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与发展。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根本宗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工作的目标”，深刻阐释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为人民办实事，深化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以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强化了党的政治路线。

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系统性、综合性与体系性的鲜明特征，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明根基，从认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深刻地发展了现代政治理论特别是政党理论，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是我们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强大指南。

人民的主体地位

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何以在近代走向落后挨打？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上下求索却没有答案，直到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的解放，人类的本质力量的发挥、实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国家兴衰、天下兴亡的主要力量是生产力。在生产力中，联合起来的劳动和劳动力发挥着第一位的作用，要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变中国劳动者的命运，以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来对抗组织起来的剥夺者，不断破除那些阻碍人民群众力量发挥的体制、机制。

然而，直到20世纪初，中国的改革者们依然把中国的屡战屡败，归咎为“人民愚昧落后”，简单抽象地归咎为中国的“大一统专制”比西方“自由共和”制度落后。与“制度决定论”流行的同时，相当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更由批判中国人民的愚昧落后，走向批判中国的“国民性”，进而批判中国价值观落后、文化落后，乃至“人种”低劣。从体制的批判到文明、文化批判，再到人的批判，“先进制度”与“落后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不可破解的难题，至今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同仁依然以西方优越论、中国人民“低劣论”来解释中国之命运，这种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历史叙事，依然还有市场。

形式主义的“制度决定论”颠倒了“现代化”的逻辑，否定了人民在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它认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于是，世界近代史从生产力发展以及先进生产方式的变革史，被改写成了“民主化”史、“政党政治”史、“普选”史。正是以这种颠倒的“现代观”，20世纪初中国皇权崩溃后，一夜间中国冒出了“议会”和数以百计的“政党”，甚至还与欧洲同时推出了普选和妇女参政规定，时称“文明开化早”。但是，因为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在接种了西式的“共和”和“民主”之后，接踵而来的却是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

其实，中国的制度问题并不是形式上表现出的落后，而是政治主体松散软弱，乃至政治主体缺位。缺乏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政治主体，即使从制度本身来说，“先进-落后”是过于抽象的非本质问题，相对来说，政治主体的强与弱，才是一个更为实质的问题。

近代历史上的所谓“大国崛起”，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照：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显然与新兴资产阶级取消封建利益、强化“国家专制”有关。而更早的英国和法国的崛起，也与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暴力手段，取消封建特权，强化中央集权有关。

其实，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目标在于增加国家能力、扩大中央集权，就预示着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分权和地方势力。自宋代以来，中国封建制度的主体——官僚士大夫阶级就是以地主阶级为根基的，中央官僚制度与地方的绅士地主制度互相补充，“寓封建于郡县之中”，与日本和西方国家比较，传统中国的中央政府从地方的财政汲取能力相当软弱，而地主绅士制度极为强大。尽管中国自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以来就建立了郡县制度，但这种制度基础，依然为地方的豪族门阀-地主乡绅势力。广大人民群众则承受着皇权与官僚地主双重的压迫。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比较深入了解中国政治生活实际之后，改变了看法，认为中国的落后并非源于简单的“专制”，而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的主体——士大夫官僚阶级的软弱无能，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演化成为半封建的“一盘散沙”，人民大众缺乏民族认同和大团结。于是，他开出了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的三民主义药方，他声称，民生主义就是节制资本，就是社会主义。而民族主义是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民生，另一头挑着民权。他还提出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式完成“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革命任务的策略，称“民权”而非“民主”，认识到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的主体地位，而非民主的制度形式。他用词是准确的，但他所理解的人民的主体是资产阶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极为弱小，它不但与传统的官僚地主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更不能摆脱对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依赖与依附。孙中山先生对于人民的主体性的认识，依然受到了时代和历史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中国革命所依靠的主体是什么？共产党的革命与国民党的革命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要革命？毛泽东说，我们的革命，是代表着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受苦人的普遍利益的，我们要的是人民的集权。1925年，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里，他把国民党和资产阶级革命称为“发财的革命”，而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称为“救苦的革命”。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历史、时代和世界之问的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1]

“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一以贯之。

把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作为政治的主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我们党的初心与宗旨。

当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新时代、达到新高度，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源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入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他的结论与简单的阶级两分论很不同：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代表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受苦人的普遍利益、根本利益，我们的革命是救苦的革命。在这场代表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的空前的大革命中，毛泽东开辟了独立自主的中国革命道路，不断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最终，以《论联合政府》的诞生为标志，毛泽东同志清晰、准确地定义了什么是中国人民——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是人民的主体。

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首先要把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团结、组织群众的基本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中国遭遇的百年耻辱并非文明和愚昧之争，首先是社会组织之争，成败系于中华土地上占人口90%以上的自由散漫的农民能否组织起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使中国在国家间的激烈生存竞争中不被“开除球籍”。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伟业，就是团结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小农组织起来。毛泽东同志说，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全党要做到“三要三不要”，其中一个就是“要团结，不要分裂”。团结，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的第一个鲜明特征。

在百年耻辱中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广大人民奋起斗争，在20世纪中叶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目的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永远奋斗。

中国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组织起来。要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党就必须以群众路线、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应竞争型选举民主。

人民当家作主，前提就是人民上下同心、团结一致，让古老的文明有机共同体重新焕发活力，这是根本的力量。“一切为了人民”的核心是“一切依靠人民”。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使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从长期的小农经济，迈入社会化大生产，进而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的社会服务，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党-人民-制度的关系更加明确。从这里出发，我们走向了新中国，建立了党-人民-政府的三位一体，《论联合政府》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逻辑，实现了中国革命史的“合题”。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必须发展生产力；依靠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是发展生产力的第一步，自从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中国的面貌、中国的前途就焕然一新了。

毛泽东思想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而有经久魅力，更以其两大内容而经久不衰。这两大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事业的核心力量；“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2]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

中国共产党因为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所以有活力、有生命力。实事求是，其出发点是“实事”，而不是从任何抽象的教条出发，这是我们党的法宝，什么是“实事”？就是涉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是关乎千家万户老百姓安身立命的事，这进一步要求我们以百姓的小事为国家大事，以基层为工作导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则进一步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还说：“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4] 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精准地概括了“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习近平同志曾多次指出，改革开放，要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创造性，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开放的旁观者、被动参与者，乃至“弱势群体”。

在新时代，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把党的群众路线深化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习近平同志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大革命失败后，三十多万牺牲的革命者中大部分是跟随我们党闹革命的人民群众；红军时期，人民群众就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铜墙铁壁；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5]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共同来完成。违背人民意愿，脱离人民支持，任何事业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不能成功的。”[6]

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7]

党为人民服务，首先就是为人民办实事，是组织基层人民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为人民服务、办实事，这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中国人美好生活的第一个前提是安定与团结，人民就是团结的象征。习近平同志指出：“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8]

中国历史上把强大合力称为“大一统”。我们的“大一统”立足于“小一统”，因为国的基础就是家，为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所用，为育小养老、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大家过好日子，这就是实事。从小家到家族、从家族到大家、从大家到国家，家国一体，为的是过世俗的“好日子”，让日子过得“芝麻开花节节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从实事里面去求是。

作为同心圆现代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是现世中华大家庭的小康，它天然是社会主义的。这个目标不是说现世永远不完善，只有来生、天国才完善，而是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不断做实事来完善现世。

第二层，从问题出发，聚焦人民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

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解决人民在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问题导向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工作的举措上，必须立足这样几个标准：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他指出，这主要是“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等民生问题，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9]

共产党应该关注什么？应该关注的是群众的生活，应该解决的是群众的生活问题，共产党是组织者，但首先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是群众生活问题的解决者。

早在苏区时代，毛泽东同志就这样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0]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应该从群众的生活出发，从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出发。毛泽东同志说，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光荣的旗帜。

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习近平同志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提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编辑  季节）

本文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两方面入手，找出其再分配调节力度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影响和制约我国收入再分配效果的原因分析

税收（费）制度可以对由市场机制形成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也包含所得税、社保费等直接税费。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通过影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以及居民的消费结构决定其税负分配；个人所得税直接改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企业所得税影响要素收入的分配情况，社保税费从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领域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财产税则可以调节居民的财富分布差距。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既有正向调节功能，缩小了收入差距；也有负向调节功能，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由于我国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过程主要是通过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来实现的，因此，对我国再分配调节力度不足的原因分析，首先从企业/个人所得税入手，分别找出两项制度在发挥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时的制约因素，或者分析其成因，找出其中对收入分配差距起负向调节作用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为进一步改善和优化我国相关制度改革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个人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我国居民收入按照来源的不同分为九大项，分别为：1-工资薪金所得；2-劳务报酬所得；3-稿酬所得；4-特许权使用费所得；5-经营所得；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7-财产租赁所得；8-财产转让所得；9-偶然所得。上述九项收入根据税源性质又可划分为三类：前四项所得为劳动性所得，界定为综合所得合并计税；第五项为经营性所得，后四项为资本性所得。其中，劳动性所得适用3%-45%的超额累进税率；经营性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而资本性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

综合而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依据就是收入本身，它对收入分布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从不同性质收入的纳税规定看，劳动所得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体现了收入高者多纳税、收入少者少纳税的公平原则，起到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正调节作用。对于居民获得的资本性所得，无论其数额多寡，均按照统一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这就违背了对收入不同等的人给予不同等征税待遇的“纵向公平”性，对收入分配差距起到的是负调节作用。

此外，我国目前还存在一些该征未征的资本所得，例如以企业名义购置的资产却用于股东私人消费的行为，更是加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是一种负调节作用。因此，从定性的角度讲，由于我国劳动所得人群的收入水平低于拥有资本所得人群的收入水平，这种现实情况使个人所得税对劳动所得正向调节的作用要低于对资本所得负向调节的作用。

基于这种判断，在近几年我国的税制结构已经不断趋近于发达国家水平的情况下（表1和表2），理论界有关“我国间接税比重过大、直接税比重过低是导致直接税对收入差距调节力度不够的重要原因”的说法已经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直接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不足的原因主要是直接税的制度缺陷，而不是规模。故应该加快改革直接税本身在制度设计层面的负调节缺陷。具体到个人所得税，其对收入的负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注：税收收入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社会保障税（即社会保险费）来源于财政部公布的历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决算表》。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税制现状与趋势》一书。

1.三种性质的收入所得，由于税率的差异，造成不同类型所得税负的不公平，对不同类型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调节起到负作用。

虽然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确立了对综合所得的累进课税机制，但综合所得的范围仅限于包括工资薪金所得等四项所得在内的劳动所得，而个人所得税综合调节的普遍性机制尚未形成，因而制约了整体税制综合累进课征的调节力度。由于经营所得和资本所得并未纳入综合课征范围，仍然实行分项调节机制，各类所得分别适用不同的税负机制，使得同等数额的应纳税所得额因所得性质的不同，税负存在结构性差异，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

例如，同样的年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如果是工资性劳动所得，那么其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需要缴纳72万元税款；如果是经营所得，则最高边际税率为35%，则需要纳税63.45万元；如果是资本所得，则仅仅需要按照20%的单一税率计算缴纳40万元税额即可。显然，三种所得中，从劳动所得、经营所得到资本所得，税负强度逐级减弱。实际上，位于金字塔顶的真正富裕群体，其多数财富并不是依靠劳动所得，而是依赖资本所得积累。客观上，这会导致在相同的较高收入水平下，以劳动所得为主要所得的人群税负会远大于以资本性所得为主要所得的人群。这直接背离了与劳动所得相比而言，资本所得理应征收更高所得税的税制理论初衷。因此，不同所得因来源不同而适用政策不同导致的税负差异，无法对纳税人的全部所得进行综合性统一调节，制约了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群体的综合调节力度。

2.由于组织形式的不同，相比于企业经营，个人的经营利润超过一定水平后反而承受更高的边际税率，承担更重的税负。

个人经营所得是以个人经营收入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和损失作为应纳税所得额，与公司经营具备类似的计税规则。但由于组织形式的不同，我国税法规定，个人经营所得是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企业所得是缴纳企业所得税。抛开两者所属税种的不同，仅从税率上讲，当个人经营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0万元后，适用的边际税率就达到35%，而企业经营的应纳税所得额无论数额多少，基本遵循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甚至部分企业还享受20%或15%的优惠税率。

通过计算，若假设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那么在经营利润不超过65.5万元的水平时，个体经营的税负水平是低于企业税负的，所得税制度表现出了正调节作用。相反，只要经营利润超过65.5万元，相同条件下，个体经营的税负水平就会高于企业经营的税负水平。这意味着经营所得越多，以个体形式存在的组织比以企业形式存在的组织应承担的税负更重，所得税制度出现负调节作用。

在经营层面，自然人与企业法人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自然人经营是无限连带责任，风险完全由自然人承担，而企业法人经营主体是有限责任，经营风险是有边界的。这种风险不对等的情况下，税负优惠更应该向个体经营主体倾斜才对。

3.如果进一步进行税负溯源的话，企业股东作为自然人承担的资本所得税负与自然人承担的劳动所得税负相比，调节力度依然较弱。

上述论述个体相比企业承受更重的税负，是从组织经营活动角度考虑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税负溯源分析发现，企业组织本质上是股东投资组建成立的，其经营成果（利润总额）实际上属于股东的投资收益。对企业利润征税意味着对股东投资收益征税，可以理解为即使企业所得税是以企业法人形式缴纳，其税负最终也追溯到自然人股东身上。如果对企业的税后利润进行分红，那么企业股东在承担企业所得税（一般税率25%）的同时还要为红利所得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综合算下来，企业股东真正承担的税负为40%^[①]。

与之相比，我国劳动所得采用七级累进税率，且累进税率的制度设计使得自然人的实际税负会随着劳动薪酬的上涨而逐年递增。例如劳动所得适用45%税率的高收入人群，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位于区间[100万,364万]时，其税负水平区间为[27%,40%]；一旦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其税负水平将高于股东资本所得的税负。不能忽略的是，现实经济生活中还存在一些因素，导致企业股东承担的资本所得税负的实际效果有所减弱：一是我国有不少企业享受15%和20%的优惠企业所得税率，这将使部分企业股东的资本所得税负降低至36%甚至是32%。二是我国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在年底选择分红，如果部分企业不分红，将税后利润留存于企业，增加企业资产，则股东不仅不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这部分企业资产增值作为股东的财富还将扩大居民的资产基尼系数。三是我国部分企业股东的个人消费行为以企业的名义进行税前扣除，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责任。因此，企业股东承担的实际资本所得税负可能更低。

这样大致地算下来，收入达到百万级别后，资本所得税负与劳动所得税负的差距并不会太大。且我国拥有百万级别资本所得的人数要远远大于拥有百万级别劳动所得的人数，那么个人所得税对资本与劳动税负水平的负调节作用就会更加明显，这也反映出，所得税制度对资本所得的调节力度仍然偏弱。

企业所得税

在个人所得税部分，我国存在一些该征未征的资本所得，其对收入分配差距是负调节作用。由于这类该征未征类资本所得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实际上也可以认定为是企业所得税制度在税务处理方面的不合理造成的，故将这类资本所得放于企业所得税部分进行详细阐述，具体表现为：

企业股东个人消费行为的企业资产化或费用化，规避了其作为个人资本所得的纳税责任，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同时，也弱化了个人所得税制度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分配的作用。

在实际的企业经营中，常常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情况，即以公司名义购买的资产，除了承担生产经营的用途外，还为公司股东提供个人消费性质的服务。例如，以公司名义购置的包括住宅、豪车、游艇、私人飞机、奢侈品、消费会员卡等在内的各类大额资产或者商品，会计核算上属于公司的固定资产或存货，严格意义上讲只能用于商务性质的“消费”。但事实上，完全的或者纯粹的“商务消费属性”是做不到的，部分企业资产或商品在履行商务或者生产经营功能的同时，也会用于企业股东或者高管的个人消费。这类企业资产/商品往往兼具商业性和私人性的双重用途，且两种用途的界限无法严格区分。

从性质上看，如果企业的资产/商品用于个人消费，应当视为对股东或者高管进行的实物性分红，应依法归属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并按照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而企业在实际的税务处理中，将该类资产/商品的全部相关成本费用以资产折旧或者经营费用化的方式在企业所得税前进行扣除。这种处理方式，既规避了股东/高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又达到了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效果。显然，企业所得税的相关管理漏洞在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差距方面起到了反向作用。

提高我国再分配调节力度的有关税制改革建议

所得税——大幅降低个人劳动所得税负、适度调整个人经营所得税负、区别对待个人资本所得税负

一是在个人收入领域确立资本所得税负经营所得税负劳动所得税负的税收分配关系。在居民劳动所得、经营所得、资本所得之间进行横向税负再平衡。

二是大幅降低劳动所得税负水平，建立个人所得税基本扣除额与物价指数挂钩的调整机制。现行个人所得税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支出，设立基本扣除额制度，但缺乏常态化调整机制，经常多年不调整。即便几年调整一次，也会因为调整频度引发很多社会争议。物价水平的上涨趋势，会导致居民基本生活支出逐步上涨，而基本扣除额不变就意味着居民需要为原有的、用于保障基本生活支出的一部分收入纳税，这无疑增加了居民税负。而个人劳动所得中绝大部分是劳动者用于基本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个税基本扣除额不变恰恰提高的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所得的税负。这不利于我国贯彻共同富裕的长期指导方针。建议个人劳动所得税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将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扣除费用与上年物价指数挂钩，保证居民在原有基本生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税收负担不提高，减少社会的预期和政府预算编制的不确定性。同时考虑当前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还是工薪阶层，为降低劳动所得税负，建议缩小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次、扩大税率级距，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三是降低个人经营所得税负，最高边际税率不得超过企业所得税税率。我国个体工商户等多数都是采用家庭或者家族经营模式，实现自我就业的同时也解决了家庭成员的就业问题，是我国居民就业的重要载体形式。降低这部分群体的税负，实际上就是解决民生就业。建议进一步降低个人经营所得税负，确保最高边际税率低于企业所得税。

四是堵塞企业股东个人消费行为企业化的税收漏洞；同时对个人资本所得进行再投资时予以税收返还。对企业所购置的非商业性资产或者兼具商用民用的资产进行有效甄别，视商业用途和股东个人使用情况按照一定比例对资产的价值进行分割。其中，经营用途部分做企业资产化或费用化处理；股东消费部分视为股东的企业分红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从而堵塞现行税务处理漏洞。同时，鼓励将个人资本所得用于社会再投资，对于在一定期限内将个人资本所得投资到国家倡导、亟需、薄弱环节领域的，予以不同比例的税收退还，最高退税率可达100%，例如投资到高端制造业、“卡脖子”技术研发产业等等。而对于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投资行为则不予退税。

用消费税代替房地产税，作为解决“房住不炒”问题的替代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精准定性了住房既具有民生属性，又具有经济性质。这一双重属性决定了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职能定位：既要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又要保持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房地产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一方面，通过提供共有产权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来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住房基本需求，通过完全商品化住宅为中高收入居民提供高标准住房。另一方面，抑制市场化的商品性住房的投机炒作，引导房地产良性可持续性发展。楼市炒作的社会负面影响恶劣，在获取暴利的同时推高房价，扼杀普通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房住不炒”，就是要抑制利用金融杠杆谋取房地产暴利的投机行为，同时保留房产作为各类高中低收入居民主要财富构成的合理性投资功能。当前税制对于“住房炒作”的识别度欠缺、征税力度不够，房地产税也无法达到对“炒作”进行调控的目的。

总结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在交易环节征收消费税可以实现“房住不炒”的预期效果。建议在居民住房保有环节取消房地产税的同时，采用在销售环节加征住房消费税的办法，以实现“房住不炒”的房屋居住功能的回归，抑制房地产投机谋利行为，防止房价过快上涨，调节因房屋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所带来的居民存量财富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困境。相较于房地产税，住房消费税的优势显著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政府实际征管的角度来看，消费税的税收遵从度和征收率都将远远高于房地产税。由于政府管理房地产不动产登记证书的发放，完税凭证成为不动产登记的刚性前置条件，在房屋产权交易环节征收消费税，居民为了获取不动产所有权证，会主动申报纳税。与之相比，在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除了税法本身的震慑力之外，纳税人不但缺乏纳税原动力，并且存在诸多“避税”心理，一旦有人成功避税，将招致更多人相继效仿；同时政府不但需要掌握居民的其他收入来源信息，还存在强制执行所引发的冲突风险。相比之下，住房消费税可以大幅降低征收成本、提高征收效率。

（2）从税负公平性的角度来看，住房消费税具备自我筛选机制，能够有效区分住房的消费功能和投资功能。由于居民住房本身具有“居住消费和投资增值”双重属性，不管所有权方拥有多少套房产，如果仅仅是自己居住，就是消费行为；买了房子自己不住，升值后卖掉，就是投资行为。消费行为应该得到鼓励，而过度的投资行为则应该课税抑制。但是在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无论具体征收方案如何设计，都很难将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甄别开来，因为税务部门很难直接获取每套住房是暂时性空置还是永久自住等隐私信息，这就极易造成对于部分真正用于自住群体的误伤，或是对于部分投机行为的放纵，进而造成税负不公平。如果改为交易性的住房消费税，这个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房屋作为不动产只有通过交易，才能转化为真正的“财富增值性收入”，这意味着多套房产的所有者，如果仅仅持有而不在房地产市场进行买卖交易，房产增值仅仅表现为账面价值的增加，而无法转化为现金流收入落袋为安，“炒作”也就无从谈起（如果用作出租，将增加住房市场供给，有利于租房市场稳定），因此该部分房产自然无需加征消费税。而一旦房产进行转让，那便意味着财富的变现，是不是投机或者投资行为便一目了然。如果在短期内频繁交易自然属于投机行为；如果出售多套房产中的某一套，投资意图显而易见；如果较短时间内增值获益颇丰显然也是投机套现，均可视具体盈利情况进行征税。例如，持有期限越短，税率越高；相同持有期限内增值率越高，税率越高；持有的房产套数越多，边际税率越高，等等。由于所有的投资/投机行为都必须通过交易才能够变现，在交易环节设置消费税，这无形中就对纳税人行为设置了一种自我选择机制，自住持有者自然不会变现，而急于获利离场的就是投机者。因此，相比较而言，住房消费税的税负公平性远远高于房地产税。

（3）从居民税收缴纳的角度来看，投资住宅并获取收益是有资金、物业、维修等成本的，住房消费税是居民与政府进行增量收益分成，不是零和博弈。住房消费税是在房屋交易环节从房屋增值带来的实际现金流收益中征收，属于增量征收。政府与房屋持有人共同分享房屋的增值收益，双方均为获益主体。这与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有本质的差别。房地产税是在房子没有带来任何实际收益的情况下征收的（即使房价上涨，变动的是账面价值并非现金流收入），用来交税的钱是从工资收入或者经营所得等其他渠道筹集的，而这些钱此前已经交完了所得税等税收，即用其他来源的税后收入来交房产税，这是存量征收。显然，存量征收所产生的与民争利的矛盾要远远大于增量征收。我国以前最大的存量税收是农业税，即不管土地闲置还是灾年，都要上交农业税，后来这项税收被废除了。2023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9218元，处于这一经济发展阶段时，从政府与居民的和谐关系角度看，税制应当实行增量征税而不是存量征税。

除此以外，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将消费税下放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以填补营改增后地方主体税种的空缺、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压力。2023年，我国国内消费税（不含海关税收）为1.61万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8.9%、一般公共预算的6.8%左右，相较于地方的财政支出而言体量太小。对房地产征收消费税后，税率和标准可以由地方政府自主决定，税收收入归地方所有，将有助于地方主体税种的确立和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

消费税——提高高档奢侈品消费税（关税）税率，适时调整消费税税目，降低或取消生活必需品税率

增值税具有一定的累退性质，虽然我国对基本生活必需品有减免税政策，但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而言，实际税收负担率差别很大，高收入群体的实际负担率低，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负担率高。为了更好地平衡不同收入群体的税负关系，建议通过提高高档消费品的税率，提升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税率，为政府进行再分配提供更多的税收资源。实际上，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弹性很小，高收入人群对于高档消费品、奢侈品的价格并不敏感，提高消费税税率并不会对于该部分产品的消费需求产生过多抑制。同时，顺应居民消费升级的要求，可适时调整消费税税目、逐步降低或取消某些低档消费品的消费税，例如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的低档机动车。

（编辑  宋斌斌）

李强总理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首先发行１万亿元，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作用，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在当前经济修复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相对偏弱、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多重压力下，进一步推动超长期特别国债相关项目加速落地，大力支持两重建设，充分发挥其资金效用，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

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的战略意义

超长期特别国债将重点用于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全局性、外部性领域，体现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重大战略定位，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关键性作用，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由于“两重”项目通常回报周期长、公益性强但收益偏低，民间资金投资意愿不足，而超长期建设国债能够解决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资金压力。近期中央安排了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以助力促进消费、提振需求。截至7月底，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发行4180亿元，并陆续通过相关项目进行审核。随着项目的逐步落实，将促进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二是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降低宏观债务成本。在当前民间投资意愿不足、地方债务规模快速扩容，导致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压力均显上扬，结构性及区域性风险突出，弱区域、若资质主体的信用风险加速释放，风险传导性增强，投融资对接不畅。专项债中社会资本参与度低，市场化融资占比较小，影响投资撬动效应和政策效果的显现。中央仍有加杠杆空间的背景下，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方式，增强社会信心、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宏观债务成本。[1]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政府部门仍有较大加杠杆空间。尤其是从债务结构看，海外主要经济体大多是中央政府加杠杆为主。截至2022年年底，英国、巴西、美国的中央政府债务占比均在90%以上，印度中央政府债务占比也有67%，而我国2022年底中央政府债务占比仅有42.4%（2023年为42.3%）。

通过中央政府加杠杆、加强宏观调控，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根据测算，若全部1万亿债务由地方发债，则增加地方政府杠杆率0.8个百分点至35.2%；地方债务占比增加1.3个百分点至58.1%。同时，近年来在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地方财政持续承压。此次特别国债通过中央本级支出暂安排5000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暂安排5000亿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且有利于降低宏观债务成本，减轻政府部门整体债务付息压力（我们测算可降低付息成本约5.5亿元）。

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重点领域的经济效应测算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可能通过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等方式支持项目建设，为重点项目、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尤其对于收益较低或者风险不确定性较高、市场化资金参与度低的领域，提供了相对有力的资金支持。从经济效应来看，[2] 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估算，7000亿元支持“两重”或拉动今年GDP增长0.1个百分点左右，3000亿元支持“两新”或拉动今年GDP增长0.34-0.67个百分点。结合用途分类估算撬动规模和对年内的GDP影响如下：

一是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两新”。近期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安排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其一，中央向地方安排1500亿元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需地方提供配套资金，若按文件要求的央地总体9:1资金比例安排，地方需提供配套资金约166.7亿元，涉及央地财政资金共1666.7亿元，考虑到这部分资金基本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按近年来3.6倍的消费乘数测算，且额度于年内全部使用完毕（根据要求，若分配的额度未在年底使用完毕，则需回收至中央），2024年拉动经济增长0.46个百分点。其二，中央直接安排1480亿元用于设备更新等，若按1.9倍的投资乘数测算，且额度于年内全部使用完毕，拉动2024年经济增长0.21个百分点。若额度在年内未使用完毕，则对经济的带动效应有所降低（见表1）。

二是7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两重”。今年拟发行的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剩余的7000亿元左右或支持“两重”，根据当前各地拟申请资金（见表4），并参考用途较为类似的长期建设国债，[3] 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撬动倍数约为2.5-5倍，预计7000亿元特别国债或拉动总投资1.75-3.5万亿元。从年内看，参考去年增发国债可能在3-6个月形成实物工作量，若建设期5年左右，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或拉动今年GDP增长0.1个百分点左右（见表2、表3、表4）。

对当前债务风险变化趋势的应对

做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加强全链条全周期监管

第一，合理划分央地财权事权，并优化项目审批建设等机制，保障项目顺利推进。一方面，梳理“两重”项目建设中的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归属，合理划分央地财权事权，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及支出责任，结合事权责任做好央地财政预算统筹及分配，对于长周期项目，需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同时，为配套用好中央资金、推进项目顺利进行，地方政府有责任在事权范围内做好配套资金支持，合理安排预算。另一方面，中央层面应统筹协调好各方资源，建立畅通的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优化项目报批，协同推进项目实施。

第二，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调配合，完善项目储备并推动项目加速落地。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监管跟着资金走”的原则，统筹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并切实加强统筹协调。一方面，可将项目实施中的可行性、各类资金到位时间、参与主体资质等更多因素纳入储备标准，并根据项目重要性、紧急性、期限、收益等进行分类，完善项目筛选储备机制。另一方面，在项目按期论证及申报时，可多方统筹谋划一些跨区域、跨领域、跨层级的重点项目，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推动项目加快落地。

第三，建立全链条全周期的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监管。近期多地发布审计报告中披露，对于去年增发的万亿国债，部分地区存在资金闲置等问题，应建立全链条全周期的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监管。前期需要做好专项规划、方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并加强项目储备；中期需要持续做好项目进度评估、效率评估，完善财政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加强资金支出绩效管理；后期可建立项目落地跟踪评价机制，实现项目可查、责任可追、资金可溯。此外，在两重项目建设过程中，从会计角度，建议建立和完善项目的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项目收益表，增大信息披露力度，保障项目建设规范透明。

第四，加强货币财政协调配合，统筹好各类政府债券发行。由于今年专项债额度较高，且发行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因此需结合资金需求，合理统筹安排地方债与万亿特别国债的发行节奏,避免集中发行压力；同时为保障政府债券平稳发行，也需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配合，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调降存款准备金率等向市场提供流动性。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大力支持“两重”建设

第一是根据项目收益、期限等因素进行分类，再引导社会资本分类投入，提升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对于公益属性强且关系社会民生的纯公共领域，仍以政府投资为主；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公益属性逐步减弱的准公共领域，应注重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鼓励社会资本深度参与项目投资及运营；对于经济效益明显高于社会效益、完全可由市场机制解决的领域，放权于市场。此外，对于社会资本具有参与必要性的领域，也应注重资金类型与项目期限相匹配，提升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

第二是适当增加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支持“两重”建设。通过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两重”建设，可在不影响政府杠杆率以及赤字的前提下扩大有效投资。因此，建议适时启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适当增加一定额度支持“两重”建设，为有一定收益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资本金搭桥，缓解资本金到位不及时等情况，必要时针对收益较高的项目可适当安排一定额度予以支持。

第三是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优质项目的支持力度。一是引导商业银行合理增加重点领域信贷规模，同时可研究创新特色专项贷款品种（比如科创类特色贷款等），并对重点项目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实行更优惠利率等。二是鼓励商业银行建立绿色审批通道，简化审批流程，保证配套资金及时到位。此外，也应对参与“两重”建设资金投放的商业银行予以政策支持，除设立专项支持工具、财政贴息外，也可考虑对于完成“两重”领域一定贷款额度的商业银行适当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于投放风险较高的领域（如科创类项目等），若后续发生贷款损失，对损失部分的一定百分比（比如1%）予以补贴等。

第四是鼓励保险机构参与项目投资。根据险资特点，可引导其重点投向期限偏长、资金流较为稳定的项目，通过设立股权投资计划、债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等产品助力“两重”建设，激发资本活力。同时，也可考虑建立政策补贴、声誉激励等机制，提高其参与积极性。

（编辑 尚鸣）

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供需失衡，继而导致经济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的背离、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居民和企业对经济恢复的获得感不强，拖累社会预期和信心，影响消费和投资的有效提振。

问题的症结在于房地产和地方财政。要破解当前的局面，必须稳住房地产市场，同时要通过增发国债转贷地方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接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继续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缓解地方政府流动性风险，推动地方政府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谋发展。建议更加果断地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和房地产政策，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同时避免正常的逆周期调节被污名化为“大水漫灌”。

当前经济运行继续分化

一是供给好于需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和投资。

二是外需好于内需。近期出口增速明显转好。

三是工业好于服务业。主要是房地产业的拖累比较明显，而设备更新以及出口等成为带动工业生产及投资的有利因素。

四是中央财政支出及其带动的中央基建投资明显好于地方基建投资。上半年中央财政支出增速为9.6%，远高于地方财政支出增速的0.6%；1-7月中央财政支出相关的铁路、水利投资增速累计同比高达17.2%和28.9%，地方相关的道路运输、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增速累计同比低至-2%和-4.7%。

五是宏观好于微观。宏观数据好于微观感受，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物价下行压力仍然存在。上半年名义增速为4.1%，低于实际增速的5.0%。

要从体制机制的改善解决供需失衡局面，而非简单采取“去供给”或扩大需求的政策。比如，消除重供给轻需求的制度障碍，生产地征税原则转为消费地征税，从建设财政和吃饭财政转为民生财政，进一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推动转移支付随人走，不再以高昂住宅用地弥补低价工业用地。

当前经济中的三组明线与暗线

社会各界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居民消费不振、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充分理解，并有广泛共识，宏观政策积极加以应对。但与经济形势伴随的其他问题还没有受到足够关注，导致相关政策支持力度偏弱。例如存量房贷利率偏高引发居民提前还贷、社会零售消费中企业消费低迷、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失业率上升等。

刺激新增购房需求与居民提前还贷

要解决房地产销售、投资持续低迷等问题，关键是刺激居民购房需求。因此目前各地密集出台放松限购、下调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提供购房补贴等政策，鼓励居民部门加杠杆。然而自2023年二季度以来，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首次出现负增长，且降幅持续扩大，背后是居民主动降杠杆、提前还贷。2024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3万亿元，但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仅增加200亿元；约1.3万亿元的缺口，除了居民正常偿还月供以外，都是提前还贷所致。居民提前还贷主因是存量房贷利率偏高，随着房价和股价持续低迷、银行存款利率和理财收益率下行，提前还贷变相成了收益率最高的“理财方式”。居民提前还贷后，流动资金减少，消费能力也随之下降。此外，部分居民违规使用消费贷或经营贷来提前还贷，将进一步加大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风险。

2023年8月，有关部门出台了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政策，但要求调整后的利率不能低于原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的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这导致部分存量房贷利率仍维持在高位。以北京为例，2019年10月至2023年12月期间的存量首套房贷利率为LPR+55BP，而当前新增首套房贷利率为LPR-45BP，甚至五环内的二套房贷利率也仅为LPR-5BP。以25年期的300万元等额本息的存量房贷为例，若取消55BP的加点，则每月月供将减少近1000元，能够有效减轻居民还贷负担、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提振居民消费与企业消费低迷

消费低迷是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

市场在分析消费时通常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消费主要是居民消费，企业部门主要涉及投资，从而忽视了企业消费。事实上，企业消费也是总体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商品零售中，居民消费仅占一半左右，另一半是社会集团消费，即通过交易售给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的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商品。

当前总体消费低迷，一方面是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不稳，消费意愿和能力有待提振；另一方面是企业降本增效，压缩了办公、差旅等相关费用。2023年以来，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累计同比持续负增长。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农民工失业率上升

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是就业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其中，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上升，但就业岗位未能同步增长，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较为突出，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民工就业相对稳定，2023年3月以来，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低于总体失业率。然而，但今年6月以来，农民工失业率上升，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失业率由5月的4.5%升至7月的4.9%，且高于去年7月的4.8%。

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交运仓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一是制造业用工需求减少，制造业PMI连续3个月低于荣枯线；二是受房地产投资和地方基建投资低迷所拖累，以及极端强降水和高温天气制约建筑施工等因素影响，建筑业就业减少；三是居民和企业消费低迷，服务业景气度下行。

全年经济增速“保5”需要宏观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今年经济的总体运行节奏可能与去年相似：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下行压力加大，三季度出台稳增长举措从而经济回升，四季度将延续回升态势但略有回落。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总体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其中，一季度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提前发力和开工，经济超预期开门红，同比增长5.3%；但宏观总需求不足、微观主体信心不振的问题仍然存在，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二季度增速回落，同比增长4.7%。

下半年稳增长压力进一步加大，7月经济金融数据总体偏弱。2023年各季度GDP季调环比分别为1.8%、0.8%、1.5%和1.2%，今年一二季度分别为1.5%和0.7%，可见今年一二季度经济增速环比动能弱于去年同期。若今年三四季度环比增速回升至去年同期水平，则三四季度GDP同比均为4.7%，全年增速为4.8%，低于年初制定的“5%左右”的增速目标。

随着二十届三中全会和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各地区各部门加快落实改革和稳增长政策，预计三四季度GDP环比增速要强于去年同期。今年二季度的基数相对更低，预计三季度稳增长政策决心和力度更大、四季度政策延续性更强。假设三四季度环比增速均较去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则三四季度GDP同比分别为4.9%和5.1%，全年增长5%。

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方面：（1）研究追加赤字增发国债，弥补土地出让收入等下行引发的财政支出偏慢的不足，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发的国债可用于三个方面：一是转贷给压力较大的部分地方政府以缓解流动性风险，推动地方政府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二是考虑给近年来尚未就业或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城乡中低收入人群发放部分补贴，维护社会稳定。三是投向提前储备“十五五”规划的重大项目，同时给予充分的项目储备时间，避免临时找项目引发的项目包装、资金使用效率低的现象。近期的防汛形势严峻，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等。（2）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一方面放宽专项债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考虑将部分专项债额度调整为一般债。（3）优化“化债”政策，创造条件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推动地方政府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

货币政策方面：（1）因时因势降准降息，提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需求。随着监管禁止银行“手工补息”、近期银行相继下调存款利率，以及美联储可能于9月开启降息周期，货币政策的外部约束逐渐减轻、政策空间逐步打开。（2）积极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政府收购存量商品房的金融支持。截至6月，5000亿元额度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3000亿元额度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分别仅使用了0和121亿元。（3）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减轻居民还贷压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对商业银行净息差的影响相对可控，且能稳定存量房贷规模，抑制当前部分银行为争夺房贷业务而出现的“返点”违规现象。或者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允许存量房贷“转按揭”，由商业银行决定是否“借新还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我们曾实施过。

继续优化房地产政策，尽快扭转房地产价格下行预期。（1）关于商品房限购，一线城市有必要进一步放松，例如放开郊区限购、大户型限购、商住限购，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降低非本地户籍购房社保年限，增加多孩家庭购房指标等。（2）购房成本方面，各地在“因城施策”的基础上，合理调整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降低交易税费、提供购房补贴等，降低居民购房门槛和成本。（3）政府收储方面，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支持力度，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推进收储工作顺利进行。（4）供给方面，出让优质地块、取消不合理的规划限制、将核心地段的部分商业用地修改为住宅用地，满足居民对好地段、高品质商品房的需求。

（编辑 尚鸣）

当前社会比较关心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温差”问题。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5%左右，失业率5.5%以下，CPI在1%以下。在全球经济低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这样的增长格局还是较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是否还要进一步宽松？

近些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货币适度宽松政策，流动性较宽松，融资成本持续下降，金融体系资金空转的问题比较突出。如果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需要考虑资金的需求，是否会加剧资金空转的问题。

财政方面，主要的问题是地方财政的可持续问题，以及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压力，这在宏观上已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痛点，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所以，当前我们不能简单地在总量调控方面加大力度，而是要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既解决短期问题，也有利于长期的发展。要找到真正影响当前宏观经济发展的关键症结，采取有效对策。

房地产市场下行对当前宏观经济的影响

    （1）国内消费：疫情之后，国内服务消费的增长明显高于一般商品消费的增长。消费品市场不景气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市场下滑。

商品房销售的低迷，主要影响到建筑装修、家具、家电等相关商品的消费，而非服务消费。今年1-6月，服务消费同比增长7.5%，而同期商品消费仅增长3.2%。由于住房相关消费主要在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主要影响到城镇消费需求下降，而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高于城市。

如果我们将与房地产相关的商品消费排除在外，今年上半年国内零售消费品总额的增长已经基本恢复到2019年的增长水平。

（2）投资方面：除房地产外，固定资产投资表现良好，三大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整体呈现“一快一稳一降”。

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强动力。今年1-6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5%，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57.1%，有力支撑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持平稳增长。1-6月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5.4%，增速比全部投资高1.5个百分点。

    房地产投资延续下行趋势，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拖累。1-6月房地产开发投资5.25万亿元，同比下降10.1%，降幅较2022-2023年同期平均值扩大4.5个百分点。

    （3）受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也在发生变化。2009-2019年，房地产业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96%，2019年为7.14%，2024年二季度已经下降到5.55%。据此估计，全年房地产对整体经济增速将拉低0.4%。相应地，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今年5月土地出让收入1.28万亿元，同比下降14%；占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和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比重分别降至13.22%和23.7%。这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居民购房刚需没有明显减少。据《新京报》6月份问卷调查显示，“5.17新政”后，计划购房者中的44%表示买房意愿增加（其中约一半计划一年内买房），但多数人因担心房价继续下跌，仍持观望态度，等待最佳入市时机。

从长期眼光看，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6.16%，而发达国家普遍在70%-80%以上。若按照每年城镇化率增加近1个百分点，庞大的人口基数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仍将带来规模不小的新增居民住房需求。

    从居民住房需求结构看，改善型、置换型需求仍有增长空间，结构性供需缺口始终存在。今年上半年，改善类项目销售额占比明显提升；其中140-200平方米销售额占比24.7%、200平方米以上销售占比22%，分别较上年增长4.2、2.8个百分点。

202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1.2亿平方米，预计未来每年新增住房的需求中枢为8亿-10亿平方米，属于居民刚性需求。不少人认为现在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支持对房屋的购买力。但尽管经历疫情等因素冲击，我国居民收入还是保持增长态势。2024年6月，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33元，同比增长5.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561元，同比增长4.6%。

    居民存款保持增加。截至今年6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301.7万亿元，同比增长6%。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共增加11.4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9.27万亿元，占比80.9%。

    （4）我们不能把房地产销售下滑的主要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居民收入下降和财富的下降。短期看，困局的原因还是人们的消费能力下降，市场预期偏弱。据人民银行调研数据，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把钱用于储蓄，消费基本维持不变，投资占比持续下降。

    社会情绪低迷、市场预期不足，我认为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部分龙头房企接连爆雷，导致烂尾楼增多，在舆论发酵下恐慌情绪蔓延，投资炒房客离场；二是居民虽有刚性或改善性购房需求，但越来越多的购买者持观望心态，导致楼市供求关系不平衡加剧，造成房价下滑。股市持续波动下行、房产和股市的财富效应下降，影响到社会预期和信心下降。

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当前经济发展低迷，原因之一在于房地产龙头企业的风险导致市场观望、需求不足。应尽快摸清风险底线，控制房地产相关不良资产风险的累积和蔓延。动作越快，隐患越少，房地产一旦成为烂资产，所带来的风险对企业本身，对银行和对居民都会形成共振，不断累积。

    中长期要恢复房地产的良性发展趋势，作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因素。未来房地产的增长不可能恢复过去增长态势和发展模式，但它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要拓展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逐渐减少对房地产发展的依赖，同时着力培养增长点，取代未来房地产在经济增长中的下降分量。

    要尽快形成对龙头企业的处理方案。

    当前预期不稳，主要由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引起。越来越多居民观望等待，造成内需不足。房地产龙头企业形成的烂尾楼是造成问题的关键，无法按期交楼的停滞项目严重影响购房者信心。

    比如，目前恒大仍有60多万套烂尾房，涉及几十万购房者的切身利益，拖欠银行资金约6000亿元，拖欠供应商款项在10000亿元以上，可以想象这对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情绪。这还只是一个恒大造成的影响。若放任市场自主平衡风险出清，就会拉长下行周期。

    需尽快形成对经营不良的龙头企业的处理方案，剥离非主营业务，切实做好“保交楼”工作。尽快处理烂尾楼，既能避免不良资产积累、恶化，又有利于扭转市场情绪，压缩负面事件的社会影响周期。

    一是区分优劣不同的房企的救助方式，有针对性、侧重性地推进行业风险加快出清。

    二是可考虑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牵头承接，一次性地且专业化地解决问题，包括直接对接破产企业的债权、股权及资产实施重整，以及提供资金、信用等间接支持，最后通过市场化运作消化吸收。

    三是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及有实力的企业接手，采用“托管”模式，统筹项目管理和资金调度，升级后续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确保“保交楼”工作尽快达成。关键是要逐渐平抑市场的观望等待和预期不稳的情绪。

    推动房地产市场转型。

   因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对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作用，要积极推动房地产市场转型，使之进一步规范化、健康化。

    一是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今年上半年“三大工程”拉动房地产开发投资0.9个百分点。

    二是推动商业地产可持续发展。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科技类、独角兽企业加快成长，利于带动写字楼、相关产业园区需求的增长。推动城市更新改造等。

    三是需要对房地产企业的行业标准进行明确。加强建筑资质审查和行业标准规范。新建项目审批更注重建筑质量和居住品质，严格筛选开发商资质和项目承接能力。资质不达标房企不得承接工程。

   支持高质量房企，督促其进一步提升土地规划和设计能力，增加能经受百年质量考验的优质住房。全面启动资质监管系统。建立房地产改造、更新、维护和物业关系的长效机制，构建良性发展新业态。

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培养基础、构筑新赛道

    一是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全球美誉度和品牌价值，扶植、打造龙头企业，提升产业的话语权。我国制造业有很多企业，产品质量很好，但品牌影响力不够，不少企业只能为国际大品牌做代工，所得利润非常有限。提升我国企业的产品品质、提高国际美誉度和品牌价值，对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极为重要。

    二是重视传统产业装备制造能力的提升，从源头上提升产业链的控制力、韧性和安全性。我们有轻工纺织这样竞争力很强的行业，但很多加工装备还是依靠进口，装备制造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三是加大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开发，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要以更加坚实的科技、管理、资本动员能力，在未来产业（数字与人工智能、先进材料与制造业、量子科学、电子通信等）布局，加强基础科研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投入。

    在当前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有效需求不足、预期不稳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大对这些行业的投资、以财政资金直接投入引领社会资本的参与，既有利于解决现在的投资需求问题，也有利于持续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占领未来新产业制高点。

    （编辑 碣石）

发行特别国债和“两重”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国家推动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两重”建设与国债资金的筹集有密切关系，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在已有的国债发行机制上进一步加码。这几年发行量很大的地方专项债，也是中央层级特别国债的地方化，专项债还本付息最长期限是按30年进行安排。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1998年，朱镕基总理推动推出2700亿元特别国债，偿还期为30年。地方专项债是在地方政府没有其他手段的情况下，帮助地方解决一些特别急迫、同时又与长期目标相结合的问题。另一个作用，就是当地方无法从别的渠道找到资金时，地方专项债可以先帮他们解决燃眉之急，也就是应急性的“以债化债”。所以地方专项债基本上是先起一个缓冲作用，此后再对接到适应长期目标的一些项目上。

总体看，目前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情况比较顺利。但在“发得出”的同时还要强调“用得上”。前些时候我曾经表达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我认为中国现在“有效投资”项目俯拾皆是，中央和地方通过债务筹集的资金可对应的项目，可以列出几十项。比如北京已有的轨道交通网要补充，形成密度足够、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中心区域的联通状态要“立体化”，而且要通盘规划，建设全网络状的停车场和停车位，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等等，都是必须建设的；再加上结合乡村建设，结合防涝抗洪的迫切需要在各地建设类似海绵城市、综合管廊，以及必要的对接基本农田的灌溉系统等等。国土开发还有许多非做不可的事情，种种具体项目，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做好中长期的资金安排。项目启动的短期效果就是扩大内需。一般经验，项目开工，30%-40%的资金支出是工资等人头费，马上就形成当期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促进消费，跟着就是优化经济结构，增加发展后劲；这些项目主要是为了实现“正外部效应”和综合绩效，有助于积累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后劲。从有效投资入手，带来对全局的贡献。当然，由政府为主体推动的项目投资机制，必须有高的规划水平，并且需要阳光化的管理，以及项目进程中的有效管理监督（工程监理，全程监督），这就不展开说了。

现在社会上普遍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不足，增加有效投资是提振社会信心、改善预期政策组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预期往往是自我复制或强化的，如果普遍预期不好，最后就会形成不好的局面。当然提振社会预期不是简单只靠增加投资就能够解决全部问题，宣传工作也要跟上。宣传工作不能只靠宣传部门，如果清网行动能切实打击违反“两个毫不动摇”和违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方针的错误言论，是可以提振信心的。

发行公债与经济发展效应的关系：理论说明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是从经济学公案的“李嘉图等价定理”（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筹款或通过收税筹款的效果等价）切入。我认为这个“等价定理”会产生很多误解，我们不应该再受这个所谓定理的牵制，而是应当正面肯定公债的功能及其不可缺少的作用。理论的论证，就是比照拉弗曲线：设定一个直角坐标系，横轴表示发债规模从零点向右逐步增大（不是拉弗曲线的税率从零向右逐步增大），纵轴表示从多角度论证的正面效应。和拉弗曲线类似，公债为零时没有正面效应，发行公债后，正面效应开始是向上抬头，当债务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其正面效应的曲线调头向下——这和税收的效应曲线类似。而政府债务规模如果发行过度就可能变成负效应——一直可以掉到负的区间，也就是产生危机。所以理论的论证可以说明，发行公债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合理的规模和优化相关的机制。

扩张性政策需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在前述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我认为现在需要当机立断。去年我国经过努力，争取到了5.2%的年度增长成绩，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底线上。按照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到那时中国经济总量按人均GDP计算，要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这样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不少于4.7-4.9%。现阶段要力争在5%或稍高些，因为一般来说，15年的前半段速度重心应相对高，基数大了之后速度重心还要往下落。这个战略诉求不是一厢情愿，从很多研究者所做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结果可以佐证。今年开局还不错，二季度有所回落。怎么夯牢经济向好的基础？不能再犹豫。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这一精神的贯彻是非常必要的。

从“系统集成”思维把握消费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关系

关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认识。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中有这样一个认识框架：整个经济活动是需求和供给两方互动的循环——人类生活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包括生存的需求、发展的需求等等，但需求这个原生动力的满足，一定是供给侧的有效供给对需求的回应。这个响应和回应机制，在近现代社会就是靠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创新和生产活动，所形成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效供给，当今信息时代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有效供给在不断引领和创造消费方的需求，引领和满足用户体验的提高。乔布斯的苹果手机出现之前，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能有这样满足用户体验的东西。所以要肯定萨伊的“供给可以创造和引领需求”这一定律的合理内核。“供给”对于当下现实生活的意义，也就是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一定是发生在供给侧。

对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的认识：要承认供需互动的循环，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基础），但是社会消费如果能够持续地得到满足，它一定要具有有效投资作为源头活水（关键），即供给侧投资的发力。投资供给的有效性，带出的是稳定就业的老百姓的购买力的形成。如果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巨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就可以得到释放，也就是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三驾马车”，无非是把这样的结果往前追溯为：对于一个可通约的需求方的总量作结构化的处理，分解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这个结构性的特征一定要延伸到供给侧，才能把整个循环说清楚。而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就更加复杂——包括生产力布局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等。这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是真命题。

所以，经济发展是“消费驱动型”还是“投资驱动型”，不能简单分为两个方面。消费作为可认同的需求侧原生动力应不断地得到供给侧创新动力的回应，形成不间断的供需循环，实际是供需两者再加上净出口共同驱动，在某种意义上，更多强调动员一些消费潜力，可称之为消费驱动；而在特定阶段（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土开发进入高潮时期）会更多强调投资驱动，这些都有一定的阶段性的道理，不能绝对化。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历过投资饥渴，目前我国发展阶段中则更多表现为投资不足。我们分析统计数据要分析谁更有支撑力，不能仅满足于从统计结果看起来的贡献比重上升（比如2023年消费贡献率是82%，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象）。

真正的发展动力是由创新驱动的，特别是供给侧投资-产出的创新，这是真正可以带动全局、能够满足消费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需要强调“系统集成”思维，把供需互动、消费和投资共同带来的释放活力的局面，按照改革的配套和总体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思想观念创新，看成是一个必须掌握好的系统工程。

（编辑  碣石）

目前，投资统计数据存在不完全不完善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投资乘数效应的估算，统计方法应有所调整更新。需要提高对投资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加强对发行超长期国债搞“两重”建设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政策实施效果的政策宣传，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的信心和预期。

必要性、迫切性和现实意义

推动储蓄-投资转化

新冠肺炎疫情几年来，我国经济的消费率逐年下行，由2019年的55.8%下降至2022年的53.2%，降幅达2.6个百分点，相应地，国民储蓄率由2019年的44.2%上升至2022年的46.8%，而同期投资率一直保持在43%左右，储蓄-投资转化缺口由2019年的1.2个百分点扩大到2022年的3.3个百分点。如果按《2024年中国统计摘要》的数据，2022年的储蓄-投资缺口更大，为5.2个百分点。另外，2023年，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且投资率也上升，但储蓄率仍高于投资率2.2个百分点。

引导带动民间投资增长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2024年1-6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1%。民间项目投资（扣除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增长6.6%。分行业看，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11.5%，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2.0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民间投资增长5.8%，增速比全部基础设施投资高0.4个百分点。上述可见，受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影响，民间投资增速低于平均增速。

表1 分行业投资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 Wind

统筹化债与发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妥善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严防新增债务风险。在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过程中，12个重点省份（亦可称之为债务高风险地区），一要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民生类项目及国家级别的重大政府投资项目除外）；二要严格清理规范政府投资项目。从调研情况看，化债省份除了民生类的和国家级别的重大政府投资项目以外，大部分新建政府投资项目都受到限制。还有一部分在建项目可能也得规范，所以，如果没有超长期国债的接续，地方经济的压力比较大。发行超长期国债专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有利于统筹化债和发展。

带动效应明显：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为例

一是设备更新拉动投资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7.3%，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8%，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1个百分点。二是以旧换新激发消费活力。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企业）家电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3.1%，较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2.1个百分点。三是循环利用体系加快完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3160个智能化社区废旧物资回收设施；全国机动车回收量达到307.4万辆，同比增长24.8%。四是标准提升促进绿色转型。今明两年拟制修订的294项涉及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国家标准已经全部立项，其中设备能效、电动汽车等重点领域55项标准已经发布。

近期，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即在现行“两新”工作格局和政策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强化中央和地方联动，明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安排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设备更新方面，在原有的工业、环境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物流、教育、文旅、医疗等7个领域设备更新和回收循环利用的基础之上，将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扩大到能源电力、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以及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和安全改造。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借鉴一些地区的成熟经验做法，将个人消费者乘用车置换更新，家电产品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旧房装修、厨卫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的物品材料购置等，一并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此更好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不断提高居民生活的品质。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包括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个方向。在支持设备更新方面，安排了近1500亿元左右国债资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直接向地方安排1500亿元左右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地方自主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与投资补助等传统支持方式不同，这次向地方直接安排资金，将赋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在符合“两新”总体要求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地方的创造力。

政策实施效果已经显现

总的来讲，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政策效果也在逐渐显现；当然政策的实施与执行方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在超长期国债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中，投资方面由发改委牵头，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的国债资金是直接“切块”到地方。目前,政策作用效果上各地的感受略有差异。比如中部某省，符合政策支持方向的领域较少，它能争取到的项目和资金相对就比较少，地方感觉到的政策红利小于最初的政策红利预期。也有个别省份，符合政策支持方向的领域较多，能够争取的超长期国债支持的项目数量和资金规模较大，这样可能会出现对地方政府性资金来源的挤出情况。

由于5月份才开始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故具体投资计划的下达、国债规模以及对应的投资项目的安排等方面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弱于市场预期。目前财政部已经公布了三季度的超长期国债发行计划，下半年的速度应该会加快。

另外，在关于发行超长期国债专项用于“两重”项目建设重大意义的宣传比较低调，也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使人们觉得“两重”项目决策效率有待提高。个人认为，经过上半年的探索实践调整，下半年的工作效率一定会提高。今年是发行超长期国债开展“两重”建设的第一年，政策的实施在相关制度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中，政策的推进效率和实施效果一定会不断提高的。

尽管政策实施过程、工作机制还有许多有待改进完善的方面，但政策实施效果已经显现；相关政策和机制正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完善，其重大意义也必将进一步显现。

(编辑 尚鸣)

中信基金会于8月11日在京举办“‘两重’建设和宏观经济政策”研讨会。与会专家深入学习了7月3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两重”建设文献，着重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对扭转经济增速下行、有效需求不足局面的政策选择，以及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上半年经济总体向好，增长动能偏弱，运行出现分化

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为5.3%，二季度为4.7%。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增长仅为0.1%，7月经济金融数据总体偏弱。从趋势看，一二季度经济环比动能弱于去年同期（2023年各季度GDP季调环比分别为1.8%、0.8%、1.5%、1.2%，今年一二季度分别为1.5%、0.7%）。如三四季度GDP季调环比达到去年同期水平，则下半年的GDP增速为4.7%，全年增速为4.8%，低于年初制定的“5%左右”的增速目标。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5%，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57.1%；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增长5.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1%，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拖累。

据财政部数据，上半年税收收入同比降低5.6%，非税收入增长11.7%。7月份税收收入持续下降，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专项债发行进度偏慢，财政支出力度不足。

总体看，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增长动能偏弱。

有效需求不足，运行继续分化

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供需失衡，并导致经济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的背离、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居民和企业对经济恢复的获得感不强，拖累预期和信心，影响消费和投资的有效提振。

经济运行继续分化。一是供给好于需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和投资的增速；二是外需好于内需；三是工业好于服务业，服务业主要受到房地产业的拖累，工业生产及投资主要由设备更新以及出口等因素带动；四是中央财政支出及其带动的基建投资好于地方基建投资，上半年中央财政支出增速9.6%，地方财政支出增速仅0.6%，1-7月中央支出的铁路、水利投资累计同比增加17.2%、28.9%，地方相关的道路运输、公共设施管理投资累计同比低至-2%和-4.7%；五是宏观数据好于微观感受，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物价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经济下行、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不稳影响了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也影响到企业因降本增效、压缩办公差旅等费用。

李宗光（诚通证券研究所所长）认为：我国经济有长期的任务和挑战，也有短期的任务和挑战。长期要改革、要推进产业升级，短期迫切的任务是扭转总需求不稳和经济下滑局面。如果短期的问题解决不了，高质量的发展也无从谈起。

房地产下行影响经济稳定

陈卫东（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贡献近1/3，其重要作用无可替代。房地产市场低迷和沉重的地方债务包袱，影响了总需求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今年1-6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25万亿元，同比下降10.1%，降幅较2022-23两年的同期均值扩大了4.5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低迷，影响到上下游建筑装修、家具家电等行业。

要尽快控制房地产相关不良资产风险的累积和蔓延，动作越快，隐患越少，因为房地产一旦成为烂资产，对企业本身，对银行和对居民都会形成共振，不断累积。比如仅恒大一家就留下60多万套烂尾房，涉及几十万购房者的切身利益，拖欠银行资金6000亿元，拖欠供应商款项1万亿元以上。可以想象这会对市场造成什么样的负面效应。

建议：(1)继续优化房地产政策：一线城市进一步放松商品房限购政策，因城施策合理调整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加大对政府收储商品房的支持，核心地段的部分商业用地修改为住宅用地；(2)为稳定预期，尽快形成对处于困境的龙头企业的处理方案；(3)有针对性、有策略性地推进行业的风险加快出清。

社会信心不足影响市场需求和发展动力

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尽管这几年出台了多项降低利率、鼓励消费的政策，但2020-2024年1月的4年间，中国家庭住户存款余额增加了58.24万亿元，相当于2009-2019年的总和。社会融资去年是负增长，今年上半年社融增量累计18.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5万亿元。在低利率下群众选择存款而非消费和投资，说明消费者、社会资本以及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存在不确定的预期，信心不足。预期不稳也导致不少人“躺平”：干部怕担责，企业怕投错资，个人怕买错资产。该投资的不投资，该消费的不消费，导致需求不足。

罗志恒：一些外国通讯社如彭博社、路透社等也推波助澜，不断出段子唱衰中国经济，对国内舆论和社会预期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孔丹（中信基金会理事长）：看宏观数据经济还好，可实际感受经济很冷。稳定预期是基本的信心问题。预期普遍不好，可能形成不利的局面。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已经显示出“紧缩螺旋”的特征，再发展下去越来越难打破，市场环境低迷、很多企业处境艰难，一旦拖垮就很难再活过来。

加强“逆周期调节”,下决心“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

与会专家认为，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和微观主体信心不振，是当前宏观经济的最迫切挑战，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经济的复苏。7月30日政治局会议要求“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要加强逆周期调节”；下决心“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

积极财政政策要与货币政策配合

苏宁（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的时候，企业看不到市场前景，尽管银行贷款利率很低，企业也没有积极性去贷款投资，也就是“流动性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社会总需求的增长。所以当前非常有必要扩大财政开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扩大社会总需求；要发挥投资的驱动作用，特别是政府投资在带动放大有效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配合。如果货币发行量维持原来的速率增长，居民、企业和银行就会用原来用于消费、投资、贷款的资金购买国债，但总需求没有相应增加，形成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所以必须适当增加货币供应。

最后，扩大财政赤字只能在短期起到引导社会总需求扩大的作用，经济的正常增长还是要靠市场活力和民间投资的增长，这时货币政策就要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机配合，合理节奏，才可以使我们战胜困境。

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缓解地方债务

地方财政的可持续问题以及融资平台的债务压力，已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陈文玲：解决地方财政的困难，必须有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这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地方上的很大部分的欠债用于建设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形成国家资产，这些资产将长期支撑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都让地方承担不尽合理。“两重”的支出方向，应从解决这些最紧迫的问题入手。目前地方财政没有新的税源支撑，这个真空期必须平稳过渡，不能长期影响到基层的运转。

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提升财政政策效用，要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着眼于系统性的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央地财政关系。(1)按能力与事权匹配的原则，合理划分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拓展税源；(2)减轻地方政府债务包袱：对地方存量债务进行甄别并确定债务归属，凡履行中央事权形成的债务由中央负责偿还，甄别分类后的债务纳入各层级预算管理承担各自责任；(3)调整政府债务结构：合理控制专项债新增规模，缩小地方债券发行规模；(4)通过发行国债，调整央地债务比重，提高中央支出占比、加大中央的举债责任。

财政货币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罗志恒：在财政政策方面：(1)研究追加赤字、增发国债；(2)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放宽使用范围，将部分专项债额度调整为一般债。(3)优化“化债”政策，通过国债转贷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接部分地方债务，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方式，缓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尽快解决地方财政压力和地方政府的应急状态。

在货币政策方面:(1)考虑银行进一步相机降准或降息;(2)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加大对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政府收购存量房的支持;(3)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减轻购房者还贷压力。

宏观调控要兼顾短期和长期发展

陈卫东：宏观经济政策不应是简单的总量调控思路，积极财政政策既要解决短期问题，也要为中长期发展新动能构建基础，逐渐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1)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扭转部分企业长期为跨国公司代工的状况；(2)进一步提升现有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扭转部分行业的加工装备、测量仪器仪表依赖进口的状况；(3)加大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开发，重视基础和应用基础科研，以更加坚实的科技、管理、资本动员能力布局未来产业。

“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

余永定：总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这已成为共识。如何扩大总需求，学界有两种意见：(1)扩大基础设施投资；(2)直接给居民发钱。

外国一些学者也在议论中国“储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产能过剩扩大出口、影响他国经济”，“应从投资驱动模式转为消费驱动模式”等。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消费率过低”的说法并不正确。2013年至今，中国平均消费率约54%，其中社会零售商品额/GDP比甚至高于美国。美国总消费率高达80%以上，其中2/3是服务消费（中国是40%）。中国人的实际消费水平（衣食住行、教育健康）不输发达国家。中国较高的储蓄率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的优势而不是弱点。

有一种说法：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仅40%（相对美国的75%）。据权威信息：近年根据入户调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是43%-44%，而按资金流量表计算是60%左右。显然后一个数据更接近事实，因为入户调查大概率会少报家庭收入。

长期经济增长来自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贡献，而消费不是生产要素。只有讨论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刺激需求、发挥既有供给潜力时，“消费驱动”才有意义。实际上，2014-2023的10年中（除2022年），中国消费需求对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在53%以上，均超过投资需求。即使从短期宏观调控意义上说，近10年中国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也不符合实际。所以，我们不要陷入“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二选一的话语陷阱。

近几年中国CPI趋近于零，确实消费需求不足。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在消费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大致稳定的情况下，GDP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停滞或下降、预期恶化导致消费需求不振，消费需求不振再影响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所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走出恶性循环所必需。

增加居民收入有三种可选择途径：(1)政府直接发钱给居民。但如果居民尚未恢复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一次性的补贴很可能转化为储蓄，且动用巨额财政资金向特定居民群体发放补贴，实际操作难度和可能的副作用难以预料。(2)立法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再分配力度，提高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3)通过立法完善社保和医保体系，使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后两项措施肯定有效而且必要，但短时间内不易见到效果。

没有投资就没有未来的经济增长。我国30多年的经验证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是弥补总需求不足，恢复社会信心的最好办法。而且它能够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民间资本投资，增加居民收入，推动经济恢复正常增速。实际上，我国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还有很大投资空间。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提出“新基建”概念，包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行超长期国债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对改善宏观经济和国家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贾康（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消费作为需求侧的原生动力，应不断地得到供给侧创新动力的回应，方可形成顺畅的供需循环。扩张性政策需要持续性用力，更加给力。经济发展是“消费驱动型”还是“投资驱动型”，不能简单分为两个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更多强调动员消费潜力，另一特定阶段则更多强调投资驱动。中国真正的发展动力是由创新驱动的，我们需要强调“系统集成思维”。通过改革创新，让消费和投资相辅相成，释放经济活力。

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建设

7月30日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政府投资支持的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

专家们一致认为：国家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大决策，在当前民间投资意愿不足、地方债务压力大的情况下，必须实施特别举措，增强社会信心、走出总需求不足和通缩的困境。也要看到，这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要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个战略高度来规划两重建设，加快推进实施。

改善债务结构完善投资体制

杨萍（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发行超长期国债、专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有利于优化中央-地方政府债务结构、降低宏观债务成本，也有利于统筹“化债”和发展。目前中央政府还有一定的加杠杆空间。从地方情况看，超长期国债对缓解地方投资压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杨凯生（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两重”投资，第一，由中央财政出面发行超长期国债，使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和负债结构有了一定调整，符合改革的方向；第二，由中央掌握重大投资的标的，对项目的把握可以更准确一些；第三，央行把商业银行传统的贷款资产和投资于债券的资产合并统计，使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得到优化；第四，政府融资成本的优化，因地方政府向银行发债难度大且谈判成本高，而这次中央政府超长期国债发行的中标率只有2.47%，比同期限的地方政府的债息低13个BP。

效果在逐渐显现

苏宁：从当前特别国债的发行情况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是比较好的。特别国债发行的市场认购率接近4倍，国债中标利率只有2%强，说明市场资金是充裕的，这也反映银行有钱但企业贷款积极性不高，说明了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杨萍：超长期国债政策的效果已逐渐显现，在政策执行中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完善。如鼓励设备更新带动了投资的增长，上半年全国设备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7.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1个百分点；大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为激发消费活力做出贡献，促进了循环利用体系的完善，等等。近期中央安排了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促进消费需求。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统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妥善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严防新增债务风险。在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过程中，要求重点省份（债务高风险地区）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民生类项目及国家级重大项目除外），严格清理规范政府投资项目。调研情况表明这一要求基本得到执行。很显然，发行超长期国债支持“两重”建设，有利于统筹化债和发展，对缓解地方投资压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改善项目投资审批标准

多数到会专家认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投资主要是长周期、低（零）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带来的是长期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能力的提高，不应过于强调所投项目的赢利性和现金流。超长期国债也是耐心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支持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技术，需要更多的耐心资本。

建议有关部门多从带动效应的角度看问题，项目审批分类处理，程序有所创新。考量一个项目几十年内达到多少收益率，很难客观精准，意义也不大。比如修建港深高铁解决了两地同城化问题，快捷方便的交通，每个周末30多万香港人到深圳带动的消费，当年谁能想得到。又比如西部是我国战略腹地，是否要多投入一些，让当地群众享受到和东部同样的基础设施。

建议加快“两重”项目启动，进一步扩大国债发行规模

专家们认为，鉴于今年上半年消费增速明显低于上年同期、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为实现今年的GDP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应比上年有大幅度提高。为此，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同今年财政预算所能提供的资金之间，存在很大缺口。建议国家在加快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发行速度同时，应考虑进一步增加国债发行规模。

发行长期国债的工作机制建议

杨萍：总的工作要求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变项目管理方式，统筹用好各类政府投资，重点引导各方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工作，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带动作用。加快推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建设，抓好2023年增发国债项目的后续实施工作。

袁海霞（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执行院长）就长期国债发行工作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1.统筹好各种政府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合理安排发行节奏。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增量支持政府债券的发行。

3.理顺两重项目建设中的中央-地方投资关系，合理划分央地财权事权，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及支出责任，做好央地财政预算统筹及分配。地方政府要做好配套资金的支持，合理安排预算；中央层面要统筹各方资源，畅通信息沟通，优化项目报批，协同推进项目实施。

4.根据项目收益、期限等因素分类，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关系社会民生的纯公共领域以政府投资为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准公共项目，财政资金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5.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优质项目的支持力度，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及优惠利率，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对参与“两重”建设资金投放的商业银行予以政策支持；鼓励保险机构参与项目投资。

刘威（红华资本合伙人）：我国发行国债中10年期以上的只占16%，比美欧日债券市场中长期国债所占比例低很多。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还有很大的空间。

纽文新（《中国经济周刊》首席研究员）：国债市场需要有强大的做市商，因为国债收益率的微小变动可能带来市场价格显著波动，而国债价格是国家的信用价格。建议央行承担起主要做市商角色，因为商业金融机构更多是要考虑商业利益。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我们要抓住“总需求不足”这个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尽快落实中央精神，以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克服经济增长的挑战，走出“L型增长”困境。

（编辑 尚鸣）

　　当前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国内学界在应采取何种刺激需求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一种意见是，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为突破口，拉动社会投资并带动居民收入和消费增加；另一种意见是通过直接给居民发钱等方式刺激社会消费。

国外不少经济学者也在热议中国的“产能过剩”，认为“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最近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杰伊·香博（Jay Shambaugh）撰文称：中国储蓄占GDP的40%-50%，消费率（最终消费额/GDP）小于40%。过去中国的高储蓄是靠国内投资和出口增长，现国内经济低迷、房地产投资下滑，经济增长更依靠出口，这将影响他国的就业和收入。中国应提高消费率，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

究竟应该通过哪一种途径弥补总需求不足，实现今年5%的GDP增速目标，必须有明确的回答。

中国的消费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是否过低

　　首先要弄清楚：国际横向比较，中国的消费率是否过低、储蓄率是否过高？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是否过低？

　　1.中国的消费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21年，中国平均消费率为54%左右，推算2023年消费率为54.7%，绝非杰伊·香博所说的40%。

　　2022年，美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82.9%（21.1万亿/25.7万亿美元），远高于中国。但就商品消费而言，2022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44万亿、合6.29万亿美元（按1:7汇率），同年美国商品＋餐旅消费支出7.2万亿美元。中国的社会零售商品消费相当于美国的87.4%。考虑到当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70%。中国的社会零售商品消费/GDP比其实高于美国（1.25：1）。

　　中国消费率所以远低于美国，主要是中美消费结构和服务消费价格不同。中国居民的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略大于40%，而美国一般占2/3（疫情期间占比明显下降）。现在没有找到可比的价格指数，根据经验，美国服务消费的价格远高于中国。 考虑到中美消费结构和服务价格的差异，中美间消费率的差别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大。

    况且，美国的高消费率（低储蓄率）也不适合中国效仿。因储蓄不足，美国社会多年维持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2023年，净海外债务高达20万亿美元，将近GDP的70%。如果不是 美元的霸权地位维系，其早就陷入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

　　2.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

    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才是真正判断中国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率是否过低的重要指标。中国生命预期高于美国（78.2岁vs.76.1岁，2021）。从卡路里摄取量、蛋白质摄取量、儿童身高、城镇居住面积、住房拥有率、教育年限、奢侈品销售、人均肉类消费等指标看，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不输发达国家，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

    考虑中国的社会实物转移因素（政府向居民的物质补助），即便不能进一步缩小中国消费率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至少也能进一步减少中国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按照世界银行2021年ICP价格进行调整的数据，中国在居住、教育、休闲和医疗的消费量，是使用市场汇率度量的消费量的两倍。在欧美日有长期生活经验的国人，对目前西方国家和中国国内生活水平的差距，更应该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中国的住房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居住是消费的最重要构成部分，但中国的居民购房在统计中被记入居民部门固定资本形成，购买家用汽车则记入居民部门消费。如果用国际通行的统计方法，按住房的消费品性质进行调整，中国消费率同美国西方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缩小。

近年来，中国年轻人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变化。2023年底中国个人消费性贷款（不含住房贷款）余额为19.77万亿元，同比增长9.4%；相当于GDP的8.3%。而日本这一比例为8.8%，美国为6.8%。

　　3.中国的储蓄率。

    储蓄率是消费率的镜像反映。据世界银行统计，2010年，中国储蓄率为51.1%，此后逐年下降，2016年降至45%，2021年为46.1%（和疫情有关）。

    据世界银行统计，部分国家的国内总储蓄/GDP的比值是（2021/22）：爱尔兰66%、新加坡60.1%、卢森堡52.2%、挪威49%、瑞士37.9%，东亚/太平洋地区39.1%；中等收入国家为35.8%，中高收入国家为38.9%。

　　各国国情（文化传统、地理/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年龄结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社保体系、政治体制、地缘环境）不同，且统计口径不尽一致。简单以储蓄率的国际比较，不足以判断一国储蓄率/消费率是否合理。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国民福祉（消费）。在给定生产能力情况下，投资和消费之间的选择，实质上是在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更好消费之间的选择。国内外已有的抽象理论模型，无法指导我们找到中国的最优消费率（储蓄率）。所以不应匆忙得出“中国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的结论。

　　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不存在计划经济时期“强迫储蓄”的问题，居民的储蓄是自主决定的。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居民储蓄率偏高，积累财富的意愿较强。较高的储蓄率为企业带来较充裕的可借贷资金，这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的优势，并不是弱点。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二战后，东亚国家经济持续高速成长是由于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特别是建立在高储蓄率并辅之以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基础之上。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科技创新，先进的技术最终要物化在资本品之中。目前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工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而取得今天的成就，高储蓄率功不可没。

    随着收入的增加，新一代居民消费偏好增加，储蓄率将逐渐降低。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选择，同时也不能完全放弃对居民储蓄倾向的影响。

　　4.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GDP之比。

    一些人把中国消费率过低的原因，归结为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过低。常见说法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约为40%，美国在75%左右。

    据统计局权威人士介绍：统计局有两套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一是入户调查数据，二是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的数据。据入户调查数据计算的可支配收入/GDP比是43%-44%（2021年是43.2%）。而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的数据，近年来该比值是60%左右（2021年是59.3%）。两套统计相差15个百分点以上。其原因不难理解：入户调查大概率会低估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低，意味着政府收入过高，反之则反。据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有关论坛发言所讲，2023年，中国财政收入/GDP比只有26%。

相比之下，2023年，美国政府收入/GDP比为31.4%，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为73%。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什么政府收入/GDP比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初步分析是，中美两国按收入法统计GDP的方法不完全相同。在中国，按收入法计算的GDP=[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1]+固定资产折旧[2]，可将上式改写为GDP=[（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所得税-法定减扣项]+（所得税+法定减扣项+生产税净额）[3]+固定资产折旧。并进而改写为GDP=居民可支配收入+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折旧。

设2023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为60%，[4] 已知财政收入对GDP比为26%；则固定资产折旧对GDP比应为14%。

2022年美国净固定资产存量（Current-Cost Net Stock of Fixed Assets）为85.9万亿美元，[5] 折旧量(Current-Cost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为4.30万亿美元。[6] 同年美国GDP为25.7万亿美元，因而固定资产折旧对GDP比为16.7%（4.3万亿美元/25.7万亿美元）。[7] 中、美资产折旧对GDP之比应该相差不多，因而资产折旧不能解释为何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收入对GDP比都低于美国。

按照美国定义，GDP=[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销售税+固定资产折旧+净外国要素收入。[8] 上式可改写为GDP=[（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所得税-法定减扣项]+（所得税+法定减扣项+销售税）+固定资产折旧+净外国要素收入。因而有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政府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净外国要素收入

可见，中美收入法GDP统计并不完全相同。第一，美国是销售税、中国是生产税净额。第二，中国不包含美国的外国要素收入项。

美国的销售税是州和地方政府税种，数量有限，相对GDP比很低。可以不予考虑。[9] 中国生产税对所得税的比例，应该大于美国销售税对所得税的比例。因而，中国数量较大的生产税也会导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减少。

净外国要素收入一项在中国GDP收入法统计中没有直接显现。2023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253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939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078亿美元，投资收入逆差约为0.96万亿元人民币，为GDP的0.76%。中国投资收入逆差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收入对GDP比的下降。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美国则是服务业大国，理论上，中国资本存量折旧对GDP应该高于美国。但统计数字似乎并未反映这一差别。

　　由于定义不同，统计口径不同，数据的可获得性差，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的比较，并不能有充分依据证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过低。   

无论中国的消费率（储蓄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同其他国家相比是偏高还是偏低，政府都无需刻意调整中国的消费率（储蓄率）、改变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势头的恢复，必要的调整将会水到渠成。而当务之急是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不能被一些暂时还说不清楚的问题转移视线。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

　　首先要弄清“投资驱动”的含义。经济的增长可分解为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等）的贡献。消费并不是生产要素，把经济增长模式区分为“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属于概念混乱。

宏观经济政策要着重解决的是短期内，在供给能力（产能）给定情况下，如何增加总需求，使实际经济增速同潜在经济增速保持一致，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只有在理清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各自对弥补总需求不足的有效贡献时，再具体讨论经济增长是应由投资、消费还是出口“驱动”，才有意义。

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投资增长的贡献。2007年我国GDP增长11.4%，其中消费、投资、出口的拉动分别为4.4%、4.3%、2.7%，

    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30.1%，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消费贡献率52.5%，净出口贡献率-44.8%。

    2010年后，中国GDP增速开始持续下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持续下跌。2012年，消费增长的贡献再次超过投资（消费贡献率51.8%，投资50.4%）。   

    根据统计数据分析，2014-2023年的10年中，除2022年之外，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投资需求（10年中消费需求贡献率平均53%左右）。依照作者推算，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4.7%、42.8%和2.5%。

    可见，即便在短期宏观调控、弥补总需求不足的意义上，把近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定义为投资驱动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大可不必陷入“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的二选一的话语陷阱。

如何弥补有效需求不足

　　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刺激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都能起到弥补总需求不足、提高经济增速的作用，然而就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而言，增加消费和增加投资的作用则完全不同。增加消费只能在短时期（新产能尚未形成之前）使现有产能得到更充分利用。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2023年，政府经济工作报告也指出“有效需求不足”是“突出矛盾”。

    目前中国CPI接近零增长，说明确实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是：应该如何增加居民消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促进消费就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2023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出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

　　在消费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大致维持稳定的情况下，GDP增速的下降和与此相伴的失业率上升，必然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停滞甚至下降以及收入预期的恶化；资产价格下跌也影响部分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又是导致GDP增速下降的关键因素。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很清晰的。　　

    在实践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有三种可行的办法：

    （1）政府直接发钱给居民，鼓励居民增加消费。问题是，如果居民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并未得到恢复，一次性的收入增加很可能会转化为储蓄。2023年，中国零售商品销售总额47万亿元，人均消费支出2.7万元。发多少钱、怎么发、谁来发？直接发钱在实际操作上的落地困难和在政治、经济上的副作用难以预料。

    （2）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低收入、弱势群体的保护，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通过收入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可以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消费需求。

    （3）完善社保、医保和低保体系，使居民能够消费、敢于消费。

    后二项措施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在道义上也是必须要做的，但建构完善制度体系不是短期内可奏效的见效。

　　30多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经验证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公共投资），是弥补总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办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直接弥补总需求不足，而且能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民间资本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些专家学者不赞成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刺激需求的主要理由是：（1）基础设施项目已趋于饱和；（2）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浪费严重；（3）加剧产能过剩风险。

　　中国是世界上基础设施建设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许多领域是超前的。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目前可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俯拾皆是。例如地下管网就是最明显的一例。截至2020年底，我国铁路运营总里程位列世界第二，但铁路密度和人均铁路里程与主要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公路总里程位列世界第三，但总里程密度和人均里程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差距较大；2018年，中国人均发电量仅为全球第一的加拿大的四分之一。2020年，中国每百万人仅拥有948台互联网安全服务器，仅相当于全球第一名丹麦的0.3%。我国供水稳定性仅位列全球第68位；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全球位居第74位。

　　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提出“新基建”概念，包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此外，在公共投资（教育、医疗、养老）领域，中国依然有明显缺口。

    在某些领域，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存在“超前”问题，但总体上看并非如此。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超前”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投资项目的市场需求，而是有关方面的决心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且有利于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一般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周期长，回报率很低且难以产生现金流，因而是私人投资者不愿进入的领域。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非盈利性，中央政府应该承担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的主要责任。总需求不足时期，正是大力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时机。

　　自2012年3月以来，中国物价的低增长和负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存在供大于求的缺口，即产能过剩。在宏观经济层面，产能过剩与总需求不足是同一个概念。为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不可能导致在宏观层面上明显的“产能过剩”。而宏观层面的总需求不足同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是可以并存的。如果不加区别地刺激投资，或刺激某些已经（或可能）产能过剩的特定产业（如房地产部门），刺激政策就会加重产业层面上的产能过剩。

    所以，政府在推出刺激计划时强调的是基础设施投资，而非其他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提高的是经济总体的产能，而不是特定产业部门的产能。不仅如此，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不会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现实产能。因而，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在宏观和产业层面导致产能过剩。

应进一步增加发债规模

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依然是启动经济增长、扭转“L形”增长衰退，恢复社会信心的最好办法。基础设施投资首先应该考虑是社会经济效益，不应过于强调盈利性和现金流。

　　笔者简单推算，鉴于今年上半年消费增速明显低于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为实现今年的GDP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应比2023年有大幅度提高。

    但是，为此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同今年财政预算所能提供的资金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因而，建议国家在加快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发行速度的同时，应考虑进一步增加国债发行规模。超长期国债销售的成功，说明商业银行对国债需求旺盛。中国依然有相当大的财政扩张余地。一直苦于“资产荒”的商业银行并不缺少购买国债的意愿和资金。更何况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防止国债发行导致收益率曲线的上升、对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效应”。

总之，我们必须打消各种顾虑，抓住主要矛盾，不被各种话语陷阱迷惑，坚持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坚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特别是在“两重”领域加大投资力度，以确保2024年5%GDP增速目标的实现。

（编辑  碣石）

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

断臂求生：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的评述

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是从1998年到2003年，即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总理的5年。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工作是国有企业改革脱困三年两大目标（从1998年到2000年），主要工作包括：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再就业中心建设，和针对特定行业、特定类型企业的脱困措施。这几项工作使连续多年净亏损的国有中小企业通过改制退出了国有序列，使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通过破产方式退出了市场，准确地切断了国有企业两个最主要的亏损源，改革取得的经济效果非常明显。

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净亏损的有12个省市，到2000年底全部扭亏为盈；5大亏损行业中有3个实现了扭亏，煤炭和军工行业的亏损额也有较大幅度下降。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亏损面由1997年底的39.1%下降到27.2%；1997年底6599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中，有4799户通过多种途径摆脱了困境。

2000年12月27日，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同志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报告：“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央提出的三年两大目标已基本实现。”

2002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进一步上升到2633亿元，2004年达到了5312亿元，三年改革脱困确实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状态出现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

一些人批评三年改革脱困主要用的是行政手段，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采用市场的办法，这种批评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中国当时处于转型期，理想化的市场机制、市场的办法当时尚不存在。我国当年既没有一个依靠市场能自动使结构调整优化的机制，也不存在一个依靠市场能顺利实现人员流动的机制，行政手段可能是在当时国情条件下能够把改革和结构调整推动起来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中国在改革道路中如何转型、如何以政府行政手段，创造条件，构建市场机制的宝贵实践经验。

重要的是，我们用行政手段去实现的目标，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种行政手段的有效运用，大大加快了国有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和内涵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以往国有企业改革的内涵是狭义的，主要是体制层面的改造或调整，包括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改革的攻坚阶段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已开始转化成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体制机制的改革，也包括调整结构、历史负担的化解和人员分流安置等。

这个改变是被形势倒逼出来的。1998年之前，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已经难以为继，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也没有使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经营状态产生实质性变化，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又使矛盾急剧激化。此时，国有企业已滑向全面崩溃的边缘。

这样的局面清楚地表明，只在体制层面进行调整已经不可能解决国有企业的危机，必须对国有企业存在的所有问题综合施策、进行全方位的处置，动一次“全身性”的大手术。这样的认识符合中国国有企业的实际，也非常重要和及时。

但改革思路的转变马上遇到了现实的挑战。首先是配套的体制和条件不具备。改革触及产权就涉及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但当时多头管理下的体制责任不清晰、政策不完备，出现问题几乎不可避免；社会化的保障体制还没有建立，职工离开企业后难以保障基本生活，好似在没有安全网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非常危险，难免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些改革所需要的配套条件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创造出来的，这个阶段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一边推进、一边出事、一边补漏的状态下艰难前行。

其次是改革的社会风险急剧加大。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导致的既得利益调整幅度巨大。企业破产会使职工全部下岗，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退出职工也是不情愿的。这一阶段的改革对职工权益和社会稳定的冲击非常直接，各级党委和政府付出极大的努力来化解群体性事件，稳定企业和社会。

配套条件不具备、社会风险巨大，这个阶段的改革能够坚持走下去，主要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以及三年改革脱困工作营造出的社会氛围和承受力，再加上地方政府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一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具有最典型的“问题导向”的特征，这的确很有道理。这一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改革的宏观指导与第一线的改革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中央对改革的要求都非常准确地指向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一时期的改革也体现出一种非常值得称道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打官腔、说套话，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基本没有市场；大家都眼睛向下，直面问题、研究问题，说真话、讲实话，扎扎实实地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时期发布的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不少，但篇幅都不长、论述性的说法很少，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是最主要的内容。

仅仅用“问题导向”概括这个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似乎还不够完整，应该是“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在中央政府层面，对改革方向的把握非常准确，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非常清楚。这一时期改革的各项工作在方向上基本没有出现偏差，大量具体问题的解决则大大加快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在改革的大局上目标导向，在改革的操作上问题导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向最终的目标趋近，可能是最合理的改革方法论。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主要的、最难的工作都是由地方政府操作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由地方政府主导，再就业中心是地方政府的创造，企业破产的操作和维稳任务由所在地党委和政府负全责，中央直属的困难企业也都下放给地方处置。

相比较而言，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直接面对企业，企业状态不好时承受的压力最大、改革的动力最强；而同时，它们的功能和手段更加完整，有能力从本地实际出发解决复杂问题。

这个阶段改革的动力机制非常清晰：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把地方政府逼到一个非改革不可的境地，本地国有企业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也难以维护。试想，如果当年财政仍向国有企业发放经营性亏损补贴、银行仍会给亏损的国有企业贷款发工资，各方面还有回旋和拖延的余地，谁也不会冒着风险去推动这样破釜沉舟式的改革。这个阶段也是中央和地方在改革上互动最好的时期之一。中央政府确定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地方政府想办法解决具体问题。地方做的对，中央政府总结、推广；地方做错了，中央政府出面纠正。中央给了地方党委和政府非常大的施展空间。

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这一时期改革推进最重要的基础。改革中很多复杂问题处理不可能事先都想周全，相关的政策文件中也不可能有现成的规定，如果第一线的官员不敢担当、不敢作为、不去主动研究和解决问题，而是等着上面的说法，工作的状态和效果会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改革工作的指导非常主动，把各地好的经验和办法总结出来，在规范化的基础上进行推广，是非常有效的改革推进方式。

同时，中央对地方也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信任和爱护。改革中发生的“事件”很多，但从来没有因为改革“出了事”而处理第一线的官员，往往是中央派工作组到现场，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研究如何解决问题。“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必然包含试错，也需要有容错的机制；如果改革出了问题就处分下面的官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很可能会戛然而止，后面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就很难说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胸怀和担当给了第一线的同志信任感和安全感，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工作。事实证明，宽松的氛围和环境最能够激发出人的潜能。

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解决难题最多、成效最显著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面貌和状态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1998年之前，国有经济的战线漫长，系统内有大量不具备体制优势的国有中小企业和严重亏损的特困企业，国有经济不堪重负、步履艰难，全社会对国有企业几乎完全失去信心。2003年之后，国有经济的战线大大缩短，而且越来越集中于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的经营状态和精神面貌开始改善，政府承担的压力和负担明显减轻，各方面看到了国有经济的希望。

1998年之前，受到传统观念、现实利益和配套条件的约束，国有企业的破产、国有企业职工的流动在社会上还很难被接受，各级政府也对潜在的风险顾虑重重、不敢触碰。在2003年之后，国有企业资不抵债要破产，国有企业的职工也要进入市场合理流动，这些观念已逐渐为各方面所理解；社会观念的改变和相关配套条件的逐步具备，使国有经济的结构开始能够通过优胜劣汰的机制得到优化。

在1998年之前，由于体制僵化、观念落后、包袱沉重、亏损严重，国有企业已成为很多地方经济发展的包袱和社会稳定的隐患，各级政府“压力山大”。在2003年之后，随着观念转变、负担减轻和体制机制的改革，国有企业开始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和市场的竞争，逐步成为国家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中正面的促进因素和重要的发展主体。

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言，都具有“历史性转折”的意义。历史无法假设。但如果我们回顾1997年前后国有企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蔓延的速度，就会意识到，以三年改革脱困工作为标志的改革攻坚，使我们避免了由于国有企业问题集中爆发而导致的社会危机。

受惠于国企“断臂求生”式的改革，中国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应当记住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的贡献者：提出了国企改革、主持了国企改革，为改革承担了重大责任的朱镕基总理；在改革一线殚精竭虑、冲锋陷阵，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官员；以及千千万万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做出了牺牲的国有企业职工。虽然只有五年的时间，这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是完整的。国企改革是阶段性的，需要在下个阶段不停滞的改革中继续探索解决。

国资委成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

2003年，我国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和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都进入了尾声，余下的国有企业主要是经营状态尚好的国有大型企业。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的体制背景

国有大企业之前所经历的改革，主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全国性试点。这项试点的规格很高、范围很大，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倾注了极大的努力、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企业层面的操作也非常认真，但未能取得实质性的预期效果。

在试点中，企业都按照《公司法》进行改制，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作方式也按《公司法》的要求进行规范。但是，由于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不明确、不到位，公司治理机构完全由企业内部人员组成，而且成员高度重合。国有资产出资人缺位使企业由内部人控制的格局依旧，没有人代表国家股东对企业提出要求、进行督导，因而企业行为没有实质性变化。经营者和监督者之间的角色转换非常困难，而且降低了工作效率。以致有一段时间有关方面曾要求国有企业撤销董事会。

对于国有大企业而言，由于改制后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仍在国有的体制框架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成为一个绕不过去、又非常纠结的难题。

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企分开”是主导的方向。此前的改革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大量探索，政企不分、政府不放手，企业就难有活力；政府放手了、政企分开了，又会带来内部人控制问题，政府难以接受，因为守护国有资产是政府的责任，而且国有企业一旦出了乱子仍然要由政府来收拾残局。

国有企业经营的是国有资产，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不可能完全切断；如果完全切断了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国有资产将成为无人管理、无人负责的“无主资产”，国有资产流失不可避免，企业本身也会出现较大问题。因此，对国有企业而言，实现政企分开的前提是政府内部的政资分开，使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企业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相分离，这是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开唯一可行的途径。由此，“政府和企业要分开、国有资产出资人要到位”，应该是国有企业构建政企关系唯一合理的框架。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在1991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在强调继续坚持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就提出：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1]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对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体制。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途径。加强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提出如此明确的要求，显然与之前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简称国资局）的开创性工作和一些地方政府进行的探索有关。

1988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建立归口财政部的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这是中国第一个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政府职能机构。国资局最初的管理职能比较宽泛，1994年再次进行了明确：“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要加强国有资产的综合管理，重点是对各类企业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宏观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共同进行国有资源性资产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

国资局成立后，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清产核资，不仅包括经营性国有资产，还涵盖了资源性国有资产和行政事业单位占用的国有资产；二是研究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的政策体系，包括产权管理、产权界定、产权交易、资产评估、清产核资、国有股权管理、国有资产统计等。这些方面的工作奠定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最初的基础。

由于国资局的职责定位是对企业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当时对国有企业实际管理的既定格局所限，国资局实质上是一个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制定部门，而不是一个企业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因为“政资分开”的改革当时还没有提上日程，很多党政部门还都拥有某一方面“资”的职能。

国资局在国有资产管理政策制定方面所做的工作意义重大，但对一家具体的国有企业而言，国资局仅仅是当时可以参与管理的众多政府部门之一，而且是一个相对不太重要的部门。当时国有企业最直接的管理主体是行业主管部门，企业领导人员的选任、投资管理、薪酬分配、改革指导等职权都由其他部门掌控。在多头管理的既定格局下，国资局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这一点在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时对国有资产未能进行有效管理的情况中看得很清楚。国资局一旦想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就会与其他党政部门发生直接的摩擦和冲突；这种情况发生过多次，可能是当年国资局最为苦恼的事情。

在中央提出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及经营形式的任务后，一些中心城市政府率先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其中在全国影响较大、最为典型的是上海市和深圳市的做法。

这两个城市最初都研究构造出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构架：第一个层次是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行政机构，第二个层次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第三个层次是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两个城市第一和第三个层次的差别不大，第二个层次的组建方式不一样，结果则完全不同。

深圳市于1992年、上海市于1993年分别成立了市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牵头，各有关党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作为市级国有资产管理的最高机构，之下设立国资办作为常设办事机构。国资办的组建意义重大，使原由各部门分散行使的国有企业管理职能初步实现集中化和一体化，可以理解是日后市一级国资委的雏形。

上海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最初由各工业局改建。这些工业局原先就是一层管理实体，内部有一批行业人才，与下属国有企业有长期的管理关系。这种背景下的改建以及母子公司体制构造比较自然和顺利，通过进一步的调整和改革，行业特征和行政色彩逐步淡化，最终成为大型企业集团。上海的模式实际上演变成两层结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机构直接面对大型企业集团。

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原来并没有很“实”的行业管理部门，最初的三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由政府新建的。但公司成立后与各方面的矛盾不断，向上与市国资办在权力、责任、管理范围方面纠结不清、摩擦频发；向下对企业收权、搞审批、直接干预过多，最后不得不在2003年撤销，重新构造出两层结构。这些城市的探索，都为以后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基础。

稽察特派员制度也是想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到位的一种尝试。在朱镕基总理的主导下，1998年，国务院进行了一次力度很大的机构改革，冶金、机械、化工等9个国家工业部被撤销，改组为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工业局，这次改革中最大的变化是国家工业局已不再具有管理企业的职能。撤销行业管理部门是我国政企分开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行业管理部门撤销后对原直属企业出现了两个管理上的缺口，一是对企业负责人选任和管理的缺口，二是对企业监督的缺口。干部管理的缺口由同年成立的中央大型企业工委承接，监督管理的缺口则由同年建立的稽察特派员制度来承担。

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定由国务院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稽察特派员，负责监督企业的资产运营和盈亏情况。稽察特派员由国务院任免，一般由部级、副部级国家工作人员担任。国务院专门设立了稽察特派员总署，工作机构设在国家人事部。稽察特派员制度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是一种力度很大、见效很快的监督方式，派出后发现并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案件，其威慑的效果使得国有企业中的腐败问题、财务失真问题开始减少。加强监督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但仍难以涵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全部。

在2003年之前，政府对国有大企业管理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政企不分基础上的多部门共管；许多党政部门都有某一方面的管理权限，有时在一个方向上还不止一个部门参与管理。

多头管理在不同时期略有差异。大致的格局是：重要企业主要负责人是组织部门选任和管理，副职早期由行业主管部门、机构改革后由中央企业工委选任；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计委审批，技术改造投资由国家经贸委审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在国资局，1998年国资局撤销后由财政部直接负责；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由劳动部门管理，包括企业负责人的工资标准和企业的工资总额；国有企业改革在国家体改委撤销后由国家经贸委负责，国家计委负责行业改革和计划单列企业集团的试点工作；对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由人事部稽察特派员总署负责，中央纪检委和审计署也有很大的监督检查权力。

这种管理格局就是当年被广泛诟病的“五龙治水”“九龙治水”的格局。多头管理造成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一是政企不分、责任不清。由于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大都很具体，企业的自主权有限，企业出了问题自身要承担什么责任说不清楚；同时，由于众多部门都从不同方向在实施管理，政府层面的管理责任也说不清楚。当年一些国有大企业出了问题，国务院要求查清责任，但几乎无一能够查清真正的责任者或责任机构。

二是政策方向不一致，企业无所适从。参与管理的各个部门职责不同、价值取向差异很大，对改革的认识也不一样。各个部门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管理。“上面多条线、下面一根针”，政策矛盾都集中到了基层；党政部门都是领导，企业听谁的、不听谁的都很为难。

三是部门协调的难度很大。对国有大企业的管理权分散配置于不同的机构，任何一个部门的权限都不能推动企业的整体工作；而部门之间又很难合作，除非高层领导出面，否则都协调不动。尤其在企业出现重大危机时，任何一个部门的权限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把最高层推到第一线，成为运行成本极高的体制。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必然要代表国家对企业行使特定权力，单方向强调“分开”，国家所有权就“虚置”了，结果只能是内部人控制。但国家所有权的体现方式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国家所有权组织合理、行使有效率则效应就是正面的，反之效应将是负面的。因此，国家所有权如何组织好、行使好，是国有企业改革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之后才谈得上企业层面的改革问题。

多部门分权管理无疑也是国家所有权行使的一种具体形式，但这种形式既不科学、也不合理，企业的自主权无法保证，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没有效率，部门之间协调过程的内耗太大。如果不改变这种不科学、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国有大企业要想改革好、发展好非常困难。

政企不分、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体制弊端显而易见，但想改变并不容易，对任何一个实权部门而言这都是个敏感话题。国有企业状态好的时候问题会非常突出，谁都希望对优质资源具有影响力。涉及部门的既有权力大家都不会主动退让，这几乎是所有行政机构一个本能的行为；即使部门的领导能从大局出发想放掉某些权力，下面也会有很大阻力。解决这种问题需要中央领导下大的决心，推动大力度的改革。

（编辑  季节）

我国近年新型研发机构快速发展，取得许多进展，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

新型研发机构的类型和进展

新型研发机构通常由多方共建，强调产学研资之间的紧密连接，在实验室的机制上进行与市场需求对接，力图将实验室的项目有效推向市场，整合从科研到商品化的创新链条。

新型研发机构的类型和特点

高校院所主导的研发型。 这类新型研发机构由高校或院所主导，侧重于学术研究与技术开发的结合，强调前沿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和转化。如清华深圳研究院、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等。

高校科研院所主导的产业服务型。这种高校异地研究院类型最多。具有技术转移、转化、孵化、合作、对接功能的产业服务型产业研究院，多设在教育资源比较欠缺的地方，在对接产业经济和推动地方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地方政府与高校共建的产业研发创新升级型。这种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融合了科技、产业、资本及教育资源，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注重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

    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不仅进行前沿科学研究，还形成了一套高效的、社会化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机制。

政府与高校合作。如1999年深圳建立虚拟大学园，现有研究院68家。南京大学在省外建立了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总院等4家政产学研平台，再如长沙环保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增材制造工业技术研究院，海安南京大学高新技术研究院，南京大学常州高新国际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2000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共建的电子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与广州高新区合作设立的华南理工大学广州智能装备研究院。还有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大、厦门大学等深圳研究院。

高校与企业联合的研发机构。包括清华大学与企业共建的研究机构，上海交通大学与临港集团合作建设的上海交通大学中英国际低碳学院，电子科技大学与四川长虹共建的雷达系统协同创新中心，北京理工大学与北汽集团、中科院等单位合作建立的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

企业兴办的新型研发机构。它们以持续研发投入、聚焦前沿技术、开放合作、人才培养与引进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如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中国移动-东方电气5G+先进制造工程应用研究中心，还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华为研究院、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达摩院、腾讯公司旗下的腾讯研究院等。百度公司旗下的百度研究院投入科研经费和AI居国内前列。

民营科技研发服务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产业技术研究院。由高校院所人员出外创业兴办的研发服务企业。他们专攻细分技术领域、细分市场，有旺盛的生命力。

面向企业的技术研发服务研究院。如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

新型研发机构的进展和成绩

促进了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高校这些新型研发机构的构建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地方产业升级，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构建了集创新资源、产业需求和研发载体于一体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向市场转移转化技术成果6200多项，衍生孵化科技型企业1200家。以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和创新机制，在科技体制改革和服务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研究院在产学对接和服务产业等方面的作用是一般高校难以达到的。例如华科大异地研究院院长说，“有一个企业做零部件的涂层。以前都是用进口货，现在是我们撮合车厂部件商来和老师一起研发进口替代，合作非常紧密，现已达到细分领域前三了，在申请国家小巨人！”“我们亲自找企业谈，吃了多少饭，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时间，见了多少高层，真的很不容易！一般高校老师真不可能做到！”

促进了地方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不同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各有侧重点，但共同的目标都是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清华苏州汽车研究院专注于汽车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研发，围绕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开展工作。至今，该研究院已累计完成70多项高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成为国内汽车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

促进了新一代技术的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往往是在新的科技和产业背景下成立的，它们可能更加关注前沿技术、交叉学科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

如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与深圳市至信微电子合作，共同在苏州吴江区建立了“碳化硅联合研发中心”，加速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在新能源汽车中产线前端应用的落地与定制开发。碳化硅技术能够有效提高电力利用效率，降低设备发热量，减轻车身重量，从而提升整体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

新型研发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定位功能和机制问题

一是新型研发机构在定位和功能上并不清晰、精准，存在模糊性。现实运行中，一些机构在研发方向、技术转化路径以及市场定位方面可能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导致资源分散、研发效率低下，一些产业研究院尚缺乏原创前沿技术产品开发，如AI产业。

二是机构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够成熟。一些产业研究院缺乏创新管理人才，缺乏科学的管理体系、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有效的项目管理制度，导致人员积极性不高、项目进度缓慢。

三是市场对接和成果转化机制方面，一些机构缺乏与市场的紧密联系，或者成果转化机制不够顺畅，导致研发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 

问题的表现

研究方向与目标定位不明确。一些新型研发机构在成立初期，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定位，导致研究内容与地方产业需求不匹配，难以有效支撑地方经济的发展。

体制机制不健全。新型研发机构在体制机制上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如科研与市场脱节、科技成果转化难度大等。

人才队伍建设不足。人才是新型研发机构的核心资源。目前新型研发机构的科研、开发、管理人才配置不尽合理，高层次创新人才缺乏、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等，直接影响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效果。

财务管理不规范，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由于制度不完善，财务管理办法在学校与企业之间模糊不清，管理不规范，或项目选择不当等原因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而且获得社会资本较少而资金不足。

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由于在利益上缺乏合作机制的政策法规，一些机构难以有效搭建起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桥梁，和企业合作模式单一，导致科研成果难以转为产业优势。

政策支持不到位。如政策不连续、支持力度不够等，影响新型研发机构的研发活动和产业化发展。

评价体系不完善。如过于注重短期成果、忽视长期发展等。导致新型研发机构过于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期发展和可持续性。

市场对接能力弱。有些机构缺乏有效的市场对接和商业模式创新，可能导致科技成果难以实现商业化。

尚未形成市场化盈利模式。新型研发机构多数处于依赖政府或公共资金支持阶段，未能形成有效的市场化持续盈利模式。

国际化视野有限，国际化能力较弱。多数为国内产业服务。

参看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

  台湾工研院是台湾地区最大的非营利性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其功能是组织应用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和实验生产，致力于前瞻性共性技术领域的研发，并将科研成果转移到工业生产领域。可根据产业需求自主选择研发方向，与企业进行双边开发或委托，提供技术服务。

  ——坚持产业导向，注重与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错位发展，形成了自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较强的全球服务能力。

  ——实行“技术+人才”双输出模式，每年有大量人才流动到产业中，同时积极招揽全球优秀科技人才，增加人才储备，并通过为员工提供海外进修等方式鼓励优秀人才。

 该院成功孕育了台电、台积电等世界知名企业，为台湾地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和技术支撑，被誉为“创新引擎，台湾产业成功的推手”。

该院每年向产业界转移技术500项，提供15000次以上的技术服务；多年来向企业界转移人才16000人，其中6000人担任中高级主管。该院每年技术转移促成各类投资项目超过600项，带动投资金额每年平均180亿新台币。（史钦泰，2006）

参看国外的经验

  发达国家在产学研与金融资本融合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生态。他们更加注重从市场需求出发，通过产学研合作，共同推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这种模式下，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实现了技术与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

197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制定了“试验性研发促进计划（ERDIP）”，“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UICRC)”，1985年创建“大学工程研究中心(ERC)”，1988年之后创建“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STC)”。对设立这三类中心的共同要求是，中心必须设在大学，并有企业参与合作，其目标必须同时输出面向工业的研究成果和科技人才。（刘则渊）

美国工程研究中心（ERC）由大学牵头，吸引企业以会员或项目合作方式参与研究活动。经费来源为NSF对各工程研究中心资助1/3经费（100万-360万美元/年），30%来自企业，20%来自其他联邦机构，学校提供10%，还有10%来自州和地方政府。各工程研究中心有14-83个企业伙伴（平均35个），涵盖大中小型企业，世界500强占近50%。（何洁）

2012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启动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在重点技术领域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决定拨款10亿美元，5年内建立15个区域性的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10年建设45个创新研究中心，每个州建设一个。中心大范围组织产学研用各方联合共建。

 美国建立了概念验证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 POCC）。从2001年第一个由私人基金会捐赠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冯·李比希创业中心成立，到《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2009）和《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2011）两份政府报告出台，许多高校不仅有技术转移办公室（OTT）,而且建立了概念验证中心。概念验证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发现新原理，形成新概念；对新概念提出商用的多种可能性；从实验室技术到实用产品或服务验证；从概念产品到市场商品方案的验证；从产品到产业方案的不断验证；提出全程验证说明书，为企业发展和投资商提供可靠依据。（孙海鹰，2022）

概念验证中心的创建和发展历程表明“促进大学科技成果商业化，优化大学、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协同创新能力，进而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发展，是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致力于面向工业应用技术研究和服务。塑造技术，设计新产品，改善生产方式和技术。该协会成立于1949年3月26日，在德国有69个研究机构。

美国伍斯特工学院（WPI）的金属工艺研究所（MPI）是产业与大学的联合体。MPI的宗旨是做企业共性技术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包括：企业现有技术的基础性研究，了解其机理，目的是解决行业中的一些重大关键问题；同时进行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技术的创新性、探索性和跟踪性的研究，为企业的长远技术发展方向提供参考。（西工大黄卫东）

关于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新型研发机构改进和提高的方向

许多新型研发机构倾向于从高校的科研优势和现有成果出发，寻找市场的应用场景，他们采取的路径是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的单向推进，而非从市场的实际需求出发；这种模式往往忽视了市场动态和用户反馈，导致科研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市场产品；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就难以获得社会资本，实现有效的产业化和商业化。

对于大多数技术而言，供给方的技术推动必须与使用方的需求紧密结合，双方合作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才能实现广泛的市场应用和商业成功。新型研发机构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导向，以市场需求引领技术创新，形成供需互动的良性循环。

当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研发机构，其产学研合作模式更加注重市场反馈，通过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生态系统，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创新的持续推进。

新型研发机构需要采取的措施

新型研发机构应该积极与企业联系沟通，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和市场需求，根据需求来开展研发工作，可以与企业建立研发团队，共同推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除了与企业合作外，新型研发机构还应该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体系。通过共享资源、互通有无，实现技术的创造和创新。

新型研发机构可积极寻求金融资本的支持，通过引入风险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等方式，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资金保障。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几个根本问题的思考研究

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定位。产业研究院是围绕成果转化找市场还是根据需求搞开发创新？高校是知识创造的主体。产研院重点应是创造新技术新产品。现在新型研发机构的主要问题是从学校的优势和现有成果出发去找市场，而不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去和企业融合去深度开发，实现产业化商业化。原创技术推动都是有重大颠覆式技术引导大量市场需求，如PC机和手机。一般的供给方技术来推动必须和需求方市场紧密结合才行。所以单向的线性的成果转化还是忽视市场的重要性。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方向。研究院是面向前沿还是技术服务？产业面向市场，还是面向成果？成果转化也是一个途径，但主要方向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和企业一起同步、协同研发、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作用。是桥梁纽带，促进创新联合体，还是自己作为产业主体？还是立足产业技术的开发服务？应当是兼有研发和服务的双重作用。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机制。是学校的一个处室的附属还是独立的非企事业单位？或成为独立企业？要明确发展机制，又要有发展动力。还是单设好。

关于共性关键技术平台。对于新型研发机构来说，可以借鉴台湾工研院的成功经验，加强前瞻性共性技术领域的研发工作。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国际合作。科研和创新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形成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力争与国外企业、高校、研发机构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共同发展”的格局。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法律法规政策。政策制定者应考虑提供更加明确和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以促进新型研发机构的健康发展。各个研究院政策、财务管理不一致的问题如何以法规政策明确。

关于为企业服务的大型产业技术研究院问题。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模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需要警惕其可能对企业创新机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产生的潜在影响。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议产研院在发展现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加大对共性关键技术的投入和支持，加强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在原理科学和原创上下功夫，形成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把企业摆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重要位置。作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骨干能源央企，国家能源集团具有“煤电化路港航”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的特点，煤炭生产、火力发电、风力发电、煤制油煤化工生产规模世界第一，产业分布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加拿大、南非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75个党委、9120个党支部（总支）、11万余名党员。国家能源集团立足一体化运营优势和产业链特点，结合点多、线长、面广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开展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专项行动，形成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153”模式，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了党建加强、产业升级、创新突破的“三赢”工作格局，在建设现代化能源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迈出坚实步伐。

坚持“一体化”推进，党建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发展

加强产业链创新链党建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产业要发展、创新要升级，必须坚持党企同进、一体发展：党企同进是方式，一体发展是目标，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通过党建“链”上聚力，“链”上聚势赋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坚持党企同进。瞄准产业链创新链发展方向，国家能源集团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把党组织建在“链”上、资源聚在“链”上、服务沉在“链”上，确保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体现在哪里，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改革发展全业务、全过程和全员，做到链上基本组织更加严密、基本制度更加健全、基本队伍更加坚强、基本活动更加有效、基本保障更加有力。

坚持一体发展。聚焦产业链创新链发展路径，国家能源集团坚持党建工作和企业管理有机统一，党建与业务“目标一致、责任共担、同题共答、相互促进”，统筹推进、一体发力。深化拓展一体化独特优势，通过党建引领、联搭平台、联合攻关、联动创效，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聚焦高效运营做好固链，聚焦“集疏运”做好补链，聚焦战略接替做好延链，聚焦供应链优化升级做好强链，整合产业链创新链资源要素，全面构建“党建引领、互助共赢、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以党建赋能产业跃变升级。

搭建“五个平台”，打造共建共享、多方共赢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国家能源集团全面发挥大一体化优势，构建党建与产业链创新链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内外一体、立体交叉的工作体系，实现理论共学、资源共享、难题共解、活动共办、队伍共建，形成聚合效应。

搭建理论共学平台，提升政治引领力。一是联组共学。“链主”单位联合链上各方，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动链上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深学笃行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产业链创新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二是同题共研。围绕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三个作用”、形成新质生产力等主题，开展大学习、大讨论，通过“专题学习+交流研讨”，持续迸发新思路、形成新举措。三是实践转化。推动学习研讨成果转化，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实践成果，不断提升产业链党委领导力、支部战斗力、干部执行力。在金沙江旭龙水电站，链上各参建单位每季度开展1次学习讨论，汇聚参建单位、行业专家、科研院校的智慧和力量，成功培育出一批“首创”“第一”工程。

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提升协同联动力。一是资源共享。充分利用AI、大数据、云协作等信息技术手段，加强链上各方党建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在疆煤出区大通道，链上单位打造党建工作云团队，搭建云端党建资源库，共享工作经验、学习资料和教育课程，每月开展共学共研。二是要素共用。充分发挥链上重点企业的辐射作用，带动各企业充分发挥优势特长，有机整合生产要素，推进产业技术协作和资源统筹利用，助力产业链协调发展。通过CCUS创新链党建赋能行动，推动链上各企业重点实验室、科研设备、办公场所等资源条件共建共享，为技术攻关节约时间和资源，实现目标更加同向、沟通更加顺畅、工作更加协同。三是成果共鉴。建立党组织统筹协调调度工作机制，及时将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攻关中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在链上各单位推广应用，提高产业链科技链创新创效质量。低碳院举办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讲座、科技成果转化路演等活动，组织链上各单位积极参加，丰富应用场景，推动创新链成果更好服务集团一体化运营大局。

搭建难题共解平台，提升企业发展力。一是目标更加聚焦。编制链上治理主体议事规则，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推动各单位聚焦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制定工作举措，通过搭建链上党委、链间支部交流平台，聚合链上企业优势，着力锻长板、补短板，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将重点项目打造成示范项目。二是难点充分研判。构建网格化党建工作机制，通过党建圆桌会，收集、对接、跟进、反馈项目研发、建设应用中的难点问题，深入分析原因，共商解决措施，形成了共谋发展、共解难题的良好链上生态。在疆煤出区大通道产业链上，各单位党委建立沟通机制，实施周统计、月总结、季优化举措，实时共享煤炭需求、运输、生产数据，实现供需储有效对接，产运销动态平衡。三是堵点高效疏通。强化产业链党建发挥作用，广泛开展“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活动，激发党员意识和党性观念，推动链上企业协同攻关发展短板、链间不畅等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让“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冲锋在第一线；哪里有硬骨头，哪里就有党组织战斗在最前沿”成为产业链创新链的共同行动，打造了新疆吉林台水电“支部联盟”、新能源院碳中和研究中心“一堡垒一旗帜一平台”、江西丰城电厂“岗区联动”等一批示范样板。

搭建活动共办平台，提升组织战斗力。一是推进标杆企业共建行动。聚焦能源行业特征和产业链各环节，以党建联建共建为纽带，推动煤矿、电厂、运输、港口、铁路之间的联动配合，集中力量联合一批在链上的标杆企业，一体推进产运需衔接、路港航协同，解决产业链创新链张力不足问题。低碳院与宁夏煤业、包头化工党委签订联建共建协议，将先锋力量聚在“链”上，合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二是推进示范园区攻坚行动。立足集团能源企业特点，发挥能源保供优势，推进与所在社区、工业园区党组织开展共建，推动企业园区共同发展。江苏宿迁电厂与所在园区协作建设“无废城市”和“绿色港区”，发挥技术优势打造可再生能源多场景应用，实现与周边工业企业多能级能源需求灵活匹配，与地方城建实现双赢发展。三是推进外委队伍共管行动。聚焦作用发挥，打破企业隶属关系，与外委单位一体开展党支部攻坚竞赛和党员领题攻关活动，集中力量推动工程项目建设。在江苏常州2×1000MW机组建设项目中，通过“两进两同”党建工作法，组织共建单位党员进重点项目、进外委班组，外委人员同管理、同关心，协同开展组织生活、红色教育、班组会议活动，实现政策上传下达高效有序，安全管理规范提升。

搭建队伍共建平台，提升凝聚向心力。一是干部联合培养。组织链间企业互派干部挂职锻炼、交流培训，形成产业链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斜杠培养机制，全面提升链上干部“想干、干事、管事”的能力，成为推动产业链创新链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二是人才裂变互通。树立链上大人才观，推动链上单位人才资源交流共享，组建专家、工匠人才库，根据业务所需，统一调配专业人才，实现人岗更加精准适应。疆煤出区产业链建设人才服务中心，组建科创论坛，借产业链发展共同培育人才。三是后备力量联储。协同推进链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荐青年力量担任链间企业重大科技项目骨干，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台子、铺路子。低碳院聚焦解决长链α-烯烃卡脖子问题，实施青年“尖兵向前”专项行动，高质量完成“制取α-烯烃技术”国家项目攻坚。

坚持“三个全面”，以“链”思维推动“链”上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要坚决当好创新引领者。国家能源集团坚持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布局党建链，以党建赋能产业链创新链，推动企业从“国企思维”向“国家思维”转变，实现以点带链、以链促面，以“链”思维构建“链”上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了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

全面扛起“链主”担当。国家能源集团坚决端牢能源饭碗，全面扛起能源保供职责使命，勇担能源产业链链长，发挥产业链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作用，着力增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以煤炭保能源安全，以煤电保电力稳定，发电装机突破3.2亿千瓦，煤炭产销量、发电量、供热量和铁路货运量分别占全国1/6、1/7、1/8和1/9，圆满完成多个重点领域、重大活动、重要时段能源保供任务，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良性融通，发展的韧性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全面树立“链式”思维。国家能源集团以党建为纽带，创造性地开展链上党建赋能行动，协同推动重大工程、重点项目、重要工作，有效打破条块分割和领域限制，实现产业跨越企业限制、创新跨越领域限制、人才跨越地域限制，聚链成群、集群成势。快速推进整合融合、区域电力体制改革，加快专业领军、双百、科改等试点改革，理顺煤电关系，增强区域协同，加快推进两端发力、一个重塑，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了“煤电路港航、煤电油气化、产运销储用”一体化的独特优势，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全面发挥“链条”效应。国家能源集团有效发挥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激活和培育各产业的比较优势，以多元快速创新保可再生能源规模质量发展，提升能源系统多元融合性，构建“煤火风光水”“化油气氢核”能源谱系，加快形成能源绿色链。国家能源集团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1.1亿千瓦、占比超35.5%，风电装机保持世界第一。聚合链上企业创新优势，以一体化数字化国际化保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以大项目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装备升级，攻克研发了一大批原创性、前沿性、引领性重大成果，在工业控制、风电运维、节能环保等领域实现多个“首台套”“首突破”“首批次”“首版次”重大科技成果，彰显了科技创新活力和实力。

（编辑 尚鸣）

跨境电商市场既充满机遇也存在风险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让跨境电子商务实现了爆发式增长。跨境电商作为推动经济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的技术基础，有效地降低了国际贸易门槛，较少了国界限制，正在引起世界经济贸易的巨大变革。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提升，全球跨境电商规模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趋势。跨境电商不仅冲破了国家间的障碍，使国际贸易走向无国界贸易，也正在引起世界经济贸易国际规则、法律的巨大变革。对企业来说，跨境电商构建的开放、多维、立体的多边经贸合作模式，极大地拓宽了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促进了多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企业间的互利共赢；对于消费者来说，跨境电商使他们非常容易地获取其他国家的信息并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我国跨境电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正处于从扩张到成熟的阶段；当前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引擎。然而，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市场中，跨境电商企业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要面对各国法律法规、商业习惯、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差异性，企业在制定营销策略时，往往不能全面了解这些差异，由此出现触犯当地法律、业务不合规的问题。其次，跨境业务面对的是全新的市场环境，这要求企业在制定政策时因地制宜，具备精准的市场分析和营销策略选择的能力。第三，跨境电商比传统外贸电商增加了跨国物流、支付、税收产生的成本，以及为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优质客户服务而产生的高昂的营销费用，这些费用的增加使跨境电商企业经营面临较大的风险。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一些传统的营销方法可能不再适用。本文在充分剖析跨境电商出现的新特征、新问题的基础上，从目标市场、产品定位、品牌建设、营销渠道选择、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结合对市场以及跨境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对跨境电商营销策略进行了优化研究。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迅速

数据显示，2019-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长迅猛，近两年增速趋于平缓，但总体规模仍逐年增长。预计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有望达到2.95万亿元。随着全球贸易活跃度继续上升，外部需求呈现回暖迹象，中国企业预期将持续改善，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将持续增长。

总体来看，目前跨境电商发展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市场规模庞大。据《2023年跨境电商行业数据报告蓝皮书》，2022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达15.7万亿元，较2021年的14.2万亿元增长10.56%；预计未来几年，国民购买力和发达的电商供应链将有效促进了跨境电商市场的持续增长。另外，从调研情况看，只有大约12%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办理了海关的进出口资质，导致海关的监管数据与企业的真实出口数据无法有效匹配，跨境电商营业额的实际体量可能要大得多。

（2）发展速度飞快。从2019年到2022年，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增速分别为16.66%、19.04%、13.60%、10.57%，一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趋势。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为2.38万亿元，较5年前的0.13万亿元增长近20倍。由于全球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移动设备的普及，以及消费者对海外商品的需求增加，过去几年里跨境电商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传统的电子商务。

（3）贸易伙伴多元化。我国跨境电商的贸易伙伴几乎遍布全球，跨境电商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国的外贸格局，而且对全球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这使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更具全球化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贸易伙伴，可以有效分散因单一市场变动带来的风险；利用全球各地的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此外，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不断涌现，企业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更方便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例如，阿里上线的外贸AI产品“生意助手”，拼多多旗下Temu推出的“全托管”模式，京东物流在国际供应链领域的加速布局等，都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总的来说，跨境电商贸易伙伴多元化是我国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我国外贸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共同推动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

（4）跨境电商主体数量增长。由于政府对跨境电商行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和普及，跨境电商的技术门槛逐渐降低，更多的企业有能力进入这个领域；消费者购物习惯和消费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线购物、跨境购物，推动了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目前我国跨境电商主体已超10万家，进出口额1亿元以上的约7800家。我国设立跨境电商海外仓超1500个，总面积超1900万平方米，近90%的海外仓已开展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这些数字表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涉足跨境电商领域，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全球化的商业环境，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和增长点，这不仅有利于企业拓宽市场，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推动了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

图1 我国跨境出口电商发展现状

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迅速，但面临的挑战也很多。如何更好地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包括税收政策、进出口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如何提高物流配送的速度和质量，如何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等。此外，跨境电商还要面临支付和货币汇率风险、客户服务和售后难度等问题。

物流特点与难点

跨境电商需要面对跨国物流的问题，增加了运输时间和成本。相较于传统的物流模式，新兴的物流模式采用了规模化运输模式，减少了货物配送的环节与成本，但缺点是客户需要等待较长的运输时间，退换货也较不方便。跨境电商的供应链链条较长，涉及采购供应、物流配送、报关清关、电子支付、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全局。常见的国际物流模式有海外速递、跨国专线运输、海外仓、直邮、国内物流国际化等方式。这些国际物流模式在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提升了国际货物运输的效率和品质，还能带来更为完备的规划方法，如信息化、供应链设计、咨询服务、物流综合管控能力等。

市场特点与难点

跨境电商市场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市场正在逐步崛起，五个东南亚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的电子商务零售额增速位居全球前十；美国、英国和德国是全球跨境网购消费总额前三名的国家，消费者可以从全球范围内挑选自己所需的商品，而卖家则可以快速拓展海外市场，实现全球销售。技术进步、消费者行为的变化等因素都对跨境电商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安全支付、订单追踪与客户服务等支持性技术的快速生长，使得全球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为了在跨境电商市场中取得成功，企业需要深入了解和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深入进行市场分析和周密的战略规划，了解不同市场的法律法规、汇率政策、语言和文化差异、物流配送等问题。评估市场需求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并制定合理的市场策略。

法律和文化差异性问题

各国关税政策不同，对跨境电商的定价和利润会产生一定影响，并且跨境电商还要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以吸引和留住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当今时代，移动互联网具有极强的传播能力，全球的支付能力、物流能力、供应链能力都已明显增强，技术支撑给整个市场来了积极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不断深入，跨境电子商务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法律问题。跨国电子商务链条包括很多环节，各个环节的服务企业之间互相交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联系网络。而“灰色海淘客”和“人肉代购”产品售假等事件，严重地破坏了跨国电子商务的正常营商环境，进而影响了网络平台的合法性。

品牌和消费者服务难度大

一是拓客渠道较少。虽然近年来跨境电商的营销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品牌推广是一个持久的过程，目前主要依靠口碑营销方式，即忠实的经销商自用、收益，而后以亲身体验通过朋友圈、微博、抖音、小红书、直播、社群等方式进行体验传递。因此，如果未将产品独特优势通过更为直观高效即时的方式传递给消费者，便很难达成在众多看似同质化的产品中脱颖而出的效果，有可能导致潜在客户群体的流失；二是用户忠诚度无法在限定周期内有效建立。由于跨境购买最初的购物价格不一定实惠，加之一些产品的特殊性，因此在顾客下单后，若不连续使用，很难留住一些老客户，客户的品牌忠诚度也难以建立；三是线下活动链接作用有限。由于距离问题，一些线下活动很难开展，主要依靠线上推广者、经销商、消费者之间通过聊天软件沟通联系，难以拉近与客户的关系，服务效用性较低。消费者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购买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商品的价格、品质、品牌、物流速度、售后服务等。例如，在美国电商市场中，消费者更关注商品价格和价值，66%的美国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大型零售商自有品牌而不是独立品牌。此外，消费者还关注商品的外观、产品评论、快速发货等因素。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和渠道选择也是跨境电商消费者行为洞察的重要部分。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不断发展，跨境电商消费者行为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如更加注重个性化定制、更加注重购物体验、更加注重社交媒体的影响等。

跨境电商营销策略面临新挑战

在全球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有效的营销策略可以使企业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对于跨境电商而言，深入研究营销策略是解决跨境电商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传统的跨境电商营销策略已经无法适应我国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新挑战，需对以下方面进行相应的优化：

（1）营销难度。由于每个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不尽相同，因此卖家需要针对每个消费者调整营销策略。特别是针对线上营销问题，需要设计出既能吸引消费者，又能展示自身产品的直播内容。

（2）经营成本具有不确定性。目前跨境电商平台上商品价格整体偏低，而跨境电商交易存在税费，故市场和互联网平台的经营成本具有不确定性。虽然通过平台的补贴可使商家在一定程度上设立低价，但低价并不能使商家和平台获得长远的发展。跨境电商企业在进行海外营销时，需要平衡成本和销售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3）渠道问题。跨境电商的营销渠道非常复杂。在进行海外营销时，企业需要注意一系列“雷区”，才可以确保营销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很多跨境电商卖家在旺季过后会面临销售低迷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销售策略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4）产品的售后服务问题。产品是跨境电商平台发展的基础，产品种类数量决定了用户可供选择的范围，产品的质量决定了用户的体验感。然而，产品的售后服务才是提升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关键。由于地域、文化、时间差异，产品的售后往往褒贬不一，消费者难以对企业产生较高的认知度。

（5）运输难点问题。由于海外物流中跨境贸易、关税、清关等问题复杂，不少跨境电商企业会遇到快递物流成本高、物流复杂等诸多问题。物流一直都是跨境电商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

总的来说，跨境电商营销策略面临的挑战多样且复杂，需要企业具备强大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持续优化跨境电商营销策略的建议

面对挑战，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必须深度定制营销策略，才能更好地走出国门，获得国外消费者的信赖和认可。具体来说，跨境电商可以从目标市场、产品定位、品牌建设、营销渠道选择、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优化营销策略。

跨文化视角下营销策略优化方案

跨文化壁垒是影响跨境电商营销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跨境电商企业在进入他国市场时，首先要对目标市场进行文化调研，包括宗教信仰、社会习俗、行为规范，以及颜色喜好、数字喜好等。基于文化调研结果，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根据目标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进行营销策划。如在目标国的传统节日时推出相应的促销活动；对商品进行本地化改进，在商品包装和标签上添加当地偏好的动物形象、颜色和图案元素；在产品定价时，针对目标地消费者的数字偏好进行设计。对于大型跨境电商企业，还需在发展规划中考虑本土化品牌建设，如招聘目标国本土的网红达人，通过创造各种具有创意的内容推广销售产品，与当地消费者产生共鸣，推动品牌传播。同时针对不少本地商家对跨境业务不熟悉的痛点，采取通过与当地政府合作，多方举措助力新商家成长，如在官网上开设专门学习课程，商家入驻后有专门的客户经理进行一对一指导等。在不同的地区，也可以根据需要采取不同的营销活动。例如，在美国市场，可能需要更多地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营销，而在中国市场，可能需要更多地利用电视和广播进行营销。在实施本地化营销策略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进行数据分析和优化，以便及时调整策略，使其始终符合市场的最新需求。

基于市场动态调节营销策略

跨境电商企业需要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正确地预测市场走势能够对营销策略的着力点进行有效指导。跨境电商企业可以借助大数据和AI技术，对目标市场中具有高搜索引擎排名的关键词进行研究和优化，同时利用当地流行的搜索引擎和平台（如谷歌，必应，雅虎，百度等）的广告服务。分析目标市场的舆论走向，用户行为热点，从而预测市场趋势和用户需求，快速响应市场，定制个性化的营销活动，根据市场变化动态定价等。

产品策略优化

产品策略是决定企业能否在市场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跨境电商的产品策略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产品定位：产品定位是产品策略的核心，它决定了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和方向。在跨境电商中，产品定位应基于目标市场和消费者需求进行，以确保产品能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

（2）产品特性优化：产品特性优化包括产品功能、设计、包装等方面的改进，目的是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例如，提供详细的产品描述，优化产品图片，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选项等。

（3）产品价格策略：产品价格策略是产品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价格策略可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跨境电商中，价格策略应考虑目标市场的购买力、竞争对手的价格策略、产品的成本等因素。

（4）产品推广策略：产品推广策略包括搜索引擎营销、社交媒体营销、电子邮件营销等多种方式，目的是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跨境电商中，产品推广策略应根据目标市场的特点和消费者的行为习惯进行调整和优化。

因此，企业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选择合适的产品类型和规格，并进行有效的产品设计和改良。同时，企业还需要建立完善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产品质量达到消费者的期望。

促销、分销策略的优化

在跨境电商领域，促销是决定企业品牌影响力、产品销售量的有效手段。跨境电商企业可以针对经销地不同的节日习俗，推出相应的促销活动，同时在促销手段上要做到因地制宜，如一些西方国家消费者有超前消费、举债消费的习惯，相较于发优惠券、满减活动等，延长分期、免息分期等促销手段更容易促成其购买行为。要善于利用数字营销手段为促销活动造势，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广告等方式，深入与消费者进行接触，让消费者快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进行品牌推广和宣传。

分销策略是影响企业销售渠道和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企业需要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实力，选择合适的分销渠道。选择正确的平台或市场对跨境电商企业十分重要。同时，选择合适的物流和仓储服务，确保快速、可靠及经济高效的物流服务。还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如使用本地化的配送或退货服务，提高商品的送达速度和服务质量，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跨平台和多渠道营销

首先，通过一致的战略规划，确保在不同平台上的店铺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业务增长，以及在不同的销售平台和渠道上进行协调一致的营销活动。其次，选择合适的平台对于成功的多平台运营至关重要。根据自身的产品类型、目标市场和资源能力来选择合适的平台。要考虑各平台的用户群体、市场潜力和费用结构，优化产品在各大电商平台（如亚马逊，eBay，Alibaba等）的表现。最后，为了有效管理多个平台上的店铺，使用专业的跨境电商管理工具非常关键。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企业在一个统一的界面中管理库存、订单、物流和客户服务等，大大提高了运营效率。

综上所述，跨境电商营销策略的有效性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产品类型、目标市场、品牌定位、竞争对手的策略以及执行的质量等。成功的跨境电商营销策略往往需要在各种策略之间找到正确的组合，并持续优化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编辑 宋斌斌）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合资企业曾经是汽车产业的主导力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快速兴起，中国汽车合资企业的发展面临市场占有率下滑、品牌边缘化、经营亏损以及结构调整等诸多难题，有的合资品牌甚至已黯然退出中国市场。而汽车合资企业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新的困境与挑战，以及对合资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本文分析的核心点。

合资品牌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新困境

在中国的消费制造产业，合资企业最多的是汽车行业。从1983年北汽与克莱斯勒合资成立“北京吉普”、1984年上汽与德国大众合资成立“上海大众”开始，中国汽车合资企业已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

中国汽车产业在追赶国际先进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时，与大众、奔驰、宝马、丰田、本田、日产、现代、通用、福特、标致、雪铁龙等国际汽车著名品牌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经过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这些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产业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最近几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异军突起，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市场份额与品牌影响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合资企业整体市场占有率大幅下滑

   合资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在60%左右，2016年合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为59%，到2020年已上升至63%。从2021年开始，合资品牌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到2023年，国内乘用车的销量达到创纪录的2556万辆，但合资品牌的整体市场占有率却下降至44%，比三年前下降了19个百分点。德系企业在2019年曾占据国内乘用车市场25%的份额，但到2023年，市场份额降至17%。降幅最大的要数韩系品牌，2016年韩系品牌的销量达179万辆，市场份额8%；到2023年，韩系的销量仅为41万辆，市场份额降至不到2%。

合资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市场被边缘化

在国家财政补贴、示范推广、消费政策鼓励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2018年新能源汽车销量首超100万辆，达到125.6万辆， 2021年市场销量突飞猛进，突破350万辆，2023年达到949.5万辆，并连续9年保持新能源汽车销量全球第一。

在我国新能源汽车庞大的销量市场份额中，绝大部分是由我国企业自主品牌和美国独资企业特斯拉占据，合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仅有7%，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华晨宝马，其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13.4万辆，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率为1.4%；上海大众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13万辆，市占率为1.3%；上汽通用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0万辆，市占率为1%，广汽丰田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仅为0.5万辆，市场占有率连千分之一都不到。而国内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前5的企业比亚迪、广汽、长安、吉利、五菱销量均超过了40万辆，比亚迪更是以年销301.3万辆、市占率31.7%的成绩独占鳌头。

合资企业燃油车豪华品牌优势地位受到威胁

长期以来，合资企业的豪华品牌如奔驰、宝马、奥迪、凯迪拉克等都是中国消费者最为青睐的品牌，随着中国汽车市场快速向新能源汽车转型，这些燃油车的豪华合资品牌正在遭受冲击。

自2022年开始，凯迪拉克的销量已连续两年大幅下滑，品牌已逐步被边缘化。BBA三个德系豪华品牌（奔驰、宝马、奥迪），虽然凭借燃油车市场的稳定销量承受住了冲击，但在45万元-50万元的豪华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达51%，超过一半的豪华车主选择了新能源汽车，这些新能源车大部分是蔚来、理想等自主品牌，奔驰、宝马、奥迪的高端新能源车占比较低，在这个细分市场，中国的高端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已直接对BBA构成了威胁。

部分合资企业外方已退出中国市场

销量下滑、市占率降低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亏损、经营困难。有很多合资企业，如南京菲亚特、广汽菲亚特、昌河铃木、广汽三菱、长安PSA、东风雷诺等都因为经营困难，外方撤资退出中国市场，合资企业停止运营。而销量大幅下滑的长安福特、东风标致雪铁龙、北京现代等则处于连年亏损的境地。如2022年长安福特销量仅有25.1万辆，同比下降17.61%，是巅峰时期2016年（销量94.38万辆）的27%。2022年长安福特亏损24亿元，2023年亏损额则升至40亿元，对中外双方股东而言都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曾经生产过富康、标致407等畅销车型的神龙汽车（东风标致雪铁龙）也深陷销量下滑的泥潭，销量已从高峰时的70万辆下降至2023年的8.03万辆，企业也处于严重亏损的危急状态。

为何汽车合资企业电动化转型迟缓

近几年，中国汽车市场正经历一个新能源汽车快速替代燃油车的转型过程。2017-2023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由2.7%持续上升至31.6%，而燃油车市场份额却由97.3%持续下降至68.4%，合资企业显然没有跟上市场转型的步伐。为何合资企业的电动化转型普遍较为迟缓呢？

外方产业和技术发展战略较为滞后

在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史上，最先推出电动车的是丰田、日产、通用等国际著名企业，丰田的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日产的铃风电动车、通用的沃蓝达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也都先后实现了规模化量产。

而后起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率先实现了市场化普及，中国市场由于品牌众多，竞争激烈，许多造车新势力将手机等快消产品的研发模式带入汽车行业，大大缩短了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周期，因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品迭代非常迅速，创新产品层出不穷。相形之下，合资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在产品规划上慢于自主品牌，同时产品上市时间较晚，有的合资企业至今尚未推出一款纯电动汽车，客观上造成了合资品牌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不足，直接导致市场表现不佳。

燃油车依然有赢利空间

从全球汽车市场来看，新能源汽车整体上占比仍然较低，燃油车依然是车企市场的主力产品。丰田汽车2023年财报显示，丰田共销售汽车1109万辆，纯电动车型仅17万辆，占1.5%，但公司利润高达4.945万亿日元（约2294亿元）。现代汽车2023年销量7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仅70万辆，占比9.5%，营收达162.66万亿韩元(约合8799.9亿元)，营业利润为15.13万亿韩元(约合818.0亿元)。2023年奔驰集团销量249.1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40.2万辆，占比16%，总收入为1532亿欧元（约12016亿元），净利润达145亿欧元（约1137亿）。由此可见，燃油车的利润依然是各大国际产品收入利润的主要来源，而新能源汽车除特斯拉、比亚迪实现了赢利之外，大多数自主品牌仍处亏损阶段，这也是合资企业不愿立即转向电动化市场的主要原因。

我国新能源汽车竞争力较强

我国自主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传统车企与造车新势力共推出数十个新能源品牌，例如，仅比亚迪一家公司就有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腾势5大系列，共有20多款在售车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产品选择。同时，自主品牌新能源车普遍更具性价比，相同的配置与续航里程，自主产品往往比合资产品要便宜，更受市场青睐。另外，自主产品的智能化水平普遍高于合资产品，以比亚迪元PLUS、广汽埃安Y、大众ID.3产品为例，在价格接近的情况下，前两者均配备了自动泊车、360°全景影像等，而这些配置却是ID.3不具备的。就连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都忍不住在推特上写道：“根据我们的经验，中国汽车制造商是最具竞争力的。”

中国消费者的偏好变化

合资品牌曾经长期占据国内汽车销量的排行榜，丰田花冠、凯美瑞、大众宝来、帕萨特、本田雅阁、C-RV、奥迪A6、宝马3系、奔驰E级都曾是各个细分市场的明星产品。近年来，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无论从外观设计、质量做工、科技配置、售后服务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与合资品牌的差距越来越小，有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某些合资品牌。同时，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于国货潮品有更高的接受度，勇于尝试一些新出炉的自主品牌汽车。《21世纪经济报道》新汽车研究院与尼尔森IQ共同推出的《2023中国汽车消费趋势调查报告》显示，最为年轻的Z世代更喜欢中国品牌，占比为39.3%，而70、80和90后则比较喜欢合资品牌。对于新能源汽车，中国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很高。报告显示，近四成总体用户计划购买新能源车型，而再购和潜在用户对新能源偏好度更高，占比分别为52%和53%。从年龄段看，新能源偏好随代际的降低而增长，00后的偏好度最高，达到了56.6%。

表1 2018年、2023年国内乘用车销量前十车型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合资企业采取多种措施扭转困局

中国各大汽车集团旗下的合资企业,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扮演着 “利润奶牛”的角色，对于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众多合资企业逐步陷入转型困境，对于中方股东的行业地位与经营状况均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以上汽集团为例，上汽集团曾由于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两家合资企业的优异表现于2018年销量达到705.17万辆，营收9021.9亿元，归母净利润360亿元，成为国内首家销量突破700万辆、营收超9000亿的汽车集团。然而到2023年，上汽集团的销量降至502万辆，营业收入7447亿元，归母净利润为141亿元，同比下降12.48%，创下2020年以来的新低。上汽利润的下降主要受到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利润大幅下滑的拖累。上汽大众归母净利润31.32亿元，同比下降64.12%，而上汽通用净利润为25.43亿元，同比下降54.42%。为了扭转合资企业的经营困境，中外双方股东都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变革以适应国内汽车市场的新变化，中外形成战略共识。

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新产品

投入研发生产市场可接受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是合资企业扭转困局的不二法门。这就需要中外股东双方形成战略共识，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全力开发适应国内外消费者需求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新的细分市场中重新塑造品牌影响力。在这方面德系品牌走得最坚定，同时加大投资力度。2018年2月，梅赛德斯-奔驰集团与北汽集团签署协议，将投资113.6亿元在中国新建豪华车生产基地，用来生产EQ系列纯电动车型和其他奔驰车型。2020年，北京奔驰首款纯电动车EQC正式量产。2023年5月，大众汽车集团宣布，将对合资企业大众安徽投资231亿元，其中生产基地与研发中心投资141亿元，产品研发90亿元，将在大众安徽投产SSP纯电平台的新车型。2024年4月，宝马集团宣布，继2023年11月对沈阳基地投资100亿建设电池工厂之后，将再追加投资200亿元，对华晨宝马的大东工厂进行大规模升级与技术创新，以迎接宝马“新世代”车型的国产化。

加强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合作

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均取得了重要突破，海量数据的积累、新型算法的成熟、高算力芯片的创新和高精度传感器的问世，使中国企业在智能网联、智能驾驶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技术优势。一些合资企业的外方股东，积极寻求与中国的ICT企业进行跨界合作，以求快速弥补与中国自主品牌的技术差距。2022年宝马集团宣布与宁德时代、亿纬锂能、远景动力签订超过百亿欧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生产需求合同。在数字化领域，宝马与诚迈科技成立合资公司、与腾讯、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以“家在中国”为目标重塑数字驾驶体验。在循环经济领域，宝马与河钢集团携手，打造绿色低碳汽车用钢供应链，逐步实现钢材生产环节碳减排95%。丰田汽车也与中国的比亚迪、小马智行、华为等电动汽车领先企业达成合作，以全面提升中国市场产品的竞争力。

借助中方合作伙伴力量谋求发展

20多年前，日产CEO卡洛斯·戈恩曾称，“中国合作伙伴除提供劳动力和本地销售渠道外，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这句话曾经刺痛了多少中国汽车人的神经。随着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如今中方股东在合资企业的作用和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发挥着外方股东无法替代的作用，真正形成合资双方的互补效能。

首先，中方股东成为合资企业产品、技术的输出者。2019年和2022年，广汽丰田和广汽三菱先后推出了电动轿车iA5和电动SUV阿图柯，这两款产品都来自广汽集团旗下的自主品牌——广汽埃安。这是日系品牌较早利用中方技术资源来打造合资产品的案例。2024年5月20日，上汽集团和奥迪汽车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开发多款高端智能电动新车并联合开发Advanced Digitized Platform智能数字平台。充分利用上汽集团行业领先的智能电动创新技术，赋能上汽奥迪，开发后续一系列电动车型。提升上汽奥迪的新车型开发速度，而且提升新车型的软硬件水平与电动性能，扭转上汽奥迪在豪华车市场的被动局面。

其次，中方成为合资企业经营的管理者。长安福特在陷入经营困境后， 2023年福特决定减少在华支出，只专注于产生最高回报的业务领域。未来主要负责福特国产车型、福特电马后续车型的生产，而产品规划、营销规划方面的事情则交给长安汽车全权把控。

第三，中方成为合资企业冗余资产的收购者和合资品牌的守护者。2023年10月，东风集团宣布以人民币17.14亿元对价收购合资企业神龙汽车的目标资产，包括位于中国武汉和襄阳的特定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构筑物。目标资产已被神龙汽车主要用于生产其现有的标致和雪铁龙乘用车以及富康车型。收购完成后，东风集团又将目标资产出租给神龙公司。这样的操作其实是中方股东变相为合资企业注入资金，以缓解神龙汽车的经营压力。同时，外方股东没有同比例出资，完全由中方股东对合资企业单方面输血，说明中方在合资企业中主动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主动瘦身调整产能布局

市场大幅萎缩之后，如何活下去成为许多合资企业的棘手问题。关停出售工厂、大幅裁员、削减开支，成为一些企业的常规操作。2023年7月，上汽大众宣布关停上海安亭的一家工厂，清退职工5500人。北京现代近两年则先后出售了北京顺义一家工厂和重庆工厂，关闭了沧州工厂，将产能削减三分之二，以应对销量下滑的不景气局面。法系车在中国市场失去吸引力之后，深陷困局的神龙汽车也已出售了两家工厂，剩下的两家工厂以租赁东风资产的方式在艰难运行。

加大海外出口

当下，国内市场的变化迫使外方改变过去将市场目标定在中国国内的策略，迅速开拓海外市场，转向将合资企业变为其海外出口基地之一。目前，长安福特、神龙汽车、悦达起亚、北京现代、东风本田、上汽通用等合资企业，都将重点转向开拓海外出口市场。相对国内企业，合资企业海外出口有其独特优势，利用其本身国际品牌知名度，,借助合资外方母公司的海外营销渠道。更重要的是，海外市场目前仍是燃油车占主导，这正好可以让合资企业扬长避短，避开在国内与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正面竞争，拓展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福特已计划将长安福特打造成其在中国的出口中心，计划向南美、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市场出口价格较低的电动车和商用车。神龙汽车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出口市场，2022年，神龙汽车出口销量达到3.7万台。神龙汽车还成立了国际事业部，全面启动出口项目，神龙的外方股东斯特兰蒂斯计划把神龙汽车打造成整车和零部件全球出口业务中心。北京现代也提出“在中国，为全球”的口号，它将成为现代汽车全球出口基地。北京现代投放的所有产品，包括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将面向国际市场，力争三年内出口量达到10万辆的规模。悦达起亚2023年出口达8万辆，占其总销量的一半，并计划到 2026 年，实现盐城工厂的年出口规模提升至 20 万辆以上。上汽通用是国内最早做出口业务的合资企业，20年来累计出口量已超过百万辆。目前，上汽通用产品已远销北美、中美、南美、非洲、亚洲的多个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继续助力“中国制造”拓展海外版图。

以包容心态看待合资企业发展

合资企业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产物，是我国在民族汽车工业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通过与外国企业合资经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资本，提高我国汽车工业制造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合资企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国汽车产业从以商用车为主转变为以乘用车为主的产品与市场结构，汽车由主要是生产工具转变为家庭的交通工具与耐用消费品，汽车合资企业都功不可没。合资企业不仅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销量、收入、利润、税收的最大贡献者，同时也是培育和塑造中国消费者对于汽车产品的认知与消费习惯的最大推动者。从20世纪80年代的“老三样（富康、捷达、桑塔纳）”，到21世纪初的豪华首选BBA；从涡轮增压、全时四驱到DCT变速箱、分区空调等等，都是合资品牌在引领技术与消费潮流。40多年来，汽车合资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地方社会发展都做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

经过多年发展，合资企业已成为中外股东相互融合、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成为中国汽车产业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合资企业作为一种可以调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进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具有独特优势的企业组织形式，仍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它的独特作用。许多中外股东都看好合资企业的前景，对于双方的继续深化合作充满信心。美国通用董事长玛丽·博拉在2023年到访上海时已宣布，上汽通用再延长合资30年，至2057年（1997-2057年，共60年）。而一汽大众早在2014年就宣布双方延长合作至2041年。宝马在2022年将华晨宝马的股比提升至75%以后，再次宣布将华晨宝马的合资合同延长至2040年。

为应对电动化转型的浪潮，国际巨头开始在中国建立新的合资公司，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市场发展电动车的参与度。2019年12月，宝马与长城的合资企业光束汽车正式成立，在江苏张家港投资51亿元，建设产能年产16万辆的工厂。光束汽车生产的宝马MINI纯电动车也已在中国市场上市。2020年底，大众将合资企业江淮大众的股比提升至75%，并更名为大众安徽，并陆续投资300多亿元，使大众安徽成为大众在中国最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2020年1月，吉利与德国奔驰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生产奔驰Smart品牌纯电动车型。2023年，一汽与奥迪汽车合资成立了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公司，成为奥迪打响新能源汽车翻身仗的一枚重器。

合资企业依然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重要参与力量,通过与中国伙伴的深入合作寻找出路，正在走着一条从“合资”到“合创”，从基本的中国化到深度本土化，从完全面向国内到一定程度的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当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会有一部分合资品牌退出中国市场，这会对中国汽车产业和汽车市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他们的退出将使市场竞争格局发生变化，消费者可能会面临产品种类减少、服务多样性降低等问题。其次，合资企业退出会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生冲击。这些企业通常与本土供应商、经销商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的退出会导致这些合作伙伴面临业务缩减甚至倒闭的风险。同时，这也可能影响到合资企业员工的就业和当地社会的稳定。此外，合资企业退出还可能对技术转移和创新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合资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本土汽车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合资企业的退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合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保持汽车产业多样性与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产业生态的多样性是生态健康的标志。我们应以更加开放的胸襟，以自身的技术能力支持推动合资企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让消费者、让全社会用他们的选择来决定汽车企业和汽车品牌的未来命运。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