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发展农民合作社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鉴于农民合作社涉及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等敏感问题，全党应当解放思想，形成共识。　　

　　我认为，发展农民合作社，尤其是发展社区型农民股份合作社，在农村实行以农民股份合作社为主体、双层经营体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和有效载体。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应当在生产力发展标准上形成共识。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方式的“第一次飞跃”，让农民直接与生产资料相联系，成为土地经营的主体。但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一户只有一至几亩地的小农耕作方式，所带来的个体生产与机械化操作、产业化发展、技术性提质相矛盾，导致生产边际效益递减，抗风险能力弱，农民收入低；同时，由于“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导致信息不对称，农民之间同质竞争，中间商在农户和市场两头赚差价，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弱，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这两种情况同时产生作用，导致农民纷纷“弃农打工”，“空巢村”“留守村”和农村“撂荒”现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发展，影响农业生产方式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新技术、新品种不断推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和产业链延伸；信息化的发展带来了农产品销售方式的变革，农产品电商在农民和消费者之间架起了“天桥”；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城市人生活方式的转变，促生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生态农业”，农业的产业化既有“接二连三”，也有三产融合。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带来的影响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农业实行品牌化产品、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标准化加工、网络化销售、冷链式配送、体验式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发展农民合作社，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推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二次革命”或“第二次飞跃”，就成为一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相比较，农民合作社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聚集、整合和流动，做到优势互补，提高种植效率，降低种植成本和风险，减少个体农户收益的不确定性；提升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新型种植技术的推广应用；在小农户与现代化、专业化生产之间，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实现有效衔接，这也正是农民合作社的优势和生命力所在。

农民合作社是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客观要求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农村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应当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共识。

　　土地集体所有，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40年前，当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之后，虽然这个“魂”还在，但却是“魂”与体的分离，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无法体现出来，广大农村绝大多数变成一家一户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换句话说，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并没有产生集体所有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利润，农村的集体经济基础受到很大削弱，农民家庭因劳动力的多少和强弱以及其他外在因素影响而自然产生两极分化，农村已缺少或没有调节两极分化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由于缺少集体经济的调节和引导，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对农民的指导力度有限、约束欠缺，农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基本上由农民根据上一年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自行决定。虽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但却难免市场自发调节的风险，且在事实上导致政府对农业调节和服务的不到位。当农村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形式的组织缺失，市场流转的结果主要是向经营大户集中。 

　　虽然农业经营大户也是市场经济主体之一，是农业政策鼓励的对象，但是，如果经营大户成为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它所带来的两个可能的后果则是无法预料的：第一，鉴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限长、农户抵御风险能力弱，土地向大户集中的结果可能会加剧农村的两极分化，导致新一轮的“地主—雇农”现象；第二，当经营大户成为农业经营和市场的主导力量时，中国人的饭碗虽然还端在自己手上，但却只能由少数大户来决定，倘若这些人中再有一部分受境外势力的影响，那么，中国人的饭碗就端不牢，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缺少保障。

　　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兴建休闲农庄，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或者打造一些娱乐设施，虽然对乡村振兴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与老百姓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村民很难与之融合。虽然能带来一定的资金需求，但是，在城市调控房地产的情况下，要警惕地产商到农村搞新一轮变相“圈地运动”。

　　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全面启动，农村土地确权登机发证工作正在进行，村一级集体经济联社清产核资有条不紊，有的县还成立了集体资产管理中心，这就为发展农民合作社提供了契机和前提，为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二次飞跃”创造了条件；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专业化社会化，农产品销售的物流化和电商化，农村环境生态化和农产品体验式服务所带来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提升和融合，为发展农民合作社和“二次飞跃”创造了基础“硬核”；广大农民对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和自身利益的渴求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期盼，为发展农民合作社和走集体化、集约化，提供了动力支撑，这就在发展的大趋势上使“二次飞跃”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要求。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社这一集体所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经营主体，在发挥市场调节决定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和宏观调节作用，这样才能让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端在自己手里。

农民合作社能够推动农民职业化落地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鼓励和引导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参与主体、振兴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客观要求，应当在激活生产力要素和振兴主体回归上形成共识。

　　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帮扶力度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固然重要，但农村的主体是农民，没有一代新型职业化的农民队伍，就不可能有乡村的持久振兴。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与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在一定时期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由于农村发展缺少产业支撑，农民“身份化”而非职业化和货币化，农民的利益低端化。在城乡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推拉效应”作用下，农民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的“空巢化”和“留守化”成为普遍现象。虽然“农民工现象”促生了“打工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还有不少人通过打工融入了城市甚至还成为企业家和管理者。但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随着大城市城市功能疏解，熟练工人供过于求，很多人将很难找到稳定满意的工作岗位，除少数技能人才之外，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还是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产业链向二三产业延伸以及休闲和康养农业的兴起，从而为农民工的新一轮回流提供产业支撑和就业岗位支撑；发展农民合作社，让农民股东化和职业化，可以为农民工的新一轮回流提供利益支撑；通过农民合作社组织新型农民的培训、认证、使用和待遇一体化，使农民的职业化真正落地，由此可以为农民工的新一轮回流提供自身发展的动力支撑；各级政府的创业新政和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制度保证与农民天然的故乡情结相联系，可以为农民工的新一轮回流提供价值支撑。这几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就一定会导致乡村对劳动力的“推拉效应”首次发生历史性转变：由“溢出”效应，转变为“磁铁”效应，使游走在城乡边缘的农民工群体真正实现“进得了城，回得了乡”，推动社会和谐有序和长治久安，又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赢得主体力量的回归，同时，还可以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进行有益的探索。

由此可见，发展农民合作社是吸引乡村振兴主体回归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是生产关系调整对生产力要素反作用的重要体现。

农民合作社能够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发展农民合作社有利于推动党的领导、村民自治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相结合，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应当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结合上形成共识。

　　发展农民合作社，走集体化、集约化之路，要以土地的“三权分置”为前提；以“三资”转变为渠道——集体经济中的资源、资产、资金分别转变为资本、股本和股金；以农民自愿为原则，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为基础——入股之后，农民既可以分红，又可以做其他工作获得另外一份收入；以社区型股份合作社为主要组织形式——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农民合作社党组织书记，既能促进农业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缩短农业政策对基层的引导周期与推广周期，又能及时反映农民的意见要求，推动党的主张与农民意愿的统一，还能协调农村社区与农民合作社的关系，推动农业与农村的联动发展；以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为运行模式，在此基础上贯彻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自治原则；以利益共享为核心——使集体经济成为农民致富的主渠道、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通过农民合作社这样一个以利益共同体为主要特征的集体经济组织，广大农民结成命运共同体，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相连，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农民合作社有利于构建食品安全的“溯源体系”

　　发展农民合作社有利于构建食品安全的“溯源体系”，推动食品安全的社会化，应当在“进口”的国计民生问题上形成共识。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也是战略问题。但食品安全必须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依托，以发展农民合作社为抓手。过去之所以食品安全问题较多而监管往往失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在农业生产、流通、消费三大环节中，生产者都是小农，消费者都是个体，双方都过于分散且信息不对称，在无法对接和决定价格的情况下，双方都做出了理性但却错误的选择：生产者用一切降低成本和快速产出的方式生产，产品自然不安全；消费者在无法确定绿色、生态、无公害的前提下，只能选择价格更低的产品；而质检机构面对众多分散的个体和不规范的销售，又往往力不从心。

　　发展农民合作社可以建立健全村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以检测检验的权威性、检测指标的标准化、检测结果的公开性，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把每一个产品检测标准、检测结果与该产品的生产者信息在所销售的产品上一同公示（这里有四大关键要素：资质认证、检测标准、品牌市场、实名销售，缺一不可），以最严格的的“溯源体系”，从源头上确保食品安全。而这些专业化的检测、程序化的环节，面对小农生产时是很难做到的。

农业合作社有利于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发展农民合作社有利于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城乡的均等化服务与农业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化以及社会化同步推进，从而实现农村、农业、新型城镇化建设一体化推动，应当在城乡融合发展和解决主要社会矛盾问题上形成共识。

　　过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虽不乏成功的经验，但却有两个共性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建设与农业的现代化和专业化发展脱节，农村城镇化缺少产业支撑，有镇无业，既不能就地吸纳农民工就业，又不能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二是城镇化建设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脱节，农村城镇化缺少聚集效应和城市引力，有城镇无服务，既不能推动生活的社会化，又无力推动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两个脱节”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小城镇发展滞后，城镇化功能缺失，难以吸纳一亿人就地就近转移到城镇。

　　发展农民合作社，尤其是社区型农民合作社，既可以为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提供专业化生产、专业化销售、社会化服务等产业支撑，为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创造条件，又可以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设，还可以通过社区发展推动就地转移农民生活和服务的社会化，为老龄化“银色浪潮”的来袭未雨绸缪，使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成为康养休闲和度假的首选地。这方面农垦系统大多数农场的发展经验都足以示范。

　　当然，发展农民合作社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生产关系“大跃进”不同：发展农民合作社是以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转变为基础，以农民拥有对土地的长期承包权为前提，以农民自愿协商和利益共享为纽带，以村民自治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为原则，以共同富裕为目的，以土地承包入股为主要形式，循序渐进，因地制宜，而不搞生产关系“一大二公”式的一刀切，也不搞“一窝蜂”“一阵轰”式的运动模式。

　　发展农民合作社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长期稳定并不矛盾：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不变，并不代表农业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方式长期不变，否则，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无法实现；此外，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主要目的是保护农民利益，但农民的利益能否真正实现，则取决于种什么和怎样种。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通过承包权入股、发展股份制农民合作社，恰恰可以通过规模生产和集约化经营，既能帮助农民解决农田撂荒问题，又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边际效益和抗风险能力，从而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

　　发展农民合作社，应根据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和农民利益实现的需要依法推进。政府应按照修订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改进登记与注销制度，促使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一些“空壳社”和“冒牌社”退出。同时，防止个别地方搞脱离实际的数量指标；要把发展农民合作社，尤其是社区型股份合作社与过去业已存在的“空壳社”和“冒牌社”区分开来，净化新时代发展农民合作社的环境。

　　发展农民合作社，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理，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同时，整合农业、人社和教育部有关资源，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人员培训基地，强化对职业农民的培训教育，像重视新兴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一样，重视职业农民队伍的建设。通过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战略建立新型主体力量。以此来解决“钱从哪里来”和“人（合作社主体）从哪里来”的问题。

　　总之，发展农民合作社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必然选择，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农业经营方式的“螺旋式上升”和“第二次飞跃”。对此，应当广泛凝聚共识，切实加以推动，尽快出台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如果错失机遇，我们又将要付出几十年一轮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契机！

（编辑  杨利红）

    产学研合作的提出，是基于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需要。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发挥各自优势，按照风险共担、利益互补的原则，共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其创新路线是沿着产业链的正向线性扩展，在推动产学研结合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的牵线搭桥作用。科研成果最终要为生产所用，这就演进形成了“政产学研用”的合作模式。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地位逐步凸显，在各行业发展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产业技术联盟。其主要表现为以企业为主导，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实现价值链的双向互动式扩展。

    目前，国内高校科研经费中约有30%来自企业，各类科研机构来自企业的经费比例超过了70%。中央企业牵头或参加的国家及地方技术创新联盟有600个左右，年度经费支出约10亿元；参与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多达1.5万个，累计支出经费近200亿元。   

国内外产学研合作的实践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经验，普遍重视产学研结合，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清除合作障碍，促进各方深度融合，构建协同创新生态。

    早在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州立高校就提出，要在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通过培养人才和输送知识，发挥高校促进本州经济发展的作用。随后的几十年，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创立了多种合作模式，并陆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如美国1980年的《斯蒂文斯—韦德勒技术创新法案》和《贝赫—多尔法案》要求加强和扩大产学研三方的技术转让和人员交流，推动联邦政府支持的技术成果推广转化。1992年《中小企业创新法》提出支持中小企业与高校及研究机构间的合作。1993年美国政府设立了国家科委和科技政策办公室，统筹协调各部门与科技、产业界的科技政策与合作，其陆续发布的一系列科技战略规划，均对产学研合作进行相应的政策支持。

    1986年，英国成立了工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旨在促进工业企业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加大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同时制定政策，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学研合作。《英国的国家创新系统》报告鼓励企业向技术投资，提出加强中小企业与高校合作，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支持作用。2004年《英国10年（2004-2014）科学与创新投入框架》、2011年《促进增长的创新与研究战略》等文件，均提出鼓励官产学研合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培育发展机会。

    日本政府1956年发布的《关于产学合作的教育制度》，196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6年《研究交流促进法》、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都把增强产学研合作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协调发展作为重点。1996年，日本启动5年国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7年的《教育改革计划》明确推动和支持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支持高校成立科技中介机构。1999年发布的《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规定，民间企业赞助的在国立高校或政府实验室进行的委托研究，如果获得知识产权，可全部无偿归赞助企业所有。2002年发布的《产学官合作促进税制》还为产学官合作项目提供税收优惠。

我国在科技体制改革中，始终将推动产学研合作放在核心地位。如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提出“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院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都重申了这个提法。

    新时代“科技举国”和计划经济时代“举国体制”的区别

    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由国家层面动员社会资源，集中于重点建设领域，取得突破，带动全局。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五”工业化建设，以及“两弹一星“、大庆石油会战，都是坚持了自立更生的方针，运用举国体制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要看到，新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市场化和充分开放环境下进行的，情况比较复杂，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况又很大区别。

   计划经济下的举国体制的条件要素包括以下几点：（1）管理体制无差异。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都是国有（公有）制，在上级号令下，大家能够目标一致去工作；（2）社会成分无差异，参加重大项目的成员基本要求是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强；（3）目标和价值取向一致，大家为一个共同目标集中精力去奋斗；（4）以行政方式组织调度；（5）资金集中管理；（6）人员集中管理；（7）成果集中管理，共同使用。

    目前进行举国体制的条件，和过去有很大不同：（1）体制多元化。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所属单位不同，体制内外的差异很大；（2）参与重大项目的社会成分差异较大；（3）社会多元化导致各人目标价值取向不一致，参与者各有所需；（4）项目管理和组织调度方式多元化，包括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方式；（5）资金管理较分散；（6）人员管理分散；（7）成果的归属和管理分散。   

   在市场化环境下实行商业化原则，由于存在多重利益诉求，以及太多的限制约束，导致精力严重分散。现实中经常有反映：现在的科研人员同时还是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开题论证和应对检查、财务报销、课题研究时间各占三分之一，科研人员很难集中时间和精力做科研。另外还有大量行政性的事务的干扰。

目前制约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因素

    长期以来，隶属于不同系统的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由于客观上受制于体制藩篱，往往只能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合作，强调“企业出钱、学校和科研院所出力”。大部分采取“点对点”的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和联合开发，多以“短平快”的合作项目为主，以局部的、阶段性的合作方式为主，以解决一般性、临时性的技术问题为主，基本上是“一锤子买卖”。各方合作人员、机构、项目、经费等都不稳定，难以实现对某些重点技术领域开展持续、稳定的联合研究，无法有效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和重大技术难题。在知识积累方面、人才培养方面也都缺乏好的体制支持。

当前产学研合作模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现产学研合作模式存在不利于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的障碍。

    尽管目前全国科研投入的重点主要放在企业（政府研发投入仅占30%），但在政府牵头的重大产学研合作项目中，企业虽有主体地位（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但仍然缺乏主导作用和足够的话语权。一些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主要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牵头，只是要求企业提供相应的资金配套。

    另一方面，企业对借助产学研合作获得技术突破的信心不足。实践中，企业往往做两手准备，一手搞产学研合作，一手不断进口国外技术，实际是对产学研合作自主研发不抱希望。所以我国的产业发展被外国企业卡脖子，往往是“一卡一个准”。现实中那些被全面封锁的国防科技领域，没有了引进希望，大家集中精力自主研发，最终搞出成绩。例如我们在航天方面能够实现飞船绕月，却造不好自己的汽车发动机，其原因也在于此。

    据浙江省调查，近年来产学研合作项目占企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比例超过50%的企业仅有10%左右。只有不到40%的企业认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对企业帮助较大或有所帮助。

    第二，很多产学研合作项目集中在创新链的后端，存在竞争性冲突。

    在竞争性领域的产学研技术合作，由于高校、院所和企业各方对知识和技术掌握的程度不同，互相又缺乏信任，各方往往不愿意将新知识新成果与对方分享；在选择创新项目时，往往选择接近最终成果和商业化的技术研发链后端环节。在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产学研的合作很少，导致成果的创新性不足。同时，各合作方也容易产生冲突：企业想尽快进入市场，学校和科研院所想把成果直接转化，双方在收益分配和知识产权归属上容易产生冲突与矛盾，也会影响到双方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合作各方的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存在着制度协同的障碍。

    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在人事管理、人才评价、考核分配、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管理模式和制度差异很大；考核目标也不相同，学校考核论文、科研院所考核专利、企业考核效益。由于高校对课题评价、成果转化，以及教学人员的考核评价标准，常常采用“一刀切”的模式，在职称、成果奖励上，产学研成果的份量较轻，导致高校人员普遍对合作项目的研发积极性不高。

产学研合作中，一旦涉及到跨行业、跨系统的人才流动，还要解决调动者的户口、房子、待遇、社保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难以顺畅地办理调动手续。特别是从学校向企业的流动，还会造成科研人才的福利损失。长此已往，形成产学研各方人员只能在内部自我循环，各方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改进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几点建议

    首先，把新型举国体制与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结合起来。

    目前我们比较强调制度建设、法制建设，而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看，它们的创新体系建设已进入创新生态建设。制度建设的特点是刚性的、从上到下的；而新型创新生态除了院校、科研单位和大型企业外，还包含了各类创新组织（技术园区、小企业、风投资金、联盟团体、孵化器、中介机构……），明确各类主体角色定位，强调共生栖息关系，开放、包容，协同、协商，互相支持，有序发展，营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氛围。硅谷就是一个良好的范例。 

    其次，落实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

    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作为科研项目“出题人”的同时，企业也应该在合作项目中把握研究方向、组织开展科研活动。在国家科技计划中，要提升企业的话语权，选题过程应强调自下而上、上下互动，应当多向企业征集具有科研意义且能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的课题。

    作为知识创造的主体，大学和科研院所要成为创新生态系统中涌现优质人才、知识、技术的源泉。在市场化条件下，如果大学和科研院所过分强调成果产业化和创造效益，就容易因定位不明确、利益分配不合理导致角色错位。

    第三，加强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产学研合作。

    目前我国应用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因为要考虑回报，企业的科研课题一般集中在竞争性（创新链后端）领域；而院校的科研优势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方面，搞那些能够直接转为生产力的技术研发比较困难。作为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技术开发之间的中间环节的应用基础研究，应该作为产学研合作的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往往设施不足，建议鼓励行业骨干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共同建立产业联盟和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合作开展竞争前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建议在国家科技规划中设立“应用基础研究产学研合作规划”，对产业重点共性技术问题，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由财政或其它基金资助，这样可以持续稳定地支持产学研合作。

    第四，完善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措施。

    应当出台更为积极的科技政策和法律制度，以推动产学研合作，如政府补贴、成本分摊；高校和科研院所打破“一刀切”的评价标准，建立健全鼓励产学研合作的考核、评价、激励体系。

同时，还应当鼓励建立“旋转门”机制，推动企业、院校和科研单位之间人才的有序流动。比如，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引进高校及院所人员在企业做兼职服务；高校、科研院所为来自企业的科技人员设立兼职研究员等岗位，可以不受编制指标和工资总额等限制。

（编辑  杨利红）

一颗芯片的诞生

1999年，夏晓东前往美国的一家芯片公司，此时他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兼技术中心主任。与他同行的是海信集团负责电视研发的同事。他们与对方就开发电视芯片项目进行了“异常艰难”的谈判，确定了合作关系。

异常艰难的合作

在合作中夏晓东发现，海信能获取的，只不过是一些功能方面的知识，而对于代码、设计流程等技术细节，对方讳莫如深。这家美国公司的某款液晶芯片出货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但芯片设计研发也就是七八个人，而且都是中国人。既然这么少的人能做研发，掌握了研发流程，海信开发芯片是不是指日可待？

当时的家电市场，由于技术革新带来显像管的成本下降，价格战硝烟弥漫。但惨烈的价格战的背后，是产品的同质化。

周厚健说：“产品的同质化缘于技术的同质化。大家都在翻版国外产品，却不掌握核心技术。这就像做电脑，芯片基本都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做电脑的利润其实很低。” “中国的彩电生产量很大，但是没有自己的芯片，这意味着自己决定不了电视整机的功能和性能。决定不了电路程式，就等于没有决定产品的权力。”

2004年，我国有68家彩电企业，年产彩电7000万台，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生产国。这些电视机使用的核心视频处理芯片均为进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所用芯片大部分来自国外。商务部的资料显示，仅2004 年上半年，我国用于芯片进口的外汇即达262亿美元，国产芯片仅占使用总量的3%，而中国企业设计的芯片占国产芯片的使用量比例为0。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电子信息企业，多数是将别人的芯片焊接到电路上，这是一种出力多、利润低的经营模式。

当时的日韩家电企业一边垂涎着中国市场，一边又对中国企业嗤之以鼻：中国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研发能力，长期下去，大多数中国企业将在未来消亡。

周厚健说：“我国制造业越发展，芯片的消费量越大，设计、生产芯片能力薄弱的问题就越突出，我国企业就越发受制于人。如果我们不能在核心技术上突破，恐怕日韩企业的预测就要变成现实。”

芯片是家电的神经中枢，也是一种隐蔽性权力的载体。它的生产商打着自由交易的商业伦理旗帜，却又让交易的另一方惴惴不安。

周厚健决定行动。敲开美国芯片公司的大门，只是一次小小的演习。1999 年，周厚健和集团内一批工程师开会，讨论自己研发芯片有没有可能？会上，反对声淹没了赞成的声音。多数人认为，既然眼前不冒险就可以赚钱，将家底压上去做虚无缥缈的事情不值得。何况芯片设计生产的周期性强、技术要求太高，海信目前暂无技术储备。

决心自己做芯片

2000年，海信集团成立了“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所”，决定自主设计芯片。

6月的上海是梅雨季节，潮湿、闷热，让北方人战嘉瑾难以适应。他和同行的三个研发人员落脚在一个四人间宿舍。战嘉瑾团队的任务是研发电视专用核心芯片。

战嘉瑾1995年大学毕业就来到青岛海信集团， 1997年就承担了海信自主开发的100HZ机任务，以后成为海信电视研究所所长。他熟悉海信使用过的各种外国品牌芯片，他内心的愿望是，一定要用上自己设计生产的芯片。经历了1999年与美国芯片公司的合作，这一愿望便更加强烈。2000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软件开发和集成电路设计的“18号文件”，上海市随即在市中心黄浦区建设“科技京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就设在这里。当上海有关部门了解到海信自主研发芯片的意向后，派人专程与周厚健联络，随即战嘉瑾团队就受命到上海组建海信ASIC（专用集成芯片）上海研发中心。

当时，全球半导体行业正处于低迷期，海信的决策受到不少人质疑。团队调研了10多种产品：电视遥控器芯片、空调遥控器芯片、通用8位微处理器，数字电视解码芯片、全球定位系统GPS芯片等等，都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当时国内还流行微控制器，那是一种低端的集成电路。有的公司做逆向设计——把其他公司的芯片拆开研究，直接模仿。逆向设计的风险小，但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边。与此相反的正向设计，是以整机的功能和性能定义设计目标，自己从头做起。走对了就是领路人，走错了，前路不通，时间、金钱、精神受到三重打击，甚至满盘皆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到2001年冬天，海信确定做正向设计，做专门提升画质的数字视频处理芯片。战嘉瑾说，海信做芯片要考虑到整机的优势，“项目一旦完成，就可以参与技术的高层次竞争。拥有了核心技术，才能与合作者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

几年后，《中国企业家》杂志问周厚健，万一研发不成功，有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周厚健说：任何一个开发都可能失败，特别像这种难度比较高的开发，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搞了几年投入几千万，如果最后失败了，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我们长期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作为一个企业更可怕。我们应该冒险这个险，把我们的技术力争再有所提升。

海信愿意赌一把

“这就像做菜一样，原料可以有无数种搭配，你要找出自己擅长和合口味的方案。芯片设计也是这样，不是说哪一个理论上的流程最好，而是哪一种符合你的需要；而且芯片设计仅是最前面的一环，离不开后面的芯片加工、整机应用等。当时芯片的生产厂家大多在台湾和欧美，我们对后面的相关环节也不很了解。”战嘉瑾说。

在电视领域，核心的芯片有三类，接收与解调芯片、解码芯片以及数字视频处理芯片。因为没有统计标准，数字视频处理芯片没有固定程式，开发难度很大。

他们开始疯狂补课。看专业书，向业界专家请教，团队讨论、分享、争吵、消化。坐在出租车里思考芯片，听音乐时想着芯片，满脑子都是芯片。大家没有功夫聚会，每天熬到深夜。这是一种“不疯魔，不成佛”的状态。

产品开发同步推进。2002年，他们完成了一项工作，就是从算法到电路的全部液晶显示器电路的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实现项目。一张比A4 纸小的电路板上，团队的心血和代码汇集成了300 多万个晶体管。

完成FPGA 项目是一种突破。它起码在两个方面证明了海信芯片团队的实力：首先，是开发流程的可行，其次，是集成电路设计拥有了正确的方法。

在完成FPGA 项目的基础上，团队完成了对算法和电路设计的验证工作。此时，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几乎让上海团队陷入了停摆。

2003年8月，当他们把经过软件仿真后的设计代码进行实际的电路验证时，发现理论上完美的东西，在验证阶段却是一团乱麻，经过多次校正修改之后还是无法发现问题。

整整两个月，想尽一切办法找到答案。经过一番讨论和争吵，他们决定同时用两个办法：一是对原有模块进行大幅度修改，另一个是做一个优化的模块。最后，两种办法都取得了效果。

研发的流程管理，强调科学、高效、协同的机制。但是起初，上海团队对项目的管理属于激情管理，只是强化了个人的激情驱动，弱化了相互的协同。芯片团队每个人都热情高涨地撰写极具个人风格的代码，但整个项目组却没有形成统一的风格，因此，各自不同的代码风格无形中提高了排查问题的难度。芯片团队重新梳理了研发中的节点性问题，形成了设计规范，进一步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增强了抗击打能力。

这里不能不提到刘卫东。他在海信有三个头衔：现任海信电器首席科学家、电子信息集团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芯片公司总经理。他主持了芯片研发，主导了模组研发和产业化，并牵头研发了多项行业领先显示技术成果，以及他带领团队开启激光电视的关键技术研发。这四项，分别代表了，艰难，艰难，艰难，艰难。

周厚健是工程师出身的董事长，而刘卫东则是其镜像。通过他，我们才能知道周厚健到底在想什么。

刘卫东指出了家电行业的问题：对外合作不够，完全靠自主研发远远不够，要跟外部合作。“自主核心技术，很多需要对外搞深层次合作解决，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周厚健建立了一家技术立企的公司，需要技术能力服众，没沾染官僚习气，能敢于直言反映问题，较真，专业，又有奋斗精神的技术人才。这个合适人选是刘卫东。刘卫东也需要痴迷技术的领军人，他强调，研发工作最深的体会是，“要敢于做最领先的技术产品，你没有这个胆气就真的可能一事无成。”

一颗“中国芯”是这样诞生的

2004年6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青岛海信集团考察。周厚健陪同温总理进入海信展厅。在电视机展区，温总理被海信的芯片吸引。海信人介绍：这款海信自主研发的专用集成电路，应用在视频类产品的核心数字处理部分。中国年产彩电6000万台，而且产品正在升级换代，由于未掌握芯片制造技术，产品常常受制于国外企业，同时要付出大量的专利费用。海信芯片的推出，将彻底打破国外垄断的局面。

这个演示的调试平台是从上海运到青岛的。

周厚健汇报说：“这个芯片对我们视频行业的意义太大了。虽然我国的电视生产量很大，但主要芯片都是国外的，我们在选择产品上没有自己的主动权，这样下去我们只能赚取廉价劳动力的辛苦钱。”

温总理说：“你说得对，我认为现在制造大国都谈不上，只是加工大国。”

周厚健介绍：“我们这颗芯片推出后的成本只有3美元多，而同样的国外芯片都在15美元，便宜的12美元。这就是自己拥有技术的价值。”

温总理：“因为是你自己的知识产权，竞争力自然更强。”

战嘉瑾随后演示了海信芯片的效果。

温总理：“看到了，你们的芯片主要应用在视频领域中吗？”

周厚健：“是的，可以应用在各类电视、视频处理设备中，应用面广。如果这些芯片在视频领域上机成功，这将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颗电视核心芯片被批量使用，它对提升整机产业的水平和能力意义非常重大。这颗芯片将在近期上机试验。”

温总理还问了一个问题：“中国年产6000万台电视，还有2.9亿部手机，还有数码相机。你们的芯片能应用到这里面吗？”

周厚健回答：“目前还不能，手机、数码相机的视频应用与电视应用还有一些差别。总理说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我们将关注和研究这方面的应用，我们一定会努力。”

随后，总理观看了海信的网络安全设备演示。讲解者说：“由于我们国家在芯片开发等基础科技方面与国外还存在差距，所以我们的产品与国外的产品相比，在硬件性能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听到这里，总理的表情很严肃。

总理离开海信集团后，周厚健便在想，一定要给总理写信，说明“中国芯”是可以诞生的，还要告诉总理，“中国芯”是如何诞生的。

此时的周厚健为这颗芯片想好了名字——“信芯”。这是海信自己，也是中国家电行业、中国制造业的信心，是中华民族的信心。

从这以后，芯片的研发速度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在温总理考察海信之前不久，芯片进入到关键的流片阶段。所谓流片，就是设计完集成电路后，先在流水线生产几片几十片供测试用，测试通过，即可批量化生产。可以说，这个阶段的内外部质疑是最强烈的。此前芯片团队的辛勤研发就如同沙盘推演，而到流片阶段就是实战。

不确定，上海团队不确定，青岛总部不确定。

周厚健说，在团队为他做项目演示的时候，他曾严肃地批评他们：我们搞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产品，搞不出来不要紧，出一点错误也不奇怪，但是如果我们科学的态度出了问题的话，那就不行。

高密度地汇报、高密度地质疑、高密度地修改。芯片的性能等问题逐步地解决。

2004年，他们艰辛而又高效地推进工作。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电路的设计和验证；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芯片的IP整合工作；两个月的时间，完成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到了2004年9月28日，他们完成了数字视频处理器芯片的全部设计工作，直到交付加工前夕还在不停地调试、检测。密密麻麻的晶体管，十几万行的设计代码，一个纰漏就会产生蝴蝶效应，引发一场海啸。拿出去的东西，如果流片后不工作、如果需要改动(哪怕只在代码上改动一个小标点)，海信的这100万元就等于付诸东流。他们天天加班，不断检查，反复验证。他们充分利用晚上人们休息时间，让机器运转起来，之后才回去睡觉。

11月27日，海信芯片完成MPW 流片，专业测试通过了验证。这款芯片成功地应用在支持1080P高清显示格式的电视机上。反复的测试表明，海信设计的芯片一次流片成功。而流片的一次性成功，在国际芯片知名公司中也不常见。

2005年5月19日，“信芯”经历了反复数次的工程批生产和验证。6天后，海信第2000台与信芯对接的整机下线，通过与国际产品严格的比较验证，运用信芯的电视整机产品与采用国际先进芯片的电视相比，技术性能毫不逊色。

山东省科技厅在4月份完成了对信芯的鉴定，认为信芯在视频处理算法、芯片体系结构、深亚微米集成电路设计技术方面，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此时，周厚健给信芯取了个全名“HIVIEW信芯”。

2005年6月26日，海信在北京发布了“信芯”，它通过了信息产业部（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鉴定。周厚健那封写给温总理的信终于完成（几天后温总理对此做了批示，鼓励海信再接再厉。）在信中他写道：“信芯的名字，既代表了海信之芯，也代表了中国彩电人的信心。”他谈到行业命门：“企业在积极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同时，要立足于自主研发，踏踏实实地潜心专注于基础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我们深信，唯有如此，彩电企业才能逐步解决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也只有如此，中国才能从彩电大国锤炼为彩电强国。”他谈到技术信仰：“海信之所以四年如一日进行投入并承担可能随时发生损失的风险，就是希望证明一件事情：中国企业有能力，也有毅力向核心技术挑战，‘中国制造’有决心、也有魄力上升到更高层级的竞争，中国工业靠智慧和创新挣钱的日子终将不远。在外国大公司依靠技术日益对我国经济进行封锁的现状下，中国本土企业只要树立攻克核心技术的雄心大志，牢牢树立永不言放弃的精神和‘技术立企’的信仰，中国企业是可以扭转行业的不自信的！”

他谈到了人：“我们年轻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项目研发团队4年多来封闭在上海，潜心研究，刻苦攻关，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下，克服了浮躁与诱惑，埋头专注于一件或许失败概率很高的研发项目。”

周厚健打心底赞佩芯片团队。在一次会议上，他说：“不容易，我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获得突破，从事情的整个过程上也很不容易，坚持了这么长时间。这五年时间对他们是太珍贵了。他们作了如此大的付出，对企业的意义也很大。五年前，他们不知道项目将来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失败了，工作业绩是个0。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在前途未卜的2001 年，海信孤注一掷的勇气、攻克核心技术的雄心、永不言放弃的决心令人钦佩。

2005 年7 月2 日，时任青岛市市长夏耕与周厚健亲自为彩电装箱。海信分布在青岛、辽宁、贵阳、淄博和临沂的五大彩电生产基地，同时下线装有“信芯”的彩电。下线仪式后，海信还将首批100台信芯彩电捐赠给了西部的30所海信希望小学。

那年夏天，海信信芯科技公司成立。芯片产品可以提供给海信集团下属的上市子公司海信电器使用，但芯片是独立运作，它需要在基于商业买卖的关系上，赢得海信电器的认可。

海信的芯片，需要争取到海信的客户。他们需要考虑：芯片如何满足中国市场？如何提供更多的功能？如何满足营销？

信芯，由一个团队转变成了一家公司，他们需要将一个松散的研究组织转型为市场化运作的公司。

周厚健说：“我们在等市场效果。一定要给大家树立一个概念，不是从实验室出来就成功了，就结束了。你的成功必须体现在市场上，市场上成功你才算成功了。

海信电器已经开始使用信芯。谈及回报周期，周厚健说：“信芯”使用量达到10万颗的规模就可实现盈利。肯定的讲，即使仅仅海信使用，使用规模也大于这个数。海信的芯片从技术上取代进口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希望业内同行也要使用，更多的中国企业，甚至是国外的企业来使用这个芯片，还希望海信芯能出口到国外的电视制造企业使用。量越大，我们的成本会越低。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说服其他电视品牌商放下复杂的心理情结，使用信芯。在海信的计划中，国内排在第一梯队的家电企业是信芯的重点营销客户，另外一部分就是海外市场，毕竟在海外，还有许多的家电企业。

信芯，需要经过市场的千锤百炼。首款芯片虽然具有符号性、开拓性的意义，但是它在跟竞争对手的比拼中，要继续壮大。用周厚健的话说，好的技术，就是同样的成本我的性能更好，一样的性能我的成本低。

海信的计划是，在现有芯片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芯片的集成度，开发下一代高性能、高集成度、低成本的数字视频SoC处理芯片；同时针对数字电视、宽带多媒体应用等，开发数字多媒体处理芯片。

HS3700 芯片历经10年研发

2015年11月23日，周厚健在一封邮件里表示：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没有自己定义产品的资格。这是海信对芯片战略的重申。两天后，海信在北京召开了发布会，正式发布了HS3700 芯片。

坚持坚持再坚持

从第一款产品到HS3700 芯片，中间跨度10年。这段时间，是海信芯片团队的波动期。2009年前后，上海的芯片团队很多人离职。这和所处地域有关，外面的诱惑也很大。

平稳过渡后，海信芯片的研发能力更上一个台阶。3700芯片是画质芯片。在周厚健看来，画质就是海信的差异点，大屏时代，画质芯片是差异化竞争的武器，这是海信芯片仍然坚持的路线。从它推出后，海信的芯片研发速度大幅提高，做出一款芯片的周期从两年提速到一年；海信高调兼并的海外企业开始源源不断为芯片研发提供新的技术、新的思路。芯片公司正式走向市场化，在销售意识驱动下，拥有了诸多外部的客户。

曾小光参与了3700 芯片的整个研发过程，他善长于软硬件开发，思维活跃。2007年，他加入海信上海芯片团队，考虑到上海团队人员流失，集团决定将芯片研发挪到青岛。

曾小光觉得，破釜沉舟才能做事。“我不想让自己有退路，否则就不会全力以赴。”当然，海信的吸引力也是重要原因。曾小光说：“我一看这个环境和氛围很拼，就是我想呆的地方，想住的企业。

芯片在物理属性上比玩具小，但如同钟表的机芯，越小，越意味着只有大代价才能换来丝毫不差的精确。

一般来说，芯片的调试大概需要三个月，而曾小光他们用了一个月零三天就完成了。工作方式就是一个，天天加班。有一次加班熬夜太晚，他带着同事们开车回去，突然睡着了，他说睡着0.7秒后，就被同事拍醒，“如果睡了1秒，可能就出事了”。

对于上游的生产伙伴来讲，海信的芯片体量并不大，若想拿到优先生产计划，便需要调整自己的时间，去适应生产商的节奏。方式，还是加班。

芯片每次到就是当天贴片、通电调试。团队下午四点从苏州封装厂拿到芯片，就要立即飞到青岛，晚上十点到实验室贴片，主板到海信实验室就是凌晨两点，初步测试通过就得凌晨四点。早上八点，有人接续，继续更多的测试。

对画质及系统稳定起重要作用的DDR模块，需要做到万无一失。

芯片设计师们很多时候就得干通宵。4个月时间，他们几乎没有休息过。发现问题，及时沟通。这头的人坐在地铁，那头的人正在刷牙，电话在凌晨一点响起也是常事。他们在细节上争分夺秒。国庆期间，有人到黄岛园区生产跟线，有人在实验室通宵调试，IC、硬件、软件、算法都几乎全公司部门的人都开始熬夜。发现问题讨论分析，涉及同步返回验证……

加班。加班。加班。

芯片不能只让海信品牌的产品使用，集团希望要做外销。这是周厚健自第一代信芯出生后，一直秉持的观点，信芯要放在市场上，跟人竞争，不仅增加营收，还能证明并锻造出海信的芯片的实力。

2017年春天，周厚健到上海芯片研发中心调研（经过一段沉寂后，芯片团队又在这里落脚）。他听取了几个项目的汇报后，给工程师们提了要求：“作为研发人员，如果你不知道整机公司有什么需求，就很难把自己的潜能挖掘出来。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唯一保证。我们一直讲客户很重要，大家一定不要把‘客户是衣食父母’当成是一句套话，客户确确实实是衣食父母。”

卖芯片不像卖电视，需要真正懂这门技术的人。曾小光答应了。几年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卖不好芯片也必须卖，这是死任务，不容商量。这几年下来，他又有了一番跟研发不一样的体验。他注意与客户交谈的各种细节，展示自己的诚意，通常他不会直说自己是卖芯片，而是在卖方案，在卖海信的口碑和影响力。

3700芯片是海信芯片正式对外销售的开始。第一年的增长形势不错。“要逼自己，特别是做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不要留退路”，曾小光说。自从他开始做销售后，周厚健也是这么跟他、跟员工们说的。

高压下信芯提速

2018 年春天，一场关于芯片危机的大讨论发酵。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经过三个月的斡旋，调整，沟通，中兴在缴纳4亿美元保证金、获准10年的暂缓期后，几乎瘫痪的主营活动才恢复正常。

2019年，华为遭遇更严厉的制裁，低调的创始人任正非被迫面对媒体，接受连轴转的采访。

他们卷入制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芯片，在通信领域，他们需要借助美国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提供的芯片。

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达到5411.3亿元，同比增长24.8%。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但主要的产品却严重依赖进口。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2000亿美元的芯片，而且连续多年位居单品进口第一位，2017年达到260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根据赛迪研究院数据统计，2017年世界排名前20的半导体企业中，美国企业占13家，在中国市场销售额合计是667亿美元。其中，高通、博通、美光有一半以上的市场销售额是在中国实现的。在电视主芯片领域，MStar（晨星半导体）绝对领先，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40%；前三大供应商为Mstar、Mediatek（又称MTK 或“联发科”）和Novatek（联咏科技），它们的市场份额大致为40%、16%、15%，这3家均为中国台湾的企业。

对于一家电子设备公司来说，如果重要的芯片依赖进口，那将被人卡着脖子，如果遇到不可抗拒的外力而失去了进口渠道，那就是卡死脖子，继而是挣扎和休克。这就是20年前，周厚健决定做芯片的动机。当时，周厚健拿出一堆数据，仔细分析，那是他决策的一个逻辑参照物。现在，这些数据中数字正在变化，中国的芯片产业正在发展，但差距还在那里摆着。就在芯片大讨论愈演愈烈之时，周厚健关注的是一个海信正在研发的高端画质芯片。

海信的芯片正在提速。

2015年11月25日，3700芯片研发成功。

2017年1月18日，3710芯片研发成功。

2018年9月24日，3720芯片研发成功。

2019年投资5 亿元，成立芯片公司。

信芯研发的经验，缩短了芯片的研发时间。芯片的性能一步步改进，而到了3720 芯片，则实现了一次飞跃。旗舰机配置了这款高端画质芯片。根据海信的介绍：这款芯片通过内置AI-HDR引擎技术和顶尖的图像处理技术，大幅提升了电视画面的色彩、清晰度、对比度和流畅度，全面优化了电视的观看体验。

2018年，海信以3.55亿元的价格收购东芝旗下TVS业务后，3720芯片的研发可以借助TVS的画质技术积累。据悉，TVS 的三个IP用在了这颗芯片上，TVS之前的一颗芯片的价格是20美元，而海信、TVS合作的3720芯片在成本、价格上都极具竞争力。

海信一直是在高压下负重前行，压力的传导机制不会松弛。美国对中兴、华为的打压，给中国制造和中国家电企业敲响了警钟。芯片是战略资源，不能寄希望别人手软。海信早早决定做芯片就是出于这种紧迫感。紧迫感不仅催人快马加鞭，也能激发一家制造企业的野心。

日本厂商在画质芯片上有几十年的积累，中国还有很大差距。原来海信的画质芯片一直紧跟台湾的公司，现在，他们要对标世界高端芯片。周厚健和芯片团队不断讨论，他们希望在画质芯片上打败日韩的对手。海信正在研发的是SOC芯片，这是一种系统级别的芯片，可以理解为多种软件的集成，它可容纳多芯片。曾小光说：“这对于我们这个也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因为它真的很难，如果你能做出SOC芯片的话，你就可以活得让别人害怕。”

自3700芯片研发以来，部分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迁移。曾小光说：“画质芯片跟SOC是有耦合度的，而SOC芯片更重要。画质芯片是在SOC里技术积累最多的。”在SOC芯片上，我们的差距很明显。目前，芯片公司尚未盈利，未形成自身的造血能力。从信芯到3720，周厚健还在等待一场胜利。

（编辑　季节）

隔离防疫与复工复产两难下的博弈

这次始发于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不仅导致武汉市骤然封城，也导致内地几乎所有省市、社区和村庄采取不同程度且日益趋紧的防控手段。

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中国疫情提高到PHEIC级别后，许多发达国家与我国进行人员和商贸隔离。如果绝大多数非重点疫区现行的完全隔离的政策持续周期较长，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中国制造”中多数行业及其供应链体系可能面临较大风险，甚至被其他国家相关行业替代或边缘化，其中包括最为关键的机电产品、汽车、服装、纺织和化工行业等；而农业则可能损失关键的春耕时令，造成全年农产品欠收；加之中美贸易战依然有极强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刚刚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一旦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供应链体系遭到系统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现实中，非重点疫区的过度防控和层层加码，已经使得城市间、社区间和村庄间出现各种交通隔断，人流、物流和商流大面积停滞、断链，导致除生活必需品、防疫和医疗等相关行业之外的大多数产业出现大面积停工停产，国民经济中核心产业链和供应链几近中断，造成经济和社会秩序失控风险加大。充足的必要物资是隔离区内生命延续及疫情遏制的重要保障，保障不足将削弱重点疫区的系统防控能力。

隔离防疫和复工复产属于典型的“两难”问题，关键要把握好“度”，分区、分类、分级实现差异化精准防控。但由于此次疫情很强的不确定性，差异化的精准防控需要各级组织真正细致的排查、分析和勇于担当的魄力。

处理好“两难”问题的“度”之后，同时抓好“两手”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与之匹配的物流供应链体系构建。以隔离为主要手段防治疫情影响最早、影响最大的就是物流业；而疫情的不确定性破坏最严重的就是供应链体系。物流直接连接生产与消费，既是重点疫区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核心保障和重要支撑，更是非重点疫区复工复产最重要的体系保证。

如何做好重大疫情下的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要从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衔接，从平时、应急和战时三个体系融合，从组织、资金、物资、信息、技术和机制六个维度集成构建，并存在资源配置优化的合理之“度”。

防疫与复工并举面临的问题

无论从疫情防控角度还是从复工生产角度审视，当下的应急/平时物流供应链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向疫情防控

从组织上看，重灾疫区内单纯依靠原有自上而下、按部就班的政府机构和官方行业协会的路径方法，在响应速度、作业效率、供给精准度、渠道安全性和组织信用度等方面严重不足，造成已有重要防疫物资的供需匹配严重失衡，而联防联控尚处于初级阶段，绝大部分行政机构远未达到应急压力测试标准要求。

从资金上看，反应在过去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不足，造成疫情防护及医疗资源严重缺乏；而此次应急备用资金及临时追加资金只对头部企业助力较大，对贴近实际需求的广大小微企业难有作用；同时资金整体转化为应急物流供应链的资本配置严重滞后，造成应急物流供应链企业经营现金流严重不足，融资现金流更加困难，严重影响从事应急保障专业人员、专用设备和先进技术的有效、及时、安全和规模化投入。

从物资上看，在疫情防控初期，专用医疗资源如病房、床位、装备和专业人员等在重点疫区严重匮乏，而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和消毒酒精等防疫必备物资则出现全社会甚至全球性紧缺，多数企业复工复产的防护物资无法保障，员工无法复岗也是重要的干扰因素。

从信息上看，供需信息、指挥信息、物流信息、流程信息和安全溯源信息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缺失或隔断，严重不对称的信息自然助长了不实信息的蔓延，加剧了供需匹配失衡，还引发医用口罩等重要防护物资的民众恐慌性囤货、不良商家囤货居奇等，另有部分“假冒伪劣”物资和非专业物资的混入，进一步加剧了医护人员对于防护物资的供需失衡。

从技术上看，建设已久的预测预警、应急指挥、监控反馈及协同决策等软件平台和技术系统缺乏足够的预案和压力测试；应急物资的集采运储仓配等本应成熟的物流供应链技术也凸显运行失当，各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疫病预防控制体系、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均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机制上看，为动员举国努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央负起了全面部署指挥抗“疫”战斗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也尽量考虑了不同区域特点，目前已开始部署由条件的地区复工复产。不过还是要注意防止管理机制的“一刀切”、“走极端”情况，要充分考虑到疫情复杂性、信息复杂性、社会复杂性和资源复杂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行政力量和发挥市场机制能力兼顾。

面向生活必需品的物资保障

归功于我国强大的实体零售业连锁渠道、电商平台和快递体系，归功于全体国民的消费降档减速，整体物流供应链响应情况略好。

面向生产型产业链

当下生产型产业链完全被中断，复工复产面临各种资源匮乏。从资本上看，对中小微企业支持更少，如果疫情时间周期长于3个月，将有大批企业因现金流断裂而被迫关门。从物质来看，绝大多数产业链上涵盖原材料、供应商、设备、物流保障和销售渠道的全供应链体系都是暂时中断或断裂，更存在被其他国家竞争对手替代和边缘化的概率。从信息和技术上看，离开实体生产供应链的信息化平台和先进技术/装备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精准把握现有的资源优势

尽管面临此次疫情发展强度和时限周期的极大不确定性，但中国基本上依然具备防控重大疫情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源要素，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指令依旧通行无阻，城市社区基层干部在正确理解政策指令后依然能尽职尽责，还有长期善于自救和热心互助的百姓群体，而更多需要的是结合市场资源和政策协同的资源配置优化，具体呈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疫情发展不确定性降低。在各地严控严防大环境下，除重点疫区湖北省在感染人数统计上依然存疑而需要严格排查之外，非重点疫区已经呈现新增下降状态，很多地区新增已经为零。当然还需要考虑随着复工复产带来的人员集中出现新增的可能，总体上可以通过分区、分类、分级和分业精准确定防控等级并逐步降低不确定性。

其次是改革开放42年所奠定的强大经济基础，特别是在供给侧和流通渠道上奠定的坚实物质基础，以及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经过压力测试的商贸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在生活必需品等物质保障上，显示出最大保障能力的是完全放开并经过全球性市场竞争考验的产业，包括连锁超市/社区超市、电商平台（包括生鲜电商）、快递/速递、网络出租车、移动支付、移动导航和共享单车等，主要以民企为主，定位在流通渠道；同时强大的“中国制造”业以超高速度跨界投产于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和酒精等低端技术产品，不到一个月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产能，而这方面主要是国企和民企并行，主要定位在生产端；消费端也同样具有强支撑，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尽管当下因为疫情，许多生活必需品消费已经接近最低水平，但传统消费的巨大惯性依然让生产端、流通渠道具有规模化的低成本控制能力。

第三是自上而下庞大的党政军协金字塔型组织体系和自下而上更为庞大且可自组织的自救民众、个人慈善机构和商业团体。前者对国家资源有着法律上授权的调动和动员能力；后者体察民情和需求，根植于全球市场，早期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酒精等就是利用全球采购、商业物流而达成的。

第四是得以广泛普及和可商用的互联网和信息平台。得益于开放后拥有的世界级消费市场、风险投资和互联网企业，中国同样具有了世界级的软硬件信息平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黑科技也随之具有了世界级应用场景。

第五是持续而强力的国家财政收入使得政府有能力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强力的金融支持。

最后是军队后勤保障体系完备，可以相应作为地方应急物流的重要补充。

近期应急/平时物流双供应链体系构建

从目前到疫情在全国范围宣布结束的这段时期，对于重点疫区以应急物流供应链为主，强调应急防疫保障；对于非重点疫区以平时物流供应链为主，强调复工复产保障。但两条主线均将受疫情防控的制约，两条主线也都有各种的辅助供应链作为副线，必须同时处理应急物流和平时物流的双供应链体系构建。

重点疫区以防控物资的应急物流保障为主，以生活必需品的应急保障体系为辅，为防止疫区物资携带病毒，加上物理上的交通隔绝，基本上排除生产性物资的物流保障。

非重点疫区以生产性物资的平时物流保障为主，但必须涉及因各地层层加码的隔离措施而产生的应急物流保障作为辅助供应链；防疫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也应是平时物流保障为主，应急物流保障为辅。

应急物流主要以防疫及医疗专用物资为主，生活必需品为辅，但还包括疫区/非疫区的疫情发生社区的医用废弃物和社会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这是逆向应急物流，因此应急物流包括正向和逆向两个方向。

在正向应急物流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服务的响应速度、及时性（不是准时性），而后关注质量和成本；而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逆向应急物流中，最重要的是强调质量和准时性，以保证供应链每个环节的处理规模适度，而后才考虑成本和响应速度。

从横向来看，不确定性是供应链最大的敌人，些许的需求波动就有可能导致供应链在各个环节将误差级级放大，而应急供应链则需要通过将不确定性的需求划分为固定的稳定基数需求和浮动的变动需求，形成两条互相补充的供应链。

从纵向来看，应急物流应分为省际（城市间）干线物流、城市内配送支线物流和城区配送毛细物流。此次重点疫区的核心措施就是物理隔离（隔绝），必然导致绝大多数干线物流供应链被中断，为减少物流各环节人员接触，“无接触配送”、“无接触物流”和“无接触供应链”必然成为物流新模式。

从干线运输考量，省际城际运输应以铁路物流和航空物流为主，因为铁路网络和航空网络自成体系、相对封闭。运维人员与城市居民隔离相对容易，驾驶人员也无需对接，本地公路货运则在隔离区域内进行落地仓储和配送，实现公铁、公空多式联运。铁路货运量大而全天候，航空货运迅捷而覆盖广。

而公路货运由于响应快、服务灵活、成本低廉和直接“门到门”服务，在干线物流中处于绝对优势；而在防疫特殊时期，干线物流可以通过甩挂运输方式实现公路货运，在省际城际间设立甩挂交接停车场，减少异地司机跨越隔离边界。

在支线物流和毛细物流上，则需要尽可能利用多式联运、自动化分拣、自动化立体仓库、无人机、无人车、物流机器人和无人仓库等先进模式、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实现无接触配送，特别是利用好共享仓库、共享配送点和共享智能快递柜等，如美团外卖、天猫超市等生鲜电商都在重点疫区完全改为无接触配送，而宝供物流等则构建一站式物流商城倡导无接触物流。

在组织上，应明确党政军协是一条主线，而市场、联盟和志愿者是一条辅线。擅长在固定模式按部就班服从指令的党政军协组织体系应为满足固定稳定基数需求的物流供应链提供组织保障，统筹指挥和合理利用军队后勤保障体系、已有国家应急/储备物流体系和地方商用物流体系；而一条辅线则由独立于党政军和官办行业协会的商业企业联盟组织负责，满足浮动变动需求的物流供应链，查漏补缺，及时响应。两个组织在信息和物资上互通互连，互通有无，确保物流供应链的及时性和覆盖能力。

在资金上，要确保除军队保障体系之外的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物流企业的现金流，或者及时给予财政补贴、税收补偿或者定向支持。

在物资上，更多是提供给物流企业及其上下游供应链体系运营的必需品保障，如防控装备或物品等，尽可能在保障优先级上给予提升。

在信息上，尽可能利用一切技术手段提升需求数据的真实准确度，及时、充分的保护性共享和有针对性的公开披露，利用信息共享减少信息失真、信息扭曲，使得应急供应链尽可能少地因为需求与供给的不确定性造成“牛尾效应”，如合理利用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平台有效对接广泛用于商业社会的阿里大数据、腾讯大数据、华为云和百度云等数据平台。

在技术应用上，尽快将成熟的“黑”科技及其产品应用到应急供应链相关场景中，特别是利用“大云移物智”及区块链等技术和产品在应急供应链各环节的供需精准对接、无接触式移动支付、电子仓单、电子回单、全程监控、全程溯源等服务上给予有效支撑。

在机制上，既要发挥党政军协这只看得见的宏观调控之手，保证可预测准确且能保证供给的物流供应链保障能力；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无形之手，利用对疫区覆盖广泛且特征各异的差异化需求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和保障。

水运物流、航空物流更是受阻于各国对华疫情采取的隔离政策，航线货源极度匮乏，马士基、地中海等海运公司部分停航，节后港口吞吐量同比下降20% 左右；中美货运航空大幅度减少。唯一能够快速恢复生产的是铁路运输，甚至还维系着中欧班列；但由于疫情影响，原本不畅的海铁多式联运、公铁多式联运更加受阻。应该说，生产性物流供应链保障所面临的困难甚至超过了应急物流供应链。

尽管国务院已经将公路通行费在疫情防控期间暂时免除，但此项成本必然转向供应链上下游的客户身上，公路货运企业并未得到补偿，而且复工复产的物流企业将承担更大的经营成本和运营风险。当下，中小微物流企业最大的痛点是现金流严重不足，因此应在政策上给予引流，在税收上给予更多豁免，确保政策红利可以留在物流企业。另外，就是鼓励成立以核心企业为主体、基于商贸合同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在以供应链金融为核心的产业链生态构造上给予财政或税收支持。

物流企业应主动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构成暂时或长期的命运共同体或产业链联盟，减少因信息不实、不畅造成的物流成本提升和库存浪费，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应充分发挥国铁集团的央企支柱作用，利用铁路网络的标准化、全天候、大运量、网络化和长距离优势，突破省际间和城际间隔离政策，在国家政策红利和金融支持的引导下，利用“接取送达”优势与以民企为主的公路货运企业结成联合服务机制，实现“门到门”服务，保障生产性供应链的服务。

远期平时/应急/战时物流供应链融合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涨、极端气候频至，包括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海洋灾害和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越来越多，直接影响国家公共安全。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12年1月达沃斯会议上就公布了《美国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白皮书，其中第一项就强调了自然灾害带给美国全球供应链的风险。

因此，除了做好各种应急预案，尽快构建和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之外，本文也在最后阶段对未来的平时/应急/战时物流供应链提出几点设想：

第一，在任何灾情初期，都只有灾情波及的民众更有对现场事件特别是对资源需求的发言权，自救、互助和商业团体此时的作用不容忽视，甚至可能其防灾救灾能力大于政府体系的常设机构，就应该充分发挥民众团体、商业团体乃至个体慈善机构的作用，平（时）（应）急战（时）融合、军民融合、政商融合和协（会）（联）盟融合。

第二，如何让灾害在处于强不确定性期间减少影响物流供应链的恐慌性囤积造成的供应链牛尾效应，影响防灾救治，可以考虑在国家层面上推动储备长期有民众公信力的专家学者、社会贤达组成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第三方智库；或者要求地方党政主管常年聘请固定数量的辖区外专家顾问组成智囊团，每遇重大决策应先与辖区外的相关专业智囊交流，再行决策。

第三，应形成新的物流供应链业态或新主流。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政策推广但难以普及的诸多物流模式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应用，如甩挂运输、带板（/盘）运输、电子回单、电子仓单和机器人分拣等。经营者和投资者增加投资和优化新流程，而包括软硬件的技术、装备和平台得以完善和成熟，新物流体系将成为新常态。

第四，本次疫情需要的无接触物流与疫后正常市场需要的无接触物流本质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却能引发包括经营者、投资者和制度制定者的关注、思考和系统规划。可以想见，无接触物流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物流的发展方向。

第五，以往无接触物流只是在物流供应链的局部环节得以实施，其主要原因既包括成本高企和效率低下，也包括许多技术、装备和平台尚未成熟，特别是最为核心支撑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尚未达到期望或构想的程度，但整个物流体系的无人接触模式则可以提前进行布局以推进发展进程。

装载无人车/配送小车可以自由行驶到末端配送的社区或企业，由最终的快递员或无人自动分拣装载与社区可移动（固定）智能快递柜进行有人/无人对接，形成无接触毛细物流，从而完成全系统无接触物流。

新冠肺炎疫情只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很短暂的一个时期，然而，它将给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物流供应链产业发展趋势带来深远的影响。

（编辑  季节）

2020年1月17日至18日，应温敏总统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缅甸进行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参加了温敏总统举行的一系列重大国事活动和交流项目，同包括昂山素季国务资政在内的缅方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会谈，并见证签署达成29项各领域合作文件，双方还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时值中缅建交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新年伊始对缅甸的出访，将在中缅关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进一步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以及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中缅“胞波”情谊新起点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共有2200多公里漫长的边境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缅语指“一母同胞”兄弟）相称。根据文献典籍记载，早在公元前4世纪，两国人民的先祖就打通了贯穿川滇缅印的商贸通道，公元8世纪，两国著名艺术家留下文化交流的历史印记。中缅两国都曾创造过辉煌壮丽、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也同样在近代都曾遭遇到严重的民族危机，先后成为西方列强宰割、奴役的对象，国双方有着携手反抗殖民统治、一起反对霸权压迫的共同经历，在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后，又共同努力探索富强道路。

自建交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各自国内有何变化，中缅两国始终互视对方为国际政治舞台上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双方均一致认为两国共同利益广泛、合作基础深厚。上世纪50年代，两国携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妥善处理了复杂的边界问题，不仅成为中缅交往史上的一段美好佳话，也开创了当代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两国建交70年的历史进程中，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两国的前途命运早已紧密相连、交融共生。目前，中国不仅长期保持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重要投资来源国地位，也是缅甸开展外交活动和参与国际事务的主要合作伙伴。

如今，中缅都已进入国家发展的新阶段，两国战略利益愈发契合更进一步推动彼此互为重要的发展机遇和合作伙伴。

自2015年缅甸政治改革后，新成立的政府将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作为国家建设的工作重心，缅甸新政府非常清楚增强自主和永续发展能力需要与中国展开深度合作。缅甸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印度洋的第一站，在中国外交战略印度洋的战略布局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位置。中缅同处发展新阶段让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站在了新起点，随着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推动了两国深厚的“胞波”关系在合作新平台上再出发。尤其是，两国领导人就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实现中缅合作的广度、深度、高度同步晋级填充新内容、注入新动能。

推进中缅合作的具体路径和实施方案

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是通往南亚、中东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连接的交通枢纽。缅甸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节点之一。

2013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缅两国形成以产能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金融投资和油气管线为新增长点的合作新格局，规划中的中缅经济走廊也已显现雏形、初具轮廓。随着中缅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发展，两国关系呈现出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深度合作、文化上广度交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多边机制框架内密切配合的鲜明特点。基于此，习近平主席将缅甸作为新年首访国家，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中缅交往史上堪称一次里程碑式的外交活动。根据此次出访双方共同达成的协议，两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从如下方面用力。

第一，推动以基础设施合作为龙头的互联互通建设。基础设施是当下缅甸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短板和瓶颈，已经成为严重制约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例如，缅甸是东南亚国家中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天然气出口国，共有104个油气开采区块，约有1.6亿桶石油和20万亿立方天然气。但由于缅甸的炼油厂破败不堪，运输管道年久失修，油井设备正常维护以及油气储运和炼制的成本节节攀升，导致产能无法满足日常生产和居民生活需要，时常出现燃料供给短缺的局面。虽然“一带一路”前期成果推动中缅在能源管道、交通运输和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但距离满足缅方实际需求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鉴此，中缅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统筹推进皎漂经济特区、仰光新城三端支撑走廊、边境经济合作区，协调推进公路铁路、电力能源等互联互通骨架建设，既能够提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和增进双边互利合作，又可以充分发挥缅甸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特具独有的经济走廊作用。

第二，推动以产能对接为主线的经济发展建设。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中国在科技、资本、人才、管理等方面都已具备较为雄厚的实力积累和技术底蕴，中国在工业生产、技术创新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综合实力，已经步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中高端层次。缅甸自然资源丰富、先天条件优越，农业和矿产采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对外贸易仍然是以初级工业制成品和低附加值的原料加工产品为主体出口货物，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处于较低的层次。中国与缅甸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的客观差距，决定了两国在开展产能错位合作、产业转移对接方面拥有巨大的互补优势和协同效应。

因此，中国和缅甸依托“一带一路”载体进行产业对接，不仅有助于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惠及两国民众，更有利于缅甸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大规模、大力度的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扭转长期依赖木材、铜铁矿石、天然气等原材料出口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

第三，推动以人文交流为抓手的民心相通建设。“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各国人民之间的充分交流和相互了解，要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营造彼此欣赏而不是相互贬损、彼此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的良好氛围。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少不了政策对接、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软”助力。

历史上，中缅边民之间友好往来的源远流长，促成边境沿线“两国一家”、“跨境同族”的人文亲缘特色，铸就中缅“胞波”情谊历经千年始终如一的内质品格。两国跨越千年、绵延至今的“胞波”情谊，既是维持民间往来高位运行的动力和源泉，也是推动人文社会交流和双边关系发展的活力和资源。中缅可以通过联合开发、经营共有民族的文化产业资源，共同举办文化艺术展演、体育赛事活动，进而涵养、形塑两国合力共建“一带一路”的公众民意和舆情生态。除此之外，双方还同意将2020年确定为“文化旅游年”，中缅可以借此共同规划开发旅游线路、用好历史文化遗产，吸引两国人民通过旅游观光来增进彼此间的情感联系和心灵沟通。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缅甸的访问时机特殊、意义重大、成果丰硕，体现了对中缅胞波情谊和深化中缅关系的高度重视，表达了在新起点、高平台上规划、部署、实施中缅合作的深切愿望，标志着中缅关系开始步入新阶段、迈入新时代。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缅甸全国上下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的支持，捐赠防疫物资，捐物捐款。3月份以来，受到疫情的影响，缅甸400多家纺织企业面临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问题，有27家企业濒临停工倒闭，当地时间3月17日晚间，15吨纺织原材料从中国广州包机运抵缅甸仰光，缓解了缅甸企业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还向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捐赠防疫物资。中缅两国守望相助，共同对抗疫情，正是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见证与写照。

（编辑  杨利红）

2020年年1月18日上午11点，缅甸内比都总统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见证下，我代表中信联合体与缅方代表交换了皎漂深水港项目《股东协议》和《特许协议》文本，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缅经济走廊框架下的重要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

十年磨一剑！从2009年1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访缅期间见证中信集团和缅甸政府签署《关于皎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水港、铁路项目合作备忘录》，到2020年1月习近平主席再次访缅并见证皎漂深水港项目换文，前后经历了十年时间。中信集团坚守初心和使命，坚持不懈推进皎漂项目，历经提交规划报告、招标、竞标、中标、中断、重启等诸多阶段，以及和缅甸三届政府的谈判协商，最终取得皎漂深水港项目签约的实质性成果，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

用大榭岛开发理念为缅甸建设经济特区

中信集团成立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试点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去开展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国际运营经验。20世纪90年代中信集团开始进入缅甸市场，为当地建设了实皆省德畔塞水电站、耶瓦水电站和勃固省多功能柴油机厂等项目。2006年多功能柴油机厂项目竣工后，中信集团开始规划如何进一步拓展缅甸市场，继续推进中缅经贸合作。

彼时，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提出了与周边国家加强战略合作的“大通道”的概念。中信集团在缅甸深耕多年，对于缅甸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了解。经过一系列调研，我们认为仅通过建设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通道”思维，还不能发挥缅甸的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的优势。

中信集团从1993年开始对浙江宁波大榭岛进行成片开发，将其建设成以能源中转、临港石化、港口物流委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我们将这一经验借鉴到缅甸，提出要以同样的开发理念建设缅甸“深圳特区”的宏远规划。按照这个思路，中信集团初步制定了一个名为《皎漂经济特区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方案，方案包括100万人口的城市、若干工业园、皎漂深水港、铁路以及铁路沿线辐射的经济带，将成为缅甸对外开放的特区和试点。当时，缅甸政府已经被西方国家制裁几十年，亟需一个契机改变形象，提升经济实力，并以此带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因此，缅甸政府很快接受了中信集团提出的计划，中缅双方得以在2009年签署关于皎漂特别经济区的谅解备忘录。

用皎漂项目的示范带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

皎漂特区是缅甸政府设立的三个国家级特区之一，也是中缅经济走廊重要支点，被两国政府确认为该走廊框架下优先发展的三个项目之一。

皎漂深水港是天然深水良港，根据中信联合体投标文件规划，可停靠目前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货轮。皎漂深水港建成后将成为缅甸和东盟通往世界的门户，连接印度、非洲和中东，并以中东地区为基石联通欧洲市场，提升缅甸整体基础设施水平，有效降低缅甸的物流成本，将成为区域最经济和高效的多用途集装箱港口之一。

 另一方面，皎漂深水港项目建成后，中国通过皎漂和缅甸从西南部进出口货物，相比运输到东南沿海港口，可以节约5000公里航程和一周左右时间。皎漂项目也将加强中国西南部地区通过缅甸与东南亚、印度、中东等市场的联系，促进西南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

皎漂项目也在习近平主席访缅期间多次被两国领导人提到。1月16日，在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前一天，习近平主席在缅甸媒体上发表题为《续写千年胞波情谊的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提出双方要推动中缅经济走廊框架从概念转入实质规划建设阶段，着力推进皎漂经济特区等项目。这一表述也写进了1月18日发布的两国联合声明当中。当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内比都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会谈再次提到皎漂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发挥好皎漂项目对中缅经济走廊的示范带动作用。

用互利共赢的理念推动项目最终签约

皎漂项目从达成意向到最后签约，经历了十年不平凡的历程，中间不乏曲折和反复。

根据2009年12月中缅双方签署的《关于皎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水港、铁路项目合作备忘录》，中信集团于2011年向缅甸政府提交了皎漂特区概念规划和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但项目此后由于缅甸政府原因暂时陷入停滞状态。

2014年9月29日，缅甸政府就皎漂项目面向全球公开招标。我们联合泰国正大、中国港湾、招商局、天津泰达、云南建工等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组建竞标联合体，并在北京组织了近200人的投标筹备团队，连同21家国际知名咨询顾问公司夜以继日地编制标书，于11月24日正式向缅甸政府递交了深水港和工业园两个项目的标书文件。

2015年1月13日，中信联合体被定为深水港及工业园项目的首选竞标人。随后，中信与缅方进行了11个月的艰难谈判，从缅甸发展前景、中信集团海外发展战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等方面反复向缅方说明中信投资皎漂项目的商业初衷和发展愿望，从项目所在地基础设施缺乏、技术资料不足、建设资源贫瘠等角度向缅方阐述建设成本的合理性。12月30日，缅甸政府正式宣布中信联合体中标皎漂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

但2016年3月底缅甸政府执政党更迭后，长期未能组建新的特区管理机构，皎漂项目的谈判停滞一年之久。此后，经过多方努力，缅方终于重启谈判。2017年4月，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中信集团与缅方共同签署关于开发实施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的换文，缅甸新政府确认了中信联合体的中标结果，为后续与缅甸新政府的谈判奠定了基础。2018年11月8日，双方正式签署深水港项目框架协议文本。

据统计，从2015年1月被缅方确定为“首选竞标人”以来到最后项目签约，我们与缅方进行了几十次的正式商务谈判以及百余次的非正式会谈。在长达4年多的漫长征程中，我们竭尽所能做实做好各项工作，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与皎漂特区管委会以及相关缅甸政府机构开展友好协商，一步步地将项目往前推进，最终中缅双方就皎漂深水港项目达成一致，项目得以在习近平主席访缅期间正式签约。

用3P理念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

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缅成果丰硕，开启了两国世代友好新篇章。皎漂项目承载着两国政府及人民的深切期望，中信联合体深感责任重大，必将砥砺前行，全力落实皎漂项目，致力于将皎漂项目打造成中缅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

根据缅甸政府提出的皎漂特别经济区概念规划和中信联合体的投标方案，中缅双方将充分遵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开发过程中坚持贯彻“PEOPLE（社会人文）、PROSPERITY（经济繁荣）、PLANET（生态友好）”的“3P”理念，主要包括：

一是带动当地就业。如能达到招投标预测的条件，当港口和工业园全部投入运营后，将为缅甸当地提供10万个工作岗位；项目全部运营10年后，时机成熟的时候，约90%的管理岗位都由当地人担任。

二是促进经济发展。如能达到招投标预测的条件，在50年的特许经营期内，港口和工业园将累计为缅甸政府分别带来约65亿美元和78亿美元的税收。工业园全部运营后，年产值将达到约32亿美元，园区内人均年GDP能达到3.2万美元。

三是重视保护生态环境。把皎漂项目建设成为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是我们的目标和宗旨。我们将聘请国际知名的第三方咨询公司开展环境影响评估，依据缅甸法律法规制定环保方案和措施，并严格落实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

我们不只是规划。在皎漂项目筹备阶段，我们已积极投入当地民生事业。中信联合体投标5年内已累计投入约400万美元用于在皎漂开展公益和民生项目，包括捐款设立基金为当地农户提供低息贷款，捐赠救灾物资并提供直升机水灾救援服务，免费为当地青少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根据中信联合体的投标文件，皎漂项目启动建设后，中信联合体在前5年每年投入100万美元、后续每年投入50万美元，用于在皎漂当地开展民生和公益项目，为皎漂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皎漂深水港项目已经正式签约，即将扬帆启航。我们将积极筹划做好项目实施的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为建设中缅经济走廊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编辑  季节）

传染病是现代智人经历几十万年进化发展到今天所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古代，医学知识落后，尚不存在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人类无法对抗大瘟疫，只有“谁死谁能活下来”的概念。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2500万人丧命（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口优胜劣汰，而是社会的震荡、瓦解、重构，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过去的水平。时至1918年，西班牙流感就感染了5亿人，使全球5000万-1亿人死亡，占全球人口的3-5%。

有效防控传染病需要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在现代社会，伴随医学水平的快速提高，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健全，使得社会对源自不同病原体（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的传染病都能得到有效防控及应对。发展到当代（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人类与传染病的关系已经不仅是一个生存问题，还存在管理和管控、控制风险的问题。人们可以针对不同传染病的不同严重性，调动合理的社会资源，进行防控与应对。

对于一些尚没有办法根除但仍广泛流行的疫病（包括民众熟知的流感、艾滋病、乙肝等）则需要进行长期应对与管理。在今天，传染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治理问题。承担这个角色的终极主体是政府。在一两个世纪前，这可能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政府成为公共健康的维护者，使得它承担了前所未有的责任。

与“所有生命同等重要”的治病救人伦理不同，公共管理的视角更为宏观。它需要考虑公共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考虑社会资源之间的平衡与取舍。在微观个体来看，任何生命都要获得最高尊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从宏观角度，生命难免变成有些抽象的公共卫生成本。

以西方政治哲学为例，有很多本体论的东西（强调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程序正义，拒绝以结果为衡量手段。但在实操层面，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才是主导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原则。

     找到维持社会秩序与流行疫病防控的平衡点

在流行疫病防控上，社会必须在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与流行病防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这个平衡点需要一个根本假设——某具体传染疫病的危害性（结合传播性及伤害/致死率）。不同疫病危害与风险不同，需要不同的应对方法。

如果低估了某类流行疫病风险，就会使得它广泛传播，严重伤害公共健康，并最终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如果高估了某类流行疫病的风险，虽然可以最大程度抑制它的广泛传播，保护公共健康，但也会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主观“风险偏好”问题，即使两类疫病最后落到个人身上的风险是一样的，反应也将不同。高危害性疫病会造成更大的恐慌，影响社会运转。

因此，公共治理者需要不断摸索、把握流行疫病防控与维护经济社会运作之间的平衡点，但如果面对之前没有发生过的新型传染疫病，那么危害性就呈现为未知数、不确定性、概率风险，治理者只能结合自己的历史经验及价值观，在有限的信息判断基础上，不断通过完善信息与数据，增强对疫病的流行病学认识，动态地调整应对方式。如果发现高估了风险，就要适度“放宽”应对手段。如果发现低估了风险，就要适度“加强”应对手段。

政府治理者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决策的。而在一个对政府期望很高的社会，治理者的高估、低估、决策的快慢，都会产生成本，都会成为民众批评的理由。

我们可以从近年来的呼吸道传染病的案例来看政府的应对：

1.SARS在中国：这是一个危害性非常高的流行疫病（致死率10%），一旦广泛传播，将使社会面临极大的公共卫生危害，因而必须采用严厉的防控应对措施。当时北京停工停学数月。最后中国内地死亡349例，香港死亡299人。

2.流感（influenza）在美国：传播性广但死亡率低（0.1%），每年在美国致死3-4万人。2019-2020年度流感季致死人数达1万人。美国采取“常态化管理”，不会因为防控流感而影响正常的经济社会运作。换个角度看，每年3-4万的死者就成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公共卫生“成本”。

3.H1N1（猪流感）在2009年的美国：获美国CDC高度重视，被WHO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虽然还远远达不到中国对SARS的重视度，更远远达不到现在对NCP的重视度，对美国社会正常运行影响有限，但仍然对经济有一定影响，并被社会广泛诟病为“过度反应”。该疫病造成美国过万人死亡，死亡率接近普通流感。预计未来再出现类似的新型流感传染病，也不会获得同等关注，将被纳入“常态化”管理。

4.2020年新冠肺炎（NCP）：

（1）中国内地：NCP源自冠状病毒，在对这项疫病流行病学了解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保守起见，采取了等同SARS（而非流感）的应对方式，而且推出的手段比SARS时期更为严厉，旨在最短时间内遏止疫情。

（2）中国香港：也经历过SARS，并目睹了中国内地超出SARS时期的防控措施。作为响应，香港也采用了超出SARS时期的防控手段（包括封关、限制人口经内地进入等）。但香港社会目前总体正常运行，开工开市，大多公共场所开放，人群正常聚集，和SARS时期差不多。

(3）新加坡：新加坡的决策，已经有了更多的流行病学信息，基于现有信息，判断NCP较流感严重，但远远不及SARS。在SARS和流感二者之间，NCP更接近流感，因此采取比照流感的“常态化”应对方式，并表示会动态调整。

显然，不同地方找到的平衡点是不同的。不仅历史体验、治理模式不同，而且在决策时所依赖的流行病学信息不同。

我们对NCP的了解是持续发展的。截至2020年2月10日，我们还在讨论钟南山关于NCP特性的最新论文。在2月10日晚间，香港青衣爆发了疑似本地粪口传播案例。我们对这个传染病的认识还在不断增加。

钟南山团队依赖了上千案例，但现在全球已有4万多确诊案例，对更多案例进行分析才能补充我们对NCP的认识。

越是发现NCP难以在短期消除，抗疫越呈现出“持久化”的特征，社会就越需要在抗疫与生产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点。笔者在之前文章援引过战争的案例。“全面战争”（total war，例如抗日战争）和有限的局部战争（例如对越战争）是不同的。全面战争是举国投入资源打仗，将其作为眼下涉及生死存亡的第一目标。局部战争则是常态化的，可以与社会的正常生产秩序并存。（我们发现美国社会一直处在常态化战争的状态，从每年的季节性流感，到中东及全球各地进行的代理战争）。

伴随对NCP流行病学认识的发展，中国社会肯定需要不断调整，找寻一个更加“平衡”的应对方法。

在举国体制下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

中国体制犹如大象，在进行“全面战争”时，动用举国体制全民抗疫，肯定是有优势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与中国比拟。但如果需要不断根据更新的信息，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要有许多微观的、细化的安排，就不容易了，这就犹如让一个大象做出许多优美的精细化动作。

春节之后，中央政府释放的信号非常明显，就是在保证疫病防控的前提下，对重点行业陆续复工，抓生产、保秩序、维稳定。（毕竟今年是全面决胜建设小康社会之年，对经济增长是有期望的）。这是一个多重目标，目标之间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例如，要宣讲防疫、改变行为，可能造成某种恐慌情绪，产生厌工。要防止疫病扩散，就要限制人群聚集，这就会影响经济。诸如此类。对于如何平衡和实现这些目标，处理其中的矛盾关系，没有更多的说明，需要由上至下一层层治理者去诠释、领会、落地成为具体政策，由第一线去具体执行。

在实际操作中，多重目标意味着绩效指标的含糊。一线官员的倾向是启动某种“底线思维”，即根据经验，在多重目标中找寻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这将是最大程度影响自己业绩的目标，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制定政策，兼顾到其他目标。

大象使出全身齐力，奔跑冲撞，赶走来犯者可以，但是奔跑且迈出优雅精细的姿态，就很不容易。

对2020年的NCP，笔者相信它的危害性比SARS而言更加接近于流感。因为特有的流行病学特征，它可能不能在短期内消除，而作为一个更加长期的存在，伴随我们度过2020年的前两个季度（另外如果不找到中间宿主，甚至可能在2021年复发，成为季节性事件）。政府为了避免SARS再次出现，在一开始以最谨慎的方式采取防控。但伴随对NCP认识的加深，必将考虑在全国范围内以更加常态化的方式应对这次疫情，将目标逐步转移到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上。

在疫情的恐慌之下，人们的心态很难一下子改变，对行为模式、组织方式和实体服务业的影响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基于此，2020年NCP有可能成为发展基于互联网及其他新技术的新形态经济的历史契机。

（编辑  季节）

我国遭遇新型冠状病毒袭击，已经对经济运行造成明显冲击。疫情对经济到底有多大影响？会不会改变经济向好势头？国内外有不少担心。对此，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明显冲击，不可掉以轻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没有冲击经济的基本面，我国经济完全有能力承受和克服疫情冲击，完全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从长远来看，以防疫斗争为契机，可以抓住机遇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进行战略性部署，做一些以前想做、该做而没有条件、没有共识做的事，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化危为机 启动经济增长新动力。

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有限并可控

这场疫情病毒来势凶、疫情传播烈、范围扩散广，是多年以来少见的。如果不及时控制，确实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下，我们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有力和有效的，为克服疫情冲击、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疫情影响的时间和范围总体可控

从去年12月份，疫情开始蔓延，中间还包括春节这个本来就较少生产活动的时间，感染人数也远低于已导致14万人住院、8200人死亡的美国流感规模。[1] 目前，湖北之外大部分省份疫情平稳下降，正在积极复工复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一季度，时间上是有限的。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北省，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人员流动、流通和预期，而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都没有受到破坏，一旦疫情结束，很快就能恢复生产生活。从疫情影响的行业看，工农业等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受影响比服务业小，疫情之后，基础产业完全可以带动服务业恢复繁荣。我国网民人数世界第一，完全可以通过线上替代线下，完成大量经济和社会活动。这些为减缓疫情冲击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与世界上其他疫情国家的比较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要看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经济条件。深受传染病困扰的国家，往往是经济落后、治理薄弱、社会动荡的国家，只要疫情及时控制，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有限的。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认定国际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受H1N1禽流感病毒影响最突出的是墨西哥和美国，美国近27.4万人住院治疗，1.2万余人死亡。2018-2019年美国流感季，3000多万人被传染，3万多人死亡，但都没有改变其长期经济趋势。2016年，巴西爆发的寨卡病毒疫情被确定为PHEIC，有近150万起感染病例，但当年巴西经济增速和股市反而上涨，公共卫生投入增长约30%，政府治理能力增强，为防范病毒遗传导致生育率下降，而生育质量却提高了。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更好、应对疫情能力更强、制度优势更突出，就更能有效应对疫情，减缓对经济的冲击。在疫情早期，社会对疫情和经济增长前景一度出现恐慌，近日来，随着人们对病毒认识的深化和防控措施到位，这种由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恐慌也在消除。

我国经济比“非典”时期有更强的抗冲击能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即使没有疫情，我国经济本身也在进行深度调整。目前在疫情中暴露的一些经济风险，实质是早已存在、迟早要爆发的问题，过去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转换原有增长方式，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矛盾，加大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外在压力，通过积极主动的工作，把应对疫情和供给侧机构改革结合起来，减缓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

同“非典”期间相比，我国经济增长对传统要素的依赖已经减弱

有人认为，2003年“非典”期间的中国经济，正处在重化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高增长阶段，上升动力很强。而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下行区间，所以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将会更严重，这种分析其实不成立。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对原材料、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依赖程度很高，企业一旦停产就直接降低供给，拉低经济增速。而当前我国已经逐步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规模型扩张的依赖正在减弱。许多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2019年，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4%，远未达到满负荷运转。疫情对劳动力、工时、原料甚至资金的暂时影响，都可以通过复工之后提高产能利用率补偿回来，能够快速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这就好比，同样是摔个跟头，跑得快时很可能比跑得慢时摔的要更严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增强了经济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三级标题）

疫情期间，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短期疫情冲击和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叠加，一些风险实质上并非由疫情导致，而是长期存在、已经和正在致力解决的问题。例如，部分企业过度依赖低工资成本优势，缺乏创新和抗风险能力；部分行业产业结构碎片化，一旦产业链关键节点“失守”，就会影响整个产业链；部分企业平时缺乏风险意识，杠杆率过高；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本质上也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表现。这些问题，在平时难以完全暴露出来，而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代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扭转脱实向虚、补上创新驱动等短板，取得了积极成效，缓解了企业负担，创造了有效需求，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增强了经济本身的抗风险能力。

这次全国性疫情短期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要看到，它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次强制性的优胜劣汰。市场调节是有粘性、滞后性的。在正常条件下，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容易面临各种既得利益关系的阻力。此次疫情相当于宏观经济上的一次紧缩，对现金流结构不合理、实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一些行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进产业整合，有利于化解中低端过剩产能，利用短期的休止，为那些潜在的新动能、新业态腾出了发展空间。在疫情面前，一些抗风险能力强、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及时复工，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通知湖北籍员工弹性办公，并全勤计薪，既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又符合产业升级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这些在客观上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都有好处。

补足卫生健康事业短板，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做出“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商业化、市场化的路子”的重要指示。这次疫情爆发，同长期以来个别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讲话不到位、仍然存在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错误导向有直接关系，同一些领导干部希望通过医疗卫生市场化“甩包袱”来拉动经济增长有直接关系，疫情对这些错误观点和政策是一次警醒。疫情深刻警示社会，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如果医疗卫生偏离公益性方向，不仅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将给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和损失。经此一役，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方向能够得到坚持和加强，从而为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带来强大动力。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公益性、公平性的医疗卫生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对GDP有巨大带动效应。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投资1美元在疾病预防上，就将在增加就业、提高生产率以及延长寿命方面为社会带来至少7美元的回报。国外学者研究指出，医学研究的投资回报率高达25%^[2]，对90年代拉丁美洲的研究表明，人均预期寿命每增加一年，可以实现人均GDP0.8%的增长[3]。198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8岁，为当时发达国家水平，人民健康水平迅速改善是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和“人口红利”下降、人力资源水平不高有关，要转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就要大幅提高医疗卫生投入。目前，我国健康教育严重不足，全民健康素养水平仅有14%；2.9亿高血压患者、4000万失能失智人口迫切需要大量专业照护力量。经过防疫斗争，全社会一定会有更大共识，尽快补上这些短板。这次疫情也是一次深刻的全民公共卫生教育，能够引起人们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从而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这些都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补足公共卫生短板，对促进投资和就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每万人全科医师数仅为2.16，是美国的七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在发展中国家里，古巴在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等方面优于美国，人均医疗成本却只是美国的5%，成为全世界的样板，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健全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和全科医师队伍。古巴给每120-150个左右的家庭配置了一个家庭医生诊所，设在这些家庭附近。家庭医生上午在诊所看病，下午就到病人家里走访出诊。2009年习近平同志访问古巴时，专门考察了全科医师诊所，称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按照古巴这种配置水平，我国大约需要400万名家庭医生，按照非私营单位职工工资两倍（每年16.5万元）为全科医师发年薪，一年只需要6600亿元费用，仅相当于目前每年卫生总费用的增量，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压缩增加政府投入，完全有财力办到如果能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这种配置，不仅将成为基层公共卫生的铜墙铁壁，可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让每个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而且将带动大量的就业和消费。

化危为机，采取战略性举措，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疫情的发生是坏事，但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还能以防疫斗争为契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类历史上多次经济高速增长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危机之后，就是因为危机暴露了过去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促进了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早期的后发国家有后发优势，因为有发达国家作为参考，所以明确技术进步的路径，可以聚焦资源进行投入，从而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许多行业和国际前沿差距缩小，甚至已经走到了前沿，这种“后发优势”逐步削弱，部分行业和企业一时难以确定新的投资方向。而这次疫情给我国经济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在测试中，摸清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底线和底数，对我国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等，都打下进行更深入评估的经验和条件，未来科技进步、企业投资、产业政策的方向都会更加精准。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更丰富了。疫情打击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消灭，只是暂时被抑制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片面追求速度，更加追求质量和效益。只要顺势而为，疫情之后化危为机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是加快信息化消费。受影响较大的零售、餐饮、旅游、会展、娱乐等行业，有很大的时间和空间弹性。“非典”期间取消五一黄金周，2003年餐饮收入同比增速从上一年17%下降到12%，但次年就反弹到22%。2003年，国内旅游人次下降1%，次年增长27%。2003年，首都机场境外旅客吞吐量下降41%，但2004年反弹到51%。疫情还给信息消费爆发式增长提供了契机。2月3日，就有1000万家企业使用某平台进行在线办公，2万所中小学、1200万学生通过网络在线上课。在线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虚拟商务、体验式消费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互联网的规模效应更加凸显，产品形态将更加细分和丰富，从而催生了有潜力的新业态。

二是加快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投资。投资考虑的是长期收益，传染病作为短期事件，对投资影响有限。我国一般竞争性领域本已出现投资动力不足，原因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技术和项目储备有限，资金难以找到足够投资标的，急需的基础性、战略性等短板领域，由于公益性强、投资收益周期长，市场自发投资的动力不足。这次疫情暴露了我国医药自主研发、应急医疗救治、公共安全设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国家物资储备等领域存在的大量短板。2018年，全国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达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制药工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仅为5%左右，而同期美国接近19%。医疗信息化在防疫中起了重大作用，北京、浙江等地开设线上咨询平台，指导公众居家预防、合理有序就医。健康信息化是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美国政府推动的医疗信息化计划，投入超过750亿美元，创造了21万多个工作机会。疫情防控呼唤现代智慧城市建设，包括交通、物流、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这些领域在疫情之后更容易转化为新的投资空间。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完全能够调动社会闲散资金，向战略性领域增加投资，弥补疫情对投资的可能影响。这些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即使平时有部分闲置和冗余也是必要的，因为其有利于经济社会整体运营的质量和安全。

三是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本次疫情正值全球贸易低迷、逆全球化抬头形势下。从全球经济看，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衰退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结束导致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主导的金融全球化模式遇到了瓶颈。而中国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帮助其他国家增强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这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是中国处理对外经济问题的大逻辑。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国际社会高度赞扬我国党和政府处置此次风险的措施和力度，对中国政府遏制病毒的能力持有信心。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遇，大踏步走出去，赢得世界上更多国家支持，树立世界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信心。

四是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和绿色发展。疫情有利于促进经济布局优化、警示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疫情影响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民工返城推迟，这同我国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撑的增长方式有关。这种依赖中心城市、大型集约化生产、人口大规模跨区域转移的方式，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率和速度，但是不利于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弹性和抗风险能力，也威胁了生物的多样性，不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影响人和自然和谐共处，降低人的免疫力。尽管疫情和野生动物的关系还不完全确定，但这次疫情确实警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提高经济体系的均衡性和抗风险能力，否则一切经济增长都等于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次疫情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些重要思想。如果做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循环经济充分体现，那么区域经济就有更强的抗击打能力，在遇到重大危机时能够尽快自成体系，形成“微循环”。

当前，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强政府在生产力宏观区域布局方面的作用，走绿色、集约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鼓励回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就地创业就业，既能从战略上调整我国城乡关系，也能够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以人们对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为契机，发展绿色种植养殖，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启动农村这个最大的经济增长点，就可以再造一个经济奇迹，也能再造青山绿水和健康中国。

五是更好地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提高治理能力。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这个春节，飞速发展的中国好像按下了暂停键，疫情让人们警醒和反思“唯GDP论”的发展方式，许多人认识到牺牲健康去埋头赚钱是不划算的，免疫力才是最大的竞争力；为保经济增长牺牲人民的健康和社会公平也是不划算的，早晚要得到大自然的惩罚。经济活动暂时减缓，在一定意义上缓解过去对生产要素的透支，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凝聚动力。这次疫情还是一次局部战争的考验，是一次和平时期的全民大动员，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极限压力测试，是一次应对紧急情况的大演习。对于提高党和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促进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风险意识、促进家庭和谐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疫情之后，人们更加重视卫生健康、公共安全、自然环境、家庭生活、社区工作、基层党建等，养成更健康朴素的生活方式，这些领域不一定直接产生GDP，但是却能带来现实的幸福感，有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织牢织密社会安全网，补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强大动力。

充分借鉴和发挥我国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次疫情是一个意外事件，但也相当于“高考”前的一次“模拟考试”，让我们更加认清自己的优势，更加警醒尚存的短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将来应对更大的斗争做了准备。

我国有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旧中国瘟疫遍地，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新中国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群众路线的优势，短时间消灭了旧中国肆虐的肺结核、天花、鼠疫、血吸虫病等烈性传染病，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三级卫生保健网等被国际组织誉为“低收入国家普及初级医疗的唯一典范”。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我国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卫生援外行动，在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战胜了更加严重的疫情。应充分宣传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推动公共医疗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设。

中国经济有应对外部重大冲击的经验。新中国遭遇过侵略者的细菌战袭击，遭遇过封锁禁运和百万大军压境，遭遇过核战争威胁，遭遇过重大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党领导人民从容果断地应对了这些危机，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1964年，面对美苏两个核大国的战争威胁，坚持“备战备荒为人民”，调动全国优质资源开展“三线建设”，既在战略上化解了外部军事威胁，又拉动了投资，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以“备战备荒”这个底线思维去谋划发展，对今天是有启发性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世界金融危机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军民融合发展、南海岛礁建设等重大举措，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在重大危机面前有效迅速做出决策，瞄准经济社会发展短板，集中力量进行投入，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全局，并赢得重大战略主动。这一优势也必将在应对疫情中发挥作用。

利用危机更好地开展“四个自信”教育。经过防疫斗争，全国人民的凝聚力高度增强，更加认同“四个自信”，特别是很多青年人发自内心的说，让他们打心眼里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干大事”真的不是说说而已。中国的信心和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充分肯定。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不计一切代价进行“饱和式救援”，这是一些西方国家在灾难面前陷入党派倾轧、治理碎片化、重建速度缓慢、私人财团和政治权力结盟发“国难财”的体制不可比拟的。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金融体系形成合力保障资本市场稳定，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产业、社会等方面的政策稳定经济增长。国有经济表现出体量大、抗风险能力强、社会责任感强。应该利用危机更好地开展“四个自信”教育。

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让人们更加认识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多么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多么宝贵，织密织牢基层党组织是多么关键，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公立医院为主导、坚持卫生健康事业公益性是多么不可或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全民族精神意志是多么重要。这场阻击战说明，只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正确的道路坚持好，没有任何外部力量会打败我们，任何危机都必将被我们战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仍将乘风破浪前进。

（编辑  季节）

高强度奋战60小时完成火神山医院设计、超过1亿元抗疫捐款、4000+好书免费畅听畅读服务430万读者，近两万名医护人员，提供给一线抗疫工作者的免费餐食超过6万份……这一连串数字彰显的是中信火速驰援的速度、多措并举的力度，和多方合力的广度，汇聚在一起，就是中信特有的温度。

速度

速度，在即刻承担的责任里，在与疫情拼争的赛跑里。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应急项目组在接到火神山医院设计任务当晚，5小时完成场地平整设计图，24小时完成方案设计图，连续奋战60小时顺利交付全部施工图，为疫情防控争得宝贵时间。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公司专门组成“防疫消毒机器人”小组，不到10天时间，就成功研制出国内首个可自由回转的防疫喷雾消毒机器人，可以在医院、车站、广场、超商等人员密集场所代替人进行防疫。

疫情期间，某企业主急需建设口罩生产线支援抗疫，中信银行成都分行从接到企业主电话和制定应急方案，到将260万优惠利率贷款资金划转到账，仅用6小时。某企业配合当地疫情防控急需进口1000万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加班加点，并在主管部门指导下特事特办，仅仅两个小时便完成300万元的全部跨境人民币结算手续。

中信海直承担了为“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运输血样样本进行检测的海上救援任务，从凌晨2点确定应急方案到上午11时取回血样标本再到最终排除疫情，仅用时24小时。

中信泰富特钢旗下大冶特钢收到客户的抗疫应急物质生产配套需求，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克服重重困难，保质保量快速完成医用 CT机主轴承用特殊钢材料的生产并运抵客户。

力度

力度，在聚力齐心的捐款与精准发力的施策里，在接连不断的举措和马不停蹄的奔忙里。

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保诚人寿等金融子公司第一时间为疫情防控捐款，总计超过一亿元，各家公司发挥专业优势，为北京、河南、福建、浙江、山东等多地企业发行“疫情防控债”，且多为当地首单。中信银行还在前期捐款、加大手续费减免力度等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主动帮扶防疫企业和困难企业、专项政策支持重点疫区、提供绿色通道和各项优惠等“十一条”举措。

安徽连锁餐饮品牌老乡鸡的董事长手撕员工“减薪”联名信，让很多网民感动。之后，中信银行为其第一时间提供了一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此外，中信银行还携手旗下百信银行为积极支援抗疫的海底捞提供21亿元授信额度。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不仅火速完成火神山医院的设计，之后又驰援了武汉多家方舱医院的设计改造。此外，他们还将火神山医院的设计成果全部无偿共享，目前已共享单位包括20个省市自治区的44家单位，以及境外阿联酋1家单位。

中信医疗下属多家医院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和病人救治。其中，五四一医院的10名优秀医务人员加入了当地第五批驰援武汉的医疗队，成为“最美逆行者”。

中信湘雅辅助生殖专科医院为湖北病友开设互联网门诊，已81岁高龄的终身荣誉院长卢光琇春节期间多次义务出诊。

广度

广度，从物质食粮的供应到精神食粮的滋养，从境内的协同战“疫”到境外加油支持，从抗疫一线奋战到后方强力保障。

中信出版免费提供4000+好书畅听畅读服务，并面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费提供全年的“好书快听”权益卡，至今已经累计服务430万读者，近2万名医务工作者领取了权益卡。

麦当劳中国为湖北、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一线抗疫工作者送出的免费餐食已超六万份，并在全国持续营运近3000家餐厅，外送服务正常提供，全国近1500医院可正常点餐。

中信农业旗下隆平高科一边通过各种措施保春耕，一边为湖北抗击疫情捐赠240万元的大米物资。

春节假期及疫情防控期间，中信环境技术下属共47个水务运营企业一直运营无间断，包括湖北地区8个水务子公司，确保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

中信国际电讯下属中企通信为企业复工复产免费提供高效安全的远程网络接入服务。

此外，还有两支特殊的啦啦队，在为中国抗击疫情呐喊加油。中信欧洲旗下捷克足球联赛冠军斯拉维亚队在2020年第一场主场比赛中，打出“武汉加油”标语，并向一线战斗的医护工作者致敬。

北京中赫国安队身着“武汉加油”球衣征战在泰国清迈进行的亚冠联赛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并以1:0力克对手。

历史

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唯一连续性

中国历史，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说到唯一性，这就是我们的唯一性，说到“特色”，这个特色是别人所没有的。

对于这一点，但凡有见识的外国人，实际上都是承认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1]， “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使印度历史呈现为彼此不搭界、零碎的拼贴，对于印度而言，伊斯兰占领它，它就伊斯兰化，蒙古人占领它，它就蒙古化，英国人占领它，它的官方语言就成为英文。

两千多年来，中东地区可谓文明的摇篮，中东地区先后经历了希腊化、伊斯兰化、蒙古化乃至突厥化，结果就是“马赛克化”，这里的历史和文明，与印度一样，都是断裂的。

伯纳德·路易斯是国际上研究中东问题的权威学者，他所著《中东两千年》中对比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用的是同一种文字的变体，中华文明发展的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和思想体系，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连续性，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或曰“中国意识”。而与中国相比，中东则不过是个相对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不是文明和历史的概念，这种模糊的概念折射出：这里的人们对“自己是谁”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很不清楚。

与中华文明相对，地中海文明也有其发展的连续性。言及“言必称”的希腊，我们也要注意以下问题：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其实已经换了主人，希腊文明在西方其实早已湮灭不存。唐宋之交，因为阿巴斯王朝的麦蒙哈里发对各种知识大感兴趣， 他在巴格达开了“智慧馆”，大搞翻译运动，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把希腊经典由古希腊文转译到叙利亚文，再由叙利亚文转译到阿拉伯文。

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之后，以阿拉伯文保存下来的希腊经典，又从托斯卡纳地区的文字，再转译为拉丁文。上述这个阿拉伯人主导的翻译运动，前后有300年以上，经过这个浩大的“跨多种语言的翻译实践”，再上升到理论，其中有多少加工、多少创造性发挥，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如果没有这个阿拉伯翻译运动，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

卢梭在《科学与文艺的复兴是否有利于风俗淳朴》一文里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它“复兴”的其实并不是希腊文化，而是阿拉伯的文化，因为在当代欧洲和古希腊罗马之间，夹着一个阿拉伯文明大规模的“跨语际翻译实践”运动。倘若没有阿拉伯文化的输入，西方人也就永远看不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修昔底德和希伯拉底究竟写了些什么，甚至永远也不知道“希腊”究竟是何物。所以，西方文明绝非一脉相承，如果有继承，文艺复兴继承的其实就是阿拉伯翻译运动。卢梭这个人，以“说真话”著称，而上述发现，就是他说的最大的“真话”之一。卢梭之横空出世，也就是因为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

说中华文明不如埃及、两河文明悠久，这句话其实意义不大。据说埃及的卢克索文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但具体有什么站得住脚的根据，谁也说不清。事实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的文字早就死了，今天没有人能够认识。但中华文明就不同了，就连续性这一点来说，我们在全世界是唯一、而不是“之一”。文化自信，是根本的自信。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放在世界上说，那是“硬碰硬”，独一份。这就决定了——重视历史、研究历史，乃是我们最好的传统。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

有人说，研究历史，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句话当然不错。但关键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其中的核心观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互相制约、互相矛盾的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那篇文章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讲到了“唯一的科学”，这便是那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 不过，研究历史，仅仅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以思想引领，仅仅依靠掌握“科学方法”就够了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回应说：这个完全不够，从思想史、哲学史角度去“统领”历史，那不过是黑格尔的老办法，至于说到“科学方法”，那就有很多——数学、物理、化学的方法，这些都是所谓的“科学方法”。而危险恰恰在于：用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去对待历史、研究历史那种“形而上学”的态度。

回顾《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特别指出：研究历史，绝不能用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如果非要讲求一种“科学的方法”，那么，只好说——历史研究的方法，大概类似于“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从考古的角度说，历史是一层层堆积起来的，古代的社会结构，以变异的方式，存在于现代社会，这正如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体解剖，为我们认识猴子提供了参照。

因此，马克思说：“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社会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而马克思的结论是这样一句话：“那种抽象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3]

既然“抽象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规律，我们不能用“三代”的历史去套历代王朝，也不能用宋明清的规律，去批判秦汉唐。每个历史时期，因为面对的问题完全不同，基于对“规律”的不同认识，便有不同的制度、便有了制度的变迁。

如果说到马克思主义方法，我想，这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身体力行的方法。 

制度

说罢历史，我们再来说说制度。

对制度的不同理解

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存在着对于“制度”的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制度就是刑名责罚，就是政府制定的一套激励-约束老百姓的机制，形之于文字，那就是法——当今中外所谓“制度”、“法治”，实际上都是基于上述理解。但是，必须指出：这只是对何谓“制度”的一种理解。

对于什么是制度，中国人还有一种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可能更为重要，它对上述第一种“何谓制度”的理解，具有很强的反思性、批判性。

按照这个理解，所谓“法”就起源于“律”，所谓“律”，则源自“乐律”，离开了“乐”，就不能理解“律”，离开了“礼乐之制”，就不能说明何谓“法”。

什么叫做礼乐之制？礼乐之制意义上的“制度”，就是指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的“规矩”。而这种规矩，就植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老百姓所自觉遵循，日用而不觉，这种规矩便是老百姓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方式，而不待政府的责罚与督促。马克思的说法，后者（衣食住行）便是前者（上层建筑）的基础，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中国历史上，清楚地把这二者分开的人是欧阳修。他说，按照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的“规矩”去办事，这叫“礼乐之制”，它作为老百姓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方式，因此被称为“民治”，而与之相对的刑名责罚，应该叫做“治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把前者叫“制度”，那么，后者就只能叫做“治理”。

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制度”与“治理”，所指的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而从这个角度对中国历史做出概括，恐怕以《新唐书·礼乐志》开篇的几句话最为犀利：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礼乐之制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欧阳修说“凡民之事，莫不出于礼”——意思就是，所谓“制度”，无非就是指老百姓生活中的行为规范，老百姓按照这些行为规范过日子，也就是所谓“民治”，欧阳修说这就是“三代”的情况。三代之后，制度就变成了“治理”，也就是国家的“治民”。“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而礼乐则“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是在正式场合搬出来用于“教民”的。“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新唐书》有《礼乐志》，而且这一部分最重要。为什么？隋唐起于五胡乱华，宋则有夷狄环伺，这就使确立中华文明的自主性、主体性，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大问题。隋唐创立科举制、恢复礼制，宋又在“礼制”和“科举”这两个方面最为积极，究其根源，就在于形势所迫。

具体说：如果天下的一切制度，无非是刑名责罚，那么，中华与夷狄在制度上其实就没有什么不同了。而唐代强调制礼作乐，宋尤甚之，这就是为了彰显：礼乐之制，乃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夷狄的制度特色——而这当然就是为了强调文化的自信，凸显制度的自觉。

不过，在现实政治里面，究竟能否实行“礼乐之制”？对于这个问题，欧阳修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信心，因为他说：三代以后，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其实就是国家的“刑名责罚”，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形成的那些规矩，通过“有司”不断地精细化、程式化，大概只对一个人重要，这个人就是皇帝。

这很短的一段话里，起码讲了两个深刻的道理：

其一是“制度”与“治理”的分离。三代以降，中国的制度与治理，其实是“两张皮”，所谓“制度”非但不是“治理”的基础，恰恰相反，政治的实质，其实就是“治理”，而“制度”（礼乐制度）则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其二，国家与百姓的分离。三代以降，治理的实质就是“治民”，手段也就是刑名责罚，而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中，老百姓是被动的，人民对建立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之上的“国法”，态度自然是消极的，他们遂以为政治就是“国家”的事，并不是百姓的事——由于没有老百姓的积极参与，不但制度与治理，而且“国家”与“百姓”也随之沦为了“两张皮”。

我把上述这两个洞见，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欧阳修问题”。

 （编辑  季节）

你好，互联网风暴

2013年被电视行业称为“互联网电视元年”。乐视第一代电视X60在2013年5月7日发布，小米电视在同年9月面世。

一些互联网公司高调宣布，将要颠覆这个悬挂在千家万户且厂家利润日益微薄的电视机产品。它们的模式是用高性价比（同尺寸屏幕的最低价）吸引购买者，然后向用户提供内容增值服务实现盈利。在互联网产品来势汹汹之时，海信也以最快的速度，用自己的方式拥抱了互联网。

2012年，海信电器产品经理部在《海信时代》发表了《智能电视不能孤立发展》一文，提出：智能时代，电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电视，而是一个媒体的终端、一个交友平台；智能电视需要融入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大潮中，和智能手机、PAD、PC等各种终端一起，共同为用户提供一致的使用体验、无缝的数据访问和全面的服务。

2011年，广电总局发布《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规定小米盒子这类机顶盒产品，必须与牌照持有方合作才能进入市场。海信面临严峻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智能化研发能力不足。“今天的产品已经不再是单机，它需要运营系统的支持，需要有内容和应用方的合作，包括硬件产品的提升和组合，要求产品不断地变化和升级。”小米盒子重新上市，成为大量用户从传统电视向互联网电视过渡时期的选择。

周厚健对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的关系持开放态度。他认为，网络太重要了，没有网络，一切都无法支撑；但他说：“不要认为互联网是先进的，家电制造业就是落后的，网络科技的发展对大家都是机会。关键是把新技术应用好，了解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满足消费者。这实际上是技术方向和时代的挑战。”海信希望以开放创新的精神，“点通电视与互联网之间的那层纸”。

2013年4月，海信的新一代标志性产品——智能电视VIDAATV在北京发布。这款智能电视采用了38项新技术，实现了应用极简、切换极快的全新体验。海信计划在上市后全面启动第一次在线升级。周厚健向媒体表示，作为一款旨在为全行业带来革命性体验突破的产品，VIDAA是海信迈向全球前三名的重要介质之一。

在2014年1月的CES展上，海信VIDAA获“年度全球最佳互联网电视”称号。同年海信与11家视频网站合作，实现国内最大范围互联网视频内容共享。12月，海视云发布海信智能电视白皮书，海信智能电视激活量为行业第一。

面向智能化网络化提前布局

早在20多年前，海信就预见到3C融合这一趋势，相继组建了海信软件公司和光电科技公司，为“智能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后台支撑。

网络化是电视产业发展的大趋势。但在当时，网络涉及的通讯、射频、软件、内容服务都不属于海信的强项。

2002年，海信联合新浪、阳光卫视，在行业内率先推出了互联网电视。2009年以应用小插件的形式整合在电视频道中，体现智能电视多任务多进程的系统运行能力，代表机型是蓝擎T29系列。

2010年，海信率先推出基于自主知识产权操作系统HITVOS的智能电视，提供丰富多样的电视应用商城服务，增强了互联网功能。2011年海信携手TCL、长虹，成立了智能多媒体终端技术标准联盟。同时，海信成为谷歌在中国的第一家电视合作伙伴。2011年，海信在北京举行发布会，正式宣布启动智能化战略，组建团队，从用户体验出发，与加拿大Jamdeo团队一起研究下一代智能电视。

海信人认为，智能电视是一个系统方案；完整的智能电视在硬件层面包括了电视、ITV、手机和中间传输设备，还要有操作系统，有软件解决方案。针对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蓬勃兴起的挑战，必须加快新产品和新产业拓展，通过智能电视体验水平的提升和营销模式的变革，不断提升市场份额，实现稳定增长。

海信是国内最早、全球第二个推出智能冰箱，国内第一个推出智能电视及应用传媒网络的企业。

推进电视和互联网无缝对接

对海信来说，作为中国智能时代最大的互联网电视平台的标志性产品是“聚好看”，这是互联网时代中最令人交口称赞的故事。

海信人认为，迄今为止，移植到电视上的手机应用还没有出现商业成功的案例，高清、大屏、多人分享的电视优势尚未发挥；智能电视的春天，必须有互联网企业的参与。

爱奇艺副总裁曾向海信建议：“厂商之间产品的差异化，除了工业设计之外，把软件做好是关键。这绝不是以前讲的软件公司瀑布式的开发方式，它一定是互联网的软件开发方式，即能够快速迭代。”一般说，互联网公司的失败概率比实体制造企业大得多，海信既要保住已有成果，又要迎接挑战。而它曾经在电视行业领先的优势，随时可能转变为劣势。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互联网。时代在变，人们对电视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要多屏互动，要把其他屏幕的图像投在电视上，要用电视跟家人交流、玩体感游戏、乃至买菜购物……这些用户需求都是对“聚好看”的挑战。关键是从用户体验角度出发，无条件地、细致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聚好看”展现了喜人的业绩。2014年4月VIDAA2智能电视发布时，汇聚了“聚好看、聚享家、聚好玩、聚好用”四大核心应用，一键搜索优酷、爱奇艺等11家主流视频网站，最大限度地简化用户观看网络视频时的操作。周厚健表示：“电视机正处于强化和取代的交错期，强化的是地位，取代的是形态。海信将以VIDAA2为契机，通过丰富内容和应用的探索，提高海信电视产业的发展潜力。”同时，海信持续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力，最新研发方向是在语音和图像两个交互的AI引擎上投入，以期未来在产品形态和服务方式上占据主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海信VIDAA2作为全球首款智能社交电视，实现了电视产业和互联网的无缝对接。

与此同时，海信宣布与爱奇艺PPS、凤凰视频等11家视频网站合作，“不做内容，只做视频入口”。那是当时国内最大范围的互联网视频内容共享。聚拢了这些行业的关键资源，让海信的用户有了更多的内容选择。最终，内容将赢得更多用户。

爱奇艺CEO龚宇谈到支持海信的原因：“互联网都强调生态系统，我们构造的生态系统应该是健康的，而不是颠覆性的。一个企业可能被淘汰，但是一个产业不能被颠覆。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提高社会生产率，这就要用技术手段，把新的生态环境建立起来。”

大多数互联网公司的发展，第一步几乎都是先免费，全力做大用户规模，然后靠增值服务盈利。“聚好看”也遵循了这一路径。2015年6月1日，“聚好看”平台获得第一笔收入。那两年，中国消费者为正版影视内容付费的习惯也逐渐被视频门户网站养成。

2018年互联网电视出现延续收缩态势。乐视逐渐淡出消费者的视线。而海信的智能电视与互联网平台的市场地位却日益巩固，成为国内最大的互联网电视平台。在2017年，“聚好看”的国内日活跃用户数已超过1100万，用户日均观看时长达296分钟，教育板块付费用户数占到了中国大屏教育市场份额的50%以上，电视购物ARPU值（每用户平均收入）达到709元。海信海外版的互联网电视平台与奈飞、YouTube、亚马逊在内的头部企业合作。2019年在德国IFA展上，海信VIDAAAI全球内容运营平台正式亮相，首家实现全球一体化内容运营，吸引了广泛关注。

至2019年底，“聚好看”负责运营的海信互联网电视服务全球家庭达5127万个，其中国内家庭3901万个，海外家庭1226万个，预计到2020年，海信互联网电视全球用户数将突破6500万。

拥有了互联网企业最看重的资产——用户群和巨大的渠道价值，2018年阿里巴巴与爱奇艺共同入股“聚好看”，占股10%。这让“聚好看”公司估值12亿美元，成为青岛市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互联网独角兽企业。再加上近年来活跃用户连续数年超过50%的增速，媒体已称“聚好看”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电视运营商。

巨变前夜电视产业的抉择

时代在变，电视产业似乎处于巨变前夜的懵懂中。

2019年，海信实现“全场景图搜”、“全场景语音”等功能的VIDAAAI系统，进一步成为业内开创智能应用的先行者：“全场景图搜”可实现全场景实时图像搜索功能——能够识别屏幕里的各类人物、物品、甚至相关的新闻、摄影、同款购物等等；“全场景语音”则是支持订外卖、订机票、翻译、查询等89种智能场景服务的交互系统，具备业内独有的六轮连续人机对话功能，可识别33种人物关系，同时支持普通话、粤语、四川话、湖南话、上海话、闽南语六大方言识别。

2019年8月，海信发布全新的大屏交互系统HiTable，实现“TV+AI+IoT（物联网）+社交”架构，在业内创造了全新的智慧屏体验。此后又推出国内首款“社交电视”S7，可以支持六人同时在线视频通话，和“共享放映厅”等多种模式。

“电视机作为家庭中心的地位不会改变；万物互联的时代机遇下，电视更是迎来新的机会。” 现任海信集团副总裁、电子信息集团总裁、视像科技总裁、“聚好看”总经理于芝涛说。

未来的智能电视市场，比拼的将是物联网框架下 “智慧家居平台”的创新能力。为了这个“主航道”，海信建立的国家级智慧家居平台——聚好联，已经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及行业标准12项，支持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智慧抄表、智能安防、智慧消防、环境监测、智慧社区、共享租赁等业务。

海信在物联网的核心控制器件——AIOT芯片等“头部技术”上持续加大投入。其中AIMCU芯片可赋予白电更多的智能化功能，后续可应用于工控及车载领域；AISoC是白电智能化主控芯片（也可作为电视的AI协处理器），在此基础上与电视互联，实现智能家居。

2011年起，海信开始投入对ULED技术的研究。ULED电视牵涉到背光模组中的光学架构、LED驱动、背光控制算法、图像处理等多个方面，还要在技术规格、成本、可靠性、可制造性等方面权衡优化。克服了重重困难，研发团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和多项专利，到正式立项时，ULED已经获得反超OLED的目标效果。此外还采用了广色域背光技术，通过精确的色彩处理技术增强显示画面的色彩表现力。

在2013年的CES展览上，海信ULED电视产品露面，一举获得CES2012年度显示技术创新奖。2019年上半年，国内彩电零售额同比下降12.6%，但海信电视包揽了中怡康畅销榜前三名，且前十名产品中有六款是海信电视产品，市场表现分外瞩目。

我们可以把这次互联网电视风潮，看作又一次大型价格战。在家电行业历史上，长虹、高路华、海尔、康佳和TCL都发起过价格战，海信从未主动发起过。周厚健始终对价格战持严厉批评态度。他说：“降价竞争对民族工业危害极大，企业一方面被迫降价，同时又要保成本，怎能保证产品质量及开发的投入？”对于互联网电视来说，一旦企业规模大到成为集团，内部各个产业板块（或分公司、子公司）都有自己的业绩目标，假如内容平台有降价的意思，也要去协调其它板块的利益；这和架构扁平化、决策快捷的互联网公司很不一样。况且行业信息已经相对透明，某个互联网电视品牌如果采用价格战术，导致业绩不佳、盈利难稳定，除非具备传统电视厂商无法具备的能力，否则将很快被消费者抛弃。

在某种程度上，这次互联网电视掀起的风浪加快了内容与硬件的融合速度。

直面新兴互联网对手

新兴的互联网电视行业经过严酷的洗牌后，一个较为聪明的竞争对手幸存下来，就是更受年轻人欢迎的小米。分析了他们的优势后，海信不认为没有制造业产能是互联网电视公司的致命弱点，因为代工是产业链分工的一部分。小米的客户群定位是年轻白领。海信认为，国内年轻消费者数量急剧增长，他们会选择自己在成长阶段熟悉的品牌。2018年，小米电视全球出货量达到840万台，同比增长225%；小米也公开声言，要冲击国内销量第一。这个竞争对手试图用更轻量化的分工模式，蚕食各个传统家电厂商的市场份额。

周厚健公开表示，互联网和制造业谁都离不开谁，谁都不要贬低谁。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正视问题，承认问题。

海信一再强调要强化用户意识。一是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问题，认识到用户满意度的实际意义远远大于眼前的市场占有率；二是利用互联网产品即运营的特质来布局运营系统，通过运营将用户资源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商业价值。但是，互联网移动化，营销大数据整合化，以及电子商务迅猛发展和多渠道组合竞争，对海信的市场营销能力都形成了挑战。

（编辑  季节）

建立货币投放新机制

在现代世界，货币制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是“凭空造钱”。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大幅增加了无抵押货币供应量，凭空发行了数万亿美元的货币，日本、瑞士和瑞典等国家央行则实行了非常规的负利率货币政策。

二是“高筑债台”。全球债务达到惊人的243万亿美元，为全球GDP（78万亿美元）的317％，其中包括72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务、65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60万亿美元的金融部门债务和46万亿美元的家庭债务。[1]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债务/GDP占比如下：日本（537％），欧元区（388％），美国（326％），中国（293％）。一半以上的全球政府债务由三个国家承担：美国（31.8％），日本（18.8％）和中国（7.9％）。

三是“黄金复兴”。过去几十年，黄金在货币体系中被边缘化。而《巴塞尔协议III》将黄金从三线银行资本恢复为一线银行资本，[2] 使得黄金与货币相挂钩。央行的黄金购买量达到1971年（这一年取消了美元与黄金按固定比价兑换机制）以来的最高水平。2018年，世界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增长率较之2017年提高了74％；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黄金储备量增加了145.5吨，同比增长了68％。

四是“限制现金流通”。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限制大量现金流通。

五是“个人货币”。21世纪，个人或公司开始使用区块链创建非法定货币，而加密货币（例如比特币）开始与传统货币竞争。

以上这些变化与挑战，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货币制度信心的根本转变，而且也证明了现代世界货币概念的日益模糊。

央行实施正确的货币政策和应对新挑战的能力正在受到严重质疑。例如，美国和欧洲的央行对2008年金融危机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量化宽松政策。在美国，85％的美联储量化宽松资金没有进入经济体系，而是留在银行储蓄账户中。在欧洲，由于货币激励政策，欧洲央行购买了价值2.54万亿欧元的债券，其中1.36万亿欧元是对经济没有任何贡献的商业银行账户中的“无效资产”，并且由各银行以负利率放置在欧洲央行的6570亿欧元正在持续遭受损失。[3] 尽管增发了大量货币，世界主要央行仍未能为经济提供足够的资金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解决其结构和制度问题，包括促进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实现创新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或减少不平等。

这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问题不仅在于发行货币的数量，货币的质量同样重要。各国央行旨在刺激经济发展所通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极为有限：仅限于降低关键利率或购买债务。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我们还仅仅采用这些工具，那么最好的情况只能是避免发生急剧危机，并将其减缓为长期停滞。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其经济停滞持续了40年。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都可能陷入类似的停滞局面。

2018年下半年，由各国央行行长、全球最大商业银行行长、主要专家和国际组织代表组成的G30智库发布了一份报告《管理下一场金融危机：评估主要经济体的应急安排》。[4] 该报告的标题清楚地表明，G30认为危机不可避免，并提供了危机情况下相应的管理措施建议：建议各国央行提供灵活性和创新性，创建新的有效货币政策工具，提高与政府和议会的合作水平。

各国央行正试图使用各种策略来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些策略本身就可能制造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并未为此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创造出高质量的货币？国家的货币创造策略主要来自发展生产力的驱动，即充分利用国家的潜力，确保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与这一需求相对应，要求货币创造机制同时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1、将新的货币资金发放与新增加值的创造联系起来（新增资金应刺激经济增长或银行的新储备，而不是刺激新的财务业绩）；

2、吸引投资者创建新产业（新的资金发放应刺激实体经济领域的新投资，而不是刺激无法产生增加值的新投机活动或徒劳的财务运作）；

3、确保尽可能多的新投资项目对投资者和长期融资有利（新资金的发放应确保其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充分流通）。

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一项策略可能是，使用托管账户针对目标项目发放资金。实现这一策略的方法如下：

第一阶段：创建投资组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发挥的关键作用是，吸引私人投资者，实施系统集成，促进项目协同。在管理大型项目时，政府和投资顾问可以促进项目的结构体系，并将项目带入银行业（比如，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旨在开发新领域或新产品的复杂项目）。在创建投资组合时，应考虑其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计划增加值和所需资金。

第二阶段：在投资者、商业银行与国家授权机构之间订立的投资合同中，将实现增加值指标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负责实现增加值指标，商业银行负责为投资者提供所需的资金，国家授权机构则负责接受央行为特定投资项目提供的必要资金来源。投资合同在确认财务模式、设计估计、独立定价和技术审核（如有必要）的基础上订立。

第三阶段：在订立投资合同后，央行为投资项目融资发放资金，并按照投资合同规定的金额存入商业银行的托管账户。为降低通货膨胀和贬值风险，发放的资金额可能不包括薪资和进口费用。但是，从特定国民经济的规模看，消费者或外汇市场收到的资金与生产的新产品创造价值之间暂时存在的差距可以忽略不计。托管账户中的资金不收取利息，也不会追回。只有可靠的商业银行才能参与这种融资机制。

第四阶段：商业银行（投资者银行）利用存入资金，自行为投资项目提供项目贷款。由于商业银行不需要为筹资支付任何费用，因此面向投资者的贷款利率仅包括风险溢价，并通过以下公式确定：“ 0％+风险溢价”。分配的资金可以专门用于支付实际投资。如果需要转付给承包商和分包商，则应在投资者银行开立专用资金账户。这有助于消除投资资金滥用风险。此外，银行也可以获得国家担保，进而将投资者的贷款利率降至最低水平。对于某一特定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有可能实施大量的投资项目。

第五阶段：如果根据投资合同条款实现了计划的目标（启动了新产能和创造了附加值），则投资者向商业银行借贷的本金债务（按增加值金额计算），可使用央行存入托管账户的资金偿还。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支持的最佳且国际认可的做法是，国家帮助成功的实业投资者偿还贷款或提供补偿。如果投资者未能履行投资合同义务（即未启动新产能），则国家将撤回央行存入的资金，但商业银行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在正常情况下仍将继续。

这种和目标项目挂钩的货币资金发放机制的主要特征是：识别实际实施的投资项目，将促进经济增长作为发放资金的依据，并使用托管账户消除低效资金的发放和通胀风险。在法律上将货币资金的发放权留给央行，同时允许商业银行在托管账户的资金限额范围内发放投资贷款。这些资金只有在创造增加值后才会最终进入现金流通环节，流通额度严格取决于投资者本金债务在商业银行的抵消规模。

如果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就可以排除投资项目未被实施的风险。投资者和商业银行应对这些风险负责。商业银行采用标准的抵押程序，并根据项目的最终结果（启动生产并创造增加值）要求获得适当的风险溢价（即回报）。国家向投资者提供有利可图的融资，投资者向商业银行支付贷款风险补偿，政府根据项目成果为投资者提供奖励。目标项目资金发放机制为商业银行提供了高质量的投资贷款流动性：央行则为任何期限的投资项目提供所需资金。

由此，形成了以下链条：“发放资金—投资—启动新产能—发布新产品—创造增加值—发放资金进入货币流通环节”。链条排除了“发放资金—资金流通”的情况，避免了新增货币资金绕过“投资—启动新产能—发布新产品—创造增加值”的环节。这意味着，新增货币资金并非通过消费者或外汇市场，而是通过投资和新产品生产进入经济体系。

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相互支撑，但是信贷活动和流动性水平过高会积累过多债务，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并影响实体部门的财务稳定。使用传统信贷制度时，借贷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刺激经济增长。而和目标项目挂钩的信贷会刺激投资，并通过投资和新产品生产进入经济体系。应根据项目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抵消其投资者的本金债务。这将激励高效公司（创造附加值的公司）进一步推动经济加快发展。

综上所述，高质量的资金投放机制将刺激经济增长，避免通货膨胀，不制造公共债务并减少公司债务，提供长期低利率信贷，增加新项目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福利可持续增长。

无条件保障基本收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受新型冠状肺炎世界大流行导致的经济危机比大萧条时期更严重，如果今年下半年疫情流行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增长将下降3%。

2020年经济衰退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在世界范围内相应减少。因此，有必要重新讨论实施无条件保障基本收入的设想。

即使解除应对疫情的限制措施，经济受到的影响也将持续较长时间，生产和消费不会很快完全恢复。为阻止居民和企业的收入下降，有必要刺激经济复苏，经济政策应迅速转向支持需求，恢复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为此，可实施无条件保障基本收入的方法，发放商品消费券。发放商品消费券之前，需要认真评估消费下降额、生产下降额、危机前下降的消费和生产所对应的货币供应量。

发放商品消费券的机制如下：

第一，为恢复消费，每位公民均有权获得免费商品消费券。消费券的额度为新型冠状肺炎大流行期间损失的收入额。商品消费券的现金等价物为个人所有，可根据税务机关和其他职能部门的数据自动计算得出，等于公民当前收入水平与实行隔离前收入水平之差。商品消费券本身是独立的，严格专用且不可转让（不包括将其转换为任何货币或出售）。公民可使用商品消费券获取生活必需品。

第二，通过恢复生产满足内需。确定单一供应商，其以市场价格批量购买生活必需品和某些商品。由于采取了集中大规模购买的方式，供应商有可能获得较大折扣，从而降低通货膨胀。这种方式有助于替代进口和增加商品供应。

第三，供应商采购资金来源于央行投放的货币。实际上，货币供应是为恢复消费和生产服务的，因此应该实施一种有严格针对性的措施，使货币供应量严格对应于所生产的商品数量。

这种机制使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复苏问题，而又不致增加企业和公众的信贷负担，因此不会阻碍未来的经济增长。为有效且透明地运行商品消费券机制，建议使用单一在线平台（类似于网店）。该平台可以对所有流程实施数字化、信息化，并公开披露所有的采购信息（包括价格和交货条件）。企业和公民可在该平台或类似在线平台注册商品消费券证书。公民通过公共服务门户进行注册获得商品消费券。该商品消费券的金额由税务机关根据公民在疫情限制措施实施期间收入减少的数据进行计算。从注册之日起，公民有权选择并随后收取应用的商品消费券金额。为刺激制造商的竞争、降低价格并提高商品质量，消费者有权选择在线平台上的商品和预购商品。同时，相关企业可通过公民在平台上的个人账户了解其意愿，以便调整商品报价和动态增加商品种类。

以上措施有助于消费和生产的恢复，可能使进口替代商品的生产规模超过危机前的水平。

（编辑  苏歌）

90年代欧洲模式及21世纪后的日本中坚企业：从上下游一体化退居上游领域

几乎同步于美国，欧洲电子产业早期也形成了一批品牌企业——即直接销售终端产品的企业，其领域也集中在电力、电话、电机、无线电、早期家电等领域。欧洲此类企业有三种出身：

第一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知名工程师创立，初始是私有的企业。每个欧洲大国都有1-2个这样的企业，其创立者成为该国开启电力电机电信类科技的传奇人物。相对美国来说，这种技术型企业家在欧洲创业出现的频率较少——其实很多美国的早期技术企业家是欧洲移民。

第二种，美英公司的欧洲子公司或关联公司，欧洲和美英企业之间互相交错。比如法国著名电子产品制造企业汤姆逊，其实源自英国人Elihu Thomson在美国创办的Thomson-Houston电气公司(1879年，后来与爱迪生电力合并为GE公司)，法国汤姆逊-休斯顿于1893年在巴黎设立，汤姆逊是美国GE的姊妹公司(该公司的电力建设部门后来演变成阿尔斯通)。德国的AEG公司(一度和西门子并列的德国两大综合电气企业之一)，是通过购买美国爱迪生的电灯专利而建立的名为“德国爱迪生应用电力公司”的企业——它的电灯部门后来和西门子在1906年合并形成今天的欧司朗(OSRAM)。也有靠代理欧洲产品起家的英国公司如GEC公司(20世纪90年代英国最重要的电气、电子、通信公司，靠代理德国欧司朗灯泡崛起)。

第三种，政府支持的国企或半国企。19世纪后半叶，法国等国家本来就有建立国企的传统，二战后从英国开始，出现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国有化浪潮。1981年法国密特朗政府上台后还进行了一次国有化运动(但在10年之后迅速反转)，体现出一种背靠政府的工程师精英治理的风格。只有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保留了私有制。二战后，在黄金三十年中，欧洲的这种模式延续到80年代，形成了电力、电机、电信互相交错，在业务、法人股权上互相联动，并且逐渐合并、拆分、重组，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体系。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发明半导体后，欧洲很快在国家或大企业的努力下，拥有自己的半导体部门。在80年代个人电脑兴起时，欧洲各国也都有综合电气公司（如奥列瓦蒂）开始生产本国的品牌计算机。90年代，随着美国个人电脑开始普及和全球化兴起，韩台代工、分工模式兴起，欧洲企业不具有与美国-韩台组合的竞争优势。欧洲著名品牌也逐渐退却。同时，欧洲逐渐退缩到自己相对有优势的领域——尤其是汽车、电力、机械控制领域。因此，70年代左右兴起的新兴技术——汽车电子(源自对安全和节能的需求)、电力电子(电力优化控制)、工业用电子元件及相关的模拟电路，成为欧洲电子技术的优势领域。只有一个领域，欧洲保持了较大的整体优势——即1989年兴起的(蜂窝)无线通信(设备)领域，这归结于欧洲人长期对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控制，把爱立信、诺基亚等公司一度顶成世界顶级企业，但到2005年之后，这个领域的内核优势频受挑战。

所以，欧洲原有的自成一体生态体系被打破，进而接受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和通信-电子大跃进时代的洗礼。欧洲的知名大型机电企业纷纷从综合型、全能型公司分解、重组，退缩成以上游为主的公司。只有在一个领域——通信设备，由于依靠掌握标准制定权力而维持了约20年的霸权地位(1990-2010年)，后在中国华为等企业的追赶中动摇。

欧洲电子产业的演变可概括为：放弃某些部分，分离一部分，整合一部分，以及聚焦某些精细化关键节点。这个剧烈变化的背景，是电子制造业复杂化、多层次分工和上游细分化。而欧洲在其中的赢家代表——荷兰ASML和英国ARM，及在较弱意义上的德国艾思创(AIXTRON)，是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主要产业“增量”，也是有能力很好把握这些产业趋势的企业。

日本“后泡沫时代”，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原六大主银行体系对应十大综合电机企业：NEC、日立、三菱电机、东芝、富士通、索尼、松下、三洋、罗姆、OKI冲电气（在此之外还有夏普、佳能、尼康等公司），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十大综合电机企业的半导体部门清一色是IDM模式(自己包办全部)，同时都在平板显示、存储半导体、其他半导体三者中有布局，而且很多企业在电子消费品(电视、白色家电、电脑、游戏机、随身听、电话/手机)上有自己的品牌。经过20多年演变，这些企业在总体衰退中发生了大规模整合。以村田制作所(从电容电阻等元件产品扩展到射频前端原件等领域，2018年营收达129亿美元)这一当年在主序列中排不上号的企业为代表，这些企业取代了主流综合电机企业的全球产业地位。而在80-90年代的主战场——平板显示领域，日本的主要实力表现也从面板产业本身向上游收缩到以佳能特机(Cannon Tokki)为核心的设备企业及一批材料企业上。[1] 而且平板显示领域使得日本其他领域的企业获得了很大用武之地——包括印刷行业进入到半导体、显示设备、材料；精细化工行业进入到电子加工的耗材方面，成了能够控制全球产业命脉的“中坚公司”。目前这些领域的全球研发进化，比如像半导体等领域常用的电子级聚酰亚胺(一种耐高温的高分子绝缘材料)等精细化工品，正是由日本在近20年变得较大的一些中坚公司(体量已未必属于中小企业)，以20年投入1亿美元(2018年价值)的研发速度来进行持续开发的。

美国当代模式

美国的早期模式经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欧洲及中国大陆各自发展出配套的模式后，自己留下的板块，与其它模式形成嵌套配合，这就是“当代模式”。美国的主线围绕着计算机展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快速个人化，实现了数量上的大幅增加，当然军方购买需求也在延续。

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一股硅谷热并反映到股市上(大量带“电子”字样的公司上市)；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量的生产环节开始向韩国-中国台湾转移，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一步和中国大陆联动。除半导体的一些环节外，美国本土逐渐不再从事电子制造环节。所以美国在泛电子信息领域的控制权，主要通过韩国、中国台湾进而牵动中国大陆而实现。美国泛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化分工中固守的位置可统分为两个环节：一是下游的大整机品牌（主要代表如苹果），二是偏上游的核心元件或软件，像微软/谷歌、高通、英特尔/英伟达/AMD、思科/博通等等。90年代后，除了在半导体领域(如光通信、显卡等领域)出现了“硬件”企业外（如英伟达、JDSU等公司），美国在整个泛信息、电子领域很少有新的“硬件类”大公司出现及IPO上市。很多产业链职能拨付给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少部分给欧洲。被控制就是“卡脖子”，美国通过全球分工实现了一种单向的控制，它可以控制别人，别人比较难反制它。这种控制能力是美国基层长期演变出一些核心力量，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如有这样一些细分的定位：

做领军者，控制行业的定义权（如苹果、谷歌）；

专注早期技术(专利)、加以收购+法律控制配合（高通模式）；

保持对体系核心环节的整体把控、创新能力（英特尔、AMD在CPU等领域；思科等“老牌硅谷硬件企业”在网络领域）；

在人才供给上，面向全球，不拘一格，外来优秀移民创业（英伟达、谷歌）；

在企业外，美国的大学、研究所的前沿研发、军工需求拉动首要创新（如化合物半导体的科锐）都是重要的体制因素。

在所有细分的模型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在于保护知识产权，只有这样，创新才层出不穷。由此，美国能够保持对整个全球化体系的有效驾驭。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处于体系的顶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量经济资源游离于核心科技创造之外，由此造成美国国内的资源分配不合理。目前美国在全球化体系里卡中国脖子的要害往往不在苹果、Facebook、亚马逊等大公司里(谷歌和微软通过操作系统是有卡脖子能力的)，也不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而是在“老牌”企业手中。比如老牌半导体企业的德州仪器、通信领域、光通信领域的博通、JDSU、射频领域的Skyworks、Qorvo、半导体材料的Cree、应用材料等，其焦点都是在一些基础性技术上，比如模拟、数模芯片等——有很多是美国早期的几家电子-信息技术企业（如摩托罗拉、德州仪器、惠普、英特尔）不断剥离重组的结果。这些企业早已不再受美国国内资本界的追捧，而被视为“传统”企业，有的甚至都成了美国资本“重组”的对象，但其实是美国核心力量之所在。

最新的印度、越南模式

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印度、越南模式基本上是2013-2015年以后发展起来的。2018年进入快速发展期。其中的主要逻辑，就是从中国转移生产。

越南发展的比较早，它的当代工业化起源于以运动鞋为领头的代工业，主要是2008年之后，台资企业加速转移到越南，开创先锋。2010年以后，电子产品组装紧随其后，产业链条越转移越多。印度在2010年前后曾经有类似中国早期手机的本土手机加工，后来被小米击败(2015年)，同时一度受国际舆论诱导，本国把资源投入到互联网板块上，逐渐驱使电子加工制造落地印度。

目前印度、越南电子制造业的主力是外资企业，包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大陆。连工业园建设和一些基础设施也是外资投资建设，类似中国20 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的一些加工区（如1994 年新加坡介入的苏州工业园区）。由于制度和国家力量有别，印度和越南不太可能走政府为外商保驾护航的道路。目前，印度、越南在国际产业链的定位是类似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各种加工模式的角色。

有效的产业政策及对当前“卡脖子”问题的应对路线沙盘推演

在这一轮全球化形成过程中，美国占据了主动，而且是用一种市场驱动的模式，调动其他国家进行配合。

以中国一国之力，不可能再去复制一个全球化发展的体系。一来没有这个国力，二来没有这个水平(在全球化之前，日本、韩国、欧洲已经有了很多沉淀)。

今天全球化进程出现了重大变局。现在美国要做的，是让印度和越南替代中国的角色。中国是不是要完全再造自己的产业链体系？事实上并不需要真正启动替代，只需要进行“威慑”，就可以实现目的。结论是已经存在的：无法发生全面对抗，但可以有所作为，把过去几十年“走近路”导致没有发展起来的部分发展起来。至少获得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时日本的产业相对实力，创造一些类似平板显示领域“美日美”等互相交错、且美方在技术上不可能摆脱的结构(电子加工领域目前美国是可以摆脱中国的)，形成“互相威慑下的和平”局面。

我们要从过去的模式提炼经验(产业、政策原理)和教训。

有效的策略或政策：

1、日本战后崛起时代购买美国专利、许可的行为是有效的。这里面的核心，是日本出现了一批技术人员有话语权、敢于创新的企业——通常是非权势的边缘性企业，同时日本还有精雕细琢的文化。这是供给端的要害。同时市场是存在的，而且在高速发展，日本产品在欧美市场以高性价比确立名声。

2、韩国财阀大举进入，逆向投资的方式。这里成功的核心是：电子制造的大领域(半导体、平板显示)迅速复杂化，产生了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环节，形成寡头竞争的格局，博弈下“勇敢者胜利”的游戏规则，再叠加韩国内部采用了有效提高效率的机制（如两组竞争机制）。全球化分工后，厂家可以获得大规模出货机会。

另一方面，韩国的电子零部件企业(尤其是材料)发展势头较好，但发展不如日本。主要是因为1997年金融危机中被淘汰的财阀散落后衍生的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必须竭尽全力。但韩国中小企业成长缓慢，成就比日本小，在全球化体系下市场空间受到压制，且受到本国大企业的欺负，成长环境不利。

3、中国台湾的“工研院”所推行的“开发性创新-转移创办企业”机制有效。其成功的核心是：人才供给上形成群聚效应，同时由“工研院”电子所先做研发，避免了最具不确定性的早期环节，选择了晚期应用环节。但这样做也影响了台湾企业的心性，大部分企业往往只能吃“一代”技术成果，一旦技术代际更迭企业就消失了（如触摸屏等被大陆产业链打败）。只有个别企业，如联发科、大立光等企业能不断研发多代技术甚至不同领域的产品。

4、欧洲和日本在21世纪逐渐形成的卡位精细零部件、装备的策略有效。例如荷兰ASML、英国ARM。成功的核心是：产业的高度复杂化产生大量留给“隐形冠军”的位置，而欧洲企业在机械和部分电子领域具有其专注优势带来的领先性。

5、中国当代模式中发展本土品牌整机、有技术含量的零部件产业，包括一些巨型资本投资项目，总体有效。这里面的关键是：有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加上21世纪初有大量的边缘性产品的机会（如MP3）为本国企业提供了起步台阶，给后来进军主流产品提供了储备。

产品发展的技术规律：

什么样的新产品能够存活下来是一个大问题，它将决定一国产业、企业能依靠的“载体”是否靠谱。

从电子-信息产业来看，能够生存下来的产品逻辑是：往往先要产生一个刚需，独立生存下来，把需求扎下根，然后再根据时代技术的演变，可能吸收归附到某个新集成体上面。而不是在人们习以为常的集成体上再人为增加一个功能——这个功能一般都不是刚需，人们就必然是“一阵风”。

刚需，都是人们愿意为此需求消耗时间的，但刚需的时间总量是有限的。一是新创造的刚需一定会淘汰掉或至少挤压掉一些过去的刚需，二是有意义的刚需在于同样的生活时间活得质量更好。比方说：为什么摄像头产业这十年越发展越繁荣？它养活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图像的需求。它的演变路线是：先有照相机，这成为一个人类生活的准“刚需”，而且发展的比较发达（如佳能、尼康，带动上游的一些企业，比如台湾大立光、大陆的舜宇），然后智能手机发展了起来，把这个需求容纳进去，它就会长期存在，而且继续发展。

反过来，为什么智能家居、家庭物联网控制网关、附着电视的游戏设备总是需求不大，这是因为这些新用途原来是不存在的，还没有形成“刚需”。而人们并不习惯于在电视上使用新功能，容易忘记、冷落这些功能，这些功能就难以扎根，也无法支撑一个产业。而目前源自美国的一些新需求，比如智能音箱之类，属于生活锦上添花的东西，其生命力也有待考研。

新刚需的出现会挤压一部分老刚需的存在，甚至完全取代。比如火车、汽车彻底淘汰马车，半导体出现彻底淘汰电子管，平板显示出现彻底淘汰射线管电视。人们用时差不多，但新东西的质量，行动能力大大增加了。

当前的市场需求环境，是纯电子-信息消费趋于饱和(人们每天用大量时间沉溺于和网络相关的电子终端)，而且竞争激烈。常见两种情况，一种是门槛一般，则超额利润迅速归零，一种是实现起来太难，谁也做不出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系统本身主要矛盾可能发生转移。就好像互联网发明了之后，大家是方便了，但催生了计算机病毒通过互联网传播的问题，衍生出安全性的需求。当前电子-信息领域最大的新衍生需求就是运营商的成本降低问题——当个人信息消费基本饱和时，主要矛盾不再是传输速率问题而是支撑这个体系的成本问题。

所以，从需求上说，最有利的是抓住最新的“真刚需”，包括消费者的刚需，也包括系统的刚需。从人才供给方面说，中国固然有大量理工人才的优势，但近几年，随着年轻人口比重下降和理工科基础教育质量下滑，这一优势会有所减弱。而且当前大量人力资源已经被互联网寡头们挤占。

在技术方面，中国应当参考美国早期和日本战后崛起期的经验，创造“打开窗户竞争来验证出真金”的模式。中国人口多，层出不穷的创新是存在的，要让各种创新，尤其是那些并不和主流热门领域附和的创新有机会验证，尽早发现真刚需和能解决需求的中国技术。越早发现，越能在国际产业链位置中获得有利地位，形成与美国“互相威慑”的格局。要支持那些敢吃螃蟹、勇于尝试前所未有的新设想(但不是空想)的技术型创业家。要有批量支持核心科技早期项目的机制，绝不能出现“两头空”的局面，不能用自我束缚的体制去和灵活的国际对手竞争，系统性机遇一再错过。

（编辑  季节）

正像健康是个人生存的前提，平安是家庭幸福的前提，稳定和安全也是国家繁荣的前提。国家的安全与和平犹如空气与阳光，其存在时丝毫不觉，一旦失去才倍感重要和珍贵。虽然道理很简单，但认识到这点并不容易。很多人能够理解“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表象联系，却认识不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隐性因果。“颜色革命”恰好属于后者。因此，但凡有人提醒要警惕“颜色革命”，有人就马上出来斥之为是“阴谋论”，并自动从视野中屏蔽。幸运的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为“颜色革命”现出原形提供了难得的案例范本。

“颜色革命”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人们总是希望“化剑为犁”，但世界上的矛盾和冲突一天都没有停歇，西方大国从来没有放慢征服世界的步伐。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大国已经连续发动过多场地区战争，而除战争之外无所不用其极的混合战争，更是无处不在。这其中，以政权更替为目标的“颜色革命”，无疑是极具隐蔽性，同时危害性极强的混合战手段。

环顾世界，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无处不在，愈演愈烈。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天鹅绒革命”）到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从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到2005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乌克兰“二次颜色革命”，都是“颜色革命”的典型案例。还有一些国家发生过未遂的“颜色革命”，如2005年3月白俄罗斯“雪花革命”、2005年6月阿塞拜疆“橙色风暴”、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2007年缅甸“藏红花革命”、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等等。如果从冷战时代算起，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政权更替事件更是数不胜数。据统计，数十年来，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了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7起）。① 另有统计表明，1946-2000年间，美国曾81次试图对45个国家的选举施加影响，借以实现政权更替。② “颜色革命”日渐成为威胁第三世界政权安全的最大动荡源。据统计，近三十年来，所谓“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权占政权垮台总数的90%以上。

西方大国如此热衷“颜色革命”，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它是西方大国实现霸权利益的有效工具。“颜色革命”的打击对象总是那些不肯听从号令、臣服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对其进行文化渗透，目的是通过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培养驯服的亲美精英，“重塑”当地社会政治秩序，将“人民革命”转型为“美国革命”。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其对外战略更加热衷于在非西方世界制造“可控混乱”，目的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的财富再分配。“颜色革命”就是西方大国制造“可控混乱”的绝佳方式。

其次，相比于发动战争，“颜色革命”主要通过间接手段实现政权更替，成本更低，收益更大。2004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政治资金。与伊拉克战争数万亿美元相比，这笔开支不及其万分之一。“颜色革命”经常使受到冲击的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使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这些充当“人体盾牌”的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经被政治操控），这些政府便会被西方国家孤立；政府不进行镇压，便可能被推翻。

第三，一些国内问题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提供温床和土壤。“苍蝇不叮无缝蛋”，西方大国热衷在发展中国家策动“颜色革命”，这些国家自身往往面临种种问题，如经济发展缓慢、政治制度失灵、意识形态迷茫、民族宗教矛盾凸显等。内因固然是导致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外部大国推波助澜，这些国家的矛盾和问题远不到政权更替的程度。

从最终效果看，“颜色革命”虽然名称好听，“颜色革命”组织者也有意将自己包装成争取民主人权、维护公民利益的“正义抗争”，甚至抗议活动和夺权过程也搞得像“嘉年华”运动，但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由外部策划、精心伪装的政变。激进的社会革命首先要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动员，共同反对占少数的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以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和进步（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改造）为目标，革命的最终受益者是多数劳动群众。“颜色革命”则恰恰相反，它主要依靠心怀不满的市民和学生，没有明确的政纲，只是满足于将当权者由令人痛恨的独裁者或执政党，替换为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领导人或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菲律宾、格鲁吉亚等就属于这种情况。①就此而言，“颜色革命”只是一场“水过地皮湿”的“假革命”，乃至“杀人不见血”的反革命。“颜色革命”是西方大国实现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惯用手段。它以更迭反西方政权为目标，进而使相关国家顺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在经济领域，经过“颜色革命”后的国家，经济变革方向无一例外地朝着自由化、私有化方向发展，依附于西方经济体系，结果是多数民众利益受损，而少数大资本（包括跨国垄断资本）则大获其益。为实现夺权目标，“颜色革命”的策划者总是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人为制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剧政府与民众对抗，给政府不断施压，最终颠覆政权，将对象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版图。事实证明，“颜色革命”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乃是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阿拉伯之春”：一场中东版“颜色革命”

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政治地震。从表面看，这场剧变完全起于内因，是阿拉伯民众自发的社会政治运动。事实正如《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所揭示的，这场剧变处处能看到西方插手的痕迹。

一方面，阿拉伯剧变受到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操控。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操作手法都是构思精巧、简单实用，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的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都是使用简单而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① 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数年前就已出现，包括：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联络方式、公开祈祷、讽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组织抗议、发表演讲、藐视警察权威、政治倾向模糊等。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借助网络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国家积极为抗议者提供技术帮助，由此使民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例如，为帮助中东国家的抗议者保持联络，同时避免被跟踪和抓捕，西方公司研发出一种可以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技术（洋葱路由技术，The Onion Router）。这种服务器可以为所有信息加密，用户可以通过它匿名上网。该项目由美国企业推出后，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目的就是让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在搞活动时，能躲避政府的审查和监视。② 为确保突尼斯、埃及活动分子在断网情况下与外界保持联系，谷歌、推特迅速推出一款名为“Speak2Tweet”的服务。这项应用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后再传至因特网。③ 兰德公司还花费数年研发出被称为“蜂拥”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这些技术被用来协助通过互联网联接的大量年轻人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将研发“反审查”信息系统作为重要任务，并为该项目注资超过3000万美元。美国还在研发一款名为“暴动”的软件，其允许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Wi-Fi网络；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须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因此能躲过任何监测。④

可以说，正是借助网络技术的帮助，阿拉伯抗议民众才得以有效组织，并使“阿拉伯之春”的火种最终星火燎原。正如一位抗议者所说：“Facebook用来确定日程，Twitter用来协调行动，YouTube 用来昭告天下。”⑤ 因此，“阿拉伯之春”也被称为“Facebook革命”、“Twitter起义”、“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

从最终效果看，这场剧变尽管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但其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亚于一场全面地区战争。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经济困顿是主要动因，而埃及“1.25革命”时，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但经过这场“革命”后，经济形势并未改善，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几年前，“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的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与此同时，中东剧变还在中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潜在矛盾竞相迸发，如教俗矛盾加剧、极端恐怖势力突起、大量民众沦为难民。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瞬间天堂，漫长地狱”，这就是“阿拉伯之春”留给中东民众的最终印象。如今的中东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可悲的是，在这场中东剧变中，那些街头抗议者实际上是替人火中取栗的角色。西方大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目的是服务于西方和跨国资本，必然以牺牲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为了打破现行权力秩序，“颜色革命”的策动者往往提出模棱两可的理念和主张。2011年中东剧变中，抗议者打出很多看似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抗议口号，如“受够了”、“是时候了”等等抗议口号，这些口号空洞无物，却颇具感染力和煽动性，很容易打动那些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抗议人数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给当权者造成极大心理压力，最终屈服下台。那些街头政治的狂热参与者，实际是“颜色革命”策划者的“炮灰”，看似一场带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实则是“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民粹运动，这是“阿拉伯之春”的悲剧性所在。

防范“颜色革命”，前提就是破除“阴谋论”迷思

 大量事实表明，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一天，中国就始终面临“颜色革命”风险。当年毛泽东曾指出：“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从历史轨迹看，当代世界上发生“颜色革命”的地区，基本是按照“东欧—西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的轨迹蔓延。前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大国 “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2019年的香港乱局明显有外部势力插手的痕迹，已经具有“颜色革命”的典型特征。

防范“颜色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有底线思维，要对外部危险保持足够警惕性，进而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对外部威胁保持警惕性，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只有幼稚天真者才会对潜在威胁毫无知觉。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国家更应如此。在当前“颜色革命”无处不在的复杂环境下，提高警惕，保持敌情意识和底线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研究 “颜色革命”问题，最难之处就是找证据。文化渗透本身就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长期性宣传的目标，就是通过大规模催眠诱导，创造某种特定倾向和弱点，以便在需要时加以利用。它就像水管渗水一样，让人很难清晰地察觉到，却能使金属管道逐渐腐蚀，直到顶不住外部压力。① 这种宣传伎俩一旦被曝光，其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而文化渗透注定是个秘而不宣的战略。法拉戈在《智慧战》中写道，宣传战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求慎重地伪装好，不要暴露出是宣传，如果说出是宣传，就必然会失败。”①

策动“颜色革命”更是典型的“黑箱操作”。无论2011年“阿拉伯之春”，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颜色革命”，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将其不为人知的伎俩主动公诸天下。况且，政权更替事件一旦发生，便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后诸葛亮”没有任何价值。

而研究此类问题，恰恰需要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挖掘“内幕背后的内幕”。这使文化渗透研究需要“读无字之书，闻弦外之音”，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文化渗透并非无迹可寻，相反，它经常会“露出狐狸的尾巴”。如果说非得等到打开“黑箱”才算真相大白，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但由于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过程是可见的，因此由“前因”和“后果”，不难推测出“黑箱”里到底有些什么。评估是否存在文化渗透战略，同样可以从结果进行逆推。

美国中情局前局长杜勒斯提出的“中情局十诫”，就是西方实施文化渗透的基本法则。验证“中情局十诫”是否真实存在，除了等待档案解密，还可以看西方国家推行的是何种文化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否产生了现实危害。正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拼组局部真相碎片，同样能够还原出西方文化渗透战略的大体轮廓。

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未做好应对“颜色革命”的心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部环境有所改善，致使很多人误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诉求当成了时代特征，并由此放松敌情意识，乃至滋生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在知识精英中，“去革命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为流行时尚；普通民众更是“不无西东”，“跟着感觉走”。

在此背景下，很多人至今对西方大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日趋迫近的危险视而不见，“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危险暂时没发生，就当它不存在。但凡有人对西方大国的种种敌对举动做出预警，对发现的蛛丝马迹进行合理推测，统统被冠以“阴谋论”的恶名。

事实上，“阴谋论”本身就是西方大国刻意炮制的意识形态陷阱。他们将所有提醒人们对西方暗战手段保持警惕的意见和行动，统统斥之为“阴谋论”，并固化为不证自明的原理性观念。许多人为了避免被扣上“阴谋论者”的帽子，自动消解了从敌情意识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坠入了西方国家精心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就此而言，“阴谋论”是推动“颜色革命”的障眼法和理论帮凶。

对多数人来说，应对和防范“颜色革命”，仅靠正面教育还不够，反面教材往往更有教育意义。1991年苏联解体，已为中国防止类似悲剧提供了历史镜鉴。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又为我们防范“颜色革命”提供了新版教科书。《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堪为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标杆之作。该书由法国情报中心组织编著，书中披露了许多有关“阿拉伯之春”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许多报道来自现场目击者，信息量极大，冲击力很强。几年前，笔者有幸读到该书的翻译稿，读来触目惊心，事后细思恐极。时至今日，尽管“阿拉伯之春”已经快十年了，但书中内容并没有过时，因为类似场景在台湾“太阳花革命”、香港“雨伞革命”及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中一再上演。在当前中美博弈日趋激烈、新版“颜色革命”箭在弦上之际，这本书的出版对中国读者可谓恰逢其时。它就像唤醒沉睡者的响鼓重槌，使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去路。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