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重工

任沁新*：竞争国际化，企业须转型

中信重工是个创造了业界传奇的企业。在中原洛阳，市场经济本就不如沿海活跃；国有老企业，改革成本高负担沉重；做重型成套装备，一干就是首台套，研发能力须格外深厚。中信重工却做得很好，装备很强。记得三十多年前，作家张洁曾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机械工业，书名叫做“沉重的翅膀”，很形象。中信重工却摆脱了沉重的翅膀，用“云端理论”构架企业未来，大力实施向高新技术企业、成套服务商、国际化企业的战略转型，将互联网+融入到高端装备制造业，形成“核心制造+变频传动+智能控制+成套服务”新型商业模式，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之一，世界最大的矿业装备和水泥装备制造商，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

从企业的角度看，市场需求萎缩，需求结构变化的态势非常明显。

如果要判断市场下一步走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需求将会深度下滑，两三年之内很难逆转。比如我们所服务的煤炭、冶金、有色、建材、电力这五大领域，企业经营都非常困难，也看不到近期反转的迹象。因为大型投资项目一般都有个提前期，现在没有明显的大项目拉动的迹象。而国际巨头也出现了分化，我们曾为一家跨国公司提供了18台套大型设备，后来他们又在招标18台套，前期工作都做好了，最近对方宣布无限期暂停。

目前，我们与国际对手竞争更加激烈，甚至一种新的生死同盟也出现了。我举个例子，今年一季度我们拿到来自国际、国内大型矿山的16台套大型设备订单，几乎囊括了国内外所有的新开项目。这给国际巨头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采取的对策是找国内的企业联手对付我们，而办法就是降价，甚至出现了价格倒挂，恶性价格战不可避免。

装备企业的生存环境很严峻，而国企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现在税负很重，人工成本还在增长。每年7月1日各地政府就要公布社平工资，并据此来提高下一年的缴费基数。如果我们企业每年不给工人长10%以上的工资，员工的可支配收入会下降。现在个人所得税变成了工薪税，人均月收入1万元要交985元的个人所得税，再交23%的工资附加费用，实际上到手的是6715元。企业对于高端人才宁愿出高薪，但是现在被动涨工资。

现在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支持中小企业，但好的政策往往传导不到企业。我举个例子，去年在降息的前一天，我们发行了10个亿的公司债，本来以为我们亏了，但是降息后发公司债的企业融资成本统统比我还要高。

再如国家的减税政策，对企业来说含金量应该是很高的。但是财政收入直接是来自于税改，现在你减税了，税收部门的压力大了，于是税务部门就到本地的大型国有企业查税，而查税补交税和罚款比减税高多了。

装备企业最大的隐患还是后续投资力度减弱，发展后劲不足。现在重机行业一是没有能力投，二是不知道往哪儿投。这一轮对企业的影响和过去任何一轮经济调整都不一样，过去我们都还是在熟悉的领域来做，但现在却出现了方向性的问题。资本逃离实体经济的趋势仍然非常明显，而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趋势也确实存在。

而国有企业的机制不活，或者活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几乎回到改革开放初期，无论决策机制、投资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几乎现在国有企业在自主权上是越来越小。比如，我们中信重工作为上市公司，现在隶属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又是香港上市公司，那么中信重工这样的香港上市的一级子公司，如果在市场上做一些重组并购，只要产生国有法人股的变化，就必须报财政部。还有国企领导的薪酬问题，企业大力转型时期，需要招聘高端人才。现在我们班子9位成员，有两个引进人才，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国内高端人才，于是在一个班子里薪酬上形成了双轨制。某企业已出现班子成员集体辞职，再用市场化方式全部聘回来的极端例子。如果一旦在国有企业形成这种趋势的话，国有企业的活力从哪来？

从传统企业与新兴企业的对比看，传统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和问题是：体制上，传统企业受制于国有体制，很多禁忌；新兴企业无主管、无疆界、无归属，自由度高。机制上，传统企业决策机制、投资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活力明显不足；新兴企业更加市场化。目标上，传统企业更追求利润和短期目标；新兴企业追求的是价值和预期。投资上，传统企业往往是靠自我积累，或银行借贷；新兴企业背后是风投、战投、众筹，疾风暴雨式的快速投资。人才机制上，传统企业更多的是管控、留人、用人，形成了人才的双轨制；新兴企业聚合人才，靠股权+薪酬。发展模式上，传统企业长期固守在一个行业，专注于某一主业，形成固定模式；新兴企业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趋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理念、新经济。国企改革不到位，机制不活，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就很难实现，因此必须以激发企业活力为目标推动深化改革。

有几条建议：第一，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性质，回归企业本质的属性。而且特别建议，把国资系统管理的企业分为功能型、竞争型，对纯竞争性企业要严格地按照市场来进行管理。

第二，积极促使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资本的有效流动。比如，洛阳是我国轴承工业基地之一，洛阳轴承产学研就一直想整合，到现在因为跨不同的主管单位，而咫尺天涯。再如，洛阳有一家设计院和生产企业同属一家央企，相距不足两里地，但是两家合不到一块，各搞各的。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旦涉及央企，资本流动起来就非常困难，大而不活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三，用全球化的视野看待企业走出去。慎提向国际市场转移过剩产能，这种提法对国际市场是有影响的。可以少说多做。如果有国家背景的基金支持的话，企业可能会走得更快更远。另外很需要发展自己国家在国际化方面的服务咨询机构。现在只要涉及到国际并购、国际重组、国际投资，几乎全都要依托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机构、评估机构。

第四，高度关注人才问题。比如说装备制造企业的领导者，他们身上有鲜明的特征，有雄厚的实践基础，也有个人的才能和人格魅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行业内将有一批50后的企业家要退出岗位，形成一个新旧交替潮。所以现在国家主管部门也好，国资主管部门也好，要更加关注企业家的这种交替。另外制造业的领军人物，包括高技术、高技能、高素质的岗位严重后继乏人。即使上市公司，股权机制基本上起不到激励作用。支持资本参与分配，国家已经提了多年，但实际上没有有效的操作路径。而且希望相关政策能够允许企业的高技术、高技能人才延迟退休。

企业介绍：

中信重工是我国最大的重型装备企业之一、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为煤炭、矿山、冶金、有色、建材、电力、节能环保和军工等行业提供重大技术装备和完整的工程解决方案。

公司前身是洛阳矿山机器厂，是“一五”期间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93年，企业整体资产划拨中信集团，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2008年改制成立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A股股票在上交所挂牌。

2012-2014年，中信重工是在我国“七大重机”中唯一保持了规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目前也是国内重型装备行业上市公司中业绩最优的企业。

公司以内生增长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把实施技术先导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实现了由设备制造商向成套服务商的转型，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并行发展，自主品牌产品直面国际终端客户。

公司构建了工程技术、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研发体系。拥有国家首批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全国889家技术中心中位列前十，拥有我国矿山重型装备领域首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属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是国内最大的矿山机械技术设计研发机构，专业从事国家基础工业技术装备、成套工艺流程的基础研究和开发设计。企业拥有年产千万吨级超深矿建井、年产2000万吨级特大型选矿、年产600万吨级高压辊磨等20余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到95%。成为重型装备制造业前沿技术的引领者。

公司实施了以世界最大18500吨自由锻油压机组为核心的“新重机”工程，达到现代重型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配置，确立了自身在全球市场上的高端制造地位。

公司初步完成了全球化布局。在澳大利亚建立了矿山机械、选矿工艺研发中心，在美国建立了铸锻技术研发基地。中信重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矿业和水泥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平台上，成长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重型矿山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据企业官网）

济二机床

张志刚*：我们面对的是世界顶级竞争对手

济二机床在机床行业是个专注到极致的企业。这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出现很多历史性机遇，企业纷纷进行多元化经营，涉足房地产，试水资本运作，而济二是少有的专注于自己行业的企业，它不但至今还是国有独资的市属企业，甚至不曾搬迁换块大点儿的地方，他们的许多车间厂房还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

六十年过去，变化最大的是，济二已经成为同行中的国内第一，世界一流。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在美国主流市场，济二连续拿下8条成套汽车冲压生产线，同台竞争的对手，是长期居于全球第一的德国舒勒公司。现在，济二的冲压生产线已经装备过几乎所有的德系、美系、日系汽车著名品牌。他们的经验往简单说，就是专注，再专注。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经济形势，官方也发布了很多数据，于是就有了一些判断。我们干企业的常年围着市场转，应该说对市场的发展变化还是比较了解、感受比较深的。但有时还是会被那些公布出来的数据和说法整“迷糊”了。比方说权威数据统计，年年进口的高端机床价值可观，去年更是数量惊人。但我们在市场上感受不到，不知是哪里的需求，什么样的需求？最后经过调查了解，原来是做手机的生产线大量进口，因为按统计局的划分，手机是高技术产品，其设备放在数控机床类，统计后出现增长了，还是大幅增长，再一查，实际就是三星、苹果这几家品牌的手机生产线。上一代手机生产买一批设备，没几天就过时了，又要上下一代设备了。这些设备跟我们所理解的真正的高端机床不是一码事，却混在一起统计，就出现了一个不真实的“高端市场”，给管理者和决策者造成了误导。

现在“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政府会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少不了要投资一些大项目，但这些项目千万不要又是拉动了国外的公司。我们有很多新的市场机会，反而是民营企业用户提供的，民营企业更愿意接受国产装备，因为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而国产装备既少花钱，又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但目前在国防军工行业，还是大量进口国外设备。前几日我与一个航空企业的老总见面交流时说，只要我们想做的事，就一定能做好。但如果你们不确定要使用国产装备，犹豫不信任，那就算了。但是作为军工行业的企业，应该很清楚，国外企业今天卖给你设备，以后是否会一直卖给你？

还有智能制造，可以说给企业开了一副“药方子”，但不要指望包治百病。我们做大型锻压设备的，现在已经做到国外顶级市场。福特汽车在美国底特律等地进行的技术改造，先后用了我们8条线。现在我们在市场上较量的对手，是德国舒勒等几家全球最强的企业，而且屡屡把它们打败，已经在竞争格局上占了上风。我们现在琢磨的是，怎么才能把企业真正做强。

企业介绍：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37年，国有独资，国内机床行业重点骨干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目前在岗职工4800余人。

主要产品有锻压设备、数控金切机床、自动化设备、铸造机械、数控切割设备等大类。服务于汽车、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能源、船舶、军工、模具等行业。

1953、1955年分别研制出中国第一台龙门刨床、第一台机械压力机。1960年代研制出世界最大的龙门刨床，1970年代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汽缸体平面拉床，1980年代为中国汽车工业从卡车向轿车时代跨越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60多年来，企业先后研制了450余种国家首台（套）产品，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装备支持。

公司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项目与科技支撑计划16项，是行业内承担国家科技支持项目最多的企业之一。获得国家专利154项，制定国家与行业标准22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市科技进步奖52项。高端产品比重达到销售收入的60%以上。

公司自主研制的机器人全自动冲压生产线、大型全自动快速送料冲压生产线、重型多工位机械压力机、伺服冲压生产线等产品，与国际最先进技术同步。产品装备了包括合资和内资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内汽车制造企业，整车制造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中，唯有冲压工艺设备以国产为主；大型冲压装备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0%。

同时，冲压设备成线出口到美国、巴西、印度等海外汽车主机厂，为通用、福特等国际知名汽车企业提供海外总承包交钥匙工程，被誉为“世界三大数控冲压装备制造商”之一。福特汽车全球6个工厂，已先后6次订购济二的10条大型全自动快速冲压生产线。其中7条已已交付用户使用，1条正在安装调试，2条正在厂内制造阶段。福特汽车美国工厂将济二生产线与德国生产线用同样的模具、零件进行全面的精密对比检测，结果显示，济二的冲压件所有指标达到用户要求，部分指标优于德国冲压件。济二冲压线在福特最畅销的F-150新兴铝板皮卡及其他车型的冲压生产中起到关键作用。

公司以数控龙门镗铣床、五轴联动龙门镗铣床、数控落地镗铣床等高新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数控金切机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国防建设和国家重点项目提供了大批替代进口的先进装备。

自2003年以来，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8%，利润年均增长39%，利税年均增长28%，总资产年均增长19%。目前在行业形势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稳定增长。

先后获“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中国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在振兴装备制造业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两化融合标杆企业”、“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等荣誉。（据企业官网）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

茅建荣*：从企业角度看制造业的竞争环境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专业设计、制造齿轮传动装置和粉末冶金制品的大型重点骨干企业。齿轮箱行业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品牌壁垒极高的行业。杭齿依靠国家的支持和自己的心血，在钱塘江畔建起了我国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变速箱、汽车变速器的研制基地，十大类、千余种产品享誉国内外市场。公司立足传动装置主业，依靠科技进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确立了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我们公司是是零部件企业，是专搞齿轮传动的，为整机厂老大哥做配套。我们可以说是国有控股的中小企业，年销售收入大概30亿元人民币。

杭齿集团的配套对象涉及四个行业。最主要的是船舶行业，我们的产品占到国内船用齿轮箱市场的70%。船舶行业这几年也是比较困难。虽然目前国内船舶企业的订单还是不少的，但最大的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我们也接触了很多船厂的老板，他们说：我有订单，但现在不做，因为成本太高。这反映船舶行业的利润已经非常薄。好一点的是海洋执法和渔监船的行情。去年中海油等大企业启动了一些海洋工程项目，开始船舶行业的订单还可以，后因石油降价，这些项目便停滞下来。因此，今年一季度订单下滑比较大。

第二个是工程机械行业。我们是为工程机械配套传动装置中品种最齐、数量最多的企业。这个行业去年一季度的市场还可以，从二季度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年底，今年一季度的情况仍很差，几个骨干大厂的情况都差不多。工程机械行业过去一般是年底和年初的市场好一些，但今年比较特别，现在可能是最近这些年里面工程机械市场行情最差的第一季度。

第三个是汽车行业。我们在萧山有一个跟广汽菲亚特合资的企业，开发制造各种型号的汽车变速箱。这个行业应该比较看好，估计今后几年发展势头也不会差，特别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发展很快。但最大的问题是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到底怎么走，目前行业还在摸索，产品型式也各种各样，将来肯定要在取得一定共识后才能确定技术方向。

最后一个是新能源发电行业。这几年我们开始投入研制风力发电变速箱、增速箱，近来这块业务量增长比较大。我们因此也在向高端制造升级，现在企业已经拥有最大直径3.5米齿轮的制造能力。

这几年公司的销售规模还是稳步增长的，但利润增长速度在下降，因为成本在增长。下面阐述几个观点。

第一，资本价格过高，对制造业伤害很大。现在大家都在说资金缺乏问题，但有些领域里的资金并不少。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行业间的利润分配有问题。制造业利润太低，房地产、金融及少数垄断行业的利润过高。这几年资金基本上都往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流走。温州地区大概50%以上企业的资金往外流，不是做房地产就去做金融业。杭州地区也一样。如杭州某大型装备企业，做主营业务规模跟我们杭齿差不太多，其经营业绩的三分之二是靠贸易而不是制造。也就是说，制造业企业的资本正在不断往外流。这个现象值得警惕。我觉得，国家应该认真考虑对制造企业减税问题，特别是增值税。有的企业负担也过重，不光是国有企业。总之要防止资本远离制造业。否则，美国的金融危机过后，产业空心化危机可能轮到中国。

第二，地方国企的自主权和竞争力在下降。比如现在限制三公经费，上级说招待费也算三公经费，每年往下减。目前经济不景气，维护和开拓市场的成本要增加，招待费一般是不能减少的。又比如人才问题，为了开拓新业务，我们打算高新聘请高端技术人员，或者股权激励。但由于我们是国有控股企业，政策不允许，结果事情也办不成。所以一定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现在这个转型时期，如果政策不能理顺，企业就会慢慢地失去竞争力。

第三，要支持民族工业。支持民族工业、支持创新，是消化产能过剩的一个途径，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对那些有研发能力，对国家的产业技术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企业，政府应该拿钱去鼓励他们创新。比如国际齿轮行业中，最有名的是德国的ZF，德国政府每年给该企业5亿欧元的开发费，研发成果为全德国所用，而不是ZF一家用。如果国家能给杭齿这样的补助，支持企业的科技创新，我们也可以拿出更好的成果，为国家所用。资助企业对象要找好的重点企业，不能撒芝麻盐，最后见不到效果。另外，国家关于创新发展战略已经有不少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允许科技人员对其成果允许股权介入等，但好政策不落地。

最后，关于低价中标问题。在项目招标过程中，低价中标的规定是很不好的，我们零部件厂有切身感受。原来重大项目招标要设门槛，现在不允许设门槛，否则要审计。所以搞高端设备的大型国企和中小企业一起去竞标，产品要最好、价格要最低；原来企业有战略供应商，现在也不准，否则负责招标的人没法交代。就这样，把一些能力较差的企业拉进来，只顾价格低，中标后质量难免下降，并且严重限制了真正好企业中标重要项目的机会。

企业介绍：

杭州齿轮箱厂创建于1960年，2001年成为国有多元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完成股份制改制，201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现有职工2500余名，拥有控股和实际控制子公司18家，参股子公司2家。综合实力列为“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和“中国机械工业100强”、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企业。

公司在船用齿轮箱及可调螺旋桨、工程机械变速箱、粉末冶金摩擦材料等领域业内排名长期稳居国内首位。

公司专注于齿轮传动装置和摩擦材料的研发与制造，设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以及船用产品、工程机械变速箱等15个研究所，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拥有233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8项）及核心技术，并主持或参与起草、修订了22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杭齿在自主开发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二次创新，产品领域扩展到船用齿轮箱及可调螺旋桨、工程机械变速箱及驱动轿、汽车变速器、工业齿轮箱、风电增速箱、农业机械变速箱、粉末冶金制品、大型精密齿轮等十大类、千余个品种。公司技术中心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2010年“前进”牌商标曾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7年“前进”牌船用齿轮箱曾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前进”牌产品行销国内近30个省、市和自治区，并远销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

齿轮箱制造行业涉及大量的机加工、热处理和检测装备，尤其是大型船用产品、工业齿轮箱和风电齿轮箱。产品制造、过程检测和总成试验装备均必须具有重型化和高精度的要求。船用齿轮箱系列一直是杭齿的优势产品，其市场占有率已经多年位居国内第一。

杭齿的工程机械变速箱国内市场占有率为20%左右，被徐工集团、宇通重工、临工股份、洛阳一拖、福田重工等五大主机厂授予“最佳供应商”和“优秀供应商”称号。汽车变速器产品是杭齿产品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主要用于客车和重型卡车动力传动系统，主要客户包括一汽、东风汽车、湖北三环专用车厂、郑州宇通、苏州金龙等。风电及工业传动则是杭齿具有发展潜力的业务品种。（据企业官网）

链接一：

美国的先进产业在哪里

近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美国的先进产业》报告，勾勒出美国“再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布局，阐述了先进产业的定义、地理特征。报告挑选出美国五十大先进产业，解构了不同都市圈的产业特点，并详细说明了这些产业带来的就业变化。

什么是美国的先进产业

根据报告的定义，先进产业必须符合两条标准：要有大量的研发支出；拥有大量获得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的职员。第一条标准要求该行业平均到每个职员的研发支出位列全行业前20%，第二条标准要求该行业拥有STEM学位的职员比例超过全美平均水平。

基于这一定义，共有50个不同的行业入选美国的先进产业，包括35个制造业、3个能源行业和12个服务业：

属于先进制造业的，包括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音频和视频设备、基础化学品、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相关设备、汽车、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造船、医疗设备和用品等；

属于先进能源行业的，包括电力设施、矿产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属于先进服务业的，包括建筑和工程、有线电视及其他订阅节目、计算机系统设计、数据处理和托管、医疗和诊断实验室、卫星通信、软件出版业、无线电信运营业等。

布鲁金斯学会认为，这些行业有着大量的研发投入，因而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无论是通过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或是对现有技术、产品和工艺的重组和改善，都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并开拓新市场，从而提高既定投入下的产能和社会的生活水平。

美国的先进产业在哪里

就地理分布来看，美国的先进产业遍布全境，并无明显失衡。南部拥有最多的430万先进产业就业人口，西部拥有300万，中西部拥有290万，东北部拥有210万。

分州来看，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拥有最多的先进产业就业人口，其次是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这5个州拥有全美先进产业就业人口的35%。

美国的先进产业主要位于各大都市圈，前100大都市区吸纳了先进产业70%的就业，全部378个都市区共提供了先进产业91%的就业。在通信设备制造、数据处理和托管、软件出版业等12个先进产业中，至少有4/5的工人在大型都市圈工作。而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卫星通信这两大先进产业只能在大型都市圈中找到。

以从业人口的结构来看，号称硅谷之都的加州圣荷西无愧为美国的先进产业中心，其30%的就业人口都从事着先进产业。排名第二的是西雅图，当地就业人口中的16%从事着先进产业。紧随其后的是威奇托(15.5%)、底特律(14.8%)和旧金山(14%)。

各大都市圈产业结构比较

在产业结构上，美国各大都市圈表现各异，大致可分为服务业导向地区、制造业导向地区、特点不鲜明地区，以及同时拥有先进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地区。

在全美100大都市区中，37个拥有相对较大的制造业导向先进产业基地。在这些制造业导向都市圈中，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犹他州奥格登、俄勒冈州波特兰、俄亥俄州托莱多、堪萨斯州威奇托尤以先进制造业见长。在威奇托，先进产业工人大多从事航空航天工业。在奥格登、托莱多和大急流城，汽车制造产业链占主导地位。波特兰则以半导体工业著称。

包括加州贝克尔斯菲、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纽约州叙拉古、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俄克拉何马城等7个大都市圈以能源产业见长。先进服务业则支配了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在内的19个大都市圈。

另一方面，共有14个大都市圈同时拥有先进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其中圣荷西、底特律、休斯敦、佛州棕榈湾、西雅图最为全面。圣荷西在17个不同的先进产业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计算机系统设计、科学研发，到半导体和计算机设备制造，几乎无所不能。西雅图靠航空航天产品制造和软件出版业支撑着一半的先进产业岗位。底特律不仅以汽车制造业著称，同时还在工程服务、计算机系统设计、企业管理咨询、研发服务、数据处理上有所建树。休斯敦，颠覆人们印象的是，建筑和工程服务的从业者竟然超过了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棕榈湾则同时拥有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半导体工业、计算机系统设计、工程服务等先进产业。

重要性、机遇和挑战

根据报告的结论，先进产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带动了美国就业的复苏。

截至2013年，全美50大先进产业雇佣了1230万工人，约占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9%。不仅如此，美国先进产业每年创造2.7万亿美元增加值，约占美国GDP的17%，超过医保、金融和房地产的贡献。

与此同时，先进产业雇佣了全美80%的工程师，完成了90%的私营部门研发，产生了85%的专利，贡献了60%的出口。先进产业同时支持着多条供应链以及其他形式的附属经济活动。一名先进产业从业者每年从其他产业购买23.6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远超其他产业从业者的6.7万美元。这样的高消费支持并创造了更多就业。

事实上，每个先进产业就业都能够创造2.2个其他就业，其中0.8个本地就业，1.4个外地就业。这意味着除了吸纳了1230万工人以外，先进产业又额外为2710万美国工人找到了工作。因此，先进产业支撑着3900万个就业机会，约占美国就业人口的1/4。

从1980年起，先进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直稳定，但产出却在激增。1980~2013年间，先进产业的产值年均增长5.4%。2010年起，就业和产出同时激增，两者的增长率是其他部门的1.9倍和2.3倍，其中仅计算机系统设计就创造了25万个新岗位。

但报告同时称，尽管美国的先进产业优势明显，但在国际竞争中仍面临强劲的挑战。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先进产业部门人均生产效率在14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能源密集型经济体挪威，是匈牙利的2.5倍，比意大利、瑞典、德国高出50%～70%。但在先进产业就业占比、产出占比这两项数据上，美国就没有那么乐观了。2010年，美国先进产业就业占比在15%左右，位列14个主要国家中的倒数第五。2000～2010年间，美国先进产业就业占比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奥地利、德国、挪威、芬兰、意大利下降不到1个百分点；先进产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奥地利、德国、芬兰、瑞典和捷克均有较大提升。

另一方面，部分先进服务业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比如电脑设计服务逆差为80亿美元，科学研发服务逆差为20亿美元，美国为使用国外专利付出的费用也在加速增长。这些领域出现逆差令人始料未及，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先进服务业本应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

报告最后认为，美国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必须捍卫并扩大美国的先进产业，一要致力于创新，二要充实技能培训管道，三要支持生态系统建设。美国的先进产业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商界领袖、政府官员和民间部门需要以新的方式共同努力，从而增强先进产业的发展活力。

链接二：

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技术是短板

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2万亿元，占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超过1/3，稳居世界首位。多数装备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据美国调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

一个个超大、超重、超宽、超高的重大装备被研制出来，鼓舞着国人的信心，但超精、超微产品却时时困扰着中国装备制造业。一个致密度不高的阀门，一条不均匀的焊缝，都有可能导致油气泄露，从而引发爆炸。

当我们把一个个装备拆解开来，越往下拆，发现的问题就越多，以工业机器人为例，机器人的关节用RV减速机，90%以上被日本帝人精机公司垄断，有人讲，日本人说跪，全球机器人没有几个能站着……。现在，我国高端装备的基础部件，特别是运动部件，如阀门、伺服电机、发动机、自动变速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我们自己能够生产的大多为静止部件，我们在短期内面临着多重矛盾，技术能力难以快速向高端升级，资源难以向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核心技术流动，大量资源集聚到组装、制造等价值链低端环节，进而形成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最终导致我们的装备价格是按机器的重量卖，产品利润会受到原材料价格的挤压，缺乏技术创新的产品议价能力较弱，常常受制于人。

长期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植入”性强，自主基础研究不足，底层技术和配套产业基本技术支撑乏力、发展不均衡；通过“举国之力”实现的重大技术装备的突破多是单机，无法实现全产业链布局。

我国装备制造业一直是“以整机带动零部件发展”的思路，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整机发展起来了，但零部件并没有真正被带动起来。由于整机厂的强势和游说，本世纪初，国家把进口“零部件不免税，整机免税”改为“零部件免税，整机不免税”。措施着力点的错位，使得我国本土零部件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产业最薄弱的环节需要直面进口产品的冲击。当我们今天想再发展关键基础零部件的时，几乎找不到可以承接国家重点任务的配套企业。

20世纪50年代，日本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开始走的也是“整机带动零部件”的发展策略，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们感觉这条路径与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相违背，因此改为强力支持基础技术和基础零部件，从底层做起。到目前为止，日本经产省每年还要支持200余项基础技术支持日本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装备制造业规模目前已远超出日本，但虽然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基础技术不牢，关键零部件不能自主的弊端进一步突出，现在欧洲、日本、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很多大企业都是由采掘业慢慢延伸至冶炼业，再慢慢进化到金属产品制造，最后成为装备的关键零部件制造商、整机制造商。这种产业链的自然进化过程使得这些装备制造企业的基础很扎实，内力很“绵长”，即使很一般的产品也能注入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最终制造出高端产品。

近年来，虽然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重要地位不断降低，日本在战线上似乎有所退缩，但是在关键零部件领域，日本仍然是严防死守。日本仍然有一批“怪物级”长寿企业（约3000家）和一群经验丰富的工匠，日本在全球电子、材料等技术集聚型产业中仍然占有绝对的技术优势，绝不是我们眼中日本的“电饭锅”和“马桶盖”，而是隐藏在这些消费品背后的控制部件和原材料产业尖端技术实力。

发达国家依托自身技术和资本优势，牢牢把控着处于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关键零部件和技术，这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钳制和影响是深刻的。一是掌控我国自有产品的生产节奏，产业安全难以保障。如日本大地震几乎导致我国工程机械停产。再如外商可以根据委托加工的关键部件参数推导出我国国防用产品的产量。二是产品利润沿着零部件产业链传导到国外。如在激烈的汽车竞争市场中，一些外商提出降价，但中方不同意，因为中方只有在最后的整车销售中才能分得利润，而外商已经在关键零部件上赚得盆满钵满了。三是控制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如机床行业，使用国外零部件件，其可靠性最高可达5000小时无故障，平均2000小时，而我国产品最大可靠性也只能达到1000小时。机床工业关键零部件发展滞后是主要原因，国产功能部件无论从品种、数量、档次上都不能满足主机配套要求。

目前给予我们追赶的时间已经不多，近年来装备制造业发展出现了新的规律更是妨碍了国内基础零部件领域的追赶。例如，信息技术和传统装备制造业高度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代装备制造业的模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零部件的电子化，使得零部件变得更加集成化和“黑箱化”。面对这一趋势，传统的仿制手段已经失灵，反求工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未来的企业必须拥有一种“正向开发”的能力，能更好地理解产品运行过程中的内部机理，接受更加复杂的设计策略。而这种正向设计能力必须是长期经验的积累以及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结果。

我们应当学习日本产业发展模式的一个优点，即整机和零部件、材料协同发展，相互促进。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子企业在设计新产品的同时，采取大力支援外包企业研发所需材料的战略。开发出材料后，再协助外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一直到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定优势为止，继续保持良好关系。

国家应鼓励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发挥全价值链创新，需要上下游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合约关系，荣辱与共，协同发展。中国企业目前还没有认识到建立起这样全价值链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个中国目前还学不到，优质采购商太少，都想着用别人的钱赚自己的房，不压榨供应商就是好的了，支持供应商，这都是教父级企业家了。随着环境、安全等压力不断加大，产品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中国的整机企业转型升级一次，一大批中小型供应商就面临着一次生死决择。如某著名空调企业，为了提升产品智能化，召开了60多家供应商大会，强制供应商提升零部件的信息化，否则将被淘汰出局。积极的一方面是倒逼零部件企业转型升级；消极的一方面中国的供应商有可能被外商所替代。再如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汽车市场一直被本土汽车企业所把持，但由于本土企业没有及时应对排放标准的提高，为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巨大空间。

一方面优秀的零部件企业发展需要时间的积累；另一方面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下，中国零部件企业随时有被淘汰出局的可能，使产业整体发展面临零部件空心化危机。

未来，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实现由“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开放协同治理模式转变，优先发展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材料、关键零部件；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装备制造业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底层智慧和经验；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联合整机厂共同开发研制为用户定制化的专用产品；逐步形成以基础技术和关键基础零部件等配套产业支撑装备制造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的新格局。

链接三：

《中国制造2025》摘要

（一）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我国已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显著增强了综合国力。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产业结构、信息化程度、产品质量效益等差距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污染问题突出；信息化水平不高，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

（二）当前，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制造业发展面临新挑战：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投资和出口增速明显放缓。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严峻挑战，粗放型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刻不容缓。

（三）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建设制造强国，要突出创新驱动，制定特殊政策，发挥制度优势，动员全社会力量奋力拼搏，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主要战略任务：

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建立以创新中心为核心载体、以公共服务平台和工程数据中心为支撑的制造业创新网络，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瞄准新一代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等战略重点，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快速发展。

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四）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金融和财税政策，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为制造强国战略提供战略支撑与保障。

* 任沁新，中信重工集团董事长。

* 张志刚，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茅建荣，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董事长。

习主席2014年12月曾经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就世界大势的问题讲话：“如果我们对于世界大势认识不清，甚至茫然无知，就难以把握时代的脉搏，我们的事业就难以有新的开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这说明认识世界大势非常重要。

天下三分：来自历史经验的大势研判

什么是世界大势？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世界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人们习惯于中观视野，观察大势非常困难，需要综合运用历史经验、理论框架和现实分析。看大势必须懂历史，知道从何而来，才懂得现状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知道未来向何处去。沃勒斯坦[1]等学者的世界体系理论把世界作为整体来认识、把握，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框架。对现状的分析，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三者结合起来，看大势就容易明白。

按照沃勒斯坦的定义，资本主义体系就是经济结构上保障资本持续积累的一种世界秩序。

图1  漫长的世纪和体系积累周期

1500年之前，世界各地区总体上是各自发展，虽之间互有联系，却没有形成“共时性”的影响。从十六世纪开始，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开始萌芽，逐渐覆盖到全世界，成为人类全球化的一个阶段。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在500年间，经历了由几个国家主导的百年周期。也就是伊比利亚-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每个周期都经历了从实业扩张到金融扩张的发展阶段，在总体性的金融危机后让位于下一个周期。而我们正在经历美国周期的“危机之冬”。

美国的衰落并不是一个特例，每个霸权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这符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的百年周期律。作为一个周期主导的国家，美国代表了一种经济模式，有一套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建构了一套全球化的秩序，拥有最大的经济规模、最强的军事力量、最多的盟友，还有强大的美元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世界治理能力和经验。但是它已经过了最强盛的阶段，不再是二战之后那个雄冠天下，也不是苏联解体之后一超独强的美国。它的竞争力在下降，它的适应能力也在下降。美国的形还在，势已衰，但尚未竭。

美国衰落后是不是有个新的霸权国家来取而代之呢？我认为不会。美国之后尚无霸主。因为美国是一个单体的洲际国家，从国家综合实力来说其它国家难以超越。以前各周期的权力转移存在一个从小到大的规律，比如从伊比利亚半岛的王国和城邦制的热那亚，转到荷兰联合省这样的城市国家，再转到英国这样民族国家，再向美国这样洲际国家转移的趋势。作为美国来讲，什么国家要想再超越它都将很难。这表明今后再由一个国家控制全球的模式已行不通了，这种由单一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过时了。一个国家来支配世界事务，除了国家力量自身的局限之外，也还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美元体系中的特里芬悖论，一国货币难以克服成为国际货币后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可能预示着1648年建立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了。欧盟的建立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未来的基本趋势就是“天下三分”，将形成北美、欧洲和亚洲三个大的经济圈，世界将成为可以包容多元文明的多极化世界。这些力量极已不是单一国家，甚至也不再是传统的盟国体系，而是区域共同体。所以，我们中国并不是追求当美国式的世界霸主。三分的三，既是空间划分，而更多是《道德经》中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三是多样性、多种模式的三。天下三分，就是说世界上不是美国主导的单一核心的世界体系，也不是单一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它是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各种各样发展模式的世界。

从“一超”、“两洋”到“三圈”

在“一超独大”的格局难以坚持的情况下，美国设计的是“两洋格局”。就是以北美自贸区为中心，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两翼，分别主导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格局类似不太对称的蝴蝶，一边是跨大西洋的经济圈，另一边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圈，军事、安全上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太平洋地区的美日韩澳新等同盟体系，这是美国的设想。

图2  美国设计的“两洋格局”示意图

美国战略界有人提出要搞“大西方战略”。布热津斯基说，我们要继续把跨大西洋作为世界的轴心。但是，欧洲人希望摆脱美国成为独立的一极，认为其实欧盟才代表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方向，欧洲不能再继续受美国的控制和支配。因此，跨大西洋合作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共同体，最多是貌合神离。今后将呈现欧盟继续“脱美”，欧洲人的欧洲发展趋势。

重返亚太战略最初是正在竞选总统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她认为，太平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21世纪的太平洋仍然是美国的世纪。现在美国要重返亚太，介入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并推出TPP，提出把亚太部分国家组织成一个所谓“高水平”的统一市场，都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亚太地区。在设计这个战略的时候，美国有意把中国和很多东盟国家边缘化。一个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战略设想把最主要的国家排除在外，恐怕这不会是一个好的战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和东盟会慢慢地“脱美”，导致环太平洋地区分裂为西太和北美。

现在看来，“两洋格局”将会成为一种过渡阶段。美国想“一肩挑两洋”，亚欧通吃，但通吃的结果就是人家不跟你合伙，想散伙，这是美国战略的一个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问题，主导国家要将自己国家利益实现最大化，你自己最大化了谁还跟你合作？这也是他们战略上的一个悖论，装不下世界多样性的制度体系，就没有办法成为新的有竞争力和可行性的世界体系。“两洋战略”把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排除在外，无论美国如何努力，只能成为一个过渡阶段。

从数据可以看出趋势。1993年，北美自贸区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欧盟占26.5%，西太平洋地区占21.8%。到2013年，北美占26.8%,欧盟占24.6%，西太平洋地区占到世界总量的23%，三家已经很接近了。如果把俄罗斯、中亚、南亚国家也加进来，亚洲经济圈的规模可能已经是排在前面了。将三大圈进行比较：北美的经济存量比较大，底子比较厚，军事强，但是资源透支；欧盟经济发达，社会矛盾小，但军事上存在短版；亚洲人口多，发展快，政治、安全整合不够，资源相对紧缺。目前三大圈的内部贸易显著增加，外部贸易相应减少，呈现内聚化的趋势。

图3 “三大圈”示意图

成为全球级别的区域经济圈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足够养活这个圈的基础资源和市场体系；第二，有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第三，有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当然，还要有相应的政治、安全、文化条件保障等等。日本很早就想搞东亚经济圈，可是它在政治和安全上不能独立，虽然经济总量较大，并形成了“雁行模式”的产业链，但还是没有实现。现在世界上够条件的就是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三家。在三大圈里，核心国家是美国、法-德、中-俄。其他的为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或制造业体系不完整，或市场不够大，人口比较少，或没有独立的金融体系、政治地位和安全保障，只能加入到几个大的圈子里面来。

这种区域化体系的发展，与处在瓦解之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一起，正在成为世界体系演变的新趋势。未来围绕大国形成的区域体系，可能会成为全球化的新主流。认识世界大势的发展趋势，为中国做战略选择指引了方向。

中国的战略选择：建构泛亚共同体

简略的说，战略就是运用力量实现目标的方式。战略的基本要素就是目标、力量、方式。确定战略目标，必须要根据大趋势、根据自己的能力，目标和力量决定了选择方式和手段的范围，选择方式的正确与否，是三者的辩证关系对达成目标有直接影响。

未来大势就是天下三分走向多极化，有可能会出现三大经济圈。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央已经确立了，就是“两个百年”和“四个全面”。它的特点是一种内敛性的目标——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显然这是一个有限目标，经过努力可以达成的目标。那么，中国的战略能力怎么样呢？从中国自然禀赋和综合实力判断，中国没有外部资源的支持，仅靠自己的基础条件和自身力量尚不足以完成国家复兴的目标，很难完成13亿人的现代化，更不足以成为一个全球性主导国家。基于对大势的判断，也基于对中国力量的认知，中国的战略选择将通过区域合作来完成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

所以，立足于区域，建设泛亚区域共同体，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而不能像美国人那样，在全球性“天命观”的驱使下选择全球性扩张战略，更不要试图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的新霸权国家。

目前，“共同体”有70多个定义，概念比较复杂。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率先提出，要倡导人类共同体的意识。习主席第一次出访俄罗斯时候，就提倡建立命运共同体。此后，在上合首脑会、印尼国会、亚信峰会，在周边外交会议上，习主席不断地讲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建设人类共同体的概念。习主席对共同体概念有细致的区分，对东盟国家、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讲命运共同体时，有“穷哥们儿”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含义。而在印尼国会谈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时，提出中国与东盟要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它的本质是建立区域共同体，需要用合作方式解决区域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问题；他在法国、德国则讲中德、中法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就是说我们发展程度不同，还“高攀不上”，但有共同利益可以合作。

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泛亚区域的共同体。建设区域共同体，才能够解决我们比较缺乏的资源、市场等等问题，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巩固的经济圈和安全区，这些是解决中国未来发展和稳定的最重要问题。

所谓“泛亚区域”，不是指早期地缘政治学中的“泛区”概念，而是不局限在亚洲区域的意思。比如俄罗斯就是好邻居、好伙伴，是全面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与非洲国家也要进行深入合作等。“泛亚共同体”是在欧亚非大陆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是有共同的目标，有相互认同和归属感，通过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超国家组织。现代交通、信息技术提高了广域合作的基础条件，可以通过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进行泛亚区域的合作。

传统国家体系的合作主要通过“结盟”方式，这是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特征。这是现代化早期欧洲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战略选择，欧洲国家间结盟是为了保持均势，而力量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所以经常要打仗。欧洲几十个国家打了几百年的仗。二战之后，欧洲尝试建设欧共体，通过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所以说，欧盟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是泛洲际体系世界新秩序的胚芽。

建设泛亚共同体，顺应了世界大势，符合区域国家利益、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建立区域共同体是审时度势的选择，谨慎而有为，进取而不冒进。天下三分，中国不排斥跟世界其他区域的合作，中国得一居而足矣。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世界体系的多极化，决不当替代美国的霸权国家。

“一带一路”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蓝图涵盖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通过建立基础设施网络，把亚欧非大陆的发展中国家组织起来，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解决现代化发展问题的一个新思路，因为就目前中国产业技术的综合水平以及资源、市场条件，在国内的发展空间基本到“天花板”了。所以要和周边国家合作，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经济整合。这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摆脱现行世界体系边缘地位的难得机会。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156个项目开始，经过几十年努力发展了拥有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从企业角度观察，这种大而全的体系的某些部分可能不经济，但是从国家战略和战略竞争力角度来讲，却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大国竞争力的核心。这对于建设区域共同体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骨架和灵魂，一个地区必须拥有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资源才能得到充分使用，才能制造出人们生活所需的制成品，金融服务业才有利润的基础来源，也才能建立统一而有内聚力的大市场。欧洲国家就是从煤钢联盟起步，经过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及类似“空中客车”飞机这样的高端项目牵引所形成的完整产业链的整合，逐步走到统一货币、欧洲联盟的阶段。

泛亚区域共同体的建设，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逐步推进。渐进，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基本方针。先要把东盟+中国的自贸区做好，再把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南亚地区的合作、东北亚的合作、海湾国家的合作、以及与伊朗等国的合作搞好，从周边国家、次区域合作起步，逐步向大区域推进。

区域共同体的目前结构是金字塔形，有基础资源、市场、完整的制造业、金融业和服务业。而从未来看，这个结构应该是网络式、比较平等、节点式的，多个区域重合、互补式的，和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心结构不一样。

图 4 区域共同体经济结构：金字塔+网络式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投资，亚投行就是我国为推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相关方的资金需求而发起，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由此可能改变现在围绕美元体系、欧元体系形成的国际“币缘”政治体系。我们有可能围绕亚洲共同体建立起新的币缘圈，可以促进亚洲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也有助于防止全球金融资本的冲击。

“一带一路”还要推进发展和安全一体化。2014年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发布的上海宣言中讲，要倡导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现在搞经济合作，如果不把安全框架建立起来就会出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上合组织的扩容，形成泛亚区的安全框架。

“一带一路”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风险比较大，比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复杂，比解决欧共体的问题也复杂得多。世界范围内的恐怖袭击在“一带一路”地带非常密集。要建立共同安全框架，反对霸权国家的控制，推进跨国、跨文明合作，化解文明冲突。这样解读“一带一路”，就可以看到其背后的战略意义。

建设“一带一路”是大好事，也是大难事，要把握一些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合作共赢，但要循序渐进分步走，不可能很快见到成效，不能视为短期的任务，要用50年、100年时间进行这件事；还有是综合一体的原则，经济带的建设其实包括了相关地区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的互动与合作，而且应该区分层次。有些是相对短期的计划，比如与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比如中-巴经济带的建设。从总体上说，“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任务，不能一蹴而就，是大家的事，不是中国的独角戏。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前期主要是扮演倡导者的角色，抱开放态度，与各国原有计划对接，如光明之路、欧亚经济体等；在实施过程中，中国是“老大哥”，要多干活、少分利，给予在先、急人所难，应具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普渡众生的慈悲之心。

中国要帮助“穷兄弟”共同发展。像当年毛泽东决定修坦赞铁路一样，帮助非洲国家建铁路、建医院，已经几十年了，非洲人民仍在怀念，中国人真帮我们发展。这是大仁。而非洲兄弟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大义。习主席说，要有新的义利观。这是做好“一带一路”的思想前提。

美国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90%的利润到了美国，10%左右归其他国家，中国在其中只占很低的份额。不管以“自由经济”还是什么理念包装，只要你把大部分的财富拿走了，就改变不了剥夺他国的实质。中国跟发展中国家合作，却可以把利润的30%留下，或者更多的利润留下来，真心帮助它们发展，这是最大的德政。发展中国家都发展起来了，与中国之间互为市场，14亿人的市场就会变成40亿人的大市场，中国的经济也可以得到长期发展。中国能够把希望带给大家，让大家共享成果，这是最大的竞争力。再就是尊重各国选择，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比如沙特跟也门的问题，我们还是劝和。用中国特有的、与人为善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对世界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不仅要对投资的经济性进行认真评估，也需要对投资地的政治生态进行评估。中国企业应该接触一些反对党，多了解、多接触、多做工作，不能仅与军政府打交道，要跟各方面打交道、做工作，包括不同意见的人都打交道，听取意见，改进设计规划，这样投资项目就会建立在比较好的基础之上，工程项目不仅是经济项目，也会改变当地的社会形态，是复杂的社会工程，这些问题需要以合作的方式慢慢解决。投资项目与社会运动一样，没有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要发展，就会有问题，但是只有往前走，社会才能更好。原来世界体系下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需要把枷锁去掉，其他的只能慢慢来，只能通过合作解决。中国人不要居高临下，更不要试图扮演上帝去解决一切问题。中国走出去，不能学习西方殖民血腥的统治方式，但我们一定会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想出不同于殖民者、不同于黑水公司的方法。我们要学习研究的新问题也很多，这些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解决。坐而论道，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做“一带一路”，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13亿人的国家是我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也是我们最重大的安全目标。13亿人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我们在实业立国、实业兴国、完成工业化。

中俄必须背靠背、手拉手

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对于泛亚共同体建设非常重要，因为两国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可以互补，我们保证他们的市场需求，他们保证我们的供应。这是“背靠背”的关系，相互依靠。还要发展“手拉手”的关系，发展重大工程项目的合作，促成产业链的互补与整合，然后在货币等领域进行合作。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有一个核心观点，欧亚大陆国家如果能够把这部分大陆整合起来，就是所有海权国家的梦魇，既是英国的、也是美国的梦魇。大陆国家要摆脱海权国家的压制，就必须紧密合作。2015年上合组织如果请印度、巴基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国，亚洲地区的安全框架就有了大模样。若把伊朗、蒙古再请进来，再与东盟、海湾国家、东北亚国家衔接，泛亚经济合作就有了安全保障。

中俄关系是建立在21世纪全球大环境的基础之上，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正在向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这与沙皇俄国和满清政府时期的关系完全不同，与苏联时期的中苏关系也不一样。只要中俄联手，发展合作，从中亚、东北亚到南亚、东南亚的一个大经济圈、大安全区就成形了。就像下围棋，点了关键的妙手，几个子以后，未来世界的三个圈就俨然成形了。可以说，中俄合作是实现“一带一路”和建设泛亚共同体的关键。中国和俄罗斯最大的战略共同点在反对全球霸权国家，追求各国的平等地位。

中国要有比较完整的对未来大势的认识，确立国家战略，然后各部门共同去推动这个战略。要有文化自觉，也要有战略自觉。我们的领导人是有这种战略自觉的，因为从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的把握上看，明显有侧重点的变化。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再访索契，包括参加红场阅兵，都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妙手。下棋如果下出妙手，步步都主动。中俄战略接近使得中国的国际战略这盘棋的大模样很好，迫使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由主要进行遏制，逐渐转向接受事实。有些美国政客和军方人士有打压中国的极端想法和计划，但时日越长，美国越会觉得这些想法太不现实。中俄的战略合作，可极大地对冲中国面对美国组织的海洋国家盟国体系的压力，对冲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压力。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知。

我们要提升中俄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源领域，要向制造业的高端发展，形成深度的产业链、价值链整合，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

博弈式共生的中美关系

中国希望跟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不承认这一共识，并非中国的看法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地方，主要是美国人不习惯由中国来定义两国关系。美国人从来都是主动定义国家关系的一方，接受了中国的提法，感觉丢了主导权，所以美国不认同，美国还没有做好平等地对待中国的心理准备。

现在开始进入衰退期的美国，仍然要独占利益。中国只要进行共同体建设就要受到美国挑战，但中国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中国总得发展。难点在于，中国要继续发展，还要避免与维持霸权的美国相撞，这就在考验中国的战略定力和技巧。我们一些人对美国的思考方式不了解，经常表态，说我们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不想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人也认定中国是战略竞争者。但美国人说，我们不讨论意愿问题，我们只讨论能力问题。因为你有能力威胁我，你就是我的对手，我就要对付你。如果你是小国，你说跟我作对我不会理睬你，因为你没能力。意愿可以一天改变，能力却不是随便改变的。

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战略正在不断变化，就是从遏制战略、接触战略、对冲战略、重返亚太，一直到现在。奥巴马前不久说，如果有什么奥巴马主义的话，就是要一面保持接触，一面发展军力，其实还是“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的老套路。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大体上有三派：一派主张继续延续现行的政策；另一种认为中国“太不像话”，主张教训一下；还有就是主张一次性让步，然后与中国全面合作。占主导的还是第一种意见。可见，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还是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是基于美国利益，基于对形势研判，基于中国的能力，基于国内各派利益的平衡。总之，是根据美国利益，基于现实考虑的。

中美具有不同国家利益，也是具有共同全球利益的大国。中美之间主要存在三大矛盾：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金融型国家和实业型国家的矛盾。同时，中美之间还存在两大合作需求，就是保持国际环境总体安全的需求，保证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这就是中美关系既矛盾又合作的现状。也因此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博弈式共生的关系。

中美两国是全球这盘棋上的弈手，大家都在下棋。在这个棋盘上，你吃我的子，我吃你的子，互相斗得很厉害，但下棋的前提是双方都保持棋盘不要被踢翻，不要把桌子掀了，这就构成共生关系，国际政治要讲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中国希望平等共享，但是美国人希望利益最大化，怎么办？中国只有通过博弈和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博弈的要义，在于不是由一家决定结果。我是“臭棋篓子”你可能赢，我是高手你可能就赢不了。输赢是双方落子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要争取当个好棋手。

对美关系要讲辩证法，要想成为美国的朋友，先要当美国打不败的对手。美国尊重强者，这是它的战略文化。我们去美国访问，美国军方对中国军方很尊敬，因为朝鲜战争我们曾跟美国交过手。他们认为中国是值得尊敬的对手。战略要审时度势，否则将软硬皆误；能顺势则进退皆宜。

目前的世界还处于大危机之中，处于格局、周期、体系交替的多重转折点上。未来世界的基本趋势很可能是“天下三分”，走向多极化。在未来世界上，中国要争取成为世界力量的一极，切不要争当全球新霸主。为此，应该把建设“泛亚共同体”作为中国大战略，这有助于达成两个一百年和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要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推进共同体建设。而中国成败的关键，在于把自己的事办好。

*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1]伊曼纽•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一直高度重视，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4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专门就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习近平同志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

充分认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安排，通盘考虑，统筹谋划，通过城乡互动、互助、互利、互惠，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谐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对于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社会传统深厚，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关键任务，是夺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也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土地革命。我们党正是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同时为在历史进程中最终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奠定了根本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为满足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我国长期实行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即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我国从一个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为主的国家迈进，广大农民作出了伟大贡献。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贫困问题也积累到了必须予以解决的地步。这也是改革最初从农村起步的历史大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不仅推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也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同时还为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发挥了探路作用。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为标志，我国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到了城市。三十多年间，我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总量从世界第十一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这其中，“三农”仍然发挥了支撑作用。除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维持外，农村还通过另外两条途径为国家经济发展输血。一条是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在“低价补偿、高价转让”过程中产生的巨额级差地租，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条是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成为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群体，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中人力资源的积累。在国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三农”问题再度突显出来，城乡相对差距一度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益扩大，并在本世纪初期超过了改革开放前水平，不少乡村也因不断“失血”而走向凋败。

近年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从彻底免除农业税到实行对种粮农民生产直接补贴，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到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大幅度提高农村扶贫标准到分类指导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出台等，“三农”问题得到很大改善。但由于我们对“三农”的历史欠账太多、基础薄弱，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仍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当前，我们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必须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以此彻底解决好“三农”问题。

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部消费需求拉动因素相对偏弱，增长主要靠城市工商业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且投资越多，所积累和形成的产能越大，对出口的依赖也越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持续低迷，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外需明显下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到了一个拐点。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农村长期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激发出来，正是推动我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首先，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可以带动农村消费需求。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相对收入不高。目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仍然以生存型的实物性消费为主，而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仍偏低。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持续推进，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将不断提高，消费结构随之不断升级，消费需求也将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随着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城乡居民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将逐渐均等化，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民对于未来收入、支出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也将会大力助推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

其次，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可以促进农村投资需求。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还比较低下。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就必须在水、电、路、网等方面加大投入，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加大投入。这些投入所产生的投资需求将成为拉动我国内需增长的重要动力。农村和农业方面的巨额投入，也将带动大量的水泥、玻璃、钢材以及其他工业产品的消费，通过创造有效需求，疏导部分相对过剩的产能。这将与“一带一路”开放战略一起，形成内外“双管齐下”，化解我国过剩产能，为经济后续可持续发展腾出巨大的战略空间。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将促进城乡互动、区域联动、优势互补。东部地区的发展将重点推动产业升级，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型产业；中西部依次梯度承接一些劳动密集型、并符合环保要求的产业；县域经济将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及其加工业。由此将带动中国经济总体结构提升，最终实现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良性发展的局面。

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全面小康。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们离实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只有五年时间，而我国农村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集中在14个连片特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道路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拦路虎”与“硬骨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通过全面建成农村小康，带动全面建成小康目标的实现。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全面部署。

没有农村的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繁荣稳定。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在“三农”领域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其中，在尊重体现法律规范和道德理念、体现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传统乡规民约的同时，还要重点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三农”各项工作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我们常讲，“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支部”，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党的农村政策千条万条，最终都得靠基层党员干部来落实。在相当一段时间，很多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涣散，家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趁虚而入，削弱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重了“三农”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必须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而这又将有力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在农村的有效落实。

全面把握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目标原则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涉及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大战略，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

从国情出发必须尊重传统。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从中国国情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应该尊重乡村文明，保护乡村文明。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特别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完全可以保留村庄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确保乡土文化的根不断，不使农村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从国情出发必须尊重基本制度。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一定要守住“三个基本”底线不动摇：即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动摇；坚持农村工作的基本准则——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不动摇。一定要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告诫：绝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搞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从国情出发，并不是不遵循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普遍规律，不是不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其他国家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形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循环；也有失败的教训，出现了严重贫富分化、大量失业、交通拥挤、供水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我国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借鉴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特别要看到，我国是有着13多亿人口大国。目前，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国家，大多数是发达国家，人口大多不超过1亿，最多的美国也只有3亿人口，这些国家人口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亿多。因此，我们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没有先例可循，只有充分考虑我国历史和现实，在探索中前进。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回应农民关切，实现农民利益。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回首改革开放3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与参与，推动着改革认识和实践的不断突破和创新。农村改革从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到浙江温州乡镇企业的崛起，从广西宜山农民首创的“村民自治”到吉林梨树农民最先“海选”村委会，无不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但一段时期以来，农民在中国改革中的话语权一度被削弱，这既伤害了农民的创造力，也是造成“三农”问题累积的重要原因。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要让农民与其他阶层一样平等参与改革进程，要善用农民的参与热情、畅通农民的参与渠道、完善农民的参与机制，及时总结农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亿万农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事业上来。

坚持农民利益至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生活得更好。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他还专门指出，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要把农村都变成城市，把农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把农民“逼上楼”、“赶上楼”。他批评过这样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大拆大建，做面子工程，搞城市建设就像“摊大饼”似地不断向郊区扩展，带来许多“城市病”，使人民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有些地方政府错误理解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打着城镇化和新农村的旗号，在农村违法违规大举“合村并点盖楼计划”，征了农民的地，拆了农民的房，再让农民筹钱买楼，把农民集中起来。这种“以城吞乡、逼民上楼”的事，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还给农民带来许多不便，种地要走很远的路，储粮要费力弄到楼上。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从一件件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抓起，办好每件具体实事，真正做到利民、惠民、安民。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继续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不断深化改革，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当前，体制机制改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涉及面更广，情况更加复杂，必须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其中。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是一项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大任务。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系统谋划，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切实做到“全局一盘棋”，实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必然涉及到一些深层次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对认识还不够深入、但又必须推进的改革，要大胆探索、试点先行。有些改革涉及深层次制度因素和复杂利益关系，一时难以在面上推开，要发挥改革试点的侦察兵和先遣队作用，找出规律，凝聚共识，积累经验，创造条件。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必须坚持试点先行，不要大哄大嗡。

积极贯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改革举措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必须顺应我国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加强发挥制度优势，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坚持和完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努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更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性举措。

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习近平同志强调，推进城镇化，要以人为本，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要看到，大量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没有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他们顶着城市的“半边天”，为城市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两栖”状态。新型城镇化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城镇落户的准入条件，逐步扩大“农民市民化”的范围和规模，逐步解决长期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问题，让他们能够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

要优化城镇化布局。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人多地少是我国基本国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而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由“乡”到“城”的转变。这就要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作用，优化和提升城镇功能，增强辐射和带动作用。

要综合施策。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把优化发展城市群和提升中小城市小城镇结合起来，把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增加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和引导产业转移结合起来，把完善城市管理和治理“城市病”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必须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要实现“三化”同步，千万不能让工业化、城镇化压倒了农业现代化、打败了农业现代化。

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不是要消灭乡村，而是要促进乡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业生产成就举世瞩目。必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针对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机制在农业农村中不断变化、现代农业技术和装备更普遍应用等新情况，在尊重农民意愿、不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前提下，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发展合作经营，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

建设美丽乡村。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同质化，而是要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异化协调发展。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我国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仍然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发挥规划先导作用，延续我国文化传统，重视乡土文化、尤其是古村落对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和作用，充分体现农村特点，因地制宜，积极发展村民自治，加强农村社会治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美丽乡村。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习近平同志指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既直接又有效的手段。为此，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实现“三个一体化”，即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社会保障一体化。

推动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在我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农民在劳动、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交换上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有效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就必须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农业是受市场和自然双重因素影响的产业，经济效益相对低而社会效益重大。因此，要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农村建设资金缺口太多，仅仅靠国家财政投入远远不够。各行各业都要积极支持农村建设，企业和社会组织要采取投资筹资、捐款捐助、人才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积极支持农村发展。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必须长期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的方针，使公共财政支出进一步向农村倾斜，统筹城乡交通、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估制度，督促各地落实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国家标准。建立并完善城乡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统筹推进农村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有效整合。持续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改善教育、卫生、文化、民政等公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条件，重点向薄弱地区、薄弱领域倾斜，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

推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在坚持“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的大原则下，认真贯彻落实已出台的城乡养老保险衔接整合政策，加强养老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把更多已进城居住和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加快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动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统筹发展。还要特别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关爱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让亿万农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卢周来，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涌现过无数先贤与先烈，他们或开启民智或救民于危难，堪称历史长河的中流砥柱。国人历来有追思先贤、缅怀先烈的传统，两千多年前的《论语》中就指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正因此，中华民族得以在遭遇了无数的艰难困厄之后，依然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先烈的生命与鲜血，铸就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史，奠定了新中国的国本。今天中国走上了全面建设小康之路，但我们不能忘本。尊重自己的开国历史，敬仰先贤和先烈的崇高精神，就是爱国。

近年来，社会上泛起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一些人借助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用春秋笔法，以西方价值尺度来解读、涂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他们以所谓秘辛考证来诋毁污蔑革命领袖和人民英雄，消解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一时间甚嚣尘上，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欲灭人国者，先去其史。面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浊流，有正义感的人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郭松民、梅新育对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署名文章的批判与抗争，就是其中一例。

本刊选登郭松民、梅新育在法庭上的最后辩护词，就是要表明在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的态度。在我们看来，应以人民的名义起诉那些贬斥先贤、污蔑先烈、诋毁领袖，公开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尊重社会公德。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的名誉权不容亵渎，这是每个公民都应遵守的社会公德底线。那些用低俗文字诋毁英烈形象的行为，不仅挑战道德底线，也挑战宪法精神。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举国缅怀抗战英雄和革命先烈的肃穆时刻。但有些人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不仅没有丝毫悔意，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状告见义勇为的公民，其嚣张至此，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群众的反感和愤慨。很明显，如果听任历史虚无主义的歪风肆虐，听任某些人日复一日地颠覆英雄、消解崇高、解构历史，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应该鼓励有良知的公民站出来，斥责歪风，伸张正义。只有这样，才能重塑国家的精神力量，才能增进社会的团结，才能真正树立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附：

抗日战争胜利了，抗日战争没有结束！

郭松民 [1]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

首先，感谢《炎黄春秋》和黄钟、洪振快两位先生，由于你们的盛情指控，使我能够有机会站在这里澄清事实并表明自己的观点。我要说的是，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校，能够为保卫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荣誉而成为被告，令我深感自豪！

其次，我要谈一点法律问题。原告黄钟、洪振快先生指控我2013年11月23日在微博上侮辱了他们。但请审判长注意，我那条微博的原文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很明显，即便这里存在所谓“侮辱”，也是指向那些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黄先生、洪先生愿意承认自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吗？我想他们不会承认。既然如此，那他们为什么又会如此确信“狗娘养的”指的就是他们呢？

进一步说，我和梅新育先生都是转发鲍迪克先生的微博，而鲍迪克先生微博的标题是“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我转发时所流露出的愤怒，很明确的是指向作为一个法人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换言之黄、洪两位先生并不是适格的原告，坐在原告席上的应该是《炎黄春秋》的法人代表。

那么，我为什么会对《炎黄春秋》如此出离愤怒？也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因为在我看来，《炎黄春秋》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在这方面，《炎黄春秋》可谓20余年如一日，抽丝剥茧、细致入微地解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革命、建国、工业化以及保家卫国战争中所建立的一系列历史功勋。具体操作手段就是“用细节否定本质”，借一些当事人在年代久远后回忆或讲述的偏差，以及出于个人立场的偏见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就以黄、洪两位先生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为例，他们采用的就是典型的《炎黄春秋》笔法，表面上看起来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却选择性的使用史料，使用“溜”“窜”、“滚”等贬损性的词汇，暗示狼牙山五壮士的两位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撒谎并违反群众纪律，五壮士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同日寇做生死搏斗的悲壮行为，在他们的笔下似乎成了一场类似化妆跳水的滑稽闹剧 —— 请问，这难道不是对革命先烈和抗日英雄的最大侮辱吗？

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我曾是一名革命军人，不到18岁就放弃了高考的机会，投身人民空军。我在青少年时代受到的教育和在解放军中服役的经历，使我深深的敬仰包括狼牙山五壮士在内的所有革命先烈。我认为，正是有了他们的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但在《炎黄春秋》一类媒体和一些无良文人的口中笔下，革命先烈们却得不到丝毫的尊重，反而成为质疑、调侃、侮辱的对象，这使我深感悲愤！我深深地感到，日本鬼子虽然被赶走了，但汉奸仍然存在，他们掌握了许多舆论阵地，我们不得不为保卫抗日英雄的荣誉继续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抗日战争并没有结束！

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你预见到这次庭审，你还会转评那条给你带来麻烦的微博吗？我将回答：会的，我是一个老兵。如果我选择视而不见，我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逃兵。

今天的庭审可以被视为抗日战争在舆论战场的继续，我会坚持到底，也愿意打持久战。

对这场特殊的战争，我有必胜的信心，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站在我们一边！

谢谢审判长，谢谢陪审员，也谢谢各位朋友！

 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

 梅新育[2]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情既有自豪，又有几分沉重；自豪的是我在为捍卫我们的英雄烈士而战，沉重的是我因此成为被告。

此时此刻，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庭，而包括这个法院在内的整个司法体系，包括司法体系在内的整个国家政权，整个国家从东亚病夫，到今天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都是千百万英雄烈士奉献牺牲方才换取得来。新中国成立时共有300万名共产党员，但有名有姓可查的党员烈士已达370万人。直到八十年代，整个国家已经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西藏军区副司令员仍然活活累死在边防线上，我父母老领导的女婿仍然牺牲在南海一线。对于烈士英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敬仰尊崇，没有权力轻薄侮辱，任何抹黑侮辱烈士英雄的言行都应当受到谴责和依法惩处。

历史就是我们的信仰，英雄就是我们的楷模，更何况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并不太平！

然而，现实是怎样的呢？现实是有那么一些人，二三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抹黑我们的英雄，抹黑我们的历史，已经突破了人性的一切底线！

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

我们，我们责无旁贷。

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原告春秋笔法轻薄抹黑烈士的行为无法容忍，行使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权力，实践了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倡导爱国公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为此被告上法庭，这是我的光荣，我将继续为维护我们的英雄、维护我们的历史而战。

最后，向各位法官、陪审员、各位朋友致谢，尤其要感谢洪振快、黄钟二位先生。因为每个正常男儿内心深处都藏着为国家效命沙场的梦想，我此生上阵无望，感谢洪先生和黄先生创造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为保卫烈士而战！

谢谢！

以下删去

梅新育

2015年5月13日于丰台法院

（庭审辩论激烈，未及当庭陈述，书面稿交给了法官）

[1] 本文是作者2015年5月12日于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51法庭为狼牙山五壮士辩护时的最后陈述。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2] 本文是作者2015年5月13日于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为狼牙山五壮士辩护时的书面稿。因未及当庭陈述，书面稿交给了法官。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凭借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快速积累，在短短20年内就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和追赶老牌西方国家的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所谓“失去的20年”。但在经济持续衰退、停滞的表象下，日本逐步完成两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大量海外收购，在日本本土外形成了“1.8个日本”的资产及产业规模。在这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财团体制和商社模式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什么是日本财团

日本财团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实际上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成的“商帮”。

日本财团的渊源

日本财团的前身是日本财阀，财阀是战前日本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它和浓厚的封建家族联系在一起，具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特点。二战前由家族控制的日本财阀是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植发展起来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当时最有实力的财阀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4家。    

日本战败后，旧有的财阀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英、美式的企业制度。日本之所以能够对抗美国，就是因为这些大型财阀的存在，它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美国以反垄断为名，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解散财阀，同时输出大量资本进入日本。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产融分离的格局，经济被美国控制，形成变相殖民化。不久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工潮迭起，政府也不稳定，原有的经济秩序出现混乱。

朝鲜战争爆发适时缓解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衰退。1951年以后，美国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放宽了对垄断资本的限制。在日本的银行尚未解体的前提下，产融开始重新聚合，新的财团开始出现，逐步形成了产、商、融三位一体的财团体制，其特点是由法人持股，职业经理人运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日本六大财团

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为解体后重组，具备一定的根基；后三者是在60、7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形成的。70年代到90年代，六大财团进行金融整合，最终形成如今的三菱UFJ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这三大金融集团是为对抗外部经济势力而由“官民一体”整合而成，它们为综合商社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六大财团的产业方向因各自的起家史和发展路径不同而各有区别，各财团的内部紧密程度也各不相同：老牌财团比较紧密，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财团则较为松散（见表1）。

表1 日本六大财团概况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及运行方式

二战后重新聚集起来的日本财团不同于原先的财阀。一方面，在原来的家族成员被赶走之后，经营企业的都是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为适应美国出台的《反垄断法》，日本财团由原来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转为多家公司联合持股。日本财团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由原来的金字塔持股形式，转变成网状球体持股结构。

日本财团的环形持股方式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方式是交叉持股，也就是环形持股方式。相对于二战前财阀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这是一种网状球型结构，信息传递交流速度更快，更适合市场环境。

20世纪50年代，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时，日本股市出现低迷，有远见的经理人抱团将抛售的股票收购，通过交叉持股进行融资。这种民间资本的私有制形态，通过集合和相互持股形成了一种混合所有制形态。由于这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主要还是金融机构，所以日本企业还是更多地与银行资本联系在一起，这也造就了其大生产机制。大企业形成的财团在产业链上进行分工的同时，一些中小企业围绕这些大企业在运作，这就形成一种秩序，一种利益共同体，因而构成了日本企业的基本体制形态。

在日本，“共生共荣”是普遍的价值观，财团最大的意义就是建立庞大的生产体系，企业通过交叉持股形成了共渡危机、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有效避免了恶性竞争，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交叉持股的方式，可以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处理债务问题；通过集体监督减少腐败；通过信息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在企业间建立信用关系，来降低信用成本；通过建立内部人才流动机制，为经理人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和成长空间；通过为中小企业搭建可依托的平台，解决就业和融资问题（见图1）。

图1日本财团交叉持股图

日本财团的“产商融”横向联合方式

日本财团通常采取横向联合方式，由3个核心部分组成，即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基金等）；综合商社（主要业务是贸易和投资，以贸易为平台，控制物流）；装备制造企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装备制造等）。除此之外，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通常被划归至某一财团，但它们的独立性更强。财团内的企业群体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纳入业务经营体系，在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

日本的六大财团，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大型企业。财团运行实行的是类似立体作战的形式：金融如空军，商业如海军，产业如陆军，空、海军为产业（陆军）发展护航。就是凭借这套“产商融”结合体制，日本在战后与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对抗。

日本财团通过成员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它十分强调“和”与“团结”，虽以国际通用、标准化形式出现，但带有明显的东方儒家文化的烙印。

日本财团的功能和效果

日本财团的功能

综合商社是财团模式最重要的核心，财团发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综合商社身上。综合商社的业务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务，为出口商开发海外市场，为进口商寻找所需要的原材料或产品。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同时又有金融服务功能，具体体现为集贸易代理、金融服务、产业投行、仓储物流、情报系统、投资咨询和产业组织者等职能为一体，发挥综合运营和协调作用。综合商社的意义还在于其代位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类似民间企业的行为方式行使着国家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见图2）。 

图2日本综合商社职能图

贸易职能。综合商社的首要职能。综合商社不同于一般的买办代理型贸易公司，它是一个连带投资型的综合贸易公司，其重点在于资源贸易和战略投资。综合商社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而是通过提供良好周到的综合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逐步取得原料和产品的贸易代理权，同时带动财团关联企业的共同投资。

金融服务职能。从本质上讲，综合商社是一家金融类公司，这主要包括融资、投资、租赁、国际性大宗借款安排等。但商社金融不同于单纯的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不是直接吸收存款，而主要是借自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综合商社之所以能从银行借入大量资金，主要是因为这些金融机构是综合商社的大股东结合成的利益共同体。金融功能是综合商社的核心功能，是综合商社紧密维系贸工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纽带。综合商社存在于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适时地对二者的利害关系做出适当的调整，在日本有“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之称。在贸易领域，综合商社强大的金融功能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开拓与占领市场的能力。在金融、信用领域，综合商社从旁协助金融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业投行职能。综合商社从成立之初就扮演着产业投行的角色，致力于扶植日本中小企业成长。如在丰田、东芝、索尼等还是小作坊的时候，三井物产就帮助它们筹集资金、开拓市场、引进人才，使它们逐步成长为日本工业的脊梁，最终成为世界级企业。

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进行产业投资，两者相辅相成。不同于美国金融投行热衷于追逐短期利益，综合商社不仅仅立足于资本运作，更倾向于长期持有股权。综合商社对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小额入股，变相地通过“小资本+大物流”的方式把这些企业编织起来，以达到整合和搭建产业链条的目的。这种“只服务不控股”的方式更易于维持财团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建立“利益共同体”。

仓储物流职能。综合商社与全世界的海、陆、空运输公司和仓储公司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合适、最经济的物流服务，并安排保险、仓储及进出口手续等方面的业务。物流实际包含了信息流、资金流、票据流，以及货物的仓储和运输等内涵和功能。通过搭建全球化的物流体系，综合商社在为产业提供服务的同时，通过掌握产品物流的各个环节，收集分析最有价值的商业情报，做出正确决策，最终达到变相控制产业的目的。

情报职能。为了打入和占领世界市场，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日本几大财团的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建立强大的情报系统，将庞大的信息网络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重点搜集各国的经济、政治等情报，再利用情报信息进行综合性、战略性的研究，开展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这包括竞争对手及其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品种、价格的动态分析等。其情报搜集、加工处理和传递能力堪称世界第一，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情报能力甚至被认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上”。可以想象，假如在战争环境中，这些商社甚至具备提供全面后勤保障的能力。由于这一优势，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对国家而言，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综合商社的研究机构。

投资咨询职能。凭借着强大的信息网络和渠道，综合商社向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大企业提供市场行情、营销策略、贸易机会、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其范围小到产品的包装设计、大到国外企业的资信评估和收购，几乎无所不包。对财团内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既是情报机构，也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日本企业在最初进入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所属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信息咨询等方面的协助。对财团外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通过提供免费的投资咨询服务并少量入股，将合作企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与合作企业互惠互利、共享信息。从条件苛刻的技术转让谈判、技术引进合同的签订，到先进机械设备的进口、安装和调试，凡是与重大技术、装备相关的引进，综合商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抢占资源，为日本的产业调整和资源能源保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也被成为“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多年来形成的信息网络和交易关系使它能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根据项目和业务的特点来组织最合适的厂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体包括：全球性地调动信息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和客户共同努力创建新的公司、新的业务并进入新的产业；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服务促进客户国际贸易活动。综合商社强调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并不断推进对物流领域的渗透。在主办银行的金融支持下，综合商社从海外获取资源，通过物流打通产业链，并在整合产业链的过程中，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对生产企业的上游原料物流和下游产品销售代理权中。财团对日本经济发挥的作用

当代的日本财团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家族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它已成为真正的社会企业，被称为“民有国营”企业或“国民企业”。虽然财团的外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内含的传统家族文化却得以延续。在这种新型的、现代化的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一般为成员企业大股东），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为成员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负责生儿育女，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扶持众多制造企业），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进行谋划（海外扩张、情报获取），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而产业则扮演了儿女的角色，当哥哥姐姐们（成熟产业）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积蓄后，他们会将资金投入到新孕育出的弟弟妹妹（新兴产业）上，或将富余的资金存入父母的钱箱以供全家统筹。

凭借特有的财团模式，日本打造了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海外资源的稳定交易。日本也因此成为相对独立于美国经济体系而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并一直保持着经济大国的地位。

日本财团模式的成功根本在于实业与银行的紧密结合，并通过“商”这个纽带和平台，将“产”和“融”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为本国的实业发展争夺世界的定价权和世界财富的分配权。

链接：日本财团的管理架构

日本财团内部各成员企业并不存在上下级的支配关系，在经营决策方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财团也被称为“横向集团企业群”。通过剖析三井财团，就可以看到其内部的管理架构和协调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三井财团成立于1961年，为原三井财阀直系、旁系公司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的大财团。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有26家，优势产业为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核电、半导体、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

三井财团的父体是主办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母体是三井物产。其产业群体包括丰田、东芝、商船三井等多家企业集团。每个企业集团又包括多家大型企业，如丰田系包括丰田汽车、丰田通商、日本电裝、爱信精机、丰田自动织机等（见图3）。

图3三井财团树形结构图

联系三井财团“横向集团企业群”中各企业的是总经理会、三井业际研究所、三井广报委员会、纲町三井俱乐部等机构。正是这些机构的协调作用，使得表面松散的财团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总经理会。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各个成员企业总经理定期聚会、交换信息情报和交谊的场所，也是各公司领导统一决策和协调财团战略发展的“作战联席会议”总参谋部。二木会作为三井财团的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的统筹领导机构，由26家核心企业构成，其中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的首脑为二木会的核心。二木会的出现标志着旧三井财阀在战后的华丽转身，三井财团正是以总经理会议为纽带，建立起联系紧密的企业间联合体，财团的向心力也随着成员企业间的合作和资源整合而得到不断加强，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企业集团。

通常，总经理会对财团承担如下功能：第一，对财团内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调整。一个财团内的成员企业经常有合并、改组、利益分配等重要问题，都会牵扯多家企业，处理不当会对财团内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一般情况下财团内的成员企业所共同投资的事业，多半是在总经理会中达成协议的。第二，出面对外进行国际性交涉。日本的贸易规模非常庞大，许多资源的取得以及商品的输出都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因此，凡遇到与政治相关的贸易问题，一般都是由总经理会派遣使节团出面前往交涉。第三，决定成员企业首脑人事调动。由于财团企业之间互相持股，在指定和派任各成员企业的首脑人事时，都必须通过总经理会来做适当的协调。

 三井业际研究所。这是二木会的直属智囊机构，相当于财团的大脑，主要研究财团内常见问题和财团内企业间需要协调的问题。其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发表意见、提出政策建议，负责情报的收集、分析，管理以及相关服务，调查与研究开发，促进相关事项事业化，与国内外各机构进行交流以及发展人力资源等。

三井广报委员会。由三井财团企业组成，通过一种广泛的文化和公共关系进行活动，为国际交流和振兴地区文化做出贡献，从而建立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树立财团企业的良好形象。三井广报委员会对于财团的功能是推进国际文化交流，活跃地域文化活动，推动企业与外界的互动等。

纲町三井俱乐部。它是以财团企业领导层为会员组成的社交俱乐部，是为高管层提供的非正式交流平台。纲町三井俱乐部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增强财团企业间的友谊以及情报往来等。

此外，“纵向集团企业”也是日本大型企业所必备的特征之一。这类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不仅如此，集团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往往并不限于集团内部，许多制造业企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的、经常性交易对象（外包公司），实际上将它们纳入自己业务经营的内部范围。外包公司有的朝着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拥有190家成员公司；有的朝着垂直方向发展，像丰田公司拥有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

新生代农民工^[①]目前已占到农民工总数量的60%，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大多是初高中毕业后即选择来城市打工。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讲，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更多地带有城市烙印。虽然与老一代农民工一样是农业户籍，但他们是落叶是否归根并无定论。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依然存在的城乡流动壁垒，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去留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方向，国家的基本政策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使“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定居，这样即可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又可解决因农民工流动而带来的“流动儿童”和“留守老人”等伴生性社会问题。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曾根据对嘉兴、武汉、郑州和重庆4个城市的调研估计，一个农民工如果成为市民，需要政府支出约8万元左右（2009年不变价）；如不考虑养老保险的远期支出，则农民工市民化的短期支付一次性成本平均为2.4万元。该调研认为其社会成本并非不可承受，政府完全有能力进一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②]而学术界对于农民工流动和城乡发展布局有不同意见，乡建学派为主的学者主张国家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力度，以便能吸引农民工回乡发展。近年来社会大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互联网电商的普及，传统农业正在向现代农业转型，使得农业和农村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对于农民工微观个体而言，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环境制约、又有着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将是发展立论的基础。

在我们与新生代工友长期的互动中，看到了城乡两种作用力对他们的影响，也看到在这两种作用力之下，他们个人深深的无力感和茫然感；他们最大的就业特点是 “频繁更换工作”和“频繁往返于老家和城市之间”。在访谈[③]的几十余名工友里，持续在一家电子厂工作时间超过两年者寥寥无几，大部分工友是新进工厂不足一年，可他们外出打工经历却多半有六七年或十年左右。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频繁地更换工作单位与工作地点？在这一问题的追问下，根据访谈内容，我们整理出农民工就业与迁移的客观影响因素：一方面是他们需要面对城乡经济收入和生活方式带来的推拉力，另一方面是对城乡形态主观的归属和认同。

进退两难困境下的频繁流动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多偏重于制度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而极少关注问题主体的主观意愿及行动。因而，在制度性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迁移意愿调查具有重要意义。

外部客观环境分析

第一，城乡户籍、土地和社保的制度性约束。既有的研究多将制度性约束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市民化的关键原因，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尚未成立家庭，子女教育因素尚未列入考虑范围之内。此处的制度性约束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土地制度，三是社会保障制度。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获得城市市民资格及享受市民各项权利的主要约束因素，但随着遣送制度的废除，农民工的短期流动不再受到户籍的制约，户籍制度强制约束性降低。但因户籍附带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使不能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群体仍然被排斥于城市保障范围之外。所以，户籍对于农民工城乡选择来说是一大障碍。

土地制度对农民工迁移具有推动和阻碍两方面的影响。从推动流动方面来看，由于农产品价格较低，且土地承载量有限，导致大量第一代农民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据统计，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和农资价格上涨，土地的生产资料作用大大降低，大多农民无法以地为生。而另一方面，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远远超过其生产资料功能，土地逐渐福利化[④]，成为农民工城市就业失败后返回农村生活的生存保障。我国《土地承包法》规定，凡举家前往大中城市定居且取得城市户口者，将自动取消土地承包权，这又使部分农民工更倾向于短期流动而非长期迁移。[⑤]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热点。在笔者所调查的微电子工业区，由于工厂规模大，社会保障基本完善；但新生代农民工对待工厂提供的社会保障有两种态度，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十分必要，如一位90后工友因家中无地，坦言自己在三星工作的目标就是“熬满十五年凑足养老保险，再考虑做点别的”；而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数额太大，“一个月加班拼死拼活地干，挣了四五千，扣去保险，却只剩三千多块钱，扣得实在太多”。他们现在更希望现金收入增多，以利于生活改善和创业。可见，社会保障不必然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起促进作用，需根据他们个人的家庭背景和工种区别分析。

  第二，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首要原因是“城镇拉力”。当前中国农村人口的城乡迁移，已不仅是农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结果，更多体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引致的人口趋利行为，迁移地和迁出地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影响迁移的重要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2.75倍，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从中国的经济布局中也可见一斑：中国东部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三大城市圈，其面积不到全国的11%，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却超过了40%，而占国土面积超过70%的西部地区城市经济总量比重却不到30%[⑥]。大城市占有更多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资源，其“拉力”自然可想而知。以电子厂工友的工资收入为例，其平均工资都远高于务农或地方副业收入（见表1）。

总体而言，城乡在经济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以市场化为主导的人口流动。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传统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缺乏规模经营，生产效率低，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农民依靠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益不高，导致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收入水平差别较大，促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 [⑧]。

第三，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大。强调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制约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即使放开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民工是否能够市民化也是问题。“农民工市民化”面对的不单单是制度性安排，还要考虑到市民化的经济成本等因素。李强教授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对比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在改革开放以前，高的时候曾达到2.9倍；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改革充当了先锋，低的时候曾为2.2倍到2.3倍。然而，到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叶，已经超过3.6倍。”[⑨]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城市高消费水平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在众多城市消费中，租房或买房无疑是一笔份额较大的支出（见表2）；同时既有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于其定居城市的意愿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越满意，定居城市的意愿越强。”[⑩]

按照工友平均3000元的工资计算，租房费用占据了1/4，而且所租到的房间，只是一个五六平米的隔断间，通常没有窗户，工友过着典型的“蚁族”生活。而对于打算长期迁移的农民工，在城市的购房问题更为严峻。据有关统计，2013年9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554元/平方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房价是他们选择留在城市或回到农村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相比之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家中有宅基地，“城里吃住那么贵，不如回老家，家里有地，还有房子住，不用花那么多钱”，渴望回乡的工友小李曾多次向我们表示自己对城市高支出的不满。或进一步说，城市的高消费门槛，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定居的梦想更加遥远。

因此，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扎根”的问题，对经济成本的考量至关重要；而且电子厂工作有明显的年龄限制，随着年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在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将不断减少，由于劳动技能及教育水平较低，他们在激烈的城市工作竞争中将日益处于不利地位。

  第四，“吃青春饭”的就业现状。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长期迁移的基本前提，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实现在城市的稳定就业以及拥有较高的就业质量，就很难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但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工缺乏必须的专业技能和社会关系网络，以体力劳动为主，工作稳定性差、工资水平低、劳动强度大、晋升机会渺茫。 ^[11]中国就业网2012年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多集中于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总比重的54.1%。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一天12个小时、“只能站，不能坐”的劳动过程而言，他们的付出远没有在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中得到体现。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受年龄及学历约束，其就业特点主要为“吃青春饭”。在调查中的电子厂中就业的农民工，年龄多在18到25岁，这个年龄段的熟练工人可以在流水线上快速地完成细小零件的装卸、擦拭；而一旦超过这个年龄段，手脚不那么灵活了，大部分人会被工厂以各种理由辞退，只有极少数工作多年的工友能够留下。在三星，管理层多是由韩国人和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员担任，普通工友即便工作五六年也只可能是个小班长。

  工友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就是在“吃青春饭”，在访谈中她们多次谈到等到自己到28岁，就会被工厂无情地抛弃。所以都不打算长做，等到有机会他们就会选择更具长远性的工作。电子厂的离职率奇高，据有3年工作经验的小张介绍，“三星的手机里新来的人里面有一半的人干不到半年就会离开。当年我们一起来的技校同学干了三个月就基本都离开，半年以后，三十人里就只留下五个”。自动离开和被辞退的工友，其去向不定。大部分人选择返乡，回地方去做点小生意或再去学门手艺；也有极少数人的选择留在本地，在当地开办小店，实现自己的“老板梦”。还有部分工友留在城里，要么进入其他工厂，要么进入工作更不稳定的零工市场，虽然月均收入与工厂基本相当，但工作风险性更大，同时没有丝毫保障可言。[12]

  城市的生活成本高、压力大，且工友基本都是低学历，阻碍了他们的职业发展，加之工作不稳定性高，使得他们产生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一个因没找到工作、吃了一个月泡面的小伙子对我说：“我们只能在工厂里，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换取一点微薄的工资。一旦我们没有工作，收入来源就会中断，就会没有饭吃，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他们最真实的感受、最真实的生活。频繁换工作时所造成的摩擦失业阶段，在城市高成本的推动下，对他们留在城市就更显挑战。相比较之下，农村虽收入低，但由于消费水平低、部分农产品可以自给自足，也无购房压力，生活压力远小于城市。在城乡抉择中，新生代农民工多半陷入两难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意愿及心理特点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发生转变。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的生活相比农村更加丰富多彩。他们在取得一份工作、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后，便迅速加入城市消费的大潮中，享受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的消费快感。我们的众多访谈对象基本都是积极的现代性消费实践者。他们都喜欢买各种样式新颖的衣服，无论男女在服装上的花费都相当可观。

工厂园区的生活和购物氛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而格外活跃，市场中以美容美发、网吧、服装鞋帽箱包、首饰、KTV、溜冰等店铺为主。每过晚上5点半，工人从厂区下班回来，市场便随之热闹起来，工友们或是去服装店购买花花绿绿的潮服，或者是去理发店做头发，或去网吧看电影、打游戏，或是去溜冰场听着劲爆的音乐滑旱冰……总之，她/他们在消费的大潮中，享受着、快乐着。在这里，也许只有娱乐和消费能让他们从日复一日的、枯燥的工作阴影中摆脱出来，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活着。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新老农民工在消费观念与实践方面的变化，老一代农民工迫于生存压力，在城市中节衣缩食，典型的受“生存理性”作用；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受到城市吸引，主动追求城市生活，追求相对丰富优越的生活环境，追求自身的发展和梦想的实现，是一种“社会理性”的形式表现。在小组访谈中，部分工友表示，城市提供的多样化消费方式，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不同于老一代的传统守旧，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对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消费习惯的改变，表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收入、教育等有所提升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消费方式转型来实现自我认同和个人欲望的满足”[13]，不断加强和建构对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给了我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给了我接受新事物的机会”，一位渴望开蛋糕店的工友，在工作之余，到蛋糕店学习，为自己回家开店做准备。而这种学习机会，在农村则不具备。城市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及更多的未来选择，成为他们选择留在城市的强烈“拉力”。

第二，社会排斥及归属感缺乏。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心理障碍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该领域已有多位学者研究，并达成了相对一致的结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大，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较强，布迪厄所说的空间和心理的区隔情况正在产生。这种区隔产生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对城市的物质供应、社会治安、交通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分割了市民的利益，导致两个群体之间紧张关系，而紧张关系直接表现为两个群体之间的区隔。[14]

在电子园区中，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多是司机与乘客或房东与租客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社会区隔的表现，但其实也是共生的表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离不开当地的住房与交通，但本地人的生活和就业同样离不开外地人。可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地表现为本地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盘剥，应然的共生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和社会排斥。

这种社会排斥关系可以从小区对外地人征收管理费中得以体现。在工人租住房屋的小区里，每个月的月末和月初几天，小区保安便守在小区入口处收取管理费，给外来农民工办“出入证”，工本费10元，另加每个月10元的管理费，而对本地人则不收取任何费用。很多工友对此很气愤，甚至还有工友因拒交管理费而遭到保安的殴打。

这种收取管理费明显属于暴力威胁下的非法征收，是对外地人的区别对待，这使农民工长期被排斥在城市社区活动之外。对于自己居住的小区，他们有的只是恐惧和憎恶，无法建立起认同与归属感。在访谈中，多名工友纷纷提到自己在城市中无法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漠，关系多是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之上”，“城市再好，也找不到家的温馨”，在灯红酒绿中，他们总有种异乡漂泊之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也不想在这里长呆下去，他们最多的感受是委屈和害怕。

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流动的状态

综合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宏、微观环境，我们将该群体在考虑城乡去留选择时纳入考虑的主要因素归结如下表3。

从上表的分析可知，城乡分别在不同方面给工友拉力和排斥力，土地制度更多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工友因城乡收入差距而离开土地外出，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外出务工失败后回归土地；随着农村社会保障的齐全，新生代农民工不再视城市的社会保障为进城的拉力；城市的高收入、丰富的娱乐消费方式、实现梦想的发展机会，新生代农民工感到无限憧憬，但工作又是不稳定和缺乏晋升机会。在城市的拉力和推力之下，这些年轻人表现出迷茫与无所适从。对于这个城市，他们既爱又怕，试图以频繁地转换工作来摆脱自己和群体的困境。

一项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频率在2.72次/年，有64.9％的人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会流动一次，能够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15]在此次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比较频繁。比如三星手机工友小娟在6年的打工生涯中，已经是5次更换工作。工友小李在10年打工生活中曾更换至少8次工作，并曾作为船员出外海捕捞；小辰在10年打工生涯中更换至少十几份工作，近至北京，远至青海、四川，而他近来的打算是要 “去南方走走、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除了在不同城市、不同省份之间转换工作外，农民工也在城乡之前辗转，女工燕子一年两度往返在老家重庆和天津之间，却不愿在其中任一处安定下来。

虽然流动频率高，但这种频繁流动大多局限于水平流动，可以选择的工作仍然局限于低工资、低门槛一类，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性高、技术含量低、可发展空间少。并且这些工作多是对年龄有一定要求，如三星手机要求工人的年龄不超过25周岁，其他部分工厂放宽至28周岁和30周岁。因而，在多次流动之后，由于年龄因素农民工甚至会出现向下的工作流动，由于工厂不再要高龄打工者，他们更有可能去做建筑工、保洁人员或是去零工市场。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有着对城市生活的一份渴望，而透过高频率的工作转换和城乡往返，也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抉择之中的许多无奈和不坚定。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之间“进退两难”

从新生代农民工频繁转换工作这一现象入手，本调查分析这个群体所面临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

由于成长环境及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农民工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从生存理性转变为社会理性，他们渴望在城市中寻求一种满意、合理的生活方式，城市中更高的收入、丰富的消费娱乐方式及较多的发展机会，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但同时，工友们又深知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从主观上，并没有过多地去臆想未来的生活形态，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支出，与随之而伴生的工作不稳定等都是他们做出城乡去留决定的重要考虑因素。他们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必将顺应城市化大趋势，长期定居城市；也不同于父辈视进城打工为暂时状态、年老将会返乡。“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通过频繁地、几乎无目的地转换工作来寻找发展机会，同时也是逃避原工作带来的种种不快。总体来看，他们在去留问题上，表现为进退两难的状态，不断跳槽，寻找发展的机会，但往往跳来跳去也跳不出这个“圈儿”。

至于新生代农民工到底归于何处，本研究也没有确切的研究结论，因为流动还处于进行之中。但从客观环境和对工友的直接访问来说，绝大多数人认可将回家乡小城镇作为自己的归宿。所以，在城镇化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之际，将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折中的流动意愿作为一种参考而纳入到城乡发展规划之中，似乎更显得合乎时势和尊重他们的选择。

* 王海侠，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生。

[①] 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根据该定义，本研究得出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三大标准：1）1980年以后出生；2）在异地从事非农产业；3）农业户籍。

[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政策设计》中国发展出版社，第244-252页。

[③] 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个案访谈法及焦点小组讨论法。研究主体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细分群体——电子厂工人。这一群体具有两个特点：一、由于电子厂招工限制，多为1985年之后出生；二、教育水平多在初中毕业至中专毕业。研究对象均来自天津西青区大寺镇微电子园区电子厂，以三星手机制造厂工友为主。

[④] 黄琨.《农业土地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与制度创新》.农业现代化研究[J]，2011（32）：第196-199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四节第二十六条。

[⑥]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J]，2003(1)：第5-10页。

[⑦] 上四休二是西青工厂的普遍工作休息制度，即是上四天白班后休息两天，然后倒班上四天夜班，然后再休息两天后上四天白班。

[⑧] 童潇.《城乡一体化、城乡人口流动与社会管理创新》.贵州社会科学[J]，2012（10）:第114-118页。

[⑨]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J]，2003(1)：第5-10页。

[⑩] 夏显力，姚植夫，李瑶，贺强等.《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J]，2012（4）:第73-80页。

[11] 高君.《促进农民工就业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理论月刊[J]，2008（10）:第178-181页。

[12] 王海侠，余甜，倪坤晓，温铁军.《零工市场“被动闲暇”的行为抉择及市场影响——天津市西青区“15号桥”零工市场调查案例分析》.贵州社会科学[J]，2014（1）。

[13] 纪江明，陈振营，赵毅等.《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 人口与发展[J]，2013, 19(2):第2-8页。

[14] 许传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研究》南方人口[J]，2007，4（22）：第52-59页。

[15] 符平，唐有财等.《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浙江社会科学[J]，2009（12）：第41-47页。

对于高速飞驰的汽车而言，前方路上的一颗小石子往往都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现在正面临着类似的局面。A股市场从2014年7月摆脱2000点的底部到今年5月攻克4900点，只用了10个月时间，股指飙升145%；创业板指数上涨更是超过160%，登上3400点。

伴随着火爆股市的是投资者“全民炒股”的热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新增股票账户超过795万户，同比增长433%。4月1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登公司”）宣布自然人“一人一户”的限制正式解禁，网上开户量激增，直接导致中登公司系统出现故障。

为了给股市降温，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接连发文，呼吁投资者理性，要慢牛不要疯牛；4月16日以来，中国证监会在不到两周时间里4次提示市场风险。在加强宣传的同时，证监会加大了市场监管力度，5月初通报了2014年第四季度证券公司融资类业务现场检查情况，对存在违规的券商暂停融资融券资格。在股市内在调整需求和新股密集发行的多重作用下，股市在创下4572点新高后暴跌，5月5日至7日累计下跌近400点。中国股市似乎再一次走进暴涨暴跌的怪圈。

股市顽疾

暴涨暴跌一直是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顽疾。最近的一次是2005年管理层启动股改试点，上证指数从当年6月1000点附近启动，至2007年10月股指突破6120点，涨幅超过500%。之后股市进入7年熊市，股指最低下跌至1600多点，万亿财富灰飞烟灭。 

证券市场的这个顽疾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市场参与者结构看，中国股市主导的活跃投资者主要由散户构成。虽然监管层一直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但截止2013年，个人投资者占比仍高达82.2%，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专业机构占15.3%，一般法人交易占比2.5%。散户交易占比处于绝对优势的状态，羊群效应和非理性特征非常明显。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基金经理们在短期考核的压力下，投资风格日益呈现散户化的特点。一项数据显示，其换手率从2004 年的平均113%提高到2013 年的334%，而美国股票型基金1980年至2013 年间的平均换手率为61%，2013 年的为41%。

从制度层面看，缺乏法治、监管不足从股市诞生之日起就长期存在。A 股市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不够，上市公司承诺的事项难以履行、无人追责，退市制度有名无实，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处理处罚等等，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广大中小散户，都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缺乏了解和信心，长期价值投资无保障，短期投机理念大行其道。

审批制被认为是证券市场制度的核心问题。证监会主席肖钢表示，目前我国市场实施注册制的基本条件已经比较成熟，待《证券法》修订完成正式实施起，注册制即可落地。肖钢将注册制改革确立为2015年资本市场改革的头等大事，称这是涉及市场参与主体的一项“牵牛鼻子”的系统工程，也是证监会推进监管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把资本关进笼子

资本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功能，是通过发现价值而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此孕育并催生新的朝阳产业。但一个狂热躁动的资本市场不但起不到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还可能把经济拖进深渊。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化成金融危机，“醉了酒”的华尔街将全球经济拖进衰退的泥潭。2005年至2007年中国股市的暴涨中，房地产板块是股市上涨的一面旗帜，受此指引，社会资本也大量涌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泡沫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除，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投资者也会在此过程中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慢牛”才符合市场各方利益，而如何将资本关进笼子，甄别资本给出的信号，实现扬长避短，这是监管者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在中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侵略过程中，那些推行扩张主义的强国对一个古文明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戏剧性的是，这个文明起初对近代国家的利益制度不屑一顾，将其视为一种低级的东西。

21世纪中国“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即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为寻求两者的融合经历了剧烈的震荡。

毛泽东的秩序概念

1911年，清帝国终于寿终正寝。1912年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致使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军阀混战。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力量得到加强，中央既要保留传统，又想跟上现代的步伐，尽力加入风云变幻的国际体系。然而就在此时，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更是对华中和华东的大片地区发动了侵略。国民党政府因此无暇站稳脚跟，共产党的革命得到了喘息之机。虽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和其他同盟国一起成了战胜国，但是他随即陷入内战和革命动荡中，一切关系和传统在动乱中都受到了挑战和破坏。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对这一口号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奉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带领中国不断自我净化，加强力量，并着手推翻关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原有观念。曾经一度，所有类型的制度都成了他的矛头所向，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对共产党世界的领导，还是中国历史的遗产。艺术和纪念碑、节日和传统、用语和服装都受到了各种形式的限制，因为这一切被认为造成了中国的政懈兵弛，面对外国侵略者只能被动挨打。

毛泽东的秩序概念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思想，他称其为“天下大同”。按照这一概念，强调和谐的传统儒家文化必须摧毁，在这个废墟上将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他宣称，每一波革命的努力都预示了下一波的到来。毛泽东认为，革命的进程必须加速，以防革命者骄傲懈怠。“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最终要取得一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形式，有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其傲人的成就服人。中国将凭借其特有的、又是革命的道德权威再次君临“天下”。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虽然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因其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夷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毛泽东语惊四座，他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将依靠其众多的人口和坚韧的文化成为最终胜利者，他的话也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想震慑拥有巨大核武器的国家，但他确实想让世界相信他对核战争能够从容以对。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经过多年战斗洗礼的人民共和国最终将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的同时，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和耻辱的元凶。他采用了超然的治理方式，又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的治国之道恰好体现了革命者的困境。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阻力不一定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习俗的惯性使然。毛泽东这位革命先知总是企图超越凡人限制，只争朝夕地实现他的目标，采用一切手段来实现他的愿望。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来推动中国飞速实现工业化。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场长达十年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被发到农村。为实现毛泽东的目标，几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被用来在一生的时间内实现此前需要一个较长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国家目标。

一旦革命者的成就被认为事属必然，为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付出代价就被看作不可避免，革命者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中国今天的一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现在他们说，那时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予他们力量，使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因而使他们能够坚强地担负起领导又一个巨变时期的艰巨任务。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以前苦难的年轻人，似乎也接受毛泽东是统一了中国、维护了中国尊严的伟大人物。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只有4位大使，这是毛泽东自己的选择。他和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认识到，就连中国人民经受了几千年考验的忍受力都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消磨殆尽。1969年，苏联似乎蠢蠢欲动，要对中国发动攻击。毛泽东的反应正如他的风格，出人意料地来了个急转弯，他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无法无天的行为，派军队取代了“红卫兵”，大批红卫兵到农村参加劳动。

毛泽东认为，和美国修好将使中国不再孤立，将给其他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提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

无论革命多么波澜壮阔，其成果都需要巩固，最终要从激昂的热情转为可持久的状态。这就是邓小平所起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复出。

中国向参与和影响全球事务演变

他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实现他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潜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加速这一令人吃惊的变化——尽管不一定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中国加入了国际组织，接受了世界秩序确立的规则。

中国没有忘记，当初他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接受的待遇与它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则游戏”和“责任”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领导人会本能地认为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他们坚信，中国早晚会采取行动将这一期望付诸实施。

在等待时机来临的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每一个国际论坛都积极寻求中国的意见和支持。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声望，例如主办奥运会、国家主席亲临联合国发表讲话，与世界大国进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等等。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它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同时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中的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则从未和这样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其相似、但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迥然不同的国家作为相处和交往的对手。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侧重于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强敌的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和深入的理解。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会导致两国的竞争，还将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已是革命以来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领导人都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对中国所面临的深刻洞察力。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机构制度连根拔起，即使是在胜利之初，共产党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那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机构在中国官僚倾向的影响下停滞僵化。邓小平明白，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世贸体系中的正式一员。中国巧妙地抚平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泛滥成灾的贪腐，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

放远眼光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15个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例子中，有10个导致了战争。

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中美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为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次等国家的地位。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它周边地区实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是在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

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道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

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

中国过去和朝鲜的渊源留下了复杂的经验教训。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朝鲜战争象征着中国决心结束“世纪的屈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但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卷入他无法控制其起源，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长期后果的战争。所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缩小其核计划。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御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但对均势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国际合作来加强。

秩序永远需要平衡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布什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胡锦涛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均势，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步骤。

仅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人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均势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定义，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定义。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均势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

均势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这种结合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

 (编辑  季节)

*本文摘编自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一书，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

爱我中华，是炎黄子孙的心声，也是世间最感人的乐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以生命奏响的一曲不朽乐章。他是“高级干部”中伟大的爱国者。他为国家利益生死以赴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力前行。

一

1842年阴历7月，林则徐大病初愈，从西安出发，流放伊犁去当“戍卒”。亲人相送，依依难舍。林则徐轻声吟出两首“七律”，示意不必再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便出自于此。此时的林则徐，正处在危险的政治漩涡中。

赴戍伊犁，是一年前林则徐在浙江接到的“处分”决定。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震动世界；接下来的一年，他又在伶仃洋、磨刀洋屡次挫败英国远洋舰队。但不久却被革职降级，派往浙江。这时候，在广东没得逞的英军正在浙江肆虐。而刚到浙江的林则徐却又被“从重”处分，“一撸到底”，罚以“戍卒”身份去伊犁“赎罪”。林则徐在离开浙江的一年里，虽再次立大功、却又再次受到无情打击。

林则徐刚离浙江，河南便发大水，洪涛汹涌，开封危在旦夕。听说黄河决堤，林则徐如同听到了开封父老的哀泣，他的诗里写道：“狂澜横决趋汴城，城中万户皆哭声。”紧急受命总办黄河河务的是大学士王鼎，他力请起用林则徐。林则徐是水利专家，有丰富的治水经验，朝野共知。于是道光同意林则徐助王鼎治水，但不给林则徐任何官职名义。林则徐深知，浙江战事已使政府财政拮据，治水乏费，而治水工程历来弊端丛生，他的差事极端棘手。但面对“狂澜横决”，他立即疾驰河南。《汴梁水灾纪略》道：“林公之来也，汴梁百姓无不庆幸。”历经8个月，林则徐“在河上昼夜勤劳，一切事宜，在在资其赞画”。1842年春，河工告竣。王鼎认为流放林则徐本来就是“莫须有”罪名，现有治河大功，足可“赎罪”。但王鼎上疏的结果，是一道严谕：林则徐不可耽搁，着即往伊犁效力赎罪！这个严厉打击，王鼎完全没有料到。

王鼎气极，在庆祝河工告竣之前，哭送林则徐。而林则徐对再次打击却相当平静。他写了两首诗安慰王鼎。第一首说：“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羁臣怅荷戈。”意思是：您总办河务成功，足以令千万人庆幸；您不可为我这个罪臣去扛枪戍边而惆怅啊。第二首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这是林则徐心境的自述。他虽被褫夺了向朝廷上奏言事的权利，但治河期间，无日不关心浙江战事。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阐述了对解决浙江问题的真知灼见，希望能有所补益。

当时在浙江主持大局的是“扬威将军”奕经，林则徐对这位腐败有余、战略全无的“天潢贵胄”相当了解。他在信中指出，英军的优势在水上，“本不能离水”，如今“所以狼奔豕突频陷郡邑者，以水中无剿御之人，战胜之具”。但这不是无解的。他把在广东力挫英舰的经验概括为8个字，“器良技精，胆壮心齐”。革职前，他多次上疏力陈船炮之事，却一直被忽视。他说，“若彼时专务此具，今日亦不至如是棘手。”他认为奕经昧于兵略，掌握不了“议战议抚”的分寸，不明白什么样的兵将才能“胆壮心齐”，又害怕百姓的力量，只顾从陕甘川黔各省调兵，劳师糜饷，虚张声势，“即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只供临敌之一哄”。林则徐洞若观火，对奕经的预判不久后即被一一应验。奕经对浙江败局以及半年后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都负有直接责任。对“无耻无能”（咸丰登基时对奕经的痛斥）的奕经，林则徐实在着急。他给王鼎的第二首诗表明，自己即使投身豺虎也不可惜，最要紧的是群策群力去制敌！

王鼎深知林则徐的爱国之心，更知林则徐确有运筹帷幄、制胜千里的能力,眼见战事日非，栋梁流放，气愤莫名，回京才一个月便“暴卒”。王鼎是大学士，拥有“太子太师”的崇高荣衔，影响很大。当时盛传王鼎是在军机处自杀“尸谏”道光。显然，围绕林则徐被流放，已演变成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

处在漩涡中的林则徐，迭受打击，身心俱疲，到西安便病势沉重，不得不请假养病。病愈后立即赴戍登程。

二

林则徐这两首诗的题目是“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口占，即脱口吟出。林则徐从西安到伊犁，历经4个月，这期间的日记他名之为《荷戈纪程》。这两首诗便记在里面：

[其一]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休信儿童轻薄语，嗤他赵老送灯台。

[其二]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说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诗的对象是“家人”，首先是写给他的夫人郑老太太，所以虽按律诗要求对仗、用典，但浅显生动，明白如话。用的典故也是有趣的“俗典”。

下面试用白话，仿“示家人”语气略释大意：

[其一]我大病已愈，出门远行，你们要笑笑才好啊；我心里宽敞着呐，不管到哪儿，我都会开心的。想要办成事，谁会不出差错呢；哪个高级干部又是生来显达、一帆风顺呢。船行大海，遇到风涛，哪还能看得见什么神仙三岛；可是尽管风尘拂面，也挡不住极目远眺，尽量往远处看啊。别听小孩子的轻薄话，什么“赵老送灯台——有去没有回”；这种歇后语，听之一笑可也，别信。

[其二]我能力有限，重任之下，实在很累很累；已是“再衰三竭”，快撑不住了。不过只要对国家有利，我定会生死以赴；我怎会因自己的生死祸福而躲避什么、趋附什么呢？免去官职，未尝不是皇恩浩荡啊；我不是事事明敏，该好好“养拙”了，当戍卒不是刚好合适么。算了算了，不说了，我讲过杨朴故事，老伴啊，你听过的；你也来首“断送老头皮”那样的诗送我，多好，呵呵。

“断送老头皮”是北宋典故。宋真宗时隐士杨朴，有诗名，真宗招来，问近来可有人写诗给他。杨答：有啊，我老婆就有一首。真宗诧异，忙问什么诗。杨答，老婆说“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大笑，放杨朴还山。后来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抓，妻子大哭。东坡让她向杨朴老婆学习，妻子被逗乐了。东坡乃随差役而去。

这两首诗的放达洒脱，很像东坡。“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并非空话。林则徐确乎是以“浩荡襟怀”踏上赴戍之路的。路上“狂风大作，几欲吹飞人马，雪又缤纷，扑入车内，欲停车则山颠非驻足所，欲下岭则坡陡有覆辙之虞”。林则徐这段日记，足以令人想见其苦况。但他坦然面对。不管是没处住而蜷缩在车上过夜，还是没处吃饭，找个避风地方啃干粮，他都泰然处之。（此语句与下文的衔接容易产生误解，将此语句移至下文）

而两首诗的点题之句，则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14个字，不是坐而论道的书生空论，而是勤于践行的志士箴言。林则徐抱定这一信念，丹心铁骨无所惧，万里黄沙且徐行。就这样，林则徐开始了他的流放生涯。他的《戏为塞外绝句》一写就是10首。“短衣携得西凉笛，吹彻龙沙万里秋。”“风雨满城人出塞，黄花真笑逐臣来。”“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前山松径低迷处，无翅牛羊欲乱飞。”无不充满生活实感，形象鲜明而境界超脱，从中不难看到作者的浩荡襟怀。

甘凉古道,一列不寻常的车队，顶风冒雪迤逦向玉门关外行去。那是林则徐赴戍的车队。他的千卷图书，足足20大箱，专门雇7辆大车装载这些书籍和大量纸帛。林则徐是书法名家，现在陕西、甘肃、新疆博物馆都藏有他当年西行的墨迹。一路上他每到一城，官员往往“出城二十里”迎候，请赐墨宝。请人写字，至少也要送几卷上好的宣纸。林则徐有求必应，半天就能写二十几张条幅，他携大量纸帛是必然的。他所携带的书籍也远愈常人，包括他在广州组织人翻译的大量“洋书”“洋报”的译稿，这是一般“俗吏”想都不会想到的。

然而，艰苦的戍途也严重摧残了林则徐的健康，有时读书一页，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但仍日日坚持。林则徐勤于治学，不过他“治”的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学，“世事洞明皆学问”。他赴戍三年的信函和日记，保存下许多至今看来仍很有价值的见解。他治学严谨务实，如果他发现自己的观点前人已经说过，他就不再说了。如他行至塔尔奇沟（俗名果子沟），眼前景观令他惊奇，但立即想到祁鹤皋《万里行程记》的一段美文，于是从大车上找出参阅，发现所记居然与眼前所见一丝不差，便原封摘到日记中：“此处为奇绝仙境，如入万花谷中。今值冬令，浓碧嫣红不可得见，而延山松树重叠千层，不可计数。雪后山白松苍，天然画景，且山径幽折，泉溜清冷，二十余里中步步引人入胜。”一百多年后，史学家来新夏先生来此考察后说：“沿途所见，诚如《林则徐日记》所载。”林则徐之严谨可见一斑。

林则徐对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水利、社情、民俗、器械（包括大炮、轮船、炸弹）等学问无不高度关注，悉心考究。而对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他更竭尽全力。从测量荒地，考察水源，制定开垦方案，筹措资金，到组织力量实施，他的新疆3年，踏遍八州，浚水源、辟沟渠、屯田垦地、教民耕作、合兵农而一，为国家节省开支无算，而边疆少数民族的民生也得到很大改善。著名的“坎儿井”，就是经林则徐改良推广而被广泛应用，后世人们为怀念他，又称之为“林公井”。

我们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同看到一个坚强不屈的灵魂，一个无所畏惧的顽强生命，一个平实、淡定、自信、高尚的鲜明形象。他是那样高大，又是那样触手可及。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道出了“爱国”的真谛，道出的是不计祸福生死的、无条件的“爱国观”。

这两句诗虽是林则徐“口占”而得，却为他所特别重视。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有段文字很传神：“（林公）遣戍新疆，居恒常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语不置，不知是公自作，抑古人成句也。”如此看来，林则徐在新疆时常独自反复吟诵这两句诗，但听到的人不知他在念谁的诗，还以为是前人旧句，但又查不到出处。这段侧面描绘，生动表现了林则徐的耿耿爱国之忱，其端敬淡然之风，宛在眼前。

林则徐的信念，深刻影响着他的亲人。清人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中说：林则徐到西安时，这里不少官员都为他鸣不平。有的是他的学生，来拜见林则徐时，见老师言笑如常，打抱不平的话始终不敢出口。到后面拜见师母郑夫人，学生们便忍不住了，说朝廷太过分，老师太委屈。但郑夫人连连制止：“可不能这么说。朝廷器重你们老师，举天下大局交付，现在和皇上‘决裂至此’，没杀掉已是天恩很厚了。臣子有负国家，流放算什么？”

郑夫人说的“决裂”，是“虎门销烟”以后的事。虎门销烟，击碎了英国掠夺中国财富的链条，但短视的道光以为这就解决问题了，要采取“封关禁海”政策来一劳永逸。而林则徐认为不可：一是“禁海”等于禁绝一切外贸，不利民生，况且禁鸦片与外贸是两回事。二是打击英国走私烟土，他国并不反对，而一旦“禁海”，就把其他各国都推到英国一边。三是“虎门销烟”使英国经济受损，英国必不甘休，加强备战才是当务之急。这些见解洞悉全局，但林则徐反复陈述，矛盾却日益激化。道光由最初的严斥，到在林则徐的奏折上蛮横地朱批“一片胡言”，最后干脆取消林则徐的发言权。郑老太太深知问题的严重性，惟恐学生们给老伴再添乱。看来老太太的政治水平，有时比一些官员还要高许多。

“决裂至此”的林则徐，无疑处于生命中最昏暗时期。他西行至甘肃时的家信中写道：“于十六日到平凉之白水驿，接到十二日夜寄来之喜信，知是夜亥刻，得举孙男，可喜之至。并知添养顺事，产后平安，尤深欣慰。计两三年来惟此一事令人开颜耳！”这封信写得很长，写了给孙子怎么取名，写了朋友如送礼，哪些可收哪些不可收，哪些要回什么礼，等等，琐琐碎碎，但热爱生活、关注生命的真挚情感跃然纸上，宛然一个普通的老爷爷。而“计两三年来惟此一事令人开颜”，读之令人心痛。看来“虎门销烟”后，还没有一件事让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开心过。

不过林则徐毕竟不同于普通人，即使在昏暗中，也不改积极心态，兢兢业业，多办实事，这正是“高级干部”的爱国本色。

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绝不是林则徐身处逆境时的自我宽慰，而是很早就植根于他内心深处的信条。我们不妨把时间倒推4年，看看道光委任他当钦差大臣时的故事。

道光缺点很多，但禁鸦片出自真心。英国走私鸦片几十年，从中国掠走白银无算，而由鸦片导致官员贪腐、风气败坏等问题更是指不胜屈。为此，道光曾以“吸食鸦片罪”，革去“庄亲王”的王爵，但无济于事。道光征询封疆大吏们对严禁鸦片的意见，而收到的29份“复奏”中，赞成者8，否定者21,情况严峻。于是道光想派林则徐为钦差，去走私鸦片最厉害的广东根绝这一大害。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早就认定，鸦片一事关乎国家存亡。他收集各省有关禁烟的奏章，“逐件查核，凡可采者，均为录出；其别有见解，另为条议，以备拣择。”道光选林则徐，应当说是选对了人。

10月底林则徐接召见谕旨，晓夜兼程，11月10日抵京，11日道光即召见。时届隆冬，寒风刺骨，在暖融融的殿堂里，道光说了许多夸奖的话。正所谓“春殿语从容”，这种君臣际遇，无疑是大臣们梦寐以求的殊荣。但林则徐却对当钦差迟迟没表态。《清史稿》说道光召见林则徐19次，来新夏先生考订为8次。总之召见频繁实属罕见。原因是林则徐要以他的方式，力求最大支持。

林则徐在湖北已猜到道光意图。他的好友张际亮写诗送他说：“重臣报国心原悴，圣主忧时事可争。”他深然其言。若道光果真“忧时”心切，那么他就要“争取”到充分条件。但召见时，究竟“争”什么、怎么“争”，未见诸记载。有关的具体记载，是林则徐面陈治理水利事宜12条。大概广东禁烟一事牵扯到的问题复杂而敏感，属于绝密，不能让人知道。

从林则徐一个月后给友人的信中，我们可约略获得些许信息：“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前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待思一经措手，议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见《林则徐书札》）

这告诉我们，林则徐再三请辞未获批准，于是就“重叠面陈”，即就与英国开战的种种预案，包括许多细节，反复请示。但林则徐仍有很大隐忧。他担心一旦与英国打仗，朝廷内部必然议论鼎沸，穆彰阿、琦善等手握重权的显贵一定会找茬儿“阻之”，万一道光改变主意瞎指挥，怎么办？这是林则徐最大的担心。

林则徐不会忘记，几年前在江苏巡抚任上，道光对陈瑞一案的瞎指挥。陈瑞是江苏泗阳监生，因个人积怨，竟组织人盗掘黄河堤岸，数日间淮扬一带尽成泽国。林则徐立即从苏州赶去灾区勘查水势，加固水利设施，组织各级干部招回“逃灾”者恢复生产。但道光却要他立即全力捉拿跑掉的陈瑞。林则徐权衡轻重，认为抓陈瑞晚几天不要紧，而抗灾秋种则一天都耽搁不得。道光大怒，以逾期未拿获陈瑞为由，给林则徐“降五级”留任察看处分。同一年，林则徐还曾就严防鸦片走私上疏。当时长江口发现可疑英轮，林则徐让苏淞镇总兵关天培押其南行，但不久该轮又出现于山东沿海。林则徐推测该轮与走私鸦片有关。因为当时北方早有鸦片贩卖，宫中吸鸦片的老太监供述，30年来都是去天津购买。于是林则徐提出“密查船内汉奸”等对策。但道光“朱批”严告：不准“别生枝节，致启衅端”。道光怕“衅端”，不察实情、不分轻重的毛病，林则徐记忆犹新。

但道光天天召见，说尽夸奖的话，到第5天召见，索性把钦差大印摆在林则徐面前，把广东水师的指挥权也交给林则徐，还表明“断不遥制”，一切由林则徐全权掌控，林则徐还能说什么？

林则徐尽管不放心，也只能隐忍。所以他给友人的信里说自己是“贸然前来”。此“贸然”与现在用法不同，指的是眼睛看不清路，跌跌撞撞往前走。林则徐实在看不清与英国开战后道光能否保持清醒、不被穆彰阿之流所惑。所以他离京时，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色彩。

18日道光最后一次召见，林则徐即受命“陛辞”。第二天离京前，他向老师沈鼎甫辞行。《续碑传集》记其事：“（林曰）‘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相顾涕下，遂出都。”股肱，是大腿和胳膊，这里代指生命。林则徐向老师明志：宁肯牺牲生命，也不给老师带来耻辱。而“相顾涕下”，是因为彼此明白，此去岭南无异赴汤蹈火，恐无再见之日。林则徐严守政治纪律，不会向任何人说出“召见”细节和自己的担心。他只能把隐忧藏在告别老师的泪水中。有绝大担忧而不能与任何人“分享”，唯刚毅过人者能担当。

龚自珍是林则徐好友，写《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送别。林则徐匆匆出京，到了山东才抽空给龚作复。龚的“赠序”说林公此行是挽救国家颓势的“千载一时”之机，林则徐很认同。他在复信中称赞龚的赠序是“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林则徐正是意识到这是挽救国家颓势的“千载一时”之机，所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种心境，在林则徐那幅著名的对联中表露无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一到广东，便以端凝厚重的颜体大字书写的对联，他把这幅对联挂在钦差大臣的办公室，日日策励自己。他既以身许国，便置个人祸福于不顾，即使面前是随时可能粉身碎骨的千仞绝壁，他也毅然攀登。哪怕血染珠江，身首异处，他都义无反顾。林则徐绝不愧对国家、愧对历史，他有攀登千仞绝壁的充分心理准备！

这幅名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前奏。林则徐从新疆释回后，著名诗人梅曾亮以“绝壁重题想更攀”的诗句表达祝愿。他希望林则徐续写人生的这一感人乐曲。

是的，无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是面临伟大的振兴，这一伟大乐曲都要由更多的中华儿女续写下去。事实也正是这样，一百多年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已经和正在谱写出更加恢宏壮丽的乐章！

[1]本文史料主要来源：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林则徐全集》、《清史稿》以及清人笔记。

2015年4月1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在中信国安第一城举办，百余名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传播学、战略学等领域的青年学者与在读博士生参加了会议，就中国学派、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并提出多项研究计划。

构建中国学派正当其时

现在构建中国学派正当其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指出，在全球格局中，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无论对外界还是中国自身而言，都需要解释自己、阐释自己。当前西方的理论主要是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崛起提供理论阐释，中国的发展不可能照搬西方的套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这三大定位决定了中国学派的阐释必然不同于西方的理论阐释。因此，创建中国学派、做好中国理论建构对于研究中国道路、阐释中国模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建中国学派的核心是“重建话语权”。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副教授王生升举例，近年来，经济学领域存在激烈的范式之争，创建中国学派就是要确定它所应有的范式，并确立它的合理性，重建中国的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也指出，对于近年来思想分歧最大、人民争议最多的法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需要从话语权着手，例如定义并解释“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国的法治”，而这些在学界尚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认识。

具体而言，“中国学派”应当放在具体的学科背景之下进行讨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张翔指出，比较学中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在每一个学科的研究中都可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但战略学学者们也指出，创建“中国学派”不能拘泥于现有学科的划分，有关中国学派的研究应当是跨学科的。

学者们提出，中国学派的内涵应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在创建中国学派之时要体现并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中国学派，面对“西强我弱”的意识形态状况，我们很容易受到西方话语模式或西方理论框架的影响，因而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创建中国学派即要确立中国自身的主体性。第二，在中国学派的研究中要体现中国自身的形式。所谓“形式”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表现。重要的是，无论在哪个领域中讨论中国学派，都要体现中国自身的特色。

田文林认为，中国学派要学会讲好中国的故事，这既是给中国听，也是给世界听。学者们指出，我们提出中国学派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中国人要为人类智慧做贡献，而与世界分享中国式的优良治理机制、分享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实践经验，这种贡献将是有重大意义的。中国是特殊的，但中国的实践也可以具有普世价值，供世界其他国家参考和借鉴。

要创建中国学派，首先我们要有自信，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高度的中国特色，无需拘泥于“能否创立中国学派”这种疑惑。其次，建立中国学派不应拘泥于既有的结论，学者们可以大胆思维，大胆创新。与此同时，我们创立中国学派，不应拘泥于已有派别的争论，不应以任何一个特定的派别为指向，要尊重事实。这些是参会学者们对于如何实现中国学派的共识。

扎实的研究是创建中国学派的基础

一个学派的创立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的重点应放在继续深入地阐述、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并重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以此为基础来推动理论的认识和发展。

文史哲组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例如分析近年来社会思想格局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调整；二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讨论中国的问题，例如“亚欧一体化”、“一带一路”等。复旦大学教授丁耘提出“新大同书”的研究构想，拟创立一种基于平等辩证法的历史哲学，解释新时期背景下大同与小康的辩证关系，为共产主义理想重新奠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和《清华管理评论》高级编辑肖自强则希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中国社会主义。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殷之光提出研究“命运共同体的边界”问题，在一种新内外观的视野下，以“政治伊斯兰”为突破口，讨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张晴艳拟研究文教事业的“一带一路”。清华大学张翔则提出研究“当代文学创作中‘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这一研究将对系统把握近30年来的社会思潮与文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重要的参考。

经济学组学者们对未来的研究有两项期许。他们希望研究能展现出历史纵向和全球横向的双重视野。既要说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间中国所经历的变革，又要在当前全球化的维度中讨论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具体而言，首先，学者们希望尝试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当前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它奠定了所有应用性问题的基础。既要避免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也要避免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极端看法。事实上，市场经济体制既可以嵌入到资本主义，也可以嵌入到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改造使得中国在政府功能、经济增长方式、民生等问题上都具有显著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此外，学者们还提出研究国企改革问题、三农问题、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与结构转变的问题、民生与福利问题等。对于全球化的问题，学者们指出，美国霸权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衰落迹象，多极化成为世界格局变化的大趋势。因此，需要研究中国的对外投资、全球体系、以及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在内的国际金融领域规则改造，以此探明中国如何适应新的世界体系的变化，承担何种职责，从而为中国、而且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奠定更好的框架。

政治学组的学者们提出了两大研究愿景。一是要有宽广视野，关心中国在新时期所面临的西方文明、西方政治制度、政治理念、政治概念对于中国的冲击；二是要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重建中国自身的理论体系、政治观念、以及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当前政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阐明中国文明在当下的意义，即中国如何在世界激烈的竞争当中，尤其在面临国内特殊而复杂的局面下，确保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需要研究中国自身政治文化与文明的形态——要对中国式的民主话语、中国人的民主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要确定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建立中国文明的文明自信。另一方面要进行比较研究——正所谓知己知彼。一些学者希望研究美国如何控制意识形态、如何确立意识形态霸权、以及如何对外输出与“民主”、“自由”等概念相关的美国核心价值观；梳理西方政治理论内部一些重大的思想脉络，探索西方政治实践中具有战略性的重要问题，从而借此启发中国的政治实践，探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当下的政治实践需求。

政治学学者们特别强调了未来研究的核心目标，即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重建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这将涉及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建党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党和人民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当今的要务是，寻找合适的理论资源来阐释“党和人民”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在涉及中国政治实践的议题中，诸如中国的干部考核体系、治理体系、资本的监管模式等也是需要重点研究、解释的对象。

法学领域的研究重点在于阐明中国的法治形态。一方面，学者们希望重点研究中国的法治理论，说明法治的中国道路形态，当前中国法学的理论体系是从西方“舶来”的，而创立中国学派则需要提出中国自己的法治理论体系、理论范式和概念系统。另一方面，学者们拟着力研究中国宪制理论，说明中国宪法的形态、中西方国家宪法的差异、以及中国宪法具体的实施方法，并据此建立自己的理论。此外，一些学者表示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契合、回应当下的热点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研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法律保障问题，还有学者提出要做传媒的法治研究，直面当前舆论和思想界的混乱。

战略研究学者在未来拟开展基础研究、对策研究、专题研究三种类型研究。基础研究将主要涉及理论的探索，包括探讨研究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的对外战略思维及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国长期的战略规划等。对策研究旨在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提供依据，例如学者们提到最多的是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问题；另有学者提出研究中国外交的转型策略。专题研究则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与宏观研究形成互补，例如研究美国的反恐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价值，研究网络外交问题，研究海外安全保护问题等。战略学者们强调，“我们的立场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我们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吸收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包括前辈提出的有益的战略思想成果，从而形成中国学派。”

传播学学者们的讨论重点在新媒体方向上。有学者提出研究互联网等新媒体对于青年意识形态的影响，指出当前网络传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更好地发挥其舆论引导作用。

各领域的学者们都有一个共识，即研究工作应当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与中国真正相关的问题；通过解决中国道路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促进中国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其中，比较研究是涉及最多的研究方法，学者们普遍认为，我们需要在与他国实践的对比中定位中国当前的道路实践，说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与普世性，确立中国学派的价值与意义。

孔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对与会的青年学者们提出两点希望：一是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坚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毛泽东主席曾写道“偏师借重黄公略”，正师与偏师在战斗、战术、战略上能够协同作战。青年学会就是“偏师”。孔丹希望这支队伍能够配合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研究有关中国道路的重要问题，起到为国家建言献策的作用，希望与会的青年学者们能够成为社会中的“健康力量”。这首先要始终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北大进行演讲时曾说，“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而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孔丹引用习主席的这段话，鼓励青年学者们在正确方向的引导下做好研究。

方向和立场能够决定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孔丹举例说，对于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人认为“药方”就是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有人则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应坚持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态度，要联系实际、深入实际，同时还要认真学习和理解当前中央的精神，在此基础上，用正确的方式来解读中央的精神。

又比如关于“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两种倾向，孔丹指出，中国的发展既离不开顶层设计，也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应坚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至今一直坚持的认识路线。

做实事求是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孔丹对青年学者们的最大期望。

如果新文化运动不是以打倒孔家店为主调的话，那新文化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必要开这个会。严格地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不能并列起来。甲午以后每一年变化都非常大，从1915年新青年刚开始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间有很多可能性。1915年完全是帝制崩溃的一个反应，所以要做一些区分。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根本的意义就是打倒孔家店，否则新文化运动那份杂志没有必要讨论，这是我个人看法。

我提出通三统，并不是说三通可以化为一统。这三统的张力非常大，但这这个张力可以成为比较健康的张力，也可以成为一个消耗性的张力，这要看整个社会的氛围。

无论是霍布斯鲍姆的“短二十世纪”还是阿锐基的“漫长的二十世纪”，这两种提法都非常西方中心主义。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的二十世纪，我认为是从1895年开始，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一是甲午根本改变了整个东亚局势，二是甲午导致整个中国惊慌失措，过度反应。其实大清没到非要推翻的时候。康有为的基本主张，就是帝制是不能推翻的，所以必须保皇，只有在整个君主制不推翻的前提下，中国才有和列强有充分打交道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认识比任何人都深刻，而且从未动摇。梁启超就差多了，对于重大政治问题，最核心的政治问题，梁启超是二流的。

甲午战争以后，事实上是有一个可能性的。整整二十年时间，列强在东亚的军事侵略都存在，所以说，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外部压力没有增大。如果康有为的改良操作得法的话，实际上是有可能成功的。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来看，我认为中国的二十世纪起点是1895年，而且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后的思考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苏联虽然存在了六七十年，如果再过五百年，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无论学的是苏俄也好，英美也好，所有这些对中国来说，都是个手段，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回归中国。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从1895年为二十世纪的起点来看，可能我们对历史的描述和想象都会不一样。1895年之后，整个士大夫对于中国传统文明彻底失去信心了。鸦片战争对于中国倒是没有那么大的伤害，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个很局部的问题。但是甲午以后变动太大了，主心骨没有了。

我们现在看西方左派60年代的历史，强调偶然性，否定必然性。西方左派越批判资本主义，越变成资本主义的蜉蝣，基本上是在文化上为资本主义开道。文化的资本化基本上是西方左派完成的。我们要摆脱掉这种历史必然性。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人类不能接受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是我们不断向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必然性的一个投降和妥协。我刚才提出大清的问题，就是说是有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帝制不被推翻，中国仍然在一个比较有序的状态，并不是说没有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苏联的意义就在于以社会主义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会走向完全失败的道路？马克思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这个东西完全变成历史必然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主体，是不是有一个足够的力量来抵制、消解或者说缓和西方左派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仍然要有更强的文化自信心。否则就是资本主义把全世界都毁灭掉以后，人类文明再重新开始。我认为，至少在理论上要摆脱这样一个历史必然性。

我们今天这个会是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我们也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不断重新思考一百年的问题。再过几年，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年，再过几年会是中国建党一百年。所以会有一个问题，怎么样来思考一百年？我个人认为要加上一个一百年，你要想想今后的一百年，也即如何看待以前的一百年，需要我们想想，一百年后的中国怎么样，也要想想，起码要想想一百年后我们自己期望中国怎么样。要有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才能比较好的、而不是就事论事地去谈从前的一百年。

不以宗教来奠定人类社会的文明，而且人口这么多，疆域这么大，这会对世界文明有极大的贡献。所以，文化、文明复兴应该考虑中国最基本的文明，尤其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复兴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是中国现代，包括新中国的正当性问题；二是中国的过去，特别是传统，包括儒家价值观念的正当性问题。

这两个正当性确实是有张力的，不能把这两个正当性当成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主张互不相容，对两边都是一个灾难。首先，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现代，包括共和国的正当性，仍然是最吃紧的。儒家不是一个宗教，它要依附于一个政治的和文化的共同体。如果这个共同体被颠覆，那儒家价值的文明复兴是没有希望的。从历史的角度讲，一旦中国的帝制崩溃，毫无疑问中国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建国，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才有其他的可能性。建立一个自主的、独立的、能够对抗列强的一个新的国家，是所有人的焦点。谁能够解决问题，谁得天下。需要强调的是，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真正自主独立的国家是非常少的，中国是极少数自主独立的共和国。这是今天儒家文明和中国价值复兴的基础。如果一个自主独立的国家不存在，而是事事都要听西方的、听美国的，那么，传统文明价值要复兴是不可能的。

但另一方面，仅仅是国家的层面，远远不够。真正的价值要是个人能够安身立命，碰到巨大的灾难，个人怎么面对？这个是人生非常关键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在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上，我们仍然是困顿的。我认为在两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一是现代中国的正当性问题，但从一个更长远、更深刻的角度，真正中国作为一个文明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要对自我的、最核心的价值有重新认识，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奠基的基石。当然，这是很长远的一个工作。

二十世纪西方有两件事，一是德国的战败。在当时整个欧洲文明里面，德国从浪漫主义开始，就强调德国在当时最落后的，都还没有政治统一的一个民族。从荷尔德林开始，就是在强调德国是最有独特性的。最大的冲突就是一个历史文化民族和一个普世社会的冲突。德国的这些人，包括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都反对普世社会，只有一个没有文明基础的国家才会欢迎普世价值。尼采后来很失望，所以他后来转到他成为“老的欧洲人”、“好的欧洲人”上，其实仍然在强调有一个历史文化的实体，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全人类的普世文化。俄罗斯也认为自己是独特的，能够有一套更深的价值，而不是单纯的现代工业、科学革命这样一个世界。无论德国还是俄罗斯，都彻底完蛋了，并没有实现他们的抱负。这里面有他们自己文化和文明上的缺陷。尼采为什么后来对德国人那么失望？德国人的根本问题是新教问题，新教是全部的麻烦来源。

现在西方比较深刻的人都发现代西方的问题太严重了——完全的个人主义，只有权利本位，没有任何义务价值。严格说来，除了法律以外，没有道德的发展，非常危险。从长远来说，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立足于现实，儒家是唯一一个不以宗教立基的这样一个人类群体的构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比较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尼采就批评，西方是虚伪的，明明上帝已经死了，应该走向一个非宗教的世俗社会。西方并没有人真心相信上帝，上帝只是个虚托，所以他觉得西方人虚伪。我们不一定同意他，但问题是这个问题。

他的一生充满意外，他的一生别样辉煌。

他叫约翰·纳什，刚刚因车祸和妻子一起意外去世。

纳什生于1928年，享年86岁。纳什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度完其惊心动魄的学术人生。纳什的一生，是数学、经济学、精神疾病、伟大爱情铸就的一生，而在这四个人生支柱中都充满意外，都达到极致和辉煌。他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5年刚刚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阿贝尔奖。他30岁时罹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天才与狂乱中辗转反侧，但在妻子艾里西亚伟大爱情力量的呵护下奇迹般康复。以他和妻子的传奇经历为原型的影片《美丽心灵》，获得200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意外”的经济学家

纳什从小孤僻，天天钻在书堆里，不愿和同龄孩子玩耍。他的数学成绩很不好，小学老师常向他的家长抱怨其数学有问题。意外的是，1948年，大学三年级的纳什同时被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等大学录取，遭遇幸福的烦恼。当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主任感到了纳什的犹豫时，就立即写信敦促他选择普林斯顿，并为他承诺了一份奖学金。纳什来了。当时的普林斯顿是全世界的数学中心，爱因斯坦等世界级大师云集于此。不过，纳什很少上课，他坚持认为听课会毁了他的创造力。在普林斯顿自由的学术空气里，纳什如鱼得水，迅速成长。

1950年，纳什以《非合作博弈》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1958年，纳什因在数学领域的优异工作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新一代天才数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意外的是，后来，这篇仅仅27页的博士论文为他赢得的不是数学奖项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纳什在论文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他提供了两种对非合作博弈均衡的解释：第一种基于个体理性，第二种基于群体行为。诺奖委员会1994年评价纳什的工作时称：几乎所有的经济行为分析都可以用到博弈论，从垄断厂商到竞争个体，概莫能外。

博弈论不是纳什发明的，但他扩大了该理论的范围，实现了数学和博弈论的完美结合，为之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更有力的量化工具。如今，经济学家继续使用博弈论分析人们如何作出有关金钱的决策；生物学家用它来建立假说以解释适者生存的原理；人类学家使用它来研究原始文化，从而说明人性的多样化；神经科学家也加入了博弈论研究的行列，通过研究博弈者的大脑，试图发现决策如何反映人们的动机和情感。

“意外”的精神疾病

博士毕业后，纳什非常想留在普林斯顿，他的才华也足以让他留在那里。意外的是，普林斯顿当时并没有给他教职。这或许伤害了纳什的自尊心。这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学术水平不够，而是因为他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完全无视他人感受的傲慢态度，令同行难以忍受所致。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当然，纳什牛气冲天的自傲，在麻省也不受欢迎。

天才总是难以找到自己的生存土壤，灾难更常常与天才相伴。1958年，同为菲尔茨奖的候选人，别人获奖，但纳什意外地失之交臂。数学家们认为这触发了他的精神疾病。他是一个自傲的人，处处想要争先，总想在知识上高人一等，无法容忍这一失败。

一年后，纳什的精神状况迅速恶化，无法履行教书职责，不得不从麻省理工辞职，并取出所有养老金搬到了欧洲。他总觉得有人追杀他。妻子艾丽西亚跟着去了欧洲，后又把他带回美国。回到美国后，纳什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徘徊，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写一些奇怪的明信片，喋喋不休地讲数字命理学。

纳什那时，目光呆滞，蓬头垢面，乱发披肩，胡子犹如丛生的杂草，在校园里光着脚丫子晃晃悠悠，人们见了他都尽量躲着他。此时，纳什的博弈理论却越来越有影响力，不少曾经运用过他的理论的年轻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根据他的论文发表日期，想当然地以为他已经去世。即使一些人知道纳什还活着，但由于他特殊的病症和状态，也把纳什当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废人。意外的是，幸运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纳什渐渐康复，悄悄从疯癫中苏醒。普林斯顿大学的宽厚幽静治愈了这位天才。

他的“意外”苏醒似乎是为了迎接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诺奖委员会有意向给纳什诺奖。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哈罗德·库恩极力游说委员会，且力证纳什已经完全康复。为此，伟大的普林斯顿大学给长久没有工作的纳什，增设了一个“访问研究合作者”的职位。

纳什在诺奖演讲中说：“疯癫的25年是我人生中的一段假期”。普林斯顿大学是天才的度假天堂。疯疯癫癫的纳什游荡在无限宽容的普林斯顿校园里！长达25年！普林斯顿大学也由此创造了一个奇迹，解释了什么叫大学。

“意外”的爱情力量

初到麻省理工学院，纳什意气风发，被形容“就像天神一样英俊”。他的才华和魅力吸引了一个漂亮的女生，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艾丽西亚。1957年，他们结婚了。两名女生得其一，显然是个小概率的“意外”。之后的漫长岁月证明，这份婚姻也许是纳什一生中，比获得诺贝尔奖更重要的收获。

纳什患病期间，艾丽西亚精心照料他。或许因为无法承受山大的压力，艾丽西亚离了婚，但是，意外的是，离婚后的艾丽西亚并没有放弃纳什，而且也没有再婚，而是依靠自己作为电脑程序员的微薄收入和亲友的接济，继续照料纳什和他们唯一的儿子。她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坚持纳什应该留在普林斯顿。因为如果一个人行为古怪，在别的地方会被当作疯子，而在普林斯顿这个广纳天才的地方，人们会充满爱心地想：他可能是一个天才。脆弱的天才，需要温暖的目光。

2001年，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艾里西亚与纳什复婚了。事实上，在漫长的岁月里，艾里西亚从来没有离开过纳什。这个伟大的女性用一生与命运进行博弈，她终于取得了胜利。纳什的天然、天才，妻子的执着、执行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爱情传奇。天然、天才，一切似乎天意；执着、执行，一刻不离执念。爱情和天才一样，都是世间稀缺物品，是小概率的“意外”。纳什与艾里西亚共同成就的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是人世间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意外”。他们的逝世，更是一个令人心伤的“意外”。他们一起走了，手拉手。

纳什的辞世，引起全球经济学界、数学界乃至影视界的共同悼念。他的思想，他们的爱情是人类的永恒财富。普林斯顿大学在其官方网站上刊发公告，对纳什及其妻子在车祸中死亡表示震惊和哀悼。“听到约翰·纳什及其夫人艾丽西亚去世的消息，我们感到震惊和哀悼。纳什和艾丽西亚两位对普林斯顿大学来说都是非常特殊的人物。”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艾斯格伦博说，“纳什在博弈论研究的卓越成就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他与妻子艾丽西亚一生的故事感动了千万人，为他们面对人生巨大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勇气所惊奇。”(李才元    20150605)

我们希望业内同仁，特别是监管当局和政策制订者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透过现象洞察本质，拒绝复杂市场结构、抵制时髦而我们却不明就里、不知深浅、不晓利害的衍生品的诱惑，让金融回归本原，远离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服务。

长期以来，我们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不够关注。可政策的作用力无论我们关心与否都在发生，或正向或反向地作用于我们的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这一战略规划事关中国制造业升级，事关国力、国运、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局。我们的政策何去何从?能否支持、保障“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已十分关键，成败与否将系于政策一身。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政策清醒，时时关心其作用力方向，排除各种干扰，把政策导入服务中国制造之轨道。

经济的金融化正在使金融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在反作用于中国经济，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这一趋向，深刻反省问题何在。毫无疑义，我们的国家战略是基于对经济现状的客观判断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清醒认识而作出的，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有些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却与国家战略不搭界。出现政策漂移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哲学的自主与自觉;二是缺乏坚定的战略贯彻意志和清晰的贯彻路径把握，制订政策时没有注重对其作用力方向的评估，执行政策时对其作用力方向不敏锐，调整纠正不坚决。

国家战略系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之所在，关系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国家安全，亦是关系全体人民福祉安危的国之根本。然而，国家战略的实现必须依靠方向正确、合理有效的政策来贯彻落实，要靠正确的政策来组织、动员、调动、引导全社会资源服务国家战略，确保国家战略目标顺利实现。因此，国家战略能否顺利实现，政策的选择是否正确就成了关键!政策选择正确，可以引导我们实现国家战略;政策选择错误，政策的作用力方向轻则就会发生漂移而偏离国家战略，重则还会与国家战略相左。

当今我国在经济领域的国家战略已成共识，即发展实体经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增效。毫无疑问，发展实体经济等不仅已成共识，而且也成为制订各种经济、金融政策的“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政策层面鲜有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和传导路径、环节、过程进行评估反思;在市场层面往往出现高举为实体经济服务大旗，我行我素，自我服务的情形。眼见得政策与实践和国家战略渐行渐远，不仅国家战略难以落实，而且还会出现与国家战略相悖，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状况。因此，我们必须清醒、理性地关注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与国家战略的关系，冷静评估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及时调整政策方向，坚决使其为实现国家战略服务。

另轨循环的金融市场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资金规模畸高，银行存款高达120万亿元，相当于GDP总量的两倍。这种状况不仅属于全世界的最高水平，而且货币资产和实体经济总量的差距倍数还在继续扩大，已经到了影响人民币市场信心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境地。尽管如此，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还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奇怪现象。究其何故?虽然这里有金融市场存在机制扭曲、功能缺陷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金融的认识和定位的问题。如今，我们已经把金融抬高到一个本不该有的高度。

一、金融在“创新”风险

金融是什么?金融是服务业，是为实体经济的借贷双方和买卖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为客户提供理财服务的代理人，其职责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提供服务的，在整个经济循环系统之中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是实体经济的仆人。离开实体经济之后，它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脱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它就会失速、翻车!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脱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轨道的恶果。

对欧美充满兴趣的国人特别是业内同仁对于这场危机技术层面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应该说是耳熟能详，但是这场他山的金融风暴过后我国金融市场的走向却让人瞠目结舌。

在高高举起的但没有插在中国大地之上的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帜之下，2008年之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一方面快速扩张，规模剧增;另一方面对美国金融危机教训视而不见的金融“创新”纷纷亮相登场。一是直接导致美国金融海啸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加速发展，2014年底已达到3300亿元，在政策的推动下今年将突破5000亿元。二是种类繁杂、五花八门的高息理财产品空前繁荣。三是融资融券(主要是融资)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证券商赚得盆盈钵满。四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受到鼓励，股指期货、股票期权交易不断推出。五是业内衍生品交易热情不断高涨，风险偏好不断提高。例如，在发展衍生品市场的风险评估这一问题上，原来业内很多人认为美国之所以爆发风险，主要原因就是场外交易，场内交易风险相对较小，我国应该搞场内衍生品交易。现如今，随着“衍生品热”的发展，场外衍生品交易也将不再被视为禁忌，期货界正在热议通过子公司规避监管开展场外期权交易，也有个别证券公司在尝试场外衍生品交易。事实将证明，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是捂不住的，有场内就一定会有场外，在逐利恶魔冲击下，不要指望理性，不要指望量的控制和度的把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上种种金融“创新”的理由从表面来看都十分充分。一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一些人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太简单，太原始，还是一个缺乏杠杆的现货市场，因此应该向西方看齐，使其复杂化。二是完善风险管理工具，对冲投资风险，减少市场波动。

事实上这些理由都是无法成立的。如前所述，金融是经济体系中的服务中介，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代理人，最重要的是为经济活动提供简单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而不是舍简求繁，把金融市场复杂化。复杂并不是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简捷倒应是金融市场的哲学。美国华尔街的实践表明，金融复杂化的赢家是自我服务的金融业，输家是实体经济。当然，这种畸形发展的金融不会有最后的赢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人们一般都认为金融衍生品是风险管理的工具，其实并非如此。一是市场实践中从来都鲜见谁使用衍生品工具对冲了风险而躲过灾难，倒是不断有西方金融百年老店要么因衍生品交易被断送要么被重创的噩耗传来。二是自上世纪80年代衍生工具不断涌现、不断复杂化以来，尽管随着科技和服务等非周期性行业在经济结构中权重的增加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改善，使得来自实体经济的风险越来越小，但金融危机却屡屡爆发，而且频率和烈度越来越高。究其原因，这些危机爆发无一例外都可以在衍生品交易和金融市场本身日益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根源。我们今天十分热衷的金融“创新”，正如一位长期在华尔街从事金融衍生品开发和交易模型设计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所说：“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

事实上，金融衍生工具从来都不是用来避险的，而是用来制造市场波动投机套利的。市场人士最爱价格波动，没有波动就没有金融的高额利润，衍生品正是他们在波动中谋求高额利润的对赌工具而不是对冲风险的工具。因此，我们希望业内同仁，特别是监管当局和政策制订者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透过现象洞察本质，拒绝复杂市场结构、抵制时髦而我们却不明就里、不知深浅、不晓利害的衍生品的诱惑，让金融回归本原，远离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服务。

近年来，我已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详细论述了所谓金融“创新”和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危害。因此，我不打算在这里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换个角度，试图分析一下我们当下轰轰烈烈的金融无序发展与创新和实体经济有关吗?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有益还是有害?

二、金融在妨害实体经济

金融是近代以来经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中介，也是实体经济须臾不可离开的供血系统。但是真理和谬误就一步之差，越雷池一步，天使就会变成恶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要适度的规模，要讲究规模经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选择适当的业务方式，要坚守代理人职责，坚持为客户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坚持卖方业务价值观。否则，夸张的规模、炫目的衍生品、贪婪的自营和杠杆交易就一定导致金融异化，背叛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成为经济系统中的吸血乌贼。

步美国之后尘，我国金融业的夸张发展已经本末倒置、喧宾夺主，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以2014年为例，金融机构贡献的所得税竟然和制造业所得税相当。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表明了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金融投资收益与实业投资收益倒挂，颠覆了实业净资产收益率两、三倍于金融投资收益率的基本规律，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亟待纠正的严重问题。

毫无疑义，实体经济是国之根本，对于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首先应该将资源优化配置给实体经济，保证其占有的资源与其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相匹配。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配角，其利益来源包括金融投资收益都主要来之于实体经济收益。这种来源关系就决定了金融不能在经济体系中占有过多资源和享有高于实体经济的不当收益。

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因为过高的息差收入、花样百出的业务模式和自营套利等原因占有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并使其业绩和利润不断增高。金融的自我膨胀严重地挤占了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和盈利可能。

一方面，经济的金融化吞噬挤占了实体经济急需的资金资源，妨害了实体产业发展。2012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吸取美国金融危机教训，提出了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正确的价值导向。但遗憾的是，没有与之对接的实施政策，导致三年过后金融在自我服务的路上越走越远，另轨自我循环，吸占巨额资金，空转牟取暴利。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4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17家银行企业的净利润总额为1.23万亿元，占500强企业净利润的51%。与此同时，500强中的260家制造企业的净利润总额占比却仅为19.5%，远远低于银行业。以净资产收益率来看，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8.8%，银行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却高达18.6%。这些数据已经说明制造业的空心化尤为严重。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虽然经济增速逐步下降，但是利息水平却不断提高，很多行业的资金成本竟高过了净资产收益率。正是金融资本对实业资本的剥夺，加大了生产企业的财务成本。这些数据也显示，金融机构的高利润是在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整体近乎微利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难道不能说明畸形发展的中国金融业在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妨害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生存。

另一方面，金融业的超高利润示范效应，阉割了实体产业的创业冲动。如前所述，实体经济因研发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投资回报周期长、资产流动性差等原因，且属于整个经济产业系统的本源动力，理应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唯此，经济活动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遗憾的是，我国正常的产业收益分布格局已被打破，金融投资收益和实体投资收益严重倒挂，金融投资收益超高。超高的金融利润不仅侵害了现今实体经济的利益，危害最大的则是超高利润示范必将侵蚀国人实体产业投资欲望，动摇我国制造业发展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使我国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近十多年来我国不正常、非理性的房地产业高回报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实体产业的投资动力(挤占浪费了资源，误导了投资者，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影响了消费需求)，破坏了原本应该更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给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房地产已经给我们造成了贻害，我们不能让金融再旧剧重演了。如果我们放任经济金融化，放任金融无序发展，放任金融高利润，人们哪有心思投资风险大、周期长的实体产业，必然急功近利，趋之若鹜般扑向金融投资，以钱炒钱。目前这一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如不及时纠正，中国经济的前景堪忧。

三、实体经济与衍生品无关且此消彼长

目前，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冠之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但其实大多数与实体经济毫无关系。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对冲基金、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市场上职业炒家的投机套利交易需求，非金融机构参与者不多。衍生品交易的获益者主要是这些参与者、交易所等交易组织者和中介机构。除少数外贸企业试图通过外汇衍生品交易对冲外汇风险之外(全球外汇市场每天超过5万亿美元的交易量中的98%和实体经济中的外汇需求即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2%的实际需求需要98%的投机交易来帮助发现价格)，衍生品交易与实体经济几乎无关。

金融衍生品不仅和实体经济无关，还会如前文所述制造金融风险，祸害实体经济。此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也是金融另轨空转循环的重要方式。衍生品发行和交易不同于金融现货市场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不给实体经济提供融资帮助，是独立于融资服务之外的另一系统，纯属经济体外另轨循环。并且和实体经济，和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融资市场成负相关，此消彼长。衍生品交易越活跃吸引资金越多，实体经济失血会越多。

经济的金融化正在使金融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在反作用于中国经济，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这一趋向，深刻反省问题何在。毫无疑义，我们的国家战略是基于对经济现状的客观判断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清醒认识而作出的，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有些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却与国家战略不搭界，个别政策甚至与国家战略相悖。出现政策漂移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哲学的自主与自觉;二是缺乏坚定的战略贯彻意志和清晰的贯彻路径把握，制订政策时没有注重对其作用力方向的评估，执行政策时对其作用力方向不敏锐，调整纠正不坚决。

哲学的自觉与政策选择

中国金融的浪漫、无序发展，其动力源自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动和“人有我有”赶时髦的心态，但却选错了样板，依葫芦画瓢地照搬美国的金融制度与衍生产品，罔顾中国的战略需求，忽略了发展资金融通渠道、提高资金融通效率、降低资金融融通成本等最基本的金融正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盲目现象?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哲学的自觉与定力，不知不觉地被新自由主义所误导。

一个优秀的民族，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哲学思辨传统的伟大民族，应该具有深刻的内在的哲学反思批判精神。没有对社会现实的超越性、前瞻性批判，没有深刻的检讨自省精神，没有理想之光、理性之灯引领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能够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一个社会的精英，要希望能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正能量，最重要也是最简单实用的思想方法一是方向感，二是把握“度”。我们应该时刻反省自问，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选择正确的政策方向。

一、新自由主义不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

很久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影响广泛，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但我认为新自由主义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悖。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在制订政策时自觉与之划清界限，以免被误导贻害。

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除鼓吹私有制并破坏我国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外，在经济和金融领域里主张自由放任发展，推崇“万能”的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要求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业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地改变其业务模式，从“产业服务模式”转变为“金融交易模式”。金融已经背离了早期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产业资本的结合与服务模式，从服务代理人摇身一变成为自我服务的委托人，仆人异化为主人，而且仆人的规模远远大于主人，本末倒置。这种变化被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被奥巴马任命的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沃尔克规则》的主要制订者保罗·沃尔克称之为过去40年来金融业最大的变化，也是最不幸的变化。而这种最不幸的变化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鼓励与纵容之下实现的。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华尔街可以按照所谓的市场需求即自己的利益需求做任何事情，开展任何业务。哪怕它会损害公众的利益，损害市场秩序，破坏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市场功能，都是合理的，都不能干预，必须任其发展。在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引领之下，华尔街为了一己私利，为所欲为，创造出了无数千奇百怪的金融业务模式和衍生品工具，在全球范围内巧取豪夺，短短几十年里就积累起无数财富，建立起一个庞大无比的金融帝国。但另一方面，它把金融市场引向异化的歧途，导致了更大的贫富悬殊，抽空了实体经济，制造一次次金融危机并殃及全世界。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他们有为了自己的自由剥夺别人自由的自由，他们有利用衍生工具欺骗诈取别人利益的自由，他们有为了私利破坏经济秩序制造灾难的自由。当然，他们也有为了疯狂逐利而自我毁灭的自由，但不幸的是整个世界却得为他们缴陪葬税。

毫无疑问，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自由观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种巧取豪夺的市场不是我们憧憬的市场。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中，我们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尊重每一个市场参与主体的自由，尊重人们追逐利润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妨害别人的自由，不能侵害别人的利益，不能弱肉强食，不能把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市场变成为少数人剥夺多数人，为其聚敛财富服务的市场。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人是有社会性的，人的社会性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是有依存关系的。依存就是互相尊重，尊重就是要严守彼此利益边界，就要处理好个人和公众、局部和整体、当今和长远的利益关系。有了利益关系就得受约束，有约束人们才能相安无事，相向和睦，相得益彰。这样人们才能享受精神、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因此，每一个市场的参与者都必须接受法律法规约束，接受市场秩序约束，接受公平、正义的市场道德约束。

我们中国的金融市场与新自由主义的西方金融市场的最大不同还是价值观的不同。他们放任私欲泛滥，承认存在合理，哪怕这种存在加剧贫困与社会不公，扭曲资源配置，制造经济危机。我们的市场承认和保护个人利益，但反对个人利益至上;鼓励和保护市场自由，但反对自由泛滥。我们的价值取向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我们的政策选择着眼点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秩序、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我们坚决反对打着提高流动效率、对冲管理风险幌子的金融自我服务。

这就是我们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下的美国金融市场的根本不同。希望我们的政策层面和市场同仁保持清醒，新自由主义是人家的旗帜，美国的金融市场不是我们的榜样，“人有我有”的想法不可取。想提升中国金融市场水平，完善市场结构，优化市场服务，要向其他方向发力，向服务实体经济发力。而不要朝着错误的方向跟着美国搞金融“创新”，把资本市场复杂化。说到底，我们这些年盲目跟风，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美国为样板“完善”我们的市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哲学方面不够清醒与自觉，混淆了我们与异化后的美国金融市场的本质不同、服务对象不同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该停步思考，把望并确定方向后再继续前行。

二、新自由主义对中国股市的误导

回想多年来我们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引进效仿了一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想明白的东西。以融资融券为例，名义上融资融券业务可以增强市场流动性，促使市场双边交易，稳定市场。但市场实践却完全不同，结果往往加剧市场波动，“助涨助跌”。尽管如此，它在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下是合理的，是有需求的，因为它有助于投机炒作、买空卖空，可以给投机者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我们为什么要搞融资融券?虽然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需要二级市场良好的流动性支持，而交易活跃的二级市场不仅需要投资者也需要投机者的参与，融资融券的基本理由正是投机。但问题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场所，市场客观需要投机但不能过度，更不应该使用杠杆刺激投机把市场变为赌场。大家知道，我国的股市从来都不缺投机者，但投机者是否入市和投资者一样是要看大市氛围的，市场冷清时你鼓励也没用，可当市场热闹时恐怕问题又变成了如何抑制投机，而不是刺激投机了。融资融券是否适合中国股市，这轮疯狂上涨的股市已说明了问题。

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大大高于直接融资在宏观上影响金融安全，在微观上增加了企业财务成本，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客观上就需要一个长期牛市来支持股权融资，使融资结构逐渐趋于健康。2007年10月之后，经过了将近7年的漫漫熊市，终于迎来了我们期盼已久的新一轮牛市。这轮牛市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于近年来被信贷资本剥夺，饱受融资难、融资贵之苦的实体经济更是久旱逢甘霖，弥足珍贵。我们太需要牛市支持下的一级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大量的股权资金了。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能重蹈中国股市熊长牛短的覆辙，让疯牛迅速透支了我们的牛市红利。我们需要小心呵护一个流动性充裕、交投畅顺、节奏平稳的慢牛来给实体经济不断哺乳，支持我们完成调结构、保增长这一头等要务。

遗憾的是，我们又遇到了一头疯牛，而且是空前的疯，在短短的几个月股指从2000多点迅速上涨到4000多点。老百姓蜂拥开户，客户保证金余额倍增，我们的融资融券也开始扮演起一个重要角色，余额从2013年初的1000亿元左右迅猛增加到2015年5月的2万亿元(几乎全是融资)，沪深两市单日交易最高金额已经超过2万亿元，中国股市单日成交金额已经是美国单日最高成交纪录的3.3倍多。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轮牛市的疯狂上涨与融资融券业务给股市提供杠杆不无关系。融资融券给原本就急功近利的中国股市文化又提供了激素。

理性告诉我们，疯牛不是我们要的牛市。首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疯牛往往难以为继，疯狂过后必然是漫漫长夜。其次，过热的股市对实体经济也是弊大于利。虽然可借牛市东风促进股票发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是什么事物都不能过度，过了度就会走向反面，利就会变成弊，积极就会变成消极。过热的股市会吸引沉淀大量的资金，同样分流实体经济所需资金，特别是会影响社会资金投资实体产业意愿，腐蚀实业投资精神。有一位资深的公募基金负责人忧虑地说：真不知道如此火爆的股市能给实体经济带来什么好处，谁还有心思耐得住寂寞做实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恐怕很难出现。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融资融券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刺激股市狂涨制造疯牛，当股市反转下行时，融资融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相当恐怖。一是融入资金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二是融出资金的证券商如出现恐慌性集体平仓行动，那将势必出现集体无路可逃，坐以待毙的可怕景象;三是融资者可能会反方向融券，融券卖空将加速股市下跌;四是若有人在股指期货跨市做空，那将更是雪上加霜。另外，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是融资杠杆炒股，一旦市场反转，如前所说融资者就可能倾家荡产，以往相对平静的熊市可能不会再现，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不容忽视。

因此，无论从价值观还是从市场实践来分析，引入融资融券业务都是一场误会。

相对于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来说，融资融券业务还算简单。而与我们价值观冲突的金融衍生工具一旦泛滥(不会如某些人意愿可控，市场一旦误入错误的方向，不要指望节制和度的把握，也不要指望监管，贪婪会冲垮所有的堤坝)，那将会造成颠覆性的灾难。

学习、引进，但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哲学。

政策制订的思路与方法

国家战略是国之核心利益、根本利益。国家战略确定之后，政策就成为战略成败的关键。战略固然重要，但实现战略目标必须借助的政策也尤为重要，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组织、调动、规范、引导全社会资源与力量实现国家战略。如果政策错误，不但无法实现国家战略，还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因此，我们必须本着向国家负责、向全体人民负责、向国家战略负责的精神，冷静、清醒、科学、缜密地重视政策制订工作。

制订政策，首先应该保持清醒的哲学自觉，明确价值取向，理顺政策目标思路，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诱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谨防利益集团游说蛊惑，坚持政策服务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基本原则。

其次，制订政策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考虑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目的何在?不要听信任何理由干扰主题，所有的改革出发点必须紧紧围绕国家战略主题。因此，应该从宏观、全局高度思考政策选项与国家战略的关联关系。认真梳理、筛选备选政策，去伪存真，坚决摒除伪选项、无关选项。按照不同产业、行业和国家战略的关联程度、轻重缓急排序制订政策。

第三，从资源的类型、行业、产业特点出发考虑资源配置方式，确定政府监管与市场决定边界。政府和市场是两种互相依存的基本资源配置方式，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面各自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既要反对政府大包大揽，官僚干预微观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又要反对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万能”。

政府承担着宏观调控、基础研究、基础建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国家安全和各类经济活动监管等重要职责。并应该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严守责任边界，接受监督，公开透明，不得任性。

政府不得任性，市场同样也不能任性。我们讲市场决定，但反对放任市场。市场主体作为经济动物，在经济活动中敏锐、灵活，对调节供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市场主体却天生具有逐利冲动，这种逐利冲动虽天经地义，却缺乏理性，缺乏方向自觉，利润就是一切，虽饮鸩止渴，也无怨无悔。因此，要发挥市场决定的重要作用，必须对市场适当约束，加强引导，发挥其正能量。

当我们制订政策之时，一定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场在其中的作用，该政府管的一定要有作为，该市场发挥作用的，一定要放手交给市场。像金融市场，因为存在着金融中介自我谋利与公众利益相悖的利益冲突，资讯科技与衍生品的发展使得自由市场更容易被操控，系统性风险更容易发生等特点而不同于普通产业，不适合无节制的自由竞争，必须适度管制。因此要坚决遏制经济金融化，限制金融自由化，反对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制止金融放任发展，按照国家战略把金融导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让政策和国家战略完全统一，防止国家战略说一套，具体政策做一套的扭曲现象。

第四，制订政策者要有清醒明确的方向感，应该有透过现象洞察本质的穿透力，有任尔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的定力。不能盲目、随意、无序、想当然，要科学化、精细化、导向明确化。

一是要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抓住主要矛盾，明确价值判断条件，梳理关联因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探寻问题关键;注重价值选择，领悟选择真谛，去末归本，重在放弃。不能什么都想要，只有学会了放弃，才能免受干扰，坚守住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二是要注重调查研究，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现状，了解需求，洞察趋势，掌握规律，才能在政策动机和市场实践之间搭起一座现实的桥梁。我们的政策才不会无的放矢，南辕北辙，我们的政策才会更接近战略目标。调查研究不能仅在机关大院和学术圈内转悠，调查研究一定要深入基层，深入市场，深入实体经济主体，深入实体经济过程，深入产业的上下游、左右邻。但是调查研究一定要谨防利益集团干扰，警惕利益冲突，防范“信息关联交易”误导政策。调查研究还应主动征求长期坚持监管一线，经验丰富的专业干部的意见，他们有市场感觉甚至方向感，其意见接地气、有价值，应该重视。

三是要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了然于胸。政策的最大败笔就是其作用力违背了制订者初衷，事与愿违，南辕北辙。如果出现这种状况，轻则政策效果不能实现，重则会干扰国家战略，反作用于国家战略。因此，我们在制订政策之时一定要高度关注政策作用力方向问题，重视对政策作用力方向的评估和预见，要保证政策动机与作用力方向的统一。一方面政策的目标、利益方向要和国家战略一致、明确。另一方面，要研究政策作用力的传导机制。我们应该认真仔细地对政策作用力方向进行实证研究，要对每一项政策作用力的传导方向、传导方式、传导路径、传导环节和传导过程进行兵棋推演，一层层、一步步展开分析论证。研究分析政策作用力传导，是我们制订政策的必修课，基本功，必须务实、扎实，不能敷衍了事，似是而非。一定要卯榫相衔，确凿无误，心中有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政策不偏离国家战略，不与国家战略相悖，更好地为国家战略服务。

中国制造是政策的归宿方向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我国实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十分重要。

然而，作为行动纲领的《中国制造2025》的落实，需要一系列相关政策来动员、组织、调动、引导全社会资源投入这一伟大工程之中。一方面我们应该动员金融等服务业资源服务中国制造;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澄清一些干扰建立制造业强国战略的错误观念。

一、制造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动力

实体经济是国之根本，但根本之根本是什么?即在实体经济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孰轻孰重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如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国家主流观点认为“去工业化”是一种合理的变化一样，我们国家有些人看到西方国家包括一些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我们，就提出了建立服务业大国的错误观点。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盲目跟风。

首先，服务业比重的增加是由于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导致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以及比较成本引致的国际分工等原因形成的，它是因经济进步、社会生活变化而出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能揠苗助长。

其次，服务业比重的增加有可能降低劳动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水平。虽然服务业的占比随着经济的发展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化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我们应该深入分析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内在逻辑，扬利抑弊，找到我们政策的着眼点。服务业分为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和现代的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主要是和居民生活相关的餐饮业、住宿业、家政服务业、维修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邮政快递等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提供服务产品，包括物流、研发、信息、营销、中介、售后服务、金融保险及贸易相关服务等。有人注意到，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现象，而且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低而形成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库兹涅茨所指出的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资源配置优化的趋向，是我们调整产业结构时应该自觉追求的最佳目标。如果我们把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优化的递进称作“库兹涅茨化”，那么，服务业结构非优化的发展，就可能出现社科院蔡昉所说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的“逆库兹涅茨化”。这是我们应该避免的，防止出现因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从生产率高的部门向生产率更低的部门转移的“逆库兹涅茨化”，拖低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

第三，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在“去工业化”错误理论的影响下，盲目发展服务业，制造业GDP占比不断降低，导致产业失衡，不仅严重影响了整体经济体系正常循环，而且也使得失去了高技术制造业支持的高技术服务业难以为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陷入结构性困境的美国开始反省“去工业化”的错误，重振制造业已经成为白宫和国会的共识。因此，在处理制造业和服务业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再犯连美国的错误也要学习的老毛病，重蹈他人覆辙。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仅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反对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复杂化，坚决纠正金融自我服务、空转循环、抢夺实体经济资源的扭曲现象。同时，我们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均衡发展的关系，防止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过度软化、产业空心化和生产率低效化。

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地理、人文、政治和安全环境都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完善、自成体系、健康均衡的经济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基础动力和根本就是制造业。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无论在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还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可动摇的。中国和世界的历史，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的世界现状都告诉我们，一国的制造业规模和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几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运。这场危机之后，在西方世界一枝独秀的德国就主要得益于德国制造。不仅制造业决定了国力、国运和国家安全，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制造业也处于一个最基本和关键的位置。制造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与其他行业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没有制造业的支持，任何行业将难以为继。所有虚拟经济、所有服务业的基础都是制造业，包括今天风头正劲的互联网经济也概莫能外。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就是：制造业是1，互联网是0，0只有依附于1才有生命价值。互联网只有服务“中国制造2025”才是正途，才功德无量。当然，这种服务可以是直接服务，也可以是间接服务。我们应该改变互联网主要在贸易流通领域发力的不均衡、难持续的状态，我们应该防止炒作互联网概念，制造互联网泡沫的现象，把互联网结结实实地加在中国制造之上。

是时候以举国之力支持中国制造了，是时候把政策的作用力导向中国制造了，不要迷茫，不要犹豫，不要彷徨，不要左顾右盼，坚定信心，全力以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二、支持中国制造的政策取向

(一)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国制造2025”应当是中国经济的主题、主旋律，其他产业和行业都应该像古典音乐变奏曲式中的各个段落那样，无论怎样变调、装饰，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都紧紧围绕主题。中国经济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各念各的词，各唱各的调，不能有杂音、不和谐音。要真正实现“中国制造2025”这一战略计划，避免再出现像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等并无多少实效的现象，最重要的就是排除干扰，集中资源支持制造业发展。如果我国经济不能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继续诱使社会资源向房地产业和金融领域集中，那么制造业强国之梦将无望实现。

当务之急，一是应该重新检讨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定位，制订差别化的行业信贷政策，限制给房地产贷款，遏制房地产吸占资金。二是应该限制已过度发展的金融业，要像壮士断臂一样痛下决心，倾筐倒篋，全面清理金融自我服务业务，制止制造风险，危害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限制金融机构自营交易，禁止金融机构自营衍生品交易。

(二)制定切实可行，有操作性的金融、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制造业。重点是提供资金，降低成本，资助研究开发。德国政府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对制造业的支持，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战略，在去年正式发布了利用物联信息系统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的“工业4.0”战略规划。他们对制造业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对工业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上，最难能可贵的是能以清醒的政策排除干扰，心无旁骛地支持制造业。无论是在给工业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资助企业产品研究开发，为制造业税收减负，还是组织、协调工业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创新等方面都卓有成效。

我们的政策应该认真学习、吸取德国的经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德国重点不在比对分析“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异同，而要像德国人那样把功夫下在对制造业的支持政策上去。我们应该严肃对待如何制定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配套政策这一问题，不能说归说，做归做。我们的政策性银行应该把支持制造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我们应该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切出一定比例的信贷资金专项支持制造业;在同等条件下资本市场应该优先支持制造业的股权、债券融资需求。我们的财政政策也应该向推动中国制造倾斜，提供制造业研发专项资助基金，对单个中小企业的研发项目及中小企业与研发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进行资助;为中小型工业企业提供利息补贴;对具有国家战略价值的高端制造业进行税收补贴，为制造业减负增效。

(三)动员引导社会资源加大研发投入。要建立制造业强国，核心是科技创新。因此，不仅国家应该加大科研投入，还应调动制造企业和全社会的研究开发积极性。目前我国研发投入占GDP之比为2.1%，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达国家3%-4%左右(以色列最高为4.4%，芬兰为3.9%，韩国为3.7%，瑞典为3.4%，日本为3.3%，美国为2.8%)的水平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可喜的是，我国深圳2014年研发投入占GDP已达4%，其水平已比肩发达国家。而且，在深圳的研发投入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入占94%(北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投入占所有研发投入的百分之十几，主要的研发经费是由研究机构投入的，与深圳的市场化创新基础不同)。这也就是深圳能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第一名的秘诀。

更让人欣喜的是，拥有7万名研发专业人员的深圳华为研发投入多年来持续增长，2014年研发投入高达408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4.2%，属全球同业的最高水平。华为之所以能够成为驰骋全球的电讯器材制造商之翘楚，与任正非锲而不舍的研发投入精神是分不开的。中国制造要的就是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创新一些政策杠杆，来撬动中国企业的研究投入热情，来整合官产学研的研发合作，加快制造业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和应用，为中国制造升级嬗变创造条件。

很多年来我国最富裕的中产阶层一般都是金融从业者，被称作首富的人士大多出自于房地产行业，这反映出我国经济的热点和资源分配的倾斜状况。我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中国最富裕的中产阶层是制造业从业者，中国的首富出现在制造业。我想，到那时，中国制造将一定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中国的经济将更加健康，祖国将更加繁荣富强。

(四)为中国制造培养应用人才。遍布全球的中国产品目前还只能处于低廉、低档的市场位置中，这既有产业转移的阶段惯性等问题，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而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结构失衡。一方面是大学生过剩，只有77%的就业率;另一方面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短缺率高达50%。所幸教育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扭转局面。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们应该重新制定制造业的人才政策，为中国制造业培养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用他们的双手重建中国品质。

德国制造是我们的榜样，德国的职业教育也值得我们学习。德国之所以能够生产出广受欢迎的质量高、价格贵的产品，除了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德国工程师对完美的追求之外，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德国拥有一套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工人队伍。在德国，只有25%的中学毕业生上大学，65%的中学毕业生都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了不同的职业学校接受专业技能培训，为做一个合格的技术工人做准备。在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德国的职业教育属于国家的免费教育范畴。还有一个需要我们中国职业教育高度重视、认真学习之处：为使职业教育内容能够及时跟上社会需要，德国设有专门的职业调查和研究机构，负责跟踪各个行业的发展动态与趋势，以便学校及时调整、更新专业教育内容。德国职业教育中的双轨制教育，即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相结合，学生一边在学校学习理论，一边以学徒身份到企业学习的教育方式亦值得我们借鉴。

职业教育事关中国制造质量，事关中国经济升级转型大局，我们应高度重视，把它作为一项长期战略、重点工程，全力逐步、稳步推进。

(五)为了保护、鼓励中小企业的创新热情和研发投入，应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德国的制造企业以中小型为主，但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却很高，从不急功近利，注重研发投入，其产品大多“又精又专”。为什么德国的中小企业能有这种定力，重视研发投入?一是为保持竞争优势;二是有严格的法律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无被人盗用之忧。反观我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在中小企业中“山寨”成风，几无知识产权概念，人人急功近利，哪有人有心思作长期打算，肯用功投入研发?这就是我国大多中小企业产品质量低劣，短平快低层次竞争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此以往下去，中小企业将难成气候，产品质量也无从谈起。中国制造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军将长期沦为游击兵团，无法承担为中国制造攻城拔寨的攻坚重任。

今天，中国制造已经跨越了低层次加工、代工、仿制的初始阶段，开始向“智造”迈进。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遏制疯狂无序的竞争，保护中小企业的创新激情和研发动力。唯此，中小企业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动力，中国质量才有望提高。我们应该明白：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的战略利益。

长期以来，我们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不够关注。可政策的作用力无论我们关心与否都在发生，或正向或反向地作用于我们的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这一战略规划事关中国制造业升级，事关国力、国运、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局。我们的政策何去何从?能否支持、保障“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已十分关键，成败与否将系于政策一身。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政策清醒，时时关心其作用力方向，排除各种干扰，把政策导入服务中国制造之轨道。

*作者系深圳市证监局局长

新三板与医疗行业均为当前投资热点，但二者的目前汇合点似乎显得热度不足。新三板已挂牌非公立医院现状如何？新三板如何促进非公立医院投融资发展？非公立医疗机构是否可凭借新三板实现资本运作提升？本文试图就该等问题进行探析，以期抛砖引玉，通过业界共同努力促进非公立医院在新三板的挂牌和后续运作。

新三板与非公立医院

“新三板”市场原指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代办股份系统进行转让试点，因为挂牌企业均为高科技企业而不同于原转让系统内的退市企业及原STAQ、NET系统挂牌公司，故形象地称为“新三板”。2012年9月，基于原代办股份系统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立，成为继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第三家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作为唯一的全国性场外交易所，新三板开始被各方重点关注。2014年“新三板”挂牌公司数呈现爆发性增长，而2015年“新三板”企业挂牌热态无疑将延续。预计到2016年，“新三板”挂牌公司数有望超过6000家，总市值规模过万亿，成为可以同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相匹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这将给券商和整个金融市场带来结构性的深远影响。

截至2015年5月5日，新三板共有2355家企业挂牌，股本总额达到1063.14亿股；挂牌公司所在行业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已经覆盖了证监会颁布的19个所有一级行业。至2015年4月30日，新三板已挂牌企业中，融资总额达到300多亿元，共有289家企业采用做市方式进行了交易，形成融资能力并具备一定流动性。根据2015年4月数据，做市与协议转让交易方式的总体平均市盈率达到60倍，做市交易231家挂牌企业的平均市盈率达到80多倍，体现了市场对挂牌企业及做市企业的价值认可和热烈追捧。在这样背景下，在供给端，各类发展态势良好但暂不符合主板上市条件企业、之前拟主板上市但程序不畅企业及拟境外上市企业纷纷选择或回归新三板；在资金端，亦有大量各类资金看好新三板发展潜力，持币待购、发力掘金新三板。

非公立医院挂牌新三板，与主板上市相比，虽然募资额相对有限、流动性相对较差，但挂牌速度快，挂牌后可以提高关注度，解决股权融资与定价、股权转让或股东退出等问题，并留有之后转板或上市公司并购的想象空间。另外，从非公立医院运营角度，新三板挂牌可提升医院知名度，促进规范运营，有一定免费广告效应和营销效果。对数目巨大的非公立医院而言，主板IPO龙门一跃太难，呈现发展热度的新三板可作为非公立医院发展过程中与资本市场轻度和首度联姻之选。

新三板已挂牌医院现状

新三板目前挂牌的医疗服务类企业仅四家，分别为德州可恩口腔医院股份有限公司（830938）（下称“可恩口腔”）、淄博莲池妇婴医院股份有限公司（831672）（下称“莲池医院”）、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430335）（下称“华韩整形”）及宁夏国龙医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831366）（下称“国龙医疗”）。各家挂牌医院简要信息如下：

可恩口腔：可恩口腔（830938）是二级专科口腔医院，2014年8月12日在新三板挂牌。2015年1月5日，可恩口腔披露了新三板民营医院首份融资方案：以5元/股价格，发行275万股，募资总额为1375万元，其中：齐鲁证券和北京同德金信投资分别认购了100万股，成为可恩口腔的做市商。2015年3月，可恩口腔发行275万股，每股人民币7.00元，募集资金人民币1925万元；2015年4月底，可恩口腔公告拟发行不超过700万股，每股人民币7.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900万元。可恩口腔是四家挂牌医院中目前唯一一家做市企业，并成功进行多次募集，市盈率40多倍。据有关报道，可恩口腔有快速扩张计划，至2017年，可恩口腔将在山东全省开设25家连锁口腔医院，呈现良好成长性。

莲池医院：莲池医院（831672）为二级妇产医院，2015年1月16日在新三板挂牌。2015年1月22日，莲池医院公告，拟以3.5元/股定增460万股，募资1610万元。此次认购对象均为机构投资者，其中，中信证券及其旗下的金石灏汭(金石投资子公司)将分别认购200万股，中信建投和淄博齐王府文化投资分别认购50万股和10万股。2015年4月，莲池医院公告拟增发股票70万股，每股6.90元，募集资金人民币483万元。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已申请成为莲池医院的做市商，莲池医院将成为第二家做市交易的新三板挂牌医院。

华韩整形：华韩整形（430335）旗下有南京、北京、青岛三家整形美容医院，其中南京医院经JCI认证、为三级整形外科医院。华韩整形于2013年11月6日挂牌，目前转让类型为“协议”。2015年3月，华韩整形公告拟发行股票不超过100万股，每股人民币6.00元，融资额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认购人为员工持股公司，并未实现外部融资。

国龙医疗：国龙医疗（831366）是以骨科、妇产科为特色的二级综合营利性医院。国龙医疗于2014年12月3日挂牌，目前转让类型为“协议”。国龙医疗目前2014年处于亏损状态，挂牌以来并未实现外部融资。

上述四家挂牌医疗企业，均系民营营利性医院，且有较强专科背景。四家医疗领域挂牌企业虽绝对数量偏少，但莲池医院做市后将有一半实现做市交易，且实现外部融资，对观望新三板挂牌的民营医院应一定程度上形成正向鼓励。

新三板医院挂牌及做市技术问题

非公立医院在新三板挂牌的基础条件，根据新三板《业务规则》2.1条规定，拟挂牌非公立医院应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且满足该条款的6项条件：

（1）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续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2）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3）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4）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5）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6）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要求的其他条件。

与挂牌一般条件相比，为实现在新三板的融资功能及流动性要求，符合券商做市要求并有券商做市对挂牌企业更加重要。根据有关报道，某实力券商做市股票标的选取标准一般包括：

（1）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

（2）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0万元；

（3）最近一期净资产不小于2000万；

（4）最近两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且预计未来三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不低于30%；

（5）挂牌公司所属行业符合“两高六新”的（即“成长性高、科技含量高”和“新经济、新服务、新农业、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商业模式”)，可优先考虑；

（6）信息科技、生物与新医药行业的拟做市标的，净利润和营业收入指标可适当放宽，但必须具备更加显著的成长性。

从上面做市标准可以看出，券商做市标准比挂牌标准要高出很多，其做市企业不仅要求有一定规模和盈利能力，更要呈现出良好的成长性，新三板挂牌企业中优中选优才可符合券商做市标准，而有做市券商的挂牌企业因符合该等做市条件而使其更加靠近主板上市要求，从而吸引更多投资关注、实现更好的融资氛围。

以上基础条件和做市标准并无特别行业针对性，对拟挂牌非公立医院而言，应特别关注和考虑如下方面：

（1）非公立性质医院：鉴于医院行业的特殊性质，特别是公益性要求，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一般理解上应既不合适、也无可能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但可以讨论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控制下的企业医院，若已变更为营利性医院，应可以考虑在新三板挂牌；

（2）营利性、非营利性：非公立医疗机构在性质上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非营利性医院理论上应不以营利为经营目的、且举办人不能分红，而新三板挂牌企业为公司法人，需要以股东收益最大化为经营目的，有矛盾。目前已挂牌医院均属营利性医院，非营利性医院挂牌有障碍；

（3）协议控制：从香港上市公司凤凰医疗（1515）、境内上市公司收购医院案例看，境内外上市公司均存在以协议方式控制非营利医院或公立医院的现实情形。新三板挂牌医院是否可以协议控制方式将非营利医院包装上市？从境内监管角度，协议控制非营利医院并主板IPO应存在障碍，但从上市公司并购实务角度，上市后以托管等形式为非营利医院提供服务则不为监管部门所禁止。新三板挂牌企业或拟挂牌企业，在非营利性医院纳入挂牌前资产受限情况下，可以考虑在挂牌后将部分非营利性医院以协议控制方式纳入挂牌企业统一管理；

（4）财务规范性：从整个行业角度，民营医院较多存在财务不规范问题，此问题限制了部分民营医院挂牌新三板。在准备挂牌过程中，民营背景医院需在企业财务规范方面做好工作；

（5）成长性：挂牌新三板的基础上，对挂牌企业更重要的是有券商做市，而吸引券商做市则需要挂牌医院经营本身体现良好成长性。从已披露案例看，可恩口腔有近三年快速扩张发展规划，这从另外角度诠释了可恩口腔为何成为四家挂牌医疗企业中第一家做市公司，且短短几个月已通过内外部融资约8000万元。券商可以帮挂牌企业做市和融资，但前提是挂牌企业本身运营优秀、长势喜人；

（6）融资可行性：从以上分析及四家挂牌医院案例中可以看出，挂牌非公立医院若想在新三板实现融资，应以自身的高成长性和外部券商做市为前提。目前已有较多投资机构关注非公立医院投资，资金可及，但相比医院本身建设发展的资金需求，股权层面融资即便实现一般也能不完全满足非公立医院发展的巨大资金需求，非公立医院还需在债权层面配合开展有效融资工作，以有效的资金配比和财务杠杆助力医院发展；

（7）转板可行性：目前，新三板挂牌企业直接转主板上市之路还在论证，此业界广泛关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连接之路尚未打开。但现实操作中，已出现新三板挂牌企业退市后主板IPO（如：久其软件、北陆药业等）、主板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挂牌公司（如：天华超净收购宇寿医疗）、新三板挂牌企业借壳主板上市公司（如：华图教育借壳ST新都），新三板与主板连接之路已通过市场手段建立，直接转主板已削弱为技术问题。新三板挂牌医院，只要本身运营足够好，主板之路多样选择，无需将可主板转板作为挂牌前的重要考量因素。

新三板医院挂牌未来展望

新三板挂牌医院数量：新三板目前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拟挂牌企业积极性高企，未来三年可能达到万家挂牌量级。相比之下，非公立医院挂牌寥若星辰，与目前的医院投资热潮相比，独显冷清。考虑到全国21万家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数量及其庞大的资金需求，相信未来新三板挂牌医院会越来越多。目前香港市场境内医院IPO（凤凰医疗）、在申请IPO（鹏爱美容、和美医疗）及拟申请IPO数量合计据坊间流传有10家，已呈现境内医院香港IPO热态；境内上市公司并购投资医院者也有二十多家，且有不少境内上市公司已有将医疗服务作为主业之势。医疗资产证券化已渐成趋势，境内外主板上市医院类企业估计未来五年可有百家数量级。从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角度，新三板因其挂牌门槛低、速度快等因素，对广大民营医院更有现实可操作意义，无论从非公立医疗机构本身数量、还是从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医院数量配比以及新三板挂牌企业本身的不同行业数量配比角度，新三板挂牌医院数量未来预期可有快速增长，在数量上应远超境内外主板上市医院数量。

境外红筹+境内新三板：对非公立医院（特别是民营医院和外资医院）的上市途径选择而言，香港小红筹方式IPO被许多人看好。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境外红筹方式上市和境内新三板挂牌，已呈现可同时操作之可行性。2015年4月3日，纽交所上市公司药明康德（WuXiPharmaTech(Cayman)Inc.）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合全药业有限公司（832159）正式在新三板挂牌。这一案例对医院类拟上市企业尤有探讨意义。在境内主板IPO不甚通畅情况下，先境外红筹IPO、后境内新三板挂牌，或者先境内新三板挂牌、后境外红筹IPO，兼顾境内外资本市场，难能可贵，值得关注和探索。预期未来会有更多红筹上市公司探索此条资本路径。

新三板并购平台：目前新三板的热烈发展已引起各路资本广泛关注，更有人将新三板称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并预言挂牌企业达万家后将成为世界级并购平台。自2014年以来，新三板市场上已呈现良好并购态势，既有新三板挂牌公司并购其他企业案例，也有主板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挂牌公司案例，甚至出现未挂牌企业借壳新三板公司案例。随着新三板挂牌医院数量的增多，围绕医疗资产证券化和医疗行业整合的大趋势，新三板未来势必会成为医院行业并购整合的重要舞台。

综上，与新三板和医疗行业各自的投资热度相比，新三板挂牌非公立医院数量和影响目前显得严重不足。相信随着新三板市场和境内外主板上市医院板块的进一步发展，会有更多非公立医院考虑选择新三板挂牌，新三板在促进非公立医院发展的同时，会成为医疗行业并购整合的重要平台。

注：本文系作者在2015年5月9日“healthib俱乐部第27期：工银国际融通资本之医药领域新三板专题论坛”主题演讲内容基础上扩充整理而成。感谢投行朋友提供相关市场数据。

（本文作者为璞信投资执行合伙人王广英。王广英曾为藏山资本创始合伙人、金地稳盛核心管理层、金杜律所年度杰出律师等，有百亿规模私募基金管理经验及千亿规模项目资本运作顾问经验，目前从事私募股权基金、境内外并购咨询及企业投行/投融资顾问工作，关注行业包括医疗、地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