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形势趋紧与美元指数周期有什么关系？

2006年美元指数再一次开始进入上升通道，金融危机爆发了。美国人不得不用连续4轮的QE(量化宽松)方式拯救自己，而连续四轮的QE意味着美元又开始“泄洪”，这当然会让美元指数重新走低。

这几轮QE释放出来大约3万多亿美元，一方面稀释了美国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缓解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美国“开闸放水”，向全世界释放它的通胀。这些凭空多印出来的美元流向了中国这些发展形势良好的国家和地区，客观上起到了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流动性的作用，使其产生了对美元的依赖。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开始慢慢复苏。

但当美国经济开始转好，而各国对美元的依赖性日渐严重之后，美国人决定结束QE。一放出结束QE信号，美元的流通量就开始收窄，全球的资本便逐渐从其他地区退出，各个国家特别是那些美元资本引入最多的国家，陆续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动性短缺，经济形势也随之变坏。

但是这还没有达到美国从这些国家“抽血”的条件。对美国人来说，首先，它不希望资本留在欧洲，因为欧洲一直在和美国争夺资本。而不让资本留在欧洲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欧洲发生地区性危机。于是，乌克兰危机出现了。

俄罗斯是个很奇怪的民族，俄罗斯人的思维从来就是地缘政治思维，没有一点币缘政治思维，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人追求的就是领土，能多一块是一块，所以普京有句让中国人佩服的名言：“俄罗斯的确国土辽阔，但是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普京要的是领土，可他除了拿回克里米亚，还收获了美国人给他的金融危机。

美国人通过克里米亚事件逼迫欧洲和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然而制裁是一把双刃剑，欧洲人要制裁俄罗斯就不能让普京再拿到石油美元，同时也就要让自己放弃从俄罗斯拿到能源，这对欧洲人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但对美国来说则是一箭双雕，既通过阻止俄罗斯石油出口打击了俄经济，又正好让自己的页岩石油找到了销路。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资本就有抽逃的可能，资本抽逃会去什么地方?这时候美联储已经在准备吹响加息的号角吸引从欧洲撤出的资本了，让美国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时候半道出现了一个截流资本的国家——中国。因为中国经济即使增速放缓，但仍然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美国本来希望欧洲经济不好，资本就撤出来到美国去，没想到中间插了一个中国。虽然中国经济放缓到7.5%甚至7.5%以下，仍然是世界第一增长率，这样的经济仍然会成为全球资本看好的投资方向。结果，大约1万亿美元的资本从欧洲撤出来后，并没去美国而是到了香港。怎么办?那就要想办法把这1万亿美元逼走。办法就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麻烦，让地区性危机出现，导致投资环境恶化，逼资本撤离。

当中国成为截流资本最大的国家，美国人怎么可能不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中国不管怎么向美国示好，告诉美国人我对你的霸权没有挑战意图，我们只是一心想发展自己。但你一心发展自己就会截流资本，就会跟美国人争食，就会阻断美国的生存方式，美国当然不会放过你。

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自2012年以来钓鱼岛、黄岩岛争端会相继浮出水面?越南会在“981”钻井平台问题上跟着跳出来?难道仅仅是因为钓鱼岛问题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变坏了?是因为黄岩岛问题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变坏了?还是因为“981”钻井平台可能让越南人石油收入减少，才跟中国翻脸?这背后难道没有美国人的手在操纵么?

美国人把这些雷一颗颗预先摆好，就是准备当美元开始走强的时候，随便拉响其中一颗，地缘政治危机就会出现。地缘政治危机一出现，投资人立刻对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作出判断，这个地方打仗了或出现地区性危机了、投资环境恶化了，那么，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撤资，马上离开。撤资的同时，美联储就会不失时机地宣布加息，资本就会蜂拥转向美国，让美国再一次获得一个久违了的大牛市。相比之下，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会一步步衰落下去。这时，挣够了钱的美国人会掉头杀个回马枪，剪你的羊毛，收割你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最近中国周边包括香港会频频出事，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么?

中国的快速兴起动了谁的奶酪？

我们没有在海外驻扎一兵一卒，我们的兴起和别的国家是双赢互惠的……我们的这些解释看上去都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块蛋糕，蛋糕的份额就这么大，你拿走一块，别人就会少一块;你拿走的多，别人的就会少。

欧元的诞生为什么会招来一场战争？

美国为了维护它的金融霸权，是不惜动用军事力量的，即使对方是同盟国也不会放过。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在此之前欧洲人把欧共体变成了欧盟——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当然需要有统一的货币进行内部贸易结算，于是就有了欧元。但欧元的出现让美国人很不爽。因为它要分割美元的利益，侵占美元的一统天下。

在欧元出现之前，全世界的货币结算量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美元，当欧元出现之后，有22%～23%的货币结算不再使用美元，美元已经退到60%左右，这就是欧元对美元的威胁。所以，即使欧盟与美国是美国人所说的价值观同盟，是一样的“民主国家”，而且按照西方的说法，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美国人可不管这一套，该干什么干什么：不打仗不等于不打经济仗，而且也不等于完全不打军事仗。

1999年3月25日，在欧元启动三个月之后，科索沃战争爆发。美国率领北约开战的理由是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但事后证明这完全是美国中情局制造的弥天大谎。距科索沃战争整整8年前的海湾战争爆发原因是伊拉克占领了科威特，当时国际流行的准则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伊拉克侵犯了科威特的主权，美国人便带领盟军“替天行道”，打败了萨达姆，把侵略军赶回了伊拉克。

那么到了科索沃问题，这属于南联盟内部矛盾，属于主权内部事务，如果还继续坚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美国人就没有理由打南联盟，于是中情局就制造一个南联盟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谎言，给美国和北约制造了一个开战的借口——“人权高于主权”，于是就可以打一场为“人权”而战的战争了。

当时整个西方同仇敌忾，必欲除掉南联盟这个残暴政权而后快。结果，72天的狂轰滥炸把这个政权干掉了，米洛舍维奇垮台了。按说欧美都应该满意了，但是欧洲人却突然傻眼了。为什么?欧元在正式启动的时候欧洲人对自己的货币很有信心，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比美国还要好，所以它给欧元的定值是1:1.07，1欧元兑换1.07美元。可是这一仗打下来竟然把欧元与美元的比值打成了倒挂，变成0.82美元兑换1欧元，欧元直线下跌30%。一场仗把欧元打残了。这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话：别人把你卖了你还替别人数钱。欧洲人发现上当了，所以在4年后美国坚持要打伊拉克战争时，除了英国坚决追随美国以外，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坚决反对，原因就是欧洲人决意不再替美国人第二次数钱。

为什么欧元诞生会带来一场战争?因为美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美元的霸权，哪怕是价值观同盟的兄弟也不行。美国人过去20年里打了4场仗都是打的挑战美元霸权的国家，要么直接打资本云集的地区，要么打资本云集地区的边缘，目的就是驱赶资本。

比如打科索沃战争，目标是冲着欧元去的，但又不能直接跟欧盟打，怎么办?于是就选择了欧洲的边缘地带，这就是南联盟。在这个地方打仗将严重影响欧洲的投资环境，因为没有哪个投资人愿意在一个有战争的地方投资。在边缘地区打仗可以“敲山震虎”，把资本敲出来。

通过科索沃战争，美国人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有数据显示，战争爆发前大约有7000亿热钱在欧洲游荡，战争一打响，其中的5000亿马上从欧洲撤出，2000多亿到了美国，2000多亿到了香港。到了美国的2000多亿马上发生效应，支持了美国已经连续96个月的经济增长，而到香港的2000多亿，显然是那些投资人要借重香港这个跳板，最后进入中国内地。

但是美国人不想让中国在不参加这场战争的情况下还从中获利。所以一件令中国人至今难忘的流血事件就“偏巧”在这时发生了：美国人用5枚精确制导炸弹非常准确地“误炸”了中国使馆。这一事件让全世界震惊，也让全世界投资人担心中美关系将由此恶化，甚至出现对抗，那么，中国必定会处于下风，谁还敢把钱投给中国人?于是一周之内，在香港的2000多亿热钱纷纷撤出，最后全都到了美国。“敲山震虎”的结果就是从欧洲撤出的5000多亿热钱悉数进了美国，美国经济的繁荣从96个月一直延续到104个月，这一轮经济繁荣期才结束。可以说，这一结果非常典型地诠释了美式战争与美国经济的关系。

中国的兴起与全球资源价格上涨及资源争夺战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觉得很委屈，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与别国互利互惠的，我们赚也让别人赚。何况我们还对别人没有领土野心，不干涉别国内政，不称霸，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等。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几乎没意识到，动了别人的奶酪。要知道，蛋糕就那么大，你切走一块别人就少一块。别人能干吗?这些国家不敢惹美国，还不敢惹中国吗?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却与美国所得的份额相似，这下子别人还不都瞄着中国来?

想一想中国的兴起对全球资源的价格上涨及资源需求的影响就不难明白这一点。现在全球连续40多年来的石油产量稳定在22亿吨，其中，美国人每年要消耗9亿吨，中国自从去年成为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年进口3亿吨加上自产的2亿多吨，每年消耗6亿吨。全世界22亿吨，中美两国就消耗掉15亿吨，占了三分之二。

发展与能耗成正比，未来10年中国GDP若将超越美国，这期间一定会有更大的能源消耗。因为未来10年，你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低耗能、高产出的企业为你赚那么多钱。假定中国GDP超越美国时，两国间能源的消耗相近，那么剩下4亿吨给全世界50多亿人去使用，人家能不把你当敌人吗?他们也嫉妒美国、恨美国，但是不敢惹美国，却敢惹中国。中国周边的日本、菲律宾，以及南海周边的国家一定还会不断加入对中国的围堵，他们谁都想到中国的“汤碗”里分一杯羹，这是肯定的事，中国一定要对此做好准备。

此外，还有正在悄悄开始的人民币与美元的竞争。人民币一旦国际化，那就是在压缩美元的空间，美国人怎么可能容忍呢?所以说我们动的奶酪多了，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起必须付出的代价，别的国家要兴起也会遇到这样的难题，想完全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平衡掉了什么？

美国人推行“亚太再平衡”，首先要平衡掉中日韩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和中日货币互换从而在两国贸易中排除美元的前景。2012年上半年，中日韩东北亚之间的谈判即将成功，而同时中日货币互换也有了协议，这个时候突然“钓鱼岛事件”“黄岩岛事件”接连浮出水面，一下子把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吹散了，中日货币互换也随之中断。

很多人不理解，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中日货币互换与美元的霸权有什么关系，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大。来算一笔账，东北亚自贸区一旦确立，中(包括港、澳、台)、日、韩三国六方合作就会出现20万亿的经济体，这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东北亚自贸区一旦运行良好，一定不会就此止步，它会继续南下，整合东南亚自贸区，这就形成了东亚自贸区，一个30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就会出现，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就会出现。

如果再发展的话，把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国家也整合进来，再加上中东产油国的亚洲部分，那么将会出现一个40多万亿的经济体，相当于欧盟经济体(27万亿)与北美经济体(24～25万亿)这两个经济体之和的4/5，这对美国和欧盟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如果这个经济体内再诞生出自己的货币，可以想像那时谁还愿意用美元或是欧元作为结算货币?

有人建议推出东亚元或者亚元，笔者坚决反对。2003年，笔者与王建、李晓宁、王湘穗四人合写了一本书《新战国时代》，我们是最早提出建立东亚元或是亚元的人，但是现在笔者坚决反对。因为欧元前车可鉴。因为欧元是一个软货币。所有欧盟国家，虽然都在使用欧元，但是每个国家都不肯交出它的财政主权，一种货币不能够影响它的财政政策，那么这个货币必然就是软货币。

如果中国和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一道构建起亚洲自贸区，相信谁都不肯交出本国的财政主权，没有财政主权的亚元会比没有财政主权的欧元还要糟糕。所以说，我们干脆不要走这一步，否则，中国就会像今天的德国一样，让欧元弄的很难受。

笔者的建议是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如果人民币能够成为亚洲自贸区的货币，世界货币立刻三分天下，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这就意味着美元霸权的终结。美国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相反我们对这一点并不清楚，没有从这样一个战略角度去考虑，没有考虑到美国是绝不会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开展中日货币互换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美国会反对吗?肯定考虑到了。但我们绝对没有想到美国会通过钓鱼岛、黄岩岛这些地区性危机和事件让东北亚自贸区和中日货币互换两件大事一风吹。这就是美国。

金融帝国怎样为美元而战

伊拉克战争与石油交易的货币结算

伊拉克战争为什么而打?有很多人认为是为了石油，不对，是为了美元。回过头去看，假如萨达姆不挑战美元的霸权，也许他还不会死。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萨达姆以为这下他可以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搞一次离间计，他宣布伊拉克的石油贸易将不再使用美元结算，而是改用欧元。欧洲人高兴，但却捅了美国人的肺窝子。为什么?因为萨达姆此举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果然，紧接着普京就宣布，俄罗斯的石油交易将考虑由欧元结算，然后伊朗人宣布伊朗的石油交易将考虑由欧元结算，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也跟了上来。

这几个主要的产油国都这么干，美国还能受得了吗?如果美元跟石油脱钩，美国就完蛋了，所以美国一定要打伊拉克。这个远不是有些人解释的那样，美国之所以打伊拉克，是因为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这些人都有石油财团背景，这些都是小问题，最主要的是萨达姆触动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所以他必死无疑。在萨达姆还没被抓到时，美国打下伊拉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建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干的第一件事、宣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伊拉克的石油结算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所以说美国人为什么发动伊拉克战争?与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毫无关系，只是为维护美元而战的一个借口。

阿富汗战争与美国资本项目顺差

阿富汗战争为什么打?有人说，阿富汗没有石油，阿富汗也跟美元扯不上关系，美国人打阿富汗完全是因为“9·11”，因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保护了基地组织，美国人打阿富汗是名正言顺的反恐战争。实际上，阿富汗战争和美元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为什么?因为“9·11”事件双子大厦被撞之后，全世界的投资人对美国的投资环境立刻产生了怀疑，你不是最安全的国家吗?你不是最强大的国家吗?你居然不能保护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我凭什么把钱投在美国呢?

“9·11”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球的资本大量从美国撤走，据统计高达3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顿时就使美国的资本项目顺差没有了。2001年时的美国，大约需要每年资本项目顺差7000亿，就是每年净流入美国的钱不能少于7000亿。2001年还有3个多月没过呢，3000多亿美元就没有了，这让美国人下半年的日子怎么过?

做什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一局面?打仗。打仗是影响经济生活的快变量手段。这时的美国人亟需一场战争。报复塔利班、报复基地组织、击毙本·拉登只是这场战争的次要目标;主要目标则是要使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产生信心，美国的双子大厦被炸塌了，美国会让炸塌它的人死无葬身之地，甚至连他的国家都要完蛋。

在战争打响的当天，当巡航导弹落在喀布尔的土地上之后，道琼斯指数一度短暂下探，随着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道琼斯指数立刻调头，当天上涨600点。华尔街兴高采烈，全球投资人一片欢呼，国际资本对美国重新恢复信心。到了2001年底，大约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弥补了这一年的亏空和逆差状态。看看，美国人的战争，就是这样和美元紧密相关。

航母为何让位于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很多人对中国的航母充满期待。笔者想让大家知道的是，航母是海上贸易时代的巨无霸。在海上贸易时代，谁控制了海上交通线，谁就能控制海上贸易，谁就控制了海上的资源和资本的流通，这方面的能力非航母莫属。但是今天，资本的流通已经不是通过海上贸易去完成，而是借助互联网，瞬间以光速的形式传输。以光速流通的资本，只需敲几个键，数百亿、上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资本瞬间就从一个地方迅速流到另一个地方，这时，擅长控制贸易流、物资流的航母已力不从心。

比如，现在有大量资本在海湾国家云集，美国如果这时候想控制、打击这些国家，把资本驱赶出来，从日本横须贺港派出航母特混编队赶往海湾大约最快需要两个星期，甚至20天到1个月时间。等航母到达时，资本在那里已经翻了好几个跟头，早赚够了钱撤走了。

现在美国提出要开发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用6倍于音速的飞机、5倍于音速的导弹，加上大气层返回式导弹，来跟上资本流带来的变化。一枚导弹落下去，投资环境恶化，资本立刻撤离，然后驱赶资本流回到美国，为美国经济服务。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建立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击对手、在军事上占上风，更重要的是要用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匹配资本流，而航母特混舰队已匹配不了资本流，所以，我们必须从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角度，对武器的更新有更深入的了解。

“空海一体战”难解美国之困

美国用“空海一体战”对付中国，目前这还是一个构想。“空海一体战”被框定在战役级，但它要实现的目标是战略级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轻视，但也不能盲目地陷入“空海一体战”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中。

《关于“空海一体战”构想》的第14页有这么一段话：美国人将用“空海一体战”的方式把中国有限的军费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笔者发现我们的研究者很少有人关注这句话，只有一个人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不要陷入美国的圈套》，不要跟美国人去进行军备竞赛，因为美国人就想把你拉进军备竞赛中。

但在笔者看来，即使是这篇有警示意义的文章，也会由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对国人和军人产生误导，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并没能看透美国人的全部心思。利用“空海一体战”把中国拖入军备竞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我们因为发现了这样一个圈套，就决定不加入军备竞赛，结果就会跌入美国人设的另一个圈套——自废武功。

这显然是圈套的圈套、陷阱的陷阱，是个双重圈套、双重陷阱。所以，笔者要说，中国既不要加入同对手的军备竞赛，同时又不能自废武功。那该怎么做?那就要发展我们自己之长，发展对我最有利的东西。最好以我之长克敌之短。起码也要以我之长克敌之长。以我之短克敌之长不行，以敌之长克敌之长同样也不行。看看美国人“空海一体战”最主要的设计：开场就是打击中国的天基系统，让中国致盲;接着打“侦察战”，让中国致聋;然后才来跟你正式开打常规战。

我们怎么办?还是被动接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怎么行?我们必须先具备三种能力。

第一种是卫星反导能力。这种能力将一击致瘫严重信息化依赖的对手，使其盲、聋、哑，与我一道退回二战水平去比拼常规战力。

第二种是远程精打能力。我们必须有能力击沉航母这些高价目标，这样的高价目标如果被击沉，将沉重地打击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的信心，使资本不再敢投向美国，就将造成美国严重的战争融资困境。这是美国的作战计划人员没有意识到的，美国同样需要战争融资。美国的印钞机如果在战时不能够对应全球实物财富时，印得越多贬值得就越快，击沉航母将对全球投资人的信心产生巨大打击。如此就会打断美国的金融环球资本循环链。

第三种是必须有网电空间作战的能力，特别是对对手的民用网络系统攻击的能力。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战争，我们绝对不要受美国威慑的限制。美国曾说，谁敢攻击华尔街，我将对谁动用核武。不要考虑这一点，让华尔街的金融系统陷入瘫痪，美国社会就将陷入混乱，它将没有力量与中国打仗。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乔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FrederickWilliamEngdahl)在第五届中国软科学国际研讨会的发言速记稿，其主题是：转基因隐含的真正目的是控制粮食，为实施新的全球优生学计划奠定基础。这是英美企图从地球上消灭数十亿有色人种的计划，凭借这种手段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以及从非洲、巴西到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整个发展中世界，实施地源政治控制。

在很多科学研究领域，我们迫切地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这和研究本身一样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国，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的独立性是令人怀疑的，很多情况下是结论的解释者，什么时候中国的人文社科期刊能同时发表结论完全相左的学术论文，什么时候才是中国的人文社科强大之时。威廉.恩道尔是坐着轮椅参加会议的，让我们向这位伟大的学者致敬!

以下是威廉·恩道尔发言的全文：

尊敬的成思危教授，尊敬的马俊如教授，尊敬的孔德涌教授，尊敬的张登义教授，能够出现今天的会议，深感容幸，希望我的发言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由于时间珍贵，请允许我以一系列大胆，也许令人震惊的陈述作为开场白，然后简要总结我的论点。我的主题是转基因隐含的真正目的是控制粮食，为实施新的全球优生学计划奠定基础。这是英美企图从地球上消灭数十亿有色人种的计划，凭借这种手段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以及从非洲、巴西到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整个发展中世界，实施地源政治控制。

今天我谈五个主题：

1、对植物、动物甚至人的转基因不是一种科技进步，而是一项政治计划。它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并且在基本方法上存在缺陷，我们成了做人体实验的小白鼠。

2、转基因生物是英美优生学的新名词。这一种族净化项目起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对所谓“劣等人种”实施的大规模绝育试验，这个试验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基金会的资助。

3、转基因生物是英美精英们的几十年来企图控制全球食物链计划的一部分，尤其是针对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

4、转基因生物依据的科学原理是危险的，站不住脚的，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它会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

5、转基因生物的扩散，尤其在亚洲的扩散，其最终目的就是发动一场恶毒的新式生物战争。禽流感、“非典”、EPICYTE、破伤风以及针对种族的转基因生物都是例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有关企业合谋，支持“终结者”种子；以及所谓的“末日种子库”。

“遗传学——优生学的新名字”

主题一/主题二：从1938年起，WarenWeaver博士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同事们就开始推广一个在科学上完全站不住脚的概念——“分子生物学”。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十多年来对人类优生学研究支持的延伸而已。这种研究在纳粹德国被称为“净化雅利安人种”没错，英国和美国的富裕精英家族骨子里都是种族主义者。任何非白种人，不管是中国人、印度人、非洲人，还是其他人种，都比他们的基因低劣。他们推行一种残忍的社会理念——“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荒谬可笑的程度就和他们推行的分子生物学一样。洛克菲勒家族及其所属的家族有钱有势，正如约翰洛克菲勒三世所说的：“因为上帝赐予我们金钱”。这些精英们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着支持这些研究，并在美国缅因州的冷泉港成立了美国优生学会。洛克斐勒基金会是德国优生学研究的最大出资人，他们毫不掩饰地公开资助纳粹医生的研究，直到1939年迫于政治压力才停止了资助。约瑟夫门格勒博士参与了这项计划。希特勒的优生学实际上是通过洛克斐勒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在“美国制造”的，这点却鲜为人知。

二战后，优生学引起了巨大的争论。由于奥斯威辛和其他纳粹集中营的毒气炉一一曝光，洛克菲勒家族决定将“优生学的名字改为遗传学”。1948年，德国优生学家弗朗茨卡尔曼博士在洛克斐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了美国人类遗传学会，此人直到1936年还参与纳粹的优生学试验。约翰洛克菲勒三世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人口理事会。在“控制人口”的名义下推广优生学。人口理事会的首任主席叫弗德里克奥斯本，他在1937年将纳粹的优生学赞誉为“有史以来人类最重要的试验”。

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向世界各地的生物学家提供资金，研究改变基因结构的各种手段，他们疯狂的梦想就是改变人类的特性，开发出一种针对特定人种或者种族的基因，以便消灭数十亿人，这点后来变得越来越清楚。

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的第一项研究是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的。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开发一种富含维他命A的水稻新品种，所谓的“金水稻”。据说食用这种水稻可以减少儿童失明的可能。这完全是一个骗局，洛克菲勒基金会再花费了一亿美元之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研究项目。但其真实的目的似乎是对亚洲基本的口粮——水稻进行基因改造，并获取专利。由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在美国迅速展开，以开发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专利。由于大豆和玉米是美国和工业化国家动物饲料的基本原料，因此这种行为尤其危险。

（这张图片是德国一位农民提供的，他得到了许可第一个在德国种植这种转基因种子，据说这种种子能够抗虫害。最初庄稼长势非常好，他也期望能够得到好的收成。他逐渐增加了种子的面积，而且把玉米作为牛的饲料。牛在食用了这个饲料以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牛食用了转基因玉米以后得这种病，三年以后死亡，有一些是出生下来就死亡了。所以在数年内这个德国农民的75头牛因为食用了这种转基因的玉米纷纷死亡。这个德国农民把他的玉米和死亡牛的样本拿去进行了一些独立科学的测试，证实转基因玉米在牛的胃里面产生了很大的毒性，而且这种毒性在玉米田里面迅速的蔓延，7年内土地都会受到毒化。经过独立的科学测试，这种转基因玉米的毒性比一般玉米要高出1000—3000倍。这并不是像化学公司广告里面所赞美的转基因植物能解决世界粮食危机，实际上事实是恰恰相反。）

1986年，洛克菲勒政治精英们的亲密伙伴、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会见了孟山都公司的领导，这是一家与洛克菲勒关系密切的化学公司，早已被纳入了转基因“革命”的阵营。1992年，时任总统老布什制定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规定，这个规定被称为“实质性相同学说”。这个行政命令毫无科学依据可言，总统行政命令明确规定，美国政府必须将获得专利的转基因作物视为与一般作物“实质上相同”，因此美国政府不需要对转基因植物进行特别的卫生和安全检测。这一规定孟山都和其他美国化学巨头，比如说杜邦和陶氏化学公司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可以随意获取专利，推广经过特殊转基因改造的农作物的种子，这些种子的特性经过改造后只会对一种特定的除草剂或杀虫剂具有抵抗力，这种除草剂或杀虫剂恰恰由这些转基因化学公司独家销售。比如说，孟山都的转基因产品“抗农达大豆”对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具有抵抗力，这种全世界销量最大的除草剂含有毒性物质草甘膦。

粮食控制与人口控制

主题三：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基辛格《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

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人口控制成为福特总统任内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基辛格主持制订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文件上升为国家政策。在这个文件中，13个国家被作为高出生率国家挑选出来，这13个国家都拥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美国政府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将减少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口增长作为自己的国家安全重点。他们的论点是，高出生率的国家由于人口的压力，将把他们的原材料，如石油等，留在国内市场以促进经济增长。

1975年后，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是这些国家执行人口控制计划。截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直是高度机密，而且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而基辛格本人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手栽培的门徒。迫于华盛顿的压力，1975年后，人口控制计划也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

与此同时，在1975年，基辛格监督实施了在世界粮食市场的一系列行动，从而导致在几个月内粮食价格上涨了300%。同时还爆发了一系列大事件，基辛格在1974年、1975年间通过操纵第四次中东战争，成功策划了石油危机。

这只不过是他们控制粮食的初步尝试而已。正如基辛格所定义的，运用“粮食作为武器”成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我的新书《粮食危机》真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的所有细节。

几乎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美国实验室研究出了转基因职务技术。1972年，博格发明了“重组”DNA技术，可以将不同物种的两个DNA切片组合进一个混合分子中。这就是向假设的“物种障碍”提出了挑战，“物种障碍”理论认为，从不同的物种中不可能进行修改，这种新技术唯一的问题是依据了错误的科学基础。

1983年，包括孟山都在内的三家实验室宣布，他们成功地将一个转基因构件植入了牵牛花和烟草的细胞中，基因构件在这里是指能够抵御抗生素的基因。这是迈向创造转基因生物的第二个重要步骤。然后孟山都着手植入能够抗御其化学除草剂“农达”的基因，这样一来就使得它既能够销售除草剂“农达”，又能够销售其获得专利的转基因“抗农达”种子，如转基因大豆种子。孟山都还进一步开发了“基因加农炮”。1993年，经过十年的研究，在老布什政府“实质上相同”行政令的支持下，孟山都公司首次为“抗农达转基因大豆”提出了专利申请。然后孟山都实施了“旋转门战略”，利用其在政府机构的关系网加快了授权的过程，以使他们的发明尽快进入市场。

由于政府支持孟山都专利的开发利用行为，转基因大豆种子、转基因玉米种子和其他种子被卖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各个地区，农民受到欺骗，认为这些种子能够增加收成。一旦他们买了这些转基因种子，后悔都来不及。1994年，转基因作物遍布整个北美洲，今天大约67%的美国农田都受到了转基因种子的污染，阿根廷92%的大豆都是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在巴西也占有很大的份额。

到1999年，孟山都在克林顿政府的支持下宣布，它准备收购一家公司，该公司已经获得一项新的转基因技术专利，即“终结者”技术。这项技术使得孟山都能够向农民销售一种新的转基因种子，这种种子在收获一季之后自动自杀，使得农民来年不得不再次向孟山都等供应商购买新种子，从而被迫沦为美国种子供应商的新农奴。而美国政府正是终结者技术的联合开发者和专利联合拥有者。

由于全世界的抗议加上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和转基因的支持者戈登康威的劝说，孟山都于1999年公开宣布，不会将终结者技术商业化。这纯粹是圈套，2007年，孟山都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道共同获得了“终结者”技术专利。今天孟山都拥有“终结者”种子的全球独家专利，可以随心所欲的将其许可给它选择的任何一个人。设想一下，中国的农民被说服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如大豆、棉花、水稻、小麦等，期望有好的收成。比如说过了3、4年，由于风的传播和购买转基因种子，转基因作物遍布中国各地。这时候美国政府翻脸了，它“不满意”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通过孟山度切断对中国至关重要的种子供应。仅就这一点来说，转基因生物赋予了美国精英们前所未有的对粮食控制的能力。这也许过于理论化，但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拒绝在1999年放弃终结者技术？正如基辛格所说：“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

粮食是帝国的武器

第四个主题：转基因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三届政府都将转基因生物视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转基因生物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全力支持。在美国的入侵摧毁了伊拉克位于阿布格莱布价值连城的小麦种子库之后，美国国际开发署强迫伊拉克接受了得到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美国政府和孟山都在20世纪90年代向当时的阿根廷总统、洛克菲勒的朋友卡洛斯美内姆行贿，使阿根廷成为巨大的转基因作物生产工厂。它摧毁了阿根廷传统的家庭式农业，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工业化出口型大豆种植农场。其结果是，今天除了和巴西接壤的一小片地区拒绝种植转基因大豆外，几乎百分之百的阿根廷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转基因种子如此优于普通种子，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还要将转基因作物作为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的先决条件，不遗余力的向贫穷无助的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小国推销呢？

其次，即使孟山都、杜邦和现正达公司宣称的转基因安全性属实：即使转基因种子比普通种子更高产，即使转基因种子需要更少的化肥，我也要反对当今这个充斥着转基因生物的世界，更何况这三点都不属实。1999—2007年的研究显示，转基因大豆的产量比非转基因大豆的产量低4%—12%，转基因玉米与非转基因玉米的产量相比大抵相同或低12%。根据印度的记录，转基因棉花歉收高达100%。那么为什么华盛顿将转基因生物作为国家战略进行推广？这是因为在美国国务院和农业部的推动下，美国已经把全球食物链控制在3、4家农业综合全球巨头手中，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四家公司中的三家是孟山都、杜邦、陶氏化学，他们几十年来秘密的为五角大楼的生化战计划效力，注入越战中使用的橘剂和二恶英，而且它们对其危险性不断的说谎话。这四家公司手中掌握着基本的种子专利和除草剂专利，也许只需要十年时间，他们就将完全控制全球基本粮食作物的供应。如此大的权力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掌握在美国政府所控制的人的手中，这种风险绝对不是全世界所能承受的。

通过外来基因轰炸改变物质的基本技术从本质上存在不稳定性，随之而来的变异需要几十年来才能显现出来，其结果是完全未知的。从来没有进行过符合要求，为期数年的、独立的长效科学研究，也许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确定食用转基因生物的长效作用。食用转基因马铃薯的老鼠在几个月后就明显的显示出器官萎缩，甚至大脑萎缩。

根据世界顶尖的转基因科学家之一，苏格兰的，阿帕德·普兹泰博士的研究转基因玉米的毒性是非转基因玉米毒性的3000倍。原因在于，能够保证将基因转移进玉米的花椰菜基因总是处于打开状态。将活性的基因物质从一个转向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种的过程是不可逆的。美国政府从1992年起就把美国人当做人体试验白鼠，现在想将全世界人民都当成人体试验白鼠。这不是什么商业贪婪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权力和控制的问题，一场生物战争，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场新的鸦片战争。

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美国政府通过其农业部所属的研究机构与孟山都共同拥有产生争议的终结者技术的专利。美国政府辩称它是在支持美国农业。事实上它是在支持转基因生物公司控制全球的种子供应。今天的孟山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先正达排第二，杜邦、陶氏化学和德国的拜耳公司都是转基因生物的玩家。

转基因生物的一个科学谬误就是简化主义。无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学家们如何绞劲脑汁，我们都不能将生命简化为基因。转基因生物存在固有的非自然属性和不稳定性。侯美婉博士是伦敦“社会中的科学研究所”所长、知名的转基因生物批评者。她强调说：“对动植物的转基因改造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认为，基因组是恒定不变的、静态的，生物的特征只是固定地镶嵌在它们的基因组中，这种思想被写进了分子生物学的核心法则当中，一个基因决定一种特性。因此你可以转移一种基因并得到你想要的特性，不管是除草剂耐受还是抗虫害。

侯美婉博士接着说：“但是遗传学家很快发现，基因组具有明显的动态性与流动性，基因组不断的与环境对话，并决定哪些基因需要打开，什么时候打开，在哪里打开，打开多大程度，打开多长时间。而且基因物质本身也可以根据经验进行标记和改造，这种影响将被传给下一代。人类基因组最大的好处在，它最终必将打破基因决定论的神话。”总之，转基因生物和植物专利依据的是骗人的伪科学。侯美婉博士得出了最后结论，强烈警告我们应该注意：“转基因的不稳定是一个大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问题。最新的证据显示，经过多年商业种子的转基因作物已经发生了重排。

第五个主题：转基因生物扩散最终目标，尤其在亚洲是一场残忍的新式生物战争。

现在让我们看看最近在亚洲爆发的H5N1禽流感病毒。首先一些事实表明，不存在H5N1禽流感爆发。其次，有证据显示这种禽流感起源于规模庞大，卫生条件恶劣的工业化养鸡场。这些养鸡场由亚洲和美国的农业企业开办，并不是起源于农户放养的鸡群。目前在禽类中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在约12个国家中，H5N1还是一种地方病，还有新的疫情发生。但仍然没有持续不断的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情况发生。

对1997年以来记录在案的鸡群H5N1感染病例源头的研究确认了一个清楚的事实。H5N1的源头是遍布亚洲的高度集中圈养的工业化养鸡场。这些养鸡场大多数由泰国实业家谢国民所拥有。他是CP集团的头头（中文是正大集团），CP集团是亚洲最大的工业化鸡肉生产商。谢国民曾在美国的爱拨业农场接受培训，是小布什的兄弟尼尔布什的朋友和生意伙伴。谢国民在他生意起步的时候也曾得到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资助。他的副总裁吴汉泉当过泰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受聘担任戴维洛克菲勒的精英三边委员会中的成员。正大集团是亚洲最大的综合养鸡企业，据报道，其大规模工厂化养鸡场是全球H5N1病毒传播的真正来源。

CP集团和类似的大规模养鸡场，如美国的泰森食品公司，为病毒的变异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在工业化养鸡企业中，鸡都经过了改造，品种单一，生长得很快，它们被关在密封的笼子里，踩在鸡屎上，吃的是混合了鸡屎、病菌和氨类物质的饲料，不见天日，只需6周就能长大。

如果这些鸡在死亡之前被屠宰了，这些病毒就通过被感染的鸡肉，通过卡车运输从亚洲传到了西欧。H5N1能够保持活性或生存达6周之久。

根据专门研究病原体的学者说，1997年香港爆发的禽流感，最大的可能是进口的鸡肉所带来的，可能来自泰国或者广州的工业化养鸡场，这种恶劣卫生条件的聚集被称为“病毒超载”或“寄主密度”。然而，在华盛顿的压力下，世界卫生组织颠倒黑白，不但没有将散养鸡誉为健康的，反而虚假的称他们是病毒可能的携带者。包括PC集团和泰森食品集团在内的商业集团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力。我的建议是，支持当地的家庭式农民，补偿他付出的劳动，这是更健康的方式。

为了将H5N1这一闹剧补充完整，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和剑桥大学的转基因科学家一起工作，研究出了能够抗H5N1的基因工程鸡。转基因鸡能够将基因物质的片段插入鸡蛋中，从而使得鸡蛋能够抗H5N1病毒。罗斯林研究所还和美国佛罗里达的Viragen公司一起研究出了科隆羊多利。一旦获得了这项专利，公司预计他们在4—5年孵化出的转基因鸡“足以取代世界上所有的鸡”。

鸡肉是亚洲大部分地区蛋白质的来源。稻米是一种主食。大豆是重要的食物和饲料，这些作物都被3、4家美国或英国公司获取了专利。他们和他们的政府能够获得对地球上一切生命前所未有的控制权。

最后一个例子将强调转基因计划的危险性和地缘政治意义。2001年美国加州圣迭戈的一家小型生物技术公司Epicyte自豪宣布，他的一间温室里种满了“转基因杀精玉米”。这家公司将这种转基因避孕玉米专利视为解决世界人口过剩的方法。这家Epicyte公司后来被另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收购，签订了共同研发和战略许可协议，以进一步推进这项研究。美国农业部投资支持了Epicyte的田野实验。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美国五角大楼一直在从事极端秘密的研究，以完善纳米—生物——认知武器。这些武器采用了基因和纳米技术，以针对特定的种族人群，一旦这种武器完善，并且与在亚洲扩散的转基因种子相结合。洛克菲勒基金会将数十亿有色人种从地球上抹去的优生学梦想将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转基因生物将会成为一场新的、广泛的、更加恐怖的、生化版的鸦片战争。人类文明可能无法再这次解难中幸存。让我们不要袖手旁观，谢谢！

 

未来5到10年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将是关键时期，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消长，美国对衰落的担心和中国对崛起的渴望，将成为未来中短期甚至是中长期内塑造世界格局的两大动力。因为真正影响今天世界变局的就是两大因素：一个是美国的可能衰落，一个是中国的可能崛起。之所以要用“可能”二字，是因为中美两国实际上是处在一个跷跷板上，此起彼伏，此起彼落。如果美国能继续维持霸权，中国的崛起或者说中国的复兴将会困难重重。如果美国衰落，中国将会比较顺利地登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和美国是一对无限期角力的对手，但是现在这种关系和格局已经形成。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从美国2010年推出“空海一体战”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担心和忧虑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深刻的忧虑不光美国有，甚至比美国更早的大英帝国，比大英帝国更早的帝国都有。因为所有的帝国对于新兴的对手，都是充满疑虑甚至恐惧的。

大英帝国在20世纪初期之所以最终交出霸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追赶者的担心。正是由于有这份担心，所有的老牌帝国都不肯与后来者分享权力，结果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就要对追赶者给予预先性打击。而所有的追赶者也都不会甘心被老帝国一直压制下去。

两种不甘心对头相撞，最后就导致了战争。先是一次大战，挑战者德国打残了英国，也毁掉了德国自己。20年后，重新崛起的德国又挑起二次大战，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打完的仗全部打完。二次大战打出了一个新世纪，所有的新老帝国全都解体，世界被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格局，即后来的冷战格局。英国没有学会分享权力，结果导致权力转移，转到美国人手里。今天美国作为英国遗产最大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学会分享权力。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是一个追赶者，也是个挑战者，对美国的霸权是一种威胁。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威胁呢？我们不承认自己是威胁，而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威胁的动机。但是没有威胁的动机，并不等于没有威胁的效果。作为世界工厂，作为“中国制造”平台，我们对全球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客观上对美国全球资源配置权力和消费模式已经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加深了美国对中国崛起势必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的担忧。

在未来的若干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中国的GDP最早到2016年将全面超过美国。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脚步放缓，这个时间表将可能向后推10年。但这10年，美国既不愿意给我们，又没有把握阻止，这从“空海一体战”的构想中可以看出。“空海一体战” 预计，美国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起码需要10年时间。从2010年“空海一体战”的正式提出算起到2020年，现在，我们还有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与前两次的战略机遇期将很不相同。

笔者认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已经经历过了两个战略机遇期，一个是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到1989年结束，这是中美之间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人们习惯称之为“中美蜜月期”。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这是中美走出“蜜月期”之后经济互相捆绑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2008年之后，美国为摆脱金融危机困境，以邻为壑，其对外政策一改再改，特别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中美关系逐渐冷淡，中国第二个战略机遇期随之结束。

现在我们正在一点点塑造第三个战略机遇期。如乌克兰危机后，中国抓住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俄罗斯与美国及整个西方关系变得恶化这个机会，获得了有限的喘息之机。是否可以把这个机会发酵成战略机遇期，现在看，这种可能性很大。有一些人对于这点持怀疑态度，说我们这么干，迟早要上俄罗斯的当，因为俄罗斯不可信。还有人讲，俄罗斯是当年占领中国领土最大的一个帝国，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战略和策略的双重短视。我们今天跟俄罗斯走近，与中国跟俄罗斯历史上的纠结、与我们喜不喜欢俄罗斯、俄罗斯可不可以信任都没什么关系。我们与俄罗斯的走近是因为今天我们彼此的需要，俄罗斯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俄罗斯。即使今天中国与俄罗斯不可能手拉手，但也必须背靠背。

美国人的生存方式

这里讲的金融与战争和宋鸿兵在《货币战争》里讲的不是一回事，这里讲的是关乎国家生存和生存方式的战争。美国是一个美元霸权国家，如何理解今天的美国，如何理解美国的战略？在笔者看来，理解一个国家战略最好的门径是理解一个国家的生存方式。美国基本的生存方式是什么，很多人看到的是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普世价值观，美国经济力量强大、科技创新能力强大、军事力量强大，还有好莱坞所代表的文化影响力很强大，以为是这些东西构成了美国的生存方式。其实隐藏在这些背后的才是美国真正的生存方式，一种独特的帝国生存方式——金融生存。

1913年美联储正式成立，那时的美元还没能获得全球储币的地位。1944年7月，在诺曼底登陆后一个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对战后世界做出符合美国意愿的安排，政治安排是联合国，经济安排是关贸总协定，金融安排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的美国携二战胜利雄风，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金融创造力，让世界臣服于美国。

为什么美国会有如此豪气？想想看，那时全世界82%的黄金储备集中在美国人手里，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担当了世界工厂和“战争的最后贷款人”双重角色，生产了上百万架飞机，数百万辆汽车，上百万辆坦克，十万艘军舰，光是战争结束后一次复员兵力就高达一千万人。

这样一种实力，可以说让全世界的人都望洋兴叹。美国人如愿以偿地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了全球霸权包括货币霸权，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了拿到这个梦寐以求的权力，美国人也向世界做出了让步，这个让步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诺，全世界的货币锁定美元，美元锁定黄金。锁定的方式是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当时的美国人把2.5万吨黄金都攥在手里，这个承诺看上去是像金子般的承诺。

但是20年之后，美国人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拿到真正的货币霸权。因为黄金绊住了美国人的腿，黄金成了绊马索。美元的货币发行权受到了黄金的制约，因此美国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多印美元，你要想多印35美元，就要在你的金库里多储备1盎司黄金，可是你手中的黄金毕竟是有限的，既然你要把全世界装进你所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你就必须承担起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为全世界提供通用货币，向全世界输出美元。

输出美元意味着黄金的输出，每35美元的输出意味着1盎司黄金的流出。不断输出美元就需要美国的商贸公司不断进口各国的产品和资源，这就使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呈现为逆差。不断输出美元，不断从海外拿回产品和资源，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就不断呈现逆差。

呈现逆差就产生了在经济学上一个很有趣的命题——“特里芬难题”。这是一个叫特里芬的经济学家发现的问题：由于美国不断地向外输出美元，导致了大量逆差产生，逆差得不到纠正的话，就会使全世界对美元产生疑虑：一个处于逆差国家的货币，怎么可能成为强势货币，怎么可能被信任？问题是如果美国人不向全世界输出美元，不担负起结算货币的责任，就没有美元霸权；但是一旦拿到了美元霸权，就要担负向全世界结算货币的责任，同时就必然要承受逆差，而一个不断产生逆差又不能纠正的国家的货币会是强势并且是可以信任的货币吗？

在“特里芬难题”下，世界上不少国家对美元产生了疑虑。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对美国发难，他把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找来说：“美国人不是有承诺么？你手里有多少美元，就按比例给你兑换成多少黄金，那么法国现在有多少美元的外汇储备？”财政部长回答：“我们大概有22～23亿美元。”戴高乐说：“把它统统取出来，全部交给美国人，把黄金拿回来。”

结果由于承诺在先，美国人不得不把法国人手里的美元兑换成了黄金。这就产生了一个示范效应，荷兰等北欧的一些外汇顺差国纷纷表示，要把美元换成黄金。美国人马上慌了，因为美国人在二战之后又愚蠢地连打了两场战争：第一场朝鲜战争，美国铩羽而归，几乎一无所获；第二次卷入越南战争，这一仗更惨，打掉了8千亿美元，损失了上万架飞机，阵亡了49900名官兵。8千亿美元是什么概念？今天美国GDP是17万亿，8千亿不算什么，但20世纪60年代美国每年的GDP刚刚接近2万亿，8千亿美元绝对是天文数字，这8千亿的战争消耗意味着大量黄金的流失，美国人扛不住了。

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黄金窗口再不能打开，美国人找到了一种更好的获利方式，在此之前，历经一战二战，美国人迫使英国交出货币霸权，都没有真正摸到“美元帝国”的顶峰，而现在，美国人似乎在不经意间就站到了顶峰上。

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史上第一个金融帝国建立

美元和黄金脱钩，等于美元这艘大船把黄金这个大锚摘掉了，一只没有锚的巨轮，它会漂向何处？美元背后没有了黄金还叫美元么？虽然大家都在懵懂中，美元却继续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在全世界使用流通着。

于是，美国政府拿出一笔钱，交给迈克尔·赫德森，让他研究一下美元和黄金脱钩究竟会带来什么？几个月之后，迈克尔·赫德森的报告《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出台：美元与黄金脱钩，短期来看，对美国有好处，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人可以随意印美元了，而且不受黄金的羁绊。但长期来看，这对美国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具有了无限印刷货币的权力，而完全不考虑它的对应物也就是实物生产的话（货币的发行必须对应实物产品，美元当时对应的是黄金，现在与黄金脱钩了，那它该对应什么？如果没有实物对应，那就是滥发货币），迈克尔·赫德森的报告本来是对美国政府的提醒和警告，但美国政府官员们拿到这个报告后却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原来我们单靠印美元就可以过得这么好！那我们还需要去进行实物生产么？

事实上，当美国人用美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向全世界出口之后，也不可能再回到实物生产的状态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人不断把中低端制造业叫做“垃圾产业”“夕阳产业”，并向全世界转移的原因。美国人宁可废掉底特律这个“汽车城”，也要把它的汽车向各国转产，原因就是当用美元作为出口商品之后，其他产品都不可能给它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和利润，因为没有什么产品比美元的印刷成本更低廉。

从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40年里，美国GDP飞速增长。从1990年到2008年不过20年时间，美国GDP就已经超过14万亿，比1990年翻了一倍。而现在则已经达到17万亿。这些GDP数字就是美元带来的。因为美元成本极低。从1美元到100美元，每张纸币的成本只有5.9美分。美国以如此低廉的成本从全世界获得利益，它认为只要美国能够保住美元的霸权，能够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出美元，就可以换回全球的实物财富。事实上，美国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美国人在过去20多年里，究竟用一张张绿纸从中国“拿”走了多少实物财富，或者说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换走了中国多少实物财富，没有人统计过。

以2009年为例，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约5000亿美元，当年美国GDP为15万亿美元。美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宣称，虽然美国遭遇金融危机，但是离了中国照样能活得下去。反过来认为是中国人免费搭了美国的顺风车。其理由就是，中国对美国的GDP贡献并不大。

的确，5000亿对于15万亿来说确实是个小数字。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看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基本都是中低端产品，以纺织品、玩具等为主。比如，美国人从中国进口一件衬衣2美元。从中国“拿走”一个芭比娃娃2美元。就是这样，以无数2美元构成了当年中国对美国出口5000亿美元。但这只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GDP“贡献”了5000亿美元，却不是中国对美国GDP的贡献。这一年中国对美国的贡献应该怎样计算呢？应该计算这5000亿对美出口产品在美国的最后销售价格。美国人以2美元一件进口的衬衣，最后在美国售价为十几美元到七十几美元，以2美元进口的芭比娃娃售价25美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5000亿产品中，都必须乘以5～10倍后才是这批产品为其带来的最终GDP。

2009年，美国人引以为豪的那些企业，如波音、微软、苹果、沃尔玛以及美国的军工产业等，为美国一年贡献不超过5万亿。剩下的GDP，就是靠不断输出美元从他国拿到廉价商品（因为定价权在美国手里，他可以让你的商品非常廉价，甚至让你的商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到美国）。拿到这些商品之后再加价出售，最后就构成了美国那一年的GDP。

美国人说，这不是剥削，也不是掠夺，这是市场经济。美国人通过向全世界输出美元，建立了一个金融殖民帝国。这个帝国不需要占领别国领土。一些中国的公知为美国辩护，称美国是个主持正义、主张民主的国家，就因为它从来不占领别国一寸领土。这从表面上看很有说服力，但用美元占领别国领土不是一种成本更低廉的占领么？廉价到几乎连统治成本都不用付出。

只要美元在该国流通，只要你挣美元、需要外汇储备，它就可以通过美元占领你的国家。它也不用直接掠夺你的资源，但它用几乎没有成本的一张绿纸，从你手里拿走真金白银的实物财富，这和掠夺有什么区别？它更不会像老殖民主义者那样直接逼迫中国人去做苦力，但它把这件事交给郭台铭的“富士康”去干，让他组织中国工人拿最低的工资干最暴利的活。

乔布斯的一个构想变成产品后每一件可以为苹果公司带来2000人民币的收益，而中国人挣的是血汗钱，消耗的是中国的资源，污染的是中国的环境，最后只能从每件苹果产品中拿到200元人民币，这其中还包括了郭台铭的利润。想想看，这个金融帝国从设计到运作多巧妙，巧妙到美国人都不好意思不承认它是帝国，但它的确是帝国，而且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帝国。

美元指数周期律与全球经济的关系，金融收割机剪羊毛的基本流程

美元是金融帝国最主要的获利工具，既然是货币，就有它的指数周期，有周期就会有弱有强。从1971年8月15号，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指数开始确立，但人们要在很长时间后才会发现美元指数周期律的可怕。可以想像美元挣脱了黄金的束缚，等于获得了无限印刷货币的权利，美国人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也不失时机地印刷了大量美元。

大量美元印出来，向全世界释放流动性的同时，美元指数开始走低，这一过程如同美国人打开泄洪闸放水，让全世界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于是各国经济形势变好，这时，为了让形势转好的全球经济变成美国人的收益，美国人需要让全球的资本回到美国，去支持美国的经济，这时美国人只需做一件事，放下闸门，让美元的流通量减少。只有让美元的流通量收窄，美元指数才会重新走强。吸引全球资本去美国追捧其金融资产，对全球经济产生抽血效应。

40多年来，美国人在每次打开闸门一段时间向全球放水之后，一般都会随之有一个关下闸门收窄流动性的过程。在开闸放水和关闸收水之间，就出现了美元指数的涨跌，呈现出一个波峰浪谷的美元周期律。

40多年后，日本女子岩本沙弓首先发现了美元指数周期律，每次上涨82个月，然后进入下跌期，连续两个下跌期，一次下跌65个月。中国有个叫戚燕杰的博士做数学模型研究美元指数，和岩本沙弓发现的美元周期律非常相似。

时寒冰博士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也发现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涨跌之间，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这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所谓“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是美国政府，美联储的手在操纵这一切，让美元跌一段时间，向全世界“放水”，待各国经济由于“灌溉”充足，经济长势良好，水涨船高，美国的经济形势也会变好，这时再收窄流量，让原来“灌溉”充足的地方，出现经济危机。此时，美联储就会趁机吹响加息的号角，让全球的投资人纷纷从危机地区撤出资本，大量资本回到美国。

其实，这时的美国早已经是产业空心化的帝国，大量实体经济已经转产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留在美国的主要是些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企业，而其经济主体则是虚拟经济，所以，全球的资本流回来大部分都进了美国的三市——证券市场、债务市场、期货市场，给美国带来又一个大牛市，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彻底变成一张绿纸后，这样的游戏让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溢。而每次当美国人赚够了钱，就会掉过头来杀个回马枪，去扫荡那些由于美元流动性收窄、经济情况变坏的国家的优质资产，因为经济变坏，这些国家的许多优质资产大都已经跌到了地板价。

这样的事美国人已经干过两次。一次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向全世界开闸放水，拉美国家近水楼台率先受惠，一些国家发展很快，像阿根廷甚至摸到了发达国家的边缘。但是当美联储收紧银根之后，减少货币的供应量，美元指数下跌周期结束，美元开始走强。因为，这时美国需要靠强势美元吸引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经济。

这是美国人第一次玩这个金融魔术，其手法是：开始先放水，接着再收紧，等哪个地方出现麻烦，投资人就会撤资，美联储便趁机加息，投资人就会垂涎美债、美股的高回报率而从经济恶化的国家中撤离出来，到美国追捧美国的债市、股市和期市。但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自然出现，或者说条件和要素不会“完美”呈现，但假如这个地区出现一次政治或者军事冲突或者是地区性的危机，则情况就会大不相同，那就会加速资本从这个地方抽逃。

拉美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当拉美金融危机出现以后，资本一开始只是慢慢地撤，并没有大量的资本回到美国，这时，美国人希望的，就是拉美国家的某位领导人犯错误，如果不犯错误的话，美国将诱使他犯错误。

很不幸，这时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中果然有人开始犯错误。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就不失时机地用自己的错误满足了美国人所需要的条件。作为一个将军，他建立并领导了军政府。在阿根廷经济还好的时候，大家对于军政府是可以忍受的，但在美元收紧，拉美金融危机出现时，阿根廷经济也开始恶化。

为了平息阿根廷人民的不满，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决定用一次军事冒险转嫁危机，以转移民众的视线——打一仗。他想到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离阿根廷600千米，被英国人统治了数百年，他决定打一仗把它收回来。

不过，他当然懂得，作为拉美国家，做出这么大的举动前，应该先摸摸美国人的底，看看美国人什么态度，于是，他向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征询收复马岛的意见。里根的回答如同今天美国在钓鱼岛、黄岩岛问题上对中国表的态一样，不持立场，不偏向任何一方。里根告诉加尔铁里：“这是你们和英国之间的事情。”加尔铁里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认为这就是美国的态度，于是放手派出梅嫩德斯将军和七千多官兵一天时间就拿下了马岛。

但加尔铁里低估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决心，万万没有想到撒切尔会不远万里派她的特遣舰队来收复马岛。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撒切尔在决定打这一仗之前，同里根通电话，要求里根明确表态。里根立刻宣布放弃中立，站在了英国人一边，结果可想而知，阿根廷人战败。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导致拉美地区性危机出现，使全世界的投资人认定拉美已处在战争中，投资环境恶化，于是资本纷纷从拉美抽逃。从而彻底满足了资本撤出、回流美国的必要条件，最终引发了整个拉美的金融危机。这时候美联储趁势吹响加息号角，投资人纷纷从形势恶化的拉美撤资，去追捧美国国债及美国的金融资产，让美国人结结实实地大赚了一把，然后美国人再用赚到的钱到哀鸿遍野的拉美去购买优质资产。就这样，美国人利用美元指数涨跌的周期完成了一次对拉美经济的洗劫。

有了这一番金融战的经验，美国人渐渐在用金融手段打击对手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1985年9月22日，美国在纽约的广场饭店，联合西方5国压日元升值，日本人对此毫无警惕，以为这就是市场经济，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因为日本人不断出口产品到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顺差，美国人希望以此纠正自己的大量逆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日本的财政大臣竹下登就胆气十足地说：“日元升值？OK，你说升多少？”结果在短短几年内一口气把25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了82日元兑换1美元，日元升值3倍还多，严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外贸出口。

这时，日本才发现上当了，于是决定化危为机，转过手来把出口产品变为出口日元，因为日元一升值，变得值钱了，正好用已经升值的日元去购买全球的资产，当时日本人被升值的日元热昏了头，甚至叫嚣要买下整个美国，比如纽约的标志——华尔街上的帝国大厦，和美国文化的标志——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但结果却是日本人在军事上败给美国之后，经济上也再一次败给了美国。美国人从让日元升值开始，见招拆招，一点点刺破了日本的经济泡沫，直到1990年后，日本经济泡沫彻底破裂。按照日本的说法，日本经济失去了10年，接着在本世纪又失去了第二个10年，现在日本正在失去第三个10年。

1997年，美元指数在经过近10年的弱势运行后再次开始走强，这回美国把目标瞄向了被亚洲四小龙闹得风生水起的东南亚，但那时的东南亚没有爆发马岛战争这种可能，那也没关系，照样可以让它发生地区性危机，那就是索罗斯的对冲基金率先冲开的泰国金融的大门，逼使泰铢对美元大幅贬值，由此拉开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很快危机开始在整个亚洲迅速传导，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印尼、菲律宾、日本、韩国，最后一直传到俄国，整个东亚，唯有中国幸免。中国的幸免不是我们有先见之明，也不是因为我们防护严密，而恰恰是因为当时我们资本项目不开放。这个不开放成了防波堤，使我们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拉美和亚洲这两次危机，会发现这两次危机从路径到手法都如出一辙，呈现出某种周期性和规律性。换句话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几乎就是拉美金融危机的重演：也就是一开始美元放水，美元指数走低，大量的美元在东南亚铺开，使东南亚经济欣欣向荣，“四小龙”“四小虎”们由于获得了充分的美元“灌溉”，长势良好。但是好景不长，当东南亚经济变好后，美国便收窄了美元的供应量，于是美元指数开始上升之后，东南亚经济随之捉襟见肘。索罗斯的对冲基金打响金融战第一枪，阻击亚洲各国的货币，引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投资人认定这里投资环境恶化，纷纷撤资。撤离东南亚，去哪儿？去美国，支持美国的又一轮大牛市，让美国人再一次大把赚钱，赚够了，又掉头返回已经是一片狼藉的亚洲，去低价收购亚洲的优质资产。大家应该记忆犹新的是，韩国大妈们摘下金戒指、金手镯、金项链捐给韩国政府，以便让韩国政府能够换得更多的外汇，保住韩国的名牌企业（比如三星、大宇等）不被美国人买走，变成美国人的资产。事实证明，这两次金融危机美国都是利用美元指数的周期率，完成了对其他国家的洗劫。

今天，中国周边形势趋紧与美元指数周期有什么关系？

 

1999年，提供在线音乐下载服务的Napster公司成立，一时间风靡全美。但很快，美国唱片公司起诉Napster侵权，美国地区法院随之判决Napster败诉，网站上的免费下载音乐服务被禁止。

2008年，提供房屋租赁信息服务的Airbnb公司成立，随后便开始了其超常的发展历程。目前，该公司用户遍布190个国家近34000个城市，拥有一亿两千万个房源，平均每晚有40万人住在Airbnb提供的房屋里，而公司最新一轮估值达到200亿美元。

从Napster到Airbnb，互联网完成了自己的“逆袭”。或者换句话说，以共享、开放为基础的大众生产模式完成了其相对于以产权、排他为特点的大工业生产模式的“逆袭”。本文即试图通过对三本互联网经典著作的简述，阐述这一“逆袭”的过程，以及该过程发生的条件、引发的冲突及未来的发展。这三本书分别是《思想的未来》（劳伦斯·莱斯格著，中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The Wealth of Networks》（尤查·本科勒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和《Captive Audience》（苏珊·克劳福德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版）。

尽管人类社会早已宣称进入了信息时代，但在互联网充分发展之前，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模式依然沿袭了工业时代大规模、福特式生产的特点。资本的密集投入伴随着高度专业化的分工，而公众则无差别地消费着标准化信息产品。与之相对应，排他性产权机制激励着资本的持续投入，垄断的市场结构则又保证着投入的巨大收益。在这一模式的影响下，和工业时代的“钢铁巨人”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体量庞大的默多克传媒，和绝对垄断的微软公司。

但这一模式受到了互联网的冲击与挑战。无论是Napster还是Airbnb，他们的共同点都是P2P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用户既作为生产者直接生产内容（提供音乐下载或是提供房屋租赁），也作为消费者直接消费内容（下载音乐或是租房）——而这便是“大众生产模式”的内涵。互联网不仅将个体从信息生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将信息传播的渠道直接置于个体之间。此时，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都不再受制于大公司的偏向性选择，用户本人成为了主体，而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则真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

《The Wealth of Networks》一书即详尽地描述了这个跨时代“逆袭”的发生过程。但该书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它并没有单纯停留在经济领域生产组织模式的转型上，而是更进一步解释了这种转型对于社会、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互联网对于个人自治程度的增强，对于反思性、批判性社会文化的形成，对于参与式、民主式政治生态的促进，都是我们能感知却不能清晰解释的重大历史变革——本科勒教授在本书中做到了。也正因为如此，互联网研究的先行者、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称其为“在最近十年里，对其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一本书”。该书出版后，也获得了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大奖。

但事实上，互联网的成功“逆袭”远比想象中困难和复杂。首先，其成功是需要条件的，而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去中心化结构的形成。互联网包括三层结构，物理层、逻辑层和内容层。作为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互联网并非天生就带着“自由”的基因，任何一个层面都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偏离“去中心化”的状态。物理层面网络运营商试图控制传输内容的努力，逻辑层面曾经一度流行的集中式互联协议，内容层面“异化”的产权制度对于知识共享的扭曲，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互联网的演化发展。《思想的未来》一书对此做出了清晰的描述。

再者，互联网的“逆袭”还是一个剧烈冲突的过程，既有制度试图阻碍、控制技术革命的变化，而这又引起了社会的强力反弹。一方面，互联网所带来的大众生产模式的革新与强调排他性的产权制度有着根本的矛盾与冲突，而后者又进一步通过自己的扩张来压制共享、开放的互联网环境，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延长版权保护期法案”即是例证。但另一方面，要求信息开放、知识共享的社会运动对此做出了激烈回应。2013年，“Dot-Communism”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天才程序员阿伦·斯沃茨以自杀方式抗拒联邦检察院对其的“计算机欺诈罪”起诉便是这一运动的集中象征。斯沃茨的死随后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修改《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案》的广泛讨论。

如果说互联网“逆袭”带来的变革还仅限于此的话，那其实是小看了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变迁的跨时代意义。“逆袭”不仅带来了创造一个自由社会的希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威胁和忧虑，而后者已经频繁出现——近年来欧盟频频起诉谷歌即是例证。隐私诉讼裁决中，欧洲法院要求谷歌尊重公民的“被遗忘权”，保护个人隐私数据；反垄断调查中，欧盟竞争委员会要求谷歌调整搜索结果排序，公平对待竞争对手。如何规制谷歌，以及以其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平台公司，促使其正确对待公民隐私数据，同时遏止其对于市场竞争秩序的扭曲，已经成为我们绕不过去的挑战。

但我们面临的问题还不止于此。2009年，美国最大有线网络运营商Comcast并购NBC。由此，前者不仅控制了网络传播的“管道”，同时还控制了网络传播的内容。2014年Comcast进一步宣布将收购第二大有线电视运营商时代华纳，但由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监管涉入，这一并购近日被放弃。但即使如此，互联网集中化趋势也迫在眉睫。如果这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本科勒教授所希冀的大众生产模式可能由此走向衰落；而我们当前所喜闻乐见的Airbnb，所津津乐道的互联“逆袭”也可能将由此走向衰落。这便是卡多佐法学院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苏珊·克劳福德所著《Captive Audience》一书的主要内容。克劳福德教授同时还担任过奥巴马科技创新政策的特别顾问，集中关注电信和互联网领域研究。

杜威曾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真正想要什么，而且也不愿意付出努力去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将很快失去对于所追求事物的兴趣——因为我们的追求并没有根植于我们的价值判断。”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对于互联网“逆袭”的态度：如果我们不知道究竟希望从这场技术革命中获得什么，以及我们将从这场技术革命中获得什么的话，我们最终将失去对它的兴趣。在“互联网+”正如火如荼的今天，在互联网逐渐渗透并试图席卷其他行业的今天，重读互联网研究的经典之作，也因此具有更加重要和迫切的意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股市还在牛市，而且会持续到2017年。"世界着名投资大师、威廉指标创始人拉瑞·威廉姆斯在接受本刊独家专访时表示。早在2012年威廉姆斯就预测中国股市在2015年会迎来牛市。本周，他受弘历集团邀请来到中国，在博股国际投资论坛上他直言："沪指5000点之后的大幅调整会在6月见底，现在就是买点，7月的股市会继续上涨并创出历史新高。"

牛市还远未结束

《红周刊》：您曾在2012年精准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迎来大牛市。6月5日，沪指成功突破5000点，创7年来历史新高。您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威廉姆斯：做出这种判断有两点。一，我判断全球的利率都处于下降通道，流动性宽松有利于支撑股市上涨；二，我根据过去100多年的市场周期数据，做了大量的长线周期分析，周期研究也显示，2014年年底牛市会席卷全球，2015年中国股市将出现不同寻常的快速上涨，迎来真正的牛市。

《红周刊》：沪指突破5000点后，开始大幅震荡，您来中国这几天，正好赶上A股暴跌，上周沪指创下7年来单周最大跌幅，本周四周五又是两根大阴线。您怎么看待这轮调整呢？

威廉姆斯：市场还在牛市，但股市从来不会一路走高，总是涨上去再跌下来，磕磕绊绊很正常。沪指从2000点涨到5000点，积蓄的调整压力一直没有释放，股市也需要休息。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中国的监管层查融资杠杆，这些都是导火索，都是短期影响，不会改变长期趋势。在我的研究周期中，中国股市正经历一个80周的强势周期，并保持着总体向上的趋势，现在中国股市的投机还没到达顶峰。

判断A股走牛，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增长，伴随着经济增长，股市也会随之上涨。

《红周刊》：那么这轮调整什么时候会到位呢？

威廉姆斯：根据我的周期理论，6月底就会到位，现在就是买点，7月会继续上涨并且创出新高。而且牛市会持续到2017年，当然上涨的过程中震荡调整不可避免，但投资者只要在2016年底做好牛市转化到熊市的准备就可以了，2017年牛市才会终结。

中国股市正逐渐成熟

《红周刊》：说到中国经济，现在国内投资者谈得最多的是GDP增速下降、经济何时触底。您为什么这么坚定地看多中国经济呢？

威廉姆斯：虽然中国经济整体增速下滑，但在世界经济中依然是亮点。我第一次来中国是40年前，这40年中国的变化超乎人们的想象，用"巨大"都不足以形容。我认为中国会越变越强大，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的消费能力就非常可观，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当前，中国经济下滑只是一个挤水分的过程，是为了让经济的发展更健康、更持续。

《红周刊》：这几十年中国的股市也是从无到有，与有着几百年股市历史的美国相比，您怎么看中国股市的发展？

威廉姆斯：我把中国股市比喻为美国西部牛仔乘马前行，虽然会上上下下，但方向是奔跑向前的。中国股市就像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碰到麻烦难免会变得疯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孩子会上大学，受更好的教育，会变得越来越成熟。当一个国家的股市变得成熟时，投资者就会得到更好的回报，这就是中国股市的未来。目前，中国的管理层正在完善和股市配套的法律和制度，这都有助于中国股市变得更加成熟，这也会给中国和世界投资者贡献更优秀的投资标的。

《红周刊》：您怎么看待中国股市和国际市场的接轨？

威廉姆斯：中国已经推出了沪港通、中港基金互认等一系列政策，深港通推出也在日程中。中国股市与国际接轨，也是成熟的一方面，这将给股市带来更多的流动性。在美国，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当地的交易所直接投资中国股票，都不用直接来到中国了。此外，还有更多投资者是通过购买ETF去投资中国市场，这样可以规避不熟悉个股的风险。在美国，与中国股市相关的基金就有十几只。

《红周刊》：未来，您更看好哪些领域的投资机会呢？

威廉姆斯：刚才提到了，中国的消费能力很高，我看好健康保健、酒企等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消费类股票。在中国，消费行业也有很多优秀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历史悠久、盈利持续的公司，这些股票更安全。

《红周刊》：您怎么看待新兴产业的机会，今年上半年美国的纳斯达克还有中国的创业板都一路狂飙？

威廉姆斯：坦率地讲，我本人对这种公司兴趣不大，我还是看重有历史、业绩优良的公司。因为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兴企业中只有10%~15%能成功。当一个新兴产业的企业成功了，就会涌入很多竞争者，那么投资风险也就加大了。这种投资更像赌博。

价值投资最实用

《红周刊》：看对趋势，选对行业很重要，但是投资理念也非常重要。投资者如何去防范风险呢？

威廉姆斯：投资者对资金管理要永远记住两条，第一：不赔钱。第二：参考第一条。风险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做短线操作的投资者更要控制好投资比例，最好是由一个很小的头寸，抓住一个大的变化趋势。但人们总是希望下大的赌注以获得超额收益。因此，投资者并不是在和股市做交易，实际上是在和自己做交易。做交易一定要控制情绪。

《红周刊》：即使知道控制情绪，也很难突破人性弱点。在中国市场，这轮下跌中，没有几个中国股民能心如止水的。

威廉姆斯：我也做过一些愚蠢的事，比如过早买入或过早抛售股票，这很正常，生活就是如此。如果你想追求完美，那么就不要进入股市，否则你会感觉它挫败了你的整个人生。

《红周刊》：在您的研究技术指标中，基本都是短线博弈。您甚至还总结了每月、甚至每一周中的最佳投资时段及对应的利润。这些指标在期货和股市上都非常简单实用。那么您个人又是如何看待价值投资的呢？

威廉姆斯：虽然我以做短线交易着称，但我依然认为价值投资比我创立的任何方法都重要。价值投资对市场反应有一些迟缓，但最终能得到回报。市场由于投资者情绪变动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会波折前进，可通过价值投资最终都会达到预期的收益。投资者不必在乎市场是通过怎样的形式来达到预期点位的，只要最终达到预期就可以了。在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投资中，价值投资都比技术分析要更加实用。很多时候，纯粹的技术分析反而会成为判断市场的牵绊。

 

过去20年，中国一直以制造大国自居，而且安详地活在自己的梦中，我们骄傲于生产出了全宇宙最优秀的手机，也为生产了全球70%的圣诞老人玩偶而感到自豪，甚至在国外看到产自温州的廉价皮鞋，我们都会感觉倍儿有面子…

这种感觉有点像晚清时候，大臣们纷纷以‌‌“天朝上国‌‌”自居，也有一个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美梦，但鸦片战争的炮弹粉碎了晚清大臣们的美梦，随之将其抛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不断上涨的人力、材料成本、以及越来越离谱的员工管理难度，正吞噬着中国制造业的美梦，倘若再无法完成升级，中国制造或许也会变得水深火热，事实上，2015年春节前后的倒闭潮，也预示着中国制造该如梦方醒了。

环顾世界上最主要的几个国家，美国崇尚创新，且向全球范围内输出了微软、谷歌、脸谱等优秀的品牌，并不断将制造任务外包给其他国家，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中国、日本、德国承担了大部分的制造任务，而且都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抢到了一些订单，这些国家在努力程度方面全都值得点赞，但在通向未来的进程中，显然，中国制造慢了半拍。

中国制造，没有上帝？

如前文所述，中国制造的日子因成本问题和员工管理难度而变得越来越糟糕，一些沿海代工厂干脆倒闭，东莞老板自杀未遂的事迹以及那封挺有文采的绝笔信都成为当日制造业的头条，更尴尬的是，制造业面对这种不利局面，能想出来的办法实在太少，否则，不会连胜华科技这样的业界翘楚也轰然倒地。

抛开经济大环境不讲，笔者觉得中国制造的核心问题，还是基本的品质意识有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把消费者不当上帝，甚至直接当成弱势群体，而在面对自己的员工时，就更不会有上帝的感觉了。

海尔的张瑞敏曾经用铁锤砸毁了70台有瑕疵的冰箱，在他抡锤之前，依旧有人建议：冰箱有点瑕疵，便宜点卖给中国人吧！这个故事有非常强的审美性，也唤醒了海尔人的品质意识，对这个企业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显然，张瑞敏的锤子没能砸醒更多的制造企业。

20年来，我们制造的产品依旧有着‌‌“凑合用‌‌”的老毛病，拿智能手机为例，苹果的iPhone4在使用了4年之后，依旧能通过翻新的方式来二次售卖；而很多国产手机压根撑不过自己的保修期，在硬件细节、品质标准上更是无法同日而语，事实上，纵观整个制造行业，我们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工业化产品，更糟糕的是，有关部门也迟迟不能出台相关产品的品质标准，他们的理由是要维护社会稳定，一旦监管太严格，会让大多数企业倒闭。

长此以往，中国制造行业势必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连续不断的价格战，营销竞争，拼数量、拼规模、拼市场份额，但质量就是上不去。

中国制造把消费者当弱势群体，于是，产品质量总是不过关，即便过关，也是那种要求极低的标准；同时，中国制造业也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员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把员工看作是机器人，用一种叫做UPH的东西去设定其每个小时的完成量。

如果说UPH这种东西是迫于效率压力而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制造业普遍缺乏的向心力则需要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好的企业应该给员工发三份工资，一份是人民币，用来养家糊口；一份是情感，有尊重在里头，还有就是提供给员工的成长平台，大概效果就是让员工感觉自己在这里干，特别有希望，并帮助他们不断适应新环境、增长新技能。现在，我们又有多少制造企业能做到这三分工资呢？能把第一份痛痛快快发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产品质量差，导致利润率下降，从而无暇顾及员工收入，更无法投入成本去照顾感情，员工归属感下降，拉动离职率走高，新进员工又因技术生疏而生产出不良品……有很多的中国制造企业都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自拔，直到倒闭。面对产品质量和员工管理问题，笔者倒是建议中国制造可以虚心向德国、日本企业学习。

日本马桶，冲走了谁的尊严？

谈到产品制造流程的严谨性，我们不得不给邻国日本点个赞，事实上，在制造业流传的很多故事都来源于日本的制造业，比如丰田、松下的品质零缺陷标准，多数的日本制造企业中没有不良率的概念，他们甚至一度因过于严谨而错失了创新的改革。

现在，日系电子企业虽然集体陷入亏损、索尼、夏普、松下等全球知名企业日子都不好过，但相关的制造技术却依旧补给着整个世界，据统计iPhone有30%的零件来自日本制造，夏普依旧是苹果最重要的显示器供应商之一，另外，波音公司也从日本采购了大量零件，有人甚至调侃，这家公司有50%的血统都是属于日本的。

日本制造出来的产品，让本国人民放心，同时，也引发了中国人的抢购。相信很多人都应该知道‌‌“马桶圈‌‌”的故事。中国人为什么去日本抢购马桶圈？，这甚至成为了两会议题，在‌‌“抵制日货‌‌”的呼声尚绕梁三日之时，这种抢购热真有点让中国制造脸上挂不住。

其实，笔者无意崇洋媚外，只是单从客户体验上来看，不得不承认，日本的马桶圈比之国内商品更有竞争力：日本马桶圈胜在细节，他们的工程师会充分地研究男人、女人臀部的差异，从而细分产品设计，而且在水流喷射力度、角度、烘干的温度、时间设定以及冲水时的防溅等功能，也有非常细致入微的标准要求；对比之下，中国的马桶能顺利把黄白之物顺利冲下去就谢天谢天地，至于，那些冲腚、热风吹干等高级功能就不要太指望了，急出一头汗之后，还是要用手纸来搞定。

关于日本马桶圈，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就是‌‌“made in China‌‌”，没错，中国游客抢回来的日本马桶圈，确实产自杭州下沙经济开发区内，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关质量标准，或者生产流程，日本企业都有着非常大的参与度，之于产品质量有着决定作用，正如iPhone6的组装基地在郑州，但这与中国手机无关。

日本马桶冲走了中国制造的尊严，是时候，检讨我们的产品标准、生产流程了，也是时候，从数量经济向质量经济转化了，当然，最重要的是，生产者要坚持生产好的产品，而消费者同样具有用‌‌“好产品‌‌”的意识。或许，多年之后，中国制造业产品真得会因消费者严苛要求，而大幅度提升品质，那时候，中国制造也应该要给消费者记上一功。

专注简单，德国制造的育人之道

除了产品标准之外，中国制造业正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管理问题，掌舵者、中层和基层，几乎每个level都有着自己的焦虑和迷茫：

中国制造业一旦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就会不由自主地进行多元化投资，比如做空调的人，去做手机；做手机的，又去做电商；过去十年，房地产大热之时，又有大量企业转型房地产开发商，这种做法本无可厚非，但企业如果只是以短期利益为目标，是很难拥有核心技术的，而这又恰恰是企业在经济环境恶化之时，最重要的护身符；

相比之下，德国制造业的掌舵者就显得‌‌“迂腐‌‌”很多，他们能始终坚持自己的产品方向，持续沉淀核心工业技术，坚信制造企业能存活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要解决消费者的生活、工作、娱乐的问题，而不是靠虚拟经济或着金融手段来美化财报。

另外，德国制造业面对员工的态度也需要国内企业进行反思，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讨厌进工厂、讨厌制造业，多是因看不到前途，收入低的同时，又没有技能上的增长；相比之下，德国制造的雇员数量几年来保持着1.4%的增长率，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高出美国66%，更重要的是，德国企业能对劳动者持续培训，增加了员工技能的同时，又降低了企业管理者的难度，对于产品品质更是有着巨大的改善。

 

俄罗斯是我国最大的邻国，这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长达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对于两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中俄同处中亚、东北亚地区，确保两地区的安全稳定对于营造两国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安全环境与发展环境至关重要。

21世纪是人类开拓海洋的时代，我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将主要来自于海洋方向，经济活动也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海洋方向。建立与俄罗斯保持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对于我国构建经略海洋的陆上战略纵深，战略价值显而易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迅速扩大。美国则坚持遏制中国的崛起，其“亚太再平衡”矛头直指我国，不仅把60%的海空军部署到亚太，而且在我国周边拉帮结伙，企图抹黑、孤立我国。中国和俄罗斯发展伙伴关系，对破解美日战略、改善我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意义重大。

发展中俄友好关系是我国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的迫切战略需要。而能否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关系是否具有必要的战略基础。从各种影响因素看，中俄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是扎实的。

中俄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的良好现实基础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以来，中俄关系的发展一直积极而顺利。俄罗斯宣布独立建国伊始，中俄即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此后短短20多年，两国关系接连迈上几个台阶：1994年由“睦邻友好国家关系”上升为“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发展为“面向21世纪的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2年进一步提升为“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

中俄关系提法的几次变化并非“文字游戏”，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反映出两国关系水平的持续提升。“建设性伙伴关系”高于“睦邻友好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则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相较而言，在两国与各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唯有中俄关系使用了“战略协作”一词。其固有的内涵是，“按照任务、方向、时间、地点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要求远远高于“战略合作”。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较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实践看，在过去若干年中，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间的战略协作日益紧密、国际影响日益扩展；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两国更是相互给予了宝贵的支持。虽然两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与方法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中俄做到了及时磋商、及时协调，努力保持一致。不仅战略协作，而且务实合作包括经济合作、人文合作都在广泛展开。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仅元首会见每年就多达5、6次，莫斯科和北京成为两国元首新任和年度外访的首选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过去这些年里中俄关系从未发生大的磕绊、大的波折，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以及两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史中都非常少见。

另外，两国间业已建立的各种协调机制，对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这里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及各部门领导会晤机制、军事安全主管部门间的磋商机制、政府各部门合作委员会机制、能源合作谈判代表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这些机制务实高效，对于增强战略互信，消除利益分歧、深化互利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2001年两国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每隔5年续订的落实纲要，对于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更是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正因如此，中俄两国领导人对于目前的两国关系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称其为“大国关系的典范”、“最成熟、最具建设性的大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有充分理由认为，中俄关系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从而为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现实基础。

中俄战略利益具有相近性

在国际关系中，影响国家关系的关键性因素是国家利益。中俄两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广泛相近性，在两国与各大国关系中都非常难寻，从而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坚实的国家利益基础。而战略利益的相近性主要源自于战略处境的相似性。

一是中俄同为新兴大国，意味着两国有着相近的战略诉求，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都强烈希望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都坚定主张建立体现新兴国家利益、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

二是中俄同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意味着两国面对的问题与挑战有着许多相近之处，都迫切需要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问题上相互借鉴，需要通过加强合作来共同防范转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三是中俄同为非西方大国，意味着在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问题上，在坚持符合本国国情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制度自主选择权问题上，在推动不同文明包容互鉴、抵制西方文明“优越论”问题上，两国利益与共、需要联手行动。

四是中俄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和抹黑，两国需要相互支持；在抵御西方霸权压力问题上互相支持。中国正在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央，要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必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立“紧密朋友圈”或曰“统一阵线”，俄罗斯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选择。俄罗斯处在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紧张战略对峙之中，这种对峙可能具有长期性、全面性，俄迫切需要一个国际战略环境、国际战略理念相近的大国作为战略依托，中国无疑是最佳选择。

五是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味着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在新形势下的全球治理问题上，两国肩负着相近的历史责任，需要付出共同的努力。在单极霸权依然猖獗的“准多极时代”，两大国在集结新兴力量、推动全球“多边共治”等问题上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肩负着共同的历史责任。

中俄战略处境的这种广泛相似性，决定了战略利益的广泛相近性，从而为两国相互亲近、相互走近，展开广泛的战略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国家利益基础。

中俄战略理念具有相通性

一是中俄在建立新型国家关系上理念广泛相通。中俄均赞同国家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之上，而不是以大欺小、主导与被主导；均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而不是相互猜疑、相互防范；均坚持互利共赢，相互考虑对方的利益关切，而不是“强者通吃”、损人利己；均认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反对拉帮结伙、相互对抗。这种新型国家关系理念，既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根本性保证，也为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树立起了一面旗帜。

二是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理念广泛相通。这些重大问题包括：关于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反对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和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准则；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反对动辄制裁和滥用武力；反导、太空非军事化、北约东扩、防核扩散；反恐和打击“三股势力”；抵制“人权”、核能利用等领域的双重标准；抵御美欧向中亚和独联体扩展势力范围；朝核和东北亚安全；以及维护二战历史严肃性、落实二战战胜国国际法安排，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中俄都有着非常相近的主张。

三是在价值观问题上中俄的理念广泛相通。俄罗斯的“主权民主”和“可控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尽管俄罗斯形式上搞了“三权分立”，但是实际上更多地是在实行近似于中国的“协商民主”。在坚持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自主选择、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打压问题上，特别是在民主选择的自主性、民主模式的多样性、民主发展的阶段性、民主与稳定的关系等问题上，两国的理念与主张更是高度相近。欧美坚持以意识形态作为决定国家关系亲疏的标准，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并且以此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策动“颜色革命”和“民主动乱”，矛头直指中俄，更是将中俄逼进了同一条战壕。

中俄在国际关系运筹与国内民主建设等领域战略理念的广泛相通性，为两国深化战略协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价值观基础。

中俄战略优势具有互补性

中俄战略优势的互补性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些互补优势的发挥对于两国的安全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而将两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是地缘战略上优势互补。中国要应对主要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构建陆上战略纵深；俄罗斯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安全威胁及西方大国的战略挤压，同样需要将睦邻友好的中国作为安全依托和战略后方。

二是综合国力上的优势互补。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都在快速增长。世界普遍看好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俄罗斯对中国的国际分量也越来越看重。俄罗斯虽然不再是超级大国，但是综合国力不容小视，特别是其军事实力在全球仍然仅次于美国。俄罗斯作为昔日超级大国，其国际能量仍然居于世界大国前列。即使看经济方面，也不能仅仅看GDP，还要看其资源禀赋、自给能力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俄两大国如能在综合国力运用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完全可以产生“1+1大于2”的效应，可以抵御任何霸权联盟的战略压力。

三是外交运筹上优势互补。俄罗斯民族具有爆发力，中华民族具有耐久力。俄罗斯人行事张扬、喜欢扛旗，中国人遇事低调、行事谨慎。俄罗斯人擅长拳击，中国人擅长太极。中俄两国刚柔相济，联起手互为依托，可以抵御任何国际风浪。

四是发展要素上优势互补。俄罗斯的军工、航天、航空、材料技术比较发达，中国的轻工、电子、通信技术比较先进，两国可以结成“现代化发展合作伙伴”。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内企业正在积极地“走出去”；而俄罗斯要推进“再工业化”、实现快速发展急需外部资金投入，在遭受西方大国金融制裁的困难情况下尤其渴望中国的投资。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对于中国缓解资源短缺困难具有重大价值。中国是世界各种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的“战略买家”，对于俄罗斯发挥资源优势、维护经济安全具有重大价值。

五是在利用发展机遇方面优势互补。中国是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搭乘中国经济快车进而利用亚太发展机遇是俄罗斯实现国家复兴的不二选择。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也需要利用俄罗斯相对快速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俄罗斯要实施东部地区开发战略，中国要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两者可以接轨互动。中国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利用俄罗斯横跨亚欧大陆的地缘优势；而用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的重要机遇，可望有力带动俄罗斯经济的腾飞。

可以看出，俄罗斯是世界各大国中与我国战略优势最为互补的大国。这种互补优势为两国之间国际战略与国内发展领域的接轨互动提供了重要便利条件，产生了重要牵引力量。

国际风云产生助推作用

目前中俄两国愈走愈近，一定意义上是与国际风云的助推作用密切相关。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看，在今后几十年里，这种助推作用不可能出现实质性减弱。

冷战后期，前苏联与中国的战略对抗导致其腹背受敌、国力衰弱。俄罗斯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因此，俄罗斯独立建国初期，虽然对内搞全盘西化改革、对外搞“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但是从高层到精英层仍然普遍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叶利钦时代，美国等西方大国将俄罗斯视为冷战的失败者，极力推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科索沃战争的爆发，彻底打破了俄精英层“西方视俄为大国、平等待俄”的迷梦。西方咄咄逼人的对俄遏制战略，令俄产生严重的安全危机感，逼使俄罗斯“双头鹰”面向东方的一支渐渐抬头，成为叶利钦主动提议将中俄关系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背景。

进入新世纪，亦即普京时代，随着俄罗斯国内政局日趋稳定、经济恢复日见成效，“建设强大俄罗斯”成为俄国内上上下下的强烈诉求，俄罗斯与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固有矛盾因此而日益激化。在发展道路上，普京提出“可控市场经济”，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拉开了距离。在意识形态领域，普京推出“主权民主”，被西方视为专制独裁。西方接连在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更是触动了俄罗斯的敏感神经。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各领域的冲突日益增多，其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热情随之不断增高。

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美国“撕破了面皮”、双方关系降至“冰点”，俄与欧洲大国的关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俄西对抗”性质十分严重，可以说是冷战后俄西之间发生的性质最为严重的地缘战略对抗，这种对抗将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了东方、推向了中国。

回顾新俄罗斯建国以来二十几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国际风云的变幻推动着俄罗斯一步步疏远西方、走向东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及西方大国遏制、弱化俄罗斯的冷战思维，是俄罗斯与西方愈走愈远、与中国愈走愈近的重大推动因素。

国际风云的变化，还推动俄罗斯高层和精英层对中俄关系的战略认知不断加深。国家关系的发展，仅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客观存在远远不够，还必须有两国高层和精英层对战略利益共同性、相近性的战略认知。战略认知决定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从两国关系发展的轨迹看，对共同战略利益战略认知的不断强化，在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非常重大。

世界已经进入由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时代”，一方面美国霸权加速衰落；另一方面，其他力量中心尚处在凝聚过程之中，国际秩序极易混乱无序。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国际秩序的大调整，必将促使处境相似、利益相近、理念相通的中俄两大国进一步相互靠拢，两国间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必将在广度上日益扩展、内涵上日益丰富、成效上日益显著。

中俄发展经济合作关系潜力巨大

经济方面，中俄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优势，两国有望组成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俄罗斯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拥有十分丰富的油气资源、占世界1/5的淡水资源和辽阔的土地资源。俄罗斯的教育、科研基础雄厚，潜力巨大。我国不仅拥有相对先进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而且拥有令俄羡慕的资金优势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高科技研发领域也表现出强劲势头。中俄在此领域互补优势的结合，可望大幅提升两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对我“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可或缺。

建设“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升级转型和可持续增长，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实现与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的宏大战略构想。这一构想的成功实施，不仅对于我国经济实现新一轮快速增长意义重大，而且有望带动亚欧大陆经济板块的整体崛起，促进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和世界经济秩序的改造。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如果没有俄罗斯的积极参与，不仅“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难以实现，而且由于中亚国家均是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自我国西部经过中亚国家达西亚、地中海的“中亚经济走廊”建设也会障碍重重。可以说，俄罗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多条互联互通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性节点国家。

俄罗斯已与我国达成欧亚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互对接的明确共识，并且成为我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俄罗斯与我国共建“欧亚大通道”的积极性日益增高，北京至莫斯科的高铁建设即将付诸实施，一系列大型互联互通合作项目正在积极规划之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我国主要战略协作伙伴的俄罗斯，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力量。中俄在此领域的深度合作，不仅有望带动两国经济实现新的腾飞，而且将会进一步夯实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进一步深化的坚实基础、巨大潜力及可持续发展的前景。那种所谓中俄合作仅仅是“权宜性联盟”、两国必将重归对抗的预测则是别有用心，而那些抓住两国在细枝末节问题上的分歧“唱衰”中俄关系的滥调更不足为凭。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我们有充足理由充满信心。当然，两国关系发展中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性因素，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努力予以消除。

 

译者的话

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在拉丁美洲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医疗改革，给拉丁美洲带来灾难性后果。

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德克萨斯-休斯顿大学和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的教授。他们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证明，医疗体系私有化、放松管制、引入私营资本之后，医疗体系的公平性和质量下降，保健和防疫等公共卫生体系瓦解，传染病重新恶化。商业保险和私人资本攫取了超额利润，但是却只给少数人提供了优质服务，大部分患者的境遇变差。而且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孕育了严重的腐败现象。

智利和哥伦比亚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最彻底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本来有政府主导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但是在私有化、自由化的改革之后，原有体系的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协作被破坏。文章专门分析了这两个国家的教训。

最后，这两位作者还分析了，为什么IMF和世界银行要推行这种祸国殃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呢?答案是：国际组织自身，以及跨国药品企业、保险公司在医疗体系私有化中获得了大量好处。这实际上是一种合法手段掩盖下的腐败。

值得警惕的是，当年误导拉丁美洲医改的“市场万能论”和有关政策，在我国仍然被一些人奉为圭臬，并且在努力推行。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医疗改革带来了严重后果，一些国家甚至因此社会动荡、政党更替。这个前车之鉴如果不引起我们的警醒，那么我国医改同样有可能走上拉丁美洲那样的邪路，从而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甚至引发经济社会系统性风险，最终一定也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一、前言

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信奉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基于这种信念，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提倡减少政府作用。在世界银行看来，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职能是监管，而私营部门则具体提供卫生与医疗服务。

1993年，世界银行向卫生部门递交了《世界发展报告》。在这份文件中，除了加强权力下放和私有化策略以外，世界银行将通过普及基本服务套餐从而将改善公平和分配效率的需求纳入进来，具体根据每个国家的负担能力和成本效益原则而定。政府和其他部分人口将基本套餐中的服务补贴提供给贫困人口。

世界银行的模式包括成立第三方管理机构，负责收集和管理强制性医疗保险费用和政府补贴，以及签约服务提供商并进行支付。用户在自己的保费能够负担得起的情况下，可以在各类不同的医疗方案和服务供应商之间进行选择。世界银行期望这种改革能提高公平和效率，并提高医疗质量和用户满意度。

20世纪80年代，包括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在内的几个拉美国家开始实施由世界银行推动的若干政策，而其他许多国家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推行。哥伦比亚是最紧密跟随1993年世界银行准则的国家。智利曾于上世纪80年代开启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智利改革与世界银行推动的改革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智利保留有庞大的公共服务网络，但却没有明确基本服务套餐，这在后面会有解释。

除智利和哥伦比亚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在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设想时都面临各种困难。技术、后勤、政治和资金等问题普遍存在，并且大多数国家仅实施了改革的几个方面，例如权力下放、基本套餐定义、医疗卫生的有限私有化等。半途而废的改革在公务人员和用户中间产生了混乱，而国家则浪费了稀缺资源。

本文首先简要讨论了该地区一些国家推行私有化和权力下放的试验及结果。然后，具体展示智利和哥伦比亚这两个最紧密跟随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的推行结果，并且考察了改革对于所述目标(效率、公平和卫生质量的提高)的影响。在对两个国家情况进行分析之后，讨论了部分改革能够成功实施的因素。最后，本文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鉴于有记录的失败证据仍继续施压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的原因提出几点解释性建议。

二、私有化

世界银行试图提升私营部门在管理和提供卫生服务中的作用已在拉美取得有限的成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也就是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对公共财政资助的医疗服务的管理和/或提供进行了部分私有化。其他国家在通过特定干预或其他的有限方案的服务外包来提升私营部门的作用方面，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例如，墨西哥曾尝试允许私营企业参与竞争并提供历史上由墨西哥社会保障所(IMSS)进行提供的服务，但是由于工会的反对而没有真正落地。IMSS对部分服务进行了外包，但是外包合同并不总是能够顺利续约，因为私营部门的价格总在变化，而且有时甚至高于IMSS的价格。

巴西外包给私营医院的三级医疗服务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此外，它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外资购买医院，并允许外国医疗保险和卫生保健组织提供服务，这些此前一直由巴西的企业和公共部门所把持。该法律通过后不久，几家美国公司利用开放之便利，开始为中上阶层提供医疗保险和护理服务。

25年前，一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对巴西卫生部门的评价中，针对私营卫生部门有如下坦率说法：

数据显示，医疗和医院服务提供的主要形式是由私营部门提供服务，支出再由政府进行报销。这种“非系统”被认为是混乱的、精英的、腐败的、非理性的和不可控的。最近关于医生和医疗单据的审计发现，有90%的医疗单据存在“违规”，包括虚报患者、虚假诊断、同一住院行为重复计费、非必要住院、计费药品不在管理之列，以及针对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等特殊服务的乱收费等。

而世界银行不顾这一告诫，仍对巴西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施压推行服务私有化。近日，另一位世界银行官员的评论证实，巴西的医院自主权并没有提高医疗质量：

质量仍然是(医院)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中“被遗忘的部分”，它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在有些方面，情况甚至恶化了，提供高品质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质疑。这方面的证据包括：低质量的产房和新生儿病房护理服务导致母婴死亡、可避免的死亡病例的发生，以及较高的医院院内感染率。

20世纪90年代初，哥斯达黎加开始在少数地区尝试通过非营利性机构的合作社开展私有化 。社会保障基金(CCSS)按人头付费给合作社，合作社介绍病人到CCSS进行化验、特殊护理和住院。药品也由CCSS提供。所选定地区的居民都得无成本地加入合作社，并且继续使用CCSS提供的所有非基本医疗服务和急诊服务。目前只组织了四家合作社，而且也无计划推广这套模式。

合作社的评估表明，该模式比CCSS更加低效，看病更贵，没有证据表明质量得到改善。用户满意度高是因为看病等待时间比在CCSS的诊室短很多。评估还显示，有更多的转诊不是出于医疗需要，而是为了降低合作社开支和减轻医生工作量;显然，不必要的转诊增加了CCSS的成本和CCCS医护人员的负担，降低了哥斯达黎加卫生系统的整体效率。非营利合作社的利润主要分配给医生，还有少量利润分配给其他工作人员。

CCSS还将一些高技术服务外包给私营部门，不过其试图将旅店服务也承包出去却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应标的企业。世界银行则继续向政府施压将CCSS私有化。CCSS是该地区最成功的医疗卫生体系，面向90%的人口提供全面医疗服务，包括药品服务。

1998年，萨尔瓦多社会保障所(ISSS)开始试点私有化项目，在圣萨尔瓦多大都会区域范围内的两个地区内，将基本医疗服务外包给两个营利性诊所。居住在所选定地区的所有ISSS受益人必须到这两家诊所接受医疗服务，ISSS按人头对这两家诊所进行补贴。这两家诊所提供普通门诊、内科、妇科和产科服务及药品，并且将有特殊护理和住院需求的患者转到ISSS。两年后，这项试验被仓促叫停。

该项目在评估中发现了各种问题。人均支付给诊所的费用不够弥补诊所的支出，医生开药倾向于昂贵的品牌药，而不是仿制药。对品牌药的使用迫使诊所直接从厂家或进口商那里进货，而且由于在交易中要提少量回扣，药品成本比在ISSS诊所高很多。ISSS诊所之前都受益于仿制药的较低成本和大量采购订单的规模经济。

此外，ISSS将相当多的资源用在对私营诊所的监控，但却没有提供有用的反馈。虽然在这类试点项目中迫切需要这么做，但是诊所的董事们认为检查太过频繁，且意在对实验项目中出现的不可避免性冲突进行控制而非促进其解决;并且抱怨说，不停歇的检查占用了大量时间和资源。此外，根据董事们的说法，ISSS未能履行合同中的财务部分;在他们看来，这是两家诊所在第二年年底宣布破产的一个原因。

该项目的叫停至今仍没有一个官方解释，不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继续施压开展公立医院的私有化。工会反应迅速，ISSS和公共部门的卫生工作人员开展了长期罢工并取得成功。到2003年，公立医院私有化的想法就此结束。

拉丁美洲的医院私有化也伴随着在改进医院财务信息、估算成本，以及完善合同和支付体系等方面进行的大量投资，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努力和花费对医疗质量和体系效率有着显著影响。根据由美洲开发银行资助的跨国研究结果，医院的腐败依然存在，并且正如前面巴西案例所指出的，医院效率和医疗质量没有得到改善。

三、权力下放

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在促进卫生服务权利下放方面取得的成功较大。实际上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向州/省/部级政府下放了一些决策权力。大多数情况下，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将中央政府的一些决策权下放到下一较低的行政级别，少数几个国家是下放到市政府一级。

如前所述，推进卫生服务权力下放的基本原则，是将财政责任转移到各省，以使中央财政资金免于偿还国债。这在世界银行文件  中有明确规定，而且地方政府也这么理解。因此，在墨西哥的卫生权力下放的第一阶段(1983-1988)，各州可在同意权力下放和继续依靠联邦政府之间进行选择。出于对联邦政府只转移医疗卫生责任而不提供必要资源的固有担心，大约一半的州(31个州中有17个)选择维持中央集权。甚至在权力下放的第二阶段(1995- 2000年)开始时，之前选择维持中央集权的各州中仍有一些州继续反对权力下放，因为他们已经从第一阶段了解到，联邦政府针对有些项目执行下放权力时，没有移交项目实施所需的资源。最后，1996年，在明确有关财政承诺和动用强大政治压力后，联邦政府才勉强让这些州长们参加了其余各州签署的《国家权力下放协议》。拉丁美洲卫生服务权力下放的合理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地方决策者能更好地把握和应对基层社区需求，避免高层官员因不了解地方卫生情况而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

(2)让基层社区参与本地服务的规划和监督，增加了基层社区的参与感，从而促进了民主。

(3)地方对服务进行调控和调整能更贴近本地实际需要，更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用户满意度的提升。

通过对拉美地区各国权力下放工作进行评估发现，这些预期很少能够实现。

地方政客并非总是能为他们的基层社区做出最好决策。通常情况下，他们采取在技术上很难证明对错的卫生干预措施，或者将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卫生经费挪用到其他项目以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例如，在玻利维亚，市长将卫生和教育经费花在了修路上 ;在哥伦比亚，卫生经费被直接用于建设城市医院，而根据基础设施计划，这样做并无必要;在墨西哥，一些州已经将联邦卫生经费挪用于其他活动;在皮乌拉(秘鲁)，一家初级卫生中心的董事会决定增加成本补偿费用于资助医院建设，而在另一个卫生中心，他们停止了仿制药计划，开始售卖品牌药。基层自身并不总能制定正确的卫生决策，或者没有能够遵循有关技术建议。在尼加拉瓜，卫生部将成袋的水泥捐赠给农户用于修建厕所，而许多家庭则将其卖掉。

在美洲开发银行针对墨西哥权力下放第一阶段的评估中，Gershberg 发现权力下放导致IMSS-COPLAMAR项目(后来叫做IMSS-Solidaridad，现在叫做IMSS-Oportunidades)所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急剧下降。该项目是针对贫困农村人口的少数成功的初级卫生理疗项目之一。

权力下放产生行政等级之间的协调问题，造成资源利用不足、效率低下。很多时候是市政府为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买单，而国家/省/部级政府为住院治疗买单。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第一级医师无必要地将病人转到第二级进行治疗以减轻自身工作负担和降低转出单位支出的倾向。这在哥斯达黎加的合作社案例中已有提及。正如我们要看到的，智利也是无必要转诊的很好例子。

拉丁美洲卫生体系权力下放后的效率下降还有其他原因。医疗用品和药品采购的权力下放，使规模效应尽失。集中采购好处明显;加勒比国家通过加勒比开发银行共同开展医药采购国际招标，相比以前可以节省44%的费用。大型国际招标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但是权力下放后许多省份缺乏准备标书的技术知识，而且采购数量也有很大局限。有些国家制定了集中采购计划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许多分散运作的医院和城市继续直接从当地的批发商甚或零售商那里采购所有或部分药品及其他医疗用品。

权力下放加剧了现有城乡间和地区间的不平等。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能施加更多的政治压力，因此使得卫生资源的占用是不平衡的。同样，大城市比小城市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能获得更多的人均资源。实际情况是农村居民的卫生需求比城市人口的卫生需求更大，因此地域上的不公平更加严重。

一些作者认为，权力下放是一种手段，甚至是进行卫生服务私有化的借口。分权后的公立医院，许多享有与私营医院一样的自治权，行为也与私营医院类似。当把权力下放给省、市卫生部门并且中央政府减少或停止对其经费支持之后，随着分权单位为了购买服务而建立或增加成本补偿费，事实上财务私有化也随之发生了。

有些职能在条件具备时可以采取下放的做法。具体何时下放、如何下放，以及哪些国家应当下放哪些具体职能，是无法由在国际机构工作的经济学家们来强加决定的。

现在我们转而更为详细地回顾智利和哥伦比亚这两个紧跟新自由主义蓝图的国家的改革，并且考察改革对公平、效率和质量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在缺乏基线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进行定量评估;我们的评估是基于几个可用指标和当地研究人员的专家经验。

四、智利的改革：引入商业保险破坏了公共医疗卫生体系

在1973年的军事政变之前，智利曾有中央政府资助的、覆盖全民的全国卫生系统，被认为是该地区最全面和运作最好的卫生体系之一。在军事独裁政权下，受芝加哥大学经济顾问的影响，智利是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拉美国家。

1981年，公共卫生体系权力下放;一级护理被转移到大城市，住院护理被转移到“卫生区域”(西班牙语：reas de Salud)，这种行政卫生区划通常包括有多个城市。政府还通过Previsonal卫生机构(ISAPRE)向私营部门提供机会。ISAPRE是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其中一些是外国公司或US-HMO的子公司。智利老百姓可以选择退出公共体系，只要将自己的强制性医保缴费(工资的7%)转入自己选择的ISAPRE即可。

私营保险公司ISAPRE根据家庭规模和缴费总额制定不同的政策，每个政策都有不同的免赔额和共同支付额。到1995年，他们总共提供了8800个卫生方案。当受益人有昂贵的或慢性病的医疗问题时，ISAPRE可能会限制或规避与受益人签约，这种做法直到1990年代初才被认为非法。这种卫生监管局负责监管私营部门的做法一直没有完全根除。当受益人年满65岁时，他们的医疗保健服务被转移到公共部门。

私营保险公司ISAPRE的出现使得卫生体系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呈碎片化状态。富人倾向于加入ISAPRE，因为他们工资的7%可是一笔数量不菲的钱，他们用这笔钱可以购买昂贵的全面医保或很有吸引力的补充医保方案，以补充强制性基本医保。无力购买ISAPRE提供的医保方案的人，有两种途径接受治疗：(1)由FONASA(公共第三方付款人)、各城市，以及1986年以后用户付费的国家医疗卫生网络;(2)通过选择私人医生并由FONASA根据预定费用支付或共同支付报酬，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被转诊到公立卫生院。这些年来看病成本增加了，能够看得起病的患者越来越少了。选择第二项医保途径的患者所需要的住院护理由国家医疗卫生网络来提供。

今天的智利算是拉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只有22%的人口加入私营保险ISAPRE，他们却花费了所有医疗支出的43%。换句话说，大多数智利人负担不起加入ISAPRE的成本。尽管加入ISAPRE的这些人口更年轻、更健康、更有文化、家庭单元比公共卫生部门覆盖的家庭单元更小，但是ISAPRE覆盖的这部分人口的医疗花费却是其余人口的两倍。此外，由于地理位置便利以及公立体系通常情况下配备更好，ISAPRE的受益人有时更愿意使用政府服务。例如，在1998年，所有公立医院手术的11%，服务交付的9%，以及公立医院日的4.5%都是由ISAPRE的受益人所带来的。据估计，交叉补贴量占到公共支出的4%。

在经济低迷时期，或当政府无法控制私人医疗费用时，加入ISAPRE或选择私人医生的居民将不得不转移到公共部门，由公共部门来应对突然间的患者数量增加。这种转移对公共部门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因为公共部门雇佣的是职业公务员。由于公务员是终身承诺，因此为满足用户的突然增多而增加雇用人员实际上代表一种长期承诺。私营部门则不需要受此限制。

按地域来说，一个地区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利用可以比另一个地区高2.8倍，医疗急救高3.9倍，出院病例翻番 。此外，在消除极端值后，城市的标准死亡率在30和160之间徘徊，全国均值为100。

尽管试图通过两个统筹方案尽量减少不平等，但是在城乡之间和大小城市之间差距仍然存在，并且地域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其中一个统筹方案是通过FONASA来实现。FONASA根据人头费以及基于指标的贫困公式来分配资金。根据该公式，较穷的城市会获得稍多一些的拨款。另一个统筹方案是基于罗宾汉法则(劫富济贫法则)，要求从较为富裕的城市直接转移到较为贫困的城市。这两个方案看来不足以减小上述差距。1996年，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城市在医疗方面比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城市人均多花了9000比索(1美元等于407比索)。结果是公共部门的医患比存在较大的地域差距，每千人的医生数量从0.28人到1.92人;并且如前面所指出的，不同地域存在显著的卫生状况差异。

近日，卫生部承认智利卫生系统是“非常不公平的”。这名部长援引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提醒智利人民，在用户经济负担方面，该国在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68，在诸如及时就医、治疗期获得社会救助、医疗器械质量、与卫生服务机构的关系，以及选择卫生服务机构的能力等其他指标方面都很差。智利在所有这些指标方面都排在100多个国家之后。在一次大胆陈述中，该部长直陈是ISAPRE的建立和雇主对卫生体系缴费的扣减造成了这种不公平。

对不公平的认识，推动了2003年1月发起的AUGE计划(西班牙语：Proyecto de Régimen de Garant´as de Salud)，以保证所有智利人都有机会获得56种罹患情况(如多发性损伤、各类癌症和缺血性心脏病等)下的医疗保健服务，并确保所有智利人在上述情况下都能得到医治，而不论他们有无支付能力，任何人都不会被要求支付超过他/她家庭的1个月收入。

自1950年代早期成立国民医疗服务(NHS)开始，到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前夜，已有近30年的时间。期间，所有智利人都能够获得医疗服务。改革并没有解决自NHS成立伊始就萦绕其间的公平和就医问题。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受益者是ISAPRE，其经营利润率在某些年份高达20%，管理费达20%。高利用率来自对策略组合的实施，例如：对客户精心挑选(相对有文化、最有钱)，限制提供规定的服务套餐，提高免赔额和共同支付额，将65岁以上老人排除在外，通过漏洞绕过禁令排除花费昂贵的慢性病受益人，建立短期合同，以及领取公共部门的交叉补贴等。

总之，在智利，鲜有证据表明改革减少了国民医疗服务中存在的不公和低效。在另一方面，新的模式已经使社会各阶层间的医疗服务碎片化，一小部分人口消耗了相当大的卫生资源，共同支付额对于那些低收入来说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推迟了必要的医疗。

五、哥伦比亚的改革

哥伦比亚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于1990年颁布的第一部《医疗改革法》开始了到市一级的全面权力下放，并且紧接着于1993年，根据《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的建议，政府通过了新的《医改法》。此外，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将哥伦比亚的卫生体系排在所有拉美国家卫生体系之首。其结果是，哥伦比亚的卫生体系被作为样板提供给其他国家参考。曾供职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因极力推行医改而严重影响了此次排名。许多国家的学者、专家和官员谴责这一排名，并且指责这一产生不当影响的决定以及前世界银行员工的偏见，甚至《世界卫生报告》的六位主要作者之一也对所用排名方法提出质疑。

哥伦比亚的改革者们试图避免在智利改革中已经察觉到的负面特征，特别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问题。为此，该模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提供一样的服务商选择，而不管他们的收入如何，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

哥伦比亚卫生改革的实质是要普遍推行相对丰富的强制性服务套餐。公民要获得服务，就必须加入社会保障体系。有两种加入方式：一种是针对工薪阶层和有支付能力的人，另一种是针对贫困人口。前者拿出自己工资的12%，其中11%用于缴纳保费，其余1%存放在统筹基金。政府和统筹基金为贫困人口支付保费。

改革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私营部门参与保费收取和提供卫生服务。保费收取工作被委托给卫生促进企业(EPS)，其必须提供强制性最低保费方案。对于愿意支付更高保费的客户，EPS提供其他补充医保方案。EPS与提供服务的公立或私营医疗机构签订合同，或通过自己的医疗网络提供服务。EPS可以为卫生服务提供商自主设计支付方式。用户可以选择EP以及最符合其自身需求和个人经济状况的卫生方案。

为避免社会阶层碎片化，EPS在法律上有义务为由政府和统筹基金支付保费的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实践中出现许多EPS找到漏洞绕过法律的情况，使得大部分贫困人口从津贴系统管理机构(西班牙语：Administradoras de Reg´menes Subsidiados，ARS)获得医疗服务。ARS是由各部门和各城市建立的EPS模式，用于通过公网或专网向那些无法接入EPS的客户提供医疗服务;这种情况适合于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EPS对向这部分人群提供服务不感兴趣。此外，改革将公立医院转变为自治实体，可以自主确定自己的机构目标和积累资源。在波哥大，许多自主的公立医院已经遇到了严重的资金问题，并被迫关闭。

哥伦比亚的卫生改革一直伴随着卫生总支出的显著增加。据估计，1984-1997年间支出增加了178%。按人均计算，卫生支出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美元增长到1990年代末的90美元。不过，公共支出增加的受益者主要是富人，他们目睹自己的共同支付额减少，尤其是在1990年代后期。例如，1993年，波哥大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每年直接支付17,881比索(1997年，1美元=1064比索)，最高的五分之一居民每年支付50,043比索。1997年，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每年支付24,658比索，而最高的五分之一居民每年支付30,674比索。除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外，所有居民都看到他们的直接支付在1993-1997期间减少了。到1997年，那些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比第四个五分之一居民和第三个五分之一居民都支付得更多，这一趋势对改革的公平性提出质疑。

社会保障的归属关系已经得到极大地拓展，特别是对于那些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最低收入阶层。有些作者指出，归属关系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较高的覆盖率。例如，埃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Hernández lvarez)声称在1999年只有61%被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而在改革前的日子，据估计有75%的人口能够获得某种类型的医疗服务。此外，沉重的共同支付额无法让许多上了保险的贫困人口得到某些服务。事实上，贫困人口得到的服务可能还有所下降。

直到1997年前，医疗卫生事业资金一直都在大幅增加。1993-1997年间国家基金的地域分布越来越公平。较穷的部门和城市从中央政府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比经济发达地区获得的更高，但是这种让中央财政资金转移支付更为公平的尝试并没有转化为更为公平的覆盖率。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居民的覆盖率持续低于城市居民。1993年，77%的城镇居民在需要时能够及时获得，而农村居民这一比例才58%;到1997年，差距持续扩大，比例分别为79%和60% 。

补贴并不总能到达最需要的人的手中。财政总局1999年度报告呼吁关注贫困人口甄别和分类过程中的违规行为：30%的人口应被归为贫困人口却没有归入，而被归入贫困人口的人当中有31%不是穷人。

在改革带来效率改进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1994年人员成本占所有医院运营成本的50%，到1997年已上升到70%。通过对一级和二级公立医院进行产出分析表明，1996-1998年间，运营成本实际增长了24%，而产出则仅增长4%。主要原因可能是公立医院医疗难度增加、制备发票等活动耗时较长，以及生产率较低等。

有关护理质量的信息非常有限，但是有研究表明，护士的工作质量在恶化。对哥伦比亚、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等国的护士进行研究，揭示了私有化的某些方面的负面影响。根据作者的说法，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增加了护士的压力和对工作不满程度;由于市场化的灵活就业合同导致工作不稳定，护士们寻求在多家单位就业以能养家糊口，确保收入稳定;市场化还引发对医疗事故的担忧、机构间的流动，以及护士未经受训就承接新的官僚任务的数量增加。这些改革对护理质量的影响很容易能猜测得到：直接护理病人的情况减少。用采访过的一名哥伦比亚护士的话说：“病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真的不很在乎他们，因为我们只是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他们真的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根据最近对哥伦比亚医疗专家的调查，62%的专家认为医疗质量已经恶化，其他证据来源也支持这一事实。根据同一个调查，66%的专家认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没有提高，这与Sarmiento提供的信息一致，Sarmiento声称免疫覆盖率下降，媒介传播疾病的患病率(登革热和疟疾)上升，并且控制结核病的计划已经受到严重削弱。

有关哥伦比亚医疗改革的文献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体系出于崩溃的边缘。EPS和政府对医院和诊所欠账巨大：截至2002年6月30日，累积债务达64010亿比索(1美元=2348比索)。

总之，在最紧跟世界银行改革蓝图的国家哥伦比亚，尽管医疗护理支出大幅度增加，但是一大部分人口一直没有被覆盖到。由于共同支付额较高，贫困人口一直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医疗效率和医护质量没得到可衡量的改善，公共医疗恶化，卫生公平性受影响。

六、讨论

如上所述，根据世界银行的模型，当在国家调控下由私营部门提供服务时，卫生部门能实现最大的效率。当世界银行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对卫生部门进行调控的复杂度应该已经举起了“红旗”。甚至在规范公用事业方面多多少少取得一些成功的工业民主国家，在规范医疗卫生市场时同样面临困难。改革者不应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在该地区有足够的监管能力。从历史上看，行政专制以及非常薄弱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已经成为拉美政治制度的特点。这种政治现实不利于产生有效的监管机构。

当引入医疗改革之时，拉美各国政府还没有机构负责监管私营医疗保险公司、管理型医疗组织或其他私营服务提供商及制药公司，而且在医疗护理方面，市场调控对于确保获得高质量服务和保护消费者而言非常有必要。Gómez-Dantés 针对墨西哥发表的评论可以推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卫生当局缺乏监督和评估素养，也没有正式的问责机制”。Bolis 更进一步指出，该地区各国需要通过立法来纠正供应商和接受方之间存在的知识不对称，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必要的风险，并且帮助他们在选择不同医疗方案时能做出正确决定。Bolis还建议，各国需要通过立法来引导私营机构及有关机构的行为，主要是对私营供应商进行监管、监督和开展技术和财务审计的机构。

在哥伦比亚的1990和1993年改革之前，这个国家的政府有很多年都是成立卫生监督局来规范和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但是有关各方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项努力。同样，智利、阿根廷和秘鲁的监督局基本没有什么能力来规范私营部门，问责公共机构也困难重重。美国的经验表明，即使有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卫生服务私有化也不太可能提高公平和效率;但是没有它们，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多明尼加共和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提供了一个在监管缺失情况下进行私有化而发生灾难性后果的很好例子。作者记述了在政府出台关于确保私营供应商之间展开竞争、建立起最低质量标准，以及监管医疗保险公司的不道德行为等系列规范之前，卫生部门进行的政府补贴私有化，结果存在大量舞弊和逃避责任的情况。该研究的结论认为，这个国家实施的医疗改革是个倒退。不幸的是，我们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这在拉丁美洲已经成为惯例而非例外。

世界银行对已经过确认会导致改革前失败的诸多问题视而不见。如果考虑了这些问题，就会发现它们与政府无力监管权力下放后的社保体系，与强制执行立法，与监督医生行为，以及与控制无处不在的腐败等有关。对这些至今仍有增无减的基本问题，世界银行改革基本没有予以解决。

这并不奇怪，许多观察家声称改革未能实现既定目标，并且事实上还造成了相反的结果：不公平增加，效率下降，不满意度提高，护理质量却没有得到改善。

我们的研究证实，拉美国家在实行了10年至2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却没有相应提高效率;高比例的人口(有些国家是更高比例的人口)仍然得不到医疗照顾;有些地区的不公平现象更为严重;而且经常有行政上的不确定性。由于卫生支出的增加，该部门的财务可持续性已成问题：由于有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改革贷款，现在有更多的管理人员、更高的工资水平、更高的医药支出，以及更多的外债。

6.1新自由主义医疗改革的受益者

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方面证据凿凿的情况下，世界银行仍继续推行其卫生改革模式。明确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受益者就等于弄清了世界银行坚决推行其失败政策背后的原因。主要受益者包括跨国公司、顾问公司，以及世界银行自己的工作人员。

6.2跨国公司

主要受益者是HMO和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在有些国家，受益者还有更多的富裕阶层，他们受益于自付费用的减少以及享受到能提供更多豪华旅店服务的治疗。美国的保险公司在拉美的利益也有很翔实的记录。将私有化列为核心政策是与上述利益相对应的，并没有任何技术合理性的支撑。尽管美国具备所有的资源和监管能力，但是这个国家的HMO和私营医院的失败案例越来越多，这些本身就在提醒世界银行的人员：美国的模式是不适合拉美国家的，但是这些公司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是这些改革的公开推动者。斯蒂格利茨 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占据了世界银行内部关键岗位的经济学家，也是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根据他的说法，IMF和WB这两个多边机构代表由美国财政部链接起来的各财团的利益。斯蒂格利茨从一个有利的参与者-观察者的位置来观察决策，并且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美国财政部如何将美国财团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强加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球化经济中，欧洲和日本跨国公司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跨国公司的福祉，基于这个原因，欧盟和日本的政府不会反对美国财政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渗透到这两个多边机构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卫生政策选择和排除项。美国财政部主要关注的是跨国公司的利润。卫生政策的排除项是对公司利润产生负面影响的那些政策，例如工厂和农业的安全方案、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减少、烟草的减少、仿制药的推行，以及基本药物目录的推广等;而所有这些排除项其实只需要很低的成本就能显著改善人口的卫生状况。减少暴力方案、健康教育计划，以及一些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推广也被排除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外。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选项的排除是因为它们：(1)不需要世界银行惯于提供的大额贷款;以及(2)不产生企业利润。

6.3次级受益者

还有其他受益者可被视为次级受益者，因为它们与那些跨国公司相比，受益相对小一些。其中包括咨询公司、大学机构和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

多边银行和双边援助机构直接或通过贷款接受国的政府签约承包技术援助、卫生评估、干预措施评估，以及一些“学术研究”。一般情况下，世界银行或接受国准备招投标，但是投标系统、预选程序和其他因素经常导致少数同样的承包商中标。

如果发现咨询公司以前的合同有与这些多边机构的思想理念相矛盾的地方，可以很容易地将其从名单中剔除。对于小公司而言，合同就是生存问题。世界银行(以及其他资助机构)和咨询公司只用很少的时间来了解彼此期望从对方获取什么。资助机构预计咨询评估不会带有强烈的批评意见，而且其政策建议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合拍的;咨询公司预计能拿到新的合同单子。

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一些基金会还会将卫生评估、研究和卫生干预措施承包给有名望的大学。对于高校来说，承包合同和捐赠(即使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是小数目)代表可观的收入，开销可以在50%以上。如果这些高校要继续从国际机构接受资金，他们就必须避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提出直率批评，即使这种改革的失败例子显而易见。这样做而不损害他们的学术诚信就像是在走钢丝绳。研究员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值得仔细考察，但确是超出了本文的范畴。对于世界银行和其他资助机构来说，在包括美国财政部和企业界在内的更广泛的受众面前，来自有名望学习中心的非批评性报告和出版物为他们提供了保障和验证。

世界银行与任何其他银行一样需要放贷，即使没有将这一点明确写在其职责描述里。世界银行官员负有贷款发放义务。贷款的数量和金额都是世界银行官僚内部实现价值和地位的重要方面。有些情况下，接受国可能不想要卫生贷款，但是世界银行将其作为条件强加到其他经济部门的贷款事情上。例如，哥斯达黎加就是一个例子，世界银行通过威胁叫停其他部门贷款，强迫卫生当局同意通过卫生贷款。卫生贷款是打开通向卫生政策制定者并不想要的新自由主义卫生干预之门的一个借口。到目前为止，哥斯达黎加人抵制住了世界银行对拉美地区最公平高效的卫生体系之一进行拆除的压力，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们面对来自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的压力还能够继续坚持多久。

今天，世界银行是国际卫生领域的主要贷款人，并因此成为国际卫生政策制定引领者。如美洲开发银行(IDB)等其他多边银行和双边机构大体上跟随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使偶尔出现一些分歧。权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少数政策制定者和官僚手中高度集中，削弱了国家的卫生决策，以及各国基于本国政治、文化和历史现实而非基于通配药方来对卫生问题进行的正确解决。

翻译：江宇

 

伴随着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出炉，亚投行的筹建也迈入了更为关键的阶段，有关章程制定，亚投行决策机制，股份分配等问题都将讨论产生，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每天在博弈，而这种情况，恐怕要持续到章程签署。

尽管未来亚投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起码目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亚投行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亚投行博弈对中国有哪些启示？曾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十年的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汤敏近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解答以上问题，并以《亚投行的博弈》为题发表演讲。观察者网整编如下与读者分享。文字未经作者审核。

是亚洲的胜利 也是中国的胜利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开创了由中国发起，由中国主导推动的第一个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从这一点来说，应该是亚洲的一个胜利，也是中国的一个胜利。当然，围绕亚投行的创建过程，也是有着很多的博弈。

根据今年早期的报道，当时好像认为所有的发达国家，几乎都不会申请进入亚投行，而从今年3月开始，由英国率先开始申请加入亚投行，而后像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国都纷纷申请加入亚投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从国家的数目来看，远远超过了我们当时的预期。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了17年，1989年，当中国加入亚行两年以后，我就成为了亚洲开发银行的职员，那时候，从我们自己，到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对这些国际金融组织还是一个学习、掌握、消化的过程。

20年过去了，没想到，中国今天能够主导成立这样一个国际金融组织，作为我来说非常感慨，一方面这说明整个的世界金融、经济的变化，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绩。

那么亚投行为什么能成功？亚投行成功创建之后，未来它的运作过程中，还有哪些挑战？而又怎么去应对？最后，亚投行带给我们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今天我想就这三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探索，来探讨。

第一个问题，亚投行为什么能成功？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一件事情能够成功，一般要有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天时，第二个因素是地利，第三个是人和，从天时来看，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世界金融的结构，正需要一次大的手术，一次大的变革。

天时

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70年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当时全世界的政府都派官员到美国去参加讨论未来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的结构应该是什么。

当时英国派了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拿出了他的一整套方案，中国的孔祥熙也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中国政府也拿出了一套方案，但结果在这个会议上，还是美国财大气粗，最后采取了美国的方案：一是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跟黄金挂钩，然后其他各国的货币利率跟美元挂钩；第二是成立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世界银行，第三个是国际贸易组织。这三大组织在而后的70年里对稳定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应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到今天看来，这70年间造就的世界经济的结构，所产生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些安排，已经暴露出很多的弊病。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发现，美元“一币独大”，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又是以它本国的利益为主要出发点来推动的，这与它在世界经济中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第二，像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国际组织是主要由美国引导、美国主持，美国甚至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都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安排也暴露出很多弊病，因此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都需要一些革新，需要一些改革，那么我们的亚投行应运而生。

地利

从地利的角度来看，亚洲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而在快速发展阶段的最大瓶颈就是基础设施。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过一个预测，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需要太高要求，只是要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需要8万亿美元的投资。每年就是8千亿美元。

这一资金需求非常大，而各国拿不出这么多钱。有趣的是，亚洲其实不缺钱，到去年年底，亚洲国家外汇储备有7.3万亿美元，占了全世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一方面我们基础设施非常缺欠，一方面有很多钱没用上，那么这里头就缺一个机制：怎么样把外汇储备变成投资基金，怎么样能安全地有效地把它投出去，从而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说亚洲的钱用在亚洲，那么这也需要一个机制。

人和

从人和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增长了30年，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中国的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去。去年，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就有1200亿元。12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亚投行法定资金的1.2倍，而这笔钱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就投在亚洲。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一个安定的繁荣的快速增长的环境，那么也就是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表现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或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效率。

因此，怎么样让亚洲国家能发展得更好，政治更安定，经济发展得更快，这也是跟我们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更加上基础设施投资本来就是中国的强项，那么把这个结合起来，把亚洲的需要、世界对金融机制改革的需要，和我们中国本身自己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应运而生，就是一个最好的抓手。

亚投行运营存三大挑战

当然，我们常说，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而亚投行到目前为止，也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因为我们刚刚筹建出来，筹建的情况比较好，但未来的路还非常的长，在这里我认为至少有三大挑战：

运营挑战。亚投行筹建成功了，它怎么运营？它的机制是什么？怎么样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能把钱很好地贷出去？怎么把57个国家以及可能更多参与者的利益诉求摆平？怎么样让国际社会现有的忧虑（或者说美国、日本一直在诟病和担心的）——比如说亚投行的环保标准不高，反腐标准不高——变成一种多余，这都需要我们拿出一个很好的运行机制来。

关于这套运行机制，我们可以首先采取“拿来主义”。因为世界银行已经运营70年了，亚洲开发银行也存在五十多年了，它们在过去的长期发展中已经积累了很多有效经验，有很多好的规章制度，咱们先把它拿来，把它稍微改革一下，我们就可以先用着。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拿来主义”。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创新的挑战。我们现在把它这套机制拿来还不够，我们还要进行改革，要改善。我们并不是想颠覆目前的这套机制，但是我们要改善它。

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等国家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很多诟病，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庞大的国际官僚机构。为了反腐，为了平衡各国利益，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细节，很多很多规章，这些规章就造成了运作效率非常缓慢。

我曾有一段时间在亚洲开发银行负责规划工作，比如说一个国家向我们提出说，我们需要某个政策，需要一些好的建议，你们能不能找一些专家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建议？亚州开发银行有一个专门的技术援助项目，是赠款的，但是从立项到把项目设计好，再到把国际专家找来，国际专家再研究，最后出报告，往往都要三到四年时间。

三到四年前提出的问题，三到四年后才能给答案，很多国家连政府都换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都是新的问题了，这样效率就很差。所以能不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里头进行一些改革？

还有，在亚洲开发银行里有执董会，各国都要派代表，有的是几个国家派一个代表，长期待在亚行。事无巨细，都要通过执董会的批准，这也造成很多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一点能不能进行改革，我觉得对亚投行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此外，在这些创新里面，我们亚投行提出来，是要做一个准商业银行，它要介于原来的纯政策银行，跟商业银行之间的一个机构。特别是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极大，一年就八千亿美元，而亚投行现在只有一千亿美元，还得分好多年才能投下去，所以这点钱是不够的。怎么样用亚投行的一些小钱去四两拨千斤，从而把民营企业的民间资本引进来，这就需要智慧，需要机制。

现在大家都在谈的PPT就是公私合伙制，把政府的钱跟民间的钱结合在一起。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一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资来说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一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期需要20年到30年，20年、30年已经换了好几届政府了，以前政府承诺的比如回报率等等，过了好几届政府它就不承认了，所以对于民间投资来说风险非常大，所以怎么样建立一种机制能减少这些风险也需要智慧。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世界，现在我们谈到互联网+，那亚投银行能不能用“互联网+”的思维来重新设计？能不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现在都谈众筹，把大量的小规模投资最后聚集成一大笔钱来进行投资。

还有，怎么样把电商这些新的东西带进去？这些都需要创新，而这种创新就需要我们亚投行，要以跟过去其他金融机构不一样的方式运作。

还有一点我们称之为打“组合拳”的问题。中国有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但是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修好路，就一定能致富”。因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们的市场已经建起了，群众已经调动起来了，所以把路修通人们就能致富了。但是这个用到别的国家是不是一定成功呢？很难说。

比如说70年代咱们去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建了坦赞铁路，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像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用不好的话，甚至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基础设施投资做到有效呢？这就得把企业结合起来，把产业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经验就是如果路修好了，产业发展起来了，那么路又能起到作用，产业可以发展的更好，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么在亚投行的未来，在亚洲的基础设备建设过程中，能不能顺便把产业带进去，能把亚投行的投资跟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结合起来，这样既在当地把路修好了，产业也发展起来，就业也好了，这样双方都会得利。

怎样把这个当成一个组合拳推出去，我觉得这些都需要有我们亚投行的机制创新。

防风险是第一要务

最后一点，亚投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防风险是它的第一要务，这里头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包括运营的风险：项目设计好不好，路修得好不好，质量高不高，这个国家还得起钱还不起钱；还有国家的风险：国家突然发生政变了，突然发生经济危机了，还不起钱了。

比如90年代初的缅甸，当时缅甸找亚洲开发银行借了很多钱，后来缅甸军政府上台，西方国家对他进行制裁，缅甸政府就说我不还钱了，所以缅甸政府在很长时间内不还亚洲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的钱，这就产生很大一笔坏帐。

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再发生？像最近的希腊经济发生很大困难，所以它也很难还国际组织的钱。怎么来防范这些风险，怎么设计一些好的机制来防范这些风险，对于一个金融组织来说，你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亚投行注册资本说是一千亿美金，但实际上这些成员国只有20%的实缴资本，也就是说亚投行真正的资本金大概只有两百亿美金左右，剩下的八百亿（美金）是通过到资本市场发债和筹资获得的。

机构的信用就变得非常重要，像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都被评为三A评级。你有那么好的信誉，你的利率自然就低，你再把钱借给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就比较低。但如果你的运作有问题了，国际评估机构认为你有风险，把你降级，那你的发债成本就会高，你贷出去的钱的利率就会高，你的信誉就不高。

所以怎么样来创造和保护一个好的信誉，怎么样来减少风险，也将是亚投行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两亿贫困人口 为啥要搞亚投行？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亚投行的筹建成功，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听到一些舆论说我们中国还有西部，还非常需要基础设施的投资，我们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哪怕是500亿美元投到我们的西部，投到我们的贫困人口上去，先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种舆论是有一些的，我觉得这种舆论是一种短视，首先，中国现在正在走出去，中国的企业拿出去的钱远远超过这500亿人民币，中国政府在亚投行里的投资是每年1200亿（美金），而且每年还有15%到20%的增长，这些钱用好了，或者说这些钱的回报多和少，对我们的经济有极大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亚洲的经济做好了，把基础设施做好了，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利益，也就是说，亚投行本身跟我们自己利益息息相关，中国应该是亚洲经济发展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我们亚投行本身也是非常需要中国的参与。

另外，中国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方面有经验，在这方面能发挥我们的优势。牵头亚投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非我莫属。更重要的就是，国际间也在竞争。

大家可能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推动TPP，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欧洲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协定未来有可能替代，或者说颠覆WTO，即现在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投资体系。而这两个协定都故意把中国排除在外。

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谈判成功以后，中国将会被排除在这个两大贸易和投资体系之外，这样我们的发展空间就会大大减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投行也是为了加强我们跟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能够扩大我们企业、我们的国家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资源的利用。在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我们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投行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

但是亚投行并不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并不是因为中国是大股东所以说什么就是什么，大股东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股东，对别的股东我们并没有一票否决权，我们要关注别的国家利益，要平衡别的国家利益，所以在亚投行一定要有一种合作共赢的思路。

要采取这些措施，一定要强调共赢，不能一事当前先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老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的话，别人就不跟我们玩了。所以这也是中国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大国，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软实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什么叫软实力？软实力是靠吸引力、靠影响力、靠说服力，人家愿意跟着你走，人家跟着你走有好处，所以才能起到一个大国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大国，但是我们更多是地域的大国，人口的大国。在经济上200年前我们也是世界大国，但那时闭关锁国所以对国外的影响不大。最近的100多年，我们落后了，我们并不是一个大国，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第二大经济的规模，但是从人均GDP来说，我们还跟发达国家差很远。不过，我们现在就得要学做一个大国，无论从我们自己的利益来说，还是从我们对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社会发展的责任来说，我们都要学习做好一个大国，要有大国的胸怀。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我们短期的利益，单个国家利益。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我们会学到很多东西，不但能够使企业和地区得到更多发展，同时还能从中学到如何做好一个大国的角色，我们衷心的希望亚投行能够成功，谢谢。

以下为提问环节

问：日本不加入亚投行会影响日企对外出口？

汤敏：我觉得日本企业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根据国际组织规则，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也一样，我们要建基础设施就一定要招投标，只有成员国的企业才有权力参与招投标，如果日本不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国，那么它的企业就没有招投标的机会，这是肯定的。

日本的企业担心这么一块大蛋糕里头没份，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是由日本政府所决定的，它们要通过它们的渠道，对日本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问：亚投行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汤敏：不管是国外媒体还是国内媒体，目前对于亚投行都有一些过度的解读。本来亚投行是以经济为主的。当然，这里有没有一点政治？是有一些，因为它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那么这里头有一些政治，但是这并不重要，或者说并不多。

亚投行的真正身份是一个经济组织，它未来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它在经济方面的运作，但包括国内舆论在内的很多舆论，都把这个行为变成大国在政治上博弈，我认为它是一个经济机制的博弈，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是一次公平的博弈。

问：57个创始成员国当中有一些是美国盟友，它们是否另有阴谋？

汤敏：我觉得可能有多种目的，首先最直接的目的是，给它们的企业寻找机会。成为成员国了，这些国家的企业就有权参与招投标，就可能得到一些机会，这是第一。

第二个目的可能是，这些国家也愿意帮助亚洲国家发展起来。因为它们不仅参加亚投行，也参加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各处都出资。

那么它们为什么参与？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中有很多本身每年有援外资金，专门有一笔钱，这笔钱反正要花的，那么它可以放到亚投行。

第三，当然有很多国家愿意参与亚投行是因为，它们愿意在这里平衡一些各国的机制，它们认为与其让亚洲国家自己说了算，还不如我参加，在里头能起到一些作用。

比如说它们关心的环保问题，反腐问题等等，他们要在里面有发言权，所以它们也愿意参与。这些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想不是单一原因让它们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因为做这个决定本身要受到一定压力，所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问：面对来自不同的地区，各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的国家，亚投行如何保证决策效率？

汤敏：这实际上是所有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政治组织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各方的利益都在那，各方都在博弈，最后怎么样来平衡?

应该来说,过去的70年里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一个就是投票，根据资本的大小、根据投票权的大小。最后以多数为主，重大的事项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更多一些的票数。

第二，根据我的了解，在国际金融组织里主要不是这种真刀真枪的投票方式，而是下面做一些叫做桌子底下的推动，大家互相来讨论，甚至做一些互相的让步，最后能进入投票程序的。

一般来说都能通过的，很少有不能通过的，因为大家都担心舆论压力，如果真通不过那在底下早已经算好了，根本就不投票了。

这样的好处在于，很多的利益可以得到平衡，但坏处就是有一些平衡不了的项目就做不成，很多好的项目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不能上马，特别是当这里头再掺杂一点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上的原因，受影响就更大了。

问：英国加入亚投行，是英美在这个问题上走上分裂了？

汤敏：首先，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说美国自己本身有不同的意见，英国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

其次，英国、美国是独立的国家，英国它有它的利益诉求，美国有它的利益诉求。英国出于独立判断认为，这个事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参加了，我觉得对英国参加亚投行，可能不必过多地解读，至于是不是因为英美两个国家产生了分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有点过分。

问:对日本不加入亚投行如何解读，何时加入？

汤敏：其实我们看报道，日本国内也有两种声音，很多很多，包括自民党的高层官员，都认为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

但日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来自于现在的日本政府跟中国的关系，包括钓鱼岛和参拜靖国神社等等问题上，日本一直坚持它的立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日本不参与亚投行，不完全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更多是政治的考虑。而且我觉得在未来，不一定说日本永远不参加，可能到某个时候，包括美国也可能参加。

但日本能否参加、何时参加，跟很多的日本本身国内的政治，包括政党的内部博弈过程有关，当然也跟亚投行本身后来运作也都很有关系，所以现在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判断。

问：亚投行从区域和全球经济，有哪些影响？

汤敏：首先是对区域经济造成影响，因为亚投行的投资主要是在亚洲，而且只是针对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因此它对整个亚洲区域的影响，会比世界经济影响更大一些。

但同时，亚洲好了，世界市场当然会扩大，同时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亚洲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商业机会。

另外，亚投行是一个比较新的机制，如果亚投行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机构里起到推动金融机构改革的作用，那么也可能对未来的地区性金融机构，甚至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改革，产生一些好的作用。

所以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亚投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离得太近了，可能过10年、20年以后，才看出来亚投行的成立是一个战略上非常有意义的事件。

 

克劳斯·雷格林：

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回到清华大学，这是我第三次来清华大学了。作为欧洲稳定机制（EFSF）总裁，我的工作就是如何进一步加强欧元区运作，让欧洲走出这场经济危机。今晚我的演讲主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欧元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从欧元危机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以及欧元区的经济恢复等。

欧元区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来说说欧元区到底出了什么错？在我看来一共有八大原因。

首先是一般性的原因，但也很重要。1998年，欧洲有11个国家加入了欧元区，这些国家为此做出了特别的努力，因为他们要满足若干条件才能加入到欧元区。不过在加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需要调整各自的政策和行为，才能够使其在欧元区的生活确实是富有生产性的，当时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分析，导致后来在若干国家内出现了不平衡。

第二，对于很多加入欧元区的国家而言，他们的利率水平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比如意大利，过去意大利的利率比北欧国家高很多，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意大利利率一般是两位数，西班牙也一样。但是后来由于货币刺激政策，这些国家的利率反而掉到了北欧国家之后，他们在政治上也没有做好准备。

第三，在欧元区早期，所做的经济监测范围过窄。

第四，也是在经济学家看来很有意思的一个原因，我们到今天也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来测量结构性的财政赤字，所以我们没有告诉政治家们预算的情况，这有可能导致在政策方面权衡的失误。

第五，由于对数据管控不足，所以也就很难知道到底准确不准确，比如希腊很多年财政数据都是错的。

第六，金融市场的监管比较薄弱，各个国家的国内监管也比较薄弱，我们现在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第七，欧元区缺乏一个危机解决机制，这种状况一直到2011年都是如此，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很快提供危机应急救助。

最后一点，2008年至2012年发生的危机是八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所以这么严重，是因为它是两大危机的叠加：第一个危机是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欧元区也受到影响；第二个危机是欧元区自身的危机，这场危机由我刚才提到的原因造成。很不幸，这两个危机同时发生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次危机这么罕见、这么深刻、这么漫长。

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在我看来有五大教训，第一点就是各国都意识到要减少经济脆弱性，要执行改革也就是要控制国债和赤字。2008年到2010年，欧洲财政赤字达到了GDP的5%-10%，希腊在2009年达到了50%之高。这些年欧洲各国都在不断削减赤字，大家达成了一个协议，要把赤字降低到GDP的3%以下，这个速度要超过中期结构改革目标的速度。当然对于这个改革速度还有不同意见，但大家在改革方向上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这样一个赤字水平是恰当的。

从总量上来讲，欧元区的财政状态还是不错的，财政赤字总体占到GDP的2%以下，而美国、日本、英国比我们高2-3倍，所以欧元区的状况是很好的，也就是说在未来随着其他国家靠家庭就业来减少财政赤字，他们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阻力。欧盟已经提前完成了一部分家庭就业，我们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按照劳动成本来计算，2000年以来爱尔兰、希腊的经济增长比德国经济增长要高40%，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竞争力在提高，但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竞争不占优势，这也是导致他们出现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这些国家要通过内部贬值来进一步提高竞争力，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公务员的工资要削减30%以上，还有养老金也要进行削减。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讲，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也是唯一使他们在短期内提高竞争力的方式，目前他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还有一些国家靠借贷为生，这些国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并不容易，因为结构性改革涵盖方方面面，比如说劳动市场改革、养老金改革、产品改革等等。

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在结构改革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这也表明这些国家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还有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包括世界银行每年在营商环节方面有一个报告，事后的报告也显示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国家取得了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还要做很多的事情。

第二点经验教训就是要加强欧元区的治理，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欧洲区建立以后，有些人一直在批评，因为现在欧元区已经建立起了统一的货币联盟，但与此同时其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并没有完全做好，都是由各个国家制定自己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有些人说这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的回答正好相反，如果加强协调就一定能成功。我们也正在加强协调，制定更加全面、严格的制度，减少政治干预。另外我们也出台了欧洲的预算以及债务规定，而且这些规定也已经加入到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中，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也就违反了他们自己的法律规定。

当然我们也要继续保留各国议会的权利，他们是要批准本国的预算，我们每年也向每个国家提供年度国别建议，包括如何加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建议。我们也关注其他的宏观经济不平衡问题，比如说要避免竞争力过度分化，避免房地产市场泡沫等。另外，欧洲统计局现在也有权力去核实各国经济数据，过去正是由于缺乏这种权力，才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了那些虚假数据，现在欧洲统计局有了这种新权力，我们就更有信心相信成员国给我们的数据是准确的。

在政策协调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有一些理念正在讨论，还没有完全落实，比如应当设立一个欧元区财长，当然并不是说这个财长会管理各国预算，但是这个财长可以监督各个国家所做的工作，比如说可以反对一些国家的预算草案，如果这些草案违规的话，就可以拒绝这些草案。

另外，在欧元区也可以有财政能力建设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在欧元区并没有一个单独的预算来抵消这种周期性影响。在结构改革方面也要进行联合决策，也可以进一步加强民主问责性以及合法性。当然这些工作并不容易，但这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第三个教训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欧元区的银行体系。欧洲银行体系并不是特别有效，这才造成了危机。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在银行之间产生了一系列连带效应。为了减少这种连带效应，欧洲也开始研究建立一系列机构，包括银行业管理局、欧洲保险业管理局、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我们也在进一步采取金融市场改革，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此外，欧洲现在还在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业和金融业的监管，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从2008年开始，欧洲银行资本已经增长了5600亿欧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率。2014年10月，欧洲开始建立银行业联盟，并对各大欧洲银行形成单一的监控、监督体系。另外我们也有银行复苏与清算指令以及单一的清算机制、清算基金。在我们的稳定机制之中，也有直接资本结构调整工具。我们应当在金融危机开始之前就采取这个措施，但现在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第四个我们要吸取的教训就是应该有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都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但这些措施是比较有效的。欧洲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了非常多的流动性资金，利率非常低，现在利率在一些国家都已经成为负的了。另外欧元区也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今年三月份开始欧洲央行每月都将购买600亿欧元的债务，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现在的欧洲央行资本负债表比危机前要大得多。

2012年底到2013年初，量宽曾经达到顶点，欧洲央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然有一些措施也颇具争议，有人说欧洲区做得太过了，但我认为这些正是我要说的第五点经验教训。在危机开始之前，我所在的两个机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稳定机制并不存在，欧洲区的奠基人并没有想到欧元区国家无法在市场上融资，我自己也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但是欧洲面临着8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首先在2010年建立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在2012年建立了欧洲稳定机制。之所以建立这两个机构，是因为基金是临时性的，可以存在三年的时间，但金融稳定机制是一个永久机制，可以永久性存在。这两个机构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保证欧洲金融的稳定，向相关国家提供金融资助，如果这些国家无法在市场上融资，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提供融资。

当然，我们只有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贷款，这意味着成员国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政策，如果一个国家无法在市场上融资，就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必须要改正他们的经济政策。我们也要监督这些国家所做出的承诺，保证他们确实会把他们的政策变得更好，保证他们有一天可以偿还他们的贷款，可以继续创造就业机会。我们的机制必须要一直向市场出售债券，这样才能有足够的资金来提供融资成本。

我们也成为欧元区债券的最大出售方之一，在过去几年中这两个机构非常活跃，我们分别向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提供了许多贷款和帮助。这两个机构借贷总能力是7000亿欧元，大约是8千亿美元左右，我们承诺向五个项目国家提供大约2386亿欧元的帮助，已经拨付了2325亿欧元。现在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已经结束他们的项目，这三个国家不需要帮助了，他们以比较低的利率在市场上进行融资。而希腊和塞浦路斯的项目还在继续，现在塞浦路斯做的不错，他们正在采取进一步的努力，还有八九个月就可以结束他们的项目。希腊做的并不是特别好，我们正在与他们进行谈判，来拨付最后一笔资金。当然希腊必须要满足相关的条件才行，现在并没有满足这些条件。希腊也需要这笔资金来偿付贷款，现在还不清楚最后的结局将会如何。

可以看到，正是两个机构带来了一系列益处，最大的益处在于确保欧元区所有成员国都一直保留在欧元区当中，如果这两个机构没有建立起来，可能爱尔兰和葡萄牙就会离开欧元区，这是非常大的损失。这些发展表明这些国家有非常积极的增长面，因此我们向他们提供一些贷款，帮助他们留在欧元区，这是非常值得的。我们也制定了一系列项目，来帮助相关国家进行财政和结构改革。而且我们借贷的条件很优惠，增强和改善了债务的可持续性。我们扮演的是一个主权贷款中介角色，超出了欧洲央行的业务范围。

现在我来简单总结一下这五大因素。我们对于危机所做出的全面反应，第一是调整市场准入，采取相关改革，或者做出相关调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欧洲银行体系，调整货币政策，现在也建立了危机机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经验。有了这些，欧元区在今后将会比危机前运行的更加良好。刚才我所谈到的这些改革是如此之全面，一直让我有信心欧元区可以做得更好，也意味着决策者能够转到真正政策目标——经济增长和就业上来。危机管理只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候才去做，并不是真正的目标。

欧洲经济在复苏

欧元区经济出现复苏，不再需要很强有力的财政整顿，能源价格也在下降，推动了消费和投资，同时欧元汇率比较低廉，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当然还有一些政策措施在加强，比如结构改革，几乎所有欧元区成员国都在执行，特别是那些早期曾经存在问题的欧元区国家，他们正在推动有关的调整计划。也有国家正在执行欧委会和欧盟理事会所提议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去除妨碍增长的障碍，使这些国家还有整个欧洲能够进一步加强教育和培训，不管是对欧洲，还包括对来到欧洲的新移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在欧洲的增长是在加速，我们也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预计增长率将会到1.5-2个百分点，这并不是很高的增长率。但如果你看到欧盟是一个成熟工业化的经济体，就像美国一样，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期待经济增长在欧洲能够像在印度那样快，我们的生活水准已经很高了，增长也是有限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存在人口的问题，我们的人口增长处于稳定状态，经济增长也不会很高。我们把这些经济增长跟美国来比，大部分人认为美国经济增长要比欧洲高，如果我们把人口因素考虑在内，并且做出相应调整，从1999年到2008年，欧洲和美国的增长率都是1.6%，在整个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是如此，这让人感到惊讶，但如果你想一想，其实也没有那么惊讶，因为美欧是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他们的经济增长只有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才会变得非常快。这其中还包括技术进步存在时间滞后的问题，也就是说先进经济体技术进步迟早会变得均衡，不过即便欧洲走出危机，人均GDP增长将会同美国GDP增长非常相似，都不会很高，可能是1%或者2%。

至于怎么来推动经济增长，我认为要刺激投资。新一轮欧委会正在执行新的项目，建立了欧盟战略投资基金，在今后若干年内将会将3150亿欧元的投资到金融、研发和企业当中，可以预计这种投资会推动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进一步推动市场方面的改革。我们想建立一个资本市场的联盟，通过这个联盟减少对银行融资的依赖性。现在银行融资占到了整个融资的80%，只有20%是在公开市场上融资，美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融资通过市场来进行。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但不是完全照搬美国，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推动私人债务的去杠杆化，以此推动新的借贷和新的增长。

我先说到这，感谢各位听取我的汇报。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是一种全球视野下的大战略思路。这决非出于一国利益考虑的自私之念，而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天下情怀。这一构想建立在两大基点之上，一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成为连接全球资源和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是为了更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和资本，同时也更有效发挥中国业已具备的产业和资本优势，使沿途国家和中国一起走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二是对美国“重心东移”后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背向对冲，其意义在于既避免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发生损人不利己的正面对撞，又为世界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和平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一带一路”是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中国大战略选择。

“一带一路”构想一旦开始实施并最后得以实现，将横跨两大洋、影响亚非欧，并最终惠及到沿途五六十个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雄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工程。其影响的深邃久远与实现难度将成正比。这意味着做为这一构想的主要引擎和动力的中国，在整个这一历史进程中，与沿途相关国家的各种良性或非良性摩擦系数将不可避免地增大。而摩擦的好处是相关国家的接触和互动更加密切，坏处则是不适应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毫无疑问，这将考验中国和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智慧：如何化害为利？只要我们的初衷和愿望是良好且一致的，那么，任何麻烦和困境的解决都并非不可能。

显然，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到，沿途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民俗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将给“一带一路”带来难以想象的障碍，但真正自始至终影响“一带一路”顺利实现的，却是如影随形伴随这一工程始终的大国关系。

从地缘意义上讲，中国和俄罗斯，将是在“一带一路”初始阶段登场的两个主要大国。但与“一带一路”几乎全然没有地缘关系的美国，则仍将是这一阶段并将在其后的进程中不会缺席的重要角色。就此意义上可以说，这三个大国关系的走向，将决定“一带一路”的成败。

随着“一带一路”从蓝图到工程化展开，这三个国家在这个历史事件中的博弈也将随之展开。事实上，眼下还在蓝图阶段，三国博弈已经开始。我们前不久在南海看到的一幕，可以看作是这幕大剧的序曲。

但是，是不是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必然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得到，就是另一方失去，甚至以损人开始，以害己结束？

长久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在面对“赢家通吃”还是“共同崛起”的选择时，往往从早已习惯的“丛林法则”出发，采取利己主义策略，其工具就是“零和博弈”。但结果却是“一枝独秀万木枯”，战争和竞争（自由市场经济）使我们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和时间，而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大多数国家却所获甚少。

“一带一路”想要瞄准解决的，就是这个目标：推动和引领各国，走合作共赢、共同崛起之路。

推进这一进程的实现，虽然决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小国，因为丢掉一只马蹄铁就可能失去一场战争，但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能否有效实现大国关系的管理。如果每个大国都不打算只扮演麻烦制造者的角色，真诚地愿意推进这一工程，同时也从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红利的话，那就必须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对中美俄三国来说，这都是唯一对自己也对别人有利的选择。

如何进行有效的大国关系管理？其实无外乎践行“二律”。一、自律。二、他律。“自律”就是对自己的利己主义冲动和帝国霸权式冲动进行必要克制和自我约束；“他律”则是共同制定并遵守有利于“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游戏规则”。

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但实行起来却很难。特别是对历史文化不同，政治体制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国家实力不同，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不同的三个大国来说，做到这一点尤其之难。但如果中美俄三国能清醒地从两种博弈困境中走出来，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

这就是：中俄应该从“囚徒困境”式博弈中走出来，不要由于每一方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倒鹬蚌相争，徒使渔翁——第三方获利；而中美之间，任何一方都不应抱有“鲁莽式博弈”的念头，指望对方会在自己的“鲁莽”行动下，“理性”退却，做出让步，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这，才是走出“零和博弈”的最佳思维方式。

只有找到了正确的思维方式，“一带一路”才真正有实现的可能。

 

【观点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在医疗行业也同样适用”

【剖析】既然以党中央决定作为论据，那么就要全面准确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三中全会《决定》原话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注意：

第一，市场和政府作用是并列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只说前半句，不说后半句。其实这种误读在社会上早已有之。针对这种倾向，习总书记于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习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现在各地方各部门改革热情很高，但如何全面准确理解，还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比如，只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讲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讲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这些片面的理解和误读，不仅不利于引导舆论、凝聚共识，还可能导致落实过程中顾此失彼、跑偏走样。在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

第二，三中全会共部署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板块的改革。“市场决定性作用”一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但医疗改革并不是写在经济改革那部分的，而是写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部分。也就是说，从文件写法来看，“市场决定性作用”这句话根本统帅不到医改。即使是在经济领域，也要讲“两只手”，就更不用讲医疗卫生领域了。

第三，既然是以党中央的文件为依据，那么就不能只讲三中全会精神，也要讲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医改做的一系列部署。比如，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作了部署，指出要“落实政府办医责任”，“落实政府的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但这篇《八必备》却在多处违反上述提法，声称只进行监管，不需要提供服务，不需要对公立医院投入。为什么同样是中央精神，却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呢？

实际上，近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关于医改的所有决定，从来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精神。认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这种观点，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歪曲。

【观点二】普通医疗服务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是典型的私人产品，故主要应由市场提供。

【剖析】先说这句话错在哪里。

第一，普通医疗服务不是纯粹的私人品。因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和健康公平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和谐，国家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本身是再分配的手段。一个健康的人群，有利于稳定投资者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对国家、全社会、对未来都具有正外部性，不是单纯的私人消费品。

第二，一个产品是不是公共品，并不是决定是否应该由政府生产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主要标准。“公共品-私人品”的划分，是在经济学入门阶段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而进行的一个粗糙的划分。真实世界要复杂得多，既有市场提供的私人品，也有政府提供的私人品。既有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也有市场提供的公共品。要说就要说全，不能挑着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公共部门经济学》教材中，总结了政府提供私人物品的三个理由：（1）关系社会公平，如教育。（2）由市场进行购买和监管，交易成本太高。例如医疗，如果由市场竞争并购买的话，会刺激医院进行设备和技术竞争，从而引致过度医疗，政府为了应对，就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进行监督。斯蒂格利茨还举了保险的例子，私人保险的管理成本超过保险赔偿费的20%，而公共保险通常不到保险金的10%。（3）具有规模和范围效应，由政府统一提供可以进行内部交叉补贴，成本较低，比如邮政。这几个理由对医疗也都是适用的。所以不能以私人品作为市场提供的理由。

下面再展开说说，政府为什么要直接举办普通医疗服务这种“私人物品”。这实际上是“政府举办”还是“政府购买”的选择。2003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框架，基本结论是：取决于可竞争性和可测量性两个维度。可竞争性强、可测量性强的（如政府用车）完全可以交给市场，而竞争性和可测量性越差，越倾向于政府直接提供更有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医疗属于竞争性和测量性均比较低的领域，政府提供效率最高。

李玲等著《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一书中分析了政府直接举办医疗服务的原因，这里简述如下。核心的意思是：由于医疗服务高度可测量性低、非标准化、医生行为和健康产出之间的联系不确定，用俗话说就是“良心活”，干得好不好往往只有医生自己知道。对这种商品，仅仅靠外部的监管和竞争，不仅交易成本很高，而且不足以对医生产生正确激励，而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进行内部治理，可以为医生设置正确的目标和激励，避免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理由：

（1）政府通过指令性规划公立医院的方式，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

（2）公立医院采取税收的方式进行筹资，由于税收的强制性，以及其在行政管理、风险管理和购买力方面的规模效应，可以抑制医疗费用的增长，提高健康产出。

（3）政府可以对公立医院采取总额预算管理，提高宏观效率，控制医疗费用。要对医院实行总额预算管理，必须使得政府支出占医院收入的主体，同时考虑到转诊的需要，应当对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整个医院网络进行总额预算管理，而只有公立医院能够符合这样的要求。

（4）公立医院把筹资方和服务方的契约内部化，有利于激励相容，降低交易成本。医疗服务的种类繁多，且质量难于测度，当政府付费购买的时候，往往因此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不完全契约。因此，政府“买服务”，通常比“办服务”的成本要高。

（5）公立医院都隶属于政府，相互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这有利于在一个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医院网络，发挥公立医院的规模和范围效益，实现资源共享、转诊、信息传递，实现治疗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总之，公立医院在统筹医疗卫生资源、保证筹资的公平性、控制医疗费用、确保公立医疗机构的非营利性、发挥规模和范围效益、实现治疗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中有些观点在下面还要展开。

所以，仅仅用一个“私人品”的理由，远远刻画不了医疗的属性，也就得不出必须由市场提供的结论。政府举办的理由更加充分。

【观点三】“从经济学角度看，医疗行业没有特殊性，所以必然也会适用市场机制”。

【剖析】市场派营造了一种话语：好像只有相信市场的才是懂“经济学常识”的。真的是这样吗？恰恰相反。《八必备》认为经济学的唯一结论就是“市场就是好”，这是彻头彻尾的外行话。为了说明其谬误，不得不稍微做点繁琐的考证，请读者海涵。

第一，经济学讲“市场有效”是有条件的，这位专家把这些条件忽略了。

所谓“市场有效”，在经济学里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翻开当前在欧美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由三位哈佛经济学教授Mas-Colell、Whinston和Green联合撰写的教材《微观经济理论》，他们在第16章中用数页篇幅证明了“为什么市场是有效的”，但同时清晰地指出市场有效的前提条件：（1）消费者是理性的，即每个消费者能清晰地把自己的偏好排序；（2）消费者的偏好是“局部非饱和的”；（3）信息在双方是透明的；（4）不存在垄断势力；等等。而且，（5）即使满足这些条件，市场也只能解决效率问题，不能解决公平问题。

容易看出，市场有效的五个条件，医疗卫生一条都不满足。这里仅解释下第二条，所谓局部非饱和，就是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是多多益善，消费越多幸福感越高，而不存在这样一个点，这个点的满足程度比其他的点都高，这个点就称为饱和点。只有在不存在饱和点的情况下，市场竞争才是有效的，但大多数医疗服务恰恰存在饱和点，比如心脏支架，需要安2个，就不好安1个，也不好安3个，那么2个就是饱和点。当存在饱和点时，市场竞争是失效的，如果一定要引入市场，就会导致过度服务，例如支架装多了）。

MWG这本教材是经济学博士生的“圣经”，是经济学博士必读书。即使再相信市场，起码也要把这本书翻出来看看，医疗卫生是不是符合市场有效的这5个条件吧。连最基本的原理都不顾，就说“按照经济学，市场就是有效”，这是哪家的经济学呢？

第二，《卫生经济学》开篇讲的就是特殊性。

打开当前在美国最流行的Sherman Folland 和Allen C.Goodman合著的《卫生经济学》，在第一章就列举了医疗卫生的特殊性（这里仅列出标题）：

（1）风险和不确定性；

（2）第三方支付（这在经济学上相当于把两方博弈变成了三方博弈，带来包括道德风险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学过物理学，就会知道三个物体的运动问题求解比两个物体要复杂的多，经济学也是如此。当然在生活中也是这样）；

（3）信息问题。一方面是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由于医学水平限制，很多信息医生也不知道，这就决定了只靠竞争和监管是无效的，靠所谓“信息披露”的作用也有限。

（4）非营利厂商占重要地位。

（5）竞争有限，这是由于医疗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具有范围经济。比如，一个城市心脏病的发病率是确定的，只需要有限的心脏病科室即可，如果多了，要竞争就必然产生诱导需求。

（6）供给诱导需求。有许多研究证明，医生数量的增长会导致剖腹产率增加，不必要的手术增加。（请百度陈秋霖研究员的文章《供给诱导需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7）医疗卫生是“信任品”，不同于搜寻品和体验品，消费者无力搜寻最好的服务，即使接受服务之后也无法准确判断医生是不是完全努力了，也就是说具有“信则灵”的特征。

（8）医疗还是“修理品”，修过车的同志一定知道修车店是如何诱导消费者多花钱的，但是不修车的损失是有限的，人呢？

（9）医疗还是“功德品”，即患者自己是不知道需要消费的（如预防），需要强制消费。

仅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些特征是绝大部分商品所没有的。如果综合起来，没有一个行业具有所有这些特征。这不叫特殊，啥叫特殊？

第三，再看看卫生经济学的鼻祖人物是怎么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1963年发表的文章《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是现代卫生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认为医疗服务的特殊性源于其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一系列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首先，人们对医疗服务需求具有不规则性和不可预测性。其次，由于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病人在享受医疗服务之前完全没法检测这一“商品”，在与医生的“交易”关系中，信任变得尤其重要，医生应该以关注病人的福利为指南，而不能像普通商人一样，以自利为公认的准则。

因此，阿罗指出了一系列医生所应具有的，与商人不同的行为准则：（1）医生之间不应存在广告和公开的价格竞争。（2）医生提出的任何治疗建议应该与自利无关。（3）治疗需要根据病情确定，不受病人支付能力的影响。（4）医生看重的应该是正确地传达信息，而不是取悦病人。此外，阿罗主张应该由非营利医院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医疗服务偏离利润的动机，因为纯粹的现金关系是远远不够的。第（1）、（2）条本质上是对医院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否定，而（3）是将健康列为人的基本权利。

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美国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给奥巴马写信，倡议加大政府作用进行医改。

上面这些，都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最高水平的代表？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事业市场化的批判，就更加深刻了。这个读者都熟悉，就不必赘述。可见，当今世界主流的经济学，没有一派认可医疗领域可以由市场发挥主要作用。

很多人并未把市场经济当成科学，而是当成“迷信”。就像算命先生说：“信我的一定灵，不灵是你不够心诚”。他们说：“市场一定有效，没有效是因为市场化程度不够”。

认为“医疗资源也是一种资源”，所以可以用市场来配置，这是一种极端市场迷信的说法。按照这种逻辑，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资源，空气、婚姻、官职、权力，甚至人本身，也都是资源，难道这些资源也可以拿到市场上来买卖吗？这种观点，是19世纪西方进入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而对其的批评和反思也早已有之。

除了中国读者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西方最有名的批判是1943年写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一书的卡尔·波兰尼。他在这本书中考察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认为其中存在着“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范围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交换的原则侵入社会领域，对社会造成破坏，当这种破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反对市场机制的反向运动，以纠正市场失灵，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就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手段。这些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绝对不等于把人世间万事万物交给市场。历史进步的过程，正是发挥市场作用，同时又不断遏制市场失灵的过程。

在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第一，在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领域，市场是失灵的，保障和服务适宜政府办。第二，在生产要素领域，如医生人力资本市场、药品市场，市场化是有效的。医疗领域的市场职能，只能限制在医生和药品的资源配置上，医生应该拿到合意的工资水平，药品应该按照市场竞争的办法优胜劣汰。

矛盾的是，一些学者口头上高唱“市场化”，但是当国家部署新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时，他们却极力反对，岂不知药品集中采购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办法，也是所谓“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哪家便宜买哪家，低价中标。买的越多越便宜，量价挂钩，这不是标准的“市场化”做法吗？之所以要反对，是因为集中采购触动了药品流通环节的既得利益，所以即使这种办法完全符合“市场化”，也受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是真的相信市场，还是打着市场的旗号维护既得利益？

【观点四】“尽管世界各国的医疗行业有微观差异，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同性：医疗资源配置中市场越来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剖析】第一，从人类历史来看。从19世纪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和公立医院，到20世纪初主要发达国家开始举办医疗保险，到20世纪中叶之后大量国家举办公立医院，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市场越来越发挥决定性作用”真不知从何说起。

第二，文中所举英国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例子，是把失败的改革当成功的故事讲。

这位专家所举的例子是，“医院以公立为主的英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供方的改革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信息披露，扩大患者选择权，实质上就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这句话（除了最后一句）不错，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只讲了一段时间的改革，没有讲来龙去脉。英国的内部市场化改革只搞了不到10年，并且不是90年代，而是80年代撒切尔时期开始的。但是，这仅仅是整个英国改革的一个阶段，1997年布莱尔上台之后，立即废除了“内部市场改革”，而把合作、协作（Cooparation, Coordinate）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个只搞了不到十年的改革，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普遍规律”。我国一些学者阅读文献滞后，误认为90年代英国搞的“内部市场”是普遍的、永恒的规律。

（2）英国的这个改革是不成功的。改革初期，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医疗质量提高，病人自由程度增加，但不久之后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卫生服务体系出现割裂，大小医院各自为政，难以提供统一连续的卫生服务；竞争导致医院攀比设备、重复建设；三是医疗服务追求利润，过度商业化，损害患者利益。可见，这是一个失败的改革。

为什么失败？

①在理论上说，“购买服务”的思路，仍然是靠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是患者所能选择的，是由医生和医院决定的，因此，在购买服务的机制下，医疗机构的动力是通过提供服务来获取收入，这就会激励医疗机构提供高端的、昂贵的、复杂的和不必要的服务，导致过度服务；多提供治疗服务而少提供预防保健服务，导致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效率都降低。

②在实践上，由于医疗服务的复杂性和目标的多元性，靠合同的方式购买医院服务，监管的难度和成本比政府直接办服务要高得多。尤其是在我国医疗监管制度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盲目引入购买服务的方式，只会进一步刺激医院的创收动机，使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医院借助逐利，去争夺人才，购买先进物质技术装备，无节制强化竞争优势和增加医疗成本，进一步增加患者医疗费用。

③医疗卫生服务是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因为一个地区人口的发病率是基本稳定的，病人量也是有限的。在大多数地区来说，只需要一两家综合大医院，不具备竞争的条件。非要创造条件进行竞争，势必造成重复建设和医疗服务体系的割裂，影响医疗服务机构的之间的合作和资源共享。同时诱导出不需要的医疗服务，不仅增加费用，而且损害病人的健康。

英国在经历“内部市场”改制的反复后，深有体会。首相布莱尔多次谈及，他说，“是比较而不是竞争驱动效率”。他还说，“是合作而不是市场，才是最优先确保大多数人获得（医疗服务）机会和安全的最好途径”。当然，医疗系统中也是可以有竞争的。但那绝不是市场机制下的逐利竞争，而主要是在非逐利动机驱动下（如社会声誉、服务典范、道德标杆等）的竞赛，这种竞争，不是通过“购买”的利润机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政府考核和社会监督来实现的。

（3）1997年以来，英国医改的方向正是重新加强政府责任。1997到2007年，医疗支出从408亿英镑增加到870亿英镑，高级医生和执业护士人数分别增加56％和26％，是英国历史上医疗投入增加最快的时期。同时取消了把筹资和服务分开管理的办法，加强筹资职能和服务职能更好合作，规定医生必须在确定的医院工作，并且参加政府举办的三年一度的计划，而不是这篇文章所说的“医生是私人开业”。同时，英国对公立医院建立全面考核与问责制度，考核的结果与医院、医生的待遇挂钩，加强公立医院的预算管理。（关于英国改革的历程，可以阅读我的文章《新世纪以来欧洲医改的趋势》）。

（4）即使是英国改革最市场化的时期，其所实行的制度同这位专家所期望的“市场化改革”也风马牛不相及。所谓市场配置资源，是指按照价格信号、无数生产者和消费者、按照购买力配置资源。但是英国即使在最市场化的时期，对公立医院和全科医生仍然实施的是预算制，配置医疗卫生服务的标准不是价格和购买力，而是全科医生对患者的诊断，以及由NICE（国家临床质量研究院，其职责是通过广泛的咨询和对临床实践效果及其成本的深入研究，制定全国的服务质量标准，提供权威的、可信的临床质量指导原则）所确定的标准提供服务，优先为最需要的患者提供成本适宜的服务，这和“市场配置资源”没有一毛钱关系。不能因为引入了竞争就说是市场，这种竞争是公立医院内部出于健康绩效的竞争。党的组织部门选拔干部也有竞争，这就叫“市场机制”吗？

（5）不光是英国，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走过类似的弯路。比如，新西兰1993年同英国一样，把供给者和购买者分离，公立医院转制为自主的公司，四个地区医保机构作为购买者，向公立或者私立医院购买服务。但1999年工党上台后，基本完全改变了上述政策，主要理由是，内部市场带来的协商费用太高，服务提供者之间缺乏协作。2000年把购买和服务的职能整合，放在一个机构，医院成为地方卫生局的下属。从而建成一个一体化的、能够直接提供服务的机构，社区医生也被整合起来。

特别要指出：笔者曾在2006年国务院举办的医药卫生改革国际研讨会上，亲耳听到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医改委员会主席、“购买服务”机制的首创者Alan Maynard指出，英国所谓市场化改革，“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中国一定要吸取教训。

第三，同这位专家所说的恰恰相反，90年代全球的医疗市场化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90年代是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那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很多我国学者正是在这个时期学习的经济学，受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很大，误认为这个时期流行的经济学理念就是万世永恒的规律。实际上，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给欧洲带来破坏，更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体制带来了灾难。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拉丁美洲，以极端私有化市场化为特征的医疗改革。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拉美国家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提供贷款和指导等方式，推行医药卫生改革，主要内容一是削减公共卫生支出；二是把中央政府的医疗卫生责任下放给地方；三是医疗机构私有化。十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政策使医药卫生体制更加恶化，防疫覆盖面减少，登革热、疟疾和结核病的预防工作削弱，医疗体制濒临崩溃的边缘。医院私有化之后，政府没有强大的调控机构和调控能力，造成医疗费用上升和可及性、公平性下降。随着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日益显现，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十几个国家执政多年的传统政党下台，新的政党上台后，普遍都加强政府投入，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还增加了公立医院。

整个欧洲国家1990年代经历了短暂的市场导向改革，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公立医院的自主化经营，但1990年代末就开始反思，调整改革方向，2002年一本题为《Regulating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in the European Healthcare System》的著作回顾了这一过程。

第四，欧洲国家纠正过度市场化的主要做法是：（1）指导思想由“分权、竞争”转为“合作、和谐”；（2）整合化：加强提供方和购买方的协调，甚至整合；（3）医院管理由分散走向集中，加强了监管和规划。英国（1997年开始）布莱尔政府在卫生服务领域采取明确的反自由化措施。促进服务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合作，建立高度整合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新西兰（2000年开始）劳工党政府恢复了卫生服务供方和需方都由一个机构来负责的制度；自主管理的医院被重新纳入地区卫生部门管理；荷兰（1995年开始）废止德克提案的执行，转向集中的管制和规划。到2012年，英国体系仍然是发达国家中公平性和绩效最高的体系之一。

笔者学习研究医改十多年来，也参加过一些中外医改研讨会，在这些会议上，很难听到严肃的学者用“发挥市场的作用”这种话来讲医疗体制。当一些中国学者向他们提出“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时，他们往往会露出惊愕的表情。如果我们再看看近年来主要国家的医改指导思想，根本找不到“市场作用”这一类的话，不知道“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同性”这话从何说起。希望要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历史经验，起码把视野扩展扩展，不能只看最近一二十年就得出“国际趋势”，也不要只看人家做了什么，还要看做得效果怎么样。

【观点五】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是一种制度，而无需直接投资设立医疗机构。

【剖析】这个问题也是“办服务”还是“买服务”的问题，《八必备》认为，政府只要补需方、办保险就够了，由保险购买服务。排除这个观点带有的部门利益，我们下面从国际经验上来看看，是不是真像这位专家说的那样，“大部分国家都是补需方”。

第一，如果补需方有效的话，历史上就不会出现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制度，是人类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经过对不同制度的反复探索、比较而选择的。公立医院的起源，主要有三种：

（1）苏联、英国等国家，政府在战后主导建立公立医院体系，以在短时期内动员大量资源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

（2）泰国、巴西等国家，由于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无法有效地控制成本和保障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性，转而实行国家医疗服务制度，举办公立医院；

（3）美国等以非公立医院为主的国家，政府通常也举办一定数量的公立医院，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的。

可见，公立医院制度正是因为只靠保险解决不了问题，才产生的。

第二，从宏观绩效上看，目前研究的主流结论是，社会保险模式的费用比公立医院模式更高，但是对提高健康水平没有显著作用。

这里介绍几个研究。

1998年，商业保险比重较大的美国和瑞士，医疗总费用占GDP分别为14%和10.2%；德国和法国这两个以社会医疗保险筹资为主的国家，医疗总费用分别占GDP的10.6%和9.6%，而主要通过税收筹资和举办公立医院的国家，如英国，医疗总费用占GDP的6.9%。而且或者医疗费用增长较其他方式筹资的速度低（Anderson, Hurst et al. 2000，另见下图，英国的成本最低）。

Mosca(2007)分析了20个OECD国家在1990-2000年期间发现，全民医疗保险模式的国家的人均卫生总费用比全民医疗服务模式的国家更高。

Albrecht, Neyt等(2005)对20个OECD国家在1980-2000年期间数据的研究发现，采用公立医院模式国家的人均医疗卫生公共支出比采用保险模式的国家更低。

Wagstaff and Moreno-Serra (2007)研究了中欧、东欧和中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医疗卫生保障模式从免费医疗转变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效果，结论是：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增加了国民医疗卫生支出，提高了医院的业务活动率，但并没有取得更好的医疗结果。

Wagstaff (2009)评价了1960年-2006年间，OECD国家从税收筹资体制转变为社会医疗保险筹资体制的改革的效果，包括对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可避免死亡率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在社会医疗保险体制下，人均医疗支出增加了3－4％，但是对可避免死亡率的降低并无显著影响。

第三，解释一下为什么政府直接办服务有利于控制成本。

（1）有利于减少保险模式带来的交易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种类繁多，且质量难于测度，当政府付费购买的时候往往因此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增加运行成本：包括①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谈判，如果选择性地和医疗服务机构订立合同则成本更高；②收集每个患者治疗的信息，以便购买所需要的服务，并防止患者的道德风险；③合同执行过程中为防止医疗服务机构的机会主义的行为而增加监督和管理；④医疗服务中的欺诈行为等导致的浪费(Marini and Street 2007; Bentley, Effros et al. 2008; Wagstaff 2009)。

有研究认为，从公立医院模式转变为保险模式后，由于原来固定拨款的方式转变为拨款跟着患者走，交易成本增加了40-60%(Marini and Street 2007)。而且，在保险模式下，医疗卫生体系的利益相关者更多，并都能对医疗卫生体系产生影响(Mosca 2007)，这进一步增加了医疗卫生体系的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当市场的交易费用过于高昂的时候，企业的明智做法就是将该环节纳入到企业的生产环节之内，以节省成本。

（2）政府公权力的介入有能力直接对成本进行控制。控制卫生总费用有两种办法：供方激励和需求方激励。在公立医院体制下，整个卫生部门的预算是由政府过程决定的，是预算硬约束。造成对比的是，例如澳大利亚等存在广泛的商业保险和个人共付，很难控制住医疗总费用，我国目前也是这样。

（3）政府举办公立医院更有利于落实守门人制度。在OECD国家中，实行公立医院模式的国家除了个别之外都实行了守门人制度，而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只有荷兰一家有守门人制度。其他一些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国家也曾尝试过，但都以失败告终(Wagstaff 2009)。这是因为，在保险模式下，钱跟着患者走，实行守门人制度难度更大，我国目前就是这样。

第四，“公立医院导致排队”是一种误解

实行免费医疗，所谓的“排队”，是按照病情轻重缓急来配置医疗资源。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主要是抑制不必要的奢侈服务，而在预防保健、初级医疗、急救等社会效益高、经济效益低的服务项目上，比其它模式的国家投入更多。

不信？请看下表：英国、新西兰等公立医院体制的国家，看医生的等候时间比其他实行保险模式的国家（包括这位专家推崇的德国、美国）都要短。

 

第五，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有利于患者平滑消费，预防为主，防止小病拖成大病。

公立医院模式下，医疗费用实行全国的总额控制，政府有能力，也有动力将资源配置到预防性卫生服务，能更加有效的将资金投入公共卫生和社区医疗（WHO，2008）。

介绍一个研究。下图显示的是一些国家分年龄的医疗费用，由此可见：

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实行公立医院的国家，年轻人和老年人医疗消费比较平均，而实行保险模式的国家，老年人的费用相对年轻人要高得多。这就是由于公立医院的普遍服务有利于预防为主，防止小病拖大，大病拖老。极端的就是美国那样，都等到65岁有保险时再看病，社会成本就高得多。

在保险模式下，“供给诱导”和“保险诱导”等机制推高了医疗卫生费用，这也是美国老龄人口医疗费用急剧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研究发现高新技术的采用伴随着老年医疗照顾计划的推行，美国1950年至1990年之间医疗费用的上涨有40%是由于老年医疗照顾计划的推行导致的(Finkelstein 2007)。

这表明，在预防为主和控制费用方面，公立医院制度好于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又好于商业保险。

第六，这位专家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有偏差的。

《八必备》一文说：“世界上这些国家的供方，多数是非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举的是德国、台湾、日本、美国四个国家（地区）的例子。但是在这里又玩了“真话不全说”的把戏：

（1）同德国发展水平接近的英国和法国两个大国被他故意忽略了，而英国公立医院接近全覆盖，法国约70%，并且法国的医疗卫生综合绩效是2010年排名最高的。

（2）台湾公立医院私有化之后带来费用飞涨。台湾目前是以非公立医院为主——但这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的趋势，当时台湾当局在资本的游说下，取消了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转而支持资本财团举办私立医院，带来的结果是：医疗卫生费用快速上升，1980～1994年间，台湾人均医疗费开支年增15.7%，高于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1%的年增长率。家庭医疗支出占家庭消费的比例从1980年的4%上升到2000年的14.6%（大陆目前为8%）。执行同样政策的还有韩国，结果是韩国的医疗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5年为2.8%，1986年为4.3%、1991年为7.1%。日本也立法禁止举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

只告诉我们其他国家做了什么，但是没告诉我们这样做带来了好的后果还是坏的后果，这种写作技巧在《八必备》一文中反复出现。这位专家相信“买服务”比“办服务”好，这在本质上仍然是市场万能论。它有一个潜在的假设，那就是一切购买契约的执行都是有效的、没有成本的。但这在现实中不成立，特别是在医疗领域，通过外部监管和购买的交易成本非常高。

第七，“市场派”在对待政府办保险和办服务的问题上自相矛盾。

实际上当前自称所谓市场派的专家的观点有一个自我矛盾的地方。如果真的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医疗卫生没有特殊性”，那么他们为什么支持政府举办社会保险呢？他们支持政府举办社会保险，但又不支持政府举办公立医院，这是矛盾的，如果真的是相信市场的话，那么政府连保险都不需要举办。因为吃饭没有吃饭保险，穿衣服没有穿衣服保险，为什么医疗要有医疗保险呢？这样自相矛盾，真正的目的是，政府只出钱就好了，让医院和药厂拼命挣钱。这种模式可以叫做“政府买单的市场化”，其结果就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而私立医院和药品企业利用自然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走向美国模式的道路。

从上面可得结论：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是既有利于公平，又有利于效率的事，是理直气壮的事。“无需直接投资设立医疗机构”的结论不成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在中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侵略过程中，那些推行扩张主义的强国对一个古文明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戏剧性的是，这个文明起初对近代国家的利益制度不屑一顾，将其视为一种低级的东西。

21世纪中国“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即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为寻求两者的融合经历了剧烈的震荡。

毛泽东的秩序概念

1911年，清帝国终于寿终正寝。1912年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致使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军阀混战。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力量得到加强，中央既要保留传统，又想跟上现代的步伐，尽力加入风云变幻的国际体系。然而就在此时，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更是对华中和华东的大片地区发动了侵略。国民党政府因此无暇站稳脚跟，共产党的革命得到了喘息之机。虽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和其他同盟国一起成了战胜国，但是他随即陷入内战和革命动荡中，一切关系和传统在动乱中都受到了挑战和破坏。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对这一口号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奉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带领中国不断自我净化，加强力量，并着手推翻关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原有观念。曾经一度，所有类型的制度都成了他的矛头所向，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对共产党世界的领导，还是中国历史的遗产。艺术和纪念碑、节日和传统、用语和服装都受到了各种形式的限制，因为这一切被认为造成了中国的政懈兵弛，面对外国侵略者只能被动挨打。

毛泽东的秩序概念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思想，他称其为“天下大同”。按照这一概念，强调和谐的传统儒家文化必须摧毁，在这个废墟上将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他宣称，每一波革命的努力都预示了下一波的到来。毛泽东认为，革命的进程必须加速，以防革命者骄傲懈怠。“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最终要取得一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形式，有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其傲人的成就服人。中国将凭借其特有的、又是革命的道德权威再次君临“天下”。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虽然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因其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夷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毛泽东语惊四座，他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将依靠其众多的人口和坚韧的文化成为最终胜利者，他的话也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想震慑拥有巨大核武器的国家，但他确实想让世界相信他对核战争能够从容以对。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经过多年战斗洗礼的人民共和国最终将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的同时，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和耻辱的元凶。他采用了超然的治理方式，又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的治国之道恰好体现了革命者的困境。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阻力不一定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习俗的惯性使然。毛泽东这位革命先知总是企图超越凡人限制，只争朝夕地实现他的目标，采用一切手段来实现他的愿望。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来推动中国飞速实现工业化。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场长达十年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被发到农村。为实现毛泽东的目标，几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被用来在一生的时间内实现此前需要一个较长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国家目标。

一旦革命者的成就被认为事属必然，为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付出代价就被看作不可避免，革命者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中国今天的一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现在他们说，那时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予他们力量，使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因而使他们能够坚强地担负起领导又一个巨变时期的艰巨任务。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以前苦难的年轻人，似乎也接受毛泽东是统一了中国、维护了中国尊严的伟大人物。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只有4位大使，这是毛泽东自己的选择。他和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认识到，就连中国人民经受了几千年考验的忍受力都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消磨殆尽。1969年，苏联似乎蠢蠢欲动，要对中国发动攻击。毛泽东的反应正如他的风格，出人意料地来了个急转弯，他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无法无天的行为，派军队取代了“红卫兵”，大批红卫兵到农村参加劳动。

毛泽东认为，和美国修好将使中国不再孤立，将给其他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提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

无论革命多么波澜壮阔，其成果都需要巩固，最终要从激昂的热情转为可持久的状态。这就是邓小平所起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复出。

中国向参与和影响全球事务演变

他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实现他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潜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加速这一令人吃惊的变化——尽管不一定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中国加入了国际组织，接受了世界秩序确立的规则。

中国没有忘记，当初他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接受的待遇与它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则游戏”和“责任”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领导人会本能地认为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他们坚信，中国早晚会采取行动将这一期望付诸实施。

在等待时机来临的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每一个国际论坛都积极寻求中国的意见和支持。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声望，例如主办奥运会、国家主席亲临联合国发表讲话，与世界大国进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等等。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它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同时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中的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则从未和这样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其相似、但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迥然不同的国家作为相处和交往的对手。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侧重于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强敌的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和深入的理解。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会导致两国的竞争，还将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已是革命以来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领导人都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对中国所面临的深刻洞察力。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机构制度连根拔起，即使是在胜利之初，共产党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那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机构在中国官僚倾向的影响下停滞僵化。邓小平明白，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世贸体系中的正式一员。中国巧妙地抚平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泛滥成灾的贪腐，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

放远眼光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15个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例子中，有10个导致了战争。

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中美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为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次等国家的地位。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它周边地区实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是在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

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道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

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

中国过去和朝鲜的渊源留下了复杂的经验教训。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朝鲜战争象征着中国决心结束“世纪的屈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但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卷入他无法控制其起源，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长期后果的战争。所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缩小其核计划。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御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但对均势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国际合作来加强。

秩序永远需要平衡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布什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胡锦涛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均势，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步骤。

仅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人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均势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定义，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定义。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均势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

均势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这种结合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

 (编辑  季节)

 

 

*本文摘编自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一书，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

 

Keynote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Your Excellencies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angri-La Dialogue (SLD) and to Singapore.

This is a significant year for Singapore. 2015 marks Singapore's 50th anniversary as a nation. When we separated from Malaysia in 1965, it w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orld an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ingapore.

This is also the 14th year of the Shangri-La Dialogue. The first Dialogue was held in 2002, not long after 9/11. So this year is a good time for us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take a longer-term look at what has changed over the past 50 years and since the SLD began.

Balance of Power

In every Shangri-La Dialogue, three issues are always on the agenda: the balance of powe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errorism. And I propose to speak about these three subjects tonight, beginning with the balance of power.

50 years ago, in 1965, it was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The two major camps in the world, led by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defined the global strategic landscape. There were non-aligned countries, like India and Indonesia, but these two main opposing camps faced off against each other. In Asia, the conflict manifested itself in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frozen conflict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a was not a major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or the world. It was a poor, backward country. Its foreign trade was negligible. China would soon be engulf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urn completely inwards. Many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aw China as a security threat, because it supported insurgent communist movements in their countries that sought to overthrow governments by armed force.

Japan was an important partner of the US, with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Japan was not an independent player in security terms, because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However, it was a major economic power, enjoying rapid growth from the 1960s all the way into the 1980s. Its dynamic economy energised the whole region, and especially helped the "flying geese" of Newly Industrialised Economies (NIEs) - South Korea,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 to also take flight and take off.

Today, it is a different strategic landscape. The Cold War is long over. The Soviet Union has dissolved. Russia continue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region, but its focus is Europe and its "Near Abroad", which means Central Asia/Eurasia. And in Asia, the key players are the US and China.

The US remains the dominant Pacific power. The Pacific Command and the US 7th Fleet are a powerful force in being, and a key factor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merica's core interest in Asia has not changed, and that is, a stable region that is open to do business with all countries, and a regional order that enables all major powers to engage constructively in Asia. The US has played a benign role in Asia since the War. Its presence is welcomed by the many regional countries which have benefited from it, including Singapore.

U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have grown with the growing weight of Asi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US has many preoccupations worldwide, not least Iran, the Middle East, Europe, Ukraine. But President Obama has reaffirmed that America is and always will be a Pacific Power, a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articulated a strategic "rebalance" towards Asia. Recently, US Defence Secretary Ashton Carter reaffirmed this, just before he visited Japan and Korea. And he's here to affirm this by his presence this evening.

But the strategic balance in Asia is shifting. China has become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t is now the largest or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nearly every country in the Asia-Pacific - South Korea, Japan, Australia, including Singapore, and even the US. China's interdependence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has grown, whether for resources, markets, technology, or investments. So has its interest in mak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outcomes, and so has its skill in doing so.

Meanwhile, China is building up and modernising its armed force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declared that China will be a maritime power. Already it has one aircraft carrier and is building a second. Last week China concluded its first-ever joint naval exercise with the Russians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So far China's rise has been peaceful, within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key to this peaceful rise continuing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US-Soviet relationship of old. It is not a zero-sum game. There are elements of competition, but many interdependenci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mutual benefit. China is America's second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 the biggest is Canada - and it is America's largest foreign creditor, it owns lots of US treasury, securities. America is a source of technology and ideas for China. Many, many, promising young Chinese study in the US, one-quarter of a million of them, including many children of the elite. Each needs the other's cooperation to tackle global problems, whether it is nuclear proliferation or global warming.

All Asian countries hope that US-China relations will be positive. No country wants to choose sides between US or China. We are glad that successive US Administrations and successive Chinese leaderships have engaged, worked together and managed the problems that have come up between them, despite nationalistic pressures on both sides and inevitable tensions from time to time.

So when the US and China both say that the broad Pacific Ocean is "vast enough" to embrace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read that as a good sign. Provided by "vast enough" they mean that there is space all over the Asia-Pacific for both powers to participate and to compete peacefully, and to work out problems constructively, without raising tensions, and provided they do not mean "vast enough" to divide up the Pacific Ocean between the two, each with its own sphere of influence, circumscribing options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increasing the risk of rivalry and conflict between two power blocs.

Realistically speaking, however, competition between major powers is unavoidable. The question is what form this competition will take.

One model of competition is where major powers strengthen their influence within a se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We see that in how China is actively deepening cooperation and making friends all over Asia, through the 2+7 cooperation framework which they've designed with ASEAN, the One Road One Belt,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s, which they're promoting with all of their names, land as well as sea.

One of China's major projects i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Clearly, the AIIB will enhanc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world, but it also meets a real and urgent need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capital in the region. And it is a way China can participate constructively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ies, partners in AIIB. And this is similar to how the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influence the IMF and World Bank, and Japan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It's legitimate, it's constructive and that is why Singapore gave its support very early to the AIIB idea, and why many countries have since welcomed it and joined as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bers (PFMs), not only Asian countries, but also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Australia and others.

Similarly, the US is giving substance to its rebalancing towards Asia by increasing engagement. And one major initiative i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President Obama has personally pushed the TPP hard with the negotiating partners. Every time we meet him for APEC meetings, he has a side meeting and we discuss the TPP. The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obtain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 from Congress, before we can settle this because without TPA no country will close their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e US. A TPA Bill has passed the Senate, and is now before the House. Obtaining congressional approval for trade negotiating authority is always a messy and mysterious process. All the TPP partners are watching this closely, and we are praying that Congress passes the TPA legislation, in a satisfactory form and in good time.

I hope the American legislator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realise how big the stakes are in the TPP, not just for Asia but for the US too. Because whatever the merits or demerits of individual line items of trade covered in the TPP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has a wider strategic significance. Getting the TPP done will deepen links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Failing to get the TPP done will hurt the credibility and standing of the US not just in Asia, but worldwide.

And there is clearly a competitive dynamic here. It is an open secret that the US had reservations about the AIIB and discouraged its friends from participating. And on the TPP, some observers believe that the rules are being crafted to raise the hurdle for China to join. I am quite sure that is not the thinking of all TPP members, although China as a matter of fact, is not yet ready to join the TPP yet. Speaking as an Asian country and a participant in both the AIIB and TPP, Singapore hopes that eventually China will join the TPP, and the US and Japan will join the AIIB. That's one model of cooperation.

But there is another model for competition, where win-win arrangements are harder to reach, and unhappy outcomes tougher to avoid. Take the maritime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 These disputes have heated up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daily buzzing of ships and aircraft around the Senkaku/Diaoyudao islands, and the testing of boundaries by China and Jap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laimant states are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in the disputed areas, drilling for oil and gas, reclaiming land, setting up outposts, and reinforcing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Actions provoke reactions. The US is responding to Chinese activities with increased over-flights and sailings near the disputed territories, to signal that it will not accept unilateral assertions of sovereign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ach country feels compelled to react to what others have done,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own interests.

Non-claimant countries cannot take sides on the merits of the rival claims. But they do have a stake in the maritime disputes, and in particular a stake in how they are handled because every Asian country stands to lose if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re threatened. Major sea and air lines of communications pas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Every state whose trade passe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or whose ships and aircraft use the South China Sea, every such state has an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This includes Singapore, for whom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vital life line.

No country can renounce its claims, or sometimes can even concede that a dispute exists over its claim, without paying a high political cost. But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difficulty is that all sides harden their positions, and disputes become more difficult to disentangle. So these maritime disputes are most unlikely to be solved anytime soon. And most likely, will outlive the Shangri-La dialogue. But they can and they should be managed and contained. If the present dynamic continues, it must lead to more tensions and bad outcomes.

China and ASEAN should conclude a Code of Conduc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break the vicious cycle and not let the disputes sour the broader relationship. If all parties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UN Convention on Law of the Sea (UNCLOS), that is the best outcome. On the other hand, if a physical clash occurs, which escalates into wider tension or conflict, either by design or more likely by accident, that would be very bad. But even if we avoid a physical clash, if the outcome is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might is right, that will set a very bad precedent. It may not immediately lead to a hot conflict, but it will be an unhappier and less sustainable position. Because in the long run, a stable regional order cannot be maintained by just by superior force. It requires consent and legiti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gether with a balance of power.

So far, I have spoken about the US and China. But other countries, too, play a role in the regional power balance.

This year i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WII. The War continues to cast a shadow ov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old adversaries, and in particular between Japan and its neighbours, Korea and China. After 70 years, it is past the time to put this history behind us properly, just like the Europeans have done. This requires statesmanship and largeness of spirit on both sides.

Japan needs to acknowledge past wrongs, and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needs to be more forthright in rejecting the more outrageous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by right-wing academics and politicians. Japan has already expressed remorse or apologies for the war in general terms, including by Prime Minister Murayama 20 years ago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But on specific issues like comfort women and the Nanjing Massacre, its positions have been less unequivocal.

At the same time, Japan's neighbours need to accept Japan's acknowledgements, and not demand that Japan apologise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history of the war should not be used to put Japan on the defensive, or to perpetuate enmities into future generations. Only with largeness of heart can all sides move forward to reduce distrust and build up cooperation.

Such a reconciliation will also help Japan to become a normal country as it wishes to be. The controversy over history hinders Prime Minister Abe's desire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Asia. Japan has not joined the AIIB, but recently announced a US$110 billion plan for public-private assistance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sia. Mos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ant Japan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but they do not want to get embroiled in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y will welcome a resolution of the war issues, as they themselves have don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Japan.

There is also India, which is emerging as a major player in Asia. India can make a big contribution if it opens up its economy, encourage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s, and participates actively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hrough the East Asia Summit (EAS) or through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which it is party to. The Modi government has set a new tone in India, and the region looks forward to deepen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India.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second regular issue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i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50 years ago, nobody thought in these terms. Decolonisation was just ending. New countries had very recently been formed - includ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 Most countries' links externally were not within the region, but to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particularly to their former colonial masters, the metropolitan powers. Cooperation was on security issues, along Cold War lines. The Korean peninsula was on the verge of war, with North Korea building secret tunnels into the DMZ as their strategic weap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China and Taiwan were in a state of war, with artillery shelling on alternate days by each side between Kinmen and the mainland. In Southeast Asia the Vietnam War was heating up, and Indonesia was waging Konfrontasi - a low intensity conflict - against Malaysia. ASEAN had not been formed, indeed could hardly have been conceived, since Indochina was in turmoil, and Malaysia, Indonesia and Philippines were at odds with one another.

Today,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still a problem. But, cross-straits tensions have eased considerably. China has become Taiwan'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ne million Taiwanese live and work in China on the mainland. But Taiwan still has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its identity and its long-term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e stabilising factor is that everyone now knows that Taiwan independence is out of the question and that rules out unwise moves and unpredictable outcomes.

Intra-regional trade has grown. A lot of this is trade with China, but in fact, trade between North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has also grown. Over the last decade thus, ASEAN-Japan trade has doubled, while ASEAN-Korea trade has increased five times. So the region is coming closer together and in Southeast Asia, former adversaries have come together in ASEAN, to deepen relationships and fost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SEAN celebrates its 48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We have a broad and substantive agenda of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We have a good track record of working together: pursuing win-win opportunities and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establishing the ASEAN Community by December this year, and dealing with problems that affect the region, like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or natural disasters like typhoons or tsunamis.

The most recent humanitarian crisis is the human trafficking of Rohingyas and Bangladeshis, resulting in thousands putting out to sea, suffering and dying, both from the terrible conditions but also through the ill treatment by their traffickers, in fact sometimes, their kidnappers. This has put huge stress on downstream countries Thailand, Malaysia and Indonesia. The solution requires a response at the source and not just at sea. It also requires countries to act decisively against the traffickers, and put a stop to this organized racket.

In the broader region, ASEAN has taken the lead to progressively build a framework of cooperation, engaging South Asia and East As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nd the wider Asia-Pacific. One important platform is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now in its 21st year, which promotes open dialogue o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It has fostered more predictable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even adversaries. The more recent forum, the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ADMM-Plus) allows the defence establishments of member countries to cooperate on defence and security matters, and to build mutual trust and confidence.

The East Asia Summit (EAS), now in its 10th year, is also an ASEAN initiative. It fosters an open regional architecture, because its membership includes not just East Asian countries but also Ind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with this broader membership, the EAS ties the two sides of the Pacific together and reduces the risk of an East Asian bloc forming, which might split the Pacific down the middle.

While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progressed, we have to keep working at it, because progress will not continue automatically. There are still frictions between countries to manage, and countries have other priorities than regional cooperation. Some are responding to strong nationalist sentiments, putting self-sufficiency ahead of regional interdependence. Others are preoccupied with major domes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s or transitions, making it hard for their governments to focus on regional initiatives. We have our work cut out for us to cooperate more closely year by year.

Terrorism

The third regular issue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is terrorism. Terrorism is not an entirely new phenomenon that burst on the world only after 9/11. Fifty years ago, there were already terrorist groups in many stable societies, including advanced countries. In Europe, there were extremists like  the BaaderMeinhof Group. In the US, there were anarchist terrorists. Small numbers but they existed and they were violent. Japan had the Japanese Red Army. Singapore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m. In 1974, members of the Japanese Red Army and 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PFLP) attacked the Shell oil refinery on Pulau Bukom island, then held a ferry boat and its crew hostage, and bargained for safe passage out of Singapore. These groups were politically motivated, not religiously driven, and have largely faded away.

Now we are confronted with jihadi terrorism, religiously driven by a perverted version of Islam. When we first started the Shangri-La Dialogue, 9/11 had just happened. Countries worried about further major attacks by jihadi groups like Al Qaeda. Fortunately, there have been no further spectacular attacks like 9/11,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jor incidents like the Bali bombing, and the London and Madrid train bombings, and more near-misses. For the fact that it hasn't been worse, we have to credit effective actions and cooperation by many Governments. But the problem will be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Osama bin Laden has been killed, but Al Qaeda still exists, albeit in a weakened state. In many societies we are finding home-grown terrorists, self-radicalized individuals who can mount attacks with minimal resources.

The latest virulent incarnation of the jihadi threat is ISIS. By skillfully exploiting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ISIS has attracted malcontents and misfits, misguided souls and nave youth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More than 20,000 people have gone to Iraq and Syria from Europe, US, from Asia, from Australia to fight. For what?

But they are there and one day when they return home, they will bring the radical ideology, combat experience, and terrorist networks and the technical know-how with them. ISIS supporters have carried out lone-wolf attacks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cluding Canada, US, Australia and France so far. Just two weeks ago, ISIS leader Abu Bakar al-Baghdadi, the ISIS leader, repeated his call for Muslims world-wide to either hijrah (to migrate) to the Islamic State or wage violent war for ISIS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Southeast Asia is a key recruitment centre for ISIS. More than 500 Indonesians have joined this terrorist group. Dozens have gone from Malaysia. ISIS has so many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fighters that they form them into a unit by themselves - the Katibah Nusantara (Malay Archipelago Combat Unit). Recently ISIS posted a propaganda and recruitment video. It showed Malay-speaking children training with weapons in ISIS-held territory. Two Malaysians, including a 20 year old, were identified in another ISIS video of a beheading of a Syrian man. The Malaysian police have arrested more people who were planning to go, including armed forces personnel, plus groups which were plotting attacks in Malaysia. And these individuals were going to Syria and Iraq not just to fight, but to bring their families there, hijrah there, including young children, to live in what they imagine, delusionally, is an ideal Islamic state under a caliph of the faithful.

Several radical groups in this region have pledged allegiance to ISIS. Some have links with the Jemaah Islamiyah group, the group whose Singapore chapter had planned to set off truck bombs in Singapore, soon after 9/11. Last year the Jemaah Islamiyah's spiritual leader, Abu Bakar Bashir, pledged allegiance to ISIS posing for photographs surrounded by followers in white Arab robes. He was in a jail in Indonesia, but he was able to pledge allegiance and take a group photograph and have it published around the world. Several hundred fellow terrorists presently in jail in Indonesia are due to be released in the next two years.

ISIS has said it intends to establish a wilayat in Southeast Asia. A wilayat is a province under ISIS' caliphate. The idea that ISIS can turn Southeast Asia into a wilayat, into a province of a worldwide caliphate controlled by ISIS is a grandiose, pie-in-the-sky idea. But it is not so far-fetched that ISIS could establish a base somewhere in the region, in a geographical area under its physical control like in Syria and Iraq, to have territory in Southeast Asia, somewhere far from the centre of power of state governments, somewhere where the government writs do not run. And there are quite a few such places in Southeast Asia. If ISIS did that, it would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whole of Southeast Asia.

Even in Singapore, where we have a peaceful, well-integrated Muslim population, some individuals have been led astray. A few have gone to join ISIS and others have been intercepted and detained before they could leave. Recently we arrested a 17 year old student, and we detained another 19 year old student who had been radicalized. The 19 year old was planning to join ISIS in Syria, and if he was unable to leave Singapore he intended to assassinate government leaders here,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and for good measure, the prime minister.

This is why Singapore takes terrorism, and in particular ISIS, very, very seriously. The threat is no longer over there; it is over here. We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ISIS, and contributing a KC-135 tanker to the operation. In fact the tanker's deployment to the Middle East starts today.

The Next 50 Years

I have described how our region has changed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50 years ago, had we known that we would be in this position today, we would have been more than satisfied. Asia is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We have successfully navigated a major transition out of the Cold War.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s taking shape, not without problems but basically stable.

50 years from now, I doubt the scourge of extremist terrorism will have entirely disappeared. After half a century the jihadist ideology will surely have visibly failed, or at least weakened its hold on the imaginations of troubled souls. But remember that Soviet Communism, which was another historical dead end, took 70 years to collapse, and that was a non-religious ideology. So these things take a long time.

On the broader issues, my optimistic hope is that a stable regional balance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SEAN should be an effective and relevant actor. The Indochinese countries should have narrowed the development gap, and the grouping should have become more cohesive and more closely integrated.

I expect that the US, China and Japan will remain major powers, and India will play an increasing role in the region. I hop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n open global system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ertainly I hope there will be free trade in the Asia-Pacific instead of the current alphabet soup of trading arrangements. It should not be a world where might is right, where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will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It should be a world where legitimacy an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are the international norm, and every country, big and small, can compete peacefully for a chance to prosper.

There is no roadmap to such a happy scenario. The future is not a straight line projection of the past. But if we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be consumed by short-term issues, keep our focus on longer-term shared interests, and continue striving for a peaceful, open and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n step-by-step we will build confidence and trust, and maximise our chances that the next 50 years will be stable, prosperous, and an upward path.

Thank you very much.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 May 29, 2015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Encourages U.S. Role in Asia Lee Hsien Loong says U.S. forces ‘a key factor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Singaporean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made the case for a sustaine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on Friday, saying American forces were “a key factor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With tensions rising in Asia over Chinese efforts to build a series of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r. Lee said the U.S. plays a “benign role” in Asia, and only involved itself in regional affairs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Asia-Pacific stability.

His words, at the opening of an annual security summit in Singapore, amounted to a small public relations victory for the U.S. at a time when Beijing is seeking to cast Washington as a divisive force in the region. Although Singapore has long maintained close ties with Washington, like many countries in the area it also relies heavily on commercial ties to China, and generally seeks to avoid taking sides in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larger powers.

Mr. Lee’s speech opened the Shangri-La Dialogue, which is attended by senior military officials from across the U.S. and Asia, including China. The event has taken on more importance than usual because of the deepening disput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which are in areas also claimed b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that want to see an expanded U.S. military presence.

China criticized “external countries…busy meddling in South China Sea affairs”—an apparent reference to the U.S.—in a newly-released white paper, and has warned rival claimants against “provocative actions” in waters which China claims as sovereign territory.

The U.S. has said it will stand up for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S. Defense Secretary Ash Carter said in Hawaii earlier this wee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y, sail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as we do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would defy any Chinese orders to stay out of certain areas of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On Friday, U.S. officials revealed that American surveillance had discovered artillery on one of the islands which China is constructing, further raising the stakes at this weekend’s summit. Mr. Carter addresses the Shangri-La Dialogue on Saturday. Although he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aking a tough line toward China’s island-building, Washington also faces limits in what it can do to slow China’s expansion. Much of its military is committed to the Middle East, and any further ramp-up of military assets in Asia could risk triggering a more serious confrontation with Beijing.

Singapore has permitted the U.S. Navy to station littoral combat ships there. Four U.S. Navy ships will be deployed to Singapore on a rotational basis by the end of 2017, Navy officials announced earlier this year.

Reflecting on Singapore’s extraordinary development in its 50th year since independence, Mr. Lee again credi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military. “We’ve benefited from a benign region, from the American presence in Asia,” he said.

But he refrained from directly criticizing China’s activities. “So far China’s rise has been peaceful,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Mr. Lee said. “The key to this peaceful rise continuing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Still, Mr. Lee expressed concern that “South China Sea claimant states are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including “reclaiming land, and setting up outposts.” He said the region’s smaller states were wary of the growing rivalry between the Asia-Pacific’s two biggest powers. “No country wants to choose sid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e said.

He urged China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four of whose 10 members,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claim par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to negotiate a code of conduct governing behavior in disputed area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help defuse the region’s rising tensions. However, efforts to negotiate such a code over several past years have largely gone nowhere.

 

复苏还是僵滞，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经济究竟复苏了吗？金融危机最凶猛的浪潮过去后，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或许都在寻求答案。

主张美国经济已复苏的声音，在中国一度颇为流行，却不时遭遇尴尬：2012年美国四季度GDP环比萎缩0.1%；2014年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负增长1%（有极寒天气的影响）；至于消费、制造业等具体项目，出现负增长的次数就更多了。

笃信美国经济复苏者难免惴惴不安，但大可不必如此自扰。只要对美国的“新常态”有充分认识，就不会对美国经济的短期涨落大惊小怪。

2013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新常态”来自美国的原意

国内流行的说法“新常态”（new normal）并非中国原创，而是美国投资银行家PIMCO前高管Mohamed A. El-Erian在2010年一次讲演中的发明，后被西方主流媒体广泛采用。

El-Erian的原意是：许多人希望美国在2008-2012的危机结束后，能恢复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但这是不可能的。要接受现在低通胀、甚至通缩，长期增长乏力的状态，因为那才是美国新的“常态”，也就是重复日本1990年代股市泡沫破灭后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停滞常态，至今看不到复苏的曙光。

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萨默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在2014年美国商业经济学会的讲演中，提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说法，成为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描述美国经济现状新常态的术语。

我有位朋友——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克林顿总统竞选经济政纲的起草人詹姆斯-加尔布雷斯，也是已故哈佛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的儿子，则说得更为形象。我问他，美国经济复苏是什么性质？

他说，一个人心肌梗塞，抢救活过来了，他以后的身体状态能恢复到心肌梗塞以前的健康状态吗？所以，美国经济的新常态，就是危机后由急性病转为慢性病的病常态。

如何准确判断美国经济复苏的程度？

观察美国经济是否复苏，第一不能看股市，要看直接投资。因为美国企业看不到投资前景，反而回购股票，给股东分利，并不能创造就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就业是否改善，不能全信官方失业率U3，而应看全员失业率U6。2015年4月的U3是5.4%，U6是10.5%，因为U3把对找工作绝望的人排除在外。

第三，更真实的美国经济晴雨表是美国移民局的高技术人才的移民配额。美国经济繁荣时，企业缺乏技术工人，移民局就放宽配额；反之，经济不景气就收紧配额。共和党和奥巴马在移民问题上开战，是美国经济衰落的最好标志。因为“美国梦”的“自由”，核心是移民自由，经济不景气，许多白人和从阿富汗、伊拉克回来的退伍军人找不到工作，大城市失业贫困黑人不断闹事，还能大量吸收移民？类似地，欧洲、日本的经济长期以来不如美国，因此移民政策更紧。

至于美国投行的数据，不能全信。因为他们在推销自己的金融产品，只能不时制造乐观预期，否则卖不出去。

相比之下，Bloomberg的经济新闻还比较靠谱。因为他卖的是经济信息，不是金融产品。信息相对客观，客户投资有真实的信息依据，才能赚钱。

美国的主流媒体，从来都是唱响美国，唱衰对手，也不适合作为参考。想了解美国问题，英国媒体最到位，因为英国是帝国衰退的过来人，久病成良医。最近几年，阿拉伯的半岛新闻、俄罗斯的卫星Sputnik（原来的俄国之声），雇用大批BBC解雇的精英，对美国的观察分析比中国主流媒体深刻得多。

美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

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债台高筑，加上西方议会政治受利益集团绑架，使危机时期推行凯恩斯的财政刺激政策寸步难行，不得不依靠货币政策，然而效果有限，零利率更是打吗啡，后果难料。日美欧先后推行的量化宽松，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战争，他们的工业产品技术水平相近，是同质竞争，所以汇率的升降对出口影响很大。但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互补，汇率的变化影响反而比发达国家间的竞争小。美国退出QE，美元对欧元、日元大幅升值，外贸逆差重新大增，制造业停滞不前。制造业出走后发展的低端服务业，员工待遇比制造业更低，所以美国人真实收入难以提高。

美国之前能源搞得很热火，从大国战略上讲无可厚非，但现在油价低迷，使石油、天然气、页岩油气工业大批裁员。

另外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技术创新。但硅谷的少数创新、天使投资，都是短平快性质，难以改变整个大局。

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内政治瘫痪。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就不可能有共识，因为牵涉到税收问题，两党必定死磕。而且，奥巴马政府被金融寡头收买，上万亿美元救金融寡头，不救实体经济，金融监管的改革又被共和党架空，结构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改革。所以美国的大企业不看好美国的投资前景，美联储利率降到零，也无法刺激长期投资。

美国复苏的微弱希望，或许在于国内普遍的厌战情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屡屡制造俄罗斯、中东、中国威胁的议题，在民众中没有多少人响应。蓝领工人还产生了逆反心理，反对大政府、高福利，从支持民主党变为支持共和党甚至茶党。但两党目前扯皮，既加不了税，又砍不了福利，实在缺钱，恐怕只能削减军费了。但是外交上又没人敢拉下美国霸权的架子。美国真要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专心发展本国经济，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是好事。但是，只要没有美国外交失败的重大挫折，美国政治家没有人敢做出当年法国戴高乐做过的政治改革。所以，目前美国走出长期停滞新常态的希望不大。

美国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差别与互动

美国经济的新常态一字概括，就是“虚”。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可以一字概括，就是“变”。中国改革成长的空间比西方发达国家大得多。因为西方的富国困境，远比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难办得多。因为穷人的子弟早当家，纨绔子弟哪有改造的可能？

仔细对比各国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推论，美国制造南海危机，只能是虚张声势，为的是在国内作秀捞选票，没有多少力量来引火烧身。英国、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的铁哥们都急忙加入亚投行，就是看穿了美国的经济已经实力不济，中国人无需对美国“重返亚洲”的能力信以为真。美国国内几万座桥都因为没有资金而失修，哪来钱援助反华小国？要卖武器，这些受援国又没钱。日本政府的开支几乎三分之一靠借债，要和中国竞争东南亚的基础投资，来的正好。等美日把几个可怜的钱烧光，闹到民穷国弱，中国才好与之谈判。中国梦本来打的就是持久战，面对美日政客的短期把戏，可以稳坐钓鱼台。中东乱局和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带来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机遇。中国新常态的目标，是走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占领科技创新和金融外贸的制高点，才能确保中国全面建成可持续的小康社会。

美国经济停滞对中国有何影响

美国经济复苏拉动中国出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制造业和中国竞争的压力，也只在少数尖端产业，大众消费品制造业的复苏可能性同样微茫。

但是，中国在美国投资并购的前景并不明朗。决定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是美国精英至今不愿给中国平等的伙伴地位，幻想中国会出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自废武功。英国已经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欢迎中国投资。美国已经承认中国是21世纪的最大对手，对中国投资至今还是恐惧怀疑和抵制为主，只有房地产泡沫愿意中国人接手。双方在投资问题上的谈判是近期的重点，这是观察美国政治的风向标，其余的人权等等都是讨价还价的烟幕弹。

至于TPP，其进展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美日都在算计对方，保护自己。这和QE的货币战争一样，是美日的内战。同样，TTP上的争议是美欧的内战。更何况，TPP刚刚遭遇重大挫折，奥巴马想留政治遗产，急于推动TPP，但连自己党内都摆不平，被民主党议员认为向外国让步过多。我估计，即使达成TPP，日本只会吃亏更多。只有日本的对美经济外交得不偿失，才会彻底扭转日本朝野的共识，放弃美日共同体的幻想，老老实实回归亚洲。中国要有耐心，等着看TPP的后果。

从长远看，西方世界进入长期停滞期，按诺奖经济学家菲利普斯的估计，至少会在二十年以上。这必然会提升西方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难以为继。这对中国新增的沿海开发区有何影响，有待观察。我估计，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体量依然很大，但是增速必然下降，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目前体量不大，但是增速会提高。总体上，中国发展双边经济合作的外交空间，比起西方主导的世贸协定，中国的话语权必然增大。

我的顾虑是中国的经济外交还比较稚嫩，从单方面扶贫转向合作性发展，可能还要交一笔学费。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倒要借鉴英国殖民经济的经验教训，经济外交能否持续，关键在能否培养一代和中国长期合作的当地政府的管理和文化精英。基础建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工程，双方的目光都不应放在短期的劳力和设备的进出口上。

奥巴马政府时日无多，目前已经没有改革美国内政外交的能力，美国的长期停滞还将持续，二次萧条的阴影时隐时现。下一届由谁主政目前难以预测，中美经济外交需要从各派势力的折冲推断分析。

美国东部的鹰派，主张围堵中国的势力将继续衰落，有心无力。美国西部的鸽派，主张和中国联手维持全球化，在经济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加州为主的美国高科技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润超过在美国的利润，围堵中国，丢掉中国的市场损失太大。但是鸽派政治上不好公开放弃美国战后的反共传统，在竞选中好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七十年代以后，主导美国政局的是南部德州为主的石油和军工财团，布什家族很可能出第三位总统。我不看好希拉里，她的敌人太多，重返亚洲就是她搞的，为的是讨好她选参议员的大本营纽约的犹太人。

如果下一任总统又来自南部，美国政治的走向就可以预测：一是绝不会放弃控制中东，即使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小于中国，控制中东，才能控制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才能在经济上有制约中国、俄国和伊朗的筹码，对中国南海的干扰就只能虚张声势。世界矛盾焦点只要远离东亚，中国就有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发展机遇，在科技和产业链上占领制高点。二是，再出现世界危机，例如经济二次衰退，或者北美、西欧的非法移民问题恶化，或中东战乱加剧，恐怖主义冲击到发达国家，美国就可能和中国重新谈判世界格局，形成第二次雅尔塔格局，最终废除美台条约，交换中国的减免债务，或合作处理热点区域的冲突。中美才有可能最终从对抗转为共处。但是，任何时候中国人都必须牢记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教训。中国的长治久安，根基不在生命高收入的虚假繁荣，而在扎扎实实的科技强国和工业强国，否则就会重演宋朝富而不强的历史悲剧。

目前，中国的大局是走好自己的发展新路。比如，面对热钱在新兴国家流进流出，中国如坚持资本管制，鼓励直接投资新兴产业，金融选择性开放的问题不大；如在搞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放宽热钱进入股市、房市，就会出类似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问题，几十年实体经济建设的成果，可以在短短几年自废武功。

过去几年，中国央行在西方量化宽松时收紧银根，造成国内企业的现金流危机和通缩，这样的应对也并不合理。原因是中国领导人还不熟悉全球化时代开放竞争的经济决策，低估了外来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国际的经济外交，“一带一路”要稳扎稳打，先开发中国内地的潜力，再拓展南亚、中亚的发展网络。同时大力缩小中美之间的军事科技差距，才能坐实下一个三十年的辉煌。

中国是个大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中国不可能学日本、新加坡搭美国便车，变成美国的依赖型经济。中国要重视德国发展新技术和新科教体系、建绿色智慧城市以及金融为实体服务的经验。因为德国人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知道美英法俄都害怕德国的崛起，只能靠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才能自立于欧洲和世界。

目前中国知识界最关键的是，中国的理论界要学德国人的独立创新，摆脱英美模式的话语权，才能把“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变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新的后美国时代的世界格局。如果中国的亚投行、金砖银行只是复制世界银行的模式，基础建设的长期投资难以惠及百姓，西方模式必然造成管理层脱离当地实际，官僚腐败，民众离心，经济黑洞，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能否创新，也关系到中国资本和设备能否走出去的命运，必须稳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