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国内外均有不少机构或学者提出中国的债务问题，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十分严重，将会引发债务危机甚或金融危机。这已经成为部分人士“唱空”中国的重要依据。为了解和清楚这些判断和预测是否有根据和道理，我考察了中国的债务水平、特点及其历史变动和国际比较情况，提出对我国当前债务问题的判断。 

西方诟病中国债务问题的有关说法综述

近年来，众多国际机构、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媒体、知名投资人及经济学家等发表了对中国债务问题的看法。

麦肯锡在2015年的报告中，较为全面地比较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杠杆率[1] 水平，显示中国全社会杠杆率由2007年的158%上升至2014年的282%，累计上升124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样本中的多数发达国家和各主要发展中国家。[2] 此后，其他知名机构陆续发布对中国债务水平的估计值，均介于230%到350%之间（表1），并对此表达担忧。

表1 部分机构对中国债务水平的估计值（%）

  数据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BIS，EIU，VisualCapital，新闻报道，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整理计算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策略师Ruchir Sharma研究了过去50年全球最严重的30个债务狂潮，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私人部门债务与GDP比值在5年内增幅超过40个百分点，且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其中中国的债务狂潮是战后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大的，或许难以成为例外。[3] 高盛在报告中指出，历史表明，每一个债务快速增长的大国都将经历金融危机或GDP增速持续放缓，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同样的命运。[4] 著名投资人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认为，中国经济由债务推动的状况就像是2007年至2008年债台高筑的美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由巨量信贷扩张支撑。对中国持有看空情绪的知名投资人还包括杰弗里·冈拉克（Jeffrey Gundlach）、大卫·泰珀（David Tepper）、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等。[5]《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表示，中国的债务激增并没有带来趋势增长率的上升，反而是下降，债务问题存在高风险，一方面债务大幅增加会掩盖短期风险，但长期可能导致恐慌；另一方面，一旦银行出现问题，将危及整个金融系统。[6]

针对中国债务问题爆发的潜在风险点，外界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可能上升。2017年5月，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3调降为A1，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出现减速，政府财政实力将会有所削弱，政府直接债务负担占GDP比重会继续上升。[7] 此外，标准普尔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认为中国将继续依赖信贷增长、政府通过债务融资进行公共投资以维持经济增速，使未来2-3年政府表外借贷仍将持续。为此标普可能在今年或明年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8] 瑞银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仍属可控，但需密切关注其上升速度，更加隐蔽的准财政支出的迅速增加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隐患。[9]

第二，企业债务问题凸显。麦肯锡测算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达125%，其过去几年的上升幅度是各经济部门中最大的。[10] 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表明，2016年末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3%，比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值分别高77个和64个百分点。[11] 国际金融协会（IIF）估算中国企业债务占GDP比重为175%，居全球首位。[12] 汤森路透给出的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0%，是美国该比率的两倍，并在过去五年出现严重恶化。[13]部分机构还认为中国公司债市场面临更多违约风险。标准普尔预计，到2019年，中国的公司债规模将占到全球公司债总额的40%。[14] 彭博称，在中国被评为顶级评级的信用债，却和其他国家的高风险垃圾债具有相似的特征，约57%的中国AAA级债券发行人可能存在违约风险。[15] 美银美林分析师认为，相比股市，管理债市可能是更危险的事，因为债市规模更大，道德风险将成为重大问题。[16]

第三，国际机构认为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问题被低估。截至2017年6月末，银监会公布的不良贷款率为1.74%，远低于部分国外机构的估计值。其中，麦肯锡估计的不良贷款率为7%左右，并指出如果没有相应遏制措施， 2019年不良资产率可能升至15%，并会引发银行资本金的严重损耗，届时需要高达8.2万亿元人民币进行弥补；[17] IMF估算，中国银行业中，企业贷款的潜在损失相当于GDP的7%左右（据此估算的企业贷款不良率约为9.3%）；[18] 里昂证券、见地研究对中国不良贷款率的估计值更是分别高达15%-19%和20%-21%。[19]

第四，金融杠杆率升高和影子信贷问题。由于同业存单快速增长、央行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投放货币等原因，2016年我国金融部门杠杆率升至126%，[20]这也成为外界关注的风险点。瑞穗证券认为，中国近年来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降低了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同时降低资金使用效率，推高实体经济资金成本，并增加了资金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21] 瑞银指出，一方面对影子信贷的有效监管较少，另一方面影子信贷增加了多层中介，这都增加了融资的风险和成本；政府将无法及时发现金融隐患，也无法应对金融风险和避免系统性危机。[22] 

中国债务水平的变动及国际比较

金融危机以来，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下，我国经济杠杆率水平显著上升。我们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为准进行比较。其数据显示，我国全社会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由2008年的141%上升至2016年的257%，累计上升116个百分点。其中，2016年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杠杆率分别达到46%、166%和44%，均较2008年大幅上升，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在全社会债务总额中占据多数。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2016年我国257%的全社会杠杆率水平仍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明显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表2）。与2008年相比，我国全社会杠杆率上升了116个百分点，高于样本中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各主要发展中国家。[23]

表2  世界主要国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对比，2016年 （单位：%）

数据来源：BIS

注：上升幅度指与2008年相比，全社会杠杆率水平上升的百分点数。

债务结构的主要特点，一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相对较高，由2008年的96%快速上升至2016年的166%，无论绝对数值还是增幅，均高于各主要发展中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成为国外舆论关注的焦点。

二是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不高，由2008年的27%上升至2016年的46%，与主要发展中国家水平相当，且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地方政府债务占比较高，此前社科院报告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央政府债务的近三倍，[24]特别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缺乏透明性，成为最大风险点。

三是居民部门杠杆率仍处于相对合理水平，由2008年的18%升至2016年的44%，虽然上升速度较快，但其绝对水平低于绝大多数样本发达国家，略高于各主要发展中国家。 

中国债务状况的主要特点与风险评估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全社会债务水平处于相对合理的范围，尽管近年来债务增速较快，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但其本质与国外情况差别很大。

一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主要源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我国非金融企业负债情况，以国有企业负债为主，2016年国企杠杆率已上升到117%。[25]由于国企资本金长期得不到补充，自有资金少，资本市场发展慢，企业很难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所以一直依靠负债发展。再加上国企管理还有不少问题，企业税费负担较重，没有能力自我补充资本金。2003年至2015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20.0万亿元扩大到140.7万亿元，而实收资本仅从4.5万亿元上升到11.2万亿元，[26] 因为国家虽没有为国企补充资本金，但却提供了隐性担保。

二是间接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体系推高杠杆率。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社会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和债务性融资比重高，而股权融资占比相对较低。我国2016年新增社会融资中，贷款类融资占比为72.8%，债务性融资比重接近九成，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仅占7.0%（表3），而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融资以股权融资为主，债务性融资占比均不及三分之一。截至2016年底，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社会总融资存量[27] 分别是GDP的425%、370%和406%，而我国这一数值仅为278%；但由于股权融资不计入负债，这样在融资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我国的借贷主体需要承担相对更多的债务，进而推升全社会杠杆率水平。此外，我国股权融资需要较长的融资周期，国内上市公司通过增发方式融资大概需要一年半左右，容易错过优质的投资项目，而借款要快得多。这也是我国企业海外收购多用借贷融资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这条路堵死，或经过更多审查手续，将不利于企业抓住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慎重。 

表3  我国社会融资结构（%）

数据来源：Wind，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整理计算

注：表中数据为2016年数据，贷款类融资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三是债务主要投向生产性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而非福利支出。仅凭债务水平一个指标，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的健康程度，还要考察支出方式和资产构成。我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且财政支出中医疗、社保等福利支出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政府支出以生产型为主，私人部门负债也大量投向生产性资产，对经济能够产生促进作用，这种债务有可持续性，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强。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调研组数据，截至2014年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4万亿元，其中只有2.9万亿元用于民生领域，约占19%，而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性支出占据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明显高于我国。以2016至2017财年为例，美国、英国、日本政府财政支出预算中，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支出的占比分别为47.6%、49.9%和33.1%。[28]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在短期提升总需求，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2016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为16.2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20.4%。

四是储蓄率高且以内债为主。评估一国的债务情况，除了看总杠杆率水平，还要考察其债务结构。日本虽然全社会债务水平较高，但由于具有高储蓄和低外债特征，债务持有人以国内银行和居民为主，故并未发生过严重的债务危机。2016年我国全社会杠杆率为257%，远低于日本的371%，与韩国大体相当；我国储蓄率高达45.8%，远高于日本和韩国；从外债余额占GDP比重、内债占全部债务比重这两项指标看，我国外债水平也明显低于日、韩两国（表4）。而塞浦路斯、希腊等近年爆发债务危机的国家，都同时具有储蓄率低、外债水平高的特征。

表4 部分典型国家储蓄率和外债水平（%）

数据来源：IMF，World Bank，BIS，Bloomberg，Wind，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整理计算

注：各国储蓄率和中国内外债数据为2016年，其余数据为2014年。内债占全部债务比重使用BIS的全社会杠杆率数据及World Bank的外债和GDP数据计算。 

五是银行业经营稳健，且影子信贷风险可控。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6358亿元，不良贷款率1.74%。如果按国外机构估计的不良贷款率极端值20%计算，不良贷款额为18.8万亿元。尽管中国经济增速略有放缓，但仍处于世界前列，银行业资产大幅恶化的可能性很小。随着经济发展，部分不良资产有望转化为正常资产。从2000年前后我国大规模不良贷款处置的情况看，不良贷款回收率在30%左右，[29] 国外一些研究调查出的回收率水平往往更高。[30] 如果按照30%的回收率计算，最后真正形成的不良资产极端值为13.2万亿元。而我国银行业监管不断改进，商业银行的审慎经营已成惯例，已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净额为15.5万亿元，贷款损失准备金为2.9万亿元，两项总和超过18万亿元，可以完全抵御国外机构所宣扬的极端情况。

在影子信贷方面，中国影子银行的资金大多从银行吸收过来，虽然通过通道业务输送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但最终投向仍以实体经济为主，其风险大体可控。这其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客观上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负担，但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具有优势，且银行经营审慎，影子银行不会出现大的风险。如果发生局部问题，也往往通过重组或由银行承担等方式予以解决。从规模上看，2015年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约为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的75%，而美国和英国影子银行规模占GDP比重分别高达143%和290%。[31] 影子银行问题并没有西方说的那么严重。 

西方炒作中国债务问题的实质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均通过综合评估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展示主权国家的信用状况，并将多个评级因素对评级对象信用质量的影响浓缩到评级符号中。评级不仅仅是对当前状况的判断，也包含了对未来的预见。[32] 以穆迪的评级方法为例，其将信用评级影响因素划归为四大类：经济实力、制度实力、财政实力以及对事件风险的敏感性。[33]

从主权债务风险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制度、财政实力均处于良好水平，对风险事件的耐受力也较强，特别是政府负债率，中国在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在大型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相对合理水平（表5），当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并不算高，且2017年3月末我国对外金融净资产高达17319亿美元，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部分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往往过于悲观。以穆迪为例，2017年5月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A1级，与政府负担沉重、经济增长迟缓的日本处于同一水平，但日本的主权评级却维持不变，且评级展望继续维持稳定。从实际情况看，2016年中、日两国政府负债率分别为46%和239%，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分别为257%和371%，GDP增速分别为6.7%和1.0%。显然中国的债务状况明显优于日本，穆迪下调对中国的评级缺乏依据。 

表5 2016年部分国家政府负债率对比  （单位：%）

数据来源：IMF

注：负债率指政府债务总额与GDP比值，部分国家数据为IMF估计值。

穆迪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的依据是存在问题的。穆迪指出，未来5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下滑至接近5%，财政实力将有所削弱，政府直接债务负担占GDP比重将继续上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将增加政府或有债务。事实上，我国政府债务规模一直保持合理增长，经济增速也有望高于穆迪假设的5%。由此判断，中国政府的债务风险指标与2016年相比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过去四十年，除了广国投之外，中国未发生过大的政府和国企债务的违约事件，所以穆迪对中国政府或有债务的判断与担忧也完全没有依据。

当前，西方炒作中国债务问题的实质，在于误导和动摇我坚持发展的决心，使我们不敢进行投资。对西方炒作我产能过剩问题，我们要认真分析。例如钢铁产能问题，在坚决消灭落后产能的同时，必须制订政策扩大钢结构建筑，增加使用量，保持与发展先进产能。应看到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十分需要的，国家应制订有利于企业将其产能转移的政策，要堵疏相结合。总之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判断，坚持正确的道路。否则将丧失对未来发展的掌控权。

有关建议

现代中国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百年奋斗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希望中国发展强大起来。他们何时真心诚意帮助我们出谋划策，助我强盛过？他们是能封锁就封锁，封锁不了就怂恿、联合盟国或与我有分歧的国家对我遏制。在经济上，他们总是耸人听闻地夸大问题。例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宣布中国的银行已技术性破产，而在我们实行银行改革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争先恐后地要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中国各银行的股东。遗憾的是这个“战略合作”只维持了十年左右，结果一个个赚得钵满盆盈，背后偷笑。生意场上欺骗对手是常态，关键是对手必须清醒，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受其骗，这是我们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过去西方曾不止一次预测过中国经济要垮，但一次也没有实现，我们也从没有相信过这些“预测”。今天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西方有关中国债务问题的判断。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水平上升较快，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在增加，但我国债务问题并未像一些国际舆论所宣扬的那样严重。因为我国债务的95%均为内债，且我国储蓄率高，因而不会爆发不可控的债务危机。

现在是西方处于经济发展方向混乱的时期，也正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时期，是前40年改革开放、科技、工业积累的爆发时期。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必须加快发展。尤其不能被西方的误导所欺骗。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非市场化的管理体制、金融体制与已经基本市场化的经济之间的矛盾制约我们的发展。在政府具有有效的调控能力的情况下，不存在不可控的危机。既要促进发展，又要控制风险，但发展还是第一位的。我们要辩证看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杠杆率问题，在不轻信西方误导的同时，也要加快推进各项改革，积极化解潜在债务风险。

一是必须要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我国较低的股权融资比重，是企业杠杆率高的重要原因。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健全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尽快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和市场间转板、退出机制改革。

二是对国有企业注资，不再提供隐性担保。资本金不足已成为限制国企发展和推高其负债的重要原因。通过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率也是一种办法，不过要综合考虑银行作为上市公司的利益及其股东的利益。从根本上，还是要尽快针对国有企业建立常态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建议中央与地方政府可以用发债的办法补充国企资本金，适当增加政府负债，降低企业负债。资金来源可考虑由财政部和地方政府发行特别国债和地方债，由人民银行认购。企业可使用注入的资本金偿付一部分银行贷款，从而抵消央行购买国债时的货币增发量。过去在解决地方一些金融风险时，也采取过地方政府向央行借再贷款的办法。这些借款可以用30-40年分期偿还的办法解决。在企业可以比较便捷地获得股权融资前，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补充必须制度化，政府不再对其提供隐性担保。此外，对技术可行、订单充足，但面临流动性困难的国有企业，还可通过政策性银行发放中长期资本金贷款。

三是要抓住时机发展，加大投资力度补短板。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在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补齐短板，加大投资力度。投资要投向制造业、投入研发，关键是选准领域和对象，这方面应放手让市场、企业去决定。

四是要加快各项改革。一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以改革体制机制为重点。对国企、民企要同等对待，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在健全法制的基础上，放活对企业的管理，对一些管理人的不法行为，违法、违规者必究，列入黑名单，阻其发展前途，逐步建立起社会信用和信誉体系。加强管理、反对腐败，弘扬正气。二是推进税制改革，采取宽税基、低税率的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三是要改革以巴塞尔Ⅲ监管标准为基础的银行监管规定，因为该标准是以西方情况为基础制订的，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不相符，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在借鉴的原则下制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防控风险的监管规定。

                                （编辑 王蕴）

2017年9月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基金会召开的学者座谈会上，正式提出推动“中国学派”研究与出版工作的倡议，与会专家与学者就构建“中国学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与建议。

“中国学派”现在推出“此其时也”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在十九大召开之际，现在推出“中国学派”丛书 “此其时也”。通过“中国学派”丛书，可以把很多学者多年的积淀和研究成果向全社会推出来。践行中国道路，是实践在前面，而“中国学派”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孔丹说，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首创者，他并不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受西方理论和教条主义的约束，而是带有批判性地理解与吸收。孔丹期待“中国学派”的构建能够带有一定的普及性，形成的理论成果要有学术性，而不是追求学术化，能够让更多的大众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理论和实践的成果。

孔丹提出，“中国学派”的研究“要站得住脚，真正地能够实现创新”，体现出“理论自信”。“中国学派”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并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是要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目前在中国这样丰富和良好的研究条件下，正是启动“中国学派”的大好时机。

“中国学派”应当“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认为，目前有很多学者正在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视角，来诠释对世界、对历史、对全球当下重要议题的看法与见解。大批这样的研究与著作都应当放在“中国学派”的体系中。构建“中国学派”不仅要立足中国，更要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拥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这是构建“中国学派”主要的侧重点。

“中国学派”应当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以中国当前这样伟大而丰富的实践，目前西方理论体系没有办法对中国的道路进行解读和诠释，中国应当构建自己的理论和评估体系，并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王湘穗说，他参加了一些国际关系的研讨活动，不少国外学者表示，中国的实践和一些做法对他们颇有启发，但是我们自身却并不注意总结。而当下的中国在解决很多国际事务时所采取的方法，都具有很重要的创新意义，值得好好总结。王湘穗对“中国学派”的定义给出了这样的表述：“‘中国学派’是具有中国文化自信，从中华民族及国家立场出发，研究各类社会问题和进行思想探索的学术群体，是秉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以建构中国话语，传递中国声音为已任的学人共同体。”他认为，“中国学派”不应当局限于某个学科，应当更多地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中国学派”不应当只限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认为，“主要受中国特殊性的启发，在社科人文各学科里对已有知识做出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就是‘中国学派’”。而这种本领域内的学术贡献应当对现存的主流思想提出挑战。潘维指出，“中国学派”不应当只限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不是因为中国人做的研究就叫做‘中国学派’，这个定义应当更广一些”。纳入“中国学派”的研究要更看重其学术贡献，是否为现有的知识结构做出重要的贡献。

当下很多学者都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探索，比如王绍光关于整个西方史中“抽签理论”的研究著作，就是以中国人的视角来诠释西方文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所进行的历史哲学问题研究，令西方学术界耳目一新，这些都应当纳入“中国学派”。

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中国学派”理论体系日益迫切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表示，既然被称之为“学派”，其功能之一应当是一部分研究成果要能够进入大学课堂，作为基本的参考书。“中国学派”的理论成果不但要进入中国的大学课堂，还要进入整个世界的大学课堂，包括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汪晖介绍，他曾经与一位在拉美国家开展业务的基建类国企的负责人进行过交流，这位负责人告诉他，尽管企业的业务在这些国家开展得非常顺利，但是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却是如何解释中国“一带一路”背后的理论体系。“一带一路”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这个过程并不是要在国外完全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企业在业务的“在地化”过程中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的问题，而媒体、政府和学者在解释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还在大量使用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实践与西方式的解读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导致中国的资本在海外进行投资的时候，面临巨大的文化压力。

中国的发展模式非常成功，如何在理论上阐释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如何再解释西方的经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发展模式的理论构建，需要建立新的联盟。“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输出，还需要在文化思想上结成统一战线。“一带一路”背后的文化、哲学和政治体系到底是什么，也需要我们讲出来。现在我们更多地是从实践层面去做事情，但是将其理论化的工作却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汪晖指出，“中国学派”应当立足于这些发展经验，不仅是讲中国的，还应当包括那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理论化。他认为，“中国学派”的某些界限具备一点模糊性是很有必要的，不必过于精确界定，以便能容纳更多的学者与研究观点。

当下，中国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发展，非西方地区、第三世界国家，都处在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发展起来的过程中，它们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释其来龙去脉的困境。因此，非洲、拉美、亚洲周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及其相互比较性的解释，都可以放在“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范围内。而且当下这个部分显得特别有必要。中国有现代化和历史传统的支撑，而很多国家并不具备中国这样的条件，因此西方的文化霸权在这些国家显得格外突出。汪晖在拉美国家不止一次地遇到当地学者提出编撰中国教科书读本的需求。这些国家所读的理论读本大多是从英语世界传过来，关于中国的解读更是如此，而“中国学派”完全可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

“中国学派”应当在世界范围内讨论和推广。这种理论性的构建工作目前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了。而且，理论构建要放在中国自己真正的经验里去谈，寻找我们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再用别人的语言。汪晖说：“要讲‘中国学派’，不能光对我们自己讲，还要对外讲，让别人能够信服。那些我们曾经熟悉、而今天已经抛弃的知识，要把它们重新加以改造，重新澄清理论的是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开创“中国学派”需要学术的“三自”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日前在他的新书交流会上介绍，他与杨竺松著、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道路丛书之一《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正在通过境内外出版社的合作，来推动中国学派、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目前，这本书中文版出版后，日文版已定于11月上旬正式在日本发行，英文版翻译工作也已基本完成。

胡鞍钢认为，“中国学派”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第一课堂、第一信息渠道总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建设强有力执政党的奇迹。可是西方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还是习惯性地拿着“集权”、“威权”等标签化的概念说事。胡鞍钢说，“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国际交流确实在不断增强我对中国的自信。现在西方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体制，再像过去那样大贴‘集权’、‘威权’的狗皮膏药已经不灵了。”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对中国的创新进行理性客观专业化的总结，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胡鞍钢总结，学术有“三自”：从学术自觉到学术自信，进而到学术自强，开创“中国学派”，就特别需要这种自觉、自信和自强。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战略安排，开启了中国人民迈向伟大复兴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呼唤拥有“黄金领导力”的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黄金领导力包括思想理论领导力、目标使命领导力、统一行动领导力和人类愿景引领力；它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下选拔接班人的严格要求，来自从长期实际工作历练和考验中选拔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传统，来自强领袖与强班子之间的相得益彰。

中国强国的黄金时代，需要黄金领导力

1987年4月，邓小平谈到“三步走”战略时曾指出：[1]“第一步的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就很容易。看起来，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但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2]

显然，邓小平对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历史任务的艰巨性是有充分估计的，并且寄希望于后来人，他多次表示相信“后来人会比我们聪明一些”。[3]“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对党和国家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江山代有才人出，党的事业永向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就是中国强国的黄金时代。他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新目标：一是将邓小平提出的2050目标提前了15年，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极其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们肩负起全面建设世界强国的使命，也具备了对全党的领导力、对全国的领导力、对全民族的领导力、对全世界的引领力，由此构成了核心领导集体的“黄金领导力”，既要决胜第一个百年目标，又要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也必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黄金贡献。

“黄金领导力”及其构成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为引领新时代的舵手团队，不仅是中国的优秀政治家，也是世界的优秀政治家。这个团队的“黄金领导力”来自习近平总书记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核心领导力，来自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人民情怀、使命担当、全球视野、卓越才干。具体来看，至少由以下几个方面所构成：

首先是思想理论领导力。中共十九大全面总结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等重大政治判断，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十四条基本方略，从思想理论上为全党提供了根本指引。

其次是目标使命领导力。中共十九大报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定新时代的奋斗目标，设计并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战略安排，对原有“三步走”战略进行了重大升级，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再次是统一行动领导力。中共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四条基本方略之首，强调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过去五年强有力正风肃纪、反腐惩恶，使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最后是人类愿景引领力。中共十九大报告重申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所肩负使命的重要内容，承诺继续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呼吁全球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共十九大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政治活动，为全世界所瞩目；大会取得的成果及其对未来的规划赢得世界广泛认同，反映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心发挥的重要作用。

黄金时代呼唤黄金领导力。黄金领导力从哪里来？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下选拔接班人的严格要求，来自从长期实际工作历练和考验中选拔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传统，来自强领袖与强班子之间的相得益彰。

黄金领导力源自严格的领导人选拔标准

从中国的政治实践来看，以贤能为标尺的选拔任用制度历来都是政治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产生的重要制度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来，这套制度已经被证明为行之有效、并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它遴选出一代又一代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广大党员勠力同心，将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稳健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中央领导层干部的选拔上，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比整体性的干部标准更高的要求。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要求。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十六条，要求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并提出了五条要求。2002年11月，新华社在对新当选的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进行报道时，首次公开将中共中央委员会明确界定为“政治家集团”，并对政治家集团人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此之后，党中央对第十七届、十八届“两委”坚持了中共政治家集团的定位，并对“两委”人选提出了与时俱进的一系列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十九大所作报告中指出，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明确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选人用人的根本导向，同时也为干部的贤能标准赋予了新的深刻意义。

为做好第十九届“两委”人选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推荐人选专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和“五个带头”的素质要求；又对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谈话调研及其酝酿工作提出了四项重要原则，对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推荐人选提出了除范围、年龄和结构之外的四个方面的素质条件要求。其中，政治标准被放在了首要位置，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带头做到把握大局、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带头遵守廉政规则、带头加强学习，在“政治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方面堪为表率，模范遵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带头贯彻“四个意识”，政治素质、政治立场、政治定力过硬。这些标准和要求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肯定，认为党中央关于十九届“两委”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的原则科学合理，推荐人选的标准条件清晰明确，推荐范围及年龄等有关要求的设置符合实际，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

黄金领导力源于长期实践历练与考验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历练，不断积累治理经验，逐级晋升、逐渐成长为高度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的政治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选任中坚持贤能导向的重要体现。从中共第十四届到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履历情况看，他们在成为政治局常委之前，往往需要经过“台阶式”的锻炼，即至少需要迈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一是各地方省级党政负责人的台阶，二是在任的党的核心领导集体主要助手的台阶，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通过这两个台阶的历练，积累关于地方治理的知识，熟悉关于国家治理的知识，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都越来越丰富。此外，在不同省份之间、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与地方省份之间交流任职也是培养历练高级干部的重要方式，通过高级干部的交流任职，不仅促进了地方发展思路的转变和发展要素的流动，促进了跨地区的知识分享、经验分享、资源分享，有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在协调发展中体现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更是党的优秀人力资本的跨地区流动，使优秀干部进一步开阔视野、深化对国情的认识，在历练中培养干部，使党的高级干部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

以中共第十五至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他们在成为常委之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的平均时长逐届增加，总体平均情况为担任过总计近10年的省委书记、省长或省委副书记；在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们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平均时长超过7年，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的平均时长约为3.6年。三者相加，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两个台阶上的历练时间总共近20年。此外，他们在成为常委之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或省委副书记的省份数呈现出逐届升高的特点。

从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来看，七位常委不仅全部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很高的学历水平，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和宽阔的知识面，而且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他们平均在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担任党政主要负责人，平均任职时长达到9.9年；从工作省份看，既有上海、广东、浙江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也有陕西、重庆、贵州等相对欠发达省份，基于实践经验的国情认识具有互补性；平均拥有超过7年的中央政治局工作经历和接近3年的中央书记处工作经历，对治党治国各方面工作已具备充分了解。

此外，从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25位委员情况来看，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比例为88%，达到历史最高；拥有副省级及以上地方党政负责人工作经历的比例达到84%，曾担任省委书记的比例达到64%，均为近几届中央政治局中较高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正是由于经过充分历练，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具备丰富的从政经验，并通过突出的工作实绩表明能够承担起政治家的使命；他们首先是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实干家，进而才成为了政治家。优秀的政治家不会自动从天而降，只能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而产生的。

“强领袖”乘以“强班子”等于强大领导力

恩格斯曾经提出历史发展的“平行四边形合力”说。他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4]

领导集体的历史作用也与此类似。一方面，中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也是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党中央处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领导力，同时也需要整合其他方方面面的力量，从而使党在历史中的分力与其他方面因素的分力相互作用，汇聚起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历史合力。另一方面，党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核心领袖，在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历史作用，正所谓“万山磅礴看主峰”。核心领袖坚持正确前进方向、坚持正确工作方法，领导集体成员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在正确的方向上实现领导集体的领导合力最大化，从而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有力，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核心领袖的能力与中央领导集体其他组成人员的能力，两者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的基础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核心强、班子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就愈加坚强有力。

这就解释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和根本动力。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人民始终是塑造历史的主体；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当中，中国共产党绘制发展蓝图、把握前进方向，使千千万万的人民个体的历史分力汇聚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合力，谋求最广大人民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使党、国家和军队迎来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创新和发展了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首先是明确习近平同志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党心所向、军心所归、民心所望；其次是将集体领导体制从“五大机制”发展为“七大机制”，强化了集体外事机制和集体自律机制在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治国理政及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作用；三是通过优化中央领导机构组织架构，强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协作，同时通过拓展重大专项会议制度和领导小组会议制度，完善重大会议机制，加强了党中央重大决策制度建设，使集体决策机制更加适应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集体领导体制的创新与发展，反映了中国制度创新、制度实践、制度调整、制度完善的发展。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好的制度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依靠杰出政治家。经过长期工作历练、实践检验、斗争考验、严格选拔而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共政治家集团的“黄金一代”，他们“真金不怕火炼”，拥有黄金领导力，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带领全国人民一步步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目标。

创造黄金时代的黄金领导力

中国为什么会不断成功？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孕育和选拔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全面进入强国时代，强国时代需要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强有力的党中央；强有力的党中央，必然离不开坚强有力、团结统一的核心领导集体，离不开杰出的核心领袖。中共十九大及十九届一中全会，正是为中国选出了这样的党中央、这样的核心领导集体、这样的杰出领袖。

中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面对着新期待；不仅是全国人民的期待，也是全世界的期待。全国人民的期待，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向往，体现在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全世界的期待，集中体现为全球在破解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维护人类共同福祉、构建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对中国寄予厚望。为着这份向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带领全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沿着十九大指明的前进方向，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回首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率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人们很难想象在之后的五年中，这一届班子会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又迎来新的任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团队愈加精干成熟、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十九届中央领导集体必将引领中国在未来五年再上新台阶、迎来新跨越，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征程！

（编辑  苏歌）

“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搞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历来是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关心的宏大事业。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对激发农民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城乡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功绩，有目共睹。

同时也要看到，很多地方的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放松了“统”的这一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被弱化，幸存下来的集体经济实力也失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把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摆到应有的位置，缺乏强有力的行政引导和正确的政策导向。

加强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了，不但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防止两极分化。乡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了，扶贫工作也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必须确立“统”与“分”的辩证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农村经济上的体现，应该是集体优越性与个人积极性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个人离不开集体，集体把每个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集体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不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也就不会有集体的创造力。只有把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使“统”与“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生产力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做过多次重要指示，尤其重视基层党政建设和集体经济的建设。关于统筹城乡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带动力。<!--[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贫困地区农民的脱贫工作。他说：“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习近平同志着重指出：“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政策性很强，要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习近平同志关心通过培育农民合作组织，惠及广大普通农民。他在黑龙江视察时说：“东北地区有条件发展规模化经营，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指示，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1980年农村改革起步时，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民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多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必然提出的要求。”<!--[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曾数次阐述农村改革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讲清楚，这是社会主义的解释。“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

“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

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不断的解放和发展我国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任何生产力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相联系并容纳于其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之适应，形成同步发展、不断进步的局面。

当前，很多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相当部分农村处于空心化状态。怎样稳定乡村劳动力，发展地方经济，防止农村变成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改革发展的任务，是一个重要课题。

推进农业现代化，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应该逐步转到分工经营的大生产方式。当前各地农村正按“三权分置”的原则进行土地流转，很多地方鼓励种田大户或引进龙头企业，作为推进规模化、社会化生产的重要途径。但我们更应该强调创造条件、引导和组织农民发展新型合作经济体，逐步实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第二个飞跃”。坚持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我们党在武装斗争时期是把支部建在连上。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工作是把支部建在村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大党支部在组织和依靠农民群众，推动改革和发展事业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前农村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同样离不开党的建设和基层党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

                               （编辑  苏歌）

我常想，22世纪的孩子们会读什么书？到那个时候，不能让孩子总说19世纪的事，而一说起21世纪的文化成就，开口就是娱乐“大腕”。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就面临精神危机了。今天我们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清末那一代学生，为什么会出现思想大觉醒？因为要亡国了。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文化大自觉的时候，都是民族面临危亡关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在国家顺利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将来哪一天可能面临生死危难。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当年居安思危，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准备，我们今天才没有走苏联那条路。而苏联就是在教育上吃了大亏。

    教育要培养治国理政人才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思想成长和转变经历有关。

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是学生出身，1963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时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毛泽东从自身思想成长和转变的经历，认识到教育不能脱离实际。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些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1968年7月12日，毛主席在谈话时提出“教育要革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办教育要讲政治。毛主席极其重视文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问题，认为大学文科不讲政治是很危险的。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更多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有着鲜明的指向。1961年年底，毛泽东对大学生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教育要讲政治，首先要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有人说人要有信仰，我认为关键是要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果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那就会产生唯心主义信仰，这样我们就难免出现苏联后期那样的情形。戈尔巴乔夫不能说没有信仰，他有的只是唯心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于国于民只能是灾难。“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反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真理的逻辑也是从反面展开的，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教育就不能完成其应有的任务。因此，唯物论，辩证法，是从学校学不出来的，要到有丰富的对立面斗争的实际生活中，从实践中学习。所以毛泽东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要政治挂帅，要走从工人中培养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实践中去。参加实践可以有多种做法，重要的是切实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中。学生一旦脱离了这样的实践，他脑子中就没有国家了，因为他不饿肚子，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更没有生死感。

我们今天讲教育，是讲中国长治久安之道，是讲治国理政，而不是某个具体学科或某种教条。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这是当代教育的大道理，也是专业人才培养必须服从的大道理。古代有大学、小学之分，大学就是培养治国理政人才，在大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政治。治国理政就要抓住国家中的政治问题，如果将教育办成了仅仅传授知识的机构，那就脱离了政治，而教育脱离政治在历史上往往是亡国灭族的开始。

在中国战国时，秦国和齐国的命运类似于同时段的欧洲罗马与希腊的命运。就在秦国和罗马的兵团在东方和西方世界铁血前进时，齐国人则在闭门搞“稷下学宫”，玩不靠谱的“纯学术”和“百家争鸣”，希腊人更是“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结果是齐国和希腊这两个曾经的强国，先后倒在讲政治和注重经世致用学问的秦国和罗马的脚下。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我们党的经历有关。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每次大失败，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共产党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了1927年的大灾难。当时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的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学到的党课是谁上的？是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开杀戒，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1927年，蒋介石逼得共产党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掉西服，拿起枪杆上了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就是这样由他的对立面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完全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出发时是8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只剩下3万多了。李德这个外国军人，机械地把欧洲军队的战法搬到中国山地，碰得头破血流。在中国是山地作战，又是敌强我弱，怎么能使用欧洲平原大部队决战的方法？红军付出了5万多人的生命的代价，我们党才明白，为什么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照搬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泽东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就是唯心主义。

当时我们党还没有自信，自觉更谈不上。真正找到自觉和自信的标志，是我党找到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填写了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从这词中可以体会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四渡赤水，过金沙江，过大渡河，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这时又碰到了张国焘。当时张国焘头上的光环更大，他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还到苏联见过列宁，简直不容怀疑。但光环并不能保证其路线的正确，还是要看他的主张能不能符合中国实际，能不能带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过草地时，一部分部队跟张国焘走了，开始要南下四川，后来又北出新疆，因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而跟随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事实证明张国焘是错的。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像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得来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为什么毛泽东到延安后要搞整风，要解决学风问题和世界观问题？整风就是教育革命，抗大的学风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个意思。仅从动机考虑是唯心主义，动机和效果要统一，要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服务。所以毛泽东反复说，要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在今天，这个“大道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强国的道路。

知识分子深入实际，和工农结合，才能避免苏联的覆辙

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获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就考虑以后怎么办？孩子们不会再经历革命战争考验了，长征路也不会再走。看到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之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教育革命问题，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反修防修问题，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变质，防止中国再出现苏联那样的变质。这个动机和思想是没错的。今天看苏东的情况，他当时的担心是对的。

为什么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诉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实际。毛泽东找到了一条路，这就是知识分子要到人民当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话，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广大工农结合在一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毛泽东指示提升为党的教育方针，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1964年2月，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时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的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

从20世纪60年代初，党就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开始有侯隽、邢燕子这些人，再后来就形成上山下乡的整套方针政策。这个运动非常深入，前后有2000万青年学生下乡，而它的巨大成效到今天才真正显现。我是下乡的一代，孔丹同志是下乡的一代，朱善璐同志也是这一代，我们有幸得到深入农村基层并在基层成长的机会。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就是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应该说，我们在下乡实践中得到的这份知识是受益终生且不可替代的。

有人总抱怨说，我们这一代人下乡多么艰苦。其实，“甜”这一范畴恰恰是通过它的对立面即“苦”的逻辑演绎出来的。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吃了一点苦，但避免了中国遭受苏联那样的大罪。其实亡党亡国才是真正的苦难。当年南京陷落，敌人的刀子架到你的脖子上，哪管你是什么著名学者、专家、艺术家，这些头衔有什么用？没出大事时，有些人总以为自己个人是如何重要，国家怎样与我无关。亡国时才会明白，有国家才有你的身份，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

看了苏联的教训，就能对此有深刻体会。苏联解体多少有才华的人流离失所。惨痛的教训教育了曾“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if !supportFootnotes]-->[14]<!--[endif]-->的俄罗斯人，他们最终又将普京推到历史舞台。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秦不失于制，失在于政<!--[if !supportFootnotes]-->[15]<!--[endif]-->。从这个角度看苏联解体，苏联的解体也不是失于制，不能由此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在整个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在1978年以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美国，1978年之后，苏联经济增速才直线下降。撒切尔曾经坦承，苏联这个制度太厉害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它有巨大的优越性，但它又怎么解体了呢？问题出在治国理政能力的衰落，根子还是教育方针出了问题。教育长期靠考试、开表彰大会、发奖状来培养人才，而不与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则如无头苍蝇，就会完全没有方向。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只能是精英意识，没有劳动人民意识，脱离实际使苏共最后和劳动人民脱离了。

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人民是麻木的，他们认为苏联这个国家跟他们个人没什么大关系，这样就很危险了。值得研究的是，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if !supportFootnotes]-->[17]<!--[endif]-->。这些人有的是背叛，更多的是天真幼稚。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

历史表明，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要被开除球籍的。苏联和苏共就是在无人能敌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的。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首先在干部队伍和人才基础

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if !supportFootnotes]-->[20]<!--[endif]-->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今天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要向强国迈进。这是真正的挑战。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财富可以继承，可经验极难继承，而传承财产是需要经验的。似乎是讽刺：人在继承财产的时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经验，而获得经验的时候却又同比地失去财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毛泽东也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而根据地却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8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if !supportFootnotes]-->[21]<!--[endif]-->和平时期说虚话、浮话、大话甚至鬼话所产生的负作用只有到下一代或下几代人才能应验，而有多少人会为未来灾难而放弃眼前的利益呢？对此，像俾斯麦这样的铁血人物也深感无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if !supportFootnotes]-->[22]<!--[endif]-->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后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政治经验成熟的干部人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国际视野、国际眼光和参与世界治理的能力，都要受到考验，我们要具备这些能力。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满脑子都是唯心论，那么，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还要犯与王明、博古同样的错误，还要再经受“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别说强国，连富起来的成果都保不住。

成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要具有熟练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来自对立面的推送，因而它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更不是考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if !supportFootnotes]-->[23]<!--[endif]-->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强调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if !supportFootnotes]-->[24]<!--[endif]-->1961年年底，毛泽东教育毛远新说：“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if !supportFootnotes]-->[25]<!--[endif]-->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if !supportFootnotes]-->[26]<!--[endif]-->毛泽东说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只能在社会斗争中产生。在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这种能力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倡并认真推行的教育革命已在当代中国开花结果，并使我们中国赢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1949年我们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20世纪50年代我们和苏联结盟，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60年代，苏联领导人治国理政能力严重下降，其内外政策频频出错，而我们则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长征路上血写的经验，没有唯“老大哥”是从；1972年，我们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这使我们再一次获得更大发展。20世纪末，美国领导人极度膨胀，其治国理政能力迅速下滑，其内外政策也频频出错。“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全面扩张，我们还是坚持独立自主路线，也没有唯美是从，转而与俄罗斯结好。2016年6月25日，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决定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这又使我们获得更为广阔的安全环境和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历史上少有的幸运的一代，我们有幸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陨落：前有苏联解体，后有美国衰落；我们还见证了中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在对手们的唱衰中迄今还保持着强劲发展的势头。

我们赢在哪里呢？我们赢在人才，尤其是战略性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胜利发展，应该从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思想及其实践那里找源头。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为今天所作的深谋远虑的人才布局，尤其是治国理政人才的培养和布局，那我们可能也会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重复苏联的后辙。苏联当时有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就是短缺政治人才。结果让戈尔巴乔夫那种人执掌国家，严重脱离实际，唯心论盛行。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if !supportFootnotes]-->[27]<!--[endif]-->当时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不是个别人的作为而是弥漫于领导集体的一种思潮。他们真相信美国，相信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有意思的是，当年苏联的战略能力下滑的现象，很快又在美国发酵，今天美国的人才教育也是严重脱离实际，“从1901年首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去年为止，总计有71位美国公民单独或者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梳理2007年至今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if !supportFootnotes]-->[28]<!--[endif]-->诺贝尔奖在美国日益推升的结果却是美国的衰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脱离实际的教育最终是要使国家和人民付出血的代价。我们党通过长征的血的经验，找到了政治自觉和历史自觉。由于有一大批经受了革命斗争考验的干部，他们保持了联系实际、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从而保证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经受住了种种风浪的考验，保证国家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权力可以交接，可是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极难交接，而运用权力是需要经验的。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家底”，其政治成熟与否与其经验的积累程度及深度成正比。1957年11月12日，毛泽东对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说：“经常改变领导是不利的，不能积累经验。一条路线的正确，必须要能够在客观上见效。列宁说，铁的纪律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慢慢形成的，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if !supportFootnotes]-->[29]<!--[endif]-->

为此，毛泽东从60年代开始，就着手推行以在实际中培养青年学生的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为核心任务的教育革命，为未来中国做人才布局。半个世纪过后，当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培养的青年同志已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我们未来30年、50年将会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苏联和美国那样国家金玉其外、人才败絮其中的危险呢？这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还要抓人才，还是要从以实际政治经验而非单纯知识传授为核心任务的教育入手。这是事关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天大的事业。

有了文化自觉，才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反者道之动。历史的逻辑和真理的逻辑都是由反面展开的。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的文化自觉及其代表人物总是在民族大危机的时候出现。这是思想进步的大背景。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首先针对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孔子当时身处春秋末期，眼看国家要解体，社会要大乱，他想维护统一，所以特别反感学界的空论，鲁国大夫少正卯有些类似今天的只知处士横议的“公知”，孔子上任鲁相第七天就向少正卯开刀。后从政不成，孔子便致力于教育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今天看来，孔子维护周王朝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孔子思想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其错误在于他用拉历史倒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最后由秦王嬴政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在目标而在手段。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战斗性。毛泽东说：“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if !supportFootnotes]-->[30]<!--[endif]-->

东汉末期中国历史出现大的衰落，这些衰落因素经过唐朝的否定又在宋朝复活：文人不拿枪，武人假念书，都不练真把式，唐时知识分子那种“论功还须请长缨”<!--[if !supportFootnotes]-->[31]<!--[endif]-->的气概已荡然无存。东汉自缚于名学，致使国家三分。至两晋又走向另一极端，从名学滑向玄学，从教条主义跳到虚无主义，这种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为佛教在中国大江南北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意识形态空间。

当时，中国大江南北大有一种“全盘佛化”的势头<!--[if !supportFootnotes]-->[32]<!--[endif]-->。大诗人谢灵运（公元385～433年）毕生谈佛，梁武帝萧衍更是弃道归佛，以护法人自居，以至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庆幸：“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if !supportFootnotes]-->[33]<!--[endif]-->唐时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复兴，与此相伴的是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的出现。北宋偏执于天理，整个社会唯心论盛行。毛泽东明确指出：“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if !supportFootnotes]-->[34]<!--[endif]-->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读起来很优美，实际上并不着调，充满禅意，有些像今天的《雾里看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东西。这种诗实际上是要把人的思想搞散的，让人不能担当。写这首诗的人死后大概26年，北宋就亡国了。

北宋末年，司马光编撰了《资治通鉴》。毛泽东喜欢读《资治通鉴》，因为书里一个故事就是一滩血，没有空话。司马光所以写这样的书，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空论成风，问题还是出在教育制度上。它那个教育制度，读上硕士本科就可以当官，当了官还是脱离实际，其政策不接地气。

朱熹（1130～1200年）在宋朝南迁后第三年出生，救亡是南宋知识分子关心的主题，也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为了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朱熹将“四书”列入大学课程中的至尊位置，由此将北宋飘浮在天上的理学拉到大地上。“四书”的特点是不讲天边的事，专讲眼前的事。不信鬼神信现实，不知生焉知死，不谈怪力乱神。不空谈，重实践。朱熹后来官也不当了，就是写书、搞“教育革命”，当时朱熹办的那些学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学问必须经世，人才必须致用。为什么要这样呢？亡国了，救亡，是朱熹思想的核心，也是南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脱离“亡国”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就不能理解朱熹思想的战斗意义，就会错误地将朱熹描绘为搞所谓“纯学问”的学者。

元蒙入主中原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大刺激。明代中后期，中国汉族政权又面临边疆动荡的威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王阳明将朱熹教育改革继续推进，将进一步“正心”作为学问形成的核心范畴，正心不是“禅心”，相反它是反禅的。

明代的王阳明强调“正心”。他不是要求学生只会读经典，而是要让你知道自己是谁即自己的社会属性，这叫正心。正心就是正根，根正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心不正，国则歪。与孔子、朱熹一样，王阳明也是直面“时代问题”的思想家，他们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战士。现在有人把王阳明说成是一个禅学大师，根本就不是。禅学兴，国则亡。好端端的宋王朝，其知识界上下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担当，没有立场，结果竟被自己昨天瞧不起的民族打败了。明朝也是临到大危机才出现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正蓬勃向上的时候，毛主席就考虑到教育这个百年大计。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if !supportFootnotes]-->[35]<!--[endif]-->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提醒我们汲取明亡教训，要居安思危的目的不言自明。

立场问题，是宋明知识分子最缺乏因而必须直面解决的“时代问题”。有立场就有了对立面，有了对立面，就有了斗争的方向，有了斗争方向，学问才有力量。先解决立场，其次再谈学问；也就是今天说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孔子、朱熹、王阳明等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今天我们在宣传古典文化中抽掉了这些战斗性和革命性的内容，把我们孩子培养得只知埋头念经，搞复古仪式，这些形式主义的浮浅表现，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大变化，他们一边读书一边打仗。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书都写得好，也懂得打仗；清朝的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还有蒋介石等都懂得抓枪杆子。毛泽东更是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其文韬武略，更是无出其右。民族大危亡促成的文化大觉醒至延安整风达到高峰。这个高峰又可溯源于朱熹以来的中国教育革命。其结果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这样才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那一代坚持“实事求是”（即“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认识路线、带领中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而又政治成熟的领袖集体。

推进伟大事业，必须早做人才布局

我们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再次找回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自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有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诞生的思想基础，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先进思想。这个先进的思想，来源于延安整风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事实求是”的认识路线。建国以后毛泽东汲取苏联领导人治国能力不足的教训，高瞻远瞩搞教育革命，意在为未来造就能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治国理政人才。今天看来，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目的基本实现。

现在我们又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我们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不仅需要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还要提升治理世界的能力。今天的资本主义治理世界能力迅速下降，我们共产党人要给我们、给世界一个证明，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事业是能够站得住并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这个斗争是非常伟大、艰巨和光荣的，任重而道远。

在这个伟大的征程中，我们不但亲眼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衰落，还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进程。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得到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为未来二三十年的人才布局早做谋划，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行稳致远，实现我党“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为此，今天我重提“教育要革命”的命题，我说的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我认为它是保证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征途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的“时代问题”。

（编辑  季节）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最近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业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近两年来，受我国经济运行下行、实体经济回报率走低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和金融运行不协调的问题日益显著。

金融脱实向虚的不良后果

2014 年7月，政府首次提出金融“脱实向虚”问题,提出要促进金融信贷资金归位。金融“脱实向虚”导致两种不良后果呈现：一种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或是进行套利活动不能进入实体经济，或是流转链条拉长，虽然最终可能还会进入实体经济，但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另一种是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过程中出现配置错位，主要表现是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等资产市场、不进入制造业，从而加剧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

从宏观层面看，金融“脱实向虚”主要表现为“三个背离”：即金融增长与实体经济增长的背离、货币与经济运行背离、金融资产收益与实体经济利润背离。但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提出并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进程的加快，实体经济正在逐渐企稳，经济效益有所改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背离性增长有所缓解，金融“脱实向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金融与实业相脱离的内在因素

金融“脱实向虚”，既有金融市场建设及发展不充分、低利率和资产荒加剧等原因，也有制造业特别是传统产业面临较多困难、对金融吸引力下降等原因。

从金融理论看，通常认为，金融和实体经济走向分离，是因为金融资产价格依靠信用来支撑，不存在边际产出递减倾向，而实体经济则由于不具有金融这些特征而容易陷入增长困境。这种增长的剪刀差加快了金融与实体经济背离的速度。

当前我国存在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背离，属于金融发展过度产生的背离，即由于金融业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发达过度，逐步脱离于实体经济。其内在矛盾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发展越快，其自身所要求的交易方式越灵活、周期就越短，这是实体经济所不具备的特征；二是金融的逐利本质使得过于发达的金融业可以将力量延伸至经济领域的每个角落，并优先选择回报率高者合作，而实体经济部门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其发展通常呈边际报酬递减趋势，因而与金融逐利的本质要求相悖；三是金融快速发展中，所经营的产品具有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所要求的收益需要与承担的风险匹配，而实体经济发展较为平稳。为此，要促进金融“脱虚向实”，需要从金融、实业两方面采取措施，促进金融与实业的和谐运行和有机融合，形成良性循环共生共荣的关系。

保险业与实体经济发展高度融合

保险业作为我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始终坚持以服务经济社会、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建设为己任，在政策制度制定、市场发展引导、实践业务操作、行业规划目标等方面，持续保持着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促进。

从保险业务端看，到2016年，我国保费收入达到3.1万亿元，先后超越德国、法国、英国，跃居世界第三位；2017年预计保费收入达到3.5万亿元，有望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保险业服务大局能力显著提升，2016年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2373万亿元，是GDP的32倍。大病保险全面推开，巨灾保险实现突破，农业保险持续拓展，商业税优健康保险正式启动，商业税延养老保险即将试点，全方位扶贫保障体系初步建成。2017年上半年，农业保险为1.16 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17 万亿元，同比增长14.3%；支付赔款100.9 亿元，同比增长37.9%；1083万户次贫困户和受灾农户受益，增长43.7%。责任保险为安全生产、医疗卫生、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密切关系公众利益领域提供风险保障96.8 万亿元，同比增长76.5%。保险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减震器和推动器，为经济运行、民生保障、市场增长、社会稳定提供重要安全屏障和助力支持，发挥着风险补偿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功能。

从保险资金运用看，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是通过银行存款转化为银行贷款对实体经济间接融资，截止2017年6月底，保险机构在银行存款超过2.16万亿元，其中多为长期协议存款和定期存款，成为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的重要资金来源；二是通过购买债券、股票等金融工具对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截止2017年6月底，保险资金投资各类债券和股票合计超过6.76万亿元，包括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等；三是通过股权、债权、基金等方式对实体经济项目融资，截止2017年6月底，保险资金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产业基金、信托计划、私募基金等方式投资实体经济超过4万亿元，投资领域涉及交通、能源、市政、环保、水务、棚改、物流仓储、经济适用房、工业园区等领域，如京沪高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上海市博、粤东西北产业投资基金等重大项目，都有保险资金的身影。特别是保险资金在支持国家战略实施上也做出积极贡献，截止2017年6月底，仅从项目融资看，投资“一带一路”6994亿元，投资绿色金融5923亿元，投资长江经济带2351亿元，投资棚户区改造1241亿元，投资京津冀协同发展1120亿元，投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300亿元。保险资金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成为价值的发现者、引领者和创造者，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强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两个维度

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提出，金融要“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之本，也是金融业健康发展之本。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液，应该对振兴实体经济发挥重要的正面作用。可以说，金融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与实体经济是密切联系、互促互生的。因此，金融业需要继续锚定正确方向，发展国家、人民和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事业，成为实体经济和中国制造的助推器。就保险业而言，要从两个维度继续强化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一要继续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核心功能，为实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要坚持“保险姓保”的根本要求，大力发展农险、巨灾险、企财险等险种，发挥损失补偿功能服务实体经济；重点发展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校园安全、地震巨灾等领域的责任保险，创新公共服务，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健全以科技保险、保证保险、专利保险等为重点的创新支持体系，为创新提供更为全面的风险保障。同时，要大力发展长期寿险、意外险、健康险等能够平滑居民生命各阶段支出的人身保险险种，减轻社会公众意外事故和疾病带来的财务负担，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发挥优化社会治理的作用；继续推动保险业在大病、健康、养老等领域深耕细作，为社会公众改善民生质量、做实风险保障、提高生活品质提供优质服务。

二要充分发挥保险资金优势，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保险资金具有期限长、规模大、稳定性高且运用灵活的独特优势，已经成为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要继续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建设以及军民融合、《中国制造2025》等重要战略实施；积极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以股债结合、资产支持计划等形式推进直接投资，提升金融体系投融资效率；积极参与医疗、养老、健康等产业投资，探索投资长期护理和老年用品领域，提高社会公众健康养老水平。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业的最高目标，是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需要。金融业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和监管部门的系列文件精神，在国家实体经济建设、金融市场发展、民生民需保障和国家战略实施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编辑  季节）

“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企业难得的发展机遇。

协同是集团战略和经营哲学

中信参与“一带一路”的优势在于多元化的综合优势以及集团大协同的优势。多元化业务是发挥协同作用的基础，而中信的多元化与发展历程相关。中信创立伊始并没有固定业务范围，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涉足了很多行业。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信走的是一条创新之路：先是形成金融、生产、技术、贸易和服务“五位一体”的业务格局，后又布局重要行业，最终完成“金融+实业”架构的搭建。

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中信逐渐认识到协同的重要性。协同能够把集团内各个不相关的业务联系起来，发挥出整体优势，提升中信各家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市场拓展风险和成本。中信的业务协同部，是孔丹董事长（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在任期内成立的。目前协同已经被提高到公司经营哲学高度，也已经上升到中信集团的战略高度。

“以客户为中心”是中信协同的出发点。中信是一家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涵盖60多个行业。满足客户需求是低境界的合作；创造客户需求是第二个境界的合作；超越客户的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超越客户的期望值，才是高境界的合作。中信利用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的综合优势，努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提升客户价值，超越客户期望值。在“一带一路”的实践当中，我们也努力为当地所在国创造价值，超越所在国的期望值。

构建“七个协同圈”

在实践的过程中，中信集团积极构建“七大协同圈”。第一圈是中信内部企业之间的协同圈；第二圈是中信与国家部委的协同圈，如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第三圈是与国有中央企业的协同圈；第四圈是与地方政府的协同圈；第五圈是与地方国有企业的协同圈；第六圈是与民营企业的协同圈；第七圈是与国际企业的协同圈。目前，中信已与保险、通信、能源、环保、建筑、船舶和电力等行业的31家大型企业集团和15家国家部委，以及省市地方政府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与无数个地级市政府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在实践中，中信集团遵循“大协同”思路，搭建了海外业务协同合作平台。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海外开展投资的中国企业，中信已在海外形成广泛的业务布局，逐步形成了协同“走出去”的模式。协同“走出去”，能有效降低中信各家公司在海外经营的风险和保证项目执行成果，降低国际业务在沟通、审查和交易等方面的成本，促进海外客户和渠道资源的共享，推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也有利于增强中信集团为海外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开拓和维护好全集团的海外客户资源，实现集团海外效益最大化。

三种海外协同模式

第一个模式是以海外工程项目为先导的战略协同。近年来，中信建设在亚非拉地区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迅速，领域涉及社会住房、能源、农业和地质勘探等。在为客户提供工程承包服务时，中信建设还基于在当地市场积累的资源、渠道和经验，帮助集团的金融、资源能源等兄弟公司在当地开拓业务，满足当地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第二个模式是海外投资拉动的协同。中信资源完成对哈萨克斯坦KBM油田的收购，这带动了其他项目的协同。根据哈方的建议，中信哈萨克斯坦公司与哈萨克斯坦石化股份公司各出资50%成立里海沥青合资公司。之后，中信建设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建筑服务公司组成联合体，共同作为里海沥青项目建设的总承包商。中信还与哈政府成立了股权投资基金——卡森纳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6亿美元。

第三个模式是海外业务人才的协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资源并购的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资源配置和人才积累。在南非第一黄金公司的股权收购中，中信国安集团、中信建设、中信证券和中信锦绣等多个单位和部门共同参与了项目筛选、跟踪分析、商务谈判与估值、现场尽职调查以及交易执行等各项工作，对项目成功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信子公司全面布局“一带一路”

目前中信集团已经在亚洲、非洲、美洲、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制造业、农业以及卫星通讯、基础电信等多个行业和领域。

中信银行投融资并进，支持“一带一路”。早在2015年6月，中信银行就联合中信集团旗下兄弟公司共同在京宣布，投融资7000多亿元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中信银行提供超过4000亿元融资支持，并设立“一带一路”基金，首期基金规模将达200亿元。在国内，中信银行加大在西安、兰州、西宁、上海、广州、福州、海口等丝绸之路沿线内陆城市和沿海港口城市的布局，设立了1000余家网点，提升了沿线18省份节点城市及重点港口城市的金融覆盖及服务能力。中信银行在海外搭建了三个平台机构，分别为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和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并设立了伦敦和悉尼两家代表处。“一带一路”沿线的诸多国家中，目前中信银行已与其中55个国家共计554家代理行建立了双边密押关系。

截至目前，中信银行累计储备“一带一路”项目超过300个，融资金额超过4500亿元。同时，中信银行在国内设立了“一带一路”母基金，截至2017年1月末，基金规模已达千亿元。在中国香港，中信银行联合中信证券国际发起设立了“一带一路”主题基金。2017年6月7日，中信银行联合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Halyk bank）签署了股权交易协议。这意味着中信银行成为国内首家在哈收购银行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中信证券通过兼并收购，布局“一带一路”。2013年7月31日，中信证券完成收购里昂证券全部100%股权，中信证券的业务覆盖美国、英国、日本、香港等主要市场，成为首家分支机构遍及全球的中国证券公司。中信证券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了战略布局。新的中信里昂证券将形成强大的业务能力和网络优势，成为独特的中国海外金融平台。

中信建设落地超大项目，践行“一带一路”。中信联合体参与缅甸皎漂经济特区的国际招标，中标了投资规模超过百亿美元的港口和工业园区两大项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中标的最大项目之一。该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将为缅甸提供10万多个就业岗位，将累计为缅甸政府带来约150亿美元的税收，对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建“一带一路”的心得体会

    第一，要有先利人、后利己的信念。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正是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义利观。中信在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在阿尔及利亚实施高速公路项目，项目周围有很多村庄，我们就利用自己石场的石子，为周边村民修路，当地的老百姓就给我们提供水和各种便利。有了当地老百姓的支持，项目进展就会比预想的顺利，虽然中间付出了一些成本，但项目最后还是赚钱了。中信在缅甸的皎漂项目团队沿着伊洛瓦底江，一共开了20多场座谈会，与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充分沟通，为项目开展调查研究，帮助当地人民认识和了解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意义。

企业在海外做项目，一定要了解属地国的需求，必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在安哥拉，我们建纺织厂是因为安哥拉总统希望穿上自己国家做的西装。我们帮助哈萨克斯坦建设了沥青厂，总统在沥青厂竣工讲话时表示终于用上了自己的沥青，虽然中信在这个项目上没有赚到钱，但哈方目前正在和我们一道推进更多项目，帮助我们取得市场化的收益。所以，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坚守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到其他国家去投资，要帮助这个国家发展，真心实意地为所在国谋福利。只有这个国家发展了，我们才能赚到钱。并且，中信对项目的执行能力很强，可以保证投资项目取得成功。

第二，要秉持开放合作的心态。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里说，“尽管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必须采取协同一致的系统性方法，动员国际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应对全球挑战。”随着新技术的推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共享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跨界协同。企业只有强化内部的协同，并展开跨界行动，进行内外部协作，才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中信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心态。中信和战略投资者泰国正大、日本伊藤忠合作在第三国开展业务；中信与属地国企业合作，与当地市场深度融合，实施缅甸旅游开发项目；中信还带领合作伙伴深耕安哥拉市场等等。未来，中信将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起，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

（编辑  宋斌斌）

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建设秉承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遵循“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知古鉴今、面向未来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纪工程和促进全球经济振兴的中国方案。

四年来，“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

中信“走出去”的四大独特优势

中信集团长期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大手笔的布局和投资，逐步形成了一些富有自身特点的独特优势。

首先，综合优势明显，能够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中信集团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是在邓小平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先生创办的。历经38年的发展，中信已成为一家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其中，金融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实业涉及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环保、文化出版、通用航空、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60多个行业和领域，在全球拥有15家公众上市公司。中信能够为客户提供项目前期策划、投融资安排、建设、运营等一揽子综合服务方案，具有产融结合的市场竞争优势。

其次，实践经验丰富，积累了诸多成功案例。早在1986年，中信就投资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这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目前中信已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00多家机构开展业务。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中，中信已在其中20多个国家开展了业务。中信集团与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等金融子公司通过对“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信贷支持、设立“一带一路”基金、与沿线国家合作设立直接投资基金等方式，累计为国内外“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约150亿美元。中信建设积极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缅甸、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建设了一批工程项目；中信资源、中信重工和中信戴卡等企业在沿线国家印尼、哈萨克斯坦、西班牙、德国等开展直接投资，收购了资源能源、装备制造和汽车零部件制造等项目或企业；中信海直与韩国大宇公司签署了缅甸海上油气开发工程项下的长期飞行作业合同，成为国内首家开展海外业务的通用航空企业。

第三，创新商业模式，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在“走出去”过程中，中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国内优质企业合作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模式。例如开展大型工程承包项目，中信根据项目所在国的诉求，积极整合国内优势资源，与合作伙伴一起为项目所在国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既为项目所在国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又与合作伙伴一起实现共赢。再如安哥拉的K.K新城项目，这是一个超大型的新城建设项目。中信联合中铁、中建等国内企业，以及工商银行、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一起参与这个项目建设。项目建成以后，中信还继续承担项目的后期维护、运营，帮助并带动当地人员做好后期服务。此外，中信还加强与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交流合作，借助更广阔的资源和平台，服务“一带一路”。

第四，坚持诚信为本，树立中信品牌优势。中信集团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诚信创新 凝聚 融合 奉献 卓越”，中信集团以“信”字为先，言必信、行必果，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不折不扣履行对客户的承诺，坚持把事情做成，这是中信这么多年在国内外积累的良好口碑。比如中信在阿尔及利亚实施的高速公路项目，之前西班牙公司用了16年都没有建成，最后在中信手里完成了。可以说，中信很多海外项目的成功，靠的就是我们钢铁般的执行力。

“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和思考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信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深入思考正反两方面案例，我们认为要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要善于谋势取实。“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平台、一种发展哲学、一套全新理念。“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谋势”，还要“取实”。所谓“谋势”，就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抓住用好重大机遇；“取实”，就是要根据自身特点找准结合点，选准选好项目，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谋势”才能“取实”，善于观大势、谋大事，把握住大的方向，与重点合作领域对接，与沿线国家发展愿望对接，才能走得稳、走得快、走得远；“取实”也是为了“谋势”。“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这就需要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既注重在技术与标准等方面的硬实力建设，也注重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软实力建设；既注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注重民心相通，最终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赢。

二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多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经济基础薄弱，人民渴望提高生活水平，国家希望加快经济建设，投资需求很大。习近平主席指出，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即先予后取，多予少取，不能见利忘义，必要时舍利取义。不能只关注短期利益，一定要了解当地的需求，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依托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经验，从长远考虑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将已经被证明可行的新技术及时应用到沿线国家，提升项目的技术含量，帮助其实现跨越式增长，真心实意的为所在国谋福利。只有做到和当地老百姓在一起，成为当地人，才能把项目做成功。

例如，哈萨克斯坦产原油，但是应哈萨克斯坦的要求，中信在哈萨克斯坦建了一个沥青厂，帮助哈萨克斯坦把原油变成了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沥青。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做这个项目并没有挣到钱，但是非常欣慰的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竣工仪式上非常骄傲地说：中信帮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沥青厂，我们可以用上自己的沥青来建设我们的公路。此后，中信在哈萨克斯坦开展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就获得了很多机会。

三要践行开放的协同理念。中信作为一家综合企业集团，注重协同各个领域的子公司共同“出海”。协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能有效降低各家企业在海外经营的风险，减少其国际业务在沟通、审查、交易等方面的成本，也有利于促进各家企业海外客户和渠道的共享，增强为海外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实现中信海外业务收益最大化。中信的协同还不止于内部。目前中信与30多家大型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70%的国内战略合作伙伴都有与中信合作开展海外业务的需求。此外，中信还引入泰国正大、日本伊藤忠商业和瑞穗银行等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多领域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信拓展发达国家市场，从海外获得低成本资金和创新海外产能合作模式，也有利于减少政治风险和国别风险，更容易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

四要高度重视防范投资风险。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很多风险，既有交易对手经营不善、丧失偿付能力、恶意违约拖欠等商业风险，也会面临战争、征收、汇兑限制等政治风险。企业的“一带一路”布局一定要选择能够把握得住的较好行业，知道风险和盈利空间、选择相对安全的国家、选择信用较好的合作伙伴或客户，有合理的风险管控方案，依靠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完善的保险方案去化解、转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各类风险。

参建“一带一路”的初步思路

接下来，中信集团将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发挥金融助推作用。在哈萨克斯坦，我们收购了该国最大商业银行下属的阿尔金银行60%的股份，并与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共同设立了直接投资基金；中信银行和中信证券共同投资设立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基金。中信将发挥好这些金融机构的助推作用，有侧重地投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能源、交通、金融和消费等行业中的企业和项目。

二是加大直接投资力度。我们将切实发挥中信农业、中信环境等企业的技术优势，积极投资相关项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推进绿色发展。在缅甸，中信联合体中标了投资规模超百亿美元的港口和工业园两大项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在沿线中标的最大项目之一，对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运用以往成功经验，加大推进力度，确保项目有序实施。

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合作。我们要本着开放的、国际的、全面合作的原则，整合内外部资源，在集团内部企业、国内外合作企业、国内外金融机构、国内外政府、多边双边金融机构及国际组织等多个层面搭建合作平台，与国内外更多的合作伙伴协同走向“一带一路”，从拓展海外业务公共关系、开展点对点合作等方面，务实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寻求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四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信建设在海外开展工程承包业务时，注重构建东道国自主发展能力平台，进行属地化管理，在当地开设为项目配套的工厂，大量雇佣当地员工，出资创办职业培训学校，带动当地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这些举措加深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获得感与认同感，也是公司赢得所在国政府和合作伙伴长期信任和支持的重要原因。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广成功经验，在项目所在国开展教育医疗、扶贫开发、赈灾救灾、人居环境改善等公益慈善活动，积极回报项目所在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五是注重人才培养。在开展对外投资中，人才需求是一个核心因素。我们将着力做好“人”的工作，既要培养自己的专业化管理人才，也要在当地发掘各类人才，通过吸纳和培养当地人才，建立属地化的人才队伍。这不仅可以为当地解决就业，还可以加速项目团队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保证团队能够在短期内到位，为项目执行降低时间成本，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各国加快发展的内在愿望，有助于促进沿线经济建设和全球经济繁荣，有利于加强人文交流、维护世界和平。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企业的责任和担当，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中信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也愿意携手更多的海内外企业、团体深化交流合作，共商大计，共襄盛举。   

编者按：

    2016年9月，宝钢五位老领导谢企华、朱尔沛、张浩波、沈成孝、关壮民联名给时任宝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乐江写信，他们建议：把宝钢30多年来所走过的生机勃勃的改革、创新历程做一个完整的回顾，向社会呈现出来，以此作为宝钢对当前中央深化国企改革的支持和贡献。徐乐江董事长对他们的建议高度重视，决定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完成这项使命。宝钢人本着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原则，全面深入分析、总结了宝钢的改革发展之路，载入宝钢人自己编著的《黎明与宝钢之路》一书。

中国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

1978年12月23日，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公报的这一天，宝钢工程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后决策的中国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在上海吴淞口举行了开工典礼，打下了第一根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工程史上投资和引进规模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举世瞩目，举国关注。

十年动乱结束后，全国上下都急于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宝钢的决策正是在中国百废待兴的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做出的。

钢铁工业在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现代化进程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参加武钢一号高炉点火仪式时就指出：“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我国曾尝试了不同的建设发展模式，积累了经验也吸取了不少教训。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引进了计划经济模式。1958年发动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未能成功。1960年，中国年产钢1866万吨，日本为2200万吨。到1973年，中国年产钢2522万吨，13年仅增加了35％；而日本达到1.199亿吨；中国仅为日本钢产量的21％。1978年，中国钢产量为3178万吨，人均产钢0.03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同期，美国人均产量为0.5吨，日本人均产量为1吨。差距还表现在，中国钢铁企业生产装备普遍老化落后，钢铁产品的品种结构、生产技术都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与日本相比，中国钢铁工业至少落后20年。

1977年，冶金工业部考察团从日本回来，提出应借鉴日本经验，要走新路，加快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1977年年末、1978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经过两次专门讨论，做出了建设宝钢的决策。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了新日铁君津制铁所，当即要求对方“你们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

为适应经济建设要求，改变当时中国钢铁工业落后的状况，中央决策，在上海宝山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这是在我国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投资300亿元建设的特大型工程项目。

引进之初，宝钢建设方案曾经引发大范围的争论。怎样看自力更生和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关系？有些人担心引进的技术装备难以消化掌握，外国专家一旦回国，机器就开不起来；担心靠进口铁矿石会受到外国人的牵制。当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冶金工业部长还受到了质询。中央领导，特别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坚定不移地支持宝钢的引进工程，他们对宝钢建设的问题亲自过问、研究、部署，亲临宝钢视察调研，在关键阶段果断决策，指明了方向，使得宝钢的引进与建设得以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

    黎明的“第一把火”

建设宝钢的消息传出后，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5万余人组成设计、施工大军，奔赴宝钢建设基地。然而，项目的引进与建设并不顺利，经历了抢建、停建、缓建、续建的曲折过程。1983年，时任冶金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黎明，在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进度脱期三个月的困难时刻，被中央调到宝钢任职。在全国上下的关注下，黎明深知自己肩负的是千斤重任，背负着人民的期盼与嘱托。

黎明是“宝钢功勋人物”，他在宝钢任职15年，经历了宝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历史过程。

黎明号召宝钢人“不忘300亿元建设投资，要交上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不辱使命，向世界展示展示中国企业的能力！”他率领团队立下誓言，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要建好宝钢、管好宝钢。

如果沿用传统的建设工程的办法，宝钢的工程拖期很难得到解决。此时，国外专家普遍不相信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中国没有建设现代化钢铁企业的经验。宝钢这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由大量的单项工程组成，这些单项工程分为三级:一级项目有30个；二级项目230个；三级项目1150个。外方专家向冶金工业部提出，按照国务院正式宣布的投产日期——1985年9月来推算，工程实际进度已脱期3个月，此时距离“85•9”只剩下两年时间。

刚一上任，黎明就马不停蹄，深入工地调查研究。他检查了1223个工程项目，列出了七大危险工程，并迅速找出了工程难点。“病情”掌握了，“病根”到底在哪里？众说不一。黎明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工程管理模式落后。在宝钢这个特大项目建设的诸多因素中，系统而科学的工程管理将起到重要作用，需要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

宝钢工程指挥部决定引入当时先进的“以工程总进度为核心”的工程管理模式，并果断采取了两项关键措施：首先，公开脱期信息。通过《宝钢战报》（《宝钢日报》前身）把脱期项目、脱期时间和责任单位公布出来，从而增强了建设者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其次，按照钢铁联合企业生产流程，制定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工程总进度表，黎明要求建设单位务必牢记：投产并不等于工程竣工。

1983年10月，宝钢一期工程脱期信息公布之后，一时间舆论哗然，各方面纷纷打电话询问：脱期这么严重，能不能按时投产？是谁指示公开刊登的？竟然是刚刚上任一个月的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为何公开？而黎明认为，要把真实的困难告诉群众，只有依靠职工群众的智慧才能化险为夷。

到宝钢上任后，整整一个月，黎明没有公开讲过只言片语。他几乎走遍了工地的每一个角落，一个月下来，整个宝钢就像一张清晰的立体地图刻在他的脑海里。红红火火的施工现场背后是工程脱期这一危机。黎明要工作人员拿施工网络图来看看，而施工网络图竟然拿不出来。“这么大的综合工程，没有一个全盘的网络安排，怎么能保证齐头并进、综合协调?”

宝钢工程亟待科学有效的工程投资管理措施。“我们总脱不开战争思维，干什么都是大会战，拼人力财力，留下许多后遗症。为什么不能科学、冷静地按网络图施工？”黎明发火了。公布工程脱期情况，是黎明来宝钢后的“第一把火”。他要让干部职工明白真实的工程进度，唤起大家的危机感。在黎明率领的宝钢工程指挥部的科学指挥下，宝钢建设者们齐心协力，不但抢回了拖后的3个月工期，还提前半个月实现投产，而且干净利落，不留尾巴，实现了“工期确保、质量提高、投资不超”的目标，在我国钢铁工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地实现了全方位一次性投产成功。

宝钢创造了“以工程总进度为核心”的工程管理模式，当时在中国工程建设领域属重大的管理创新。这一工程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首先，现场施工管理把确保总进度作为一切工作的纲，项目决策按合理、先进的原则确定工程建设的总进度，各项工作围绕总进度开展，设计、设备等都按总进度的要求确定交图交货进度。其次，对总进度必须进行过程跟踪和动态控制，使之始终处于有效受控状态，从而对各个环节起到相互协调的作用。最后，在组织架构上，采用“指挥部——项目组——施工队伍”三层级控制。改变单一的以完成投资为依据的传统考核方法，既考核投资完成情况，又重视考核工程的实际进度。核心是确保总进度“后墙不倒”。

在特大型工程建设中积累经验

质量是宝钢工程的生命。宝钢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是全员参与的全要素的质量管理，质量管理活动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

在宝钢一期建设工程中，投资全过程目标管理模式助力宝钢走出了一条“建设高水平—产出高效益—资本高积累”的投资管理之路，也为实现特大型工程建设过程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宝贵借鉴。

在宝钢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摸索出“四结合”的新鲜经验。“四结合”就是设计、施工、设备和生产四个方面相结合，是一种合作体制和管理方法。宝钢通过实践的经验积累，创造性地提出将设计、设备制造、施工和生产“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依存”的力量统一到工程建设上来，形成完整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四个目标一致、广泛协同、取长补短、优势叠加、共同进步。这既是宝钢工程建设实践的一项创新，也是宝钢一贯制管理思想的发展，体现出国有企业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

在宝钢三期工程建设中，由于投资主体发生根本转变，“四结合”进一步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全方位、全系统，并在工程建设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四结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市场为纽带，以合同为基础，建立了规范的合作关系，进而以建设精品工程为载体，以实现双赢、多赢为共同目标，形成了稳固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四结合”的协作模式还加强和改善了国内设备制造单位与施工、生产和设计单位之间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冶金行业设计能力与装备制造能力的同步发展。

以往钢铁企业扩建，通常是单独建新厂，老厂、新厂管理班子互相独立。这种做法不但增加了岗位定员，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产进度，降低了工作效率，不利于工程项目的生产准备。黎明充分总结老钢铁企业扩建工程“一厂变两厂”的教训，决定在宝钢三期工程推出“老厂管新厂”的管理模式。就是新建一个与既有工厂同类（或类似）的工厂，依托既有老厂的人员、技术和经验，而不是另起炉灶建一个新的运营管理班子，由一期、二期老厂管理新厂，这在当时的钢铁业内是一个创举。黎明认为，老厂管理新厂，使老厂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能够使宝钢三期工程尽快做好生产淮备，尽快掌握新技术，尽快培训新员工，最大限度地精减人员，提高工作效率，把老厂的经验教训带到新厂。得益于“老厂管新厂”的管理创新，以及生产人员的提前准备和“新老混搭”，宝钢三期工程生产准备更加充分，有条不紊。

宝钢工程建设投资管理的思想精髓是，推行工程项目总投资全过程的目标管理，以控制项目总投资为目标，在工程项目全过程实施全方位投资控制。宝钢三期工程建设批准的初步设计总概算为623.4亿元，除国家进口税返还外，其余资金全部由宝钢自行筹措。黎明领导团队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实现了投资控制目标，实际投资额比总概算节约了4%以上。这标志着宝钢已经形成了自筹资金、自我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和能力。

引进、消化、创新三部曲

    自主集成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

宝钢的建设对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通过成套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宝钢实现了硬件方面的赶超，使中国钢铁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至少缩短20年。

国内很多引进项目往往免不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现象。国家投入巨资，引进当时最先进的钢铁生产技术装备，是希望宝钢能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高起点创新”。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视察宝钢时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为宝钢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指明了方向。

从宝钢一期工程投产到建成千万吨级钢厂的15年间，宝钢始终立足高起点的“引进—消化—跟踪—创新”，并建立了一整套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

1985年，黎明在干部大会上提出“引进消化、跟踪移植、开发创新”的宗旨，他提出，要真正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就必须引进世界一流的，代表当今技术发展潮流、成熟可靠的新技术。引进二流技术或过时技术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扩大生产能力，得到一些短期的经济效益，但不能提高技术能力，更谈不上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宝钢不能重复引进。高起点引进正是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以高速赶超世界先进企业，最终达到世界一流。这是宝钢后发制胜的战略抉择。

宝钢一期、二期工程引进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是日本、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不同流派技术的综合，是当时国外钢铁企业一流水平。其冷热轧加工、钢铁冶炼、炼焦化工等全部技术建立在当时的电子、液压、传感、控制、计算机和通信等最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包含着数百项专利使用权和技术秘密。

宝钢坚持自主集成创新、努力提升设备国产化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套引进。“在建设初期，我们对当代冶金装备、工艺尚知之不多，还没有形成掌握现代钢铁企业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和生产力量以及社会上的协作力量。因此，我们强调要老老实实地引进。”黎明道出了此阶段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必要性，同时也表明了，宝钢工程的雄心不止于提升中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水平，还肩负着协同促进中国冶金设计、装备制造快速发展和整体提升的重要使命。

第二阶段是成功地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实现部分国产化。二期工程，冷轧是中外合作制造的，热轧、连铸依托中外合作设计和合作制造，高炉、烧结、焦炉基本立足国内设计、制造。设备国产化率一期工程为12%，二期工程达到61%，尤其是机电设备的自主安装和调试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工程设备安装精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连铸机的安装精度甚至超过了外方标淮。

第三阶段是逐步形成自主集成创新机制阶段。在三期工程建设中，工程设备以国内设计和制造为主，对国外技术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选择”引进，将设备国产化率进一步提升至80%以上，达到了“以我为主、兼容全球先进技术”的工程建设模式。

在第三期工程建设中，宝钢努力追求集合世界冶金行业最先进技术，以“点菜式”搭建各国钢铁设备供应商同台竞技的舞台，吸引他们拿出最好的技术装备，以经济合理的价格参与竞争。三期工程建设，宝钢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243项，其中属世界领先水平的就有158项。高起点的技术引进不仅保证了宝钢技术装备的先进性，也为宝钢实现“高效益”提供了前提，为宝钢的技术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国外先进技术，宝钢不但敢于引进，而且善于引进，在确保技术先进的前提下，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引进过程中吸取老企业的教训，在引进设备的同时要引进技术软件（专利和技术秘密），让外商承担总承包责任，投产初期进行严格的设备功能和工艺参数考核，达不到要求的，对方必须赔偿。仅一期工程，宝钢就向供应商累计索赔人民币1600多万元。三期工程建设恰逢国际技术市场不景气时期，于是宝钢在对外采购谈判时，要求对方无偿转让制造技术和专利技术，获得了一批最新技术成果。

宝钢在建设初期就十分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1978年至1991年，宝钢的一期工程引进专利155件、技术秘密416项，主要集中在炼铁、炼钢、钢管等方面的技术；二期工程引进专利108件、技术秘密748项，主要集中在炼铁、炼钢、热轧、冷轧、化工等方面的技术，为技术的自主集成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自己的东西，说话才硬气

对于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宝钢人走过了一段艰辛的道路。一期工程成套引进后，在投产前，宝钢建立了消化引进技术的责任制，实行从对外谈判、消化资料、出国培训、安装调试到投产验收都有专人负责的“一贯制”。为消化引进技术，共组织了81个科研攻关项目；各生产厂、部、处根据本单位关键课题确定了620个科研攻关项目。结合宝钢实际，制定各种技术指导资料和规程，真正吃透和掌握先进技术，保证了一期工程的顺利投产、达产和达效，并为后续工程不断提高国产化率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一时期，黎明一直强调，引进的东西要吃透，在吃透的基础上再创新。

1988年２月，宝钢开始着手科研体制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科研经济效益提成奖励”为主要内容的科研承包办法，从多方面鼓励科技开发。1988年10月，随着钢铁研究所的成立，宝钢对新工艺、新技术和新产品消化吸收和开发的进程逐步加快，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宝钢一期、二期工程备件国产化达到47071项，国产化备件使用金额占全部备件消耗金额的56％，标准件中的轴承国产化率达到62％。

20世纪90年代初，宝钢进入改进提高、跟踪移植阶段。黎明强调，宝钢要跟踪国外新技术，特别是萌芽技术、刚开始研发的技术，不仅理论研究要跟上去，而且在实践中要移植过来。

为跟踪国际钢铁科学技术发展动态，宝钢设立了信息研究所。随后在原来钢铁研究所的基础上，增设了自动化研究所、设备研究所、信息研究所和前沿研究所等，成立了宝钢研究院（宝钢技术中心），对实验室和中试基地加大投入，向建设宝钢自己强大的研发机构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科技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推进了宝钢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人才团队的建设；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宝钢产销研和产学研的结合，基本形成了以宝钢技术中心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装备的能力。

在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后，宝钢在跟踪发展、移植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宝钢一期工程88%的设备是引进的，二期工程在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的同时，对一期工程的技术进行了移植和创新。通过合作设计或合作制造，使冷轧、热轧、连铸三大项目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44％；通过以我为主的设计和制造，使高炉、烧结和焦炉三大项目的国产化率达到80％以上，一批最新技术得到应用。在二期工程的二号高炉上移植了新日铁20世纪80年代才采用的无料钟炉顶技术，将三座300吨顶吹转炉改造为顶底复吹转炉，使宝钢跟上了世界钢铁技术的最新发展水平，为宝钢的技术创新奠定了雄厚而扎实的基础。到1994年，宝钢共开发创新先进技术165项，取得重大科研成果237项。

黎明说，宝钢科研分三个阶段：一是消化、引进；二是跟踪；三是超前，就是别人还没有做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要去做。不管是装备还是工艺，宝钢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有了自己的东西，说话才硬气。

1992年，宝钢成立科技推进委员会、《宝钢中长期（至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组织了国内17家科研单位，成立专家组，进行规划的编制。1995年，宝钢组织制定了《宝钢1996-2010年科技发展战略》。1996年，宝钢召开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国内多位知名专家、教授参加，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宝钢后来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按照发展规划，宝钢加大了对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和新产品的开发，开展了包括钢铁短流程相关工艺技术研究、高炉喷煤工艺及技术开发、转炉复合吹炼、真空循环脱气精炼处理工艺及装备研发、钢管水淬工艺技术研发、渣处理工艺技术及装备开发等重要科研项目。一些重要产品如X系列管线钢、油井管、汽车板、热轧集装箱板和桥梁用钢等产品开发成功。宝钢的技术创新由过去的局部创新（点）开始，向更广的范围，向二次创新和集成扩展。

黎明强调，“开发新产品就是开发市场”，“制造新产品就是制造市场”；“现代企业的兴衰关键在于技术，要想保持第一流，必须有新的设备，新的工艺出现”。在他的推动下，宝钢提出“生产一代，试制一代，预研一代”的新产品开发策略，先后试制了超深冲IF钢、高合金芯棒钢、耐大气腐蚀钢、高强度焊接结构钢、电子工业用特殊钢板、X系列管线钢等新钢种；管线钢、石油管、船板钢、压力容器钢、造币钢等一系列产品可替代进口。高难度、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不断上升，1995年上半年即达到66.9%。为宝钢产品，特别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保持市场领先地位打下了基础。

硅钢被公认为是“钢铁产品中的工艺品”，尤其是作为电力行业战略性基础材料的取向硅钢，更是被誉为现代钢铁业“皇冠上的明珠”。1997年，宝钢建设硅钢实验室，2008年5月生产出第一卷合格取向硅钢，12月2000卷取向硅钢顺利下线。历经10年艰辛，终于掌握了代表钢铁业顶级制造能力的取向硅钢工艺技术。目前，宝钢已实现高等级取向硅钢产品牌号的全覆盖，并出口至美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

2009年，宝钢成功研制核电蒸汽发生器用690U型管，成为继法国、日本、瑞典之后世界上第四个能生产该项材料的企业。世界各国核电站使用的蒸汽发生器用690U型管，属于核一级部件，代表着世界特殊钢发展的顶尖水平。实现该产品的国产化，不仅有利于我国摆脱长期以来对国外产品的依赖，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对保障我国核设备长期有效运行、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商用大飞机“一类关键件”起落架的300M钢，是我国大飞机国产化材料中研制难度最大的一种钢铁材料。由宝钢自主研制的300M钢已获得合格供应商资质认证。宝钢成为国内唯一的大飞机项目A类钢种供应商。

围绕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宝钢持续开展工艺创新。黎明经常说：“技改工作是宝钢进步的象征，不抓紧改造，明天的宝钢就是今天国内的老企业！”宝钢每年都要投入15-20亿元进行技术改造，对落后技术和设备及时改造和淘汰。一期工程是从日本引进的，为70年代水平，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当时的先进水平也必须不断改造。一期工程投产后，宝钢实施完成了300多项技术改造项目，其中大多数属于设备、工艺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高效率的技术学习、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以及大规模的技术改造，确立了宝钢“高效益”优势的可持续性。

宝钢一、二期工程投资建成了年产671万吨钢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黎明则认为，世界级钢铁企业的合理规模应该在1000万吨以上，国家每年仍需要大量进口电工钢、汽车板、镀锡板等高级钢材，为了满足国内发展需求，宝钢应该在一、二期工程基础上，以我为主建设三期工程，工程设备以国内为主进行设计、制造。1993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宝钢自筹资金建设三期工程的可行性报告。三期工程至2000年6月全部建成投产。工程总体规划和设计全部由国内承担，国产化率超过80%（一期、二期工程的国产化率分别为12%和61%），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冶金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宝钢致力于企业科研机构建设。1989年，宝钢已有包括厂、部及设计院、钢研所在内的1200人左右从事科研工作。宝钢对国内沿袭数十年的生产和技术两套体系分立的管理模式进行变革，把科技工作纳入生产指挥系统，在多层次的科技管理体系中实行一元化领导。1997年7月，宝钢被上海市经贸委确定为全市首批9家技术创新试点单位之一，8月，又被国家经贸委确定为首批6家“全国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成为首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长期以来，宝钢在国内外广泛开展产学研用合作，与国内知名院校共同组建多个工程研究中心和实验基地，联合开展高水平和超前性技术研究，还积极开展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走出去，引进来，与澳大利亚四所大学共同组建联合研发中心，启动宝钢—伯明翰大学研发中心建设。所有这些举措，大大加快了宝钢技术创新的步伐，使宝钢总体技术装备水平继续保持世界一流。

宝钢实现了自主集成创新，装备自主化、国产化率的快速提升。不仅带动了钢铁工业的跨越式发展，而且促进了国内冶金行业设计和装备制造的同步快速发展。宝钢三期工程对国产设备的需求带动了国内各大重型机械制造厂和成千上万家中小型工厂，也提升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立足国际市场，赢得竞争优势

国家建设宝钢不是为了生产“大路货”，宝钢人追求的也不是与国内企业对比，而是向世界上最优秀的钢铁企业看齐。宝钢必须生产国家急需的、国内其他企业难以生产的、能与世界先进企业产品媲美的高难度、高附加值产品。

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产品结构不合理，低档次建筑钢用材比重过大，高档次的板管材比重太小。20世纪80-90年代，国民经济急需的关键钢材品种中，50%以上国内企业不能质量和数量上满足需要。

攻克国家急需的产品，替代进口

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发行中国第一套1元硬币。任务下达后，造币厂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造币钢，只有从国外进口。1991年宝钢二期工程建成后有了自己的冷轧厂，立即组织攻关造币钢。从炼钢到轧钢，经过一系列试验，国产造币钢研制成功。1992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用宝钢生产的造币钢发行了中国第一套1元硬币。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钢材生产硬币。

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发达国家，油气管线运输成为继公路、铁路、航空之后的第四大运输手段。由于运输安全要求极高，对管线钢制造要求非常苛刻。当时，国际高等级管线钢市场由日本、韩国等国的极少数钢铁企业把持，国内生产的管线钢只能用于低压输送。1990年，宝钢开始自主研发X系列高等级管线钢。1995年，宝钢生产的高等级管线钢首次实现了大规模替代进口。2007年，宝钢成为世界第四家成功试制X120高等级管线钢的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国西气东输等输油气管线工程，并在印度、苏丹、土耳其等多个国家的重大工程中中标。

20世纪90年代末，宝钢开发出新产品171个牌号，转产112个牌号。其中IF钢（无间隙原子钢）、芯棒钢、彩电用钢等35项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压力容器钢、S级钻杆等50个新产品实现了以新产品开发顶替进口，X系列管线钢、石油管、船板、造币钢、汽车用钢等11个系列产品实现了部分替代进口。这些替代进口产品的研制和生产，极大地拉动了我国相关上游、下游产业的发展，为我国汽车、机械制造、石油天然气、航空航天、造船、家电、桥梁、建筑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宝钢从起步就定位于生产世界一流的精品钢材。然而，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建立差异化产品结构，不断进行新产品开发，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从1993年开始，宝钢对生产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重点增加“双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随着三期工程的建成投产，宝钢生产出了汽车板、镀锡板等国内市场上的紧缺产品，使产品结构得到了很大优化，冷轧“双高”产品的比重大幅提升，不仅支持了我国汽车、石油、电子、家电等重点行业的发展，而且使宝钢经受住了国内外钢材市场急剧波动的市场考验。当国内钢材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之后，有些钢铁企业由于中低档产品过多，产品滞销，处境艰难，而宝钢凭借开发的“双高”产品，产销两旺，供不应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体现出品种结构的优势。

    从05级冷轧板起步

所谓05板，是德国国家标准《冷轧低碳钢板和钢带》的质量等级代号。05级冷轧板，是生产轿车用钢板的最高级别，其对深冲性能和表面光洁度要求极高，主要用于冲压高级轿车的车门、车顶盖等8块外壳。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只有日本新日铁、德国蒂森、韩国浦项等少数几家钢铁企业能生产。国产、高档轿车用钢板大多依靠进口，轿车面板更是100%依靠进口。宝钢决策层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汽车工业即将迎来快速发展期。黎明开始斩钉截铁地推进05板的生产，要求宝钢人抢占先机。

轧制05板，需要炼铁、炼钢、钢坯浇铸、热轧、冷轧环环相扣，既考验一个钢铁企业各个单元的工艺装备水平，又考验各个工序的综合管理能力。宝钢虚心向样板厂德国蒂森钢厂技术专家请教，制定了酸洗、五机架主轧机、罩式退火炉、平整、剪切五大工序的工艺质量责任制。1990年，宝钢向上海大众供应了1500吨05板，虽然只占冷轧厂全年生产计划的1.9%，但是由此改写了中国钢铁工业只能提供卡车或轿车内部用材的历史。

上海大众首先成为宝钢05板的主要用户，全国各大汽车制造厂也相继开始使用宝钢汽车板。紧接着，宝钢又成功开发出高强度含磷冷轧汽车板、汽车轮辋轮辐钢、汽车大梁钢、高强度镀锌板、热轧双相钢等汽车用钢，填补了轿车国产化的多项空白。此后，宝钢高等级汽车板的研发、生产不断登上新台阶。1999年12月，宝钢汽车板获得英国BSI（英国标准协会）颁发的QS9000认证，达到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著名汽车公司的供货标准，实现了进入世界“第一方阵”的跨越。随后，国内所有中外合资汽车厂，包括德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外合资企业，都开始使用宝钢汽车板。2004年，宝钢自主研发汽车板高强钢。2013年，宝钢第三代高强钢全球订货。现在，中国公路上行驶的每两辆国产轿车中就有一辆用的是宝钢生产的冷轧板。

 宝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战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日益显现。2005年，在宝钢投产20周年的时候，宝钢汽车板已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并具备了向世界各大著名汽车厂供货的能力。高强度石油钻杆、油井管被国内各大油田普遍采用，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50%和25%％以上，并出口到中东、欧美等市场。家电用钢、塑模钢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高等级管线钢广泛用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西气东输工程中宝钢以66%的供货量成为最大的管材供应商；在苏丹管线、土耳其管线等石油和天然气输送工程的国际招标中也屡屡中标。宝钢造船板通过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挪威、意大利、中国7家国际船级社的质量论证。宝钢钢制易拉罐成为市场宠儿，占据国内易拉罐市场20%的份额，是国内唯一生产两片罐包装用材的钢铁企业。宝钢钢帘线盘条得到世界最大钢丝制品生产商贝卡尔特的认可，成为其战略供应商。宝钢高等级建筑用钢用于我国建桥史上工程规模最大、建设标准最高、技术复杂、科技含量最高的特大型桥梁工程——世界第一跨度斜拉桥苏通大桥，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获得斜拉索用钢全部供货合同。

制定宝钢的最高标准

黎明说，“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并不一定能保证用户使用的满意。到底什么是“宝钢标准”?在宝钢曾经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宝钢人得出了一致结论：“用户满意才是宝钢的最高标准！”

 关于“宝钢标准”，黎明还强调：“要彻底消除‘出口转内销’的观念，因为在世界所有的字典里没有这样的词汇。”他说，在不少企业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产品分外销标准和内销标准。在宝钢不要再提什么“出口标准”，产品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用户需要。这是衡量产品质量的最高标准，其他的都没用。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宝钢了“信誉高于一切”的准则，按合同组织生产、交货，坚定地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要好钢，找宝钢”的良好形象和信誉在用户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黎明就说：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是生命攸关的问题。如果不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能比国外产品的效益高，那么宝钢存在的价值就不大。当各行各业都在做“入关”准备时，宝钢要做的准备也很多，比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际财会制度等。无论做何种准备，目的就是一个：贸易与国际接轨。一旦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国的地位，面对国内外竞争激烈的市场，宝钢怎么办？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各国的钢材涌入中国市场，而是应该设法将我们的钢材打入国际市场。

在“入关”前，国内市场钢材紧俏，宝钢却千方百计把产品拿到国际市场去销售，让各国用户横挑鼻子竖挑眼。有些人想不通，认为是自讨苦吃，黎明则认为，走入国际市场，多经受一些严格的批判和检验很有必要。为了缩短与国外产品的差距，在当时钢材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情况下，宝钢自1990年起，坚持每年拿出10%左右的产品（其中30%以上是“双高”产品），出口到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接受国外最挑剔的用户的检验，与世界先进企业同台竞争找差距，这已成为宝钢的经营惯例。宝钢决策层认为，决不能满足于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业绩，必须把宝钢置身于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才能快速成长。

随着产品档次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宝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日益提升。1994年，宝钢出口钢材首次突破100万吨。1993-1998年，宝钢累计出口钢材696.54万吨，用户遍及世界五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销往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占出口总量的70%以上，创汇数十亿美元。

宝钢的海外经营是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出发的。从1993年开始，宝钢就在海外设立经营机构，从事钢铁产品、冶金原料贸易及远洋运输、工程装备等业务，到20世纪末，已在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美洲设立18家海外公司或办事处，用户遍及五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构筑了稳定的全球营销服务网络。进入21世纪，宝钢实施“从中国到全球”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建立靠近用户的钢材剪切加工配送中心，进一步完善钢材海外营销服务的市场布局。为确保进口优质铁矿石的稳定供应和成本优势，2001年、2002年，宝钢分别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巴西淡水河谷两家著名铁矿公司合资办矿。宝钢还加大多元产业海外业务的开拓力度，不断提升多元产业的国际化能力。

历史需要做出结论，历史已经做出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将“宝钢”和“黎明”这两个名字紧紧相连。认识黎明，这个宝钢创业和建设的领军者，就能从更深层次认识宝钢，真正了解什么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优秀企业家。黎明是“宝钢功勋人物”，经历了宝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历史过程。在宝钢，他一干就是15年，直至1998年以72岁高龄从宝钢集团董事长岗位上离休。在黎明担任宝钢“一把手”期间，宝钢经历了“上马、下马、再上马”的一波三折；经历了“抢建、停建、缓建和续建”；在建设、生产并行阶段，宝钢又经历了产品价格从国家统一定价到“双轨制”，到完全市场定价，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很快融入全球市场竞争，在世界同行中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分子，进入世界一流企业行列。黎明及其领导的团队，带领宝钢创立了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闯出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持续创新的“宝钢之路”。他们用宝钢模式和“宝钢之路”印证了伟人邓小平视察宝钢时的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宝钢之路”为中国快速推进工业现代化提供了道路自信的实证案例，宝钢的成功为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正确性提供了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历史证明。宝钢的发展使那些动辄将国企冠以“低效”“垄断”帽子的论调不攻自破。宝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创业历程和成功实践，特别是宝钢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不断改革创新、一路摔打成长的故事和经验，是中国工业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发展中积累的一笔宝贵财富，也将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多层面、多角度展现宝钢的发展路径，展现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宝钢如何从零起步成长为全球范围内的行业领袖，展示中国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将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必将进一步坚定我们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改革开放的自信。

（编辑  高梁）

农民要像“城里人”那样生活，这是很自然、很合理的要求。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城镇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产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为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实现农村的城镇化，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

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已经使一些农民成为大城市中缺乏尊严的一个群体。在全球的许多大城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群缺乏尊严的“新市民”。

1998年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一次经历，给我造成强烈心理冲击。当时，我到马尼拉主持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10月28日，主办方安排我访问了马尼拉的“华人义山”，即华人公墓。“华人义山”像一个公园，也像一个市镇，被一堵高高的墙围了起来，墙外就是拥挤破败的贫民窟。墙内，居住着往生人，富丽堂皇，一些豪华的墓园还安装了空调，仅仅是为了扫墓人偶尔休息的时候用一下。而墙外居住着在世者，许多人家依托公墓的高墙，用塑料板搭起一些简易棚户，低矮，破败，泥泞，杂乱。

在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我不喜欢资本主义，我不会接受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述的“历史终结”，我永远不会接受一个使部分人丧失尊严的“终极世界”。

2013年10月26日，我专程走访了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我看到周家庄的农民不仅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保持了尊严，而且实现了共同富裕。我亲眼目睹了周家庄所取得的成绩，深受鼓舞，深感振奋。仔细研读有关周家庄发展历程的资料，[1]引起我关于城镇化的许多思考。

最后的人民公社

许多媒体在报道周家庄时，都称周家庄为“最后的人民公社”。与中国的多数农村不同，周家庄一直坚持了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1951年开始建立合作社至今，周家庄人一直秉持着“不让一户贫困、不让一家受罪、不让一人掉队”的信念。

周家庄乡有6个自然村，分为10个生产队，全乡土地18046亩，4567户，13564人。2015年工农业总收入101123万元，纯收入24541万元，上缴国家税收2788万元，留公共积累3819万元，社员分配17934万元，人均年终现金分配13189元，人均纯收入18048元。集体公共积累52291万元。周家庄的人均收入明显高于晋州市、河北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周家庄向社员提供多种福利，包括免费供水，电费补贴，合作医疗，生活补贴，困难补贴，老人补贴，残疾人补贴，住房补贴，免费安保服务，等等。

周家庄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其工农业总产值的87.6%，农业仅占9.3%，第三产业占3.1%。周家庄办有阀门厂、印刷厂、纸箱厂等多个乡办企业。阀门厂的产品品牌属于“中国驰名商标”，市场不仅覆盖全国，还远销海外。乡里大量种植了葡萄、梨等经济作物，乡奶牛场饲养着1100 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2007年，周家庄开始经营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至今已经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获得了可观的旅游收入。

周家庄的社办工厂与一般的企业不同，工厂的经营目标并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还承担着解决社员的就业和生计的责任。这是周家庄社办工厂独有的特色。

由于实现合作化的脚步比较快，周家庄早在1954年2月就建立了拖拉机站，是河北省继饶阳五公村之后的第二个拖拉机站。今天，周家庄已经拥有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旋耕机、秸秆还田机等各种农业机械几百台，达到了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周家庄一直是集体分配口粮，根据各家人口状况确定应分的口粮数量，各户分到的口粮可以自行处理，吃不完的口粮可以拿到市场上自由出售。

各个生产队根据社员的身体状况和条件，具体安排生产事宜。村民择业自由，可以干集体，也可以干个体，个体干不下去了，还可以回集体。周家庄乡第九生产队的支部书记翟振军曾对《南风窗》的记者说：“只要是我的社员，我就得让他吃饱饭。比如有去外面打工的，受了伤了，生了病了，年龄大了，返回到生产队，我照样吸收，而且还要让他们生活好。现在我们队有七八个这样的人。五保户，困难户，我们都管……所以，周家庄极其稳定，这么多年来没有出过任何的刑事案件，没有上访事件。为什么？就是因为老百姓能吃饱穿暖，没有什么烦心事儿，没有后顾之忧。”

据晋州市原政协副主席、周家庄顾问刘国运同志介绍，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家庄的粮食也做到了交足国家的、留足自己的，未出现严重的饥饿现象。

“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

周家庄乡曾经是周家庄人民公社，其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周家庄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4年3月12日的《河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晋县周家庄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实行“包工包产”的？》的6000字长文，详细介绍了周家庄的“包工包产”的做法。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说：“‘包工包产’的办法有效地克服了窝工浪费的现象，大大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另一篇题为《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按件计工的办法》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周家庄“按件计工”的做法。

周家庄没有搞过“大锅饭”,从来都是“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他们从1954年开始探索科学合理的农业生产管理办法，到上世纪6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或节约成本有奖，造成损失惩罚）”和“定额管理”这样比较成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还编写制定了大量相关的规章制度，将这些管理办法明确为有规矩可循的书面制度。

周家庄的劳动定额项目划分为13个等级，共计372项，仅仅是整地类就有36项，播种类有46项，施肥浇水类有40项。不同等级意味着不同的劳动强度，对应不同的劳动日计酬标准。

定额项目的划分综合考虑了劳动内容、生产工具、土地条件等多重因素，比如同样是机耕地，使用55、60型拖拉机完成27.5亩的耕作面积，计1.1个工作日，而使用18、20型拖拉机完成22亩的耕作面积就可以计为1.1个工作日，以此方式体现耕作工具不同对劳动效率造成的影响。

周家庄的定额管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根据作物品种、土地条件和生产工具等因素的变化，公社对劳动定额不断进行调整，以使其能够真实合理地反映不同劳动内容所包含的劳动投入数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在劳动定额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充分依靠社员群众，发扬民主，全员参与。社员对于定额如果有意见随时都可以提出来进行讨论，努力使公布施行的定额标准能得到社员最大程度的认可。

时至今日，周家庄仍保持着“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基础之上的“工分制”，工分多少仍是社员收入的基本依据，而工分分值的高低仍是社员们关注的焦点。

坚持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媒体将周家庄称为“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在1962年和1982年，周家庄曾经两次成为“最后的人民公社”，两度成为反潮流的“异类”。

核算单位是农业合作化的一个关键问题。1961年9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邯郸约谈河北、山东的部分省、地领导人听取关于人民公社管理的意见。在9月29日给中央常委的信中说：“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2]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最终制定颁布了《农业工作60条》。其中明确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原则，将核算单位确定为生产队，并明确提出“三十年不变”。

1961年冬，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统一布置学习张家口地区郭二庄的经验，贯彻《农业60条》，落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要求将核算单位控制在20户到30户，克服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在各个生产队之间体现出差异性。这与周家庄当时所实行的管理方式不同。周家庄的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雷金河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周家庄已经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但这种做法显然违反《农业60条》，不符合当时的中央精神。对此，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相关领导非常生气，省、地、县的各级领导都督促周家庄尽快按照中央精神下放核算单位。于是，雷金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陈情信，说明了继续坚持周家庄管理办法的理由。周总理看到了雷金河的信后，指示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同志到周家庄了解情况。彭真召见了周家庄公社的干部雷金河、曹同义、雷造银和曹孟祥四人，当面听取了雷金河的陈情。雷金河对彭真说：请不要给周家庄人民公社判死刑，请对我们的死刑缓期执行。如果两年后我们的效果不好，不如其他的公社，再对我们执行死刑。

在接见了雷金河等人后，彭真同志在县委书记座谈会上说，不要搞一阵风，一刀切。周家庄的办法有一定历史条件，不一定适合其他的地方，但不妨让周家庄试一试，试一段时间。

于是，周家庄与众不同的管理办法被保留了下来。

面对包产到户大潮坚持“不分家”

20年后的1982年，周家庄面临了更严峻的挑战。80年代初，农业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户，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分田？还是不分？周家庄组织各队社员群众展开了大讨论，进行了民主投票表决。多数人表示不同意实行“大包干”，不同意分田。至今，在乡纪念馆中还收藏陈列着那份按满手印的“不分家”协议。

社员张锁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投票的时候社员们不愿意分，人们同声说要搞集体，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晋州市原政协副主席刘国运介绍，当时周家庄人干一天活能分5块5毛钱，而晋县其他地方的农民干一天活只能分1块零7分钱，周家庄人是晋县农民平均收入的5倍。

在雷金河同志的带领下，周家庄的社员们齐心协力，又一次顶住压力，自主选择了集体经济，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实事求是的态度

杜润生同志是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是，对于周家庄，他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态度。

1987年，为了纪念周家庄建社35年（1952-1987年），由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满天领衔，20多位作家、编辑、记者合编了关于周家庄发展历程的报告文学集《乡歌》。杜润生同志欣然接受编者的邀请，为《乡歌》撰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周家庄乡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建立起较为雄厚的集体经济基础，农民生活大大改善，各项福利事业也发展很快……注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进行改革。这一点，值得重视，……一部分发达地区和集体经济较为巩固的乡村，选择了专业承包、包产到组或者‘三包一奖’的责任制形式，同样获得了极大成功。周家庄就属于这一类。……35年来，周家庄的干部与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出前人不曾有过的业绩……出现在周家庄的一代新人新事，其他地方也将相继出现。”

1997年，河北省电视台经济部制作了电视专题片《关于周家庄体制的调查》，在该台《经济观察》栏目播出。杜润生同志接受了节目组的采访，他在节目中说：“我是80年代初到的周家庄。中国有8000个像周家庄这样体制的村庄，周家庄算是办得好的一个。”

2002年，为了纪念周家庄建社50年，河北省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原副所长刘增玉等人编写了《周家庄之路——中国农村唯一创办50周年的合作社》一书，杜润生同志为该书题词：“小农经济由分散经营走向联合是一个大趋势，但联合应该多种多样。周家庄选择了集体经营和个人分包相结合的体制，只要经济发展，群众满意，就应坚持下去，并不断进步。”

杜润生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让人敬佩。

结语

周家庄的经验可以从多方面去总结，包括坚持了共同富裕，不弃贫寒和不弃孤寡残疾，科学的激励机制，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社区文化的建设，发展生态产业和保护环境，等等。我想强调的是，周家庄人在自己的家乡实现了有尊严的城镇化，完成了从农民向城镇居民的转变，周家庄人在生活中有主人翁的意识，有主人翁的尊严。

周家庄的劳动力实现了本地就业。于是，没有劳动力外流，没有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没有赌博。由于社员们都住进集体统一修建的住房，也没有“建房竞赛”。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生活保障，使社员享受了一种有安全感的生活。这里没有特别暴富的人，也没有特别贫困的人，也没有其他地方的攀比心理。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3] 我们看到，周家庄已经实现了邓小平所说的“第二个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已经实现了“又一个很大的前进”。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白庄村发展历程中最具浓墨重彩的一笔。自此，白庄村正式踏上了“工业强村，产业富民”之路。经过两代人的奋斗，这个昔日落后贫穷的小村庄在工业化的带动下逐渐崛起，全面跨越。到2014年末，完成工农业总产值5.2亿元，缴纳利税1780万元。

初破冰，百年贫穷现曙光

白庄村隶属于河北省黄骅市旧城镇，全村共有村民242户，784人。共有耕地3400亩。这里由于地势低洼，十年九涝，加之土地盐碱化严重，几百年来农业收入无法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贫穷的帽子多年扣在白庄的头上摘不下来。有点能力的人纷纷外出务工、学手艺，外出讨饭现象也是层出不穷。

1963年，原仁村管理区主任白树安担任白庄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一干就是27年，贫穷的白庄迎来了真正的领路人。新的领导班子大胆破除“单一农业”的固有思路，从集体仅有的一点微薄资产开始，办工厂，搞副业，走以工促农的道路。先后建起木匠铺、鞭炮厂、建筑队、缝纫组等多种副业，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后又兴建木工机床厂、铸造厂、木器厂等企业，带领白庄人民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迈出了“工业强村”的第一步。

借东风，工业兴村民富强

1988年，白庄同新加坡李照机械工业公司合资组建了“金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建起了占地300亩的白庄工业园。到2002年，该公司实现产值2.2亿元，上交税金600多万元，按全村人口计算，年人均纳税近万元，这在沧州乃至全省的农村中屈指可数。2003年规划建设了500亩白庄工业园，2004年先后与台湾聚亨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兴建总投资1.2亿元的聚金公司球化线材和干壁螺钉项目，与河北五矿合资组建的海鑫五鑫制品公司焊网项目全部达产达效。自此，白庄的工业发展道路迈上新台阶。

白庄本地的沧州金丝小枣和红枣有种植优势,在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形成“东边苜蓿西边粮、南北都是枣树行”的特色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在实现村庄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白庄村坚持“工业反哺农业”，投资193万元推进农业项目开发，购置农业大型机械、打机井、铺管道，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投资150万元规划建设千亩冬枣观光园、千亩苜蓿观光园、千亩植物观光园，农业发展向花园观光模式推进。

白庄在持续发展思想的统领下，以工强村，以工富农，投资3000万元实施“平改楼”新民居工程建设，共建别墅楼24栋，住宅楼5栋，全村108户村民告别了平房搬进了楼房，过上了“城里人”的小日子。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农民全面迈向小康的成功之路。2011年，白庄村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白庄村创造的成绩得到了国家部委和省市领导的高度赞许。　　

立潮头，乘风破浪竞风流

2014年12月，黄骅市委市政府正式命名白庄工业园为“黄骅市白庄台湾工业园”，并成为市级园区。目前，白庄台湾工业园区内，进驻6家企业，为园区奠定了专业化、外向型、高起点、大手笔的坚实基础。企业固定资产投入近6亿，员工1200余人。生产线材、焊网、金属钉、木工机械和小五金等200多个品种的五金制品，同欧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并有100多家外包企业为园区加工服务。2014年，园区实现产值5.2亿元,营业收入5.1亿元，年上交税金1780万元。

2015年以来，随着北汽集团和北京现代入驻沧州，白庄台湾工业园打开新局面，启动了白庄台湾工业园的二期开发建设，园区按照“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基地”的思路，加快“盈金表面处理中心”项目建设，促进五金产业提档升级，形成完整产业链条。这里将建设华北最大的金属表面处理中心，以吸引长三角汽车五金企业为目标，努力打造汽车紧固件及京津产业转移项目的优秀服务平台。

2017年以来，白庄率先打造黄骅市第一个工业旅游美丽乡村示范村，在白庄小学建设了塑胶体育场，让孩子们享受与城里孩子一样的体育活动条件。新建了学校西游园、修整了白庄村公园，建设了防腐木凉亭3座，铺设了2000平米绿化草皮；种植各类绿化树木2000余株，修建新的道路，完成了黄辛公路白庄段绿化景观隔离带。在进行村庄建设的同时，白庄村还评选出“孝老敬亲典型”，建设文化墙，打造文化一条街，使村民在享受村庄建设的同时也接受文化的洗礼，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编辑  迟晨光）

叶盛镇五星村地处著名的黄河灌区，在青铜峡市北部，与永宁县接壤，辖10个村民小组，688户2862人，耕地7328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00元，位居叶盛镇之首、青铜峡市前列。近年来，村党支部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促和谐惠民生”的责任意识，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创新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机制为突破口，团结和带领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农村经济，走出了强村富民的新路子，先后荣获全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先进基层党组织”、“文明村”、“民族团结示范村”等多项称号。

转变思想观念，加强支部班子建设

五星村是传统的农业村，主要以粮食种植和奶牛养殖为主，多年来农民增收的空间越来越窄。村集体没有创收项目，没有经营积累，历史欠账多，制约了村集体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召开以后，村“两委”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尤其是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等系列讲话精神，以实施基层党建“强龙工程”为契机，在完善土地经营权上找路子。

2009年，叶盛镇为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和规范化生产，推动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租给经营大户和公司，租期3-5年。全镇5万多亩土地，多数采取这种流转模式。土地流转后，出现一些消极现象。一些承包大户不能履行所承诺的义务，如大户愿意找自己的亲戚熟人帮干活，本村农民失去了务工耕作机会（本村农民还有三分之一留村）。国家扶持三农资金下来后主要向规模经营户倾斜，各项优惠政策也多向大户或公司倾斜，难惠及多数群众，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另外，前两年粮食收购价降低后，一些大户说撂下就撂下，没等土地承包到期就走了，原有耕地因土质下降，群众也不接，问题推到政府头上，影响了干群关系。

2014年，村集体牵头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800亩种植优质水稻，年底除兑付农户每亩800元土地流转费外，合作社实现纯收入16万元。虽然种植专业合作社解决了村集体增收的问题，但农户普遍从土地上再次获得收益的难度较大，参与集体经营管理积极性不高。为此，村“两委”积极探索，在保证农民土地流转收益标准不降的前提下，借助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探索既要增加村集体收入，又要二次增加农民土地收益的新路子，成立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想法在村“两委”班子内部达成了共识。

万事开头难。以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想法在村上一经公开，一些群众就担心“回到大集体，村集体把土地收回统一经营，影响自身收入”，还有一些群众对搞土地股份合作思想上不理解、行动上不配合。为此，“村两委”组织在全村开展“解放思想、深化土改”讨论活动，村干部挨家挨户向农户讲解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机制和运营模式，讲入股合作社是一项一举多得的益处，打消群众思想顾虑。同时，村干部带头将自家的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与合作社签订入股协议，领取股权证，将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在村干部的带动下，部分农户将自家土地入股合作社。

推进土地股份合作社，实现农民集体双增收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由物权转变为资本，以股份的形式确认，入社农户除享受自身承包土地股份的保底一次收益（地租）分配外，还享受村集体资产和合作社（土地）经营收益带来的二次浮动分红。2015年，合作社首期入股农户218户，设置总股权1746股，股本金额144万元。入股分两种形式：一是社员股，以入股农户为单位，股份份额以入股农户土地面积确定，每亩为1股，折价830元，股权数为800股，股本金额66.4万元，占股权总数的46%；二是集体股，入股数946股，股本金额77.6万元，占股权总数的54%。集体股由财政部门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村集体“三资”和机动地、社会帮扶资金等构成。

土地股份合作社股权的多元化，不但盘活了农村土地、村集体“三资”和各级支农资金，还把农民从一家一户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农户既不担心种地、又不担心收入，放开手脚从事其他产业，年轻力壮者外出务工，年老体弱的就地在合作社务工，大大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2015年底，合作社盈利18.3万元，兑现股东红利14.5万元。农户入股土地收益加二次分红达到每亩913元（保底收入地租830元，每股分红83元），村集体收入累计达到110万元。农民就地务工，收入增加，村集体经济得到了壮大，农业机械耕作水平也得到提高。过去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下，先进的农业机械下不了地。通过集体经营、大户经营，现在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股份合作社成立之后，村两委跟群众的关系大大改善。看到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效益，2016年50户群众主动找到合作社，要求将他们的530亩土地也入股到合作社，合作社入股土地面积累计达到1330亩。随着集体收入的提高，已有70%～80%的群众提出要将自己的承包地加入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有的农户流转合同还不到期）。尽管目前合作社的经济实力有限，但我们预计5年内，全村70%的土地可入股到村集体合作社。

入股土地面积增加了，种什么就成为关注的问题，如果还是按照传统方式经营，收益是有保障，但效益不高。为此，合作社和村“两委”深入思考、认真谋划，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和高效农业。建设育秧大棚50栋，种植优质富硒订单水稻1200亩；投资100万元新建大弓棚100栋，栽种反季节韭菜；投资80万元建设占地面积6000平米的粮食晒场及储粮仓和农机服务为一体的服务中心，成立村农机服务公司，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服务保障。2016年，村集体收入达到150万元，入股社员每亩土地收益924元（地租840元，每股分红84元）。

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办好惠民利民实事

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行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既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村集体有了积累，就可以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村上将集体“三资”入股收益的90%用于投资建设村级道路、渠道维护、阵地建设等村级公共设施和村级公益事业发展，建立了党内关怀基金，为全村60岁以上老人缴纳医疗保险，为留守儿童建设“七彩小屋”。村里依托合作社建立了规模化农业园区，形成连片优势，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事一议”等项目，对村级沟渠田林路进行了全面整治，彻底解决了群众十多年生产、排灌难的问题，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业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村支部又把精力转向民风建设上，坚持农村发展推进到哪儿，“思想政治工作就跟到哪儿”，让群众既物质富裕又精神富有。村支部利用冬闲和节假日开展“道德讲堂、好邻居、好婆媳、好家庭”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创建和评比活动，在全村营造了崇尚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现在，村里外出打工的多了，闲在家里赌博的少了；学科技学技术的多了，搞封建迷信的少了；孝敬老人的多了，吵架拌嘴的少了；参加村集体活动的人多了，对村集体的怨气少了。

加强民主管理，增强村级组织公信力

群众不怕有差异，就怕不公开、不透明。合作社完善了治理结构，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从股东代表中选举产生，负责制订和实施合作社发展计划和年度经营计划，审定合作社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财务报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从股东代表中选举产生，监事会人员与董事会成员和财务负责人不能相互兼任，监事会负责检查监督合作社社务、财务和经营活动。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管理由村民全程参与、全程监督。

群众不怕吃亏，最怕不公平，尤其是对低保救助、惠民政策补贴、义务工出工等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特别关注。为了保证决策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还成立了村代会和村监会，严格按照“八步议事法”开展工作。2016年，对申请办理低保的118户群众，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公开进行评议和投票表决，最终让10名真正困难的群众享受了低保救助，杜绝了人情保和关系保。开通了手机短信平台和党员微信，将本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通过手机短信平台告知，规范了以党务、村务、财务为主要内容的“三务”公开，对村组干部的履职情况定期进行考核通报。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由村干部包揽村务的做法，把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变成了村代会的决议，使群众真正成为了当家人。土地入股合作社，群众有盼头，村干部有干头，集体有赚头，把日渐疏离的群众和村集体紧紧联结在了一起，村民的人心齐了，村干部的干劲足了，村集体的公信力强了。3年来，32人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最小的23岁，最大的60岁，12人加入党组织，党员队伍中出现了你追我赶、争当先锋的可喜变化。村支部连续多年在全镇考核中名列第一。

几点体会

“三权分置”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归合作社，符合中央提出的农村土地改革“三权分置”精神。从农业供给侧结构的起点入手，以股权形式把分到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流转到合作社，实现了从“统”到“分”再到“统”的良性循环，既维护了土地集体所有属性，又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股权化、股权货币化的目标。

“地权平等”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公平正义。30多年前的“大包干”将农村集体土地按农民家庭人口进行了平均分配，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股份制以“地权”变“股权”，不论贫富1亩1股，农民、股民、社员“三位一体”，按股分红。依靠群众的土地，通过集体资源和资产折股经营，集体收益公平分配，农民没有怨言，从根本上体现群众的意志和群众的主体地位。一部分农民因婚丧嫁娶、老弱病残等原因成为弱势群体，土地股份制实现了这些农民依托经营承包地来增收的愿望，确保不让一名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集体生产经营更有利于共同富裕。集体生产的模式更好地解决了农村谁来种地，土地怎样流转，怎样实现规模化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小部分人富起来还是共同富裕的大问题。集体生产经营更有利于共同富裕，这是我们通过实践得到的认识。

充分发挥“火车头”作用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关键。土地股份合作社是村党支部领办的，党支部支持和保障合作社按章理事，村党支部书记以股东身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进入理事会并兼任合作社法人代表，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村里的各项惠民政策都是通过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实施的，群众既是社员又是监督员。五星村发展的实践证明，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必须突出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只有依靠基层党支部，才能把群众的力量聚拢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和政府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

（编辑  迟晨光）

中国蔬菜第一县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位于山东西部，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素有“一脚踏三省”之说。莘县历史悠久，春秋时即为卫国莘邑，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称莘县。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宰相伊尹曾躬耕莘野，郑板桥曾任范县县令（治所在今莘县古城镇）。莘县还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两次担任莘县县委副书记。

过去，莘县的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莘县确定以发展瓜菜菌作为主导产业的方向，历届县委和县政府坚持这一发展思路，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现在已取得了成效。莘县交通优势明显，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丰富，优质瓜菜菌产量全国领先。2016年，莘县蔬菜经营面积已超过98万亩，产量达到487万吨，被中国蔬菜农业协会授予“中国蔬菜第一县”。

莘县之所以能抓好蔬菜瓜菌产业，发展成为中国蔬菜第一县，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就是建立了完善的合作社体系，规范和完善管理制度，把合作社做实，使之真正发挥示范、带动、服务的作用。

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莘县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主体，也是莘县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机制的主力军，在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增效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2057家，其中种植类1550家，畜牧养殖类396家，水产养殖类10家，林业类60家，农机服务类41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抓规范，促合作，全面提升合作社综合竞争力。

规范管理。在专业合作社发展初期，因发展速度过快、数量多，导致管理相对粗放。莘县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省里的有关条例，加强宣传引导，引导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都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流程。

指导服务。县直各部门根据自身职责，加强对合作社的服务和指导。涉农部门从2016年以来，举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100余期，培训各类骨干2万人次；培育了从国家级到省、市、县各级示范社345家，家庭示范农场150家。工商部门认真落实合作社登记注册和年检政策，开展回访、巡查工作，帮助合作社建立健全机构，完善制度，规范行为，防止出现“空壳合作社”问题。

推进合作。引导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合作成立联合社，尽快形成行业优势。莘县众联农机联合社由6家农机合作社组建而成，拥有各种农机200多台，服务规模迅速壮大。莘县蔬菜种苗合作社联合社，由9家合作社联合组成，合作社80%以上的蔬菜种苗经联合社销售，销售遍及全县及周边县（市、区），年销售收入4000多万元。莘县供销社牵头成立了莘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吸纳20个农资专业合作社参加，增强了服务功能。

二是多扶持，重创新，全力支持合作社发展。

争取各级财政扶持。通过财政、农业、林业、水利、发改等部门，为全县60多个合作社争取各级财政扶持资金1500多万元。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参与国家支农建设项目，把“生态农业示范县”项目支持资金向合作社倾斜。

创新金融支持。多家银行对合作社开展了信用评定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蔬菜大棚抵押贷款。县人行定点对专业合作社进行信用评定试点。县农银采取社内3户联保方式对若干专业合作社贷款，等等。

引进工商资本，注入合作社，建基地、带产业、活流通。近几年，合作社先后引入工商资本11亿元，建设了60多处面积达3万多亩的标准化基地，拉动农民投入4亿多元，带动农户1.6万户。其中，中原现代农业建设了高标准温室，返租周边农户经营，有效解决了群众前期投入问题。首鲜蔬果有限公司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自建生产基地1500亩，合作基地3000余亩，带动农户516户，平均每户增收2-4万元。

三是抓产业，促提升，切实增强合作社示范带动功能。

发展生产基地。规模化、基地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在充分考虑群众意愿、产业基础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加快合作社基地建设。目前全县43家合作社建设种植基地58处、12万亩；13家合作社建设养殖基地16处。全县冬暖式大棚发展到28万座，拱棚20万亩，其中200亩以上的连片标准化生产基地130处，成为全国最大的香瓜生产基地，著名的无公害蔬菜和食用菌生产基地；全县小肉食鸡年出栏3亿多只，生猪年出栏130多万头。无论新建还是改造整合，都按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实施成方连片开发，按照高标准建造。

提升产品质量。部门监管和合作社自律相结合，合作社按照国家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本县的具体生产标准，制定了严格的产品质量监管措施，规范农业生产。在基地管理上，严格准入制度，实行“十有五统一”标准（“十有”：有龙头带动、有技术负责人、有管理制度、有技术操作规程标准、有生产记录特别是用药记录、有产品品牌、有包装标识、有速测设备并开展自检、有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有电脑能上网、有标志牌；“五统一”：统一种植、统一生产技术规程、统一化学投入品采购供应、统一基地产品认证、统一产品销售）。在生产过程中，优先物理防治，辅以化学防治，推广使用高温闷棚、粘虫板等物理防治措施，禁止使用高毒农药。

打造产品品牌。鼓励合作社开展品牌认证，实施品牌经营，以品牌开拓市场，促进产业升级。全县有600多家合作社实行了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标准，181家农产品获得“三品”认证，195家拥有注册商标。在合作社带动下，全县农产品注册商标256个，“三品一标”认证品牌176个，认证总面积45万亩。

拓宽销售市场。全县已有115个合作社与超市或流通企业建立了产销关系，年销售蔬菜4000多吨。每年举办多次瓜菜节、展销会及洽谈会。加强市场建设，全县占地面积50亩以上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有22处，年交易额50多亿元；专业运输车辆1200多部，运销大户、经纪人5000多人。产品销往全国绝大多数省市,是北京市确定的果蔬供应重要基地，产品抽检合格率一直保持100%。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线上交易、农产品定制、直供直销等新模式。先后引进了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京东商城、邮政买卖惠，建成了“云农场”服务平台、中国北方瓜菜菌网、淘宝特色馆、京东特色馆，与国内40余家大中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合作社+基地+超市+电子商务”新型农村电商模式。借助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04家，其中拥有自建网络平台的90家，依托第三方网络平台实施销售的96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的成效

一是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大部分都有专职的供销人员，奔波于城乡各地，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市场信息并起到引导生产的作用，让农民抱团闯市场。如惠民粮食专业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户联成一体，统一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提高粮食种植的组织化程度。该社在乡镇相继成立了分社，联系从事农产品流通的能人，共享市场信息，使粮食生产能够及时调整，提高了市场占有率。莘县联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管理、生产、购售的服务模式，定期为农户提供菌种信息，推广优良品种；协助社员集中采购生产物资；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交流；组织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社员买难卖难的问题，使加入到合作社的农户真正得到了实惠。

二是加快了品牌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为推动“一村一品”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有效解决了农产品的质量认证、商标注册、包装、加工、销售等问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莘县丽艳瓜菜专业合作社，从山东农科院引进富硒农产品生产技术，聘请专家现场指导，生产富硒香瓜，按无公害生产操作规程，统一组织生产，统一销售。该合作社生产的无公害富硒香瓜已注册了“丽艳”牌商标，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莘县联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亿康乐”食用菌，受到福建、青岛、大庆、北京等地客户的青睐，产品远销加拿大、西班牙、韩国、日本等地。

三是推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开展技术服务，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了专业化、集约化水平。莘县合力养猪专业合作社积极推广养猪新技术，组织社员学习环保养猪法，既节约了饲养成本，又减少了污染。

四是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组织提供信息、农资、技术服务，降低了生产成本；统一组织农产品销售，降低了交易成本；统一按照无公害等技术规程组织生产，提高了农产品品质，提高了农产品价格。有的合作社通过推广发展新产品或扩大生产规模，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为闲散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增强“造血”功能，壮大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是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强化农业基础、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解决税费改革后村级收入减少的客观需要。近年来，我们按照“强组织、建项目、抓产业、富群众”的目标，把提升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创新课题，依托产业优势，通过强力帮扶、考核激励、示范带动等措施,不断增强农村自身“造血”功能，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目前，全县24个镇街中，有18个镇街有了自己的特色产业，集体经济收入3万元以上的村增加了20%，群众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增加。

加强村级班子建设，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供组织保障

一是配强村级班子。村级班子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其素质高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把配强村干部队伍作为首要任务来抓，结合村“两委”换届，扩大选人范围，重点在大学生、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中选拔干部，将那些年纪轻、能力强、素质高、有活力的人员充实到村“两委”队伍中，不断优化农村干部结构，使村级领导班子真正成为带领农村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强集体。开展合作社带头人和村支部书记“双向培养”。一方面，采取“干部访、群众荐”的方式，将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合作社带头人，纳入选拔视野，为其成长搭建平台；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村支部书记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为其提供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二是加强教育培训。通过县委党校、农村干部远程教育等载体，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不断更新村干部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转变思想观念，增强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经营管理服务水平。针对村产业特点，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课堂学习与现场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一系列培训活动。组织优秀村支部书记到外地参观学习，邀请全国知名村支部书记为全县村支部书记传经送宝。

三是加强考核奖惩。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村级班子任期目标考核和年度目标考核的主要指标，与村干部补贴报酬、评先选优挂钩。每年评选出优秀村（居）党组织书记，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奖励。对特别优秀的，经过严格考核，按副科级干部标准落实补贴报酬。对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村级经济发展乏力的村支部书记进行调整。

坚持因地制宜，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莘县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扬长避短，不搞“一刀切”，实施典型示范带动。

加强集体资产管理，确保安全公开透明

一是加强村级财务监管。实行村账“双代管”，全县1116个村全部开设了公用账户，集体经济收入都及时、足额存入公户，并制定了一系列财经管理制度，确保村集体资产不缩水、不流失。二是开展强村（居）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在全市率先实施村级审计，建立村级工作督查制度试点工作，组建专职队伍，逐村开展审计活动。三是坚持民主决策。在选择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和确定经营方式上，坚持民主决策，让群众广泛讨论，集思广益，科学论证，防止少数干部盲目决策，给集体经济发展造成损失。

加大帮扶力度，保障正常运转

对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村庄，坚持“输血”和“造血”相结合，制定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在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对贫困村，在省市选派31名第一书记，从县直部门抽调26名素质高、熟悉基层的人员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对63个空壳村，选派后进村整顿工作组进行帮扶，实行全覆盖。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组吃住在村，发挥资源、信息、技术优势，帮助村班子制定“产业兴村”规划，确保每个村都有1-2个主导产业。古城镇徐楼村工作组帮助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流转土地443亩，发展洋葱、辣椒种植，目前徐楼村已成为露地菜种植示范村。

在产业转型发展和提质增效为主线的工作中，培育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激活力、凝动力、补短板、强素质，进一步提升农业组织化保障水平。

（编辑  迟晨光）

内容提要：完善金融立法、强化金融监管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按照风险和收益匹配的原则，确定金融产品的功能、法律关系和行为准则，以实现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法律解释的灵活性。金融行为的监管，要以金融产品的法律属性与功能为基础；金融机构的监管包括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风险控制、风险处置、市场退出等行为的监管。重点讨论了对财富管理市场的整理和完善金融立法的问题。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我国金融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同时，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重要的任务，我认为，完善金融立法，强化协调和金融监管，是完成上述三项任务的重要内容和抓手。

金融立法的思路和理念

有些人提出，我们的立法工作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滞后性。为了更好地完成立法工作，能够使我们的国家走向法制的轨道，我个人认为，立法上需要做两方面的改进，第一个就是更加强调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因为人大常委和各部门代表委员的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有限，可以在立法的过程当中，由人大常委会主导，同时邀请行政主管部门和业务专家、法律专家共同组成立法的小组、团体，这样既可以避免部门利益法制化，也有利于民主立法。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电子商务立法过程中就遵循了这一原则。第二个是我们应该加大法律修改的频度，不要每次都是对整部法律的修改。其实，其他国家经常对法律进行修改，凡是条件成熟了的条款就可以进行修改，这有利于法律及时跟进形势。在金融立法过程当中，除了及时修订相关法律之外，把一些基础的理念、基础的思想可以通过法律固定下来，让它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扩展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简单讲几个关于金融立法与监管的想法。

首先，金融是一个具有强外部性的行业，因此必须监管。监管的基本原则是将金融活动的负外部性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从这个角度出发，尽管有金融相关的立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活动都一定要实行强监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证券法》在少数范围内是有一定豁免的。例如，面向合格投资人的一些证券活动可以豁免向证监会注册。我们国家的司法解释中，标的金额在20万-30万元的民间借贷并没有纳入到金融活动当中，尽管上述行为已经建立了资金池，但是由于它的负外部性较小，所以并不纳入到强监管当中来。

其次，金融是人们财产权的应用，要按照风险收益匹配的原则确定金融产品的功能、法律关系和行为准则。如果能够在我们的基础性法律中对此得以确认，就可以实现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法律解释可扩张的灵活性。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综合大家的一些看法，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信用货币的创造；二是价值跨期转移的契约；三是时间错配的风险管控。信用货币的创造就是货币政策。所有的金融活动，不管是投资、融资还是支付，它都是有一个价值的延迟转移，都要缔结一种契约，这一契约非常重要；因为是价值的跨期转移，所以它有时间错配的风险，而最核心的是管控风险。

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有四项，第一是金融机构（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功能（债权关系），第二是证券机构作为融资中介的功能（债权或股权），第三是保险机构在大数法则下的经济补偿功能（互动关系），第四是资产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功能（信托关系）。

上述金融功能是由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来实施的，而它所运用的这些产品有不同的法律关系。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债权债务关系。它的本质就是承诺保本付息、还本付息、投资人要承担债务人风险。不管它有什么样的花衣服，只要具备了这些特征，就属于同一个种类的金融产品。由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机构发出的承诺是存款和贷款，而由非金融中介发出了这样承诺就是债券和固定收益产品。

第二类是权益关系。包括收益权和管理权相结合，投资人要承担投资风险，只要具备了收益权和管理权的结合而且要承担投资风险的，都属于这种法律关系。它表现形式是股票和各种权益凭证。

第三类是经济补偿关系。保险就是大数法则下的互动关系，投保人承担保险机构倒闭的风险。

第四类是信托关系。即以受托人名义为委托人管理财产、收取管理费用，委托人享受收益承担风险的法律关系。

再次，金融立法就是要明确行为的准则、监管的边界和市场准入与退出的条件和方法。相同的法律关系的产品要按照同一规则运行，并按照同一标准监管，这是行为监管。另外相对于机构而言，就是功能监管。有人从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目的出发谈行为监管。而我认为，行为监管的基础是产品的法律属性与功能，机构和个人从事金融业务，或通过金融中介机构买卖、投资金融产品的时候，他所有的行为都应该遵守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应该基于该金融机构的功能和这一金融产品的法律关系。所有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都要按照这样的规则来行事，这就是行为监管。

机构监管，是对一个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风险控制、风险处置、市场退出这一系列行为的监管。而功能监管并不完全局限于监管当局颁发牌照的机构，即使有牌照的机构，当它从事了另外一个功能和具有另外一种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时，它必须获得那个监管当局的许可，这是功能监管。基于这一原则，行为监管就应该做到，你有牌照的我要按照相应规则进行监管，没有牌照的人从事这一个金融行为，我更要监管。我们过去金融监管混乱，就是因为监管当局只管自己发了牌照的机构，而社会上还有很多没有经过许可就做金融业务的人，却没有人管。如果我们监管当局遵守行为监管的原则，即谁从事了我监管的这种牌照所指的行为，不管他获没获得有效牌照我都要去监管，获得牌照的要严格管，没有获得牌照的更要去监管，只有建立这样监管的理念，才能够让我们的监管具有全覆盖性。

从资管市场看金融立法的完善

资管市场是目前最重要的市场，但认识不统一。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这里我从资管的立场来谈立法的完善。

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最乱的是财富管理市场。财富管理应该说是大资管中最重要的市场，但是也是认识最不统一的市场。

我们现在资管规模有多大？我们是一个间接金融的国家，2016年全年人民币贷款余额大概106.6万亿，而资管银行表内、表外的理财产品，还有在做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再加上证券、基金管理公司的各项资管计划合起来大约有102.1万亿。从余额上来说，基本上是和我们的人民币贷款余额相当，除掉当中的重复计算，有人估计我们的资产管理的产品是60万亿到70万亿，可见规模之大。

我们国家的社会财富、个人财富的积累促进了中国财富市场的发展。2016年底，单位的定期存款大约是30.8万亿，按照瑞士信贷的测算，2016年中国的中产人数达1.09亿。在控制社会杠杆率和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的背景下，财富市场的发展作用更加重大。盘活存量、增加直接投资数量是新形势下融资的方向，由专业机构进行集合融资更有利于提高投融资的效率。

当前资管市场争议最大的，是对银行理财产品的看法。在102万亿的资产管理当中，银行基本上占到了三分之一，即30万亿元。集合投资计划的本质特征，一是按照份额供给资金，二是由第三方进行管理为委托人利益投资，三是投资人承担风险享受收益，四是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用，合伙型私募基金还可以按合同分享部分利润。这都是信托的管理特性，而且集合投资在世界各国均被认定为证券。

这些理财产品即集合投资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区分金融产品主要是看投资的风险承担和收益的分配。银行存款的特征是由银行承担风险，投资人及存款人享受固定收益，因而保本保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均已由监管当局定性为结构性存款，要缴纳存款准备金，占用资本金。银行发行不保本、不保收益的理财产品符合集合投资的所有特性，发行超过2000份以上的产品应该进行公募基金管理。现在银行发行的不保本的产品基本上有一个预期收益率。不保本又保预期收益是对市场规律的扭曲。银行理财产品近30万亿元，应该统一认识、新老划断、正本清源。

所谓“不保本又保预期收益”是指，现在去买银行的理财产品，都会填写或签一个风险承诺书。但实际上是银行的理财产品它有亏损的时候，然而在老百姓心目中从来都不是自担风险的产品。当产品出现了亏损，银行为了自己的声誉，可以腾挪一下自己的利润，或者把好资产放到里面，保证了预期的收益。从投资者角度看，它作为一个信托产品，既然我承诺了承担本金的损失，也签订了风险承诺函，应该说除了管理费用之后的所有收益都应该归我投资者。但去银行买理财产品的，哪有一个产品最后的兑付高出了预期收益率的？因为银行认为，我对亏损的产品给了补贴，盈利就自然应该归银行所有。实际上即使宣称“不保本”的理财产品，也会因为利益的调剂而变成了刚性兑付。所以对理财市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理念上的误导，不可能让理财产品回归资产管理的本性，也不可能让市场培育起风险自担的文化。

对产品法律关系认识的不统一，是不公平竞争的根源。不同资管产品的不公平竞争，也源于对产品性质的不同认识。银行也觉得很委屈，既然我们都是资管产品，我们不能够加入到资本市场，不能去投资股票和债券，必须绕道或通过通道投资。但是基金可以开户。证券公司的集合的资管下，基金可以开户，现在可能经过协调集合的信托也可以开户了，唯有银行不可以。我想银行如果能够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在经营一份财务上有真正独立的集合计划，这种开户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银行的资管计划当中，大家对另外一个问题抱怨比较多，即同样都是公募基金，但是公募基金投资非标的产品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是理财的计划却不受限制。银行理财之所以能够得到比公募基金更高的收益，主要是它投了一些非标的产品。非标的产品主要是银行自己的一些贷款产品。它的收益比较高。银行认为，如果我按照公募基金管理就不能来投非标产品，那是对客户极大的损失；而基金认为不能投非标产品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通过法律的修订，把这些最基础的金融功能和法律关系界定下来，还有实践中适应新的情况发展的做法也可以通过法律明确下来，这样对我们的资管市场的稳健发展是有好处的。

首先，是修改证券法。应该将集合投资计划明确列为证券，扩大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国家已经看到资管市场的乱象并想解决这问题，但我认为，如果不明确它的法律关系和它的金融产品的属性，仅制定统一的标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什么叫证券？从中国文字上看很好界定。，证就是证明，券就是一张纸。证券的定义代表着一定财产权益的可均分、可转让或可交易的凭证或投资合同。我认为按照这一定义去评估证券产品，包括美国证券法当中的那一系列的列举，基本上可以涵盖。不能分割的凭证比如房产证，它是一个凭证，但是它是不能够分割转让的，除非把它证券化，或者把所有的房产证的房租收益作为抵押发行证券（即我们的收益），因为权益是可以证券化的。权益的证券化就是房地产投资收益凭证（REITs）。如果我们不能够拓展证券的定义，我们现在很多权益的证券化都不可能得到合法的地位。中国那么多文交所、科交所、股交所，实质上就是相关权益的证券化。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问题上得到共识，就可以极大地增加我们财富的流动性、增加财富性的收入。

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的真实全面披露，是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防止价格操纵和内幕的交易。监管的边界就是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面向特定对象或合格投资人，有200人的限制。当然这200人规模太小，随着我们金融秩序的稳健，以后可以逐渐扩大到500人、1000人，但是如果连200人的界限都控制不好的话，急于扩大人数实际上会带来一定的混乱。

其次，证券法里，有必要把基本的理念，就是把集合投资计划作为一个证券的调整范围明确下来。集合投资在世界各国均被认定为证券。这对于监管的统一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现在大家都承认基金是证券，为什么集合投资计划不能承认是证券？我认为应该承认。证券公募基金还是投资二级市场的，私募基金是一种证券，证券法也就可以调整了。

除了证券法这个基础性的法律以外，特殊的法律就是《证券投资基金法》。我建议将该法律名字改为《投资基金法》。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上，厉以宁教授牵头起草《投资基金法》，最后争论了五年没有确定下来，那一届财经委为了完成立法任务，在前面增加了“证券”变成了《证券基金法》，实际上把《证券投资条例》上升为了法律。当时的争论焦点是什么？主要是认为基金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投资基金法》怎么能够涵盖这么多的基金？实际上，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资金的来源。对投资监管的限制也取决于资金的来源。

监管金融活动的时候，最核心的立法原则是明确资金的来源。谁“玩”自己的钱给他自由，“玩”大客户的钱让他们承担风险，“玩”小客户的钱必须重点监管，因为它涉及到公众的利益，会有搭便车的问题，因而必须有监管当局来监管。如果你通过基金的方式向社会大众募集了资金就是公募资金，投资方向通过法律给予一定的限制；如果是少数人的资金，则限制由合同约定。非公开募集的资金通过合同约定投向，不管是投资未上市的股权、债权，还是已上市的股权、债权，或者是另类投资如文物、红酒等其他投资方向，只要投资人相信资产管理人，愿意签订这样的合同，就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的立法不必去立什么股权基金法、什么证券基金法、什么另类投资基金法，只要你把这是公募还是私募确定下来，公募给予一定的约束、私募要严格合同要素。我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章有一个非公开募集内容，就是约定了合同的要素。

另外，要拓宽公募基金的渠道，银行理财产品适应了非合格投资人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需求，就是它投资非标的产品，但是产品以5万元为起点，实践证明风险还是可控的。我们应该通过修订基金法，适当扩大公募基金的投资范围，即在一定的比例内投资非标产品。非标产品有一个会计核算的问题，因为标准上市的可以有市值评估，没有标准上市需要确定一下估值方法，银行现在是按照历史成本法来估值。在拓宽了投资的标的之后，可以适当提高投资人的门槛。

最后，就是要修改信托法，对营业信托列专章给予法律地位，并明确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保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我们现在只有信托关系法，没有信托的经营法，而这种信托经营的机构的立法，分别在银监会和证监会，这样管理很乱。在大资管时代，为了统一市场，我们应该在信托法当中对于资产管理机构、对于信托经营给予法律的明确。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