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全球对印太地区的关注

印太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可以追溯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的阐释:“太平洋的和平、稳定和自由通航与印度洋的和平、稳定和自由通航密不可分。日本作为最悠久的海洋民主国家之一,应该与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一道,在维护两大区域的共同福祉方面扮演更加伟大的角色。”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增长角度,印太地区已然成为大国角逐的重心。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抱团出海”的趋势,以军事联盟护航,以“民主”、“人权”及可持续发展等价值观为引领,筹措巨额资金,准备大举介入该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开发,并且明确宣示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争高下。                                     

201912月,日本发布《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并呼吁其“四方安全对话”伙伴(美、日、澳、印)加入。根据其“优质基础设施伙伴倡议”,日本承诺要拨付2000亿美元用于投资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同时,日本20213月份与印度和澳大利亚达成《供应链韧性倡议》(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分别提供200万至1亿美元的赞助,用于在伙伴国家建立和加强关键产品的制造能力,意在弱化这些国家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201911月,针对中国“红色的一带一路”,美国联合日本和澳大利亚提出了“蓝点网络——另类一带一路”(Blue Dot Network – BRI Alternative - SDN),其中制定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评价标准,提供了国际认证。具体包括财务透明度、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目标是动员私人资本进行负责任的海外投资。20216月,经合组织(OECD)宣布承诺支持将该计划向全球推广。这一计划正好迎合了拜登大举推行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构想,在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情况下,对外长线投资变得现实起来。

20216月,拜登在七国集团(G7)峰会上提出了一项“重建更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 - B3W),宣布至2035年筹集40万亿美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及援助资金。

202112月,欧盟委员会推出了“全球大门战略”(Global Gateway Strategy - GGS),决定在20212027年之间斥资3000亿欧元,在数字技术、气候变化与能源、交通运输、公共卫生、教育与研究共五大领域与发展中国家伙伴展开合作。已启动价值1350亿欧元的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并积极筹备欧洲出口信贷平台(European Export Credit Facility)作为后续的金融杠杆。

1 主要经济体的印太经济计划

发起方

项目

资金投入

实施机构

重点领域

价值主张

欧盟

全球大门战略

3000亿欧元

s欧盟可持续发展基金

s欧洲出口信贷平台

s全欧毗邻发展与国际公司

s加入前援助方案

s欧盟跨境协作计划

s欧盟投资基金

s欧盟科研与创新计划

s数字技术

s气候与能源

s交通运输

s公共卫生

s教育与研究

s民主善治

s环境友好

s竞争中性

s透明

s可持续

s可问责

G7

重建更好世界倡议

40万亿美元

s发展金融公司

s国际开发援助署

s进出口银行

s千年挑战公司

s贸易发展署

s交易顾问基金

s气候

s卫生健康

s数字技术

s社会平等

s价值驱动

s环境友好

s高标准

s透明度

s伙伴合作

日本

优质基础设施伙伴倡议

2000亿美元

200万美元

s国际协力机构

s国际协力银行

s亚洲开发银行

s海外经济协力基金

s海外基础设施建设

s资源开发

s高质量

s自由与繁荣之弧

s亚太民主联盟

美日澳

蓝点网络

200万美元

600亿美元

s美国国务院

s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s制定社会责任标准

s开展投资项目社会及环境影响审计(环境和气变、劳工及社会保障、建设融资、基础建设、反腐)

s财务透明度

s环境可持续性

s劳工保障

s经济增长

 

2018年至今,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尼和东盟纷纷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或印太政策指南,归结起来有四层意涵:(1)高度重视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2)维护自由、开放、安全的印太空间与通航;(3)联合志同道合的盟友与伙伴开展价值导向的合作;(4)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加剧的军事和经济的“扩张”,并防范中国“武统”台湾。

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进

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返亚洲”,意在以亚洲为重心,推进亚太地区经贸自由化进程。自2002年开始,借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平台与11个亚太国家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一上台,便于2017年年初宣布退出了TPP,认为该协定对美国制造业是一场灾难,代之以扩张版的“印太战略”。此举一方面淡化了与该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战略意图,同时加强了对该地区防务方面的协调和军力部署。自2017年美国官方在《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亚太”转为“印太”之后,美国国家安全理事会和国防部接续出台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和《印太战略报告》,二者均聚焦于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明确表明要应对来自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挑战,以保持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主宰地位(strategic primacy),为如今的“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安全协定(AUKUS)和“五眼联盟”的翻新奠定了基础。

202110月,拜登政府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 IPEF,简称“《框架》”)。这表明,美国政府对印太地区的经济价值,特别是对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提起高度重视,希望在“地区安全维护者”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地区经济协调与合作者”的身份。

然而,《框架》是否证明美国的印太战略向前推进了实质性的一步?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其设定的战略目标?价值引领,叙事宏大,广泛结盟,避实就虚,构成了拜登政府典型的内政外交作风。《框架》是这一作风的又一力作,已由拜登总统在2022523日正式公布。

《框架》的核心内容和战略目标

《框架》将印太地区定义为美国经济战略的核心。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各相关政府机构试图为这一框架充实内容,并与盟国、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广泛协商,征求意见,以期使之实质化。

《框架》在战略上确定了与印太地区开展合作的四个支柱领域:

1.公平和富有韧性的贸易,包括劳工、环境和数字标准等分主题;

2.供应链韧性;

3.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减排;

4.税收和反腐。

在四个支柱领域中,贸易一项由贸易代表(USTR)牵头,其余三项由商务部牵头,二者将根据具体议题会商财政、农业、通讯等部门制定实施计划。

按照拜登政府的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就每个支柱领域向相关国家和地区征求意见,然后利用18个月的时间展开协商谈判,力争在202311月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之前达成一系列协议。

《框架》的战略目标一开始就在美国内外制造了一个错影现象。拜登政府在国内强调地缘政治意义,声称意在遏制在该地区不断加剧的军事和经济威胁;而对希望笼络的印太伙伴则突出经济价值,声称是为了促进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以增进参与各方的收益水平。

然而,拜登政府所谋者大。其总体原则在于,以最低成本编织盟友与伙伴网络,以实现壮大自身、削弱对手和控制世界的三重终极战略目标。

针对中国,拜登政府布局形成四面围堵的战略格局:(1)增强亚太地区的联合军事部署,以武力遏制中国的地缘扩张(重点在于南海与台湾);(2)以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 TTC)为抓手,增强对供应链上游的把控力,在高端技术设备领域对中国实施双钳封锁;(3)以《框架》为制度性安排,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并控制供应链的制造环节,以弱化对中国制造的依赖;(4)推进价值观和政体认同,动员主要经济体选边站队,提高社会责任审核标准,并抛出海量投资诱饵,以“重建更好世界倡议”、“蓝点网络”和负责外宣的“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来贬损和阻遏中国“一带一路”多边项目合作。

到目前为止,《框架》仍然停留在原则性的倡议阶段,许多关键细节尚付阙如。

《框架》的性质及缺陷

首先,《框架》既没有框定清晰的范围,也没有设定明确的标准。美国一再声称,《框架》是开放、包容和自愿的,决不是“内部人俱乐部”(insiders’club),但没有定义印太地区的范围以及自愿加入的资格标准。这种模糊性将直接影响《框架》的覆盖范围和潜在的成员资格认定。按照美国一贯的外交政策、拜登的口头禅——志同道合(like-minded)及其上任以来所接触的国家领导人来判断,《框架》将采取画圈分层的模式。连同美国自身,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印度共13个经济体已成为首批成员,他们在表面上认同美国主张的民主理念、经济体制和经贸政策与规则,而实际上则采取观望的态度,看看究竟能从中得到怎样的好处。至于南亚和西亚的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众多国家,以及更边缘的巴布新几内亚、东帝汶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国,则不在美国考虑之列,更不包括印度洋西岸的非洲国家,而缅甸则是在政体和人权问题上继续遭受美国制裁的对象。尽管加拿大、墨西哥、秘鲁、智利均属CPTPPAPEC成员,但美国迄今无意邀请他们任何一国加入其中。与其说这是一个印太框架,倒不如说是一个西太平洋框架。

拜登在512日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承诺,将为东盟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基础建设、安全、防疫等项目,并声称派出一艘海岸巡逻艇帮助当地抵御中国的非法捕捞。这一看似具体的承诺仍然属于零星而吝啬的打赏,说明其泛印太地区的经济战略计划远未成型,徒然以示好的方式动员东盟对抗中国。

其次,《框架》没有明确经济合作的形态。美国明确声明,《框架》不是一项类似CPTPP的紧密型的多边经贸协定,而是一份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合作倡议,试图以分散而灵活的方式构筑多渠道、多领域的经贸协调机制。如此一来,美国凭借其优势地位,可以摆脱众口难调的集体谈判和一揽子协定的约束,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挑选合作对象,并确定优先选项。就美国参与的机构而言,除了贸易代表和商务部牵头之外,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农业部等多个部门均可共同介入。鉴于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利益诉求,这种方式也让白宫扮演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更致命的缺陷在于,《框架》属于白宫的行政决策,并未得到国会的授权和批准,因此不排斥被国会或下一任政府否决的可能,既而重蹈TPP胎死腹中的覆辙。

再次,《框架》没有系统的蓝本和磋商机制。《框架》提出了一份开放式的邀请,原则上印太地区的任何国家和地区均可就一揽子项目或者就某单一项目加入磋商。然而,且不论成型的范本,就连具体的操作方式也模糊不清,这包括对口的磋商机构、时间表和路线图、具体议程、操作规范、早期和最终收获。可以想见,效率低下的拜登政府当前的主旨,一方面是在国内响应国会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在向印太地区发出示好的信号,表面上拿出一副开放包容的姿态,实际上是官僚机构没有信心和能力拿出一套系统而具有预期约束力的方案作为磋商的蓝本。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其他行动

随着美国《芯片法案》的出台及其配套资金的落实,美国盯住的直接目标是集中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高端芯片的制造能力,企图进一步锁定其半导体产业链的稳定供应,甚至动员这些产业迁移至美国本土。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极力鼓吹的重点项目,也是其亚洲之行的目的之一。

针对印太地区,美国贸易发展署在2019年启动了两个为期3年的项目,一个是覆盖广泛的“贸易回流培训计划”(Reverse Trade Mission - RTM),一个是“印太标准与技术合作计划”(U.S.-Indo-Pacific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Program - IPSTC)。培训内容包括能源、通讯、公共卫生和交通运输共四大领域,其中暗含了两个条件:一是这些国家代表向美方提供这四大领域的信息,并接受美国指导实施规范管理;二是美国借此向这些国家输出设备、技术和管理咨询服务。“印太标准与技术合作计划”也预设了两个战略目标:一是以信息共享的名义系统收集印太地区的地理、产业及基础设施信息;二是向该地区输出美国技术及监管标准,为美国的安全和经济战略铺平道路。美国贸发署委托美国国家标准研究所成立了12个专业团队,围绕智能电网、交通运输、能源储备、智慧城市、网络安全和医疗器材共六大领域制定技术和监管标准。这些标准规范一旦在印太地区得到推广,“蓝点网络”就有了在该地区对主要项目进行审计评价的标准,而更为严峻的是,可能对其他国家参与这些领域的项目在技术和监管标准上建立排他性。

美国国会专门创建了一支“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用于支持其全球媒体部署在中国台湾设立“亚洲区域新闻基站”,以扩大意识形态宣传,一则笼络印太地区的基层民心,二则诋毁中国形象。

IMF在华盛顿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及约定缺乏透明度是国际金融机构至为关切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制定一套新的国际贷款规则,集中强调透明度。建议规定:(1)对于未披露的贷款,债务方可以主张免除偿还义务;(2)任何国家向国际机构以及巴黎俱乐部成员提出贷款请求,必须披露向其他国家的借贷以及相应的借贷协议,否则将取消其告贷资格。倘若付诸实施,这将对中国在印太地区以及整个“一带一路”的贷款项目带来新的挑战。

印太地区的反应

多数印太国家和地区对美国意欲深化与该地区的合作表示欢迎,但其中不乏迷茫与分歧。不难理解,除了精英阶层的美国情节之外,美国的技术、美元和市场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当然,少数国家和地区也希望美国在该地区的深度介入能够对中国发挥制衡作用,使之可以在两大政治经济体当中两头下注,左右逢源。

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经济部的调研结果显示,印太地区的潜在伙伴态度积极,但感到无所适从。通常的谈判都有一个围绕核心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而《框架》仅仅勾勒出了关键的合作领域,因此他们不知道从何处谈起,也不清楚各方应承担怎样的义务。

多数CPTPP成员国反映,美国与其另立一套规则,倒不如干脆重返CPTPP。如果说奥巴马政府推动的TPP排除了中国,而拜登政府的《框架》意在将排斥中国作为前提条件。鉴于拜登政府表里不一的双重战略目标,印太国家担心会成为美国地缘政治的工具,最后堕入地区安全和经济增长双双落空的窘境。他们希望维护自身的主体地位,在美中两大政治经济体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充当其中任何一方的代理人。另外,他们对中国台湾的敏感处境心知肚明。倘若中国台湾作为独立经济体被允许加入,则中美之间可能的矛盾升级必然带来殃及池鱼的消极影响。

418日与戴琪的一场视频会议中,台湾当局“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政务委员”邓振中强烈恳求成为《框架》的正式成员,但戴琪刻意岔开了话题。在回答国会质询时,她将台湾地区称作“基干性的伙伴”(essential partner),但以《框架》没有详细的会员计划为由回避了这一问题。美国议会则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甚至将台湾地区的“会员资格”问题当作一项故意激怒中国的手段,继续向行政部门施压。美国参议员Bob Menendez坚称,实行“民主治理”的台湾是一个与美国经济安全密切交织的关键战略和贸易伙伴,将之排除在《框架》之外,意味着使美国丧失了一次战略机遇。国会两院由200名议员签名致函贸易代表戴琪和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明确敦促其邀请台湾加入《框架》。信函声称,台湾的加入也会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即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不会使其受到中国政府的欺凌。不过,除了打出“民主”牌之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是令美国垂涎的,也是台湾要求加入《框架》的筹码。

结论

鉴于印太地区作为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重心的特殊地位,在最近三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快速构筑起针对该地区的战略框架与合作模式。不同版本的印太战略是多个角色交织博弈的综合性产物,美国虽然担当了一贯的霸主角色,但其他国家的战略动议和利益诉求亦不容忽略,尤其是日本基于显见的历史轨迹和现实野心,在其中持续扮演着主要操作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纷纷祭起“民主”、“人权”与“善治”等意识形态和伦理标准的大旗,试图以卫道士的姿态冲淡对该地区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觊觎。

美国从来没有淡忘对印太地区的主宰地位,只是每届政府的侧重各有偏差。《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多重印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聚焦于经贸合作的规划尚处于雏形阶段,缺乏具体而实质内容,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与该地区的多个经济体已保有多项双边和小多边的安全及贸易协定,而且多个政府部门、高端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一直与该地位的不同国家保持密切沟通及项目合作。另外,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始终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政府的动作主要是为本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铺路的。因此,有必要将《框架》置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解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制定多个版本的印太经济战略,并公开声言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版本,意在贬抑和排斥中国与该地区不断深化的合作,并试图教唆当地国家改弦更张,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以《框架》为标志性信号,美国此番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为核心的战略计划,将对多个西方国家产生长远的启示作用。

印太国家和地区的主体意识虽然有所增强,但他们一方面希望在大国博弈中多头取利,另一方面又担心自身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和牺牲品。在基础建设和经贸合作领域,他们无疑视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但在地缘战略上又纠结于西方国家的萝卜和大棒。而且,各国之间也存在不同的政治偏好和利益诉求,因此他们很难形成一致立场和共同行动。

毕竟,在过去十年来,中国与印太地区特别是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在基础建设领域为该地区做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贡献;十五国于去年底达成的RCEP开局顺利,而且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更是表明了中国与该地区持续深化合作的决心。因此,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贡献也是无法抹杀的。尽管如此,我国的官产学研媒以及民间组织应密切跟踪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具体动向,深入了解当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和价值偏好,以对方喜闻乐见的姿态和话语加强沟通与交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编辑  季节)

 



* 刘宝成,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为何要谋求在中国推行它所谓的“民主”呢?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并不一贯支持民主。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始终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在美苏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当美国把中国视作对抗苏联的重要伙伴时,也没有试图向中国输出“民主”。但政策成功与否只能用政策设计目标来衡量。不论美国人多么期望中国变得美国化,美国的政策几乎完全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外部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宪法秩序。

当前,美国安全机构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因此,如果“民主”是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引擎,那么在中国推进民主显然会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安全机构中一些有思想和智慧的人,他们也许会认为,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向中国输出民主,以免制造出一个更大的对手。

然而,美国安全机构却继续推动向中国输出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在实践中,“促进民主”会产生与理论上相反的效果。它会破坏和削弱社会,而非加强社会的团结稳定。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许多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当美国在中国推进民主时,它并非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强大;反之,美国是试图使中国变得更加不和、分裂,遭受混乱的困扰。如果中国陷入这样的困境,美国将在未来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里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这才是在中国推动民主的那些美国人的真实目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很多精英有着高度的共识。悠久的中国历史教给中国人民重要的一课:当国家的领导人软弱时,这个国家就会分崩离析。

习近平主席极有可能为中国提供一种“哲学王”的领导方式。他年轻时曾经吃过很多苦,他认真研究过这个世界,他的公开讲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很有分寸。在当今世界,很少有领导人像他那般胜任。如果他能在今后一二十年里使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并实现经济增长,他最终会承继前几代共产党领导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将中国从几个世纪的贫困中解放出来,使中国成为最好的现代化发达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会是短期的,这将是一场马拉松。

美德假设

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一个强大而无形的心理构想,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美德假设。

“美国例外论”的说法深深植根于美国人心中,他们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值得全世界钦佩的。这些说法暗示,美国注定也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美德假设,不仅仅基于美国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正面角色的说法,还依托于这样一种观点:美国为其公民提供了世界上最佳的生活质量。简言之,在改善公民生活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一信念有着牢固的历史基础,从殖民时代起,美国白人的生活水平就比同期的欧洲人要高。

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睿智的美国观察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许多关键指标变得很糟糕。19802010年的30年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的发达国家,这个事实相当惊人。

约翰·罗尔斯——美国近代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之一,他提出了一项关于如何衡量社会公正的测试:美国如果想评判自己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需要研究本国“社会最弱势成员”的情形。

美国政治学家杰弗里·温特斯在其著作《寡头政治》里,描绘了美国的不平等状况何其可怕:最富有的100个美国家庭的平均财富相当于美国90%贫穷家庭的平均财富,近似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一位罗马元老院议员和一个奴隶之间的财富差距。从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里,财富差距增加了不止3倍。

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这些数据。第一种解释是:这一时期是暂时的,类似19291939年大萧条时期社会经济短暂失调。当时美国很快从危机中恢复元气,并迎来了几十年的繁荣,这次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形。美国有望全面复苏,人们相信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自我纠正的基因。然而,在民主运作的表面伪装下,在所有的投票仪式幕后,美国已然成为一个被富有的贵族统治的国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决策都由金钱来指挥。因此,富有阶层可以实现美国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

罗尔斯解释道:“只要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用他们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美国的民主将被颠覆。”

这正是在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推翻“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这一里程碑式的裁决和其他判决中发生的事情。公共廉政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一裁决推翻了企业和工会不得独立出资资助竞选活动的禁令,从而给企业和工会开了绿灯,允许它们把无数的钱砸到广告和其他政治工具上,呼吁选民选择或反对某个候选人。这一裁决影响甚大,实际上它可能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体系。

过去,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发言权,来决定或影响美国社会的基本方向。如今他们不再拥有这样的发言权了。美国国会的决定不是由选民而是由资助者说了算的。在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应有平等的发言权,而美国正相反,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少数富人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

研究政治制度的美国学者喜欢引用阿克顿勋爵那句有名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有这些学者都应该考虑一下阿克顿勋爵名言的变体:“金钱导致腐败。绝对的金钱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大多数社会中,当个人或公司利用金钱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时,这都被称作腐败。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普遍遭受着腐败的困扰,哪怕经常对此无可奈何,但也清楚这么做是非法的。但在美国,人们不认为利用金钱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是腐败行径,因为最高法院已将它合法化了。在这里,罗尔斯警告说,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财富的人利用自身优势来操纵公共辩论的进程”,那么就会产生腐败的结果。

这恰恰是过去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富人在对其有利的事情上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财富和政治权力也发生了相对转移,从绝大多数美国人手中转移到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手中。

在一个真正机会均等的社会里,所有年轻人都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得以在其中成长、发展并脱颖而出;我们本不应看到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和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口之间有着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

显然,“美国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这一神话并未被打破,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正相反;但美国人仍对机会平等持有强大的信念。这可以说明,为何极少有美国人仇视亿万富翁。在过去30年里,从比尔·盖茨到拉里·佩奇,从马克·扎克伯格到杰夫·贝佐斯,许多亿万富翁的经历让“人人都有机会”的“美国梦”保持鲜活。但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

同样重要的是,机会均等的神话与这个神话相连: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最少。在美国人的语境中,“自由”是一个神圣的字眼。鉴于美国人享有政治和经济自由,他们相信,无须通过立法来保障收入平等,他们就可以达到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美国崇尚自由,但美国也崇尚理性。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社会。所有想法都暴露在公开辩论的阳光下(如今通常是在网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话语很少受到限制。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社会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美国人质疑用金钱来影响选举的做法呢?答案是,他们跟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成员一样,认为任何对使用金钱的限制都是对参与选举自由的限制。既然在美国社会中,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不可接受,那么对在竞选活动中使用金钱的任何限制也是不可接受的。

更隐蔽的是,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比超级富豪们缴纳了更多的税,因为超级富豪能够通过无伤大雅的税收规定来有效降低他们的适用税率。就这样,新贵的利益战胜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事实是,美国的社会契约已建立在“自由”这一意识形态的支柱上,而非民主的两大传统支柱——自由和平等上。从功能上讲,美国的政治体制背离了开国元勋们的理想,正从民主国家向富豪统治国家转变。

想象一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会如何评价美国当前的社会契约呢?首先,他们会指出,应该用那些伟大的欧洲政治哲学家阐述的原则来评判美国的社会进步。欧洲先哲的思想曾激发美国人写下《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就从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汲取指导原则。

罗尔斯若看到当代美国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如何扭曲了政治体系——使其偏向富人而非弱势群体,定会感到苦恼。洛克、卢梭和康德都强调了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欧洲世袭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扭曲。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这些哲学家那里继承了对贵族观念的深恶痛绝。如果一位18世纪的欧洲贵族“穿越”到了现代美国,他可能真的会对有钱的贵族为自己创造的世袭特权艳羡不已。

美国的制度有效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富有的贵族阶层。攻击这种制度的人经常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这意味着他们不赞成美国开国元勋们的理想;而实际上,正是美国这种制度本身辜负了这些理想。新的富有思想的精英正在世界各地涌现,他们中许多人接受过西方一流大学的最佳传统教育,许多人清楚地看到当前美国社会契约的优势和弱点。虽然他们受到美国企业家活力的鼓舞,但很少有人愿意在自己的国家复制当代美国的社会契约。当他们想要抉择一种社会政治模式时,他们可能会看向北欧国家,那里的制度同时重视自由和平等,美国的制度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欣赏,也有严重的缺陷。

许多美国人会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当然比中国好,改革一个民主制国家远比改革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更容易。这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届时它将赋予人民更大的政治发言权。

在社会福利的许多关键指标上,大多数美国人的状况正在倒退,而非进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范琼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美国,我们面临着一场持续的治理危机。我们需要去学习意料之外的成功案例——哪怕它们来自中国。中国的成功挑战了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和根深蒂固的假设。”

其他国家地区会如何抉择

虽然美国不明智地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其他11个成员国却以一个新的名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继续实施该协定。更重要的是,最大的贸易协定(按覆盖人口数量和占全球GDP的比例计算)在2020年达成,它包括10个东盟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稍后将吸纳印度进来。这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必将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这表明,特朗普的顾问们缺乏智慧,他们成功地推动了美中经济“脱钩”的进程。但是美国不光要与中国“脱钩”,还将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的15个经济体的巨大增长前景“脱钩”。如果中国或美国认为其他国家会自动站队支持它们,那将是不现实的。每个国家都将认真捍卫本国的长期利益。中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必须做出最艰难的地缘政治选择。在国防和文化方面,它几乎完全与美国绑在一起。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曾形容澳大利亚是美国的“副警长”;澳大利亚热情地支持美国的全球遏制政策,毫不犹豫地派兵参加美国主导的战争,包括血腥的越南战争。作为冷战中美国最忠实的盟友,澳大利亚也获益匪浅。今天,澳大利亚如果加入美国阵营去对抗中国,它可能损失很多,获益很少,因为它的经济与中国的联系远比同美国的更紧密。2018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为1740亿澳元,与美国的贸易额仅有440亿澳元;如果澳大利亚听从美国极端人士的呼吁、主动与中国经济“脱钩”,这实际上是澳大利亚国家经济的自杀。澳前驻华大使芮捷锐曾说:“我们的利益与美国的不一致。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无法与美国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可是我们不能加入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敌对政策中。”然而对澳大利亚来说,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在21世纪及未来,这是它必须尽力解决的一个基本身份认同问题。随着西方势力稳步地缓缓退出亚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能会成为留在亚洲的仅存的西方式实体。澳大利亚正在应对极其困难且几乎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以适应一个亚洲世纪。可以预见,澳大利亚未来将面临许多政治施压。它应该停止在外交政策上的被动,采取主动姿态来说服中国和美国给自己更多的空间,使其在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角逐中扮演一个独立且中立的角色。

欧盟

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地缘政治较量中,美国当权派中的大多数成员希望欧盟成员国与它们保持一致。当几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将考虑使用华为的设备来建设5G通信技术时,特朗普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与桑德兰和蓬佩奥的观点相左,比尔·盖茨批评了助长当前美国与中国高科技竞争的“偏执的”观点。他说,试图阻止中国开发创新技术是“不现实的”;“华为的产品,像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一样,应该接受客观的测试”。对美国来讲,向欧洲施加这种压力是不明智的,因为欧洲和澳大利亚一样,需要应对自身的地理挑战。基于密切的文化联系,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有着高度的信任和战略合作。确实,文化亲和力很重要。然而,文化亲和力无法压倒地缘政治的现实。

如果欧洲想维护自身的长期利益,就应该与中国合作。如果欧洲国家决定与中国一道投资非洲的未来,那么美国对其欧洲盟国的施压肯定会加剧。然而,美国要求欧洲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忽略自身的长期生存挑战,此举显然不明智。

日本

20世纪前后,与中国关系最糟糕的国家是日本。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欺侮中国。1895年,它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此后又强加给中国苛刻的停战条件,包括吞并中国的台湾。1937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更为野蛮残酷,据保守估计有1400万中国人死于日本侵华战争,包括南京陷落后短短几天内杀死30多万人(中国方面估计)。美国人有时对中国人的抵日行为感到困惑,他们其实应该问问自己,如果美国遭受了同样数量的伤亡,他们是否可以原谅日本。

理查德·尼克松决定在1972年访问北京、并开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这在日本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政治冲击。

在世界上所有无核大国中,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开发和部署核武器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人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调集他们的钚和铀供应、他们的技术知识,以及他们的火箭技术专长,开发出一系列可怕的核武器。实际上,日本有能力发展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核武库。这样一来,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建立可靠的防御能力来应对日本,这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然而,即使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日本也应与中国发展出一种独立的、适度友好的关系,否则也是不明智的。中国和日本存在发展长期友好关系的希望。多年前,周恩来总理就说过,后来邓小平又重述过,中日关系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真正陷入困境的时间只有半个世纪(18941945)。早在一千多年前,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对应日本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人从中国获得了他们的基本文化,包括文字、佛教、儒学、建筑、政府组织、城市规划和艺术。

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令人神往。理论上,中国代表着“母文明”。许多日本文化都源自中国文化:日本的文字、宗教倾向、美学、艺术形式、陶瓷和陶艺、儒家哲学,以及占卜和风水。在历史上,日本人借鉴了更先进的中国文明。在实践中,日本人把许多中国艺术形式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东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自豪地对我说,日本诗歌是独一无二的,“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体。这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日本人发明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中国人选择去日本旅游。很多人常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人举行反日示威的场景,而没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选择去日本游览,欣赏许多日本文化产品呈现的美。可以想见,中国人也许真的从日本文化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未来在许多领域的提升潜力。

中国和日本的这种文化共生关系,为两国能够翻过20世纪上半叶的痛苦篇章,回归千年以来平静和谐的传统关系提供了希望。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许多美国地缘政治思想家或将其视为美国的“损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理论上,日本已经成为西方俱乐部的一员,尤其是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七国集团之后。实践中,日本仍是一个在文化和社交方面保守的社会。日本的“灵魂”还没有被西化。因此,美国和日本之间经常出现文化不适应。

日本照搬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方法,结果却截然不同。实际上,50多年来,它一直是一个一党制国家。日本在采纳西方选举的表面做法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社会保守和文化正宗。

印度

印度的民主则表现为高声喧哗,这反映了印度人好争辩的精神。虽然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仍然属于亚洲文化。这两种文化的部分根源是相同的。例如,佛教起源于印度,却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这些共同文化根源,必将在两国未来的关系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原则问题上,印度的做法绝对正确。然而,更富有智慧的地缘战略思想家在做出长期战略决策时,总会在原则与实用主义之间寻求平衡。

中国政府做了一系列谨慎且务实的长期考量。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决定实行对外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才知道中国当时做出的这个务实决定是何其英明。1979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到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显著扩大,这表明了在国际关系中务实重于原则的价值。

今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的经济大约是中国的40%。印度傲慢地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就等于牺牲了一个快速发展经济的宝贵机会。然而,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印度唯一一次战略失误;2019年底,印度还宣布不会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印度最终将成为一个大国,但如果想快速崛起为一个大国,就必须像中国那样认真规划自己的经济。200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约相当于中国的8倍,而到2016年,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印度接连放弃了几个可以让经济以更快速度增长的机会,这只会使其在更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宣布,印度将加快推进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不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他可能忘记了,鉴于印度经济相对薄弱,欧盟会试图增加一些羞辱性的条件。在前几轮谈判中,欧盟试图在欧盟–印度协议中加入一些标准人权条款——它们已被纳入所有欧盟合作协议中。这些条款要求印度尊重一些基本人权。2013年的一份报告称:一些(欧盟)成员国推动了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加入某些条款,而印度始终坚持的立场是:人权条件、环境标准或防止核扩散条款不应该包括在自贸协定中、或与自贸协定挂钩,由此判陷入僵局。印度知名学者拉金德拉·杰恩认为,欧盟需要改变态度,寻求与新兴经济体合作,而不是要求其遵守自己的价值观。

欧洲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如果其他国家都接受了这些标准人权条款,为何印度人会认为受到了多么大的侮辱。2012年,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在专栏中写道:印度人很反感别人的说教,而欧盟–印度伙伴关系的一大败笔就是,欧洲倾向于对印度说教,这令印度人很反感;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处理自己的问题。印度建立民主制度已有60多年的历史(比几个欧盟成员国的民主化历史还要长),印度所有的人权问题都是被印度公民、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率先揭发并在内部得到处理的,而不是等待被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等国际机构揭露。印度人认为,贸易不应被欧洲有关人权宣言的政治因素绑架,人权的实质远比语言和形式更重要;印度的民主和欧洲的一样健全。印度的人权记录并不完美,欧洲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这种有原则的、缓慢的,而非务实的、快速的经济增长路线,给印度造成了真正的损害。只要印度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它就无法在全球享有中国受到的那般尊重。

印度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的真相是:美国对印度并不尊重。这一失败的悲剧在于,平等的伙伴关系本会为美印两国都带来巨大的利益。在未来几十年里,随着“美国世纪”日薄西山,“亚洲世纪”冉冉升起,美国将需要搭建桥梁来接触新的自信的亚洲社会。显然,中国将被视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的主要挑战者,所以它无法为美国提供通往新亚洲的桥梁。

(编辑  季节)



¨ 摘编自《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信出版集团20219月第一版,季节摘编。

*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


 

新闻学的时代之问,是在当今世界秩序面临失控和失衡之时产生的,它是世界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在这个时代当中,究竟有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来概括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困惑?而寻找这种整体性的解释,就是“时代之路”。

重构“时代之路”

在“时代之路”中,尽管现代的传播技术、数据整合和资讯连接的能力要强于以往,但思考路径亟需调整,学术理论面临危机。答案就是我们要“告别学徒期,成为中国”。

何谓“告别学徒期”?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曾经学习西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然而,在学习西方知识秩序的同时,中国并没有完备自己的精神秩序,就是要找到整体性的解释,统筹中国的知识和精神两种秩序。在中国革命时期的探索是“立足中国土,构建整体性”的范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救治中国的作用。这给我们以“走出西方,回归中国”的启示。

中国新闻传播学之困

人类社会是语境化的,各种文明的演进方式是“并联”而非“串联”,现代化的解释路径因存在先验的文明优劣之分而令人难辨,我们应当回到具体的文明本身。

聚焦于中国语境,我们亟需回答两个问题:新闻传播学从何而来?新闻传播学之困是什么?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新闻传播学是知识脉络中晚生的子集,虽然有诸多成熟学科提供知识储备和资源,但其所拥有的学术权力和知识权力较为低下。不可否认,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借鉴了西方的结构化知识,但缺乏以中国本土的知识传统为本。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工具箱”因为散装理论和弱范式变成了知识的“八宝箱”,甚至因为“既有钥匙又有锁”而陷入认知失调、知识不分泾渭的焦虑和混沌之中。

从知识的追求角度来说,新闻传播学科需要整理出一个自洽的秩序,这是业界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虽然当下尚无法用统一的秩序和逻辑串联起所有关于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但是可以通过分类的方式去伪存真。虽然新闻传播学无法成为罗素所言不存在水分的“逻辑的木乃伊”,但也不能再继续作为“一堆知识的乱码”存在。

新闻传播学的三个维度

在知识维度上,新闻传播学要以“求真”作为知识生产的宗旨,以科学研究作为样板,追求命题与事实的一致,具有准确性、一致性、简明性和预见性。在价值维度上,新闻传播学要追求正当、合理、逻辑这三个标准,关注于“人”的存在。在规则维度上,新闻传播学要确立知识典范,建立学术共同体共识性的理念和共同遵循的典范。

在上述三个维度之下,新闻传播学科还存在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我们的学科知识是边缘性、专业性、地方性的“弱知识”,二是我们的学科价值是弱正当、低认同、小逻辑的“弱价值”,三是我们学科的规则是缺乏共同体普遍认同和足够硬度的“前范式”。

新闻传播学创新要善做加减法

今天,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面临着作为“西方理论搬运工”的外部张力,以及作为“学科洼地”“知识洼地”和“话语权力洼地”的内部压力。

展望未来,新闻传播学科的创新路径,应形成问题导向,进行整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创造,形成知识、价值和规则上自成逻辑的结构化秩序。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要做的,一要跳出“茧房”,避免“内卷”,关注学科大树的“枝干”而非“落叶”;二要善做“加法”,面对涌现的新问题,基于在场进行内生原创的理论创新;三要勇做“减法”,去掉学科中的中低端产能,做创新意义上真正的理论构建。

(编辑  宋斌斌)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举办的“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新闻传播学再出发”第五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授课内容整理而成。

*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多年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直致力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已在诸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团结了一批热心支持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建设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突破美西方的打压封锁,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中赢得主动,已成为当下的迫切任务。

攻坚突围是中国新闻学的当务之急

我国新闻学的当务之急是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中攻坚突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趋势下,美国逆历史潮流而动,动用一切手段维护冷战以来形成的世界霸权,维持其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依靠美军、美元和美国价值观所支撑的话语霸权。在中美贸易战、美国大选、全球抗疫和乌克兰危机中,美国政府制造假新闻、直接操控舆论的行径,已经撕破了美国新闻自由、独立自主的外衣,露出了话语霸权的真面目。目前,国际舆论斗争不断激化。尤其针对中国,美国利用话语霸权抹黑、丑化、造谣、诬陷无所不用其极,压制不同声音与不同观点的传播,对中国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进行多方面的封堵制裁,使中国处于“有理讲不出、讲也没人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亟需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提升话语权,增强传播力,掌握主动性,这是目前中国新闻传播战线服务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任务。

当前,国际舆论交锋异常错综复杂,话语权斗争和话语对抗升级,话语体系的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我国新闻传播领域有责任响应中央的号召,在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做出贡献,让世界人民听到、听懂中国的声音和故事,了解当代真实的中国,建立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价值的话语体系,以此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质量和话语斗争的能力。

中国话语权建设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传播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当代中国的道路和制度,必须要在话语权建设上解决诸多突出问题,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要理直气壮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西方千方百计污名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全世界推行一整套办法摈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鼓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美国价值观。这是质疑中国崛起的动因,也使一部分中国人不自觉地弱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很多人崇尚美国的假科学伪学术,放不下“新闻自由”“专业主义”“第四权力”那一套。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媒体是被资本控制的。乌克兰危机中,所有西方的精英、大众、社交媒体都被美国收编在列,为美国政府发声,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融入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中,才能培养出敢于与美国话语权针锋相对斗争的新闻战士。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要揭露西方话语中的“西化陷阱”。几百年来,资本主义构建了一套以学理为名的资本主义神话,用资本主义的话讲是“资本主义终结了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最好的社会制度”。这一高度西化的语境使很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持怀疑态度,反而信奉西方所谓“资本主义是最好社会形态”的说教。中国在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被西化的风险,要通过改造话语体系避免陷入这一政治陷阱,不要被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所迷惑。

第三,要粉碎西方话语中的“分化图谋”。最近几年,借助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大变局,美国拉帮结派,企图分化世界的进步力量。比如美国支持欧盟对抗俄罗斯,召开东南亚峰会、拉美峰会、世界民主峰会等各类活动,拉拢各方力量维护其霸权地位,把中国等不赞成美国霸权欺凌的国家排除在外,大力推行美国独霸世界的规则和秩序。这是美国一以贯之的分化图谋,妄图长期统治世界。我们要时刻警惕美国的野心,粉碎其分裂世界、遏制中国和世界进步力量的图谋。

第四,要及时批判美国丑化、抹黑、污蔑中国的言论。美国公然制造假新闻,编造谎言给中国栽赃抹黑,近年来先后就西藏宗教、新疆所谓“强迫劳动”、香港民主制度、台海局势等问题制造假新闻、假消息,并通过其立法与制裁扩大影响,让世界认为这些假新闻好像是真的——其实都是美国栽赃诬陷的结果。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以来,这一特征更为突出。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要带头识破美国编造的谎言和假新闻,用中国的话语体系真实、立体、全面地传播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让世界人民看穿上述谣言的真相,了解当代中国的形象,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和人权事业的成果。

第五,要突破美国对中国新闻舆论的封堵。近几年,美国频频推出制裁、限制我国新闻传播平台、合法媒体和新闻采访活动的措施,社交平台账号也不时被打压和查禁,这暴露了美国宣扬民主自由的虚伪。对此,我们要敢于亮剑,要在世界新闻领域斗争中不怯场、不缺位、在世界话语权争夺中不后退。我们要建设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占领传播制高点,使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亲近中国,对中国有更丰富的认知、支持,从而助推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既要突破、又要出彩,要着力研究、提出对策,帮助党和国家建设强大的国际舆论斗争力量,提升我国的新闻传播影响力,用中国话语引领世界创造新的文明,不仅是我国当前新闻传播工作的任务,也是对外交流传播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态度。从学理、学术、学科层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为提升国家话语权、争夺国际话语权贡献智慧和力量,使国际舆论和国内社会舆论中主流声音更强大,主旋律更响亮,为党的二十大召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编辑  宋斌斌)



本文根据作者在72531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举办的“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新闻传播学再出发”第五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致辞整理而成。

* 柳斌杰,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前两年,我曾提出“人民政治”概念。力图将我们国家的政治类型与西方的政党政治区别开来。历史证明,“人民政治”不仅是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文明,而且是推动中国百年来高歌猛进,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型政治文明。在此,我将进一步讨论何谓“人民”的问题。

人民并非是天然的存在物。从历史的视角看,在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生成、塑造出来的崭新社会政治主体。这里从“人民”的历史性建构入手。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人”的

我们的政治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党政治”的一种新的类型。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大师,他未采用“执政党”来标定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有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中曾经说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毛泽东把它修改为“执政的党”,并未以“执政党”作为标定我党的规范性概念。因为,新中国的政权是属于人民的,叫做“人民共和国”。执政本身就是人民的事业。新中国的政治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人民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是“领导核心”。他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在中国塑造出“人民”这一崭新的社会主体,实质上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逻辑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人”的问题呢?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强调,“人不是蛰居于世界之外的抽象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强调国家与社会都是人的活动的创造物。如果你把人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看不到人与人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就不能理解人的变化、发展。撇开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这个所谓人的本质,实质上就是一种革命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它本质上是反对个人主义而体现“人类公共意志”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在人的理解问题上的重要分野。所以,马克思主义历来之所以强调“人民”,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哲学的必然逻辑要求。

“人民”在中国出场的历史际遇

产生于历史中的重要范畴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并成为一个重要范畴,是应对近代中国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的产物。随着国家日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种民族救亡、复兴运动不断高涨,救国方案接二连三,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共和救国、新民救国等等都不成功。根本的原因在于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专制势力的勾结所造成的“死局”。

1919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至今仍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

面对这样的困局,实现救亡与复兴,就必须善于破局,最为关键的就是摆脱帝国主义体系的羁绊,建立基于国家主权独立的、能够有效持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这是近代中国走向复兴的必答题。“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就是这种历史场域的重要产物。

“人民”在中国出场的主要节点

考察“人民”在中国出场的主要节点,有助于对问题历史脉络的清晰把握,也有利于对“人民”概念的具体理解。

第一个节点是“五四运动”时期从现有文献看,探索“人民”对民族救亡与复兴意义的思想历程,主要始于“五四运动”时期,标志是毛泽东提出“民众大联合”。

在此之前,虽然中国的志士仁人提出过种种救国方式,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遭受列强的根本无视。在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当中,中国根本就不享有“主体”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突破和摆脱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实现国家独立,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全新政治体,国家才能真正走上救亡、复兴的康庄大道。这是理解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思想的重要背景。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的条件下,“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那么,民众大联合的政治合法性在哪里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里的逻辑是民众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即“主权在民”。

民众大联合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毛泽东认为,民众大联合必将改变一盘散沙的状况,并不断催生出“我们”、“同类”和“我们的共同利益”等崭新政治意识。所以,民众大联合既是克服强权的手段,也是革新社会的重要方式。

第二个节点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具体分析,不仅使“敌、我、友”的认识达到了自觉的程度,也深化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毛泽东运用“人民”概念,主要始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一方面高度评价“贫农”在农村社会中的革命地位,强调“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另一方面,他开始自觉使用“人民”去概括包括农民,也包括“贫农”,但又远超于农民的概念。他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的是农民”。显然,此处的“人民”清晰的呈现为一个具有多样性构成的,因而属于具有非同质性特征的概念。

第三个节点是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人民”上升为中国革命核心范畴的重要时期,主要思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改“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3]他还指出:“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于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4]“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不顾民族利益,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所以,“住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国民,并非都可以等同于“人民”。

借助“人民共和国”概念阐释人民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认识:其一,人民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它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意味着任何以简单化的方式去处理人民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其二,人民的本质性内涵可概括为国家主权参与者和国家主权认同者的统一。只有两者的统一,尤其对于国家主权的认同,才是构成人民的本质性内涵的基本要素,这也决定着“人民”是一个可以迁移的概念。一旦人们对于国家主权的认同出现背离性表现,例如背叛或危害国家利益,国家就可以视其情节轻重,依法限制甚至褫夺其公民资格与权利。

二是明确提出了“组织起来”的“人民”发展道路。人民并非天然的存在物,而是政治发展的产物。如何使处于一盘散沙的“国民”变成“人民”,“组织起来”是根本的方式。毛泽东在《组织起来》的演讲中指出,农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劳动,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还可以“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

三是形成鲜明的“人民史观”。这一史观最集中最概括的表达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由此形成一整套基于人民史观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方法和价值观。这说明,人民不仅是政治上体现为国家主权参与者的主体性范畴,也是历史观上的主体性范畴。而“组织起来”是实现这种主体性的中介。

第四个节点是新中国“建政”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国家新政权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本身就是一种探索。“七大”过后不久,毛泽东与黄炎培曾有过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提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也是建政思想的鲜明表达。1948年的“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直到19499月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完成新政权建立的一系列法定程序,毛泽东主席宣告:“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他特别感叹:“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人民共和国必须永葆人民的本色。关于政治制度的建构,不论新国家的国体还是政体,都必须是能够阻隔党争不断、政客横行的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为国家复兴提供持续的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对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他明确指出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此外,这一时期还明确界定与“人民”相区别的“国民”概念。它主要指完成改造成为“新人”之前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等社会成员。这意味着,随着新政权的建设和社会改造工作的推进,非人民的“国民”也将不断成为“人民”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民族独立,还要实现经济上的民族独立,为此,国家必须努力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在国家经济文化仍然处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实现这一目标,唯有继续“将全中国绝大多数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这就是说,建设依然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组织人民。

第五个节点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并努力实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也是人民概念的丰富和发展。长期以来,苏联固守于社会主义是人民利益高度一致的认识。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是以共同利益根本一致为基础的,但人民毕竟是一个差异性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人民内部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如果处理不当,矛盾也会激化,导致冲突,甚至演变成敌我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主题。

在社会主义时期,何谓“人民”呢?由于“人民”包括着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纷纭复杂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同时,人民与人民政府之间也存在着统一性和差异性:“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5]人民内部的矛盾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错综复杂的。

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的工作”。而对于人们之间的实际利益关系的矛盾,则必须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当然,统筹兼顾不是和稀泥。毛泽东指出,“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这里充满着对于“人民”的依靠、信任、教育、引导的辩证思维。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努力促使矛盾由坏事向好事的转变。以群众闹事为例,闹事本身是坏事,“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实际上,正是由于正视人民内部矛盾,新中国形成和创设了许多防范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好办法,例如建立人民调解员制度。中国共产党努力形成一系列关于防止官僚主义,关于吸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业管理的方式与机制,积累了协商民主、全领域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丰富经验。毛泽东认为,“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少数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还认为,苏联讲“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由此,新中国探索了多种多样的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实践方式。毛泽东提醒全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这都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下,对于人民的内涵,尤其对于协商民主、全领域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等问题的积极探索。

关于“人民”问题的延伸讨论

第一,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民”理论的总体逻辑。上述关于“人民”出场的重要历史节点的梳理,贯穿其中的逻辑是清晰的。问题的出发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如何建立支持国家走向全面复兴的强有力的人民政权。问题的起点是“民众大联合”,组织起来实现“人民”的建构,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获取人民的集体力量,进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新中国时期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生活的重要主题,最终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人民政治”新形态。这种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基于阶级分析,把握人民的非同质性特点,把各种具有一定特殊利益追求的人群,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协同合力的政治局面。所以,这种政治也可以称为“协同合力的人民政治”,凝练和创造共同利益,进而实现异中求同,以同化异,最终协同合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行的好政治。从这一意义上看,从人民的生成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与在实践中的不断展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崭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重要过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党“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正是这种政治的准确诠释。

第二,关于“人民”概念的公意取向。区分“公意”跟“众意”是卢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见。他说:“众意和公意之间往往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而众意考虑的则是个人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不在于它所得的票数,而在于其间有使人们结合起来的公共的利益。”根据这种划分,卢梭总是将“公意”概念置于他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实现这种结合的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让渡出自身的某些权力、财产和自由权利。在这里,政治结合的目的,道德上的美德,无不以公共利益的存在与维护为前提。公意的基础即是人们之间的公共利益。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公开谴责资产阶级对于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原则的推崇。他批评资产阶级的人权主张所维护的是“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

肩负着国家救亡与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向来不仅高举民族和国家的公共利益的旗帜,而且明确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公意”作为政治号召。193581日发表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指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一文中,毛泽东批评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等八项主张,也明确指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执持公意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公意”是人民的“公意”,本质上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公共利益的立场。没有这一基本立场的确立,民众大联合就会缺失共同的利益基础,甚至会变成拉帮结派的幌子。所以,执着于“公意”,也就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人民”概念的重要特质。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概念的公意取向并不排除“众意”。“众意”是卢梭理论中表达与“公意”相对应的另一个范畴。如何合理安置“众意”,其实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根据和要求。罔顾公意,社会必定陷于纷争而分崩离析,甚至一盘散沙。尤其在国际列强侵略和包围的情况下,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无法成长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体”的,甚至只能落入充当国际列强发展其文化和文明的“肥料”的尴尬境地。但缺乏对于“众意”所体现的特殊利益、个人利益的考量,无法理解人民具有“非同质性”的特点,也会在实际工作中忽视人民中不同群体的当下的、特殊的利益,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导致某些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不论在民族救亡还是国家复兴的进程中,任何时候,都必须在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同时,坚持“公意”与“众意”的对立统一,把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人民日常生活和利益的差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1. 坚持人民主体性与反对“民粹主义”问题

    坚持人民主体性必须反对“民粹主义”的干扰。人民是实践的主体,人民的结合与形成基础在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具体利益则具有不可抹杀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必定反映在不同群体与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倾向上,形成全社会意识构成与行为取向的复杂性。如果人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和社会性行动的选择,忽视这种复杂性,简单化地以一时的多数票决为依据,而失落了对于人民群众公共的根本的利益的应有考量,实际上就是在“公意”与“众意”的问题上,失去应有的平衡,那么将会导致后续相关的消极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认真地反对和克服“民粹主义”的基本根据。

    在中国,有效克服“民粹主义”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来自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光明磊落地宣布没有任何不同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并以“群众路线”的理论与方法,确保它永远与人民群众同在同行,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经常性整风活动,不断荡涤自身的社会污垢,增强自身的自洁能力,以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制度,为防止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对于政策与决策的干扰设置了制度性防护栏。可以说,坚持人民的主体性与防止“民粹主义”两者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新型政治类型的重要优势所在。

    在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同时,还要重视对于人民的不断教育以及人的不断改造。人民是实践的主体。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一致性,都统一于社会实践中。因此,在实践论的视界里,根本不存在着不需要改造的人。在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改造,工人阶级需要改造,农民阶级需要改造,小资产阶级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需要改造,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这种改造的结果是人民的不断进步和“新人”的不断产生。

    (编辑   季节)



本文根据作者在72531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举办的“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新闻传播学再出发”第五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稿摘要编辑,作者审读增订。徐俊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1] 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庄严地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2]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 19572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探讨了当年闽东地区如何摆脱贫困落后面貌。习近平同志在书中表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构成了20年之后(2012年党的十八大)我国启动脱贫攻坚战的坚实思想基础。三十年之后即2022年,我国已经赢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彻底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迈上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

这部著作深刻论述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就是农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并对如何巩固和完善这一体制进行了系统论述,特别强调了发挥“统”的功能的重要性和途径。要把双层经营体制优势发挥出来,需要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角度深刻认识“统”的制度优势,纠正阻碍发展集体经济实力的错误观念和举措。

《摆脱贫困》关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观点

    1990年的闽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农业经济比重很大且分散落后。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为闽东地区指出了念好“山海经”、发展大农业的产业发展战略。同时,他高度重视与发展大农业相匹配的农业农村经济制度建设,要求闽东地区处理好农村大包干之后“统”与“分”的关系,注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摆脱贫困》一书首先对闽东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区情作出了科学判断。该书开篇写道:“闽东,交通闭塞,信息短缺,是小农经济的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其他贫困地区,显得更为步履艰难。”[①]但同时,闽东又“是念‘山海经’,发展大农业的好地方”。[②] 寥寥数语,既阐明了闽东地区贫穷落后的根源,又展现了闽东农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二是明确闽东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同志研究问题和推动工作的基本方法论。在深入农村基层调研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着眼于发展大农业,指出了闽东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面临的制约因素:(1)农民与土地圈守一块,自给自足,备受自然经济束缚,难以投身于商品经济生活中;[③]2)分散的、单个的农民家庭很难把握市场需求的变化;[④]3)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放松了的功能,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现象,表现为集体经济实力总体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收入渠道少。[⑤]

    三是分析集体经济实力薄弱的原因;主要是在指导思想上忽视了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积累和发展工作,没有把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摆到应有的位置。[⑥] 一些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没有很好地理解统一经营和“归大堆”的区别,放松了“统”的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结果是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⑦]

四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大思路。首先要端正对发展集体经济实力重要性的认识。有人认为,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针对这种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加强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

发展集体经济实力,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化为切切实实的行动。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必须确立“统”与“分”的辩证观;第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第三,积极探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具体形式和路子;第四,建立、健全积累与投入机制;第五,实行优惠政策,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创造外部环境;第六,加强领导,改善和强化农村经济组织,增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机能。[⑧]习近平同志还要求,要以县为单位,制定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规划。

   农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优势再认识

    习近平同志19886月到福建宁德地区工作。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给每一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要在发展市场经济中践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直至今日,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停留在书面和口头表态上面,必须有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习近平同志要求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正是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在“三农”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改革开放之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明确要求,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体现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落实在行动上,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那么,具体到“三农”工作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在哪里?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答案: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农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⑨] 它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过去我们在讨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制度优势时,往往片面强调“分”的优势,而对于“统”的制度优势则认识不到位,甚至有的人把“统”作为人民公社体制残余对待,主张一分到底;这才导致农村改革中出现了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问题普遍存在。严峻的现实给我们提出了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认识“统”的制度优势。

    首先,我们有必要重新明确什么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最先取得的制度性成果就是推广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经验,其实质是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时主要是指生产队,即现在村民组的前身)经营自主权,[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与集体经济组织相对应的独立经营主体;利益分配基本格局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就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由来,时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称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这项制度有三个要点:一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二是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三是集体向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正是靠这一改革成果,我国长期被压抑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了解放,实现了农业生产快速增长,很快解决了农户温饱问题,也大大缓解了我国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短缺难题。

对于这一制度优势的认识,过去几十年,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只注重了“分”的优势,却忽视了“统”的优势是什么,以及如何体现出来。“统”的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体现在农村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就是凡是能够坚持当年创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初心的农村,都比那些一味强调分的农村发展得更好。比如,广东省清远市有个叶屋村(村民组),35个农户,900多亩农田。为了解决农户承包地分割细碎带来的土地撂荒和农户贫困问题,该村在村民组长带领下,经过2009年近一年的反复民主讨论,决定重新收取承包费,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和农道建设。由此,叶屋村从2010年起就做到了农户承包地集中连片,不仅有效解决了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问题,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还解决了邻里矛盾、增加了集体积累,一举甩掉了省级贫困村帽子,跨入富裕村行列。

从“统”的角度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优势可归纳出以下三点:

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了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无偿获得土地的权利,切实保障了“耕者有其田”,做到了农业领域的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零成本结合。这是“统”的制度根基。农民从集体获得土地,才会产生依靠集体、维护集体的愿望和行为。在叶屋村,自发改革前,一些老人户没有能力耕作却占有大量承包地,导致土地撂荒,而娶进媳妇添了孩子的农户却土地很少,劳动力闲置浪费。通过改革,他们重新按人平均分配土地,新增劳动力无偿获得了土地,农业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

二是农业中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利益和谐统一。承包户作为集体成员,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上缴承包费,集体有了经济收入后用于为交纳承包费的农户服务,首先是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其次是改善农户生活。土地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以承包费——其实就是普通民事行为中的租金——确立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说明农业领域的市场经济关系已经确立起来。租金用于为交租金的经营者们提供统一经营服务,这就彻底消除了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地主-佃农”利益对立关系,经营者使用自家劳动力完成农事作业,也消除了“雇主-雇工”的利益对立关系。这种土地经营制度,是基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经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有理由说,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关系,为高效率利用农业资源,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是为现代乡村治理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土地集体所有制彻底消除了土地私有造成的两极分化,为土地权利人人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底色。在这个基础上,集体的土地资源如何发挥出更大效能,如何给集体和集体成员带来更多的收益,要通过集体成员民主协商进行决策。叶屋村自发进行改革,是经过35户代表会议反复讨论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不会仅仅讨论土地问题,还要讨论村庄整治、伦理道德、邻里关系、教育、文化、卫生、生态等诸多事务,制定乡规民约,等等。所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过程。

综上所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确如习近平同志所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营体制。其主要制度优势不仅仅是“分”,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统”上面。可以说,只讲“分”,只能分出个低水平、无序竞争的市场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统”才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统分结合”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挥“统”的优势要勇于破除私有化误区,增加集体积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11]可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今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中仍然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缺乏统一服务功能的农村集体至今还普遍存在,如何把“统”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还说:“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12]应该说,只讲“分”,忽视“统”,集体经济薄弱,是重大体制机制弊端。要发挥双层经营“统”的优势,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突破固有观念及相应的体制机制。

(一)破除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化,旗帜鲜明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

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薄弱,与过去的一些农村改革举措不利于集体经济巩固和发展关系极大。1987年,贵州省湄潭县在一些专家指导下,搞“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农村改革试验,[13]其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承包地固定到现有承包户,永远不再调整;今后土地如何经营乃至于是否流转、撂荒,都完全由承包户自行决定,与发包土地的集体不再发生关系,等于集体事实上不存在了。按照这个做法,农户普遍认为土地就是私有了。从事后披露出来的相关文献看,试验的主导者认为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搞市场经济就要彻底改革这种制度,把土地产权清晰地固定给农户。

按照湄潭试验搞农村改革,集体经济事实上彻底瓦解了。湄潭的做法推广后,农村再讲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主要是靠我们党在政治上对农村的领导权,土地集体所有制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今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展集体经济实力,必须从理论到政策来一个正本清源,旗帜鲜明地反对土地私有化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多次强调,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减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些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14]

所以,农业部门领导干部和相关学者应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认真反思一下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认识是否端正,是否认识到了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独特制度优势,是否敢于正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造成的种种弊端。

(二)“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并长久不变”是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政策基础,不是推行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化的借口。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视察安徽小岗村时指出,农村改革的主线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如何处理?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最佳处理方式。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深化农村改革大原则和底线。

那么,如何理解长久不变的“关系”?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农村改革历程就不难明白,十九大报告中所讲的“关系”是指生产关系,也就是像当年推广小岗村大包干经验那样,是为了调整不适合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农业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如果承包户手中的承包面积乃至承包地块长久不变,必然产生一些农户因为人口老化或就业选择等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想耕作土地现象,造成耕地撂荒和粗放经营。这一现象已经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出现。而且,这样僵化地理解党中央的政策,直接损害了农村家庭新增人口的利益,导致这个代表农村未来希望的群体对土地和集体不再拥有基于利益的亲和力,村庄自然而然就失去了长久发展的活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更是对年轻农民脱离农村、脱离集体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所以,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应该是指土地集体所有制长久不变,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长久不变,集体向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长久不变。否则,让农户把“长久不变”理解成土地私人所有,土地撂荒集体也无权干涉,农村改革就犯了颠覆性错误。巩固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发挥“统”的功能,应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由干部群众民主讨论决定。广东叶屋村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为全国农村树立了榜样。

(三)科学区分“集体提留”与“农民负担”,让土地集体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为发展集体经济实力和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物质保障。

土地的位置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归谁所有,一方面要看国家法律规定由谁支配使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土地产生的收益如地价或租金归谁占有使用,也叫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

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2005年,农户都要按照“留足集体的”承包制约定,每年向集体交纳土地承包费,体现了集体的土地所有者权能,表明在法权关系上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但是,从2006年起,农村完成了税费改革。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从国家政策层面取消了农地承包户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三提”是指土地承包户交给村组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和共同生产管理费;“五统”是指土地承包户交给乡镇政府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公益事业费),农户不再因承包集体土地而交纳各种费用;不仅如此,国家征用农业用地的补偿款和承包地流转租金,在大多数地方也完全归承包户占有。这样,集体土地所有权就失去了经济上的实现形式,集体也就随之失去了所有者权能。

面对农村集体出现的经济窘境,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区分集体提留与农民负担的关系。从当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衷来看,农户向集体上交“三提五统”费用,是为了集体拥有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能力。但由于当时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农村”局面,各级财政向农村的投入很少,无法覆盖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只能挪用“三提五统”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让集体提留蜕变成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后,少量农村像前述广东省叶屋村那样,农民集体自主决策向土地承包户收取承包费,用于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才恢复了集体提留的本来面目,形成了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利益和谐统一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对集体提留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他写道:“在积累方面,首先要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逐步推行土地有偿承包,使各项集体提留真正落到实处;其次,要完善专业承包办法,逐步解决承包费过低,集体收入下降的问题;再次,要完善集体企业各项承包指标,逐步实行集体承包和全员抵押承包;第四,要推行全方位提留,凡从事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务各业的个体农民,应按照纯收入的情况,确定合理提留的比例,向集体交纳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公共积累;第五,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优势,增加劳动积累。总之,应通过发展各业生产和各类服务,积极开拓积累途径。”[15]

习近平同志还高度重视集体积累的科学管理和合理使用问题。他写到:要搞好农业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则要注意正确处理四个软件:一是要使农村干部和群众真正懂得,扩大公共积累不仅不会改变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政策,而且有利于家庭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他们自觉地关心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和公共积累的壮大。二是要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否则,扩大经济积累就难以顺利实现,原有的一些积累也可能会被破坏掉。三是要划清合理提留和强制摊派的界限。在尊重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搞好提留,防止资金流失。四是要管好用活公共积累。要把积累用在帮助农户解决农业生产中紧迫性问题上,用在办农民迫切要求办的公共福利事业上。要严格财务制度,取信于民,坚决杜绝少数人侵吞公共积累的现象。”[16]

习近平同志之所以高度重视集体提留形成集体积累,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要求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集体经济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不仅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某些方面个人收入过高时,可适当增加集体提留,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当部分农民靠诚实劳动仍无法脱贫时,可以凭借集体经济实力对其实行物质上的扶持。

从事“三农”工作的领导干部,可以把《摆脱贫困》一书作为破解“三农”工作难题的经典来读,对照书中有关双层经营体制“统”与“分”辩证关系的深刻论述,扪心自问,是否真正认同,是否为发展集体经济实力真抓实干了,干得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三农”领域的领导干部和相关理论工作者,有必要以参加伟大斗争的姿态来一场“三农”领域的自我革命,主要是排除土地私有化论调对农村改革发展的干扰,坚决纠正只讲“分”不讲“统”的片面性错误。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三农”领域领导干部的思想真正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上来,尤其是每年数以万亿元计的财政涉农资金用于扶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把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让亿万农户在发展个体经济的过程中得到集体经济的强有力支撑,同时也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那么,农村必将彻底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是作者应福建省委宣传部之约,为20227月上旬召开的“《摆脱贫困》出版30周年暨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提供的论文。这次公开发表,作者进行了修改充实。

* 徐祥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月,第1-2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月,第66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月,第168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月,第169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月,第192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月,第192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月,第193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月,第195-200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月,第182页。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10月第2版,第145页、195页、280页。

[11]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6月,第244页。

[12]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6月,第263页。

[13] 刘守英:《中国土地问题调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2月,第24页。

[14]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6月,第263-264页。

[15]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月,第198页。

[16]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月,第199页。



 

从组织特性看: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四种类型

以公共性为纵轴,经营性为横轴,可将农民集体组织划分为四种类型(表1)。其中的公共性,指集体组织举办经济、社会、文化事业以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有效程度;经营性,指的是为实现公共性采取的市场的、半市场的、公益慈善的等多种经营方式组合的有效程度。

第一种:人民公社制集体。

人民公社集体的公共性强,经营性很弱,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其实现形式即组织方式、经营方式、分配方式都是单一的,表现为集体占有、集中经营、集中生产、集中分配。这类集体现已不再存在。

第二种:村庄自治集体。

村庄自治集体的公共性和经营性都比较弱。我国目前大部分村庄属这一类。尽管有了宪法规定的村委会,尽管在免除农业税后大部分省份都给村两委的干部发了月津贴,但是仍然没有可用于产业经营的村集体资金和有效资源。相当数量的一些村因无人愿意干而常年选不出村干部。国家曾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想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力量,但非但未能改变现状,反倒还要多花气力解决这些村官任期结束后的再就业问题。

这种状况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有较大改观。尤其脱贫攻坚全国规划将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都一一入账,全国派出几百万干部入县、下乡、到村助力脱贫。截至2020年年底,所有贫困县摘帽,所有贫困村出列。但依靠外力脱贫的村庄缺乏内生动力,农户与集体的疏离问题并没能克服,可持续发展堪忧。

第三种:股份合作制集体。

股份合作制集体是以股份制强化了经营性,但公共性并未上升的一类村集体,其特征是村集体组建村社合一的股份合作社,推动了经营性资产的开发。这类组织更近似股份公司。

出现近公司性质,大都因为这些村庄毗邻城镇或就在城镇且脱离农业。村集体成为因“脱农入城”而失地的农民的靠山。这些农民大多受上世纪90年代乡村集体企业向着私人、个体方向改制的思潮的影响,甚至他们本人就是改制时将集体资产化公为私的获利者。这类抽空了集体精神内核的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一些人为自己和为个体向国家争利的招牌。

第四种:社区合作制集体

与前不同,社区合作制集体是兼顾公共性和经营性的集体。它既有“社”又有“区”的概念。“社”指的是社群,即“基于强烈的人际互动关系构成的相互信任的一个群体……在发展中的经济体里,表现为通过血缘和地域性姻亲关系捆在一起的典型的群落和村庄。”[1]

其实,1978年改革之前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尽管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色彩,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还存在。历经30多年改革后,农村曾出现基层管理上的真空状态。基层组织,无论村两委还是合作社,都更像是政府行政机构或政商合体的延伸。村社传统消失了,乡里空间萎缩了,“通过紧密的个人关系和相互信任来引导成员进行自愿合作”的社区性农民合作组织变得十分罕见,社会被“通过基于价格信号的竞争来协调逐利个体”的公司组织、“通过政府命令来强制人们调整资源配置”的行政组织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这就是上文列举的第二、三类村集体的现状。

社区合作制集体重在“社群”即人的集合,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双赢,即“义利并举”。在乡村变革中,笔者认为,有一类曾被误认为股份合作制的集体其实应划归第四类。前文所述的村党支部领办村社企合一的农民集体合作组织应属这类。尽管这些村集体都设有村股份制合作社和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不过,他们的股份合作社一没有将村集体资产以股份全部量化到村民,二没有把股份只当作为分红利的工具,三没有只顾生产不顾生活,四没有干部贪腐,侵占集体和个人利益。这些村集体的股份制是为壮大集体资产的项目做融资的,不但注重村集体资产建设,集体收入来自多种途径,而且尤为重视集体收益的分配。收益的绝大部分都用于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集体福利,从而持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所以,这些村集体建设的,其实是1984-1987年中央提出的具有新型集体经济性质的地区性或社区性的合作经济组织。

例如,始建于2007年的陕西礼泉县袁家村集体经济源自小吃街村集体发动全体村民办小吃作坊,100多种小吃村民各自认领,村集体择优选定一家,以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村集体鼓励各作坊自设股份制,吸收其他作坊入股。村集体收益来自无形资产品牌使用费和集体资产入股分红。集体分配方式中专有一项是为利润微薄的作坊(如蒸馍作坊)补差,补到年收入10万元。村集体设定同类生产单元的收益底线并予以保障,以“损有余而奉不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智慧经营村庄,正是这种社区集体规制推动袁家村形成相互持股、各得其所、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经济。

再如2008年起步的何斯路村。10年间村民年收入增长了9倍,村集体收入从欠债到年收入2000多万元。而村民们取得这样的成绩一不靠外来资本建厂筑楼,二不靠卖地租房,而是自我振兴的田园革命。他们引种薰衣草,古法酿酒,通过整修古迹、绿化荒山、清理废墟、修池建塘、栽花种树来改造环境。村集体将收益重点投入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改造、运营支出和文化福利。优美的生态人文环境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会务、摄影团体纷至沓来。而为其配套的食宿、交通、伴手礼等服务和产品统统由村集体带动村民自造自营解决。他们依托薰衣草研发的衍生产品70余种,不是全发给工厂生产,而是推动家庭作坊手工生产,村集体优质优价出售。为提升村民素质,村集体办起了每日晨读和功德银行,将全村农户善言善行记录在册并积分表彰,积分到一定量后就可凭借其信用值在银行获得无抵押贷款。这样的社区合作集体让老村民获得感满满,还吸引了十多户城市人全家落户成了新村民。

前述县乡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会(社),是将乡镇范围内的大部分甚至所有村庄进行资源整合、资产建设的社区合作组织。它较好体现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制度框架。它以镇村两级组织的方式覆盖全体农户,以专职团队与村委、合作社相结合,提供生产、信用、供销、社区一体化服务,服务团队与农村各主体尤其农户关系密切,送服务也送温暖,将整个社区凝聚成利益和情感共同体。所以,它们也应归属社区合作制集体。

集体经济的辨识:推进真正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如何区分合作社与股份公司

目前尚存在概念的混淆。将出资股与投资股、股份合作社与股份公司混为一谈是其中突出的混淆。出资股是个人参与合作事业的凭证(后被称为身份股),[2] 而投资股是针对项目的个人商业投资,常用在合作金融和加工事业。股份合作社是合作社的一种特殊实现形式,股份公司是企业而非合作社。“成员民主制、按惠顾返还盈余和资本报酬有限”[3]是国际合作社联盟百年未变的三项原则,股份合作社的内部业务、分配和治理达不到这三原则的,必须转为股份制公司。[4] 若用这三原则衡量中国的股份合作社,违反者颇多。例如城中村股份合作社的社员,不参与任何劳动,就因“天赋资产”坐享分红。当按劳分配被按股分配挤出,资本报酬成为唯一报酬时,这种合作社与私有的股份制公司就完全没有了差别。

合作社股份制如何区别于公司股份制?当下而言,区分资格股和投资股,资格股不分红,投资股设项目股份制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盈利才可分红,严禁以满足社员分红需求为名摊大成本、降低效率,侵占集体和个人资产,才是正途。

如何认识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差异

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异同,一直存在争议。笔者依据实践经验的判断是,中国的合作经济其实是公私融合的关系经济,而非产权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式的,私人经济非单纯的个人产权经济,而是与家庭、家族、亲友密切相关的关系经济,由关系的连带形成一种“集体”的“公”。这方面,沟口雄三关于东西方甚至中日两国的合作机理因“基体”不同而不同的观点很值得关注。

合作社集体与村集体不同。前者是人的自愿组合,没有地域和财产限制。后者是以国家法定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为前提,以地域为界限而形成的特定群体组织。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在1983年和1987年的文件中,没有提集体经济组织,而是采用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的提法。这表现了中央当时想用合作经济改造公社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改造公社集体组织的政策构想。

合作社集体中,专业合作社和综合合作社还有所不同,综合合作社有社会功能,资合与人合并举。专业合作社往往只有经济功能。不过,目前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帮扶的几百家合作社中,相当一部分顶着专业合作社的牌子做综合合作社。正是他们付出的努力,一砖一瓦地改善着本社区的社会基础结构。

合作经济另一表现形式是协会。日本、韩国农协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会都是协会,吸收了当地乡镇社区90%以上的农民,其组织与功能设计为政治性、经济性、教育性、社会性兼具的多目标功能,且各目标间可收连环互补功能之效”。[5] 另外,这三个基层农协体系都可容纳专业合作社(台湾地区称产销班),都依照合作经济原则进行惠顾分配。

从公共性上看,合作经济系互助性经济,较集体经济更靠近私人经济;集体经济的共有程度要超越合作经济,更靠近公有经济。经营方式侧重上,合作经济侧重成员之间相互扶助,强调互助合作,按交易量分配;集体经济侧重成员的整体意识和综合利益,强调集体共建、按成员权利分配。在产权规定上,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性资产、企业等经营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的集体产权,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合作经济的载体即合作社产权由多人投资形成,是私与私连带形成的共有产权。

当下,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经营性功能的成熟,合作经济的范畴在延伸,不再是原初单纯和单层的互助性经济,而演变为包涵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多元混合体。集体经济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演变为涵盖私人经济、互助合作经济、公益经济等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组织多种的综合性社区经济。总之,现代社会中,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相契性在增加,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存在交集。

如何辨认集体经济组织

中国的集体经济组织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具继承性,今天是历史的延展。笔者认为,改革创新就是允许多方探索,应在坚持必要原则[6] 的前提下于实践中择优选择。

目前,作为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必备步骤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成员,[7] 作为其按股共有和按股分红的依据,走的是资合而非人合的路,似可商榷。其目标是要摆脱集体资产看似“人人有份”、实则“人人无份”的状态,变“共同共有”为“按份共有”,[8] 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农民享有分红,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9]

这是牵涉如何认识集体经济组织根本性质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法律和社会实践中,‘共同体’与‘共有体’是集体所有的两种典型形式,有明显区别。”“‘共同体’偏向于社会学和政治学概念,成员对共同体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 也承担均等义务,对外负连带责任。而‘共有体’偏向于经济学概念, 与《物权法》中的‘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相对应”,“‘按份共有’要求把整体的权利完全分割到所有成员,按份分享权益, 分担义务。对共有财产除协商处分外, 各共有人对自己的份额可以出卖、赠与,并可继承”。[10]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到底是共同体还是共有体呢?在集体组织内部, 集体资产产权的属性是集体公权,每个成员不可分割地共同占有,不能量化为成员份额。否则,按照市场股份制通行规则走下去,集体就可能类似企业一样破产或通过成员决定解散。另外,目前集体资产折股量化组建股份合作社明显重在按资分配,如何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笔者看到有些试点将成员股分出劳动贡献股,似在探索新的出路。只是,股份制是私有制下高效的经济工具,要想移植到公有制的确很难。可否走出一条社区集体共富共融的新路?这些均有待进一步探究。

不过,按照“按份共有”理论改革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现已准予股份继承转让,以适应农村人口就业居住频繁变更和流动的大趋势。这样走下去,不出两代人,集体即使不解散,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和行为也将消散,集体经济组织就会名存实亡。按照期待集体组织承担和发挥的功能做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并付诸试验,制度设计可考虑把集体组织成员的保障和福祉权利与新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开,新发展强调参与贡献,旧福祉可持有和继承,但含金量要随时间衰减。资源价格涨价归公,即归于真正参与集体经济建设的在地成员。为此,集体组织在地成员有话语权、选择权、决定权是关键。

总之,新型集体经济及其组织是乡村振兴改革创新的主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成为管长远、管根本、管全局的重大制度安排,从实践到理论就应允许长期坚持的多样化探索。

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必由之路

对中国而言,乡村的重大价值还在于乡村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的载体,是中华文明的根。乡村不仅有经济价值,还具有重大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将乡村振兴矮化和窄化为经济事业,将乡村振兴视为政经分立、政社分立,都是错误的。只有理解乡村具有多元统合的长远价值,有独立发展、自主成长的基因,才能认可乡村的独立存在。这种存在和发展需要社会性的载体,它就是一种“人的集合”的集体。抽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人的集合体具有与天、地类似的自然性。顺着它,就羽翼丰盈;违背它,就日渐凋敝。

中国的乡村制度上千年来一直是经济、社会、文化的治理统一体。乡村中有公田、公祠、义学等集体性资产,有里社、保甲、宗族组织,乡绅不仅兴办义塾、祭祠,还可赈灾济贫、催征,仲裁民事纠纷,还参与乡里事务管理。今天的好村庄无一例外都弘扬了乡贤领衔与民众互助的社区合作传统。

从现实看,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是土地集体所有、分户承包制度的必然。国家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税费政策改革又规定将村集体土地分包给农户的地租全部留给农户,那么,这就断绝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来源。土地地租不仅是短缺经济时期村集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城镇化进程中,其效益更是被放大无数倍。村里没了收入,村干部工作津贴、村务运转费用和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等费用只能由国家承担。但是当经济跨越了短缺阶段,进入新时期,城乡发展面临不平衡不充分困局时,各地纷纷出现超越基本需求的一般需求和超额需求,国家不应也无力提供。面对新时期,改革阻碍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建立国家与乡村集体之间的法治关系,才能推动乡村整体跃迁到富足经济时代。

今天,富足经济已经走入信息时代,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正在从物质生产演化为观念生产,[11]从而让工业时代彻底改观。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的成效全球公认第一,显然不是依靠物质力量,而是国民对家国一体观念的高度认同,以及在抗疫行动中通过各类有形载体无限加强和自我升值这一观念而实现的。决定观念产生的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是用观念武装起来的人。[12] 正是有一批甘愿为村民奉献的村集体带头人带领群众,坚决摒弃那些脱离村民消费需求,盲目追求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观念,唾弃那些背离公共利益、个人利益至上、无视道德伦理的行为,才能够开拓出乡村集体经济的一片新天地。

乡村振兴要树立怎样的观念?乡村集体追求的是社区范围内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村民福祉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人均GDP。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恪守中道,处理好公私关系,坚持义利并举,不走极端。

当前,阻碍乡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是观念。迄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政府官员,一提及农村集体,他们就认为是走回头路、要回到人民公社时代。他们不认同要确立乡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性地位,也不认同推动这类组织发展才是乡村振兴的主题。还有人一谈及建立与人民公社不同的新型集体,就直指股份合作社,村集体资产全部折股量化到全体村民,其效果是村集体只能做资产管理,却难以独立经营。[13] 还有的人将乡村振兴视为简单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认为只要实现了农业规模化、体系化、资本化、效率化,就大功告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家和社会资源被大量投入涉农的市场竞争性行业,包括对大规模土地流转项目实施倾斜。更有甚者,将乡村振兴直接“一分为三”:经济增长靠农业农村部拉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公共品靠国家补给,财政部按清单统一提供;基层治理保稳定,乡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多给村民分红、满足经济利益,达到无刑事案件、无上访告状就算保职尽责。在这些观念影响下,努力创新者屡屡碰壁,本本主义者常受嘉奖,得过且过者日子安逸,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从何而来呢?

当集体缺乏独立运营的主体性,没动力没能力做经营,不能依靠集体经营振奋和团结村民振兴村庄时,乡村振兴就成了一句口号。人们关注点还是聚焦于通过竞争性产业的利润获得摄取私利。更糟的是,各地视年经济收入达5万元、10万元、20万元的村集体占比为实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绩效指标。[14] 但据笔者多地考察,这些数据大都是制造出来的。这种做法不但蒙混上级,还让农村基层再次刮起浮夸风,被假大空笼罩。甚至还由此总结出所谓集约化发展的创新模式:即将国家财政投给村集体经济的资金打捆,投入短平快的企业项目做股份,要求投资项目必须以每村红利5万元为分股红的最低标准。再将预期分给各村的红利作为村集体收入向上报账。至于企业是否达到了这个效益并分给各村,则无人细究了。尽管难题、困惑、阻碍多多,但总有矢志推动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人们知难而行,攀岩而上。一些村之所以同时设立集体资产管理运营公司和股份合作社,之所以采用个人代表集体资产入股公司或合作社,甚至以个人身份担保贷款给集体投融资,都是在当前体制机制下的应对之策。

乡村集体经济的探索还将继续

为什么当前中国乡村特别需要集体经济?为什么乡村振兴一定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说到底,取决于农民是否真正需要它。农村集体经济是否能为乡村家园的幸福提供非常必要、但眼下十分稀缺的帮助,包括政府做不来的,企业不屑于做的,非营利社会组织做不了的,但对社区生态保持、农民生产生活、维护社区关系和发展潜力实属必要的服务。这正是乡村集体经济存在的价值。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集体经济在中国的实践一直被政府和社会担心和怀疑。而在这些年的艰难探索中,不论有多少困难,总有一批人多年在乡村坚持走自己的路,屡战屡试并获得了局部成功。这些成功者的意愿很质朴,就是不负乡亲,造福乡里,建设家园。他们以自身为村庄的导电体,连接政府和市场,将个人能力与社区建设智慧地相结合,创造性地绕开重重阻挠,探索出无数攻坚克难的办法,百折不挠地屡屡尝试,让人惊叹不已。应该说,这些真心为乡村长远幸福而奋力搏击者并不在少数,且来自四面八方,还在不断在增长。他们的热忱、努力和坚持甚至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

在乡村振兴的召唤下,这样的一股社会力量正在日益壮大。他们勇敢面对多领域、多目标、多要素错综交织的复杂局面,为乡村集体经济探路的伟大事业,必因他们的努力而弘扬光大、传承下去。

    (编辑 杨利红)



* 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顾问,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刘建进研究员、数量经济所郑易生研究员对本文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

[1] 转自路征、邓翔、廖祖君:《社群经济: 一个农村发展的新理念》。《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 期,第121-126页。

[2] 20世纪50年代初,农民以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折股加入初级社,统一使用劳动力,民主商定生产和分配大事,按劳、按股分配。这个股就是劳力股和物资折算的出资股。我国供销社、信用社早期都有不多的社员出资股,资产的积累是靠后来的集体经营。

[3] 徐旭初:《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4] 例如如今西方国家普遍改传统合作社为“股份合作社”( stock co- operative)。对社员发行普通股、对外发行优先股( 投资股) 以解决融资难题。而内部业务、分配和治理上还是遵循三原则,所以还被国际合作社联盟认可为合作社。这类合作社在西方国家已经相当普遍。美国的农场主合作社中,这种形式大约占80%

[5] 丁文郁:《关于台湾农会法规、组织以及与政府之关系》,在台湾政治大学的讲稿,2011611日。

[6] 例如集体与村民之间主要是人合而非资合的关系。集体坚持合作制,提取一定的公共提留,劳动积累和资金积累归集体所有,对成员的分配方式应体现按劳分配为主,等等。

[7] 按政策规定,农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主要是对清产核资界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资产、未承包到户的资源性资产,折算成股份,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让人人享有集体资产股。

[8]按份共有是确定所有权份额的共有,每个人的份不一样,所有权的享有在内部就不平等。共同共有是不确定每个人的所有权份额,即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所有权。这些是物权法中的概念。但这两类都是共有体,都一致对外。即对外是一个权利主体, 以集体的名义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9] 共同共有变为按份共有 1500个村年底完成集体经济产权改革,解放日报20151119日。 

[10] 陈美球、廖彩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体”还是“共有体”,《中国土地科学》,20176月。

 

[11] “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文化、教育和高科技资源,通过知识产权开发和运用,生产高附加值观念产品”决定了未来。——见黄江南朱嘉明:观念经济学原理及其现实意义,网易财经2014-08-01 https://money.163.com/14/0801/18/A2J4QIU300252G50_5.html

[12] 黄江南:经济停摆这么久,我们看到了什么?2020226https://money.163.com/20/0228/07/F6F57Q0C00259E8J.html

[13] 被政府登记颁证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面临银行账户不给抵押贷款,无账户无发票的困境,只能在租地、租房上想办法。

[14] 2019年,全国村集体经营收益超过5万元以上的村占到48.2%,集体成员累计分红超过3800亿元。见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新华网,2020-08-21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0-08/21/c_1126397911.htm



 

当前,民主、自由、人权等已经成为国际思想舆论交锋的焦点。而围绕民主的话语权争夺和政治较量,不仅是概念之争、学术之争,更体现了大国之间的制度之争、道路之争。

世界政治中的民主之争,关乎发展道路,关乎人类命运。在国际上民主、人权、自由等话语较量中,我们首先应坚持正确的民主观,坚定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加快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风范的民主话语和政治叙事体系。同时应加快提炼和传播中国政治价值和中国治理理念,解码中国之治,弘扬中国之学、中国之道。还要切实澄清民主、人权、自由等被西方垄断、混淆并用滥了的政治概念,突破以美国为首的昂格鲁-撒克逊政治圈层的舆论围攻和价值围剿,打赢这场政治和舆论攻坚战。我们相信,历经国际政治斗争风浪的洗礼,中国政治文明将更加美丽绽放,人类政治文明百花园将更加多姿多彩。

世界见证美式民主之衰:民主失灵、治理失效、输出失败

西式民主本质上是资本的统治,是金钱政治,是寡头政治。西式民主有着先天性基因缺陷,经过两三百年的演变,始终没能洗去其阶级差异和种族歧视的印痕。

冷战结束30多年来,西式民主严重透支、过度超载。以选票为导向的西式民主操作系统漏洞频出,政治软件程序携带并传播病毒。加上金钱、传媒、种族、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西式政治基因蜕变,西式民主已经异化变质。选举变成了“选主”“争主”“乱主”“烂主”。大选变成一场政治下注、情感赌博和权术赌场。西式民主演化成几年一次的选票市场、选举闹场、政客秀场。在这种赌博性、表演性的民主秀场之上,人民主权被改造为人民被动地选择“统治者”,民主的实质也被分解为简单的、碎片化的选举操作。

近年来,西式民主在理论上走入极端,在逻辑上陷入悖论,在实践中落入泥潭。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深陷经济和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2016年以来,伴随着民粹和排外浪潮的冲击,西式自由民主陷入空前困境。20211月,美国国会山暴乱,彻底撕下了美式民主“国王的新装”,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式民主的乱象和丑态。

冷战结束以来30多年间,“民主”一词被西方阵营强行垄断并蛮横地滥用。在西方阵营内部,民主赤字化、异化、劣质化。在西方阵营之外,民主被绝对化、教条化、工具化、简单化、武器化。然而,几十年来的世界政治现实刺破了西式民主的伪善和完美神秘表象:非西方国家因照搬西式自由民主而政治乱象频发;西方政治阵营暴露出越来越多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痼疾。这些都彻底颠覆了西式自由民主的种种神话,击碎了在少数西方大国不断煽动下所泛起的诸多“民主泡沫”。

冷战后30多年的历史表明,世界政治动荡的乱源在美国。美式民主模式失灵了,美式民主对外输出失败了,美国频打民主牌失效了。有着基因缺陷、又身染政治病毒的美式自由民主神话破灭了,在全球实施民主化改造的战略破产了。美国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式软实力大幅度缩水,国际形象与政治影响力大跌。如今,西方世界不得不承受“民主赤字、社会撕裂、政治对抗、治理失能”之累;俄罗斯等所谓转型国家不得不承受“全盘西化、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之害;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承受移植西式民主失败、民主异化变质和劣质民主之苦。

世界政治发展规律深刻证明:民主是历史的、发展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唯我独尊,将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将民主变成称王称霸、肆意打压他国的工具。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独断霸占,将民主垄断化、私有化,变成强行出口、普遍适用的操作软件或灵丹妙药。

人民至上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起点和政治本色

以国家为关怀,以人民为依归,这是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本色和政治品格。中国发展民主始终是从全体人民根本需要出发、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指针,而不是“穿外衣、照镜子、摆样子”,更不是比照他国,为了取悦外人。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中国民主的本质特征和深厚的底色。

当代中国的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全新的、科学的、正确的民主观。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是新时代中国民主观的本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坚持好人民观、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逻辑起点和思想源泉。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群众路线视作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守民心、惠民生、聚民意、汇民智、解民忧、护民权,在治理实践中全面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宗旨和价值。

民主真不真,根基在人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力量源泉和政治底气。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上体现的是人民之治,对民主制度的评价也应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标准。

民主好不好,民生最重要。中国民主的人民属性不是虚的或空的。一切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民主是实实在在的,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促进民生就是民主,发展民权是就是民主,守护民心就是民主,疏解民忧就是民主,倾听民意就是民主,汇聚民智就是民主。简而言之,中国发展民主就是为民、富民、安民、顺民。

中国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是自主型、内生型民主,是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发扬民主、践行好群众路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和重点。因此,中国之治是人民政治,是良政善治,是国泰民安,是安居乐业。

民主假与真,关键看民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民众中享有超高信任度,这是世界上一些国家政府或政党难以企及并羡慕不已的。20207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自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稳步攀升。这项名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民众2016年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2022530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发表文章称,由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和德国拉塔纳数据跟踪公司开展的调查显示,受访对象中83%的中国人认可中国是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支持和拥护,这就是人民民主在当今世界行得通、走得稳的底气所在,也是中国之治的力量和源泉。中国民主有真、实、行、好!在民主问题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充满价值自信、政治自信!

全新的民主观、全新的发展路

中国的民主是当今世界一种全新的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协商民主、全过程民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人民民主,代表了当今世界上一种独特而全新的民主观,走出了一条全新的政治发展之路

中国的民主是自主的、内生的。中国民主的历史历程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相一致。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民主不能脱离主权而存在,失去主权的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有的只能是被外部主宰的傀儡式民主、殖民化式的宗主国操控式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保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赢得了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基础。

中国民主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相辅相成。民主政治不是空中楼阁,不能脱离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阶段,不是单行道,也不能单兵突进,而是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等多个维度并存并行并进。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不断提升,也是党领导人民民主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最好证明。

中国民主的全要素、全过程保证了民主是广泛、真实、有效的。中国民主不是周期性、间歇性的投票,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旨在保障和实现人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广泛权利的民主;是融合了选举、协商、监督、参政议政等诸多环节和形式的全方位民主;是重视民主形式和民主效能相互统一的高质量民主。西方式“民主”片面地强调竞争性选举和票决,是对民主形式的过度简化,也是对民主实质的阉割和扭曲。

中国民主全面纵横畅通、形式丰富多样。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不断丰富,民主渠道不断拓宽。中国的民主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实现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衔接、民主程序与民主成果相统一、纵向民主与横向民主相促进。这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也有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既有政治民主,也有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既有立法民主,也有执法司法为民,等等。

民主就是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全过程民主意味着民主的所有要素、所有环节都发挥应有的效能。比如,中国的重大立法和决策都是经过民意征集、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民意经过听证、函询、座谈、网络问政等多种方式,被广泛纳入决策程序中。

再比如,中国正在加快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不断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各个领域的协商民主建设。尤其是基层协商民主的蓬勃发展,在基层群众中深入开展的类型多样、范围不一的协商活动,有效发挥了协商民主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疏解民忧上的重要作用。

中国民主的全过程运作,切实防止了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缺少真实地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避免了政客在选举时轻易承诺、漫天许愿,选举后抛诸脑后、无动于衷的现象。全要素、全过程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切实地实现当家作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本经验。

以质量和效能为先,发展优质民主

民主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相适应,服从于人民需求,由人民来参与实践,由人民来检验。中国全新的民主观和民主道路,体现了中国独具优势的国家治理能力,突破了西式民主既往的发展模式和逻辑框架,大大推动了政治发展进程,为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和动力源泉。

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将民主比较叙事的重点放在实践成效和政治效能,更加关注民主质量。优质民主以主权安全、政治秩序稳定、经济社会稳步发展为前提,政治制度的吸纳整合能力与人民权利的有序扩展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而劣质民主破坏政治稳定,影响政治效能,激起政治对立,进而引发社会混乱,导致民族分裂和国家解体,阉割了民主应有的内涵和本质。

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是高质量的和真实有效的。民主不是用作摆设的装饰品,而是要解决人民所期望解决的问题。围绕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建设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发展实效为目标,长期不懈地查短板、补漏洞、抓整改、促提升。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人民民主建设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更加凸显出真实性、有效性。高质量的民主本质上就是真实有效的民主,真实性、有效性则系于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的彰显。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最新概括,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最新结晶。以民为本的当代中国的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继承和发展,是正确的、科学的民主观,是当今世界上全新的民主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全新的民主,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创造。

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清晰,实践做法多样,现实效果良好,是真实、广泛、高效、全面的高质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成长在中国大地上,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吸吮着中国大地丰厚饱满的历史文化营养,鲜花盛开,绽放光彩,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百花园中引人瞩目的靓丽景观。

(编辑 碣石)



* 张树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民主研究中心主任。



 

2022725日至31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专委会、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承办的第五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在丽水市缙云县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余位新闻传播学教师、新闻工作者和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研讨活动。开班仪式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表了视频致辞,中共丽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一波,中共缙云县委书记王正飞出席并致辞。

围绕“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新闻传播学再出发”这一主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一些学者教授,从新闻与新闻观、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实践转向、新闻传播学的时代之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叩响中国新闻学时代之问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列举了11门“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其中就包括新闻学。这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科的目标提升至国家层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中国新闻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2017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创办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开班仪式上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是基于对西方理论的反思、建构中国新闻学主体性与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的尝试,希望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在新闻学领域发展出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这一核心目标和主旨思想也是贯穿本届研讨班的主线,即“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新闻传播学再出发”。孔丹表示,我们希望直面当前中国社会和学界业界的真问题、大问题,走出书斋,深入乡土,感受新时代的脉搏。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举措之一。

占领传播制高点,争夺国际话语权

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大国竞争博弈异常激烈,国际竞争不仅包括经济、科技、国防实力,在话语权方面的竞争也异常激烈。深入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认清新闻学建设的当务之急以及新闻工作者承担的时代使命。

开班仪式上,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挑战。近几年,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矛盾斗争不断激化,美国压制不同声音与不同力量的发展传播,对中国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进行多方面的封堵制裁,给中国造成了传播压力,使中国处在“有理讲不出、讲也没人信”的状态。亟待解决的是增强传播力,在国际舆论交锋和斗争中掌握主动权的问题,这是目前新闻传播战线服务国家最重要的任务。

    在讲述“融通中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介绍了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话语转型背景,以及当前我国面对的严峻形势。她表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主导话语权,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由于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成功,使得美西方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十分焦虑,此后他们某种程度上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变成了民主与专制竞争的话语体系。一旦进入这个话语体系就掉进了他们的陷阱。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对方讲资产阶级人权,我们可以讲社会主义人权、马克思主义人权,只有在主导话语逻辑上树立自己的立场定位,才能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

对于学科自身发展来说,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体系至关重要。孔丹理事长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研究体系成为关系到国家治理和中国学派建设的当务之急,中国的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从业者也亟需凝聚共识,共同参与到这一研究体系的构建中来。 

一直以来,西方新闻学话语对中国新闻学建设产生了广泛、持久、深刻的影响,而当前新闻学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条件发生显著变化,而中国新闻学要具备学科发展的长远视野,超越西方新闻学的局限。在“新闻传播学如何回应时代之问——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思考”课程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教授表示,过去40年,中国新闻传播学是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我们不断地把西方的工具放进工具箱,这个工具箱看起来是饱满的,但是很多理论却是分散、凌乱、无秩序、不成体系的。

张涛甫指出,我们拥有充满矛盾的知识,一方面,我们没法给这些知识一个秩序,这种逻辑的不自洽使得我们出现了认知失调,经常在知识界的内部自己跟自己做斗争。所以需要给新闻传播学整理一个自洽的秩序。

另一方面是知识的无序,知识理论与中国实际的脱节。过去中国努力把西方的新闻理论知识移植到中国来,但这种趋于进化的理论移植与中国问题缺乏根本性的关联,在西方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语境就沦为空洞的学术修辞,我们称作在内核里面兜圈子,没有产生与中国社会大转型中新闻传播革命相匹配的理论。张涛甫指出,这不仅导致话语体系的懒散,也难以形成大逻辑上的有机建构,更谈不上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理论。我们要从知识、价值、规则三个层面去努力,建立中国自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

 对于中国新闻学如何建设,孔丹理事长也给出了建议。中国特色新闻学首先要坚持鲜明的“中国特色”,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基于中国视角,在全球视野下对人类新闻活动规律展开学理性探讨。   

孔丹表示,与西方新闻学相比,中国特色新闻学为人类新闻活动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开辟了“另一种道路”。它表现出的特有内涵包括:人民性的新闻立场,有机性的新闻参与,正向性的新闻效果,伦理性的新闻技术,人文性的新闻文化。这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与新闻实践,也来源于建立更加公正、民主、自由以及更加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需求。对于当代世界而言,要推动建立文化多样性的现代化,而不是文化单一性的现代化。“中国特色新闻学正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杨林从新闻传播学学风建设的角度深入讨论了“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的内涵与要求。立足中国土,要紧密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走进新闻一线的火热实践;回到马克思,要读原著悟原理,克服形式主义的学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既要讲清专业层面的理论、原则,也要把整体的科学理论体系传授给年轻一代。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教授从实践的角度指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诞生完全从实践中来,要立足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实践转向的研究路径,在实践中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创新。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维佳教授指出,国际传播目前成为我国国家发展的卡脖子领域,尤其是基础理论和历史研究非常薄弱。他由全球史的视野出发,从“世界的连接方式”的角度重新理解传播。王维佳认为,人员、物品、信息通过一系列的通路相互交换、传输构成网络,涉及技术、标准、创新、资本、文化想象、国家体系、战争与和平等重要问题。网络跨越了各种流动性边界,影响着个体、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进而决定着世界的样貌。全球传播网络的拓扑结构就是世界权力体系的镜像。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是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是传播学研究的蓝海。观念之网、制度之网、物流之网、信息之网和文化之网,是打开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切口。

破除西方新闻观迷思,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研讨班上,多位专家、学者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意义、内涵,以及当前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讲解。

赵月枝表示,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难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资产阶级新闻观拉锯式的博弈。长期以来我们受到西方新闻观念的影响,当前要重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要对这样的理念思想进行清理。这需要我们从理论逻辑上破除“三个半”迷思,建立起对中国特色新闻制度“看山还是山”的制度自信。一是从经济逻辑破除资本主义的媒体自由市场迷思,二是从政治逻辑破除美国新闻自由和国家角色迷思,三是从专业逻辑破除新闻专业主义和“看门狗”迷思,“半”是从抗争逻辑破除“白左”的反权力迷思。

赵月枝表示,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盈利为目的的传播制度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然而然”地边缘化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倾向,因而要警惕市场自由主义甚至市场民粹主义把“受众商品”转换为政治含义上的“人民”的意识形态诉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闻与新闻观”为题,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当前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观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表示,目前存在几种比较典型的影响媒体从业人员的新闻观。第一是信息时代要信息共享、不讲政治的信息论;第二是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专业论;第三是社会公器论和无冕之王;第四是等级的自由论等。李彬认为,当前流行的种种新闻观让人担心,需要予以纠正。

     李彬指出,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新闻观——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而是否实事求是则是区分两者的重要依据。唯物史观是根据事实描写事实,不做任何曲解和增减,而唯心史观则是根据希望、想象和设想来描写事实。美国部分新闻记者根据个人感知来描写事实的特点就比较鲜明且由来已久,例如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跟着宣传鼓噪,声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这个武器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构陷出来的。

李彬认为,中华文化本身特别注重实事求是,这样一种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高度契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观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实事求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后,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于192512月主持创办《政治周报》时就曾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周恩来有一句话也很精辟:“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

李彬指出,辩证唯物论要求我们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而不能孤立地、随意挑选地看问题。正因如此,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是一以贯之地,从总体上、本质上、发展趋势上认识问题,而不仅仅是表象上。只有宏观真实和微观真实相统一,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秉持新闻的真实性。

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俊忠教授以《何谓“人民”——历史的视角》为题进行了授课。人民并非天然的存在物。在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生成、塑造出来的崭新社会政治主体。

徐俊忠认为,“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并成为一个重要范畴,是应对近代中国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产物。关于何谓人民的问题,大致有两个基本认识。第一,从实际性存在而言,人民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存在。它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意味着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二,人民的本质性内涵可概括为国家主权参与者和国家主权认同者的统一。其中国家主权参与者的资格体现,一般以公民资格的获得为标志。国家主权认同者则体现在国民行为对于国家根本利益与价值取向上的正向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人民”的本质性内容。

    李彬从群众路线的角度分析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新闻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党性和人民性是一对一、有机统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没有现代意义的先进政党的党性,就没有人民性以及人民性的主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性,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崇高理想、伟大真理,才召唤起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才有了人民。

李彬认为,新闻观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就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理念从延安时期就形成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并一以贯之。不同于旧中国或美西方的文人办报和资本办报,共产党创办的报纸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在中国土壤上,报纸绝不会成为独立的、自行其是的存在,必须是整个社会事业的有机构成部分。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经典文献中做了精辟的论述,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党和人民的两个百年大业就像有机高效运转的大机器,而新闻工作者只是中间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所以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也重申这一点,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王润泽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一直坚持人民性原则、群众路线原则。党的群众路线实践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重点,有着基本的线性轨迹,即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和心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的过程。我们的新闻工作也要向群众学习,学习群众的表达和语言,反映群众的问题。中国新闻实践过程中最重要的属性是沟通,我们的报纸就是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这是我们文化的特点、社会结构的特点,也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

   (编辑  杨利红)



* 孙颖妮,《财经》杂志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记者。



我从天津泰达开发区退下来以后,于2014年发起成立了“天津和富文化发展基金会”,同时在南开大学成立了“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和富中心)。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担任主任,我是副主任。和富中心主要研究、宣传中国共产党老一代党史人物的历史。“和富”这个名字源自我们家族的蔡和森、李富春名字中的“和”、“富”两字,寓意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和人民生活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这个家族主要成员有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还有蔡家的老母亲葛健豪等人。因为湖南湘潭大学关于蔡和森、向警予已有多年的研究成果,所以和富中心目前主要研究李富春和蔡畅的历史。

有关李富春历史研究的现状

对于李富春的历史研究,较早是由党中央批准的,房维中、金冲及主编了《李富春传》。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发改委的许多专家都参与了编写工作,这本书已于2001年出版发行。房维中是原国家计委老领导,对情况很了解,书的内容史料丰富、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对李富春的工作和历史功绩做出了正确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总结计划经济经验教训来说,它都是很好的一本书。2020年,为纪念李富春诞辰12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

2015年,和富中心开始组织编写了《李富春文集》、《李富春年谱》、《蔡畅文集》、《蔡畅年谱》(共四套九本书,260多万字),由南开大学二十几位学者参与,去年在建党100周年之际编成印发。

和富中心走了一条非官方的专业化研究道路,特别是在通过公开出版物收集资料信息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例如李富春向毛主席反映河南饿死人的问题,过去在《李富春传》中没有提到,我是从《毛泽东年谱》中查出来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提到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极大”我翻阅了《毛泽东年谱》的记录,此前毛主席得到一些地方粮食紧张的信息,但是并不知道饿死这么多人。我认为这件事对研究李富春的历史很有意义。现在很多领导人的“文集”和“年谱”都正式公开发行了,这些都是研究党史的宝藏,让我们的研究可以方便地获得更多资料。

习主席号召全党要学习党史,使学习党史的形势和氛围大大好转。我们组织南开大学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参与研究,研究李富春与新中国计划经济为主题的课题引发了他们的兴趣,曾经发表了多篇论文,形成了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不过,整体而言,对李富春历史的研究相对还比较薄弱。多年来,全国各地也有一些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者,但比较分散,著述的分量也显得不足。

在《李富春传》的基础上,现在又有了李富春《文集》和《年谱》等研究成果,这些不但是研究李富春的历史,而且也是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很好的基础性资料。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特别是武力老师牵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个平台,预示这个课题研究的前景大有希望。

李富春历史与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关系

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表示,在研究李富春历史的过程中,也学习了新中国计划经济史,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史也是目前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

为什么要研究李富春

首先,李富春在我们党的经济计划工作中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前,李富春就开始负责计划工作。194111月在延安,李富春负责起草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19491月,他领导编制了东北解放区的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新中国成立后,19504月,李富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分工负责计划工作。从19549月正式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实际工作了十年。此后经历了一系列曲折,李富春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75年去世,长达25年。李富春是在国家计委主任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他把后半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计划工作。

李富春是新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如果说毛主席、刘少奇制定大政方针,指引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方向;周恩来、陈云是负责经济工作全局的领导人;李富春就是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其次,李富春在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中的主要贡献。

在党中央领导下,李富春具体领导了新中国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尽管这三个五年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太多的风波。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我们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出现错误,国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李富春在这期间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纠正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在党中央领导下,李富春提出并通过“八字方针”进行经济调整,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维护了计划经济的严肃性,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是李富春的一个重要贡献。

李富春是我国计划工作的主要奠基人。在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建立起计划管理机构,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形成了完整的计划工作体系。这套体系经过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

再次,研究李富春历史与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关系。

李富春领导计划工作的这段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缩影和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通过研究李富春可以更好地促进对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研究;反之,通过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可以为李富春的历史研究提供更宝贵的史料基础和更大的时代背景。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把这两者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计划经济史的评价和再认识

研究历史,无论多么客观,都无法回避或绕开价值评价,对计划经济史的研究也是一样。在各位专家学者面前,我只是从一个相关历史人物后代,和我所从事过的经济管理工作的角度,谈谈我对计划经济史以及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尽管在那个期间,国家经济运行犯了一些错误,不但经济发展本身遇到了许多困难,而且也影响到计划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有人对新中国是否实行的是真正的计划经济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可否认,就总体而言,当时中国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建设中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经验教训。全世界各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新中国的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缺少管理经验,需要从头学习,与苏联相对成熟的计划经济模式有相当的差距,而且又受到内部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干扰,这些干扰都违背了计划工作的专业性和规律性的要求。所以用现在时髦的说法,那时我们实行的是“非典型的计划经济”。

不管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多少弊病,不管是“文革”前17年,还是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从整体上看,那个时期的经济建设为新中国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那个时期我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但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物质基础,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更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那个时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优秀人才。没有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感受和反思,就不会有对市场经济的深入探索。

其实,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党始终也在探索如何改革计划工作。例如,李富春曾经提出“两种计划方法”——分别对不同经济成分实行“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对中央和地方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其他领导人也提出过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做法。所以,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这个时期的计划经济

1964年年底,毛主席批评国家计委“抓小不抓大”。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主要弊病,一是管得太多太死,束缚了各方面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与此相关,政府部门和官员审批项目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审批时限过长。过去在地方工作时,我们说过一句调侃的话:“什么项目要想办不成就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因为审批一拖就是很长时间,当然这是以前的情况。是过去信息技术手段落后,无法及时掌握准确的和完整的数据信息,计划很难符合实际情况。虽然毛主席要求“计划革命”,摆脱苏联那一套,但是那时大家都还没有、也不可能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这其中很重要的还有所有制的改革和明确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成就及新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调动起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国家计委改为国家发改委,现在的宏观经济管理和五年规划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政府审批也在不断地改进和规范之中。过去计划经济的很多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才能得以根本解决。

但是改革发展走到今天,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逐步暴露出来。例如资本的无序扩张与野蛮生长,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新时代党中央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关于政府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一个提法,叫“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提法避免了政府的缺位和直接干预企业运营这两种倾向。政府如何调控市场呢?除了运用财政、税收、货币、行业监管和产业发展等政策工具,计划更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而这个计划应该是区别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新的计划”。所以,探讨用新的计划去调控市场,弥补市场的缺失,发挥市场的作用,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提到“计划”,我们不必太敏感,不必“深恶痛绝”。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我对计划经济的认识,除了与前辈有情感联系,更重要的是亲身经历和理性判断。我本人是“老三届”,后来从事地方经济管理工作。我们这一代人对改革开放前后有深刻的对比和感受,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也有正反两方面的认识。我们坚定拥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赞同退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首先要分清作为体制的计划与作为工具的计划。“历史没有终结”,计划工作也不应该终结。只要符合人民利益和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就应该允许对计划工作进行新的探索。新的计划应该遵循经济规律,符合法治精神,杜绝行政干预,减少行政审批,更好地调控市场并为市场经济服务。

何为“新的计划”?我想就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计划工作。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议,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系统工程理论可以用于经济管理和军事战争;后来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数学工具建立经济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指导经济运行;上个世纪后期国内外还流行运用“老三论”和“新三论”管理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现在的信息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什么这些技术可以用于企业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资本、教育医疗、科学研究,甚至政治角逐和军事战争等很多复杂系统,而不能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不能用于计划管理?不能用于市场调控?我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完全可能给新的计划工作带来新的发展空间,甚至带来一场革命。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完全能够更加准确而全面地掌握经济数据和动态,对市场做出更准确的分析和预测,对经济形势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可以及时发出更准确的信号,更准确地调控市场方向和进程。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中国人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当然,这种新的计划工作还涉及政府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的改革,但从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样新的计划工作就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真正实现李富春关于“计划工作反映客观实际”的夙愿。

  (编辑 季节)

 



* 李勇,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组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富春和蔡畅的外孙。

 

2022224日,乌克兰危机爆发。作为21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战争刺激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能源形势恶化,能源安全问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迅速调整能源政策,全球能源市场正在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军事能源领域也将迎来长期和深刻的变革。

军事能源领域影响分析 

军事能源是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军队全域取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源的使用不仅可以提升军队战斗力、机动能力、持久作战能力,扩展军队作战范围,同时还消耗大量资源、影响部队结构并加大被敌袭击风险。

在先进武器快速发展、新型战争形态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鉴于石油价格的波动性、供给的脆弱性以及环境风险的严峻性,美军、俄军、英军在21世纪以来均发布了军事能源转型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大力发展清洁高效能源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军事能源领域面临以下主要挑战。

一是燃油消耗成为国防开支的沉重负担。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开数据,美国国防部是美国最大的能源消耗单一消费者,从2010年到2017年,美军平均每年燃料开支约137亿美元,其中55%依赖美国本土以外地区的供给,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对军事能源供给构成不利影响。据测算,石油价格每上升10美元/桶,美军作战成本将增加13亿美元。

二是传统能源供给线的脆弱性制约军事行动的机动性。人类社会进入第四代“非对称性战争阶段”,参战人员与平民之间界限趋于模糊,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去中心化的特征,军队作战后勤保障的环境愈加复杂与多变。同时随着装备水平的提升,保障和维护能源攻击线的负担逐步放大。2007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共有3000多名军人与供应商员工在为美军输送油料和水的过程中伤亡。

三是战争形态变化和先进装备需要高效能源供给,对能源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新的战争形态,武器系统也在不断演化,需要消耗更多高品质的作战能源,也需要新的能源装备提高作战效能。外媒称,美军涡轮发动机驱动的M1型第三代主战坦克油耗是上一代的4倍,德军212A214型燃料电池潜艇在演习中创造了常规潜艇潜航记录,某外军营级部队配备的无线设备数量较10年前增长250%,计算机数量增长500%,这类设备普遍需要长寿命电池、高效储能装备和无线充电等新型军事能源装备。

近年来,世界各国面向未来战场制定的军事能源战略表现出三个发展趋势:高效利用、多元化供应、一体化管理。

一是从文化、制度和技术三个角度推进能源的高效利用。组织文化上加强军队节约用能的宣传教育,制度建设上加强用能规划,技术上引入节能技术与数字化管理手段。

二是以多元化供应为目标优化军事行动的能源供给。从燃料来源上,加强与多种渠道供应链的结合;从能源种类上,发展燃油之外的多种作战能源供给方式,如锂电池和氢燃料电池等,发展民用电网之外的独立设施能源体系,如利用新能源与储能设备构建微电网、研发微型核反应堆等。

三是构建一体化的军事能源管理体系。以制度化建设为牵引,将能源因素融入军事规划、战略决策、作战训练、武器研发和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并通过数字化设备构建智能一体化能源管理体系,使对军事能源进行端到端的精细化管理。

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能源形势与军事能源的影响

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拥有丰富的油气和煤炭等能源,在世界能源市场拥有无可或缺的地位。乌克兰危机及随后的对俄制裁措施,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市场,价格上涨与恐慌情绪蔓延,各国调整能源政策,全球能源版图在重构中。

一是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高涨。石油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冲突爆发伊始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一度达到每桶139.13美元,恐慌情绪平复后,价格依然在每桶100美元到110美元区间高位震荡。天然气方面,美国天然气期货价格从228日的每百万英热4.667美元持续攀升至511日的7.742美元,上涨约65%

二是世界能源供给版图与各国能源政策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能源安全是各国首要目标。能源进口国方面,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短期内虽对俄进行多达5000项制裁,但仍在以每天10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俄气”,对停止购买俄气的承诺始终放在“未来”实施,并开始恢复核电、煤炭等短期可见效的能源供给方式。中期看,欧洲国家将通过建立多元化供给体系逐渐摆脱对俄气的依赖,但是天然气供应依赖的基础设施有510年的建设周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长期看,欧洲各国将制定政策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源出口国方面,美国国内市场与全球石油市场一体化程度高,汽油价格随全球市场大涨,并导致40年来最高的单月CPI涨幅(3CPI涨幅8.5%),在经济承压的状况下,拜登政府屈从于自身及欧洲盟友的能源中短期供给需求,主动改善与OPEC国家甚至与伊朗、委内瑞拉的关系,以促进其扩产;而沙特、阿联酋为首的OPEC组织国家始终维持产能,并不积极响应欧美的要求,旨在享受石油价格上涨期的经济利益,并且以扩产为条件交换伊核问题、西方对沙特王储萨勒曼的支持等政治利益。

俄罗斯作为军事大国,其军事能源能力的实战表现受到全球关注。在无法就地获取后勤物资、后勤通道被乌克兰战术小组袭扰、作战持续时间长于预期等挑战下,俄军以传统油料为主要燃料支撑合成装甲部队为主的军事能源体系遇到了较大困难,是俄军久战不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分析,约20万参与作战的俄军每天需要800吨给养,其中每天需要的燃料达400万公升,营级战斗群仅能携带5天用量的燃料,所以每3天就要进行补给,后勤保障压力很大。而乌克兰境内战线半径大、天气情况恶劣;乌军在西方支持下,单兵武器先进、情报支持及时等情况更增加了俄军后勤的风险。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在发达的社交媒体上,俄军坦克、装甲车辆、后勤车辆在道路上因缺少燃料被抛弃在路边的图片和影像片段向全球直播了俄军能源保障的困境,引起了世界各国军事研究机构的重视与关注。

通过乌克兰危机展望军事能源领域的政策发展

军事能源是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克兰危机对能源市场的巨大影响与俄军的战场表现给世界各国以警示,能源安全是能源政策制定首要考量因素,发展创新军事能源技术、摆脱传统能源依赖,是提高军队在未来战场作战能力的必要手段。

一是我军正处于以传统石化燃料为主要能源的历史阶段,在未来510年内仍需要通过多元化供应体系的建立和石油储备机制来保障传统油料的能源安全。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我国原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2%43%,在不可避免须依赖国际能源市场进口能源资源的同时,要吸取欧洲各国的教训,高度多样和分散进口来源,不对任何单一的国家形成过高的依赖;要保证在急需和紧急的情况下,在一定的规模上,石油、天然气、新型能源技术可以相互补充,从而保证军队的能源供应,避免因燃料供给不足带来的战斗力下降;建设并保有一定规模的能源储备是应对能源危机的最后手段,通过乌克兰危机的实际观察,已经建设一定规模储备的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以及其他高度依赖进口的石油进口国或能源进口国,肯定会继续加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的应急储备规模,作为应对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或能源危机的最后手段。我国需逐步融合军事能源和民用能源储备的壁垒,优势互补,发挥军队油库安全、防护能力强和地方油库容量大、分布范围广的特色优势,结合国家储备需求和各个战略方向的不同威胁,合理区分储备任务,构建起结构均衡、布局合理、储备配套的军事能源储备体系。

二是新军事能源的技术创新是我国能源独立的最终路径,应大力投入在军事能源领域的科技研发,占领军事能源技术制高点。在传统能源体系下,国际地位、资源禀赋、军事力量、金融主导权等因素客观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状况。如果仅以传统能源安全观指导未来能源安全战略,其政策逻辑仍将是在美国等主要国家主导的世界能源格局中,通过对外投资、能源外交等手段去争取有利于本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事实证明,中国尽管是能源消费、进口大国,但是不具备与美国同等的影响能源格局的能力,也不具备原油价格国际市场控制力。因此,只有打破传统能源体系的束缚,通过自主可控的新型能源装备研发与应用,充分利用我国蓬勃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链,集中力量研发微型反应堆等战略性技术,才能打破我国油气资源禀赋的天然限制,占领技术制高点,从根本上保障我国军事能源的安全保障。

三是战争形态的变化导致传统作战能源保障失效,需以新型能源保障和数字化技术支撑作战任务开展。在俄乌战争中,俄军以合成营为主力战斗单元、以坦克、运输车辆、大型舰艇为主要战力实施作战任务。而部分乌克兰军队在西方国家的技术平台支持下,通过数字化方式获取情报、发布信息、部署作战任务,以战术小队袭击俄军补给线及后方单位的方式屡屡奏效,凸显了以长距离补给输送油料为主的能源保障体系的弱点。通过观察本次战争的情况,能源保障对象从有人装备向无人装备拓展,例如高空无人机需要长期执行侦察警戒任务,对能源持久性要求较高;能源保障储备向零散分布、柔性调整转变,随着战争的深入,战场作战力量高度分散,传统的以油料为主的集中统一储备方式将逐步向多种能源并存的零散分布储备方式转变,通过数字化平台与智能算法对每种能源在不同地理位置所需的储备数量进行科学计算,是满足军队柔性用能、保障时效性的重要手段;能源保障供应向就地取能、远程供能调整,随着作战面积的扩大,俄军油料运输能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后勤需求。未来智能化军事能源保障将更多利用战场周边的能量进行转化,通过高效利用太阳能、生物能源、垃圾发电等方式,增大前方作战部队从周边主动获取能源的能力。

四是在军事能源领域坚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选择与技术领先的新能源企业合作,建立科学高效的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充分利用我国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与人才积累,加快新型军事能源保障装备的研发。

近年来,美军借助地方科研机构和企业独立或联合开展能源技术、装备研究,积极推动军事能源技术创新应用,吸纳民用新能源技术在军事能源领域率先尝试和不断完善,形成了军民融合开放的军事能源技术创新体系,确保了军事能源在短短十几年间得以迅猛发展。我国应该加强能源技术的军民深度融合,结合国家能源创新战略确立军事能源重点技术创新领域,结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研究推进军事能源重大科技项目,优先安排新能源技术在军事领域先行先试;建立军事能源科研力量,完善能源军地联合开发、成果转化和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军地力量统筹、技术联研、设施共建、信息互通的融合式发展格局。

军事能源领域的技术发展展望 

从军事能源技术视角看,国际上通常将军事能源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设施能源(Facility Energy),即维系军事设施日常运转所消耗的能源,比如供暖、制冷、照明,以及用于非作战用途的交通工具所消耗的电力、燃油等。主要技术发展趋势是智能微电网的广泛应用和军用小微堆的研发。二是作战能源(Operational Energy),即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所消费的能源,其使用主体为战士、武器系统、机动装置以及作战平台等。主要技术发展趋势是燃料电池、锂电池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应研究军事能源领域技术的发展方向,对于有较为成熟技术的领域,如新能源、锂电池、智能微电网等,应加大力度,通过“民参军”转化和应用民用技术,使其满足军事应用的需要;对于技术在成熟过程中、产业尚不发达的领域,如氢燃料电池,应与技术积累的科研单位合作,以军促民,推动技术在军事环境下应用;对于战略价值重大但还是发展初期的技术,如微型反应堆,应集中科研力量突破,尽早推动示范工程的设计、验证和技术落地。具体展望如下:

智能微电网随着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已经在我军广泛试点,据《解放军报》报道,目前已有80个以光伏、储能为主的智能微电网在边防海防落地,并针对高原地区、高寒地区、海岛地区、台风地区等无法接入大电网的地区,因地制宜地建设可再生能源局域网。未来随着绿色能源的要求,在大电网可以接入的地区也需要逐渐利用新能源与储能技术构建智能微电网,为军营提供绿色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

微型反应堆是近十年来美俄能源部、军方持续研究的战略方向,其能量密度高,可长期不换料,模块化便于维修维护,能够满足在海岛、岸基、战时营地等多种需求。为国防战略需求研发的可移动式微型反应堆被视为战略性的军事能源解决方案,具有“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战略价值。

一是充分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科技战场电力需求,支持激光武器、电磁炮、电子脉冲武器、高性能雷达等高能装备的使用,并保障战场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机的运行。

二是大幅减轻燃料后勤补给压力,降低战时补给线伤亡率,例如一台电功率为5兆瓦的反应堆替代柴油发电机后,一年可节省260辆油罐车的柴油运输。

三是降低前线阵地电力供应的成本,根据美国伊拉克战场数据,战区柴油的补给成本折合人民币18/升至90/升,如果通过空运,最高可达710/升;而微型反应堆一次装料运行数年,燃料价格稳定,经济性好。

四是体积较小、可灵活部署,相比太阳能、风电等供电形式,极大地提升了阵地的隐蔽性。

五是增强基地的后勤保障能力,如利用反应堆实现供暖、饮用水再生、氢燃料生产等用途,降低后勤补给压力。

目前,美国国防部选定支持的军用堆型为气冷堆及热管堆。20203月,美国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SCO)授予BWX、西屋及X-Energy三家公司研发合同,分别提供1350万美元、1190万美元和1430万美元的资助,开展为期两年的工程设计,形成可移动堆原型方案,最终将选定一家开启示范堆的建设,最迟在2027年投入运行。西屋公司公布的eVinci设计方案为热管堆;X-EnergyBWX两家公司未公开堆型方案,根据公司业务情况等资料判断,X-Energy公司采用气冷堆技术,而BWX公司同时具备热管堆与气冷堆的设计经验,两条路线都有可能采用。

微堆研发的技术难点在于颠覆性创新设计、新型核燃料的研发和耐高温合金结构材料的研发,相较于美俄两国在冷战的深厚技术储备,我国核技术储备较为薄弱,需集中力量进行技术突破,抓住历史机遇,掌握能源领域“两弹一星”级别的战略技术。

锂离子电池应用场景广泛、能量密度高、与民用产业结合紧密,被世界各国军方视为未来主要的军事能源选项之一,已经大量应用于各式装备中。美国、德国、英国都将锂离子电池作为单兵作战系统的首选能源,英国国防部研制的单兵系统、美国陆地勇士单兵作战系统、德国未来士兵系统都使用超高能量比的锂离子电池;德国和法国的微型潜艇、鱼雷尝试使用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水下续航时间翻倍;小型微型无人机已广泛使用锂离子电池作为电源,美军龙眼、俄罗斯无人机Altius-U已经在实战中得到检验。我国民用新能源产业拥有丰富的锂资源和完善的锂电池产业链,以及庞大的基础人才储备,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材料和电池加工基地。

在满足军事能源领域高安全性、高可靠性和高环境适应性要求的前提下,利用我国民用锂电池产业链的技术储备缩短军事能源产品研发周期、利用规模优势降低军品量产成本,是我国军事能源领域向新能源、电子化转型的关键举措。

氢燃料电池是单兵装备、车辆和小型飞机、舰艇的动力选项之一,除电池通用优点外,氢燃料电池还具备重量轻、清洁安全、续航时间长等特点,在单兵作战系统应用场景中优势突出。

美国陆军同通用汽车公司合作,已经推出了一款用于单兵可穿戴设备的新型氢燃料电池系统,其尺寸与传统的一次性小型电池相同,电流量提高了1倍。韩国三星公司研发的单兵燃料电池系统,一次产生的电量高达1.8千瓦时,可满足士兵连续执行72小时任务需求。氢燃料电池也将替代石化燃料成为军用车辆的动力来源,美国陆军与通用汽车公司联合研制出使用氢燃料电池驱动的轻型作战卡车,噪声明显降低,热能排放也非常少,极大地提高了战场生存能力。在我国,氢燃料电池主要在公共交通客车与重卡领域应用,目前总量已超过6000辆,为氢燃料电池在军事车辆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目前,阻碍氢燃料电池军事实用化的主要实际问题在于其环境适用性、使用寿命和经济成本,问题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氢能产业链相较于燃油和锂电还在发展初期,整体产业成熟度还不高,还未形成氢能制、储、运、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无法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我国军用能源应大力支持氢燃料电池各项技术的研发,以军事需求牵引科技研发,促进氢能产业的发展,推动氢燃料电池在军事能源场景的应用。

(编辑  季节)



* 李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电力投资公司战略部副总经理。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多项经济指标好于预期。但自3月份以来,受上海、北京等地多点频发的新一轮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超预期因素叠加影响,国内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显著下行,我国经济在某些方面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的困难还大。当前,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纵深大、韧性强、耐力足的特点,聚焦市场主体定向发力,出台标本兼治的宏观调控政策,保就业、保民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

需求收缩

需求收缩主要指外需的不确定性和内需的扩张缓慢。在经济模型下,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关系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消费+储蓄+政府税收+进口C + I + G + X C + S + T + M。而当S +T + M > I + G + X 时,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宏观经济收缩。

当前,“需求收缩”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就是消费需求收缩,即居民在疫情影响的不确定性等负面因素的冲击下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断崖式下跌,导致消费者购买明显衰退。2021年前三季度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8%,拉动GDP增长6.3个百分点,较上半年拉动GDP增长7.8个百分点明显回落。同时,2021年以来,前10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月同比增速不断下降。去年12”以及今年“618”平淡的市场反响,也从侧面说明消费需求的收缩态势。

供给冲击

   供给冲击是指可能引起生产能力和产品成本变化的事件。就目前看,中国经济面临的供给冲击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由于前一时期新冠疫情反弹持续蔓延,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的部分阻断或不畅。20215—8月之间出现了煤荒、电荒和部分原材料短缺问题,形成供给的冲击并引起价格上涨。今年二季度一些城市疫情较重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列车出现不正常,甚至短期内开行情况比过去正常情况下减少了70%。国内航空、旅游业务量也大幅度降低。与此同时,受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制裁等影响,国际原油、天然气、粮食市场发生重大变化,供给下降、价格飙升,出现了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稳妥应对。

预期转弱

预期转弱在于前期低基数效应正在演变为高基数效应。此外,由疫情带来的中长期影响即部分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更需要特别关注。人民银行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以来选择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持续大幅增长。除了居民被迫削减开支、增加储蓄这一因素之外,用于防疫的巨额财政支出可能挤占政府用于其他建设项目的投资。同时,疫情防控使跨境出行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也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部分地方“一刀切”的疫情防控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广大城市居民的正常出行和生活秩序,抑制了交通、餐饮、零售、旅游、文化娱乐、房地产和汽车销售等服务行业消费需求的释放,导致消费者对经济增长恢复的预期下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是国民对经济增长预期下降的又一重要因素。

面对三重压力的一般性经济措施

政府如何迎战三重压力?需求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四部分组成。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受疫情影响,消费者购买力明显下降,要解决消费者购买力的问题,首先要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来提升消费者整体收入水平,其次要针对贫富分化等经济发展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出台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对于供给冲击,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是,当供给冲击对总供给不利时,总供给曲线左移,会引发滞胀,如1974年和1979OPEC两次运用其市场地位限制石油出口;若供给冲击对于总供给有利,则可以带来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如上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新经济,就是得益于技术进步对于总供给的有利影响。那么,政府如何在政策调控中将不利转换为有利?从短期来看,稳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可降低和抵消供给冲击,使得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自然合理增长水平之内。从长期来看,应对供给冲击需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高供给的结构适配性。为使国民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提高,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尤其在地方财政杠杆率水平偏高的背景下,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来拉投资、惠民生,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相互促进,创造一个宽信用的环境,改变社会经济增长的预期,提升消费意愿。

以上是按照宏观经济理论提出的一般性经济措施,但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仅仅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手段,或者仅是机械地使用单打一的经济政策或工具,难以做到药到病除,无法实现稳定经济大盘的目标。当前的重点和中心工作是面对我国经济形势和主要矛盾,找到符合实际、标本兼治的宏观经济手段。

稳住市场主体就能稳住大盘

站在掌控全年经济走势乃至后续发展的关键节点,面对三重压力叠加超预期变化的复杂局面,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科学分析研判经济形势,用好用足宏观经济政策和调节工具,全力确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选择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稳住经济大盘有多种政策选择,也有不少存量、增量政策工具可运用,当前要确保政策配置、政策操作的精准聚焦,把发力点放在稳住市场主体上,进而实现纲举目张,稳住经济大盘。

稳市场主体就是稳国民经济的根基

市场主体囊括了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内的所有经济体,既包括法人,也包括自然人,涵盖创造GDP的所有经济单元。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根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稳住经济大盘主要目标。把市场主体稳住,就等于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当前稳住经济大盘的主要任务是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其中稳就业最为重要。数据表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8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每年1300万人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绝大多数由市场主体提供。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是治本之策。

经验表明,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一定要守住市场主体的系统性风险底线,这是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的基本前提。在冲击、压力面前,市场主体挺住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纾困帮扶渡过眼前的难关,带动就业、创造财富,就能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撑。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和地方政府数据以及我们的直观感受表明,一系列超预期因素叠加对中小微市场主体的影响和冲击尤其大,迫切需要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稳住市场主体需要精准滴灌

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让宏观经济运行更为稳健,不断发展生产力。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疫情防控背景下,我们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国上下形成一股合力——打好动态清零硬仗,通过精准施策稳住市场主体,推动经济快速恢复重振。

党中央立足全局,把握大势,作出了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配置的着力点正在加速向市场主体层面转移和集聚。我们主攻方向明确,直接面向市场主体出台政策、深化改革,进一步夯实了市场主体的基础。

近期,为确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举措上半年基本实施完成,国务院5月底出台了六方面33条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和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放管服改革的办法优化政策实施流程,确保政策受益主体不漏户、不漏人地清晰了解和应享尽享。这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集中精力对市场主体进行精准滴灌的具体体现,势必会取得预期成效。

建设统一大市场,激发主体活力

市场的活力和动力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循环流转。在我国,区域分割、地方保护和不当竞争等问题还时有发生,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对经济活动高效循环造成制约。为此,要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提升市场主体活力,迫切需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经济循环体系,早日建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市场主体的更快更好更高效的发展,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高质量地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活力和动力。

(编辑 尚鸣)



* 孙奕濛,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纷纷遇到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然而,在商业银行内部,公司银行和零售银行这两大业务板块的数字化发展并不均衡,公司银行业务由于自身客户、产品、渠道以及组织和管理方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数字化进程普遍滞后于零售银行。本文试图结合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国内商业银行的实践,就商业银行如何做好公司业务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数字化转型的三个问题

目前我国成功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并不多,银行的成功案例更少。《2020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化转型效果显著的企业仅约11%,精通数字技术的行业(如电信、高科技)成功概率不超过26%,传统行业(石化、基础设施、金融等)成功概率只有4-11%。究其原因,大多数企业虽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但是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统一,未能找到合适的路径和方法。因此,商业银行实施数字化转型需厘清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一)认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从国内外相关理论和企业实践来看,数字化转型是指商业银行运用数字化思维和技术,对银行经营管理各个层面带来变革,为客户交付价值、为银行提升业绩的持续性过程。其内涵有三点:一是以数字化思维为引领,数字化思维比单纯运用数字化技术更重要,这要求银行上下崇尚数学、尊重数字、关注数据,培育数字文化。二是以业务经营管理变革为突破。数字化转型目的是带动银行经营管理各层面,尤其是在客户经营、产品供给、渠道服务和风险内控等方面的数字化升级。三是以给客户创造价值、交付价值为落脚点,最终提升银行自身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明确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有效的数字化转型必须设立和业务成功直接相关的具体目标,主要分两类:一是业务绩效指标,包括营收和盈利指标、增长水平指标、ROA/RAROC等发展质量指标。二是核心能力指标,包括获客能力指标、客户粘性指标、产品运用指标、运营效率指标、数据应用指标等。

(三)强化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

数字化不仅仅是IT部门的事情,也是整个银行的事情,必须要进行完整的顶层设计。要以业务经营管理数字化为牵引,带动并实现银行的数据驱动、科技赋能、组织变革、人才升级和文化重塑这五大变革。一是业务经营管理的数字化是商业银行的核心任务,是牵引力,离开业务谈数字驱动或科技赋能没有意义。二是银行高层要通过顶层设计,使各部门、各条线、总分支行协调一致,在数据驱动、科技赋能、组织变革、人才升级和文化重塑五个方面发生变革,以此塑造全行的数字化能力。

公司银行数字化的特殊性和挑战

(一)客户的差异性

零售客户都是自然人,分类较简单(普通、高净值、私行),客户行为和需求特征具有较强共性,金融服务相对标准化。而对公客户的差异性更大,行为特征更复杂,决策链条更长,金融服务影响因素更多(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从客户属性分,政府客户、企业客户、同业客户的金融需求和管理方式有很大不同;从行业类型看,不同行业客户在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结算方式、业务流程、金融需求等方面差异巨大;从客户规模看,小微客户、中型客户、大型、特大型客户的内部管理方式、决策链条、服务要求方面差异也明显。总体而言,对公客户的分层分类管理要求更高。

(二)产品和服务差异性

客户属性和行为的差异性决定了公司业务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数量级大、复杂度高、标准化低、个性化强等特点。为满足不同类型对公客户的金融需求,一般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对公产品数量有上百个,若算上不同场景、不同应用的子产品,数量级还要大。同时,由于对公客户的决策链条长、操作环节多,对公产品在功能、流程上的复杂程度很高。此外,行业和场景的差异化以及战略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决定了对公产品的标准化程度相对较低,个性化、定制化要求更高。

(三)组织管理方式的差异性

从总行组织模式看,公司业务特征决定管理相对分散,一般由风险、审批、法保、运营、财会、资负、合规多个中后台部门共同管理,很难像零售业务(如个人信贷)那样统一进行条线管理,对公条线的管理权限和资源配置能力较弱。从分支行的管理模式看,公司业务的经验营销和关系营销仍占主导,按零售模式进行条线化、专业化管理难度很大,各银行分支行对公业务仍主要以“块”为单位进行管理。

正是由于公司业务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商业银行要在遵循企业数字化转型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分析对公业务的差异性,充分认识到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找到适合自身的对公数字化转型之路。

公司银行数字化的四大任务

客户经营数字化

客户经营是银行业务的源头,客户经营数字化是公司业务数字化的引擎。同时,公司客户特殊性也决定了其数字化转型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客户的类型、规模、行业差异进行分类施策。一是对于政府客户、企业客户、金融同业客户应该由相关部门分别研究制定具体措施。二是企业客户要“抓两端带中间”,战略客户及其集团内客户、供应链关联客户(一般为大中型客户)应按行业类型进行数字化的分类营销、深度经营,并提供定制化服务;小微型客户应根据区域聚集性、功能聚集性、平台聚集性、生态聚集性进行线上化的批量营销获客,并提供相对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三是运用数字手段提升客户选择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要通过数据加经验相结合方式探索优化对公客户选择模型,在做大对公客群的基础上提升优质客户的获取率和营销成功率。四是打造数字化客户评价和深度经营体系。要以建设升级对公客户关系管理(简称CRM)系统为抓手,建立精准的客户分层分类评价体系,准确分析不同客户的经营现状和营销计划,并配合组织机制、工作模式、产品体系、系统工具、考核模式的优化,提升对公客户的深度经营能力。

例如,中信银行运用大数据建模技术,建立了“五等七星”的对公客户价值评价体系,并配合多维度过程指标考核,指导营销一线使用多种产品覆盖提升客户粘性和综合回报,深度经营客户。

产品供给数字化

金融产品是银行为满足客户需求、向客户交付价值的主要载体和供给形式,实现产品供给的数字化建设是公司业务转型的核心。从目前领先商业银行的实践看,要实现产品的数字化,主要是打造一个支点,做到四个实现。

打造交易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支点。交易银行和投资银行是公司业务产品和服务的两个核心板块。与投资银行服务于企业战略性金融需求不同,交易银行是指服务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性金融需求而提供的银行产品和业务的总称,主要包括账户管理、收付款与结算管理、财资管理、短期投融管理、集团司库管理、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国际业务八大类产品体系。从产品类型上看,交易银行产品具备高频化、线上化、数字化三大特征;从产品价值上看,交易银行业务具备“易获客、高粘性、低风险、轻消耗”四大价值。交易银行的业务特征和业务价值完全契合数字化转型的方向。近年来,商业银行纷纷把交易银行作为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支点和核心竞争力,绝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成立了交易银行部,专门建设交易银行数字化体系。

在打造交易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产品数字化建设还要实现四个变化。一是实现产品维度的核算与分析。目前大多数银行财会科目维度的核算强于客户维度的核算,客户维度的核算要强于产品维度的核算。而产品为维度的精细核算是产品数字化的起点和基础,只有能准确核算出各产品线及单个产品的规模、质量、成本、效益,才能真正实现对产品的评价和考核,从而更精准地指导产品研发、迭代和运维。二是实现端到端的产品研发全周期管理。产品作为一种金融供给形式,必须来源于客户端,用于客户端。银行应建立专用IT系统实现产品端到端的研发及生命周期管理,从多渠道跟踪市场趋势、政策变化,通过系统平台向营销一线及时、准确采集客户需求,量化评估产品创设风险和价值,并打通IT部门开发管理系统,实现需求分析、开发、测试、上线、迭代升级、退出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三是实现产品线上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数字化的前提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前提是结构化,要确保业务信息源头的结构化标准化,首先要实现产品线上化。在线上化的基础上,还要打通征信、工商、法院、税务等多方数据,实现银行在客户准入、放款核查、贷后检查的自动化处理,最终运用AI技术实现产品办理的智能化。四是实现公司产品供给体系从“产品提供者”、“方案提供者”到“系统/平台提供者”的升级。对公客户的差异性和对公产品的多样性,决定了仅提供标准化产品越来越无法满足对公客户复杂多变的需求,需要银行根据行业、产业、场景提供多产品组合甚至定制化的综合解决方案。近两年,随着对公客户自身数字化转型加速,业财资一体化发展,头部对公客户已经不满足于银行仅仅是一个无形的“方案提供者”,而更希望银行是有形的“系统/平台提供者”,即根据客户业务经营管理的发展需要,直接为其提供集业务、财务和资金金融服务为一体的IT系统平台。例如,司库数字化建设提速后,央国企要求银行提供一套面向集团各部门、各条线、各成员单位使用的司库管理系统。目前工行、建行、招行、中信等都在打造企业级的司库系统。

渠道服务数字化

渠道是银行产品及服务的传递通道,也是和客户价值交互的纽带,银行通过线下、线上多种渠道向客户交付金融产品、服务,甚至是非金融服务。因此,渠道服务的数字化是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桥梁。

一是“统筹管理、分类建设”,丰富对公线上渠道。目前很多银行对公业务的线上渠道建设滞后于零售业务。近年来,随着企业内部管理数字化提速,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企业客户使用金融服务的习惯也在加速向线上化渠道转移,这给对公业务线上渠道建设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一方面,银行IT部门要充分联动业务部门,加快建设对公线上用户中心、产品中心、服务中心、风控中心等技术中台,为对公线上渠道建设提供平台保障。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对公客户的差异性,丰富前端渠道类型。从各银行的实践看,要根据不同规模客户、不同行业客户、不同场景客户分类建设多种线上服务渠道和客户端系统,包括面向普适客户的企业网银、面向大型客户的多银行财资系统、面向特大型客户的银企直连、面向供应链集群客户的供应链平台、面向企业客户内部不同用户的手机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二是实现线上渠道服务对象和服务模式的开放化、平台化发展。从服务对象看,对公客户的产业链特征和集群特征要求线上渠道的服务对象进一步开放,不仅要支持本行已开户、已签约客户,更要通过APISTKSaaS等技术,建设开放用户体系,支持产业集群客户、第三方合作伙伴等生态圈客户。从服务内容看,企业内部业财一体化和管理数字化发展,使得企业对银行线上服务需求进一步向业务端、管理端延伸,从传统“结算+融资”服务向集采购、销售、供应链管理、费控、商旅、发票、福利等为一体的综合化“金融+非金融”服务转变。三是促进物理网点向交互性智慧网点升级。随着线上渠道的快速发展,公司业务需要临柜办理的业务越来越少,这将促使银行物理渠道的对公服务模式转型。银行要加快运用IOTVR等技术手段,推动实体网点从直接提供产品和服务,向产品和系统展示、沉浸体验、业务及技术咨询辅导等的交互性智慧网点升级。同时,要加强线上渠道和物理网点互联互通,实现线上线下服务的一体化,实现高效、快捷的全渠道服务能力提升。

风控合规数字化

银行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数字技术并没有改变银行业务的本质,风险防控仍是业务发展和数字化经营的底线,风控合规的数字化是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一是建设风控规则引擎,实现业务风控前移。通过将风控政策、合规制度和内控要求进行规则化处理,并内嵌到银行业务流程和业务系统中,将目前大量的事后风险监测和处置前移,实现事前禁入、事中联控。例如,将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规则前置嵌入企业网银开户签约环节,可以大量减少合规风险。二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风险识别的准确度和效率,减少风控成本。要充分运用NLPOCRRPA、图计算、物联网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对公业务的各流程、各环节进行机器自动处理和智能风险识别,减少人工检查失误风险,并提升业务检查效率。例如,在对公贷款“三查”中,可以运用RPAIOT等技术提升贷款调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运用NLPOCR技术可以在放款、贷后环节自动、快速地实现贸易背景审查、融资用途审查等。三是运用大数据风控建模,使数据融资在公司业务中成为可能。目前在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等业务领域中,社会各界都在呼吁银行改变传统上基于信用的风控逻辑,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数据融资。笔者认为,基于“场景+数据”风控逻辑的融资方式才是未来方向,要结合对公客户的行业特征和场景特征,依托有条件的数据建立风险识别和评估模型,核定客户融资额度,实现自动化的放款及贷后管理。

公司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三大保障

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据、系统和人才保障。

(一)数据驱动

一是建设契合公司业务的数据架构和数据基础。银行数据部门不仅要通过数据仓库、数据湖建设解决数据量级存储问题,更要充分联动业务部门深入分析数据结构,选择建设适应对公业务数据特征的数据架构。同时,应根据数据类型、数据来源、数据应用场景的不同设计对公业务数据分类分层的管理机制,夯实数据管理的基础。

二是业技联动,强化公司业务数据治理。首先,银行应充分重视数据治理工作,组建融合团队长期持续治理;其次,要梳理建立契合公司业务的数字字典、数据标签、数据指标和数据清单,形成标准化、结构化的数据模型;最后,要建立数据采集、存储、分析、挖掘、应用全流程的数字管理体系,在数据循环应用中提升数据质量。

三是完善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的数据应用。数据价值的发挥要通过数据应用体现。目前很多银行公司业务数据应用的主要问题是“结果性数据强,过程性数据弱”;“中后台数据强,前台数据弱”;“总行数据强,分支行数据弱”;“客户类数据强,产品类数据弱”。公司业务板块要深挖数据潜能,通过一个个数据应用专题,将产品、营销、风险、运营的数据联通,丰富客户、业务和环境洞察模型,最终提升前台数据、分支行数据、过程性数据和产品数据的分析应用能力。

(二)科技赋能

一是提升技术架构的弹性和延展性,支撑对公业务的个性化需求。公司业务的复杂性对银行系统的技术架构形成巨大挑战,不同行业与场景的金融产品创新频繁,大型和超大型客户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层出不穷。要打造兼容异构,平台化、模块化、组建化的数字底座,推进技术架构向多节点并行、分布存储、负载动态均衡升级,实现IT系统资源的弹性部署和灵活调度。二是建立业技融合团队和机制,支撑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要加强业技融合,制定考核、激励等管理制度,并实施真正的敏捷开发机制,提升技术的快速响应能力。三是通过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等方式形成体系内和体系外双线科技赋能。公司业务受政策性影响大、专业能力要求高,后续运维服务工作量巨大,很多银行即使采用了业技融合和敏捷开发等方式,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对公客户的个性化服务、快速开发、持续迭代和高效运维等问题。为此很多银行通过在体系外建立科技子公司或者创新中心,提供和母行相对独立的商业化服务,使对公科技服务更专注、实施更灵活、响应更迅速、成本更可控。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已有12家大中型银行成立了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例如,建设银行成立了建信融通科技子公司,配置超千人的团队,服务供应链客户超过5万户,由公司提供技术平台和技术服务的供应链融资量每年达到7000-8000亿元。

(三)人才升级

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最终还要依靠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升级。一是提升对公业务管理队伍的数字化能力。通过招聘一批、培养一批、转型一批,加快人才质量的升级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培养对公管理人员的数字化思维,锻炼运用数字化技术的能力,提升公司板块各层级管理人员数字化决策和管理水平。二是加强对公产品经理队伍建设。对公产品经理是提供数字化金融服务的主力军。商业银行应加快产品经理队伍的储备和培养,并建立一套产品经理准入、培养、考核、激励的制度机制,持续投入资源,在总、分行两级打造一支懂客户、懂产品、懂技术的复合型产品经理队伍。三是优化分支行对公营销人员的队伍结构要优化营销人员结构,既要在分行班子、支行班子成员中增加数字化、技术型领导干部,还要在一线客户经理中培养善于学产品学技术、用产品用技术的营销人才,实现营销一线的数字化转型。

(编辑 宋斌斌)



* 王海云,中信银行总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


 

今年一季度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复苏,越南等国的出口表现亮眼。考虑到近年来中国产业链不断向东南亚转移,这些现象引发了公众的疑虑——越南、印度是否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从当前越南、印度的制造业发展看,不论是越南还是印度,要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难度都很大。短期内,越南对中国产业链替代的压力突出,但从中长期看,印度才是中国更大的挑战。应对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的挑战,应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推动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未来中国制造业只要做好自身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仍然是稳固的。

产业外迁经历的四个阶段

现在在华企业的外移有很多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总体来看,在华企业外迁大体上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轮是2013年到2015年。这是因为纯经济的一些原因,比如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民工荒、用工难,以及资金成本较高,房地产价格、用地成本不断上升。

第二轮是2016年到2018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去产能的背景下,一些过载产能包括有环保压力的部分产能转移出去;还有一些稀土的加工处理也转移到邻国。

第三轮是2018年以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并扬言和中国全面脱钩,鼓励美国企业回流,并且出台了很多政策,这些政治、投资环境的变化,使企业陆续外迁。

第四轮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拜登继续将中国作为遏制打击对象。在去年10月的演讲中,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提出和中国再挂钩的同时,要求美国对中美经贸关系占有主导权,这和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政策是一致的。

具体来说,就是在中短期、在传统领域和中国再挂钩,而在中长期、特别是在新兴科技领域要和中国保持距离、甚至孤立中国。美国财长耶伦最近提出“友岸外包”的概念,以期传统的产业链能够掌握在与美国政治关系比较稳定的印度、越南等国手里。

综上所述,企业外迁的前两个阶段以经济因素为主,后两个阶段以政治因素为主。

以某国商会的情况为例,它们曾经做了一个调查,从2015年到2020年,该国外资企业撤出比例一直不超过2%,外迁高峰主要出现在2015-2016年,此后开始逐渐下降。

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外资企业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维持观望、维持现状的比例明显上升,而扩大生产的意愿明显减少,生产规模出现收缩。

新一轮产业外迁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

目前经历的第四轮在华企业外迁主要面临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挑战。其中,经济因素包括竞争中性、ESG(关注企业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公司治理绩效Governance,而非单纯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绿色低碳等;非经济因素包括国家安全边界泛化、民主人权、“友岸外包”等。

从经济竞争的角度来看,以绿色产业为例,目前中国企业在全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太阳能组件、多晶硅、风能、电动车等领域,中国在全球的产能比例都比较高。

哈佛大学3月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动车在全世界的生产份额超过40%,而中国乘用车联合会的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车占到全球生产量的53%,纯电动车占比超过60%。我国太阳能组件产能的全球份额达到75%以上。我们在绿色产业的竞争力既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也与行业企业的技术追求、环境适应性等有关。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新一轮的产能过剩,不是把国际竞争对手逼到墙角,而是要实现共赢。目前我国企业仍多处于新能源产业链的中低端,在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还需要继续努力。

纯经济因素还包括,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会自然发生一些产业外移。从某国商会的调查来看,这个国家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布局中,对低端产能的扩张比例是最低的,远远低于越南、印度。但是在高附加值产能方面,在中国的扩张比例相对较高,明显高于越南、印度。

综上所述,国内市场规模、体量对于吸引外资很重要。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对于低附加值外资的吸引力明显下降,但在高附加值投资方面仍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非经济领域的竞争因素,以国家安全边界为例,这就涉及到全球化三个阶段的背景。第一阶段是跨境商品流动,第二阶段是跨境资本流动,第三阶段是跨境信息流动。

特别是2010年以来,移动终端、手机互联网发展迅速,跨境信息流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新的全球化体现为跨境信息的流动。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边界和以前不一样了。

举个例子,美国要出口飞机的机身材料,选择T-300强度还是T-800强度?从技术标准看,T-300用于民用航空,T-800用于军用,美国使用不同管制手段进行审查,T-300是民用、不要审批就可以卖,但是T-800,每年只能卖出一定数量,而且要提供使用用途证明。

但是信息的跨境流动和商品流动不一样。信息流动包括每个人的信息、每台终端的信息,这些海量数据汇总以后,可以是民用的,也有军用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国家安全。

这不仅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其他国家在考虑的风险。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军民两用技术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且国家安全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

WTO的问题解决机制主要针对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即跨境商品流动时期出现的关税冲突,以及部分第二阶段全球化的问题,包括贸易相关的投资、和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等内容。

但是对于产业政策、国有企业等问题,WTO的功能相对较弱。特别是进入全球化的第三阶段——跨境信息流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治理,它的发展显著落后于全球化本身的进展。

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政治互信程度高的国家来说,国家安全边界模糊的问题带来的冲击较小,但是对于中美关系的冲击会比较大,一些新兴科技产业面临一定的脱钩风险,产业链外移的动力进一步上升。

当前产业链外迁的两大阻力

我们给产业“外移”的界定是中性的,不是说外移就一定是坏的,当然坏的结果是导致产业的过度更新化,好的结果是一个产业链自然升级的过程,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网络。

我们以前经常讲苹果手机的价值链,是美国加州设计、中国生产。一台苹果手机,美国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现在我们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少服装企业以前是代工、贴牌,利润很低,现在请了国际设计师,自己搞设计,利润占比高起来了,企业就把生产环节外包了。比如:有一家企业生产LED灯,以前利润很低,现在只做研发设计,利润上升了,污染也少了。目前中国企业正在走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上游。

在华外资企业外移的阻力,一是外资企业外移的机会成本比较高。从某国商会的数据来看,从2015年开始,这个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是最高的,如果让这些企业突然迁移到东盟,就意味着投资收益率每年要减少6个百分点。如果让它迁移到北美、欧洲地区,每一年的投资收益率要下降9个百分点。

但是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个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比重只有9%,还不如一些中小型经济体的比重。为什么中国投资收益率这么高,但是只投了9%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时候,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以及民间情绪的影响。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投资,虽然投资回报率比较低,但是有政治上的互信和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尽管中国市场对于外资企业非常具有吸引力,有时候非经济因素也非常重要。我们从乌克兰危机中看到,很多跨国企业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资产都不要了,就是要离开俄罗斯,其中主要是政治环境和投资安全性因素的影响。

     

            1 外资企业的内销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出口外销

 

第二,对外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即市场规模也在上升。在华外资企业有两项业务,一个是打入国际市场,进行外销出口;一个是发展中国市场,产品扩大内销。

2006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只有不到800亿美元,而出口金额有5600亿美元,出口是内销的7倍。两项数据于2016年出现持平,到了2020年,外资企业的内销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出口只有9千亿美元。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它影响的只是出口的一部分,对于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的销售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扩大内需,就是需要发挥我们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这也是国内大循环的切入点。越南能否替代中国成为外资的主要迁入国,中越经贸关系的定位如何?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对越南出口大幅上升。2000年中国对越南出口只有8亿美元,2021年中国对越南出口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

越南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美日韩。越南经济体量比广西还略小一些,这样一个经济体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体现出中越之间的互补性关系。

   

           2  中国出口和越南出口竞争指数

 

从中越出口贸易的竞争指数看,2019年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是0.85,越南对中国的竞争压力是0.093。即越南出口100块,中国就有85块钱跟它重叠且有竞争关系。而中国出口100块钱,越南只有9.3元跟中国是重叠的。

所以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是主导性的。而越南对中国的竞争压力总体可控。总体上,我们认为中越经贸关系是以互补关系为主,在竞争关系方面,中国占据绝对的主导优势。

外力是压不垮中国的,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我们看到,2018年以来美国打压中国、加征关税,但是中国在全世界的出口份额一直在稳健上升。以华为公司为例,即使遭到美国的打压,但是华为的营收能力、利润情况相当可观,去年华为的盈利同比增长75%

可以看到,中国企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变化和困难,都是有能力应对的。今年年初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避免自己压缩自己的增长空间。

(编辑  宋斌斌)



* 徐奇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