，我国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1.8平方米。其中，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5平方米，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8.6平方米，乡村住房建筑面积为46.8平方米。2020年全国仍有12.7%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足20平方米，其中，城市仍有17.4%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足20平方米。

从国际比较看，德国1988年人均居住面积36.9平方米，2018年人均居住面积46.7平方米。美国新建住宅平均面积不断提升，加上家庭小型化趋势，人均住房面积的提升显著，2017年已达96平方米。

据此可认为，我国城镇居民住房面积总体并未饱和，还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我国居民购房贷款存量占居民购买住房资产的比例为36.7%，低于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45%)。

我们把房地产需求分为刚需(因为人口、收入、改善居住等基本面因素引起的需求)和投机性需求(流动性、风险偏好等因素影响)两部分。我们经过测算把投机性需求占房地产需求的比例估计出来。从最新的数据看，目前房地产销售中投机性需求大约接近1%，与最高峰(2007年和2010年的40%，2017年初为30%)相比有较大差距。从逐渐降低房地产投资属性、回归居住功能的角度来看，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属性较低，并不存在泡沫的风险，而是存在短期超调过冷的风险。

在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中，住房资产占比大约在59%左右，这与同时期东亚经济体的数据一致，东亚经济体人均GDP为1.2万美元左右。由于房地产资产占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比例较高，房价、销售的短期较大波动，容易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性。     

在城镇化进程中，改善居住空间的需求因素属于“刚需”。我们根据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人群），估算了未来一个阶段中国城镇居民的刚需趋势。按照我们的测算，2019-2021年将是2015-2030年期间中国城镇居民刚需的顶点。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体年龄群体式微，城镇化进程趋势逐渐平缓，城镇居民刚需面积改善边际递减等因素，中国城镇居民房地产刚需趋势将逐渐减弱。刚需的中长期变化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重大，对于中国经济结构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房地产占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比例将逐渐降低。按照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越过1万美元后，金融市场将逐渐对外开放，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配置也开始呈现多元化。从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地区等东亚经济体的国际经验来看，这一阶段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一大特点是，房地产资产从以往占大部分比例开始稳步下降，20年间平均下降15-20个百分点，居民资产逐渐配置到海外资产和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我国人均GDP已经越过1万美元，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重新配置正在逐渐展开，未来中国权益市场将会承接更多居民财富的资产配置转移和需要更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而房地产占比将逐步降低。

房地产合意收储规模的测算

政策收储在理论上可以平抑房地产周期，短期内可缓解房地产市场压力，控制经济和金融市场风险。政府通过城投收购存量住房，可以有效降低房地产目前的库存水平，缓解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重点是收储支持的资金规模力度和节奏。设定合理精准的收储规模，首先需要确立收储的目的（防止再泡沫化应是重要考量），这是推动房地产市场回到平稳发展的路径。

测算政策收储的理论规模主要通过两个方式：一是要促使目前新建房库存量(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通过收储达到合理去库存周期的力度；二是按照过去6年实际供给超越潜在需求的角度测算提前预支的住房需求。由此，确立收储的政策目的主要是平抑购房周期波动。   

按照目前的政策目标范围，从新建房累积库存量(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达到合理去库存周期的力度来测算，政策收储的总规模大约为1.12万亿元。

按照2024年4月的数据，目前我国建成未销售的住宅类商品房大约为3.9亿平方米，依照过去两年月均销售的现房销售速度测算，去化周期为21个月，处于有数据以来的最高点。建成未销售类住房的去库存，需要及时给予房地产开发商流动性支持，缓解企业当前的压力，促进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情况。如果回到正常的去周期水平(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为15个月)，那么需要政府收储住房大约1.5亿平方米，按照目前均价10000元平方米的七五折计算，需要投入资金总额约为1.12万亿元。若按照目前政策的总规模，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和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大约可以完成这一类住房收储的大部分任务。   

商品房库存除了已建成未出售的，还有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且后面两类库存占比较大。粗略估算，要回到正常的库存水平，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大约需要下降4亿平方米，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大约要下降25%(2.1亿平方米)。因此，除了目前政策明确支持的已建成住房库存回归正常化的目标，要实现房地产市场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回归正常化目标，还需要政策收储大约6.1亿平方米，还需要投入资金总额约为4.58万亿元。

总之，如果只是对应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库存回到正常水平，需要收储资金规模约1.12万亿元；如将未建成的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6.1亿平方米）回归正常化目标，还需要约4.58万亿。   

同时，按照我们的房地产供需缺口测算，过去六年每年超额的房地产供给大约为1.1亿-1.5亿平方米，2024-2025年即便每年的潜在住房需求为9亿平方米左右，综合以往的需求透支、库存过多因素和经济增长预期等影响，实际的住房销售可能略低于9亿平方米的潜在中枢水平。过去6年累积的过剩供给大约为6.6-9亿平方米，这部分提前透支的供给将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实际需求产生压力，应纳入政策支持的观察范围。

政策支持下，房地产何时企稳

如果没有强力的政策支持，房地产市场可能还需要3年时间回到正常发展水平。房地产的理论销售面积（新的中枢水平）约年均9亿平方米，实际销售可能低于这一水平。我们分别估计了目前的房地产住宅存量、居民的收入和可用的金融杠杆水平、开发商拿地和在建面积等因素，初步的测算房地产住房去库存还将持续3年时间。而由于三、四线城市库存较大，未来3年房地产市场可能仍将处于调整和巩固的阶段。                    

三、四线城市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短期企稳回升的关键。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销售，平均占全国销售80%左右。目前阶段，影响三、四线城市居民房地产需求的因素主要为：(1)经济恢复不是一蹴而就，加上部分房地产企业信用爆雷引发居民对期房交付的担忧，民众的观望情绪浓厚，导致新房销售快速下滑；(2) 2016-2018年，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等政策促进了当时的房地产需求，但也透支了部分需求。2018下半年开始调整棚改政策，货币化安置政策收紧，大幅降低了三、四线房地产市场的实际购买力和市场热度，也提前透支了未来一个阶段的住房需求；(3) 目前社会对经济增长何时企稳回升预期不稳，三、四线城市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对于房地产需求较为谨慎。从体量上来看，三、四线城市是恢复房地产市场的关键，但需要一定时间的休养生息，逐渐消化以往的高库存和培养新的需求。    

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我们预计中国房地产市场回到正常发展水平的时间可能提前。政策的支持力度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加速提升，预期实际情况可能好于我们之前的预测。按照目前的政策表述，如果只是对应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库存回到正常水平，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水平，增强其债务抗风险能力，缓解公众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担忧。更进一步，如果要实现房地产市场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回归正常化目标，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风险将暂时得到一定控制。政策重视是很多问题解决的关键。                        

中长期看，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在于更多创造增加值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和壮大。对于中长期发展目标而言，逐渐降低房地产投资属性，回归居住功能，增加保障性住房比例，降低地方财政对于土地的依靠，减轻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压力的同时，在新旧动能转换之间，促进科技行业、高端制造业等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结构性政策来看，房地产总量趋势增长逐渐降低，但结构性变化也很显著。房地产发展潜力依旧，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房地产政策，顺应时代的发展。在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沉重的区域，充分发挥中国特有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优势，有助于房地产行业的中长期发展。    

整体而言，房地产行业在政策的有力支持下，有望提前企稳。房地产行业的变化并不是以往周期性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为行业趋势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金融风险、经济增长风险，应该提前做好预判，积极做好预案。相信中国经济一定可以行稳致远。

（编辑  季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成就世所罕见，改革开放是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 45 年，我国体制改革可以梳理为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两条主线。研究部署现代化建设阶段的改革任务，需要两条主线同步推进，同时根据主要问题和矛盾的变化，明确不同时期的重点任务和推进方式。处理好“发展—治理”两大改革的关系，事关发展与稳定两个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两条主线的继起与并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中的两个主题始终并存，以 2013 年为界，侧重点有所不同。之前，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能力，着眼点是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之后，在继续推进发展型改革的同时，改革任务增加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着眼点是解决积存的突出问题，规范和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与公民的行为与关系，目标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制度保障。

发展型改革为主的时期（1978—2013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以发展型改革为主线，核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经济加速发展，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早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的农村改革、80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体系改革等，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增加市场因素和相应活力。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个时期的改革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从国家宏观调控方式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多方面推进发展型改革，目的都是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根据不同时点的突出问题，也有一些治理型改革出台。例如，1989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整顿经济秩序，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的严重混乱现象，是一个具有治理型改革目标的重要文件。

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并重的时期（2013年至今）

2013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治理型改革摆在改革总目标的地位（燕继荣，2023）。文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部署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多方面改革。同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看出，治理型改革是一种更全面的改革部署。由此开始，我国的改革由发展型改革为主转向发展与治理两条主线并重，两条主线并存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和理念指引。改革推进三十多年后，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解决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突出问题，规范社会各方行为，调节各方利益关系，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也必然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例如脱贫攻坚、依法行政、共同富裕、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否则既影响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又会阻碍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习近平，2020）同时，过去十年中稳增长稳就业也是始终存在的重要任务，以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依然没有过时。因此，这个阶段的发展任务和治理任务就需要两方面改革并行推进。例如，高质量发展要求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相结合，既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要保护环境和促进共同富裕；再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也要求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共同推进。

改革新阶段：发展型改革再加力，治理型改革不停步

2020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推进改革的复杂性、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 40 年前，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不失时机、蹄疾步稳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高改革综合效能。”（习近平，2020）

新的改革任务之所以复杂、敏感而艰巨，是因为我们党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国内外经验都表明，发展与稳定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核心任务，能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与现代化国家相匹配的治理能力，仍然是改革的两个重点和两条主线。

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要求保持较快增长，发展型改革要加大力度

我国现代化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到 2035 年，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对今后12年的增长速度提出明确要求。当前，我们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3年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和经济长周期的结构调整叠加出现，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有不少压力。因此，在密集出台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相关宏观政策的同时，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现在中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它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这就要求我们在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时，更要解放和发展技术含量高和配置效率高的生产力，在加快推进经济领域各项改革的同时，特别注重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发展和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内生动力。

现代化发展是多元目标，治理型改革不能停步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多元发展目标。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绿色环保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不能停步，才能保障发展与稳定这两大现代化核心关系的协调稳定。理论和实践都显示，现代化发展中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很重要。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经提出，现代化时期是政治最不稳定的时期：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1988）。例如，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市化加速，既需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个发展型改革，也需要现代化城市管理方式改革这种治理型改革；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既需要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发展型改革，也需要更加严格的质量监管、安全监管等治理型改革（江小涓，2019）。更为基础性的要求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规范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行为，明确各自权责，最大限度发挥协同效应，使整个经济社会运行有规则可循，行为结果可预期。要以规范化的治理体系和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使全社会认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政策承诺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这既是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制度保障，更是现代化国家治理应有的内在品质和突出特点。

今后重点改革任务：提高效率与促进和谐

经过 40 多年改革，我们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两条主线上都取得重大进展。下一轮深化改革，两条主线既要坚持又要创新：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关键是创新各类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处理好各方面权责利关系，提高多元复杂诉求下协同治理能力。

研究寻求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任务

过去多年，我们有过一些重大发展型改革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企业承包制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较早时期这类改革的共同特点，是起步于一个资源配置极端失衡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大量生产要素缺乏积极性、主动性，或被错配在低效率部门，因此改革是要能普遍调动人的积极性（如各种类型的承包制），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如大量农民工和土地从农业转向工业），带来生产力普遍而持久的提升。稍后时期的这类改革的共同特点，是改革前存在大量估值极端失衡、产出效益极低的公共资源，改变这些资源的配置领域和配置方式，就能带来使多方收入增加特别是政府财力的极大增加，得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例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大量的房地产发展等，都得益于国有和集体土地的开发和增值。在下一步改革中，各方都期待寻求这类影响全局带来广泛发展新动能的重大改革，但经过多年改革之后，还存在哪些改革具备相应的基础条件，能够释放巨大动能并带动全局，需要认真研究和深入探讨。

发展型改革要聚焦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1.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现所有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特别要对各类经济主体一视同仁，由市场依据效率和风险双重评估决定资源配置方向和领域，使各类市场主体能对要素使用做出合理决策，“入场”环节和“在场”环节统筹，提高全要素配置效率。

2.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除了对为数不多的特定行业和企业实行准入限制或经营活动管制外，其他行业和企业都将实现“市场主体竞争地位中性”，国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任何企业不能在垄断性地位中获取特殊利益。竞争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才能产生“优胜劣汰”的机制，使各类要素向优势企业聚集，在企业全生命周期中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有企业拥有大量优质生产要素，但由于体制机制问题，这些优质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发挥国有经济支撑国家重大发展任务和民营经济体制机制灵活的双重优势，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推行多年，需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

4.切实保护民营经济权益。一要平等准入，不能对民营经济提出歧视性的准入壁垒，各类项目招标特别要有产业政策支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项目，要对各类企业平等开放。二要公平竞争，对垄断等不正当行为的判断和监管，不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有不同标准，特别要制止滥用行政权力对民营经济进行歧视性执法。三要依法保护，现在各方面都呼吁加快制定“民营经济法”，这件事重要紧迫又错综复杂，要积极推进更要认真严谨，“有法可依”是民营企业家保持信心和稳定预期的后道心理防线，法律如果出台就一定要可操作见实效。

5.加快城市农村之间人口和相关资源双向流动。除个别超大型城市外，应取消对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的限制。加快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在乡村振兴和小城镇建设中，允许和鼓励城乡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共同参与共建共享。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更大程度的双向自由流动，能改变城乡分割时的资源错配，提高配置效率。

6.推进市场在配置跨境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有大量的资源、产品、资金、技术和劳务等生产要素需要跨境流动和全球配置，跨境资源配置效率在我国总体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要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除了极少数关键资源、重要产品和核心技术需要有特殊管理政策外，跨境资源配置也要实现各类主体竞争地位平等，对出口和进口、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不实行特别鼓励或限制政策，而是让市场自主做出选择。这部分跨境资源高效配置，能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治理型改革要聚焦于解决突出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1.科学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央地财税关系是央地关系的基础，维护中央对重大全局问题的决策权和调动地方积极性主动性是处理好这个关系的要害。中央政府要加强宏观事务管理，建设全局性重大社会基础设施，并拥有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和推动实施的财政能力。要以增强发展动能和公共服务能力为导向，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增强地方自主权，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能动性。

2.按照共同富裕的要求推进税制改革。改革重点是从流转税为主导逐步转向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混合型框架，从单一针对企业法人征税转向对自然人和法人共同征税，逐步形成纳税与享受公共福利相匹配的格局。流转税征收环节上，也要由仅从生产环节征收转向从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共同征收，征收价外型消费税，减轻地方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张平、袁富华，2019），形成兼顾发展与公平的可持续地方财力保障。

3.农村资源转让收益优先用于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收入的同时，为相对低收入人群提供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刘世锦，2020）。

4.完善促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法律、规划、标准、信息披露、财税金融政策和碳市场交易等，推动绿色发展技术和计划得以迅速实施并具可持续性。推进经济转型、能源革命、环境治理、气候变化和公众健康的协同管理机制（刘世锦，2020），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同向同步，相得益彰。 

5.以社区作为基本支撑点加强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回应公众希望更多知晓和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愿望，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让人民群众切身体验到与现代化国家相匹配的服务与治理水平。

确定发展稳定的主要任务

要推进的重点改革可能还有许多。下一步改革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从中国发展目标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确定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的主要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从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的角度看，“两条主线”或许是将中国奇迹从实践表现升华到学术理论的有效框架。“发展—稳定”虽然是现代化进程中两大普遍命题，但中国借力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用持续的制度创新处理好这两大命题和两者关系，做到两个方面各自发力又相互加持，才创造了发展与稳定两大奇迹。总之，用学术语言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和学理价值，既是理论工作者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应尽责任，也是学术事业发展前行的难得机遇。

（编辑  尚鸣）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异常活跃，成为各国关注和发展的重点领域。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将促进人工智能和经济融合发展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布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实施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政策举措，正在形成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

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一是加强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中国政府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持续加强前沿性布局，全链条全面部署科研任务，致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行业共性技术开发、应用科技开发，创新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转化与应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框架等方面，中国构建起体系化能力，为全球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积极贡献中国智慧。

二是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场景创新解决人工智能重大应用和产业化等问题，建设一批重大示范应用场景，开辟智能经济新领域、新赛道。同时，中国政府加快企业智能化转型步伐，推动企业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智能化和智能产业化水平。中国人工智能引领未来产业已初见雏形，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是推进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理念，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布实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积极支持行业企业探索治理实践，鼓励企业设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强化企业和行业自律。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立法的研究，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管理办法。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高级别人工智能咨询机构等国际组织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工作，推动联合国大会于2024年3月21日通过首个人工智能决议草案。

人工智能的跨界应用将引发社会发展的深远变革

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群体性技术变革的起点，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将全方位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孕育着新的重大变革。

一是人工智能正在迈向多智能融合的新阶段。以ChatGPT和Sora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的重大突破，打开了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序幕，大模型已经成为主流技术路线，并加快迭代演进。基础语言大模型已出现突破性升级，全新的深度网络架构相继涌现；多模态大模型成为当前模型研究的主攻方向。多技术路径的交叉融合，加速了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大模型技术正在与人工智能各领域实现交叉融合。这些突破将推动人工智能从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2.0阶段迈向大小模型协同、新智能形态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3.0阶段。

二是人工智能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配。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它将推动实体经济实现革命性的升级换代，从而催生智能经济新形态，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领。人工智能将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和动力变革，重塑工业的基础再造、生产和服务模式创新等各个环节，从而引领新型工业化发展，为智能经济提供全新的动能。人工智能激发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和渗透到各行各业，从而构建起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新形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将助力重大科学发现和前沿技术应用，与生物制造、脑科学、经济、能源、文化创意等领域交叉汇聚，有望打造颠覆性产品和产业，加速未来产业的发展。

三是人工智能将引发社会发展的深远变革。人工智能将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护理、家政等领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服务机器人也逐步走进千家万户，创造美好生活。大模型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推广应用，将加快实现个性化、专属化的数字医院远景。人工智能将带来文化创造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丰富文化产品，提升跨领域、跨时空的文化传播效率，加速文化融合进程。人工智能有望推进人类社会迈向人机共存的智能增强时代，物理世界、虚拟世界、信息世界将交互并行，“人-物理世界”的二元空间将转变为“人-物理世界-智能机器-虚拟信息世界”的四元空间，从而满足情感感知自动化、实时化、个性化的要求。

四是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跨界应用，将带来多重安全风险与挑战。以生成式大模型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可以廉价地生成对人物、事件的错误描述，降低大众对真实信息的整体性信任，从而引发认知混乱，冲击原有的社会和生活秩序。人工智能的误用、滥用、隐私泄漏等问题，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带来的价值扭曲和情感依赖等问题，违背了道德原则，破坏了公平正义，会导致伦理失范，从而引发深层次的伦理道德问题。同时，人工智能的智慧可能在部分领域超过人类，也将威胁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存，并在保证其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更好地造福人类社会，成为全球、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

携手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应紧紧抓住人工智能重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并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风险与挑战，携手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一是要以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融合发展。应瞄准人工智能的前沿方向，加快产生原创性、突破性的重大科研成果，多路径探索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加速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和颠覆式技术的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构筑起未来新的增长点。

二是加强人工智能与人文理念的交叉融合。应坚持科技以人为本，积极推动科技人文理念全面融入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全过程，助力打造符合人类价值理念、审美取向、情感体验、认知习惯的产品与服务，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不偏离“造福于人类，使人类生活更美好”的宗旨，维护和提高人类文明的水平和境界。

三是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世界各国应携手一道，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坚持智能向善、智能向上，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从而实现安全、可靠、可控。应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工作，加快构建包容审慎的治理机制，完善人工智能研发的伦理规范，协力促进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

四是不断推动开放协同的国际合作。中国应把人工智能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贫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中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应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深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合作，搭建区域性、全球性、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平台与机制，共同协商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治理新规则。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