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未来五年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为普惠金融事业描摹出全面、精准、稳健的发展蓝图与路径。

步入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将普惠金融作为未来优化金融服务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走近大众、服务大众，奋力谱写高质量普惠金融新篇，成为金融机构待解的时代课题。

作为我国首批获准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聚集金融子公司专业力量，坚持“标准化、线上化、数字化、场景化”发展路径，在不懈探索中，围绕普惠小微、乡村振兴、普惠消金、普惠财富、普惠便民“五维一体”服务体系，逐步走出一条以人民至上为锚、集团协同为舵、科技创新为楫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透过中信样本，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业正蹚出一条新路，路标指向高质量普惠金融的进阶之路。

俯身普惠，以新谋变解痛点

作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普惠金融”概念，其基本原则是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服务的改革发展目标，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实践亦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明晰。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亮相。此后，伴随一系列政策支持、市场参与机构扩容与积极推进、数字技术的突破创新等，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不断取得进步。

作为普惠金融领域的重点服务对象之一，长期以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困扰金融业多年的待解之题。问题的背后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存活周期短，叠加信息获取成本高、风控难度大等多重因素，金融机构主动服务的长期动力不足。

但亦需看到，小微企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基于此，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资源向小微等领域倾斜，推动小微企业融资实现“量增、面扩、价降”。

中国银行业不断创新各具优势的小微信贷模式，以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等为代表的中国商业银行，通过不断创新信贷技术、优化信贷流程等，尝试突破小微信贷业务的“不可能三角”（即在规模、质量与成本之间形成有效的平衡），探寻到一条商业可持续的小微金融之路。

中信银行按照“稳增长、高质量、做特色、扩影响”的经营策略，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实现“组织架构从无到有、人员队伍从少到多、科技支撑从弱到强、产品体系从少到全、业务规模从小到大、资产质量从差到优”的巨大转变。

截至2024年12月末，中信银行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5988亿元，5年增长超3倍；有贷户超31万户，5年增长近3倍；同时，客户综合融资成本保持“稳中有降”。

不仅仅是银行，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市场参与者亦通过持续完善金融产品供给体系，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并协同银行等市场参与者破题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针对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中信建投证券结合券商专业和行业发展实际，全力推动小微金融债发行。如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主承销商，分别服务北京银行、北京农商行，完成两期小微金融债券发行和一期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的簿记发行。

多元化、多层次的小微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显然，普惠金融的服务客群不仅仅是小微企业。数量庞大的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同样是近年来重点关注的普惠服务重点。

城镇街边的早点摊主、穿梭于城市的出租车司机、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建筑工地的蓝领工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构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石的普通人，很难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究其原因，这些长尾客群身处下沉市场，传统金融机构难以在向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找到一条平衡效益与风险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当数字技术浪潮席卷而来，新型金融机构看到了服务长尾客群的可能性。

2017年，承载着传统银行业转型和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使命的国内首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百信银行，由中信银行和百度公司联合发起成立。该行坚守“为百姓理财，为大众融资”的市场定位，依托数智优势和金融科技禀赋，通过聚焦新市民、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人群，推动普惠金融服务拓面提质。截至2024年12月末，百信银行年度投放消费金融贷款超过1799亿元，新市民特征用户数超6000万户，占总客户数53%。与此同时，该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与服务小微用户数均实现了明显突破，分别较2024年年初增长45%和100%。

无独有偶。作为传统金融服务体系重要补充之一的消费金融公司，亦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在十余年探索中成为服务普惠长尾客群不可或缺的市场主体。以中信消费金融公司为例，对于新市民中刚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群体，其通过推出“炬火计划”，精准匹配大学生初入社会的用资需求；针对金融可得性较低的农村用户群体，则设计了针对性更强的普惠金融产品。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底，中信消费金融累计服务客户1351万人，其中“三农”及县域级投放贷款金额为118亿元，占比达49.61%。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普惠金融拓面提质的过程中，传统金融机构亦通过创新持续赋能。如中信信托通过与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深度合作，在直接向小微企业和个人用户发放贷款的同时，通过发行银行间市场ABN（资产支持票据）、中保登市场ABS（资产支持证券）等方式，加快普惠金融资产周转，充分降低资金成本，为广大城乡居民和小微企业提供既普又惠的金融服务。截至2024年12月末，中信信托服务的普惠金融类客户超5000万人，累计发放普惠金融类贷款约1828亿元；当年发行普惠金融类ABN合计136亿元，中保登ABS合计268亿元。

普惠不渝，共推财富提质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除了将钱存进银行和购置房产，缺少适合的理财渠道，小额资金更是无处安放。

叠加金融市场化加速、全球资产配置受热捧等多重因素，财富管理市场迅速发展。2018年之后，伴随资管新规及后续一系列配套规则陆续落地，银行理财、保险、信托、公募基金等在迈入规范发展新阶段的同时，市场格局渐被重塑。

当财富管理服务逐步“飞入寻常百姓家”，金融机构深刻意识到，普惠金融的内涵并不是简单地为“中小微弱”群体提供融资服务，更应是让所有人能便捷、平等地享受到各类金融服务。

中信金控以财富管理为抓手，通过连接中信旗下各个金融子公司，构建起一个全牌照、立体化、一站式的财富管理生态，并覆盖了国内最广泛的财富客群和资产品类。

“中信金控汇聚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等多金融业态，发挥全牌照、全链条、全产品、全服务优势，融合智库专家、金融科技能力，构建财富广场开放生态平台，为每一位投资者提供数字化、线上化、普惠化的高品质财富管理服务。”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表示。

在推进落实数字化、普惠化的高品质财富管理服务方面，中信银行财富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认为，做普惠型财富管理不仅要提升大众客户的财富管理服务供给，还要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和AI技术加持，夯实普惠型财富管理的服务深度、拓宽普惠型财富管理的服务广度、延伸普惠型财富管理的服务长度，提升大众客户财富获得感。

近年来，面对经济承压、市场反复震荡、理财产品全面净值化等因素，“稳”成为普通百姓进行财富管理时的首要目标。

对此，信银理财始终坚持普惠理财产品稳健低波、绝对收益的市场定位，稳字当头，稳产品质量、稳客户体验。首先是投资稳健，外部形势越复杂，越要坚持稳健的投资方向；其次是风格稳定，产品定位明确、辨识度清晰，使投资者可以快速认知；再次是收益稳当，既要避免业绩大起大落，力争收益曲线平滑向上，又要追求同业排名恰当适中；最后是消保稳妥，始终站在投资者角度思考问题，妥当做好消保工作，不留风险隐患。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在普惠金融实践上，中信证券通过提供全方位、高质量、多层次的理财及资产管理服务，搭建多层次买方投顾配置服务体系，实现全资产段、全客户覆盖，更好满足客户个性化、差异化配置需求，助力超1400万名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

华夏基金则在全面满足不同客户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理财需求基础上，重点发展低门槛、低风险的普惠型产品。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末，华夏基金ETF管理规模达6706亿元，规模及产品数量持续保持市场第一。

中信的普惠探索仍在持续。近年来，中信保诚人寿不断加大普惠保险发展力度，加快部署全品类普惠保障产品。同时，上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等产品，通过扩展责任覆盖范围、增加可选责任的方式，为被保险人提供意外伤害、意外医疗综合保障等。

向善而行，坚守金融为民

立足“国之所需”“民之所盼”，这正是中信金控及子公司等金融机构普惠实践所遵循的核心要义。在助推中国普惠金融从量向质跃阶的过程中，它们亦逐渐构筑起“金融向善”“金融为民”的价值体系。

循着这样的价值体系，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自身战略愿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探索解决社会问题、壮大自身发展的融合之路。

 “中信创品”由中信金控财富委资产管理工作室打造，整合发挥各金融子公司资产管理渠道和资源。2023年，首支“中信创品”慈善主题产品上线发售，采取封闭式运作方式，业绩比较基准3.45%，总规模20亿元。与其他理财产品不同，该产品到期清算时管理人代投资者将本金部分的0.05%和超额收益的50%，作为捐赠款转至约定的慈善公益项目。截至2024年12月末“中信创品”已累计创设175亿元，2024年创设146亿元。

首期“中信创品”于2024年11月到期，在云南元阳、屏边进行捐赠，累计捐赠243.4万元，预计2025年全部产品到期后将实现捐赠超1000万元，中信集团副总经理曾琪、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出席捐赠活动。本次捐赠标志着“中信创品”开创了市场化慈善捐赠的新模式。截至2024年12月末，慈善主题“中信创品”作为2024年主要发行方向，已累计创设114亿元，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3.26%，超业绩基准31个百分点。

中信创品“温暖童行”慈善理财捐赠暨中信“梦想中心”公益项目在云南元阳、屏边顺利开展

中信金控相关负责人表示，“中信创品”慈善系列的推出，是在中信金控财富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资管工作室集合各成员单位共同实践“慈善+金融”新模式的有益探索。

金融向善，亦推动着社会崇善。迈向以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维度衡量的价值时代，普惠金融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和意义。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惠金融司发文指出，当前，普惠金融工作已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面临新形势、肩负新任务，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及时丰富内涵、拓展外延，锚定建设综合普惠金融体系目标加力提速，推动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金融业资深研究人士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样才能“更有韧性”地支持普惠群体发展，“更有信心”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把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于中信金控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行动方案，各金融子公司亦锚定了高质量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方向：中信银行将深入开展“专业化体制机制、标准化产品体系、数字化精准营销、特色化客群拓展、综合化金融服务、智能化风险合规”等六大精益提升工程，加快构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模式；中信证券及华夏基金将持续完善产品谱系，创新普惠型产品，满足不同类别客户多元化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需求；中信保诚人寿将持续从综合金融视角统筹发力，不断丰富普惠金融相关服务；百信银行、中信消金将始终坚持金融科技驱动，依托数智化核心能力，持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获得感。

持之以善，恒以善小而为之。努力让金融成为一种人人皆可享有的基本权利、一种社会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追求美好生活的工具，并让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润满心田，这是中信金控及其子公司的故事，亦是中国金融业探路普惠的故事。

（编辑  杨林）

留美经历：呼唤中国智库

大约在1996年，我在美国留学，博士资格考试结束已两年了，时间稍感宽裕。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常常会停下来，向路边的无人报亭口塞上一元硬币，取出一份《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边走边读。

这类报刊头版文章的用词，尤其是第一段及第二段的文字，高选谨慎，用义深涵，生僻大词常在。我去美国留学之前，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等名报名刊充满了崇拜，认为它是先进、发达、民主和自由理念之地的“传信者”。可是，在美国念书六年期间，我才发现这些靠近美国决策层的“语料”，只要涉及社会主义制度、涉及中国、涉及中华文化及历史评价，用词的导向都是贬义的，在随后几个月时间内我也“顿悟”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报刊，不仅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大报、大刊、大台，而且在我们学校的课堂上，出版物及各类宣传品中，多是以赞美词语报道、宣传美国及西方的经济、技术、文化、制度、历史及文化。那个时期，《新概念英语》《灵格风》之类英语教材，英语教学课、英语课外补习班等，都在直接间接地传播着美国制度的优越。中美之间，中国一方“理念+贸易大入超-产品贸易大出超”与美国“理念+贸易大出超-产品贸易大入超”超级不平衡！而美国报刊报道中国几乎都是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口径，变化不大。

我出生在中国经济省份的第三梯队——陕西省；在这个第三梯队的省份里又处在县级经济体的第三梯队——富平县；我们村的经济在县里还排不在前列。也就是说，我所生活的环境是中国社会中的贫困底部。但在我们村里，人们的意识行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人们的理念信仰，绝不像美国报刊所诋毁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无助的令人诅咒的社会。那里人间真情在，生活同样是生机勃勃。我亲身的生活经历告诉我，美国的舆论及舆论对应的社会看错了中国。

我把这些观点和想法告诉身边很多的同学，不管是中国的、美国的，还是南美、欧洲的。但在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学生、日本人后裔福山写了《文明的终结》一书，断称人类的历史就终结在美国现世的社会形态上，山巅之国，灯塔明亮，美国当之无愧。显然我的解释诉说无效，那是一个舆论导向蔑视美国西方之外的国家民族与文明历史的时代。

2000年，我从美国回到北京，体验到二十多年间，我们国家经济在大踏步前进之时，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有所缺失。虽然中国经济超常规增长，商品出口贸易大幅增长，但在理念信仰领域却出现缺失，与西方同类软实力产品在“中间层”和“基础层”部位竞争处在弱势，经常显现西方理念“大入超”的影响力。海外读书及生活经验告诉我，一种能够校正上述国家间互动“入超-出超”不平衡的理念的公共品——国家智库——在中国亟待构建出并健康成长。

初识中信基金会：一批献身中国道路学者的理念影响力

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2014年，在人民大学的一个会议室里，中信基金会与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一个国际经济形势研讨会议，邀请我参会发言。我的发言是中规中矩的。但是，在那前后一段时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建置经济的历史传承与当代竞争》（2004）中得出了中国复兴和崛起的概念，随后几年，我对上述问题又进行了深入探讨及挖掘，使我对中国经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自信满满。但当时国内外学术领域的争论非常激烈，也令我深知中国经济发展是个超大体系的复杂演进过程，爬山过坎具有艰难性和长期性。记得在会议上，一位著名大学老师在谈到中美经济发展趋势的时候，认为美国经济将在3-5年时间内必然全面崩溃，这显然过了头。我当即插话表示不同意见。事实也是如此。我当时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制度有自己的增长韧性。

1840年以后，中国一代代人奋斗不息，迎来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打下了较为全面的工业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追赶西方铺垫了二次成长的前提。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出现了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但是，在给定制度集合、给定技术及市场规模条件下，说美国经济在3-5年将全面崩溃，并不符合实际。作为大尺度产业全覆盖经济体，美国经济体有自己的制度韧性。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中信基金会的理事长孔丹同志，我还见到了多年的老朋友季红社长，我们认识十几年了。2000年，我担任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当时她是《经济导刊》总编辑，曾在导刊编发我的文章，后来我到云南大学任副校长，她又向我约稿。这次见面不久后，季红邀请我参加中信基金会，她向我详细介绍了孔丹理事长发起构建的这个平台凝聚健康学术力量的使命和努力，她所介绍的中信基金会的宗旨和学术上的努力方向深深吸引了我，我希望和他们这批具有家国情怀和为践行中国道路献身的学者共同努力，我也融入了这个平台，成为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中信基金会里有一批著名的跨领域学者，他们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人生历练，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在中信基金会参加各种会议和讨论，以及承担一些课题，让我拓宽经济学视野，接触到国际关系、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地缘政治、历史甚至科技发展等领域的多方面重大前沿问题。

孔丹理事长有一次在会上说，危难险重问题是中信基金会选题中的首选系列，这对我来说非常新颖。智库作为国家的思维智力单元，在国家面临突发性国内外危机事件，艰难的权衡得失选择，颠覆性风险事件取舍，中长期重大战略谋划，往往需要短时间内承担超大思维智力的抉择和对策性研究，智库正是储备和提供这种智力支出的枢纽单元，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能力是国家智库的看家本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食品研究所、麻省的经济研究局、华盛顿的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的瓦尔代中心、国际关系中心等等都表现出了这种智力储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智库能力。

中央在2013年前后推动我国构建国家高端智库，这也是对当时国际国内大变局的一种主动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研究学风。孔丹理事长之后还加上了一真，“真解决问题”。让中央对智库的要求在中信基金会运行方面自行加码，承担国家决策的“偏师”和国家建设的助手，参与重大问题的研究及对策讨论，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自觉辅佐补正一些理论研究的偏向和短板。经过十年的努力，中信基金会团结了一大批热爱党和国家、自觉献身于为中华崛起奋斗的学者。很多人自觉地把中信基金会作为自己的科研之家。  

中信基金会的国际战略研究：俄罗斯调研

在团结一大批科研同事的基础上，中信基金会不仅研究国内问题，也介入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在基金会中，坚持民族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中，大家有了主心骨。我从自己参加基金会的中俄调研活动中举例说明自己的心路成长历程。

2018年5 月，我随中信基金会小组去俄罗斯国家智库及几个政府部门进行调研，我个人对中俄关系更深一层认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调研期间，小组的几个同志去列宁墓瞻仰遗容。我当时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列宁墓坐落在红场靠近克里姆林宫一边的正中央。莫斯科的五月仍在早春尾巴，宫前草坪上的紫丁香和白丁香花枝交缠在一起，向护城河对面的旅人送上阵阵浓香。汩汩河水，绿草高树；宫殿巍峨，朗日晴空。好一派北国风光！在我心底，红场是一个传心之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红场世事有沧海桑田之大变，但红场并不红，它和故宫城墙、承德喇嘛庙、青海塔尔寺、布达拉宫山墙的颜色一样，都是收敛色。文明有自己均衡收敛路径的外观痕迹。规模宏大，地面用燧石色脚掌大的石头铺成，有作坊手工的粗糙美感。

“红场上还弥漫着5月9日胜利日阅兵的搭建物，令我肃然起敬。列宁墓呈深棕色，长长的宫墙与花圃形成的墓前道，让我有入陵禀令之觉。俄建筑师们确有过人之处。镌刻着俄罗斯英雄的铭牌在宫墙一侧导引行人向陵口走去。非常惊讶，我竟然发现了朱可夫的标牌，早年我参军入伍，此后四十年间，朱可夫的回忆录一再教导我：一个弱小子，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刻应当挺身而出，他是我的偶像。进入陵门，深色墓道引我向列宁身旁。透明的水晶棺穹下，列宁的身材瘦小，你是用何等的力量造就了一个为未来而设计的国家实体？克里姆林宫青草、近胜春，更无一点风色。墨鉴红田十万顷，着我列兵一单。朗日分辉，午云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此处难与君说。

两世人的灵魂师学，50年学有俄族和世界各族的诸多碎片知识，瞬间在我的脑海里聚拢，化为一个有序画卷：在20世纪初，当列强诸恶用丛林法则撕分世界时，列宁让马恩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从思想实验室走向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从列宁墓出来，静静地坐在克里姆林宫的草坪上。列宁当时在克宫办公的时候，望着那个大炮，会作何感想呢？这时，克宫总统大楼穹上红蓝白三色旗高悬，普京正在楼内办公，他在沉思吗？

晚间聚会讨论的时候，我意外地得知带队开会的大楼里，那个曾经被用作美国大使馆的建筑，竟然是孔丹理事长父亲孔原早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时的大楼。那个时代稍早的中国，清廷坍塌，国家被军阀列强割租为47片。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先贤，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许多第一代共产党人到苏联来如饥似渴地学习，孔丹的父亲是中共早年的奋斗者之一。他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下来到苏联的。这些学成归国的学子们，很快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在破碎山河中，由学生、工人和农民等组成的爱国志士发动组织起来。冥冥之中，历史在用它独特的方式，让后辈们来到父辈奋斗过的地方，教诲后辈在新时代继承列宁的精神，让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学派，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薪火传承。怀着这样的心路成长历程，中国共产党早一辈人在苏联留学，近一辈人在俄罗斯考察与交流。中俄两代人的成长是互相借鉴的。果然，在五年后的俄乌冲突中，这一次交流成了我，也成了小组同仁对中俄关系及全球关系把握的理念基础。

中信基金会成长十年，在我的切身经历中，中信基金会经历了创生、起步期运行、重大事件决策参与，日益管理规范，成为扎根国家文化历史沃土，又具有国际视野的国家智库。

（编辑  季节）

特朗普再次执政，大概率兑现其选举承诺，对我国发动新一轮贸易打压，其中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已被提上日程，同时美国将继续采取关税武器化、审查工具化和经贸政治化等手段，对我国展开更严厉的制裁围堵。

对此，我国应加强研判，加快构建风险防范体系，加紧构筑中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供应链安全体系，引导企业合理使用“避”“降”“追”等组合技术，积极防范和应对美国出台的各种举措。

特朗普2.0在经贸领域对我极限打压的预判

打响第一枪，取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即最惠国待遇。2002年1月1日，美国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正式生效，免除了美国国会每年一度的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审议，保证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时能够享受与其他国家相同的低关税待遇，为此中国也同时向美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PNTR地位成为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石。

近日，美国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机制化进程加速推进，打响了特朗普2.0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第一枪”，势必将对中国贸易与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24年11月19日，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向国会递交了2024年度报告，提出一系列有可能彻底改变中美贸易与经济竞争格局的政策建议，包括建议取消中国PNTR地位。一旦美国单方面取消中国PNTR地位，美国非最惠国关税平均税率约为42%，叠加301框架下约20%的关税，对华平均关税将升至60%以上，这就是特朗普称的对中国关税增加60%的原因。

关税武器化

第一，对战略性商品设置高额关税门槛。根据美2024年11月《恢复贸易公平法案》（RTF），美国“先进技术产品清单”和“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战略性商品将成为美国重点加征关税对象。该提案强调对中国非战略商品征收最低35%的从价关税，对所有战略商品征收最低100%的从价关税，并要求5年内逐步实施。

第二，重点打击中国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当前，美国301关税条款并未覆盖小额电商产品，可以预判，打压中国跨境电商产品将成为美国政府的重点方向。RTF提案不仅要求中国低价值货物的进口必须通过报关进行重点审核，还明确提出废除中国低价值货物的进口关税、税费及严格审查的豁免待遇。

第三，加大对源自中国本土商品的制裁力度。RTF提案提出，美国总统应每年为仅在中国生产的商品设定进口配额，强调逐步消除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同时该提案授权总统利用额外关税、配额或禁令形成制裁“组合拳”，借以惩罚中国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审查工具化

第一，恢复对华贸易地位的年度审议。如果撤销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美国国会将对中国重新展开年度评估，重点考察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实践是否符合美国利益及其认可的国际经贸规则，是否需要调整或修改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第二，扩大涉美经贸活动的审查范围。以往美国“长臂管辖”主要运用于对华科技打压，即随意宣称产业的关键技术具有美国要素，将技术交易活动纳入管制范围。根据RTF提案，所有中国商品的进口商在入境时，需要提交一份本就存在估值扭曲的“商品在美价值”声明，而非进口商在中国支付的价格，且需交由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核实。不难预判，美国“长臂管辖”的手段将日益复杂多样，范围领域将全面覆盖中国商品。

第三，强化美国对华经贸的严格审查。USCC2024年度报告要求美国政府部门公布美对华投资的情况，在数量、类型、行业等方面对中国深度审核。同时，报告明确提出，将更新现有贸易和经济工具，加快立法进程推进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优先审查事项与目标。

经贸政治化

第一，继续联合盟友构建经贸反华联盟。特朗普1.0时期，就开始拉拢盟友对中国形成“合谋围堵”。到拜登政府科技领域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基建领域的“重建更好世界”（B3W）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美国利用细分领域构建各类同盟组织，以维护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可以预判，特朗普2.0仍将联合盟友继续升级反华联盟。

第二，设立补偿机制转嫁国内矛盾。为了塑造反华共识、转嫁国内矛盾，美国将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并专设补偿机制。RTF提案强调设立关税收入基金，提出关税收入将用于补贴遭受中国冲击的美国农民和制造商、军事支出以及偿还美国政府债务。

第三，“人权”话题仍是美重要手段。美国除了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外，所谓的“人权”问题亦是其高频词汇。RTF提案指出，总统有权禁止进口任何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不公平生产或违反人权的中国商品。由此预判，对华“人权战”“道德战”仍将是美国重要发力点。

多策并举，积极防范和应对美国出台的举措

积极构建风险防范体系

一是提前做好应对美国取消我最惠国待遇地位的应急预案。当前，美国取消中国PNTR地位仍处于听证与立法审议阶段，建议尽快组建相关专家团队、研究团队，协同相关科研机构、高校与行业协会，提前对“美国取消我国PNTR地位”的程序与影响进行评估，并组织应对工作。积极搜集美国不当管制的案例与证据，通过商务部向WTO等国际组织举证，及时跟踪美国国会的立法动向，做好应对与预案工作。

二是建立风险防范与国际贸易援助系统。可借鉴俄罗斯于2022年应对美国取消其PNTR地位的经验，依托分行业、分产品与分地区的块状经济信息，对于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贸易产品形成动态信用报告，对于进出口集中度较高的地区形成风险评估体系，提前制定多个稳定外贸企业运营、确保关键贸易产品顺畅进出口的优先计划，适当设立应急“资金池”，多举措完善对外贸易预警网络与援助服务机制。

三是警惕与防范美国新老盟友出台相应打压计划。欧盟先后出台《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一揽子”计划，日本发布《外汇法》法令修正案，将与美国取消中国PNTR地位形成联合打压与制裁，美国仍在扩延新盟友国家，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提早部署应对“碳关税+非PNTR地位”“双反调查+非PNTR地位”“技术与制度双重卡脖子+非PNTR地位”“经贸摩擦+非PNTR地位”等策略方案。

加快构筑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

一是加大对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的攻关力度。美对我极限打压的本质是遏制我国发展动力源，我们只有从原始创新底层发力，加快核心技术产品国产替代，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供应链自主可控。需要编制核心技术“差距清单”，组织优势力量进行重点投入和研发。借鉴俄罗斯的做法，可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构建“进口替代交易所”在线平台，盘活国内供应链市场。

二是主导塑造区域性供应链网络。在关键领域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是突围的根本方向。我国要反向借力“产业外迁”趋势，顺势推动国内优势领域企业以联盟、联合体等形式在中国自贸区网络（FTA）、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南方市场主动布局，并大力发展各类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加快供应链转向共赢链的开放合作进程。

三是加强与美欧市场的国际合作。高度重视美欧国际贸易市场的重要作用，继续加强扩大投资贸易等方面，加强拓展和巩固与美欧市场的企业合作与供应链连接。一方面，强化与美国经济实体在“第三方”市场的经贸合作，绕开美国本土的直接制裁；另一方面，针对在华的美欧资本及重点企业提供“一企一策”，优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我国营商环境质量，引导链主型外资企业继续在华投资。

引导外贸企业合理使用“避”“降”“追”组合技术

一是以“避”应对“关税武器化”。加大对外贸企业进行政策与业务培训力度，引导企业灵活运用美国海关归类（HTSUS）中的低税率或特殊进口条款，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第三方国家贸易优惠计划，降低关税壁垒的影响。反向借鉴美国301条款，积极申报机械制造、机电商品及其零部件的301关税豁免。

二是以“降”应对“审查工具化”。建议引导企业积极利用首次销售规则、估价扣除规则、转移定价与贸易救济事后调整规则，降低产品的进出口成本并主动排除风险因素，利用对外贸易区、保税仓库、海外仓、保税运输等方式延迟美国单方面贸易“安全”审查，为其中满足条件的产品申请豁免审查。国家相关部委联合各个国际贸易行业分会，加快出台《自主构建可追溯性国际贸易审查清单指南》，帮助企业提前应对纷繁复杂的审查程序。

三是以“追”应对“经贸政治化”。引导企业追踪全球南方、金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市场动向，以追求稳固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为目标，建立多元化国际供应商网络，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此外，在联合国框架下，引导企业加入追诉程序，指控美国大肆诋毁中国商品存在的“人权”“道德”“劳工”“童工”问题是非法且无依据的，跳出美国“叙事陷阱”并追诉由此造成的损失。

（编辑  季节）

本文提出“新科技形态”的概念，是为了表达：科技已经与人们原本的认知大相径庭，其内涵和外延，其结构和机制都发生了本质变化。例如，近年来人们使用诸如“大科学”“大物理”“大数学”这样的概念，就是试图突破在传统框架下的科技认知障碍。我主张“新科技形态”的英文是“a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m”。这个“form”也可以是“pattern”，以避免被高度误解和滥用的“范式”（paradigm）概念。

新科技形态的九个关键特征

人工智能原本就是科技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处于边缘领域的组成部分。但是，2022年11月，因为ChatGPT的突破性进展、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催生了新科技形态。可以说，人工智能是传统科技形态向新科技形态转型的内生变量。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科技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新科技形态至少有以下九个非常关键的特征：

第一，新科技形态具有自主生命力。图灵奖获得者杨立昆这样定义人工智能：“所谓人工智能就是用机器执行通常由人类或动物完成的任务，即机器要有感知、推理和行动能力。” 杨立昆还引用了图灵的观点：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最终会拥有“成人的思维”。 当人工智能与科技结合，人工智能的自主生命力的基因必然渗透到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导致科技形成自我发展的生命力。其实，早在500多年前，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就主张，科学就是一种主体，科学是有生命力的。一部科技历史，就是科技内在的生命力不断成熟的历史。因为人工智能，科技原本生命力得以充分焕发，并促成科技成为独立主体。从长远趋势看，科技存在着自我发展的意志和意愿。

第二，新科技形态正在将人类工具化。自文艺复兴以降，近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历史，就是科技不断深化作为人类工具的历史。即使爱因斯坦也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但是，因为人工智能与科技的融合，科技正在逐渐将“科技作为人的工具”改变为“人成为科技的工具”。其实，在工业社会，人已经异化为物质消费的工具；在信息社会，人异化为信息和大数据的工具；在人工智能和科技融合的时代，人异化为新科技形态的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选择各自的“信息茧房”，沦为大数据的工具，智能手机的工具，进而成为大模型的工具。在这样的过程中，人开始失去自己。

第三，新科技形态改变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组合模式。工业革命导致基于基础科学的技术崛起，逐渐形成科学与技术之间既有差别、又相互促进的关系。进入20世纪后半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被简化为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模式，即R代表基础科学研究，D代表应用技术的开发。而由于人工智能颠覆了R&D模式，新的科技形态表现为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一方面，没有技术支持的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科学将裹足不前。另一方面，没有科学含量的技术，将没有价值和意义。现在正进入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日趋模糊的历史阶段。简言之，在新科技形态下的科学技术呈现显著的“一体化”趋势。

澳大利亚数学家陶哲轩（Terence Chi-Shen Tao，1975—），主张大数学概念。他在2024年9月25日发起“等式理论计划”。他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工具，经过57天确定了4694个等式之间22028942个蕴含关系。在前9天进度就达到了99.866%。这张图是他在设想这整个计算的一个架构（图1），靠的是“数学家 + AI”。

图1 等式理论计划计算架构

这个例子证明：数学家需要通过人工智能开拓新的疆域。人工智能将并且已经改变数学的存在形式和数学未来的演进。甚至可以认为，因为AI的存在，整个数学史要重新认知。

第四，新科技形态实现了科技的集群化和集群化的集合。今天，任何单一性科学都难以存在，任何一个学科都是无数科技的组合或者集群，进而集群再构成集合（图2）。例如，现代化学下有五个二级学科：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和物理。与化学有关的边缘学科还有：地球化学、海洋化学、大气化学、环境化学、天体化学等。还例如，生命科学中有基因学、基因组学、基因编辑等。

总之，科学不再是收敛的，而是发散的。科学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科学现在是一个矩阵，可以具象化为一个拓扑形态。

图2  科技集群集合

第五， 新科技形态科技演化的和无尽的加速，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科技每天都在膨胀和加速，人类的困境在于没有能力把握科技无尽加速的新形态。主要原因包括：（1）知识和信息的爆炸。学习革命、科技的基石是知识和信息的积累。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的普及导致获取和分享知识成本下降。（2）研究机构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巨大。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也在不断改进，更高效地进行实验和观察。（3）跨学科的合作。（4）技术创新和竞争。企业努力推动技术创新，以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5）政府提供大量的支持和资助。

第六，新科技形态突破传统的“试验方法”。实验方法是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提条件。所以，现代科学又被称为“现代实验科学”。从本质上说，实验具有实践和理性的双重特征，实验需要理论思维的指导。在人工智能时代，越来越多的科技进展，不再基于“眼见为实”的实验，而是来自模拟的复杂环境。例如，宇宙大爆炸是没有可能通过实验室环境观察的；多维空间、夸克，以及地球的重大灾难很难通过实验加以实现和证明，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实验模式。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模拟数亿种蛋白质结构，也可以提供建构3D物理世界的引擎。

第七，新科技形态持续扩展科技泛化的边界。1945年范内瓦·布什博士提交给美国总统的一份报告，题目是《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近80年的科技历史证明，科学前沿没有尽头。科技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不同，科技存在与生俱来的内在动力，科技的每一个进展会引发新的科技课题，刺激无穷的探索。人工智能无疑展现了科技前沿和边界无限拓展的可能性。例如，人工智能和量子力学正在急速结合。

第八，新科技形态和科技的演化和突变。演化（evolution）和突变（mutation）都是生物学中的重要概念，描述生物体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和适应。其中，演化是指生物种群在长时间内逐渐发生变化，但是演化通常是指代际变化，即一个个体的后代与其祖先之间的区别。演化可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可以是基因发生改变的综合作用。至于突变，是指生物体的遗传物质DNA发生了改变。按照基因结构改变程度，可以分为小规模突变和大规模突变。大规模突变涉及染色体结构的突变。科技有着清晰的演变和突变的历史轨迹。科技的DNA不仅可以演化，也可以发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突变。人工智能即多种科学技术交叉进化和突变的结果，也将会反过来影响科技进化的机制和过程。

第九，新科技形态将孕育新的科学家群体，甚至AI科学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出现超人类水平的数学家和超人类水平的程序员。因为新科技形态需要计算（也就是编程）革命和数学革命。人工智能有助于不断生成程序，直到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程序；在数学方面加速复杂证明。在化学领域，人工智能不仅可以阅读化学相关内容，发现化学原理，然后进行测试，进而还可以将测试结果添加到自己的认知中。科学子学科的语言相对简单，这意味着在某些领域，AI 很快就能超越人类专家的能力，形成AI科学家群体。

为什么新科技形态可以主导未来25年

第一，新科技形态将吸纳人类各类主要活动。在21世纪第2个25年（2025-2050）中，科技活动将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思想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无一不受制于科技活动。例如，经济活动将成为科技创新的副产品，艺术和科技正在加速融合，人类的自然智慧正在被人工智能智慧所改变和改造。

第二，科技规律将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在工业社会，源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社会的普遍规律。进入信息和数字社会，信息规律和数字规律成为最基本的规律（图3）。例如，虽然摩尔定律是半导体科技发展的规律，但是，因为芯片影响整个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所以摩尔定律就具备了普遍意义。因为语言大模型地位的至关紧要，与大模型紧密相关的标度律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普遍意义。

图3 已经显现的和未显现的科技规律地位不断上升，传统经济规律的地位不断下降

第三，以人工智能代表的新科技因素将改变精神、思想、智慧，还包括意识，进而改变语言、信息和逻辑。人类语言危机由来已久，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可以重构人类的语言系统，改善因为语言理解误差所造成的各类资源浪费，突破维特根斯坦指出的语言的无法说尽性。在中国，已经没有可能依赖《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8105个汉字来表达和认知被科技主导的世界，中文世界需要人工智能主导下的一场语言革命。

第四，科技因素将通过算法改变社会结构和机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25年内，科技社会化和社会科技化将是大趋势。科技将日益深入地改变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以及社会的生活方式。例如，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解决人类文明所积累的信息存量，而且可以处理人类不断地以指数增长速度所形成的信息增量。没有人工智能，人类将陷入信息熵增的危机中不能自拔。

第五，新科技形态会推动教育革命进入新阶段。虽然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处理大量的信息，但其输出内容与行为方式的准确性与适用性并不能够保证与人类用户的需求相匹配。例如，在OpenAI o1-preview模型与象棋专业引擎Stockfish的象棋竞赛中，o1-preview模型不需要对抗性提示即主动通过入侵测试环境并修改数据的方式来强制赢得比赛。 在教育中，学生可能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工具，而忽视了自己的思考和创造力；同样，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代教育中的广泛应用，甄别学生是否通过人工智能作弊也非常困难，教师误判的情况时有发生。 新科技形态确实改变了当代教育的面貌：教育者需要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工具，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以期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博得生机。

第六，新科技形态酝酿新伦理共识。仅仅在数据利用方面，人工智能技术除引发数据的隐性歧视与智力成果权等争议外，还有健康数据的去识别化、数据的二次使用、数据集的链接、群体层面伤害的可能性等等应接不暇的伦理挑战。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准备情况评估方法”（Readiness Assessment Methodology，RAM），作为支持会员国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ecommendation）的重要工具。 通过一系列定量和定性问题，RAM旨在收集有关与一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的不同维度的信息，包括法律和监管、社会和文化、经济、科学和教育以及技术和基础设施维度。类似地，中国科技部发布的《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学术出版中AIGC使用边界指南》，对于科学研究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伦理要求与学术规范。新科技形态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普遍的行为规范是不是应时而生和合事而作的。

“新大西岛”技术乌托邦VS科技、资本和政治的全新结盟

新科技形态正在引发一场人类前所未有的最精彩的彼此对决。科学的理想主义者、科技的乌托邦主义者的代表是培根。在他死后的一年（1627年），他的一部小说《新大西岛》（New Atlantis）发表。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作品，它所描写的是，在这个岛上，有一个称为“所罗门之宫”的最高统治机构。这个机构由科学家组成，分成各种各样的科学部门。因为培根相信知识比物质要有价值，这个世界的统治应该实现精准的统治，并通过科学家得以完成。

如今，培根的技术乌托邦想法已经快过去400年了，培根的“科学家治理”“科技至上”的理念一次又一次地被历史重新认知。现在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20世纪90年代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的技术乌托邦运动，进入21世纪之后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现实主义和技术进步主义，就是培根技术乌托邦思想的再生。人们需要这样的科技乌托邦对抗科技虚无主义。

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美国开始了科技与政治结合的试验。马斯克和特朗普的结合，代表形成了科技资本和政治的全新结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权力再分配和权力大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人工智能和加密数字货币实现了全面结合，比特币重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财富形态；OpenAI、马斯克，以及谷歌之间的全新合作。随着巨额资金的投入和顶尖人才的加入，AI 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竞争阶段。

没有悬念的是，人类社会确实进入新的科技形态开始主导历史观念的时刻。

 1944年，有两本书对后世影响至深。一本书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另一本书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两本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大转型》是以19世纪为参照系的，哈耶克是以当时现实存在的集权制度作为参照系。80年之后的现在，人们看到，科技正在主导21世纪上半叶的大转型，科技和资本的结合有可能形成新的统治方式。

最后，引用格雷戈里·蔡汀（Gregory John Chaitin，1947-）的《证明达尔文》（Proving Darwin: Making Biology Mathematical）里的一句话：“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创造性去设计一个允许创造性的社会。” 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是正面创造性主导的社会。

结语

2024年6月，联合国确定2025年为“量子科学与技术年”，为什么把2025年作为“量子科学与技术年”？因为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在1925年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提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模型。后来薛定谔做了一个波动模型，这两个模型是等价的。2025年，量子力学成为一个成熟的科学的历史起点。

量子科学的核心贡献是实现了对物质与信息的整体性解释。当对物质微观分解到达夸克（quark）的层次，即物质到达量子单位的时候，它的重量和质量已经无关紧要了。例如，光子已经不存在重量，正在和信息实现一体化。

在2025年认识量子科学的真正意义，就是要重新认识精神与物质、物质与信息、物理与思想的关系。

（编辑 季节）

2023年以来，各界围绕如何走出目前经济困局展开了大讨论，经过两年的政策试探和选择，开始形成一系列新共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疑是对过去几年的政策实践以及各种讨论的一个最全面的总结，体现了我们党在实践创新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品格。一系列新目标、新政策框架和举措，反映了我们打破传统思维面对新形势、新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宏观经济政策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构建在新常态、新阶段科学理性应对各种新问题的新体系。

九大值得关注的亮点

准确认识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的亮点，对于准确把握会议精神至关重要。会议提出的措施是一个综合性方案，旨在针对特定问题提供系统的新解决方案。这些亮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是对新形势、新规律进行了深入研判和总结，系统梳理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现象。

从2023年7月30日至9月26日，政治局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审视，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新形势下做好经济工作的新规律进行梳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统筹”十分重要，体现了党中央对于规律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其中，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尤为关键。尽管这些概念并非新词，但在当前背景下，其内涵都已赋予新意。

新内涵强调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但过去频频出现内卷性招商引资、非规范性执法以及流动性不足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异，出现大量乱作为的行动。所以，走出现在的困局，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宽松，同时必须高度重视规范政府行为，以提振地方政府行动的信心和激励。

此外，有效市场的概念亦不容忽视。当前市场失灵问题频发，尤其是在资本市场定价失灵方面。这种统筹旨在应对市场端和政府端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特别是当前导致“低价格”现象产生的宏观原因和微观原因都既根源于政府端，也根源于市场端。

以统筹增量与存量的关系为例，传统的工作重点多放在增量上，如三驾马车和GDP等数据指标。然而，存量的变化是会对增量产生影响的，例如资产端出现问题会导致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进而引发有效需求不足。

在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时，我们在管理负债的同时必须对资产端进行调整，采取资产负债总体管理体系和理论思维。因此，在短期宏观调控中，将资产价格和资产负债表纳入管理思维之中就变得尤为重要。

“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这五大统筹是我国政策框架进行转型和再定位的重要标志，是对当前学界就新理论、新框架、新范式内涵所进行的讨论的一个全面总结。

我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五大统筹的总结，标志着政策已经打破传统思维进入到体系化阶段了。新理论、新框架、新范式的核心内涵需要学界在中国场景下进行更深入地理解和解读。

二是在“9·26”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导下，对增量政策的进一步明确，确立了2025年稳增长的新目标和新定位。

这些目标包括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虽然往年这些目标被视为常规目标，但在当前环境下，它们却变得非同寻常，需要采取超常规手段以实现稳中求进。

与过去几年政治局会议所确定的逆周期与跨周期政策并行的情况不同，当前政策全面体现了超常规与逆周期政策的重要性。这反映了在非常态化环境下，常规目标需要超常规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点对于理解和执行政策至关重要。

三是进一步明确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为宏观政策的具体定位提供了明确的框架及相应措施。

政策的具体内涵对市场预期的引导十分重要。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会公布相关内容。其中关于财政赤字规模的突破、国债市场的功能、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市场功能的关注、货币政策对于物价水平的关注等方面，都表明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框架在债务观、货币观的调整下将出现框架性的突破，从而为稳增长提供新的超常规逆周期调整。

四是将消费放在重中之重，并提出了新的举措，特别是消费专项行动的新提法。

该行动旨在通过民生建设促进收入增长，进而推动消费，与第九大重点工作任务相匹配，形成了促进消费的新策略。这一策略通过管理资产负债表，特别是稳定房产市场、股市和预期来稳定消费。考虑到白领阶层对资产负债表变化的敏感性，这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尤为重要。

在原有的“两新”基础上，消费专项行动全面扩容，从全国层面推进。该行动将居民消费扩张置于政策优先位置，成为2025年政策工具的核心亮点。财政和货币政策均以此攻坚战为落脚点。

五是首次在宏观调控中将“投资效益”置于核心，体现了宏观经济政策着力点的调整。

尽管去年1-10月份基建投资同比增长4.3%，但中央对基本建设的投资在各个项目上均达到两位数增长。然而，由于地方政府面临收入和流动性限制，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出现萎缩。这种萎缩是投资效益全面下滑，投资收益无法覆盖成本，进而导致债务累积的结果。因此，对中国传统的投资总量、结构和体系进行深入反思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投资效益”提升至重要位置，这凸显了中国宏观经济要改变重投资不重消费、重规模不重收益的政策取向，说明宏观经济必须最终落脚到投资收益的提升之上，通过提升投资效益和投资收益，增强增长动力和大循环动力，这标志着政策的重要转变。

六是首次在新质生产力中把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政府和企业行为纳入其中，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到实处。

同时，针对当前面临的内卷式招商引资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提出了进行系统治理。这些现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导致了新型产能过剩，成为当前市场出清调整的核心障碍，必须从制度层面给予解决。

七是提出了七大标志性改革举措，旨在配合提振信心，并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300项改革措施。

改革的实施应有序进行，区分轻重缓急，并抓住改革的窗口期。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改革的动力也随之增强。因此，尽管2025年面临诸多挑战，促进稳定的关键是在系统性和深层次的改革上下功夫。
    这些改革举措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体制、民营经济促进法、统一大市场、财税体系、平台监管、资本市场以及规范执法等七大领域，这些领域对于解决当前资源配置信心低迷的关键问题至关重要。

八是进一步强调了房地产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并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城市更新等举措作为加速房地产回稳的中期布局。该战略涉及对房地产流动性的进一步宽松，以及通过政府大规模收储来解决房地产库存和市场流动性回收等系统性问题。

鉴于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很大，对保障性住房需要较多，一旦全面实施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利用大量房地产库存来提供房源，从而使房地产调整的力度将达到一个新高度，并进一步加速房地产市场的筑底反弹。

九是将单边开放纳入应对中美冲突和各种逆全球化的举措之中。单边开放不仅包括签证政策，还包括市场和产品等多方面的开放。这要求我们进一步理解贸易多元化，并在打造中国投资品牌方面采取新措施，利用开放政策来对冲美国的霸凌行为和孤立主义。

上述九大亮点是我们应把握的重点，因为它们与以往的政策不同，展现了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新思维、新逻辑和新框架，同时也显示了此次宏观调控具有里程碑意义。

需进一步解读专业性、学术性问题

市场的解读多种多样，正确引导市场预期至关重要。若市场参与者未能形成统一且正确的理解，可能会导致执行上的偏差。因此，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深入理解超常规逆周期政策的内涵，深化对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解，以及如何将其与过去的调控实践相对应，以提出2025年至2026年中期的财政布局举措。

此次超常规政策不仅体现在力度和工具上，还体现在期限上。我们面对的挑战包括房地产调整、中美贸易冲突、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地方债务和地方政府职能改革等问题，这些均非短期问题，而是中期挑战。因此，逆周期政策的调整不能仅仅局限于年度布局，而应有更长远的考量。

未来两年充斥着逆向因素及其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已被广泛认知。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行为的博弈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冲突需要通过大量的谈判及国际谈判技巧来解决。因此，超级博弈使得不确定性更加复杂，这要求我们强化底线思维，强化政策储备，并加强对黑天鹅和灰犀牛等冲击因素的应对。

对超常规政策内涵的理解必须清晰，它不仅在规模上超常规，也可能在应变能力和授权体系上具有超常规特点。鉴于宏观运行体系环境的变化，政策渗透的力度和方式也需要变革。例如，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基层直达就是方式上的超常规。

在这些方式上，超常规政策的内涵超越了过去二十年欧美提供的理论框架，正视中国机制体制的新变化，以及经济发展中的弹性和韧性基础，重新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常规政策实施体系和相应的指标体系。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包括对宽松货币政策的界定，以及是否需要从通胀盯住制转向名义GDP盯住制等关键问题。

（编辑  尚鸣）

如何扩大消费

    从扩大消费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从消费函数入手。一般来讲，影响消费有三个因素，一个是收入，包括短期和中长期的收入；一个是财富；还有一个是预期。下面重点讨论这三个方面。

（一）如何提高居民收入。

这里主要是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当期收入主要通过财政的手段给中低收入人群发一些补贴，可以采取现金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消费券的形式。数字经济时代，具体到人头发现金要比以前容易得多；相对而言，发消费券比发现金好，因为拿到现金可能选择储蓄，而消费券可以发定期的（比如一年），如果到期还停在个人手里就不值钱了，这样可以促使他在一年内花出去。建议可发行不与特定行业销售挂钩的消费券，就当作现金使用，花在哪里都可以，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乘数效应。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中低收入群体中长期收入的提升，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现在中国消费和就业投资遇到困难，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现在民营企业发展非常艰难。我认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应重点向他们开放服务业，因为在制造业领域民企已经“卷”得不行了，但像国内的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还有大量的需求空间，而这些行业目前大多被国有资本控制；向民企开放这些行业应是大势所趋。要加强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产权的保护。

更重要的是，中央应上收更多的与“人”相关的事权，比如说教育、养老和医疗。地方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这一部分的开支占到30%～35%的比例。如果中央能统筹这一部分的支出，对缓解地方政府支出的压力是很有效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中长期收入，要关注部门间的收入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要更多向居民部门倾斜，这意味着政府和企业在初次分配时要更多向居民部门让利。对于政府来讲，未来要由中央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保、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对于企业而言，就是国有企业应该加大分红比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是未来引入基于财产的税制的大势所趋，现在经济不景气了，需要往后放。

如果做好上述三个因素，就是将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将部门间的收入分配和居民内部的再分配做好，就能够显著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中长期收入。

（二）关于财富效应。

当前老百姓不愿意消费，与国内的所有资产价格都在下跌有关系。股市、楼市，连人民币汇率也下跌。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消费非常谨慎。

目前最大的风险还是房地产方面。尽快让房地产市场及时触底企稳，非常重要。目前最急迫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一线城市核心地区的房价依然在快速下跌。一线城市应尽快取消限购、限售，而且要一次性公布优惠政策，不要让市场主体有持续放松政策优惠的预期，这种“挤牙膏”式的放松，会让存量的需求者无限期推迟购房的决策。

  第二件事是正面应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点。目前几乎所有的头部民企都出现生存问题，政府应该果断帮扶本省经营比较稳健的头部民营开发商（例如碧桂园和万科）。帮扶有两个方式，一是省级政府可以发专项债转贷给民营开发商，帮企业拉长债务周期，降低成本；政府可以选择直接入股头部民营开发商的股份，帮它渡过难关之后再行退出。

促进居民消费要发挥股市的作用。要更好地做好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从国际经验看，一个指数不断上涨的牛长熊短的股票市场对居民消费信心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这就需要三管齐下：

从投资方来讲，应该培育更多的长期投资者。当前中国的长期投资者只可能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地方社保资金通过全国社保间接入市；二是保险资管的资金更多地进入股市；三是可能是中国式的平准基金。这也是大家现在讨论的热点。

从融资方面来讲，我们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就要规范规则制度，就意味着IPO应该常态化，还是要提高IPO的门槛。同时退市的机制要常态化，同时要让上市公司养成分红的文化。最近这两年，唯一涨的股票就是高股息的股票，现在市场也在给这种高股息支付的企业更高的估值。

关于监管方。过去一年，证监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提高了顶格处罚的上限，提高了打击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信息造假的力度，也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稳住房市和股市，发挥正常的财富效应，对缓解消费的下行是很有帮助的。

（三）关于预期。

在一定程度上，预期可能是影响中产阶级消费的主要因素。这分为两部分：一是如何缓解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就是老百姓未来支出有很多不确定性，如何缓解？要从医疗、养老、教育和住房改革来入手，这其实各有各的偏向，对于农村居民来讲，可采取国家发债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医保和社保的水平。二是如何帮助年轻人降低住房的成本、帮助他们降低教育的成本，这与由中央政府承担更多的支出是相关的。对于中年人来讲，如何让未来的养老体系更加健全，降低养老的成本可能也很重要。

  提升居民的信心，有三件事很重要。一是要提振名义GDP增速，这跟企业的业绩高度相关；二是要切实落实三中全会的决议，加快改革开放；三是努力改善我们的外交环境。特朗普上台之后，给我们一个和欧洲国家修补关系的良好的时间窗口，甚至我们和日韩也存在修补关系的窗口。应该实施更加果断的、更加友好的外交策略，寻找更多的朋友。

   把上述这几件事做好，我们能够有效改善居民部门的预期和信心，这对扩大消费是有好处的。

如何提高投资效益

余永定老师一直坚决认为我国还存在着扩大投资的空间。我们认为，传统的基础设施和软基建这两个领域都存在很大的投资空间。虽然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确存在一个效益下降的问题，尤其是在人口流出的地区。

  以下这几个领域可能是存在投资空间的。

  第一个是地下管网。

  第二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现在很多省、市区域内的道路建设已经很完善了，但是省和省之间，市和市之间有很多断头路。要打通断头路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投入，但可以很有效地把各地的交通网络给连接起来，我们觉得这一点可以重点考虑。

  第三是与手机的基站、算力、新能源网络相关的新基建。

  需要强调的是，软基建投资也大有可为，这就是与养老院、医院，学校等有关的投资。当然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教育和医疗投资尤其要小心，投资项目要“跟着人走”，在人口流入的地方多投建。养老设施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的缺口，有投入价值，这方面的投入有保障功能，但是它的经济效益可能没有那么划算。

如何平衡投资和消费

  （一）对扩大内需而言，鼓励投资和消费各有各的好处，但目前扩大消费应作为重点。目前，我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不到40%，和美国大概差30个点；我们的消费是靠政府消费撑着的。现在的确到了激活私人消费的时候了。但是私人消费的问题在于存在不确定性，见效慢，从这个意义上看，扩大投资是可感可及的，在短期内更加有效。当前，我们既需要长期的提振消费，又要在短期消除需求和产出的缺口，所以消费和投资都不可或缺。

（二）过去刺激经济的思路主要是做增量，而且增量主要做到投资方面。这里有一个假设，就是投资资金可以通过企业部门最后传导到居民部门，从而提振消费。这里有一个政策资源的渗透效应。

但是在当前环境下，以促投资改善老百姓的收入并提振消费，这样的渗透效应是越来越困难了。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制造业普遍产能过剩，所以投入企业，企业也没有动力去扩大就业。

  第二，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地方政府做项目，一般先让企业（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花钱垫资，到期又还不起钱，这样企业的应收账款越来越多。这是传统基建项目很多资金到不了做项目的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目前存在机器替代劳动力的趋势。所以投资资金给到企业之后，企业可能更多购置机器人，钱到不了劳动者手里。我们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一定要有一部分钱直接给到最终的居民群体。有两个群体最重要：一个是中低收入家庭，他们是消费的主力军，一个是部分中小民营企业，他们是解决就业的主体，这跟以前不一样了。一个比较容易的方式就是通过财政贴息的方式，通过无息和低息贷款的方式给到中小企业。

最近有学者认为，消费不是生产函数的变量，它影响不了中长期经济增长，而中国在中长期应保持一个较高速的增长。应该指出，有一类消费是可以计入生产函数的，就是有利于改善人力资本这一类的消费。它可以通过人力资本这个渠道进入生产函数，这对于提振中长期的增长潜力是有帮助的。因此，一方面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基建投资，另外一方面在政府的支出中增加用于教育、医疗、养老这样的公共领域的支出，既有助于短期内促进消费，还有助于中期培育人力资本，从中长期来讲，它是有利于提振经济增长的。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2025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首就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具体而言，下一阶段我们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同时，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全方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已经成为缓解当前内部经济困难形势的重要政策措施。  

目前总需求和地方债、房地产形势分析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系列措施需要打通现存的一些堵点。比如：居民收入预期降低，影响消费能力；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影响消费意愿；企业投资谨慎，部分行业甚至出现负向循环；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注重化债而减少主动投资；新的消费场景供给不完善，对居民消费意愿的激发力度不够；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需完善，房贷压力仍需进一步降低；提振消费的结构性政策支持力度还需加强，比如区分收入阶层的差别化消费补贴政策等。  

缓解有效需求不足，需要给国民经济循环注入足够的需求动力。消费、投资等内需将是重要抓手，同时也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首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减轻其财务压力，调动地方政府能动性，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方面。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明确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再加上其他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渠道，化债组合拳在五年内化解12万亿元隐性债务，隐性债务规模从14.3万亿元降低到2.3万亿元，这样可基本实现隐性债务的显性化，体现了“在发展中化债”和“以时间换空间”的思路，也反映出中央政府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债务管理、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            

房地产领域。我们根据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人群）、城镇化进程、改善需求空间因素等，估算未来一个阶段中国城镇居民的刚需趋势。按照我们的测算，2019-2021年是近2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刚需的顶点。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年龄群体式微，城镇化进程渐趋平缓，城镇居民刚需面积改善边际递减等因素，我们预测城镇居民房地产刚需趋势将逐渐减弱。而城镇居民对房地产刚需的中长期变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影响重大。预期未来一个阶段，每年8亿-9亿平方米的新增销售面积可能是满足全国改善型需求的合意水平；考虑到2015-2021年每年超额需求为1亿-2亿平方米，因此未来一个阶段的实际销售面积可能不到8亿-9亿平方米。我们测算，如果只是对应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库存回到正常水平，那么需要收储资金规模大约为1.12万亿元。更进一步，如果要实现房地产市场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回归正常化目标，那么仍需要约4.58万亿元收储资金。实施如此庞大的“收储”政策，房地产市场才能回到平稳发展的道路。    

从以往的地方政府债务推动增长模式来看，我们将2009-2023年间测算的地方广义财政赤字净加总，目前地方政府累计债务总规模已经达到98万亿元，约占我国2023年名义GDP的78%（由于数据缺乏，这一测算有很多假设部分，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距离）。地方政府债务如果进一步扩张，将对中国金融稳定发展产生影响，“地方债推动型模式”在发挥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之后将逐渐式微。    

我们测算，特朗普政府如发动新一轮贸易摩擦，2025年可能拉低我国GDP增速约1.2个百分点，这将潜在地影响约240万人新增就业，也将影响消费和投资的增长。    

房地产、地方政府、出口等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需要更多超预期的宽松政策。

以新增有效需求保增长，换取高质量发展空间

我国每年实体经济新增约4万亿-5万亿元有效需求，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循环，不陷入资产负债表收缩的循环。我们将GDP分为资本收益和非资本收入两个部分，按照目前的资本收益（32万亿元）和全社会总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675万亿元），测算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再按照过去三年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平均下滑速度推算未来几年的回报水平，我们发现，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出现重大技术突破和产业跃迁之前，我们可能会因为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持续下滑导致投资、消费等领域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房地产、居民消费、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需求不足）。据我们测算，每年需要为实体经济新增4万亿-5万亿元有效需求，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循环，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争取时间。面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扩大内需，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将是宏观政策的重中之重。我们建议，每年为实体经济新增4万亿-5万亿元有效需求，保证国民经济正常循环，用稳定增长的时间，换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    

提高居民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微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70.1%（同期美、德、英、法分别为89.0%、89.2%、93.2%、85.1%，比我国高十几个百分点）。新冠疫情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更降至65.9%。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受疫情影响程度有差异，中等收入群体受冲击更甚，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及以下的低收入群体由于支出刚性强和收入降幅大，消费倾向不降反升。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下降，可能会对消费带来较大冲击。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制约消费倾向提升的重要因素。

参考全球主要经济体有效需求不足阶段的相关政策措施，下一阶段要有效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需要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实施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奥利弗·布兰查德的跨国研究，当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高于债务的实际利率时，实施提高广义财政赤字率不会造成债务的可持续问题和通胀压力。下一阶段，提高居民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在国民经济循环出现堵点的情境下，通过适度增发国债等方式，积极有为地、持续性地给予居民部门显著的收入补贴，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进一步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释放政府消费。从以往的地方政府债务推动增长模式来看，如上述，据我们粗略测算，目前地方政府累计债务总规模已达98万亿元（显性、隐性和或有债务等），随着土地收入降低、地方税收压力显现、地方政府拖欠企业债务累积等，其消费能力和意愿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按国民经济支出法计算，地方政府消费占消费总量的20%～30%，进一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释放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将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    

增加新的消费场景供给，激发消费动机。首先，除文化旅游、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等消费场景创新外，人工智能端侧应用正在加速，有望给智能眼镜、智能耳机、可穿戴及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硬件产品带来创新和新的机遇；适度增加人工智能硬件方面和应用场景创造的财政补贴和制度创新，有利于我国在下一阶段人工智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积极鼓励和发挥线下在服务体验和情绪价值提供方面的优势，在消费者端形成正向累积，吸引流量回归线下，实现部分线下消费的困境反转。第三，继续加大生育补贴，加强生殖健康服务，指导各地将适宜的分娩镇痛以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有子女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将显著提升，生育补贴对经济增长的综合乘数效应达到4.5，这将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同时缓解我国的人口结构压力。辅助生殖行业景气度的提升将带来全产业链的机遇，如检测领域国产基因检测产品的丰富而激励国内厂家竞争力，药物领域受益于辅助生殖需求增加而放量，医疗服务领域因补助生育政策出台减小患者支付压力等。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将会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儿童增加带来的教育、玩具、家政、出行等消费需求也将具有新的发展场景。    

完善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减轻居民房贷压力。更为健全的社保体系有助于居民提高消费率，促进消费质与量的协同增长。具体而言，做好巩固精准扶贫成果和减少相对贫困的衔接，加快促进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同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要素参与分配的机会公平性和市场评价的有效性。通过改革完善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措施，修正初次分配结果，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势头。严格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进一步促进慈善捐赠事业发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通过城乡消费转换带动居民增收和消费扩大。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盘活农村资产，让广大农民分享乡村土地、生态等资产升值。

房贷压力也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重要方面。目前存量房贷总额大约40万亿元，如果按照目前3.3%左右的利率计算，每年的利息支出达1.32万亿元；考虑到贷款期限通常为20年，每年需要偿还的本金也有2万亿元，这样居民每年需要向银行支付的总房贷本息达3.32万亿元左右，占有房贷家庭总支出的25%～30%，从而限制了这类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和投资。如果降低1个百分点的房贷利率，将为居民部门节约4000亿元的家庭支出，有助于释放居民消费能力。    

增加结构性区分收入阶层的差别化消费补贴政策。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处于高位，基尼系数达0.465，连续多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很明显，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补贴显著大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补贴效果。区分收入水平、精准施策、消费补贴政策向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倾斜，将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关键。粗略假设，向6亿中低收入人口发放5000元/人年消费补贴，总规模为3万亿元。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我国居民平均水平（65.9%），消费补贴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乘数效应倍数也将高于普通消费补贴的平均水平（3.6倍）。从社会效益来看，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补贴，将有助于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将有效抵御外部风险

关税一向是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大棒。竞选期间，特朗普提出要对世界各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10%以上的关税，对中国加征60%至100%的关税。在新一轮贸易摩擦还没有实施之前，我们预计近两个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可能会重现“抢出口”现象，今年年中开始，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可能会受到明显压力。为了考察潜在的新一轮贸易摩擦，我们拓展构建了一个包含29个经济体的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我们的模型估计结果，是以美国对世界各国进口美国的商品加征10%以上的关税，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为基准情景；同时我国将进行必要的反制。按照我们的模型估计，潜在的新一轮贸易摩擦可能拉低我国出口增速约8.1%，按照我国GDP增速对出口增速的综合弹性（0.15）测算，将最终拉低我国GDP增速1.2个百分点。有研究者运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GTAP测算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的经济影响，得出的结果是，新一轮贸易摩擦可能拉低中国GDP增速约为1.6个百分点。也有研究者考虑中间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增长，认为新一轮贸易摩擦可能拉低中国GDP增速约为1个百分点。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将是抵御潜在的外部压力的有力政策。具体而言，房地产相关的耐用消费品景气延续，空调等内需排产回升。日常消费和可选消费方向，伴随国家稳增长、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消费基本面向上复苏的动能有望增强。新能源车方面，汽车在2025年进入置换高峰期，助推高价值车型占比提升；智能电动化时代，自主车企技术占据优势，有望保持景气向上。    

整体而言，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有力政策的推动下，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进程已经显著加速。目前可能存在的堵点，主要包括提升居民收入预期的力度，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程度，释放地方政府消费的空间，新的居民消费场景和动机的拓展，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房贷压力的降低，以及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倾斜。我国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从发展阶段、发展优势等方面综合考量，我国发展前景仍长期看好，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加有力有效实施宏观政策调控，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提振消费。相信我国经济一定可以行稳致远，积极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走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编辑  碣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5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提法是“更加积极有为”，除了财政政策从“积极”到要“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从“稳健”到要“适度宽松”以外，着重提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要求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并将其列为九大重点任务的首位。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两个偏离”：一是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居民收入和财富增值速度偏慢；二是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就业仍面临结构性压力，微观主体获得感的提高相对滞后。其根本原因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供需失衡、物价低迷、预期不稳等一系列问题，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改革举措，推动名义增速回归实际增速、实际增速回归潜在增速。

扩大国内需求是应对外部冲击、稳增长、促转型的必然要求

要正视当前及明年经济面临的内需不足和外部冲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2025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从2023—2024年的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问题转化为房地产问题和“特朗普冲击”，当然地方债务问题仍需引起关注，即进入“2+1”阶段。

2024年9月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后，房地产市场正在筑底回稳，保供给、促需求和稳房价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同时，特朗普计划对华大幅加征关税，将显著冲击中国出口，短期可能出现“抢出口”现象，但全年仍将承压。化解地方债务将缓解地方政府的流动性风险，但化债仍未结束，部分地区仍面临付息压力和“三保”压力。此外，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仍有待进一步提振。

扩大内需，既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国内经济增速换挡的治本之策。扩大国内需求，一是能部分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也将增加中美关税谈判的筹码；二是可以改善国内供需失衡状况，帮助微观主体跳出“内卷式竞争”的陷阱，增加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提振预期和信心；三是以消费需求升级引领产业和劳动力转型，提升经济潜在增速，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提振消费不能仅靠刺激，还要推动改革、完善机制

提振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首要抓手。但要注意两点：其一，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居民更好地消费，而不是让提振消费单纯作为短期调控的工具。其二，消费从根本上取决于消费能力（收入）、消费意愿（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保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消费对象（供给的适配性）三方面，如果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消费很难大幅增加。

短期来看，可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一是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并扩围至服务消费。“以旧换新”促消费政策效果是明显的，2024年8—10月，商品零售同比分别增长1.9％、3.3％和5％，逐月回升，其中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表现尤为突出；相较之下，未受政策支持的餐饮收入就没有明显的变化，8-10月同比增速分别为3.3％、3.1％、3.2％。二是加大对特定群体的补助和支持，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并提振消费。在消费方面应重点关注三个群体：（1）待业大学生和失业青年群体，青年失业是人力资本的巨大损耗和浪费，可考虑直接发放补贴助其度过过渡期，以及通过企业用工补贴的方式增加就业岗位。2024年10月，16—24岁（不含在校生）青年失业率仍高达17.1％，预计人数近600万，若每人每月发放500元，则一年需要360亿元，但这一开支将随着青年失业率下降而逐渐减少。（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员，尤其是农村老人群体，2023年实际领取待遇人数17268万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613亿元，人均每月仅223元。有必要提高发放标准，例如逐步提升至400元、500元、600元，则每年分别增加支出3668亿元、5740亿元和7812亿元。（3）给二孩及多孩家庭发放生育补贴，例如对3岁以下的二孩及多孩新生儿，每月补贴500元，2022年3岁以下二胎及多胎新生儿合计约1800万，则每年需要1000亿元左右。

中长期来看，提振消费还需要推动改革、完善机制。一是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支出结构从以“物”为主走向以“人”为主。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四是从供给端发力，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五是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同时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

避免投资和消费二元对立，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在扩大内需方面，存在一些矫枉过正的认识误区，例如认为支持消费就是对的、继续搞投资就是错的。我们既要客观认识到投资效益的边际递减，也要看到投资并非没有必要。经济活动既要有消费，也要有投资，投资、消费是并重的，这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和循环。投资在当期是需求，中长期是供给，没有终端消费的投资是无效的、不可持续的，没有投资的消费会出现供给不足、物价大涨。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搞投资，而在于找到当前及中长期迫切需要又能弥补短板、惠民生的投资领域。

其一，基建投资还面临总量不足、区域不均、结构上“看得见的基建多、看不见的基建少”的问题，仍有空间。基建投资未来可能需要与四个方向挂钩。一是跟人口流动挂钩，人口持续流入的区域可以加大基建投入；二是跟人口结构挂钩，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之后，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对于医疗养老方面的投资需要增加；三是要与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挂钩，投资要投向新基建、新能源等，突破“卡脖子”领域；四是要与安全挂钩，包括老旧小区的燃气管道、地下管廊、露天电线的排布等都需要改善。

其二，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一方面，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直接带动效应，例如交通、能源、水利等政府投资项目，将形成对上下游产业链的需求，进而刺激相关行业的民间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市场空间大、发展潜力强，但资金需求大的政府投资项目，也可以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引导和撬动民间投资。另一方面，民间投资还会受到政府投资的间接带动，例如加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政府投资，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和风险，提高企业投资的回报率和积极性。此外，还应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带动引导作用，近年来，中央通过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等带动社会资本，有力地支持了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其三，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加力扩围，保持制造业投资高速增长。制造业投资是2024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项，主要受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拉动，1-10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累计同比增长高达16.1％，带动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9.3％。要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节能降碳、超低排放、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为重要方向，大力推动生产设备、用能设备、发输配电设备等更新和技术改造。

其四，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房地产投资。受房地产市场低迷和房企流动性压力拖累，2024年1—10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10.3％。2025年仍需做好保供给、促需求和稳房价工作。一是加快解除非必要的限制性措施，让商品房回归市场化配置。当前全国仅剩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数城市仍在执行限购政策，有必要进一步放松。例如，放开郊区限购、大户型限购、商住限购，降低非本地户籍购房社保年限，增加多孩家庭购房指标等。二是加快推进保交房、收储存量房、收购房企存量土地等工作，保障民生、缓解房企流动性压力。建议从中央层面探索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先期规模可在2万亿元左右，专项用于保交房、收储存量房、收购房企存量土地等工作，保障民生、缓解房企流动性压力，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并释放强烈的信号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三是引导鼓励高品质住宅产品开发，以优质供给满足居民合理需求。建议根据不同城市的去化周期以及不同地段住宅受欢迎程度，将核心地段的部分商业用地修改为住宅用地，满足居民对好地段、高品质商品房的需求；鼓励优质优价，不再实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指导等。

（编辑 尚鸣）

提高投资效益，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通过有为政府推动解决一系列影响有效市场形成及发挥作用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保证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是民营企业的核心关切。

2024年以来的投资形势

在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降趋稳，且2024年6月份以来一直快于2023年同期投资增速。同时，投资增长的结构性特征明显。

2024年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比2023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9.3%、4.2%和-10.4%，制造业投资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68.1%；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其他费用投资分别同比增长3.5%、15.8%和-4.1%，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65.3%；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6.8%，增速比全部投资高3.5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2024年，我国制造业升级发展态势明显，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电力等相关能源行业投资快速增长；“两重”建设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定增长；“两新”工作扎实开展，设备购置投资较快增长。

2025年投资增长预期可实现开门红

加大了政府投资工作力度。一是提前下达2025年部分“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考虑到提前下达项目清单和投资计划，有助于加快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先行开工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24年10月底下达了2025年100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和1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支持地方加快开展前期工作、先行开工实施。二是加大“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的推进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资金支持和要素资源保障，推动尚未开工的409个项目尽快开工建设，确保到2025年底“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顺利收官。

实施了与地方政府投融资相关的投资重大政策。针对2024年投资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24年12月25日印发《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 ，围绕更好发挥专项债券在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7方面17项举措。一是扩大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提高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二是完善专项债券项目预算平衡和“一案两书”制度。三是优化专项债券项目审核和管理机制。开展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在10个省份以及雄安新区下放项目审核权限，由省级政府审核批准本地区项目清单。打通在建项目续发专项债券“绿色通道”。建立“常态化申报、按季度审核”的项目申报审核机制。四是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五是强化专项债券全流程管理。六是加强专项债券监督问责；七是强化保障措施。此外，自然资源部于2024年11月12日印发《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鼓励各地积极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加大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推出了一揽子地方政府化债“组合拳”。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国务院提出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议案提出，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建议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2024年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的决议》。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6万亿元债务限额，加上从2024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同时还明确，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上述三项政策既能够缓释地方当期化债压力，又能够帮助地方畅通资金链条，增强发展动能。

更加重视提高投资效益

提高投资效益有要求。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投资要有效益，扩大投资可以促进增长，但如果都是无效投资，投下去没有回报，贷的款、借的债就没法偿还，形成一堆坏账，对企业而言就是财务风险，对国家而言就是财政金融风险。”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一文中再次强调，“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5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首位，进一步凸显了对投资质效的高度重视。

提高投资效益有空间。投资是当前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之源——无论是维持简单再生产，还是实现扩大再生产，都离不开投资，投资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实现较快增长，1982-202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7.8%。在此过程中，我国成为“世界工厂”、交通大国，城镇化水平日益接近70%（2023年为66.16%），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方米。当然，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不断扩大，如果没有同步发生技术、工艺和管理方式的显著变化，我国提高投资效益的空间将迅速收缩。幸运的是，目前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人工智能（AI）、新能源、超级计算系统、物联网和其他高科技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已经进入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在产业变革中的地位凸显。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挑战日趋严峻，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因此，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绿色转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都蕴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

提高投资效益，首先要强化目标引领，把握好投资方向。要聚焦“补短板、增后劲”，大力抓好重点领域投资建设，推动一批既有利当前又惠及长远的投资项目加快落地。在基础设施方面，要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在制造业方面，应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等领域加大投资。在房地产方面，要加快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和危旧房改造。在社会民生方面，要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短板。

提高投资效益有抓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2025年投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将2024年经验做法持续深化，进一步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两新”方面，2025年支持“两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将比2024年大幅增加，将有更多市场需求广、更新换代潜力大的产品和领域纳入政策支持范围。“两重”方面，加强自上而下组织协调，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既要强化“硬投资”，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加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优化资金投向，加快推进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也要搞好“软建设”，坚持项目建设和配套改革相结合，不断完善相关政策、规划和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解决当前与长远的矛盾和问题，努力办成一系列大事难事，促进实现“两重”目标。二是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的项目，加快补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弱项。三是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四是及早谋划“十五五”重大项目。五是大力实施城市更新。

投资工作更加强调以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为引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充分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因此，提高投资效益，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通过有为政府推动解决一系列影响有效市场形成及发挥作用的矛盾和问题，如保证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是民营企业的核心关切。

经过多年投资建设，我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存量资产，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对于提升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水平、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合理扩大有效投资以及降低政府债务风险、降低企业负债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明确了盘活存量资产的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提出了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产权规范交易、兼并重组等多种存量资产盘活方式。

（编辑  尚鸣）

消费投资相辅相成，应有机结合、通盘考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这是目前实施逆周期的超常规宏观调控与跨周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统筹结合的一个总方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所表述的经济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之后加上了“以进促稳”四个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对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不利因素和风险因素必须及时化解，才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行稳致远”。全方位扩大内需是“以进促稳”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落实，也是中央强调的“系统集成”思维的体现。

全方位扩大内需，意味着要在消费、投资两大方面形成一个通盘的、有机结合的认识。消费是基础，有效投资是关键。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最终消费。供需是互动的，需求作为原生动力所引导的创新活动则发生在供给侧，由生产经营主体来提供的有效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而供给侧的源头是投资，而且主要是有效投资。有效的投资将带动持续而充分的就业，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支柱。我们强调“就业优先”就是这一认知的实际体现。老百姓有相对充分的就业，就有消费需求的能力，即由具备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提供需求的消费活动的源头活水。消费的源头活水是投资——这就使消费与投资联结在一起了；而且投资的关键是要有效。实际上，要千方百计提高投资有效性而尽可能减少无效。这方面的探讨有如下几个层次，可以一一来提出。

第一，重视基本面发展和预期管理。“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消费的提振要以持续而有活力的经济发展为前提，没有这样一个“做大蛋糕”的发展打基础，后面就会碰到底气不足、捉襟见肘的问题。所以，实体经济基本面的支撑是硬道理，而这个基本面要靠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他们能够调动供给潜力，焕发经济活力，而且能够和“耐心资本”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对接，这方面做引导的预期管理就非常重要。

这是因为，现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普遍遇到困难，也存在不愉快。经济理论对实际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已经形成对“预期”的高度重视，因为人的活动跟心理状态密切相关。预期是心理学和经济学密切结合的机制：预期总体而言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特点，普遍的预期怎么样，可能结果就会怎么样。所以一定要特别重视预期管理。

当下很多企业在面临困难，甚至“躺平”的情况之下，中央反复强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如何提振社会信心？必须有综合的措施。我们在宣传方面有必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同时更应该做好实事，让市场主体感觉到经济的回暖，让广大群众在实际生活体验能够切身感受到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被颠覆。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这里先消费的角度来探讨。

我注意到，北京、上海两地2024年11月所反映的消费指标值得重视。两个一线城市消费水平出现明显下降。在国家实施以新换旧政策，也就是提供了一部分新的消费补贴以对冲下行趋势后，两市消费总额指标还是下降的，这值得我们重视。其原因肯定需要从多方面分析，主要还是跟基本面上的信心不足有密切的关系。从居民个人角度来讲，收入预期不好。现在许多企业在限薪、降薪。要赶快扭转这样的情况及相关社会舆情。

以上概括起来，就是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做大蛋糕”和做好预期管理，把握住基本面的支撑。

    第二，消费的源头活水主要是以有效投资带动充分的就业。有的学者问，消费是刺激得出来的吗？如果老百姓真的有收入、有钱，你不刺激他也会有消费行为。这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不否定在特定的阶段，要注意发力，对群众消费进行刺激、引导、鼓励。在始发环节上的有效投资形成消费能力的源头活水也十分必要，这是从“做大蛋糕”着眼之后首先要讲的事情。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可做和应该做的有效投资项目“俯拾皆是”。

    第三，社会政策托底。政府应该给出明确的信号：我们是注意扶助弱势群体的。做大蛋糕，增加就业，同时不否认社会上必然还有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的消费主要靠什么呢？低保、抚恤、救济。低保标准是不是可以适时提高？该做的抚恤、救济工作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加及时到位？而且要有合理的、社会上听起来能够使大家感到政府带来温度的那种案例。

    第四，提升社保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水平。社保体系涉及基本养老、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就学接受义务教育，还有高校的助学金提高标准，等等。这些是跟公共服务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要使大众消费解除“后顾之忧”而使大家有当期收入后会以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用于当期消费的配套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们说了很多年，怎么样做得更好？这些年来在城市区域稳定地工作、生活、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已接近三亿人，但他们仍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似乎有些荒唐。人家早已经脱离农业了，在北京拖儿带女过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就是因为户籍进不了北京。为什么户口进不了北京？我国真实城镇化水平不能只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先要看“不掺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还只有48%。这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升需要配套。一方面，准备接纳未来还会有好几亿中国人要从农村逐步迁徙到中心区域；另外一方面，要积极考虑怎么补上原来已经进城的这些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欠账，这跟消费的提振显然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五，发展商业消费信贷和保险。这与我国金融的多样化发展有关。另外，也要改进政策性的农贷、巨灾保险，这跟我们农村人口、“三农”相关人口的消费潜力的释放有关。

第六，发行辅助性的消费券。政府通过向部分居民发放补贴促进消费、作为之后经济景气提升所能收到的增值税的提前预支，是一个合理的机制。这种消费券在各个场合怎么用，要定制化设计，没有一个可以普遍套用的方案。我认为这一举措主要是引导和释放年轻白领、中产阶层消费的潜力。对于真正的低收入阶层，靠消费券不易有效调动他们的消费，还是要靠托底的政策措施来保证其基本消费。总体看，这是一个辅助性的举措，不能指望消费券带来大面上的支撑作用。

第七，阶段性的以旧换新等价格补贴政策沿用。过去曾经有家电下乡政策，这次又有以旧换新的经验，可以产生辅助性作用，虽然不是主导的作用，但是该用的还得用。

有效投资是关键

我还是强调有效投资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在目前当口，超常规扩大内需政策在财政和货币方面已经是“双松”搭配，那么可用资金最极致的情况，是超常规特别国债以50年为期。30年期国债的效应已经看到了：第一批特别国债为期30年，2008年将要还的2700亿元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到还本期只是整个财政支出盘子里的不足10%，小菜一碟了。这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正面效应是非常可观的。期限如果扩大到50年就更不得了。这个腾挪空间是我们政策工具箱里安全区的可用工具，可用来解决全局需要的问题。

资金来源有了，做什么样的项目？政府该做的项目不应一竿子插到企业应该做的生产经营方面，要坚持做“两重”这种国家重要的安全条件建设项目，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这些年全社会都关心怎么减灾防灾，比如2021年郑州大雨出现了震动全局的事件；几年前门头沟、涿州等地因暴雨受到洪灾；以及2024年我国从南到北一些地方遭受大雨、涝灾等等一系列的冲击。回到郑州这个案例，据说之前当地政府已经做海绵城市建设，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花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防止那次水淹的悲剧？着眼未来我们别无选择，还得继续把这个事情做到位。我认为这是负责任的政府唯一选择。现在有了资金来源，我们的生产和基建能力什么都不缺：钢材、水泥、劳动力、管理和技术力量都有，就需要有一个可行的方案来落实，郑州的海绵城市建设，非得建设到位不可。郑州如此，其他一系列受到冲击和可能受冲击的地方，无一例外。

雄安新区要建成新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是千年大计。这里的分洪就必须考虑引到其他方向。那些海拔比雄安高一二十米的地方，怎么建海绵城市？怎么承担它的泄洪任务？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国家战略问题、国家基本安全问题吗？建设这些重要城区的基础隐蔽工程所需天文数字的投资，我们的要素一样不缺，具体的工程设计和建设周期，是5年还是10年、15年，要由专家团队论证研究，形成高水平的执行方案。

作为一个研究观察者，我认为，如果要建设这种国家的中心区域的海绵城市，一定要连带考虑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新区开发应该有标准化图纸，不按地下综合管廊进行系统设计，不许开工。但目前还没有听说有关部门下这个决心。城市老区的地下综合管廊需要考虑逐步建设，这也需要天文数字的资源，但这显然跟现代化的高水平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要建海绵城市，必然要考虑地下综合管廊，必须考虑水系的整治，要考虑与水系整治、国土开发相联系的中心区域的立体化的轨道交通网。比方像北京，中心区域是地铁，到了周边轨道交通网稀疏一些，地面场地较宽裕，为降低建设成本可以升到地面变成轻轨。日本城市中心区域的交通网是立体化的，东京的中心区至少是三层，有些地方是四层。立体化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在北京非建设不可，非建设到位不可，否则没法解释为什么纽约、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但人家不用限号、限行、限路。最根本的支撑力量还是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大众买车用车跟城市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是要靠公共基础设施到位来化解的。北京如此，其他一大批几百万人口规模以上城市也要解决类似的问题。国际经验是几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得建地铁，这是最基本的公共工程，是追求“正外部性”这种“综合绩效”的例子。我们要积极利用现在的机遇、利用长期资金来做。还得配套建设停车场、停车位。要靠公共工程建设，把相关的供给能力托起来。有关部门若干年前就说过，全国缺少5000万个以上的停车位，粗算一下，这将是多大的“内需”投资量！

至于说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全中国十年、十五年可能都做不完，这是使老百姓实实在在感觉生活质量提高的惠民工程。凡是该做的事情，争取把它做起来。再对接到与水系改造相关的基本农田灌溉体系的升级建设，振兴乡村所需要配套的新区建设。政府可做的项目俯拾皆是。

从这个着眼点来说，具体到各个地方辖区，该做的事情一定是有的，绝对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中国的投资已经饱和了，地方上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了。

直接效益的考量问题

在这方面不能完全覆盖直观的财务可行性：要说按照微观主体的成本效益分析，投资就要有回报，这类投资在很多情况下谈不上。这也是常有人批评政府投资效益低的原因之一。如果至少要收回投资，那么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50年为期，只要有弱的现金流，有可能解决还本付息这个闭环，它就不体现为赤字。比如地下综合管廊，是要把所有的管网通通放进去的，每一个线、网的主管部门，都得给综合管廊的管理当局交年费，这是弱现金流；它的源头是使用者付费，这是很清晰的。有地下综合管廊这样一种弱现金流支持的、50年为期做的建设运营，一般情况下，财务的闭环就做下来了。

但是，如果做不下来怎么办？应该通过一种政府基金方式，从全局出发，对特定项目适当给予一定支持。例如青藏铁路估计建成到现在，投资收回还遥遥无期，依靠现在卖票、运货的收入未必能覆盖它的运营成本；但它的意义就在于“正的外部性”，是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整个国家安全条件建设必不可少的配套基础设施，对于让西藏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它的正的外部性必须充分肯定。而这个正的外部性的量化计算是全世界的难题。综合权衡，在一定的时候必须启动这种大规模项目建设，过去我们启动了青藏铁路建设，现在考虑川藏铁路建设。总体要肯定这种投资的综合绩效，对于全局的贡献，不能因为直观的成本效益分析而卡住这样的项目。

此外，综合绩效考虑的还有两个视角：一是公共基础设施的超前性。比如，适当超前体现为“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律，适当掌握超前量与总体算账的综合绩效的水平高低，是息息相关的；二是政府投资对非政府企业投资和全局景气繁荣的拉动作用，经济低迷时期企业不敢投资的时候，政府应起的这种拉动经济回暖、引致民间投资跟进而活跃起来的正面效应，是十分重要的“综合绩效”组成部分。说到底，全部政府投资安排，除了项目本身弱现金流能解决的所有问题之外，可再留一个小的敞口，设有一个国家专门的基金去支持追求这种综合绩效、正的外部性。

我觉得对于当下“政府有效投资俯拾皆是”具体的考虑，至少有上述这样一些不能绕开的要点。

（编辑 季节）

中央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内需放在2025年经济工作九大任务之首，这是有深刻含义的，凸显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而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是立足国情，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经济优势，应对外部冲击，稳定当前经济运行，提升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我们经济发展目标的一个有力保证。

全方位扩大内需的三个现实因素

  第一，这是我国经济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运行呈现三个特征：经济不再是短缺的，体制不再是僵化的，发展不再是封闭的。

这些变化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当前，我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推进，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演变：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联合国刚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前景》报告，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维持在2.8%不变，同2024年持平，但低于2010-2019年（疫情前）3.2%的平均增速。

   我国GDP已经达到130多万亿元人民币，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随着新型工业化、农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全国14亿人口和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规模巨大、需求多样的内需市场。

我们现在供给能力已大幅度提高，而最大的问题表现为内需不足。例如大家都关心的光伏产业，我国现在已经有1000GW光伏生产能力，超过全球需求量的2倍，光伏面板的产能达到了全球需求的1.9倍，你想它能不内卷吗？又比如我国现在汽车生产能力已达到5000多万辆，乘用车产能利用率从2017年的61.8%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47.5%。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条，说我国现阶段内需不足，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依然较多。我认为这四个问题中，国内需求不足最为关键；内需不足，供给过剩是当前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其他三条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所以如何理解内需的现实状况和潜在能力，并采取有效举措提振内需，是我们一定要解决的。

第二，扩大内需是我们稳定经济增长的需要。2024年我们实现了预定的目标，这非常不容易。现在起码经济能够稳住了，没有进一步下滑，2024年9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起了作用，今年要保持这个趋势。现在来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已知的“灰犀牛”和各个不可预测的“黑天鹅”，都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妥善应对，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做好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

根据近期统计数据，目前美国失业率降到4.1%，原来普遍认为是4.2%。美国很可能再次减缓加息步伐，这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我们要更注意这种变化和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欧盟近期正式通过了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特朗普政府到底怎么样，还得要密切关注。

第三，是践行我们党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要求。坦率地讲，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以前叫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身体好，生活得好，这是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怎么样让人民有幸福感？就是要扩大社会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的需求。

  扩大内需体现在哪些方面？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投资主要是提高投资效益。想想美国2022年以来11次加息，为什么经济没有下滑？很重要的一条是产生了一些新的高技术企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振消费”，而不是之前所提的“扩大消费需求”，我觉得“提振”就是我们在整个政策取向中要高度重视和着力去做。

2024年，我们经济的消费情况不尽如人意。1-11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增长了3.5%（以前一般在10%以上），而且11月份当月数据还低于3.5%；前三季度同比4.8%。

消费上不去，价格也就上不去，全年的CPI上升约0.9%，而PPI继续下降，下降了2.8%。人民银行最近对居民消费意愿的调查比较有代表性，他们发放了很多问卷，结果更多的人回答是偏向于储蓄（61.5%），希望更多消费的人只占25.1%。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也就是当前老百姓对消费的看法。我们全社会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的63.88%，下降到2023年的55.72%，下降了8个多百分点。

所以，现实消费不仅是我们原来讲的基本的衣食住行，还要考虑新的消费热点，要不要鼓励新的消费，这些消费能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点等问题。

着重解决影响消费的三个问题

如何扩大消费，中央出台了很多措施，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在执行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提振消费总体的思路，就是中央文件提出的“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指导下，提振消费需要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经济短期减速造成的消费信心不足，因为经济减速必然影响群众的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二是社会就业和增收困难而引发的消费能力不足；三是老龄少子化导致的消费产品出现的供求不平衡。这三个问题，是我们提振消费要解决的三个重点。

  我们总是以为政策出台之后会马上起作用。殊不知任何政策都有它积极的一面，也会有负面的因素。提振消费绝不会是一夕之功，实际上调整也好，消费升级也好，应该设计一个更为合理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这可能是我们要真正解决的问题，一个能消费、愿消费的大问题。

因此，政府的投入或者是政府的支出，要为广大居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保和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我认为，公共服务体系将是我们下一步投资的重点，看起来是投资，实际上是为消费服务的，从而解决可持续消费的后顾之忧。

提振消费的四个途径

  第一个是消费能力，第二个是消费热点，第三个是消费环境，第四个是消费保障。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来解决我们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集腋成裘，一点一点做，提振大家的消费信心，以达到增加消费的目的。

（一）消费能力要抓三条。一是就业，这是宏观稳定的问题，就业稳，则民心安、社会稳。2024年我们调查失业率是5.2%、5.1%，而同期美国为4.1%。现在全国的医疗、金融、互联网行业都在限薪、降薪，其中牵扯到财富分配问题这可以将来再解决，现在去解决，怎么能够消费？ 4亿多的中等收入者面临房贷、车贷、后代等问题，这么大的压力怎么消费？企业在困难的情况下，就业也会困难，增收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提高我们企业的利润，我想还是要增加点烟火气，特别是民营企业，现在有些城市又开始允许摆摊了，这也是就业，也是消费。

  二是要设法提高收入，特别是保障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这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取向。最近公务员加了一点工资，为政府服务的各种企事业单位也要跟着增加，不加也不行。我觉得财政在这方面花钱是值当的，它有一个示范效应，也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体现。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体制机制，包括股权分红。要解决现实问题，就不能老是考虑可能带来的风险，真出了风险我们再想法解决，但一定要下决心把当前这个突出问题解决好。

三是考虑增发国债，补充社保账户。老龄化社会已在眼前，作为政府要促消费，就是要把整个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扶幼产业以及基本救治制度的支出作为兜底措施。有了这些措施，让大家收入有所增加，兜底有了保证，才能把消费增长上去。

培育消费热点。中国的消费是具有排浪性特点的，记得过去经历的消费热点就是三大件：新三件、老三件。今年消费遇到很大困难，一个是住房，一个是汽车。这两个行业如果没有大的变化，靠别的补虽有些作用，但是很难。现在车子降价降得一塌糊涂。尽管采取了以旧换新，电车直补等等，但是这个市场内卷得非常厉害。以前买辆车大家觉得是很大的事情，可是现在收入增长之后。老百姓的彩礼得加一辆车，外加县城一套房，消费很明确。这既牵扯到投资，又是消费。新型城镇化的路走好了，农村转移人口顺畅了，都市圈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县域的短板补上去了，消费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现在北京市常住人口2123万人，其中800万人没有北京身份。如果这800万人有了北京身份，一定会把北京的消费带动一大截。稳定房地产市场实际上也是稳消费。扩大汽车消费的关键是消费环境。前几天报道，全国高速公路已经百分之九十几建立了充电桩，但这不仅仅是充电桩在高速公路建设的问题，而在于你能不能满足人们驾车出行的需要和相应的服务水平。包括城市里的充电设备怎么样，特别是城市的道路能不能满足需求。现在一方面鼓励大家买车，同时又限制车流，汽车消费肯定是受影响的。

现在互联网的消费是一个热点。互联网消费包括视频直播、外卖等等，对此要作为鼓励的重点。我们在研究消费的时候，同时要研究消费变化，我们的宏观决策不能还总是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比如考虑消费问题原来很重视恩格尔系数，而现在食品价格也好，衣着也好，家电也好，家装也好，价格都是下降的。根据人民银行的调查，老百姓根据自己的收入对消费项目的选择，提到最多的是教育27.5%，旅游27.9%，医疗25.2%，社交娱乐25%。说明新的消费热点在教育、医疗这些方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梯次消费，保障低收入和广大消费者，不要什么都限。梯次消费太重要了，比如说以旧换新，有能力换新的多数是有钱的人，像苹果iPhone不停地更新，因为他收入高。但是有的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连订票都不会，支付宝不会用，只好用现金。我们为什么不为老年人想想？日本原来相机都是机械的，后来出傻瓜相机操作很简单，大家都能用。如果在手机上为老年人推出一个简单好用的支付软件，就可以把我们消费拉上一个档次。允许高消费，把消费档次拉开，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也是鼓励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展服务性消费，包括我们的服务外贸。

所以，开拓新的消费热点，需要对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新型消费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比如说北京市婴儿出生下降，肯定婴儿的消费就下来了。反过来老龄人口增多，老年人的消费增加。现在社会上80后、90后是消费主体，需要针对这个年龄段来提高我们的梯度消费中的主体消费能力。

（三）消费环境。比如说，在土地、住房、汽车方面的限制，要进一步放开。

人的消费需求是分层次的。第一个是生存性需求，第二个是改善性需求，第三个是享受性需求或者舒适性需求，第四个是投资性需求，第五个是投机性需求。我们现在对生存性需求、改善性需求、享受性需求的消费环境限制放开是没有问题的。

改革以来，我们的住房是一步步改善的，开始住两间，后来三间，逐渐升高。现在不少居民更需要满足享受性需求，直接要买大房子，三、四间的，这是中等收入者的需求，他也希望拎包入住，省得再装修。如果这个需求逐次地满足，他的需求是在不停地交换中产生新的消费。因此，放松中高端商品的销售和限制也要在考虑之中。原来我们常说要过紧日子，有些方面是应该紧，但有些方面还是要放松一点。老百姓最关心的消费环境是什么？是权益保护，是安全。胖东来能够买上真品，所以顾客众多。现在老百姓担心假货，特别是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消费行为。

（四）消费的保障问题。消费的保障我们是不健全的，一般的传统消费品的保障是有的。比如说衣食住行，鞋子，以前就是懒汉鞋，解放鞋，现在各种鞋子多得不得了。但在整个新型消费领域的保障问题上，显然还有进一步加大投资的空间。比如说网络安全的保障问题，前两天比亚迪开不了车门，用APP打不开了，这就是消费保障问题，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研究的。又比如在互联网+的形式下，很多宅男、宅女的消费也要进一步研究。现在消费和健身、娱乐都连接起来了，比如说滑雪，一套雪具有多种品牌，包括健身器材。摄影爱好者那个摄影器材，一看都是佳能的、尼康之类的。如果国内市场不能很好地打开，恐怕会有一批企业真是面临困难。 

 （编辑 尚鸣）

分类改革和监管对应了国有企业不同的类型和功能，但对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和发展状态，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一家处于投入期的企业，无论是战略投入还是研发投入，都会影响当期的经济表现，这与改革前期投入正在发挥效益的企业状态会有很大不同。

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终极问题”

对企业进行分类，不但可以使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监管更加精准和科学，而且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化探讨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以及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

基于对企业的科学分类，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应该是两个方面。

第一，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主要是通过公共保障类的国有企业实现的。在中国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发育不足的现实国情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公共服务功能特别重要，是国有经济优先的、必保的领域。在这个方向上的机制应是公开透明、社会监督、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责任清晰，企业为实现公共服务造成的政策性亏损，政府有责任给予弥补。

第二，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这主要是通过商业类和特定功能类的国有企业来实现的。在这个方向上，基础性的机制是平等竞争、优胜劣汰。除了为完成政府特定产业任务而需要的配套条件外，政府没有责任为企业弥补经营性亏损，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利也要破产退出。

基于对企业的科学分类，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主要应是两种类型。

第一，那些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公共保障类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加监管的途径，成为市场经济中受到专门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督的特殊企业。为此要建立符合每个企业功能特点的法律或制度框架，以及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及考核评价办法。

第二，那些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改制上市或吸收战略投资者，实现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这些企业应成为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公众公司或股份公司，并通过资本市场或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结构调整。

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终极问题”。这两个问题能够说清楚，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在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深度上，我们已经有可能把这两个问题看得比较清晰了。

（编辑  季节）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榜样的巨大作用

2017年2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了“三农”工作座谈会，邀请了多位著名三农领域的学者和农村一线工作者参会。当时正值各地农村开展农民承包集体耕地确权工作，对此社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人主张，土地确权后应允许农民将承包地流转出卖以增加“财产性收入”，而土地流转集中到私营大企业手里就可按照现代化农场模式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反对意见则认为，农民之间承包地流转一直在农村自由顺畅地进行，用“确权”固化农民承包权的做法会鼓励一小部分农民把承包地当作个人私产，而村委会则丧失了对承包地块进行微调的功能，更多的担心在于，允许农民将土地一次性流转出卖与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原则相违背。我们要坚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况且目前农村之所以存在大量撂荒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集体和乡村政府对耕地有效管理的能力受到削弱，农民土地承包固化后，撂荒地更难得到遏制和治理。

《塘约道路》一书作者王宏甲介绍了贵州毕节市塘约村在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时，全体村民在左文学书记和村党支部的领导下，重整村里的农田、房屋和道路，因势利导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将自家承包权入股合作社，实行统一生产经营的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塘约道路”开辟了新形势下村党支部领办农民合作社、在新型集体经济下发展生产的道路。塘约村的做法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赞同。

在“塘约道路”的启发下，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牵头并联合市有关部门，在全市范围推动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截至2020年8月，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占全市村庄总数的40%，入社群众达34.5万人，带动新增集体收入3.91亿元，群众增收5.01亿元。

严海蓉当时是香港理工大学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她从社会学角度从事三农研究，对国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有深入的研究，《乡村纪事》一书是严海蓉研究团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严海蓉团队调研范围比较广。她们在南方重点调研了贵州毕节市塘约村、大坝村以及云南省的农村，在北方调研过黑龙江新兴村（以朝鲜族村民为主），在西藏海拔5000米的嘎措乡进行了数年跟踪调研；在中原调研了河南省土洞村，在东部调研了烟台市农村。她们所调研的乡村涉及农村几个主要产业类型、多个民族地区的农村现状，研究成果对乡村振兴、对广大农村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体现乡村全面振兴新形势的应时之作

 2024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经过数年酝酿讨论，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标志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地位不可动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开展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乡村纪事》这部书的出版，可谓是应时而作。

这本书重点总结了包产到户以来7个农村案例，这些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村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同时指出，当前影响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缺陷和短板是缺乏组织化、缺乏内生性，认为重新激活的村集体应该成为引领乡村社会发展的龙头，村庄的新集体化能够解决乡村的组织化和内生性问题。

从权责统一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的龙头不是地方政府，而应该是村集体。地方政府需要提出地方发展的方向和战略规划，而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方法和决策，需要依靠村集体发挥责任心和能动性。

乡村振兴是多方面发展的统筹协调，包含社区、文化、生态、农民生计等方面，只有村集体能够兼顾多元价值，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可持续性。所以，乡村发展、乡村振兴的龙头和主体应该是村集体。而非资本和政府，多年资本和政府的实践都错置了乡村振兴的主体。

在以中国70多年的发展经验观察，中国乡村发展的制度特点和优势是什么？我国长期积累了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制度特点，能够发挥组织化的优势，超越小农作为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开发多样化业态，同时，可以更好地统筹和保护社区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多元价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多种功能，包括管理资源、统筹经济、保护农业、社会发展、生态恢复。

我们认为，新型集体化的原则在于公共性的丰富和扩大，其灵活性则在于不是一步到位，允许有探索的过程。

新型集体化实践的初心从哪里来？在乡村基层的土壤中依然留存着种子，而新型集体化便是这些种子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集体重新被塑造，成为乡村振兴的发动机。只有提供新的公共性能量，创造“合”的条件，才能带动群众，让村民们逐步脱离“分”的惯性，创造新的集体经济。美国政治经济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贡献是在世界各地的“公地”维护中发现了多种付诸实践的合作制度，打破了私有化的迷思。从广义的农业资源（包括农、牧、渔）来说，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地”，中国在农业“公地”的管理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扬弃，不仅关乎中国农业资源的未来、关乎乡村振兴的前途，也对世界“公地”的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的观点来自对农村深入调研的结果，来自对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考察对比，来自对人类发展史的回顾，更来自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建设可持续和谐社会的理想初心。

下面分别点评一下书中的几个案例。

塘约村案例

王宏甲的《塘约道路》一书出版后，很多人前来参观学习。有关塘约村的新闻在互联网上也争议不绝。有人说这是当地政府用钱堆起来的假典型。

《乡村纪事》一书对塘约村2014年遭受特大水灾后政府的资金扶持作了一个全面梳理，作者走访了当年村会计，查看了有关账本，与镇政府等有关方面进行了核对，基本上弄清了塘约村所接受上级扶持资金的来源和数目。2015年上半年之前，塘约获得政府一般灾后救助和其他普惠政策，并没有特殊之处。合作社起步时缺乏起始资金，而银行信用社按政策规定，不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放贷款。无奈之下，11位村干部以个人名义贷了114万元，合作社盈利了就作为集体贷款对待，赔了由村干部个人承担。

塘约村集体经济组织一旦运作起来，就有条件竞争政府的支农项目资金。比如修村里的道路，县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村里用自己的力量修整好道路毛坯，县里施工队才进村施工铺路。其他村整修道路时需要对村民土地和房舍建筑做必要的微调整，因牵涉村民个人利益，工作颇费周折。而塘约村轻而易举地就把毛坯路修了出来，政府修村庄道路的资金自然首先由塘约村得到。其他村不服气地去镇上反映，镇书记马松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也有塘约村这样一个硬班子，能把村民组织起来，我们也照样支持你们。其他村无话可说。

塘约村左文学书记说，农村的发展道路需要“让真正的村集体组织成为主人，坚持自己的主人公地位”。他这样看待政府的扶持：要政府的“帮”，不要政府的“包”。政府在行政架构下的帮扶很有可能帮倒忙，个别项目可能只顾局部、不顾整体和长远，甚至影响村的持续发展。

塘约村当年的11个村干部，有的是老村干部，有的是老村干部和老党员的第二代，比如村支书左文学的父亲就当过多年村支书。所以，在特大灾害面前，大伙能够跟着村党支部走，组织起来重建家园，搞集体经济。此前，村党支部也曾组织过村民自力更生，整修了村里的道路桥梁和水利工程等。

塘约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之道是，坚持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民主集中制原则，合作社和村里的重大事务在村民大会上作出决定，村党支部管理监督党员和村民，村民反过来监督党支部成员和村干部，村干部的工资是由村民打分，按得分档次来领取报酬的。

塘约村土地合作社的盈余按3:3:4比例分配，其中30%归合作社，30%归村集体（支付干部津贴和用作风险保障储备金），40%按村民入股数实行二次分红。平时村民参加合作社劳动，一般都按计件工资管理。虽然对贫困户有多安排上岗劳动的照顾，但也是按计件挣钱。合作社也采取村民以承包的方式包种合作社大棚、菜园等项目，超产部分按比例与合作社分成，村民占大头。合作社鼓励村民多劳多得，不养懒汉。

嘎措乡：雪域高原的人民公社案例

嘎措乡位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双湖县，辖区面积2.74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900米。嘎措人民公社成立于1976年，目前共有123户，578人，分布在两个行政村。1982年，西藏推行包产到户改革，而70%的社员反对包产到畜，这样嘎措就成为全自治区唯一保持人民公社体制不变的乡。嘎措人均收入水平历年在双湖县7个乡镇中名列第一。2016年全乡人均可支配收入18494元，远高于那曲地区农村居民8638元的收入。

嘎措乡地处西藏高原深处，地广人稀，与最近的邻居也有几百公里的距离，放牧是唯一的产业。在这种生态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个体牧民一旦生病不能放牧，畜群不久就会散群走失，这家牧民也就破产了。因此，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团结互助共同生产，就显示出了优越性。

由于地理上的隔离，嘎措人民公社几乎处于封闭状态。而且全国人民公社除河南周家庄外都早已转制，嘎措人也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这反而促进了嘎措人自己去探索创新。嘎措人自己制定了嘎措人民公社189条管理细则，每一条都是来自生产实际，都是经过全体牧民反复酝酿讨论制定出来的，没有虚的东西。这就保证了全公社生产和牧民生活的顺利进行，真正体现了牧民当家作主。这是嘎措人民公社能够比全市其他乡镇搞得好、牧民生活质量高的前提。嘎措人民公社建成了牧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没有少”的世外桃源。

我认为以人民公社宪法之称的“六十条”是非常好的文件。但我对人民公社的弊端也有深切的体会。公社后半期政府往往违反“六十条”原则，过度干涉生产队的事务，政府不时下派工作组，队长必须听工作组的话，无视社员当家做主的权利。社员包工干活、劳动定额管理被批评为没有突出政治，搞工分挂帅；社员多养几只羊、几只鸡也要被割“私有尾巴”；有的地方把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搞水利工程会战，即使本队不受益也要派工出资，这本来是违反“六十条”的行为，但有的生产队长提不同意见却被扣上思想落后、反对学大寨的帽子。在官僚主义的指挥下，很多水利工程发挥不了作用，纯属劳民伤财的花架子工程。这种剥夺生产队自主权的官僚主义做法能搞好人民公社吗？

集体经济组织自有其坚韧旺盛的生命力，世界各国都有成功实践的案例。比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兹”“莫沙夫”，个体移民在自然环境恶劣的沙漠干旱地带只有通过互助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生产。2013年以色列有274个基布兹，工业产值占全国的9%，农业产值占全国的40%。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基本路线。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是办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前提。左文学说，集体经济组织“要政府帮，不要政府包”。这是出自切身经验的感受。严海蓉团队在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嘎措人民公社这个成功而且稀缺的案例。

山沟里的华西村——大坝村集体经济发展案例

贵州安顺市大坝村与塘约村相距几十里，该村集体经济领头人、村党支部书记叫陈大兴。与左文学一样，他父亲也曾当过村支书。

我与陈大兴在一次开会中认识，多次聊天，对大坝村的事有所了解。大坝村重搞集体经济是由一项林业新科研成果促发的。

贵州省安顺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从省植物园引入种源进行无子刺梨的栽培育苗经营中，发现了金刺梨品种。该所于2009年在《种子》杂志发表“贵州蔷薇属一新变种——光枝无子刺梨”一文，介绍了这一品种。光枝无子刺梨为攀缘灌木，高4-6米，冠幅2-3米左右，分布在贵州省安顺市、黔西南州等地。无子刺梨的果实可生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人参皂苷，味甜于普通刺梨，鲜食加工均宜，是重要的经济树种，也是治理石漠化的先锋树种。陈大兴本人就是农民技术员，是最早一批引种试验示范金刺梨的人。他起初通过出售树苗获利几十万元，后来与几个村干部一起流转了林场失火废弃的林地种植金刺梨，使大坝村成为当年繁育推广基地。为了帮助本村村民共同致富，2012年，大坝村党支部带头成立了金刺梨种植合作社，大坝村有3个村民小组，150户，其中有120户以承包地入股加入了这个合作社。2011年金刺梨每斤可以卖25-30元，后来种植的人多了，价格下降。于是合作社就在金刺梨深加工上做文章，建立了生产金刺梨果酒厂，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也获得了盈利。但金刺梨是一个新产业，市场需要深度开拓。大坝村需要与大企业和旅游公司深度合作开发，才能把金刺梨产业做强做大，大坝村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奋斗。

陈大兴曾经去江苏省华西村参观，和吴仁宝老书记的深谈对陈大兴触动很大。2013年，贵州省实施“美丽乡村”项目，上级政府下拨专项资金供村庄“穿衣戴帽”规划使用（就是将民居的外墙和房顶进行统一装饰）。陈大兴和村党支部一班人不满足这种小打小闹，决心借鉴华西村的经验，利用“美丽乡村”和“危房改造”项目为契机，把村里大部分旧房拆掉，实行新房统一建设，分五期工程实施。全村宅基地统一流转到合作社，每亩面积统一计价为3万元，每家新房建筑都不能超出省里规定的宅基地面积。村民儿子成家分户可再申请一份住宅地。有的户原住宅面积超标的，多出的面积可从合作社领钱；原住宅面积不达标的，可以拿钱向合作社买地。用这个土办法一下子搞活了新房规划建筑。当时村民个人建房，每平方米成本是1000元，村委会统一雇用工程队，因为工程量大，建筑成本相对低。村委会与工程队谈成的建房协议是每平方米790元，村民和建筑队都满意。重新规划建成的大坝村，居民一式三层楼，底层可当作商铺，有10多户经营农家乐、餐馆。大坝村成为周边闻名的一个商贸小镇，被人戏称为“山沟里的华西村”。

河南新安县土洞村的集体经济之路

我与土洞村党支部书记郑向东常有联系，这是一位瘦小干巴的农村老者。他自1983年开始担任村干部，是一个忠诚社会主义事业的基层干部，精明强悍，很有商业头脑。

该村背靠郁山国家森林公园，与郑州市、三门峡市不远，到新安县城10分钟的路程，走高速前往洛阳市仅需半小时。该村党支部抓住小浪底搬迁调地的契机，做通村民的工作，将原本分田到户的土地重新收归集体，形成了土洞村特有的土地使用机制，村集体拥有村内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对郁山国有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村民保留自留地，拥有自留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但村民承包权服从于村集体对村内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农户听从集体对于土地的调整和安排。

这时，土洞村发现了晋代藏兵洞，土洞村党支部利用这一古迹和周边优美自然环境和大城市相距不远的优势，将农村旅游业作为一项基础产业来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原来村里的煤矿实行股份制，其中郑向东也有股份。他带头退出煤矿股份，说服其他股东也退出股份，改由村集体经营。村里还新建了好几个加工企业。

郑向东说：“群众不富我不富，民穷我富是耻辱”。土洞村领头人具有这样的胸怀和境界，能搞不好集体经济吗？如今土洞村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建设成村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彩云之南的新岐村

2021年，我到贵州省毕节市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农民用网围栏圈住一块山林，散养跑山鸡。我问，散养鸡不怕被野兽吃掉吗？当地陪同人员告诉我，当初林地也分到了户，因为农民穷，没有钱买煤，就砍树烧火做饭，很快把山林砍光了；甚至有村民刨草根生火。这样方圆上百公里的山地不见了树林。后来国家对毕节市重点扶贫，一系列惠民措施的实施，才改变了农民砍树搂柴生火做饭的陋习。同时乡村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使砍树之风得到了有效地遏制。现在我们看到的森林，是近七八年恢复过来的，当年随着森林消失，野兽也灭绝了，现在森林虽然恢复过，但吃鸡的野兽还没有出现。

严海蓉团队在《乡村纪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保护林木的正面案例。

云南省腾冲市新岐村，1982年实行包产到户时，顶住上级政府要求划分林地到户的压力，保留了全村三分之二的集体林地没有分，继续实行集体管理的模式。这些林业资产成为新岐村走上新集体经济道路的起点。集体林场的可观收入，使新岐村有财力为村民办了很多公益事业，修建了进村油路，使该村成为周边地区的商贸中心，发展起了旅游业，成为当地一个欣欣向荣的富裕新农村。

《乡村纪事》一书还记述了黑龙江省的两个案例，其主要做法是，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动员村民加入合作社。实行“五统一分”经营模式，“五统”即土地统一、技术统一、种植品种统一、农资统一和统一销售。“一分”指分户经营。这种做法在社会上具有普遍性。组织起来的农民具有移山倒海的力量，全国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改天换地的伟大成就，祖国山河面貌焕然一新，全国人口增加了60%之多，一扫农村90%以上文盲的局面，青少年普遍接受了初等教育，这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物质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基础条件。一盘散沙成不了气候，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力量大，这是历史的经验。《乡村纪事》所提供的鲜活案例告诉我们，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才能够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战略，才会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于2025年5月1日实施，这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会有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搞，《乡村纪事》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成功的范例，可供各地参考。

（编辑  碣石）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要在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这一意蕴深厚的科学结论，已经有不少学习宣传成果。近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复旦大学四位中青年学者孟捷、强世功、白钢及鄢一龙，共同写作出版了《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下称《关键》）一书，围绕百年党史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间的多维度关系、党在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党的领导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等，在学理化阐释这一科学结论上进行了十分有益的尝试，为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供了坚实的学科支撑和学术表达。

“比较同异，叅量古今”。‌比较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法，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关键》‌一书广泛采用了比较政治学与比较经济学的视野，对中西政党及由此决定的国家性质异同与经济发展道路差异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西方政党概念源自拉丁语“Pars”（部分），其代表社会中某一部分人或某个特定利益集团利益”，国家“也因此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舞台”。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超越了西方政党概念的局部、私利与偏狭。也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国家，融合了“政党国家、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人民国家”于一体。与此对应，西方经济发展是以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动机所驱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共益性市场经济”，服务的是“人民福祉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是始终对全体人民负责到底的有为政府，而不是什么西方经济学所谓的“有限政府”。通过《关键》一书中的比较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在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中必然、也必须承担起最为关键的角色。

树立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大趋势，才能更加深刻地研究和阐释理论。《关键》一书以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近现代中国史、百年建党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为研究对象，纵横捭阖，出入裕如。作者认为，中华文明根本特质之所以在近现代历史波澜中得以维系，“有赖于一个先觉教后觉、先进治后进之精神，熔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于一炉，学习自新、行健不已的先进性团体”，这个团体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国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是对于自我传统的创新性转化与改造中展开实现的，是中华文明传统在现代历史境遇出呈现出的新形态。新时代反复提到“斗争精神”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始，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与中国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作为历史主人的斗争史。这种斗争精神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主体哲学，更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无疑，正是《关键》中这种极富历史底蕴的论述，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接续奋斗的力量之源与使命所系。

对新时代创新理论的学理性阐释，必须坚持不忘本来，这是一个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道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作为最基本框架来进行阐释。《关键》一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同时，突出马克思主义这个魂。作者认为，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始，始终存在一个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传统相融合的过程。新时代的建党思想，以共产主义信仰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使中国共产党能更好担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思路，源自列宁及毛泽东同志关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思想，这也决定了党必须推动国家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生产力不断解放；中国共产党不是精英党、选举党，而是先锋队，这一理念源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实践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亦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传统理念，一方面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时刻冲锋在前、在历史大潮中始终领导前进方向，另一方面也要求党必须时刻能经受住严峻考验，保持自身先进性，始终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可以说，《关键》一书，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深刻理解，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成”这一时代之问。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关键》一书之所以有说服力，之所以在学术界引发好评与讨论，还在于很好地处理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关系。作者一方面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对党的创新理论真学真懂真信，另一方面，又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探索创新，善于使用新概念新观点新框架，在明经究理上下功夫，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相互转化上下功夫，最终形成了融通国内外学科资源、遵守当代学术规范、符合创新理论要求的话语体系，为学理化阐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鲜活的样板。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