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抓好理论武装，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机关党建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突出强调要在学习理论上有更强自觉、在学懂弄通做实上有更高要求，这些重要论述，构成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机关党建篇”。近年来，中信集团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不断深化对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准确把握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新时代新征程，党的理论创新要继续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2023年以来，中信集团党委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注重总结经验、提炼规律，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中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时代要求。

（一）从以学铸魂中把握践行“两个维护”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学铸魂，就是要做好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学铸魂，就是要锚定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的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准时代脉搏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要求我们必须把“学思想”作为主题主线，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和把握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对策。主题教育期间，中信集团党委紧扣“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入行。集团党委成员带头在读书班或分管领域作领学、讲党课，党委中心组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等，开展16次集体学习研讨、2次专题研讨推进会，在深学细悟中把握遵循。集团层面举办三期读书班，组织集团党委成员、集团管理干部和直属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340人坐下来读、静下心悟；中信股份层面举办一期驻港澳分支机构读书班，把56名党员干部集中到境内，认真读书、扎实学习。全系统举办78期次读书班、1785次专题研讨、1869次专题党课。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更加深刻认识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成就”正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从以学增智中把握增强过硬本领的时代要求

主题教育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以学增智”具体内涵，对党员干部进一步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担负使命责任中强化政治能力。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政治能力相较于其他能力，有着主导性、决定性作用，就是数字中打头的“1”和后面的“0”的关系。政治能力这个“1”立得牢，其他能力才有了“根”和“魂”。要善于从政治上认识与把握，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自身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干家、行动派。必须在把握科学方法中强化思维能力。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离不开科学思维的有力支撑。中信集团党委把深化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研究提出“一个深入、三个推动、五个突破”的深化改革总体思路，开启了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新征程。要秉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理念，坚持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将其转化为推动深化改革的科学思想方法，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在推进改革发展中强化实践能力。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思想必须见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有企业“六个力量”的定位，强调国有企业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中信集团党委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扛起政治责任，发挥产融并举优势，做实做细“五篇大文章”，首批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以更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服务覆盖率达73%，推出“中信财富广场”和中信优品、中信创品，服务近2亿个人客户，财富管理规模超23万亿元，以实际行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全力支持国家战略，做精特殊钢、高端装备等拳头产品，广泛布局智能制造、资源能源、种业科技等领域，全力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下一步，要进一步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遵循、找思路、找方法，把所学所悟转化为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以“中信所能”服务“国家所需”。

（三）从以学正风中把握弘扬新风正气的时代要求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以学正风，就是要聚焦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在学思践悟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作风过硬，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关键要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三种关系”。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是党内同志交往必须遵守的原则。要珍惜党和国家赋予的平台，坚决摒弃“择权、择利、择钱”而交的庸俗观，坚决做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杜绝“一言堂”、圈子文化，同企业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二是用好手中权力。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用好权。要公正用权，把公平正义作为权力使用的重要标准，坦荡做人、谨慎用权。要依法用权，严格按规则、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为民用权，时刻谨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民谋福祉。要廉洁用权，始终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守做人、为官、处事、交友的底线。三是抓好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抓作风建设是一以贯之的，在正定工作期间，主持制定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强调凡利禄名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主政浙江期间，要求领导干部“要拎着乌纱帽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做官”；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以“八项规定”作为小切口推动作风大转变。中信集团党委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集团党委带头示范端正学风，采取“集中学习+领学辅导+集体研讨+个人自学”方式举办读书班，两次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党委书记讲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各级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开展学习1.9万余次、主题党日活动1万余次，在强党性、正风气、促发展上取得实效。下一步，要持续强化作风建设，自觉纠“四风”树新风，认真践行“由我来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责任文化，在弘扬清风正气中激发干事创业激情。

（四）从以学促干中把握坚持担当作为的时代要求

学为干之基，干为学之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以学促干，就是要以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为民造福的宗旨，引导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匡正干的导向，关键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政绩观是干部对待事业的根本态度，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影响干部个人成长，更关系事业发展。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搞贪大求洋、盲目蛮干、哗众取宠；坚持出实招求实效，不搞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利长远，不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劳民伤财。增强干的动力，关键要提振精气神。在改革攻坚的关键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全体干部职工勇担新使命、新任务，面对困难不退缩、遇到矛盾不躲闪，越是艰险越向前。要深刻把握大局，主动融入大局，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质，把聚焦企业改革发展的问题想明白、想透彻，一步一个脚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形成干的合力，关键要聚力抓落实。中信集团坚持“五五三”发展战略，锚定“十百千万”发展目标，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做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集团“十四五”评估总结和“十五五”前期谋划等改革任务有效衔接，2024年世界500强排名提升至第71位，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下一步，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统筹把握好工作的时效，抢抓瞬息万变的市场机遇，优化业务布局和投资选择，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对改革攻坚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拿出“亮剑”精神攻坚克难。

提升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质效的实践探索

中信集团党委注重发挥党委中心组示范作用，聚焦发展难题、思想困惑明确学习重点，深化课题式研讨、对策式交流、互动式发言，持之以恒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中找到破解难题的“金钥匙”，推动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集团改革发展的实际举措。

（一）主题上坚持“三个紧跟”，增强理论学习的时代感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中信集团党委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修订党委中心组学习实施意见，提升党委中心组学习质效。各级党组织坚持把突出主题作为理清方向、把准重点的基本前提，紧跟理论热点、战略重点和形势焦点抓学习。一是紧跟理论创新步伐。各级党委中心组坚持突出主线学，做到重要讲话必学、重要会议必学、重要部署必学、重要时机必学，在学习中提升政治意识和政治站位；感悟成就学，邀请专家宣讲新成就、解读新思想，增进对创新理论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延伸拓展学，组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等；结合实际学，系统梳理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的重要论述，在学思践悟中汲取推进改革发展的奋进力量。二是紧跟国家战略布局。中信集团党委中心组注重在深化学习中向党和国家战略对标，围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专题组织集中学习，引导领导干部领会战略意图、把握战略前沿。各子公司党委中心组把学习把握国家战略作为重要内容，深刻理解国家战略是“风向标”，企业领导班子不能只拉车不看路，必须与国家战略“对表”，才能避开“雷区”、少走弯路，自觉做到国家战略拓展到哪里、具体业务就布局在哪里。三是紧跟形势发展变化。中信集团各级党组织坚持把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通过党委会组织专题传达、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宣讲、分层分类开展学习培训等方式，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聚焦推动金融做优做强、推动实业转型升级等14个方面、40项重点改革任务作出系统安排，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二）方法上坚持“三个并重”，增强理论学习的创新性

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中信集团党委中心组坚守政治定位、突出理论底色、强化问题导向，不断增强理论学习的创新性。一是领导带学与专家讲学并重。发挥集团党委中心组示范带头作用，聚焦改革发展深层次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等组织集体研讨。注重带头学，抓“关键少数”，党委领导班子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头领悟，层层立标杆、逐级做示范。注重专家讲，2023年以来，邀请中央财经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清华大学等单位专家举办8场高层次辅导报告会。二是内部研学与开放联学并重。坚持内外整合、研学并举，以学促研提升学习质量。内部研学方面，集团党委中心组成员坚持联系基层的优良传统，注重运用“深、实、细、准、效”五字诀，围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等专题开展领题调研，提出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指导全系统8000多个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深化理论学习，突出“一竿子插到底”的鲜明导向，明确学习主题、开展抽点检验、定期列席旁听，带动集团约10万名青年职工规范学习形式、拓展研学方法、提升学习成效。开放联学方面，引导党员干部深入研读原著原文、深悟原理，不断提高理论修养。2023年以来，先后配发《习近平著作选读》等配套书籍作为自学资料，强化理论辅导、形成学习自觉。三是线上教学与实地见学并重。线上教学注重拓面提质、丰富形式、喜闻乐见，在集团内联网“先锋在线”开设中心组学习专栏，刊载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等系列论述学习资料，打造“指尖上的党校”。各子公司党委依托网络平台打造线上线下全覆盖的学习课堂，形成勤学善学的良好导向。实体见学注重学思践悟、参观见学、知行合一。举办劳模工匠、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宣讲集团援藏干部王军强在4700米高原真情援藏，中信重工杨金安37年如一日为国家炼好钢，中信农业杨远柱扎根育种一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中信楷模故事，以有形的正能量、鲜活的价值观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利用中信井冈山培训基地等党建示范教育基地、中信特钢等党建学习示范基地，创新学习体验场景。

（三）机制上坚持“三个从严”，增强理论学习的约束力

坚持把建立健全学习机制作为管理学习、规范学习的重要保障，着力打造责任明晰、协调规范、考评严格的制度体系。一是从严制定计划。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金融工委要求，结合实际修订中信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实施细则，每年在党的工作要点和党建工作会议上对党委中心组学习作出专门部署。坚持改进方式方法，统筹好质量和数量、形式和内容，提升学习质效。提升自学质量，党委中心组成员通过列出清单、明确重点、研读相关资料，做到自己学、主动讲。抓好集体学习，把重点发言和交流互动结合，党委书记对发言进行点评和总结。拓宽学习渠道，组织专题读书班、报告会、党课等学习活动，利用红色资源开展现场学习。二是从严落实责任。把党委中心组学习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巡视巡察内容。党委书记担任本单位党委中心组学习第一责任人，党委负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成员承担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党委成员按照职责分工形成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搭建理论学习交流平台，推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进决策、进战略、进实践。压实学习责任，健全学习制度，强化学习管理，提高学习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三是从严督促考评。坚持抓本级与带下级相结合，党委中心组成员带头把参加集体研讨、开展调查研究等情况，作为述职述廉和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对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剖析；结合党建考核、列席旁听等形式，重点了解分管子公司党委中心组学习主题是否突出、安排是否合理、流程是否规范，推进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

（四）效果上坚持“三个转化”，增强理论学习的含金量

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推动学习成果转化，把党委中心组学习成果转化为领导干部引领企业发展的实际能力。一是转化为领导力。坚持把“学思想”与谋划企业发展融合起来，在学深悟透党和国家战略中校正改革发展方向。在复杂困难的内外部经济形势下，中信集团党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会议精神，全面推进改革攻坚，积极优化业务布局，稳妥化解重大风险，有序开展管理创新，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二是转化为创新力。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行业领域的前沿问题、防范风险的紧要问题，加强研讨交流、深化思想认识。探索业务一线学习机制，以典型指导和分类指导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深入推动党建指导、研学辅导、责任督导，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分布点多线长面广的金融类子公司，加强穿透指导。对管理层级多、链条长的子公司，强化层级管理，传导责任压力，以点带面加强针对性指导。对组织规模小、党员人数少的子公司，直插一线，及时了解情况、督导解决问题。对生产制造类子公司，将理论武装与业务发展融合互促，营造真学真用的浓厚氛围。三是转化为凝聚力。中信集团党委发挥表率作用，召开年度民主生活会，严肃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委成员严格落实双重组织生活制度，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自觉接受党员群众监督。督导基层党组织落实好“三会一课”、谈心谈话等组织生活制度，增强基层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从2023年职工思想问卷调查看，99.82%的问卷调查对象对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充满信心，体现出中信集团在凝聚上下共识上成效明显。

强化理论武装的针对性实效性

从调研情况看，部分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不深不实、浮于表面。有的学习流于形式，完成规定动作；有的“不真懂”，满足于学几个概念、背几条“金句”，知其言不知其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的“不真用”，学归学、做归做，学习和业务“两张皮”。究其原因，没有意识到理论学习本身就是工作，而且是更重要的工作；没有意识到理论学习是推动工作破局、保持战略清醒的动力源泉。为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结合中信集团实践探索，要以“学研讲转”为主要形式，提升学习质效，强化学用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一）原原本本“学”，在对标对表中真学真信

党委中心组成员根据学习计划，列出年度自学清单，把个人自学作为集体学习研讨的前置环节，研讨主题确定后，党委中心组成员安排一定时间认真自学。党委中心组成员强化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意识，经常性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著作、理论辅助读物，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先进模范人物等作专题辅导或事迹报告，开拓视野、提升格局。常态化举办读书班，组织领导干部坐下来静下心，认认真真读、逐段逐句悟并进行交流发言，营造浓厚研讨氛围。利用企业自身红色资源、科创资源、文化资源，以及其他党员教育培训基地等，组织开展情景式、沉浸式、体验式、案例式学习。用好“学习强国”等教育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学习。加强对青年党员、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理论学习，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涵养道德操守、严守纪法规矩，从原文原著汲取理论智慧和实践力量。

（二）聚焦问题“研”，在调查研究中见行见效

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加大研讨力度和交流深度。坚持以专题化研讨为主，采用学习会、读书班等形式，围绕明确的主题、安排充足时间开展研讨式学习，集体研讨在安排重点发言的同时，倡导随机式、互动式发言，确保研讨有深度、有质量、有收获。探索主题联学机制，倡导开展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主题联学、上下联学、内外联学、政企联学等方式，共享学习资源，深化研讨交流。落实中央金融工委等上级单位关于党委中心组学习的有关要求，组织党委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一般安排不少于2名中心组成员作重点发言，每季度不少于1次、在每年学习总次数中的比重应当超过50%。把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环节贯穿始终，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党委中心组每年至少开展1次专题调研，党委中心组成员每年至少撰写1篇高质量调研报告。

（三）创新方式“讲”，在宣讲辅导中落地落实

发挥自身优势，搭建培训、交流、协作平台和宣传教育矩阵，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宣讲工作同各领域工作联系起来，推动从“单兵”作战向“兵团”作战转变。注重发挥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层层立标杆、逐级作示范，打造线上线下全覆盖的学习课堂，在全系统形成勤学善学的良好导向。党委中心组成员每年至少开展1次宣讲，采取党课辅导、主旨发言、体会交流等形式作辅导，示范带动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学习，充分发挥凝聚共识、集聚人心作用。基层党支部书记和支委成员结合实际工作讲好专题党课，把理论学习转化为带动广大党员学习党的理论、锤炼党性修养、提高能力素质的具体实践。通过组织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等形式，做好先进典型选树工作，用身边人、身边事，用群众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深讲透讲活。

（四）结合实际“转”，在学用转化中笃信笃行

注重围绕中心抓学习，学以致用、以用促学，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引领企业发展的实际本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一以贯之”的重要论断、“六个力量”新的历史定位与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十六字”标准等重要论述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谋划进一步深化改革任务书，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鼓励各级党员干部聚焦企业战略和业务发展撰写学习心得和理论文章，提出推动发展的战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常态长效的机制，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建立重要成果转化落实督办机制，完善交办、督查、反馈、总结闭环，把学用转化。紧密结合企业改革发展实际，推动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等重点措施有机融合，通过学习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把理论学习成效持续转化为发展实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辑  杨林）

科技进步不仅打开了未来人类生活的想象空间，也为当下的经济金融增长带来新的动能。

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连续多年被写进顶层设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决定》所提出的这一任务，与2023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一脉相承。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等，并提出要做好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等金融“五篇大文章”。

“在‘五篇大文章’中，科技金融居于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此，央行将聚焦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小科技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作用，会同相关部门培育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市场生态。

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多次强调，中信集团在科技金融领域要迎难而上、聚焦重点。旗下各金融机构要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统筹运用好股权、债权、保险等手段，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支持做强制造业。[1] [1]

新质生产力：科技金融新机遇

2024年7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汇聚中信集团股权投资机构专业力量，联动外部投资机构，发起构建“中信股权投资联盟”生态圈，旨在探索科技金融新路径。

图：在2024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投融资主题论坛上，中信股权投资生态圈正式启动

“要发挥‘中信股权投资联盟’作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通过股权和债权对接机制，带动子公司业务联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表示。

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谈到，中信金控发挥综合金融平台优势，构建了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科技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后续，“中信股权投资联盟”将聚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创投力量点亮科技创新之路。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家名为宇树科技的高科技公司作为“中信股权投资联盟”参投企业，受邀在中信集团展台展示，成为大会瞩目焦点。大会唯一可动态展示的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H1，身高1.8米，在展台中央灵动起舞，配合四足机器人Go2向观众尽情展示前沿科技带来的感官冲击。

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经过八年的高速发展，其四足机器人在全球市场销量份额高达60%-70%。快速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中信股权投资联盟”为其提供股权投资，助力企业技术不断升级迭代。

图：2024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展示的宇树科技产品

宇树科技2023年发布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四足机器人Go2，定价9997元，首次将机器人零售价格定到万元以下，让更多消费者能够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和乐趣。

作为首批获准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中信金控旗下拥有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期货、投资、消费金融等金融全牌照，同时背靠中信集团，能够撬动先进智造、先进材料等实体产业资源。

秉持“一个中信，一个客户”服务理念，中信金控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实业广覆盖”优势，创新构建了中信企业家办公室“人-家-企-社”服务体系。“人”着眼于个人财富管理、保障规划、股东融资；“家”着眼于财富传承、子女成长；“企”着眼于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经营管理及环球投融资；“社”着眼于慈善公益及社会责任投资，为企业家构建开放的融资+融智平台，助力企业家行稳致远。

与宇树科技的合作，就是中信支持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

专营体系：银行信贷创新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潘功胜表示，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法人风险评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要增强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风险评估能力，丰富和适应高新技术领域特点的金融产品。

6月28日，央行、证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下称《工作方案》），其中提到，全面加强金融服务专业能力建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构建科技金融专属组织架构和风控机制，完善绩效考核、尽职免责等内部制度。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法规司司长王胜邦认为，科技型企业的特点是轻资产，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比较大。过去银行在授信的时候，对传统企业的信用评价是看它的资产和信用记录，这是以物的评价为基础的，这对科技型企业不再适用。

“怎样进一步健全对于科技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就要从过去的看财务报表、看押品，转向看能力、看产品、看前景。过去我们的信用评级是向后看，科技企业的信用评级是向前看，我们鼓励银行构建差异化的信用评价体系，更加符合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经营特点。”

以中信金控子公司为例，中信银行已在12个重点地区成立了科技金融中心，建立200家科技金融先锋军支行。为解决科技企业融资痛点，该行优化授信逻辑，摆脱只看“财务三张表”审批逻辑，更多关注企业专利、科研成果、业绩成长等前瞻性指标，创新推出“积分卡审批”模式，为企业高管、知识产权、科技资质等进行授信赋分，累计为1700家企业提供融资。推出全线上、无抵押的“科创e贷”，基于科技型企业创新积分制的“火炬贷”，面向科研院所和高校孵化企业的“成果转化贷”，针对拟上市科创企业的“上市接力贷”等。

图：中信银行苏州分行为科技金融先锋军支行授牌

在众多科技企业中，获得官方认证的专精特新企业通常创新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在特定领域或技术方面具备深度的专业知识及技术专长，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亦是各大金融机构争相服务的对象。

今年以来，中信金控各子公司持续优化专精特新企业业务风控体系，建立科技金融授信业务尽职免责机制，推动“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截至2024年11月末，工信部前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中，中信服务覆盖率达到91.51%，较2023年初提升44个百分点。

模式变革：“股贷债保”联动

科技型企业一般会经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不同阶段，企业成长周期的不同阶段，对金融需求有不同特点。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说，“科技创新企业通常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经营不确定性大等特征，与坚持‘长期主义’的耐心资本在本质上高度契合。”他表示，“我们将和有关方面一道，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围绕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募投管退’全链条优化支持政策，引导更好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在央行、证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工作方案》中，这些举措在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信贷和保险等方面被进一步细化。

与此同时，中信已率先探索落地“股贷债保”金融服务支撑模式。

以股权融资为例，“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根据企业需求，量身定制“募投管退”股权投资全链条服务。同时发挥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在资本市场的专业优势，为客户提供境内外IPO、并购重组、再融资、市值管理等服务。截至目前，“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旗下基金管理规模超过3000亿元，已投资超过1000家科创企业，其中有17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深度绑定客户，后续将联动协同单位，实现“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全场景业务合作。2024年1-10月，共有4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完成IPO，中信系券商保荐9家，占比21%，排名市场第一。

在债券融资方面，中信系券商科技创新债券承销规模持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发行深交所首单集成电路专项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助力工业转型升级；服务多家央企首次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助力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行全市场首单“科技创新 + 乡村振兴”公司债，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保险方面，通过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中信银行无锡分行与无锡市属国联担保共同创设特色信贷产品“明珠贷”，实行“见贷即保”。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与湖南省工信厅共同创设“工信e贷”，专门面向专精特新企业。

此外，作为长期资金，保险资金入市也获得监管支持。近年来，中信保诚人寿积极通过股权投资等多种金融工具为科技创新等实体经济领域提供资金或资本支持。据介绍，该公司通过间接股权投资具有“科技金融”属性的项目共计24个，投资金额约10亿元。

“下一步，中信集团将从加大股权投资、优化信贷供给、放大债券势能、构筑保障防线、健全协同生态等方面，以更务实举措努力打造科技金融‘中信样板’。”中信集团副总经理王国权在2024年人工智能大会投融资论坛上强调。

破除壁垒：构建中信金融新生态

公开资料显示，伴随科技金融发展，近年来地方政府园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学术机构等各类主体纷纷开始探索构建科技金融生态圈。

以商业银行为例，在传统信贷业务展业过程中，商业银行通常对于科创企业具体特征及需求缺乏了解。科创企业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成长性和行业细分度。商业银行由于对科技赛道了解不深，与科创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难以全面识别客户需求或准确预测其成长路径。

在此情况下，与优秀的创投机构合作，往往成为商业银行打破壁垒的关键。

正如七部门《工作方案》中所提出的，“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鼓励各地组建科技金融联盟，支持各类金融机构、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等交流合作，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

202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投融资主题论坛上，在中信金控的倡议和统筹推动下，“中信股权投资联盟”生态圈正式启动。“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成员单位包括中信银行、中信信托、中信保诚人寿、中信金融资产、中信投资控股、金石投资、中信建投资本等中信旗下金融及实业公司。“中信股权投资联盟”强化内部协同，同时积极拓展创投行业朋友圈，引入外部投资机构，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

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在论坛现场表示，在金融服务科技发展方面，中信将进一步强化股权融资功能、信贷服务功能、跨境服务能力与智能驱动，利用综合化优势，落实好“股贷债保”，支持科技发展。

    （编辑  杨林）

2024年10月，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迎来成立30周年。30年来，杭州分行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寻“新”求“质”，展现出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的品牌主张，书写了金融创新发展的“中信答卷”。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作为首批进驻浙江省的股份制银行省级分行，不断拓宽服务边界，深化服务内涵，在综合金融服务能力、资产质量、监管评级等方面持续创优，以自身出色的服务能力，成为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区金融版图上的领跑者。目前杭州分行已经实现超12000亿元的综合融资规模和均超5000亿元的存、贷款规模，奋力助推浙江“两个先行”（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中信金融范式”初见成效。

中信协同新模式激活民营经济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存贷款规模均列浙江省内股份制银行首位，且在中信银行系统内始终保持“优秀分行”荣誉，并先后13次被浙江省政府授予“金融支持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一等奖”。自银行业监管评级实施以来，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连续17年保持全省最高监管评级，连续13年保持人民银行综合评价最高等级A级。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单国民表示，杭州分行始终牢记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运用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优势，以大协同、大创新打好特色“组合拳”；集团协同、产品创新、专业服务等差异化优势是该行独具的核心竞争力。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联合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等中信集团核心子公司组建“中信联合舰队”，发挥协同效应，在资本市场、政府金融、企业综合经营上形成了特色优势和口碑。截至2023年末，联合融资规模达2100亿元，较上年增长200亿元，名列中信银行系第二位，联合融资规模连续五年超千亿元。

依托中信集团综合平台，目前“中信系”企业已在浙江省内落地35只基金，规模合计470亿元，其中中信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基金目前规模达80亿元，助力各地区招商引资成效明显。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持续创新优化金融服务产品，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服务质效，以金融之力激活民营经济的“一池春水”。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民营企业贷款总量在中信银行系统内和股份制可比同业中居首；对省域表内外信贷增量投入在中信银行系统内持续名列第一；民营企业客户数保持中信银行系统内第一，服务客户总数超8万户、每年递增5000户以上，成为浙江省民营企业的主流服务银行。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充分发挥“金融+实业”“投行+商行”“境内+境外”的综合金融优势，千方百计在增加融资总量上下功夫，多渠道加大资金投入。目前，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每年对民企新发放贷款达到1000亿元以上，通过债券、股权等提供综合融资投放超2000亿元。尤其是以“中信系”协同创新为抓手，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向优质民企提供资本市场融资支持，近三年“中信系”券商助推浙江民企上市超30家、融资351亿元；定向增发12家、融资258亿元。

“中信范式”做实做优金融“五篇大文章”

做强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浙江海昶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核酸创新药和高端复杂注射剂开发及商业化为核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面对医药领域的投入大、周期长、风险不确定以及专业性强等难题，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协同中信证券及中信“朋友圈”资源反复调研认证，最终为企业提供3亿元信贷方案。2024年，这家企业不仅获得了数亿元股权融资守住了估值，而且还入选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生物制造重点产品创新和应用示范工程2024年第一批项目”，并获得数千万元补助。

海昶生物案例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强化科技金融优势，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的一个生动缩影。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围绕人才、科技、资本、产业等核心要素，打造了属地化积分贷、人才贷、投联贷等一系列创新金融产品，精准服务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通过“商行+投行+股权”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护航企业成长。

2023年初，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中信银行系统内率先设立科技金融中心，成立12家科技金融先锋军机构，全新布局科技金融。截至2024年6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已达523亿元，在中信银行系统内稳居榜首。

筑牢国策之基，绿色金融加速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聚焦浙江湖州、衢州两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精准布局，构建起高效运转的绿色金融服务专营体系——“一行一部两网点”。2023年7月，湖州分行挂牌中信银行系统内首家“绿色金融示范行”，并专设绿色金融部，安吉支行升级为湖州安吉绿色支行……

同时，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生态建设、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持续发力，创新推出了“节水贷”“ESG绿色能效贷”等20余款产品，实现绿色信贷业务省域覆盖。

截至2024年6月末，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发放绿色信贷余额715.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量为160亿元，年均增速高达58%，绿色信贷余额实现3.75倍增长，成为该行信贷增长最强劲的领域，在中信银行系统排名第一。

助力小微之兴，普惠金融大有空间。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精准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创新推出“商票e贷”增信方授信方案，一举打破传统融资模式局限，通过“给大企业授信，给小企业贷款”的方式，将大企业的信用优势转化为小微企业的融资便利，实现了普惠金融服务的“去抵押化”。这一模式不仅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更促进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还不断提升业务场景化、流程线上化等“五化”能力，构建了涵盖多个场景的20余项专属产品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让小微企业能便捷高效获贷。截至2024年6月末，杭州分行服务普惠型小微企业超3万户，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728亿元，在中信银行系统内居首位。

深耕“银发经济”，守护夕阳红。自2009年首推“幸福年华卡”以来，杭州分行深耕养老金融领域，现已构建起覆盖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中信银行系统内首创“中信银行浙江信e通”微信服务平台，将养老金融服务延伸至客户的指尖，让用户能轻松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该平台不仅直链电子社保、个人养老金账户等核心功能，还外接多平台，扩展服务半径，以专业运营团队和丰富增值服务，实现对全省600万名核心客户的全量养老金融服务触达。

数字金融提升“数智质效”。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创新中心的先行优势，主动融入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浪潮，积极参与数智金融运行体系建设，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金融服务全链条。通过搭建实时通路系统与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金融主题数据库互通桥梁，实现了数据的实时共享，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在服务数字民生方面，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依托“中信银行浙江信e通”微信公众号，为超250万个人客户提供医保社保查询、日常生活缴费、新市民政策咨询、普惠贷款申请等一系列便民增值服务。同时，经过多年发展，该行推出了智慧校园云平台、智慧医院、案款综合管理、教培监管平台等20多项数字政务产品，提升用户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积极助力浙企“走出去”

浙江是名副其实的外贸大省，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发展外汇金融服务，在省内率先推出“出国金融服务中心”“管家式”汇率管理等特色外汇金融服务。近三年累计服务省内外向型企业近万家、办理国际结算超2000亿美元、外汇交易1000亿美元，居省内股份制银行领先地位。

为满足浙企“走出去”日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发挥中信金融优势，为客户提供“境内+境外”“表内+表外”“银行+非银”的综合跨境金融服务，不断加大对浙企“出海”支持力度。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全力打造全球结算，大力发展跨境融资的同时，跨境资本业务风生水起。比如，协同信银投资，设立温州首只QFLP基金，为瑞浦兰钧等省内优秀科创企业成长提供股权融资支持；2023年中信证券成功保荐瑞浦兰钧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当年香港最大规模新能源行业IPO项目，体现了中信银行对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始终扎根浙江市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专业为引领，深耕债券领域，承销额连续七年名列全国性银行第一，持续用直接融资力量赋能浙江经济稳中向好。

不断创新突破，做深做透细分市场。在传统债券融资的基础上，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为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在超长期限债、永续债、资产证券化等多个细分市场领跑全省同业，近年来分别落地省内首单20年中期票据、省内首单民企永续债、全国首单疫情防控资产证券化等标杆项目，发行利率更是创当期新低，产生广泛的市场影响力，充分彰显中信金融力量。

 对于未来发展，单国民表示，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将扎实做好“五篇大文章”，紧紧围绕中信银行实现“五个领先”和浙江奋力推进“两个先行”重大使命，强化价值银行导向，以浙江之实干与中信之作为共赴一场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时代征程，为谱写中国特色金融强国中信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编辑 杨利红）

战略性新兴产业（简称“战新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是赢得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战略主动的关键，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央企业围绕国之所需、聚焦国之大者，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使然。近年来，中央企业通过并购投资，迅速整合战新产业资源，夯实战新产业发展基础，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在各类并购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瓶颈和掣肘，进而影响到整合效能的发挥。分析国际知名投资企业丹纳赫的并购经验，可为中央企业完善并购整合能力，抓住战新产业培育战略机遇期提供借鉴。

丹纳赫并购投资的经验及特点

（一）丹纳赫公司并购发展历程 

    丹纳赫公司（Danaher Corporation）成立于1984年，是一家专注于医疗、科学和技术领域全球多元化的企业集团，是全球最成功的实业型并购整合公司之一，被称为“并购之王”，以持续的并购策略和独特的经营管理体系DBS（Danaher Business System）而著称。自1984年成立至今，丹纳赫的成长历程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企业初创期（1984年）；第二阶段为企业收购壮大期（1984-1989年），1984年丹纳赫收购DMG公司，开启并购之路，随后五年先后收购12家设备制造公司，1986年并购高性能工具和设备制造商Chicago Pneumatic，企业主业从房地产转向工业领域；第三阶段为评估重组期（1990-2001年），企业资产和业务进行优化重整，并购风格转向“更少但更大”的并购机会；第四阶段为生命科学战略转型期（2001-2014年），2004年，以7.3亿美元收购血气分析仪器制造商Radiometer，标志其正式进入医疗诊断行业，2011年，以公司创立以来最高并购金额的68亿美元并购了世界领先的临床诊断仪器制造商Beckman Coulter，一举将企业带入全球医疗诊断领域第一梯队；第五阶段为生命科学巨头形成期（2015年至今），2015年，公司以138亿美元收购过滤分离纯化仪器制造企业Pall，巩固了生命科学的行业地位，2019年斥巨资219亿美元收购GE生命科学部门的生物制药业务，为建立起丹纳赫生命科学与诊断创新的巨大版图落下关键一子。

丹纳赫公司围绕在全球市场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平台来组建业务，帮助全球解决诸多重大健康挑战。公司在全球拥有超过7万名员工，并在多个业务领域如生物技术、生命科学、诊断、环境和应用解决方案等拥有领先地位。公司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凭借其高速稳健的战略并购和精细化的市值管理，已成为全球并购领域的佼佼者。通过不断地并购活动，丹纳赫不仅扩展了其业务领域，增强了市场竞争力，还成功地推高了公司市值，为投资者带来可观回报。丹纳赫特有的发展策略和管理模式，成为其保持行业领先，决胜资本市场的关键。2023年，丹纳赫的收入为239亿美金，净利润为47.64亿美金，总资产为845亿美金。公司多次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受钦佩的公司”，并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二）坚持“市场第一、公司第二”，专注三类并购

在并购策略上，丹纳赫遵循行业增速优先，公司质地其次，最后考量估值水平的原则。行业筛选上，偏好有一定壁垒，巨头看不上、中小企业进不来，潜在市场规模超10亿美元，核心市场增速5%-7%，行业周期性不明显且不存在垄断者的行业，积极布局朝阳产业和实体产业。在标的选择上，更关注业务的远期潜力和战略价值，标的通常具有较高的销售管理费用和资产密集度，为投后赋能留足空间，对于好的标的考虑溢价收购，如以溢价率30%以上收购了仪器仪表公司Fluke和Tektronix。并购模式上，主要开展新平台并购、补强型并购以及邻近业务并购等三种类型并购。新平台并购旨在扩大业务组合，向高回报市场挺进。丹纳赫最初并未涉足医疗领域，而是通过收购Radiometer、Leica Microsystems两家生命科学企业，迅速建立起了医疗诊断和生命科学平台，并开展了对国际诊断巨头Beckman Coulter、分子诊断企业Iris和Cepheid等一系列后续并购，最终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全球领导者；补强型并购旨在推进公司现有业务和新进入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发挥1+1＞2的聚势优势；邻近业务并购则是进入与现有业务相近的领域，加强业务护城河，强化产业链控制力。

（三）保持高并购增速，不断优化业务结构和并购风格

丹纳赫灵活运用股权融资、发债融资等方式，获取了低成本现金流，保持了超高的并购增速，仅2009年就斥资20亿美元收购了18家新公司，在商誉和净资产方面实现了飞跃式增长。丹纳赫注重不断优化并购风格，从补强型并购向平台型、战略型并购转变，从“小美广”向“大强专”转变，2010年之前年均并购数量20家，2010年之后年均5家，但单笔并购金额逐年增加，2014年之前单笔并购峰值为68亿美元，约占公司当年营收的42%，而2019年则以214亿美元收购GE生命科学部门，收购成本超过当年公司营收。

并购之外，丹纳赫注重资产剥离与资源整合，提倡将80%的生产资源投入在增值业务上，20%的资源投入在不增值且难以消除的活动，并且剥离那些不能增值、无法改善且可以放弃的业务。据统计，丹纳赫已剥离的企业超过50家，从早期多元化经营，中期偏工业化产品和测量仪器，到2015年后以医疗医药为主，不断经历着并购、整合、汰弱留强，不仅实现了业务转变，为大规模收购少数极具竞争力的公司打下基础，而且长期保持了稳健的杠杆水平，资产负债率长期维持在50%以下。

（四）首创并运用DBS系统，实现并购后有效整合

投后管理是丹纳赫价值提升的核心，丹纳赫深刻认识到投资后整合的重要性，基于日本丰田汽车“精益生产”管理哲学，首创了商业系统DBS（Danaher Business System），并运用在战略规划、技术研发、生产、员工培训、客户服务等环节，形成了统一且低成本的沟通和运转机制。DBS的操作方式主要基于质量、按时交货率、内部晋升率、离职率、核心收入增长、利润率、现金流、投资回报率等8大定量指标，涵盖面向客户、员工、股东等多个方面。丹纳赫并购企业后，运用DBS系统定量参与企业的资产经营和改造。根据DBS方法论，首先需明确并购后5年的年度目标，确定优先改进的项目、方法、指标和关键资源，部署落地，并逐月在各部门内进行评估，通过不断收购-应用DBS-复盘更新DBS，形成正向循环。以生命科学企业Pall为例，并购前该公司市场知名度不高、数字化能力不足、缺乏有效的营销管理流程，被丹纳赫并购后并在DBS系统赋能下，企业订单量增长50%、成交率提高15%、营业利润在2年内从19%提升到25%，一跃成为全球领先的过滤分离和净化供应商。

在中国，DBS系统一直受到中国企业的高度推崇，甚至被认为是其投后管理的重要工具，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得到较好运用。美的、公牛、复星等企业都以DBS系统为蓝本，例如公牛集团从2018年开始学习DBS方法，借鉴性地提出BBS并成立BBS部门，对生产、制造、研发、销售进行精益化改善，使生产成本降低了20%-30%。

中央企业并购投资存在的瓶颈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中央企业为提升整体实力，开展了一系列并购重组工作，整体表现为数量增多、力度加大、速度加快，但从丹纳赫的成长历程反观中央企业，在外延式并购投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瓶颈。

一是并购战略不明确。部分中央企业在进行外延式并购时，往往缺乏清晰明确的并购战略。主要表现为对并购目标的选择缺乏长远规划和合理判断，更多基于短期利益考量，未能充分考虑并购是否符合企业自身的战略发展方向和长期利益。战略意图不明确，包括希望通过并购实现市场扩张、技术获取、资源补充等具体目标的不明晰，将会导致并购决策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并购方向偏离企业核心战略，增加并购失败的风险，同时也不利于并购后资源整合的实现。

二是并购整合能力不足。中央企业在并购后的整合阶段可能面临诸多挑战，如文化整合困难、管理整合不力、业务整合不协同、技术赋能不到位等。部分企业在这些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应对能力，导致整合效果不佳。并购整合能力不足使得并购双方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效应，甚至可能引发内部冲突和矛盾，影响企业的整体运营和发展。

三是风险评估不全面。在外延式并购过程中，风险评估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中央企业常因快速扩张而未能有效控制相关风险，部分中央企业可能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存在不系统、不全面、不准确等问题，未能充分考虑各种潜在的风险因素，如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等。一旦风险暴露，企业风控措施不完备，无法及时有效应对，不仅会丧失并购机会，甚至会让企业自身陷入被动的不利局面。

四是人才和团队建设滞后。并购后的整合不仅包括业务和管理方面的整合，还包括人才和团队的整合。部分中央企业在并购后忽视了人才和团队的建设，如人才储备不足、团队专业化能力培养欠缺，导致关键核心人才流失或团队合作不畅，进而严重削弱并购后的运营效率和业绩提升，使企业创新能力受限，组织稳定性受损，影响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

丹纳赫对于中央企业并购投资的启示

加快布局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落实国家战略重大任务的需要，也是中央企业自身转型升级、打造新增长点的需要。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正处于抢占制高点、向高位跃升的重要关口，这对中央企业提出了新要求。战新产业不确定性强、技术门槛高、投资回报期长，单纯依靠内生式成长无法满足发展的紧迫性，需加快外延式并购，抓住发展的第二增长极，推动内生式发展与外延式并购双轮驱动。结合丹纳赫模式，好的并购需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即战略方向和时机的精准把握，并购企业的细致甄选，管理能力的持续输出，背后蕴含的是投资意图分析、导入、匹配、实施、优化、整合在内的“一体化”工程。通过对丹纳赫并购经验的深入分析，可为中央企业未来并购整合工作带来如下启示。

一是建立并购整合的顶层思维。并购整合并非纯资本运作，而是偏管理的系统工程，包括战略、组织、人力资源、企业文化、财务、供应链、数字化等模板相互融合。并购只提供了价值创造的基础，要实现并购意图，中央企业必须建立并购整合的顶层思维，即通过融合达成共识，实现同频；再重构形成合力，完成共振，自上而下环环相扣，在组织层面保障协同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让并购回归到“通过赋能实现协同、通过协同创造增长”的本质。

二是打造高质量的产业并购体系。“豆腐得自己磨，田得自己种”。并购交易是重要的战略决策，管理团队特别是“一把手”不能做甩手掌柜，必须谨慎实施，躬身入局，秉持二次创业的心态、心力、努力来做并购。一方面，在投资收购阶段，构建具有洞见的标的评估体系，创建标的画像，进行针对性搜寻和评估，明确合适的标的；另一方面，在投后阶段，建立起与产业部门的高质量协作机制，实现从投前需求到投后赋能的闭环运作，形成“越懂越会投，越会投越懂”的良性循环，通过高效的并购整合加速内生与外延并购的双向转化，实现产业做大做强。

三是组建高水平的产业并购团队。产业并购的核心在于提升企业管理能力、改善运营效率，要实现高质量的产业并购，团队核心人员的产业专识和产业洞见要达到行业顶尖水平，要能够参与到战略制定、组织再造、企业经营管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并购战略施加影响。一方面，练好内功，通过建立研究院、专家库等方式，完善内部投研体系，搭建以管理团队为核心，具备前瞻眼光、把握未来需求、熟悉技术变革趋势、洞悉商业机会并且能够将相关产业要素进行整合的投研团队；另一方面，善用“外来和尚”，用好外部专业机构的资源库、项目库、人才库，强化内外部联动，构建强大的项目执行和支持队伍。

（编辑  尚鸣）

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投资者关系管理（简称IRM或投关管理）作为公司重要的战略管理活动，是上市公司对外传递价值的桥梁。有效的投关管理，能够提高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公司治理，实现股东价值和公司价值最大化双赢。

军工上市公司是武器装备供应的主力军，也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3年底，全A股5363家公司中有137家军工上市公司，军工上市公司总市值2.13万亿元，营业收入5873亿元，缴纳税费271.71亿元，从业人员41万人。军工上市公司的表现，对资本市场“气候”和武器装备的供给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开展投关管理对军工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投关管理的重要性

投关管理是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需要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国务院“新国九条”提出要“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制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引”；国务院国资委《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提出要“强化投关管理，增进上市公司市场认同和价值实现”；中国证监会提出要“积极深化投关管理工作，构建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据统计，中小市值即百亿以下规模上市公司占A股数量的70%，但创造的利润和税费仅占不到10%。[1] 随着注册制发行改革带来的供给侧竞争加剧，证券市场二八分化的资源配置态势和市值“马太效应”[2] 日益明显，大量的企业（包括部分国有企业）不太注重投资者关系沟通，导致市值低迷，市值低迷又进一步加剧市场关注度的流失，从而陷入内外价值失衡的“市值陷阱”。这不仅干扰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判断，而且影响资本市场的良好运转。因此，通过精益的投关管理解决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是解决资本市场供给结构性矛盾，顺应投资者保护监管要求，加速打造资本市场良性生态长效机制的战略需要。

投关管理是军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承制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是军工企业的使命。但由于资金需求量大，长期以来，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是军工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3] 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收入、国防预算等约束，财政拨款难以满足军工企业、特别是“非保军单位”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因此，积极开展投关管理，拓宽融资渠道，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以支撑企业核心能力建设和创新，是一条有效的路径。但由于军工行业技术风险高、信息公开程度较低等特点，外部投资机构难以对企业的内在价值进行可靠评估，导致投资者对投资军工行业持谨慎态度。如何通过投关管理，合规促进投资者对军工行业的了解与认同，提升军工上市企业的市场形象吸引投资者，是推动军工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投关管理是军工企业价值管理的关键手段

在新一轮改革中，国务院国资委将市值管理纳入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公司上市后，要面对产品和资本两个市场。

产品市场方面，军工企业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持续投入研发和条件建设，全力以赴保型号研制、保批产交付；但受军品定价模式影响，企业利润率相对受限。

资本市场方面，受军工保密管理制约，影响收入利润等经营展望相关的技术竞争力和重要项目不便解读、不便参观，加剧了投资者走不近、听不懂、看不清的困境。尤其是近年来，武器装备承制竞争择优采购、价管改革等不确定事项，不仅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影响，也给市场估值带来不确定性。如何通过精益投关管理打造互信共赢的投关生态，是推动军工上市公司内外价值齐头并进的重要抓手。

国内外军工上市公司投关管理现状

投关管理最早发源于美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欧美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将与投资者的沟通作为公司的一项义务型文化建设，要求董事和高管人员必须投入相当的精力，关注市场诉求，合规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沟通，披露可能影响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的消息。通用电气公司在1953年组建了专门的IRM部门。[4] 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投资群体壮大，股东积极主义兴起，“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等法治监管不断完善，尤其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境外资本市场，基于激烈的资本和市场营销竞争，更加重视IRM管理。以美国知名的军工上市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为例，第一大股东道富集团持股16.19%，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第二大股东先锋集团持股7.15%,其他股东主要为基金和金融机构，[5] 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必须积极沟通、争取多方股东的支持。正是积极的IRM管理支持其收购西科斯基等重大决策，公司股价在2013年-2023年间年均涨幅20.49%，远高于其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年均涨幅4.07%、8.79%。[6]

根据文献研究，[7] 国外上市公司IRM管理理念，聚焦战略融入和价值管理，内外专业机构联动的组织架构相对系统，线上和线下方式媒介工具相对多元，沟通内容从定性和定量多角度相对更加丰富，同时引入后评价机制进行闭环管理。

在国内，2000 年监管机构开始从制度层面加强投关管理的规范化要求。2005年《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首次为投关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2022年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进一步规范了上市公司投关管理工作，重新界定投关内涵、丰富投关内容、方式以及强化对关键少数的约束。国内上市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和资本市场融资等需要，不断探索优化投关工作，取得了系列显著成效。

就国内军工上市企业整体而言，投关管理水平和国内外其他公司还存在显著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理念认知存在偏颇。一些企业认为，投关是以我为主的一项日常事务性工作而非价值性工作，只是锦上添花，尤其是军工企业保密要求严格，能不说就不说；产品交付是第一位，企业市值不直接影响绩效，对敬畏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缺乏足够重视。75.82%的受访公司反馈，企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监管基本要求、不违规、无处罚即可。[8]

二是组织机制不健全。研究显示，超过80%的受访企业未设置独立的IR部门，30%以上的企业未设置专职IR岗位；有近50%的企业投关团队人数或专业能力不足、无法完全胜任工作要求；预算支持有限，约70%的企业年投关投入30万元以下；[9] 94.62%的受访企业表示日常沟通主要是董秘参与，董事长或总经理参与的样本占比仅16%左右；缺乏科学的考核机制，30.38%的样本公司未将投关纳入考核，69.92%已纳入考核的样本公司中，主要考核标准为“公司股价走势与经营业绩（大盘走势）的变动比较”、“卖方分析师覆盖变化或研报情况”。 [10]

三是4R沟通管理缺乏策略。未根据不同类型对象分类管理沟通需求，“千篇一律”沟通效果欠佳；沟通主体以分析师和监管机构为主，但仍有43.23%的受访企业还没有被分析师正式覆盖；[11] 主要的沟通形式或渠道以现场接待、电话、交易所互动问答平台、参加股东大会或业绩说明会为主，无法满足重大信息临时快速响应需要；对外沟通的主要内容为强制性信息披露，自愿披露和非财务信息披露相对有限。

四是内务性基础管理相对缺失。必要的投关基础工作如：定期整理股东名册分析股东持仓变动、梳理投资者互动高频问题、提取分析师研究报告关注要点和估值逻辑、智能舆情监测、分析行业及对标公司态势等相对缺位，无法为精准有效地开展双向沟通提供方向、对象和内容支撑。

军工上市公司投关管理的解决方案

经过市场检验的优秀案例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参考，H军工上市公司以“五心文化”为引领的投关管理，多次获得国资监管机构、上市公司自律组织和财经媒体评定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强化投关管理工作参考示例、资本市场最佳实践案例、投关金奖等。本文结合H公司的投关案例和笔者的管理实践，尝试提出军工企业改善投关管理的思路和主要举措。

“五心”投关文化理念

H公司明确区分价值创造和价值传播，重视二者联系，将投关管理作为一项价值性活动纳入公司发展规划，以顶层规划强化投关工作牵引，结合内外部形势，明确长期、中期、短期目标，相应分解制定年度重点工作方案、月度重点工作计划，在年度董事会评价上年工作及明确本年工作重点。

围绕让投资者“走得近、看得清、听得懂、有信心”，持续完善开放、积极、常态化、高质量的投资者管理策略。以合规性为前提，以投资者权益为中心，以特色“五心”投关文化为引领，主动融入资本市场，深化多层次、多维度互动，创新管理工具运用，精准传递高科技、稳增长价值属性，让投资者认识、信赖、有获得感，形成互信共赢的投关生态圈。

图1 “五心”投关文化

改进投关管理主要举措

1.领会监管精神，夯实基础能力建设

一是抓源头学习，提升管理认知。通过集中学习、案例研究、对标先进等形式，领会投关监管要求，研究优秀实践做法和问题差距，强化“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的理念，化“点线”为“面”建立健全投关管理体系（图2），将投关提升为长期战略、系统性管理行为。

二是抓制度设计，确保管理规范。对标监管新规，修订公司投关管理制度，明确董秘在投关工作中的管理职责；完善投关渠道，将常态化的业绩说明会以及关键少数出席固化为“标配”；与时俱进增加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沟通内容，细化档案管理要求等，结合实践将制度清单化、流程显性化。

三是抓团队建设，提升履职实效。建立以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董秘为直接责任人、总经理与独立董事积极参与、董办具体执行、子公司支持保障、保荐机构与投关媒体等中介专业辅助相结合的矩阵化投关管理组织模式。定期组织专业知识和监管政策等培训，鼓励业务骨干参加内外部交流和课题研究，持续开展资本市场定位与市场估值反馈研究等，结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机构的“评先评优”要求，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投关评价与激励机制，内外兼修持续提升队伍专业能力。

四是抓内务管理，强化信息化赋能。定期更新投关管理档案，利用软件工具加强对来访人员机构记录、互动问题、分析师研报等沉淀数据开展可视化分析。持续完善股东名册分析，结合舆情监控，开展快反分析，关注重要股东异动及市场对公司或行业重要信息的刺激效果，助力投资者交流目标清晰、内容精准、过程高效。

图2 投关管理体系

2. 深化主动交流，丰富沟通渠道与形式

一是积极主动开好业绩说明会。建立定期、高质量的业绩说明会沟通机制，精选交流平台、精审对外沟通数据、精细宣传物料制作、协调军工首席云主持、邀请投服中心嘉宾助阵等，增强活动影响力和公信力。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等“关键少数”出席并做业绩解读，积极参与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利用视频宣传片、PPT讲解、财报可视化等多元形式，与投资者进行多层次、多维度深度互动沟通，提升投资者获取信息的全面性。

二是规范做好调研接待管理。结合军工企业管理实际，制定“一站式”标准化服务流程，细致做好投资者在总部及各子公司的线下调研接待工作，组织符合保密要求的人员到可参观的场所感受经营发展实况；做好录音、录像，事后及时复核，整理发布交流记录、上线回放，实现未参会股东共阅共知，确保合规底线贯穿全过程。

三是持续用好传统沟通渠道。设立专门的投资者咨询电话和电子邮箱；持续优化官网建设，设立投关专栏、留言模块关联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指定专人收集、更新、回复信息。

四是积极拥抱新媒体手段。通过集团公众号等科普行业知识，分享产业信息；利用腾讯会议、机会宝、进门财经等新媒体，就市场高度关注的经营改革发展事项，及时组织一对一、一对多交流活动，提高信息传递透明度。

3.分类做好4R管理，发挥价值传播合力

一是分析师方面，建立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分析师数据库，通过参加策略会、邀请军工首席分析师主持业绩说明会、交流估值逻辑及点评定期报告、现场参观等活动，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探索开展分析师互动质量评价，持续提升与主流分析师的合作成效。

二是投资者方面，立足军工行业和企业特色，主要领导出席与外部专家助阵相结合，主动从国家政策、产业发展和投资逻辑等多层次、多维度剖析行业产业、公司的高精尖特性、价值底蕴和增长潜力，同时建立行业重要信息的收集与影响分析导入机制，保障双向循环的价值传导始终聚焦市场关切。对股价异动及重要舆情快速启动响应机制，管理层第一时间出面交流，不误导投资者，不蹭热点，发挥知名公募和卖方分析师的“头雁效应”，溯本正源引导价值投资。

三是财经媒介方面，“顺水而行、借水前行”，筛选行业主流财经媒体纳入媒体库，根据线上和线下交流与路演需要，主动联系媒体，以媒体的权威影响市场舆论，消除认知偏差。

四是监管方面，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日常沟通，定期主动向监管机构汇报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对军工行业特殊事项提前沟通，主要领导上门沟通，持续做好高质量信息披露；积极响应窗口指导和日常调研任务，积极参与监管机构的课题研究，为行业监管建言献策。

4.注重权益保障，发挥价值传播合力

一是重视股东回报，坚持盈利必分、现金优先，持续提升回报水平。

二是贴心做好中小投资者交流服务。坚持同理心代入，通过现场、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便利中小投资者交流，确保投资者的关注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指定专人协助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行权，在会后另行设立与公司高层面对面交流环节，提升投资者参会获得感。

三是强化重点关注事项的沟通交流。针对市场重点关注领域，董秘组织团队专题研究，深刻剖析根因、测算影响及应对举措，确保答复简明清晰、准确全面、通俗易懂。

加强精益投关管理的建议

结合当下资本市场监管更加从严、二级市场无序震荡、舆情传播迅猛影响力大以及ESG投资理念的兴起等情况，为持续提升投关管理质量，保障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本文提出相关建议如下：

一是健全重大信息内部共享和应急管理机制。主管部门加强与各治理主体和职能部门、子公司的信息收集、通报机制，建立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清单化报告条目，明确报送信息事项的类型、触发额度、节点和形式，月度零报告、定期通报、年底考评形成闭环管理，确保生产经营重大信息的及时传递，为重要决策和对外沟通提供可靠全面的信息支撑。针对舆情工作，加强监测和股东分析软件的使用，聚焦敏感事项、重大舆情，制定完善应急管理框架方案和具体方案，确保高层参与、统一口径，合理运用3T原则（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尽快提供、提供全部情况）、CAP原则（关心关注、采取动作、观点引导），保障公司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合规妥善解决。

二是善于借助中介力量做好事件性投关。投关涉及业务、财务、法律等多方面知识，涉及多类沟通对象，不仅需要处理日常事务，更应及时处理资本市场的非日常事务，如再融资、股权激励、并购重组等。尤其是非日常事件的应对需要多方资源，公司内设的投关机构可能无法面面俱到，或者投入产出比较低，有必要借力专业机构的优势补短板，保障公司既定投关目标的高效达成。

三是主动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随着资本跨境流动、全球化贸易发展等，国际资本不断加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ESG投资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趋势。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简称GSIA）数据显示，以欧美为代表的五大市场，2020年可持续投资总额已超过35.30万亿美元，较2016年上涨54.35%。[12] 证监会《上市公司投关管理指引》就投资者沟通内容新增了ESG信息沟通。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央企业上市公司要“加强高水平ESG信息披露，增强资本市场价值认同”。因此，加强ESG信息的主动高质量披露，不仅有助于向利益相关方传递可持续发展价值，更有助于发挥内外合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转型。

投关管理没有定式，随着国内外宏观形势变化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上市公司应当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以合规为前提，以投资者为中心，以利益相关方共赢为导向，以最佳实践为标尺，与时俱进，针对不同场景、不同主体、不同诉求分类施策，多层次、多维度、多渠道结合，持续精益投关管理，有利于在资本市场竞争中突显价值优势，推动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有机融合，实现主业突出、优强发展。

（编辑 宋斌斌）

随着中国创新战略的不断推进，揭榜挂帅制度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性逐渐显现。2020年该制度被正式列入“十四五”规划，并频繁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国家战略规划中。目前，我国揭榜挂帅制度的发展和落实速度仍在不断加快，这需要系统性、全方位的理论研究辅助支撑。本文以揭榜挂帅项目的运行流程为基准，选取10个关键阶段中的6个阶段进行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政府需求与企业意愿错位、激励及保障措施与科研主体关切错位、“软、硬件”不完善、科研主体与项目匹配比例不科学、机制不匹配、精准评价难度高是限制揭榜挂帅制度发展的关键症结。

揭榜挂帅制度采用事后拨款机制，其最大特点是唯结果兑现，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坚持效果导向、成果导向，具有“宽进严出”的特征，适用于解决目标明确而实现路径不明确的科研问题，是我国现行科研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延伸[1]。

自2016年起，我国大力推进揭榜挂帅制度，科技部、广东省、深圳市等以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或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引进人才等为出发点，组织实施多个揭榜挂帅项目，攻克了数控机床、核电、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充分证明了该制度的独特优越性，揭榜挂帅项目也顺势在全国各地有铺展之势，其发展历程如图1所示。然而，我国揭榜挂帅制度整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前期项目征集、制榜、发榜，中期的论证揭榜、过程监控，后期的成果验收等环节均暴露出一系列问题，需结合国外经验与国内实践进一步研究完善。

揭榜挂帅制度的研究现状（二级标题）

我国早期的揭榜挂帅是以“科研众包”“科研悬赏”等形式存在的，随着地方探索的不断深入和中央政府的逐渐重视，之后正式以“揭榜挂帅”制度被推广至全国，该制度也逐渐被国内学者发掘。

张玉强和孙淑秋认为，相较于传统的科研项目申报制度，其在目标导向、科技组织管理、资源整合、选人用人、经费管理等方面更具优势，但该制度在国内的实践中存在市场和社会力量主动性低、技术需求过于集中、供给资源有限、资金激励效应不足、揭榜后续服务缺乏规范等问题[2]。邹轶君和郝加全系统阐述了为何“揭榜挂帅”、如何上榜、因何上榜、如何安排科研经费等问题，并针对具体的经费安排提出若干建议[3]。曾婧婧认为“揭榜挂帅”是一种当下流行的促进科研创新的重要手段，她梳理总结了各地“揭榜挂帅”经验，对项目筛选、榜单选择、项目监管三个方面提出意见[4]。陈劲和朱子钦阐释了揭榜挂帅机制的内涵和意义，探索了科学运用揭榜挂帅机制的具体路径，为该制度的运作提供了实践和政策借鉴[5]。宋丹辉和庞弘燊结合国内技术创新特点，针对多来源征集悬赏项目、多途径优化资助方式、多措施激发人才创新潜力、构建政策储备库等提出了具体的优化策略[6]。司林波等人选取典型的揭榜挂帅项目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归纳了目前揭榜挂帅制度探索创新的基本模式和实践情境[7]。宋兆祥和司林波通过对典型科技悬赏项目的多案例分析，总结了该制度引导效应高效、设计原则明确及影响因素复合的基本特点，并为我国“揭榜挂帅”制度的设榜、制度保障等个别环节提供建议[8]。

总体来说，国内对揭榜挂帅制度的研究集中在阐明该制度的优势和项目流程架构，部分学者通过实践案例分析了该制度存在的问题，但通常只是针对制榜、揭榜、成果验收等个别环节，对该类项目分阶段、系统性、全方位的问题分析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

国外揭榜挂帅发展历程与现状

国外的科技悬赏制同我国的揭榜挂帅本质上是一致的，作为政府资助的重要手段，旨在解决社会特定领域的技术难题，是一种由政府面向全社会开放、专门征集科技创新成果的非周期性科研资助安排[9]。该制度的发展已有悠久的历史，著名的科技悬赏奖可追溯至18世纪，比如英国政府于1714年发布的“经度奖”（Longitude Prize），起源是为了寻找一种测量经度的方法，该奖项旨在鼓励创新、解决科学难题，并推动科技进步。近年来，该奖项通常由政府、私营公司以及各种慈善机构提供，范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百年挑战、Topcoder的编程比赛，到X Prize基金会设置的奖项。

如今，科技悬赏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领域攻坚克难的重要制度[10]，该制度也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热门”，Brunt等人通过研究1839-1939年英格兰皇家农业协会举办的年度比赛中科技悬赏奖项数据，发现科技悬赏制对提高竞争性、减轻针对“热门”领域的潜在混淆效应、激发创新增长具有重要意义[11]。Morisson等人认为该制度可灵活运用在不同的地域层面，包括欧盟级别的H2020奖、国家级别的challenge.gov平台，或地方级别的坦佩雷黑客马拉松，可吸纳广泛的参与者来找到预定挑战的解决方案[12]。Sigurdson通过分析2005年DARPA大挑战的参与者数据，提出科技悬赏制可激励研究者学习多领域知识来解决复杂问题，降低了未来创新合作的成本，从而提高创新速率[13]。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学者正不断总结和丰富该制度的经验体系。曾婧婧研究了1567年以来世界主要科技悬赏的案例，指出了科技悬赏制资助机制灵活、创新性高、外部性强等优点，提出了该制度应作为我国科技资助体系补充形式的观点[14]。曾婧婧运用文本内容分析法，对国际上135项科技悬赏奖进行分析，得出科技悬赏奖设置的7大关键因素，并为我国建立高效的科学资助体系提供依据[15]。刘蔚等人分析了科技悬赏的实施状况，从内容、主体、影响、流程等方面总结了科技悬赏制的成功经验[16]。西桂权在分析非共识项目中同行评议弊端的基础上，引入了科技悬赏的概念，提出了非共识项目的科技悬赏方式，并建议将其作为科技资助体系的有效补充[17]。曾婧婧针对现行国家科研资助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引入了科技悬赏奖的概念，按照设奖主体、设奖客体、获奖对象以及运作模式４个维度构建了科技悬赏奖制度框架[18]。总体来看，科技悬赏制在国际上已趋于成熟且多用于攻克技术难题，国内学者则借鉴该制度的发展经验，不断提出优化、完善揭榜挂帅的建议。

我国揭榜挂帅制度的各阶段问题分析

根据我国揭榜挂帅项目的实际运作情况，可将其分为3个时期和10个关键阶段。本文对其中6个项目阶段进行问题分析，即项目征集阶段、制榜阶段、发榜阶段、论证揭榜阶段、过程监控阶段和验收阶段。

（1）项目征集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需求与企业意愿的错位限制了项目征集效果。我国揭榜挂帅制采用了面向社会广泛征集、自下而上征集和自上而下征集三种征集模式，可根据不同需求灵活调整征集模式与征集对象，具有专业性与聚焦性，但实际上依旧难以准确把握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需求。表面上看，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于企业参与度不高、政府专家库中企业专家占比过低等；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征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更关注投资回报周期短且稳定可靠的项目，且大多数企业不具备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或因行业和市场壁垒不具备成果转化能力，缺乏提出选题或参与攻关的积极性。

（2）制榜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激励及保障措施与科研主体关切的错位降低了参与积极性。资金奖励是揭榜挂帅项目主要的激励方式，主要由政府或需求方提供。一般情况下，即使是需求方出资，政府也需给予20%-30%的补贴，以充分调动需求方积极性。例如甘肃省2021年第一批揭榜挂帅项目，政府用补助资金780万元，撬动企业自筹项目资金达8908万元。但对于欠发达市（县），虽亟需推行揭榜挂帅制度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却因政府财政预算或企业投资能力不足，难以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资金奖励。近期受经济下行、房地产调控等不利因素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及企业营收大幅缩减，叠加知识产权、市场预先承诺、个人荣誉、容错机制等激励或保障措施的缺位或不完善，多数科研主体对揭榜挂帅项目持“围观”态度。

（3）发榜阶段存在的问题是，“软、硬件”不完善限制了“榜”的社会引导作用。政府层面提出的“榜”往往是未来科技创新重点，能引起科研主体对“榜”及相关领域的持续关注，具有强烈的引导作用。“硬件”方面，当前我国主要通过乡镇级至国家级的政府网站发布相关信息，不同平台辐射范围差异较大，部分平台存在影响力不足的情况。据部分企业反映，依靠市级平台发榜组建创新联合体，通常会因平台影响力有限而找不到合适的参研单位或不同环节参研单位水平过于参差不齐。“软件”方面，发榜的保密制度尚不完善，提高信息披露度以增强匹配度和降低披露度以保护企业商业机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难以得到有效平衡。

（4）论证揭榜阶段存在的问题是，科研主体与项目匹配比例的不科学降低了揭榜挂帅项目成功率。每个项目筛选多少科研主体参与、哪些科研主体科研参与，是该阶段的核心问题。从提高揭榜挂帅效率与效果的角度分析，同一个榜单同时选出多个“帅”，采用不同技术路线，“赛马”式资助，可形成合作与竞争共存的理想局面。但因资金不足或未充分调研可参与揭榜的科研主体数量，多数采用“一对一”的模式，即一个项目匹配一个揭榜者。另外，当前揭榜者的筛选标准也并不完善，过于重视揭榜方资质而忽视诚信问题，对其方案又过于重视新颖性和完整性而忽略方案的可实现度。而且，部分政府存在“寻租”意愿，“灵活”的筛选标准有利于精准指定揭榜方。

（5）过程监控阶段存在的问题是，机制不匹配削弱了揭榜挂帅制度优势。“重成果、轻过程”是揭榜挂帅制的特色和优势，可赋予科研主体更多的自主权，将更多精力投入科研创新工作本身。但由于科研经费具有公共财政属性，政府必须对其支出进行监督管理，且多数采用了较为成熟的科研计划管理方式（注重过程监管），导致管理方式与其运行模式不匹配。部分项目探索开展监管模式创新，提出了依赖于现有的政府间层级关系对揭榜项目实施监管的“周报月访”机制（如绍兴市）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监管（如广东省）等新型过程监控机制，但目前我国仍主要聚焦于监督管理，在支持协助方面还有待加强。

（6）验收阶段存在的问题是，精准评价难度高降低了成果的有效性。揭榜挂帅项目具有极强的目标导向性、需求导向性，精准评价成果决定了项目的实施效果。当前，我国揭榜挂帅项目评价大多采用了专家评审方式，缺乏客观性。部分项目要求参研单位积极与需求提出方或需求应用场景的实际用户对接，并将行业用户评价或应用验证报告等纳入验收加分项，但对评估结果影响相对有限。政府虽全程参与，但由于专业能力不足，无法对科研项目的走向和成果质量进行有效把控。另外，验收阶段除了要严格审查揭榜成果与揭榜任务、揭榜方案之间的匹配与差异，也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现实阻碍因素和项目研究进展酌情调整时间限制和任务要求，这进一步提升了评估难度。

我国实施揭榜挂帅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为完善揭榜挂帅制度，强化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针对当前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科技悬赏制”有益经验，建议优化完善揭榜挂帅政策。

首先，完善项目征集、遴选机制，提高“榜”的科学性、合理性。在项目征集阶段，可探索构建多途径项目选题征集机制，扩增专家库中企业专家占比，精准提高企业话语权；完善产业链链长制度，将补链、强链、延链纳入链长制，扩大企业考核范围，提升企业出题能力。在遴选阶段，可借鉴国外“科技悬赏制”相关经验，从项目是否有明确的目标、能否为竞赛参与者带来益处、能否吸引足够多的参赛者、能否加速相关科研领域发展进步、是否具备商业价值等角度对候选项目展开全面评估。选题必要性分析应多维度开展，确保遴选出的选题为“真问题”，降低需求方与揭榜方串谋风险。

第二，健全激励与保障机制，提高“榜”的吸引力。一是全面强化激励力度。可借鉴国外在实施“科技悬赏”制过程中广泛采用的“市场预先承诺”机制（大型企业提前承诺给予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金萝卜”制（提前垫付部分攻关费用，降低科研成本）等非资金激励机制，并增加对揭榜挂帅项目职称评定认可度，制定完善的知识产品划分标准。二是进一步完善激励模式，由原来一家企业参与、激励一次或两次结清，转为并行竞争、多段考核和分段激励。在揭榜终止时，再将剩余资金全部给予优胜者。同时，还需完善资金拨付机制，可参考诺贝尔基金会或广东省部分科研项目，把财政资金拨付至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的做法，建立专项资金池，并考虑委托第三方资金管理机构或成立专门资金管理委员会，对资金进行统一管理和使用监督，避免项目资助“大小年”导致的不良资金拨付效果。三是完善容错机制。对于未完成科研目标的参研单位，若非科研失信问题，不应列入诚信异常库，也不应为其申请科技计划项目设置障碍。

第三，打造全国性发榜平台，完善保密机制。“硬件”方面，既要“强平台”，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揭榜挂帅”信息平台，设定不同层次和性质的信息发布通道，如国家层面榜单、省市层面榜单及企业层面榜单、其他榜单等，平台应向全社会公开，提高揭榜效率。也要“拓应用”，鼓励企业基于“揭榜挂帅制”构建创新联合体、打造“项目+人才+平台”的人才引进机制；对于各层面突破成功的技术难题信息应及时发布在平台上，促进信息共享以及攻关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应用。此外，我国也应积极强化“软件”建设，探索通过选择性发布需求信息、建立信息公开“白名单”、签署保密协议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保密制度。

第四，优化揭榜挂帅项目与揭榜方配比，完善筛选制度。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个揭榜挂帅项目配备2-3个揭榜方，降低揭榜方资质要求、强化科研诚信考核，将具备良好的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参与揭榜挂帅项目的必备条件。对于欠发达地区无法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多对一”的问题，可由省市政府统筹组织实施揭榜挂帅项目，突出省、市级财政资金引导，强化社会资本投入和企业自筹，以开放式创新的形式聚集国内外优势创新资源。完善揭榜方筛选制度，制定规范、统一、透明的筛选标准与流程，强化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的作用，加大对“借揭榜挂帅之名，行政府寻租之实”现象的治理力度。

第五，厘清揭榜方和政府的职责定位，完善组织管理模式。从揭榜方角度，应按照权责统一的思路，在技术路线选择、人力物力调度、经费使用等方面提高自主决定权。对于政府，则应继续推进其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但应避免以权力下放的形式逃避责任。政府要持续为揭榜挂帅项目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强化影响分析、完善反馈机制；也要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在科研目标设定、科技资源配置等方面行使好权力，并探索建立与揭榜挂帅制匹配的监管模式，如经费使用负面清单、经费使用全流程可溯源机制等。此外，还应建立科研失信“黑名单”制度，加大惩罚力度。

第六，构建公开、公正、严谨的成果评估机制。可考虑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价机制，邀请公众参与监督审核或自愿参与的审核机构主动提出审核意见，并提高用户评价的影响力，健全用户评价管理措施，保证用户评价的代表性和客观性，以全方位、多角度评价科研成果的价值与水平。聚焦关键指标和关键需求开展成果评估，强化硬指标约束作用。组织政府人员参加相关培训，提升专业素养，强化成果评估能力。

（编辑  杨利红）

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关键阶段，中信集团在香港的投资窗口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到内地进行实业投资。经过多番实地调研，中信泰富选定位于江苏无锡的江阴钢厂进行合资，对这个年产能仅20万吨的小型钢厂投资5431万美元，在1993年成立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兴澄特钢）。

30多年后，在兴澄特钢基础上组建的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特钢航母，年产能超过3000万吨、总资产超过2000亿元，较最初增长了数百倍，形成了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与国际高端市场竞争力，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制造、能源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与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双会长单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在调研中信泰富特钢后指出：“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主要是长期专注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长期坚持，没有几个企业能做到。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之路是很典型的，对未来行业发展有很强的引导作用。……现在重点总结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恰逢其时，可学、可借鉴性强。”

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敢想敢闯，选准、选好发展方向

钢铁是低门槛、强周期的传统制造业，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业在规模扩张的道路上高速驰骋，一方面支撑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我国钢铁业低端产能过剩、高端特钢依赖进口的矛盾不断累积。兴澄特钢敏锐地捕捉到特殊钢领域的市场空白，虽然生产特殊钢对技术水平的要求极高，但附加值高，战略意义大。兴澄特钢依靠合资后的设备与管理优势，只要勇于钻研、敢于创新，就有机会在特钢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其后的30年里，从兴澄特钢到中信泰富特钢，都坚定锚定了特钢赛道，即使在普钢、优钢效益好的市场形势下也从未改变这一道路，在冶金这个传统制造业中走出一条靠先进经营模式、高素质队伍、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独立自主，牢牢把握发展权

合资之初，兴澄特钢引进了国际先进的“四位一体”生产线。但因缺乏管理经验，中信泰富董事会曾经考虑请美国特钢巨头铁姆肯公司共同管理。铁姆肯开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并要求控股兴澄特钢。这激发起兴澄特钢技术团队的自力更生意识：中国特钢的发展不能依靠外国公司，必须走自己的路。

兴澄特钢决心自主攻克工艺技术难关，历经数月的奋战，实现了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的生产线流程一次成功。同时使这条生产线的产能从设计的60万吨开发到100万吨，产品精度、质量都有质的飞跃，轧钢成本降低30%-40%。更重要的是，攻克难关使兴澄特钢人实现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不迷信洋专家和进口设备，不等不靠，把企业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追求更高的质量与效益不断进行自主创新。

2001年中国“入世”后，兴澄特钢靠高新技术产品和先进的管理，领到了国际市场10张“绿卡”，2002年出口特种钢7.5万吨，替代进口10万吨。此前，我国海关出口产品目录中，还没有“特钢”这一项。

目前，在市值、营收、盈利能力等一系列重要数据上，中信泰富特钢都已远远超过美国铁姆肯公司。

精益求精，将质量视作生命

最初，兴澄特钢产品质量并不稳定，专门将质量不佳的数百吨钢材切割回炉，以向全体员工展现提升质量的决心。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兴澄特钢不断把国内外高端客户的技术质量要求融入企业产品标准中，提升产品的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使得兴澄特钢的产品不断得到认可。到2023年，仅轴承钢一个种类就做到了连续14年全球销量第一，打破了欧美国家对高端市场的垄断，在国际市场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延续兴澄特钢的传统，中信泰富特钢30年来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并且始终坚持每年淘汰10%的低端或低效产品，开发10%的高端和高效产品，为我国制造业的高端化转型提供了保障。

和合共生，创造中国特色经营模式

中信泰富特钢在发展中形成了“和合共生”的经营理念。所谓和合共生，对外，是与客户深度协作，共同发展；对内，是各经营管理部门联动创效，团结共进。

中信泰富特钢决策层认为，营销是与用户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对用户需求的系统化研究，瞄准技术难点开展攻关，不断改进对用户的服务，沟通领会用户心智，建立共创共赢的产业链生态。因此，中信泰富特钢产品议价能力强，用户粘度大，工艺技术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此基础上，中信泰富特钢已与上百家各领域头部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国际市场打响了民族品牌。

向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钢企业迈进

并购大冶特钢，挽救百年老企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钢铁行业也进一步分化，无法跟上时代节奏的企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位于湖北黄石的大冶特钢就是其中之一。

大冶特钢的历史可追溯至晚清时期盛宣怀成立的汉冶萍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第一个自建的特殊钢厂，被称为“特钢长子”，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毛泽东主席曾两次视察大冶特钢。但在20世纪90年代，大冶特钢未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盲目追求短期效益，导致优钢不优、特钢不特，效益下降，企业陷入严重亏损的困境。

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中信泰富收购了大冶特钢，并从兴澄特钢抽调了精干的管理队伍与技术人才，帮助大冶特钢调整经营策略。

大冶特钢一转颓势，积极围绕市场发展趋势开展经营，降低管理成本，优化工艺流程，进行技术创新，在两年时间内连续开展了48项技术改造，对生产工艺革新开展攻关，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在没有增加钢产量的情况下，大冶特钢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技术水平重回国内第一方阵。2006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调研大冶特钢后盛赞：“省委省政府对新冶钢的发展非常满意非常关注，同时新冶钢的喜人势头令省委省政府非常受鼓舞。”

组建特钢集团，携手共克时艰

2008年，中信泰富整合旗下特钢上下游资产，成立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统一运营特钢产业，提出了“建设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的目标。

中信泰富特钢为旗下各企业确定发展战略，统筹各企业的销售、采购与服务，避免内部竞争，争取最大效益。同时集中各企业力量开展科研创新攻关，从各企业一线抽调精兵强将成立管理机构，为各生产经营条线提供可靠指导。

同年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使中信泰富特钢管理体系的竞争能力得到了验证。旗下各企业守望相助、协同共进，使中信泰富特钢在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市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保持了持续的产销旺势，拉开了与国内同行的距离。

科学并购扩张，实现多方共赢

集团化运作后，兴澄特钢与大冶特钢的经营业绩不断增长，科创成果不断涌现，中信泰富特钢吸引了许多关注，其中就有青岛市政府。

青岛特钢是一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国企，但因经营不善逐步陷入了严重亏损。对产业发达、财政宽裕的青岛市来说，持续为企业输血不是难事，但更希望企业能在优秀的管理体系下得到新的发展，中信泰富特钢正是“良配”。

2017年，青岛市政府与中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由中信泰富特钢对青岛特钢行使管理经营权。重组之后，青岛特钢大宗物资采购和销售纳入特钢采购中心统一管理，不仅资金成本与采购成本得到了大幅压降，更重要的是青岛特钢吸纳了中信泰富特钢先进的文化理念、管理体系、工艺流程，组建了新的人才团队。中信泰富特钢内部的整体协同和管理考核机制在企业扭亏增盈中立竿见影。重组三个月后，通过积极的内部对标与降本增效攻关，青岛特钢就实现扭亏为盈，重振发展活力。

与整合重组青岛特钢相似的，还有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天津钢管）。天津钢管是国家“八五”重点项目，1992年投产，专门生产薄壁无缝钢管，有350万吨产能的体量。2008年金融危机后，天津钢管连年经营亏损，历经数次重组都难有起色。

2021年，中信泰富特钢对天津钢管实施并购，取得了生产经营管理权。

当年，天津钢管大幅减亏，2022年5月开始盈利，2023年，中信泰富特钢成功控股天津钢管，天津钢管继续保持稳定向好势头。两年来，职工收入平均增长19%，缴税同比增加95%，极大提高了职工信心。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江苏华菱锡钢特钢有限公司（现简称靖江特钢）与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现简称浙江钢管）身上，他们都曾经营不善，在嫁接中信泰富特钢的文化与管理后迅速扭亏为盈。中信泰富特钢奠定了“并购一家，成功一家”的口碑，实实在在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制造业强国、把国企做大做强的要求。

2023年12月，南京钢铁集团加入中信集团。以“精品、规模、服务”为抓手，世界上规模最大、生产品种最多的中信泰富特钢正满怀信心走在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集团的道路上。

用科技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信泰富特钢作为国有企业，深耕特钢新材料领域，将科技创新与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些人认为国企难以在创新上有所作为。中信泰富特钢完全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中信泰富特钢提出“特钢是科技炼成的”，并将此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理念。中信泰富特钢在制定企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中，都把“创新”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在集团“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党建、创新、品牌、绿色、数智、人才”六大引领战略。

2010年，中信泰富特钢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特殊钢综合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兴澄特钢研究院，以技术研发与创新带动行业革命。目前，兴澄特钢已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2013年，兴澄特钢研究院更名为中信特钢研究院兴澄分院，中信泰富特钢在其他新并购的企业中不断成立研究院分院，持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2022年，中信泰富特钢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9%，拥有中高级研究人员超过3600人。

30年来，中信泰富特钢的科技创新硕果累累：获得授权专利2000余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5项，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近200个。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获中国工业大奖、全国质量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突破“卡脖子”品种及技术14项。在国际上，2016年11月，中信泰富特钢获亚太质量组织颁发的全球卓越绩效奖最高奖项World Class Award（世界级奖）。 2023年，中信泰富特钢兴澄工厂成功入选第11批全球“灯塔工厂”。该项目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与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合作开展遴选，并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具有榜样意义的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4.0示范者。作为全世界特殊钢行业的第一家“灯塔工厂”，兴澄特钢代表了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央企担当和行业领先地位。

中信泰富特钢的科技创新打破了西方的垄断，填补了我国特殊钢的多项空白，每年实现几百万吨特钢的进口替代，大大降低了特钢的价格，年出口超二百万吨特钢。中信泰富特钢已经从引进性、仿制性研发向原创性研发发展，轴承钢、桥梁缆索钢等产品的性能远超过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跑地位，R6级极限性能系泊链钢填补了世界空白，这些科技创新的成果，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国防和科学事业。在国产大飞机、神舟飞船、FAST天眼、万米深井油田等国之重器中，均可见到中信泰富特钢生产的高性能特殊钢产品。

走绿色化与智能化的转型道路

作为国企，中信泰富特钢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奉行“绿色制造，制造绿色”理念，深入推进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低碳发展。“绿色制造”是指在生产制造过程中降低碳排放，实现源头绿色化。“制造绿色”是指开发运用于低碳产业的产品和开发具有绿色低碳性能的产品，助力全产业链协同降碳。中信泰富特钢大力推进超低碳排放改造，实施节能减排工艺改造，发展能源高效转换技术，开展清洁能源替代。兴澄特钢、大冶特钢、青岛特钢被工信部列入第一批“绿色工厂”名单，2023年，扬州特材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天津钢管的全流程超低碳排放已通过公示。

2023年10月，中信泰富特钢凭借“汽车用特殊钢品种类规则创新实践”，引领特钢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获世界钢铁协会颁发的“生命周期评价卓越成就奖”。

新一轮产业变革迅猛发展，AIGC（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突破为其在工业上的应用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中信泰富特钢紧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大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力度，每年专项投资超10亿元用于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其中主营企业两化融合指数上升至60以上，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83%，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84%，机器人密度达96台/万人，主营业务应用上云率达100%，关键基础设施信创率超50%，数字化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布局国产化工作，对装备、工业软件进行梳理和替换100多项，通过自主可控、国产替代解决核心技术、核心装备关键环节的“卡脖子”问题。

党建引领企业的发展方向

30年来，在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中，党的领导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企业始终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和员工，用政治优势来凝聚人心，保证了把国家政策要求落实到位，确保了企业的正确发展方向，也确保集团的各项制度、决策能够贯彻落实，在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中勇立潮头。

2020年，中信泰富特钢专门成立了企业党校，由党委书记、董事长钱刚出任校长，将党的理论教育在企业的重要性提到了新高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党建工作。

中信泰富特钢领导实行交叉任职，一岗双职，党的基层组织对班组实现全覆盖，党的建设在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中信泰富特钢不仅实现基层党组织对班组的全覆盖，而且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保持党员先进性上，创出了自己的特色。2021年，中信泰富特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了企业在30年的发展中没有发生过重大决策上的失误，所形成的都是有效资产。依靠党建凝聚共识，中信泰富特钢得以在并购扩张过程中与新加入企业迅速融合、紧密团结，持续激发最广大员工群体的奋斗精神和创造力。

中信泰富特钢找到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那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中信泰富特钢坚持把对全体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作为头等大事，践行“像办学校一样办工厂”的理念。对员工和干部分门别类开展培训，全面提升员工的政治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已成为企业雷打不动的制度。中信泰富特钢党委高度重视让员工分享发展的成果，为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办理补充医疗保险，逐年调增薪酬和年金水平，办好互助帮困基金、健康保险基金，开展员工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经常邀请医学专家与知名医师赴企业开展健康科普讲座与义诊。

2023年5月20日，中信泰富特钢党史馆在大冶特钢落成。大冶特钢的前身大冶钢铁厂于1923年便成立了中共党支部，一度成为鄂中南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刘少奇、董必武、彭德怀、陈潭秋、冼星海都在这里留下了革命足迹，大冶工人还曾为抗美援朝捐献一架飞机。中信泰富特钢无比珍视这些红色资源，将红色血脉的延续视作党建工作的重点，并将党史馆打造成帮助员工重温红色历史、赓续红色血脉的堡垒。何文波在参加中信泰富特钢党史馆揭幕时指出：“大冶特钢百年党建经历，为钢铁行业同类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参考样本。”

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新时代新征程明确了方向。步入新时代，中信泰富特钢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全力以赴前进，全面推动企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依靠企业良好基础，持续以特钢新材料服务国家战略所需，争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编辑  季节）

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国有企业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更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和“顶梁柱”，承载着独特使命，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着眼国有企业使命任务变化的新要求，适时完善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科学调整设罝考核指标，建立量体裁衣、针对性更强的精准考核机制,是引导国有企业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使命、新任务

国有企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我国国有企业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多数部门，在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发挥着支撑保障作用，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保障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承担基础设施建设重任、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国有企业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承担着不同的时代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有经济为主的经济制度下，建立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迅速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保障了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独立。在国有企业的引领下，我国民生不断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产业技术体系不断升级，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国有企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不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加快布局结构调整，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国有企业坚持“两个一以贯之”，改革发展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关键性进展，法人治理进一步完善定型，主责主业更加突出，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在服务国家战略、实现创新发展、畅通产业循环、保障社会民生等方面的支撑作用不断彰显。国有企业打造了一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形成了一批世界级重大科技成果，国际国内竞争力大幅增强。国有企业承担起了大企业稳定我国经济增长，保供应、稳预期、稳就业、稳产业链安全的重要责任，在能源转型、节能减排，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方面也起到了表率作用,充分彰显大国重器的责任担当。

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承担的新使命新任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战略阶段和环境、面临新的战略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足新的战略定位，国有企业要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努力把国有企业建设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物质力量，支撑国民经济运行的骨干力量、党带领全国人民实践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重要力量中的顶梁柱,真正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大国重器、强国基石。

进入新发展阶段，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加深对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通过优布局、谋创新、创机制、激活力，建立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形势下，有利于国有企业围绕主责主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以有效投资带动各类经营主体共同发展，助推国民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国有企业在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引导国有企业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引领作用，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更好支撑带动产业链循环畅通。有利于引导国有企业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充分发挥科技创新骨干作用，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体系，紧盯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难题，集中力量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最大限度形成合力，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充分发挥安全支撑保障作用。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是打造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新国企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这些重要论述，为国有企业紧紧围绕这一党之大计、国之大计谋划推进工作，打造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国企指明了前进方向，更为完善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完善国企考核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分类考核的引导作用，着力建设一批发展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布局结构新的现代新国企,是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增强国企核心功能,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一是聚焦主业，优化业务布局结构的需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是增强服务国家战略功能，提升产业控制力的重要途径。国有企业要进一步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夯实我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要坚守主责、做强主业，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导带动作用，积极培育产业链龙头企业，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确保粮食、战略性资源能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健经营，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在进一步优化我国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方面发挥国家队和主力军作用。。

二是加强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引领作用，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绿色环保等产业投资力度，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领域加快补短锻长，增强标准、品牌、商业模式、产业生态塑造能力，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更好支撑带动产业链循环畅通。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骨干作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向发力，最大限度形成合力，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沿技术，抢占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制高点。国有企业要建立健全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中攻关以新技术、新需求、新业态为导向，着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实现产业技术自主可控，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在实现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同时，还要通过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经营机制，实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创新的有机融合，打造发展新动力、培育竞争新优势，持续引领行业技术进步。

三是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营和整合能力的需要。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加速重组，国际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我国大型企业要承担起稳定和促进我国产业链高端化发展的重要责任。国有企业既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也要进一步高水平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国际经济技术融合的新途径。要通过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前沿，把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自主创新有机融合起来，向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高端不断跃进,通过增强技术、标准、规则等话语权，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持续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引导国有企业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国家和重点项目，拓展产能合作新市场。加强互联互通产能和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持续扩大海外优质资源权益和基础设施，控制能力，带动中国装备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走出去。

四是着力解决制约企业科技创新的机制、投入、人才、转化等突出问题的需要。通过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支持国有企业更好更多投入科技创新领域，投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原创性技术创新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速创新要素集聚，建设高水平研发平台，共建良好创新生态。鼓励国有企业联合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承担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和用好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五是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企业家队伍的需要。通过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健全国有企业负责人管理体系，完善激励机制、任职考核等制度。不断提升国有企业负责人政治素质，增强引领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带头担当作为，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能力。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分类考核是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深化精细化管理、完善监管模式的主动探索，是推动中央企业深化改革，更好发挥自身功能作用、提高企业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分类考核有利于明确并有序规划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可以实现精准监管、精确考核的目标。对企业来说，分类考核有利于企业结合自身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行业特征等因素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避免功能定位错位、发展模式粗放、竞争呈现同质化等问题，为企业聚焦核心功能和主责主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对企业员工来说，分类考核为分类分层评价与分类激励机制的优化提供了条件，有利于充分调动国企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国有企业释放人才创新活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按照企业的功能作用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分类监管、分类考核，在此基础上，应该对考核办法进一步调整优化，突出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按照“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的原则，将共性考核指标和个性指标结合起来，设置更有针对性、个性化的考核指标，分类引导企业践行产业引领、科技创新和安全支撑功能，充分发挥考核引导作用。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发挥产业引领功能

目前，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以经营业绩为重点，主要是根据经审计和经审核的企业财务决算报告、经审查的统计数据，对企业负责人完成考核目标的情况进行考核，形成考核和奖惩意见，但缺乏体现企业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发挥产业引领功能的评价。有的企业对自身功能定位不明确，在制定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上脱离了产业培育发展目标；有的企业为了追求经营业绩盲目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偏离主业和产业使命；有的企业未经充分论证就进入市场饱和的竞争性领域和行业，导致投资容易收益难，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

在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中，迫切需要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产业引领功能，围绕企业的核心功能定位，对现有的产业结构、业务结构进行梳理和调整，加强对关键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控制和引领，通过整合资源、优化产业链布局，提高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从“进”的方面看，考核应引导国有企业以国家战略为导向，聚焦主责主业，科学确定考核评价总体目标，明确国企在实现国家战略中的作用，严格控制主营业务方向在二到三个行业，引导国企聚焦重点产业做强做优做大。同时，引导国有企业在主责主业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大布局力度。建立健全特殊事项管理清单制度，对国企落实国家战略、承担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或其他产业发展相关的重点任务等、对经营业绩有重大影响的特殊事项，要列入管理清单，作为考核指标确定和结果核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从“退”的方面看，考核应引导国有企业加快主辅分离，加快退出不符合企业核心功能定位的业务。面对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市场竞争格局和制度环境的深刻变化，国有企业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充分利用主业分离和辅业改制的政策红利，加强和优化主营业务，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功能

在国有企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中，迫切需要对国有企业加强科研投入的指标体系进行优化，引导国企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向发力，强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更好服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是健全科技创新考核指标体系。对工业和科研等科技进步要求高的企业，在不同考核周期的指标设置上，应该增加科技创新类指标。突出考核科研投入强度、产出以及科研成果转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将研发投入视同利润，在计算净利润、经济增加值指标时予以加回，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突破、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扩大首台（套）装备和首批次新材料应用等，也可在考核中予以体现。

二是加强考核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激励。重视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激励。比如，对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果的企业，在年度考核中给予考核奖励加分，并适度扩大科技创新奖励加分范围。在任期考核中，对科技创新取得突出成绩的，予以通报表扬精神激励。

三是鼓励探索创新，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科技创新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投入风险，对处于竞争性行业、行业创新要求较高的国有企业，在考核中应增强容错机制的建设和实施，对因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按照“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在考核上不做负向评价，保护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给予企业容错、试错机会，促进企业积极规范开展高科技的创新领域的投入。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发挥安全支撑功能

在国有企业增强安全支撑功能中，迫切需要通过分类考核引导企业加强在关键领域和关键产业的安全保障能力，包括物资储备、信息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更好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和应急响应能力。

分类考核应对公益类企业重点考核产品服务质量、成本控制、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对商业二类企业重点考核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完成重大专项任务情况，在中央企业实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的考核。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国有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现代化的国家离不开现代化的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我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1世纪中叶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从国资监管的角度看，加快推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评价的引导和指挥作用。当前，我国已经成长出一批规模巨大的超大型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创新能力、质量效益、品牌价值、治理水平和国际影响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使命新任务，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要更加突出世界一流对标考核，在指标设置、目标设定、考核计分和结果评级中，要强化国际对标、行业对标的应用，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将短板指标纳入考核。通过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价值创造力、全球影响力、现代治理和管理能力，从而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

（编辑  尚鸣）

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持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对国有企业提出新的要求，包括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增强产业控制力、科技创新力、安全支撑力，等等。国有企业承担这些核心功能价值在理论上该如何理解，实践中又怎样去把握？本文提出一点思考和建议。

新时代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价值的理论认识

近年来，伴随我国在越来越多关键领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美西方采取了“断供”“实体清单”甚至直接制裁中国企业等方式，不断强化对我国的科技遏制和封锁。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反市场的霸道行为，促进我们对全球市场竞争进行再认识。

一是国家竞争是全球市场竞争的底层架构。由于人口、土地、社会制度等要素缺乏跨国流动性，导致就业、税收、社会福利、安全等存在国界限制，企业跨国贸易和全球竞争呈现出很强的国别特征。当一国生产的产品更受全球市场青睐，企业群体在全球市场中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时，该国国民就能够拥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该国政府拥有更多税收、更强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从市场演化的历史看，全球市场交易原本就是国家之间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通过谈判商议而实现的，并非自然生成和固定不变的。因此，国家竞争是全球市场竞争的底层架构，企业市场竞争必然首先受限于母国和东道国的相关政策，而企业竞争是决定国家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二是创新是缔造优势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主导全球收益分配。影响一国企业群体获得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以创新为基础所获取的难以模仿、难以替代的高技术及其产品，是创造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来源。同时，从分配视角看，市场竞争与合作中的利益分配虽由市场自发形成，但从分配结果看往往是不平衡、不公平的，大头普遍被拥有高技术的优势企业拿走。例如，我国入榜2022年《财富》500强的大陆非金融企业（包括香港）118家，实现利润合计2847.7亿美元，甚至不及苹果、Alphabet、微软、Meta、亚马逊等5家美国高技术企业创造的利润（合计3047.2亿美元）。

三是当市场竞争将重塑分配格局时，全球市场治理存在失灵现象。市场竞争理论主要探讨效率问题，分配问题是政府的职能能够影响或解决的问题，其原则主要是考虑公平。当企业市场竞争到一定程度并可能重塑利益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格局时，势必引发国家利益的此消彼长进而产生冲突。当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到更高阶段，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许多高技术领域开展竞争时，势必将影响后者对全球收益的“收割”能力，进而引发其调整相关贸易竞争政策甚至直接下场打压相关企业的行为。

在此情况下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西方世界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竞争其实并不“纯粹”，当其他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并挑战其核心利益时，便产生全球市场治理失灵现象。这种情况下，需要国有企业在创新等方面承担起重大责任。一是这种责任是普遍性的，国内的国有、民营等企业都需要承担，国有企业分布广泛尤其集中布局于石油、电力、航空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应勇担责任、义不容辞；二是由于全球市场治理失灵，导致我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面临困难加大、成本上升、风险陡增等问题，民营企业则存在不敢投、不愿投、无力投等情况。国有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大、发展基础牢固，拥有一定的优势，需要发挥更大力量、做出更多贡献。

对新时代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价值的相关建议

为贯彻落实好中央战略部署，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功能价值，建议：

一是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市场化改革是正确的改革方向，核心包括还原企业属性和竞争环境构建两方面。为此，新时代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功能，也应当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一方面，继续在企业微观层面深化混改、完善公司治理、三项制度改革等举措，将国有企业由合格的市场主体改造为高水平的市场竞争主体。另一方面，注重构造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竞争是市场最核心的机制，要注重支持和保护民营经济，后者是优化竞争环境的重要组成。根据计算，2005-2021年国有控股企业和私人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1，说明两者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性。

二是以核心技术创新作为关键抓手。面对“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产业控制力”等使命功能要求，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是核心主线和关键抓手。以苹果为例，作为全球最知名的科技公司，能够霸占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总利润的近90%，是世界上最赚钱、全球市值多年最高的跨国公司。高科技属性是其世界一流的市场竞争力、产业控制力、安全支撑力的坚实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的两方面特征：其一，创新是长周期的慢工细活，是日积月累的持续过程，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其二，经济发展到今天，很多尖端技术创新都依赖于全球合作，如EUV光刻机的诞生就是全球合作的结果，所以搞技术创新不能“闭门造车”。

三是充分遵循商业导向，发挥激励相容作用。国有企业是政府设立的具有特殊性质的企业，但归根结底，其根本属性仍是经济组织，商业逻辑仍应作为界定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价值的基本原则，这里的商业逻辑并非纯利润导向，而是充分考虑了自身优劣势并衡量了投入产出效率，并且与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对国有企业而言，其商业逻辑区别于非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在于，需要从全社会角度予以考虑。以技术创新为例，由于我国处于追赶阶段，企业花费大量成本对部分关键技术的突破，可能导致原本掌握该关键技术产品的外国企业大幅降价，最终结果可能是从全社会角度看“收益＞成本”，而对实施技术创新的企业却是“成本＞收益”。这类技术则需要国有企业去勇于攻破，政府可实施补贴以覆盖研发成本并提供利润奖励。比如，对于类似EUV光刻机的跨领域顶级尖端技术，由于集合了众多领域的顶尖技术且极度复杂，仅在企业层面可能无法解决，需要在更高层面的联合研发。

国家竞争是全球市场竞争的底层架构，创新是缔造优势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主导全球收益分配，而当市场竞争将重塑分配格局时，全球市场治理存在失灵现象。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布局的普遍性及特殊优势条件，国有企业在创新等方面要承担起重大责任，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将核心技术创新作为关键抓手、充分遵循商业导向以发挥激励相容作用。

（编辑 尚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工企业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积极探索。进入新世纪以来，军工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围绕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战略需求，在多领域突破了关键技术瓶颈，获得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但和西方军工强国相比，我国军工武器装备技术水平仍有差距，企业运营尤其是军事装备研制能力建设经费，对中央财政拨款的依赖性依旧较强。但财政拨款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收入、国防预算等约束，因此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和规范，研究军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丰富融资手段，利用社会资源拓宽军工核心能力建设是对传统路径和举措进行的有益补充，对解决军工企业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条件保障中的“痛点” 和“难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军工企业融资的有益经验

从世界范围来看，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引导军工企业多元化融资，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发展军工企业的共同选择。

苏联在计划经济约束下，其军工企业完全依赖国家投入。为维持军工部门的运行，政府不得不削减事关民生的经济领域的投资，以满足军工企业需要。而一旦国民经济支持不下去，企业就停止了应有的发展活力，只能坐等财政预算的投入来“输血”，这种模式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在军备竞赛中被拖垮。

美国军工企业几乎全部是上市企业。美国政府虽然不直接持有军工企业股份，但却建立了一套非常严格的管理体系，对军工企业进行控制和监管，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比如，通过调整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军工企业发展，通过主权基金等国家色彩明显的机构实现间接控股[1]。

在融资模式上，美国是完全的市场机制。各军工企业在政府军备采购需求的牵引下，充分利用军事高科技给公众带来的心理预期，通过产融结合、上市融资、并购重组整合各类社会资源，为武器装备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保证。这种体制为美国军工产业发展奠定了步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础。此外， 美国骨干军工企业同样注重以“小核心、大协作” 压低成本。以洛克希德· 马丁的 F35 项目为例，其融资重点投向核心设计与技术标准制定，把设计和制造环节集成平台化、模块化，其他环节和部件外包，以保障技术持续领先及产品低成本高效率交付[2]。

我国承担重要功能的上市公司融资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军工管理体制的变革，军工企业的融资模式也随之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工企业融资模式经历了单一财政拨款、利用国有银行贷款和市场融资的变迁，向市场多元化融资机制方向发展。[3] 当下，我国军工上市企业融资存在一些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企业融资方式相对单一

我国军工企业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已初步建立起多元化融资模式。但长期以来受政府主导、计划管理及资本市场相对不成熟等因素的影响，与非军工企业、国外军工企业相比，融资方式仍相对单一。[4] 主要体现在：(1)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及部分企业留存收益，其中财政拨款仍为融资重要来源。(2)社会资本运用较少，直接融资占比相对较低[5]。以H公司为例，2013-2021年，企业投入武器装备科研及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的资金中，50%以上来源于财政拨款，资本市场增发股票融资比例仅15%左右。(3)较偏好股权融资，但融资企业数量、融资规模受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影响波动较大，企业缺乏有效的融资项目和投资者储备机制，导致无法利用资本市场有利窗口期。(4)“一股独大”现象仍较为突出，根据2021年底的数据统计，39家相关中央军工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达到30%以上的企业占比95%。“一股独大”有利于确保军工产业安全，但同时也制约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积极性[6]。

国拨资金拨付滞后企业需求

随着地缘政治问题加剧以及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对军备投入的持续增长，我国国防工业投入也快速增长。但伴随着军工项目不断增多，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经费的管理问题也日益突出。政府经费拨付滞后导致的垫支现象越来越普遍，垫支金额越来越大，不仅影响项目的顺利进行，也影响军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7] 以科研经费拨付管理为例，由于科研项目的技术难度、资金需求均难以把握，主管部门需要进行多轮技术论证和经费审核评审后方能办理立项批复，导致项目立项、经费概（预）算及合同签订工作艰难又漫长。

实操中，面对用户迫切需求，为保障项目研制交付进度，企业只能先行筹资垫付启动项目，并根据估计提高备料和投产比例，如投多保一等。后续研制期间，只有在正式立项后才可能给予部分启动资金，待任务通过阶段（或节点）考核后再收到第二次经费拨付。此外，超概补偿工作滞后，科研经费超概算申报工作通常在项目研制任务基本完成后才能进行，且报审过程繁琐而漫长，在项目超概未得到批复、经费未予拨付之前，项目经费垫支只能长期挂账[8]，并需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相关体制机制影响融资效率

一是投资约束机制有待优化。因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在策划资本市场融资方案中仍存在一定的“圈钱”倾向，重融资规模、轻投资产出，导致项目验收时的投资规模与产出效益不匹配，低于投资者预期。二是融资激励机制运行不畅。投资者很难获得军工企业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权，与市场上经营绩效较好的公司相比，军工企业现有的定价机制利润率相对偏低，无法吸引资金投入军品项目，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H公司利用募集资金支持核心能力建设的实施路径

（一）以战略为引领，优化能力建设顶层规划。

一是按照“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型”科研生产模式，坚持“两头在内、中间在外、关键在手”，主动加强与用户和主机厂所的沟通，以合同负债等为抓手，将用户型号需求规划、主机厂所发展规划融入能力建设和交付规划中，梳理优化军工核心能力建设结构布局，强化研发创新和体系集成能力，形成体系效能型军工核心能力建设顶层规划，实现自上而下同部署、同规划。二是面向社会强化供应商培育，重构供应链，加大非核心能力对外转移力度，充分发挥产业链上各参与主体的技术、资金、人员优势，降低全产业链成本，缩短研制生产周期，形成“产业链、资本链”紧密相连的新时代军工产业能力建设发展体系，实现各参与者共享高科技军工产品发展成果。三是适度超前部署，满足未来发展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加快平台能力建设，提升主业动力控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能力和关键重要零部件研制生产能力，积极抢占行业制高点，成为行业发展的领先者。

（二）以需求为牵引，完善投融资源库建设。

一是规范项目库建设，推进募投项目与国拨投资项目一体化论证。参照国拨项目论证要求，编制募投项目申报模板，统一论证内容、标准和格式，项目单位结合项目申报模板，以及国拨投资项目与募投项目各自特点和侧重，按照“五性”的规范要求进行对标申报，依托行业能力建设专家资源开展入库评审及项目一体化论证，实现在国拨立项并明确资金投入后，利用募集资金形成对国拨项目资金缺口的有效补充。 

二是常态化投资机构库建设，引入优质国有投资机构。推动企业与社会资本对接，有效引入优质投资机构，建立企业常态化投资机构信息库，形成与机构投资者良性互动对接的常态化机制。特别是在融资项目实施前，围绕让投资者“走得近、看得清、听得懂、有信心”，以项目推介会、路演、现场交流会等多种方式召开投融资对接活动，搭建企业优质项目与外部资本的沟通纽带。

（三）以精益为导向，强化投资过程精准管控。

建立矩阵式团队，夯实常态化工作机制。H公司建立以募投项目管理领导小组为核心，总部和各项目单位管理团队为支撑，中介机构专家辅助，上下联动、内外横向协同矩阵式管理团队。通过定期例会与专题会议相结合的方式，深化项目团队成员领导层与业务层协同互动，及时发布专题信息，通报和解决推进工作中出现的共性和特性问题，研究和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

细化目标管理，精细过程管控。一是以投入产出相匹配为原则建立项目基线。组织各项目实施单位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总体目标为牵引，综合研判年度工程项目的投资、进度和质量的约束条件，制定基于年度投资总目标下的月度项目建设计划和资金使用计划，形成项目实施、变更和审计监督的管理基线。总部定期综合评价各项目单位实施进度及专户资金余额等因素，分期下达批复增资文件，拨付资金。二是按照“聚焦主业优化资源配置，效益导向动态调整变更”的原则，细化项目变更流程及实施路径，明确各治理主体的分层审议界面和审批程序；对重大变更进行从严把关，将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认可和公开信息披露列为项目变更的必要条件，提升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透明度，保障变更后项目的可行性、经济性。三是提升流动资金配置效率。H公司总部组织对各项目单位按经营业绩贡献程度、当前资金占用情况和未来发展对营运资金的缺口等因素进行统一滚动测算，设定三年考核期，对各单位的募投项目建设质量和经营业绩指标进行考核评价，根据考核评价的结果做好资金分配预案。

（四）以合规为抓手，规范募集资金高效使用。

建立专项审计机制。H公司总部统筹内外部合规要求，编发募投项目专项审计指南，统一审计重点和操作规范。组建母子公司联合、分级交叉审计模式。通过审计委员会研究、审计团队交流、市场违规案例分享等形式，及时总结共享项目推进经验，规避问题重复发生，提升项目合规管理水平。

监督检查全流程覆盖。一是强化事前培训。在募资到位后，组织专题培训，通过全流程制度要点实操解析、以案促学等方式，提升合规管理意识。二是加强过程监督。项目台账化管理，对资金专户的收支进行逐笔登记，大额支出履行联签，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单独核算，如实反映项目实施进展与收益。三是加强事后评价管理，通过外部审计、保荐机构督导复核与董事会、总办会年度计划完成率评价考核相结合，实现“计划审批-实施跟踪-监督考核”闭环管理。

对承担重要功能的上市公司提升融资效率的建议

（一）完善融资制度体系，规范项目管理。

一是梳理涉及军工企业融资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对不同部门规定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相互矛盾的制度进行修订完善，提升制度的适应性。二是构建起协调完善的军工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内部经营性投资项目管理体系，从顶层制度、业务管理、流程管理、操作指导四个维度构建股权融资管理体系，明确集团、上市公司总部及各项目单位的权责界面，确保股权融资项目从项目立项、投资决策、推进实施、监督后评价的全过程闭环管理，为军工上市公司开展融资活动提供政策依据和实施指导。

（二）利用国家金融支持体系，优化军工企业公司治理。

一是分类适当放宽对部分军工企业国有股权占比的限制，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程度，借鉴西方二元股权结构的思路制定相关法规或制度，组织军工企业在章程中进一步完善军工事项特别条款，以保障国家对军工企业的关键控制，使国有股权被稀释后依然可以掌控企业发展方向和重大决策。二是为解决国拨投入滞后的问题，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引导和支持相关产业基金、主权基金（如军民融合基金、国调基金等）除加大对军工上市公司的定增、可转债等直接投资外，还可结合产品研制或者项目进展阶段，通过增资上市公司子公司分阶段跟投，待形成规模后再借助资本市场有序退出。三是优化军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支持积极股东委派董事参与管理，同时借鉴市场相关优秀案例，采取各种手段对上市公司高管进行激励，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相统一。

（编辑  杨利红）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聚焦新发展阶段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战略谋划和系统规划，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作出了新的部署，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要从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高度，深刻把握自身的新使命和新任务，在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关键性领域尽快发力见效，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成为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领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的属性和功能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不仅是一个重要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就企业属性而言，世界上所有国有企业都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而我国的国有企业除具有上述两个属性以外，还有鲜明的政治属性。

鲜明的经济属性

企业经济属性即经济责任。我国国有企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党执政的重要物质基础。国有企业要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才能承担好责任，发挥好功能，发展好企业。

鲜明的政治属性

企业政治属性即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建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不放松，坚持党组织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不能变，都是重要的政治原则。国有企业党组织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力量，发挥着“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党组织作为公司治理极其重要的一环，研究决定企业“三重一大”事项，对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履行前置研究程序，确保国有企业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工作要求。

鲜明的社会属性

企业社会属性即社会责任。从世界范围看，履行社会责任是各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共性，更是国有企业的天然职责。现代公司股东人数越来越多，有的公司股东遍及世界各地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然企业对股东的责任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国有企业在公益性与营利性发生冲突时，必须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特殊社会目的作为根本出发点，需要在应急保供、抗震救灾、脱贫攻坚、共同富裕建设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另外，国有企业在依法经营、扩大就业、保护环境等方面也需作出表率。

国有企业功能定位

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一直在不断探索完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2015年8月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对其他行业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

国有企业是制度功能、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统一体，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物质载体、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要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转型升级以及健全监督机制等方式进一步释放活力，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要为社会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依靠先进技术处理好发展和污染的矛盾，积极履行生态和社会责任；要引导社会价值取向，引导社会组织和先富群体积极助力共同富裕；要增强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全球企业建设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典范，彰显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肩负的使命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国有企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新使命新任务，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为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作贡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发展沿着微观和宏观两条线不断深化。在宏观层面，通过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使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了国有企业在上述领域的功能定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但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投资涉及领域过多等问题仍然存在，国有企业之间重复投资也较为普遍。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提出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为国有企业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在前、作表率指明方向。国有企业要按照上述精神，通过资本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推进国有经济向特定功能领域、重要行业优化布局，实质推动国有资本向提供公共服务、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自强等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加大对能源资源粮食供应、骨干网络、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推动国有企业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制造强国战略、改善社会民生、补齐产业链短板等重大领域更好发挥作用；稳步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加大“两非”“两资”等低效无效、不具备竞争优势资产的退出力度，通过固链、补链、强链、塑链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建设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领军企业；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现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勇当绿色低碳转型“先锋队”，确保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国有企业要以强化创新发展为着力点，加强自主创新，发挥制度优势并形成创新要素合力，构建协同创新体系，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中贡献力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更好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提升国有企业国际影响力和产业话语权，真正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发挥国有经济创新带动作用，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国有企业为什么要做强做优做大、怎样做强做优做大这个重大时代命题，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部署。十九届五中全会完整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突显了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战略意义。实践中，国有企业历经多次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进一步“握指成拳”，推动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数量稳步增加，较好实现了国有企业“做大”的目标，但国有资本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功能定位还没有很好体现，国有经济“大而不强、全而不优”基本格局还未扭转，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产品服务、创新引领等体现核心竞争力的能力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还有较大差距。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部署要求，目的在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了国有企业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新使命、新任务。具体来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是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内生性和渗透性领导，激发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依靠力量的自觉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顶梁柱”“压舱石”作用。其中，“做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是要深化党管资本，通过市场作用放大资本一般性（不限于国有企业一种实现形式，可通过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促进国有资本和其它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增强国有资本的流动性和带动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资本基础，并推动国有企业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大幅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有效托底国民经济发展。“做优”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是要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促进国有资本加大向国家主导产业、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培育壮大可持续发展动能，同时兼顾社会属性，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保障、应急能力等公益性领域集中，履行制度性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在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形成一批主业突出、产品卓著、技术领先、绩效优秀、管理先进、品牌影响力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的世界一流企业或行业领军企业，大幅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和效益，提升核心竞争力。“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是要通过国有资本价值增值形成更多资本积累，继续控股经营自然垄断行业和关乎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行业，提高行业供给质量、数量，确保供给安全，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规模和实力发展壮大，更好发挥稳增长、稳就业等方面的国民经济“稳定器”作用。

发挥国有经济改革调整作用，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作贡献

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制度上既发挥市场经济长处，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1+N”政策体系指导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向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系转型实践层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上述两方面要形成突破性进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通过制度设计真正实现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以及董事会规范运作基础上全面依法落实董事会各项权利，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加快形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产业集团功能鲜明、分工明确、协调发展的格局，健全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资本授权经营体制，通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监管方式和手段，切实增强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写好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回答好的这篇“大文章”。

新征程国有企业的重要着力点

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国民经济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国有企业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起到了奠基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国有企业要在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牢记“国之大者”，在实业兴邦产业强国上重点发力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有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将经济发展主要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依靠创新驱动实现供给质效提升，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国有企业要紧扣国家发展需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农业强国建设需要，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投向，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产品向价值链高端迁移，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国有经济服务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能力。

创建世界一流，在提升核心竞争力上重点发力

世界一流企业是一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有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作为支撑，国有企业要以追求卓越、志在一流的使命担当，向世界一流企业奋力迈进。聚焦主责主业，将产品卓越作为建设一流企业的根基，打造核心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在产品增值、高科技含量、硬产品品质等方面下狠功夫；加强品牌建设，进一步丰富品牌内涵、提升品牌形象，通过打造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服务网络布局，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价值创造力；加大创新投入，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趋势，瞄准“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聚焦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寻求发展，有效提升企业技术牵引和产业变革的创新力；完善公司治理，通过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提升企业现代治理和管理能力，通过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加快提升企业全球影响力，推进现代新型国有企业跨越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聚焦主责主业，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上重点发力

按“资源相同、主业相近、业务相关、产业协同”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加快上下游垂直整合、同类业务专业化横向联合和专业化重组，促进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主业企业集中，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按照主业突出、优势明显的要求，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打造发展新动能。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破除主业不清、布局宽泛、投资散乱等问题，通过整合非主业资产、集中资源，从不具有发展优势的行业和业务中有序退出，加大长期亏损、扭亏无望子公司清理力度，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产的高效合理配置，提升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强科技创新，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上重点发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国有企业要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集成制度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向发力，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更好服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瞄准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技领域，加大创新资源和研发经费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超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提升重大装备和成套设备领域的研发设计和系统集成能力，力争在原创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大国重器方面取得多点突破，切实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彰显新型举国体制和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的显著优势。发挥体制、资源、技术、人才等综合优势，统筹创新资源，搭建高水平研发平台，强化协同创新机制，通过产学研合作、产业技术联盟、创新联合体等方式开展联合攻关。当好创新链上的资源整合者，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培育合作、高效、开放的创新生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科技攻关高地。优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健全考核评价和创新容错机制，完善“揭榜挂帅”、股权激励等人才激励机制，建立长期主义的价值观和正向激励机制，形成鼓励原创、尊重创新的良好氛围。

做好前瞻布局，在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重点发力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领域。考虑到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于产业化初期，且其培育壮大一定程度依赖传统优势产业支撑，需要场景、技术、资金、政策等多方面支持，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应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发挥突破带动作用，在处于孕育期、高风险的未来产业上加大布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相互赋能。国有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或投资等方式，有效发挥产业链优势，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强产业生态主导力和产业链节点控制力。加快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带头落实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和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等领域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可持续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推动“国民共进”，在协同发展合作共赢上重点发力

改革开放45年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错位发展、融合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的基本格局。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战略支撑、产业引导、调节稳定等作用，民营经济具有灵活性和创新性，主要分布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一般竞争性领域，成为经济竞争力、活力和创造力的主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民营经济是党长期执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与国有经济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协同发展，成为政策的主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支持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又鼓励国有资本投资入股民营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活力和对民营经济的牵引力，促进各类资本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国有企业要通过互补性分工，积极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在多个行业和领域形成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共建“一带一路”，在积极助力对外开放上重点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国有企业“走出去”战略谋划，鼓励企业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开展资源配置，加强与各国各类企业在资本、科技、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畅通国内外双循环。国有企业要在变局中抢抓发展先机，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企业适应最新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能力，利用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推动开放发展，提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度和统一性。大力推进国际化经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对外投资合作，通过提升资源配置能力、拓展品牌美誉度，引导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持续提高资源整合水平，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形成更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创新方式方法，加大联合出海力度，推动重大项目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高度重视国际化经营风险管控，把境外业务作为内部管控的重点，健全完善相应的组织架构和制度流程，推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向境外延伸，提升境外风险防控能力。

坚持党建引领，在完善国有企业制度上重点发力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既是国有企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政治保障，也是国有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中。新时代新征程上，国有企业要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一方面，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落实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和经营活动符合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要求。另一方面，进一步健全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机制，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独立市场经营主体，更多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开展生产经营，取得相应的收益，承担相应的风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编辑 尚鸣）

我国中小企业分布广、数量多，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经济社会面临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趋势，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内部软实力，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可支配资源有限、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知识文化体系欠缺，数字化管理实践不足，领导者转型意识薄弱等问题，能真正通过搭建软硬件平台、持续提升企业管理能力的企业相对较少。尽管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并陆续在转型意愿、政策性平台建设、政策精准支持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① 不断推出各种奖励政策，鼓励企业上线自动化设备、数字化系统等，但这些都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推动，而数字化转型真正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内部驱动。因此，有必要针对当前中小企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时面临的痛点与挑战，围绕技术落后、人才匮乏、数据孤岛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提升中小型企业在战略规划、人才管理、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内部驱动，探索适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

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架构规划

梳理企业架构，可以有效帮助企业设计IT策略、实施IT项目，以实现期望的业务结果，并使用体系结构原则和业务模型来掌握行业趋势和规避运营的风险。对于正在经历数字转型的中小企业来说，企业架构规划专注于将现有流程和应用程序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更加高效的运营体系。

虽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在于数据化理论、工业互联网理论等信息技术，但是以信息技术的突破为主导的企业架构规划却难以成功，企业盲目追求数字的汇总或统计，很难实现智能化与数字化相融合的目标。

中小型企业制定合理的企业架构，应从实际业务出发，通过全业务域的规划思维，以企业业务场景为切入点，细致全面梳理业务架构。从业务架构出发，推动信息架构设计，以基础架构建设支撑数据与应用架构。通过业务架构梳理，实现价值链集成与贯穿，实现端到端数据模型，制定数据流动的业务规则。不能盲目地依靠引入信息技术实现数字化，而要将重点放在系统、完整地理解业务本质，并建立可以数字化的量化模型。①

建立全方位的人才培养计划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小型企业的普遍痛点在于业务建模过程极为艰难，一方面是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的“部门墙”障碍，另一方面是不同业务域人员之间的沟通障碍；业务人员不懂建模，IT人员不懂业务，缺乏能把整个企业运行架构、流程用IT语言描述清楚的跨界人才。与此同时，由于中小企业自身业务的差异性和局限性，跨界人才不仅难以在市场上通过高薪聘请直接获得，而且难以通过内部短期培训提升能力。而且中小企业面临因工作环境及文化问题而流失现有人才的风险。

因此，提升中小型企业的人员能力，不仅要重视核心骨干人才的特殊培养，还应充分利用中小企业流程可复制性强、管理跨度小的优势及中小企业在运营方面易于“轻装上阵”的特点，建立核心人员全方位培养计划。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员，开展不同的培训与训练，选取核心骨干团队带动整体发展的策略。

首先，针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培训，重点在于思维意识的灌输与提升。中小型企业高层管理者一般为企业的老板、创始人，他们的思维引领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其前瞻性、认知水平及数字化基础素养是中小企业转型的关键因素。

其次，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是企业运营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培养计划可以聚焦思维训练、流程再造、核心业务、管理能力等方面，提升管理能力及业务统筹能力，使其能够对企业的战略规划进行有效的分解，并制定可实施的行动计划。

第三，核心技术人才是推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人员。核心技术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搭建企业数字化底层架构，在提升产品合格率、开发新产品等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也是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对接人员与实施人员，因此需要加强对知识体系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第四，一线员工应具备基本的数字化知识，在企业内部培训中掌握基本的软件操作，可以按照要求完成数据录入、异常反馈等基础性工作。 

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小型企业应特别重视核心人才的力量，建立企业人才阶梯培养机制，积极开展多维度、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减少外部依赖性，但不能照搬照套标杆企业的做法，要形成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转型之路。

通过数据治理解决数字化孤岛问题

受企业规模的限制，中小型企业在自身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要满足业务部门的“散点式”需求。但是随着单向式开发应用的增多，“散点式”软件之间难以打通数据链，进而形成了数据孤岛问题。如果重新规划建立数字化体系，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这对于本来就缺少资金、人力投入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因此，重视体系化治理进而解决数字化孤岛问题，无疑是一种减少投入、扩大产出的经济性选择。

适合中小型企业体系化治理的主要手段在于数据治理，也就是通过流程梳理与现有系统相结合，打通各业务数据的关联性。首先，分析梳理原有软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各软件中重复甚至冲突的部分明确标识出来，减少人员在多个软件中重复录入引起的效率低下问题；其次，通过少量的二次开发，补齐现有软件中的数据缺失；最后，通过构建总体数据库，将各个软件通过接口实现串联，进而解决数据孤岛问题。①

中小企业受制于管理手段薄弱、人才匮乏、路径模糊等因素，大部分处于规划反复变化、进度徘徊不前的状态；能真正把软件跟硬件在企业运营中全面落地实施，又能持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还是相当少。大部分企业软件与硬件建设完成后，整体企业形象确实高大上，但多数还没有能真正给企业解决实际的问题，需要按照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业务特点，持续地进行指导和改善工作。

（编辑  宋斌斌）

一个行业的一流企业，是领飞的“头雁”，是产业链的主导者、规则制定者、生态构建者，发挥着“链长”的作用，肩负着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合作发展的使命和责任。在当今全球产业体系加速调整时期，我们要加快培育“链长”企业、依托“链长”企业建群强链，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

世界一流企业是全球产业体系的主导者

现代产业链本质上是一个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型产业生态体系，既包括各种新兴产业，也包括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和核心价值再造。现代产业链相关企业通常形成了一种多方位协同、多元化联通、平台化运作的企业运行体系，保障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链长”的引领和协调。

作为龙头企业，能否在产业链创新发展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能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各类资源和要素的聚合与运作，并主导产业链的布局，是现代产业链形成与成长的核心要素。

现代产业链内部，上下游企业的产品供需、资金流动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就会影响上下游企业的正常运转。在市场经济中，世界一流企业以多赢和共赢思维去处理各方面与技术相关的利益关系，通过将技术成果转化为新的商品和服务，开拓新的利润来源，形成技术持续进步的机制，成为国家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

从历史及实践来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各自领域都有长期的技术积淀，能够整合不同国家或区域的人才，共同开发先进技术产品，有能力筹集资金支撑巨额研发投入，并且通过与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合作或并购，迅速将技术商品化，形成持续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的力量。同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技术进步、产业融合中不断地“裂变”和“聚变”，从而使其先进的研发理念、技术标准、工艺水平不断地向其他企业溢出和传递，共同推动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批本土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积极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制定人才国际化、资金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市场国际化的发展战略，通过在全球筹集研发资金和分摊研发成本，不断提升竞争能力，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做出巨大的贡献。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在全球范围配置生产要素、布局分工，各生产环节被尽可能地细分。一件出口产品的价值创造来自处于分工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这些企业分处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当一国在复杂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不具备优势时，该国可能只承担其中的劳动密集型分工环节。全球价值链基于产品内生产环节的分解，形成以产品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生产网络，产品内分工已成为世界一流企业重要的生产模式。

国际产业链的调整除了经济（成本、效率等）方面的因素外，当前受安全、政治、环保等多重因素影响愈发明显。国际产业链的布局结构出现了“内顾化”“区域化”倾向。一方面，以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为原则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转向以安全为考量的垂直一体化布局，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促进海外产业“回流”。另一方面，国际产业链呈现区域性集聚趋势，如部分跨国公司兼顾效率与安全，将其国际产业链在欧洲、北美、东亚、东盟等区域聚集。出于安全考虑，美西方在高科技、战略资源等敏感领域加强了对外来投资的审查力度，提高了门槛；从追求环保的动力看，一些国家大力推动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链发展，传统化石能源工业产业链发展受到抑制；部分跨国公司还通过绿色采购法规，促进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形成。

依托一流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我国在绝大多数产业的中低端环节都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短板主要体现在高端环节上。高端环节产品的市场竞争规律与中低端产品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中低端产品技术成熟，主要竞争点在成本和价格方面，高端产品竞争主要在技术和产品品质性能方面，对价格往往不敏感。因此，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特别是发展高端产品，必须鼓励一流企业，以需求为导向，做好前瞻规划，强化技术研发、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升市场经营和客户服务能力，力求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同时要坚定对外开放，维护和加强国际协调合作，确保技术、信息、人员交流等方面的连续性，打造高效协作的供应链体系，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的过程中实现产业链安全和竞争力的提升。

面临美西方的技术封锁，我们要依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冲入“无人区”，夺下“制高点”。一流企业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尤其要努力补全产业关键技术的“断点”“盲点”。一些进入技术创新‘无人区’的龙头企业要继续加大投入做好基础研究，进一步创新突破，用原创性、根本性、前瞻性成果支撑应用技术创新。

一方面，要依托国内大市场，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拓展市场空间。许多新研制成功的高技术产品，必须获得实际应用的机会，才能克服质量缺陷、完善产品性能，不断迭代提升。产业链中的龙头大企业应尽量采购使用国内生产的零部件、原材料，给国内产品应用和提升的机会；要将国内市场作为战略基地，让自己的新产品更好地依托国内市场，获得验证、提高和获得客户信任的机会。

也要看到，关键产品、高端技术往往市场空间有限，虽然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也不可能实现全部产品都自主生产，这既不必要，也不经济。龙头企业要通过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在世界范围获取技术、要素和市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导关键产品的国际供应进一步分散化、多元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参与构建全球产业体系，需要一流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等各环节做实做强，以世界一流的产业标准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壮大一批具有产业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形成重点产业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良性机制。通过联合攻关、定点采购、交叉持股等方式，为重点产业培育具有竞争力的配套行业。要以重点区域为依托，有计划、有重点地布局相应供应链网络，降低区域产业发展的对外依存度；以重点企业为龙头，加强供应链管理，提高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世界一流企业是产业链生态体系的重要构建者

世界一流企业在产业生态中处于枢纽地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支持企业进行底层技术研发、抢占新赛道、推动国际化发展、强化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整合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优质资源，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持久发展能力。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国务院国资委提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以更大力度支持推动中央企业解决产业链创新链核心问题，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工信部将培养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产业链是上下游企业或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和时空布局关系而形成的链条式分工协作与关联形态。每个行业和产业，都是由企业群构成，形成由供应链、创新链、信息流以及发展环境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必须发挥一流企业在产业链综合生态系统中的影响力、支配力和引领力，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产业组织方式和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传统产业链进行转型升级，使产业链具备高端链接能力、自主可控能力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水平。

苹果、华为作为通信、手机产业的领军企业，产业链十分庞大繁杂，厂商数量也十分可观。在苹果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厂商数目一步步增多，2015年苹果的33家核心供应商中，有30家中国企业，而2019年的59家核心供应商中拥有52家中国企业。在华为92家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大陆厂商有22家，中国台湾厂商有10家,国外60家厂商中，美国33家，日本11家。苹果、华为在智能手机、通信设备产业链以及产业生态中发挥了影响、支配和引领作用，建立了不断创新完善的产业发展模式。

纵观这两个典型企业的情况可以看到，其生态主导力主要体现在：

（1）具备定义产品和创设市场的能力。通过标准控制、概念设计、品牌营销等，使其产品辨识度高、市场声誉好、用户黏性强，进而改变和引领消费风尚或生产方式，并通过产品迭代升级“创造”新需求，“创设”出新的市场空间。

（2）具备产业链整合和供应链掌控力。作为“链长”的一流企业与链上企业深度耦合，形成稳定的分工协同关系，并运用其产业链优势地位，通过订单安排、资源配置、联盟领袖地位等途径，影响上下游中小企业，以商业赢利模式为纽带，推动补链、强链、延链等垂直整合活动，在采购、物流、营销、融资等供应链环节也有较强的话语权。

（3）具备创新溢出和危机救助能力。“链长”企业研发投入大，科技创新成果丰富，产业化动力强，既对链上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也通过供应链向配套企业传导创新压力，是产业创新的推动者和领导者。

（4）实现商业利益和行业责任相统一。“链长”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做大规模、做强竞争力，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形成生态主导力的根本所在。

世界一流企业一般情况下都将主导或控制一个全球布局的产业链、价值链，掌控产业链中技术含量高、增值幅度大、带动性强的重点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中往往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

从我国的情况看，进入全球500强排行榜的几十家中国企业存在一个普遍问题：虽然企业规模很大,但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上缺乏控制力；多数骨干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尚未完全摆脱中低端地位。

因此，告别“中低端”，探索“高附加”，实现“现代化”，一流大企业要一马当先，要坚持技术创新与资源整合两条腿走路，加强产业基础、调整产业结构、着力进行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提升产业链整体水平，培育更多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推动优势企业以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创新能力、自主知名品牌、标准制定、营销网络为依托，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能力，加快培育重点产业链，打造一流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推进产业链优化升级。

世界一流企业是行业发展的领军企业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和产业链发展，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产业发展方向。

纵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在当今地缘政治复杂博弈的影响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规则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美国发动针对我国的贸易战以来，原有国际分工格局受到技术“封锁”、“隔离”、产业断链、“去风险化”的严重冲击。美西方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持续一年多的俄乌冲突，更使很多国家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各国纷纷通过加强资源整合和“保护性措施”减少对外依赖，像核心芯片、关键原材料、生物制药、高端医疗设备等行业，就近或本地化生产成为重要趋势。

从国内情况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具备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条件。一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产业链供应链有巨大市场的支撑。二是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工业门类齐全，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三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还是现在的“新基建”，都在不断地完善。四是中国一贯重视教育，人力资本优势雄厚。这为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壮大和成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优秀企业，要真正迈进世界一流的行列，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科技研发，加快企业技术、业态、经营模式和管理创新；促进跨行业跨区域企业技术的融合，实现产业链上创新资源的战略性互补；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引导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和价值创造环节再造，着力营造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融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实现价值链提升。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补上我国严重受制于人的产业环节和关键领域，增强我国产业自主发展能力，拥有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企业效率、效益和品质在全球中领先。充分发挥一流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生力军作用，培育一大批以自立自强为使命的科技领军企业“预备队”，牵引形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生共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效协同发展的新生态。

世界一流企业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顶梁柱

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美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以自身为中心配置区域性产业链，针对中国实施贸易战和技术封锁，企图将我国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再加上前几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种种因素阻碍或威胁着我国产业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畅通与稳定：原材料与上游零部件供应失序、产品和服务销售渠道受阻、物流渠道阻塞、用工短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

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都需要高度重视产业链安全问题。要立足国内，调整全球供应链结构，维护现有供应链，加强产业链的补链和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和发挥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争创世界一流企业，让越来越多的一流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作为国民经济中坚力量的国有企业做出积极贡献。企业在开拓业务过程中要依托核心竞争优势，拓展商业联系，形成广泛协作的企业网络，通过订单约束和规范上下游产业链中的关联企业，带动其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层层拉动上下游企业营造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融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引领关联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提升，共同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数字化水平提升，形成同步研发、同步生产、同步销售的协作关系，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积极打造协作平台，推进制造能力、物资材料、营销等信息共享，深化对接协同；用好国内市场，为新产品产业化提供前期市场支持，促进产业质量性能提升，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抓住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提升合规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国家“十四五”规划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一流企业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创新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顶梁柱。发挥好一流企业对上下游企业的传导和带动作用，支持一流企业做强做优，培育一批在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一流龙头企业，增强全产业链整合能力，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话语权,是提高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有效途径。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