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北京精雕在中国机床行业普遍遭遇困难的环境下，抓住市场机遇脱颖而出。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得益于智能手机的大发展，在轻型数控机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是能够和日本FANUC公司一决高下的中国新兴机床企业。

本文分析研究了北京精雕20 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当前情况。该企业成立20 多年，企业在每个发展时期，都能抓住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规模）市场，而且每一步都实现了技术的升级；采取现实和变通的技术手段实现突破，产品研发围绕用户展开，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在产品热销时居安思危，不断考察新的客户热点、安排研发布局。这是在完全市场竞争中“杀”出来的优秀代表。

近五年，中国机床行业总体压力很大。随着2003-2011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制造业上游的机床企业提前感受到制造业的寒意，尤其是服务于传统制造业的中重型机床企业。为什么北京精雕能够逆势而上，成为新兴企业的代表？除了它从控制系统出发，不受原机床工业分工过细的限制外，重要的一点是它的风格：在其成长历程中，为了企业生存必须提前布局、敏锐观察动向，包括现有产品的需求可能衰弱及其他地方需求可能兴起；其次是生产产品与下游客户高度互动，边听边改，产品快速修正迭代。在这一历程中企业也受到锻炼。

本文结合行业其他企业的反馈，对北京精雕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新兴装备企业的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机床工业下一步发展的启示进行了思考。机床乃国之重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行业的制高点必须有中国的一席之地。北京精雕和大连光洋、济二机床等新兴机床企业一样，将成为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顶梁柱，成为中国装备制造工业的新排头兵。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94年。创始人蔚飞，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原为国有企业工程师。经过20多年的持续奋斗，2015-2016年度的年收入达到25-30亿元，年净利润约3亿元，现有员工4000人。2012年以来，中国机床行业普遍不景气，一些重点企业出现连年大幅亏损的现象，但北京精雕受益于消费电子（智能手机）需求的拉动，经营业绩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技术也在快速进步。

北京精雕的发展历程

北京精雕的发展经过了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中国近20年经济的不同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北京精雕基本都抓住了当时中国制造业最繁荣、利润最丰厚的部分，使得这个完全从零起步的企业能够走到今天，成为能与日本发那科（FANUC）[1] 竞争的中国新兴机床装备企业。

企业创立者团队并不是机床领域出身，而是计算机领域的青年工程师。北京精雕的创业核心优势在于整体的编程自动控制系统，是从“大脑”（算法）出发面向具体市场进入到加工装备领域的，这是它与大部分中国传统机床企业最大的不同。

第一个发展阶段：“刻字机”时期

1994-2000年，精雕初创期，可称为“刻字机”时期。当时蔚飞和一批年轻伙伴（包括在校研究生）一起白手起家草创企业，首先要找到既符合自己专长、又具有市场前景的领域。1990年代初的下海热正在发酵，各大城市出现全民皆商、全民开店的景象。北京精雕抓住的就是刻字、刻牌子这种“边缘市场”——但这恰是当时草根市场里对科技设备有需求的较大市场。当时，做刻字机的中国企业已批量出现，多达数百家，大部分是赚一笔就跑。当时刻字机市场的优质产品是法国嘉宝公司（Gravo Graph）的产品，带有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CAD/CAM）软件，但只能刻26个英文字母，对中文这种字码特别多的文字无能为力。蔚飞团队的思路是另辟方法论——法国嘉宝等国际通用程序是每个字母、字符一个子程序，汉字按这种思路会有成千上万个程序，不可能跑得动；于是将其视为图画，按照一定的规律，在正方块中把要抠掉的部分“抠走”，这就是一套刻针的移动路径算法。这样，以算法软件为核心，软硬件集合（刻字机的硬件要求不高，本土企业均可造），北京精雕有了第一类具有自己核心技术的产品。这为他们积累了第一桶金：当时一台普通刻字机能卖6万元，和北京精雕一同起步的邻居是深圳的大族激光[2]——它也是服务于这个市场，后来成为激光方向发展的中国带头企业。

图1  左为雕刻机雕刻刀头，右为激光雕刻机

第二个发展阶段：“模具花纹”时期

第二个发展阶段（2000-2004年）是“模具花纹”阶段。因市场火爆，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环境下，很快出现盗版（普通硬件+盗版精雕控制软件）产品，防不胜防。精雕团队早预计到这种情况，从1990年代末开始研发新领域。他们发现，浙江等外贸出口密集地区对于刻钢板进而制造模具的需求开始兴起。最早发现的市场是和之前的有机玻璃刻字类似的刻钢字，后来就出现了模具刻字、刻汽车车标等市场，再就是小型商品（比如制鞋模具）。在自动化机器进入之前，这些领域多是手工操作（或借助较大的模板带动小件加工），效率低且工作辛苦。而当时世界上模具钢还没有用机床来加工的，因为加工对象硬度很高，[3]  如不做修改，用小刀具加工时刀头容易断，降低加工效率。为此，北京精雕发明了“等量切削”算法来解决小刀具雕刻模具钢问题：过去刀具容易断是因为切削长（深）度不定，刀具受力不均匀，一旦超过极限就会断。而通过更新软件，用“等量切削”概念进行控制，这样受力上限明确，就解决了问题。这一创新使得小型模具行业从传统的仿型铣阶段提升到计算机数控阶段。于是大量客户蜂拥而至，大部分客户都是浙江乡镇的个体模具加工者。这一新型产品正契合我国加入WTO后江浙出口型经济大发展的需要。北京精雕很快发现市场“越推越多”，浙江模具业内口口相传，都来购买，因为他们的一台CNC模具刻机相当于5个手工加工工匠。当时一台机器售价10多万元，每年生产1000多台，年销售收入近2亿元。

图2 鞋类模具

但这个领域毕竟是模具行业的边角，容量不大。2004年北京精雕正式进入模具行业（2004-2007年），此时精雕的技术已能够顺利加工模具钢。主要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从二维进入三维，直接制作小型模具（200mm x 200mm以下为小型），这在注塑产品领域用途很广。第二个方向是大模具的边角加工，因为模具在工业各部门应用很广，模具加工后，如果边角（外凸）、根脚（内凹）不干净（弧度达不到产品要求），会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性能，“功亏一篑”。当时，对边角加工的处理，国内多使用电火花（电极处理），国外的一些领域使用高速铣。但高速铣比较贵，一般用于航空、汽车行业，普通小商品加工用不起。北京精雕则定准所有制造业的模具，能用的都用，这和日本发那科起飞时的思路是一样的——尽可能普及计算机数控技术。这又涉及新一轮核心技术的研发。

第三个发展阶段：“立体曲面”时期（三级标题）

第三阶段（2004-2007年）的技术难点，在于从平面跃迁到任意立体曲面时算法的改良。在机床行业，是从工控机（较单一功能的计算芯片）逐渐发展，因此当时机床行业（含高速铣）的算法叫“look-ahead”算法，是把曲线分解为很多小直线，用小线段的连接去模拟。而当时的look-ahead以前10段提前计算来进行倒推，调整当前小线段的定位；更高级的look-ahead算法能提前100段来回馈。北京精雕使用雕刻机的方法论进入该领域，发明了“小线段连续前瞻插补”算法，提前上千段统一处理，在加工过程中相对柔和，芯片也直接使用电脑的处理器。这形成了北京精雕在小型模具加工和大型模具清根清角领域的核心技术。进入这一领域实不容易，因为尽管模具市场很大，但国内机床长期不被国内模具行业大规模接纳，主要原因就是其加工精密度达不到模具行业的要求。北京精雕进入这一领域直至今天，目前经营业务中仍有30%的收入来自这一领域（最高达到60%）。大模具的清根清角设备一年仍然有几千台的市场需求。

    第四个发展阶段：“消费电子”时期

从2007年起至2016年，北京精雕开启了消费电子新阶段，这主要和智能手机有关。把消费电子这种大规模产品和机床联系起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缘于乔布斯对苹果产品外观的追求完美。iPhone等苹果产品自发布以来，就极度追求外观，主要需求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屏幕盖板（含显示屏玻璃、触摸屏及后来两者合一的屏），一个是机壳。前者在iPhone一开始推出时就有需求。乔布斯本人要求使用（超薄）玻璃盖板而非此前手机普遍采用的亚克力塑料板，而且上面要打孔（嵌入iPhone的圆形按钮），四个角又要磨角，磨角的弧度要和设计高度一致，否则就装不进去。后者的需求始于2010年推出的iPhone4，此前iPhone手机壳都是注塑一次成型，但第4代要求使用金属机壳并采用铝钢合金。而金属机壳的加工流程和塑料机壳是两个概念，它要求按图纸在一块合金板上一点点挖出各个细节，包括小孔和纹路（连SIM卡槽也是小型钢板抠出来的）。一套机壳的价值从之前的十几元人民币，上升到几百元人民币。

左：iPhone为先锋的玻璃盖板（蓝思科技产2.5维周边弧度屏），右：习总书记在江西视察蓝思科技。

苹果在机壳方面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浪费，但从另一面看，它提升了上游加工企业、尤其是精密加工装备方面的技术水平。整个消费电子产业衍生出的机床需求是高度综合性的，覆盖了“车铣磨抛”诸多环节，且对精度要求很高。而且一台机床一次只能加工一个相关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又是海量，对加工速度的要求很高，对机床数量的需求极大。这对于具备高精度数控机床技术能力的企业是福音。日本发那科近七八年的急速成长，正是受益于这种苹果带头的消费电子企业（2012年后中国手机生产商快速跟进），拉动了中国为主的配件加工企业和日、中数控精密机床企业的产业链。智能手机为核心的需求，成为近10年在传统需求领域不振的情况下，支撑机床行业的最重要市场因素。

             精雕生产的机床样品（非最高端，目前为普通产品），以鸡蛋为演示样品可曲面等深加工（刻纹）

这一领域对北京精雕的生产组织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消费电子的配件加工有很多细节。比如玻璃盖板升级到玻璃片，过去用激光切割（大族激光的产品），现在就不行了，精雕发明的“金刚石研磨法”使蓝思科技实现高速成长的加工技术。[4]再比如，智能手机外观的要求年复一年的花样翻新，通常是苹果发明某个概念，而后在1-2年内普及到华为、OPPO、VIVO等中国品牌，很多消费者喜欢的外观特征，都是依靠北京精雕等装备企业的技术来实现的。比如iPhone7提出“高亮”需要的特殊加工工艺。事实上，手机外壳在不同部位（比如背部、边缘）的不同加工质感（磨砂、抛光、密纹、高亮，以及边缘钻孔等等），都是机床企业近几年集中研发出来的。

但是，加工这些机壳的企业，通常具有人力密集型+机械数量密集型的特点——这几年知名的企业，如富士康、比亚迪电子、长盈精密、蓝思科技、博恩光学、厦门通达，均为原加工型企业成长起来的大型企业，其从业人员中，大部分一线工人素质不高，扮演的角色也很单一。这就要求上游的装备制造企业：一是在设计时就要考虑到下游低素质员工的操作特点（包括脾气暴躁者），预防破坏性操作，二是要长期派驻技术人员在用户现场，要求他们能做到“百事通”或能快速反馈。南方的加工制造企业首先相信合作多年的日本发那科等企业，不敢冒险尝试中国的新兴自产数控机床。这就要求：一是让用户愿意尝试，二是在使用初期，现场有研发人员长时间观摩加工情况，以便不断改进，产品性能稳定后也要长期驻观察员保持联系。北京精雕先于2007年进入盖板领域，较快获得成功；2011年进入机壳加工领域，2011年底（iPhone4是2010年启用金属机壳）先送给富士康500台机器免费试用，负责技术的副总在富士康蹲点4个月。在被大型客户接受过程中，北京精雕的“等深雕刻”、“等宽加工”（如手机边缘的高光亮区域做到严格的等宽）等多年（算法）方法论积累下来的核心优势发挥了关键作用。

通过初驻反馈型改进-长期驻点跟踪的方法，北京精雕形成了维修、使用、培训、配件体系，这和日本发那科近十几年的成长历程是非常类似的。到2013年iPhone5推出时，北京精雕在机壳加工领域实现了爆发性增长。在这一领域，目前具备竞争力的加工企业至少需要有2000台加工设备，上游机床厂的出货量很大。如盖板领域的首个专业内知名企业博恩光学，就从北京精雕采购了两种型号15000台设备。该领域具有发货量大但型号少的特点，因此是装备行业少见的“规模经济”极其明显的领域。可以说，近10年中国出现的新兴机床企业都多少分享了这一红利。

当前，这一领域的竞争主要在中日企业之间展开。2015年之后，中国企业的优势逐渐明显，北京精雕主要集中在后端，即精细加工和打磨的领域。前后端加工的质量要求不同，前端加工精度要求稍差，而后端的加工对象已经沉淀了200元的综合成本，很难容忍高的废品率——特别是钻孔，稍微偏差一点就成为废品。这就倒逼装备企业必须想出相应方案，北京精雕这几年“在机测量”（On Machine Inspect）就是应对这些高要求的解决方案。

应该说，苹果产品升级存在很多仅为美观而损害加工效率的设计（从iPhone诞生后更为频繁），过于追求“极致化”。这就对上游配件企业和设备企业提出了苛刻要求，把精力花在无实际技术进步意义的东西上。但这确实拉动了上游加工设备的跳跃式发展：因为加工量极大，规模效益高，有利于积累红利用于再研发、并不断积累技术能力。在满足苹果的各种苛求以后，中国机床企业积累的高精度加工技术，可以用于大量具有技术意义的新应用上，比如半导体、医疗精密设备等领域。

北京精雕的员工入职练手加工作品（三个月培训后能做出来）——坦克模型件及

可自由开动的坦克模型

    第五个发展阶段：“高端加工”时期

目前，北京精雕认为自己已经进入第五阶段，就是全面进入高端加工领域各行业。首先是在方法论上有一个较为通用的模型——闭环（close-loop）高端机床，然后根据各进入的行业进行针对性适应，形成覆盖大量行业的产品。比如，基座加工领域——目前包括LED基座、照相机（含手机摄像头）基座，未来很可能进入到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的基座。这就涉及到培养针对各个细分领域产品的设计领军人物的问题，因为出现像智能手机盖板、机壳这样的规模经济领域是10年来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新兴机床行业的发展，有待于下游客户愿意启用更先进、更自动化、更要长期积累加工经验的设备。目前，中国企业对高端制造领域的逐渐占领，以及在普通制造领域自动化的普及，是北京精雕这样企业的福音。

北京精雕发展经验及对中国装备工业的启示

    中国新兴机床企业发展的特点与优势

作为新兴机床企业的代表，北京精雕近20多年来的发展具有很鲜明的特点。这也是近几年发展势头较好的中国新兴机床企业的普遍特征，北京精雕是其中最具有核心技术的一家。这个特点就是：紧紧抓住市场，根据对市场趋势的预判研发自己的产品。产品导向是“解决问题”，在技术上是“找到关键后，缺什么补什么”，具有综合性。

北京精雕所处的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上游，其经济波动大于下游行业。因为只有当下游制造业扩充产能（或更新升级设备）时它才有订单，当下游加速增长时它的生产才能增长。传统的国有装备工业近些年的大起大落也说明这一问题。因此，这个领域只能容纳数量不多、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企业。北京精雕抓住了各个时期在中国最大、最广泛的市场先机，每一步发展都实现了技术的升级。

为什么北京精雕能够比较敏锐地适应市场，而原来国有体系中一些知名企业反而不能呢？除了从零起家的生存意识驱动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和出身体系的不同特质有关。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在机床数控化、多功能综合的大趋势下，国内市场对于单一功能的通用机床的需求迅速减少。也就是说，过去计划经济是把“手”放在各地生产，产品从各地调配到用户使用；现在用户需要的不再是“分散的手”，而是具有综合功能加上数控“脑”的机床（各种类型的数控加工中心）。特别是2008年以后，机床行业新增市场主要来自对加工产品本身的“弹性能力”越来越高的行业，那么单功能通用机床的需求就更少了。

好企业都是能主动进取、克服因专业分工造成的天然被动局面的。北京精雕创业人员本不是机械专业或自动化专业出身，而是计算机和数学专业毕业。他们是典型的“先有脑后有手”，开始抓的是技术上颇为“小儿科”的小商业加工工具（雕刻机），当时雕刻刀头这些“手”难度并不大。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先有“脑”——数控算法，载体不用工控机，一步到位上电脑。他们从控制中心出发进入机床领域，这在最近20年需求越来越综合化、弹性化的市场环境下非常占优势，甚至因为具有自主研发的算法这一核心技术，可以在发展的早中期规避一些“缺手”带来的困难。比如在进入模具加工领域时，一开始没有高速铣刀——或者要替代这一进口产品，故而在算法上把速度、加速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得硬度较低的雕刻刀头也可以完成对特种钢工件的加工。而中国不完善的知识产权环境，逼迫它们在每个阶段都要意识到可能被抄袭的风险，提前发现新的领域并进一步做出新的算法方案。

脑和手之间并非“脑高于手”。只是在最近20年，由于下游客户中对大、重、硬工件加工需求的增速变慢，主要的市场增量来源于综合性、弹性大的“细活”领域，所以机床领域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脑”上面。这给了北京精雕这样的新生儿以机会。在进入新的大型部件加工市场后，“手”的重要性就迅速提高了。目前北京精雕的“第五发展阶段”就面临这样的挑战。实际上从第四阶段起，北京精雕就投入大量资源在刀头等领域，把短板快速补上。目前，北京精雕的CAD/CAM-数控软件、刀具、刀柄、主轴、大部分机床结构件都是由自己生产并装配，只有车身和丝杆、导轨系外部制造。

与业内其他优秀企业的比较

日本发那科的案例，可以对中国这批新型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参考或思路。日本机床行业曾有相当积累，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打破了战后对日本机床行业的限制，日本政府乘势在1956年推出《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支持本国机床行业技术进步。当时的日本富士通公司预感3C时代（Communication、Computer、Control）即将到来，任命东京大学精密制造系出身的稻叶清右卫门负责电气控制机床的开发，1956年拿出了第一台NC（数值控制）机床。那时美国Gette公司新开发了一种电气控制伺服电动机，稻叶清右卫门认定这是未来技术发展方向，在自行研制失败后果断引进买断技术。1972年，富士通允许稻叶将机床部门独立，成立FANUC（Fujitsu Automatic NUmerical Control -富士通自动数控公司），获得进一步施展的空间。

发那科的成长，关键在于它的视野定位不是传统中高端需求，而是要把机床普及到所有领域，尤其适应日本大量中小型零部件加工企业（类似中国街道企业，但多有独门绝技，号称“中坚企业”）的需求，因此不断进行工序复合化、压缩成本，在质量、精度、效率、自动化、可靠性、稳定性、耐久性上精益求精。在研发方面，建立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两条线，唯才是用。今天发那科成为世界头号数制系统企业，也是日本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国内像北京精雕这样近十几年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企业，还有一些代表例子。比如广州的昊志机电（2016年在A股创业板上市，家族企业）、福建泉州的嘉泰数控（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个人创业）等，都在2008年以后手机产业链带动的市场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受益。目前昊志机电和嘉泰数控的年收入规模，分别是北京精雕的1/10、1/6左右。这些企业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在这批企业中，北京精雕的技术积淀更为扎实。目前这批企业都在陆续进入众多新兴使用机床加工的领域。

    搞好企业的关键在人

无论是以民营为主的北京精雕等中国新兴机床产业群体，还是以济南二机床为代表的优秀国有机床企业，它们的成长经验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像机床这样具有高技术的装备工业，是否搞得好关键在人。首先要有核心灵魂人物，然后要有围绕着灵魂人物形成的具有积极进取气质的团队。

北京精雕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创始人蔚飞带领的核心工程人员团队，这个团队稳步发展，并形成了管理层-核心技术层内部平等的讨论机制。每天午饭都是“务虚”讨论会，交流市场动向、行业发展趋势等。几次重大的战略选择，都是在这种日常的讨论中对所涉及现象加以重视进而最终形成决策。

又如日本发那科，从1958年在富士通设立相应事业部到后来自立门户，55年来一直是稻叶清右卫门领导（到2013年）。这种领导人决定公司命运的规律，和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并无太大关系。[5] 这种有坚强核心的管理者结构，有利于企业在逆境中做出合理的决策。比如它们都敢于在需要的时候投入重金，组织超前的技术研发项目、装备最先进的实验条件。

多年来，理论界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似乎只有不断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并上市才是“真改革”。如果一味地把改制上市作为国企改革的中心任务，而忽视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改善经营管理机制这些真正决定企业成败的工作，这就背离了国企改革的初衷。而被改制的国企则可能沦为资本“玩家”的筹码，丝毫无助于生产力的提升。

在经历延续9年左右的行业新常态后（手机、汽车产业链支撑的各类机床企业的崛起发生在2007-2011年之后，而一批老牌国有机床企业在2010年后快速萎缩），中国机床行业的大洗牌已经发生。目前，北京精雕等新兴机床企业将有可能把产品扩展到各种更高需求的领域，从服务大众性、以轻工为主的领域起家，下一步将进入中重型领域和精密加工领域。可以预期，未来这批中国新兴的机床企业，可能会与一批优秀的国有机床企业同台竞技，实现行业的整体再造和升级。

（编辑  迟晨光）

人们往往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一项义务来看待。一般的说法就是：我们纳税了，政府就应当为纳税人服务。但权利与义务是相等的，为社会服务同时也意味着管理社会的权利，这是政权权力的来源。如果政府丧失了这项权利，社会管理职能就会旁落。互联网资本的“烧钱补贴”，一时曾让各方面皆大欢喜，这种讨好社会各个阶层的做法其实隐含着一个风险，就是一种对市场的新型垄断方式、甚至取代政府的行业管理职能。“田氏代齐”的典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田氏代齐：大户从提供公共服务到攫取社会管理职能

    田氏代齐，也叫“田陈篡齐”。田桓子是齐国大族，公元前545年，取得公族与国人的支持。田桓子之子田乞（田僖子）“对齐国公族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对国人之贫均孤寡者，私与之粟”——一是贿赂领导人的孩子，二是搞慈善捐助。大斗借出、小斗回收，“齐之民归之如流水”，增加了户口与实力。是谓“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

    公元前489年，齐景公死，齐国公族国、高二氏立公子荼，田乞逐国、高二氏，另立公子阳生，自立为相。从此田氏掌握齐国国政。前481年，田乞之子田恒（田成子）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政权，同时又“修公行赏”争取民心。前391年，田成子四世孙田和废齐康公，5年后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姓齐国绝祀。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田氏先是靠贿赂壮大实力，然后亮出屠刀篡夺政权，先前得到一点好处的齐国人，最后还是照样被盘剥。

    企业代替政府搞公益活动被很多人认为是好事，但不要忘记其中的问题。今天西方的慈善家们都争抢着进行所谓的捐款，变相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但这种慈善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回报。田氏代齐的故事告诫我们，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权利，不能让渡给资本！西方的慈善，是把本该交给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纳税，变成了由资本来提供服务。行善的是资本，维持治安、惩治罪犯等让人不舒服的事情都归政府干，这背后就是资本在幕后统治世界的规则。

    现在，很多本该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到了网络上就大幅让给了资本，这是值得注意的趋势。我们可以用当下流行的“网约车”为例，它的出现，号称是打破利益集团，背后是要打破政府行业管理的权力。随着网约车规模的急剧扩张，服务公众出行的市场，将变成由网约车的经营者进行管理，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面临被架空的局面。

网约车平台出现的背景和其亏损营销

    网约车的成功，上演的就是网络版的“田氏代齐”。数以百亿计的赠送，眼前让公众打车得到了明显实惠，互联网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通过给公众和相关部门进行利益输送，达到了被各方面接纳的目的，这与当年的田恒子的儿子田乞给齐国国民大斗出、小斗进有何区别？而且还搞了“白马非马”，原来被管理部门禁止的黑车，到了线上就变成了“白车”，还拿“法不禁止皆可为”当挡箭牌。一旦占有的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合法化”。

    网约车进入市场，有一定的背景：当时出租车价格有争议，而且打车不方便。出租车管理部门不能放太多出租车出来，因为城市的道路有限，道路的拥堵迫使很多城市实行限号出行并限制车辆的购买。而一辆出租车对道路资源的占用，相当于20辆私家车！更为关键的是，出租车面临着退出城市主要交通方式的阶段。和国际水平比较，中国出租车服务价格相对低廉，  出租车司机在油价、物价都上涨的时代，收入没有上涨甚至下降，意见也很大；相关管理部门调控出租车价格又面临很大的压力。网约车数以亿计的现金，补贴了乘客又补贴司机，矛盾似乎一下子解决了。然而这种所谓的“各方获益”的局面，背后则是以增加道路占用率为代价，相关管理环节的成本和难度大幅增加，全社会都要为这个看上去美好的模式买单。而且，这种亏损营销是能否可持续下去？亏损营销属于倾销行为，它的属性到底是什么?

    中国的核心城市人均GDP已经迈向2万美元，而在全球范围内的同等发达城市中，怎么可能有只要1-2美元起步的出租车？这个变化的缝隙被敏锐的资本捕捉了。出租车2美元的起步价格不可持续，那么这种营销模式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网约车平台出现的垄断

互联网资本要竭尽全力掌握社会的话语权，谁阻挡就称其为“既得利益者”。所谓网络“民意”经常被资本所左右， 而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互联网资本大部分是被外国资本控制的。

2016年7月28日，交通运输部等7部委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宣布网约车合法，这也是全球第一部国家级的网约车法规。而最早搞Uber的西方国家并没有批准类似的法规。对待不确定的事务，立法一般是保守的，先“让子弹飞一会儿”，看清各种利害关系再立法，因为法律是严谨的和不溯及既往的，一旦立法就不能朝令夕改，而且更改法律可能还要涉及给相关损失方补偿。

网约车刚刚合法化，垄断的端倪就出现了。网约车平台要求，私家车要做网约车要给平台上缴20%的收入，这和他们谴责的出租车公司的“份钱”也相差不远。而且，消费者约车的时候，一旦周围车辆紧张，约车价格立刻变成原来的两三倍甚至更高，约车还要给小费等。现在很多公众已经感受到网约车不再划算了。

    与此同时，经历数月的传闻，全球最大的两家出行平台终于达成了交易。滴滴出行将完成对Uber中国区业务的收购。据接近交易人士透露：合并后公司估值接近350亿美元，其中Uber中国价格接近70亿美元，而滴滴出行保持最近一轮融资后估值，即270-280亿美元。通过这轮合并以后，市场出现了接近95%份额的一家独大，这个比例是其他竞争者无法企及的。

    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中国IT研究中心（CNIT-Research）近日发布的《2016年Q1中国专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一季度专车市场整体保持了高速增长，其中滴滴专车以85.3%的订单市场份额居行业之首，Uber、易到用车及神州专车则分别以7.8%、3.3%和2.9%位列二、三、四位，这四家占全部市场的99.3%。若从市场份额看来，滴滴与Uber中国合并后，将占到中国专车市场的93.1%接近95%，这个规模实际上已经达到其他竞争者无法生存的地步，逐步形成完全垄断网约车市场。

网约车平台对公共服务领域的利益侵占

    网约车平台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将成为互联网上的“出租车管理局”。某家网约车平台曾经声称：“通过大数据的深入挖掘与应用，智能调配体系连接多种交通工具，已经构建了一个世界领先的智能交通云，希望通过与相关公共部门和科研机构合作，为城市的交通体系和城市发展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本应是政府应当做的公共职能。对私有企业，政府的公共部门是它的管理者，而不是它的合作者，公共服务本身也是政府的权利、政权的权力。

    对这样的机构，世界普遍的规则是需要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是需要缴纳高额特许费，同时特许经营的年限也被明确规定，还要纳税和接受政府管理。特许的条件也要公示和限定，同时还要明确限制利润率，不能利润太高。现在对网约车平台来说这些限制都没有，当然可以高估值，这个估值就相当于政府权力的估值，是制度性的套利。

    目前的网约车平台，恰恰将出租车管理部门从前以特许经营的方式给企业的利益无条件地征收了！出租车公司获得出租车的经营资格，是支付了高额对价的。出租公司车企业当年付出高额的投资，这些利益应当得到政府的保护。为了全社会的利益，出租车企业要遵从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比如给车辆司机上保险，对司机进行交通安全的教育和管理，但是网约车并没有展开这样规范细致的管理工作，但公共交通一旦缺乏管理，带来的损失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的。网约车平台享受到了利益，却没有担负起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网约车平台形成的庞大公众信息数据库缺乏监管

    今年6月滴滴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3亿注册用户，约1500万注册司机，业务涵盖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巴士、试驾等多个领域，日完成订单已突破1400万。这样一个数量级的用户和活跃度，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公民的个人数据。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还可以掌握用户的实时位置信息，随时了解用户的行踪。这样一个平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而严格的监管，公民的个人隐私很容易被侵害，这些数据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极有可能给公民带来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网约车平台所形成的及时、丰富和庞大的数据库，是观察中国公民活动和获取中国人行为习惯、中国社会运行规律的良好来源。这样的企业被国外的资本控制，难道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吗？

    我们关注国有资产流失，而国家和社会核心信息的流失泄密，这种公共信息的流失其实更可怕。滴滴与Uber拥有贝莱德、高瓴资本、老虎基金、中国人寿4家共同的投资方。通过资本运作，滴滴出行和Uber全球将相互持有对方股份，公开信息显示，Uber软件在合并以后用户可以在境外约中国境内的车，这意味着双方必然形成深度的信息交换。而且这个合并的估值当中，外国资本是得利的， Uber全球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起码已经是利益最大一方了，而在滴滴新的融资当中，投资方包括苹果公司、中国人寿、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及腾讯、软银等，滴滴也因此成为唯一一家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共同投资的企业。在这个平台之上，互联网资本成为一个联合体，各种网络巨头利益均沾，可以说，这个网约车平台背后就是互联网资本控制，如果平台的实际运营和利益核心是外国资本，那么境外机构利用这些信息就会更加便利，这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怎样的威胁，值得我们警惕。

    而且还有一点更值得关注，中国的网约平台是实名制的，用户提供给网络平台的是实名身份，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网络通常是匿名的。在实名的情况下，中国人所有的个人信息与线下身份对应，公民的隐私是完全透明的，大数据还可以存储很长时间，这样的数据如果被那些妄图破坏中国稳定发展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

    基于网约车平台所拥有的力量以及互联网媒体左右舆论的实力，政府出台的管理细则和种种对网约车平台的限制，遭到了互联网和网约车企业不同程度地指责，扭曲夸大管理细则的后果。网约车平台俨然一副行业管理者的姿态，觊觎应当由政府承担起来的公共服务权限及相应的管理权力。

    而网约车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和案例，相类似的互联网平台还有很多，包括丑闻不断的P2P平台网络金融。而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虚拟世界的广场政治中心，在舆论领域掀起的波澜更是令人担忧。再有互联网商业交易的实体，一度出现不让政府干预、不注册、不纳税的现象，工商局的企业法人公共信用服务，税务局税收权力等等，都变成互联网企业的事了。不少企业的管理职能通过“互联网+”让渡给了互联网资本，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变成由资本在网络虚拟空间提供。这种互联网管理权限的泛滥，已经超越了互联网经济的范畴，逐渐侵入到政府职能。

    推特和脸书让世人看到了它们改变世界的力量，从中东国家2011年以来的社会动乱，特别是土耳其政变中新媒体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限制西方的社交网站进入中国是为了安全，但类似网约车平台的领域又该怎么办？Uber这样的企业可以全球畅通无阻，中国社会的核心信息被互联网企业和平台所掌握，难道不是值得警惕的事情？与此同时，网约车平台也正在通过不断给每个用户推送信息，形成强大的舆论覆盖能力，并且可以跟踪用户的位置信息。

我们的决策者除了应当关注互联网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更要关注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与权利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规范互联网企业的数据管理与规范经营，警惕各种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权力产生侵害。

（编辑  杨利红）

    2017 年2 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了“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研讨会。到会同志分别介绍了贵州安顺塘约村和山西永济蒲韩社区发展集体经济的情况。会后我与部分同志又去河南信阳郝堂村，了解那里进行的村社内置金融实验的情况。塘约村、蒲韩社区和郝堂村三个案例，各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它们之间的异同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农村自下而上走集体化道路的条件和路径，放在一起总结和辨析很有意义。

    今天重走集体经济的呼声首先来自于基层。2016年11月7日，浙江省18位乡村干部联名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的倡议书《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在网上公布，反响热烈；22日，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联署倡议《改革，应重构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权”》，也得到了很多响应。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部分参会代表自发筹划了《尽早谋划第三轮土地承包政策，加大巩固土地集体所有权支持力度》的提案，在与政协委员汪晖讨论后，提交两会。

“塘约道路”需要新的制度保证

塘约村作为贵州省安顺市一个长期贫困的“空壳”村，2014年因为一场百年未遇的洪灾损失惨重。基于自救，村党支部书记挺身而出，组织村民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统一经营，撂荒的土地也被全部耕种，由此建立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合作社，并迅速脱贫。

“塘约道路”因2016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名报告文学而受到关注。2016年12月10日，中宣部《党建》杂志和人民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了“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塘约道路”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基层的成功实践”，作者王宏甲论述的观点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塘约道路》指出：“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是关键。“塘约道路”也因此成为道路之争。3月9日两会期间，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对塘约经验予以高度肯定：“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3月31日的《贵州日报》以头版头条文章《给乡亲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报道了塘约。

“塘约道路”的重大意义

在“塘约道路”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引人注目的消息是安徽省委组织部到塘约考察后，专门订购了两万册《塘约道路》分发给该省各级党政干部学习。今天，“塘约道路”已经引发高度的政治关注，各级地方政府组织的参观考察络绎不绝。“塘约道路”涉及到两个重要基础，一个是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重建，另一个是农村土地的集体化经营。而这两个基础，或者说条件，塘约其实都是在特殊的非常规情况下完成的：一是意外发生的自然灾害，二是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才有可能激活农村基层组织。因此，要推广和学习“塘约道路”，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土地流转到集体，这些都需要得到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这是塘约道路能否成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新方向的关键，也是必须得到解决的后续问题，否则塘约道路只能成为个案。在这个意义上，塘约道路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破局，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普遍存在的客观情况是国家的组织资源在一些农村后撤，农村党的基层建设很多地方处于涣散状态，宗教势力甚至黑社会势力抬头，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严峻挑战。塘约道路是否能成为一种承前启后、自下而上的“中国模式”创新？能否使得积重难返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获得突破性的制度破题？这不仅仅是基层的党建问题，更是如何把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制度创新，使得国家的合法性政治资源能够滋养乡村社会的整体性良性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今天精准扶贫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上万亿资金多以项目制方式进行，由于缺乏乡村组织化的有效承接，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跑冒滴漏”，而且项目制是唯上不唯下，导致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与基层真正的社会需求存在断裂。比如有些沟渠河塘硬化整治工程项目，往往造成对当地既有的环境与生态平衡的破坏，这些因素却不被考量。而项目制的承接方往往是外来的“有资质”的市场力量，不仅容易喂养出寻租型牟利项目专业户，也催生出大量的虚假合作社，截留了本应造福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巨额资金，更严重的是无法培养出基层社会自身的自治主体性和能动性。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得到激发和尊重，精准扶贫资金极易在“水漫金山”后，就荡然无存。

单纯的经济性扶贫难以形成持久的造血功能，关键就在于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联系。“共同富裕”的“共同”二字，正是社会建设的宗旨所在，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建设，只能造成贫富的两极分化。而集体经济之“集体”意指的正是经济的社会性命题。塘约村“村社一体”的突出特点，是基层党组织主导下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成功案例。只有“村社一体”，扶贫资金才能“筑坝养鱼”，涵养社会。只有坚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将其作为今天乡村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共同富裕才可能实现，否则一盘散沙的乡村社会将无法逆转。

中国乡村集体经济不成功背后的原因

事实上，今天中国乡村的集体经济在总体上是欠缺的和不成功的。造成这种格局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的市场经济，若不能有效地形成在市场经济中存活的机制，集体经济本身就会瓦解。但另一方面，正是基于小农在市场中的极弱地位，强化了农业的脆弱和农民的无力，土地抛荒就是必然结果。今天土地流转的政策导向是公司和大户，它们成为承接国家农业补助的主体，但是它们与村社共同体之间并无有机联系，甚至出现相反的利益取向。而最广大的农民却成为缺乏合法组织资源的“流民”，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的打工方式来自救，这是扶贫难以完成的关键所在。总而言之，农民的组织不能依靠市场化的经济组织来完成，而必须落回到村社组织才是最有效、最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因此，国家涉农资金的支持渠道也应该从单纯地对经济组织的投放和支持，转移到稳固党的基层组织所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即作为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一的方式的集体经济，帮助它们实现“共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即重建组织化资源的合法性和注入渠道。

由此，村社内部的民主机制，即基层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问题就被提到重要位置。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今天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问题重重，最大的问题是出现贿选以及由此带来的村社内部的撕裂，族群、宗派和涉黑势力对选举的渗透和控制。贿选的发生使村社集体经济往往成为“分肥制”的“面包篮子”。那些集体经济发育得比较好的村社是如此，集体经济发育不好的村社，由于国家投放了大量涉农资金，也会成为寻租的对象。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一是通过加强党建，遏制基层党组织的腐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延伸和夯实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二是调整和改革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方式。

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精神，对中国的基层民主选举的成败得失做实事求是的研判和变革，已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当务之急。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涉及到数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改进，才是“中国道路”的应有之义。如此，“塘约道路”的推行才具有切实的制度保证。

 蒲韩社区的经验：社会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比较的视野中，山西“蒲韩社区”作为综合性农协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值得重视。这是一个始于1998年，自发形成的草根农民社会组织的伟大实践，在曲折中探索成长近二十年，依然生机勃勃，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返乡加入。它在发展中逐渐超越单一的村社边界而不断辐射与延伸，实现了农民跨村与跨社区的联合，今天它已经覆盖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43个自然村，成为集合作金融、统购统销、城乡互动、儿童和社区教育、社区养老、手工艺传承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3865户社员加入其中，覆盖该地区总人口的58%以上。理事长兼总干事郑冰原是小学教师，家里开农资站，从聘请专家免费给农民传授化肥农药的科技知识，到组织妇女们跳广场舞、整治村容村貌开始，逐步带领农民走出一条从“农民协会”到“蒲韩乡村社区”的在地化综合农协发展模式。蒲韩社区的经验虽然有不少报道和研究，却一直没有得到政治层面上的关注。这与塘约的案例形成鲜明对比。

农民依靠自己组织起来显示出巨大力量

 “塘约道路”代表的是激活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相应的政治关注度更高。而蒲韩社区的发展模式刚好相反，它没有依靠政府的政治、经济资源，完全因地制宜，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农民自己的需求，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通过边探索边总结，逐步建立起自救、自助和自足的社会、经济合一的社区体系。社区把妇女、儿童、青壮年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社教合一，实现了生产、教育和社会伦理建设的有机结合。

蒲韩社区从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出发，发现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这力量能够改天换地。面临着把土地集中起来统筹经营的现实需求，当时分管农业的市长曾忧心忡忡地问郑冰：你们怎么敢把土地合在一起，土地是高压线啊！郑冰则回答说：这是大家自愿的呀。合在一起的土地，并没有走单一作物大规模经营的模式——这样操作的市场风险极大，蒲韩社区则是依靠多种经营，四季不同的农产品有机组合，以内部消化为主，成功抵御了外部的市场风险。此其一。

其二是，通过统购统销，保持和建立内部的市场化服务体系，获得自我造血、自我服务的能力，每年的纯利润可达上百万，社会建设的公益资金也由此得到源头活水。不同于一般的对市场的外向型依赖，蒲韩社区通过将社员有效地组织起来，对外做团购，对内进行自产自销（多出部分有选择地外销），以服务社员的方式将市场内部化，同时也获得了强大的对外议价能力，成功破解了原子化小农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团购价与外部市场价的差价作为利润的来源，一部分让利给农户，一部分支持社区服务、科技推广、有机种植和金融合作等。

统购统销得以实现的关键是入户服务的“辅导员”制度。社区列出社员服务的项目清单，设立了18个辅导员，每人服务一、二百户社员，建立每一个社员的服务档案，首先解决老人赡养和儿童教育等社会问题，在帮助社员排忧解难的同时，也完成“市场调查”。当年和郑冰一起组织广场舞的妇女们成为合作社的骨干，一支意气风发的妇女干部队伍成为蒲韩社区的靓丽风景，妇女们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风貌，顶的已经不止“半边天”。辅导员们以女性志愿者为主，其在地化方式，不需要高昂的办公费用，场地和人力成本都能够最大程度地在社区内部解决。她们了解家长里短，到田间、地头和农家，与农民面对面交流，了解其疾苦和需求，然后把服务和商品送上门。

在地化与社区内部化的组织资源是成本最小化的方式，田间、地头、入户的“市场调查”，足以战胜任何单纯的市场行为。蒲韩的经验表明，社区团结的“群众路线”即便在经济层面上，也具有优越于单一市场行为的制度优势。而其在地化、内部化的关键正是充分发挥了以村社为依托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这一中国版本的“团结经济”的制度基础，郑冰们创新出充满活力的乡村社会有机体，形成组织的力量投身市场的竞争。它的经验不仅证明农民有自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诉求，而且再次证明，这是可行的，是充满希望的！

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

蒲韩社区坚持“生活第一，经济第二”，这是从挫折中痛定思痛的教训：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蒲韩社区合作金融的成败故事。2006年，他们曾经与来自北京的某小额贷款NGO组织进行业务合作，依靠郑冰和妇女干部们服务社区的理念以及周到细致的工作，期间没有一例坏账发生。2009年，对方注册成为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把私人资金规模扩大到3000万，并要求将贷款利息从年息18%提高到21%，这就在观念上和社区服务理念产生了冲突。对方把义务信贷员改为公司雇员，提高工资，签发劳务合同，用奖金刺激业务，把合作关系变成了事实上的市场雇佣关系。自此坏账迅速出现，公司就用罚款进行惩处，信贷员的心态也从服务农户，变成为自己获得市场报酬而工作，内部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农民们开始认为公司是来赚钱的，而不是提供服务的，公司、农协与社员之间的信任危机无可避免地发生了。2009年在合同期满之后，农协毅然解除与富平小贷公司的合作，回到了低息、免息服务社区的宗旨，并实施把利润收入大部分返还社员，一部分留作公益金，最小部分作为业务奖励的方案，坏账也从此消灭了。

蒲韩社区是以社会建设促经济发展的重要案例：只有在维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有真正经济的发展，才能克服和战胜资本主义市场对社会、社区的破坏。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对资本主义市场与社会“脱嵌”的批判，正是蒲韩社区把经济重新“嵌入”社会而获得成功的证明。今天的蒲韩，社区民主风气浓郁，凡事大家商议，鼓励读书、学习，安排专项资金组织成员外出培训，促使团队不断成长。社区大小会议、讲座形式不拘，各种分享、讨论、情景剧天天有，生动活泼，一派欣欣向荣。

蒲韩社区成功的条件和原因有很多，与本文讨论与关心的主题有两点相关：一是地方政府对其实践的认可和支持，以及在很大意义上的政治保护，给予了蒲韩社区自足成长的社会空间。第二，正是因此，蒲韩社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回避和克服了今天农村基层组织普遍面临的困境，以及各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干扰。地方政府为了支持蒲韩社区的发展，曾经提出要以专项资金支持，但是郑冰拒绝了，因为她发现外来专项资金的建设目标会干扰农协社区良性发展的组织生态，造成内部运作的失调和失焦。她深切地明白，向政府“等、靠、要”，都无法真正解决乡村问题。农协只有以自身造血为发展目标，才能真正立足于自身社会的发展。

蒲韩的经验再一次深刻表明：乡村社会主体的建设是一切经济发展之本。在这个意义上，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是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也应该成为国家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的首要考量。

郝堂村的内置金融合作社实验：涨价归农

李昌平是长期在中国乡村进行实践的著名“三农”研究者，曾经担任湖北监利县的乡党委书记，2000年因为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高度关注。2009年由他所创立的郝堂村“村社内置金融”模式，是其领导的乡建研究院打造的第一个乡村金融“试验田”。之后乡建研究院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实验都是在此经验基础上的发展、延伸与补充。

郝堂村内置金融模式的两个特点

郝堂村内置金融模式首先是建立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由李昌平组织部分外来资金投放为撬动资金，由村民自己作为发起人，吸引老人入社，入社股金为2000元。老人股作为优先股，占分红大头。一般贷款需两位老人担保，用林权证抵押。其特点：一是充分发挥老人作为“乡贤”的社会伦理作用，让社区金融与社区伦理建设互相促进，促使乡村社区养老保障体系实现自我重建。一方面遏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社会自身的离散解体，也减轻了年轻人赡养的经济压力，同时也有效减低了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村民们的一般经济活动所需贷款通过社区内部公平的合作金融得以解决，免除了依附外部金融体系的弱势地位，消除了高利贷对乡村社会的盘剥。其实就是通过乡村社区金融自我服务的成本最小化，把外部金融服务的高昂成本转化为内部收益，促使社区金融服务内部造血，自我运转。在此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限定在乡村金融领域的“蒲韩模式”。其自我造血的原理和功能是一致的，即以社区为边界的社会建设与金融服务的协同推进。

二是建设金融互助平台的同时，建立土地银行，把林权和地权的资本收益也同样内部化，通过集体土地的包租和转租，获得的收益作为社区内部的分红。变土地“被动资本化”为“主动资本化”，是一种先期预防外来资本对农村土地资本化掠夺的方案。通过金融的社区化，固定、消解和改造金融流动性之本性，把土地资本化的收益收缩和固化在社区内部，为社区公益服务。

内置金融的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局限性

郝堂村内置金融的模式引发争议的问题是，它本身的存在是以外部市场化为条件的，即以市场化环境下土地资本化升值为预期。无论是互助金融合作，还是土地的资本化，其实都服务于市场条件下的个体经济行为，着力解决的是农民和农村经济行为在市场上的弱势金融地位。郝堂村发展的是村落内部个体（包括外来资本购买）互相竞争的村落旅游模式，其金融内置的功能是抬升农村土地级差地租，把社员的成员权与地租的分享权挂钩。通过主动市场行为，实现地租上涨，保证成员权的地租兑现，以此来追求市场经济下财富的公平分配与分沾。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实现也必须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土地收益不旁落，成员权的收益才能保障。

因为现实条件下农业本身的弱势市场地位，这一模式将自己限定为单一的金融服务，本身不直接作为组织资源进入生产领域，不直接关注劳动分配，也不直接致力于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与蒲韩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但也正因此，它的实施条件更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性，即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土地资本化收益向农民倾斜，以此维护农民的地租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头脚倒置的乡村“城市化”过程，即通过保守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资本化收益完成乡村的“现代化”，它的前提正是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本化在乡村的延伸。也正因此，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也在郝堂村不同程度地存在。

郝堂村乡建院是一个NGO组织的模式，它的成功归功于此，局限也在于此。它通过输入外界的公益性力量（比如免费帮村民房屋改造的设计，乡建院的干部驻村），帮助培养内生性自组织力量。但是，据我们在村里有限的观察和了解，郝堂村的内置金融合作社并没有覆盖社区的大部分成员，内置金融无法植入集体经济。村两委作为乡村基层社会组织，与金融合作社是并置的两条系统，两者之间存在博弈和紧张关系。乡建院与合作社不能监督两委的行政运作，却依赖两委的支持。所以存在着村干部既可利用乡建院做大“面包篮子”，也可以将支持与否为筹码，为自己的私人利益分肥创造条件。乡建院作为社会NGO组织，存在组织资源供给不足，缺乏制度支持等问题。如果基层组织存在腐败问题，乡建院与金融合作社就会有被拖累的可能，而无破解之道。

郝堂村的旅游业并没有获得整体开发，而是呈现个体互相竞争的势态，优势地段归属村干部的居多。社区内部分化无法遏制，外来资本已经进入社区宅基地市场。这些问题都超出了内置金融合作模式的视界。总而言之，内置金融模式的成功之道在于金融发展与社区建设的携手，但是社区建设本身却不是金融内置模式所能涵盖的。

 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协同发展

上述三个案例，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自下而上的积极力量。其成功经验的共通之处证明，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相互依存、协同发展，这是构建乡村主体性的基础，也是充分发挥今天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优越性的结果。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指出，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问题仍很突出，增加产量与提升品质、成本攀升与价格低迷、库存高企与销售不畅、小生产与大市场、国内外价格倒挂等矛盾亟待破解。”

上述三个案例，其实已经从不同的层面提供了破解之道，也体现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要获得普遍性的意义，首先需要从农村供给侧的制度供给与组织资源供给入手。如果党的基层组织能够充分发挥力量，吸收综合农协与内置金融的经验与方法，克服其局限，发扬其优势，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农村的集体经济和土地制度，中国的乡村发展必将出现新的局面。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意涵。

（编辑  杨利红）

摘精彩句：

单纯的经济性扶贫难以形成持久的造血功能，关键在于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没有有效的社会建设，只能是贫富的两极分化。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

只有在维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有真正经济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农村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即使建造再多的“飞地”，即使这些“飞地”已经达到超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说中国实现了现代化。

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城乡发展一体化

如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有人主张消灭农村，一是把农业转移人口留在城市，二是把其他农业人口集中到一个新建或已有的城镇。在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发展阶段，创造一切条件，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住得下、融得进、就得业、创得业，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举措。但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切地把农业人口迁出原来的农村，则不能说是一种求实的态度。目前全国仍有9亿多农业人口，能够全部城镇化么？拆农家院盖楼房，盖得起么？仅按1人20平米的居住面积计算，就需要建楼180亿平米；按每平米2000元计算，则需资金36万亿，这还不算其他必要的辅助设施。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拿得出这样一笔钱么？

事实上，不顾农民的实际支付能力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好大喜功，盲目地把农民赶上楼的做法，已经结出了不少苦果。我曾看过某地的一个“样板镇”：农民住进楼房，没地方养鸡，就在楼道或阳台上养；冬天无力交纳取暖费，造成水管冻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今，原本很漂亮的一个新镇竟然变成了一座荒芜的“鬼城”。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把原来的村庄统统拆掉，乡间的一切历史文化遗存，一切乡风乡俗，一切的乡愁，都将荡然无存。比如河北张家口的一个村庄，至今还有战国时代的民房，如果拆掉盖楼房，这将是多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有人说这是新型城镇化，这是误解，是片面的城镇化、扭曲的城镇化、破坏性的城镇化。

实现农业现代化，根本出路在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2016年4月30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所谓城乡发展一体化，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说通俗一点，就是工业有的农业也要有，城市有的农村也要有，市民有的农民也要有，真正实现“你有我有，全都有”。我们常说不忘初心，不忘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倘若我们实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那么“三大差别”就至少消灭了三分之二，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前景。                   

在这种统筹、一体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村庄的消失不可避免，新型城镇化是必要的、不容否定的。但是拆掉哪些村庄、保留哪些村庄，则必须在充分尊重实际、尊重农民意志的前提下统筹考虑、合理规划。宜拆的则拆，不宜拆的一定不能拆，切实做到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切实把保护传统村落、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遗存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尤其要警惕和防止有一些地方政府假借新型城镇化之名大搞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倾向，警惕和防止一些无良房地产商以支持城镇化的名义觊觎农村土地的倾向。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离不开国家和城市的支持。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让中国永远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广大农民作出了太多的奉献和牺牲，但是他们无怨无悔、甘之如饴。作为支撑人民共和国的脊梁，他们将赢得子孙后代的永久崇敬。如今，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经具备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物质技术条件，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何况人乎？在国家不断加大“三农”投入的同时，社会各界也一定要把党和国家的支农方针转化为自己的内在要求，不断拓宽帮扶渠道、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务求所反之哺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这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另一面的事实是，中国农业太大、农村和农民太多，单靠国家、城市的支持是不可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即使实现了，也不可能持久发展。外部的支持只能作为一种助力、一种条件，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亿万农民自己，靠亿万农民创造历史的无穷伟力。

集体经济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生动力

令人振奋的是，农民兄弟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人间奇迹。嘎措、达西、东岭、南街、华西、西王、梦兰、花园、红嘴、龙门、蒋巷、窦店、刘庄、周家庄……从京畿重地到西南边陲，从白山黑水到黄土高坡，从中原腹地到东南沿海，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到处都有这样的榜样名村。在这里，产业发达、设施齐全、生活富裕、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乡情浓郁，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老有所终、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没有辍学少年、失业青年、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也没有房奴、车奴、医奴和婚奴，人们的进取精神和幸福指数甚至明显地高于城市，真正成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现世桃源。它们是东方的晨曦、惊蛰的春雷、进军的前驱，预示着、召唤着农村现代化的灿烂前景。

为了探求榜样名村成功的秘密，为了给城乡发展一体化鼓劲加油，一年多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和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密切合作，多次组成小分队，奔赴10多个省、市、自治区，深入到数十个榜样名村进行调查采访。我们发现，这些榜样名村具有一个鲜明的共性，他们念的是同一本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经。撮其大要，就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凡是榜样名村，都有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党支部、党总支或党委会。这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廉洁奉公的集体，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集体，具有高远眼光、务实作风、创造精神的集体，在广大群众中具有极强聚集力和号召力的集体。尤其是这一班人的“班长”，往往以其更高的精神境界和更强的领导能力而成为当地农民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

凡是榜样名村，都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坚持共同富裕。但是他们并不保守，也不僵化，自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他们一直主动地融入这一潮流，积极探索优化资源配置的多种途径，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融入的过程中，他们一直没有丧失自我，一直没有迷失方向，而是在生产资料占有、生产过程和收入分配等各个环节牢牢掌握着主导权和支配权。

不容否认，在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否定集体经济的倾向。一些不辨菽麦的所谓经济学家居然夸夸其谈，编造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的“理由”，妄言土地私有继而进行兼并的“好处”；一些无良媒体则对坚持集体经济的榜样名村吹毛求疵，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甚至造谣污蔑，必欲搞臭搞垮而后快；一些深受新自由主义蛊惑的领导干部也把这些榜样名村视为异端另类，对他们取得的成绩不肯定、不宣传，对他们遇到的困难不过问、不帮助，甚至进行不同程度的打压。所有这些，都严重背离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严重违犯了党的“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严重干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多数农民的耕作方式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是他们作为小生产的性质基本上没有改变。小生产的家底薄、经营规模小、生产分散，顾不上公共服务设施及文化、生态方面的建设，也无力抵御天灾人祸，特别是国内外一些食利资本的挤压、盘剥和吞噬。其结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和乡村的衰微破败。不改造小生产，农村的现代化就永远是海市蜃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上，改造小生产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多种选择，比如“公司（主导）+合作社+基地”的组织形式，但是这类组织形式只能解决农业产业化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却不能解决农村现代化的全部问题。主导经营的公司即使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也不大可能在与其经营活动无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及文化、生态建设方面进行太多的投入，更不可能大包大揽当地的现代化建设。那么，可以让收入有所增加的农民去掏自己的钱袋么？我问过家乡的一个村支部书记，他说：“一两次可以，多了不行。再说，我不能因为换个路灯灯泡也到各家去敛钱吧？说一千道一万，没有集体经济，什么事也干不成。”

邓小平为中国农村设计了分两步走的改革过程。1990年，他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①] 如果我们走了第一步而不想再走第二步，就很难说是完整的农村改革、社会主义的农村改革、普惠广大农民群众的农村改革。人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邓小平关于“两步走”的改革构想正在变成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2015年底，财政部发布《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确定2016年中央财政在13个省份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试点。2016年4月30日，习近平在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讲话中，则明确提出“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的论断。

可以预见，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田野，必将掀起两个高潮：一个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高潮，一个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高潮。城乡发展一体化内在地要求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则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供源源不竭的内生动力。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恰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托载中国农村奋然前进，一直到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辉煌顶峰。

                                            （编辑  苏歌）

2017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多数评论都将向好数据的关注重点放在经济复苏的周期性问题上。作者认为，如果将讨论的重点向结构变化方向延伸，寻找反映结构变化的先行数据，则可以得出一个相当肯定的结论：中国已经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在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迈进。

第一季度增速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复苏回稳

2017年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6.9%公布后，舆论纷纷赞赏中国增长对世界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1]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康奈尔大学普拉萨德教授说，中国增速使得“全球经济复苏确确实实”。此前世界银行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为3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贡献率为40%的评估，若以年度增加额为计量单元，中国的复苏确实为世界打开了复苏所需的权重大门。

关于经济复苏的判断是一个周期性问题，严格说是个短期增长问题。[2]这类讨论的逻辑是，按照经济体在低谷区间止跌趋稳后，连续三个季度不低于最低水平，则基本上可以判定该经济已经处在了复苏惯行性区间的门槛线上。回顾2010年以后的情况，当年增速达到10.6%的高位，其后连续五年下滑，到2016年第一季度时达到最低增速6.7%。一个经济体连续五年且以年均0.75个百分点速度下滑20个季度，这在世界范围150个成规模的经济体当中还真是有点惊心动魄。也正因为如此，自2010年以后，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观点时时涌现。到2016年初，一些较为严谨的学者也认为中国经济无法避免硬着陆结局。

中国经济体有自己抗衡下行的独特韧性。从2016年第一季度起，中国经济增速在6.7%的最低水平咬住下行，在人们屏息静气等待之时，连续稳定了三个季度，第四季度实现逆转，增速上扬为6.8%。虽然仅为0.1%的环比增幅，但这是逆转下滑的第一次上扬。如果在此基础上连续增加三个季度，则可以判定经济在周期性复苏的意义上进入了复苏上扬的稳定惯行区间。到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持续上扬为6.9%；如果再行上扬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性复苏问题将成为过去时。

但是，越过周期性问题来讨论结构型内涵，我们发现，中国经济体到今年第一季度，加上去年四个季度在6.7%（含）以上的速率持续了5个季度，度过了从超高速（8.5-11.5%）向中高速（5.5-8.5%）换挡所需三个周期稳定的增速要求。如果第二季度增速在6.7%左右摆动，甚至是向下摆动，则基本可以认定中国经济在换挡后于6.7%的中值附近摆动；如果第二季度的增速高于6.9%，则中值参数还需在经验值的意义上再行向上调整。周期性增长在增速换挡意义上的调涨，蕴含着丰富的结构变迁信息。

中国经济已经触到发达经济的起跑线

经济体的规模变化是一个快变量，结构变化是一个慢变量。规模增加是以年度单元为度量的，结构变化往往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单元为度量。不过，结构变化后，经济体的外观面貌变化很大，经济学家一般用结构变迁概念来描述。世界银行早年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Chenery，1918-1994）最早提出了经济结构变迁的思想。

钱纳里（1984）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世界范围101个国家在1950-70年代“截面+时间序列”复合数据的聚类性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模型。在该模型中，各国增长都有一个从农业（结构），向工业化（结构）再向发达经济（结构）过渡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人均收入步入工业化的门槛之后，大体上要经过初级（结构）、中级（结构）和高级（结构）三个亚工业化阶段，才能步入发达经济水平。钱纳里的团队发现，一个经济体在结构变化时期，如果年度变化（三次产业在总量的百分比）在0.3个百分点，则实属超高速度了。因为，如果工业产值为15%，十年后增加30%，则该经济已经从农业经济变迁到工业化经济的中期阶段了。

将钱纳里团队的指标换算到现在，处在工业化中高期阶段的经济体，其人均GDP水平在4000-12000美元段位。按照过去三年汇率加权均值，中国人均GDP在2016年超过8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中国人均收入在15000美元。[3] 根据两种衡量体系，中国的人均美元应该落在8000-15400美元段内。也就是说，以汇率平价和购买力平价为参照，在二者之间取个中间位置的话，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已经触摸到发达经济的门槛线（12000美元）了。

遗憾的是，由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以及中国车间制造经济（传统经济）产能的调整带来投资报酬率的下降，国内外出现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从钱纳里“标准结构”的观点来看，中等收入概念首先是个结构概念。增速度量只是透视结构变迁的指示器，而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将经济增速的短期下滑及其关联指标下降，比如投资老一轨经济报酬率下降，当作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这是犯了方法论上以表面指示性数据替代深层结构变迁序列数据分析的错误。[4]这一谬误尤其在观察对象处在结构变迁的关键时点上是致命性的。比如，一个处在12-18岁的少年，越是接近18岁的时候，其身高的增加速度越是下降，你不能据此判断该少年掉入了成长的陷阱，因为这一时刻正是人体的体系结构，尤其是各系统集成结构变迁的高速时期。不讨论少年向青年成人转变的结构特性，仅抓住身高指标不放，显然是反科学的。

先行结构的序列数据表明中国已经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的规模增长有先行数据，比如经理人采购指数的繁荣程度如果超过50，则表明厂商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虽然在最终绩效上一时还统计不出GDP增速，但下个季度的增长几乎是个必然的对应关系。经济结构变化也有先行数据组，基于这一点，钱纳里和他的后续团队不断修正标准模型的结构变量。例如在一、二、三次产业的百分比结构（克拉克概念），到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库茨涅兹概念）的变化基础上，增加了对应结构中就业结构变量，增加了收入结构变量，到后来甚至增加了教育结构的变量等社会发展指标等等。

在这些结构变量中，有三个结构性变量数组具有先行变化特征。依据这些数据蕴含的先行信息，我们可以在高概率的意义上肯定该经济体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快速成长

2012年，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大体持平；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超过制造业。目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6%。从世界范围看，每年结构增加0.3个百分点即为结构变迁超高增长期，中国则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这堪称是一个奇迹。中国经济在进入人均8000美元左右时，没有因人口红利（偏轻的劳动年龄结构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优势）的消失而出现产业结构变化相对停滞的现象。今年一季度，我国最终消费经济部门对GDP增速的贡献已经超过了65%，这是一个比发达经济门槛线上的经济体还要高出5个百分点的数字，它意味着类似高收入阶段经济中消费为主导拉动经济的特征已经出现。当人们都在担心中国经济下行是不是硬着陆时，每年6%以上的增速加上结构变迁高速综合的发展指标，缘何不是一个优良的增长绩效呢。

经济技术结构变化的先行数字

这里说的经济技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程技术概念，而是指经济的基本变量之间，比如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配备关系。度量二者之间变化的先行结构数据是经济体中市场型主体的数量快速增加。舆论界并没有关注在一季度数字公布之前的一个工作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反映经济结构先行变化的数据。数据表明：今年一季度，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359.8万户，同比增长19.5%，平均每天就新登记4万户。这是一组绝佳的结构变化数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宏观特征就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巨大，而市场价值实现能力过小。很多占世界市场大百分比的行业却没有定价权。新登记市场主体快速增长，超过了实体企业数量，联系到近年来服务业经理人采购指数持续高企，这印证了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增加不仅是生产性服务业，而且是中间品市场类中介服务业的崛起。

市场主体型企业是厂商中间品市场定价过程的基础部分。阿里、腾讯和几十万家电商的出现是这种崛起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被感知到的。假以时日，当这些市场主体分化出来成为做市主体（market dealer），亦即让厂商中间品市场交易头寸活跃的做市主体；再假以时日或者同时，有些做市主体培育出中介群类分化出的独立性的成市主体（market maker），亦即将场外双边业务（信息不透明的双边交易）导入场内第三方交易的做市主体；再加上服务于两类做市商的各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做市主体（price-convergence agent，价格收敛商），亦即让场内交易成本降到制度条件允许的最低水平的交易主体。当做市这三商主体的有效构成和数量门槛性条件在一个个实点市场上实现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的时候，定价经济的成分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的价值实现能力和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大分流现象将会得到根本改观。弥合了收入分配两极化的市场一维的良性结构变迁特征，这才是我们应该期盼的经济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和人力资源结构变化的先行数字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达到大众化教育水平（15%），2016年以后，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是美国的四倍（中美的人口比例也大体是这个数字）。但是，另一组数据也许被忽略。2005年以后，我国每年小学招生名额稳定在1500万人左右，但教育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小学教师人数还在增加（教学班级规模在缩小）。这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小学招生的结构态势。基础教育入学率稳定不变，而教育设施不断提高和教师人数增加——人力资源的教育动员以达到极限水平的先行数据——是拉平居民收入最重要的先行教育结构数字。

在教育结构发生上述变化的条件下，新一届政府对人力资源在就业深层公共品上的政策结构也在产生变化：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总结改革与“双创”关联时说，“‘双创’是应运而生，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推动‘放管服’改革，也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创设来自基层，在经济成功发展后又将理念——为人民服务——变为政策服务社会的独有观察特征，世界范围非常少有。在“双创”政策（公共品创造性供给）连带拉动就业市场变化的同时，还因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源含金量）比上一代人增加，在“双创”中成为投资人（投资门槛低）和在企业中可以居于主人翁地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劳动者工资性收入比例高、资本性收入低的收入分配格局。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和阶层间增速减缓的局势，因收入差距而带来的不稳定性受到矫正。

透过中国经济从中高收入向更高收入（触摸到发达经济体的门槛线）过渡时结构优化的序列先行数字，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后几个季度或几年间增速会波动，制度还需继续优化，但中国经济不仅在外观增长变量数据上，而且在内在结构变革上，已经走出了让人最为忧虑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注意，这里不否认中国经济某些方面还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没有考虑到一个近二十年来在经济研究中经常忽略的变量，那就是技术变革因素。根据世界各国的信息，人类技术发展到今天，正在出现我们从未见过的新技术革命。1980年以后，地下光纤互联网在人们尚未觉察的情况下，将地面上两亿多台固定在桌面的台式电脑联网整合，形成信息互联时代。1999年末期以后，出现移动互联网。地面上每50公里组合而成的蜂窝互联网将人们手中9亿台移动式电脑——智能手机联网整合，形成移动互联时代。2010年以后，少数具有远见的数据公司建立联通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上蜂窝互联网的关口站基础设施，将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上移动蜂窝互联网合一，使得互联网设施在国民经济体系升级意义上出现鲤鱼跃龙门式的一跳，“万物互联”时代到来。在未来可预见的5-7年时间，如果卫星互联门槛性条件出现，则类似移动“wifi”效能的三网合一时代来临，将会出现万物互联向智能互联时代迈进，新技术革命出现“人神合一”的经济现象：大数据智慧经济时代来临。

这种经济时代有三个经济体最有发展优势，美国、中国和印度。如果良性发展，“中-美-欧-日-俄-印-印尼-巴西-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九大经济体联合起来，发展世界性的数字智能经济，中国经济非常可能有一个爆发式的成长。那些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在理论上已经墨守陈规而忽略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了。

（编辑  迟晨光）

香港是一个联系中国内地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平台。1984年，我到香港工作，先后在光大和中信从事经营管理，两家企业在香港都有一些重要业务。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想介绍一下中资机构在香港的发展和它的历史作用，以及对未来的看法。

关于“中资机构”，香港有一个传统的定义，是指国有资本在公司拥有多数股份，是第一大股东，国有上市企业资本控股一般在35%（非上市企业的国有资本占100%），以香港为注册地的企业。简言之，设立在香港的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在香港设立的国有企业，通常有老四家和新两家之说。“老四家”是指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的华润、招商、中旅和中银香港，“新两家”是指在改革开放之后设立并快速成长的中信和光大。

随着中资力量日渐壮大，现在“中资机构”概念已经扩大，涵盖了中国内地资本在香港注册的独资企业、内地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内地资本在港收购控股的各类企业、内地与香港或全球资本参股经营的企业等等。截至2016年底，这些企业已经超过4200家。

自1949年以来，中资机构在香港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六个阶段，即贸易窗口公司、红筹股崛起、内地企业H股上市、中资金融机构进驻香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快速发展、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可以说，这是中资在香港市场发展的六个里程碑。

境内外贸易的窗口公司

改革开放之前，境内实行计划经济，香港中资机构作为“窗口”企业，主要从事境内外贸易的代理和中转业务。比如：

——华润公司是内地在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总代理；

——香港中资银行以资金融通配合和支持内地对香港出口和转口贸易，吸收侨汇和开展当地存贷款业务；

——招商局承担境内轮船海运在港的全部代理与中转业务；

——港中旅则受国家委托办理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来往内地等业务的接待机构以及铁路货运总代理。

受到时代和政策的限制，计划经济时代内地在香港地区的“窗口”开得很小，而且是垄断和唯一的。

真正的“窗口”时代始于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朝着“放权让利”的路径渐进推动。中国对外开放之后，初涉市场经济，当时极其缺少与国际打交道的企业经营人才，于是像荣毅仁那样的老一辈企业家出山，迈出了“窗口公司”发展历史的第一步。

改革初期的步伐是渐进式的。企业的开放，先是以中信香港公司为代表的窗口，然后伴随外贸体制放权，各部委、各省市在香港直接设立的贸易“窗口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冒起。那时的“窗口公司”主要行使三大功能：进出口贸易、招商引资、内外联络与接待。随后，中信集团、华润集团、光大集团等引领香港中资朝着集团化、多元化和国际化大举扩张。

这批早期的 “窗口公司”，为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打通进出口贸易通道，引进境外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发挥了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但是经过外贸体制五次放权改革后，进出口贸易成为完全竞争性行业，当内地生产企业都拥有进出口经营权后，贸易“窗口”这种纯代理功能便显得多余，开始自我更新换代了。

九十年代以后，内地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在港的中资企业涌现了北上内地潮。以招商局、港中旅投资开发深圳蛇口工业区与华侨城为代表，引领了中国早期的市场导向的城区开发建设，产生了蛇口模式与华侨城模式，其经验迅速向全国扩散与移植。在1990年以浦东开发为代表的第二轮开放浪潮中，中信泰富、上海实业又一次引领了第二波香港中资企业北上潮，为内地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支持和动力。

“窗口公司”早期的资金融通十分艰难。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香港回归问题逐渐明朗后，以各级内地政府为背景的“窗口公司”，逐渐在香港的外资银行获得了一种“窗口信用”，既不需要抵押担保，也不需要资信财务审查，仅凭政府背景或者政府出具的承诺函、安慰函，就可获得大量银行贷款。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特殊信用，它的存在前提是，即使贷款人破产，贷款人背后的政府将会保证外资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政府将确保贷款银行收回本息。

“窗口信用”的诞生，是香港中资扩张的前提和资金基础，资金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香港中资企业，并通过中资企业流向内地市场，这表明，香港中资企业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态势密不可分。

中资抬头，红筹崛起

随着中英联合声明（1984）的发布和香港前途的确定，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香港中资企业开始从事资本运营，开创了一个红筹时代。

红筹的最佳代表正是中信，它的子公司中信香港无疑是香港中资红筹中资本运营最早且最成功者。当内地资本市场尚未诞生，大多数香港中资企业还处在“提篮小卖”的贸易代理和商品经营时，中信香港于8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大规模兼并、收购，并实现中信泰富“买壳”上市，从商品经营、生产经营跨越到资本运营，并率先跻身香港蓝筹股，创造了“紫筹”这个响亮的标识。

1992年是中资红筹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邓小平南巡，中国进入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根据国家关于“积极发展、壮大实力”的方针，香港中资企业加快了发展步伐。1992年，香港中资集团旗下一些公司，包括招商局的海虹集团、中国海外发展、中旅国际投资和广东越秀投资等，相继在香港直接上市，掀起中资红筹股上市热潮。随后，一批批红筹企业和H股企业接连上市，到“九七”回归前，以中信泰富、光大等为代表的红筹公司不仅控股、参股了多家香港上市公司，还在航运、交通、零售消费等多个领域成为领军级机构。这一时期，中资在香港的发展，从过去单纯的数量扩张为主，转向素质提高为主，从单一化经营转向多元化发展，而且开始重视利用香港市场的功能进行资本运营，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掌握资本运营，是以红筹、紫筹为代表的中资企业所做出的历史性突破。从此以后，中国企业开始理解资本杠杆是实现低成本融资和超常规发展的快捷路径。但是，资本运营也存在着高风险。当香港资本市场不断以“中国概念”、“重组”概念、“染红”概念等推高股价，市盈率被炒至数百倍甚至上千倍，而没有基本业绩支撑时，红筹股泡沫就越吹越大，随着亚洲金融风暴与中资信贷危机的爆发，红筹股泡沫破灭，红筹股的市值及股价陷入持续的低迷。随后，一批有业绩，有技术含量的科技类、资源类和金融类的企业，如中国移动、中银香港、中海油、中国联通、中国联想等相继进入了香港蓝筹股，撑起了红筹的天空，一举改变了过去炒作题材、概念的历史，成为红筹复兴的基石。此后，中资机构对“资本运营”的神话进行了反思与纠偏。资本运营与生产经营犹同一部车子的两个轮子，互相补充，缺一不可。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有的企业在危机中彻底消失，存活下来的开始清理整顿重组。此时中资企业从基础功课做起，学习和实践国际同业的治理模式、风险控制体系，采用国际上管理会计以及平衡计分卡、KPI、标杆管理、ERP等现代管理工具等等。作为浴火重生的结果，一批财务相对健康的企业重整上路，香港中资告别“无知者无畏”的时代，向国际标杆看齐。一批中资红筹企业开始战略重心的调整和转移：把香港作为资本运营和融资的重心，而投资和扩张的重心将“北望神州”，开拓更广阔的内地市场。

H股上市，港股变身

在红筹基础上，一股新的中资力量从九十年代开始在香港诞生，经过10余年的发展，对香港乃至在全球资本市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股资本力量同样来自中国内地，不在香港注册而在香港上市。

进入21世纪，这些来香港上市的H股企业资本规模巨大，且多属于内地优质企业，与红筹股企业一起，推动香港跻身成为与纽约、伦敦并列的国际金融中心，“纽伦港”一度成为北美、欧洲和亚太三足鼎立的超级金融城。更重要的是，H股与红筹公司改变了香港资本市场的规模、结构和品种，直至今日在香港证券市场仍占有绝对比重。

所谓“H股”是指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内地注册成立，以国有企业为基础，并在香港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由以香港的英文名称——Hong Kong的第一个大写字母作为该类海外上市公司的简称，而H股企业的诞生绝非偶然。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为“市场经济”正名，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定下基调。其中的主要突破口之一就是，如何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当时的情况是：

一方面，内地国企普遍陷入大规模亏损状态，一些经济效益、资产质量较好的国企却由于资金瓶颈和国有体制约束，无法实现新的突破，迫使国企改革寻找新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香港虽然已经迈入国际金融中心行列，但本地市场和上市资源有限。1992年，香港市场市值1200亿美元，在全球排第二十名，与东京的3000亿美元相差甚远，加之新加坡、台北、吉隆坡等城市的崛起，构成了与香港的竞争态势。

而“九七”临近，回归指日可待。如何应对亚洲区域国家和城市的挑战，香港金融决策层形成共识：香港在竞争上的优势来自中国内地。香港联交所1991年6月4日成立“中国研究小组”，研究中国公司在香港直接上市的可行性，探索联交所在内地扩大集资功能的潜在角色。1993年7月15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HK0168)在香港成功上市，拉开了H股十余年发展的历史大幕。

H股上市的井喷时代以2003年为最高点，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带来的长达5年的萧条和非典肺炎的公共卫生危机后，中央政府以CEPA和 “自由行” 等系列政策强力推动香港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全球市场也恰好逐渐进入一个经济上行的新周期，在多种因素作用下， 2003年，中国人寿、中国财险、紫金矿业等10家内地企业登陆香港主板市场，并有8家登陆创业板市场；2004-2007年，又分别有一批H股企业在香港主板上市，以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这四大行为代表，掀起H股上市大潮，香港证券市场进入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时期，创造了新的历史。

H股指数从2003年起大幅飙升。2002年底，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即H股指数)才1990点。到2003年底达到5020，上升了3000点。到2007年元月2日新年开市，国企指数即突破万点大关。2002年，H股集资额开始超越红筹股；2003年，H股成交量开始超越红筹股；2005年，H股市值开始超越红筹股。到2006年11月底，主板上市的H股总数已达89家，主板上市的红筹股企业数为85家，创业板上市的H股企业数达到45家，大大超过了创业板上市的红筹股企业数(5家)。

伴随着H股大规模进入香港，国际投资者对H股的投资信心大增。2003年4月，美国股神巴菲特完成对中石油的投资建仓，巴菲特投资4.88亿美元，高达23.38亿股。2006年在股市高峰期时，他分七次减持股份退出中石油，三年多时间净赚14.27亿美元，收益率达292%。2005年，汇丰银行入股中国交通银行19%的股权，既是凭借交通银行的内地网络拓展业务，也是对H股的投资信心的体现。

在内地国有银行方面，2005年6月中国交通银成为首间在香港H股主板上市的内地银行，掀起内地银行在香港上市潮。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H股主板上市，并成为首家全流通H股，当年更创下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IPO及全球第六大IPO等多项记录。2006年6月，中国银行在香港H股主板上市，一个月后其A股在沪上市，成为首家“A+H”上市的国有银行。

同年9月，恒指服务公司决定将中国建设银行H股纳入成为恒指成份股，成为史上首家染蓝H股。2006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及内地同步上市，成为首家同时发行“A+H”的上市银行。

2008年10月底，面对呼啸而来的金融海啸，中国移动仍以1.36万亿港元市值，第一次超越有1.1万亿港元的汇丰金融帝国，跃上了香港市值“一哥”的巅峰。而在当时香港十大市值上市公司中，代表红筹的中国移动与代表H股的建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石油，占了近一半的席位，并全部进入《财富》“全球五百强”。

目前内地企业已成为香港资本市场的重要构成部分。截至2016年底，内地企业在港上市1002家 (H股241家、红筹股153家、非H民企608家)，占港交所上市公司总数的51%；合计市值156639亿港元，占港交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63%。由于一大批国企在香港上市，中资股的平均市值要明显高于本地股。

在香港主板市值20强排名中，1990年中资公司数量为零；1995年只有中信泰富1家；2000年有中移动、中信泰富、联想集团3家；2005年5家；2015年为12家。

在2015年港股主板市值前十名中，中移动、建行、腾讯、工行、中海油、中行等中资占据6位；汇丰、友邦等传统外资机构占据两位；香港的长江、恒生等老牌蓝筹则在前十以外。

H股在短短十年迅速崛起，并将香港这座金融城推向IPO全球第一的位置，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香港要发展成全球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证券市场，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基金，必须拓宽市场深度和壮大融资规模，改变过去较单一的证券投资品种结构，靠本地企业无法实现。“北望神州”成为香港资本市场进一步展的必然路径。

第二，内地A股市场2001年开始持续低迷，加之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改革导致的禁售新股，以及排队申请上市的程序，使一些大型企业对于在港融资的效率更为青睐。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对大型国企尤其是大型国有专业银行的重组，以及允许社保基金、外汇基金等投资海外，鼓励企业走出去等，都促使内地大型国有企业走香港H股上市之路。正是香港、内地与国际资金流向等多方面因素，促成了这次H股大潮。H股和红筹共同改变了香港资本市场的面貌：

首先是改变了香港证券市场产品结构、品种和规模。过去香港股市一直是以地产、金融类为主体，H股上市新増了石油、煤油、电讯、能源、港口、采煤、炼钢、机场、公路、制药等产业，也新增了一批超大型企业。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更有许多消费产业、交易产业和高科技等新经济代表加入。

其次，壮大了中资企业的整体规模，奠定了中资红筹企业股和H股在香港股市的总市值占50%以上的规模，中资企业在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H股+红筹企业的崛起，推动着香港资本格局的变化和重新洗牌。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筹资中心”这一地位越来越重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借助高速増长的内地经济也越来越巩固。在筹资的同时，也推动港交所从一个以本地上市公司为主的区域性资本市场，快速发展成全球领先的国际资本市场。港交所市值从1997年底香港回归时的3.2万亿港元增长至2016年底的24.8万亿港元。2016年底，香港证券交易所在全球各大证券交易所中排名第8，亚洲排名第4。

中资金融机构进驻香港并形成规模

红筹企业崛起和H股上市大潮推动了香港资本市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与之同时发生的是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发展壮大。

香港资本市场从融资额、市值、上市公司数量、成交量等多个数据指标来看都不愧为国际金融中心，但香港一直缺乏本地的大型金融机构。在香港市场占据主导的大型金融机构都是“外来户”，这是香港与纽约、伦敦等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显著区别。

一方面，香港是全球级银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全球最大的100家银行，近70家在香港开展业务。截至2016年底，香港共有198家认可银行机构及60家代表办事处。另一方面，自1993年汇丰把总部迁回伦敦以后，没有一家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总部设在香港。恒生银行曾是优质本地银行，但现在是汇丰集团成员。剩下的香港本地银行多是家族控制的中小型机构。在投资银行方面，自百富勤倒闭后，再没有一家具备规模的本地投行。而摩根、花旗、高盛的总部在纽约，巴克莱、汇丰、渣打的总部在伦敦，东京有三菱东京日联、三井住友、野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有CIMB，星展、淡马锡等金融机构。

市场主导权长期落在外资的手里，使香港的金融市场波动比周边市场更大，金融体系稳定性差，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将有很多限制和不便。市场红火的时，金融机构都来赚钱。一旦危机来临，没有大型本地金融机构的支持，市场稳定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脉相承，需要有实力、扎根本地、领先全球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这不仅涉及市场稳定问题，还有市场话事权、定价权等金融主导权问题。在上市公司估值、并购对价中，如果没有本土金融机构的参与和主导，企业价值被低估甚至扭曲的例子并不少见。要改变这种状况，指望香港本地中小金融机构自我发展壮大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上市公司数目超过3000家，高峰期总市值达41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如果包括政府债和各项票据，中国债市规模在全球已名列第三，加上内地各类保险、基金、证券及期货公司，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在不足30年内，已逐渐成为一个在法制、交易规则及监管系统等范畴与国际标准相符的资本市场。沪港通于2014年11月开通，人民币于2015年11月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2016年12月深港通开通。在这一强大时代背景下，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的长足发展，是壮大香港金融市场实力的最佳途径。

中资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中国市场有更多的理解，它们的到来将为香港市场提供新的市场观点和投资力量。中资金融机构已与香港及国际金融机构一起构成了香港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CEPA协议也为香港金融业进军内地提供支持，开放准入内地市场的条件，放宽香港金融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进一步拓宽了香港金融机构在内地开展的业务种类。

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快速发展

香港回归以后，在一国两制体制之下，经过13年的发展，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和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有了快速发展。

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快速扩大

香港人民币业务自2004年2月起步，当年底人民币存款121亿元，香港合资格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32家。截至2016年底，香港人民币存款达5467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3031亿元。香港合资格开办人民币业务银行已增至144家 (约占香港持牌银行9成)。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不断增长

2016年经香港银行处理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4.54万亿元，占内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总额的86.8%，香港已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主要枢纽。

——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快速发展

自2007年人行推动境内金融机构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以来，香港人民币债券规模持续扩大，品种不断增加，期限结构渐趋完备，发债机构日益多元化。2016年上半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1269亿元人民币。截至2016年上半年，香港未偿还债券余额2492亿元人民币。

——人民币金融产品日益丰富

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不断丰富，包括债务凭证、股本证券、货币基金、ETF基金、人民币保单、货币期货、人民币利率掉期等。2015年底，港交所上市的人民币产品已有189只。

——人民币定价机制不断健全

人民币利率方面，2006年12月香港财资市场公会推出人民币掉期伸引利率定价，为市场提供人民币浮息基准；2012年1月，汇丰、中银香港和渣打等香港三家发钞银行为人民币同业拆息提供报价，此后拆息报价银行增至13家。

人民币汇率方面，2012年6月香港财资市场公会推出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定盘价，15家活跃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银行为定盘价提供报价；2012年9月港交所推出全球首只交易所买卖的可交收美元兑人民币期货。

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独特优势

——香港具有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人民币清算制度安排已运作多年，QFII等制度安排不断拓宽回流机制。香港金管局曾多次路演，旨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与其他国家央行签署香港人民币业务发展合作备忘录等。

——香港作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具备了良好的法律、信息、人才和金融市场交易基础。在推进中国公司海外投资融资的过程中，香港在金融市场监管、风险管理及信息流通方面都显示出较强的实力。

两地金融市场实现互联互通

两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鼓励境外企业使用人民币对内地直接投资。

2010年下半年起，人行先后批准合和公路 (737 HK)、卡特彼勒 (CAT US) 和麦当劳 (MCD US) 等境外企业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并投资内地项目，启动境外人民币利用(FDI)方式回流内地的试点。

2011年6月，人行发布《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外商投资人使用人民币的原则及范围，为境外企业使用人民币对内地直接投资人提供结算支持。同年10月，《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布，境外企业利用人民币对内地直接投资常态化。

二是允许香港金融机构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

2010年8月，人行发布《关于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的通知》，允许包括港澳地区等相关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试点。2011年、2012年香港金管局先后两次获批300亿元人民币额度，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

三是开通QFII和RQFII，开辟港资进入内地资本市场的通道。

2002年11月，证监会、人行联合颁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开辟了境外资金进入内地证券市场的投资通道。截至2017年1月25日，有60家香港金融机构获批QFII资格，累计额度189.3亿美元。

2011年12月，《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发布，允许境外人民币资金进入内地证券市场。截至2017年1月25日，有79家香港金融机构获批RQFII资格，累计额度2700亿元人民币。

四是开通“沪港通”、“深港通”和基金互认，加快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沪港通”和“深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重大举措。沪港通于2014年11月17日首先实施，为境内外投资者投资A股和港股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深港通于2016年12月5日正式启动。深港通不设总额度限制，同时取消沪港通的额度上限，这意味A股对海外投资者接近全面开放，两地进一步迈向统一市场。此外，纳入两地中小市值股票，显示监管部门在市场开放上面更加自信。

在互联互通机制下，在海外投资中国公司，由于对公司缺乏了解和信息不透明，需要折价，但这些问题对内地投资者而言并不存在。

由于投资者结构的差异，预计短期内港股及AH折溢股价的状况难以改变。但从长期看，随着两地市场制度、投资者结构和流动性等方面磨合，两地将逐步走向统一市场。预期大型AH股的折溢价有望率先缩窄。

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的研究论证工作在2012年底开始启动。2015年5月，两地证监会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的监管合作备忘录》，允许符合资格的内地与香港基金通过简化程序在对方市场销售，初始投资额度为资金进出各3000亿元人民币，于2015年7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继沪港通之后，两地资本市场创新合作的又一重大举措。截至2016年，两地基金互认有48只基金获批。

2015年7月10日，上海黄金交易所与香港金银业贸易场开通黄金沪港通。在此机制下，上海黄金交易所引入香港金银业贸易场作为交易所类机构特殊会员，香港投资者可直接参与内地黄金交易。黄金沪港通创新了清算安排，香港金银业贸易场的会员及投资者均只需在中银香港开户，就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主板、国际板的交易。黄金沪港通实现了两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有利于提升内地黄金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本文对2015年7月我国股市出现异常波动进行了全面分析，总结了我国资本市场在体制机制上存在漏洞。针对我国国情和股市异常波动现实状况，本文分析了此次异常波动的性质，分析了异常波动期间的各项应对措施，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2015年  中国股市  异常波动  场外配资  股指期货

2015年7月，我国股市出现异常波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暴露出我国资本市场体制机制上存在漏洞，也暴露出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从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转轨我们还将面临诸多挑战。

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原因

高杠杆场外配资是股市异常波动主要原因。场内配资，指的是证券公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受到证监会的严格监管和风控约束；场外配资则是融资融券以外市场自发形成的，财富管理方面的金融创新涉及信托、银行、基金、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受到证监会的约束和监督极少。关于银行理财资金，根据银监会的规定，银行自营资金和信贷资金不能直接流入股市，理财资金也不得投资于境内二级市场公开交易的股票或与其相关的证券公司投资基金。

近年来，随着银行理财资金的不断充裕和金融创新工具的日渐丰富，银行通过发展表外业务，规避信贷监管的金融创新形式应运而生，逐渐催生并滋养了我国影子银行体系。银行理财产品为影子银行体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反过来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和融资企业的合作实现了理财产品的信用扩张。

当2014年牛市迹象出现时，影子银行就从向实体经济放贷转而向股市放贷，各类伞形信托和配资平台在供需推动下迅速成长。在场外配资业务中，作为源头活水，银行理财资金成为“优先级”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各类结构化金融产品和创新工具等渠道分流，最终汇入股市大资金池并形成了风浪。

具体来看，银行理财资金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配资渠道入市：第一，通过结构化信托产品进入股市，其规模大约在1.18-1.33万亿元；第二，通过基金子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产品进入股市，其规模大约为5500-6000亿元；第三，通过两融收益权转让、股票质押回购、收益凭证等业务间接入市，其规模大约有1.3万亿元左右。

不仅如此，如果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开发的带有杠杆性质的金融创新产品（不包括融资融券）算在内，则施加在股市中的场外杠杆形式就更加多样化了。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前后存在的六种杠杆资金形式共同托起了“杠杆上的牛市”。这六道杠杆包括：结构化信托及配资运作模式、民间配资公司及互联网金融配资产品、基金子公司结构化资管产品、证券公司结构化资管产品、分级基金产品和证券公司其他创新型融资类业务。

市场异常波动前夕，场外配资体量较大，主要通过结构化信托和民间配资公司，贯穿线上网络和线下配资实现资金供应。而分级基金、证券公司创新性融资类业务等，虽然所涉及产品本身具有杠杆属性，对放大市场风险具有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但主要是因为没有完善的法规体系进行规范和统计监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被场外配资渠道所利用。综合分析，场外配资对股市异常波动的影响，主要在于其高风险的业务特性，与中小客户、中小股票形成了结构性错配，造成了股票市场的结构性波动。

股指期货市场联动放大波动风险

伴随着2015年“杠杆牛”的崛起，股指期货交易量得到了快速增长，在异常波动期间，仍然维持高位。除了正常的风险管理功能外，在此期间，股指期货交易被利用成为做空现货市场的工具，对于现货市场投资者信心和股价起到了一定的打压作用，引发市场情绪的恐慌，加速了市场的下跌。而期货市场T+0的设置以及机构在股指期货上的高频交易，在市场异常波动期间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下跌的作用。

有统计显示，股市异常波动前后，以IF1507为代表的主力合约套期保值仓位仅为40%左右，其余60%均以投机性仓位为主。因此股指期货市场实际上主要成为一个投机、套利的市场。2015年6月12日至7月8日，上证指数连续下跌32%，在此期间，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F1507日均成交量平均达到持仓量的14.3倍，最高为28.5倍；中证5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C1507平均为10.3倍，最高为24.3倍；上证5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H1507分别为7.3倍和13.3倍。相对而言，海外成熟市场股指期货成交量一般不会超过持仓量的1倍，美国股指期货持仓量一般高出交易量30%-40%。

近年来，不少机构在股指期货中采用计算机算法驱动的高频交易策略，这种策略可以基于市场信号，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买单和卖单，进行跨市场瞬时套利或单边投机交易。在我国，由于一只股票只能在一个交易场所进行，因此高频交易不是现货跨市场套利，而是在期货、现货市场之间套利。高频交易在我国属于新兴事物，尚没有相对严格的监管措施，在期、现货市场发展不匹配的情形下，几乎形成了低风险高收益的套利环境，其带来的盈利效应非常富于投机诱惑性，对期、现货市场带来的冲击远高于境外市场，巨大的“追涨杀跌”作用加剧了短时间内股指的大幅波动。

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性质判断

无论是与历次国际金融危机比较，还是就此轮股市异常波动的自身内在特征看，2015年的股市波动不是一场金融危机，而是纯粹由资金推动上涨和资金平仓下跌带来的证券市场幅度较为剧烈的“异常波动”。

第一，此次股市异常波动与国际上历次金融危机的背景特点显著不同。

2015年，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未全面恶化；相比2008年次贷危机，中国股市异常波动未产生大规模不良资产，金融机构没有交叉持有大量有毒资产，因而没必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托救；相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体量足够大，资本账户尚未全面开放，没有发生大规模投机资本流动带来的压力。

第二，股指波动时间和程度与历次金融危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前，市场经历了近8年的牛市，道琼斯工业指数翻了5倍多；1987年经济危机前，牛市维持了5年，上涨2倍多；1990年台湾股灾前5年累计涨幅高达10倍多；亚洲金融危机前的香港股市上涨7年，涨幅达到6.6倍。而此轮上证综指由2024点涨至5166点，历时仅1年，涨幅为155%。我国此轮股市异常波动上涨持续时间较短、总体涨幅偏小。

第三，波动不具有金融危机的典型表现特征。

典型的金融危机，一般包括本币急速贬值、资本市场崩溃、众多金融机构陷入困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同程度损害等等。而我国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纯属技术性的资金推动的波动，证券市场波动风险没有显著外溢到银行、保险、外汇等其他金融市场，各类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基金、信托等总体上没有因流动性枯竭发生大的问题，没有对实体经济造成太大损害。

第四，我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显著恶化。

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多多少少都与实体经济出现问题有关。1929年美国股灾爆发前，其实体经济已经出现明显下滑迹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如此，东南亚各国股市的繁荣，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低迷和国际热钱流入，与自身经济发展并不匹配。而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虽仍处于下行通道，但GDP实际增速为7%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宏观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底部企稳迹象，股市异常波动前宏观经济也没有出大的问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也没有显著恶化。

第五，股市波动主要围绕中小创股票展开，具有明显的投机特征。

此次股市波动，主要是中小创股票的涨跌幅、估值变化较大；以银行股为代表的大盘蓝筹股相对变化较小。从2014年6月13日到2015年6月12日，中小板指数上涨152%，创业板指上涨182%，而上证50指数和16只银行股只上涨了123%和95%；在2015年6月15日至7月8日股指集中下跌期间，中小板指、创业板指、沪深300、上证50、银行股分别下跌38%、39%、31%、22%、11%。此外，此前一年时间内，中小板、创业板股票平均市盈率分别由37倍、60倍猛增到93倍、151倍，异常波动发生后的三周时间内，又迅速降至51倍、83倍。相对而言，沪深300股票平均市盈率由8.3倍增至19倍，后降至14倍，银行股估值波动更小，由4.8倍增至8.1倍，后仅微降至7.8倍。

从交易量结构也能看到这一点。我国蓝筹股（银行股、非银金融股以及中石油、中石化等少数绩优股）在香港市场不到5倍市盈率，与全球市场相比，我国股市的投资机会是较好的。但是，中小板加创业板市值在整个市场占比为4%，而交易量则占27%；相反，蓝筹股在整个市场的市值占比为27%，交易量占比仅为4%。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判断这场异常波动的基本性质。

首先，这是一场流动性的危机。全市场不到3000家上市公司，最严重的一天共有1717家公司跌停，1000多家公司停牌，市场处于“跌死”状态，流动性岌岌可危。市场上股票卖不出去，基金公司没有赎回的资金来源，面临崩盘风险。市场上许多对应股票的信托集合计划或者投资计划都涉及银行理财资金，如果继续下跌，资金继续斩仓，信托公司将无法归还银行的理财资金、面临崩盘。股票市场处于没有流动性状态，投资者开始从债券市场进行抛售，利率体系面临被冲垮风险。若任由流动性危机蔓延下去，整个金融体系都将受到冲击。

第二，这是一场杠杆性的危机。股市异常波动前，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股票市场几乎达到了“全民杠杆”的程度。尽管场内融资融券最高2.3万亿的规模，但由于管理有序，没有对市场产生太大冲击。相反，各类型场外杠杆占据了危机中杠杆的绝大部分。行情最危急时，跌停的1717家公司主要是中证500、创业板、中小板和上证的小票，这些小票对应着高杠杆资金和风险。股市大跌期间，1:8和1:5的杠杆已被全部“杀死”平仓，证金公司准备救市时，已经“杀”到1:3和1:2，逼近场内融资融券业务的平仓线，再由市场下跌下去，场内杠杆资金就将大面积被动斩仓，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这是一场散户化的危机。我国股市参与者中，个体投资者占70%的比例，各个年龄阶段的投资者都参与到了杠杆股市的追涨杀跌过程中。因此，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是直接面向所有投资者，挽救金融机构解决不了市场下滑和平仓、“爆仓”问题。出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以及整体市场健康的维护，只有直接入市才能止跌。

第四，这是一场投机性的危机。与全球市场相比，我国股市的投资机会都是相对较好的，但是有一个惊人的数据显示，中小板加创业板市值不足7万亿，占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值比例为4%，而交易量的比重占到总市值的27%。相反，蓝筹股，即银行股、非银金融股以及中石油、中石化等少数绩优股在整个市场的市值占比为27%，交易量占比仅为4%，显示中国股市投机性过重。

在危机情况下， 稳定市场情绪是关键问题。程序化交易的“威力”呈现在股市异常波动时期，对市场情绪的冲击像洪水一样汹涌。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异常波动期间，每天上午10点半和下午2点半的平仓追保最后期限，如果客户没有按时交付保证金，平仓盘像决堤一样汹涌。救市需要防止股指再下跌，此时可行的方法唯有资金入市、全力托市。救市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巨额抛单，其中一只股票一单就抛出了80亿卖单。如果没有流动性支持，证金公司很难应付市场上的巨量卖盘，即便如此，它们仍要想方设法尽最大可能稳住股票价格，同时也是尽最大力量恢复市场信心，缓解情绪危机。

因此，在当时情况下，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直接入市，以维护金融稳定、恢复市场信心、保护投资者利益。从市场效果来看，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市场下跌趋势，取得了良好效果。

采取综合举措救市是唯一选择

除证金公司直接入市外，证监会和有关部委密切配合，陆续出台了系列举措，特别是针对限制股市期、现套利投机、限制高频交易市场冲击以及降杠杆等方面的措施，这些举措同证金公司入市一道形成合力，保障了最终救市行动取得成功。

一是限制股市期、现套利投机方面的举措。异常波动发生初期，中金所即封锁了部分投机性较强的期货交易账户，随后连续多次提高期货交易手续费。8月下旬大盘“二次探底”，中金所开始限制股指期货开仓数量。同时，连续多次提高股指期货各品种、各合约非套期保值持仓的交易保证金标准，由之前合约价值的10%一直提高到40%。此后将T+0变为T+1，限制了融券交易投机。

二是限制高频交易冲击市场。异常波动发生后，监管层开始对程序化交易、高频交易摸底调查，中金所采用“窗口指导”的方式限制高频交易，认定单个合约每日报撤单行为超过400次、每日自成交行为超过5次的就是异常交易行为，增加了申报收费，并进一步加强异常交易行为监管，等等。这些措施实施后，股指期货交易量总体下降了95%。

三是场外配资和场内融资降杠杆。首先是清理场外配资。8月底监管层发文要求券商彻底清除违法违规的配资账户，而后对部分违规券商开出巨额罚单。至9月11日，完成清理资金账户占全部涉嫌场外配资账户的60.85%。其次，场内融资业务也采取了降杠杆措施，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进行修订，限制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规模不超过净资本4倍。11月份沪深证券交易所将融资交易保证金比例由50%提高至100%。由此场内融资由2.27万亿元降到了0.95万亿元，融资余额占总市值的比例也由高点时期的3.5％降至2.0%，接近国际市场平均水平。

四是积极实施引导资金入市、限制减持、降低交易成本等措施。证监会及相关会管单位积极协调各机构资金入市，为稳定市场提供充分流动性。沪深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于7月初决定大幅下调A股交易经手费和交易过户费，降幅达30%。7月8日，证监会发出通知，限制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人员减持公司股份。监管层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及对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的限制，进一步稳定投资者情绪、鼓励投资者交易。与此同时，证监会还加强稽查执法力量，对涉嫌市场操纵的行为进行专项核查，严厉打击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

五是各部委密切配合，出台救市措施。6月2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规定养老金入市比例最高可达30%，金额或超万亿。7月8日，国资委表态，央企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不得减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财政部也承诺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并将择机增持。紧接次日，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到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此外，央行于6月27日、8月26日两次降准降息，更表态向证金公司提供无限流动性支持。7月，保监会也颁布系列救市措施，放宽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及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与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债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业务的期限要求。随即，银监会也发布四大措施，包括允许已到期股票质押贷款重新确定期限、支持调整平仓线、鼓励向证金公司提供同业融资、支持对回购提供质押融资等。至此，国家各部委及监管层齐心彰显救市决心，各项救市举措在减缓股市下跌、平稳投资者情绪、增强市场信心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股市也于8月底企稳，并逐步震荡回升。

政策建议

统一规范带有创新性质的证券发行和交易监管

我国实行分业监管体系，银行、证券和保险分属不同监管部门。在本次股市异常波动中，各监管部门对于定位模糊的金融机构及其交易行为的监管明显存在缺失和错配。如伞型信托带有典型公募性质，从业务属性来说产品具有公开证券的特点，但其直接监管单位是银监会。

我国在金融监管实践中，应当结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严格统一规范以创新名义出现的各种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的监管，一是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立法方式，扩大“证券”的定义和内涵外延，明确只要是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或超过200人的金融投资产品，全部纳入“证券”范畴之下，为统一监管和规范监管奠定前提基础。二是区分公募和私募产品监管，凡是属于公募的产品，都要接受统一严格的公司登记、产品注册、信息披露等制度；私募机构也要登记，并定期报送监管信息，但在产品注册和信息披露要求上可以豁免或相对宽松。

统一监管基于股票市场投资的融资类业务

股市异常波动期间，场外配资对接中小客户、中小股票，成为股指异常波动的重要原因。究其原因，一是监管部门和监管规范不统一，证监会有专门融资融券的管理规则，自上而下，从标的到风控都有严格规范；但银行和信托监管对于参与股票市场可能产生配资的产品和交易没有规则约束，现行法规对这些产品可以投资的标的证券品种也没有范围约束。二是缺乏集中统一的监测监控机制和严格的风控，使得除融资融券业务以外的其他具有配资性质业务的客户交易、持仓、平仓、还款等情况都无法准确掌握，难以及时采取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

基于此轮股市异常波动的教训和国际经验，我国也有必要对基于股票市场投资者的各类融资、配资业务进行严格统一的规范和监管。首先，要做到制度严格、统计到位、风控指标明确；无论哪种融资或配资方式，应该都在规模控制、标的范围、客户适当性管理、保证金要求、统计监测监控等方面有所要求，且相对一致。其次，在监管部门统筹方面，要有统一的监管理念和行为部署，避免“政出多门”或者出现监管“无人区”。

循序渐进发展股指期货市场

在此轮股市异常波动期间，股指期货作为一个相对分割的市场，以股指期货合约为标的的交易投机性比较强，对现货市场产生了溢出效应。当前的一个共识是，股指期货市场不应关停，还应继续规范发展下去。但是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有必要强调“循序渐进”的重要性。

第一，必须限制股指期货的投机性，放开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应当循序渐进，是否恢复到波动前水平值得商榷。比如股指期货交易手续费的确定应当尽量保证基差没有大的波动，避免出现较大投机性交易。第二，股指期货应当主要发挥套期保值功能，对客户门槛和交易准入的管理应当采取一定措施，避免投机性客户大量进入。第三，要探索股票期货和现货在同一交易场所交易，消除股指期货和股票现货跨市场套利问题，加强股票现货账户和股票期货账户的同步监管，减少股指期货的投机性开仓和平仓，使股指期货交易持仓比趋于合理。第四，要形成一套监控投机性交易的风控指标和风险预警提示机制，原则上投机交易仓单与套期保值仓单比不能超过50%，防范投机风险。第五，要把高频和程序化交易的门槛、交易商的注册、交易主机托管和系统接入、信息披露和集中统计监测纳入到监管范围，保障市场交易公平有序，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规范互联网金融技术系统接入证券市场的管理

此轮股市异常波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以Hom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游离于监管之外，尽管它以单一账户接入证券公司系统，但它可以在这一账户下开立多个虚拟账户，分别对应多个投资者并独立进行清算，这就打破了我国穿透式账户和一级清算体系。在homes系统内名义账户下的证券持有人，已演变为类似境外的名义持有人。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斩仓权控制在配资公司手中，投资人无权控制仓位。比如对于1:10的杠杆配资，十万资金配到百万，同时支付13%-15%的配资利息，则下跌5%就必须平仓。这样一个风险极高的交易系统竟然接入证券公司，并且没有处于监管之下，很值得我们的深思。

因此，一定要严格规范此类金融技术系统接口管理，严禁任何具有虚拟账户、自行清算以及配资类技术系统接入证券公司系统；同时也应严禁外部任何形式的程序化交易系统或软件直接接入券商系统，这既可以防范程序化交易下单对市场的冲击，也可以保证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散户投资者报单速度的公平一致性。

建立股市对外开放背景下的外资入境账户监管体系

加入WTO以来，由于在具体监管上缺乏严格的管控，不少外资以境内居民的身份变相进入了我国资本市场，通过合资公司实际参与了境内证券和期货交易，而且缺乏统计监控。此次股市异常波动也暴露了这方面问题，“司度”和“伊士顿”两家“贸易公司”顺利在期货市场开户，虽然交易量不大，但盈利规模惊人。

建议对外资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开放问题研究一体化的对策。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市场对国际资本开放的经验，把外资作为非居民金融账户单独统计监测管理。目前外资在我国境内投资账户有QFII账户、沪港通账户、自贸区账户，看起来各类账户分开管理，实际上分散，不利于统一管理和统计监测外资在境内的投资活动，也不利于监测国际资本流动。另外，必须严格禁止外资以境内居民身份在境内证券期货市场开立账户，同时充分评估境外金融机构作为会员进入证券期货交易所可能引发的问题。

由于我国实行股票一级账户制度，开放给外资投资银行，实际上就是允许外资直接进入资本市场，相应的流程控制和统计监控必须事先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务必对流入外资实行账户体系和行为监管的统一管理，对外资实行全口径统计、全口径监测、全口径管理，保证内部金融体系的良好、有序发展，确保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持续、稳定运行。制度完善后，对外资开放进入证券市场的规模、速度、程度应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而定。

加强新兴市场转轨期股市基础性制度改革、执法监管和投资者教育

我国正处于新兴市场转轨时期，股市的现行交易制度尚不成熟，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交易行为相对不理性，整个市场具有非理性、投机性、盲目性的特点，大量交易行为不是以价值投资为基础的。在这种背景下，要尤其做好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

一是要加强市场供给。股市大涨大落，与资金面宽松、二级市场高溢价、股票供应量总体不足等有关，需要加大市场供给，平衡供需，从根本上去除“炒作”病灶。二是要从严监管、依法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市场行为。我国上市公司出现作假后，除行政处罚外，刑事追责往往缺位。可以借鉴成熟证券市场的相关处罚规定，如直接退市、公司和相关责任人支付巨额赔偿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等。三是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强化投资者的相关证券知识学习，提高投资者的股市风险意识，同时增强法律保护能力，远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编辑  迟晨光）

人民是胜利之本

尼克松、杜特尔特，他们知大势、有文化，跟中国握手。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不知大势、没有文化的例子呢？也有。

对于二战罪行，德国人在波兰下跪认罪，现在德国成为欧洲中心；再看日本，小泉从靖国神社走出来则是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日本保守势力代言人《读卖新闻》会长渡边恒雄说：“小泉这个人不懂历史、哲学，不学习，没文化，因为无知，他才会说出‘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错’这样傻乎乎的话。”^[1] 犯了错要认错，这是有文化和强大的表现；不认错还横得不行，这就是没文化。安倍就更没文化了：连“慰安妇”的罪也不认。

真正的人应该护弱抑强，保护妇女，不惹事也不怕事。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与中国翻脸，美国又在中南半岛登陆，大有南北钳夹中国之势。毛泽东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根本不怕。

因为有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中国得以立足并崛起于世界东方。靠什么？中国共产党从长征中汲取了“不靠天、不靠地、只有依靠人民”的精神。现在有人解读长征，说红军能走完长征是由于有信仰。这句话没说到根子上。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人民，毛泽东说：“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穷苦人民是多数，他们跟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没有不胜利的道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那边是抓壮丁，共产党这边是人民自愿参加解放军。为什么人民会跟着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搞土改，将生产资料直接分给劳动者，打击剥削者。共产党一搞土改，国民党士兵就跑到解放军这边来了。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才能有尊严，共产党直接依靠人民则天下无敌。毛泽东思想体现唯物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性，只要和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站在一起，就会无往而不胜，有错误修正起来也容易。

中国人常说“势利”和“势力”，这两个词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有势才有利，得势才得力。你若在大势上，这个“利”就会养你；若不在大势上，这个“利”多一分都会造成伤害。所以人一生应当追求什么呢？追求祖国大势，不要追钱。“傍大腕”远不如“傍国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沉浮，这才是人间正道。在大势里头，缺点可能都会转化为优势；不在大势上，优势可能成为伤人的缺点。蒋介石那些高官里有许多都是哈佛毕业的“海归”，文化水平都挺高，最后还是跑到台湾岛去了。共产党这边的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低于国民党，最后跟着共产党进了紫禁城，泥腿子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为什么？跟上大势了。今天我们也一样，逐“势”才能有“利”和有“力”。正所谓“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2]。  

坚持斗争的哲学

唯物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坚持唯物论就得坚持斗争的哲学。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

资源不是无限供给，而发展又是无限的，资源和发展的矛盾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无法解决。在目前资本主义体系下，各国就不得不为资源而产生冲突。世界上国家间的斗争，大都是为了资源而产生的斗争，这是唯物论的解释；用“普世的爱”来解释国际关系，则一定要吃大亏。

毛泽东说：“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4]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辩证思维天赋的民族。这些在中国文字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比如中国人过年用得最多的是“福”字。这个字既有唯物论，也有辩证法，简直算得上是战略学的“最高词汇”了。“福”字的偏旁“礻”，是拜的意思，象形为一个人托拳揖拜。“福”字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有“一口田”饿不死，这是底线；这在告诉世人不能贪。国家主权便是全国人民的“一口田”，这个要誓死捍卫；但有了“一口田”，那就要防止撑着了。前一条叫唯物论，后一条叫辩证法。没有唯物论要亡国，没有辩证法也要亡国。前者亡在不足，后者亡在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若研究一下中国人的幸福观和西方人的幸福观，二者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福”有底线，有极限；西方的“福”多是感情宣泄（Happy）。人要是没有辩证法，是接不住的。国家也是这样。

历史上有很多帝国，在饥饿时崛起，在无度扩张中灭亡，就是撑死的。过去因为饥饿，多是营养不足的病，现在是营养过剩的病，多也没福，少也没福。人的获取要与其消化能力相匹配。如果不匹配，你就不是有福之人，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有福之国。国家利益拓展就跟拉皮筋一样，皮筋拉到什么程度为好呢？拉伸出去能回来的为好。一般来说，特别是那些过去被人欺负过的国家，在国家崛起之初都热衷于扩张，结果大多是为扩张所累。

 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哲学智慧

中国人常说“过错”，过了就错。西方人对此不理解，他们是按法律条文来判定对错；中国人则按“度”，过度不过度，按质变的节点来计算。中国人错了，将错就错，又对了，西方人就不理解。中国知道“过错”，大过曰罪，小过曰错。西方人不理解是错还是过。会开车的，栽在高速上；会游泳的，淹在深水里；会讲演的，栽在电视上。好多上了电视的学术明星现在都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太火了，火到头就不火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节制的优点才叫优点，不加节制的优点叫缺点。这就是为什么要谦虚谨慎的道理。

没有哲学的人难有幸福，哲学多来自阅历，而不是来自学历。少有阅历的年轻人，你给他一双上千元的皮鞋，他认为幸福；穿后又发现5000元的裤子、8000元的衣服、1000元的领带等着他，营养不好再美容一下，就上10万了。年龄大点的人是不会干这事的。中国人是懂得节制的民族。黑格尔看清了这一点，他说“中国的宗教，亦即度的宗教”，“对这些度及其演化的详细探考，则成为对整个中国哲学和学术的研究”^[5]。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中，最重要的方法是战略目标要与资源相匹配。井冈山时期，中央叫他去打湘南，毛泽东说不能打。如果打湘南，战线太长，我们会连自己老本都丢了。毛泽东的方法论充满东方智慧。毛泽东支持第三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帮忙不带枪”，我们的资源如果跟不上，皮筋就要拉断。另外，革命不能代替，只有通过本国人民切身体验发生的革命，才能使那里的人民掌握革命的本领。这就叫“群众路线”。今天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的事业中，也要好好体会和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

地缘政治，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研究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之间的空间距离及其匹配关系的学问。战线不能拉得过长。在近现代史中懂得这个道理的政治家并不多，俾斯麦、斯大林、罗斯福都是具有战略哲学思想的政治家，知道节制，反倒所获甚多。在这方面的反面教材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领导人设的目标都很宏大，看似很猛，结果却摔得很惨。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扩张。当时它仿效的榜样是英国。日本认为英国也是岛国，英国能征服世界，我们还不能独占亚洲？但英国和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不一样，英国面对一个破碎的世界，而日本面对的则是一个以中国为主体的完整的大陆板块。

大陆国家和岛国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大陆国家破碎，岛国就是中心；反之，岛国就是边缘。这是物理力学“两个矢量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原理，在地缘政治上的运用。亚洲大陆是一个国家主体，力量整体性地向外辐射，日本没有矛盾可利用。欧洲大陆是从中心开始对等破碎，由外向内力量内耗同比增大，这为英国实施其均势战略准备了条件，并使英国可以从容地向世界扩张。日本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日本早期也有点莽劲，1895年开始就把中国这个大板块给撞开，并接近撞碎。到了20世纪40年代，日本把中国分成了五、六块。日本分裂中国是为了使日本成为亚洲中心，将大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与中华民族为敌，这是日本这个岛国力所不能及的事。

这样，怀有大东亚目标的日本便与中国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伤害日本，而日本目标实现的前提是中国的分裂。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分出了几个傀儡“国”，中国的中央政府退到西南，新疆、内蒙古等为不同的政治势力所控制。如果这样的形势稳固下来，那中华民族就有灭顶之灾。但这时日本已经国力不支，为了控制中国，它不得不将战线拉得更长：从日本拉到东南亚，再拉到缅甸、印尼，以至“老虎吃天、无处下爪”，最终挨了美国的原子弹才投降。

中国人知道“有福之人善退财”。要讲国际政治，就不能追求全赢，全赢就要输。日本人枉称崇佛，可根本不知道这些取舍之道，谁惹它就打谁，死也不服输。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的多是这样没文化、没高度的人，比如东条英机。如果一个民族崇拜这些人，这个民族就没有正义感。

战略学本质上是用于国家“养生”的学问。在这样的视角下，战略目标不变，但敌人会越打越少，甚至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必日本人也是知道这个道理，但在大赚大赢时就昏了头，结果将战略弄成“让国家拼命”的学问。

国家统一性是世界现代性的基础

主权的完整性是世界现代性的基础。因此，我们谈世界现代体系就不能回避国家统一性的问题。一切压迫民族，都喜欢在强调“现代性”时，竭力淡化国家的民族性和统一性。比如将国家统一污蔑为“落后的大一统意识”，将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污蔑为“独裁者”、“暴君”等。他们知道，打掉一个国家的统一性是打掉这个民族独立性的前提，从而是实现其殖民统治的前提。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的东方学研究，多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比如他们的一些语言学家，到别的国家就会研究出越来越多的语言。本来就一个民族，最后被研究出分别属于许多不同的民族，人民内部矛盾就转向民族仇恨，从而播下分裂的种子。

战国之乱换来的统一

目前国内学界有人根据“战国”一词，望文生义地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或“先秦国家间政治”的概念。事实上，战国时代的那些相互争战的诸侯或“邦”，与周王朝至少还是名义的臣属关系，而非“国际”关系，“七国”之上在法理上还有一个“周”的国家形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春秋无义战”，并解释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6] 秦国的建立，从法权关系上说，是周王朝宗法主权的继承和继续，而不是对其他六国的强行兼并。

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将国家统一性作为世界现代性的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7]

经验都是从血的教训中学出来的，中国人比欧洲人更早地经历了200多年的裂国之痛。这段经历对未来中国的成长是有益的：200年的战国之乱换来后世2000多年的统一。中国战乱时，欧洲则享受着罗马时期近千年的统一与和平。要和平，就得集权与一律，个性就得受到制约，这引起欧洲人的反感。结果是在中国人向往并实现国家统一的时候，欧洲人却在向往并促成了欧洲的裂变。这个裂变是以千年计算的。现在欧洲人又认识到统一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一些信奉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却在羡慕着欧洲破碎的副产品，并据此指责中国的“大一统”。

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的分裂

造成国家和地区分裂有许多原因，但经济过度金融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罗马时期，金融活动和宗教活动都被管制得很严，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期，中国为什么那么破碎？这与当时金融过度扩张，走在实体经济前面有关，加上周王朝后期的过度分封导致地方力量增强，为金融势力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大金融商，其作用与今天的华尔街大佬一样，用手中所掌握的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纵各国君王，并从各国的冲突中得到巨额回报。

吕不韦等“金融大佬”的地位与战国的分裂程度呈反比相存在；也就是说，君权众分才使金融权力登上万乘之尊。管子在与齐桓公对话时说得很明白：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之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8]

管子的核心意思是，君王千万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中国古代由秦始皇创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是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经济政策特点，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斗争，本质上并不是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家分裂还是统一的斗争。

当时整个战国被金融资本经济搞乱了，秦始皇并没有采用类似今天市场学派所谓的“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歪理邪说，而是用政治——极端来说就是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傅筑夫写的三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9] 讲的就是这件事。中国200多年的分裂状态，让中国人认识并果断制止了金融资本泛滥的危害。在这方面，秦始皇当推首功。

砍树多是纳凉人。古罗马给欧洲带来的长期和平，使欧洲人淡忘了国家分裂的痛苦，继而不顾一切地宣扬个性自由，结果换来的是持续一千多年、至今也看不到统一希望的破碎欧洲。中国人先于欧洲有了200多年混乱战国的教训，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大趋势。司马迁也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10]

秦始皇为中国奠定了统一的基础。隋炀帝（569-618年）修了大运河，将中国南北联为一体，从此江南的资源可以北调。如果没有大运河，北京国都根本立不住，因为资源跟不上。同样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人民经历的痛苦，使隋炀帝修大运河的工程能够推行，没有人民支持，仅靠暴力强制不可能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用“势之所趋”来评价隋炀帝及其大运河工程也是合适的。许多史论说，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为了“便于江南财富北运，并便于他到江南巡游”^[11]，这是将现象当本质的浅薄之论。 

毛泽东为中华统一作出了关键的贡献

1948年，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打到长江边。李宗仁提出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要是以长江或黄河为界，形成对称性分裂，中国就无法形成合力，造成欧洲式内耗就麻烦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分别给国民党、共产党施加压力，力促中国两分形势。毛泽东明察秋毫。据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的雷洁琼先生回忆，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当面问毛泽东，“你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据雷老回忆：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2]

现在回首，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以及1975年以前的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在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力量整体衰落

世界局势的新动向

2016年是划时代的一年，一些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年，其特点是大陆国家向中心地带汇聚；而海洋边缘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则迅速与大陆国家拉开距离。

    在欧亚大陆，2016年6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元首“高度重视维护国际和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

在欧洲，为解决乌克兰危机，法国、德国绕开英国和美国，于2015年2月在莫斯科与普京谈判。2016年8月19日，土耳其总统访问莫斯科，迅速扭转自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战机事件以来两国关系恶化的僵局。双方同意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恢复高层对话机制、加强国防工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达成一致。

在中亚，2016年8月16日，俄罗斯轰炸机从伊朗空军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这是俄罗斯首次利用伊朗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伊俄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两国从现在起将分享资源，打击恐怖主义。

在亚洲，2016年6月23日至24日，上合组织元首第16次会议，接受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10月20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宣称“中断与美国的军事、经济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共同见证了中菲在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新闻、质检、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共13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11月3日，中国和马来西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新闻声明》，《华盛顿邮报》称：“紧跟杜特尔特，马来西亚是第二个转向中国的东南亚国家。”

与此相对，英国与美国都在与欧亚大陆国家迅速拉开距离。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英国政府将最迟在2017年3月底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向欧盟提交退出申请。2017年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当天宣布，从12国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中退出。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标志着美国正式退出TPP，特朗普政府将与美国盟友和其他国家发掘双边贸易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历史结论，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否定，又在21世纪初进入新的肯定阶段。这次矛盾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扩大并深化为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国家阵营与以英美为中心的海洋国家阵营的矛盾。21世纪初始，美国的全球扩张造成大陆板块力量整体性地向中心地带——即俄罗斯和中国汇聚，欧亚大陆的合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中心的海洋边缘地带的战略力量，却在整体地持续衰落。

美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说美国持续衰落是有根据的。看一国变化趋势主要是看它的实体经济。1990年至2013年期间，美国和中国的“三产”比较，可以看出美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空心化现象非常严重。

表1：美国和中国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1990年-2013年）

先来分析美国经济的“三产”贡献率。1990年美国第一、二、三产业的贡献率分别是0.25%、–0.11%、1.05%；2013年分别是–8.4%、19.4、89%，中国1990年第一、二、三产业贡献率分别是1.91%、1.32%、0.57%；2013年分别是4.1%、51.8%、44.1%。在1990年至2013年这23年间，美国只在第三产业成倍地领先中国。美国实体经济至此已经基本空心化了，拉动经济的只表现为金融和金融化的石油交易等。

有人说，这是暂时现象，美国经济有很强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并很快能回调过来。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美国经济空心化是基础性和结构性的问题，这从1980年至2013年美国与中国三产增值比重的变化中可以看到。显然，中国的“三产”变化处于合理区域，并优于美国。

表2：美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1990年-2013年）

当年奥巴马上台后不久，提出要“再工业化”。但话音未落，汽车工业城底特律便垮了。美国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和银行，在财政上就必须依赖由军工、石油和金融三大集团组合起来的华尔街资本集团。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白宫的立足点只有放在华尔街资本身上，并成为华尔街资本的买办和随从；不是为本国人民服务，而是为华尔街利润增值提供服务。白宫的“自由”仅表现在选择金融、石油和军工三大资本中的某一集团，而无法摆脱整个华尔街的垄断资本。但仅靠国内经济还不能完成华尔街的任务，这逼迫白宫的外交政策必须向全世界不断扩张，或发动战争或颠覆政权，总之要从世界范围为华尔街寻找浮财。

           图1：美元指数的升降

美国华尔街三大集团的收益表现为美元指数的升降。但在不同时期，三大集团的收益分配是不平衡的。至21世纪第2个10年，第三产业成了美国经济增值的主体，而金融又是美国第三产业的主体。这时，美国经济指数就更多地体现为美元中金融资本收益的指数。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冷战形势，使美国的军工资本集团在政治中异军突起。

二战后，美元指数经历了三次高峰。第一次美元指数高峰背后收获最大的是军工资本集团。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美国军工集团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宰力量。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性，他在卸任时告诫说：“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13]

1969年，尼克松意识到持续的对外战争已使美国不堪重负。为了摆脱战争，尼克松从华尔街能源集团和金融集团那里获得了支持，此后“军工美元”转换为“石油美元”。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造成亚洲国家对美元的大规模需求和美元第二次峰值的出现。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不依赖战争而推动的美元指数飙升，在随后的日子里，金融资本成了主导美国政治并由此操纵世界政治的主要力量。

但是好景不长。1985年，美元暴利期结束，1987年伊朗危机加速美元指数下滑，至1989年跌至谷底。1992年前苏联解体，以至社会主义苏联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财富，瞬间流向美国及其盟国，这造成了战后美元指数的第三次高峰（1998年至2004年）。以往美元的高峰必然伴随着军工投资的高峰，而只有这次美元指数创下新高的同时，军工投资不增反降，这说明军工集团在这场“美元盛宴”中已沦为次要角色。

普京上台后，强势阻止了俄罗斯国家财富的进一步流失，美元指数随着普京上台和欧元的出现而直线下落。这时美国政府利用“911”事件，调头转向中东，企图重复尼克松将石油与美元捆绑一体并由此拉动美元收益的政策，结果伊拉克战争失败、美国撤军，使美元失去实体经济支撑，从此美元一蹶不振。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试图重新从军工集团中寻求资本支持的力量。美国政治又回到二战结束之初的起点上。

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工生产力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战后美国又被强大的军工集团所累。

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庞大军力

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已经达到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开支共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前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14]

今天的特朗普再次选择军工集团。2017年2月27日，美国白宫公布特朗普的2018财年预算计划，今年美国军费计划增加540亿美元至6030亿美元，将是继2008年以来，美国国防支出最大的增幅。特朗普在首次国会演讲中说，他将用这项开支“重建美国军队”^[15]。

里根曾拉动军工，做到了既解决国内就业、又避免打仗，最终以“空城计”吓倒了戈尔巴乔夫。前苏联自我解体又释放出巨大的浮财，挽救了美国。目前特朗普在学习里根，试图在国内通过拉动军工发展实体经济，在国际上开启“潘多拉盒子”，让世界陷入美国并不直接参战、且越来越多的战争——最好是世界大战。

今后，如果中国不倒，中俄关系又无法被间离，远东地区又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特朗普就只能从正在解体的欧洲寻找机会。

从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

美国人劳动除了要养活自己外，还要养活一个拥有庞大财富、又不能与美利坚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华尔街。美国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白宫就成了华尔街大佬手中的玩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美国已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196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提出，“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6]

美国人民的自我解放运动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已经开始。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往的人民运动都直接以政府为对象，这次却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美国人民需要的是代表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不是依附于华尔街。造成美国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将其化解，美国的前景堪忧。

在1972年以前，前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超过美国。1978年中美建交后，美国经济增长率开始全面超过前苏联，而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则直跌谷底。美国与前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产生变换的节点为什么在1978年？因为在这一年，美国摆脱了两线作战，而前苏联则陷入两线作战。与两个以上同等国力的国家两线作战，所需资源是单线作战的两倍，这不管是对美还是对苏都是力所不能及的。避免两线作战，也是中国在与美苏两霸的博弈过程中屡屡取胜，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原因。

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战略目标的极限是不能与两个同等分量的对手为敌。毛泽东始终在避免“1-2=-1”的被动局面。为此他给中国发展定下的国策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7]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前苏联和美国过度扩张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只要中国不走帝国扩张之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不远的将来就是可以实现的。 

当代世界体系的治理

新时期的世界治理期待中国方案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英国的治理方案和实践，有前苏联、美国的治理方案和实践，每种方案都有其成功的地方，对世界文明也有不小贡献，存在的负面问题也不少。

英国模式带来的殖民地问题，由苏联人、美国人解决了；但前苏联和美国的方案也带来东西争霸和南北两极分化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又导致前苏联解体和美国的衰落。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曾有短期“独步世界”的时期，其间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美国治理方案，结果弄得天怒人怨，南北差距持续扩大，贫困化现象已从南方世界向美国本土和欧洲延伸。美国自伊拉克战争失败后便迅速衰落。与此同时，中国强劲、和平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世界关注的目光开始从美国移向中国，需要中国展示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为世界人民做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和贡献。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则是当代中国参与世界治理方案的生动展现。

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经验与智慧

说到“一带一路”，就不能不说“坦赞铁路”。1965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想合作，当时坦桑尼亚总统曾先后请前苏联和美国帮忙修条铁路，都没有结果。最后找到中国，毛泽东满口答应，且无偿援助，实打实地提供帮助。

在非洲，中国当时投入的资金远不能与美国、前苏联比，但成效要比美苏更加深远。中国的帮助是东方式的劝和不劝分；美国与前苏联则是西式的劝分不劝和。为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中国援非工程人员和非洲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人家把路修了。与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铁路时那种居高临下的作派不同，中国人与非洲人最后交了朋友，一条铁路通了非洲和中国人民的心。后来的事实我们都看到了：一条铁路让非洲人民在半个世纪都记着中国人，非洲许多国家把毛泽东的画像与本国开国领袖的画像并列悬挂。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国家？用现在的学术语言这就叫作“软实力”。若将培养这种软实力的经济投资与收益进行比较，眼前看并不赚钱，但友谊的回报是巨大和长远的。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中国人的无私帮助很快得到了第三世界的无私回报。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18] 你无私地帮他，他就无私地帮你，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毛泽东那一代没有“经济头脑”吗？政治才是经济中的大账。1965年，毛泽东给外事部门指示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19]

事实上，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的外交红利。在这次所谓“南海仲裁”事件中，支持我们的多是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兄弟。2015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美国将梵蒂冈教皇的发言与习近平主席的发言安排在同一天，电视上可以看出，留下聆听习主席演讲最多的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华民族在近代也是受压迫民族。人受了欺负，就会增长反抗的经验和智慧。“坦赞铁路”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修建坦赞铁路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直到2014年，非洲人还有许多国家元首去韶山向毛主席表达敬意。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对当代世界的巨大意义。与西方文化比较，中国文化最接近社会主义文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可以看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

西方人没有搞过社会主义，更没有体会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按市场经济原则培养出的思维，很难理解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来到非洲坦桑尼亚，并前往达累斯萨拉姆远郊的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坦赞铁路修建期间因公殉职的中方人员。习主席回来后，于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20]

如果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就能明白习主席倡导“一带一路”的深远意义，它实际上要带给世界治理一个中国方案，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方案。这就是劝和不劝分，不剥削人，不压迫人，国际社会共同分享人类发展的红利，以减小南北世界的贫富差距。

这个方案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今天南北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世界殖民现象向发达国家内部渗透。南方世界已是皮包骨头，无油水可榨；而国际资本为了1%的富人利益，开始剥削北方发达国家。这实在是搞不下去了。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就包含当代中国为世界治理提供的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方案。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21]

在毛泽东看来，未来的世界也将有大的变化。毛泽东坚信，变化的结局必然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一定战胜资本主义。

                                        （编辑  季节）

编者说明：2017 年4 月16 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召开了第二届年会。来自文史哲、经济和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战略和国际学等领域的180 多位研究员参加了会议。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同志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各学科组就本领域的现状和重大课题、重要判断和下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热烈讨论。

立足中国实践  推进中国学派建设

孔丹*

自2015年12月召开第一届年会以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称中信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称中信研究院）认真履行宗旨，求真务实，团结奋进，勇于开拓，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咨政建言、正面发声、理论创新和引导舆论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果，较好地发挥了“偏师”的作用。

              创造条件，推进智库建设

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智库建设，中信基金会努力创造条件，推进智库建设工作。

一是成立研究院，壮大学术队伍。为响应中央办好“新型智库”的号召，2015年12月，中信基金会在已有学者队伍和学术资源的基础上，组建了中信研究院。目前形成了包括119名资深研究员（咨询委员）和115名研究员（青年学会会员）共234名科研人才的队伍，比第一届年会（183人）增加了51人，其中咨询委员增加34人，青年学会会员24人。今年参会人员185人，比第一届（134人）增加51人。2015年成立了博士学术促进会，第一届年会有21名博士生，现在已有80名博士生，今年还资助了11名优秀的硕士生。

资深研究员（咨询委员）来自56个机构，平均年龄为57岁；研究员来自74个机构，平均年龄39岁；博士学术促进会成员来自21所高校，平均年龄29.66岁。在119位资深研究员（咨询委员）中，有12位从青年学会转入，目前共有19位同时为咨询委员(资深研究员)和青年学会会员（研究员）。

这支队伍具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的价值观；很多成员是中国学派的优秀代表，是我国各学术领域的名师、大家或青年才俊；这批人才具有跨学科、跨年龄和跨界（学术界、商界、政界、军界等）优势。研究院正逐渐形成高端人才聚集、依靠集体的智慧、共同为国家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

研究院的目标，是努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国家级综合性民间智库，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符合国情的政策建议,充分发挥“偏师”的作用。

二是成立国企研究中心，确定主攻方向。中信集团对中信基金会申报智库试点单位高度重视，常振明董事长表示，将按照国家建设高端智库的要求，确保为中信基金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中信基金会确定将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并于2016年6月成立了国企研究中心，由孔丹理事长担任中心主任和首席专家，高梁副秘书长为执行主任。

2016年7月召开了研究中心成立暨课题规划座谈会, 40余名资深专家、中青年专家和中信集团有关机构领导参加了会议。

中信基金会的着眼点是国家发展改革全局，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重视一线调研，尤其强调从企业运作、市场环境与行业发展的视角，把握经济运行动态与趋势，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积极建言献策。同时注重有关基础性理论研究。

国企研究中心依托中信基金会现有智力资源，依靠企业界、学术界各方人士的支持，发挥好跨学科的能力优势。现在已初步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区别情况，或提交有关部门参考，或选择成功典型进行对外宣传，以改善国企的舆论环境。

三是加入央企智库联盟，加强协同。为推动和促进申办智库试点单位的工作，中信基金会加强了与外部各方面建立联系，共享信息，协同作战，2016年7月，加入中央企业组成的中央企业智库联盟，分享国企改革方面的信息，积极参与有关活动。中信基金会牵头组织《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竞争力研究》课题研究，智库联盟单位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三峡发展研究院、国网能源研究院、中核集团技术经济总院等参加课题组，充分发挥协同研究作用。

四是聘请海外顾问，拓宽联系。为了拓宽国际视野，更好地发挥智库作用，中信基金会于2016年初聘请了海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基金的海外顾问，目前聘请5位：朱云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前任理事长、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执行长）、刘兆佳（2013年起出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廼强（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致远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郑永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和胡晓波（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教授）。

2016年9月10日，中信基金会在京城大厦召开海外顾问座谈会。海外顾问朱云汉、刘廼强、胡晓波，特邀嘉宾邵善波和十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讨论了中国的政道与治道；中国现状及战略选择；中国文化的当代适应；知识分子作用与智库建设等。

               发挥优势，推进课题研究

2015年初，基金会启动了第一批课题项目，同年6月，又启动了青年学会50多个课题。不仅支持重大课题，还支持多项学者个人课题。截至2016年底，共开展128个课题研究，已完成结项26个。总的看，结项课题符合我们的宗旨，其中一些优秀成果具有咨政建言、理论创新的价值。

本着突出特色、注重质量的原则，经过近两年的摸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课题体系和管理制度。中信基金会坚持问题导向，引导大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热点问题，主动组织议题，充分发挥学术队伍“跨学科、跨年龄和跨界”优势，大力抓好重大课题研究。从2016年起，我们启动重大课题7个，其中战略学2个(一带一路与次区域规划的街接、伊斯兰问题)，政治学2个（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治理），经济学1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法学1个（中国宪法研究），新闻传播学1个（舆情季度座谈会）。国企研究中心成立后，正在推进的重大课题有：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竞争力研究，国企形象建设与声誉传播，装备制造业国企改革与发展，国企与“一带一路”战略。中信基金会与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当前国有经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此外，金融、能源、医药、军工等方面的课题也在酝酿部署。其中部分课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了做好课题管理，中信基金会制定了《课题项目管理办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重点抓好课题申报资格审查、课题中期检查、课题结项审核等重点环节，坚持所有课题必须经过理事长办公会研究，严格执行有关财务制度，加强与课题负责人的沟通，开发了课题申报和审批系统，提高了工作效率。

举办各类学术活动，关注热点，联系实际

中信基金会围绕形势和任务，与《经济导刊》杂志社联合举办研讨会、座谈会等学术交流活动，组织学者研究问题，正面发声，营造声势，壮大健康力量。

两年多以来，我们共举办了49次各种研讨会,例如新媒体技术研究和舆论生态变革、中国农村的当下与未来、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与展望、英国脱欧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伊斯兰世界、“一带一路”下的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等，这些都是挑战性很强的题目。2016年10月召开了“从美国大选看美国的变化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研讨会，包括外交、战略、政治学、经济学、传媒学等方面的学者坐在一起研究，体现了跨界的特征。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会议是“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研讨会”。三农问题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我们请了一些学者和农村基层一线的同志，一起进行了深入讨论。另外，还和全国政协的丝路规划中心共同进行了中俄产业合作的系列研讨。从2016年起，我们组织了有关“一带一路”的针对性、现实性、前瞻性，全局性的专题系列研究活动。会议成果通过基金会网站、《经济导刊》等及时进行了报道。

          办好经济导刊，正面发声，咨政建言

《经济导刊》从2014年第三期开始进行了改版，到2017年4月，已经出版38期。《经济导刊》承担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凝聚各方专家学者，旗帜鲜明，直面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建言献策，正面发声，凝聚共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强调期刊的学术性而不是学术化的特性。注重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汇聚高端学术成果；注重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努力成为国内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平台。

《经济导刊》从改版至今，受到领导肯定，也受到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并被中宣部认定为主流期刊，被新闻出版署在重新认定全国学术期刊工作中列入第一批认定公布学术刊物名单。

        扩大影响，举办系列讲座和制作视频节目

从2015年3月起，举办“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主讲人主要由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承担，受众群体为全国知名高校的师生及各界专业人员。截至目前为止，中信基金会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举办27期讲座活动，其中内地举办25期，香港举办2期。

另外，在2015年成功制作线上视频作品《正说抗战》的基础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信基金会邀请了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徐焰、徐占全、陈力等资深军史专家，制作移动互联网视频节目，以《正说长征》为题，从不同侧面展示长征精神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驳斥网络媒体中关于抗战和长征问题的一些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使之正本清源。《正说长征》2016年10中旬上线，截至2016年年底播放已超300万次。中信基金会计划继续制作“正说”系列视频，如《正说国企》等。

结合青年网友的欣赏习惯和目前传播作品的最新流行形式，制作《长征.曙光在前》视频节目，以图文动画、历史影像和地图演进等为主要形式，与官方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一起传播，并在众多纪念长征的新媒体宣传作品中脱颖而出，到年底各网络平台总点击380万，收获了广泛好评。

      出版《中国道路》丛书，加强理论基础建设

中信基金会筹划组织《中国道路》丛书的编辑出版，旨在发展以当代中国实践为对象，源于中国历史，具备全球视野，创新中国本土理论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学派，鼓励和支持他们围绕当代中国的发展与治理实践进行跨学科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应用与传播力度。这是一个长期的理论基础建设。

《中国道路》丛书到目前为止已出版15本书，2015年出版三本书，其中，《解放生命》一书获得2015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老龄委员会两部委优秀图书奖，同时被列入2015年“农家书屋”工程优秀图书。《西方如何营销民主》受到中宣部部长表扬，被评为2016年优秀译文奖。2016年出版4本，《谁是农民》、《重读毛泽东》（合作出版）、《走向繁荣的新长征》、《与改革开放同行》，其中，《重读毛泽东》获新闻出版总局2016年优秀图书奖等多项奖。2017年已出版8本，《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制》、《香港人的政治心态》、《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寻路征途》、《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美国社会和经济五个基本问题》和《币缘论》。其中，《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被列为中宣部“十三五”规划重点书，香港系列三本书列为新闻出版署、港澳办香港回归二十年推荐图书，已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繁体字版。

            关注热点焦点，推动实地调研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信基金会2015年9月成立了社会调查中心，根据重点研究课题的需要，组织力量对现实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如三农问题，制造业发展等，开展实证式的调查研究，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及群众诉求、舆论动向等，为课题的研判或建议提供扎实的依据。从2015年10月起，开始从“城乡一体化”课题入手，进行系列农村调查（包括农村内置金融、土地信托等），2016年还组织了专家学者两次到中信重工调研，很有收获。

中信集团一贯高度重视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从1992年起，积极参与援藏、扶贫、绿化等社会公益事业。其中，25年来，中信集团累计向定点扶贫县投入资金9916万元。今年春节，在基金会微信群里说起扶贫的话题，大家很踊跃。目前我们已做了扶贫调查方案，拟组织专家学者前往云南等地实地调研。

                 谈一点学习体会

前一阶段，我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90年》，共有三本，第一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21年到1949年；第二本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49年到1976年；第三本从1977年到2011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加起来就是90年了。第三本的最后，就是2012年召开十八大。我的学习体会，就是十八大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习总书记从十八大以来有一个提法，叫“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直到去年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提出把国企作为我们党的依靠力量和五个重要力量。最后一个是“国有企业是我们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我有一个思考，不是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而是当下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不是具有很多新的历史特点？而且从时间的节点上看，从2012年十八大召开到现在已经近5年了，或者说十八大到今年召开十九大，正好5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解放战争也就是3年到4年，其实我们在这个路上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体会就是包括中央提出来的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应该说都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历史特点下进行的斗争和努力。

    我最近通读邓选三卷，邓小平同志提到从1957年开始我们这个党就逐渐脱离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一直到1976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就谈不上将来走向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所以他非常认真地驳斥“四人帮”提出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他有一个重要的表述，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说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贫穷问题，发展生产力，所以提出了分三步走，翻两番。从1981年算起到上世纪末约20年时间，要达到翻两番目标，从人均250美元左右到人均800-1000美元，其实差不多已实现了。当时说再过50年再翻两番，人均4000美元，叫中等发达水平。2016年我们已经是人均8000美元了，也已超额和提前实现了这个目标。

我注意到邓小平多次说，不能形成两极分化，如果真的两极分化了，改革就失败了，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在这个新的历史情况下，我们的奋斗目标之中，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现在贫富分化的问题。中央提出“五位一体”，也是因为环境问题积累了很多年，我们要正视，我们要解决。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充分认识我们现在进行的事业和新的历史特点的关系。

现在中央部署除了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以外，还从全球战略上提出“一带一路”的宏大倡议。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国际战略、“一带一路”及军事战线的变革和建设，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其新的历史特点的各个领域。我希望大家研讨的时候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来认识现在我们进行的斗争。

                                        （编辑  苏歌）

乡土重建与儒家

在历史上，儒家除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也在基层组织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将基层治理交给士绅集团之后，儒家依托宗族组织体系，形成了基层社会的宗法网络，从而成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主要工具。传统上，儒家除了在庙堂之上为统治阶级提供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之外，还有基层社会的组织功能；其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 “向上看”和“向下看”。因此，今天的新儒家也同时存在“向上看”和“向下看”的两种思路。

一些笃信儒家思想理念的人“眼睛向下看”，他们真诚地认为，儒家在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仍然可以大有作为。在他们看来，今天中国的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处于空心化状态，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仅剩下老弱妇幼，原有的基层组织体系基本崩溃。基层社会的这种现状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价值观体系的混乱和各种宗教信仰的兴起，道德伦理的混乱，成了各种邪教组织和NGO组织活动的温床。一些真诚相信儒家理念的人认为，这正是儒家大有可为的空间。

这种“向下看”的儒家要比那种一心“向上看”，两只眼睛只盯着国家高层领导人是否信仰儒家，是否尊孔，是否重视儒家传统文化，比那种利用各种儒家复兴的机会做文化投机生意的人要真诚得更多。至少他们还认为，儒家在今天的中国要想复兴，必须走近普通民众，尤其是基层社会，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向下去寻找发展的空间，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的冲击下，基层社会完全崩溃。辛亥革命后，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和军阀混战，根本无力改变基层社会治理困境，采取了“承包式”办法，将基层社会治理完全交给了地方豪强，甚至连税收也交给地方上的大地主和一些土豪劣绅代为征收。地方上的地主实力与军阀势力相互勾结，导致基层社会完全由土豪劣绅把持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部分新儒家意识到，中国除了要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之外，还必须重建基层社会的乡土秩序，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长期呼吁各地应重视乡土社会重建。他不仅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呼吁，还亲身参与过一些乡土重建实验。然而，这些乡村建设运动无不依托于某些地方军阀势力，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活动就依托于山东军阀韩复榘。抗战爆发后，这些地方军阀或者被日本侵略者消灭，或者被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消灭，乡村建设运动也归于沉寂。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分歧

1938年，以民主人士身份访问延安的梁漱溟曾与毛泽东进行过六次长谈。其中，第二次长谈围绕着梁漱溟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毛泽东本人出身农民，又曾在中央苏区做过大量农村社会调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农村现状做过详尽分析。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根据他的理论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两人的主要分歧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虽然存在地主、中农和贫农，但不能完全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也不应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毛泽东作为在首倡农村包围城市，并领导过土地改革实践的革命领袖，对中国农村现状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道路探索，也是与中国革命的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毛泽东和梁漱溟根本的分歧在于究竟是用政治的方式、通过革命的道路解决农村的问题，还是像梁漱溟那样就农村谈农村，用儒家理念来重建乡村秩序。

为两人的分歧做出结论的是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地主阶级被消灭，阶级剥削也随之被消灭，儒家赖以重建乡村秩序的宗法社会网络，自然也被彻底粉碎。在千百万贫苦农民看来，这是农民的解放，翻身做主，但在新儒家看来，这个过程则是彻底摧毁了儒家传统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就在全国土改即将完成的时候，毛泽东让梁漱溟到全国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他希望梁漱溟能从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得到一些启发。梁漱溟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表示，虽然中央规定土改中批斗地主不允许肉体惩罚，但实际上打地主的情况广泛存在，言下之意颇为不满，毛泽东自然大失所望。

无可否认，梁漱溟提到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但问题在于，在革命之前，农村广泛存在地主和土豪劣绅对普通农民百般剥削，身体上的惩罚更是家常便饭，却从来没有人过问，不仅官府不闻不问，乡村里的儒生乃至地主作为农村宗法社会的核心，也无动于衷。到明清时期，宗法关系制度化，族长更是成为家族里的实权人物。他们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可以将一些儒家理念当作法律，他们在拥有执法权力的时候，对普通农民并没有今天的新儒家所想象的那么仁慈，反而是相当凶残暴虐的。那时候没有人出来为农民说话，可是当革命发生，地主们挨打，儒家就不满意了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儒家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的。并不是说梁漱溟是自觉为地主阶级争取权利，但至少反映出，在面对土改这样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化的时候，一向以懂农村自诩的梁漱溟，却并不能理解这样的巨变意味着什么。革命不必然意味着暴力，但不可能没有暴力。土改的主要意义是让几亿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翻身做主，从被统治阶级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才是土改的主要方面，但梁漱溟却没有看到，只看到地主在土改过程中被打，这是其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所在。

几年后，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公开发言，批评党的政策剥夺农民太多，工人受到优待太多，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毛泽东批评梁漱溟的这种言论是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不同意，他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今天也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当时是以势压人，其实，这同样是梁漱溟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他没有看到，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就必须进行大量工业投资，在当时中国工业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从农业中拿出一部分剩余进行工业积累是必要的。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看来，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出路不在农村，而是要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待实现工业化后才有实力反哺农业。眼前对农业的征收是为了国家的长期利益，也是为了农民的长期利益。

通过政治上的革命来实现乡村秩序的改造和重建，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梁漱溟仍然是值得尊敬的。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虚无化已经成为时尚的情况下，有人撺掇梁漱溟站出来翻历史旧账批判毛泽东的时候，梁漱溟却淡然表示，历史已经为他与毛泽东的争论做出了结论，他不需要再来为自己辩解。正是这种敢于在时代潮流面前逆行的精神，才显示出梁漱溟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尊敬的儒家。

今天，梁漱溟同时受到两方面的重视和推崇，一方面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新儒家，另一股力量则是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力量。在那些主张激进的土地私有化政策的人看来，这种努力是与历史大趋势背向而驰。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农村和农民的出路并不在市场化、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而在于重建村集体。但他们的努力都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除了得不到政策的支持，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他们这些从村庄外部进入的人和机构很难发挥组织作用，也很难建立起农民对他们的信任。

基层重建与儒家复兴

基层社会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革命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共产党进入乡村社会，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农协、妇联等群众组织，将群众从地主阶级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唤醒农民的阶级自觉和斗争热情。在此基础上，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改，完成本应该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平均地权”的任务。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稍晚一些也完成了这一革命任务。第二步则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利益与共的集体。这也就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改完成之后不久，随之开始了合作化运动，农民将在土改中分配到的土地拿出来，加入合作社，农民从土改之后单打独斗的个体农户变成村集体的成员，他们按照集体分配的任务付出劳动，集体则对他们的生老病死完全负责。而且，通过这种将村庄内部的所有人都组织在同一个集体之中的方式，不仅让弱者得到了保障，也让村内的精英能够把他们的能力用于为集体谋取福利。

随后，在已有的集体组织的基础上，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除了进行农田整修、水利设施、道路等基础建设之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兴办基础教育、建立合作医疗体系、改善农村卫生条件等。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离开基层社会组织革命和集体化道路，是不可能的。

这也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基础条件，无论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城市建设，都依赖于这套土地制度；大量农民进城或到沿海务工，为中国制造的崛起提供廉价劳动力，却长期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所拥有的承包土地承担着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大量农村利用集体化的剩余劳动力就地开办小企业，为乡镇企业在1990年代初期的异军突起准备了条件。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与村集体瓦解

土地承包制改革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引起的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因为土地承包制的推行，村干部原来掌握的集体资源分配权力被架空，从而越来越难以组织和调动农民参加集体活动。同时，随着村集体瓦解，农民重新回到土改之后单家独户面对市场的局面，很快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在1980年代的农村仍然残存着一些集体时代的遗产，村干部和村集体仍然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组织功能。到1990年代，因为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费的任务要依靠乡村干部完成，正是在这个时期，是乡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最紧张的时期。2004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村干部连这点仅存的组织和调动村民的权力也被解除，完成了将农民从集体中完全解放为原子化的农户的过程。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农村只剩下老弱妇幼，造成农村空心化。而集体组织和党组织及其他基层群众组织，在这种局面下也完全陷入瘫痪，因为基层党员干部也要外出务工。

农村自1980年代发生集体瓦解的变化，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原来在集体化时期已经被消除的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农村人口较多的地方，则出现了邪教和地下教会大肆横行的局面与此同时，农村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为了重建基层治理体系，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第一个主要措施推行基层民主选举。但基层民主很快就出现了各种乱象。在内地广大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人口大量外流，村庄内可供村干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因此出现无人愿意担任村干部的情况。在沿海发达地区，担任村干部仍然有利可图，因此一些候选人收买选民搞贿选。在一些宗族势力不太发达的北方农村，因为基层组织瘫痪，出现了村庄内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物获得公共权力的情况。

在南方宗族传统较为强大的地区，宗族势力成为集体瓦解和基层党组织瘫痪之后能够将一部分人团结起来的手段之一，甚至主导基层民主选举。按照学界的研究，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宗族传统较为发达的地区。在一些只有一个大姓的村庄，村干部长期由该宗族中的头面人物担任村干部，其他小姓宗族只能被迫接受这种局面。宗族势力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崛起，往往是为了在公共资源分配过程中为自己的宗族争取更多利益，而非组织全体村民进行公共建设，增加所有人的利益。

宗族势力崛起、封建迷信等陋俗的兴起，本身是基层治理体系崩溃的结果，是农村发展的倒退。但在新儒家那里，却把这些当作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复活，认为这是农村秩序重建的重要依托。甚至包括一些死灰复燃的封建迷信活动和乡村陋俗，在新儒家眼里，也成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新儒家复兴需要适应社会变化

在新儒家看来，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改，以及农村风俗改造，重建基层社会组织网络，是彻底摧毁了儒家的社会基础。但却没有意识到，新中国这种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建构基层社会本身具有伟大意义。而且真正摧毁传统文化和儒家的社会基础的，并不是农村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迫使一些人被迫背井离乡到沿海发达地区或城市打工谋生。这种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现状迫使农村家庭长期分居，或者年轻的夫妻一起外出打工，年迈的父母留在农村，孩子或者随父母在城市边缘生活，或随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儒家思想主要价值观的孝道，就无从体现。中国农村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已经变成现实。而家庭是儒家思想的原点，这个原点既然不存在了，自然无法展开。

此外，儒家的亲疏远近观念也以血缘为核心展开。而在市场化条件下，因为人口流动性高，年轻人缺乏与远近亲戚之间的交流，因而较为陌生。相比之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更愿意选择同学或朋友，而不是家族和亲属。虽然同学和朋友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有共同生活、学习的经历，或者是日常性交往较多，从而更加熟悉，也更加信任。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城市非常普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其中的原因如社会学家所说--农村是熟人社会，而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农村的熟人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和稳定，是因为在农业时代人们的流动性较低，村庄内日常交往多。而城市生活，在一个社区生活的人因为不在一起工作，缺乏相互交往和了解的公共生活，当然会陌生。儒家是建立在农业条件下的熟人社会的环境中，以血缘为核心展开其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而在市场化背景下，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已经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在基层社会重建过程中想要发挥作用，就必须适应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和快节奏的生产生活方式、熟人社会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过渡、血缘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解体、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网络正在形成等重大的变化。可以说，能否适应这种变化，根据这些变化调整儒家思想，将直接决定儒家在基层社会能否复兴。

儒家在基层社会复兴的关键，并不在于现在的新儒家们所提倡的诸如祭孔、恢复传统礼仪和乡规民约等，尤其不在于重建以宗族为核心的乡土社会秩序，而应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到以日常行为交往为核心等等这些现实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换言之，如不做任何改变，就想以儒家原来的面目直接在今天的中国复兴，只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毫无成功的可能。儒家要真正复兴，就必须适应现代化。这才是今天的儒家所必需面对的问题。

提倡“乡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016年，国家提出要提倡乡贤，让他们在基层社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谓“乡贤”包括村内的各种精英，尤其是一些曾经担任过公职、拥有某些社会资源的退休人员，也包括一些村庄内的先富起来的人和村庄内部的文化人。毫无疑问，这些从农村成功进入城市的人，在当地的村庄都是社区精英。但国家鼓励这些人回到农村去为自己的乡土贡献余热，未免一厢情愿。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之下，这些人多数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乡土，在城市里生活。即使他们与乡土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但要参与村庄内部日常的公共事务，显然不现实。而且，集体既然已经瓦解，他们也缺乏为利用个人的社会资源为乡土做贡献的动力。媒体曾经集中报道过一些类似的案例，但这些模范可以提倡，却不能做出制度化的要求。寄希望于个别人的道德自觉，不是可持续的基层社会重建的出路。

国家提倡乡贤在农村基层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最有可能呼唤的就是仍然生活在村庄的那些社区精英。也就是说，今天的“乡贤”实际上是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在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在村庄内部已经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威，在公共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但这与儒家所希望的那种由文化精英和道德权威治理的、温情脉脉的乡贤政治显然不是一回事。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农村基层正在发生一些值得警惕的变化，随着土地流转和集中，村庄内部的贫富分化很有可能将向雇佣关系转化，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将重组，需要建构一套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秩序伦理。而这正是儒家所能发挥作用之处。

儒家复兴意味着什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体系都在急剧变化之中，新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形成。正是这个过程为儒家复兴提供了空间，新儒家也为他们规划了未来的蓝图。政治上，对人民主权的逐步悬置和贵族政治正在得到儒家理论的支持；在农村，集体基本瓦解，新的精英阶层正在农村获得全方位的权力。但无论是所谓的精英阶层的成形，还是新儒家由此获得的复兴，都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背叛，对中国革命遗产的全盘否定，也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的这种“机遇”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因为革命本身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传统和正当性，不能被全面否定。

如果儒家想以一种健康、积极的姿态复兴，就必须考虑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首先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儒家本身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其次，从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向城市化之后的陌生人社会体系转化，熟人社会可以主要依靠道德伦理来约束和规范，在陌生人社会结构中，法律会越来越重要，维护道德伦理则需要儒家发挥积极作用；第三，随着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家庭规模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过去以血缘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解体，而儒家的亲疏远近伦理恰恰就建立在血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第四，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儒家能否建立一套对今天的国际秩序的解释，在国际社会仍然奉行丛林法则的情况下，儒家传统在国际关系层面如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能否适应这些变化，将直接决定儒家在今天的中国能否复兴。

                                                 （编辑  杨利红）

（一）

小时候看谍战片，觉得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都是风流倜傥，舞姿翩翩。上中学后从别人那里得知父亲熊向晖也是其中一员，我怎么看他怎么不像。父亲相貌自是英俊，但是他和母亲都是“舞盲”啊！终于憋不住了，我就问了父亲——那都是我研究生毕业以后了，在此之前，父亲母亲从未跟我们讲起他们过去的事。他们也没有机会讲：我还没上小学五年级，他们就出国工作，回来就是“文革”，然后我去“北大荒”，哥哥当兵，再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

我问，你们都不会跳舞，怎么做地下工作呢？父亲说，谁规定的做地下工作就得会跳舞啊？我愣了，然后问，那你怎么跟人家交流呢？他说，打麻将啊——父亲打麻将倒真是高手。

然后又有我看不懂的事了。父亲应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去世15周年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在1991年1月发表之后，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台湾已经“解严”，放开了到大陆的旅行，父亲过去在国民党胡宗南部后去了台湾的袍泽，凡是到大陆来的，都要来看父亲。先头父亲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头衔，我以为他们有事找父亲。后来父亲离休了，这些头衔都没了，人家照样来找他。我对此感到惊异：他们和父亲分属两个营垒，立场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为什么他们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谈甚欢呢？

和父亲相谈甚欢的这些“国军”老伯中，有一位是孔令晟。他和父亲同为黄埔十五期，孔老伯自黄埔毕业后一直在作战部队，国民党去台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侍卫队长，也做过台湾的“警政署长”，还在美国、英国研究过战略，著有《大战略通论》。这两位老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离休部长，一个是“国军”退役中将，在他们身上，我真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俩人不见面总是相互惦记，见了面就十分亲热。每次见面，两位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当年，他们都是抗日爱国的热血青年。据父亲讲，孔老伯当年是北大化学系的高材生，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得意门生。孔老伯要退学投军之前，吴先生还想送他出国深造，一再让他认真考虑，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个他认为可以成为大科学家的弟子。可是孔老伯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从军。几十年后再相见，两位老人都反对台独，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也都反感以权谋私。

父亲喜欢听孔老伯讲他们去台后的种种情事，孔老伯也有兴趣听父亲讲一些当年他不知道的往事。比如蒋老先生送蒋纬国上前线的事。

那是1941年2月，蒋委员长侍从室给西安的胡宗南发来密函，内有三件东西：一是蒋介石手令：“兹派蒋纬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尉排长。”二是蒋纬国的履历，说明他曾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也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和指参学院学习过。三是蒋纬国的一张半身照片。虽然当时包括胡宗南和父亲在内的不少人已经知道蒋纬国其实是戴季陶的儿子，但是胡先生看着照片还是有意说，像极了，“活脱脱一个委座”。

胡部的第一军第一师，当时正驻守在黄河边的潼关，河对岸就是日军。不管怎么样，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同己出，他把自己的二公子派到这个部队，怎么安排？胡先生与当时还是他身边一个年轻副官的父亲商量。父亲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帅，把自己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任命为少尉排长，并派到抗日前线的部队，这是从没有过的。时隔60多年，父亲讲起此事，还是说，确实了不起。同时，父亲对胡先生说，这也表明蒋老先生对胡先生的信任。只是为了纬国的安全，不能宣传，还要把他安排得很妥当。

蒋纬国到西安后，胡先生指派父亲专门接待他，并送他去部队。父亲小蒋纬国两岁，军阶却比他高两级，所以他一见到父亲，就立正敬礼。上车时，蒋纬国主动到车的右边替父亲开车门；与蒋纬国谈话时，父亲站起来，他也站起来，转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脸始终对着父亲，非常规矩。可是父亲受不了委员长的二公子对他这样毕恭毕敬，所以当天下午就换上便服，以免拘束。

父亲很欣赏蒋纬国的个性。他说，潼关民俗，农历每月逢三、六、九，都有大集，比较热闹。如果遇上休息日，驻军士兵也有不少去赶集。蒋纬国去集市，都带着勤务兵，并且叫勤务兵背上一只大筐子。在街上，凡是有士兵不向他敬礼的，他就上去把人家帽子摘了，装到筐里，告诉人家：“我是蒋纬国，星期天上午，你到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部拿帽子。”每次一摘就是几十顶。士兵没有帽子怎么行呢？到了星期天上午，他们来拿帽子，蒋纬国就让他的勤务兵先教他们练习敬礼，再练习立正、稍息，最后才把帽子发还给他们，让他们回去。原先前线部队有的不大注意军容风纪，有不戴帽子的，也有不戴领章的。蒋纬国这么一抓，这种现象就减少了。

然而到台湾以后，蒋纬国和蒋经国兄弟失和，让父亲很觉意外。他告诉孔老伯，1942年经国到西北，和纬国一起，由父亲一路陪着，从西安、兰州一直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到青海、新疆，走了三个月。“当时他们兄弟两个感情非常好。”父亲说。

那个时候蒋老先生对纬国也非常好。父亲还给孔老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42年秋，蒋老先生巡察西北，来到西安。胡宗南安排把蒋纬国调到西安来见他。蒋老先生和夫人宋美龄离开西安时，胡先生和西北要员到机场送行，蒋纬国和我父亲也都在场。老先生和夫人上了飞机，螺旋桨已经起动，飞机即将起飞之际，发动机突然又停下来，机舱门又打开，旋梯上走下来一个副官，手捧一个东西，走到送行人中的蒋纬国面前，把东西送给他。原来是老先生把他的披风送给了纬国。纬国马上敬个礼。那副官把披风给他披上，才返回机舱。

孔老伯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说，蒋老先生一直对纬国非常好，从小就喜欢他，把他带在身边。蒋夫人也很喜欢纬国。但是老先生也很冷静，他认为政权必须交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

对此，父亲评论说，不过最后经国又交给了李登辉。

这让孔老伯默然了许久。

孔老伯说他研究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并且按毛泽东的办法打了两个胜仗”。他说，撇开意识形态不说，在学术上，毛泽东开创了战争的新形态，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用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思想打仗，而美国皆战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由此得到了全世界军事理论界的承认。他们不认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但是承认毛泽东对世界军事战略学的贡献。

父亲对他说，毛泽东搞的是真正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都是公开的。但是，人民战争也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毛主席自己就说，创造人民战争的是美国独立战争。

两位老人对当时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都很欣赏，尤其连战先生的父亲说来也是他们西安时代的故旧。连战先生到西安时，孔老伯又来看父亲，两位老人顾不上谈话，就一起看电视台对访问的实况转播，非常开心。

但是这些国民党老人对父亲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事情是怎么看的呢？有一次比父亲大一轮的张佛千老伯从台湾来我家，我向这位随和的长者提出了让我纳闷很久的疑问：“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

张佛老资格很老，父亲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了。到台湾后做过“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并跻身文化名流。他跟我说，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后，他“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有看出来。第二是感谢。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地问：“难道你们不恨他？”张老伯说，“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长官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张佛老还推荐台湾的《传记文学》转载父亲发表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并专门为该刊写文，讲胡先生当时为什么会用父亲。他说，“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张佛老还写道：“熊参加共党在先，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他是为共党工作，自当对共党忠诚，正是各为其主之义。”

后来中共党史出版社把父亲的《地下十二年》和他以后发表的其他回忆文章结集出版，题为《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还把张佛老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

随着和那些国民党老人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炼出来的有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而且，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大义比党派之争更重要，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父亲的为人。假如父亲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义，也不会促使这些耄耋老人在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来和父亲重叙旧谊。这改变了我对共产党人的刻板印象。共产主义既然要吸纳一切文化的精华，共产党人当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而整天挂着一副“阶级斗争”脸，对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坚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并不矛盾。

（二）

近些年，我接触过不少想了解父亲那段“潜伏”经历的媒体人，他们对父亲在1943年和1947年两度发出国民党军“闪击延安”和进攻延安的重要情报却能全身而退的传奇很不理解，甚至臆测胡宗南“通共”或对父亲太有感情，所以“放了熊向晖一马”。

这种臆测毫无根据。有些人只是孤立地看这两次重要情报的成功递送，却不了解父亲那一辈的“闲棋冷子”们以怎样的坚韧和才智在敌营站稳脚跟的经过。我曾经梳理过1939年3月父亲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之后，到1943年7月他向延安送出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情报的四年间，他做过的一些事：

他第一天上任，就赶上战干四团河防大队结业——学员都是县长以上的官员，胡宗南要去讲话。胡先生7点起床，7点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看原来的秘书给他准备的讲稿，觉得写得不好，就叫父亲再写一个。8点钟典礼就要开始，时间不到30分钟。父亲15分钟写好了讲稿，胡先生很满意。

1940年3月，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拘押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期间，给胡先生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抗战到底，并寄来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感慨，回忆他当年与胡宗南在王曲相处的日子，对王曲的山水风光，诸多感怀。

张学良是借景说事。胡先生看了他的来信和感怀诗，叫父亲先拟稿，给张回一信。他说，咱们也借景说事。意思是不要写得太直露，但表达的意思要写到。父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汉卿先生：

奉读三·四手书，十分眷眷，无限依依！承赐好诗一首，英气凌云，大有波涛澎湃之慨，想见近年来闭门学习之盛！

王曲是一很好的名词，好山好水，好平原，有烟云林木之奇，到处衬出伟大，而现在则有好牧场，好酒店，好游泳场，好阅兵场，好小学校，好林场，气象万千，非当年在太史洞晤对时情景矣！

在王曲附近之军校学生，将近两万余人，皆为燕赵鲁汴苏浙优秀青年，情绪热烈，杀气腾腾，益显出秦岭壮丽，王曲风光。

每在青龙岭上，看山上烟云，天上明月，无不念念数千里外之英雄美人，光明，荣誉，真不胜惓惓之感也。

弟年来检讨过去之工作，非常惭愧，尤其在抗战战术上，颇有今是昨非之慨，准备又准备，准备又准备，必不辜负好战场，好江山，好时代。

近将离开成都，转回西北，敬以最诚挚之心，祝兄健康！并谢厚意！

弟胡宗南上，三月二十二成都市上

胡先生看了，也是很满意。

1940年7月，军训部副部长兼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西安视察。之后胡宗南陪着他，分乘两辆小车去兰州。有一部分先遣人员乘大客车先走了。胡宗南和白崇禧及父亲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分乘两辆小车先后而行。谢和赓老伯也是周恩来布置的闲棋冷子，但他和父亲当时却都不知道对方的秘密身份。一行人沿着西兰公路走到六盘山时，下起了大雨。被称作“稀烂公路”的西兰公路那一段是土路，大雨造成山上塌方，一下子把路堵住了。此时，前车已开走不见，后面的车还没跟上，就剩下白、胡两位长官及父亲和谢和赓所乘的两辆小车。

西北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父亲朝下面一看，一条深沟大约30多丈深，沟里有一间民房。雨下得很大，天也快黑了。父亲交待司机，把路边石条做的里程碑挖出一块，垫在小车轮胎底下，防止小车滑坡。然后他冒着雨，不顾沟陡路滑，下到沟里，走到那间孤零零的民房。家里只一对老夫妻和儿媳妇三口人，儿子外出打工不在家。房子很简陋，屋里两个炕连着，一边有一个灶，另一边还漏雨。父亲安排好借宿事宜，上来跟两位长官说，没有办法，就在这儿过一夜吧。

两位长官由卫士扶着，到了那民房。两个炕，一个让房东全家挤一挤，另一个炕则腾给白崇禧和胡宗南。可是没有饭，只有山药蛋。幸亏他家还有一点干草，而灶头上有两只瓦罐，一只里有一点盐块，另一只是空的。就用干草煮山药蛋，加了一点盐巴，算是晚饭。照明也没有蜡烛，就用父亲和谢和赓带的手电。

当时，外面还在下雨，屋里也在漏雨，大家的衣服、被褥都是潮的。白崇禧和胡先生睡不着，就坐在炕上聊天。

胡先生问白崇禧，我们与共产党斗，能不能斗得过共产党?

白崇禧说：我们是搞上层，共产党搞下层；上层我们占优势，下层共产党占优势；上层人少，下层人多。

胡先生又问：现在抗战，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中枢对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白崇禧说：原来准备抵抗，都在沿海，国防工事都建在那儿，都没有用上。打起来后，日本人一下子包抄啦，有的工事还没有打开，就丢掉了。现在，重庆那边靠云贵川，湖南不完整了；西北只剩下陕甘宁青，河南不完整了，新疆的形势很复杂。其他的省份都不完整了。现在在这里，西兰公路就是这个样子啊。西兰公路是国防公路，还塌方了，我们还住这儿了。现在只能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父亲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化过来的。

胡先生的提问和白崇禧的回答，很能说明他们在国民党能否斗得过共产党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和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他们的真心话。父亲说，这样的想法，在平时，在公开的场合，是听不到的。而他们谈这样的问题也不避讳父亲和谢和赓，足以说明他们对这两个秘书的信任。

半夜里，白崇禧要小解，可外面还下着雨，他出不去，便顺手拿起灶上的空罐。那媳妇手疾眼快，劈手就夺了过去，说，家中总共就这两只罐是宝贝，怎么能让你当尿罐。白崇禧一愣，说，好厉害啊!父亲跟他说：就在这屋里尿吧。

第二天一早，父亲看雨停了，就跑到上面路上，通过查修军用电话线的修理兵，跟兰州方面联系上，将两位长官和他们一行顺利接到兰州。

临走时，胡先生吩咐给房东400元。当着白崇禧的面，胡先生说：老百姓这样穷，不革命怎么行！

这件事父亲讲过不止一次，想来给他印象很深。

父亲还讲过当年12月7日，胡先生交待他准备去南五台山祭奠他父亲三周年忌辰的事。胡先生的交待很简单，只告诉用老礼节的仪式祭奠，父亲就懂了。从布置灵堂、供桌、檀香炉，到准备干果、冷盘、热菜、水果各多少盘，特别是热菜中要有一只鸡，鸡头鸡尾各留一撮毛，以及供奉的牌位，父亲都准备得很周到。直到祭奠开始后如何给胡先生传递祭品，如何点烛烧香，如何摆放给胡先生行三跪九叩首礼的蒲团并唱诺，父亲安排得一丝不差，胡先生特别满意。

父亲说，许多事情是机遇，比如这件事，就是巧合。他事先并不知道胡先生要去祭父，也不可能预先去做充分的准备。但在整个过程中，胡先生想到的事，他给他办了；没有想到的事，也替他想到办到了。而且办理这种事，光凭勤快和机敏不行，还要懂得这些旧礼节，懂得传统的民族文化，需要有知识和生活积累。这些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从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挑选打入胡宗南部的秘密党员时提出要出身于官宦人家。所以，胡宗南重用父亲，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机遇和巧合。

这之后，父亲随胡先生秘密到河南西峡口会晤汤恩伯，又陪同他去河南和山西分别会晤卫立煌和阎锡山，帮助他安排蒋纬国到前线部队，代表他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在西北考察，参加何应钦在西安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还随同胡先生会见路经西安到延安的中共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等。特别是1942年8月15日至9月14日，蒋介石到西北视察。胡先生到宝鸡机场迎接后，受了风寒，病重无法行走。于是，他命父亲代表他陪侍蒋介石。因为此前两个多月，父亲才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访问西北，后来一直把他们送到重庆，蒋介石在家中接见了他，请他吃饭，表示感谢。这次父亲随蒋介石先后视察了甘、青、陕等省，重点是视察河西地区，然后回到西安，参加他召集并主持的军事会议。陪同期间，父亲还跟蒋老先生互讲笑话。

父亲讲胡先生跟他相处的随意，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兴隆岭，勤务兵半夜来叫醒父亲，说胡先生要回西安，他睡不着，正等在车里。

半夜一点钟左右，上了车，父亲就打瞌睡。可胡先生精神好啊！看到月亮，他就说，如此良宵，岂可困觉啊！父亲就只好醒来。

胡先生又说，如此良宵，岂可无诗啊!父亲说，既然如此说，胡先生必有佳句了。胡先生说，创新不如复古，我想到曹操，横槊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很有气魄。

父亲说，今天是有月亮，但没有乌鸦，再说“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不吉利。

胡先生说，你看呢？你有什么佳句啊？父亲说，你既然说创新不如复古，那还是陈子昂《登幽州台》那两句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半夜里，只有一辆汽车在公路上，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胡先生就很高兴，说，好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关系，到了1943年7月的时候，父亲在胡先生那里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了。这样建立起来的信任度，不是轻易能够动摇的。

（三）

因为小时候没听过父亲母亲讲任何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在我看来，父亲就是父亲，他关爱我们，我们尊敬他，这就够了。他在“外面”是什么，并不重要。

直到我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带我去钓鱼台——那时候钓鱼台有点像干部俱乐部的性质，并无今天的警卫森严——我见到了周总理。总理问我父亲是谁，我这个小毛丫头嗫嚅着不肯说父亲名讳，反而愣头愣脑地对总理说，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总理笑了，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说，他姓熊。没想到总理一下子就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噢，熊向晖，我认识他。我当时非常意外，不明白总理怎么会认识我心目中很平凡的父亲。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周总理的关系，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周总理是父亲最崇敬的人之一。父亲对毛主席，对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也非常崇敬。

出于这种崇敬之心，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党史部门把父亲列为党史“抢救对象”，让他写文章回忆这些伟人和他所经历的那些历史事件时，他欣然动笔，这才有了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

遗憾的是，父亲想写的东西并没有全都写出来。一是他身体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晚年又患过膀胱癌、前列腺癌、颈椎骨刺增生压迫脊髓，直到最后罹患肺癌，每年几次住院。二是他太认真，对写作的要求、特别是史实的核实太严格，这不仅影响写作速度，而且也很难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给父亲当助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我不够严谨。三是由于他这种认真严谨，他容不得重要党史文章的一点失实之处，发现了就要写文章指出，这也花费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经劝他写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那些错误。但是他觉得，扫伪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有好几篇这样订正重要史实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感觉这有如历史学、党史学的一种基本建设，这些文章与父亲的其他文章一样，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可宝贵的严谨治学态度。我曾听不止一位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父亲写的文章最真实，最可信。

父亲虽然没有写过完整的回忆录，但是这些文章，不仅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父亲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编辑  季节）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国际政治中的“黑天鹅”现象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加剧了国际战略格局的动荡。

准确把握世界战略格局的本质特征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

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我们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就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指示精神。

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是不是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应该看到，资本随着利润走，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是动力有变化：中国的作用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增加了。当然，发达国家不会放弃利用全球化去获得利益。

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潮流不会逆转，更不会停止；在政治、安全领域，集团化、阵营化的特征也不会颠覆。在地区性和全球的安全与政治（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议题上，西方国家“抱团取暖”的特征依然很明显。

如何把握我们的总体战略规划方向，非常重要的是按照习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当今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变量影响因素。2016 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结果，标志着美国及其国际角色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不只是因为白宫从民主党手中转到了共和党手中，还因为这位新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前并没有从政经验，不论是在国内政治上还是在外交政策上，他都显得灵活多变。尽管自2017年1月20日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但特朗普的执政环境却更为明确具体，虽然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事作风，可能不太容易由私营企业转换到政府部门，但他将面临来自国内外的限制，从国会的作用到其他国家的行为。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究竟会扮演怎样的国际角色？

 首先，从目前特朗普的态度看，他对于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缺乏兴趣。特朗普不会抛弃美国的长期同盟和相关组织（如美日同盟和北约），但是相比于之前的美国总统，他倾向于减少对这些组织的支持力度，至少会让盟友和伙伴们觉得美国的可靠性有所降低。

 第二，特朗普的政治观点表现得更多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孤立主义。他不是要让美国置身国际社会之外，而是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做了比前任们更为狭隘的诠释。他会更多地从做交易的角度评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美国优先”的姿态反映了他对全球共同利益的有限认知和以干涉手段维护这些利益的愿望。美国仍将持续参与到国际体系当中，但只是为了获得直接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而非支持同盟国家。因此，虽然特朗普建议撤出美国在欧洲剩余的军队，但是他仍然推动强军，并且当美国面临直接威胁的时候也会使用武力。

第三，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美国的经济优势，为此他可能会牺牲一些盟友的安全利益。比如，对中国或俄罗斯对于西方主导的所谓国际规则带来的挑战，他可能采取相对以前来说比较容忍的态度，以换取在经济上的直接好处。这种把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传统优先事项——安全——置于重商主义议程之下的做法，对长远的地缘政治动向以及美国与其盟友关系的连续性缺乏理解，这一关键性的转变将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四，特朗普我行我素的性格特征和处事风格，会对他的外交产生不小的影响。除了让外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政策感到不确定之外，特朗普还会削弱美国与国际组织——如七国集团（G7）、亚太经合组织（APEC）之间的合作。美国总统原先在这些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个人作用，特朗普可能会使这些机制不再那么有效。

我们可以预见美国外交政策在特定领域的改变。但是，尽管特朗普意图明显，其实际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还是要受到国内外条件的约束。

    同之前的数任总统一样，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对于特朗普而言始终是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竞选期间，特朗普在对华贸易上的立场强硬。胜选之后，他似乎在试图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立场（例如他与蔡英文通话隐晦地挑战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相比之前的总统，特朗普在涉及中国的领土或安全问题上可能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尤其是当这种灵活性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的时候。

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的内外政策延续了其在竞选活动中展现的“非传统性”特征，无论是颁布“禁穆令”、修建美国与墨西哥边界隔离墙，还是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敲诈”，都让各国神经紧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4月6日至7日的会晤，牵动了整个世界的战略关注。这次会晤对特朗普任期内的中美关系走向确定了“轨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发挥稳压器的作用。

中美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与第二个大经济体，都是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国。中美两国关系如何互动，不但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直接牵动着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方向。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都决定尽早举行会晤，体现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体现了通过在最高层面“对表”，来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的政治意愿。

在会晤中，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双边关系以及诸多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地区和全球的重大议题深入、坦诚地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需要两国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经贸、两军、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支持中方追逃追赃方面的努力。美方将同中方开展合作，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使美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美中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两国元首通过面对面地接触，也增进了对对方性格、理念以及核心关切的了解，奠定了今后在最高层面进行战略沟通的基础，可以说达到了双方的预期。但我们不能由此对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掉以轻心。当前，出现了一种值得警觉的论调，认为习近平主席把中美友好定为“基本国策”，是对中国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美两国战略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绝不会随着此次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成功会晤而消失，中美两国一方要维持世界霸权、另一方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两种战略哲学不会因此而调和；作为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崛起”与“遏制”的矛盾也不会消失。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对于今后中美互动中的各种挑战，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资源，积极争取战略主动。

对内“固本强身”，对外“谋篇布局”

我们要内外统筹，按照“四个全面”布局修好内政是根本。对外，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治理，通过扩大合作拓展为途径，坚持以“结伴而行”的原则冲破阻力，以“利益融合”的方式实现拓展空间的战略目标。我们要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改善和巩固我国的外部环境，其中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合作共赢为宗旨的“生命利益共同体”悄然成型，这不但是我国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深化国防军队改革，加速推进富国强军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这次改革重点在于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着力改革进取，努力构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坚持“实力加合作”的安全思路

我们不信奉国际关系中的“丛林理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舞台上，实力是巩固自身地位和赢得尊重的基础；与此同时，合作共赢是顺利通往成功的途径。争取在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刻，我国的综合国力都大幅度增强。同时努力搞好战略资源的转化，把实力转化为影响力、转化为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要“刚柔相济”，积极应对各种各样的安全挑战，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

重点确保中美军事关系的健康发展

经贸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两国之间的“压舱石”，尽管目前中美两国在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利益矛盾，但两国经济关系“相互依存”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在政治领域，虽然中美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样，甚至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安全等重大问题上，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安全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是衡量国家之间关系的“高端政治范畴”，也是区分“敌、我、友”的重要标志。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正确地把握两国安全、军事关系对于稳定和发展健康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特别重要的是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正确对待两国军事力量平衡关系的变化，防止恶性竞争。

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和防御性军事政策，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不但可以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也将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有利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然而，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主要手段之一，确保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和地区享有绝对的优势与主导权，是美国的战略哲学。美国应以健康的心态对待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减少不必要的担心，与中国发展平等、互不威胁的军事关系才是美国唯一的选择。

其次，加强坦诚战略沟通，促进安全关系的良性互动。

在很长的时期内，中美两国安全、军事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往往是两国关系波动的“抵押品”和“牺牲品”。两国关系一旦紧张，两国军事关系就会“最先中断”，“最后恢复”。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两国各种对话机制的健全和对话渠道的增加，两军关系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常态。这对增进相互了解，防止战略误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后，中美两国还要加强坦诚沟通，防止因为误判而导致两国军事关系，乃至两国整体关系出现紧张态势。

第三，降低各自作战理论、兵力使用的“敌对性”色彩，防止安全关系的恶性联动效应。

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展了一系列军事装备和应对方案，这其中丝毫没有针对美国进行主动威胁的因素，但对于中国的安全利益来讲则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则认为这些是排斥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正常展开与运用，针锋相对地发展抗衡“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空海一体战”和“全球快速常规打击力量” (CPGS)等作战理论和作战力量。如果中国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威胁，针对性地发展对抗力量，如此一来双方就会跌入恶性联动循环之中。

第四，完善危机管控机制，降低中美军事冲突风险。

美国加强了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其海军、空军60%的作战平台将部署在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同时美国还强化了针对中国的“抵近军事侦察活动”和挑战中国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的“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海、空军的训练演习，以及执行国际“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数量和频率也在增加。这样，引发意外事故的几率客观上也在上升。除了坚持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和双边达成的“行为准则”进行军事活动之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危机管控机制。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要及时管控、沟通，防止升级、扩大事端，并引发恶性循环。

第五，妥善处理好安全热点问题，防止“第三方因素”破坏两军关系。

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存在着诸多的安全热点，如：朝鲜半岛（朝鲜发展核计划、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台湾海峡（台独势力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逆转）、东海（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南海地区（中国与相关国家围绕岛屿和海洋权益的争端）。这些热点问题直接涉及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甚至核心利益。中美两国在这些地区没有直接的领土争议，更没有兵刃相见的理由。但是美国承担着“双边军事同盟”或“多边军事同盟”的义务与承诺，特别是如果直接军事介入中国与相关方的争议，就有可能把中美两国拖入军事冲突的危险之中。在这方面，要特别警惕日本挑动中美对抗，日本以协助美国的名义行使“集体自卫权”来参战，并借此把自己“洗白”。

妥善处理好以上的敏感议题，才能确保中美安全、军事关系平稳发展，为中美两国整体关系提供积极的支撑。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成功，使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也要看到，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还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挑战与困难。需要我们以高度的战略紧迫感加速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事业，把我们的国家做大做强，才有实力、有把握促使中美两国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摘要：通过研究亚洲发展银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亚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论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设的必要性，并对其运营定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  多边开发银行  亚洲发展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当前，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不断增强。旨在倡导新型全球化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重点在于 “五通”，其中资金融通将逐步建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简称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开发银行。这些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将如何运作？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改变？这些问题都会成为国际社会评价和认同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和贡献的重要参考。为此，有必要加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研究，对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简称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先行者进行研究，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助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有局限性

 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银行的局限性

由美国设想并主导建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贸总协定一道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或平台，构成了美国体系的核心，以维护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稳定性。尽管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但是美元依然是国际储备货币与结算货币，美元也继续着其货币霸权，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也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平台继续发挥着作用。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各大洲也以世界银行为蓝本建立了区域性开发银行。不可否认，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银行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扶贫济困、稳定世界经济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已拓展进入气候和环境管理及能源等全球治理领域。然而，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必然具有局限性。虽然目前多边开发银行的运作模式已较为成熟，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就世界银行而言，其最主要的问题是治理结构的问题，尤其是投票权的分配问题，并由此导致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局限性。此外，多边开发银行在实际运作中是否会受到主导国利益的影响，能否保持独立性是世人评判开发银行的客观公正性的焦点。

本研究的方法及目标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亚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来评判亚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以往研究多边开发银行独立性的文献大多基于国际政治的视角，且实证分析都是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而本文力图在现有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尝试。首先，拟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因为多边开发银行本期贷款分配会受到上期的影响，含有动态行为特征，而动态面板模型把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对个体的动态行为进行建模，因此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刻画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分配行为更为准确；其次，拟聚焦于经济利益，而不仅局限于国际政治视角。本文拟从三个角度来考察亚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1）亚行贷款是否具有中立性；2）亚行贷款是否受美日显性利益的影响；3）亚行贷款是否受美日潜在利益的影响。最后，针对亚投行，总结借鉴已有的经验与教训并提出理论建议。

对亚行贷款分配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本文着重分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亚行贷款分配结构，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选取了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越南等九国作为研究对象。

所选取的变量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变量旨在衡量亚行贷款分配是否具有客观中立性，包括：人均GDP、GDP增长率、受援国人口及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第二类变量表示的是美日的显性利益及对外推行的意识形态因素，包括：对美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受援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以及民主指数；第三类变量既反映美日的潜在利益，也反映受援国的要素禀赋，包括：衡量自然资源禀赋的变量，即初级产品与资源性产品出口额之和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对此进行细分的初级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资源性产品占出口额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的变量，即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高技术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

 计量分析的几个结论

1.亚行贷款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亚行对贷款的分配把国家规模这一客观因素纳入考虑范畴，人口的增长会使受援国获得的贷款增加。另一衡量贷款分配中立性的解释变量GDP增长率也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负，也就是说，受援国经济的增长会减少亚行对其的贷款额，同时，一旦受援国经济负增长，即经济陷入困境，则亚行会显著地增加对其经济援助。

2.意识形态并非决定因素。对民主程度的检验显示，尽管不显著，但民主指数的系数为负，即民主程度的提升并不能有助于获取亚行贷款。意味着推进民主并非如美国对外宣称的那样，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

3.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高更容易获得贷款。受援国对外贸易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的上升有助于其获得贷款，换言之，亚行更倾向于把贷款分配给围绕美国市场运转的经济体。而受援国对外贸易中对日本市场依赖程度的上升，对其获取亚行贷款也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

4.资源丰富且具备一定加工能力的受援国更容易获得贷款。受援国初级产品出口额占比的上升能否使亚行增加对其贷款尚不能确定。而资源性产品出口占比的上升能有效地增加其获取的贷款额。资源性产品包括：精矿、石油与橡胶制品、水泥、经过切割加工的宝石、木制品、加工食品以及玻璃等。资源型产品的生产要求受援国具备一定的加工制造能力，反映出亚行贷款倾向于分配给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并具备一定生产加工能力的国家。

5.产业升级会加大受援国获得贷款的难度。研究无法确定亚行会向产业结构较为低端的国家分配更多的贷款。然而，受援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上升会使亚行减少对其贷款的分配。换言之，随着产业的升级，受援国获取亚行贷款的难度会有所增加。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与亚行贷款的比较分析

自然资源无疑是资源贫乏的日本所看重的，而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生产资源性产品的加工制造能力，传统上也有赖于日本对其矿产、能源领域的投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向在初级产品与资源性产品行业以及在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的分布。

表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根据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OFDI的流向表现出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流动的趋向，其中流向金融保险业的日本OFDI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流向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的OFDI。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一般认为，世界银行偏重于受援国法治环境及公共部门治理能力等“软件设施”，相比之下，亚行更注重对域内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部门的投入，但是从亚行贷款的部门分配来看，进入21世纪后，亚行贷款也开始向“软件设施”部门倾斜（详见图1）。

图1 2000-2009年亚行贷款的部门分配（数据来源：AidData数据库）

如图1所示，政府与公民社会部门获得了9%的贷款，超过水供应与卫生设施部门所获贷款额，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重点之一的能源生产与供应部门所获贷款占比则由20世纪80年代的22%下降至11%。同时，银行与金融服务业所获贷款额的比重较20世纪70与80年代也有所上升，显示出与日本OFDI流向的趋同。当然，亚行对银行业与金融服务部门贷款的增加也体现出其救助性的一面，例如1997至1998年间亚洲金融危机中，流向银行业与金融服务部门的贷款高达54.7亿美元[2]，为这两年间第一大受援部门。可见，近年来，亚行运营受到了世界银行所秉持的发展理念的影响，这势必导致亚行也会面临着与世界银行一样的局限性，以及如何更好满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诉求的挑战。

对我国的启示

首先，亚行并未很好地满足亚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组建亚投行势在必行，生逢其时。必须要指出的是，亚行对能源生产与供应、水供应与卫生设施等硬件基础设施部门贷款的抽离、对政府管理方面的倾斜，脱离了当前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基础设施与制度指标均被纳入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其中的制度指标就包括对一国政府管理能力的考察。对比亚洲发达经济体与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GCI与基础设施的分值、排名，可以发现，除新西兰外，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均高于衡量其整体竞争力水平的GCI，而亚洲主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均低于其GCI，也就是说，亚洲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水平受益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则受制于基础设施质量，无法得到进一步地提升。

其次，亚投行与亚行并非单纯竞争关系，而且两者具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作为新型开发银行，亚投行、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亚行等传统开发银行在功能定位上具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世界银行、IMF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推行华盛顿共识，强调对政府管理等“软件设施”的投入，但实际上，提升政府管理能力也有赖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建构要求政府具备一定的提取资源的能力，政府提取资源的能力则来源于较强的运输能力，而正是铁路、运河、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兴建极大地改善了运输条件，从而加强了政府从贸易、农业中提取资源以进行国家建构的能力。亚投行应当专注于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部门，帮助受援国加强国家建构、建立运输通讯网络以及劳动力的转移流动，从而实现亚洲的繁荣与稳定。

再次，亚投行需要在满足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主导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保持平衡，并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优化。亚行的贷款往往倾向于分配给较为依赖美日尤其是美国市场的国家，同时自然资源丰富并具备一定生产加工能力的国家也能获取更多贷款，这说明亚行贷款服务于美日市场并具有资源导向性。那么中国是否要效仿美日的做法呢？

最后，尽管成立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可能会促进我国的商品服务与资本输出，但是如果某种国际制度安排，被发起国或主导国掺杂了过多的本国利益诉求，而难以满足成员国或对象国的公共需要时，这种国际制度安排终将会在制度竞争中走向衰败。必须清醒认识到，一项成功的国际制度安排应该在满足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主导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且需要不断根据形势发展而调整优化。如果我们仅仅把金砖银行、亚投行作为满足我国及其他主导国商品服务与资本输出、服务于地缘政治战略的工具，显然偏离了我们创建新型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初衷，也不利于其与世界银行、亚行的竞合，从而打破传统霸权国对国际制度的垄断。因此也无法通过我们的参与，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编辑 迟晨光）

前 言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改善国有企业的绩效，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改革和转型升级中发挥应有的先锋作用，这是新一轮国企改革亟待回答的问题。

在此，我们向读者介绍济南二机床有限公司（简称“济二”）的突出事迹。

济二是一家市属独资国有企业，其所处的机床制造业属于完全竞争领域，同时它又是一国工业实力的核心。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老工业企业，济二和其他国企一样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风浪和坎坷。难能可贵的是，多年来，济二领导团队以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和对国家、对全厂员工高度负责的精神，勇于改革创新，积极努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并融汇贯通，不仅经受了国内外竞争的考验，而且成长为我国大型冲压线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

经过50多年的学习和积累，济二在大型冲压线领域融汇苏、美、日、德技术精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90年代在国内汽车企业市场的占有率就达80%。2011年以来，济二以世界领先的高速冲压线进军国际高端市场，稳居世界两大冲压装备制造商之列。2012-2016年，济二的产品销售收入增长21%，总利润增长了47%。

济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长轨迹．其突出的亮点如：

首先，坚持以我为主、学习消化并持续创新。改革开放之后，济二和很多企业一样，经历了技术引进和技术合作。但济二在合作中没有放弃技术开发与市场营销的自主权，并将“学用改创”融为一体，在学习融汇各国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走出了一条从模仿到创新、从追随到领先、从单机到成线、从设备到总包的技术发展道路。

在90年代困难时期，济二坚持高强度技术攻关，把自主设计制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打入国际市场；凭借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业绩的持续增长。济二的骄人业绩除了来自持续的技术努力和市场开拓，也得益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和内部管理质量的不断提升。

济二的改革一贯注重问题导向，针对企业运行的实际问题，狠抓制度建设与落实，以实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这一基本要求，落实到企业发展和提高竞争力上。在转机制、抓管理中，注重激发广大员工积极性，保持了国企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

1980年以来，济二换了三届领导班子，但管理团队始终按照自己对市场形势和行业规律的理解，制定符合实际并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知根知底”的管理团队确保了济二的各项举措能够逻辑连贯、坚持不懈。在深化改革、完善企业治理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用人标准、坚持从企业的实践中考察和选拔干部，应该是国企改革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创业艰难：从历史中走来的“布袋罗汉”

济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37年的国民党政府军械修理所。1955年，按照一机部的指示，主营龙门刨床的济南第二机床厂兼产大型机械压力机，是一机部重点机床厂“十八罗汉”中唯一的压力机专业生产厂。1959年，济二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宽台面JA36-160型160吨闭式双点压力机。1960年代，济二试制通用机械压力机新品种20余个，占全行业新品种数量的近1/3；70年代开发试制了数种新产品，对13种压力机产品前后进行了 23 次创新，初步具备了设计制造大型复杂机械压力机的能力。1973-1978年，济二借助国家改建扩建和技改项目，建成了总面积2.29万平方米的重型机械压力机车间，配备了150吨桥式起重机和加工直径5米的滚齿机，镗杆直径 260 毫米的镗铣床，加工宽4米的龙门刨铣磨联合机床等重型加工设备，这些构成济二在改革开放30多年迅猛发展的历史起点。

能人治厂的开端

1980年9月，从一线工人成长起来的董庆明接任厂长。董庆明在济二工作27年，熟悉各方面情况，且头脑精明，敢想敢干，尊重技术人员。他在行业内首开与国外高技术嫁接的先河，引进美国维尔森公司全钢压力机技术，迅速缩小了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奠定了济二在行业内的地位。

学习外国技术：师从维尔森

与维尔森为期10年的合作创新，是济二在20世纪80年代技术学习的主线。选择美国维尔森主要是其不仅提供图纸，而且可以在合作期间开展适应性研发以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要价也比较厚道。维尔森向济二输出其8个系列各种规格的压力机设计、制造及检测全套技术，济二则提供生产能力，双方以联合商标、联合设计的方式共同开拓市场。两方互派技术人员、培训交流，以深入掌握引进产品的结构，性能、设计程序和制造工艺、检测方法。在此基础上，济二结合自身实际，重新编制设计手册与通用化、典型化设计，并实现了30种配套件的国产化。

通过技术合作和消化吸收，济二拿到了第一张大订单：“六五”期间，一汽向济二订购了36台机械压力机，其中有两台大吨位、技术复杂的缺门产品，为此济二选派9名工程师赴美开展联合设计，使这两台产品一次试制成功。

济二运用从维尔森学来的技术自主开发，使原有产品的性能和精度达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在产品创新过程中博采众家之长，深入了解国内用户需求，逐步形成自己的技术风格。济二对多款引进产品进行了改进，并在“七五”期间相继推出了J39-630、J47-1000等基型产品，这也是中国大型机械压力机的里程碑产品。

好产品要经受市场的检验。1986年，刚刚起步的上海大众向济二订购两条桑塔纳轿车冲压线的11台大型压力机，要求具备当时国际一流技术。济二深度发挥“学用改创”精神，一方面继续同美方联合设计，同时大胆应用各种新技术，最终在1990年初成功交付。此后济二又成功斩获一汽大众（5条奥迪冲压线）和广州标致（2条冲压线）两笔大单，奠定了国内市场的领先地位。

1980年代，另一家国内压力机企业先后与德国舒勒和日本小松合作，但其产品表现和市场反应始终不及济二。济二的一位老工程师说：“改革开放30年，好多企业都合资了，但我们二厂的经验是，合作好，合资不好。”这是对很多国内企业在合资之后痛失技术开发自主权的教训有感而发。自主产品开发是学习外国技术的目的和最佳途径，掌握企业管理权又是自主开发的前提。这是成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基本经验。

工厂的管理革命：甘当小学生

19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期。环境的变化促使人们认识到，必须补上“现代企业管理”这一课，尽快提高效率、改进质量、降低成本。济二通过校企合作、政府引导和向国外企业学习，努力吸收各方养分，提升管理水平。

当时济二重点抓了成组技术，即对各种不同产品型号中的通用和兼用零部件进行“合并同类项”，提炼出制造过程中的共性、成熟环节，减少工艺调整，实现规模经济。这就要打破各产品车间之间的“围墙”，在全厂范围内进行调整。通过前期工艺方案研究、生产技术准备和车间设计，组建了两个成组技术加工车间，把此前由各车间分头负责的2万多种零部件、占全厂机加工时64%的工作量集中起来，从而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和工艺编制效率。成组技术的推广应用，也促成了计算机集成制造信息系统（CIMS）的开发。

济二要按照维尔森的标准生产（其中大量产品返销美国），必须学习美方的质量管理手段。维尔森用一套整机验收单来控制装配质量，并建立了专门的验收检验方法。济二参照维尔森的办法，结合厂情，制定了从压力机部件装配开始，直到总装、试车等8个环节、数千项检验项目的压力机质量检验卡片，作为审核部件和整机质量的标准（真正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

1987年，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设备管理条例》，改革“复制古董”办法，赋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济二在加强设备检测、维修、更新等基础工作的同时，以“强制修理制”取代传统的“计划预修制”，并引入设备生命周期的思想，指导精、大、稀设备的采购管理。为解决进口、关键设备维修难题，1989年成立了“机电设备管理研讨协会”，将厂内各相关部门的操作工、技术人员和设备管理人员组织起来，交流经验、推广技术、改造设备、开发元件。这些改革为济二在90年代初的迅速扩张奠定了基础，坚定了济二以“眼睛向内、小步快跑”的方式提升管理水平的信心，这或许成为济二此后20多年超强适应性的底气所在。

下海呛水：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1991年9月，52岁的张宝玮接替成子荣担任济二厂长。此时严酷的市场竞争把越来越多的老国企逼入绝境，机床工业在90年代经历了第一次“寒冬”，济二的业绩也是大起大落。

超前决策、向国际一流水平迈进

1992年，张宝玮提出新时期的企业总体发展思路：掌握并发展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形成并保持高水平的装备能力和实力，建立并运转具有旺盛活力的经营机制，开拓并占领国内外两个市场。其中产品战略定为“锻压设备自动化，金切机床数控化”；装备能力则对标世界一流大型机床制造企业。

1992-1994年，济二的工业产值接连跨上2亿元、3亿元和4亿元三个台阶，巩固了锻压机床行业排头兵的地位。济二在“八五”期间技改投资超过2.4亿元，1994年投资7000万元，超过整个80年代的投入。济二扩建了重型压力机装配车间，增添了101台（套）关键设备仪器，同时建成了当时全国机床行业最大的恒温车间，开发数控五轴联动和高速切削技术。

当时，国家的轿车生产布局有“三大三小”战略，如果这一政策严格执行，大型冲压机市场就不可能持续扩张，必须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这是济二重回机床领域的重要动因。随着2000年之后行业回暖，济二数控金切机床业务增长迅猛，解决了国家在能源、船舶、航空航天和军工领域的重大需求，每年达到数亿销售额。

要在锻压行业继续站稳脚跟，就必须到国际市场“找饭吃”。这就要在产品、产能、质量、效率各方面与国际一流企业对标。济二在1992年连续4年开展“质量·管理·效益年”活动，深化内部改革，加强基础管理。1996年-2002年，济二先后同日本小松、德国万家顿合作，以联合投标、联合生产的方式为美国通用汽车泰国总装中心、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本部提供了7条高水平重型冲压线，开创了国产大、重型锻压设备成线出口的先河。“借船出海”不仅帮助济二度过了国内市场的寒冬，而且有效提升了济二的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缩小了同国际一流企业之间的差距。

总之，1991-2003年，济二在生产经营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企业超前的发展战略，以及企业领导班子几十年的行业经验与专业眼光。

锻压设备自动化，金切机床数控化：继续高水平嫁接

经过一年的考察，济二于1993年同世界著名的机械手和压力机自动线专业厂商、美国ISI机器人公司签订了为期10年的合作生产压力机自动化系统的协议。在当年5月的中国国际机床展期间，重庆长安向济二订购了中国第一条全自动汽车冲压线。

另一个重要转变，是济二从过去的单台设备供应商，成为从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到交付用户的“交钥匙”总包商。初步具备了按照用户需求“量体裁衣”、提供冲压产品线的能力，这对此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原来的老客户——国内几大汽车制造商开始追求技术更先进的进口冲压线，而正是这种按需定制、提供整条生产线的能力，使济二获得了奇瑞、哈飞、昌河等一批新兴汽车企业的订单，挨过了1998-2005年的市场“寒冬”。

金切机床数控化是机床技术的大趋势。济二要实现高水平嫁接，必须发挥自己“龙门世家”的优势，利用自己的技术积累和80%的国内市场占有率。1992年，济二在接洽了14家机床企业之后，选中了法国的BMO公司（后更名为Forest-Line公司），双方协定，未来10年合作生产移动工作台式、移动龙门架式、落地式数控镗铣床，五面龙门加工中心、柔性生产线和数控立车等数控机床产品，其中法方负责提供技术资料和相关培训，济二负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张宝玮把发展金切机床的路径概括为“合作生产，装备自己，完善成熟，推向市场”。起步阶段，济二把自产的十几台数控金切机床留作自用，作为把关设备，建立起产品快速改进的良性循环，迅速积累了开发、制造数控机床的经验。2001年，在强手如云的上海磁悬浮列车项目招标竞争中，济二一举拿下三台大型龙门数控镗铣床订单。

济二的“市场换技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在国际合作中，决不放弃技术开发与市场营销的自主权，从而保证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提高。在一般情况下，济二的研发支出不低于年销售收入的6%；在市场不景气的年份，这一比例甚至达到20%。其中新产品开发投入占经费总额的90%以上。正因为持续的高强度投入，济二才能在1997年之后的市场萎缩中坚持攻关智能化控制机构、模具自动更换系统等尖端技术，最终于2001年把自主设计制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2000吨重型机械压力机打入美国市场。2001年，济二扭转了销售收入连续五年动荡下滑的局面，凭借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多元的产品结构，启动了新一轮增长，并持续至今。2001年济二仅数控金切机床的产值就达到2.5亿元，几乎相当于2000年全公司的销售额（2.6亿元）。

人本管理，从严治厂：从单位制向公司制的转变

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迅猛推进。以“工人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高能低”为目标的（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改革，成为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改革政策在济二的落地要与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张宝玮把企业内部制度的建设视为企业立法，要把企业基础管理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为贯彻三项制度改革，济二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依据，领导层与全厂职工充分沟通劳动制度改革方案，大批职工代表参与其中，厂职代会集体讨论通过，前后历时两年。1995年6月，济二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其具体规定明确了企业与员工各自的权力与责任，避免了企业主导的“霸王条款”。济二的劳动制度改革不仅没有造成内部关系的紧张，反而促进了内部的团结，从而相对平稳地渡过了90年代末的困难时期，也为后续的定岗定编和工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1996年，济二学习邯钢经验，进一步强化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确定了“模拟市场、独立核算，工效挂钩经济承包责任制”的方向，和“多挣多盈多得，少挣少盈少得，不挣不盈不得”的分配原则，将全体职工工资分为24档，工人工资最多相差3倍，干部工资相差3.1倍，其中奖金向一线及艰苦重要岗位倾斜，个人收入同分厂效益挂钩，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一线工人比例低、关键岗位能力不足、辅助岗位人浮于事等问题，真正实现了减人增效。

以“三改一加强”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提升全面启动。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要求，协调内部管理关系，济二建立了快速反应指挥中心、质量管理监督中心和成本控制中心；改革了计划管理体制，在质量管理上加大考核和奖惩力度。加强现场管理、将权责明确到职能科室，等等。

作为一个老国企，济二在转机制、抓管理中，不忘组织动员、发动群众的传统。为引导全厂职工确立市场竞争意识、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开展了“市场·机遇·工作标准”大讨论；为了鼓励工人主动思考本职工作与产品创优的结合点，开展了“不对市场说不、不对一线说不”的大讨论；为提高质量管理和现场管理水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治脏战役”和“文明操作攻坚战”。这不仅对解决眼前的紧迫问题起到一定作用，当这些传统工具与更加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结合起来的时候，其作用更加深远。

体制转变夹缝中的欧宝项目：国际对标的里程碑

1996年11月，经美国通用全球采购总监的现场考察，济二获得通用汽车公司泰国汽车项目（欧宝项目）订单。该项目包括两条冲压线、共六台重型机械压力机，由济二与日本小松联合投标。其中小松提供图纸设计并负责质量把关，济二负责生产制造和安装调试。项目的设计制造周期仅一年，比国内合同交货期缩短一半以上；而且小松的质检标准极其严苛。

张宝玮亲任欧宝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很快，一场席卷全公司的大讨论在济二展开，让职工和家属都知道，欧宝项目不只关乎济二兴衰，更关乎国家机电产品出口战略的顺利实施、乃至国家荣誉。1997年元月之后，济二陆续接到小松的物料清单和设计图纸。此后，从设计处、工艺处到成组机械厂、压力机厂等各个环节，欧宝项目所到之处都是一片忙碌，“战役”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班组也被频频报道，在“思想状态到位”的同时，也感受到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差距。

济二贯彻管理意志达到空前严格的程度。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措施，改进生产组织与项目管理方式，细化计划、推行按周考核的准时制生产模式。对点滴细微的质量关键点也不放过，实行“零容忍”，任何环节不达标就必须返工。欧宝项目让济二的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也让济二获得了通用汽车这个大客户。

扬帆出海：从追随者到领先者

2003年6月，46岁的张志刚担任济二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志刚经历过上山下乡，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济二，1996年成为济二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他转战技术、国际贸易、营销、生产和技术管理多个领域，不仅对企业的产品了如指掌，对国内外市场也有全面深刻的了解。

按照自己的节奏走，打造国际一流机床制造企业

张志刚提出了“打造国际一流机床制造企业，塑造世界知名品牌”的企业发展战略和“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机制作保障”的经营思想。济二既然是机床“国家队”，“就要代表国家到国际市场冲锋陷阵，树立中国制造的新形象”。

2003年后，济二在产品升级和产能扩张上都下足了功夫，不仅可以实行常规产品的升级改造，在一系列国家首台（套）研制任务中也表现出色，技术储备大大增强。平均每年有80多种自主开发的新产品，其中90%达到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企业累计投入20多亿元，实施了一系列技改项目，新增关键设备仪器超过1400台（套），新增生产面积15万平方米，形成了先进的专业化制造和检测体系，企业装备水平与制造实力跃居世界同行首位。

济二的国际化战略也开始转变，2004年后“借船出海”逐渐被“造船出海”取代，JIER品牌独立自主地出现在国际市场上，济二开始与舒勒、小松等国际领先者“短兵相接”。仅仅5年，已经“吃掉”万家顿的舒勒在金融危机中走投无路，提出由济二出资收购。2010年后，舒勒几乎再也没有在中国市场拿到大型冲压线订单。随着济二的高端产品杀进发达国家市场，2011年之后，舒勒不得不将美国市场拱手让与济二。济二已打入欧洲市场、舒勒的“现金保证区”即将松动。

济二显示出能够经受住各种压力、干扰和诱惑的考验（比如不计企业实际情况的“拉郎配”或扩大规模），冷静判断，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走。2004年，张志刚在职代会的报告中说，集团公司的产权制度改革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何种方案，都将着眼于企业当前和长远发展，都将充分考虑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对济二最有感情、最关心济二发展和未来的，是企业的广大干部和职工。此后10年，济二用各种方式让全体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用中国济二技术“造船出海”

2001年，济二向海外市场供应单台压力机。2005年之后，济二的冲压自动化设备杀入国际高端市场，接连拿下通用巴西和福特巴西的机器人产品订单，又在2006年与丹麦企业签订了一份高档开卷剪切线合同，在国际市场的初步试水。

2001年后，国内市场升温，国内几家锻压企业纷纷超低价抢单。对此济二坚持“按自己节奏走”，不为眼前的“浮云”所动，而是从更高的市场定位和更宽广的视野把握发展趋势。2004年初，济二高层认定了高速自动化冲压线这条路，着手在数控液压拉伸垫、全自动换模等一系列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储备，并与高端自动化装置领域的全球领先者、瑞士古德尔（Gudel）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2006年，济二同华晨金杯签订协议，向其供应一条全自动高速冲压线。这条线由五台压力机和一套快速单臂自动化送料系统组成，数控液压拉伸垫的吨位达到600吨，生产节拍12次/分钟，较此前的自动冲压线提高效率50%，还加装了全套噪音防护系统。济二专门派了两名工程师到德国，由博士力士乐协助培训液压拉伸垫的有关技术。冲压线于2007年底正式交付使用。

首战告捷，张志刚又在向15次/分钟的技术标准发起挑战。当时竞争对手不相信济二能够做到。2008年上海通用全球招标烟台东岳4号冲压线，济二参加招标，击败了日德企业，拿下这个订单。两年内进行了上千项改进和300项创新，开发了故障恢复等全新功能，克服了一系列在电机匹配、超负荷试验等环节的困难。这条代表全球顶尖水平的高速双臂送料冲压线在2009年底成功交付。通用东岳4号线的成功，标志着济二开始成长为高速冲压线领域的全球技术领袖。此后一年中，济二陆续与上汽通用、一汽大众等签订了十几条高速冲压线，现在济二的高速冲压线已打入国内几乎所有汽车厂商。

2007年，济二盯上了冲压领域另一项前沿技术的动向――伺服压力机。这是由日本企业提出的概念，其颠覆性比高速冲压线还要大，冲压功率将直接由电机输出不再经过齿轮。困难在于冲压作业的千吨动力并非一般的伺服电机适用的小功率系统。2009年济二再次和老客户奇瑞合作，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也提供了支持。2014年6月，2500吨大型伺服压力机在奇瑞大连工厂验收交付：其吨位远超7年前设定的1600吨目标。

济二现在需要一个在国际市场证明自己的机会。虽然在2005年的萨密特项目[1] 中，济二就把自己的数控冲压线打入泰国，在日韩企业的传统市场上撕开一道口子。但是只有把高速冲压线打入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才意味着济二真正完成了从追随者向领先者的角色转变。

2011-2016年，济二先后拿下了福特汽车堪萨斯、底特律、肯塔基和伍德黑文4个美国本土工厂的9条高速冲压线、44台不同规格的冲压设备合同，囊括了2011年以来福特美国本土工厂的全部新增冲压设备。济二克服技术变化大、交货期周期短，按期完成，福特也感慨“这真是个奇迹”。

经过了重重考验，济二最终以自己的技术实力和自信赢得了福特这个重要客户。福特内部曾有是选用德国老产品还是选择济二两种意见。福特全球执行副总裁弗莱明亲自“面试”。张志刚充满自信地告诉他，济二在与美日德等企业多年技术合作中，经过消化吸收创新，形成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济二的技术就是自己的。这让福特信任的天平最终倒向济二。

在数控金切机床的努力也结出硕果，济二的大型高速五轴联动数控加工中心和附件铣头开始跻身行业前沿。2006年，济二承担了用于三峡电站水轮机叶片加工的双龙门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研发任务，一年之后交付用户，运行性能良好。这个首台（套）任务的圆满完成，帮助济二打开了航空航天领域的市场，其产品相继进入昌河、西飞等航空主机厂。

2010年，上海航天向济二订购一台五轴数控机床，指定必须使用德国铣头。而经过长时间调试，德国铣头无法正常运行，精度等参数误差很大。为此张志刚亲自拍板、用济二自主研发的双摆角万能铣头代替了进口铣头，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上海航天自此也变成了济二的义务宣传员。十几年来，济二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研制完成450余种国家首台（套）产品，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14项，为国家重点行业领域和国防建设提供了重要装备支持。

济二的一系列产品的技术突破，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经济效益。目前高端产品的销售收入已占企业总收入的80%以上。2003-2015年间，济二的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实现利润、实现利税年均增长率分别超过15%、16%、35%、26%。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技术地位提升，从“供不所需、需不能供”到满足国内用户高端需求、直至引领全球市场潮流，从制造商到总包商和集成商的转变，这些变化既植根于济二从未间断的技术努力和市场开拓，也得益于其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渐确立和内部结构与管理质量的不断提升。

以体制机制作保障：现代企业制度的持续创新

2003年，随着市场回暖，济二的活干不完了。有的分厂经历了五个“100天”的生产动员，拖班加点已经常态化，但效率提升却越来越难，企业转机制、抓管理走到紧要关头。过去济二常常是出现一个新业务就增设一个新部门，新老业务平衡的问题留给集团公司，为此集团设立“高半格”协调机构，但也产生了信息传递环节多、延缓反应速度、无法适应用户对交货期的高要求等现象。

2003年8月，济二开始了全公司流程再造，同时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和人事制度改革。集团决定将产出相对滞后的金切部门作为试点，将原金切机床、数控机床、功能部件三个分厂和技术开发部机床研究所整合，成立数控机床公司；新公司设3个领导职位，全部公开竞聘上岗，聘期3年。简而言之，采用竞争制、任期制、淘汰制。随后是压力机业务，原来的三个压力机分厂整合为压力机公司，后将技术开发部的压力机开发职能划转压力机公司。同时整合了各职能部门，成立了新的生产安全部、技术中心、质量管理部。此后各子公司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流程再造，如压力机公司在装配环节和现场安装环节引入项目经理制，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下降了30%。

为期半年的“流程再造”，为济二此后十几年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一种新的范式，并对济二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初步建立了事业部制结构。按照产品结构和行业特点，组建了对应的产品子公司（数控机床、压力机）和流程子公司（铸造、锻热、金属结构）；集团各职能部门之间、集团与各子公司之间的权责划分进一步清晰。集团高层得以从大量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考虑行业走势和集团发展问题。流程再造也打通了产品研发-生产全过程，压缩了信息流和物流的环节，提高了组织运转效率及对市场的反应速度。随着各职能部门的功能强化，集团对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作业细节的管理也更加到位。

其次，实现了干部“能上能下”，激发了中层干部的活力。集团历经三次大规模机构整合，建立了更加贴近市场的扁平化结构，精简基层行政单位和中层干部。2010 年后，干部竞聘上岗延伸到部门经理，2013年又实行“换岗竞聘”制，把干部和职工放到同一起跑线上。中层干部再也不能抱着“进保险箱”的心态等退休，同时鼓舞了更多优秀职工的上进心。

由于流程再造提高了效率，以及技改投资的落实，济二对用户交货期的响应能力越来越强，从而大大改善了企业的销售地位和财务状况。企业对支出的管理也日益细化，逐步建立起全面招标和比质比价的制度，资金的集中管理和内控逐渐制度化，做到“事先有预算，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分析”，推动成本费用支出管理精细化。济二的现金流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济二奉行“大人才观”，鼓励每个人干好本职工作。产品设计的再好，一线工人螺丝没拧紧、清理焊渣铁屑不及时，也会影响产品质量。通过实行优等品申报制度和做优奖励制度，鼓励职工一次性做精、做细、做优；再加上严格的质量管理，使济二的质量损失率常年低于0.3%。济二还为全体员工打通了职业成长通道。虽然内部“官位”被压缩，专业人才却获得了更好的成长空间。2005年经过民主测评、专家评审、演讲答辩等环节，济二第一批主任（副主任）工程师诞生。此后，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和车间工人的高层次人才成长通道也建立起来。在技能人员和技术、管理等专业技术领域实行评聘分离，内部评聘的高层次人才和中高级技能/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不含中高层干部和劳务派遣）的比例超过22%。

全体工人都分享了企业快速发展的成果。2007年后，济二相继落实了企业年金、带薪休假、补充医疗保险、取暖补贴、午餐补助、免费体检等一系列福利制度，工人工资也稳步增长。更诱人的是，经过与市政府沟通，保留了老国企的一项福利制度：分房（以市价的一半集资建房），为职工解决后顾之忧。济二还建设了高标准的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及健身场馆，每年举办各种文体活动，让每个职工“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济二对原有的“企业办社会”项目如宾馆、医院、技校、幼儿园等进行了改革，按照市场导向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经营，相关负责人要参与中层干部竞聘。这些“辅业”单位没有成为企业的负担，而成为服务职工和社会的“亮点”，极大地便利了职工生活：职工幼儿园是山东省十佳幼儿园，吉尔宾馆是“五叶级中国绿色饭店”，职工医院是“山东省星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技工学校则是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单位。

十几年来，济二从结构整合、流程再造入手，逐渐对销售、财务、劳动人事、福利等各项制度渗透、改造，在一个老国企的制度基础上完成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嫁接和持续创新。这些转机制、抓管理的努力，贯彻了高层战略，保证了投资能力，团结了全体职工，并最终将自主创新产品变成了真金白银和世界级的竞争力。

                                            （编辑  苏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