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在拉丁美洲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医疗改革，给拉丁美洲带来灾难性后果。

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德克萨斯-休斯顿大学和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的教授。他们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证明，医疗体系私有化、放松管制、引入私营资本之后，医疗体系的公平性和质量下降，保健和防疫等公共卫生体系瓦解，传染病重新恶化。商业保险和私人资本攫取了超额利润，但是却只给少数人提供了优质服务，大部分患者的境遇变差。而且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孕育了严重的腐败现象。

智利和哥伦比亚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最彻底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本来有政府主导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但是在私有化、自由化的改革之后，原有体系的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协作被破坏。文章专门分析了这两个国家的教训。

最后，这两位作者还分析了，为什么IMF和世界银行要推行这种祸国殃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呢?答案是：国际组织自身，以及跨国药品企业、保险公司在医疗体系私有化中获得了大量好处。这实际上是一种合法手段掩盖下的腐败。

值得警惕的是，当年误导拉丁美洲医改的“市场万能论”和有关政策，在我国仍然被一些人奉为圭臬，并且在努力推行。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医疗改革带来了严重后果，一些国家甚至因此社会动荡、政党更替。这个前车之鉴如果不引起我们的警醒，那么我国医改同样有可能走上拉丁美洲那样的邪路，从而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甚至引发经济社会系统性风险，最终一定也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一、前言

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信奉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基于这种信念，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提倡减少政府作用。在世界银行看来，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职能是监管，而私营部门则具体提供卫生与医疗服务。

1993年，世界银行向卫生部门递交了《世界发展报告》。在这份文件中，除了加强权力下放和私有化策略以外，世界银行将通过普及基本服务套餐从而将改善公平和分配效率的需求纳入进来，具体根据每个国家的负担能力和成本效益原则而定。政府和其他部分人口将基本套餐中的服务补贴提供给贫困人口。

世界银行的模式包括成立第三方管理机构，负责收集和管理强制性医疗保险费用和政府补贴，以及签约服务提供商并进行支付。用户在自己的保费能够负担得起的情况下，可以在各类不同的医疗方案和服务供应商之间进行选择。世界银行期望这种改革能提高公平和效率，并提高医疗质量和用户满意度。

20世纪80年代，包括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在内的几个拉美国家开始实施由世界银行推动的若干政策，而其他许多国家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推行。哥伦比亚是最紧密跟随1993年世界银行准则的国家。智利曾于上世纪80年代开启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智利改革与世界银行推动的改革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智利保留有庞大的公共服务网络，但却没有明确基本服务套餐，这在后面会有解释。

除智利和哥伦比亚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在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设想时都面临各种困难。技术、后勤、政治和资金等问题普遍存在，并且大多数国家仅实施了改革的几个方面，例如权力下放、基本套餐定义、医疗卫生的有限私有化等。半途而废的改革在公务人员和用户中间产生了混乱，而国家则浪费了稀缺资源。

本文首先简要讨论了该地区一些国家推行私有化和权力下放的试验及结果。然后，具体展示智利和哥伦比亚这两个最紧密跟随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的推行结果，并且考察了改革对于所述目标(效率、公平和卫生质量的提高)的影响。在对两个国家情况进行分析之后，讨论了部分改革能够成功实施的因素。最后，本文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鉴于有记录的失败证据仍继续施压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的原因提出几点解释性建议。

二、私有化

世界银行试图提升私营部门在管理和提供卫生服务中的作用已在拉美取得有限的成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也就是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对公共财政资助的医疗服务的管理和/或提供进行了部分私有化。其他国家在通过特定干预或其他的有限方案的服务外包来提升私营部门的作用方面，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例如，墨西哥曾尝试允许私营企业参与竞争并提供历史上由墨西哥社会保障所(IMSS)进行提供的服务，但是由于工会的反对而没有真正落地。IMSS对部分服务进行了外包，但是外包合同并不总是能够顺利续约，因为私营部门的价格总在变化，而且有时甚至高于IMSS的价格。

巴西外包给私营医院的三级医疗服务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此外，它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外资购买医院，并允许外国医疗保险和卫生保健组织提供服务，这些此前一直由巴西的企业和公共部门所把持。该法律通过后不久，几家美国公司利用开放之便利，开始为中上阶层提供医疗保险和护理服务。

25年前，一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对巴西卫生部门的评价中，针对私营卫生部门有如下坦率说法：

数据显示，医疗和医院服务提供的主要形式是由私营部门提供服务，支出再由政府进行报销。这种“非系统”被认为是混乱的、精英的、腐败的、非理性的和不可控的。最近关于医生和医疗单据的审计发现，有90%的医疗单据存在“违规”，包括虚报患者、虚假诊断、同一住院行为重复计费、非必要住院、计费药品不在管理之列，以及针对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等特殊服务的乱收费等。

而世界银行不顾这一告诫，仍对巴西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施压推行服务私有化。近日，另一位世界银行官员的评论证实，巴西的医院自主权并没有提高医疗质量：

质量仍然是(医院)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中“被遗忘的部分”，它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在有些方面，情况甚至恶化了，提供高品质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质疑。这方面的证据包括：低质量的产房和新生儿病房护理服务导致母婴死亡、可避免的死亡病例的发生，以及较高的医院院内感染率。

20世纪90年代初，哥斯达黎加开始在少数地区尝试通过非营利性机构的合作社开展私有化 。社会保障基金(CCSS)按人头付费给合作社，合作社介绍病人到CCSS进行化验、特殊护理和住院。药品也由CCSS提供。所选定地区的居民都得无成本地加入合作社，并且继续使用CCSS提供的所有非基本医疗服务和急诊服务。目前只组织了四家合作社，而且也无计划推广这套模式。

合作社的评估表明，该模式比CCSS更加低效，看病更贵，没有证据表明质量得到改善。用户满意度高是因为看病等待时间比在CCSS的诊室短很多。评估还显示，有更多的转诊不是出于医疗需要，而是为了降低合作社开支和减轻医生工作量;显然，不必要的转诊增加了CCSS的成本和CCCS医护人员的负担，降低了哥斯达黎加卫生系统的整体效率。非营利合作社的利润主要分配给医生，还有少量利润分配给其他工作人员。

CCSS还将一些高技术服务外包给私营部门，不过其试图将旅店服务也承包出去却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应标的企业。世界银行则继续向政府施压将CCSS私有化。CCSS是该地区最成功的医疗卫生体系，面向90%的人口提供全面医疗服务，包括药品服务。

1998年，萨尔瓦多社会保障所(ISSS)开始试点私有化项目，在圣萨尔瓦多大都会区域范围内的两个地区内，将基本医疗服务外包给两个营利性诊所。居住在所选定地区的所有ISSS受益人必须到这两家诊所接受医疗服务，ISSS按人头对这两家诊所进行补贴。这两家诊所提供普通门诊、内科、妇科和产科服务及药品，并且将有特殊护理和住院需求的患者转到ISSS。两年后，这项试验被仓促叫停。

该项目在评估中发现了各种问题。人均支付给诊所的费用不够弥补诊所的支出，医生开药倾向于昂贵的品牌药，而不是仿制药。对品牌药的使用迫使诊所直接从厂家或进口商那里进货，而且由于在交易中要提少量回扣，药品成本比在ISSS诊所高很多。ISSS诊所之前都受益于仿制药的较低成本和大量采购订单的规模经济。

此外，ISSS将相当多的资源用在对私营诊所的监控，但却没有提供有用的反馈。虽然在这类试点项目中迫切需要这么做，但是诊所的董事们认为检查太过频繁，且意在对实验项目中出现的不可避免性冲突进行控制而非促进其解决;并且抱怨说，不停歇的检查占用了大量时间和资源。此外，根据董事们的说法，ISSS未能履行合同中的财务部分;在他们看来，这是两家诊所在第二年年底宣布破产的一个原因。

该项目的叫停至今仍没有一个官方解释，不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继续施压开展公立医院的私有化。工会反应迅速，ISSS和公共部门的卫生工作人员开展了长期罢工并取得成功。到2003年，公立医院私有化的想法就此结束。

拉丁美洲的医院私有化也伴随着在改进医院财务信息、估算成本，以及完善合同和支付体系等方面进行的大量投资，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努力和花费对医疗质量和体系效率有着显著影响。根据由美洲开发银行资助的跨国研究结果，医院的腐败依然存在，并且正如前面巴西案例所指出的，医院效率和医疗质量没有得到改善。

三、权力下放

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在促进卫生服务权利下放方面取得的成功较大。实际上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向州/省/部级政府下放了一些决策权力。大多数情况下，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将中央政府的一些决策权下放到下一较低的行政级别，少数几个国家是下放到市政府一级。

如前所述，推进卫生服务权力下放的基本原则，是将财政责任转移到各省，以使中央财政资金免于偿还国债。这在世界银行文件  中有明确规定，而且地方政府也这么理解。因此，在墨西哥的卫生权力下放的第一阶段(1983-1988)，各州可在同意权力下放和继续依靠联邦政府之间进行选择。出于对联邦政府只转移医疗卫生责任而不提供必要资源的固有担心，大约一半的州(31个州中有17个)选择维持中央集权。甚至在权力下放的第二阶段(1995- 2000年)开始时，之前选择维持中央集权的各州中仍有一些州继续反对权力下放，因为他们已经从第一阶段了解到，联邦政府针对有些项目执行下放权力时，没有移交项目实施所需的资源。最后，1996年，在明确有关财政承诺和动用强大政治压力后，联邦政府才勉强让这些州长们参加了其余各州签署的《国家权力下放协议》。拉丁美洲卫生服务权力下放的合理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地方决策者能更好地把握和应对基层社区需求，避免高层官员因不了解地方卫生情况而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

(2)让基层社区参与本地服务的规划和监督，增加了基层社区的参与感，从而促进了民主。

(3)地方对服务进行调控和调整能更贴近本地实际需要，更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用户满意度的提升。

通过对拉美地区各国权力下放工作进行评估发现，这些预期很少能够实现。

地方政客并非总是能为他们的基层社区做出最好决策。通常情况下，他们采取在技术上很难证明对错的卫生干预措施，或者将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卫生经费挪用到其他项目以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例如，在玻利维亚，市长将卫生和教育经费花在了修路上 ;在哥伦比亚，卫生经费被直接用于建设城市医院，而根据基础设施计划，这样做并无必要;在墨西哥，一些州已经将联邦卫生经费挪用于其他活动;在皮乌拉(秘鲁)，一家初级卫生中心的董事会决定增加成本补偿费用于资助医院建设，而在另一个卫生中心，他们停止了仿制药计划，开始售卖品牌药。基层自身并不总能制定正确的卫生决策，或者没有能够遵循有关技术建议。在尼加拉瓜，卫生部将成袋的水泥捐赠给农户用于修建厕所，而许多家庭则将其卖掉。

在美洲开发银行针对墨西哥权力下放第一阶段的评估中，Gershberg 发现权力下放导致IMSS-COPLAMAR项目(后来叫做IMSS-Solidaridad，现在叫做IMSS-Oportunidades)所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急剧下降。该项目是针对贫困农村人口的少数成功的初级卫生理疗项目之一。

权力下放产生行政等级之间的协调问题，造成资源利用不足、效率低下。很多时候是市政府为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买单，而国家/省/部级政府为住院治疗买单。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第一级医师无必要地将病人转到第二级进行治疗以减轻自身工作负担和降低转出单位支出的倾向。这在哥斯达黎加的合作社案例中已有提及。正如我们要看到的，智利也是无必要转诊的很好例子。

拉丁美洲卫生体系权力下放后的效率下降还有其他原因。医疗用品和药品采购的权力下放，使规模效应尽失。集中采购好处明显;加勒比国家通过加勒比开发银行共同开展医药采购国际招标，相比以前可以节省44%的费用。大型国际招标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但是权力下放后许多省份缺乏准备标书的技术知识，而且采购数量也有很大局限。有些国家制定了集中采购计划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许多分散运作的医院和城市继续直接从当地的批发商甚或零售商那里采购所有或部分药品及其他医疗用品。

权力下放加剧了现有城乡间和地区间的不平等。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能施加更多的政治压力，因此使得卫生资源的占用是不平衡的。同样，大城市比小城市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能获得更多的人均资源。实际情况是农村居民的卫生需求比城市人口的卫生需求更大，因此地域上的不公平更加严重。

一些作者认为，权力下放是一种手段，甚至是进行卫生服务私有化的借口。分权后的公立医院，许多享有与私营医院一样的自治权，行为也与私营医院类似。当把权力下放给省、市卫生部门并且中央政府减少或停止对其经费支持之后，随着分权单位为了购买服务而建立或增加成本补偿费，事实上财务私有化也随之发生了。

有些职能在条件具备时可以采取下放的做法。具体何时下放、如何下放，以及哪些国家应当下放哪些具体职能，是无法由在国际机构工作的经济学家们来强加决定的。

现在我们转而更为详细地回顾智利和哥伦比亚这两个紧跟新自由主义蓝图的国家的改革，并且考察改革对公平、效率和质量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在缺乏基线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进行定量评估;我们的评估是基于几个可用指标和当地研究人员的专家经验。

四、智利的改革：引入商业保险破坏了公共医疗卫生体系

在1973年的军事政变之前，智利曾有中央政府资助的、覆盖全民的全国卫生系统，被认为是该地区最全面和运作最好的卫生体系之一。在军事独裁政权下，受芝加哥大学经济顾问的影响，智利是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拉美国家。

1981年，公共卫生体系权力下放;一级护理被转移到大城市，住院护理被转移到“卫生区域”(西班牙语：reas de Salud)，这种行政卫生区划通常包括有多个城市。政府还通过Previsonal卫生机构(ISAPRE)向私营部门提供机会。ISAPRE是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其中一些是外国公司或US-HMO的子公司。智利老百姓可以选择退出公共体系，只要将自己的强制性医保缴费(工资的7%)转入自己选择的ISAPRE即可。

私营保险公司ISAPRE根据家庭规模和缴费总额制定不同的政策，每个政策都有不同的免赔额和共同支付额。到1995年，他们总共提供了8800个卫生方案。当受益人有昂贵的或慢性病的医疗问题时，ISAPRE可能会限制或规避与受益人签约，这种做法直到1990年代初才被认为非法。这种卫生监管局负责监管私营部门的做法一直没有完全根除。当受益人年满65岁时，他们的医疗保健服务被转移到公共部门。

私营保险公司ISAPRE的出现使得卫生体系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呈碎片化状态。富人倾向于加入ISAPRE，因为他们工资的7%可是一笔数量不菲的钱，他们用这笔钱可以购买昂贵的全面医保或很有吸引力的补充医保方案，以补充强制性基本医保。无力购买ISAPRE提供的医保方案的人，有两种途径接受治疗：(1)由FONASA(公共第三方付款人)、各城市，以及1986年以后用户付费的国家医疗卫生网络;(2)通过选择私人医生并由FONASA根据预定费用支付或共同支付报酬，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被转诊到公立卫生院。这些年来看病成本增加了，能够看得起病的患者越来越少了。选择第二项医保途径的患者所需要的住院护理由国家医疗卫生网络来提供。

今天的智利算是拉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只有22%的人口加入私营保险ISAPRE，他们却花费了所有医疗支出的43%。换句话说，大多数智利人负担不起加入ISAPRE的成本。尽管加入ISAPRE的这些人口更年轻、更健康、更有文化、家庭单元比公共卫生部门覆盖的家庭单元更小，但是ISAPRE覆盖的这部分人口的医疗花费却是其余人口的两倍。此外，由于地理位置便利以及公立体系通常情况下配备更好，ISAPRE的受益人有时更愿意使用政府服务。例如，在1998年，所有公立医院手术的11%，服务交付的9%，以及公立医院日的4.5%都是由ISAPRE的受益人所带来的。据估计，交叉补贴量占到公共支出的4%。

在经济低迷时期，或当政府无法控制私人医疗费用时，加入ISAPRE或选择私人医生的居民将不得不转移到公共部门，由公共部门来应对突然间的患者数量增加。这种转移对公共部门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因为公共部门雇佣的是职业公务员。由于公务员是终身承诺，因此为满足用户的突然增多而增加雇用人员实际上代表一种长期承诺。私营部门则不需要受此限制。

按地域来说，一个地区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利用可以比另一个地区高2.8倍，医疗急救高3.9倍，出院病例翻番 。此外，在消除极端值后，城市的标准死亡率在30和160之间徘徊，全国均值为100。

尽管试图通过两个统筹方案尽量减少不平等，但是在城乡之间和大小城市之间差距仍然存在，并且地域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其中一个统筹方案是通过FONASA来实现。FONASA根据人头费以及基于指标的贫困公式来分配资金。根据该公式，较穷的城市会获得稍多一些的拨款。另一个统筹方案是基于罗宾汉法则(劫富济贫法则)，要求从较为富裕的城市直接转移到较为贫困的城市。这两个方案看来不足以减小上述差距。1996年，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城市在医疗方面比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城市人均多花了9000比索(1美元等于407比索)。结果是公共部门的医患比存在较大的地域差距，每千人的医生数量从0.28人到1.92人;并且如前面所指出的，不同地域存在显著的卫生状况差异。

近日，卫生部承认智利卫生系统是“非常不公平的”。这名部长援引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提醒智利人民，在用户经济负担方面，该国在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68，在诸如及时就医、治疗期获得社会救助、医疗器械质量、与卫生服务机构的关系，以及选择卫生服务机构的能力等其他指标方面都很差。智利在所有这些指标方面都排在100多个国家之后。在一次大胆陈述中，该部长直陈是ISAPRE的建立和雇主对卫生体系缴费的扣减造成了这种不公平。

对不公平的认识，推动了2003年1月发起的AUGE计划(西班牙语：Proyecto de Régimen de Garant´as de Salud)，以保证所有智利人都有机会获得56种罹患情况(如多发性损伤、各类癌症和缺血性心脏病等)下的医疗保健服务，并确保所有智利人在上述情况下都能得到医治，而不论他们有无支付能力，任何人都不会被要求支付超过他/她家庭的1个月收入。

自1950年代早期成立国民医疗服务(NHS)开始，到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前夜，已有近30年的时间。期间，所有智利人都能够获得医疗服务。改革并没有解决自NHS成立伊始就萦绕其间的公平和就医问题。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受益者是ISAPRE，其经营利润率在某些年份高达20%，管理费达20%。高利用率来自对策略组合的实施，例如：对客户精心挑选(相对有文化、最有钱)，限制提供规定的服务套餐，提高免赔额和共同支付额，将65岁以上老人排除在外，通过漏洞绕过禁令排除花费昂贵的慢性病受益人，建立短期合同，以及领取公共部门的交叉补贴等。

总之，在智利，鲜有证据表明改革减少了国民医疗服务中存在的不公和低效。在另一方面，新的模式已经使社会各阶层间的医疗服务碎片化，一小部分人口消耗了相当大的卫生资源，共同支付额对于那些低收入来说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推迟了必要的医疗。

五、哥伦比亚的改革

哥伦比亚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于1990年颁布的第一部《医疗改革法》开始了到市一级的全面权力下放，并且紧接着于1993年，根据《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的建议，政府通过了新的《医改法》。此外，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将哥伦比亚的卫生体系排在所有拉美国家卫生体系之首。其结果是，哥伦比亚的卫生体系被作为样板提供给其他国家参考。曾供职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因极力推行医改而严重影响了此次排名。许多国家的学者、专家和官员谴责这一排名，并且指责这一产生不当影响的决定以及前世界银行员工的偏见，甚至《世界卫生报告》的六位主要作者之一也对所用排名方法提出质疑。

哥伦比亚的改革者们试图避免在智利改革中已经察觉到的负面特征，特别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问题。为此，该模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提供一样的服务商选择，而不管他们的收入如何，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

哥伦比亚卫生改革的实质是要普遍推行相对丰富的强制性服务套餐。公民要获得服务，就必须加入社会保障体系。有两种加入方式：一种是针对工薪阶层和有支付能力的人，另一种是针对贫困人口。前者拿出自己工资的12%，其中11%用于缴纳保费，其余1%存放在统筹基金。政府和统筹基金为贫困人口支付保费。

改革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私营部门参与保费收取和提供卫生服务。保费收取工作被委托给卫生促进企业(EPS)，其必须提供强制性最低保费方案。对于愿意支付更高保费的客户，EPS提供其他补充医保方案。EPS与提供服务的公立或私营医疗机构签订合同，或通过自己的医疗网络提供服务。EPS可以为卫生服务提供商自主设计支付方式。用户可以选择EP以及最符合其自身需求和个人经济状况的卫生方案。

为避免社会阶层碎片化，EPS在法律上有义务为由政府和统筹基金支付保费的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实践中出现许多EPS找到漏洞绕过法律的情况，使得大部分贫困人口从津贴系统管理机构(西班牙语：Administradoras de Reg´menes Subsidiados，ARS)获得医疗服务。ARS是由各部门和各城市建立的EPS模式，用于通过公网或专网向那些无法接入EPS的客户提供医疗服务;这种情况适合于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EPS对向这部分人群提供服务不感兴趣。此外，改革将公立医院转变为自治实体，可以自主确定自己的机构目标和积累资源。在波哥大，许多自主的公立医院已经遇到了严重的资金问题，并被迫关闭。

哥伦比亚的卫生改革一直伴随着卫生总支出的显著增加。据估计，1984-1997年间支出增加了178%。按人均计算，卫生支出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美元增长到1990年代末的90美元。不过，公共支出增加的受益者主要是富人，他们目睹自己的共同支付额减少，尤其是在1990年代后期。例如，1993年，波哥大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每年直接支付17,881比索(1997年，1美元=1064比索)，最高的五分之一居民每年支付50,043比索。1997年，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每年支付24,658比索，而最高的五分之一居民每年支付30,674比索。除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外，所有居民都看到他们的直接支付在1993-1997期间减少了。到1997年，那些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比第四个五分之一居民和第三个五分之一居民都支付得更多，这一趋势对改革的公平性提出质疑。

社会保障的归属关系已经得到极大地拓展，特别是对于那些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最低收入阶层。有些作者指出，归属关系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较高的覆盖率。例如，埃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Hernández lvarez)声称在1999年只有61%被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而在改革前的日子，据估计有75%的人口能够获得某种类型的医疗服务。此外，沉重的共同支付额无法让许多上了保险的贫困人口得到某些服务。事实上，贫困人口得到的服务可能还有所下降。

直到1997年前，医疗卫生事业资金一直都在大幅增加。1993-1997年间国家基金的地域分布越来越公平。较穷的部门和城市从中央政府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比经济发达地区获得的更高，但是这种让中央财政资金转移支付更为公平的尝试并没有转化为更为公平的覆盖率。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居民的覆盖率持续低于城市居民。1993年，77%的城镇居民在需要时能够及时获得，而农村居民这一比例才58%;到1997年，差距持续扩大，比例分别为79%和60% 。

补贴并不总能到达最需要的人的手中。财政总局1999年度报告呼吁关注贫困人口甄别和分类过程中的违规行为：30%的人口应被归为贫困人口却没有归入，而被归入贫困人口的人当中有31%不是穷人。

在改革带来效率改进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1994年人员成本占所有医院运营成本的50%，到1997年已上升到70%。通过对一级和二级公立医院进行产出分析表明，1996-1998年间，运营成本实际增长了24%，而产出则仅增长4%。主要原因可能是公立医院医疗难度增加、制备发票等活动耗时较长，以及生产率较低等。

有关护理质量的信息非常有限，但是有研究表明，护士的工作质量在恶化。对哥伦比亚、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等国的护士进行研究，揭示了私有化的某些方面的负面影响。根据作者的说法，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增加了护士的压力和对工作不满程度;由于市场化的灵活就业合同导致工作不稳定，护士们寻求在多家单位就业以能养家糊口，确保收入稳定;市场化还引发对医疗事故的担忧、机构间的流动，以及护士未经受训就承接新的官僚任务的数量增加。这些改革对护理质量的影响很容易能猜测得到：直接护理病人的情况减少。用采访过的一名哥伦比亚护士的话说：“病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真的不很在乎他们，因为我们只是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他们真的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根据最近对哥伦比亚医疗专家的调查，62%的专家认为医疗质量已经恶化，其他证据来源也支持这一事实。根据同一个调查，66%的专家认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没有提高，这与Sarmiento提供的信息一致，Sarmiento声称免疫覆盖率下降，媒介传播疾病的患病率(登革热和疟疾)上升，并且控制结核病的计划已经受到严重削弱。

有关哥伦比亚医疗改革的文献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体系出于崩溃的边缘。EPS和政府对医院和诊所欠账巨大：截至2002年6月30日，累积债务达64010亿比索(1美元=2348比索)。

总之，在最紧跟世界银行改革蓝图的国家哥伦比亚，尽管医疗护理支出大幅度增加，但是一大部分人口一直没有被覆盖到。由于共同支付额较高，贫困人口一直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医疗效率和医护质量没得到可衡量的改善，公共医疗恶化，卫生公平性受影响。

六、讨论

如上所述，根据世界银行的模型，当在国家调控下由私营部门提供服务时，卫生部门能实现最大的效率。当世界银行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对卫生部门进行调控的复杂度应该已经举起了“红旗”。甚至在规范公用事业方面多多少少取得一些成功的工业民主国家，在规范医疗卫生市场时同样面临困难。改革者不应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在该地区有足够的监管能力。从历史上看，行政专制以及非常薄弱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已经成为拉美政治制度的特点。这种政治现实不利于产生有效的监管机构。

当引入医疗改革之时，拉美各国政府还没有机构负责监管私营医疗保险公司、管理型医疗组织或其他私营服务提供商及制药公司，而且在医疗护理方面，市场调控对于确保获得高质量服务和保护消费者而言非常有必要。Gómez-Dantés 针对墨西哥发表的评论可以推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卫生当局缺乏监督和评估素养，也没有正式的问责机制”。Bolis 更进一步指出，该地区各国需要通过立法来纠正供应商和接受方之间存在的知识不对称，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必要的风险，并且帮助他们在选择不同医疗方案时能做出正确决定。Bolis还建议，各国需要通过立法来引导私营机构及有关机构的行为，主要是对私营供应商进行监管、监督和开展技术和财务审计的机构。

在哥伦比亚的1990和1993年改革之前，这个国家的政府有很多年都是成立卫生监督局来规范和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但是有关各方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项努力。同样，智利、阿根廷和秘鲁的监督局基本没有什么能力来规范私营部门，问责公共机构也困难重重。美国的经验表明，即使有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卫生服务私有化也不太可能提高公平和效率;但是没有它们，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多明尼加共和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提供了一个在监管缺失情况下进行私有化而发生灾难性后果的很好例子。作者记述了在政府出台关于确保私营供应商之间展开竞争、建立起最低质量标准，以及监管医疗保险公司的不道德行为等系列规范之前，卫生部门进行的政府补贴私有化，结果存在大量舞弊和逃避责任的情况。该研究的结论认为，这个国家实施的医疗改革是个倒退。不幸的是，我们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这在拉丁美洲已经成为惯例而非例外。

世界银行对已经过确认会导致改革前失败的诸多问题视而不见。如果考虑了这些问题，就会发现它们与政府无力监管权力下放后的社保体系，与强制执行立法，与监督医生行为，以及与控制无处不在的腐败等有关。对这些至今仍有增无减的基本问题，世界银行改革基本没有予以解决。

这并不奇怪，许多观察家声称改革未能实现既定目标，并且事实上还造成了相反的结果：不公平增加，效率下降，不满意度提高，护理质量却没有得到改善。

我们的研究证实，拉美国家在实行了10年至2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却没有相应提高效率;高比例的人口(有些国家是更高比例的人口)仍然得不到医疗照顾;有些地区的不公平现象更为严重;而且经常有行政上的不确定性。由于卫生支出的增加，该部门的财务可持续性已成问题：由于有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改革贷款，现在有更多的管理人员、更高的工资水平、更高的医药支出，以及更多的外债。

6.1新自由主义医疗改革的受益者

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方面证据凿凿的情况下，世界银行仍继续推行其卫生改革模式。明确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受益者就等于弄清了世界银行坚决推行其失败政策背后的原因。主要受益者包括跨国公司、顾问公司，以及世界银行自己的工作人员。

6.2跨国公司

主要受益者是HMO和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在有些国家，受益者还有更多的富裕阶层，他们受益于自付费用的减少以及享受到能提供更多豪华旅店服务的治疗。美国的保险公司在拉美的利益也有很翔实的记录。将私有化列为核心政策是与上述利益相对应的，并没有任何技术合理性的支撑。尽管美国具备所有的资源和监管能力，但是这个国家的HMO和私营医院的失败案例越来越多，这些本身就在提醒世界银行的人员：美国的模式是不适合拉美国家的，但是这些公司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是这些改革的公开推动者。斯蒂格利茨 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占据了世界银行内部关键岗位的经济学家，也是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根据他的说法，IMF和WB这两个多边机构代表由美国财政部链接起来的各财团的利益。斯蒂格利茨从一个有利的参与者-观察者的位置来观察决策，并且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美国财政部如何将美国财团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强加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球化经济中，欧洲和日本跨国公司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跨国公司的福祉，基于这个原因，欧盟和日本的政府不会反对美国财政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渗透到这两个多边机构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卫生政策选择和排除项。美国财政部主要关注的是跨国公司的利润。卫生政策的排除项是对公司利润产生负面影响的那些政策，例如工厂和农业的安全方案、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减少、烟草的减少、仿制药的推行，以及基本药物目录的推广等;而所有这些排除项其实只需要很低的成本就能显著改善人口的卫生状况。减少暴力方案、健康教育计划，以及一些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推广也被排除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外。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选项的排除是因为它们：(1)不需要世界银行惯于提供的大额贷款;以及(2)不产生企业利润。

6.3次级受益者

还有其他受益者可被视为次级受益者，因为它们与那些跨国公司相比，受益相对小一些。其中包括咨询公司、大学机构和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

多边银行和双边援助机构直接或通过贷款接受国的政府签约承包技术援助、卫生评估、干预措施评估，以及一些“学术研究”。一般情况下，世界银行或接受国准备招投标，但是投标系统、预选程序和其他因素经常导致少数同样的承包商中标。

如果发现咨询公司以前的合同有与这些多边机构的思想理念相矛盾的地方，可以很容易地将其从名单中剔除。对于小公司而言，合同就是生存问题。世界银行(以及其他资助机构)和咨询公司只用很少的时间来了解彼此期望从对方获取什么。资助机构预计咨询评估不会带有强烈的批评意见，而且其政策建议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合拍的;咨询公司预计能拿到新的合同单子。

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一些基金会还会将卫生评估、研究和卫生干预措施承包给有名望的大学。对于高校来说，承包合同和捐赠(即使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是小数目)代表可观的收入，开销可以在50%以上。如果这些高校要继续从国际机构接受资金，他们就必须避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提出直率批评，即使这种改革的失败例子显而易见。这样做而不损害他们的学术诚信就像是在走钢丝绳。研究员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值得仔细考察，但确是超出了本文的范畴。对于世界银行和其他资助机构来说，在包括美国财政部和企业界在内的更广泛的受众面前，来自有名望学习中心的非批评性报告和出版物为他们提供了保障和验证。

世界银行与任何其他银行一样需要放贷，即使没有将这一点明确写在其职责描述里。世界银行官员负有贷款发放义务。贷款的数量和金额都是世界银行官僚内部实现价值和地位的重要方面。有些情况下，接受国可能不想要卫生贷款，但是世界银行将其作为条件强加到其他经济部门的贷款事情上。例如，哥斯达黎加就是一个例子，世界银行通过威胁叫停其他部门贷款，强迫卫生当局同意通过卫生贷款。卫生贷款是打开通向卫生政策制定者并不想要的新自由主义卫生干预之门的一个借口。到目前为止，哥斯达黎加人抵制住了世界银行对拉美地区最公平高效的卫生体系之一进行拆除的压力，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们面对来自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的压力还能够继续坚持多久。

今天，世界银行是国际卫生领域的主要贷款人，并因此成为国际卫生政策制定引领者。如美洲开发银行(IDB)等其他多边银行和双边机构大体上跟随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使偶尔出现一些分歧。权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少数政策制定者和官僚手中高度集中，削弱了国家的卫生决策，以及各国基于本国政治、文化和历史现实而非基于通配药方来对卫生问题进行的正确解决。

翻译：江宇

 

伴随着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出炉，亚投行的筹建也迈入了更为关键的阶段，有关章程制定，亚投行决策机制，股份分配等问题都将讨论产生，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每天在博弈，而这种情况，恐怕要持续到章程签署。

尽管未来亚投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起码目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亚投行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亚投行博弈对中国有哪些启示？曾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十年的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汤敏近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解答以上问题，并以《亚投行的博弈》为题发表演讲。观察者网整编如下与读者分享。文字未经作者审核。

是亚洲的胜利 也是中国的胜利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开创了由中国发起，由中国主导推动的第一个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从这一点来说，应该是亚洲的一个胜利，也是中国的一个胜利。当然，围绕亚投行的创建过程，也是有着很多的博弈。

根据今年早期的报道，当时好像认为所有的发达国家，几乎都不会申请进入亚投行，而从今年3月开始，由英国率先开始申请加入亚投行，而后像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国都纷纷申请加入亚投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从国家的数目来看，远远超过了我们当时的预期。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了17年，1989年，当中国加入亚行两年以后，我就成为了亚洲开发银行的职员，那时候，从我们自己，到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对这些国际金融组织还是一个学习、掌握、消化的过程。

20年过去了，没想到，中国今天能够主导成立这样一个国际金融组织，作为我来说非常感慨，一方面这说明整个的世界金融、经济的变化，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绩。

那么亚投行为什么能成功？亚投行成功创建之后，未来它的运作过程中，还有哪些挑战？而又怎么去应对？最后，亚投行带给我们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今天我想就这三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探索，来探讨。

第一个问题，亚投行为什么能成功？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一件事情能够成功，一般要有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天时，第二个因素是地利，第三个是人和，从天时来看，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世界金融的结构，正需要一次大的手术，一次大的变革。

天时

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70年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当时全世界的政府都派官员到美国去参加讨论未来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的结构应该是什么。

当时英国派了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拿出了他的一整套方案，中国的孔祥熙也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中国政府也拿出了一套方案，但结果在这个会议上，还是美国财大气粗，最后采取了美国的方案：一是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跟黄金挂钩，然后其他各国的货币利率跟美元挂钩；第二是成立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世界银行，第三个是国际贸易组织。这三大组织在而后的70年里对稳定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应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到今天看来，这70年间造就的世界经济的结构，所产生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些安排，已经暴露出很多的弊病。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发现，美元“一币独大”，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又是以它本国的利益为主要出发点来推动的，这与它在世界经济中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第二，像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国际组织是主要由美国引导、美国主持，美国甚至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都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安排也暴露出很多弊病，因此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都需要一些革新，需要一些改革，那么我们的亚投行应运而生。

地利

从地利的角度来看，亚洲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而在快速发展阶段的最大瓶颈就是基础设施。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过一个预测，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需要太高要求，只是要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需要8万亿美元的投资。每年就是8千亿美元。

这一资金需求非常大，而各国拿不出这么多钱。有趣的是，亚洲其实不缺钱，到去年年底，亚洲国家外汇储备有7.3万亿美元，占了全世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一方面我们基础设施非常缺欠，一方面有很多钱没用上，那么这里头就缺一个机制：怎么样把外汇储备变成投资基金，怎么样能安全地有效地把它投出去，从而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说亚洲的钱用在亚洲，那么这也需要一个机制。

人和

从人和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增长了30年，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中国的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去。去年，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就有1200亿元。12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亚投行法定资金的1.2倍，而这笔钱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就投在亚洲。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一个安定的繁荣的快速增长的环境，那么也就是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表现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或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效率。

因此，怎么样让亚洲国家能发展得更好，政治更安定，经济发展得更快，这也是跟我们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更加上基础设施投资本来就是中国的强项，那么把这个结合起来，把亚洲的需要、世界对金融机制改革的需要，和我们中国本身自己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应运而生，就是一个最好的抓手。

亚投行运营存三大挑战

当然，我们常说，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而亚投行到目前为止，也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因为我们刚刚筹建出来，筹建的情况比较好，但未来的路还非常的长，在这里我认为至少有三大挑战：

运营挑战。亚投行筹建成功了，它怎么运营？它的机制是什么？怎么样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能把钱很好地贷出去？怎么把57个国家以及可能更多参与者的利益诉求摆平？怎么样让国际社会现有的忧虑（或者说美国、日本一直在诟病和担心的）——比如说亚投行的环保标准不高，反腐标准不高——变成一种多余，这都需要我们拿出一个很好的运行机制来。

关于这套运行机制，我们可以首先采取“拿来主义”。因为世界银行已经运营70年了，亚洲开发银行也存在五十多年了，它们在过去的长期发展中已经积累了很多有效经验，有很多好的规章制度，咱们先把它拿来，把它稍微改革一下，我们就可以先用着。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拿来主义”。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创新的挑战。我们现在把它这套机制拿来还不够，我们还要进行改革，要改善。我们并不是想颠覆目前的这套机制，但是我们要改善它。

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等国家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很多诟病，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庞大的国际官僚机构。为了反腐，为了平衡各国利益，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细节，很多很多规章，这些规章就造成了运作效率非常缓慢。

我曾有一段时间在亚洲开发银行负责规划工作，比如说一个国家向我们提出说，我们需要某个政策，需要一些好的建议，你们能不能找一些专家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建议？亚州开发银行有一个专门的技术援助项目，是赠款的，但是从立项到把项目设计好，再到把国际专家找来，国际专家再研究，最后出报告，往往都要三到四年时间。

三到四年前提出的问题，三到四年后才能给答案，很多国家连政府都换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都是新的问题了，这样效率就很差。所以能不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里头进行一些改革？

还有，在亚洲开发银行里有执董会，各国都要派代表，有的是几个国家派一个代表，长期待在亚行。事无巨细，都要通过执董会的批准，这也造成很多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一点能不能进行改革，我觉得对亚投行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此外，在这些创新里面，我们亚投行提出来，是要做一个准商业银行，它要介于原来的纯政策银行，跟商业银行之间的一个机构。特别是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极大，一年就八千亿美元，而亚投行现在只有一千亿美元，还得分好多年才能投下去，所以这点钱是不够的。怎么样用亚投行的一些小钱去四两拨千斤，从而把民营企业的民间资本引进来，这就需要智慧，需要机制。

现在大家都在谈的PPT就是公私合伙制，把政府的钱跟民间的钱结合在一起。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一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资来说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一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期需要20年到30年，20年、30年已经换了好几届政府了，以前政府承诺的比如回报率等等，过了好几届政府它就不承认了，所以对于民间投资来说风险非常大，所以怎么样建立一种机制能减少这些风险也需要智慧。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世界，现在我们谈到互联网+，那亚投银行能不能用“互联网+”的思维来重新设计？能不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现在都谈众筹，把大量的小规模投资最后聚集成一大笔钱来进行投资。

还有，怎么样把电商这些新的东西带进去？这些都需要创新，而这种创新就需要我们亚投行，要以跟过去其他金融机构不一样的方式运作。

还有一点我们称之为打“组合拳”的问题。中国有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但是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修好路，就一定能致富”。因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们的市场已经建起了，群众已经调动起来了，所以把路修通人们就能致富了。但是这个用到别的国家是不是一定成功呢？很难说。

比如说70年代咱们去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建了坦赞铁路，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像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用不好的话，甚至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基础设施投资做到有效呢？这就得把企业结合起来，把产业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经验就是如果路修好了，产业发展起来了，那么路又能起到作用，产业可以发展的更好，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么在亚投行的未来，在亚洲的基础设备建设过程中，能不能顺便把产业带进去，能把亚投行的投资跟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结合起来，这样既在当地把路修好了，产业也发展起来，就业也好了，这样双方都会得利。

怎样把这个当成一个组合拳推出去，我觉得这些都需要有我们亚投行的机制创新。

防风险是第一要务

最后一点，亚投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防风险是它的第一要务，这里头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包括运营的风险：项目设计好不好，路修得好不好，质量高不高，这个国家还得起钱还不起钱；还有国家的风险：国家突然发生政变了，突然发生经济危机了，还不起钱了。

比如90年代初的缅甸，当时缅甸找亚洲开发银行借了很多钱，后来缅甸军政府上台，西方国家对他进行制裁，缅甸政府就说我不还钱了，所以缅甸政府在很长时间内不还亚洲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的钱，这就产生很大一笔坏帐。

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再发生？像最近的希腊经济发生很大困难，所以它也很难还国际组织的钱。怎么来防范这些风险，怎么设计一些好的机制来防范这些风险，对于一个金融组织来说，你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亚投行注册资本说是一千亿美金，但实际上这些成员国只有20%的实缴资本，也就是说亚投行真正的资本金大概只有两百亿美金左右，剩下的八百亿（美金）是通过到资本市场发债和筹资获得的。

机构的信用就变得非常重要，像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都被评为三A评级。你有那么好的信誉，你的利率自然就低，你再把钱借给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就比较低。但如果你的运作有问题了，国际评估机构认为你有风险，把你降级，那你的发债成本就会高，你贷出去的钱的利率就会高，你的信誉就不高。

所以怎么样来创造和保护一个好的信誉，怎么样来减少风险，也将是亚投行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两亿贫困人口 为啥要搞亚投行？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亚投行的筹建成功，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听到一些舆论说我们中国还有西部，还非常需要基础设施的投资，我们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哪怕是500亿美元投到我们的西部，投到我们的贫困人口上去，先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种舆论是有一些的，我觉得这种舆论是一种短视，首先，中国现在正在走出去，中国的企业拿出去的钱远远超过这500亿人民币，中国政府在亚投行里的投资是每年1200亿（美金），而且每年还有15%到20%的增长，这些钱用好了，或者说这些钱的回报多和少，对我们的经济有极大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亚洲的经济做好了，把基础设施做好了，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利益，也就是说，亚投行本身跟我们自己利益息息相关，中国应该是亚洲经济发展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我们亚投行本身也是非常需要中国的参与。

另外，中国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方面有经验，在这方面能发挥我们的优势。牵头亚投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非我莫属。更重要的就是，国际间也在竞争。

大家可能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推动TPP，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欧洲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协定未来有可能替代，或者说颠覆WTO，即现在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投资体系。而这两个协定都故意把中国排除在外。

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谈判成功以后，中国将会被排除在这个两大贸易和投资体系之外，这样我们的发展空间就会大大减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投行也是为了加强我们跟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能够扩大我们企业、我们的国家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资源的利用。在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我们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投行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

但是亚投行并不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并不是因为中国是大股东所以说什么就是什么，大股东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股东，对别的股东我们并没有一票否决权，我们要关注别的国家利益，要平衡别的国家利益，所以在亚投行一定要有一种合作共赢的思路。

要采取这些措施，一定要强调共赢，不能一事当前先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老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的话，别人就不跟我们玩了。所以这也是中国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大国，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软实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什么叫软实力？软实力是靠吸引力、靠影响力、靠说服力，人家愿意跟着你走，人家跟着你走有好处，所以才能起到一个大国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大国，但是我们更多是地域的大国，人口的大国。在经济上200年前我们也是世界大国，但那时闭关锁国所以对国外的影响不大。最近的100多年，我们落后了，我们并不是一个大国，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第二大经济的规模，但是从人均GDP来说，我们还跟发达国家差很远。不过，我们现在就得要学做一个大国，无论从我们自己的利益来说，还是从我们对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社会发展的责任来说，我们都要学习做好一个大国，要有大国的胸怀。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我们短期的利益，单个国家利益。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我们会学到很多东西，不但能够使企业和地区得到更多发展，同时还能从中学到如何做好一个大国的角色，我们衷心的希望亚投行能够成功，谢谢。

以下为提问环节

问：日本不加入亚投行会影响日企对外出口？

汤敏：我觉得日本企业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根据国际组织规则，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也一样，我们要建基础设施就一定要招投标，只有成员国的企业才有权力参与招投标，如果日本不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国，那么它的企业就没有招投标的机会，这是肯定的。

日本的企业担心这么一块大蛋糕里头没份，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是由日本政府所决定的，它们要通过它们的渠道，对日本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问：亚投行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汤敏：不管是国外媒体还是国内媒体，目前对于亚投行都有一些过度的解读。本来亚投行是以经济为主的。当然，这里有没有一点政治？是有一些，因为它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那么这里头有一些政治，但是这并不重要，或者说并不多。

亚投行的真正身份是一个经济组织，它未来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它在经济方面的运作，但包括国内舆论在内的很多舆论，都把这个行为变成大国在政治上博弈，我认为它是一个经济机制的博弈，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是一次公平的博弈。

问：57个创始成员国当中有一些是美国盟友，它们是否另有阴谋？

汤敏：我觉得可能有多种目的，首先最直接的目的是，给它们的企业寻找机会。成为成员国了，这些国家的企业就有权参与招投标，就可能得到一些机会，这是第一。

第二个目的可能是，这些国家也愿意帮助亚洲国家发展起来。因为它们不仅参加亚投行，也参加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各处都出资。

那么它们为什么参与？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中有很多本身每年有援外资金，专门有一笔钱，这笔钱反正要花的，那么它可以放到亚投行。

第三，当然有很多国家愿意参与亚投行是因为，它们愿意在这里平衡一些各国的机制，它们认为与其让亚洲国家自己说了算，还不如我参加，在里头能起到一些作用。

比如说它们关心的环保问题，反腐问题等等，他们要在里面有发言权，所以它们也愿意参与。这些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想不是单一原因让它们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因为做这个决定本身要受到一定压力，所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问：面对来自不同的地区，各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的国家，亚投行如何保证决策效率？

汤敏：这实际上是所有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政治组织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各方的利益都在那，各方都在博弈，最后怎么样来平衡?

应该来说,过去的70年里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一个就是投票，根据资本的大小、根据投票权的大小。最后以多数为主，重大的事项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更多一些的票数。

第二，根据我的了解，在国际金融组织里主要不是这种真刀真枪的投票方式，而是下面做一些叫做桌子底下的推动，大家互相来讨论，甚至做一些互相的让步，最后能进入投票程序的。

一般来说都能通过的，很少有不能通过的，因为大家都担心舆论压力，如果真通不过那在底下早已经算好了，根本就不投票了。

这样的好处在于，很多的利益可以得到平衡，但坏处就是有一些平衡不了的项目就做不成，很多好的项目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不能上马，特别是当这里头再掺杂一点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上的原因，受影响就更大了。

问：英国加入亚投行，是英美在这个问题上走上分裂了？

汤敏：首先，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说美国自己本身有不同的意见，英国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

其次，英国、美国是独立的国家，英国它有它的利益诉求，美国有它的利益诉求。英国出于独立判断认为，这个事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参加了，我觉得对英国参加亚投行，可能不必过多地解读，至于是不是因为英美两个国家产生了分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有点过分。

问:对日本不加入亚投行如何解读，何时加入？

汤敏：其实我们看报道，日本国内也有两种声音，很多很多，包括自民党的高层官员，都认为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

但日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来自于现在的日本政府跟中国的关系，包括钓鱼岛和参拜靖国神社等等问题上，日本一直坚持它的立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日本不参与亚投行，不完全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更多是政治的考虑。而且我觉得在未来，不一定说日本永远不参加，可能到某个时候，包括美国也可能参加。

但日本能否参加、何时参加，跟很多的日本本身国内的政治，包括政党的内部博弈过程有关，当然也跟亚投行本身后来运作也都很有关系，所以现在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判断。

问：亚投行从区域和全球经济，有哪些影响？

汤敏：首先是对区域经济造成影响，因为亚投行的投资主要是在亚洲，而且只是针对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因此它对整个亚洲区域的影响，会比世界经济影响更大一些。

但同时，亚洲好了，世界市场当然会扩大，同时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亚洲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商业机会。

另外，亚投行是一个比较新的机制，如果亚投行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机构里起到推动金融机构改革的作用，那么也可能对未来的地区性金融机构，甚至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改革，产生一些好的作用。

所以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亚投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离得太近了，可能过10年、20年以后，才看出来亚投行的成立是一个战略上非常有意义的事件。

 

克劳斯·雷格林：

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回到清华大学，这是我第三次来清华大学了。作为欧洲稳定机制（EFSF）总裁，我的工作就是如何进一步加强欧元区运作，让欧洲走出这场经济危机。今晚我的演讲主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欧元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从欧元危机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以及欧元区的经济恢复等。

欧元区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来说说欧元区到底出了什么错？在我看来一共有八大原因。

首先是一般性的原因，但也很重要。1998年，欧洲有11个国家加入了欧元区，这些国家为此做出了特别的努力，因为他们要满足若干条件才能加入到欧元区。不过在加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需要调整各自的政策和行为，才能够使其在欧元区的生活确实是富有生产性的，当时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分析，导致后来在若干国家内出现了不平衡。

第二，对于很多加入欧元区的国家而言，他们的利率水平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比如意大利，过去意大利的利率比北欧国家高很多，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意大利利率一般是两位数，西班牙也一样。但是后来由于货币刺激政策，这些国家的利率反而掉到了北欧国家之后，他们在政治上也没有做好准备。

第三，在欧元区早期，所做的经济监测范围过窄。

第四，也是在经济学家看来很有意思的一个原因，我们到今天也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来测量结构性的财政赤字，所以我们没有告诉政治家们预算的情况，这有可能导致在政策方面权衡的失误。

第五，由于对数据管控不足，所以也就很难知道到底准确不准确，比如希腊很多年财政数据都是错的。

第六，金融市场的监管比较薄弱，各个国家的国内监管也比较薄弱，我们现在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第七，欧元区缺乏一个危机解决机制，这种状况一直到2011年都是如此，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很快提供危机应急救助。

最后一点，2008年至2012年发生的危机是八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所以这么严重，是因为它是两大危机的叠加：第一个危机是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欧元区也受到影响；第二个危机是欧元区自身的危机，这场危机由我刚才提到的原因造成。很不幸，这两个危机同时发生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次危机这么罕见、这么深刻、这么漫长。

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在我看来有五大教训，第一点就是各国都意识到要减少经济脆弱性，要执行改革也就是要控制国债和赤字。2008年到2010年，欧洲财政赤字达到了GDP的5%-10%，希腊在2009年达到了50%之高。这些年欧洲各国都在不断削减赤字，大家达成了一个协议，要把赤字降低到GDP的3%以下，这个速度要超过中期结构改革目标的速度。当然对于这个改革速度还有不同意见，但大家在改革方向上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这样一个赤字水平是恰当的。

从总量上来讲，欧元区的财政状态还是不错的，财政赤字总体占到GDP的2%以下，而美国、日本、英国比我们高2-3倍，所以欧元区的状况是很好的，也就是说在未来随着其他国家靠家庭就业来减少财政赤字，他们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阻力。欧盟已经提前完成了一部分家庭就业，我们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按照劳动成本来计算，2000年以来爱尔兰、希腊的经济增长比德国经济增长要高40%，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竞争力在提高，但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竞争不占优势，这也是导致他们出现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这些国家要通过内部贬值来进一步提高竞争力，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公务员的工资要削减30%以上，还有养老金也要进行削减。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讲，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也是唯一使他们在短期内提高竞争力的方式，目前他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还有一些国家靠借贷为生，这些国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并不容易，因为结构性改革涵盖方方面面，比如说劳动市场改革、养老金改革、产品改革等等。

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在结构改革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这也表明这些国家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还有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包括世界银行每年在营商环节方面有一个报告，事后的报告也显示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国家取得了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还要做很多的事情。

第二点经验教训就是要加强欧元区的治理，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欧洲区建立以后，有些人一直在批评，因为现在欧元区已经建立起了统一的货币联盟，但与此同时其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并没有完全做好，都是由各个国家制定自己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有些人说这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的回答正好相反，如果加强协调就一定能成功。我们也正在加强协调，制定更加全面、严格的制度，减少政治干预。另外我们也出台了欧洲的预算以及债务规定，而且这些规定也已经加入到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中，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也就违反了他们自己的法律规定。

当然我们也要继续保留各国议会的权利，他们是要批准本国的预算，我们每年也向每个国家提供年度国别建议，包括如何加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建议。我们也关注其他的宏观经济不平衡问题，比如说要避免竞争力过度分化，避免房地产市场泡沫等。另外，欧洲统计局现在也有权力去核实各国经济数据，过去正是由于缺乏这种权力，才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了那些虚假数据，现在欧洲统计局有了这种新权力，我们就更有信心相信成员国给我们的数据是准确的。

在政策协调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有一些理念正在讨论，还没有完全落实，比如应当设立一个欧元区财长，当然并不是说这个财长会管理各国预算，但是这个财长可以监督各个国家所做的工作，比如说可以反对一些国家的预算草案，如果这些草案违规的话，就可以拒绝这些草案。

另外，在欧元区也可以有财政能力建设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在欧元区并没有一个单独的预算来抵消这种周期性影响。在结构改革方面也要进行联合决策，也可以进一步加强民主问责性以及合法性。当然这些工作并不容易，但这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第三个教训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欧元区的银行体系。欧洲银行体系并不是特别有效，这才造成了危机。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在银行之间产生了一系列连带效应。为了减少这种连带效应，欧洲也开始研究建立一系列机构，包括银行业管理局、欧洲保险业管理局、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我们也在进一步采取金融市场改革，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此外，欧洲现在还在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业和金融业的监管，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从2008年开始，欧洲银行资本已经增长了5600亿欧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率。2014年10月，欧洲开始建立银行业联盟，并对各大欧洲银行形成单一的监控、监督体系。另外我们也有银行复苏与清算指令以及单一的清算机制、清算基金。在我们的稳定机制之中，也有直接资本结构调整工具。我们应当在金融危机开始之前就采取这个措施，但现在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第四个我们要吸取的教训就是应该有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都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但这些措施是比较有效的。欧洲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了非常多的流动性资金，利率非常低，现在利率在一些国家都已经成为负的了。另外欧元区也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今年三月份开始欧洲央行每月都将购买600亿欧元的债务，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现在的欧洲央行资本负债表比危机前要大得多。

2012年底到2013年初，量宽曾经达到顶点，欧洲央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然有一些措施也颇具争议，有人说欧洲区做得太过了，但我认为这些正是我要说的第五点经验教训。在危机开始之前，我所在的两个机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稳定机制并不存在，欧洲区的奠基人并没有想到欧元区国家无法在市场上融资，我自己也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但是欧洲面临着8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首先在2010年建立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在2012年建立了欧洲稳定机制。之所以建立这两个机构，是因为基金是临时性的，可以存在三年的时间，但金融稳定机制是一个永久机制，可以永久性存在。这两个机构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保证欧洲金融的稳定，向相关国家提供金融资助，如果这些国家无法在市场上融资，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提供融资。

当然，我们只有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贷款，这意味着成员国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政策，如果一个国家无法在市场上融资，就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必须要改正他们的经济政策。我们也要监督这些国家所做出的承诺，保证他们确实会把他们的政策变得更好，保证他们有一天可以偿还他们的贷款，可以继续创造就业机会。我们的机制必须要一直向市场出售债券，这样才能有足够的资金来提供融资成本。

我们也成为欧元区债券的最大出售方之一，在过去几年中这两个机构非常活跃，我们分别向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提供了许多贷款和帮助。这两个机构借贷总能力是7000亿欧元，大约是8千亿美元左右，我们承诺向五个项目国家提供大约2386亿欧元的帮助，已经拨付了2325亿欧元。现在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已经结束他们的项目，这三个国家不需要帮助了，他们以比较低的利率在市场上进行融资。而希腊和塞浦路斯的项目还在继续，现在塞浦路斯做的不错，他们正在采取进一步的努力，还有八九个月就可以结束他们的项目。希腊做的并不是特别好，我们正在与他们进行谈判，来拨付最后一笔资金。当然希腊必须要满足相关的条件才行，现在并没有满足这些条件。希腊也需要这笔资金来偿付贷款，现在还不清楚最后的结局将会如何。

可以看到，正是两个机构带来了一系列益处，最大的益处在于确保欧元区所有成员国都一直保留在欧元区当中，如果这两个机构没有建立起来，可能爱尔兰和葡萄牙就会离开欧元区，这是非常大的损失。这些发展表明这些国家有非常积极的增长面，因此我们向他们提供一些贷款，帮助他们留在欧元区，这是非常值得的。我们也制定了一系列项目，来帮助相关国家进行财政和结构改革。而且我们借贷的条件很优惠，增强和改善了债务的可持续性。我们扮演的是一个主权贷款中介角色，超出了欧洲央行的业务范围。

现在我来简单总结一下这五大因素。我们对于危机所做出的全面反应，第一是调整市场准入，采取相关改革，或者做出相关调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欧洲银行体系，调整货币政策，现在也建立了危机机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经验。有了这些，欧元区在今后将会比危机前运行的更加良好。刚才我所谈到的这些改革是如此之全面，一直让我有信心欧元区可以做得更好，也意味着决策者能够转到真正政策目标——经济增长和就业上来。危机管理只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候才去做，并不是真正的目标。

欧洲经济在复苏

欧元区经济出现复苏，不再需要很强有力的财政整顿，能源价格也在下降，推动了消费和投资，同时欧元汇率比较低廉，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当然还有一些政策措施在加强，比如结构改革，几乎所有欧元区成员国都在执行，特别是那些早期曾经存在问题的欧元区国家，他们正在推动有关的调整计划。也有国家正在执行欧委会和欧盟理事会所提议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去除妨碍增长的障碍，使这些国家还有整个欧洲能够进一步加强教育和培训，不管是对欧洲，还包括对来到欧洲的新移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在欧洲的增长是在加速，我们也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预计增长率将会到1.5-2个百分点，这并不是很高的增长率。但如果你看到欧盟是一个成熟工业化的经济体，就像美国一样，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期待经济增长在欧洲能够像在印度那样快，我们的生活水准已经很高了，增长也是有限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存在人口的问题，我们的人口增长处于稳定状态，经济增长也不会很高。我们把这些经济增长跟美国来比，大部分人认为美国经济增长要比欧洲高，如果我们把人口因素考虑在内，并且做出相应调整，从1999年到2008年，欧洲和美国的增长率都是1.6%，在整个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是如此，这让人感到惊讶，但如果你想一想，其实也没有那么惊讶，因为美欧是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他们的经济增长只有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才会变得非常快。这其中还包括技术进步存在时间滞后的问题，也就是说先进经济体技术进步迟早会变得均衡，不过即便欧洲走出危机，人均GDP增长将会同美国GDP增长非常相似，都不会很高，可能是1%或者2%。

至于怎么来推动经济增长，我认为要刺激投资。新一轮欧委会正在执行新的项目，建立了欧盟战略投资基金，在今后若干年内将会将3150亿欧元的投资到金融、研发和企业当中，可以预计这种投资会推动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进一步推动市场方面的改革。我们想建立一个资本市场的联盟，通过这个联盟减少对银行融资的依赖性。现在银行融资占到了整个融资的80%，只有20%是在公开市场上融资，美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融资通过市场来进行。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但不是完全照搬美国，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推动私人债务的去杠杆化，以此推动新的借贷和新的增长。

我先说到这，感谢各位听取我的汇报。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是一种全球视野下的大战略思路。这决非出于一国利益考虑的自私之念，而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天下情怀。这一构想建立在两大基点之上，一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成为连接全球资源和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是为了更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和资本，同时也更有效发挥中国业已具备的产业和资本优势，使沿途国家和中国一起走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二是对美国“重心东移”后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背向对冲，其意义在于既避免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发生损人不利己的正面对撞，又为世界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和平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一带一路”是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中国大战略选择。

“一带一路”构想一旦开始实施并最后得以实现，将横跨两大洋、影响亚非欧，并最终惠及到沿途五六十个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雄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工程。其影响的深邃久远与实现难度将成正比。这意味着做为这一构想的主要引擎和动力的中国，在整个这一历史进程中，与沿途相关国家的各种良性或非良性摩擦系数将不可避免地增大。而摩擦的好处是相关国家的接触和互动更加密切，坏处则是不适应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毫无疑问，这将考验中国和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智慧：如何化害为利？只要我们的初衷和愿望是良好且一致的，那么，任何麻烦和困境的解决都并非不可能。

显然，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到，沿途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民俗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将给“一带一路”带来难以想象的障碍，但真正自始至终影响“一带一路”顺利实现的，却是如影随形伴随这一工程始终的大国关系。

从地缘意义上讲，中国和俄罗斯，将是在“一带一路”初始阶段登场的两个主要大国。但与“一带一路”几乎全然没有地缘关系的美国，则仍将是这一阶段并将在其后的进程中不会缺席的重要角色。就此意义上可以说，这三个大国关系的走向，将决定“一带一路”的成败。

随着“一带一路”从蓝图到工程化展开，这三个国家在这个历史事件中的博弈也将随之展开。事实上，眼下还在蓝图阶段，三国博弈已经开始。我们前不久在南海看到的一幕，可以看作是这幕大剧的序曲。

但是，是不是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必然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得到，就是另一方失去，甚至以损人开始，以害己结束？

长久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在面对“赢家通吃”还是“共同崛起”的选择时，往往从早已习惯的“丛林法则”出发，采取利己主义策略，其工具就是“零和博弈”。但结果却是“一枝独秀万木枯”，战争和竞争（自由市场经济）使我们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和时间，而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大多数国家却所获甚少。

“一带一路”想要瞄准解决的，就是这个目标：推动和引领各国，走合作共赢、共同崛起之路。

推进这一进程的实现，虽然决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小国，因为丢掉一只马蹄铁就可能失去一场战争，但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能否有效实现大国关系的管理。如果每个大国都不打算只扮演麻烦制造者的角色，真诚地愿意推进这一工程，同时也从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红利的话，那就必须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对中美俄三国来说，这都是唯一对自己也对别人有利的选择。

如何进行有效的大国关系管理？其实无外乎践行“二律”。一、自律。二、他律。“自律”就是对自己的利己主义冲动和帝国霸权式冲动进行必要克制和自我约束；“他律”则是共同制定并遵守有利于“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游戏规则”。

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但实行起来却很难。特别是对历史文化不同，政治体制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国家实力不同，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不同的三个大国来说，做到这一点尤其之难。但如果中美俄三国能清醒地从两种博弈困境中走出来，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

这就是：中俄应该从“囚徒困境”式博弈中走出来，不要由于每一方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倒鹬蚌相争，徒使渔翁——第三方获利；而中美之间，任何一方都不应抱有“鲁莽式博弈”的念头，指望对方会在自己的“鲁莽”行动下，“理性”退却，做出让步，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这，才是走出“零和博弈”的最佳思维方式。

只有找到了正确的思维方式，“一带一路”才真正有实现的可能。

 

【观点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在医疗行业也同样适用”

【剖析】既然以党中央决定作为论据，那么就要全面准确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三中全会《决定》原话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注意：

第一，市场和政府作用是并列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只说前半句，不说后半句。其实这种误读在社会上早已有之。针对这种倾向，习总书记于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习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现在各地方各部门改革热情很高，但如何全面准确理解，还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比如，只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讲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讲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这些片面的理解和误读，不仅不利于引导舆论、凝聚共识，还可能导致落实过程中顾此失彼、跑偏走样。在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

第二，三中全会共部署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板块的改革。“市场决定性作用”一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但医疗改革并不是写在经济改革那部分的，而是写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部分。也就是说，从文件写法来看，“市场决定性作用”这句话根本统帅不到医改。即使是在经济领域，也要讲“两只手”，就更不用讲医疗卫生领域了。

第三，既然是以党中央的文件为依据，那么就不能只讲三中全会精神，也要讲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医改做的一系列部署。比如，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作了部署，指出要“落实政府办医责任”，“落实政府的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但这篇《八必备》却在多处违反上述提法，声称只进行监管，不需要提供服务，不需要对公立医院投入。为什么同样是中央精神，却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呢？

实际上，近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关于医改的所有决定，从来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精神。认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这种观点，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歪曲。

【观点二】普通医疗服务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是典型的私人产品，故主要应由市场提供。

【剖析】先说这句话错在哪里。

第一，普通医疗服务不是纯粹的私人品。因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和健康公平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和谐，国家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本身是再分配的手段。一个健康的人群，有利于稳定投资者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对国家、全社会、对未来都具有正外部性，不是单纯的私人消费品。

第二，一个产品是不是公共品，并不是决定是否应该由政府生产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主要标准。“公共品-私人品”的划分，是在经济学入门阶段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而进行的一个粗糙的划分。真实世界要复杂得多，既有市场提供的私人品，也有政府提供的私人品。既有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也有市场提供的公共品。要说就要说全，不能挑着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公共部门经济学》教材中，总结了政府提供私人物品的三个理由：（1）关系社会公平，如教育。（2）由市场进行购买和监管，交易成本太高。例如医疗，如果由市场竞争并购买的话，会刺激医院进行设备和技术竞争，从而引致过度医疗，政府为了应对，就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进行监督。斯蒂格利茨还举了保险的例子，私人保险的管理成本超过保险赔偿费的20%，而公共保险通常不到保险金的10%。（3）具有规模和范围效应，由政府统一提供可以进行内部交叉补贴，成本较低，比如邮政。这几个理由对医疗也都是适用的。所以不能以私人品作为市场提供的理由。

下面再展开说说，政府为什么要直接举办普通医疗服务这种“私人物品”。这实际上是“政府举办”还是“政府购买”的选择。2003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框架，基本结论是：取决于可竞争性和可测量性两个维度。可竞争性强、可测量性强的（如政府用车）完全可以交给市场，而竞争性和可测量性越差，越倾向于政府直接提供更有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医疗属于竞争性和测量性均比较低的领域，政府提供效率最高。

李玲等著《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一书中分析了政府直接举办医疗服务的原因，这里简述如下。核心的意思是：由于医疗服务高度可测量性低、非标准化、医生行为和健康产出之间的联系不确定，用俗话说就是“良心活”，干得好不好往往只有医生自己知道。对这种商品，仅仅靠外部的监管和竞争，不仅交易成本很高，而且不足以对医生产生正确激励，而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进行内部治理，可以为医生设置正确的目标和激励，避免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理由：

（1）政府通过指令性规划公立医院的方式，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

（2）公立医院采取税收的方式进行筹资，由于税收的强制性，以及其在行政管理、风险管理和购买力方面的规模效应，可以抑制医疗费用的增长，提高健康产出。

（3）政府可以对公立医院采取总额预算管理，提高宏观效率，控制医疗费用。要对医院实行总额预算管理，必须使得政府支出占医院收入的主体，同时考虑到转诊的需要，应当对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整个医院网络进行总额预算管理，而只有公立医院能够符合这样的要求。

（4）公立医院把筹资方和服务方的契约内部化，有利于激励相容，降低交易成本。医疗服务的种类繁多，且质量难于测度，当政府付费购买的时候，往往因此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不完全契约。因此，政府“买服务”，通常比“办服务”的成本要高。

（5）公立医院都隶属于政府，相互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这有利于在一个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医院网络，发挥公立医院的规模和范围效益，实现资源共享、转诊、信息传递，实现治疗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总之，公立医院在统筹医疗卫生资源、保证筹资的公平性、控制医疗费用、确保公立医疗机构的非营利性、发挥规模和范围效益、实现治疗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中有些观点在下面还要展开。

所以，仅仅用一个“私人品”的理由，远远刻画不了医疗的属性，也就得不出必须由市场提供的结论。政府举办的理由更加充分。

【观点三】“从经济学角度看，医疗行业没有特殊性，所以必然也会适用市场机制”。

【剖析】市场派营造了一种话语：好像只有相信市场的才是懂“经济学常识”的。真的是这样吗？恰恰相反。《八必备》认为经济学的唯一结论就是“市场就是好”，这是彻头彻尾的外行话。为了说明其谬误，不得不稍微做点繁琐的考证，请读者海涵。

第一，经济学讲“市场有效”是有条件的，这位专家把这些条件忽略了。

所谓“市场有效”，在经济学里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翻开当前在欧美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由三位哈佛经济学教授Mas-Colell、Whinston和Green联合撰写的教材《微观经济理论》，他们在第16章中用数页篇幅证明了“为什么市场是有效的”，但同时清晰地指出市场有效的前提条件：（1）消费者是理性的，即每个消费者能清晰地把自己的偏好排序；（2）消费者的偏好是“局部非饱和的”；（3）信息在双方是透明的；（4）不存在垄断势力；等等。而且，（5）即使满足这些条件，市场也只能解决效率问题，不能解决公平问题。

容易看出，市场有效的五个条件，医疗卫生一条都不满足。这里仅解释下第二条，所谓局部非饱和，就是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是多多益善，消费越多幸福感越高，而不存在这样一个点，这个点的满足程度比其他的点都高，这个点就称为饱和点。只有在不存在饱和点的情况下，市场竞争才是有效的，但大多数医疗服务恰恰存在饱和点，比如心脏支架，需要安2个，就不好安1个，也不好安3个，那么2个就是饱和点。当存在饱和点时，市场竞争是失效的，如果一定要引入市场，就会导致过度服务，例如支架装多了）。

MWG这本教材是经济学博士生的“圣经”，是经济学博士必读书。即使再相信市场，起码也要把这本书翻出来看看，医疗卫生是不是符合市场有效的这5个条件吧。连最基本的原理都不顾，就说“按照经济学，市场就是有效”，这是哪家的经济学呢？

第二，《卫生经济学》开篇讲的就是特殊性。

打开当前在美国最流行的Sherman Folland 和Allen C.Goodman合著的《卫生经济学》，在第一章就列举了医疗卫生的特殊性（这里仅列出标题）：

（1）风险和不确定性；

（2）第三方支付（这在经济学上相当于把两方博弈变成了三方博弈，带来包括道德风险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学过物理学，就会知道三个物体的运动问题求解比两个物体要复杂的多，经济学也是如此。当然在生活中也是这样）；

（3）信息问题。一方面是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由于医学水平限制，很多信息医生也不知道，这就决定了只靠竞争和监管是无效的，靠所谓“信息披露”的作用也有限。

（4）非营利厂商占重要地位。

（5）竞争有限，这是由于医疗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具有范围经济。比如，一个城市心脏病的发病率是确定的，只需要有限的心脏病科室即可，如果多了，要竞争就必然产生诱导需求。

（6）供给诱导需求。有许多研究证明，医生数量的增长会导致剖腹产率增加，不必要的手术增加。（请百度陈秋霖研究员的文章《供给诱导需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7）医疗卫生是“信任品”，不同于搜寻品和体验品，消费者无力搜寻最好的服务，即使接受服务之后也无法准确判断医生是不是完全努力了，也就是说具有“信则灵”的特征。

（8）医疗还是“修理品”，修过车的同志一定知道修车店是如何诱导消费者多花钱的，但是不修车的损失是有限的，人呢？

（9）医疗还是“功德品”，即患者自己是不知道需要消费的（如预防），需要强制消费。

仅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些特征是绝大部分商品所没有的。如果综合起来，没有一个行业具有所有这些特征。这不叫特殊，啥叫特殊？

第三，再看看卫生经济学的鼻祖人物是怎么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1963年发表的文章《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是现代卫生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认为医疗服务的特殊性源于其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一系列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首先，人们对医疗服务需求具有不规则性和不可预测性。其次，由于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病人在享受医疗服务之前完全没法检测这一“商品”，在与医生的“交易”关系中，信任变得尤其重要，医生应该以关注病人的福利为指南，而不能像普通商人一样，以自利为公认的准则。

因此，阿罗指出了一系列医生所应具有的，与商人不同的行为准则：（1）医生之间不应存在广告和公开的价格竞争。（2）医生提出的任何治疗建议应该与自利无关。（3）治疗需要根据病情确定，不受病人支付能力的影响。（4）医生看重的应该是正确地传达信息，而不是取悦病人。此外，阿罗主张应该由非营利医院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医疗服务偏离利润的动机，因为纯粹的现金关系是远远不够的。第（1）、（2）条本质上是对医院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否定，而（3）是将健康列为人的基本权利。

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美国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给奥巴马写信，倡议加大政府作用进行医改。

上面这些，都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最高水平的代表？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事业市场化的批判，就更加深刻了。这个读者都熟悉，就不必赘述。可见，当今世界主流的经济学，没有一派认可医疗领域可以由市场发挥主要作用。

很多人并未把市场经济当成科学，而是当成“迷信”。就像算命先生说：“信我的一定灵，不灵是你不够心诚”。他们说：“市场一定有效，没有效是因为市场化程度不够”。

认为“医疗资源也是一种资源”，所以可以用市场来配置，这是一种极端市场迷信的说法。按照这种逻辑，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资源，空气、婚姻、官职、权力，甚至人本身，也都是资源，难道这些资源也可以拿到市场上来买卖吗？这种观点，是19世纪西方进入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而对其的批评和反思也早已有之。

除了中国读者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西方最有名的批判是1943年写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一书的卡尔·波兰尼。他在这本书中考察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认为其中存在着“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范围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交换的原则侵入社会领域，对社会造成破坏，当这种破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反对市场机制的反向运动，以纠正市场失灵，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就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手段。这些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绝对不等于把人世间万事万物交给市场。历史进步的过程，正是发挥市场作用，同时又不断遏制市场失灵的过程。

在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第一，在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领域，市场是失灵的，保障和服务适宜政府办。第二，在生产要素领域，如医生人力资本市场、药品市场，市场化是有效的。医疗领域的市场职能，只能限制在医生和药品的资源配置上，医生应该拿到合意的工资水平，药品应该按照市场竞争的办法优胜劣汰。

矛盾的是，一些学者口头上高唱“市场化”，但是当国家部署新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时，他们却极力反对，岂不知药品集中采购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办法，也是所谓“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哪家便宜买哪家，低价中标。买的越多越便宜，量价挂钩，这不是标准的“市场化”做法吗？之所以要反对，是因为集中采购触动了药品流通环节的既得利益，所以即使这种办法完全符合“市场化”，也受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是真的相信市场，还是打着市场的旗号维护既得利益？

【观点四】“尽管世界各国的医疗行业有微观差异，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同性：医疗资源配置中市场越来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剖析】第一，从人类历史来看。从19世纪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和公立医院，到20世纪初主要发达国家开始举办医疗保险，到20世纪中叶之后大量国家举办公立医院，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市场越来越发挥决定性作用”真不知从何说起。

第二，文中所举英国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例子，是把失败的改革当成功的故事讲。

这位专家所举的例子是，“医院以公立为主的英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供方的改革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信息披露，扩大患者选择权，实质上就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这句话（除了最后一句）不错，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只讲了一段时间的改革，没有讲来龙去脉。英国的内部市场化改革只搞了不到10年，并且不是90年代，而是80年代撒切尔时期开始的。但是，这仅仅是整个英国改革的一个阶段，1997年布莱尔上台之后，立即废除了“内部市场改革”，而把合作、协作（Cooparation, Coordinate）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个只搞了不到十年的改革，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普遍规律”。我国一些学者阅读文献滞后，误认为90年代英国搞的“内部市场”是普遍的、永恒的规律。

（2）英国的这个改革是不成功的。改革初期，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医疗质量提高，病人自由程度增加，但不久之后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卫生服务体系出现割裂，大小医院各自为政，难以提供统一连续的卫生服务；竞争导致医院攀比设备、重复建设；三是医疗服务追求利润，过度商业化，损害患者利益。可见，这是一个失败的改革。

为什么失败？

①在理论上说，“购买服务”的思路，仍然是靠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是患者所能选择的，是由医生和医院决定的，因此，在购买服务的机制下，医疗机构的动力是通过提供服务来获取收入，这就会激励医疗机构提供高端的、昂贵的、复杂的和不必要的服务，导致过度服务；多提供治疗服务而少提供预防保健服务，导致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效率都降低。

②在实践上，由于医疗服务的复杂性和目标的多元性，靠合同的方式购买医院服务，监管的难度和成本比政府直接办服务要高得多。尤其是在我国医疗监管制度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盲目引入购买服务的方式，只会进一步刺激医院的创收动机，使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医院借助逐利，去争夺人才，购买先进物质技术装备，无节制强化竞争优势和增加医疗成本，进一步增加患者医疗费用。

③医疗卫生服务是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因为一个地区人口的发病率是基本稳定的，病人量也是有限的。在大多数地区来说，只需要一两家综合大医院，不具备竞争的条件。非要创造条件进行竞争，势必造成重复建设和医疗服务体系的割裂，影响医疗服务机构的之间的合作和资源共享。同时诱导出不需要的医疗服务，不仅增加费用，而且损害病人的健康。

英国在经历“内部市场”改制的反复后，深有体会。首相布莱尔多次谈及，他说，“是比较而不是竞争驱动效率”。他还说，“是合作而不是市场，才是最优先确保大多数人获得（医疗服务）机会和安全的最好途径”。当然，医疗系统中也是可以有竞争的。但那绝不是市场机制下的逐利竞争，而主要是在非逐利动机驱动下（如社会声誉、服务典范、道德标杆等）的竞赛，这种竞争，不是通过“购买”的利润机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政府考核和社会监督来实现的。

（3）1997年以来，英国医改的方向正是重新加强政府责任。1997到2007年，医疗支出从408亿英镑增加到870亿英镑，高级医生和执业护士人数分别增加56％和26％，是英国历史上医疗投入增加最快的时期。同时取消了把筹资和服务分开管理的办法，加强筹资职能和服务职能更好合作，规定医生必须在确定的医院工作，并且参加政府举办的三年一度的计划，而不是这篇文章所说的“医生是私人开业”。同时，英国对公立医院建立全面考核与问责制度，考核的结果与医院、医生的待遇挂钩，加强公立医院的预算管理。（关于英国改革的历程，可以阅读我的文章《新世纪以来欧洲医改的趋势》）。

（4）即使是英国改革最市场化的时期，其所实行的制度同这位专家所期望的“市场化改革”也风马牛不相及。所谓市场配置资源，是指按照价格信号、无数生产者和消费者、按照购买力配置资源。但是英国即使在最市场化的时期，对公立医院和全科医生仍然实施的是预算制，配置医疗卫生服务的标准不是价格和购买力，而是全科医生对患者的诊断，以及由NICE（国家临床质量研究院，其职责是通过广泛的咨询和对临床实践效果及其成本的深入研究，制定全国的服务质量标准，提供权威的、可信的临床质量指导原则）所确定的标准提供服务，优先为最需要的患者提供成本适宜的服务，这和“市场配置资源”没有一毛钱关系。不能因为引入了竞争就说是市场，这种竞争是公立医院内部出于健康绩效的竞争。党的组织部门选拔干部也有竞争，这就叫“市场机制”吗？

（5）不光是英国，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走过类似的弯路。比如，新西兰1993年同英国一样，把供给者和购买者分离，公立医院转制为自主的公司，四个地区医保机构作为购买者，向公立或者私立医院购买服务。但1999年工党上台后，基本完全改变了上述政策，主要理由是，内部市场带来的协商费用太高，服务提供者之间缺乏协作。2000年把购买和服务的职能整合，放在一个机构，医院成为地方卫生局的下属。从而建成一个一体化的、能够直接提供服务的机构，社区医生也被整合起来。

特别要指出：笔者曾在2006年国务院举办的医药卫生改革国际研讨会上，亲耳听到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医改委员会主席、“购买服务”机制的首创者Alan Maynard指出，英国所谓市场化改革，“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中国一定要吸取教训。

第三，同这位专家所说的恰恰相反，90年代全球的医疗市场化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90年代是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那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很多我国学者正是在这个时期学习的经济学，受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很大，误认为这个时期流行的经济学理念就是万世永恒的规律。实际上，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给欧洲带来破坏，更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体制带来了灾难。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拉丁美洲，以极端私有化市场化为特征的医疗改革。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拉美国家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提供贷款和指导等方式，推行医药卫生改革，主要内容一是削减公共卫生支出；二是把中央政府的医疗卫生责任下放给地方；三是医疗机构私有化。十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政策使医药卫生体制更加恶化，防疫覆盖面减少，登革热、疟疾和结核病的预防工作削弱，医疗体制濒临崩溃的边缘。医院私有化之后，政府没有强大的调控机构和调控能力，造成医疗费用上升和可及性、公平性下降。随着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日益显现，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十几个国家执政多年的传统政党下台，新的政党上台后，普遍都加强政府投入，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还增加了公立医院。

整个欧洲国家1990年代经历了短暂的市场导向改革，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公立医院的自主化经营，但1990年代末就开始反思，调整改革方向，2002年一本题为《Regulating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in the European Healthcare System》的著作回顾了这一过程。

第四，欧洲国家纠正过度市场化的主要做法是：（1）指导思想由“分权、竞争”转为“合作、和谐”；（2）整合化：加强提供方和购买方的协调，甚至整合；（3）医院管理由分散走向集中，加强了监管和规划。英国（1997年开始）布莱尔政府在卫生服务领域采取明确的反自由化措施。促进服务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合作，建立高度整合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新西兰（2000年开始）劳工党政府恢复了卫生服务供方和需方都由一个机构来负责的制度；自主管理的医院被重新纳入地区卫生部门管理；荷兰（1995年开始）废止德克提案的执行，转向集中的管制和规划。到2012年，英国体系仍然是发达国家中公平性和绩效最高的体系之一。

笔者学习研究医改十多年来，也参加过一些中外医改研讨会，在这些会议上，很难听到严肃的学者用“发挥市场的作用”这种话来讲医疗体制。当一些中国学者向他们提出“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时，他们往往会露出惊愕的表情。如果我们再看看近年来主要国家的医改指导思想，根本找不到“市场作用”这一类的话，不知道“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同性”这话从何说起。希望要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历史经验，起码把视野扩展扩展，不能只看最近一二十年就得出“国际趋势”，也不要只看人家做了什么，还要看做得效果怎么样。

【观点五】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是一种制度，而无需直接投资设立医疗机构。

【剖析】这个问题也是“办服务”还是“买服务”的问题，《八必备》认为，政府只要补需方、办保险就够了，由保险购买服务。排除这个观点带有的部门利益，我们下面从国际经验上来看看，是不是真像这位专家说的那样，“大部分国家都是补需方”。

第一，如果补需方有效的话，历史上就不会出现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制度，是人类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经过对不同制度的反复探索、比较而选择的。公立医院的起源，主要有三种：

（1）苏联、英国等国家，政府在战后主导建立公立医院体系，以在短时期内动员大量资源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

（2）泰国、巴西等国家，由于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无法有效地控制成本和保障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性，转而实行国家医疗服务制度，举办公立医院；

（3）美国等以非公立医院为主的国家，政府通常也举办一定数量的公立医院，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的。

可见，公立医院制度正是因为只靠保险解决不了问题，才产生的。

第二，从宏观绩效上看，目前研究的主流结论是，社会保险模式的费用比公立医院模式更高，但是对提高健康水平没有显著作用。

这里介绍几个研究。

1998年，商业保险比重较大的美国和瑞士，医疗总费用占GDP分别为14%和10.2%；德国和法国这两个以社会医疗保险筹资为主的国家，医疗总费用分别占GDP的10.6%和9.6%，而主要通过税收筹资和举办公立医院的国家，如英国，医疗总费用占GDP的6.9%。而且或者医疗费用增长较其他方式筹资的速度低（Anderson, Hurst et al. 2000，另见下图，英国的成本最低）。

Mosca(2007)分析了20个OECD国家在1990-2000年期间发现，全民医疗保险模式的国家的人均卫生总费用比全民医疗服务模式的国家更高。

Albrecht, Neyt等(2005)对20个OECD国家在1980-2000年期间数据的研究发现，采用公立医院模式国家的人均医疗卫生公共支出比采用保险模式的国家更低。

Wagstaff and Moreno-Serra (2007)研究了中欧、东欧和中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医疗卫生保障模式从免费医疗转变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效果，结论是：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增加了国民医疗卫生支出，提高了医院的业务活动率，但并没有取得更好的医疗结果。

Wagstaff (2009)评价了1960年-2006年间，OECD国家从税收筹资体制转变为社会医疗保险筹资体制的改革的效果，包括对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可避免死亡率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在社会医疗保险体制下，人均医疗支出增加了3－4％，但是对可避免死亡率的降低并无显著影响。

第三，解释一下为什么政府直接办服务有利于控制成本。

（1）有利于减少保险模式带来的交易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种类繁多，且质量难于测度，当政府付费购买的时候往往因此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增加运行成本：包括①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谈判，如果选择性地和医疗服务机构订立合同则成本更高；②收集每个患者治疗的信息，以便购买所需要的服务，并防止患者的道德风险；③合同执行过程中为防止医疗服务机构的机会主义的行为而增加监督和管理；④医疗服务中的欺诈行为等导致的浪费(Marini and Street 2007; Bentley, Effros et al. 2008; Wagstaff 2009)。

有研究认为，从公立医院模式转变为保险模式后，由于原来固定拨款的方式转变为拨款跟着患者走，交易成本增加了40-60%(Marini and Street 2007)。而且，在保险模式下，医疗卫生体系的利益相关者更多，并都能对医疗卫生体系产生影响(Mosca 2007)，这进一步增加了医疗卫生体系的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当市场的交易费用过于高昂的时候，企业的明智做法就是将该环节纳入到企业的生产环节之内，以节省成本。

（2）政府公权力的介入有能力直接对成本进行控制。控制卫生总费用有两种办法：供方激励和需求方激励。在公立医院体制下，整个卫生部门的预算是由政府过程决定的，是预算硬约束。造成对比的是，例如澳大利亚等存在广泛的商业保险和个人共付，很难控制住医疗总费用，我国目前也是这样。

（3）政府举办公立医院更有利于落实守门人制度。在OECD国家中，实行公立医院模式的国家除了个别之外都实行了守门人制度，而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只有荷兰一家有守门人制度。其他一些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国家也曾尝试过，但都以失败告终(Wagstaff 2009)。这是因为，在保险模式下，钱跟着患者走，实行守门人制度难度更大，我国目前就是这样。

第四，“公立医院导致排队”是一种误解

实行免费医疗，所谓的“排队”，是按照病情轻重缓急来配置医疗资源。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主要是抑制不必要的奢侈服务，而在预防保健、初级医疗、急救等社会效益高、经济效益低的服务项目上，比其它模式的国家投入更多。

不信？请看下表：英国、新西兰等公立医院体制的国家，看医生的等候时间比其他实行保险模式的国家（包括这位专家推崇的德国、美国）都要短。

 

第五，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有利于患者平滑消费，预防为主，防止小病拖成大病。

公立医院模式下，医疗费用实行全国的总额控制，政府有能力，也有动力将资源配置到预防性卫生服务，能更加有效的将资金投入公共卫生和社区医疗（WHO，2008）。

介绍一个研究。下图显示的是一些国家分年龄的医疗费用，由此可见：

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实行公立医院的国家，年轻人和老年人医疗消费比较平均，而实行保险模式的国家，老年人的费用相对年轻人要高得多。这就是由于公立医院的普遍服务有利于预防为主，防止小病拖大，大病拖老。极端的就是美国那样，都等到65岁有保险时再看病，社会成本就高得多。

在保险模式下，“供给诱导”和“保险诱导”等机制推高了医疗卫生费用，这也是美国老龄人口医疗费用急剧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研究发现高新技术的采用伴随着老年医疗照顾计划的推行，美国1950年至1990年之间医疗费用的上涨有40%是由于老年医疗照顾计划的推行导致的(Finkelstein 2007)。

这表明，在预防为主和控制费用方面，公立医院制度好于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又好于商业保险。

第六，这位专家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有偏差的。

《八必备》一文说：“世界上这些国家的供方，多数是非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举的是德国、台湾、日本、美国四个国家（地区）的例子。但是在这里又玩了“真话不全说”的把戏：

（1）同德国发展水平接近的英国和法国两个大国被他故意忽略了，而英国公立医院接近全覆盖，法国约70%，并且法国的医疗卫生综合绩效是2010年排名最高的。

（2）台湾公立医院私有化之后带来费用飞涨。台湾目前是以非公立医院为主——但这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的趋势，当时台湾当局在资本的游说下，取消了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转而支持资本财团举办私立医院，带来的结果是：医疗卫生费用快速上升，1980～1994年间，台湾人均医疗费开支年增15.7%，高于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1%的年增长率。家庭医疗支出占家庭消费的比例从1980年的4%上升到2000年的14.6%（大陆目前为8%）。执行同样政策的还有韩国，结果是韩国的医疗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5年为2.8%，1986年为4.3%、1991年为7.1%。日本也立法禁止举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

只告诉我们其他国家做了什么，但是没告诉我们这样做带来了好的后果还是坏的后果，这种写作技巧在《八必备》一文中反复出现。这位专家相信“买服务”比“办服务”好，这在本质上仍然是市场万能论。它有一个潜在的假设，那就是一切购买契约的执行都是有效的、没有成本的。但这在现实中不成立，特别是在医疗领域，通过外部监管和购买的交易成本非常高。

第七，“市场派”在对待政府办保险和办服务的问题上自相矛盾。

实际上当前自称所谓市场派的专家的观点有一个自我矛盾的地方。如果真的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医疗卫生没有特殊性”，那么他们为什么支持政府举办社会保险呢？他们支持政府举办社会保险，但又不支持政府举办公立医院，这是矛盾的，如果真的是相信市场的话，那么政府连保险都不需要举办。因为吃饭没有吃饭保险，穿衣服没有穿衣服保险，为什么医疗要有医疗保险呢？这样自相矛盾，真正的目的是，政府只出钱就好了，让医院和药厂拼命挣钱。这种模式可以叫做“政府买单的市场化”，其结果就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而私立医院和药品企业利用自然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走向美国模式的道路。

从上面可得结论：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是既有利于公平，又有利于效率的事，是理直气壮的事。“无需直接投资设立医疗机构”的结论不成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在中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侵略过程中，那些推行扩张主义的强国对一个古文明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戏剧性的是，这个文明起初对近代国家的利益制度不屑一顾，将其视为一种低级的东西。

21世纪中国“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即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为寻求两者的融合经历了剧烈的震荡。

毛泽东的秩序概念

1911年，清帝国终于寿终正寝。1912年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致使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军阀混战。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力量得到加强，中央既要保留传统，又想跟上现代的步伐，尽力加入风云变幻的国际体系。然而就在此时，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更是对华中和华东的大片地区发动了侵略。国民党政府因此无暇站稳脚跟，共产党的革命得到了喘息之机。虽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和其他同盟国一起成了战胜国，但是他随即陷入内战和革命动荡中，一切关系和传统在动乱中都受到了挑战和破坏。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对这一口号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奉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带领中国不断自我净化，加强力量，并着手推翻关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原有观念。曾经一度，所有类型的制度都成了他的矛头所向，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对共产党世界的领导，还是中国历史的遗产。艺术和纪念碑、节日和传统、用语和服装都受到了各种形式的限制，因为这一切被认为造成了中国的政懈兵弛，面对外国侵略者只能被动挨打。

毛泽东的秩序概念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思想，他称其为“天下大同”。按照这一概念，强调和谐的传统儒家文化必须摧毁，在这个废墟上将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他宣称，每一波革命的努力都预示了下一波的到来。毛泽东认为，革命的进程必须加速，以防革命者骄傲懈怠。“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最终要取得一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形式，有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其傲人的成就服人。中国将凭借其特有的、又是革命的道德权威再次君临“天下”。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虽然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因其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夷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毛泽东语惊四座，他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将依靠其众多的人口和坚韧的文化成为最终胜利者，他的话也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想震慑拥有巨大核武器的国家，但他确实想让世界相信他对核战争能够从容以对。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经过多年战斗洗礼的人民共和国最终将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的同时，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和耻辱的元凶。他采用了超然的治理方式，又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的治国之道恰好体现了革命者的困境。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阻力不一定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习俗的惯性使然。毛泽东这位革命先知总是企图超越凡人限制，只争朝夕地实现他的目标，采用一切手段来实现他的愿望。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来推动中国飞速实现工业化。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场长达十年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被发到农村。为实现毛泽东的目标，几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被用来在一生的时间内实现此前需要一个较长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国家目标。

一旦革命者的成就被认为事属必然，为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付出代价就被看作不可避免，革命者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中国今天的一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现在他们说，那时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予他们力量，使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因而使他们能够坚强地担负起领导又一个巨变时期的艰巨任务。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以前苦难的年轻人，似乎也接受毛泽东是统一了中国、维护了中国尊严的伟大人物。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只有4位大使，这是毛泽东自己的选择。他和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认识到，就连中国人民经受了几千年考验的忍受力都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消磨殆尽。1969年，苏联似乎蠢蠢欲动，要对中国发动攻击。毛泽东的反应正如他的风格，出人意料地来了个急转弯，他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无法无天的行为，派军队取代了“红卫兵”，大批红卫兵到农村参加劳动。

毛泽东认为，和美国修好将使中国不再孤立，将给其他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提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

无论革命多么波澜壮阔，其成果都需要巩固，最终要从激昂的热情转为可持久的状态。这就是邓小平所起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复出。

中国向参与和影响全球事务演变

他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实现他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潜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加速这一令人吃惊的变化——尽管不一定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中国加入了国际组织，接受了世界秩序确立的规则。

中国没有忘记，当初他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接受的待遇与它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则游戏”和“责任”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领导人会本能地认为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他们坚信，中国早晚会采取行动将这一期望付诸实施。

在等待时机来临的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每一个国际论坛都积极寻求中国的意见和支持。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声望，例如主办奥运会、国家主席亲临联合国发表讲话，与世界大国进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等等。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它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同时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中的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则从未和这样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其相似、但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迥然不同的国家作为相处和交往的对手。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侧重于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强敌的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和深入的理解。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会导致两国的竞争，还将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已是革命以来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领导人都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对中国所面临的深刻洞察力。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机构制度连根拔起，即使是在胜利之初，共产党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那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机构在中国官僚倾向的影响下停滞僵化。邓小平明白，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世贸体系中的正式一员。中国巧妙地抚平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泛滥成灾的贪腐，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

放远眼光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15个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例子中，有10个导致了战争。

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中美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为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次等国家的地位。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它周边地区实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是在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

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道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

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

中国过去和朝鲜的渊源留下了复杂的经验教训。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朝鲜战争象征着中国决心结束“世纪的屈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但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卷入他无法控制其起源，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长期后果的战争。所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缩小其核计划。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御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但对均势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国际合作来加强。

秩序永远需要平衡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布什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胡锦涛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均势，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步骤。

仅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人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均势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定义，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定义。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均势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

均势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这种结合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

 (编辑  季节)

 

 

*本文摘编自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一书，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

 

Keynote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Your Excellencies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angri-La Dialogue (SLD) and to Singapore.

This is a significant year for Singapore. 2015 marks Singapore's 50th anniversary as a nation. When we separated from Malaysia in 1965, it w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orld an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ingapore.

This is also the 14th year of the Shangri-La Dialogue. The first Dialogue was held in 2002, not long after 9/11. So this year is a good time for us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take a longer-term look at what has changed over the past 50 years and since the SLD began.

Balance of Power

In every Shangri-La Dialogue, three issues are always on the agenda: the balance of powe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errorism. And I propose to speak about these three subjects tonight, beginning with the balance of power.

50 years ago, in 1965, it was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The two major camps in the world, led by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defined the global strategic landscape. There were non-aligned countries, like India and Indonesia, but these two main opposing camps faced off against each other. In Asia, the conflict manifested itself in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frozen conflict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a was not a major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or the world. It was a poor, backward country. Its foreign trade was negligible. China would soon be engulf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urn completely inwards. Many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aw China as a security threat, because it supported insurgent communist movements in their countries that sought to overthrow governments by armed force.

Japan was an important partner of the US, with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Japan was not an independent player in security terms, because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However, it was a major economic power, enjoying rapid growth from the 1960s all the way into the 1980s. Its dynamic economy energised the whole region, and especially helped the "flying geese" of Newly Industrialised Economies (NIEs) - South Korea,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 to also take flight and take off.

Today, it is a different strategic landscape. The Cold War is long over. The Soviet Union has dissolved. Russia continue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region, but its focus is Europe and its "Near Abroad", which means Central Asia/Eurasia. And in Asia, the key players are the US and China.

The US remains the dominant Pacific power. The Pacific Command and the US 7th Fleet are a powerful force in being, and a key factor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merica's core interest in Asia has not changed, and that is, a stable region that is open to do business with all countries, and a regional order that enables all major powers to engage constructively in Asia. The US has played a benign role in Asia since the War. Its presence is welcomed by the many regional countries which have benefited from it, including Singapore.

U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have grown with the growing weight of Asi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US has many preoccupations worldwide, not least Iran, the Middle East, Europe, Ukraine. But President Obama has reaffirmed that America is and always will be a Pacific Power, a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articulated a strategic "rebalance" towards Asia. Recently, US Defence Secretary Ashton Carter reaffirmed this, just before he visited Japan and Korea. And he's here to affirm this by his presence this evening.

But the strategic balance in Asia is shifting. China has become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t is now the largest or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nearly every country in the Asia-Pacific - South Korea, Japan, Australia, including Singapore, and even the US. China's interdependence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has grown, whether for resources, markets, technology, or investments. So has its interest in mak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outcomes, and so has its skill in doing so.

Meanwhile, China is building up and modernising its armed force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declared that China will be a maritime power. Already it has one aircraft carrier and is building a second. Last week China concluded its first-ever joint naval exercise with the Russians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So far China's rise has been peaceful, within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key to this peaceful rise continuing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US-Soviet relationship of old. It is not a zero-sum game. There are elements of competition, but many interdependenci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mutual benefit. China is America's second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 the biggest is Canada - and it is America's largest foreign creditor, it owns lots of US treasury, securities. America is a source of technology and ideas for China. Many, many, promising young Chinese study in the US, one-quarter of a million of them, including many children of the elite. Each needs the other's cooperation to tackle global problems, whether it is nuclear proliferation or global warming.

All Asian countries hope that US-China relations will be positive. No country wants to choose sides between US or China. We are glad that successive US Administrations and successive Chinese leaderships have engaged, worked together and managed the problems that have come up between them, despite nationalistic pressures on both sides and inevitable tensions from time to time.

So when the US and China both say that the broad Pacific Ocean is "vast enough" to embrace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read that as a good sign. Provided by "vast enough" they mean that there is space all over the Asia-Pacific for both powers to participate and to compete peacefully, and to work out problems constructively, without raising tensions, and provided they do not mean "vast enough" to divide up the Pacific Ocean between the two, each with its own sphere of influence, circumscribing options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increasing the risk of rivalry and conflict between two power blocs.

Realistically speaking, however, competition between major powers is unavoidable. The question is what form this competition will take.

One model of competition is where major powers strengthen their influence within a se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We see that in how China is actively deepening cooperation and making friends all over Asia, through the 2+7 cooperation framework which they've designed with ASEAN, the One Road One Belt,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s, which they're promoting with all of their names, land as well as sea.

One of China's major projects i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Clearly, the AIIB will enhanc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world, but it also meets a real and urgent need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capital in the region. And it is a way China can participate constructively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ies, partners in AIIB. And this is similar to how the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influence the IMF and World Bank, and Japan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It's legitimate, it's constructive and that is why Singapore gave its support very early to the AIIB idea, and why many countries have since welcomed it and joined as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bers (PFMs), not only Asian countries, but also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Australia and others.

Similarly, the US is giving substance to its rebalancing towards Asia by increasing engagement. And one major initiative i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President Obama has personally pushed the TPP hard with the negotiating partners. Every time we meet him for APEC meetings, he has a side meeting and we discuss the TPP. The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obtain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 from Congress, before we can settle this because without TPA no country will close their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e US. A TPA Bill has passed the Senate, and is now before the House. Obtaining congressional approval for trade negotiating authority is always a messy and mysterious process. All the TPP partners are watching this closely, and we are praying that Congress passes the TPA legislation, in a satisfactory form and in good time.

I hope the American legislator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realise how big the stakes are in the TPP, not just for Asia but for the US too. Because whatever the merits or demerits of individual line items of trade covered in the TPP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has a wider strategic significance. Getting the TPP done will deepen links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Failing to get the TPP done will hurt the credibility and standing of the US not just in Asia, but worldwide.

And there is clearly a competitive dynamic here. It is an open secret that the US had reservations about the AIIB and discouraged its friends from participating. And on the TPP, some observers believe that the rules are being crafted to raise the hurdle for China to join. I am quite sure that is not the thinking of all TPP members, although China as a matter of fact, is not yet ready to join the TPP yet. Speaking as an Asian country and a participant in both the AIIB and TPP, Singapore hopes that eventually China will join the TPP, and the US and Japan will join the AIIB. That's one model of cooperation.

But there is another model for competition, where win-win arrangements are harder to reach, and unhappy outcomes tougher to avoid. Take the maritime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 These disputes have heated up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daily buzzing of ships and aircraft around the Senkaku/Diaoyudao islands, and the testing of boundaries by China and Jap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laimant states are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in the disputed areas, drilling for oil and gas, reclaiming land, setting up outposts, and reinforcing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Actions provoke reactions. The US is responding to Chinese activities with increased over-flights and sailings near the disputed territories, to signal that it will not accept unilateral assertions of sovereign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ach country feels compelled to react to what others have done,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own interests.

Non-claimant countries cannot take sides on the merits of the rival claims. But they do have a stake in the maritime disputes, and in particular a stake in how they are handled because every Asian country stands to lose if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re threatened. Major sea and air lines of communications pas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Every state whose trade passe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or whose ships and aircraft use the South China Sea, every such state has an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This includes Singapore, for whom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vital life line.

No country can renounce its claims, or sometimes can even concede that a dispute exists over its claim, without paying a high political cost. But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difficulty is that all sides harden their positions, and disputes become more difficult to disentangle. So these maritime disputes are most unlikely to be solved anytime soon. And most likely, will outlive the Shangri-La dialogue. But they can and they should be managed and contained. If the present dynamic continues, it must lead to more tensions and bad outcomes.

China and ASEAN should conclude a Code of Conduc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break the vicious cycle and not let the disputes sour the broader relationship. If all parties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UN Convention on Law of the Sea (UNCLOS), that is the best outcome. On the other hand, if a physical clash occurs, which escalates into wider tension or conflict, either by design or more likely by accident, that would be very bad. But even if we avoid a physical clash, if the outcome is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might is right, that will set a very bad precedent. It may not immediately lead to a hot conflict, but it will be an unhappier and less sustainable position. Because in the long run, a stable regional order cannot be maintained by just by superior force. It requires consent and legiti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gether with a balance of power.

So far, I have spoken about the US and China. But other countries, too, play a role in the regional power balance.

This year i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WII. The War continues to cast a shadow ov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old adversaries, and in particular between Japan and its neighbours, Korea and China. After 70 years, it is past the time to put this history behind us properly, just like the Europeans have done. This requires statesmanship and largeness of spirit on both sides.

Japan needs to acknowledge past wrongs, and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needs to be more forthright in rejecting the more outrageous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by right-wing academics and politicians. Japan has already expressed remorse or apologies for the war in general terms, including by Prime Minister Murayama 20 years ago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But on specific issues like comfort women and the Nanjing Massacre, its positions have been less unequivocal.

At the same time, Japan's neighbours need to accept Japan's acknowledgements, and not demand that Japan apologise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history of the war should not be used to put Japan on the defensive, or to perpetuate enmities into future generations. Only with largeness of heart can all sides move forward to reduce distrust and build up cooperation.

Such a reconciliation will also help Japan to become a normal country as it wishes to be. The controversy over history hinders Prime Minister Abe's desire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Asia. Japan has not joined the AIIB, but recently announced a US$110 billion plan for public-private assistance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sia. Mos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ant Japan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but they do not want to get embroiled in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y will welcome a resolution of the war issues, as they themselves have don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Japan.

There is also India, which is emerging as a major player in Asia. India can make a big contribution if it opens up its economy, encourage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s, and participates actively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hrough the East Asia Summit (EAS) or through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which it is party to. The Modi government has set a new tone in India, and the region looks forward to deepen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India.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second regular issue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i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50 years ago, nobody thought in these terms. Decolonisation was just ending. New countries had very recently been formed - includ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 Most countries' links externally were not within the region, but to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particularly to their former colonial masters, the metropolitan powers. Cooperation was on security issues, along Cold War lines. The Korean peninsula was on the verge of war, with North Korea building secret tunnels into the DMZ as their strategic weap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China and Taiwan were in a state of war, with artillery shelling on alternate days by each side between Kinmen and the mainland. In Southeast Asia the Vietnam War was heating up, and Indonesia was waging Konfrontasi - a low intensity conflict - against Malaysia. ASEAN had not been formed, indeed could hardly have been conceived, since Indochina was in turmoil, and Malaysia, Indonesia and Philippines were at odds with one another.

Today,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still a problem. But, cross-straits tensions have eased considerably. China has become Taiwan'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ne million Taiwanese live and work in China on the mainland. But Taiwan still has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its identity and its long-term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e stabilising factor is that everyone now knows that Taiwan independence is out of the question and that rules out unwise moves and unpredictable outcomes.

Intra-regional trade has grown. A lot of this is trade with China, but in fact, trade between North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has also grown. Over the last decade thus, ASEAN-Japan trade has doubled, while ASEAN-Korea trade has increased five times. So the region is coming closer together and in Southeast Asia, former adversaries have come together in ASEAN, to deepen relationships and fost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SEAN celebrates its 48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We have a broad and substantive agenda of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We have a good track record of working together: pursuing win-win opportunities and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establishing the ASEAN Community by December this year, and dealing with problems that affect the region, like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or natural disasters like typhoons or tsunamis.

The most recent humanitarian crisis is the human trafficking of Rohingyas and Bangladeshis, resulting in thousands putting out to sea, suffering and dying, both from the terrible conditions but also through the ill treatment by their traffickers, in fact sometimes, their kidnappers. This has put huge stress on downstream countries Thailand, Malaysia and Indonesia. The solution requires a response at the source and not just at sea. It also requires countries to act decisively against the traffickers, and put a stop to this organized racket.

In the broader region, ASEAN has taken the lead to progressively build a framework of cooperation, engaging South Asia and East As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nd the wider Asia-Pacific. One important platform is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now in its 21st year, which promotes open dialogue o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It has fostered more predictable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even adversaries. The more recent forum, the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ADMM-Plus) allows the defence establishments of member countries to cooperate on defence and security matters, and to build mutual trust and confidence.

The East Asia Summit (EAS), now in its 10th year, is also an ASEAN initiative. It fosters an open regional architecture, because its membership includes not just East Asian countries but also Ind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with this broader membership, the EAS ties the two sides of the Pacific together and reduces the risk of an East Asian bloc forming, which might split the Pacific down the middle.

While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progressed, we have to keep working at it, because progress will not continue automatically. There are still frictions between countries to manage, and countries have other priorities than regional cooperation. Some are responding to strong nationalist sentiments, putting self-sufficiency ahead of regional interdependence. Others are preoccupied with major domes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s or transitions, making it hard for their governments to focus on regional initiatives. We have our work cut out for us to cooperate more closely year by year.

Terrorism

The third regular issue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is terrorism. Terrorism is not an entirely new phenomenon that burst on the world only after 9/11. Fifty years ago, there were already terrorist groups in many stable societies, including advanced countries. In Europe, there were extremists like  the BaaderMeinhof Group. In the US, there were anarchist terrorists. Small numbers but they existed and they were violent. Japan had the Japanese Red Army. Singapore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m. In 1974, members of the Japanese Red Army and 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PFLP) attacked the Shell oil refinery on Pulau Bukom island, then held a ferry boat and its crew hostage, and bargained for safe passage out of Singapore. These groups were politically motivated, not religiously driven, and have largely faded away.

Now we are confronted with jihadi terrorism, religiously driven by a perverted version of Islam. When we first started the Shangri-La Dialogue, 9/11 had just happened. Countries worried about further major attacks by jihadi groups like Al Qaeda. Fortunately, there have been no further spectacular attacks like 9/11,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jor incidents like the Bali bombing, and the London and Madrid train bombings, and more near-misses. For the fact that it hasn't been worse, we have to credit effective actions and cooperation by many Governments. But the problem will be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Osama bin Laden has been killed, but Al Qaeda still exists, albeit in a weakened state. In many societies we are finding home-grown terrorists, self-radicalized individuals who can mount attacks with minimal resources.

The latest virulent incarnation of the jihadi threat is ISIS. By skillfully exploiting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ISIS has attracted malcontents and misfits, misguided souls and nave youth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More than 20,000 people have gone to Iraq and Syria from Europe, US, from Asia, from Australia to fight. For what?

But they are there and one day when they return home, they will bring the radical ideology, combat experience, and terrorist networks and the technical know-how with them. ISIS supporters have carried out lone-wolf attacks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cluding Canada, US, Australia and France so far. Just two weeks ago, ISIS leader Abu Bakar al-Baghdadi, the ISIS leader, repeated his call for Muslims world-wide to either hijrah (to migrate) to the Islamic State or wage violent war for ISIS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Southeast Asia is a key recruitment centre for ISIS. More than 500 Indonesians have joined this terrorist group. Dozens have gone from Malaysia. ISIS has so many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fighters that they form them into a unit by themselves - the Katibah Nusantara (Malay Archipelago Combat Unit). Recently ISIS posted a propaganda and recruitment video. It showed Malay-speaking children training with weapons in ISIS-held territory. Two Malaysians, including a 20 year old, were identified in another ISIS video of a beheading of a Syrian man. The Malaysian police have arrested more people who were planning to go, including armed forces personnel, plus groups which were plotting attacks in Malaysia. And these individuals were going to Syria and Iraq not just to fight, but to bring their families there, hijrah there, including young children, to live in what they imagine, delusionally, is an ideal Islamic state under a caliph of the faithful.

Several radical groups in this region have pledged allegiance to ISIS. Some have links with the Jemaah Islamiyah group, the group whose Singapore chapter had planned to set off truck bombs in Singapore, soon after 9/11. Last year the Jemaah Islamiyah's spiritual leader, Abu Bakar Bashir, pledged allegiance to ISIS posing for photographs surrounded by followers in white Arab robes. He was in a jail in Indonesia, but he was able to pledge allegiance and take a group photograph and have it published around the world. Several hundred fellow terrorists presently in jail in Indonesia are due to be released in the next two years.

ISIS has said it intends to establish a wilayat in Southeast Asia. A wilayat is a province under ISIS' caliphate. The idea that ISIS can turn Southeast Asia into a wilayat, into a province of a worldwide caliphate controlled by ISIS is a grandiose, pie-in-the-sky idea. But it is not so far-fetched that ISIS could establish a base somewhere in the region, in a geographical area under its physical control like in Syria and Iraq, to have territory in Southeast Asia, somewhere far from the centre of power of state governments, somewhere where the government writs do not run. And there are quite a few such places in Southeast Asia. If ISIS did that, it would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whole of Southeast Asia.

Even in Singapore, where we have a peaceful, well-integrated Muslim population, some individuals have been led astray. A few have gone to join ISIS and others have been intercepted and detained before they could leave. Recently we arrested a 17 year old student, and we detained another 19 year old student who had been radicalized. The 19 year old was planning to join ISIS in Syria, and if he was unable to leave Singapore he intended to assassinate government leaders here,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and for good measure, the prime minister.

This is why Singapore takes terrorism, and in particular ISIS, very, very seriously. The threat is no longer over there; it is over here. We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ISIS, and contributing a KC-135 tanker to the operation. In fact the tanker's deployment to the Middle East starts today.

The Next 50 Years

I have described how our region has changed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50 years ago, had we known that we would be in this position today, we would have been more than satisfied. Asia is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We have successfully navigated a major transition out of the Cold War.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s taking shape, not without problems but basically stable.

50 years from now, I doubt the scourge of extremist terrorism will have entirely disappeared. After half a century the jihadist ideology will surely have visibly failed, or at least weakened its hold on the imaginations of troubled souls. But remember that Soviet Communism, which was another historical dead end, took 70 years to collapse, and that was a non-religious ideology. So these things take a long time.

On the broader issues, my optimistic hope is that a stable regional balance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SEAN should be an effective and relevant actor. The Indochinese countries should have narrowed the development gap, and the grouping should have become more cohesive and more closely integrated.

I expect that the US, China and Japan will remain major powers, and India will play an increasing role in the region. I hop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n open global system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ertainly I hope there will be free trade in the Asia-Pacific instead of the current alphabet soup of trading arrangements. It should not be a world where might is right, where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will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It should be a world where legitimacy an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are the international norm, and every country, big and small, can compete peacefully for a chance to prosper.

There is no roadmap to such a happy scenario. The future is not a straight line projection of the past. But if we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be consumed by short-term issues, keep our focus on longer-term shared interests, and continue striving for a peaceful, open and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n step-by-step we will build confidence and trust, and maximise our chances that the next 50 years will be stable, prosperous, and an upward path.

Thank you very much.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 May 29, 2015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Encourages U.S. Role in Asia Lee Hsien Loong says U.S. forces ‘a key factor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Singaporean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made the case for a sustaine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on Friday, saying American forces were “a key factor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With tensions rising in Asia over Chinese efforts to build a series of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r. Lee said the U.S. plays a “benign role” in Asia, and only involved itself in regional affairs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Asia-Pacific stability.

His words, at the opening of an annual security summit in Singapore, amounted to a small public relations victory for the U.S. at a time when Beijing is seeking to cast Washington as a divisive force in the region. Although Singapore has long maintained close ties with Washington, like many countries in the area it also relies heavily on commercial ties to China, and generally seeks to avoid taking sides in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larger powers.

Mr. Lee’s speech opened the Shangri-La Dialogue, which is attended by senior military officials from across the U.S. and Asia, including China. The event has taken on more importance than usual because of the deepening disput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which are in areas also claimed b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that want to see an expanded U.S. military presence.

China criticized “external countries…busy meddling in South China Sea affairs”—an apparent reference to the U.S.—in a newly-released white paper, and has warned rival claimants against “provocative actions” in waters which China claims as sovereign territory.

The U.S. has said it will stand up for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S. Defense Secretary Ash Carter said in Hawaii earlier this wee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y, sail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as we do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would defy any Chinese orders to stay out of certain areas of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On Friday, U.S. officials revealed that American surveillance had discovered artillery on one of the islands which China is constructing, further raising the stakes at this weekend’s summit. Mr. Carter addresses the Shangri-La Dialogue on Saturday. Although he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aking a tough line toward China’s island-building, Washington also faces limits in what it can do to slow China’s expansion. Much of its military is committed to the Middle East, and any further ramp-up of military assets in Asia could risk triggering a more serious confrontation with Beijing.

Singapore has permitted the U.S. Navy to station littoral combat ships there. Four U.S. Navy ships will be deployed to Singapore on a rotational basis by the end of 2017, Navy officials announced earlier this year.

Reflecting on Singapore’s extraordinary development in its 50th year since independence, Mr. Lee again credi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military. “We’ve benefited from a benign region, from the American presence in Asia,” he said.

But he refrained from directly criticizing China’s activities. “So far China’s rise has been peaceful,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Mr. Lee said. “The key to this peaceful rise continuing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Still, Mr. Lee expressed concern that “South China Sea claimant states are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including “reclaiming land, and setting up outposts.” He said the region’s smaller states were wary of the growing rivalry between the Asia-Pacific’s two biggest powers. “No country wants to choose sid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e said.

He urged China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four of whose 10 members,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claim par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to negotiate a code of conduct governing behavior in disputed area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help defuse the region’s rising tensions. However, efforts to negotiate such a code over several past years have largely gone nowhere.

 

复苏还是僵滞，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经济究竟复苏了吗？金融危机最凶猛的浪潮过去后，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或许都在寻求答案。

主张美国经济已复苏的声音，在中国一度颇为流行，却不时遭遇尴尬：2012年美国四季度GDP环比萎缩0.1%；2014年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负增长1%（有极寒天气的影响）；至于消费、制造业等具体项目，出现负增长的次数就更多了。

笃信美国经济复苏者难免惴惴不安，但大可不必如此自扰。只要对美国的“新常态”有充分认识，就不会对美国经济的短期涨落大惊小怪。

2013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新常态”来自美国的原意

国内流行的说法“新常态”（new normal）并非中国原创，而是美国投资银行家PIMCO前高管Mohamed A. El-Erian在2010年一次讲演中的发明，后被西方主流媒体广泛采用。

El-Erian的原意是：许多人希望美国在2008-2012的危机结束后，能恢复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但这是不可能的。要接受现在低通胀、甚至通缩，长期增长乏力的状态，因为那才是美国新的“常态”，也就是重复日本1990年代股市泡沫破灭后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停滞常态，至今看不到复苏的曙光。

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萨默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在2014年美国商业经济学会的讲演中，提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说法，成为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描述美国经济现状新常态的术语。

我有位朋友——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克林顿总统竞选经济政纲的起草人詹姆斯-加尔布雷斯，也是已故哈佛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的儿子，则说得更为形象。我问他，美国经济复苏是什么性质？

他说，一个人心肌梗塞，抢救活过来了，他以后的身体状态能恢复到心肌梗塞以前的健康状态吗？所以，美国经济的新常态，就是危机后由急性病转为慢性病的病常态。

如何准确判断美国经济复苏的程度？

观察美国经济是否复苏，第一不能看股市，要看直接投资。因为美国企业看不到投资前景，反而回购股票，给股东分利，并不能创造就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就业是否改善，不能全信官方失业率U3，而应看全员失业率U6。2015年4月的U3是5.4%，U6是10.5%，因为U3把对找工作绝望的人排除在外。

第三，更真实的美国经济晴雨表是美国移民局的高技术人才的移民配额。美国经济繁荣时，企业缺乏技术工人，移民局就放宽配额；反之，经济不景气就收紧配额。共和党和奥巴马在移民问题上开战，是美国经济衰落的最好标志。因为“美国梦”的“自由”，核心是移民自由，经济不景气，许多白人和从阿富汗、伊拉克回来的退伍军人找不到工作，大城市失业贫困黑人不断闹事，还能大量吸收移民？类似地，欧洲、日本的经济长期以来不如美国，因此移民政策更紧。

至于美国投行的数据，不能全信。因为他们在推销自己的金融产品，只能不时制造乐观预期，否则卖不出去。

相比之下，Bloomberg的经济新闻还比较靠谱。因为他卖的是经济信息，不是金融产品。信息相对客观，客户投资有真实的信息依据，才能赚钱。

美国的主流媒体，从来都是唱响美国，唱衰对手，也不适合作为参考。想了解美国问题，英国媒体最到位，因为英国是帝国衰退的过来人，久病成良医。最近几年，阿拉伯的半岛新闻、俄罗斯的卫星Sputnik（原来的俄国之声），雇用大批BBC解雇的精英，对美国的观察分析比中国主流媒体深刻得多。

美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

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债台高筑，加上西方议会政治受利益集团绑架，使危机时期推行凯恩斯的财政刺激政策寸步难行，不得不依靠货币政策，然而效果有限，零利率更是打吗啡，后果难料。日美欧先后推行的量化宽松，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战争，他们的工业产品技术水平相近，是同质竞争，所以汇率的升降对出口影响很大。但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互补，汇率的变化影响反而比发达国家间的竞争小。美国退出QE，美元对欧元、日元大幅升值，外贸逆差重新大增，制造业停滞不前。制造业出走后发展的低端服务业，员工待遇比制造业更低，所以美国人真实收入难以提高。

美国之前能源搞得很热火，从大国战略上讲无可厚非，但现在油价低迷，使石油、天然气、页岩油气工业大批裁员。

另外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技术创新。但硅谷的少数创新、天使投资，都是短平快性质，难以改变整个大局。

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内政治瘫痪。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就不可能有共识，因为牵涉到税收问题，两党必定死磕。而且，奥巴马政府被金融寡头收买，上万亿美元救金融寡头，不救实体经济，金融监管的改革又被共和党架空，结构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改革。所以美国的大企业不看好美国的投资前景，美联储利率降到零，也无法刺激长期投资。

美国复苏的微弱希望，或许在于国内普遍的厌战情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屡屡制造俄罗斯、中东、中国威胁的议题，在民众中没有多少人响应。蓝领工人还产生了逆反心理，反对大政府、高福利，从支持民主党变为支持共和党甚至茶党。但两党目前扯皮，既加不了税，又砍不了福利，实在缺钱，恐怕只能削减军费了。但是外交上又没人敢拉下美国霸权的架子。美国真要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专心发展本国经济，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是好事。但是，只要没有美国外交失败的重大挫折，美国政治家没有人敢做出当年法国戴高乐做过的政治改革。所以，目前美国走出长期停滞新常态的希望不大。

美国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差别与互动

美国经济的新常态一字概括，就是“虚”。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可以一字概括，就是“变”。中国改革成长的空间比西方发达国家大得多。因为西方的富国困境，远比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难办得多。因为穷人的子弟早当家，纨绔子弟哪有改造的可能？

仔细对比各国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推论，美国制造南海危机，只能是虚张声势，为的是在国内作秀捞选票，没有多少力量来引火烧身。英国、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的铁哥们都急忙加入亚投行，就是看穿了美国的经济已经实力不济，中国人无需对美国“重返亚洲”的能力信以为真。美国国内几万座桥都因为没有资金而失修，哪来钱援助反华小国？要卖武器，这些受援国又没钱。日本政府的开支几乎三分之一靠借债，要和中国竞争东南亚的基础投资，来的正好。等美日把几个可怜的钱烧光，闹到民穷国弱，中国才好与之谈判。中国梦本来打的就是持久战，面对美日政客的短期把戏，可以稳坐钓鱼台。中东乱局和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带来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机遇。中国新常态的目标，是走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占领科技创新和金融外贸的制高点，才能确保中国全面建成可持续的小康社会。

美国经济停滞对中国有何影响

美国经济复苏拉动中国出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制造业和中国竞争的压力，也只在少数尖端产业，大众消费品制造业的复苏可能性同样微茫。

但是，中国在美国投资并购的前景并不明朗。决定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是美国精英至今不愿给中国平等的伙伴地位，幻想中国会出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自废武功。英国已经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欢迎中国投资。美国已经承认中国是21世纪的最大对手，对中国投资至今还是恐惧怀疑和抵制为主，只有房地产泡沫愿意中国人接手。双方在投资问题上的谈判是近期的重点，这是观察美国政治的风向标，其余的人权等等都是讨价还价的烟幕弹。

至于TPP，其进展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美日都在算计对方，保护自己。这和QE的货币战争一样，是美日的内战。同样，TTP上的争议是美欧的内战。更何况，TPP刚刚遭遇重大挫折，奥巴马想留政治遗产，急于推动TPP，但连自己党内都摆不平，被民主党议员认为向外国让步过多。我估计，即使达成TPP，日本只会吃亏更多。只有日本的对美经济外交得不偿失，才会彻底扭转日本朝野的共识，放弃美日共同体的幻想，老老实实回归亚洲。中国要有耐心，等着看TPP的后果。

从长远看，西方世界进入长期停滞期，按诺奖经济学家菲利普斯的估计，至少会在二十年以上。这必然会提升西方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难以为继。这对中国新增的沿海开发区有何影响，有待观察。我估计，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体量依然很大，但是增速必然下降，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目前体量不大，但是增速会提高。总体上，中国发展双边经济合作的外交空间，比起西方主导的世贸协定，中国的话语权必然增大。

我的顾虑是中国的经济外交还比较稚嫩，从单方面扶贫转向合作性发展，可能还要交一笔学费。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倒要借鉴英国殖民经济的经验教训，经济外交能否持续，关键在能否培养一代和中国长期合作的当地政府的管理和文化精英。基础建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工程，双方的目光都不应放在短期的劳力和设备的进出口上。

奥巴马政府时日无多，目前已经没有改革美国内政外交的能力，美国的长期停滞还将持续，二次萧条的阴影时隐时现。下一届由谁主政目前难以预测，中美经济外交需要从各派势力的折冲推断分析。

美国东部的鹰派，主张围堵中国的势力将继续衰落，有心无力。美国西部的鸽派，主张和中国联手维持全球化，在经济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加州为主的美国高科技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润超过在美国的利润，围堵中国，丢掉中国的市场损失太大。但是鸽派政治上不好公开放弃美国战后的反共传统，在竞选中好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七十年代以后，主导美国政局的是南部德州为主的石油和军工财团，布什家族很可能出第三位总统。我不看好希拉里，她的敌人太多，重返亚洲就是她搞的，为的是讨好她选参议员的大本营纽约的犹太人。

如果下一任总统又来自南部，美国政治的走向就可以预测：一是绝不会放弃控制中东，即使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小于中国，控制中东，才能控制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才能在经济上有制约中国、俄国和伊朗的筹码，对中国南海的干扰就只能虚张声势。世界矛盾焦点只要远离东亚，中国就有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发展机遇，在科技和产业链上占领制高点。二是，再出现世界危机，例如经济二次衰退，或者北美、西欧的非法移民问题恶化，或中东战乱加剧，恐怖主义冲击到发达国家，美国就可能和中国重新谈判世界格局，形成第二次雅尔塔格局，最终废除美台条约，交换中国的减免债务，或合作处理热点区域的冲突。中美才有可能最终从对抗转为共处。但是，任何时候中国人都必须牢记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教训。中国的长治久安，根基不在生命高收入的虚假繁荣，而在扎扎实实的科技强国和工业强国，否则就会重演宋朝富而不强的历史悲剧。

目前，中国的大局是走好自己的发展新路。比如，面对热钱在新兴国家流进流出，中国如坚持资本管制，鼓励直接投资新兴产业，金融选择性开放的问题不大；如在搞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放宽热钱进入股市、房市，就会出类似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问题，几十年实体经济建设的成果，可以在短短几年自废武功。

过去几年，中国央行在西方量化宽松时收紧银根，造成国内企业的现金流危机和通缩，这样的应对也并不合理。原因是中国领导人还不熟悉全球化时代开放竞争的经济决策，低估了外来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国际的经济外交，“一带一路”要稳扎稳打，先开发中国内地的潜力，再拓展南亚、中亚的发展网络。同时大力缩小中美之间的军事科技差距，才能坐实下一个三十年的辉煌。

中国是个大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中国不可能学日本、新加坡搭美国便车，变成美国的依赖型经济。中国要重视德国发展新技术和新科教体系、建绿色智慧城市以及金融为实体服务的经验。因为德国人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知道美英法俄都害怕德国的崛起，只能靠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才能自立于欧洲和世界。

目前中国知识界最关键的是，中国的理论界要学德国人的独立创新，摆脱英美模式的话语权，才能把“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变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新的后美国时代的世界格局。如果中国的亚投行、金砖银行只是复制世界银行的模式，基础建设的长期投资难以惠及百姓，西方模式必然造成管理层脱离当地实际，官僚腐败，民众离心，经济黑洞，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能否创新，也关系到中国资本和设备能否走出去的命运，必须稳步创新。

 

美国之所以称霸全世界，是因为它有两个拳头：一个是军事，一个是货币。这两个拳头打出的组合拳，几乎所向披靡，KO了一个又一个对象。接下来轮到中国上擂台了，但中国打的却是太极，讲究以柔克刚、四两拔千斤……

第一：金融帝国崛起

1944年7月，美国为了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货币霸权，由罗斯福总统推动建立了三个世界体系，一个是政治体系——联合国；一个是贸易体系——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一个是货币金融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美国人的愿望，是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实际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从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却并没有真正让美国人拿到霸权。什么东西阻挡了美元的霸权？就是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为了确立美元的霸权，美国人曾经对全世界做出承诺，就是要各国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怎么锁定呢？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有了美元对全世界的这个承诺，美国人就不可能为所欲为。说的简单点，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意味着美国人不能随便地滥印美元，你多印35美元，你的金库里就要多储备1盎司黄金。

美国之所以有底气对全世界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因为它当时手中掌握了全球80%左右的黄金储备。美国人认为，我有这么多黄金在手，用它去支撑美元的信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情况并不像美国人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在二战之后连续愚蠢地卷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耗费巨大，尤其是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差不多打掉了八千亿美元的军费。随着战争花费越来越大，美国有点吃不住劲了。因为按照美国的承诺，每35美元的流失就意味着1盎司黄金的流失。

到1971年8月，美国人手里的黄金大概还有8800多吨，这时美国人知道有点麻烦了，与此同时有些人还在给美国人制造新的麻烦。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他不相信美元，他找来法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要他们看一下法国有多少美元储备，得到的答案是大概有22亿—23亿美元。戴高乐说，一分都不剩全部提出来交给美国人，换成黄金拿回来。法国人对美国人的这一击，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一些外汇盈余的国家纷纷向美国人表示，我们也不要美元，我们要黄金。这样就逼得美国人无路可走。

于是，在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开始，也是美国人对世界的一次背信弃义。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当时人们还不能完全理清楚头绪。原来我们相信美元是因为美元背后有黄金，美元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已经实行了20多年了，人们已经习惯使用美元。现在美元突然刹车，它的背后不再有黄金，从理论上讲，它变成了一张纯粹的绿纸，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使用它吗？你可以不使用它，但在国际间结算时用什么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衡量？因为货币是价值尺度，所以如果不使用美元，难道还能信任别的货币？比如人民币和卢布之间，俄罗斯人（当时的苏联人）如果不认人民币，我们不认卢布的话，就只能继续拿美元做为我们之间的交换介质。

所以，美国人就利用世人的惯性和无奈，在1973年10月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全球的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在此之前，全球的石油交易可以用各种国际流通货币结算，但是从1973年10月以后，一切改变了，欧佩克宣布，必须用美元对全球的石油交易进行结算。

这样，美国人在使美元与黄金贵金属脱钩之后又与大宗商品石油挂钩。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看的很清楚，你可以不喜欢美元，但你不可以不喜欢能源，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你能不使用石油？任何国家要发展，都要消耗能源，所有国家都需要石油，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石油就等于需要美元，这是美国人非常高明的一招。从1973年开始美元与石油挂钩以后，其实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就伴随美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整个世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他们不能够非常清晰地指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别的，不是一战、二战，也不是苏联的解体，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

从此之后，人类真正看到了一个金融帝国的出现，而这个金融帝国把整个人类纳入到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实际上所谓美元霸权的建立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到今天大约40年的时间。而从这一天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纸币时代，在美元的背后不再有贵金属，它完全以政府的信用做支撑并从全世界获利。简单地说：美国人可以用印刷一张绿纸的方式从全世界获得实物财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人类历史上获得财富的方式很多，要么用货币交换，你要么黄金或者白银；要么用战争的方式去掠夺，但是战争的成本非常巨大。而当美元变成一张绿纸出现后，美国获利的成本可以说极其的低廉。

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不再拖美元的后腿，美国可以随意印刷美元，这时如果大量美元留在美国国内，将造成美国的通胀；如果美元输出去，那就意味着全世界替美国消化通胀，这就是美元通胀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美国向全球输出美元，也就稀释了它的通胀。但是美元向全球输出之后，美国人手里就没有钱了，这个时候如果美国人继续印刷货币，美元就不断贬值，这对美国没有好处。所以说美联储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得那样，是一个滥印货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实际上懂得什么叫克制。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2013年100年，美联储一共发行了多少美元？大约10万亿。

这样一比较，有人开始指责中国的央行。为什么呢？我们的央行从1954年发行新货币——新人民币到现在，已经发行了120多万亿人民币。如果按汇率6.2跟美元折算的话，我们大概发行了20万亿美元。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中国乱印货币，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挣到了大量美元，同时这期间还有大量的美元做为境外投资进入中国。

但由于外汇管制，美元不能在中国流通，所以央行就必须发行与进入中国的美元及其他外币相应的人民币，然后以人民币在国内流通。可是国外的投资在中国挣到了钱以后，可能就撤走了；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拿出大量外汇，从境外够买资源、能源、产品和技术，如此一来，大量的美元走了，人民币留了下来，你又不可能将相应数额的人民币销毁，只能让人民币留在中国继续流通，所以我国人民币的存量必然大于美元。这也反过来佐证了这30多年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中国央行承认近年来大概超发了20多万亿人民币。巨量的超发最后全都留在了中国，这就牵扯到我后面将要谈到的问题——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

第二、美元指数周期律与全球经济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没有通胀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美元的全球流通。但是美国又不能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让美元不断贬值。所以要节制。可节制后手中没有美元了怎么办？美国人有另外一套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发行国债，通过发行国债又让输出去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但输出去的通过债务资本重新回到美国，美国人开始玩起一手印钱，一手借债的游戏，印钞能赚钱，借债也能赚钱，以钱生钱，金融经济比实体经济赚钱来得痛快多了，谁还愿意出大力流大汗去干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加工业实体经济？

1971年8月15日之后，美国人逐渐放弃了实体经济而转向虚拟经济，渐渐变成一个空心化的国家。今天美国的GDP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实体经济为其GDP的贡献不超5万亿，剩下的大部分全都是虚拟经济带来的。美国通过发行国债，让大量在海外流通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进入美国的三大市——期货市场、国债市场和证券市场。美国人通过这个方式钱生钱，然后再向海外输出，这样循环往复地生利，美国由此变成一个金融帝国。

美国把全世界纳入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很多人认为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殖民的历史基本就结束了。其实不然，因为美国成为金融帝国之后，开始用美元进行隐性的殖民扩张，通过美元隐蔽地控制各国经济，从而把世界各个国家变成它的金融殖民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主权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你尽可以有主权、有宪法、有政府，但是你脱离不开美元，你的一切最后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用美元来表达，并最终让你的实物财富通过与美元的兑换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

这一点，通过40年来美元指数周期图表，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971年8月15日美元跟黄金脱钩，意味着美国人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可以随意地印刷美元了，美元发行量大增，美元指数自然要走低。从1971年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指数就一直在走低，这就说明美元印多了。如此这般大约持续了近10年时间。美元指数走低对于世界经济来讲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供应量增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流量增大，大量的资本不留在美国，要向国外出溢出。第一次美元指数走低之后，大量美元去了拉丁美洲，给拉丁美洲带去了投资拉动，也带来了繁荣，这就是70年代拉美的经济繁荣。

美元泄洪期大约持续了近1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1979年，美国人决定关掉泄洪闸。美元指数走低相当于美国人开闸放水，而关闸实际上就是减少美元的流动性。1979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意味着向其他地方输送美元减少。拉丁美洲本来因为获得了大量的美元投资，正在欣欣向荣的发展，突然间投资减少了，流动性枯竭了、资金链条断裂了，经济能不出现麻烦吗？

1马岛海战爆发

遇到麻烦的拉美国家纷纷开始想办法自救。比如阿根廷，阿根廷的人均GDP一度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拉美经济危机一出现，阿根廷却率先进入衰退。解决衰退的办法有多种，但不幸的是，当时的阿根廷政府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总统是加尔铁里，他完全没有经济头脑。作为军人的加尔铁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战争，他希望通过战争来脱困。他把目光瞄向了离阿根廷600公里远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把它叫做福克兰群岛。

这个群岛已经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加尔铁里决定把它夺回来。但阿根廷是南美洲国家，南美一向被视作美国的后院。在美国后院打仗不能不请示美国。于是加尔铁里让人给美国总统里根带话，看看美国的态度。里根明明知道加尔铁里打这一仗，会导致一场和英国的更大规模战争，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表态说，这是你们与英国之间的事情，与美国无关，我们不持立场，我们保持中立。

加尔铁里以为这是美国总统对他的默许，便发动了马岛战争，轻松收回了马岛。阿根廷上下一片欢呼，热烈的像过狂欢节。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称绝不接受这个结局，还逼着美国总统必须表态。这时的里根立刻撕下中立的面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阿根廷的侵略行径，坚决站在英国一边。随后，英国派出一支航母特混舰队，劳师远征8000海里，一举拿下了马岛。

与此同时，美元走势开始走强，国际资本按照美国的意愿回到美国。因为当马岛战争打响后，全球的投资人立刻判断，拉美的地区性危机出现了，拉美的投资环境恶化了，于是纷纷从拉美撤资。美联储看到时机已到，立刻宣布美元加息，加息后的美元加快了资本撤出拉美的步伐。拉美的经济一片狼藉。从拉美撤出的资本几乎全到了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债市、期市、股市），给美国带来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第一个大牛市，让美国人赚得钵满盆满。

当时美元指数从弱势时的60多点一口气蹿升到120多点，上升了100%。美国人在自己的三大市牛市后并不收手，有趁势拿着赚到的钱，重新回到拉美去购买那些此时价格已跌成地板价的优质资产，狠狠剪了一次拉美经济的羊毛，这是美元指数第一次走强后的情况。

如果这种事情只发生一次，那它就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它反复出现，那它就一定是规律。当第一次“十年美元走弱、六年美元走强”之后，人们并不确定它是不是规律。从拉美金融危机这个高峰之后，美元指数从1986年又开始一路下跌。其间经历了日本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美元指数仍然在走低，大约走了10年，10年之后的1997年美元指数再一次走强。美元指数这一次走强之后也是持续了6年。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差不多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性——10年的走弱、6年的走强，再一个10年的走弱、接下来又一个6年的走强。

2亚洲金融风暴

在1986年美元指数第二次开始走弱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内，美元又像洪水一样向世界倾泄。这次主要的泄洪区是亚洲。上个世纪80年代最火的是什么概念？“亚洲四小龙”、“亚洲雁阵”等等。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亚洲的繁荣是由亚洲人的辛勤劳动、亚洲人的聪敏智慧带来的，实际上很大原因是因为亚洲国家获得了充足的美元、获得了充足的投资。当亚洲的经济欣欣向荣到差不多的时候，美国人觉得又应该到剪羊毛的时候了，于是，1997年，也就是美元指数整整走低10年之后，美国人通过减少对亚洲的货币供应，使美元指数反转走强，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和行业遭遇流通性不足，有的甚至干脆资金链条断裂，亚洲出现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征兆。

这时候一锅水已烧到99度还差1度才能烧开，差哪一度呢，差地区性危机出现。那么是不是也像阿根廷人那样打一仗呢？未必。制造地区性危机，不一定只有打仗一途。既然制造地区性危机就是为了撵出资本，那么不打仗照样有制造地区性危机的办法？于是我们看到那个名叫索罗斯的金融投机家，带着他的量子基金和全世界上百家的对冲基金，开始群狼般攻击亚洲经济最弱的国家——泰国，攻击泰国的货币——泰铢。

一个星期左右，然后由此开始的泰铢危机，立刻产生传导效应，一路向南，陆续传导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然后北上传导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一直传导到俄罗斯，东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个时候水已烧开。全球的投资人判断亚洲的投资环境恶化，便纷纷从亚洲撤出自己的资本。而美联储则又一次不失时机地吹响了加息的号角。跟着号音从亚洲撤出的资本又一次到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给美国带来了第二个大牛市。

当美国人挣够了钱以后，仍像在拉丁美洲那样，拿着他们从亚洲金融危机赚到的大把的钱又回到了亚洲，去购买亚洲跌到地板价上的优质资产。此时亚洲经济已经被这次金融危机冲得稀里哗啦，毫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这次唯一的幸运者是中国。

第三、瞄准中国

此后，如潮汐一样准确，美元指数经过6年的走强，到2002年，再一次开始走弱，然后，又是10年时间，到2012年，美国人又开始为美元指数即将由弱转强做准备。办法还是老一套：给别人制造地区性危机。于是，我们就先后看到，在中国周边陆续出现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几乎全在这一时期密集出现。但是很不巧，美国在2008年自己玩火玩大了，自己先遭遇了金融危机，结果使美元指数走强的时间被迫向后推延。中菲黄岩岛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看似和美元指数走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吗？为什么恰恰出现在美元指数第三次走弱之后的第10个年头？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究，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我们承认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确实存在着一个美元指数周期率，那么，根据这个周期率及美国人借机剪别国羊毛的手法，我们可以断定，现在轮到中国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眼下中国已经成了从全球吸引和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大量国际资本由于看好中国经济进入中国。从经济规律上讲，不能仅仅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国家。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整个拉美，甚至比拉美的经济总量还要大；和东亚经济比，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相当于整个东亚。而过去十年里，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使中国的经济总量，以令人垂涎的速度增长到全球第二，如此一来，美国把第三次剪羊毛的目标瞄准中国，一点不奇怪。

1香港占中事件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从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之后，中国周边的事情层出不穷，一直到去年中越“981”钻井平台冲突，再到后来的香港“占中”事件。这些事件还能看成是偶然事件吗？去年5月“占中”行动正在酝酿中，可能在5月底就会发生。但是5月底没有发生，6月底没有发生，7月还是没有发生，到了8月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原因？这个酝酿的“行动”在等什么？

让我们对比另一事件的时间表：美联储退出QE时间表。去年年初，美国就说要退出QE（量化宽松），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没有退出。只要不退出QE，就意味着美元还在超量发行，美元指数就不能走强，香港的“占中”也就一直没有出现，二者在时间表上完全重合。直到去年9月底，美联储终于宣布美国退出QE，美元指数开始掉头走强后，10月初，香港“占中”爆发。其实，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981钻井平台、香港“占中”，这四个点都是炸点，任何一个点引爆成功，都会引发地区性金融危机，也就意味着中国周边投资环境恶化。从而满足“美元指数走强时，其他地区必须相应出现地区性危机，使该地区投资环境恶化，迫使投资人大量撤出资本”，这一美元获利模式的基本条件。

但是对美国人来讲很不幸的是，这回它碰到的对手是中国。中国人用打太极的方式，一次次化解了周边危机，结果直到现在，美国人最希望的在99度水温时出现的最后1度，始终没能出现，水，也就一直没有烧开。水没烧开，美联储举着加息的号角就迟迟不能吹响。

看来，美国知道想剪中国的羊毛没那么容易，所以也就没打算就在一棵树上吊死。在推动香港占中的同时，美国多管齐下，在其他地区同时下手，在哪儿？

点评：美国发财的逻辑很简单，这世界上的国家都是美国圈养的一群羊，美国拿着剪刀不断的搜罗着，看到哪个羊的毛长了就去剪一把，剪秃了再把你放回去，然后再去其它羊身上剪羊毛。

2乌克兰危机

欧盟与俄罗斯的接合部。亚努科维奇领导下的乌克兰，当然不是没缝的鸡蛋，所以，才会有让苍蝇下蛆的机会。但美国盯上了乌克兰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只有缝的鸡蛋，而是它是足以既打击亚努科维奇这个不听话的政客，又阻断欧俄走近，也能造成欧洲投资环境恶化，一桃杀三士的理想目标。于是，一场貌似乌克兰人自发的“颜色革命”爆发了，美国人的目的以出乎美国人和地球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俄罗斯强人普京趁势借机收回了克里米亚，此举虽不在美国人计划之内，但却正好让美国人更有理由向欧盟还有日本施压，迫使他们与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给俄罗斯更给欧洲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们往往容易从地缘政治角度，而不是从资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乌克兰出现危机之后，欧美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恶化，但整个西方世界一起制裁俄罗斯的结果，却直接使欧洲的投资环境恶化，导致资本从这里撤出。据有关数据显示，大约有上万亿的资本离开了欧洲。美国人的两手设计得逞了。

这就是：如果不能让资本从中国撤出去追捧美国的话，那就起码让欧洲的资本撤出来回流美国。这第一步，以戏剧性的乌克兰变局实现了，但第二步，却未能如美国所愿。因为从欧洲撤出的资本，并没有去美国，另有数据显示，它们大部分来到了香港。这意味着全球投资人仍然不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宁愿看好虽已处在经济下行线上，但仍保持着全球第一增长率的中国。

这是其一。其二，中国政府在去年宣布了要实现“沪港通”，全球的投资人都热切地希望通过“沪港通”，在中国捞一把。过去西方资本不敢进入中国股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进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宽进严出，你可以随意进来，但是你不能随意出去，所以说他们一般不敢到中国来投资中国的股市。“沪港通”之后，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香港投资上海的股市，挣到钱后可以转身就走，于是上万亿的资本滞留在了香港。这就是去年9月之后，也就是香港“占中”开始直到今天，“占中”势力及其幕后推手始终不肯罢休，总想卷土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美国人需要制造一次针对中国的地区性危机，让滞留香港的资本撤出中国，去追捧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强烈地需要并依赖国际的资本回流？原因是，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经济逐渐放弃实物生产，脱离开实体经济。美国人把实体经济的低端制造业、低附加值产业叫做垃圾产业或者叫做夕阳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向中国转移。而美国除了留下所谓高端的产业，IBM、微软等企业外，70%左右的就业人口都陆续转向了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这时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空心化国家，它已经没有多少实体经济可以为全球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不打开另一扇门，就是虚拟经济的大门。虚拟经济就是它的三大市。它只能通过让国际资本进入三大市的金融池子中，为自己钱生钱。然后，再拿挣到的钱去剪全世界的羊毛，美国人现在只有这么一个活法了。或者我们称之为美国的国家生存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美国需要大量的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美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谁阻挡了资本回流美国，谁就是美国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明白想清楚。

第四、严防欧洲、亚洲一体化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三个月之后科索沃战争爆发。很多人以为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和北约联手打击米洛舍维奇政权，因为米洛舍维奇政权在科索沃地区屠杀阿族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战争结束之后，这个谎言迅速戳破，美国人承认这是中情局与西方的媒体联手做的一个局，目的是打击南联盟政权。但是，科索沃战争真的是为了打击南联盟政权吗？欧洲人开始一边倒地认为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打完这场72天的战争之后，欧洲人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为什么？

1科索沃战争

欧元启动之初，欧洲人信心满满。他们给欧元的定价是与美元比值1：1.07。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欧洲人参与北约行动，全力以赴支持美国攻打科索沃，72天的狂轰乱炸，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南联盟屈服。可接下来一盘点，欧洲人发现不对头了，欧元，就在这70天里，居然被这场战争打残了。战争结束时，欧元直线下跌30%，0.82美元兑换一欧元。这时欧洲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在替别人数钱。这一来欧洲人才开始醒悟。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当美国要打伊拉克的时候，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的轴心国家，坚决反对这场战争。

有人说，西方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之间，在二战之后确实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但是不等于没有发生军事战争，不等于他们之间不发生经济战争或金融战争。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人对欧元的间接金融战争，结果打的是南联盟，疼的是欧元。因为欧元的诞生动了美元的奶酪。在欧元诞生之前全世界的流通货币是美元，美元在全球的结算率一度高达80%左右，即使到现在也在60%左右。

欧元的出现立刻切走了美国的一大块奶酪！欧盟是一个27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它的出现一下子就盖过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北美自贸区（24万亿美元—25万亿美元规模）。做为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体，欧盟当然不甘心用美元来结算它内部的贸易，于是欧洲人决定推出自己的货币——欧元。欧元的出现切走了美元三分之一的货币结算量，到现在世界上23%的贸易结算已使用的是欧元而不是美元。美国人在欧洲一开始谈论欧元时对此警惕不足，到后来发现欧元一出现就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时，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美国要接受这个教训，一方面要摁住欧盟和欧元，另一方面要摁住其他的挑战者。

2破坏亚太——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的兴起，让我们成了新的挑战者。2012年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就是美国成功打压挑战者的最新尝试。这两个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事件，虽没能造成资本从中国大量外流，但却起码部分达到了美国人的目标，直接导致两件事情胎死腹中。

2012年年初，中日韩关于东北亚自贸区的谈判接近成功；4月，中日货币互换和中日之间互相持有对方国债也初步达成协议。但此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相继出现，一下子把东北亚自贸区谈判，中日货币互换一风吹了。几年后的现在，我们才勉强完成了中韩两国的双边自贸区的谈判，这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它和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的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旦成功，一定是包括中、日、韩、港、澳、台的整个东北亚自贸区。东北亚自贸区一经形成就意味着世界规模大约20多万亿美元的第三大经济体出现！

但是，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出现就不会止步，它会迅速南下与东南亚自贸区整合，形成东亚自贸区，东亚自贸区的产生意味着30多万亿美元规模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现，将超越欧盟和北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推想，东亚自贸区出现，依然不会止步，它会向西整合印度和南亚，然后向北整合中亚五国，再然后继续向西，整合中东部分的西亚。这样整个亚洲自贸区，规模将超过50万亿美元，将比欧盟和北美加起来还要大，这么庞大的一个自贸区出现，难道她会愿意用欧元或美元结算他们内部的贸易吗？当然不会。这就意味着亚元可能诞生。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亚洲自贸区，我们只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亚洲的主导货币，就像美元先成为北美的硬流通货币，再成为全世界的硬流通货一样。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远远不止我们所说的人民币走出去，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等等，它将与美元、欧元一起三分天下。

中国人能看到这一点，美国人就看不到这一点吗？当美国人宣布战略重心东移，推动日本在钓鱼岛跟中国扯皮、推动菲律宾在黄岩岛跟中国对峙的时候，如果我们还目光短浅地以为，钓鱼岛争端是日本右翼鼓动“购岛”后与中国的冲突，黄岩岛争端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昏了头找中国的麻烦。而看不出这是美国人的深谋远虑，是美国人在阻止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有一个挑战者，而美国人则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他们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出现。因为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意味着世界货币三分天下成为现实！

想一想看，手中只剩三分之一货币霸权的美元，还叫货币霸权吗？而今天一个产业空心化的美国，假如再没有了货币霸权，美国还能算世界霸主吗？想明白这点，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是因为美国比我们想得远，看得深，才为了防中国之“患”于未然，处处给我们制造麻烦。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根本原因。它究竟要平衡什么？它真的要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其他有争端的国家之间，实现一种微妙平衡，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吗？当然不是，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平衡掉中国今天大国崛起的势头。

第五、美军为美元而战！

人们都说，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大，是由于有三大支柱——货币、科技、军事。实际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支撑美国的是货币和军事，而支撑货币的则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全世界所有国家军队的打仗都是烧钱，但美军打仗虽然也烧钱。但却能一边烧钱，一边为美国挣钱，这一点，其他国家都做不到。只有美国，可以通过打仗获得巨大的利益，尽管美国也有失手的时候。

1伊拉克战争

美国人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大部分人心里想到的是两个字——石油。美国人真的是为石油而战吗？非也。美国人如果为石油而战的话，那么，美国人在打下伊拉克之后，为什么不从伊拉克拉走一桶石油？而且，油价从战前的38美元一桶，一路飙升到战后的149美元一桶，美国老百姓并没有因为美军占领了伊拉克这样的产油国而享受低油价。所以说，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美元。

为什么这么说？道理非常简单。由于为了控制世界，美国需要全世界都使用美元。为了让全世界都使用美元，美国人在1973年下了一步高明的先手棋：让美元与石油挂钩，通过胁迫欧佩克的主导国家沙特阿拉伯，实现了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如果你理解了全球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你就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要在产油国打仗。

在产油国打仗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油价飙升，油价一飙升就意味着美元的需求量也提高了。比如说战争之前，你手里有38美元，理论上讲，你就可以从油商手里买走一桶石油。现在这场战争把油价打高了4倍多，达到149美元，你手里的38美元就只够买1/4桶石油，剩下3/4桶意味着你还差100多美元。怎么办？你只能去找美国人，拿出自己的产品和资源去换美国人手中的美元。而这时美国政府就可以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印美元。这就是通过战争，通过在产油国打仗打高油价，打出美元需求的秘密。

美国人在伊拉克打仗，还不止是这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是在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当年小布什为什么一定要打伊拉克？现在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萨达姆没有支持恐怖主义，没有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为什么萨达姆却最终走上了绞刑架？因为萨达姆自以为聪敏，想在在大国之间玩火。

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萨达姆以为抓住了在美元和欧元，美国和欧盟之间玩火的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将用欧元结算。这一下惹火了美国人，尤其是它产生一连串的示范效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纷纷宣布自己国家的石油出口结算也用欧元结算。这还了得？这不是往美国人胸口捅刀子么？

所以说这场伊拉克战争非打不可，有些人认为这么说太牵强了。那么请他看一看，美国人打下伊拉克之后干了些什么？还没等抓住萨达姆，美国人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伊拉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人是在为美元作战。

2阿富汗战争

也许有人会说，伊拉克战争为美元而战可以理解，阿富汗不是产油国，那么美国大打阿富汗战争总不会是为了美元吧？何况阿富汗战争是在“9·11”发生之后，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是为了对基地组织的报复和对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的惩罚，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阿富汗战争是在“9·11”之后一个多月打响的，应该说打得很仓促，打到一半时美军就把巡航导弹打光了，而战争还在继续，美国防部不得不下命令打开核武器库，取出1000枚核巡航导弹，摘下核弹头，换上常规弹头，又打了900多枚才把阿富汗打下来。这明摆着证明这一场准备得非常不充分，既然如此，美国人为什么硬要仓促上阵呢？

因为美国人已经等不及了，更因为美国人的日子过不下去了。21世纪初期，美国作为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每年都大约需要有7000亿美元的净流入，才能过日子。可是“9·11”之后一个月内，全球投资人对美国的投资环境恶化，表示出了从未有过担心和忧虑：如果强大如美国对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能够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结果，3000多亿的热钱离开了美国。这就迫使美国必须尽快打一仗，这一仗不仅是要惩罚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还要给全球投资人一个信心。随着第一枚巡航导弹在喀布尔炸响，道琼斯指数迅速回升，一天之内回升600点，流出的资本开始回流美国，到年底，大约有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这不正说明，阿富汗战争同样是为美元而战，是为资本而战。

3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不少人对中国的航母充满了期待，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在航母历史上的作为，也热切地盼望中国有自己的航母，而辽宁号的出现，也确实让我们中国赶上航母的末班车。虽然航母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大国的标志，但是它更多的就是个标志。因为在全球经济越来越被金融化之后的今天，航母的作用将逐渐式微。因为在历史上航母是物流时代的产物。大英帝国兴盛时，要推动全球贸易，将它的产品推向全球，然后再把资源拿回来，所以它需要强大的海军保证海上通道的畅通。直到后来发展到航母的出现，都是为了控制海洋，保证海上通道的安全。因为当时是资源和产品“物流为王”的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了全球财富的流动。但是今天世界已是“资本为王”的时代，成百亿、上千亿乃至上万亿的资本，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只要在电脑上敲几个键，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在大洋上航行的航母能跟随物流的速度，却无法跟上资本流的速度，当然也就无法控制全球资本。

那么今天，有什么办法？可以跟上被互联网支持的全球资本的流向、流量和流速？美国人正在开发庞大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用弹道导弹、超音速飞机，5倍甚至十几倍于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就可以迅速打击任何资本云集的地区。现在美国号称可以28分钟打遍全球，不管资本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云集，只要美国不想让资本在那个地方落脚，导弹就可以在28分钟后赶到那里。而当导弹落下去的时候，资本就会乖乖撤出。

这就是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必将取代航母的原因。当然，航母在未来仍会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保障海上通道的海上安全，或者执行人道主义使命等等，因为航母是非常不错的海上平台。但是作为控制未来资本流动的武器，它已经远不如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4空海一体战

美国人在考虑用军事手段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空海一体战”。但“空海一体战”仍然难解美国的困局。“空海一体战”是2010年美空军和海军首脑联合提出的针对中国的作战概念。提出“空海一体战”，实际上首先就反映出美军今天正在走弱。美军过去以为，它用空袭可以打击中国，用海军也可以打击中国。现在美国发现自己的力量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单独使用，都不可能对中国构成优势，必须空海联合才能对中国构成一定的优势，这就是空海一体战的来由。但是空海一体战从2010年年初提出到现在不过4年多一点，突然美国人给它改了个名称，叫做“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

在这个空海联合行动构想中，美国人认为10年内，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美国人研究中国今天的军力发展后，认为以美军现有能力，不足以确保抵消中国军队已建立的一些对美优势。如攻击航母的能力和摧毁太空系统的能力，所以，美国必须再拿出10年时间发展更先进的作战系统，以抵消中国的某种优势。这意味着美国人可能的战争时刻表拨到了10年后。虽然10年后战争也仍可能不会发生，但我们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中国要想让10年后也不会发生战争，就需要在这10年内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包括军事和战争的准备。

第六、“一带一路”：中国的太极！

让我们看看在美国受人追捧的运动，第一是篮球、第二是拳击。拳击这项运动典型地反映出了美国人崇尚实力的风格，直来直去，重拳出击，最好KO（击倒获胜）对手，一切都很明确；而中国人则相反，喜欢模糊，以柔克刚，我也不追求KO你，但我要把你所有的动作都化解掉。中国人喜欢打太极，而太极确实是一门比拳击更高的艺术。

“一带一路”就反映了这种思路。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围绕它的崛起展开的全球化运动。这意味着全球化不是一个从历史到今天一以贯之的过程，而是各有各的全球化。罗马帝国有罗马帝国的全球化，大秦帝国有大秦帝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每一个崛起的帝国推动的；每一个帝国都有与它相关的一段全球化，在它的上升期到它的鼎盛期，全球化达到一个巅峰。而这个全球化同时会被它自身的力量所限制，这就是它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和它的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最远点，那也就是它全球化的终点。

所以，无论是古罗马全球化，还是大秦帝国的全球化，今天看来，都只能算是一种帝国扩张的区域化过程。真正的近现代史上的全球化，是从大英国帝国开始的，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是贸易的全球化。美国秉承了大英帝国的衣钵之后延续了一段贸易全球化，而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全球化，是美元的全球化。这也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的全球化。但我不同意说中国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接轨，那等于说是要继续和美元的全球化接轨，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也就中国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推进环绕你展开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应该说是中国迄今为止能提出的最好的大国战略。因为它是跟美国战略东移的一次对冲。有些人会对此提出疑问，对冲应该是相向而行，你还能有背向而行的对冲吗？对了，“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对美国东移战略的一次背向对冲，我拿背朝向你。你不是压过来了吗？我往西走，既不是避让你，也不是畏惧你，而是非常巧妙地化解你由东向我压来的这种压力。

“一带一路”并非两线并行战略，而应有主次之分。鉴于海上力量至今是中国的短板，“一带一路”首先应该选择从陆上完成，也就是说“一路”应该是辅攻方向，而“一带”应该成为主攻方向。“一带”成为主攻方向，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陆军的作用。有人说中国陆军天下无敌，这话放在在中国的国土范围内说，没错，中国陆军所向无敌，谁也别想再踏上中国的领土来打大规模的仗，问题是中国陆军有远征能力吗？

美国人选中国作对手，打压中国，是选错了对手、选错了方向。因为未来真正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根本不是中国，是美国自己，美国将自己埋葬自己。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一个大时代正在到来，这个时代将会把它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推到最高阶段之际，让美国从巅峰跌落，因为一方面，美国通过虚拟经济，已经把资本主义的红利吃尽了。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它引以为傲的领先全球的科技创新、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推到了极致，而这些工具最终将成为埋葬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推手。

互联网+：斩断美国货币霸权的利剑！

阿里巴巴在去年“双11”这天，其淘宝网、天猫网的网购销售额一天达到507亿人民币，而在相隔不久的感恩节三天的假期里，美国网上销售和地面上的商场销售总额才相当于407亿人民币，不及阿里巴巴一家。而中国还没有算上网易、腾讯、京东，更没有算其他商场的营业额。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悄到来，而美国人面对这个时代仍然迟钝。阿里巴巴的交易，全是用支付宝的方式完成的，支付宝意味什么？意味着货币已经退出交易舞台，而美国人的霸权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美元是什么？美元是货币。未来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不再使用货币结算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就将成为无用的东西。当货币成为无用的东西时，建立在货币之上的帝国还会存在吗？这才是美国人要考虑的问题。

点评：未来资本通过什么流通？正是美国一直倡导的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未来资本不再以货币为载体，而是数据流！中国的电子商务、物流系统、社交媒体等信息产业高度独立，且日渐然荣，中国政府倡导的互联网+，正是斩断美国货币霸权的一把利剑！

除此之外，制造业乃生产力之根基，当美国开始空心化的时候，中国除了提倡互联网+的产业精神，还必须脚踏实地的完成自己的制造业升级！

中国制造2025

毫无疑问，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端！3D打印机同样也代表了一个未来方向，将使人类社会今天的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生产方式在改变，交易方式在改变，世界就必然要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历史证明，真正能导致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者的致变，而不是其他因素。

中国从秦末秦二世时期，开始有人造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的历史上有发生过多少次起义、造反、战争、革命？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一直是改朝换代，一直是低水平循环。因为这些来复式运动改变不了农耕社会的本质，既没有改变生产方式又没有改变交易方式，所以只能一直改朝换代。西方也是如此，拿破仑携法国大革命的雄风，带领一支崭新的被大革命洗礼过的军队横扫欧洲，把一顶顶王冠扫落在地，但等到滑铁卢一仗失败，拿破仑下台，欧洲的帝王们一个个复辟，立刻重回封建社会。直到英国的蒸汽机来了，工业革命来了，使人类的产能大大的提升，大量剩余产品出现，有了剩余产品才会有剩余价值，然后才会有资本，然后才会有资本家，然后资本主义社会就到来了。

那么今天当资本有可能随着货币的消失而消失，当生产的方式也将随着3D打印机的出现而改变时，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社会门槛，这时的中国和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都站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起跑线上。那么这时我们要比的就是谁先迈入这个时代，而不是谁把谁打压下去。而美国人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惊人的迟钝。因为它太渴望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从未想过与别的国家分享权力，共同迈过新社会时代那道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和不确定性的门槛。

点评：我们应该非常欣喜的看到，在世界前五的经济体中，各国都在以本国产业为根基，逐渐逃离美国的货币霸权，中国的互联网+、日本的机器人计划，德国的工业4.0，此谓太极乾卦中的群龙无首，吉。

反对霸权，和而不同，是中国对这个世界的设计和追求。而且多元化、协作化才是世界大势所趋，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而现在，中国和美国是被这个时代推倒了擂台上，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真正的对手，都是他自己！

 

自2002年始，中国占据世界机床消费第一大国的位置已经13年了。在以德马吉森精机、马扎克、西门子、哈斯等为代表的机床行业跨国公司眼中，中国市场不一定是权重最大的，但忽视中国市场必然吃亏。其背后的逻辑在于，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机床需求相对恒定，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在今年4月份的CIMT展会期间，主办方组织了国际机床工具信息发布会，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执行董事维尔弗里德·谢弗博士在会上表示：“2014年中国进口的机床有24%来自德国。这意味着德国是仅次于日本的中国工业领域第二大供应商。”近年来，德国对华机床出口快速增长，2012年达到26亿欧元，比四年前增长了200%。2013年，中国机床消费量锐减，德国出口亦受波及，但很快开始反弹。2014年，再次回升到23亿欧元。德国对华出口产品覆盖机床各门类，主要是加工中心、磨床、激光加工机床、功能部件和车床。 

有数据表明，进口机床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曾在过去10年间一度出现下降的态势，但最近两年，随着机床行业步入调整期，跨国公司迅速调整战略，市场表现明显优于国内企业。 

布局工业4.0 

据统计，2013年，中国机床消费额为321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数字呢？按照机床消费额排名，排在第二到第八位的分别是美国、德国、韩国、日本、墨西哥、意大利、巴西，而中国的消费额相当于7个国家的总和。中国的进口额同样是世界之最。2013年，中国进口额103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到第五名的总和。 

在中国的机床进口中，日本和德国占到56%左右。分产品来看，高端数控机床，日德占70%；钻攻中心，日本约占100%；卧式加工中心，日德占72%以上；立式加工中心，日德占64%左右；龙门加工中心，日德约占50%；卧式数控车床，日德占52%；立式数控车床，日德约占50%。 

外资凶猛，以日德为代表。德马吉和森精机的重组正是德国和日本强强联合的结果。谈到德马吉森精机对行业未来的看法，该公司董事会主席卡披萨博士说：“工业4.0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需要实实在在地把数据整合利用起来，用到技术中去，并改善控制过程，让机床更加高效。” 

工业4.0是德国制造业的重要战略。在这方面，德马吉森精机大举投入。在今年的国际机床展上，该公司开发的CELOS技术亮相。该技术致力于让德马吉森精机的产品变得更加智能化，利用数字技术搜集数据、分析数据，让机床变得更加高效。 

卡披萨博士谈到，自动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德马吉森精机在日本和天津的工厂都在应用这一技术，在德国也在使用相关技术，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增材制造，利用这一技术可以实现航空件制造时间的大幅缩减，例如，可以由原来的几个月缩短到6小时。 

显然，跨国公司将工业4.0作为开拓中国市场的利器，这也是时下最流行的趋势。 

在数字技术的应用，日本丝毫不落后于德国。山崎马扎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庆富说：“在创新驱动的大环境下，机床企业必须以客户为中心，走两化融合的道路。” 

2000年，马扎克建造了宁夏小巨人机床公司，在2013年又建造了大连工厂，这两座工厂的建立，使IT技术与生产制造技术紧密结合起来。 

为了在中国企业中普及智能化制造，马扎克中国举办了制造未来展示会MTF，从2004年开始，已经举办了11届。该公司把客户请进来，对小巨人工厂全面开放，让客户了解工厂智能化的元素，共同探讨智能化制造。 

董庆富表示，智能化元素，首先是智能化装备，马扎克比较有代表性的车铣复合机床加上机器人，执行智能制造单元，如今，两个工厂的FMS设备开工率都达到85%以上，极大保证了质量和设备开工率。此外还有智能生产中心CPC，管理智能化方面自主开发PDM产品数据管理，CRM客户关系管理等一些软件和系统。 

在服务的智能化方面，马扎克机床带有马扎克的系统远程监控，出现故障第一时间通过24小时在线服务热线及时掌握情况指导，及时排除故障。 

马扎克的智能化产品多次在展会上亮相，从7种智能化产品，发展到现在12种不同智能功能的智能化产品。在前述展会上，马扎克向中国客户推出全新的马扎克生产系统——顺畅技术，以顺畅技术为基础，研发出马扎克第七代数控系统。 

西门子并不生产机床主机，但是，西门子数控系统经常是中国客户购买机床时点单的主要内容之一。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副总裁兼运动控制事业部总经理夏伟中在谈到工业4.0时这样说：“大家会觉得工业4.0是非常宏大的，或者挺神秘，挺遥远，其实，这些技术没有一样不存在创新。无论是工业4.0、中国制造2025，还是先进制造，其实都是在已有各种技术层面加强对用户的需求支持，把用户体验做到极致。” 

 

夏伟中还认为，工业4.0是一次让中国企业与世界制造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未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绝不是仅仅努力生产优质的产品，更是需要企业以正确的形式来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尽管工业4.0提供了后起超越的可能，但实际上，外资机床企业凭借明晰的战略定位和成熟的管理经验，似乎已经抢占了工业4.0的先机。

挤占中端市场

2014年，中国机床产业困难重重，有业内人士直言去年是十几年来行业最难熬的低谷，全国多数机床企业陷入亏损，一批企业宣布倒闭。

如此看来，过去几年关于传统产业转型的讨论或是尝试在市场反映层面并不理想，这或许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制造业仍处在周期的下行通道中，盈利与估值的拐点仍未临近，因此行业内部催生变革的压力没有这么迫切。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行业相关的积累仍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达到量变的时机。

但如果细分一下，外资企业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去年，大多数在华机床外资企业经营业绩较上年有所增长或持平，数控系统、刀具等企业，特别是针对特定市场的产品更是表现突出。

在机床协会组织的2015外资在华企业新春联谊会上，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景喜瑞介绍说，发那科集团在2014年取得了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该集团长期专注的自动化、智能化相关领域产品，更是顺势而发，实现了大幅超常增长。三菱电机CNC事业部副部长王林树本说，2014年三菱数控系统增幅达30%，并相信2015年会有更好的发展。肯纳金属在2014年也实现了10%的较大增幅，该公司副总裁JoostBerting表示，中国仍拥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中国的产业进步和效率提升，为刀具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市场下滑的背景下，外资企业是如何挤占市场空间的呢？目前，低端机床市场由国内企业主导，高端市场由欧、美、日外企主导，至少95%以上的高端产品依赖进口，而中端市场成为竞争最激烈的阵地。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外资企业有一套成熟的策略。其一，本地设厂。工厂是技术和产品的发源地，是企业整个经营网络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对于大多数外资企业来说，本地设厂成了其本土化经营之路中必要而关键的一步。近年来，外资机床企业在中国所建的工厂更是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而这些工厂从建立之初的起点之高，也都表现了企业布局中国的决心。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德马吉和森精机在华联合设厂，又如日本天田设立中国公司，瑞士百超天津工厂成为其全球最大工厂，美国哈挺在嘉兴投资建厂等。 

其二，量身定制。大多数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始，通常是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成熟技术，或将国外市场中成熟的产品直接拿来在本地销售。而这并非是一个明智之举，也有违本土化战略的基本原则。如今，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国机床企业，外资企业开始对面向当地市场的产品进行再设计，或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从而使产品更好地满足中国用户的需要。 

对部分产品进行再设计，在以精密、高端见长的德国、瑞士机床工具企业中较为常见。他们的产品处于世界机床产业的巅峰，而在面对多重需求层次的中国用户时，供需不对称的矛盾开始出现。在如何避免“曲高和寡”和保持“高端形象”之间，量身定制无疑是一个明智之选。 

其三，重视服务。随着中国本土企业长期以来努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并大量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外资企业相较于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已不再明显，而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较量更是难分伯仲。这种情况下，客户服务于是一跃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核心内容。无论是刚进入中国市场的“初生儿”，还是已在中国打拼多年并有所得的“成功者”都纷纷亮出自己的“服务牌”。例如，德马吉将其亚洲配件中心设在上海，誓将服务进行到底。来自美国的哈斯自动化将其在全球运营的HFO模式成功移植到中国，在短短几年时间，先后在中国建立21个集展示、培训、备件为一体的HFO，其推行的“一站式”服务更是颠覆了数控行业的服务理念，赢得用户好评。托纳斯则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两大贸易中心设立备件库。托纳斯称，其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备件库，库存件可在4小时内出保税区，从而确保能够迅速满足全国各地的用户需求。 

先进的运作模式与本土化的服务还表现在成立应用中心和技术支持站上。GF阿奇夏米尔先后在常州、宁波、成都三地成立了技术支持站，并在北京顺义建立了航空航天、家用器具应用技术中心，以服务不同行业的应用需求。 

可以预见，未来国际巨头将以高技术为先导、用高技术装配的低价格中档机床产品迅速占领中国机床市场，对中国国内机床企业提出了严峻挑战。未来在行业转型升级时期，重点发力中端机床市场，进而向高端市场挺进将是中国机床产业的最佳选择。 (中国工业报记者 胡启林)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国父”、91岁的李光耀逝去。24国政要出席了其盛大空前的葬礼，可谓备极哀荣。以李光耀所拥有的开国之功、伉俪情深、子承父业、鲐背高寿，人生当无憾矣。

在几十年时间里，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由一个人均收入400美元的被逐之地，发展为人均收入5万多美元的富裕国家，甚至超过美国，这不能不说是个了不起的业绩。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却赢得了普遍尊敬。究竟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已经有太多的著作试图揭示其中奥秘，我手边正好有一本李光耀的口述《论中国与世界》，这或许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李光耀诸多的演讲和受访发言中，去理解他的所思、所想、所行。

阔大的世界性眼光

在世界上许多领导人看来，李光耀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眼光的领袖人物。南非总统德克勒克说，李光耀“对世界形势有敏锐的判断，他是在世界最大画布上作画的艺术家”；英国首相撒切尔说，“他有着穿透宣传迷雾、洞悉我们时代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的非凡能力，并且从未出过错”；德国总理施密特说，他的非凡才华和战略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赞李光耀是“我们尊敬的长者”，对两国关系做出过重要贡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李光耀是世界上思维最敏锐的领导人之一，他能够深刻洞察并详尽阐述几乎任何国际问题。

李光耀的世界性眼光得自其对历史的深邃认识。他在1987年时曾指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在160个不同的民族国家间维持和平稳定和确保合作的先例，而即时通信和快速运输时代到来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使得这一局面更加复杂。在这样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世界两大阵营的领导者主导地位都相对消弱，多极世界产生的可能性由此增加，随之而来的将是多边合作的难题”。冷战结束后，他高屋建瓴地预见：“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适应全球经济中心的结构性转移。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必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引发一场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同时，他十分重视新技术在历史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技术和全球化已经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产品和服务能够在任何地方制造或提供，这将减少地理位置、气候、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传统竞争优势。所有国家都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和扩张运输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这些新的发展趋势缩小了优势国家和劣势国家之间的差距”。

李光耀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亚洲世纪”的领导人，他认为：“21世纪，亚洲将重塑其世界地位”，“21世纪将成为争夺太平洋地区霸主地位的世纪，因为该地区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也是全球主要经济力量汇聚之地”。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他以50年前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实现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惊人转变。中国人对未来抱有更高的期望，志向也更加高远。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中国能像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科技发达。这种复兴的使命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更希望‘做自己’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而不是成为西方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他同时认为：“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愈发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和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入本国的体制。”

李光耀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关键在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一个热情拥抱市场的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美中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美国想要羞辱中国，请克制，因为这样只会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美国转而接受一个崛起中的强大中国，给中国在会议室中准备一个座位，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就会欣然坐上这个位子……美国应当这样表态：最终我们会平起平坐，而且最终你可能比我强大，但我们必须合作。让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世界的问题吧。这是美国不得不做的一项抉择：是与中国交往，还是孤立中国。你不可能二者兼得。你不能说你会在一些事情上与中国接触，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孤立中国。你不能给中国发出混乱的信号”。这些话也许刺耳，却深具洞察力。就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一直以来，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非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受启迪的一种途径。在过去三代人的年代中，李光耀每次造访华盛顿，总有大批人等着见他，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外交领域的高层领导。他的讨论会总是洋溢着一种很少见的坦诚氛围，他德高望重，而且经验丰富，历届与他打过交道的美国总统都能从中受益。在国际问题上，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同民主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此外，李光耀还能告诉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他对亚太地区的见解尤其深刻”。

对未来10年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李光耀同样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是欧元区的问题。如果希腊债务危机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其影响将波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到时候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损害欧洲经济，美国和中国也将被拖累。其次是长期存在的朝鲜问题。第三是日本经济不景气，间接影响了整个亚太地区。第四是中东地区可能因为伊朗研发核武器而爆发冲突，这将对全球市场产生灾难性影响”。在李光耀看来，“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新阶段的发展将令人激动。引发市场全球化的举措就是1991年3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允许互联网私有化，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变成一个多么有力的工具，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人和企业能进行跨国沟通，并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界和全球性的市场。全球将出现多个经济力量中心”。从以上引述的话里可以看出，李光耀的确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地区事务，指导他所领导的国家如何生存与发展。

有导向的跨文明视野

李光耀有华人血统，又在英国读过书，人生的经历带给他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正如他所回忆的：“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君子不作恶，与人为善，孝顺父母，夫妻相守，教养子女，交友以诚，忠君爱国。儒家内在的理念是，为了实现社会的良好运转，必须考虑众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这与美国的理念正好相反，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但李光耀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他会在新加坡治理中直接推行儒家文化；而他的英国式教育背景，也不意味着他会照搬英国或美国式的治理模式。在他看来，“尽管尊崇儒家思想，但新加坡在过去40年间成功地使英语成为新加坡的第一语言，汉语则成为第二语言。新加坡为什么这样做？这当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没有遭到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显然，李光耀更看重语言文化中蕴藏的力量，他的文化包容是以强者文化为导向的包容。

他提到：“新加坡有三所印度学校，他们还要开更多，被我拒绝了。你要么上新加坡学校，要么回印度。因为他们留下来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并服务新加坡，他们也不乐于融入新加坡，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印度文化为导向的，学的知识都是印度式的，培养的情操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印度式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见，李光耀对文明的选择是有导向的，他可以包容不同文化，却要为新加坡选择更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在他看来，“美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美国文化中，个体的利益是主要的。这就使美国社会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更杰出的成就。美国始终占优势，因为它的社会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然而，他也承认：“美国文化的某些部分是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比如枪支、毒品、暴力犯罪、流浪、公共场所行为不得体，总而言之，这都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堕落。美国文化过于注重个人权利，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采取各种行为，但这种个人权利的膨胀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他忧心忡忡地提醒，“文化多元主义将毁掉美国。美国面临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大批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将他们的文化传遍整个美国。如果他们的繁衍速度超过美国盎格鲁-撒克逊裔的新教徒，那么在两者的共处中，谁的文化将占优势？……他们肯定会相互影响并改变对方，但美国文化即使是有一部分被改变了，也是很悲哀的事”。

李光耀对伊斯兰文明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本身从来不是问题，但当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却是个问题”。他正确地认识到，“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起因并非巴以冲突，而是因为在穆斯林，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西方世界已压迫他们太久，现在反抗的时机到来了……伊斯兰教的激进思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那些不太成功的民族被边缘化，他们缺乏安全感，感觉自己被世界疏远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恐怖主义持续发酵，这不可能轻易地或很快地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应对恐怖主义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事业……美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以军事手段寻求解决方案。使用武力是必须的，但武力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只有穆斯林才能赢得这场抗争，温和的、具备现代化思维的穆斯林。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以及民间领袖必须共同参与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抗争”——李光耀对恐怖主义成因的看法是极具洞察力的，而他对温和穆斯林的期许，也比习惯使用武力的做法更具智慧。

新加坡是处于多种文明交叉十字路口上的小国，四族共和，李光耀为它选择的是儒家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前者是出于华人的文化传统，而后者更多因为是世界的强势文化。新加坡既往的成功，证实了这一选择的明智。只是当时过境迁、世界力量的强弱发生变化之后，新加坡文化选择的重心会发生变化吗？这也许是新加坡的新领袖们需要回答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选择，新加坡都会保持多元文明并存的包容心，选择适应历史潮流的强势文化，这是李光耀留给他们的智慧。

坚定的实用主义者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据亚太地区的要冲，四周大国环伺，生存环境极其复杂。在李光耀的掌控下，这个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国，却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尊敬。其中以小事大之道，不可谓不高妙。

当年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回答：“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因此，大国事小国以仁，小国事大国以智，被视为中国政治家处理国家关系的政治智慧。可如今的世界不是孟子老先生的世界，而是由霍布斯所谓“利维坦”式国家组成的“所有人对所有人争战”的世界。国家之间常见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的情况，世界是大国竞技场，小国多为大国博弈的筹码，难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小国稍有不慎，便有乱国之祸，甚至灭国之灾。冷战时朝鲜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如同艾奇逊所说的成为两条巨鲸之间的小虾米，以至于今天仍处于分裂状态。近年来的乌克兰，在俄欧美之间玩火，结果深陷战乱，难以恢复和平生活。而新加坡则在大国间游刃有余，甚至左右逢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光耀的实用理性与执政艺术。

许通美在评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时指出，新加坡实行的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任何教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必须一直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繁荣的现实需要之上。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必须接受现实的世界而不是臆想的世界，采取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必要的。但现实主义并不是宿命论的态度，其中也包含了做出努力以使现状变得更好的精神。李光耀认为：世界并不欠新加坡什么，新加坡必须自立；新加坡从没有向发达国家寻求援助，它首先并且主要是依靠自己；新加坡是世界的一员，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好公民；新加坡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制度，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在确保所有国家遵守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原则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新加坡是一个更大的、充满活力的、日渐繁荣的亚洲太平洋社会的一员；新加坡支持美国继续保持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反对美国从这一地区迅速撤出；支持在东南亚的力量均衡，因为这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并抑制地区强国的军备竞赛或任何导致不稳定的变化因素；鉴于冷战已结束，新加坡并不反对重新评估现存的安全安排——从上述表达不难看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和新加坡的外交政策都秉持实用主义的原则，一切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出发，从不断变化的地区和全球局势出发，排除了一厢情愿的臆想，一切基于对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冷静算计。

李光耀曾经说过，“我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从不纠结于什么学说理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随时准备直面问题”。先后在英国和日本人统治下生活过的李光耀，早就知晓强权的厉害，他说：“我从英国人那里学会如何治理，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强权”。

李光耀自称：“我的生活从来不靠哲学或理论主导。我是实干家，至于我的成功是基于哪些原理，那要由理论家去总结。我不靠理论，面对问题，我会问：怎么才能解决它？如果在一系列尝试后，我发现某种方法能够成功，那时我才会总结这一方法背后的道理。因此，无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苏格拉底，都无法指引我。我只对成功的实践感兴趣。面对困难或互相矛盾的现实，如果我的解决方法无法奏效，我会考虑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我会选择成功率较高的解决方法，如果还是失败了，我会实验其他方法，从不钻牛角尖。我们不盲从理论，也不迷信理论本身。理论知识只是智力上的命题而已，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事：上班拿工资，吃穿住行，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我读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有时也会觉得它们言之有理。但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因理论而自缚手脚。我认为，如果一套理论能行得通，就实行之，这就成就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模式。我们的检验方法是：它能行得通吗？能够为民众带来好处吗？”——显然，李光耀的方法，与我们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存在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因为这两者都是出自中国政治文化优良传统的根脉。

有批评者认为李光耀是“亚洲独裁者”的代表性人物，对此他亦有自己的见解：“美国媒体经常找新加坡的茬，抨击新加坡是极权主义、独裁主义国家，批评新加坡管理过度、要求过严、沉闷枯燥。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管理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拿自己的生活充当别人的试验品。美国人的想法是理论，是一种在东亚地区尚未得到证明的理论，在台湾、泰国或韩国都没有得到证明，甚至在美国统治了50年的菲律宾也没能行得通”。在李光耀看来，“无论民主体制有多好，如果找不到能人来领导和管理，人们终将失去对体制的信任，体制也难逃瓦解的命运”。对老成谋国的李光耀来说，不存在有百益而无一害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体制，选择之难就在于利弊权衡——既要关注现实利害也要有长远考虑，既要根据当下情势决策也要顾及可能的变化。如何在其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体现了一种决策艺术，其中之妙之难，非亲历者难以体味。故放言点评易，实际操作难，唯有类似经历者，才能领略其中甘苦。

当有采访者问李光耀，中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吗？他直截了当的回答：“不会。关于这点我非常确定，除非中国想走向崩溃。如今，中国民众需要的是国家复兴。”当有人带着怀疑的态度问他，中国真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为什么不呢？”“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是很简单的：中国告诉这个地区的国家‘跟着我共同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想要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各国需要决定是跟中国交朋友还是与中国为敌。中国还会调整它的承诺，以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或表达它的不满。”——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他的结论，你都会被他这种毫不含糊的判断所震撼。

人们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事如此，人也如此。只有根植于自己国家与民族、并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人，才能赢得世界性的尊重，包括来自对手的尊重。李光耀，就是这样的一位小国领袖和世界智者。

 

乌克兰位于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博弈的桥头堡，国内始终未形成稳定的政权结构。在俄罗斯与西方大国的拉锯战中，乌克兰多次发生“颜色革命”。亚努科维奇总统2014年被西方撑腰的反对派逼走，由此演绎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西方对俄大规模制裁”、“乌东部地区内战”等重大事件。乌克兰乱局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中俄战略全面协作关系显著加强，美欧分歧进一步加大。目前，乌克兰新政权体系基本形成，停战协议正式生效。乌克兰能迎来和平、稳定和发展吗？对此很难做乐观预期，加剧乌克兰乱局的因素仍在累积，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引发新的内战或政权危机。

引发乱局的政治因素

乌克兰政治生态复杂多变，易被外部影响和操控。新政权产生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并进一步恶化。新政府不能够团结大多数精英，治国理政能力较弱，反对派的力量正在蓄积，其采取极端行为夺权的内在逻辑仍在起作用。

“寡头之治”的根源没有改变

乌克兰乱局的内部根源是“寡头之治”。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曾表示，“在乌克兰，在野时亲俄的政治领袖当选总统后未必亲俄，在野时反俄的政治领袖当选总统后未必反俄。”其原因是，资本权力控制着国家权力，资本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当选的乌克兰总统要么受寡头操控，要么自己就是寡头，俄罗斯和西方都可以与寡头做交易。引发亚努科维奇总统出逃的“广场事件”的最初参与者就受雇于最大寡头阿赫梅托夫。他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是亚努科维奇之子过于贪婪，严重损害了其他寡头的利益。亚努科维奇政权发生危机后，大部分亲政府寡头在西方重压下改旗易帜，寡头控制的媒体则开始炮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众叛亲离、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只得仓皇出走。新总统波罗申科依然是寡头总统，号称“巧克力大王”。他在俄罗斯和西方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不得不重复前任寡头总统犯下的错误，也未必能逃过被其他寡头算计的厄运。波罗申科总统意识到腐败问题对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全的巨大威胁，但他签署的《国家反腐败战略》缺少新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防止寡头干政的问题。一旦重大腐败丑闻再次袭来，必将对政局产生更大的冲击。

政治精英严重退化

一位曾两次出任乌克兰议会（拉达）议员的朋友谈到，乌克兰政治精英已严重退化。第一届议会的议员大多是前苏联时期的官员，虽然处事有些僵化，但政治经验相对丰富，有履职能力。当他隔几年第二次成为议会议员时，周围的人已变成商人和寡头的亲信，个个唯利是图。如今的议会议员大多是一些发动街头革命的头目，缺少理性，喜欢投机和冒险。

2014年10月乌克兰议会批准的《政治清理法》不利于乌内部和解，给政权安全埋下严重隐患。该法律禁止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政权中的高级官员、曾经参与镇压民众示威的安全官员、前苏联时代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官员、克格勃官员和线民、以及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人在政府任职。《政治清理法》打击面过大，将使政府失去大批优秀人才，并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直接影响政府的稳定与效率。据乌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的学者估计，将有超过100万公职人员受到这部法律的影响，超过公职人员总数的1/3。如果加上其亲属，受波及的人数将达到500～1000万。政府高层和军警等强力部门领导将遭到清洗。乌政府在2014年10月公布了第一批因该法而被迫辞职的21名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水利资源署署长、国家航天局局长、毒品监督局局长和第一副局长等。此外，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第一副部长、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19名高级官员已在该法实施前夕宣布辞职。被清洗的领导人和公职人员无疑将成为现政权坚定而有力的反对派。

随着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官员被清洗，极端主义者纷纷出任要职。比如，“广场革命”时的医疗队长成了卫生部长，“国民警卫队”的头目成了国防部长，其他几个暴力组织的头目则在内务部担任局长。这些官员造反能力有余而治国能力不足，屡次误判形势和出台错误决策。更糟糕的是，这些人易受外部操控和内心贪欲驱使，不会轻易满足现状，仍会选择采取极端方式实现个人野心。

社会分裂迅速加剧

乌克兰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面临危机。2014年的民调显示，40%的民众赞成斯拉夫价值观，25%的民众赞成西方价值观，35%的民众难以确定。乌东部民众亲俄，而西部民众亲西方，双方僵持不下，对基辅当局都有强烈的不满情绪，都在追求高度自治。乌克兰东部希望单独加入俄罗斯，而乌克兰西部希望单独加入欧盟。

乌克兰政府对俄政策屡遭失败，严重刺激了乌社会，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新议会中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坐大，主张武力解决东部问题的“人民阵线”得票率超预期两倍，成为比例制选区的最大赢家。一些参战军官取代传统政治家成为议员，而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的政党得票率明显低于预期。议会投票结果表明，支持波罗申科总统妥协政策的选民迅速流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主导社会。

2004年的“颜色革命”在乌克兰开启了以街头暴力政治推翻选举结果的魔瓶。在2014年2月爆发的“广场革命”中，一些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再次通过暴力行动推翻了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这些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在夺权后，仍热衷中于街头政治。乌克兰极右翼团体“右区”成员指责敖德萨市政官鲁坚科受贿，把他扔进了垃圾桶。乌各地随即纷纷效仿，先后有10多名拉达议员、市议员以及政府官员等被扔进垃圾桶。2014年10月，“全乌克兰斯沃博达”、“右区”等极右组织和新纳粹组织再次发动大规模游行，试图强迫议会通过决议，取缔乌克兰共产党，并要求为乌二战时的纳粹武装UPA正名。乌日益频繁的街头政治斗争暴力性增强，很可能升级为街头暴力“革命”。

引发乱局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历次引发乌克兰政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民众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并被反对派所利用。乌克兰新政权仍未出台解决乌克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仍在恶化之中。

政府财政深陷危机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曾表示，自2014年4月15日在乌东部开展反恐行动以来，每天需8000万格里夫纳的预算拨款，约合580万美元。据乌克兰政府估计，2014年的战争开支超过630亿格里夫纳，约占全年预算收入的20%。未来乌东部地区重建需设立70亿格里夫纳的专门基金。东部持续的战事已使乌政府捉襟见肘，战争开支可能成为吞噬乌经济的“黑洞”。

经济严重萎缩使新政府深陷财政危机，亟需经济援助以维持预算和避免债务违约。乌克兰部分银行失去了支付能力。为遏制资本外逃，政府开始实施资本管制措施，如限制居民在银行提取外汇，限制私人向国外汇款，限制企业购买外汇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进而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陷入恶性循环。一些国际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乌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乌克兰经济几乎丧失了自我造血功能，入不敷出成为“新常态”，目前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俄方制裁釜底抽薪，西方援助条件苛刻

乌克兰至今对俄经济依赖性很强，俄垄断着乌能源、电信等重要行业。乌几乎全部的大型企业要么被俄收购，要么高度依靠俄市场。与俄交恶对乌克兰制造业来说意味着灭顶之灾。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曾停止向乌供气。尽管双方后来达成供气协议，但协议的执行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由于财政极为困难，乌克兰政府有可能不能如期付款，而俄可能因此使其再次断气，将导致乌克兰大批工厂停工，大量工人失业。俄罗斯还大幅限制乌商品进口，停止进口乌农产品、酒类、钢管等冶金产品。2014年9月的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降幅达11%。政府财政赤字在2014年前9个月同比增加了13.96%。乌国家统计局10月份数据显示，外部市场萎缩和天然气价格飚升等因素相互叠加，导致乌企业亏损面超过49%。

而美国对乌援助极其有限。波罗申科当选总统后立即访美，美国对其礼遇有加，但仅宣布提供5300万美元的援助，并且其中4600万美元用于支持国防开支。这种援助对于乌克兰经济并没有多大价值，2015年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以满足“近期社会开支”，但这笔钱对于坐吃山空的乌克兰财政而言仅仅是救一时之急。欧盟对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数额不大，多为人道主义援助，远远不能满足乌克兰需求。

在西方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75亿美元贷款。该笔贷款数额虽大，但是分批划拨，并附加了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苛刻条件，如乌政府承诺不增加政府福利性支出和提高居民工资。在2018年之前按照固定时间表不断提高天然气、水、电的价格。乌政府的这些承诺必然导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民众不满情绪不断上升，实际上是在自己脚下埋下了随时可能被引爆的炸药。

引发乱局的外部因素

美极力挑动欧俄恶斗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代表着美国的利益，大量乌克兰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惟美国马首是瞻，亲美势力对波罗申科总统构成强力牵制。如果波罗申科总统奉行不反俄的政策或者与俄欧合作共同稳定局势，就会遭遇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甚至由美策动的政权颠覆行动。

美国不希望乌克兰真正实现稳定，而是试图借乌问题挑动欧俄恶斗，不断消耗欧俄，这必然给欧俄共同稳定乌局势的合作设置重重障碍。就在德、法、俄、乌四国领导人千辛万苦达成关于停战和处理乌克兰未来局势的“明斯克和平协议”后，美国就宣布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和派军，从而再度刺激起乌克兰极端势力的战争欲望。

欧对乌政策摇摆不定

欧洲一方面受到美国强大压力，不得不屈从其战略利益，与美共同制裁俄和支持亲美的乌政治领袖，另一方面欧洲也希望独立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自身面临经济衰退压力，对乌援助能力受限，不愿为乌投入更多财力。欧洲虽然从现实利益出发需要维护乌局势的稳定，但它能够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德、法两国承担了乌克兰内战调停人的角色，在道义上站在美国和乌克兰一边指责俄罗斯，但在谈判中又不得不极力说服美国和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强硬条件。在乌克兰国内反俄情绪高涨、极端势力坐大的情况下，乌克兰总统对俄让步就要冒着被反对派赶下台的风险。如果乌克兰再次爆发政权危机，欧洲同样将难有大的作为。

俄强力维护战略利益

乌克兰在俄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俄罗斯绝不能允许乌克兰反俄。在乌克兰政权倒向西方的情况下，俄罗斯绝不会任由乌克兰政府剿灭乌东部亲俄武装，并利用其制衡基辅当局。俄罗斯在乌克兰占尽地缘优势。因此，普京在明斯克四方会谈中采取强硬立场，乌东亲俄民兵在停火协议生效后仍在杰巴利采沃与乌政府军作战并取得胜利。乌克兰主战派即使从美国得到大量军事装备，在东部地区的军事冒险也很难有胜算。显然，乌克兰主战派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仍心存侥幸，极力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内战阴云远未散去，随时可能诱发乌政局新的动荡。亲俄势力在乌克兰政府中虽然几被剿灭，但仍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如遇合适时机，其在俄大力支持下，仍会对现政权开展强有力的颠覆行动。

导致乌克兰局势恶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部因素不断积蓄与叠加，将达到一个危险的峰值。权力根基薄弱的波罗申科总统不可能使大国都满意，也不可能使国内各方势力都满意。任何大国和国内势力都有能力对乌克兰政局产生巨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影响。甚至偶发原因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街头斗争，进而被人利用，揭开新一轮政权危机或政权更迭的序幕。

（编辑 王生升）

[1] 东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今一个普遍的认识是：资本主义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战后繁荣结束以来接踵而至的政治和经济混乱的继续。接连发生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并且通过全球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之后，发生了80年代公共债务的上升，而90年代财政的巩固伴随着这一时期私人债务的迅速增加。 40年来，失衡几乎是各“发达”工业国和“发达”工业世界的常态。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不再把危机看成是纯粹的经济危机。这引发人们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从前的概念——资本主义是一种从根本上依靠私有资本积累连续过程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

危机有3种最为突出的长期趋势：一是经济增长的持续下降，2008年的危机加重了这一趋势（见图1）；二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普遍而持续的上升，40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家庭、金融以及非金融企业不断累积起大量债务（美国的情况见图2）；三是几十年来，伴随着债务增加和经济增长下降，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均处在上升过程中。

图1 1972-2010年20个OECD国家年增长率的平均值

注：增长率为5年移动平均值。

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Outlook: Statistics and Projections.

图2 1970-2011年美国各部门的负债与GDP之比

数据来源: OECD National Accounts.

平稳的经济增长、稳健的货币、适量的社会公平（能够使资本主义惠及无产者）——人们长期认为这3个方面是资本主义掌握合法性的前提。上述危机的3种重要趋势可以相互强化。大量证据证明，贫富分化是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平等一方面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削弱了总需求。反过来，经济增长下降会激化分配矛盾，增加富人向穷人做出让步的成本，并使富人坚持统治自由市场的“马太原理”而在分配中要求得到更多。另外，增加的债务不仅无法阻止经济增长的下降，而且还通过与金融化相关的结构变化，加剧了不平等。

这些有害趋势的恶性循环能永远存在吗？有什么这一循环的应对措施？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并不新鲜，甚至是资本主义在更长时期保持健康的要求。但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这些周期性运动或随机性冲击之后，资本主义至少会暂时进入新的均衡。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逐渐衰败的持续过程。我们能看到即将逆转的迹象吗？

又一次的权宜之计

情况不容乐观。2008年危机是战后一系列危机的高潮，至今已经过去6年。对经济坠落深渊的记忆仍然在人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为了防止危机重演的“改革”要求和“改革”的设想比比皆是。国际会议接踵而至，但是难见成果。与此同时，作为灾难源头的金融业运行回复到从前：利润、红利、薪水和奖金又回到了从前，而重拾对金融业的监管却在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游说中陷入僵局。各国政府，首先是美国政府，仍然牢固地把持在金融业手中。反过来，金融业获得了廉价货币的慷慨供应。金融业将这些货币囤积起来，或投资于政府债券。这些货币是中央银行里的金融业之友代表金融业凭空制造出来的，经济增长仍然疲软，劳动市场也是一样；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并未启动经济增长；仅有的一点经济增长也被顶层1%的人占有，进而又向1%中的一小部分人集中，贫富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高度。

我们的确没有理由保持乐观。一段时间以来，OECD各国通过放任货币发行保持经济的运行，然而政策的设计者比谁都清楚，货币扩张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实际上，2013年，日本和美国多次尝试戒掉对货币扩张的毒瘾，但是当股票价格应声下跌时，所谓“逐渐减量”的政策就被暂时推迟了。六月中，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宣称“量化宽松”必须予以终结。在其年度报告中，国际清算银行指出，为了应对危机和复苏的缓慢，各国中央银行扩张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各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总和已经大约3倍于危机之前的水平，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上升”。 虽然这一举措对“防止金融崩塌”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的目标必须是“使仍然停滞的经济回到强劲并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然而，这一目标超出了各国中央银行的能力：“各国中央银行无法制定政府和公众期望之中的、使经济回到真实增长路径上来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中央银行的政策是在为经济复苏争取时间……但是时间并未被很好地利用，因为持续的低利率和非常规的政策，使私有部门很容易推延去杠杆化的过程，使政府很容易为赤字融资，使中央银行很容易拖延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需的改革。毕竟，廉价货币使借贷比储蓄更容易，支出比收税更容易，原地不动比改革更容易。”

显然，甚至是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都认同这一观点。到了2013年夏末，美联储又一次放出信号说量化宽松的时代要终结了。然而，2013年9月，预期中利率的提高又一次被推迟。美联储所给出的原因是，经济没有希望之中那么“强劲”。全球股价应声上涨。当然，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比处在一定政治环境中的中央银行，能更自由地说明为什么回归常规货币政策如此艰难。明摆着的是，不利用无限制的货币供给来维持资本主义，那么就要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来振兴资本主义。正如国际清算银行2012-2013年度报告第二个分标题所准确概括的那样：“提高灵活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换句话说，“提高灵活性”就是让大多数人吃更多的苦，让极少数人得到更大的好处。

悬崖边上的资本主义？

20世纪80年代之前，“现代资本主义”可以按照“混合经济”的形式运行，并得到合理的管理和民主的控制，而这一想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抛弃了。后来，在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中，社会与经济秩序被重构为无害地起源于“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但是，随着2008年的危机，人们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能够达到自身均衡这一前提，合理的政治经济治理新方案还没有出现。仅这一点，就可以被当作是这场危机已变成系统性危机的症状。这一状况持续越久，症状也就越明显。

我认为从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下降、不平等加剧和债务增加，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接连发生的通货膨胀、公共债务危机和金融内爆来看，必须再度审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亦有终的历史性现象。资本主义面临终结并不要求用对未来的乌托邦想像或者超人类的预言来证明。虽然我知道资本主义在过去多次被宣布死亡，我愿意提出这一明确的观点。实际上，自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19世纪中叶被使用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家都预测过它即将灭亡，不仅包括激进的批评者，如马克思和波兰尼，而且包括资产阶级理论家，如韦伯、熊彼特、桑巴特和凯恩斯。

合理的预测在历史上并未实现，但这并不说明灭亡永远不会发生。我相信这一次预测是不同的。让我这样想的资本主义症状之一就是：资本主义这台机器的技师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提出使整个体系回复完整的思路——美联储委员会在2008年的讨论记录，以及上文提到的各国中央银行对停止“量化宽松”正确时机的苦苦寻找就是例证。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表象。表象之下，资本主义现在基本上摧毁了任何通过限制它来使它变得稳定的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需要依靠与其相抗衡的力量，资本主义需要这些力量通过整体利益和各种制度使资本积累受制于社会平衡。这里的含义是：资本主义可以由于过于成功而破坏其自身。

我所想像的资本主义终结，是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败的过程。虽然我们无从准确知道资本主义什么时候消失、如何消失、以及替代资本主义的将是什么制度，但重要的是，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金融稳定的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

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当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政治经济主张可以给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自洽的调节体制。社会融合以及体系融合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坏，并且将会继续恶化。随着时间流逝，最可能发生的是持续积累的、较小或具有一定规模的混乱；任何一种混乱都不必然致命，但大多数混乱无法修复，更何况混乱数量太多以致无法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整体的各个部分相互配合的程度越来越小；各种摩擦将会加倍；随着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越来越隐蔽，出乎意料的后果将扩散；不确定性会激增；各种危机——合法性的危机、生产率的危机或者两种兼有——将接踵而至，而危机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治理（正如过去几十年那样）。最终，深层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的经常性灾难造成了重压。为了应对短期危机而制定的众多临时性办法，会在这种重压之下崩坍。

我把资本主义的终结设想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这就提出了如何定义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是复杂的实体，不会像有机组织那样死去。不过，种族灭绝是个例外，因为灭绝的不连续性总是孕于灭绝过程的连续性之中。如果我们说一个社会终结了，我们的意思是，某些至关重要的组织特征消失了，而其他特征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为了判断资本主义是生、是死、还是濒临灭亡，我们要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这样一个现代社会 ——这个社会确保整体的再生产是个人理性和追求资本积累的竞争性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无意结果，并且通过“劳动过程”使私有资本与商品化的劳动力相结合。当资本主义再也无法保持这一前提，这就终结了资本主义作为自我再生产、可持续、可预测和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秩序的历史存在。

如此定义下的资本主义的衰亡，不会遵循任何人的蓝图。随着衰败过程的进行，这一过程必然会诱发政治抵抗和多种集体性的干预。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中，这些斗争仍然具有卢德式的特征：局部的、分散的、缺乏协调的、“原始的”斗争。这些斗争会加剧混乱，但无法创造出新的秩序，最多无意中有助于新秩序的出现。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长期持续的危机会为改良力量或革命力量提供机会。然而，混乱的资本主义看起来不仅是自身，而且也会使它的对立面发生混乱，使它的对立面丧失打败或者挽救资本主义的能力。资本主义必将自我毁灭——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商品化的前沿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我们或许希望转向卡尔•波兰尼关于对市场扩张的社会限制的思想，体现在他提出的3种“虚拟商品”（劳动、土地或自然、货币）的概念中。对于虚拟商品来说，供给和需求只能片面而别扭地应用在这些商品身上。虚拟商品只有在限定和调整的方式中才能被当成商品，因为完全的商品化会破坏虚拟商品或使其无法使用。然而，市场有扩张的内在趋势。市场从物质产品的交换，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这些方面是否适合商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无论这些方面是否适合隶属于资本积累的逻辑。除非受到限制性制度的阻碍，否则市场扩张连同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可行性会永远处在自我破坏的危险之中。

实际上，由于保护性制度在许多方面遭受侵蚀，当今市场扩张的程度已经在波兰尼的三种虚拟商品上达到了关键的界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前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在劳动方面寻找新的时间体制，在自然方面寻找可持续的能源体制，在货币的生产和配置方面寻找稳定的金融体制。在这3个领域，社会摸索着对扩张的逻辑更为有效的限制，而这种扩张的逻辑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限制的中心，就是就业制度对人类劳动日益增长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制度对有限自然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金融银行制度对人们在越来越复杂的货币、信用和债务体系中的信心日益增长的需求。

依次来看波兰尼式危机的3个领域，我们会注意到，正是货币的过度商品化，搞垮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廉价信贷无限制的供给，向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的转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达到不可想像的规模。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的去监管化，抛弃了大萧条后对货币的私人生产和市场化的限制。“金融化”看起来是使过度扩张的经济在全球资本主义中恢复增长及其赢利能力的最后手段，然而，一旦放松限制，金融业就把大量资源用于为进一步取消管制进行游说，更不用提规避仅存的规则了。事后来看，很明显，M-C-M’的旧体制转变成M-M’的新体制，产生了巨大风险[2]。

关于自然，普遍的看法是资本主义无限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各种派别的新马尔萨斯话语，在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虽然有些观点是不成熟的警报，但没有人否认，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能源消费模式，是不能扩张到世界其他国家的。一方面是对自然的耗尽，另一方面是技术创新，两者之间的竞赛正在形成。一个看来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是：被C.B.麦弗逊称为“占有的个人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如何利用巨大的集体资源？在竞争性生产和消费的世界里，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确保可生存环境的共同利益？

人类劳动的商品化也达到了一个关键水平。国际竞争中，劳动市场的去监管化取消了对工作时间的一般限制，还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面临危险的工作条件。随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家庭向雇主出卖的劳动时间增加了，而工资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些情况在美国最为明显（参见图7）。与此同时，虽然出现了对劳动市场的去监管化和对工会的破坏，劳动市场通常难以出清，7%－8%的失业率成为新的常态，甚至像瑞典等国也是如此。血汗工厂在包括服务业在内的许多行业扩张，但大多存在于全球体系的外围，超出了中心国家和工会覆盖的范围，也离开了消费者的视野。历史上曾对劳工权利进行有力保护的国家的工人与血汗工厂的工人进行竞争，导致后者的工作条件恶化，而前者的失业日益增加。与此同时，人们对工作侵入家庭生活的抱怨成倍增长，劳动市场的压力迫使人们加入到更新“人力资本”的无穷无尽竞争当中。并且，全球劳动力的流动，使雇主用乐意干活的移民代替不乐意干活的本地工人。移民还弥补了低生育率，而这一致使人口减少的低生育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雇佣劳动与非雇佣劳动、市场消费与非市场消费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所造成的。结果，阶级和社会团结的缺失，导致了社会抵抗运动的长期弱化。

图3  1947年至今美国社会契约的破坏

数据来源：Thomas·Kochan，《美国就业危机及其对未来就业政策的意义》，国际劳动关系评论（International·Labor·Relations·Review），Vol.66，No.2(2013)，第291-314页。

为了保护3种虚拟商品免受完全商品化的危害，如何限制资本积累这一问题在历史上争论不休。但是，当前同时出现在3个领域的世界性混乱是与众不同的：这种混乱产生于对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成功冲击。这些制度——无论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还是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全球化”支持下，市场关系和生产链具有跨越国家政治和法律界限的能力；此后，劳动、土地和货币同时成为危机领域。结果，在现代为了整个社会和资本主义而几乎驯服了资本家“动物精神”的那些力量，被彻底打乱了。

资本积累不仅会在虚拟商品上碰到限制。在表面上，产品和服务消费在持续增长。现代经济的隐含前提，即人类欲望和消费能力是无限的，好像就是发生在任何一家大商场中的事实。尽管如此，市场在某个时候会达到饱和，而对饱和的恐惧，在资本家当中普遍存在。这本身反映出，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早就与物质需要相分离了。今天消费的一大部分——并且是在迅速增长的一大部分——并非是为了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它们的符号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生意人发现，它们在广告、产品设计和创新等市场营销活动上投入得越来越多。尽管营销手段日益精细，文化的无形无影却使得商业成功难以预料。这比通过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来获得增长的时代，要困难多了[3]。

5种混乱

没有了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剩下的只有自身，并且是缺少自我限制的自身。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没有终点，并且也不能有终点。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崇尚“少即是多”的原则，这一原则必须从外部施加在资本主义身上，否则资本主义的进程将一直自我消耗下去。我认为，目前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在此，我们观察到，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它的对立面而濒于灭亡——就像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由于自身的过度发展而濒于灭亡一样。为了阐述这一观点，我将说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5种系统性混乱；传统制度和政治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变弱了，而这种弱化以各种方式造成了混乱。我把这些混乱称为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停滞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6年之后，预期经济长期停滞成为一种时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人们大量讨论的罗伯特•戈登的一篇论文。他认为19世纪以来推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创新只发生一次，比如交通运输速度的提高、自来水在城市的普及。与这些主要创新相比，近来信息技术的扩散对生产率只产生了较小的作用。虽然戈登的观点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但是，以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只有技术开启了增加生产率的前所未有的新机会的时候，资本主义才有希望达到一种能够补偿工人阶级所需的经济增长水平。在这种“马后炮”似的观点中，戈登用6种非技术性因素来论证，为什么他预期增长会很慢或者没有增长——他把这些因素称为“逆风”——“即使创新按照2007年之前20年的速度那样增长”，这些“逆风”因素也会造成长期停滞。这些“逆风”因素包括两种我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会与低增长并存的因素：一种是不平等，另一种是“高悬着的消费债务和政府债务”[4]。

令人惊讶的是，当前关于停滞的理论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是何等接近。最近，华尔街之友劳伦斯•萨默斯变成了一个停滞理论家。萨默斯是克林顿时期金融去监管化的总设计师，也是奥巴马对美联储主席一职的首选——直到他在国会的反对面前被迫让贤为止。2013年11月8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论坛上，萨默斯坦言，在他感觉苦于资本过剩的这个世界中，他不再希望低利率在不久的未来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5]。萨默斯预期“长期停滞”将是“新常态”，这一预期令人惊讶地得到了包括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的赞成。萨默斯只是简短提到，为了振兴投资而实行的负实际利率政策明显失败，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贫富分化持续恶化。凯恩斯认为，收入向有钱人集中必然会损害有效需求，并使资本所有者在“实体经济”之外寻找投机性的赢利机会。这事实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原因之一。

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精英，可能会由于未来没有增长而隐退。这并不排除金融部门会得到高利润，特别是利用中央银行提供的廉价货币，在投机性交易中得到高利润。无人担心那些为了防止经济停滞变成通货紧缩而创造的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在通货膨胀中，要求分蛋糕的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通胀过低而不是过高，新的观点是，一个健康的经济需要至少2%的年通货膨胀率。然而，唯一可以预见的通胀，就是资产价格泡沫。

对于资本家及其侍从来说，未来的道路毫无疑问是崎岖的，低增长将使他们无法用经济增量来解决分配矛盾和平息不满。泡沫将破裂，而破裂不在他们的规划之中，并且国家能否及时解救受害者还不确定。正在形成的停滞经济和处于稳态中的经济极为不同，随着增长下降和风险增加，为了存活而进行的斗争将会加剧。在为了增加利润和保持资本积累进行的殊死努力中，被全球化所淘汰的对商品化的保护性限制不会得到恢复，而新的方法将被用来掠夺自然资源、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并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具有产生泡沫可能性的停滞”，最有可能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

财阀和掠夺

关于第二种混乱，经济不平等的长期恶化趋势不会在短时间内停止，或者永远不会停止。从凯恩斯主义或其他角度来说，不平等压低了增长。但是，中央银行为了恢复增长而提供的廉价货币——这种货币对于资本来说容易获得，而对于劳动来说并不容易——使金融部门膨胀并引起投机性（而非生产性）的投资。这进一步加深了不平等。因此，顶层再分配趋于寡头化：再分配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承诺的那样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而是从日益贫困和衰落的社会中攫取资源。这样的社会不仅有俄罗斯、乌克兰，还有希腊和西班牙，并且美国也是日益如此。在寡头再分配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联系利润与工资的纽带被切断了，而经济精英的命运与群众失去了联系[6]。花旗银行2005和2006年向少数最富有的客户发布的臭名昭著的“财阀经济”备忘录，就预计到了这种情况。这一备忘录向有钱人保证，他们的繁荣不会再依赖于工薪阶层了。

甚至在人们仍然当作是民主政体的地方，寡头再分配与向着财阀经济变化的趋势也使精英们相信，他们会在社会制度终结的噩梦中幸存下来。财阀经济中的资本家，可以不再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担忧，因为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没有增长，他们的跨国财富也照样会增长。俄罗斯或希腊等国的超级富豪，可以带着他们的钱（或者说是他们国人的钱）逃到瑞士、英国或美国。全球资本市场为拯救有钱人及其家庭提供了可能，这诱惑着有钱人进入这场游戏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有钱人把利益变现，而后过河拆桥，身后只留下一片焦土。

掠夺公共资源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三种混乱，即通过削减开支和私有化来掠夺公共资源。我在其他研究中，追溯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种双重过渡的起源。这一双重过渡，是指从税收国家向债务国家过渡，而后从债务国家向紧缩国家过渡。在引起这些转变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向资本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外逃、避税、选择税制以及对一国政府进行要挟。削减赤字基本上依赖削减政府开支，即削减政府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开支。随着收入日益向最富1%的人集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公共领域通常急剧萎缩。对在国际间流动的寡头资本来说，公共领域在资金方面的饥饿状态是有利的。不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有多少贡献，私有化都会成为削减开支的手段。

甚至在2008年之前，通过削减开支而不是提高税收（尤其是对富人）来解决财政危机的观点，已经成为人们想当然的看法。通过财政紧缩来改善财政状况，被强加于社会之上，尽管这样的做法会压低经济增长。这说明寡头已经脱离了普通人民，因为富人已经不期望为穷人付出代价，不期望为整个社会付出代价。这看起来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率增长要求更多公共资源，所以，生产率增长与利润的私人积累不能共存。因而，资本主义精英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他们选择的结果，那就是经济停滞与寡头再分配的结合[7]。

铁笼子的腐蚀

除了经济增长的下降、不平等的上升、公共资源向私有权的转移，腐败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第四种混乱。马克斯•韦伯试图通过重拾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为资本主义平反。韦伯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与贪婪，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新教的宗教传统。按照韦伯的说法，贪婪无处不在并且无时不在；贪婪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独特现象，而且还会颠覆资本主义。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建立在致富的欲望上，而是建立在对自我的约束、有序的努力、负责的管理、冷静的奉献之上。韦伯的确预料到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而褪色，并且变为“铁笼子”。在笼子中，官僚管理和对竞争的限制，会代替文化来切断资本积累与享乐主义的消费以及原始囤积的本能之间的联系。然而，他无法预料到20世纪最后30年发生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及这一革命带来的前所未有致富机会。

欺诈与腐败永远伴随着资本主义。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金融部门的崛起及其对经济统治地位的占据，韦伯的伦理辩护好像针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另一个世界。金融部门是这样一种部门：在这里，创新与扭曲规则（或打破规则）难以区分；半合法和非法活动能得到极高的报酬；金融公司和监管部门在薪酬上的差别极大，而它们之间的旋转门为腐败提供了无限可能[8]；最大的公司不仅大而不倒，而且由于它们对国家经济政策和税收收入的重要性而免受法律审判；私有公司和国家之间的界线，比任何地方都要模糊，正如2008年政府救市所说明的那样，也正如美国政府大量雇佣金融公司前雇员或者金融公司大量雇佣美国政府前雇员所说明的那样。在安然和世通事件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经济中的欺骗和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2008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又打败了先前的记录：有毒证券的制造者，收买评级机构以获得高评级；离岸影子银行、洗钱、对大规模避税的支持，成为大银行的正常操作方式；证券卖给不知情的客户，而其他客户就在证券价格上投机；世界主要银行欺诈性地把利率和黄金价格固定下来，等等。近年来，许多大银行不得不由于这些行为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并且新的事件还在出现。初看起来制裁很重，但是，这些制裁与银行资产相比却微不足道，更不用说这些制裁都是在政府不想或不敢起诉的情况下，通过院外解决的结果[9]。

资本主义的道德丧失或许与经济衰落相关，为了获得剩下的利润机会而进行的斗争，在末日到来之前变得更加丑恶。无论如何，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现在颇具嘲讽性——人们把整个体系看成是充满肮脏诡计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确保已经很富有的人将来更为富有。随着资本主义日益成为腐败的同义词，防止资本主义被贪婪挫败的韦伯式努力，最终失败了。

脱节的世界

最后，我们来说第五种混乱。全球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中心来巩固其外围，需要这个中心为外围提供有信用的货币体制。20世纪20年代之前，这一角色一直是英国所扮演的；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角色是美国扮演的；两个时期之间，中心消失了，不同力量为取得这一角色而斗争，这是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混沌的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各国货币的稳定关系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至关重要，进而对资本积累至关重要，而这种稳定关系需要全球最终贷款人的支持。中心还要支持外围，使他们愿意接受中心以低价格攫取外围的原材料。并且，中心还要与外围合作，来压制在发达世界之外反对资本主义政府的传统力量。

由于美国再也无法扮演其战后的角色，而多极世界秩序还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日益苦于全球无政府状态。虽然没有大国之间的碰撞，但是，在美国经济下滑、公共和私人债务上升、以及这场具有高度破坏性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受到争议。寻找一种代替美元的货币（或许是一篮子货币的形式）还没有出路，因为美国放弃用美元给自己融资的特权，就会面临巨大损失。并且，正如“量化宽松”在巴西、土耳其等国造成的通胀泡沫那样，在华盛顿授意下的国际组织所采取的稳定性措施，日益给整个体系的外围带来破坏性作用。

在军事方面，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场陆地战争中都被打败或被拖入僵局，并且将来可能更不愿意以地面战争的方式涉足局部冲突。新的高端暴力武器被用来团结各国政府，并被用来使人们相信，美国是全球寡头财产权利的守护者，是寡头及其财产的安全天堂。这些武器是否能够恢复全球秩序是值得质疑的，特别是在中国成为美国经济上有力（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军事上）的对手之后。

总之，资本主义处在严峻的形势之中。长期停滞代替了经济增长；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变得日益困难；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许诺越来越难以实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中心经历了3场接连发生的危机，即通胀危机、财政危机和私人债务的危机。今天，在过渡过程的艰难阶段，资本主义要依赖中央银行提供无限流动性才能生存。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为了遮丑而与民主组成的婚姻破裂了。在商品化的3个领域（劳动、自然和货币），限制资本主义扩张的调节制度崩溃了。在资本主义战胜其对立面之后，目前还没有政治力量有能力把这些对立面重建起来。5种处在恶化中的混乱危害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下降、寡头、公共领域资金短缺、腐败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从资本主义最近的历史来看，可以预见的是一个持续溃败的长期痛苦时期。这是一个摩擦加强的时期，一个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加强的时期，一个“事故”常态化的时期，而这些“事故”很可能具有20世纪30年代全球崩溃时的规模。

¨ 本文曾在2014年1月23日大不列颠学会举办的讲座上宣读过。本刊对原文有所删节。译者，齐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1] 沃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

[2] Donald Tomaskovic-Devey and Ken-Hou Lin, “Income Dynamics, Economic Rents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S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6, no.4, 2011, pp.538-59.

[3]消费主义文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消费者是资本在与直接生产者的分配冲突中的最终盟友，尽管直接生产者和消费者通常是同一群人。通过寻找最低的价格，消费者击败了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工作机会送到国外。参见Lendol Cald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 1999.

[4]戈登的预测招致许多争论，质疑主要针对未来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的技术进步。虽然技术进步在这个方面是可能的，但是技术进步的成果不大可能被平均分配。没有社会保护，这些方面的技术进步将会损害就业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将被它所带来的不平等所抵消。

[5]伯南克在2005年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用“储蓄过剩”来说明美联储为了刺激投资而“向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如今，萨默斯很自然地认同了左派停滞理论家们关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繁荣”是一场幻觉：“利率过低，借贷过多，财富过剩，失业却没有处在过低的水平。通胀完全处在平静之中。所以，甚至是一场巨大的泡沫也不足以产生任何过剩的总需求。”

[6]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富人积极反对工会和最低工资规定，虽然低工资会弱化总需求。显然，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充足的货币供给取代了群众的购买力，使有条件取得货币的那些人能够在金融市场上牟利。

[7] 请注意，资本主义关心的是利润而不是生产率。虽然两者有时一起变化，但是当经济增长要求公共领域大幅扩张的时候，两者就不会一起变化了，正如瓦格纳定律所设想的那样。Adolph Wagner, 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Oekonomie, 3rdedn, Leipzig, 1892. 资本主义对利润（而不是生产率）的偏好，连同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一起会阻挡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8]包括最为嚣张的腐败：布莱尔和萨科齐现在都为对冲基金工作。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经历，在对冲基金看来，显然成为获取金融部门高薪岗位的一种学徒训练。

[9]关于银行因不法行为而受罚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2014年3月23日，《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自金融危机开始至今，单是美国银行就已支付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罚款。

乌克兰危机持续一年来，围绕着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美欧联合制裁俄罗斯、国际市场油价“跌跌不休”和卢布急剧贬值，使俄罗斯经济进入衰退的预期渐成现实。深入剖析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俄美博弈，对我们把握当今剧烈变动的国际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保持冷战思维惯性发展符合美国利益

1991年华约解散、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名义上终结了。此后北约与欧盟势力持续东扩，表明冷战实际上并未消失。今天的乌克兰危机已经发展为一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多灾多难的乌克兰成为21世纪俄美博弈的角斗场。

北约东扩是美国保持冷战思维的实际战利品

冷战时期，苏美主要的博弈地点是欧亚大陆。作为西方世界的霸主，美国以北约为载体将西欧防务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确立了美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其主要目标就是遏制苏联并尽可能地将美国的军事势力乃至意识形态向东扩展。北约虽然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但并没有随着华约瓦解和苏联解体而解散，相反，北约启动的东扩进程将一批中东欧国家纳入其中，扩大和强化了北约的军事存在，并进一步逼向俄罗斯边界，对俄罗斯形成强烈刺激和巨大威胁。

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美国摆脱冷战思维，俄罗斯试图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也没有使美国将俄罗斯视作“伙伴”。相反，20多年来，美国一直将俄罗斯看作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加以防范和限制，这是冷战后美国的欧亚战略核心。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指出，欧亚大陆对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防范产生对美国地位构成挑战的挑战者和敌对联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和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简言之，美国为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须防范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崛起，更要遏止区域大国之间建立没有美国参与的联盟。于是欧亚大陆成为美国为维持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

现实中，美国执行的欧亚战略，体现在欧亚大陆欧洲地带就是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来说，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加入北约，俄只能“忍痛割爱”；而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如投入北约怀抱，则是触动了俄的安全底线。

显然，冷战思维没有过时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要在苏联解体之后继续行使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继而维持对欧洲事务的政治领导权。维持冷战思维并保持对俄罗斯的高压刺激，才能让俄罗斯成为对欧洲名义上的威胁，继而保持北约军事组织继续在欧洲存在，避免欧盟与俄罗斯修好而排斥美国，从而强化美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地位。

乌克兰危机是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如何刺激俄罗斯，并使其反弹程度恰好达到美国需要的水平？这显然有一定难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实力急剧下降，国际影响力远不如前。此前历次对俄罗斯利益构成一定威胁的国际事件，例如轰炸南联盟和伊拉克问题，俄罗斯的回应都很有限，不足以支撑美国的欧洲战略。在俄罗斯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并开始谋求建立欧亚联盟的时机下，美国不加避讳地插手乌克兰事务并使之陷入政治危机，触及俄罗斯的核心利益，让俄罗斯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风险代价卷入地缘政治的冲突中。

冷战时代，苏美间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两者之间的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人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而持续了一年的乌克兰危机已再次发展成一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

如果说北约东扩从外部大大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么，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支持下的许多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则令俄罗斯感到“后苏联空间”内部的离心离德倾向愈演愈烈。但无论如何，“后苏联空间”在经济、政治、国防和民族安全等领域已形成一个特殊的范围，是俄罗斯“天然的特殊利益中心地带”。俄罗斯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这一空间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整合“后苏联空间”成为普京实现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即以独联体自贸区为基础，通过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建成超国家政治经济共同体——欧亚联盟。而如布热津斯基所言，乌克兰在欧亚联盟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乌克兰的参与，俄罗斯难以把“后苏联空间”建成一个欧洲势力，而更像是一个中亚国家的联盟。

以乌克兰国内政治纷争引发的政权危机，之所以迅速演变为一场剧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北约与俄罗斯的角斗场，根本原因还是美国的欧亚战略和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战略之间的不可调和。

乌克兰动乱不断升级

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

现实的国际问题不能用理想主义去解释。俄罗斯曾表示将要加快对自身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造，以期尽快成为北约、欧盟的正式成员；也曾希望美国作为世界文明的领导者为俄罗斯融入西方文明创造条件。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无论俄罗斯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满足美国的标准，因为美国在其国际战略中，需要一个不能够进入正常发展轨道的俄罗斯，这已经成为美国摆布的全球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基础。

利用乌克兰危机拖垮俄罗斯符合美国利益

2008年爆发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使美国暂时停止了北约东扩的步伐；而2009年出台的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成为普京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最大外部挑战。美国正是利用俄罗斯和欧盟的这一矛盾，直接导演了乌克兰危机以阻止普京所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的进一步推进。

2009年5月，欧盟开始实施“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即欧盟与作为独联体成员国的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6国签署的联合及自由贸易协议），颇似一个在欧盟主宰下的独联体。很明显这一计划具有直接针对俄罗斯的色彩，实际上是欧盟迫使上述国家做出政治选择，即“要么与我们为友，要么与我们为敌”。在普京看来，这是北约暂停东扩后瓦解俄罗斯领导的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实际上这一计划还追求一个地缘经济目标，即试图建立一条新的绕过俄罗斯的能源通道即所谓“南部走廊”，以期减少欧盟国家依赖俄罗斯能源进口的现状，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战略相悖。于是，普京在2011年10月提出建立欧亚联盟，这一举措成为应对“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的重大步骤。进入2013年以后，根据欧盟和俄罗斯各自的时间表，双方对乌克兰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宣布暂时中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欧盟也对此表示理解。相反，远在大西洋另外一侧，时刻关注乌克兰的美国政府和国会却对此反应异常激烈，在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乌克兰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后，乌克兰危机随之爆发，亲西方的乌克兰政治势力上台。权衡之下，俄罗斯收回苏联时期划拨给乌克兰的旧地克里米亚，使得危机再次升级，也使危机背后俄美博弈的实质最终浮出水面。

其后，美国联合欧盟发起对俄罗斯的三轮制裁，涉及金融、国防和能源等俄罗斯要害部门，导致油价暴跌、卢布跳水，可以预见2015年俄罗斯经济难逃衰退的命运。更为困扰俄罗斯的是，俄罗斯任何行动都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俄罗斯进一步整合“后苏联空间”、走向欧亚联盟的进程困难重重。显然，在乌克兰危机中拖垮俄罗斯，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对美国而言，俄罗斯是美国实现欧洲权力均衡的重要战略筹码。在持续升级的乌克兰危机中，美国的战略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制裁俄罗斯、用卢布汇率和石油价格击垮俄罗斯，更是着眼于维系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格局的全球部署。总体上看，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检验和行使了对欧盟的政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存在的合法性和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

美国是第一个非欧亚大陆上的全球霸权国，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让西欧紧紧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伞下，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组织是美国对欧洲控制权的基础。苏联解体和欧盟的建立，改变了这一格局。欧盟具有内部的政治生态：欧洲的小国并不希望追随美国，而是追随欧盟内的强国——法国和德国，大部分欧盟国家并不希望与俄罗斯交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经济发展迅速，并与欧洲国家建立了以能源供应为核心的紧密合作关系，因此出现了关于“北约是否需要继续在欧洲驻军”的合法性争议。如果欧洲已经实现安全，北约军事组织在欧洲的继续存在就从保护变为占领。这就对美国在欧洲的领导权构成挑战，进一步说，也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挑战。美国不仅要防备俄罗斯，也需要抑制欧盟，因为当前最有潜力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进行挑战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有5亿人口，经济上正走向整合的欧盟。

从没过的战略利益出发，让北约军事组织存在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欧盟旁边设计一个军事威胁。鉴于俄罗斯的地缘位置、历史渊源以及自身的军事实力，美国必然把这一战略筹码分配给俄罗斯，其手段就是不断激怒俄罗斯，让俄罗斯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从而使北约有理由长期驻扎欧盟。

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一次由美国主导的“可控的紧张”局势（即紧张的安全关系），美国基本实现了预期目的，即乌克兰局势陷入僵局、欧洲明白了与俄罗斯需要更加谨慎地发展关系，以及俄罗斯经济陷入困顿，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首先，石油价格走低不仅损害俄罗斯的利益，更是损害作为石油资源全球主导者的美国的利益，也考验着美国与沙特等产油国的关系，以石油价格为长期武器拖垮俄罗斯对美国而言并不可取，也不可持续；其次，俄罗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解决办法，例如更加看重和加强与东部的亚洲伙伴的关系，美国不希望俄罗斯与任何大国结盟共同排斥美国，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客观上加速了俄罗斯“向东看”的步伐，美国必须慎重考虑这个问题；再次，欧洲各国受制于经济、安全的多重压力，对长期制裁俄罗斯的行为可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促使美国适时收手。因此，随着国际油价的恢复，冲突将逐渐趋缓，各方也将从中吸取教训，在国际格局中找寻更合适的位置。

乌克兰危机另俄美关系渐行渐远

国家利益是国家间竞争的永恒主题

美国为了独霸世界，不仅想方设法防止出现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大国，也在欧亚大陆营造各种依靠美国的权力平衡。在欧洲既打击俄罗斯，又抑制欧盟；在中东，同时支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通过贩卖安全，确保美国的石油利益；在亚洲，则通过“亚太再平衡”、台湾问题、东海和南海问题以及最近的香港问题等等，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美国力图建立和推进维护自身利益的单极世界格局。

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教训中我们看到，美国没有因为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更迭和随后的“私有化”、“西方化”，而就此善待俄罗斯，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对此，普京说过，“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总会遇到问题、反对和争斗。你们认为，如果这只熊安静地坐下，不去针叶林中追赶小猪，他们就会放过它吗？不是这样。他们仍然会一直试图用锁链拴住它”，并“拔掉它的牙齿和爪子”。国家利益之争显然不具有行为标准可言，也没有国际规则可依照。

今天，中国的一些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期待通过彻底的“私有化”和照搬西方“宪政民主”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认同。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20多年的曲折历程，我们已经得出了答案，必须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维护国家利益，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如何应对近期俄罗斯内外困境

2013年签署的《中俄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为大国间和谐相处树立了典范”。应该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实质性内容，即经贸伙伴、科技伙伴、能源伙伴和国际关系伙伴。从中俄关系的发展进程以及影响中俄关系的种种因素看，这四个伙伴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两国2014年的贸易额达到900亿美元；中俄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例如航天、航空制造等领域）有广阔的空间；中俄之间签订的石油和天然气合同将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因素的影响下，中俄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将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因此，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战略决策而非权益之计。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为基础，两国关系不应受到近期卢布汇率变化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也不应受到美欧对俄罗斯联合制裁的影响。

加快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2014年以来，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使金砖国家的合作平台日臻提升和牢固。根据目前金砖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然这一合作机制的主导者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一态势必然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严重不安，各种小动作是不可避免的。

在金砖国家合作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之时，俄罗斯面临冷战后最为严重的内外困境。在这一关系到新兴经济体兴衰的关键时刻，中国有必要照顾全局，在规划合作愿景、挖掘新合作动力、完善合作机制和推进政策协调等方面，考虑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使金砖国家合作的含金量更高。

（编辑 蔡万焕）

[1]关雪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张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