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巨大挑战，引发了地缘之变、币缘之变、物缘之变、人缘之变，同时要求各国确立性命相关之缘，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也发生变化。

后疫情时代的地缘政治新常态

我认为，疫情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关系是继天缘之变，也就是宗教文化的交锋；地缘之变，政治外交博弈；币缘之变，金融货币消长；物缘之变，商品贸易流通；以及人缘之变，生产关系革命之后，并列产生的又一次重大的格局性的变化，我把它概括叫做“生命缘之变”。所谓生命缘就是这次威胁到人类生命安全的特殊类型的危机，已经对处于崩溃状态的世界格局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我们常说，新旧交替，必乱一气，或古今，或新旧，或春夏秋冬，在交替之时，往往会闹出点毛病，搞出点折腾，这是力量的惯性使然。可以说这场危机加快了旧世界的消亡，但新世界又难以顺产。

一方面，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之下，各大力量围绕着生命医学展开着效率的竞合，围绕着治国能力一比优劣，围绕着抗疫斗争显示国格的高下。

另一方面，反映出美欧国家在“庙堂之上”“勘破三春景不长”的无可奈何。此次世界性的灾疫，提升了学界对综合国力的认识，国力之强，不唯是产业力、技术力、金融力、军事力、情报力之强，也应该是生命技术之强，更应该是生物安全之强。所以此类疫情倒逼各国提高加强公共卫生能力乃国家安全当务之急的认识。

后疫时代的形势要求各国确立性命相关之缘，也就是在新型的力量平衡的基础上设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换句话说，这个生命缘类似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中的贸易平衡、收支平衡、常规军力平衡乃至核导力量的平衡，以及在这些平衡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建设新的机制安排。

随着疫情的常态化、长期化，有些学说会随之而出，比方说新冠经济学、新冠国防经济学、新冠地缘政治学等等。基于对疫情常态化或者对于秋冬可能暴发第二波疫情的认识，以及前疫时代出现的国际安全矛盾的主要方面，与大国关系基本矛盾依然未变，甚或更行激化的认识，各大力量正在展开一轮新的博弈。全球地缘政治关系或将出现一个持续十几年的新常态。中美关系、美俄关系、美欧关系、欧俄关系、中欧关系、欧日关系，或者中日之间，围绕经济、军备竞赛以及人工智能开发，将展开新一轮的竞合。

在此轮疫情暴发前后召开的第55届、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讨论的主题是西方缺失，西方冀望借这个平台诠释国际安全乱局之因果关系，对正在崩塌的西方至尊地位加以补贴。参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把世界划分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并且辩护说，尽管存在战术分歧，但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其他盟友在应对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此言实属自恋、自怜，蓬佩奥他们并未看到，源于西方价值观的内部认同以及外部崇拜已不复存在。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得上是一个知天下兴衰的领导人，2019年年末，马克龙在法国驻外使节年会上发表演讲，他说西方霸权已临末日。联想起他关于北约脑死亡的锐评，可以说，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开局之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出现的乱象，预示着国际形势的不稳定、不太平、不可测的将来。

在20年前，我把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概括为三句话，太平洋更窄了，大西洋更宽了，欧亚大陆更高了。而今我认为还需要加上三句话，印度洋行将改姓，北冰洋已经融化，星球大战更近了。

后美国时代，中美影响力的升降

中国应对疫情屡战屡胜以及所展示的制度优势，为国际社会带来了经济、物质、制度和文化等公共产品，凸显对全球卫生领域治理的引领作用。相反，大疫来临，资本主义制度乃至议会民主制没有发挥其功能，无论是英式民主、法式启蒙，抑或是被视为代议制政府的美国，都是大败亏输。可以说美国输掉的，并不仅是其在境外开打的7场战争，而且失去了阻击病毒扩散的战绩。在世界的战疫之中，中国是战胜国，美国是战败国。

国家形象和国家品格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6月30日，位于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对法、美、德公民展开的调查问卷显示，疫情之前，中国的世界影响还是抽象概念，但疫情之中，中国扮演了应急行为主力军的角色，世界影响就变得非常具体了。

当前，美国的疫情风险远未压平，人与人交叉，州与州传染，疫灾将进一步扩大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空间，进而加剧1%和99%的矛盾，若由此引爆华尔街之秋2.0版，也不是没有可能。每个阶级总是要竭力维护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政治安全，以资为本的政治本能及西方中心的外交站位，决定了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治底色。他们打心底不愿意看到以人为本的中国道路给西方国家上“思想政治课”，为此不惜撕下富裕、开放、自由的外衣，为维护霸权而践踏法律。中国并未因战胜疫情，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获得赞誉，反遭美国政客的“甩锅”和索赔，这就是国际政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现实，凸显了大国竞争的残酷性。

先贤老子有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美国不走阳光坦途，而走斜径，可以肯定疫情之下或者疫情之后，美国将变得不那么安全，不那么慷慨，不那么守信，不那么有能力应对挑战，这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大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霸权将于今日终结。疫情暴露了纸老虎不堪一击的一面，但真老虎的钢牙利爪仍对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竞争者，企图将其扼杀于将强未强之中：每年递增的巨额军费开支，遍布海外的军事基地，长于奔袭斩首、跨境干预的常规军力乃至于核战力，还有纽约国际金融中心所扮演的资本变压器的无双作用。

今年以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为19家，比去年同期的9家翻了一番，这反映出美国更发达资本市场的吸引力，超过了地缘政治影响。此外美元的国际枢纽地位及其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学会仍是白宫和国会实施长臂管辖的工具。要言之，今日美国虽受特朗普的政治操弄，国势颓丧，形象崩溃，压倒性优势不在。但此乃霸权终结之开始，而非告终，现阶段的美国仍然颇具强势。

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

从目前的选情看，特朗普举行竞选集会的剧场效应，不及拜登攻击现任的钟摆效应。特朗普的基本盘就是未上过大学的白人和中西部的白人天主教徒，虽然这个力量正在流失，但他还有白人福音派和共和党的白人中产阶级等选票；除此之外，警察工会、步枪协会仍然是他的铁票。所以从这场选举的结局看，不论是拜登驴革裹尸，或者是特朗普埋身象冢，这个结局或者正应了中国古代哲理的一句话：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

美国政治和社会分裂的畸形状态，不会因为选战临近而弥合，在经济走势上，美国经济将走出一条K形复苏曲线，也就是最富裕的人群进一步上扬，最贫困的人群进一步下跌，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在阶级关系上，社会思潮整体向左转，桑德斯的社会变革思想市场在扩大。

在族群关系上，白人内部再次分裂，黑白对立的怒与火将席卷东西海岸。

在两党关系上，将继续冷内战的对抗属性，政治体系进入锁死状态。

总而言之，政治、阶级、社会、经济诸领域的激化痼疾，积重难返。拜登代表建制派，致力于恢复旧常态，故而其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修复对国际伙伴造成的巨大损害，修正美国优先，重回世卫组织，恢复伊朗核协议等等，基此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对拜登此言，虽不能简单视之为选举语言，但即便其入主白宫，搭建一个理性的国安团队或者专业的幕僚班子，面对政治态势激化，他也难以成为全民总统，协调各方，摆平疫情，重振商情，抚平社情。故而他仍然是一个弱势总统。下届政府或以大国竞争为外交主旋律，主导全盘工作，同时必将应对如下挑战。

一是尽早结束疫情，力促疫苗开发，推进复工复商。二是就势刺激，推动经济复苏。三是破解中国战疫转化的政治优势，阻止美中力量对比恶化。这一系列的挑战倒逼新政府重回国际舞台，塑造战略优势，挽回政治劣势。但是鉴于科技等脱钩的险象，已经深入共和党的内部，共和民主两党会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为此将以美英的贸易协议、德俄的北溪-2项目、美法的数字税谈判为筹码，要挟英、德、法对华政策随美起舞。

军事冲突并不遥远

中国不会因为富起来了就再无军事威胁，可以高枕无忧了。富而不强，难免挨打；将强未强，易遭强食。远有迦太基、威尼斯，近有科威特、伊拉克的前车之鉴。

为了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竞争者扼杀于将强未强之中，帝国主义历来是文与武两手并用，战争是第一手，和平演变是第二手。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从当下的白宫到五角大楼的安全观，武装冲突离我们并不遥远，美国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找茬开战的莫须有的理由。

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在接受访谈时坦承，中美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对傅高义的话，一是不能不听，要警惕白宫唆使五角大楼制造事端，提高险情，为此须始终把军事作为保底的手段。二是不能迷信，不排除特朗普通过这些人搞心理威慑，尤需谨防中美关系滑向错误乃至危险的方向。

综上所述，今日的美国处于一个“由好到了、从福到祸”的历史转折点，成为当今国际“形”与“势”最难预测的不稳定因素。善谋善断者，能从事物的外在之形，推知其内在规律与发展情景之势。所以“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中国的战略学界应真正做到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为决策谋高见、谋先见、谋预见，蓄势取势预势，调配战略思维，运用安全文化，致力于把地球真正地管起来。

（编辑  季节）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极大地冲击了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百年未有大变局之深刻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得到充分显现。目前，全球抗疫形势仍十分严峻，在所谓“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正在重新构筑相互关系，人类社会正在重新谋划未来。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科学判断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变动方向，精准把握世界战略格局和周边地缘环境的调整态势，正确评估力量对比持续改变的深远影响，制定并实施适应时代潮流、符合根本利益的对外战略和策略。

中美两国关系及其影响将成为百年大变局的最大变量

中国正在努力实现民族复兴并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这将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最大变量。现在看，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加速衰败，全面破坏现存国际治理体系及其灾难性影响，也将成为百年未有大变局带来重大变数。

美国是以“命定扩张”为政治文化基因，以输出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为“天赋使命”的传统型帝国，也是以操纵国际组织与治理体系、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粗暴处理全球事务、妄图长期主导世界的霸权式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经历了因“不战而胜”而在国际舞台“一超独大”、因遭遇恐怖袭击而“滥伐无度”、因内外矛盾集中爆发而陷入“战略恐慌”这样几个发展阶段。特朗普入主白宫，是美国陷入“战略恐慌”后各种极端思潮扭曲结合导致的无奈选择。其结果是：堆积如山的国内问题全面引爆，民怨沸腾，社会撕裂；错综复杂的对外关系加速崩塌，四面树敌，混乱失序，毁约退群、污名他国、经济裁制、军事威胁、定点清除，成为美国处理对外关系与国际事务的常态化方式。美国因此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作为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一段时间仍将是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一方面，中国人均GDP和经济运行质量，特别是科技发展水平、人才培养能力、货币与金融影响力与美国差距还很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将进一步增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无可超越，GDP总量终将超越美国，包括创新能力、国防能力在内的各方面潜能，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将持续增大，已为世所公认。

美国已进入衰退期，但在许多领域仍有较大优势，我们须有清醒认识。目前，全球“疫情阻击战”“经济复兴战”“舆论争夺战”激烈正酣，中美两国如何表现，举世瞩目。中方井然有序，以较短时间和有限代价战胜第一波疫情的冲击，为国际社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同时也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广泛支持，贡献了丰富经验。

大疫当前，合作为要。理应与中国相向而行、共战疫情的美国，竟在遭受疫情重创之际，恣意恶化美中关系，将疫情发生前即已相当严峻的两国关系，推至持续恶化的“准危机”状态。美国与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关系更趋紧张，与德国、法国等传统盟友的关系也变得相当复杂。对世贸组织、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冲击和打压变本加厉。本来就不完善的全球治理和不稳定的安全形势，因美国霸权愈加野蛮而岌岌可危。国际社会对肆无忌惮的美国到底会走向何方，充满疑虑和不安。

如果说中国是当今世界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正能量的国家，美国则是百年大变局中最难预测、不断冲击和加害世界的最大的破坏性因素。由于美国仍具有相对超强的综合国力和历史形成的国际地位，不甘没落之际，必有困兽犹斗之举。未来美国对人类和平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巨大危害，绝对不可低估。

国际大环境与周边小环境同时趋紧，中国和平崛起之路不平坦

经过70多年艰苦奋斗，特别是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从和平立国到和平共处，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走向全面复兴的自强不息之路。一些国家对拥有14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根本没有准备，对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在全球事务中担负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感到恐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秉持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思维和反共反社会主义偏见，一直企图通过介入我改革开放，诱迫我国参照西方模式建立资本主义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但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加强共产党的领导，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产生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令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失所望。

近年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对华全面封堵和遏制政策日见彰显，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对中国加紧排挤、孤立、围堵。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全面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很快形成，相关策略和措施接连出台。在台湾问题上，明目张胆地支持台独势力，持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在南海问题上，拉拢众多国家对我国发难、频繁示武，近日又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式，全盘否定中国的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在地缘战略层面，公然推出“印太战略”，拉拢印澳日等国拼凑对华攻防体系；在科技领域，不惜动用金融、外交、法律等各种手段，打击我国中兴、华为以及众多企业，围绕5G技术在高科技领域构建反华阵线；在经贸领域，发动规模空前的关税战，先后开启经贸、科技、金融、人文各领域的对华“脱钩”大幕。

美国抗疫失利引发社会大危机后，特朗普政府出于转移矛盾、影响选情等实际需要，将疫情问题“政治化”，不但对中国抗疫举措无端指责，极力否定中国抗疫成果的积极影响，千方百计污名化中国，同时还挑动其他国家制造对华“追责”“索赔”的闹剧，不断抬高对中国投资设限的法律门槛，鼓动本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退出中国。美国的真实意图，是要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世界经贸新格局新框架，将我们孤立于它所臆想的新的世界治理体系之外。

特朗普本人曾扬言，美国可以断绝所有对华关系，受此思想支配，美国对中国企业、机构和人员的制裁力度急剧加大，抓捕和羁押涉及对华合作的双方科技人员的手法令人发指，制裁中国更多金融机构并将中国排挤出国际清算体系已提上日程。以美国为首封杀香港的西方乱港同盟也在形成中。蓬佩奥放风，称美国准备切断抖音微信等中国APP在美国的应用。显然，蛮横无理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打算废弃中美间几乎所有对话平台与交流机制。双方曾经共同探索的竞争合作相辅相成的大国关系新范式，已被推向制度对抗与利益角逐此生彼长的亚冷战状态。

受中美关系恶化，全世界因疫情冲击和美国搅局的影响，中国周边小环境的复杂多变性与某些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进一步彰显。东北亚方向，朝鲜半岛局势又呈扑朔迷离状态，南北关系再度趋紧。日韩关系未见改善，中日关系小有退步。中日韩区域合作难有起色。东南亚方向，越南、菲律宾等国不甘寂寞，美国等域外势力继续插手，南海问题有可能再次被诉诸国际法庭。南亚方向，印度出于地区霸权野心，顽固坚持以武力开疆拓土的旧思维，一方面与巴基斯坦等邻国冲突不断，另一方面不断在中印边境肇事，将两国关系推向战争边缘。在此背景下，印度不仅抵制“一带一路”倡议，还抵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抵制中国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而且还抵制中国商品，抵制中国制造，抑制中国应用软件，严控中方对印投资和人文交流，在与美、澳、日等国沆瀣一气，以邻为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坚持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猝不及防，出现某些失误和混乱不足为怪。但世界秩序呈现全局性巨变，国际关系、安全形势和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则是冷战结束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加速改变、人类文明重心持续位移的必然反映。新冠疫情集中暴发和蔓延，只是加剧了这一历史进程。基于这一分析，可以说，我党关于和平发展是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合作共赢是人类社会基本诉求、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科学判断，经受住了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发展共同休、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的政策主张，不但完全契合中华民族与世界同在、与时代同步的崇高理念，也完全符合各国人民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长远利益。

面对云卷云舒的国际大环境、经纬万端的周边小环境，我们应继续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继续推介新发展观、新利益观、新安全观、新责任观、新合作观和新文明观。应通过持之以恒的对外传播和舆情引导，使国内外公众特别是国际社会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而奋斗，也是为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做贡献的建设性力量。对中华民族而言，“国强必霸”不是崛起的路径和目标。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借助强权政治手段，维持全球领袖地位。

要努力做好对外传播和舆情引导，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永远站在公理与正义一边，永远做勇于担当又善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

中国将积极参与不同形式的地区性和全球性安全对话，全力维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体制，同时秉持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立场，支持并参与多边机制的改革创新，参与制定应对共同性挑战的新的国际规则与准则。

中国要继续推动构建均衡稳定、协调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并将中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对中美关系要表现出超强的政治定力和成熟的外交技巧，既要有应对各种不测的避险预案，又要有长期而周密的战略部署，包括全面军事斗争准备。要在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尊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积极争取以政治手段和谈判方式化解美国欲与中国全面脱钩、将中国排除于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之外的图谋。

要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推动欧盟“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推动双方互利合作取得新成果。要在地区和全球事务层面，继续提升中俄关系，稳定整个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独特作用力。

要在周边地区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和“亲诚惠容”四字方针。要捕捉机遇，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巩固，在继续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同时，打造助力东北亚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为该区域发展合作积累条件。要在深化与东盟友好合作的同时，化解个别国家与我争夺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消极影响。要坚决反对美国利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以及南海局势印太局势，建立反华遏华同盟体系的各种图谋。要在进一步密切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通过政治对话等方式管控中印边界冲突，力求保持中印关系常态。要在密切与俄罗斯、蒙古及中亚各国互利全面合作的同时，稳定上合组织内部关系，通过中俄协调带动金砖国家合作持续发展。要通过不同形式的经济走廊与经济区建设，拉近拉紧与周边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利益纽带。

要妥善处理“一带一路”建设伙伴国与我合作诚信不足、工程违约、安保无力、债务困境等问题。要通过拓展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生合作，不断优化全球伙伴关系网。要在努力扩大内循环的同时，坚持稳中求进总方针，继续开拓“一带一路”建设新局面，积累互利发展新经验，确保中国全面复兴之路不被打乱，和平崛起进程不被遏止，中华民族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梦想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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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海外滩金融峰会的一篇演讲，激发了国内外金融监管、学术、司法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热议。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余额宝、花呗、P2P网贷等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金融产品不断涌现。互联网金融机构对传统金融业务进行了创新，衍生出众多新型交易形式，为发展个人融资、电子商务以及中小微企业增添了活力。

2004年，第三方支付作为最早一批中国互联网金融业务开始推广运行。同年12月，支付宝正式成立。2013年，京东金融开始独立运营。过去的十几年间，互联网金融经历了高速发展，从社交网络、“互联网＋”发展到大数据金融。

应关注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

在带来诸多金融服务便利的同时，互联网金融使用多元复杂的产品结构也为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难度。随着金融综合化经营的深入，互联网金融在发展创新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同时跨市场金融创新业务大量涌现形成监管空白，增加了交叉性风险传递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压力不断增大。E租宝现象及出现的诸如此类问题，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关注。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以及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以法制手段和法律框架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同时，运用“穿透式”监管，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甄别业务性质，严防交叉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金融监管部门的共识。

“穿透式监管”内涵及在国内外的实施

金融业“穿透式监管”是近年我国金融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官方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是在2016年10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中，具体整治要求包括“根据业务实质明确责任”“根据业务实质认定业务属性”“根据业务本质属性执行相应的监管规定”“透过表面判定业务本质属性、监管职责和应遵循的行为规则与监管要求”。

2016年，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对金融业“穿透式监管”的理念进行了阐述，即透过互联网金融产品表面形态看清业务实质，将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向穿透联接起来，这一监管理念的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 “实质重于形式”，“戳破互联网金融面纱”。针对特定的业务种类进行功能监管，改变以往监管机构根据职能划分的横向监管。

“穿透式监管”理念的提出，能够有效应对当前金融创新型交易的监管空白，对互联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域外金融监管实践方面，美英等国家大多实行“统一监管与分权多头”的监管体制，并在市场准入、金融消费者保护、事中监管创新等方面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在互联网金融监管实践中也在积极探索金融统一监管、立法与行业协会协同发挥作用。

2010年，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其金融监管改革完成，由此进入了金融监管的新时代[1]。该法案有三方面特点。一是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由监管委员会全方位协调各个监管机构和部门的运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收集信息识别风险点。二是提高金融衍生品的透明度。要求将场外衍生品合约纳入中央统一清算，从而增强监管透明度。三是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英国为加强金融交易监管也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强英格兰银行的中心地位，赋予英国央行一定的监管职能，并采取调整利率、贴现率等手段加强宏观管控。同时成立金融消费保护机构，向金融消费者提供投资咨询，向其传授金融投资知识，对投资风险进行解释和告知，加强投资者对风险的预期。

澳大利亚秉持双峰监管理念，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在此模式下，多个监管部门的职能集中于一个监管机构中，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这样，信息共享更加便捷，监管效率进一步提升。国外这些基于各国国情的不同监管模式，其背后均体现着“穿透式监管”的理念和精神。

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穿透式监管”的必要性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阶段和特点

“互联网金融”一词最早由谢平教授在2012年提出，在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主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推动了新的融资模式的产生。该模式和传统商业银行提供的间接融资模式以及资本市场进行的直接融资模式均有所不同，被称为“互联网直接融资市场”或“互联网金融模式”。

自2012年以来，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催生下，互联网金融及其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迅速占据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巨量市场份额。2020年9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指出，截至2019年末，我国网络购物交易规模达10.63万亿元，同比增长16.5%；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49亿，同比增长17.2%，使用手机进行网络购物的用户增加至7.47亿，同比增长20.1%。

互联网金融虽同属金融的范畴，但与传统金融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故风险的形成亦有自己的特点[2]。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金融的有机结合，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的功能化金融业态及其服务体系，包括基于网络平台的金融产品、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服务以及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等。

从业务类别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中将当时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分为六类，分别为互联网支付、众筹融资、P2P网络借贷、非P2P的网络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创新型互联网平台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基金销售。从互联网金融的形式以及金融的功能和目的出发，当前互联网金融主要有以下几种业态：一是第三方支付，包含移动（手机）支付、互联网支付等；二是网络投资，分为网上基金市场和P2P投资；三是网络融资，包括小微贷款（如“借呗”）、网购消费贷款（如“花呗”），P2P平台贷款、网络众筹等。

2015年，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的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定义了互联网金融的种类，即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以分类指导监管的方式公布了七种互联网金融发展业态。在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的通知中，四种互联网金融类型得到了明确的政策支持：网络金融产品、网络借贷、互联网支付、股权众筹融资。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分类标准，这与我国互联网金融正处于不断推陈出新的高速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独特风险

相对于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有其独特的风险性。一方面是系统性风险，在极其敏感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内，政策、价格、经济环境的微式波动，基于敏感迅捷的特点，就可能对互联网金融交易市场产生波浪滔天的影响，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相较于一般的金融产品，互联网金融产品本身极具复杂性，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常常在毫不知情中被侵犯、泄露，互联网金融产品经营者大多数时候也不会主动告知消费者产品存在的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征信体系在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加大了消费者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险性。

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源来看，互联网金融的运行特征和规模性导致了金融风险泛化，冲击着投资者利益乃至国家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定和社会稳定。

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认为，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信用风险，P2P等平台的信用风险远大于银行；二是顺周期风险，投资者更容易在有利可图时疯狂投资，在亏损时迅速撤资，引发“羊群效应”，加剧市场波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8）指出，互联网金融具有网络安全风险，该风险可能发生在金融科技的各个环节和场合，特别是网络黑客已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威胁。

从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实践来看，2015年以来，以P2P平台跑路、非法集资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事件频发。其中，中晋资产、E租宝、泛亚、上海申彤大大等案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些互联网金融平台打着创新的幌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导致大量投资者损失惨重，甚至诱发了社会稳定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不力与不足，值得深刻反思。一方面，互联网金融风险频发，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中机制尚未健全、投资渠道狭窄、投资者金融教育欠缺等有较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前互联网金融法律规范的不完善与监管存在空白地带及监管措施的不到位。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填补立法空白，强化监管合力，将是今后互联网金融领域努力的方向。

基于我国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监管现状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经历了包容性监管（1999－2013年）、原则性监管等发展阶段。包容性监管“更加突出监管制度环境的营造和各监管机构之间进行的协调联动，以及制定的监管政策会产生何种社会效果等多重性、综合性评价”。李有星（2014）认为：“原则导向下的金融监管一方面关注既定的监管目标是否实现，另一方面确保前述目标是为了提升金融整体业务服务水平，以及增进消费者的福利。”在《互联网金融发展指导意见》中也指出，互联网金融应遵循“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基本原则。

在监管范式上，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以“功能性监管代替机构性监管”，以适应金融模式的大众创新。在监管策略上，姚海放（2018）认为，应辨明直接融资的信用中介定位问题，然后厘清出借人、平台、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制定符合商业逻辑和基本法理的管制规则。在监管技术上，如周仲飞（2018）提出的“数据驱动监管”，许多奇（2018）、唐士亚（2018）提出的“科技监管”策略等。“穿透式监管”在我国金融市场实践中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11月3日，蚂蚁集团暂停上市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蚂蚁集团仅用16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线上消费信贷、小微经营信贷、线上理财服务和线上保险服务平台。目前蚂蚁集团的金融核心业务已经和商业银行的功能相近，其实际拥有的客户群体、管理的信贷规模、客户资产规模以及市场影响力都超过了很多传统的商业银行。因为其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模式颠覆了现有的金融监管规则和理念，使得蚂蚁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金融监管的原有框架。此次事件进一步暴露出互联网金融监管面对新的发展业态、新的金融产品缺乏及时跟踪研究，尚存监管空白，监管方法和监管工具也存在局限性。如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实质有效的监管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基于此，近期监管层表示，将按照金融科技的金融属性，把所有的金融活动纳入到统一的监管范围，完善风险全覆盖的监管框架，增强监管的穿透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系统，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因此，答案似乎就锚定在穿透式监管上。事实上，为治理互联网金融乱象，我国从2016年开始，在监管实践中引入穿透式监管理念。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曾明确提出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深层次思考就是穿透式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为解决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提供了新思路。当然，通过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降低信息非对称成本，强化监管部门的协调统一职能、完善法律法规也是穿透式监管亟待解决的难点与瓶颈问题。总体而言，穿透式监管不仅不会扼杀金融科技创新，而且将不断引导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政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穿透式监管”的核心功能在于“回归本源”“发现事实”。“穿透式监管”通过对主体、产品、嵌套层级的“穿透”，可以发掘背后的实质当事人、产品的实质属性、层层嵌套的金融产品交易结构。而深入落实穿透式监管，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司法部门、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多方共同协作努力，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是进一步明确监管目标。要以“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为目标，基于这样的目标理念，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协调对象不仅为“一行两会”，还需要协调财政、发改、国资、税务等部门的政策，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共同实现监管目标。

二是找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源头。这是有针对性制定监管措施的前提。现有研究过多集中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类型上，如信用风险、顺周期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需要大数据、风控体系和信用体系三要素。从现有研究来看，一方面，除已经被克服的大数据风险外，学界对风控体系和信用体系的风险源到底为何，缺乏深度系统分析。另一方面，只有准确定位监管目的，才能切中要害地制定监管规则。

三是坚持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要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理念，采取横向监管和纵向监管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同时根据业务主体进行划分。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打破了原有的行业界限，导致分业监管难度大增。因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才能让监管部门看清业务本质，抓住业务的核心和根本，从而精准划分监管对象，集中监管力量。

四是明确穿透式监管边界，从立法角度强化监管。互联网金融创新增加了监管难度和监管成本，因此穿透式监管应在一定的合理界限范围内进行，要明确监管主体权责范围，做到不滥用监督权力。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整治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相关制度体系。同时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还需从具体的制度设计入手，脱离泛泛而谈的理念型论证，通过规范的法学理论分析，进行系统性的制度设计。

五是进一步完善合作监管机制。互联网金融因其商业模式创新、集结跨市场和跨行业等多种特性，其监管不仅仅是监管机构的责任，同时也是金融市场所有参与者的责任。因此，金融监管需要引入多方力量，形成合作监管、协同监管。

创新是永恒的，变是唯一不变的。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带来了风险，也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各监管机构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下，不断完善和推进穿透式监管措施，我国互联网金融必将行稳致远，推动中国金融业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人民，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辑  季节）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的重要主题，也是改革的目标指向，一直居于改革开放的中心位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分配和运行机制的有机统一的高度，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为我国三项基本经济制度之一。这是对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的总结，也是有关市场经济制度与政府作用相互关系的重大理论创新的探讨。

准确把握新时期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相互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会议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看，虽然我们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如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注意更好地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首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应当是基础与前提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的高度凝练及理论探索，即相对于传统的中央集中计划体制，市场经济制度是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是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是要以高水平完善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

其次，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求改革不断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妨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的制度性因素。这也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不断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高标准完善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断凸显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的特征。

第三，有为政府应当是主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聪明政府。有效引导，有力保障，而不能取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政府要主动承担构建和不断完善市场制度的责任。有为政府需要依法引导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法律具有与行政手段完全不同的强制性和规定性。政府严格的依法行政方可创造出公正公开、透明高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第四，为高质量创新增长提供优质公共产品，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领域。法治化是重要的公共产品，这是广义政府行为的结果。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完整的合约体系，市场体系中的合约都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这是市场经济制度有效的基本条件。任何一方均不能具有不履行合约而不受到法律惩罚的权力。市场经济需要高效的法律体系做保障，这样的法律体系包括严谨可执行的立法体系和准确而廉洁的执法体系。任何地区的经济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水平的高低和质量的优劣，都与立法和执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是立法与执法水平的映射。

第五，克服市场失灵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内容，是理解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关键。市场经济制度有效但非万能，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考察，均可以看到，每个行为主体按照市场信号做出了合理决策，获得了个体效用的最大化，但并不必然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即看不见的手往往不能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时间是个关键因素。个体决策最优与社会决策最优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时间效应差别。个体决策受不确定因素影响，倾向于考虑短期效应；社会决策则有可能在平滑了不确定影响后，追求长期效应。这其中包括市场经济活动可能引起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教育的不公平、国民经济发展引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国家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应当承认，任何政府都需要面对并认真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客观上，政府放任市场还是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构成了两种行为的端点，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客观上应当是可衡量和可比较的。

深入探索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多种实现方式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理论高度解决了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融共生的问题。由此引出来的问题是：在一定时期，一定领域，一定会存在着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不同搭配方式，即产生发挥市场作用更多一点，还是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一点的问题，也是在何种情形下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融合中可能存在方式与手段选择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需要研究在融合方式中存在的多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可能对市场作用还是政府作用的界限与程度给出一般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为依据对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相融共生的水平与效率进行研究。

从理论上分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价格信号不能有效地调整供求关系。尽管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地调整供求的原因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不失一般性地做出三种假设，价格对供求的调节能力为1；价格对供求的调节能力小于1；价格不具备调节供求的能力，或者是价格对供求调节的能力接近于0。

很显然，价格对供求的调节能力为1的领域，意味着价格能够有效调节供求关系，在这些领域应当放开这样与那样的不适宜的政府管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由市场竞争决定供求关系，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

在价格对供求调节的能力接近于0的领域，诸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因市场机制几乎不可能给出合理的边际产出水平的评价，加之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更少地推进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

以基础教育为例，世界各国基本上以公立基础为主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除去学生的考试分数外，我们几乎无法准确量化一位小学教师甚至是中学班主任的边际劳动贡献，但每个人又都知道，唯考试分数会对教育体系产生长期深远的伤害。经济学经历了努力探索，还是不能说明一位小学老师对学生一生收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随着科学的巨大进步，经济学对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可以量化，但迄今为止，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市场定价仍然是不可行的。基础研究的显著特征是研究成果的公开性，一个国家基础研究人员、机构与研究支出越多，一个国家公共知识叠加倍增的趋势将越显著。由此可见，所谓价格对供求调节的能力接近于0的确切含义是，劳动成果本身无法进行市场定价，劳动成果具有可认知但不可准确度量的正外部性，这是主要由政府配置资源的依据。

在价格对供求调节作用小于1而大于0的领域，此领域比较典型的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代表了未来方向的产业，创新风险比较大、短期投资大但收益不高，企业甚至是政府都要有足够的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在此，我们尝试分析以下两种有针对性的情形：一种情形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普遍具有风险厌恶倾向，面对不确定的风险往往会选择保守主义的从众心理，引起社会创新意识低下。在此情况下，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将是有利于提高社会创新动力的原因。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改革初期的“双轨制”现象，市场价与计划价差异引起了寻租与搭便车行为，寻租与搭便车的行为越严重，全社会创新意识受腐蚀的程度越高，全社会效率下降将越明显。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融合优势，仍然需要认真研究和不断探索具体的实现形式。

上述极其简化的分类已经表明，有效的市场价格是决定融合的实现方式的基础，在难以形成有效价格机制的领域，有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会高；而在市场价格机制灵敏的领域，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会更高。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传统技术的替代，以创新驱动取代依赖廉价要素的传统数量型增长模式，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引导调动资源向创新领域集中，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行为有机结合的重大方向，关键是有为的政府行为要实现有效与高效，而要实现有效特别是高效的根本性制度基础是：政府参与或是引导资源配置的行动能够有效地改变微观主体的短期行为，形成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创新激情的长期价格信号和系统性的机制。

创新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

在理论研究领域，我们应当重视对创新经济学的研究与借鉴。创新经济学着重于创新过程、创新政策、创新测度等重要议题，对发展创新型经济、提升政府创新治理能力等都有相当的启示，有益于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创新经济学重视斯密-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以市场化和社会化分工为基础，分析可持续的科学发现，以及知识创造与创新增长过程。

创新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有效公共政策防止市场失败。合理的企业行为不一定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应当积极引入有效公共政策防止市场失灵。为此，政府和改革方向应当是：

一是强化知识与人力资本创造，超越简单的物质资本数量积累，实行有效的加大政府在教育、基础科学以及公共技术平台建设，推动知识扩散和知识/专利产权化等公共政策；

二是政府可以引导产业创新的方向，但是不应当指定优胜者，通过改变调整价格信号推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进而推动实现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劣势产业的退出。

三是政府支持关键科学技术创新，推动专有技术成为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的通用技术。

对创新经济学的探讨，深圳的发展过程具有典型性。

深圳市推动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做法

2010年前后，深圳开始从“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转型，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转型，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平稳过渡到中高速增长。转型伴随着传统产业的更新迭代，开启了新的创新增长周期。

当深圳提出从速度向质量转型的发展理念时，政府努力探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具体形式。在推动转型过程中，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性产业发展目录，在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中，逐步实现从廉价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施了更加积极的集约性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中部分低端制造企业快速外迁。2012年一季度，深圳经济增速曾经骤降为5.8%，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深圳仍然坚持方向不变、步伐不停、力度不减，接下来的几年中，有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持续淘汰转型低端落后产能并增大支持创新企业加快成长力度，推动了深圳市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政府支持设立了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深圳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级产业创新中心城市。

深圳推动创新转型的具体做法：

一、关键产业和技术领域。政府+企业巨资投入。形成市场竞争能力，政府通过资本市场退出。代表性项目，华星光电，250亿投入。

二、在两轮产业转型中，提高劣势产业成本与新兴产业优惠。

三、从四个90%转向大规模公共研发平台建设，从产业技术应用研发转向大规模科学基础设施及支持高等教育快速成长，最近三年达到2000亿投资。

四、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构筑转型衰退底部及长期创新增长的产业基础。

2010年以来，深圳经济产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生产方式从以山寨模仿为主转向以创新制造为主。五年中，人均GDP增加1万美元，达到2.4万美元，每平方公里产出GDP、财政收入分别达8亿元和2.8亿元，均居全国大城市首位。工业增加值率五年提高4.9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速是GDP增速的1.8倍。

作为创新增长的标志之一，目前深圳市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总计已经近万亿元，增速比同期经济增长率高近50%，创新产业结构比持续上升，开始了从创新制造向知识创新引领的方向演变。制定实施了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政策，深圳成为中国内地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的创新城市。

2011年，深圳制定并开始实施一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五年规划，到2016年，取得了圆满成功。^[1] 五年时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翻了一番，达到4052亿元,到2019年已经超过了6500亿元，该产业的国内发明专利公开量43273件，截至2019年底，有效发明专利量为65460件，发明专利公开量在北京之后居第二位。

从2011年起，连续5年共投入25亿元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培育和引进，及重点企业发展、产业化项目建设等方面。

资金使用方式规定为，提升创新能力，鼓励科学发现与产业化应用，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增强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鼓励创新成果产业化、知识产权化和标准化战略。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项目，优先纳入创新型产业用房和土地利用年度规划。支持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培养博士后人才。支持深圳企业参加电子信息、通信等领域国际知名展会和会议，支持在深圳举办高水平、国际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会议。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提供重大公共技术研发，鼓励和支持发展相关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产业发展研究、政府决策咨询等产业服务工作。

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已达到4.02%，五年翻了一番；建成了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基因库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深圳已有国家、省和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累计达1107家，是前30年总和的3.6倍，IT领袖峰会和BT领袖峰会等成为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

从总体上看，深圳以每年5亿元，总计25亿元的政府财政支出，支持2000亿元规模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滚动成长。

政府对转型政策推动造就新产业发展基础

政府政策实施对象包括近8000家中小微科创企业，5000余家获得资助，政策实施产生明显效果。科创部门3年总支出40亿元，样本企业增加值从600亿元上升为1800亿元，净增加1200亿元，其中直接影响约300亿元。

政府对创新扶持政策分类及效果评估：

（1）创新券项目。创新券项目获资助比率为88%，获批企业中85%是小微企业。提高了有R&D投入企业的比例，企业产出提高约7%。

（2）创业资助项目。创业资助获资助率约为1/3，98%是小微企业，主要是成立不到4年的科技企业，以及创业大赛获胜者支持项目，规模最高可到50万元，获资助企业的R&D投入和专利申请数显著提高。企业产出提高约22%。

（3）技术开发项目获资助比率25%，技术开发项目是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及其产业化的资助。资助额度大，申请企业已处在试验开发期或产业化前期。结果，获得资助企业的创新和市场表现极其显著。

（4）金融科技扶持。协助贷款、免息、保险等方式。免息、保险资助规模较小。获得贷款资助的企业在专利数和R&D支出上更高。

政府对转型政策能够成功的信心，在于可以了解和把握个别企业观察不到的优势信息，并通过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有效的创新政策又增加了强大的微观产业发展基础。

图1  深圳计算机、通讯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差异化分工（四级行业）

表1  深圳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差异化分工（四级行业）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深圳的创新企业行业高度集中，80%属于制造业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二级行业分布来看，呈现明显的差异化分工形态，具有显著的知识溢出的互补性以及投入产出的需求关联的特征，这是产生创新蜂聚的市场基础。

深圳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支持创新创业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成功依赖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深圳有8000家中小微科技创新企业，政府的政策设计，必须建立在对市场和企业行为有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政策跟随和适应市场创新动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规范市场、引导企业创新行为，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

（编辑  季节）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做出“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指示，强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能含糊。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痛点、难点。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2017年3月以来，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提出“抓集体经济是组织部门的份内职责”，在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做实党支部对农村经济的领导，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截至2020年8月，烟台建成了2779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全市村庄的42%，开创性实现了在一个地市范围普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做了探索，形成了一些经验和体会。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做法和历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党组织怎样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理论上看法不一，实践上没有成熟经验。面对思想分歧和复杂的利益关系，烟台市委组织部主动作为，以抓农村党建为切入点，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把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农村发展，走出了通过组织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

——提出“抓集体经济是组织部门分内职责”。2016年起，为落实上级组织部门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部署，我们对农村进行了深入调研。在调研中发现，经过长期发展，农村不同程度存在“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乡村振兴千头万绪，但“牛鼻子”是组织振兴。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政治就会“空壳”，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一揽子、系统性解决农村各种问题的总抓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决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市委组织部经过统一思想，认为抓集体经济，组织部门责无旁贷，在市委和市政府及各部门支持下，主动打破原有分工界限，走上乡村振兴主战场。

——从理论上想清楚、讲清楚。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2017年初，市委组织部开始发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但初期面临着认识上的不少分歧。针对“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只要农民富裕了，集体经济无关紧要”“党支部没有责任、没有资格领办合作社”等观点，市委组织部下了大量功夫进行理论建设和宣讲，在全市县、乡、村三级开展大规模的思想动员，组织全市干部学习总书记《摆脱贫困》著作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的重要指示，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一是讲清楚党支部有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必然要求，是重建党同群众的经济联系和促进集体意识回归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内法规的明确要求，从法理上完全讲得通。二是讲清楚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是简单的“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建在合作社上”，而是党支部统领合作社一切工作，党建全面融入产业发展、农民共富，依靠经济纽带把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三是讲清楚新时代的农业合作化不是“一大二公”，而是遵循入社自由、责权清晰、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是农村经济体制的“螺旋式上升”，而不是走回头路。四是讲清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我们欢迎，但要通过党的领导发展集体经济，保障集体和群众的利益，实现多赢，只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才能做到像总书记强调的“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五是讲清楚只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才能保护好农村的绿水青山，避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的“以追逐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不仅是抢劫劳动者艺术的进步，而且是抢劫土地的艺术的进步”。

经过层层思想动员，广大干部群众从茫然、疑虑，转变为发自内心认可在党的领导下走新型合作化道路，干部信心满满，群众一呼百应。

——让党支部成为农业合作化的引领力量。在中国，几乎每个村都有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但过去受“党政分开”“公民社会”等思路影响，党支部处于边缘化、配角的地位，这是农村许多问题的根源。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扭转了这个关系，让党的领导全面融入乡村治理。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合作社姓党。由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并明确这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已经进行集体经济确权的村，由股份经济合作社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也是在党支部全面领导下。二是坚持理事长在党。把“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合作社理事长”写入合作社章程，保障合作社“姓公不姓私”。三是坚持决策权归党。明确合作社中集体占股为“金股”，确保集体股保留决策权和否决权，利润分红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导，向普通社员特别是老弱病残倾斜。

——把党员组织起来是基础，把群众组织起来是关键。在新形势下把农村组织起来，不能靠强迫命令，只能靠典型引路，靠充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2017年7月，烟台市委组织部筛选11个村试点；2018年选择100个村庄开展“百村示范”，2019年实现“千村覆盖”，2020年8月，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覆盖2779个村，我们控制节奏，严格标准，聚焦高质量发展。在办社过程中，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原则，坚决不设置100%入社的数量指标，坚决不搞“一刀切”“大呼隆”，而是通过党支部成员示范带动以及外出观摩、集中培训、入户动员等方式，帮助群众算清入社前后的对比账，讲清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不利，以看得见的利益提高群众入社率。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的支部书记为了吸引群众入社，无偿贡献了自己的资产，有的为了一家入社，三顾茅庐到外地做工作。从2017年试点到2020年全域推进，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每一名入社的群众都是自觉自愿的。莱阳市西石河头村，90%的群众都加入了合作社，从以前干旱时抢水浇地、大打出手，到现在发扬集体主义风格，先浇集体的地，再浇自家的地。有其他投资者给出更高的报价想流转群众的土地，但是没有群众加入。因为他们从党支部的行动中看到了为民干事的决心，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

——靠制度建设保障集体经济长治久安。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要特征是重视制度建设，我国历史上农业合作化走过的一些弯路，当前专业合作社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粗放、运行不规范，容易产生经营风险，甚至化公为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绝不仅是形式上的“领办”、数量上的覆盖，而是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一是干部任用制度。市委组织部借鉴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管理办法，加强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提出“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的选人标准，培养选拔出一大批优秀的集体经济带头人。二是内部管理制度，合作社设立、章程的制定、分配方法的选择，都由入社群众讨论决定，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农村的体现，也是私人领办的合作社做不到的。三是规范运行制度。2019年，市委组织部牵头出台《关于促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对合作社的内部架构、股权设置、产品质量等提出了22条指导意见，建立了章程统一审核、项目统一论证、分配统一规范、财务统一管理、社务统一公开、文档统一保管等“六统一”机制，形成科学规范、闭环监管的内部治理体系。四是服务保障制度。农业农村、财政、供销、金融等有关部门各司其职，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创造条件。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让广大村庄发生了振奋人心的变化。今天的烟台农村，风貌焕然一新。支部有了威信和话语权，干部体验到多年未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对集体事务争先恐后、起早贪黑。美丽乡村安定有序，共同的经济利益真正让乡村成为命运共同体。

一是加强了党的领导，村党支部开展工作有了抓手、服务群众有了实力，群众对党支部有了信赖，党建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迎刃而解。

二是优化了基层治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群众抱团发展从“多条心”变成“一条心”，有事共商、有难共担、有利共享，矛盾摩擦不断减少，许多过去的问题村变成了最祥和稳定的村。

三是推动了产业振兴。打破了以往村集体简单发包租赁、群众单打独斗的低层次、低水平增收模式，通过唤醒沉睡的资源、整合分散的资金，让群众参与到了合作社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据不完全统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2779个村年新增集体收入4.15亿元，群众增收5.23亿元。四是拓展了战略纵深。以三产、二产带动一产，提高了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承载力，为承接城市劳动力过剩做好了战略准备，也为实现就地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今年“新冠”疫情期间，合作社的社员们主动站出来担任志愿者，纷纷依托集体经济实力为武汉和其他疫区捐款捐物，得知武汉急需金银花，莱州的金银花合作社正月初四就紧急抽调员工连夜开工，莱阳市两家合作社一次性向武汉抗疫一线捐赠了60万吨莱阳梨，莱州一家合作社捐赠了30万吨大葱，更多的合作社坚持以平价甚至半价向超市供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送菜上门；疫情相对平稳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又响应中央号召，成为首批复工复产的经济组织。这些行动充分展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优越性、战斗力。

对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探索和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农业合作化也必须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要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我们在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体会到，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既要学习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在规模化经营、农业技术进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验，也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土地私有化带来城乡差距、土地兼并、农业衰落的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同样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农村发展方式的一种新的道路。在烟台探索的基础上，我们感到，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应当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党的领导这个核心。集体经济是我国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农村的主要表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一样，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必须把党的领导融入集体经济组织各环节，把党组织嵌入合作社治理结构之中。我们提出一个公式：“党的有组织＞资本的有组织＞小农的无组织”，农业合作化本质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和实施乡村治理，维护农民利益。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才能充分动员群众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道路，才能确保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真正为最广大农民利益服务，才能赋予农民和农村强有力的组织、规范的制度，确保合作社发展行稳致远。在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通过经济纽带把集体和群众紧紧连在一起，群众增强了对集体的信赖感，积极参加支部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广大基层干部也获得了多年没有的信任感、成就感。我们在烟台提出“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党建要统领一切、覆盖一切、凝聚一切”，实现了讲政治和抓发展的高度统一，避免了党建和业务、政治和经济“两张皮”。

第二，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融合。习总书记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不仅违反党的初心、愧对牺牲的革命烈士，同时也会导致农村两极分化、大量人口失去土地、市场范围受限，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因此，不论农村合作化道路怎么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原则不能变。我们针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这一关键问题，没有把确权登记当成改革的终点，而是把明晰产权作为合作化的起点。既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通过明确的股权设置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力。这符合邓小平同志“两个飞跃”理论，符合习近平同志“必须使分散的农民联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的思想，与人民公社相比，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不是简单回归，更不是走回头路。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我们以生产关系变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产业。农村一二三产业都有很大升级空间，但当前“统”的问题没解决好，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压抑了生产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群众推动下主动找项目、上项目，撬动了农村大量沉睡的资源，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流动性”。烟台苹果主要是30多年前引种的第一茬果树，已到更新换代的瓶颈期，但一家一户资金有限。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轮流土地、分批更新，目前已改造老劣果园47.2万亩，3年内将梯次改造120万亩，首批领办合作社的栖霞市东院头村，2019年亩均分红5050元，村集体收入92万元，社员长期务工年均收入4万元，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人民群众这个主体。农业合作化不仅仅是资产资源“物”的合作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合作化，通过共同劳动解放生产力，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同其他合作社相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更加强调以劳动联合为主、资本联合为辅，最大限度吸收群众以劳动力入股，发挥群众在管理和分配中的主体作用。

2020年第17期《求是》杂志刊登了烟台栖霞市衣家村的事迹。2017年以前这是一个集体收入为零的省定贫困村，自然条件恶劣，“缺水、缺路、缺人”，党支部通过给入社群众发放“工票”、以劳动入股，把全村50余户群众组织起来战天斗地，男女老少齐上阵，仅7个月就在大山深处开辟了上山路、建起了蓄水池，改善了基础设施，引入种养殖等产业，2019年村集体收入25万元，户均增收6000元，整个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这就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党的领导，以劳动为纽带把农民组织起来，更有利于盘活农村各种资源，把潜在的经济发展动力变成现实。

第四，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共同富裕这个取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和西方乡村发展的重要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农村也可以实现繁荣，但无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们的乡村振兴，不管能人还是老弱病残，都要过上幸福生活、全面发展，一个也不能掉队。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入社资格、股权设置、分配办法以及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共同富裕原则。提高普通党员和村民的入社比例，让尽可能多的贫困群众入社，让更多的农民提高收益，防止大户控制或大户形成“精英社”。如有的区市提出，合作社中单个社员股权不能超过20%，农民二次分红的比例不能少于40%，这就比较好地保障了群众的权益。改变贫困户“等人送小康”的脱贫心态，优先发展贫困户入社，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致富，实现“以地养老、稳定脱贫”。这些办法不仅受到群众欢迎，社会资本也获得了更大的投资机会，也很欢迎。

四年探索的感受和体会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走过了四个年头。四年来，我们体会了探索的艰辛，更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我们感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振兴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最大空间，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办事，充分相信和发动群众，这条路就越走越宽广。四年来的工作，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是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和根本指南。我们在工作中时刻注重学习习总书记关于新型农业合作化的思想，总书记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乡村振兴的方向、道路，党中央已经对乡村振兴做出了明确的顶层设计，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顶层设计在基层落实。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职时就明确指出：“喜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一些农村没有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应有的位置，摒弃了‘统’的思想，造成从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的同志说，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说，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他多次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今年在“新冠”疫情之后，他又两次强调“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可见，总书记关于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思想，是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这是我们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根本指南。

第二，走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农村“第二个飞跃”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感到：农村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从农村自身来看：一家一户经营的积极性已经充分发挥，要进一步实现多种经营、产业升级、共同富裕，一家一户的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老龄化、空心化的农村迫切需要集体经济平台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源。从城乡关系来看，我国城市和工业部门已经从多年来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农村还有大量未开发利用的资源。而乡村的山水林田湖草人是天然融合的共同体，无法单独作为生产要素流动，必须以集体经济的方式，兼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改善民生，而不能放任资本下乡把农村冲垮、生态破坏，唯一的道路就是在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如果说，我们2016年萌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思路，还只是理论上的设想，那么四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群众中蕴含着组织起来的巨大动力，很多村干部和村民在听宣讲、办合作社之后，感到相见恨晚。这表明，只要把道理给群众讲明白，只要有先进的典型引路，绝大部分村庄都能坚定走上发展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道路，让古老的乡村焕发青春，让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血脉相融。

第三，必须把农村问题放到历史、道路和伟大斗争的全局中来看待。我们没有把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作为一个简单的业务问题，而是联系历史、道路和伟大斗争的全局进行思考。国民党统治时期，表面上集各种大权于一身，但实际权力只在乡以上，没有延伸到广大农村，出现了“城市有党，农村无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情况。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脱离群众、缺乏基层基础。我们党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取得全国政权，靠的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十年时间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靠的也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稳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都是重要的历史经验。当前，“新冠”疫情加快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能否有效推进新时代农业合作化，既是凝聚新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稳定国内大后方的关键所在。

第四，党的领导和“四个自信”是做好一切工作鲜活有力的武器。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从抓基层党建入手、党的领导和农村发展深度融合，这是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我们感到，政治和经济是不分家的，抓党建就是抓发展。正是由于发挥了党的理论优势，才能用科学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形成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共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才能让合作社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发挥党的“选贤任能”的优势，才能培养出一大批“梁生宝”式的集体经济带头人；发挥党的制度优势，才能把党的各项制度延伸到合作社，提升管理水平；发挥党联系群众的优势，才能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赢得群众发自内心的追随。党的领导和经济发展决不是“两张皮”，不是矛盾和割裂的，而是高度统一的。

第五，农业合作化道路顺应党心民意，人民高度拥护，值得为此付出努力和担当。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是重温党的初心使命、深受感动和教育的过程。这项工作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关注，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肯定。在推动工作过程中，烟台市委组织部的同事和广大乡镇基层干部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付出了巨大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许多同志克服困难、无私奉献。但每当看到农村日新月异的面貌，看到人民群众分红的喜悦，看到基层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的场面时，我们感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烟台愿意做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报春花”，我们期待着广大农村山青水绿、春色满园，群众安居乐业、共同富裕的美好景象早日到来。

（编辑  季节）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实现了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标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

如何正确地客观地综合评价是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按照“目标一致法”进行了评估。首先，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党代会报告中，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设计是评估的依据和起点；其次，对2000—2019年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进行评估；最后，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角度，说明中国有哪些制度优势对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发挥了保障作用。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设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小康之家”开始，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党中央经过多次战略部署和总体规划，不断丰富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内涵。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在20世纪末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作为重要发展目标。提出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GNP(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GNP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N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实现GNP规模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并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提出2020年的量化目标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基本实现工业化。200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我国人均GDP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1] 这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量化目标之一，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居世界前列。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一步提出新的工业化基本实现的定量指标：2020年经济总量达到58万亿元，人均约为5000美元，届时我国人均收入相当于进入工业化行列的国家；第三产业在生产、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提高到50%和44%左右，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到30%左右；城镇化率接近60%，基本达到工业化的要求。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也就是2021—2050年跨越两个15年的发展战略构想。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以后，又将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标志

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再到迈向中高收入经济体的两次历史性跨越发展阶段，实现了从中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到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迈进，向世界最大的小康社会飞跃。

1.经济总量增长超过预期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GDP为990865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2] 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2019年GDP是2000年的5.17倍，年均增速为9.0%，超过党的十六大年均增7.2%的预期。

2.人均收入增长超过预期目标，从低收入水平到中低收入水平，再达到中高收入水平。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70892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速为8.1%，超过党的十七大预期的7.2%的增速，大大高于世界人均增速（2.4%）。按年平均汇率折算，比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1730国际元）高出37.4%，^[3] 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2000年世界20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141位上升至2018年在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71位。

3.城镇化率超过预期目标。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36.22%提高至2019年的60.60%，超过了党的十七大所预期的近60%的目标。中国城镇人口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15.9%提高至2019年的19.7%，^[4] 中国农村人口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24.7%降至2019年的16.3%，总体看已经超过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55.7%）。^[5] 这标志着中国从世界最大的农村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城镇社会。

4.产业结构优化超过预期目标。我国农业就业比重从2000年的50.0%下降至2019年的25.1%，超过党的十七大所预期下降至30%左右的目标。第三产业在生产、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39.8%和50.0%提高到2019年的53.9%和47.4%，超过国家发改委所预期50%和44%左右的目标。

5.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我国工业增加值（2010年不变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6.8%上升至2018年的21.5%。^[6]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4年的8.6%提高至2018年的28.2%^[7]，显著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这表明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化国家的地位更加巩固。

6.实现科技发展目标。《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的总目标和量化指标。^[8] 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00—2005年的43.2%将达到2000年的60%的预期目标；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36.1万件，发明专利拥有量186.2万件，均居世界第一；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国际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数量均排名世界第二；^[9]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研究所按3年（2016—2018年）年平均值，中国科学论文数相当于20年前（1996—1998年）的18倍，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比重的19.9%，高于美国的18.3%；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受关注论文，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比重为22%（美国占比为24.7%）；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论文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比重的21.9%（美国占比为29.3%）；2018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按购买力平价）相当于美国的95.6%。^[10] 但研发支出与GDP之比为2.23%，没有达到预定的2.5%。其中基础研究占全部研发经费比重较低，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比重为6.03%，其中高等学校、政府属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分别为53.3%、38.2%和3.8%，显然，后者的比例较低，^[11] 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新兴产业以及突破性、原始性创新仍然不足。

7.从中人类发展水平阶段跨入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数据库，我国人类发展指标（HDI）从2000年的0.594上升至2018年的0.758，年均增速为1.36%，高于同期世界1.04%的平均增速，在世界189个国家中，中国跃居第85位，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12] 其中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9年我国新生儿死亡率为3.5‰、婴儿死亡率为5.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7.8‰、孕产妇死亡率为17.8/10万、^[13]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为95%以上，人均预期寿命为77.3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72.6岁，2018年数据）高出4.7岁；^[14] 主要教育指标达到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42.8%提高至89.5%，从大众化（小于50%）跨越到高度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5%提高至51.6%，从精英化（小于15%）跨越到普及化（50%以上）阶段。各级各类教育大大地促进了我国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我国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9.6年提高至2018年的13.9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年限（12.7年），年均增速为2.1%，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1.3%）^[15]。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9》，1985—2018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从6.2年上升到了10.63年，1985—2017年城镇从8.2年上升到11.1年，乡村从5.6年上升到9.0年。通过教育现代化使所有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发展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为未来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8.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我国从世界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全面小康社会。首先，消除农村贫困线人口。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计算，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4.62亿人减少至2019年的55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49.8%下降至0.6%。^[16] 其次，消除世界最低国际贫困线人口。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三个国际贫困线标准：一是最低贫困线，即按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1.90国际元（PPP，2011年价格）的贫困发生率从1999年的40.2%下降至2016年的0.50%；二是中贫困线，即按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3.20国际元（PPP，2011年价格）的贫困线贫困发生率从1999年的68.3%下降至2016年的5.4%，预计到2020年基本消除；三是高贫困线，按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5.50国际元（PPP，2011年价格）的贫困线发生率从1999年的88.9%下降至2015年的27.2%，预计到2020年将降至10%以下，成为2020年之后减少相对贫困的主要人群。这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历史，也标志着中国先后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MDG）”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减贫的核心目标，为世界减贫作出了最大贡献。

9.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我国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2004年达到历史最高峰，之后下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从2007年的3.14倍下降至2019年的2.64倍。从人口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2015年下降至0.462，2018年上升至0.474。已经达到党的十六大所要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的预期目标，开辟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本世纪的头20年，我国紧紧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惠及14亿多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大的标志。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启示

从总体小康水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了当代世界的“中国奇迹”。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趋势，充分显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诸多优势。

1.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2020年总目标要求分两步走，具有连续性、继承性、创新性，既相互衔接，又与时俱进。第一个10年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二个10年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十六大到十九大，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党中央对这一宏伟目标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对量化指标作了增量调整，不断实现发展升级。党的十九大又谋划了到205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布局。

2.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布局优势。党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展目标更加明确，为制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基本依据，也为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基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基础，提出2021—2050年分“两个阶段”的宏伟大战略，分别用两个15年、6个五年规划先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体现了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分步骤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规划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出7项主要目标；制定经济社会发展25项量化指标，其中11项预期性指标，14项约束性指标；制定重大任务，如“十三五”规划提出18大类、70多项，具体提出23类、160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提出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举措，如“十三五”规划提出18大类、70多项举措;^[17] 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年度动态监测和中期评估，依法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实施情况，接受全国人大监督。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14亿人民大事、全中国大事的显著优势，即举全国之力，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社会与公民，形成全体人民参与国家发展的巨大合力，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4.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生态文明全面建设，更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代接着一代，一棒接着一棒，一步接着一步，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在时间节点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完成了“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任务，也就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18]

根据国家统计局以及其他部委公布的最新相关数据，本文对国家“十三五”规划七大主要目标和25项（实际为33个）量化指标的实施情况进行客观评价。

总体来看，“十三五”规划在经济社会发展四个方面25项主要指标大多数达到了预期，总体完成率较高，基本上实现了“十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

“十三五”前四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标志性成就，突出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具体地讲，就是GDP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6.5%以上。实际执行情况是，从2015年的7.0%下降至2019年的6.1%，2016—2019年平均增速为6.7%。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预计2020年GDP增速下降至2%—3%，“十三五”时期GDP平均增速可能在5.7%—5.9%之间，是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增速较低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有以下6点：

一是我国已进入中高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客观上要求“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19] 关于“十三五”时期的发展，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各地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再仅仅是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而是转变为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劲。^[20]三是有助于实现主要指标相互平衡，更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四是有助于实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前4年人均GDP年均增速为6.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速为6.5%^[21]，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6.6%。五是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年平均增速在2.9%，与中国经济增长既具有互动性，也具有同步性。六是2019年底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更直接冲击了我国经济增长。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但是中国经济总量基数巨大，新增规模越来越大。“十二五”时期，GDP总规模为295万亿元，2016—2019年已经达到349万亿元,^[22] 估计到2020年末，“十三五”规划总规模将达到450万亿元左右，相当于“十二五”时期的1.5倍左右，实际增长约1/3，这是中国经济韧性所在，更是中国巨大经济规模的独特优势。

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

1.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产业发展要迈向中高端水平，服务业比重要进一步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50.5%上升至2019年的53.9%^[23]，2020年达到56.0%的预期指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53.0%提高至59.4%，成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就业比重占47.4%）、构建国内消费服务市场的主动力。 “十三五”时期，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新旧动能持续转换。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涌现，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大大促进了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固定和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提前实现2020年预期目标，分别达到95%和97%，成为世界最大规模数字用户社会，数字经济迅速广泛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全社会。

2.基本实现工业化，世界制造业最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十三五”前4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26.2%，年均增速为6.0%；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34.1%降至2019年的32.0%；这标志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工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4.16万亿美元增到2019年的5.22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15年的19.7%上升至2019年的22.1%。我国工业发展水平不断迈向中高端，更深入、更广泛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出口国。2017年，我国高技术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为24.3%，2018年，我国高技术出口额相当于美国4.68倍，世界高技术出口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十三五”时期实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取得了重大进展，^[24] 加快构建新型制造体系，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均取得明显进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的有效推动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解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等突出性问题，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

3.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从2016年的11.36万亿元上升至2018年的14.81万亿元，^[25] 名义年均增速为14.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0）》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相当于GDP之比为36.2%，数字经济连续4年维持15%以上的名义增速，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8个百分点。^[26]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新增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数字经济广泛而深刻地改变我国社会生产、生活、消费、教育、出行等方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文娱、在线医疗、电子政务等需求高涨，各地依托大数据，提前布防和分类施策，助力疫情精准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27]

4.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新兴服务业都以较快速度增长。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3.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32.9%。信息消费服务已经成为最广泛的新兴消费领域之一。2018年，信息服务业同比增速30.7%，为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15年的33.1万辆到2019年突破120万辆，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各类充电桩保有量达132.2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55.8万个，数量居世界第一，^[28] 成为世界下一代绿色汽车产业的创新者、引领者。

5.基础设施现代化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截至2019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9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3.5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成网运营场景最复杂的国家。全国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达到14.9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覆盖97%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超过6600公里，成为全球开通地铁城市最多、客运量最大的国家。民航运输机场达237个，旅客运输量6.6亿人次，近90%的人口在直线距离100公里的范围内享受航空运输服务。电力基础设施居世界前列，截至2017年底，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达到68.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7圈，2019年我国特高压线路长度达到2.83万公里，居世界首位。我国铺设的光纤线路长度从2015年的2486.3万公里提高至2019年的4750.5万公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从5.77亿个升至9.15亿个，均居世界首位。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提供的数据，2019年全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同比增长47.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8年的6.7%增至9.9%。^[29] 我国率先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如5G网络建设和场景应用，已遥遥领先美国和欧洲。^[30]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服务、技术装备等重要指标已达世界领先水平，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在重新塑造我国城乡、区域等空间经济地理格局，成为推动城乡、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现代基础设施支撑。

6.新型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发展的协调性显著增强。“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5%的核心目标，这意味着年均转户1800多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39.90%提高至2019年的44.38%，城镇户籍总人口从2015年的5.48亿人提高至2019年的6.21亿人。我国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56.10%提高至2019年的60.60%，城镇总人口从2015年的7.71亿人提高至2019年的8.48亿人，^[31] 是世界规模最大、速度较快的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差距趋于缩小，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18年，建制村通了客车，有99.9%的户所在自然村通公路，实现了“县县通公路”；^[32] 通电的村占比99.9%，安装有线电视的村占比98.1%，95.7%的村通宽带互联网，超过1/4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91.3%的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90.8%的乡镇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处理，53.5%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四好（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路”建设长效机制正在形成。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达30亿，吸引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旅游人次，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这是典型的城乡居民直接转移支付，也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新来源，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内需成为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

我国是世界消费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5—2019年，名义最终消费支出从37.2万亿元提高至55.1万亿元，占世界最终消费支出（现价美元）总量比重从2015年的10.8%提高至2018年的12.1%^[33]，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内消费市场。这是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抗击疫情的国内消费的重要支撑。

我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一商品消费大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5年的30.1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41.2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0.7%。^[34] 旅游成为中国重要支柱服务业。国内旅游人次从2015年的40.0亿人次上升至2019年的60.1亿人次，全国旅游总消费从2015年的3.42万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5.73万亿元^[35]，2018年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4.1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51%^[36]，成为世界最大的、发展最快的国内旅游市场。

我国是世界国内投资支出最大的国家。名义资本形成总额从2015年的29.8万亿元提高至2019年的42.9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资本形成总额2015年为4.782万亿美元（现价美元），2018年达到6.085万亿美元，占世界资本形成总额比重达26.8%，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内投资市场，这是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抗击疫情的投资基础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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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视野不可或缺

1974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 “三个世界”的著名理论，并指出，中国要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共同反抗世界霸权。不同于中共领导人对世界大势的政治判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将“第三世界”看成是一系列不平等国际关系下，由一些在经济上依附并从属于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所组成。他描述了第三世界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失败过程。他认为，“除中国之外，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本质上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即资产阶级基于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殖民主义的特点是，殖民列强与特权集团的结盟形成买办资产阶级，它要求民族独立之后国家政权必须完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而不是谋求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他们关心的是“公民自由”而不是民族解放。而城乡差别则成为第三世界的普遍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上层精英与前宗主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密切联系，与下层社会之间严重错位和脱节，这既是新殖民主义的特点，也是第三世界政治动荡的来源。

在此书出版10年之后，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此后世界霸权由两极变成单极。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但是，后冷战时代不平等的程度不仅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动荡和暴力也如影随形，并蔓延进入第一世界西方霸权的核心地带；整个世界目睹了在美国和欧洲爆发的后冷战时代最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而史学家描述的第三世界兴起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倒在了现代化的门槛前。这一被遮蔽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断裂过程今天依然延续，这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如此大规模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症结。因此，“历史终结”例外的中国正在不断地被推向新冷战的边缘。“中国崛起”具有世界史意义，但是对此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解读和对待，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再次由西方霸权发动和强加的“新冷战”陷阱，中国能否冲出围困并实现“和平崛起”，在此过程中实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的愿景？。2019年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战，使得世界范围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再次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未来的全球史会走向何处？中国会走向何处？如何改变今天中国在世界舆论场上被动挨打的局面？要回答这些问题，第三世界的视野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先决条件。

“延安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终结

一些美国学者把共产党的成功完全归之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共产党能赢得民众、战胜国民党，还在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共产党人之所以“了解民众需求”，就因为有“延安道路”。它不仅仅是一种战斗模式，也是生活方式，体现着人和社会的愿望，“并提供了一种基于平等主义价值观和广大民众参与之上的发展模式”，这就是群众路线。它对内以整风形式，要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外则积极发动农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延安道路即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推动党和农民群众的融合，以构建革命的政治主体。今天的执政党需要回到“延安道路”并以此作为“新长征”的起点，因为“延安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终结，不仅是鉴往知来，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特色新闻学自延安开始，它与革命党的使命、执政党的命运休戚与共。

以独立自主社会主义为基石的中国道路是世界的希望

新自由主义在其国家实践中，严重脱离它的理论模式，其不稳定和自相矛盾的政治形态正是世界上暴力和霸权的温床，因为它需要霸权主义来维护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镇压全球化过程中的反新自由主义力量，这既包括劝说、渗透性宣传，也包括赤裸裸的军事强权、勒索，以及关税保护。当教条与现实之间彻底破裂的时候，背后的新保守主义就显露出来。全球政治和商业的跨国联盟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物，正如同高速运转的分离器，在世界范围内，把社会的上层与下层分离开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超越民族主义的。而右翼民族主义则成为收割被全球化甩出去的底层人民不满的联合收割机。事实上，西方左翼运动的普遍失败，正是今天右翼民粹主义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地方（部落）主义方式兴起的前提——它所诉求的国家，必然是右翼保守主义立场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这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具危险暴力的“民族主义”浪潮，以邻为壑的右翼民族主义浪潮使得世界格局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唯一的不同正是第三世界“中国的崛起”。

作为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一百多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的革命成果，从而使“爱国主义”有完全的历史正当性。消解这种正当性的后果，必然导致对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否定，也必然拆解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抵御世界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基础。

从拉美和非洲经验出发的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曾经提出第三世界只有以“脱钩”的方式才能摆脱新殖民主义的依附关系。阿明在2015年生命的最后阶段，鉴于中国的经验，阐述了新“脱钩”论：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利用全球化的进程，通过内部变革实现去依附化，这正是中国道路。

阿明告诫中国，对现在的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他并且准确预言了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阿明把视野投注在亚洲。基于第三世界立场上的长时段历史研判，他告诫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日、欧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都不会接纳中国和允许中国崛起。如果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向资本主义屈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迅速摧毁中国，使之再度沦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提供原料的从属国。

阿明把独立自主、以社会主义为最终归属的“脱钩”道路作为第三世界的希望，号召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来应对和抗争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并传递了大多数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地区学者的观点，表示世界期待并需要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以领导的角色来应对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中国对全球发展非常重要。阿明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今天的回响。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阿明看到了很多今天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现象，他区分了发展中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的不平等，认为发展中的不平等是以追求平等而不是固化不平等为前提的，其鲜明表现就是中国正以举国之力消除内部贫困的巨大工程，即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均衡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正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承诺：用政治的方式纠正市场，这既包括东部支援西部、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文化、政治、经济的国家制度安排，也包括此次抗疫过程中举国体制的发挥：全国驰援、党员带头。

作为党报理论来源的“延安新闻传统”

正是在廓清上述历史脉络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打开“延安新闻传统”作为党报理论来源的历史画卷。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与整风运动同步展开，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被置放在中国共产党政党组织传播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欧美报刊在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同步起源的历史。需要锻造“政党组织传播”的理论视野，重新梳理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与实践的“革命史范式”，而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定位与历史使命则是决定其组织传播特性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与实践的“政党组织传播”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范式。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传播实践，是今天重建党报理论与实践的入口，亟待新的破题和生发。这就是为什么它首先要与资产阶级的新闻报刊业划清界限。在这个意义上，《解放日报》的改版既是范式裂变，也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传播模式的范式再造。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9000万人，基层组织达到461万个，党的组织建设正在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党报与党的建设的关系需要新的理解和再造，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党报与各级党组织的生态关系，以此作为定海神针，才能乘风破浪，纲举目张，在新媒体时代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如此，才能冲破“新冷战”的封锁线，以客观的视角打破意识形态隔绝，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结成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党在新时期舆论领域的伟大斗争需要依靠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打造国际国内新闻舆论新格局，这正是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面对的历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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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赞巴斯的艰辛起步

中信集团走进哈萨克斯坦，开端是卡拉赞巴斯（简称“KBM”）油田。    

哈萨克斯坦石油资源丰富，苏联解体前一直是其经济的动力源泉。但这里没有能够建立起合理的产业结构。当苏联解体后，专家和设备纷纷撤离，哈萨克斯坦人面对的是一个个日渐枯竭的油井。这里远离石油消费的终端市场，又缺乏将石油送往其他市场的道路或管道。于是，欧美各大石油公司鱼贯而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

自1993年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后，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中信集团也早早就盯住了海外石油资源，并一直寻找各种渠道来获取这些资源，以助力解决国内的能源安全问题。

从哈萨克斯坦西部城市阿克套往西北约200公里，是北乌斯丘尔特盆地，这里是中信卡拉赞巴斯油田所在地，四周是茫茫沙漠戈壁。通往油田的公路路面甚至比不上中国的县级公路。

1980年，苏联石油工人在这里开采出了第一桶油。KBM的油藏属于浅层稠油，随着最初的地层压力不断释放，产量自然逐渐下滑。1997年4月，在加拿大注册的内森斯国际能源公司收购了KBM公司94.6%的股份。由于加拿大人采用了当时最新的技术，油田年产量大幅提升，但这几乎是一种掠夺性开采，油田年产量在高峰期持续数年之后便开始下跌。当加拿大人决定将其出手时，中信和中国的其他公司都盯上了这片油田，就连越南人也加入了竞购的行列。

经过外交、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博弈，哈萨克斯坦政府同意中信与加拿大内森斯公司达成收购KBM油田协议，包括TMS钻修井服务公司和ATS车辆运输服务公司，收购总价19.1亿美元。2007年1月1日，这一交易完成交割，成为当时中国第三大海外油田并购项目。

这一年的大年初五，孙阳陪同时任中信集团总经理常振明来到属于中信的KBM油田。孙阳1995年从总参转业来到中信，此时的身份仅仅是一名翻译。KBM项目开始时，孙阳得以参与其中。当他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被聘任为中信KBM油田主管商务的副总经理时，没好意思当面对董事长孔丹说出内心的感动：“中信如此信任我，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

孙阳所说的“难”很快就降临到他头上。

2007年夏天，中信在完全无辜的情况下被卷入KBM油田原股东与哈萨克斯坦政府之间涉及近6亿美元的税务纠纷。

巨大的雷声在孙阳头顶炸响。此时，他的双腿已经陷入KBM深深的泥潭之中，泥潭里是黑色浓稠的原油，头顶是里海的烈日骄阳，他却冷汗涔涔。今天的人很难想象，这就是中信走进哈萨克斯坦的起点。

 KBM后来的境遇在中信成为一个传奇，被孙阳比喻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油田保卫战”。中信集团高效动员各方力量开展工作，乃至直接陈情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一年多的艰苦努力难以尽言，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经过哈萨克斯坦最高法院裁定和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式认定，看似无解的巨额税务纠纷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税务的问题解决了，本该令人欣喜，但是，此时在油田这里的中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KBM是哈萨克斯坦第八大油田，原始地质储量3亿吨，可采储量9025万吨。KBM公司拥有油田地下500米以上的油气开采权。根据KBM与哈国油气部签订的矿产使用合同，有效期至2020年6月6日。因为产量骤减，每口井的日平均产量从10吨跌到了3吨。2006年，油田总产量223万吨，这是KBM历史上产量最高的年份。到了2007年，产量骤减至192万吨，2008年更是跌到了183万吨。

按照每桶100美元的价格计算，一吨油就是700美元，40万吨的减产意味着每年2.8亿美元的流失。中信组织国内的各路专家前来会诊。他们尝试着不同的方案：冷采、热采、水驱、蒸汽吞吐、蒸汽驱……

稠油的开采本来就难于轻质油的开采，加之这里是老油田，地底的压力越来越小，若想油田继续获得更大的产量，就必须往地下加汽加压，让原油再次喷涌。这意味着更大的投入，需要买淡水、锅炉，需要布局新的管道，淡水则必须从1000公里之外的伏尔加河引入。

除了生产技术问题，还有管理与文化融合这一更大的问题。偌大的油田，7000多人的规模，其中来自中国的员工不过二三十人，且大多数是技术人员，不懂俄语，更不懂哈语。

李铁强是KBM油田现任第一总裁，曾在莫斯科留学，从总参转业后辗转来到中信。

2011年，问题首先在ATS车辆运输服务公司爆发，工人们因为同工不同酬、管理者任人唯亲而发起了罢工。大家赶紧把还在阿拉木图卖石油的李铁强紧急召回去解决问题。

后来，这个近两千人的运输公司就都认识了这个俄语说得比他们自己还溜儿的中国蒙古族男人，他和工人们一起大声嚷嚷，让他们去上班——不上班，老婆孩子吃什么？他和大伙儿一起参加节日的欢聚，喝酒，吃肉。在这之外，他顶着人身安全的威胁，在把原人力资源负责人开除后，坐下来一点一点清理这些工人的工资收入，到底与他们的付出是不是成正比？有没有激励？是不是一碗水端平？各种制度完善了，如果工人还是不来上班，就只能开除。因为处事公正，被开除的工人并没有把火发泄到这位来自中国的总经理头上。

那一年，临近的城市扎瑙津发生严重的社会骚乱，政府以强力解决了这一问题。“扎瑙津事件”后被称为哈萨克斯坦社会进程的重要拐点。它给予卡拉赞巴斯的中国管理者以极大的警醒，文化的彼此认同和融入是必须补上的重要一课。

油田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1000万美元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把营地、餐厅和其他生活设施全部装修一新，用4000万美元提高员工工资。李铁强说他现在每年都会拿出大约100万美元继续改善工人的生活工作环境。

此刻在油田的东区、北区，对油田热采工艺的实施也已经全面开始，将引入油田的伏尔加河水加热，形成水蒸气，并注入地下。

多管齐下，KBM的石油产量在2008年滑入谷底之后终于逐渐回升，并在2011年回到了200万吨以上。

总统的心愿

在KBM油田基本走上正轨的时候，中信要着手实现当年答应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一个心愿——建一个哈萨克斯坦自己的沥青厂。

哈萨克斯坦的国土面积在全球排在第9位，偌大的国土面积必定对应着漫长的公路网线。但是独立20年后，这个国家却依然没有一家沥青厂，所有公路修建所需沥青几乎都是进口。

沥青厂的问题成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一块心病，数次访华，他都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请中方为哈修建沥青厂的愿望。到了2007年，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郑重承诺，一定会帮助他实现愿望。

2009年10月6日，中信哈萨克斯坦公司和哈国石化工业公司共同成立里海沥青合资公司，双方各持股50%。中哈双方股东将投资3亿美元建设里海沥青厂。

项目小，周期长，还必须由中哈双方共建，中方的工程款不到1亿美元；项目难度却不小，从一开始就必须严格按照哈方的标准来设计、施工和生产。如此，成本将大大增加。正是由于标准和强制规范、清关和关税问题、计量设备的强制校验，以及劳工准入等问题均未解决，中信建设硬着头皮接了这个活儿。

孙阳是甲方，他犹豫着要不要换人干。

孔丹正色道：“必须中信建设来干这个活儿，这是中信在哈萨克斯坦的名片工程。”

2010年6月3日，中信建设与哈萨克斯坦当地合作伙伴KSS公司组成总承包商联合体，共同承建里海沥青厂项目，哈方负责土建部分，中信建设负责主工艺装置的设计、供货、安装以及全厂的开车工作。中信建设的合同金额原定为1亿美元。但是业主方面希望能够压缩投资，因哈方工程合同额大大高于中信建设，为同比例降价，最终中信建设的合同总额被压缩至9700万美元。

负责这个项目的中信建设副总经理陈晓佳表态，我们通过内部挖潜，一定保质保量地完成工程。

项目的推进并不顺利，尤其是土建部分一直拖期，迟迟不能完工，陈晓佳急得直上火。前面的土建不干完，后面的机器设备怎么安装？整个团队和分包商都在这儿等着呢！

刚刚走马上任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田国立专门为此来到哈萨克斯坦，希望协调各方关系，尽快解决问题。

就连中国驻哈大使周力也赶到阿克套沥青厂工地，他说，胡锦涛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多次提到过这个项目是中哈在非能源领域合作的重要项目之一，目前已经列入哈萨克斯坦近期30个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范围。

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但问题的最终解决依然必须倚仗纳扎尔巴耶夫总统。

孙阳面见总统，对方发问：“怎么沥青厂还没有完工？”

孙阳答：“我们负责的工艺设备早就到现场了，就待安装调试，可是土建那边迟迟未能完工。”

总统立即责成有关部门马上着手解决问题。

沥青厂的工程终于现出曙光。

2013年12月20日，里海沥青厂举行隆重的投产仪式。这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在非资源领域最大的直接投资合作项目。投产仪式上，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通过视频连线向中国政府、中信集团和全体建设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里海沥青厂项目的建成投产来之不易，在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我曾多次要求中国政府帮忙完成这个项目，非常感谢中信集团最终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原料，但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沥青，我们的道路建设主要是依靠从俄罗斯进口沥青。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障国家的道路建设，我感到无比幸福。”

2014年10月1日，在视察工厂的时候，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又说：“阿克套沥青厂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哈萨克斯坦国家电视台将总统的一番讲话传遍了全国，里海沥青厂成为这里耀眼的明星企业。从那一刻开始，整个哈萨克斯坦的高端建筑用沥青彻底结束了需要依赖进口的历史。

2014年哈萨克斯坦独立日前夕，纳总统亲自签署命令，授予孙阳哈国家友谊勋章。中信集团也为孙阳和陈晓佳记了二等功。

2017年，中国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一个专题片称，“哈萨克斯坦5个世纪的心愿成真，竟因一桶‘中国沥青’”。片子里说，延伸至中亚的丝绸之路已经中断500年，今天哈萨克斯坦有了自己的沥青厂，打通这些道路就终于不再是梦想。

要致富，先修路

2014年，洛桑学院对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的“综合竞争力状况”做出的评估显示，2009、2010、2011、2014年哈萨克斯坦的基础设施分别在57、58、59、60个参评国家中排名第44、第39、第46和第48位，总体属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状态。

沥青厂即将竣工的时候，陈晓佳找到孙阳。

“孙阳，我为了沥青厂招兵买马，现在你得给我找活儿！”

“你想要什么？”

“路！”

2017年6月，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前往哈萨克斯坦出席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在孙阳和陈晓佳的“安排”下，常振明和哈萨克斯坦时任总理萨金塔耶夫共同见证了中信建设的系列签约仪式：

——与哈萨克斯坦江努尔—阿斯塔纳公司签署了《25万吨小麦深加工厂建设项目框架合作协议》；

——与哈“铁建”公司签署了《中信建设与哈“铁建”战略合作协议》；

——接受哈投资与发展部颁发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级公路改造项目的开工指令。

在阿斯塔纳中信建设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特制的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画出了不同的曲线和标记，显示中信建设在哈萨克斯坦正在施工的三条公路：

第一条是“TKU交钥匙”工程项目，就是从塔尔迪库尔干—卡尔巴套—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的国家级公路，全长786公里，紧临中国新疆西北部边境。

在中国“一带一路”与哈国“光明大道”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背景下，哈国家公路公司提出9000公里重点公路路段的新建与改造计划，意图打通中国到欧洲的过境物流通道，TKU公路即在此列。工程原定项目工期54个月，但哈萨克斯坦新任总理马明在现场视察后提出希望2020年通车。这意味着工期缩短了近一半时间。

第二个公路项目是“KB交钥匙”工程：卡拉干达—巴尔哈什国家级公路363公里路段改造。这是连接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的交通要道。全长363公里，设计为四车道一级路，设计时速 120公里/小时，这几乎是哈境内等级最高的公路。项目在2019年5月正式开工，原定48个月的施工周期又被马明总理压缩至2020年竣工。

“A30交钥匙”工程是中信建设在哈的第三个公路改造项目：从波德斯捷普诺耶—费奥多罗夫卡—俄罗斯边境的国家级A30公路改造，项目公路全长144公里。

从地图上那几条曲曲弯弯的线条走势不难看出，这三条大通道均是哈萨克斯坦的重要通道，它们将哈萨克斯坦与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各条国际通道相互串联，实现了中哈边境各口岸间的互联互通。

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在这里同样适用——“要致富，先修路！”

陈晓佳已担任中信建设党委书记、董事长，他的勃勃雄心显然还不止于公路。

2017年6月，中信建设中标援建哈萨克斯坦风能太阳能项目。

农业、化工、资源加工领域的合作也正在开始。

阿尔金银行

2014年11月，常振明访哈，在会见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时，总统说：“中信除了搞石油、沥青，你们更是一个金融公司。现在哈萨克斯坦正在筹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中信作为金融业大集团，也请分享你们的经验，给我们帮助。”

中国贸促会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前11个月内，哈萨克斯坦全国银行业收入6033亿坚戈（约合16亿美元）。而中信银行2018年的收入则达到了1649亿人民币，约合242亿美元，中信银行还仅仅是中国一家中等规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另一组数据的对比更令人不安，哈国商业银行平均坏账率高达30%，而中国的银行平均坏账率大致在1.5%左右。

在常振明的直接推动下，中信银行与哈萨克斯坦银行界有了密切的接触。

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商业银行，但规模太大，中信银行的进入成本势必大增；如若占比太小，又会影响中信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哈方多次表态，并不在乎你们给我们多少钱，就是希望与中信合作，就是看中了中信这个品牌。

这时候中信银行注意到了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在2014年收购的阿尔金银行。

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从英国汇丰银行手中收购的阿尔金银行，曾经是汇丰在哈经营多年的子行。它的资产规模仅仅9亿美元，资本金不过2亿美元，但却是一个全牌照银行，被收购之前完全按照汇丰的管理体系运作，最大程度上接近于现代银行的管理模式。

这真的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目标了。

中信集团副总经理、中信银行董事长李庆萍和银行党委班子成员一提起这事，大家都摇头，“风险太大了”。

李庆萍并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放下，“光在这儿说没有用。做不做，咱去看一下”。

2015年7月，李庆萍从阿斯塔纳进入哈萨克斯坦，她拜会了总理、发展部部长等政府官员，就中信集团在哈投资项目的运营情况，以及中信银行在哈开展金融合作的意愿进行了交流。然后他们去了KBM油田和沥青厂，又去了阿拉木图，她并没有刻意要看阿尔金，只是从一旁悄然观察着这个国家的投资环境。

“看一圈下来完全改变了观念！”

从阿斯塔纳机场下飞机，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大都市的气息迎面扑来，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商场、酒店、博物馆、图书馆、溜冰场……一切都是崭新的，伊希姆河畔狂欢的年轻人，唱着歌跳着舞，时尚而热情；大商场里的店铺与北京国贸商城的品牌店是一模一样的。走进这个城市你才知道，以往的偏见与傲慢是多么可笑。

“这个国家政治挺稳定的，民风比较淳朴；这家银行还比较规范，它的母行是在伦敦上市的；中信在那儿基础很好，孙阳他们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李庆萍的基本印象。

李庆萍还去拜访了中资银行在当地的机构。见到她的人都摇头：“你看我们在这里二十多年才十几个亿美金的规模。”

李庆萍没有多说什么，她宁肯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他们都说不好经营，我觉得因为他们都是独资的，没有当地的合作伙伴。有些中资银行只有10个人的团队，能说俄语的只有一个，平时也不出去。而我们不一样，我们中信在这里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我们有油田，有沥青厂，有中信建设、中信资本，还有中信环境……”

李庆萍说起这番话太自豪了！

回到北京，李庆萍在行内强力推动对阿尔金的收购，但依然阻力重重。

此时的哈萨克斯坦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汇率贬值风暴。在两年时间里，坚戈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贬值了2/3。汇率如此大幅动荡，实在令人担忧。

但是，李庆萍还是要求中信银行党委班子成员去哈萨克斯坦仔细看一看。

在常振明和李庆萍坚持不懈的推动下，在实地考察了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环境后，关于对阿尔金银行的收购，中信银行决策层终于松动了。

2016年9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出席杭州G20峰会之前，应中信之邀，赴中国大连休养。他与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多次谈起了中信银行入哈的问题。“中信是最可信赖的合作伙伴”，纳总统一再表示。

2016年11月2日，在李克强总理访哈期间，李庆萍终于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签署了“股权买卖备忘录”。

但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刚刚过去的一年，阿尔金经营状况极好，号称资产增值40%。于是，哈方开出了一个1.5PB的价格，以1.5的系数乘以净资产，这是哈萨克斯坦方面的要价。

这样的价格确实难以接受。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在抛售他们的金融资产，最好的银行也不过是以1.1PB的价格出售，甚至是打折出售。为什么中信要以高价去买阿尔金呢？

“为什么不？”李庆萍反问。

“第一，新疆是‘一带一路’出口经过的主要地区，出去之后第一站就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哈萨克斯坦又是和咱们关系比较好的国家；第三，哈萨克斯坦民风、文化、政治、经济比较稳定；第四，中信集团已经在那里耕耘多年，我们有很好的基础。”

何况还有国家战略的需要呢！只要国家需要，中信银行就应该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创造市场，在没有信用的地方建设信用，“一带一路”建设走到今天，中国自己的金融服务早该跟进了。

此后谈判继续进行。在艰难地往来三四个月之后，哈方的要价从1.5下降到1.48，后来又降到了1.45，再也砍不动了。

尽心竭力穿针引线的孙阳向哈方诚恳地说明了中信银行的心愿、中信银行面临的问题、未来监管部门可能要顾及的问题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现状。

1.3PB，这成为合作双方最终都欣然接受的价位。

……

2017年6月7日晚间，中信银行发布公告称，拟联手中国烟草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双维投资公司，合作购入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持有的阿尔金银行60%股权。

2018年4月24日，这一交易终于完成交割，中信银行共出资221.76亿坚戈，约合人民币 4.28亿元。

中信银行成为首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购银行股权的中资银行。

惠誉评级当即将阿尔金银行的评级提升至BBB–，长期展望为稳定，阿尔金银行因此成为哈萨克斯坦商业银行中评级最高的银行。一年后，惠誉再次确认这一评级，认为阿尔金银行自交割以来，业务、客户、员工保持稳定，资本化水平和流动性安全边际合理，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维持良好，业务规模不断提升。

仅仅一年，阿尔金银行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它有了自己的电子银行，这是哈萨克斯坦第一家电子银行。中信银行还将投行业务带到了阿尔金，此前这家银行只做存款和贷款。

以前，阿尔金银行只能做本地业务，现在它成了一家外国公司控股的国际银行，它的全牌照优势这才有了用武之地，中资企业完全可以像在中国一样方便地在这里办理对公和私人业务。而坚戈汇率风险问题，中信银行则通过在香港的信银国际以套期保值的方式来规避。

最难得的是，这家银行的坏账率甚至还不到1%，相较于本地银行普遍的30%以上的坏账率，这样的数字实在令人惊异。

以心相交，以道相交

2013年，中哈两国间成立了中哈企业家委员会，常振明与哈萨克斯坦萨姆鲁克–卡森纳基金总裁舒克耶夫出任委员会中、哈方第一任主席。当年9月7日，中哈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为什么是常振明来担任这一委员会的中方主席？中信究竟有何不同？

中国古人说：“以心相交，淡泊明志，友不失矣；以道相交，地老而天荒。”

我们再回到KBM油田。

在KBM油田空旷的原野上，几片平静的湖面倒映着里海海滨特有的蓝天白云。其实，这是油田的工业污水汇聚而成的湖泊。

KBM的稠油开采，到如今已经必须采用蒸汽驱热采工艺。每天它需要从伏尔加河引淡水两万吨，加热汽化后注入地下，将原油“逼”出地面。与原油一起产出的是几乎9倍于原油产量的高盐高油工业污水，污水经简单处理后再次回注地下。每年KBM油田回注的污水达2000万吨，再加上采油时注入的百万吨伏尔加河水，当地下再也容纳不下如此大量的外来水的时候，污水即泛到地面，形成“湖泊”。尽管近年来，环境保护者对此不断发声，称“里海区域的生态环境状况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但是，油气开采的环境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中信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了。

2015年，KBM油田主动邀请中信环境投资集团的专家来哈商讨油田污水的处理问题。王炯得知后，极力敦促中信环境尽早进入。

2017年6月7日，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中信环境与卡拉赞巴斯石油公司签署了“KBM油田采出水处理厂建设与运营协议”。“采出水处理厂”项目总投资额约为5500万美元，日产水能力1.7万吨。

这意味着每年将有6200万吨工业污水经过处理之后，替代伏尔加河淡水，可以满足整个油田至少90%的工业用水水量，极大地降低了油田采出水回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KBM终于可以摆脱对高成本伏尔加河水的依赖。

伏尔加河水在哈萨克斯坦的陆地上流动1000公里，走到阿克套，这样的淡水3.5美元一吨。

中信环境水务阿克套公司总经理陶悦说：“这不是贵和贱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

为了这样的民生问题，中信环境从德国采购了全球顶尖的工业污水处理设备。

从2015年开始筹备这个项目，中信环境的团队已经在这里坚守了多年。污水处理厂在2020年投入运营。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很快就发现了中信的不同之处。他发现了真诚的中信、干实事的中信、讲信用的中信，而特别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家有内涵、有实力的中信，看到了历经国际市场磨砺数十年而日益强大的中信。

中信同样重新认识了中国的这个近邻。哈萨克斯坦的各种资源禀赋给予中信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哈萨克斯坦独特的地缘优势给予中信以更加长远的机遇。中信于是将自己最优秀的企业一个个带入哈萨克斯坦。

在中信进入哈萨克斯坦5年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意识到，对于哈萨克斯坦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这将是一个无比重大的机遇。

相比海洋国家，内陆国家缺少出海口，就势必缺少了通达世界各地的途径。但是，当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被一条宽阔的大路连接时，尤其如果这条大路变成了一个更加宽阔的经济带的时候，路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动力源和加油站，财富就在这样的来来往往中产生和聚集。而在这其中，哈萨克斯坦作为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作为欧亚大陆的中心，作为连接中国与欧洲必经的大通道，作为自然资源禀赋富足的国家，它占据了天时地利。

谁说哈萨克斯坦没有海洋？“我们有两片海洋，一片叫中国，一片叫俄罗斯，只要打通陆路运输，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海洋。”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充满诗意地说。哈萨克斯坦学者坦言，正是“一带一路”倡议，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自身的枢纽价值。

中信需要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也同样需要中信，建立在互利互赢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才是最牢固的。

有关KBM油田的两件事不能不提。

哈萨克斯坦在2008年底调整了它的税法，KBM每年将因此多缴约7500万美元矿产税，10年就是7.5亿美元。若果真如此，中信在合同期内基本无望收回投资。

中信与哈方高层和政府六个部委进行了反复的解释沟通后，哈萨克斯坦专门就KBM油田制定了《低收益、稠油油田矿产税优惠措施》，这一决议后作为“税法修正案”，在2011年1月获得哈萨克斯坦议会正式批准。

孙阳说，因为这个法律修正案，“按照当年投行预测的长期油价测算，KBM到哈政府批准的合同延期结束，共计将节约成本约16亿美元”。

 2014年5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批准了无偿延长KBM油田合同到2035年的申请，延期15年。到2035年，KBM至少将增加可采储量3300万吨。不仅如此，相关合作文件还包括了KBM油田现有规模之外区域的勘探开采权。权利将延伸至地下500米以下地层、合同区北部80平方公里、近海可开发的油藏，初步估计资源量1亿-1.2亿吨。

哈方已“原则同意无偿将上述区块增加到现有合同范围内”。这意味着在时间翻番之外，再搭上两个地下油田和一个海上油田。

因果循环，因缘际会。是花儿总要开放。

（编辑  杨利红）

在2020年7月21日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总结了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和精神特质，深刻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新冠疫情对我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从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角度对企业家提出了殷切希望，鼓励企业家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习总书记的讲话，体现出对当前形势的深刻认识，饱含对企业家的信任与鼓励，也充满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进一步阐明了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特质，既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也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弘扬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

从“五点希望”中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新内涵

深厚的爱国情怀

“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企业的商业活动早已冲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但企业家的成长，离不开生他养他的祖国和民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优秀企业家必须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实现自身价值、企业发展壮大与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的爱国情怀表现为：

一是鲜明的爱国主义和崇高的理想信念。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大批有胆识、勇于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企业家队伍，更谈不上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因此，新时代中国企业家必须坚持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具有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不断增强国家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

二是积极办好一流企业。习总书记指出：“企业家爱国有多种实现形式，但首先是办好一流企业。”企业家的主责主业是办好企业，只有办出一流企业，才能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解决更多就业，上缴更多利税，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国力做出贡献。

三是敢于为国为民牺牲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企业家的爱国精神与情怀自古有之，春秋时期弦高劳军，就是牺牲自己的牛来换得郑国的安全，这种以国事为己任、不惜私人财产的义举就是企业家爱国精神的充分彰显。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企业家需要正确理解国际产业竞争和企业竞争的本质，优秀企业家要始终以“家国天下”的整体利益超越局部个体利益。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战场上常讲出奇制胜，所谓“奇”就是创新。商场如战场，靠简单复制商业模式和发展模式，很难获得企业的持续进步和经济的长足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企业，航空航天、高铁、特高压输变电、北斗导航等产业，都是在创新引领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功。

创新来自求新求变的探索。乔布斯曾经说过：“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始终保持一颗求新求变的心，才能不断适应世界的发展、引领世界的发展。曾几何时，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几乎瓜分了世界中高端手机市场，然而由于没有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在随后汹涌而来的智能手机浪潮冲击下，灰飞烟灭。曾经不可一世的短信业务，虽然占据先发优势，但十几年没有创新改进，很快就被求新求变的微信淘汰出局。

创新来自敢于冒险的勇气。优秀的企业家也是有胆识的冒险家，他们不甘循规蹈矩的平庸，崇尚探索未知和发现未来，勇于承担风险。小米创始人雷军说“没有任何成功是不冒风险的”。由于商业受市场规模、资源禀赋等条件的制约，某种商业模式确立后，其边际效益会递减。为寻求更丰厚的利润回报，优秀的企业家敢于打破常规束缚，甘冒风险开发新产品，探索新模式、开拓新市场，从而不断带动企业向前发展。

创新来自追求成功的激情。创新来源于对成功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执着追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则激情不竭。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惶恐才能生存，偏执才能成功。”这里的“偏执”可以理解为激情与坚守。当企业家将自己的激情倾注于企业发展时，会穷尽一切办法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会不断尝试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方法途径，从而走上创新之路。可以说，有激情不一定能创新，但是没有激情一定无法创新。

诚信守法的操守

诚信属于道德范畴，是社会行为准则中的较高标准，同时也是商业活动的底线。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信用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基石。贸易、信贷、股权等等业务活动，无不体现了信用，可谓没有信用就没有现代商业。守法属于法律范畴，是社会行为准则中的基本标准，同时也是商业活动的红线。企业再成功、商业再发达，如果企业和企业家不遵纪守法，带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只能是伤害与灾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是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应有之意。企业家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然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富的积累与获得，都要在道德约束和法律框架内运行，走歪门邪道获取不义之财，必将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这样的企业和企业家走不高也走不远。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成本趋同的情况下，其本质是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竞争，其背后则是对道德和法治底线的坚守。企业家只有诚信守法，才会有良好的信誉，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赖，进而获得长远利益，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著名学者卡罗尔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组织在经济上、法律上、伦理上和自行裁量的期望。”当今国内普遍认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是：除了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外，企业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脱离了社会，企业和企业家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人要懂得知恩图报，企业和企业家更要饮水思源。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努力回馈社会的企业家，才能赢得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支持，才能展现才华和实现理想抱负，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的企业家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投身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反哺社会；积极履行环保责任和参与生态环境改造；开展产业扶贫，积极投入扶贫攻坚；积极参加抗击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兴办学校，支持教育兴国；主动承担经济下行压力，为稳就业做贡献，以彰显优秀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担当。

不断拓展的国际视野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及香港公司有124家上榜，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成为上榜公司最多的国家，在前5名中中国就占了3席。上榜的企业都是不同程度地参与国际化经营的公司。取得如此成绩，说明我国的企业家在国际市场上锻炼成长，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断提升，国际视野不断拓展。我们身处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多元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难得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并存。企业家是否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能否紧跟国际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化解风险，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与未来发展。

国际视野要求优秀的企业家思考问题、做决策要胸怀世界、放眼国际，不仅要了解国际市场态势，致力于做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更要了解把握国际贸易规则和相关法律法规，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要求优秀的企业家拓宽眼界，不单要了解本行业、本领域的前沿信息，更要对产业链、供应链及其他相关产业，甚至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知与把握。

大力弘扬和培育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

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不断壮大优秀企业家队伍，引领企业战胜当前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我们要大力培育和弘扬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这就要求在准确理解把握企业家精神内涵基础上，着力处理好以下关系：

正确处理政商关系，营造优良营商环境

政商关系关涉营商环境，也反映社会风气。如何处理好政府工作人员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交往应该为君子之交，要亲商、安商、富商，但不能搞成封建官僚和‘红顶商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也不能搞成西方国家大财团和政界之间的那种关系，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种关系。”要处理好政商关系，就需要把握好分寸，积极构建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正确履行政府职责。

一是全力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是一种难得的公共品，政府需要不断提升市场建设、监管、服务水平，为企业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既防止权力阻碍、政策障碍，又消除“特殊服务”、帮企业“吹大气球”的非市场行为，坚持公平竞争、一视同仁，消除多头监管、随机监管、重复监管的现象。

二是建立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建立企业家和政府的“直通车”制度，在重大经济决策的方案形成、政策制定中建立咨询企业家的机制，鼓励企业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建言献策。搭建平台，让企业家敢于在高端场合发声、在国际场合发声。在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听取企业的反映和诉求，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三是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鼓励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坦荡真诚地同企业家交往，将支持和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解忧纾困、创新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考察范围。

四是完善企业家参与机制。建立企业家参与制定和实施重大经济决策、公共政策机制，将征求企业家意见纳入制定涉企政策法规的程序。

正确处理“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监管引导”与“尊重和保障企业家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关系

在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以及党建融入生产经营中心的具体举措上，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属性、特点加以区分，不能一概而论、笼统照搬。对于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必须一以贯之；落实党建进章程要求，党委（党组）必须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对于民营企业，要教育引导民营企业家拥护党的领导，支持企业党建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充分发挥作用，在职工群众中宣讲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教育引导职工群众发扬爱国爱企精神和职业精神，鼓励职工群众立足岗位做贡献、创业绩、促发展，但不能干涉企业家的生产经营决策和人事安排等。同时，有关部门应牵头组织梳理做深做实做细民企党建工作的路径和举措，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好经验、好方法。

政府权力和市场竞争的协调是世界性难题。必须处理好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管引导与保障企业家自主经营权的关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安全、质量、环保标准等对企业生产经营和产业发展提出要求，通过政策激励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但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干涉属于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动，要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制标准的前提下，交由市场决定企业生产经营方向，由企业家自主做出决策。

正确处理反腐败斗争与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关系

党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是为了惩治党内腐败分子，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坚决反对和纠正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违纪违法行为，这对于营造亲清政商关系、良好营商环境等都具有极大的帮助。这种情况下，既需要处理好依法反腐和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关系，查清问题，也要保障企业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

一是坚持全面依法治理。按照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要求，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环境。对一些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的“擦边球”行为，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确实没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依法从轻从无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专心办好企业。严格执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格违法犯罪构成要件，防止随意化、扩大化。

二是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保护制度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制度基础。各级政府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造成企业家合法权益受损的补偿救济机制；严格区分企业家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

三是保护知识产权。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企业家知识产权保护和价值转化体系，修订有关知识产权申请授权、管理和侵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保护企业家创新创业热情。

提高站位，争做新时代优秀国有企业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弘扬践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理所应当发挥“第一方阵”的表率作用，坚持把“五点希望”与“20字”标准联系起来理解，与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把握，与做强做优做大、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生动实践结合起来落实，切实交出应变破局、开创新篇的合格答卷。

一是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国企领导人员任何时候都要自觉把个人奋斗、企业发展放到“国之大者”中去思考和推动。认真领会习总书记关于当前形势、时代大势的重要论述，坚持树立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发展国有经济战略意义的重要论述，以“两个毫不动摇”的高度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勇担肩上重任；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新阶段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论述，坚定地把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作为奋斗方向；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着力推动以更加优化的产业布局、空间布局，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发展大局；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突出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带头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落地一批重大前沿成果；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全力打赢转危为机的主动战。

二是坚定扛起政治使命。在国企领导人员所有使命中，政治使命是摆在第一位的，必须始终致力于成为“管企业的政治家”和“讲政治的企业家”。在疫情叠加变局的关键时刻，统筹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检验国企领导人员政治担当、政治能力的试金石，切实当好“六稳”、“六保”主力军、排头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节点，进一步担起攻坚之责，在巩固好已有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实现帮扶地区全部摘帽，确保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崭新阶段，高质量启动“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在深入对接国家战略规划中把稳前进方向；深度融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雄安新区、海南自贸港等国家重要战略区域，厚植发展后劲，拓宽全新空间；充分发挥主业优势，稳健推进一批党和国家高度关注、事关人民利益福祉的战略项目和战略工程，以实际行动擦亮“两个基础”、“六个力量”的担当本色。

三是全力推动改革发展。对于国企领导人员来说，办好一流企业，就是要早日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把优势资源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特别要把握好“后疫情时代”传统产业数字转型、高端转型新趋势，围绕智慧基建、康养医疗、数字服务等一批新兴战略领域提前谋划、抢占先机，牢牢抓住发展主动权，实现做强做优与做大并步同行。

要把改革作为动力源泉。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大方向，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为引领，切实担起深化改革“第一责任人”职责，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力争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等方面落地更多实质性成果。

要把创新作为关键引领。在中美经贸摩擦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事关企业可持续发展，事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事关国家战略安全和发展大局。必须主动增强被人“卡住脖子”的危机感，立足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各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稳步打造一批独领风骚、独步全球的龙头企业。

要把海外作为突破方向。立足“一带一路”沿线，针对疫情全球蔓延、地缘政治多变、合规挑战加剧等新情况新问题，做好预判，细化方案，赢得主动，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打牢“稳”的基础；要重点围绕项目推进、市场维护、产业升级持续发力、持续攻坚、持续贡献，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保住“进”的态势；要力所能及为驻在国政府和居民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造好“融”的氛围。要把安全作为工作底线，深入排查企业重大投资、管理运营、安全环保等各方面安全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为新时代企业家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空前难得的机遇和无限可能的未来。只要我们大力弘扬和践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就一定能够持续书写出无愧于总书记期许、党和国家期待、世界人民期盼的一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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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积累是欧美列强策动战争的主要驱动力。历史表明，资本扩张与战争扩张密不可分。当代随着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美国变得更加好战，“混合战争”成为美国对外战争的新方式。当前，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通过“混合战争”遏制、削弱中国。中国必须增强底线思维，以总体战应对“混合战争”。

关键词：资本积累 金融资本  美国  混合战争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某种程度上，人类历史有多长，战争历史就有多长。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战争的方式与特点存在代际差异。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交往模式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种百年之变绝非线性发展过程，而是暗流涌动、矛盾叠出的波浪式前进过程。和平与发展仍是大势所趋，但战争与冲突从未远去。

资本积累日益成为策动战争的主要驱动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实现资本积累是超越一切的最高目标。在此情况下，策动战争的经济动因，日渐从农耕/游牧时代的侵占土地、掠夺人口和财富，转向谋求资本积累最大化。对外战争为经济扩张铺路，战争是投入，经济是产出，市场决定战争，战场创造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从历史看，资本扩张与发动战争几乎就是“孪生兄弟”。战争是欧洲列强攫取财富、实现经济扩张的惯用办法。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依靠的就是“战争—贸易”循环往复的“战争经济学”。1840-1860年自由竞争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到19世纪末，英国的头面人物都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桑巴特在其《战争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在14-15世纪期间，英国与法国争斗了一百年；16世纪期间，欧洲只有25年的太平时光，17世纪时只有21年，也就是说，在这二百年里就有154年处于战乱。荷兰从1568年到1713年的145年中，有116年在打仗。[1]

另有统计表明，从1871年到1914年，英国人一共打了30场殖民地战争。在这段时期，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至少打了100场战争。

在这个“战争—贸易”两轮驱动的世界体系中，战争手段被用来推进贸易，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再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战争。为维持这个成本巨大的循环体系运转，就需要美洲的黄金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非洲的奴隶（廉价劳动力），东方的香料、茶叶、丝绸、棉布、陶瓷和一系列先进手工业技术，由此打造出一个由坚船利炮筑成的巨大世界市场。这个市场的“规则”由欧洲列强制定，利润由欧洲列强瓜分。它们将美洲掠夺来的黄金白银在亚洲换取手工制品，再运回欧洲赚钱。它们也将欧洲生产的纺织品拿去非洲换取奴隶，将奴隶运到美洲去种植甘蔗和其他经济作物，再将经济作物运回欧洲赚取利润。[2]

与殖民主义时期的英国相比，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美国谋求霸权方式更加隐蔽，但好战本性丝毫没有减弱。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对自身文明的盲目优越感，以及从骨子里对非西方文明的鄙视。由此，美国在对有色人种发动战争时，几乎没有任何道德负疚感。大卫·哈维曾指出：“美国是一个极度宣扬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如果不能对多元主义和个人等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控制的话，将会导致民主长期不稳定和出现问题。”[3]

而美国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持续对外发动战争，通过损害其他国家，来增加国内政局稳定和国民凝聚力。由于战火绝大多数是在别国进行，因此美国人感受最多的是战争带来的收益。在美国人眼里，战争就像做生意，尽可能做到稳赚不赔，出现“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局面。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的建国史就是一部军事扩张和种族屠杀的历史。有统计称，美国从1776年建国240年来，有222年的时间处在战争状态。还有统计称，自1776年独立以来，美国参与了53场军事入侵行动。[4]不管按哪种算法，“把美国人视为和平主义者是个幻想，他们是而且一直是历史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5]尤其二战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对外军事干涉日益增多。在越南，美国共投下700万枚炸弹，是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投射炸弹总数的两倍。[6]

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美国彻底摆脱了“越战后遗症”，此后对外战争越来越频繁：1999年牵头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参与利比亚战争。可以说，美国的建国史和对外扩张过程，就是一部暴力和战争相互交织的历史。有统计表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到处进行军事干预，共对37个国家的2000万至2500万人的死亡直接负责。[7]

美国持续发动战争，同样是为资本扩张服务。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更多意味着“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不是生灵涂炭的人类灾难。这使美国显得尤为好战。“纵贯整个20世纪，直到现在21世纪初，美国一直不断地动用其军事力量以及情报系统，来颠覆那些拒绝保护美国利益的政府。美国干涉别国，在很多情况下，主要出于经济原因——特别是要确立扩张、扩大、保护美国人在世界各地不受干扰地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力。”[8]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列强更加好战

现当代西方大国日趋从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转向金融资本主义。1980年，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衍生品交易量微乎其微，到2007年末，清偿利率衍生品合同的名义本金高达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9倍。[9]过去40年来，全球实体经济增长4倍，但基础货币增长300倍，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与全球GDP之比，1980年为109%，1994年为218%，2005年为316%，2013年为350%。[10]

2007年一项调查显示，世界排名前50位企业中，有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金融资本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日趋占据主导地位。

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金融资本过度膨胀，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瓜分，由此使平均利润率被金融泡沫急剧摊薄，乃至趋近于零。可以说，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虚胖和浮肿”的表现，也是国家走下坡路、资本主义“进入秋天”的征兆。

相比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更喜欢制造战乱。工业资本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吸纳大量就业，而且工业资本获利要经历采购原料、加工生产、销售产品等诸多环节，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只有资本扩张受阻才会动用武力（如鸦片战争）。相比之下，金融资本牟利不完全依托实体经济，它主要通过“贱买贵卖”“低买高卖”实现盈利。因此，世界局势保持相当程度的动荡与混乱，资本价值变动剧烈，金融资本就有机会浑水摸鱼，从中渔利。

就此而言，金融资本及其控制下的国家，主要通过制造和操控危机的方式，引发金融市场的可控波动和资本的定向流动。金融资本比工业资本更喜欢制造动荡，通过战争等破坏性手段攫取超额利润。

具体地说，金融资本谋利主要借助两大方式。一种方式是层出不穷的金融炒作和金融衍生品，由此日渐演变为“空手套白狼”的“赌场资本主义”[11]。大到汇率、房地产、粮食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小到普洱茶、大蒜、绿豆等普通商品，都可能成为金融资本炒作对象。然而，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炒作和“金融创新”，最终将导致金融泡沫越来越大，直至最后破裂。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财富再分配。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宣扬的经济策略就是：“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12]

这种靠制造灾难掠夺财富的生财之道，也被称为“灾难资本主义”。[13]即通过制造灾难来获取财富，发战争财、国难财。

美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的位置。1960-2017年间，美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从14%增加到21%，而制造业占比则从27%下降到11%，贸易占比则从17%下降到12%。与此同时，金融业的利润从17%增加到30%，制造业的利润则从49%降至17%，缩减了三分之二。1973-200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即每小时GDP）年平均增速不到1%，这仅仅是前一个世纪均值的三分之一。[14]

另有统计表明，1947-2012年期间，美国GDP增长了63倍，其中制造业增长30倍，金融业增长了212倍。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秋天”，蕴含着比工业资本主义更大、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向脆弱的金融结构，由此将产生更多危机。他将这种金融化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对健康的“套利金融”；第二阶段是更具风险的“投机金融”；第三阶段是灾难性的“庞氏骗局”。[15]

随着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美国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好战。

首先，维护美元霸权体系离不开军事手段。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信用霸权，一旦世界其他国家拒绝认可和使用美元，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极大削弱。因此，军事手段成了维持美元霸权的重要工具。金融战争是最高级别的地缘政治武器。冷战后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例如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多少都带有金融战争的性质。

其次，维系“债务经济”使美国热衷于制造战乱。1945年，美国公共债务只有2580亿美元，2002年就达到3.2万亿美元。[16]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实现“经济繁荣”，更多是一种“钱生钱”的货币再生产。据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Anderson Wiggin）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美国要想维系表面经济繁荣，每天至少需要流入20亿美元。资本天性喜欢“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场所。换言之，只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美国更加动荡与混乱时，巨额资本才会乖乖地回流美国，用以支撑美国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喜欢打仗，其动武动机甚至不再是工业资本时期的扩大市场、寻找原材料，而是通过使其他国家或地区陷入动荡的办法，迫使世界资本回流美国，确保美国的经济繁荣。

美国这种基于金融霸权的战争逻辑，彻底颠覆了传统国际经济体系的行为逻辑。对美国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20世纪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17]

混合战争：美国对外战争的新方式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核武时代的来临，大国间首次出现“核恐怖平衡”，军事对抗只会使双方同归于尽。这种高额代价的战争风险，足以令最为好战的西方政客都心存忌惮。在此背景下，战争的对象和形态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两类，认为对核心国家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但对“断层国家”则不然，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看人下菜碟”：对待中、俄等军力强大的国家不再轻易发动战争；对待军力相对孱弱的所谓“断层线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可以无所忌惮地继续发动战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中俄等核大国的较量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程度。事实上，针对中俄等军力强大的国家，美国越来越多采取了除热战之外的“混合战争”的方式。混合战争也被称为“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非对称战争”等。《偶然的游击战》（The Accidental Guerilla）一书的作者大卫·基尔卡伦认为，“混合战争”是对现代冲突的最好定义。[18]

“混合战争”也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战争手段。

美国策动“混合战争”，最终目的就是制造“可控混乱”，帮助金融资本实现两大目标。

一是破坏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基础，借以实现财富再分配。在金融资本主导之下，美欧经济增长不再通过增加产品，而是通过强国与弱国间的财富再分配。因此，只有设法削弱和瓦解那些阻止混乱发生的主权国家，使对方丧失作为国际行为体的能力和功能，同时迫使其将国有经济部门私有化、减少社会福利和科教文卫投入等，从而隐蔽地消灭经济竞争者。这一过程经常伴以野蛮的军事入侵。[19]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和情报行动，很大程度是与“自由市场改革”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在东欧、前苏联和巴尔干地区鼓励和推进的这类改革，最终导致国民经济遭受破坏，数百万民众陷入贫困。[20]

    二是消灭的“垃圾人口”，减少全球人口规模。在西方精英眼里，地球资源十分有限，只有消灭过剩的“垃圾人口”，才能确保西方“黄金十亿”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跨国金融资本构想的“世界新秩序”中，消灭“垃圾人口”是一项不便明说的既定追求目标。不难理解，西方通过倡导新自由主义，极大减少了出生率，增加了死亡率；而宣扬性解放、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可以减少出生率；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会使政府对被压迫者处境漠然视之，而制造战乱无疑是消灭“垃圾人口”最快捷的办法。自“9·11事件”爆发的15年来，美国新保守派试图用武力重塑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秩序，由此导致200万至250万人死亡。[21]

美国知名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非暴力战争之父”吉恩·夏普等，都十分推崇“可控混乱”概念。该理论日渐受到美国决策层的青睐和推崇，日渐从理论探讨进入实操阶段，成为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指导思想。

从政策实践看，“混合战争”并非什么新生事物。美苏冷战就是一场典型的“混合战争”。二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动用了除发动战争之外的所有手段。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斗争舞台是广泛的，它包括整个世界和其中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精神力量。代理机构是很多的，国内和国际的，布景经常变换。”[22]

冷战期间，美国及北约对苏联使出各种招数，在思想意识和经济领域实施广泛的颠覆破坏行动。美国还迫使苏联陷入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极大消耗苏联的国力。经过长达50年的较量，苏联最终不战自溃，美国以低成本方式赢得全面胜利。

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全球各地发动“混合战争”。如果说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是暴力为主，心理战、经济战等非暴力为辅，那么他们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策动的“颜色革命”，则更多是以非暴力为主。“颜色革命”是一种“性价比”颇高的混合战争。它谋求通过民众抗议等非暴力方式推翻现行政权，可以使被颠覆对象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被政治操控），政府便会遭到西方孤立；如果当权者不镇压民众抗议，政府则可能被推翻。[23]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颜色革命”日渐取代传统的军事政变，成为中情局进行“政权更替”的主要法宝。冷战时期，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干了7起）。进入21世纪后，西方大国通过策动“颜色革命”推翻原政权的案例越来越多。例如，塞尔维亚(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中东剧变（2011年）等等。2014年，乌克兰再次发生政变，西方大国只花费了大约50亿美元，就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府，这是武力入侵一个国家并推翻其政权所花费用的零头。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积极支持与其对抗的国家的各种武装团体，在委内瑞拉策动暴力活动，目的是将马杜罗总统赶下台。而美国支持的这些团体不是什么反对派或学生，而是恐怖分子和准军事人员，他们与服用毒品的杀人犯一起，能够破坏食品商店、公共汽车、地铁站和儿童医院等。[24]

美国这么干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扩大亲西方势力的地缘政治经济版图，服务于资本积累目标。

当前，随着美国软硬实力受损、控制国际事务能力下降，西方国家更加青睐“混合战争”这一谋霸方式。美国全球战略正悄然调整，即从充当“世界警察”转向“幕后策划”。美国减少使用大规模军事入侵和空中轰炸，更多使用特种部队和情报雇员，使用间接手段推翻政权，用相对隐蔽的方式推进美国的政策。由此减少了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正面相撞的风险。[25]

2016年3月，兰德公司发布的长篇报告《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指出，硬实力具有高回报、高风险、高成本和高暴力的特点；软实力虽然低风险、低成本、非暴力，但回报微小、难以捉摸且缓步渐进。相比之下，“颜色革命”、网络攻击、金融制裁等“强制力量”正好介于软硬实力之间，效果可观，风险适当，潜力很大，是美国今后强化与倚重的对外攻击手段。与此同时，世界上多数国家依赖外部世界，这为美国使用强制力量提供了极好机会。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情报能力，并有威慑、报复敌对势力的能力，因此美国最有能力使用强制力量。[26]这份报告颇能代表部分美国决策层的所思所想。

 美国对中国形成“全政府-全社会”战略

事实表明，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战争从未远去。“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要存在新帝国主义，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尤其在当前，随着金融资本恶性膨胀，其“灾难资本主义”本性发作，由此导致国际社会越来越不太平。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态势日趋明显，美国战略焦虑感日趋加重。美国显然不愿失去霸权地位。对美国来说，通过塑造外敌来强化自身认同，已成为不言自明的战略文化。无论从国内社会整合角度看，还是从国际上维护霸权目标看，都会想方设法渲染中国威胁，遏制中国崛起步伐。对美国来说，目前中国“将强未强”，美国“将弱未弱”，正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窗口期”。由此，美国各界加大渲染“中国威胁论”，对华遏制力度日趋加大。

兰德公司在《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研究报告中，不仅将中国、俄罗斯、伊朗作为三大潜在敌对势力，还列举了使用强制手段的主要方式，包括经济制裁、政治孤立、武器和技术禁运、切断能源供给、海上拦截、支持敌对国的政治反对派、网络攻击等。[27]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渐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战略，即各级政府部门为实现共同目标和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进行的联合行动，并同时注意和私人部门在行动中的协作。该战略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整合贸易代表办公室、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对华发动贸易战。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等部门与经贸部门密切配合，阻挠中国科技、安全、文化等领域发展。[28]这种“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已经带有反华总动员和总体战的性质。

正所谓“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在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增强斗争精神，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思想统领，统筹运用各种资源和各种手段，从全局的、系统和普遍联系的角度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以总体战应对“混合战争”，由此才可能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

（编辑  季节）

从国际数据比较看“双循环”的历史必然

    在新的形势下，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一个必要条件是将国内居民消费保持在较高水平。2018年，我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为55.1%；美国高达82.3%，日本为75.4%、德国72.0%。在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一般在70-80%。

    1962年，我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曾高达84.8%，至今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这属于低水平的国内循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从低水平的国内循环转向了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2000年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3.5%，此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这一指标相应不断下降。

2010年后，我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逐步下降。随着有关鼓励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国内消费占比开始逐步回升。同时，中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4.5%，降至2018年的36.8%。可以看到，国内大循环趋势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了，但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加速了这个进程。

    我国从改革开放前的低水平的国内循环，到改革开放后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阶段，再到现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阶段。这是我国经济不断登上新台阶的历程，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应地，我们的人均GDP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70美元，到2001年超过1000美元，在“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均GDP将会跨过12700美元的门槛，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将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高收入的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疫情下全球化的新特点和“一带一路”的挑战

    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趋势

    世界工业的发展，就是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逐渐向后进国家转移的过程。二战后，日本从美国大量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很快实现了经济复苏。20世纪60年代，日本和西方国家因工资水平上升，再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

    到2010年左右，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工资水平的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到东南亚、转到非洲。根据统计数字，我国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就业人数是970万，80年代从“亚洲四小龙”转到中国内地，导致制造业新增就业人数约500万。2010年，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制造业就业人口为1.25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数为8500万。

表1：产业转移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全球化下产业转移的规律，承接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机遇。可以想象，假如这8500万就业岗位中的10%转移出去，很多“一带一路”国家就可以快速地创造就业。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从单纯的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环节的转移，在多个产业领域形成了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体系。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使很多产业和产品的分工越来越细，产品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突出特点。   

    从产业全球范围分布到区域性分布

    由于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类结构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脱离实体经济的风险，开始围绕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产业，大力鼓励海外产业回流。

    据2020年美国年度贸易“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报告，通过对过去五年美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发现，美国的制造业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其中最为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制造业正在撤出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产业链的“断链”风险。本来，每个国家有各自的优势产业，产品生产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 “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也将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各国都在考虑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

    从长远来看，为了降低风险和对特定国家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供应链的布局可能不再一味追求低成本大范围的“全球化”，而是朝着低风险的“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高度集中式”的全球化的逐渐弱化，“分布式”的全球化将会兴起。区域经济的融合将大大强化，特别是北美、欧洲和东北亚将出现区域性的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供应链体系，在各自区域内构筑坚强和智能化的物流体系。

    在这一趋势下，未来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想融入国际供应链，其难度将会大大增加。这是我们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向发展中国家产能转移时需要考虑的一些新的因素。

    疫情影响下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援

    受疫情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国家下降8%；“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下降3%。

期待2021年的经济复苏，全球增长率为5.4%；发达国家4.8%；“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5.9%。

      表2：全球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ne 2020）（%）

    据外交部估计，疫情以来大约20%的“一带一路”在建项目受到严重影响，30%-40%的项目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40%的项目几乎未受负面影响。但是，目前人员流动受阻，新建项目受到疫情影响有所推迟，企业进一步的投资态度会更加审慎。

    受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制约，以及来自中国的投资在发达国家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审查，预计中国今年的境外直接投资总额将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势头仍保持了相对稳定，“一带一路”国家占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比重持续上升。

    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前6个月，尽管总投资下降4.3%，但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19.4%，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旺盛活力和面对变局的强大韧性。（数据来源：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007/20200702985724.shtml）

    疫情期间，许多中资企业展现责任担当，在“一带一路”国家为当地抗击疫情、经济恢复提供了实质性帮助，这些企业在当地捐赠抗疫物资和食品，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中资企业有序推动重点项目、重点走廊、重点园区复工复产，为当地重塑发展信心，也保证了当地雇员的就业。在线办公、网上展览、远程招商、云视频等需求剧增，数字经济进一步激活，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了“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大数据、5G、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在绍兴参观了一个跨境电子商务集群，今年上半年他们的销售额逆势增长了25%。我们的一些高技术行业抓住了当前的变革，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公司通过供应重要防疫物资，为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帮助，非洲可以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用的技术中进一步受益，学习建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

双循环为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活力

    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循环和外循环

    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既是资金技术的转出国，把一些不再具备比较优势的环节转到其他更具备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技术追赶国。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中，也存在“内环”、“外环”两个路径。“内环”是指从本国东部向西部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并通过边境园区辐射周边延续梯度产业转移。“外环”是指中国在科技前沿领域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中高端产业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投资并购主动吸收先进的技术。

    中国在新一波国际产业转移中的这个特殊定位，是由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在国际贸易中的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形势下，产业梯度转移的“内环+外环”也将继续。

    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产业梯度转移

    从国内来看，在严峻的新冠疫情中，中国在短短两个月内迅速复工，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适应能力。中国在5G、数据中心、IoT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尤其是乡村振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主要因素，“在中国、为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

    从国际来看，“一带一路” 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桥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各异，工业化水平不同，我们应继续鼓励国内制造企业与境外自由贸易区、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加强跨区域对接。

    国际循环涉及产业梯度转移，中国既是产业转出国也是追赶国。作为产业转出国，中国主要是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出，目前主要是向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并且开始通过工业园区建设向非洲国家转移。到2018年年底，我国在海外一共建设了182个工业园区，为东道国贡献了22.8亿美元的税收，创造了14.7万个就业机会，很受当地国家欢迎。

    作为产业追赶国，中国继续从发达国家吸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中高端技术产业。中国不仅是按照传统的路径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中国办厂，也通过反向投资在发达国家并购、参股等方式加快本国企业的产业升级。

    我国西部地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有一个重要纽带：国内从东部向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可通过西部省份的边境经济特区和产业园区，利用相邻国家的资源、劳动力进一步推动产业的梯度转移，并扩大产品市场。

    我国云南、西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均有边境工业和物流园区，而内陆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是通往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商贸枢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驿站。

    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指导意见特别要求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布局；推动西部优势产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在境外投资经营中履行必要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

以中国、老挝为例，位于中国磨憨口岸与老挝磨丁口岸之间的经济特区，未来将成为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按照规划，通过未来5-10年的发展建设，特区将建成中老边境地区一个30万人口规模，拥有现代化物流、加工、旅游、金融、文化、教育和医疗作为主体的最有活力的节点城市，也将成为这片区域“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中心地带。

表3：中国西部地区部分省、自治区的“一带一路”定位与边境经济园区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在严峻的疫情下，“一带一路”建设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在双循环的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国际循环的大格局没有变，而且具有新的活力和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我们要依托“一带一路”，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把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相衔接，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度，继续坚定地推动全球化和我国产业链的持续升级。特别是要发挥西部地区在双循环中的纽带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建有特色的边境经济园区，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把西部地区从发展滞后地区转变为平衡我国区域发展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高地。

    1.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综合考虑上游（基础设施）、中游（制造业）、下游（服务业）的链接，即吸收当地低工资劳动力就业，面向国际市场，发展出口加工业。就业和出口创汇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大企业在当地大规模开发矿业、能源，可以考虑将原矿在当地加工，把当地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也就是“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的市场化一揽子投资模式。

    双循环新形势下特别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大展拳脚的最佳时机，并推动与跨境电商发展相关的物流渠道等配套建设，在相关国家积极参与海外仓储、物流园区等建设。

    2.在对外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方合作，优势互补。尤其是争取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在园区落地，扩大国际市场，也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园区建设和项目投资争取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股权、担保，同时鼓励投资园区的企业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境外发债、境外上市等方式进行境外融资。

    3.双循环形势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不可忽视非洲。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CFTA）作为涵盖55个国家近13亿人口的单一市场，是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动力，也是中国企业增加投资和加强非洲各国、区域和与全球建立生产和供应链的机遇。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助力非洲建设产业集群，推动基本的民生、健康用品尽量在本区域生产，培育非洲的企业和企业家，为未来参与全球性的中、高技术产业链做好准备。

    相比其他地区，非洲不是地理政治的热点，中国与美国没有直接的战略对抗，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在这一地区，英法等前殖民地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影响很大，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较大，有潜力在这一地区联手欧洲国家助力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有助于中国、欧洲与非洲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

    4.针对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当地企业联营，开拓和深耕当地市场，进一步加大在医疗卫生产业与健康消费产品、医疗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鼓励中国企业积极拓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医疗器械生产、药品准入、医院建造、卫生健康服务的产业化合作力度。

    5.多做惠及民生的“小基建+小制造+服务业”。中国企业可以以国内的成功经验，发展数字信息化基础设施，以信息高速公路拉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在共享经济、网络经济等方面推广相关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帮助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

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投资项目应把改善民生作为标配，在周边社区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卫生、供水、供电等民生设施，营造互利多赢的积极舆论环境。  

 (编辑 高梁)

负利率形成的长周期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低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恢复增长，取得了短期效果；同时也埋下了更大隐患。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

全球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化加深问题日趋严重，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利润率不断下降，投资信心不足；金融危机后，各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下降，上一轮技术进步红利已经充分释放，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具备大规模产业化条件。美欧发达国家产业日益空心化，社会阶层极化加剧，有效需求严重萎缩；拉美国家和印度经济增速巨幅震荡；石油价格低迷使俄罗斯、沙特等主要产油国遭受重创，全球内生增长动力极度疲弱。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各国之间的存量博弈不断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传播，抑制了各国间人员和物资流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受挫。按照IMF的估算，2019年全球经济仅增长2.9%，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①]

图1   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生产总值增速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各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路径依赖

次贷危机暴发后，美联储开启以“资金量”为操作目标的QE。自2008年11月至2014年10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9000亿美元迅速扩大到4.5万亿美元。201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进入新一轮降息周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再次扩大，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今年6月达到了7.22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利率长期处于零值附近。2001年3月，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先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金融危机暴发后，日本央行在降息的同时启动了资产购置计划。2016年1月起，日本央行对商业银行新增准备金账户征收负利率。本次疫情后，日本央行宣布将采取额外宽松措施，将年度ETF购买目标增加6万亿日元，总规模达12万亿日元。^[③]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欧洲央行通过近10次降息，将主导利率降至0.15%，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2019年9月，存款便利利率降至-0.5%。2015年1月，欧洲央行宣布在2015年至2016年间展开超过1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资产范围包括各成员国公债、资产支持债券及担保债券。^[④]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非常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但也埋下了新的隐患，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稍有升高或央行启动缩表，往往又会将经济拖入衰退。

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负担压力趋大

全球央行维系低利率使得全球债务总规模和杠杆不断攀升，而大规模刺激性财政支出使政府债务负担增长更为快速。根据2020年7月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今年一季度全球债务增长1.2万亿美元，达258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占成熟市场债务总额185万亿美元的一半；发达国家中除德国外，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普遍在100%左右，日本甚至超过了200%，^[⑤]各国都需要低利率以维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主要经济体利率的周期波动

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石油危机引发严重通货膨胀，世界主要经济体名义政策利率飙升至10%以上。通胀问题缓解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名义利率出现周期性下行。2008年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名义利率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人口结构、收入不平等等结构性因素所引发的中性利率下降。^[⑥]

图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3中可见，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美国核心CPI有相近的变动趋势，一方面，联邦基金利率是名义利率，其中包含了通货膨胀因素；另一方面，维持物价稳定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CPI过高时，美联储会通过加息抑制通胀，CPI过低时又会通过降息抑制通缩。

图3  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核心CPI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4中可见，将美国联邦基金名义利率减去当期CPI近似得到的当期“实际利率”与同期GDP增速走势高度相关，且实际利率滞后于GDP增速的变化。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联邦基金实际利率就曾降为负值，而此时美国GDP也出现了负增长，此后实际利率数次落入负值区间，同期GDP增速也多为负值。

图4  扣除通胀因素的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GDP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5中可见，欧元区与美国类似。欧元区隔夜存款名义利率在2012年6月转负，而实际利率早在2002年1月出现负值，此时欧元区GDP接近零增长。

图5  扣除通胀因素的欧元区利率与GDP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维持在0左右的低利率水平，与其近于0的通货膨胀率趋势一致，与GDP增速的变化趋势相关性不明显。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超低利率政策实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在货币政策空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进一步调低政策利率水平，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屡见不鲜。

美国零利率政策

金融危机后，自2007年8月起，美联储11次大规模降息，利率从5.25%降至0-0.25%的目标区；12次降低贴现利率，累计调低525个基点至0.5%，美国进入“零利率”时代。直到2015年12月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逐渐恢复至2.25%-2.5%。2019年7月，受特朗普政治压力等影响，美联储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到新冠疫情暴发前基准利率已下降至1.50%-1.75%。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在半个月内连续降息150个基点至0-0.25%。

日本负利率政策

1999年2月，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央行将同业间隔夜拆借利率调整为0.15%，后又降至0.1%。随后，日本利率曾小幅回升。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两次降息将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下调至0.1%。2016年1月起，日本对于既有的超额准备金余额按照0.1%利率付息，对于宏观加算余额（法定准备金）按照0利率，对于除上述两项之外的超额准备金余额适用-0.1%的超额准备金利率，成为亚洲第一个实施负利率的国家。

“利率走廊”下的负利率实践

欧洲国家的央行多采用“利率走廊”方式实现对利率的调控，央行融资利率是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是下限。如表1所示，根据实施负利率的范围的不同，可分为4个层级。欧元区、丹麦、匈牙利实行中度负利率政策，瑞典实行深度负利率政策，瑞士实行全面负利率政策。

表1  4个层次的“走廊式”负利率政策

（1）欧元区。2014年6月，欧央行将作为利率走廊下限的隔夜存款便利利率由零下调至-0.1%，后又4次降息至2019年9月的-0.5%；作为向市场提供大规模流动性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仍然实行零利率，而作为利率上限的隔夜贷款便利利率仍为正。

（2）丹麦。2012年欧洲央行降息后，丹麦为稳定汇率，将央行存单利率降至-0.2%。限额内准备金为零利率，超限额准备金即央行存单利率为负；商业银行从央行贷款的央行融资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为极低的正利率和零利率。2014年4月，丹麦短暂地结束了负利率政策，但在几个月后又很快恢复，央行存单利率连续5次降至2015年2月的-0.75%，一直保持至今。

（3）匈牙利。2016年3月，受国内通胀不及预期和欧元区降息影响，匈牙利央行将政策基准利率由1.35%下调至1.2%，同时将隔夜存款利率下限由0.1%下调至-0.05%。2017年9月，随着政策基准利率下调至0.9%，隔夜存款利率的下限进一步下调至-0.15%，并对法定准备金的透支部分课以同等利率水平的罚息。

（4）瑞典。瑞典央行于2009年7月将为期7天回购利率下调至-0.25%；2010年9月，暂时退出了负利率政策；2014年7月，央行回购利率降至0.25%，隔夜存款便利利率相应降至-0.5%；2015年2月，央行回购利率下调至-0.1%，后又下调至-0.5%，存款利率降至-1.25%。

（5）瑞士。为应对瑞士法郎升值压力，瑞士利率在2011年后长期维持在零水平附近；2014年12月，瑞士央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降至-0.25%，同时将政策利率目标区设为-0.75%至0.25%；2015年1月，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至-0.75%，利率目标区下调至-1.25%至-0.25%。

债券负利率

负利率会间接推低债券市场利率。2015年，瑞士成为首个以负收益率销售10年期国债的国家，随后日本也发行了负收益基准债券，2016年7月德国以-0.05%的收益率售出10年期国债。

2015年后，德国、日本、法国、瑞士等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率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发达国家长期国债属于避险资产，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加，造成发达国家国债受到追捧，而出现了大量负收益率债券。

图6  近年来出现的国债负利率或负收益率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负利率的效果评估

目前来看，负利率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振经济的效果。下面从政策目的、传导渠道和外溢效应三个角度对负利率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

对于负利率政策效果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将其从其他类似政策（如量化宽松政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中识别出来，本文分别采用了事件研究法和双重差分法对负利率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果进行了检验。

负利率政策的政策目的

从各国央行负利率实践来看，负利率政策的直接目的有二：一是应对通货紧缩风险；二是应对汇率升值和资本流入的压力。表2 汇总了近年来主要的负政策利率公告及其主要目的。

表2  主要的负政策利率央行政策目标及其负利率公告日期

资料来源：Arteta等（2018）^[⑦]、Jobst & Lin（2016）^[⑧]，作者根据各央行公告进行了补充。

注：挪威和匈牙利作为负利率国家的特例，仍然保持主要政策利率为正，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也很小。

（1）负利率能否有效提高通货膨胀水平

如表3的第一列所示，在控制短期利率、M2增长率、名义有效汇率后，双重差分项D*T的系数显著大于零，说明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些采用了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水平，在2014年6月负利率政策普遍实施之后得到显著的提升。进一步控制工业生产指数增速和失业率，结果依然稳健。

表3  DID回归：负利率政策对政策目标变量的影响

数据来源：IMF的IFS月度数据，采用CEIC数据进行了补充。

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 p<0.01, ** p<0.05, * p<0.1，下同。

（2）负利率抑制了汇率的升值么

首先观察负利率公告对名义汇率的短期影响，整体来看，负利率公告宣布后，各经济体的本币名义汇率随即发生贬值。如图7，在负利率公告宣布的前后一天，各国名义有效汇率和兑美元名义汇率的均值分别下降了0.37%和0.93%。唯一的特例是瑞士法郎的异常升值，这是因为2015年1月15日瑞士法郎兑欧元的汇率上限被放弃引发了汇率急剧升值。

图7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汇率的影响

数据来源：BIS。

注：1）名义有效汇率下降表示本币贬值，名义汇率为间接标价法，其下降同样意味着本币贬值。2）负利率事件包括表3-1中列举的25个负利率降息公告事件。

进一步考虑负利率政策在中长期的影响（表3），DID回归的结果显示，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反而提高了名义有效汇率（以及名义兑美元汇率）水平，但是可能由于通货膨胀水平同时也被提升，因此实际有效汇率有所贬值。名义汇率的升值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长期内其他因素对汇率的升值作用，如负利率引发的资产价格上升；其二考虑利率平价成立时，利率下降的国家本币将预期升值；其三，市场避险动机会引发避险货币升值。

负利率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

尽管各国央行实施负利率的动机并不相同，但是负利率政策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在概念上与传统货币政策相似。具体而言，负利率政策将主要通过利率、信贷、资产价格和汇率等渠道进行传导，并在前三个渠道中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图8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利率的影响（单位：0.01%）

数据来源：BIS，CEIC。

注：由于日度数据暂缺，事件研究中不包含信贷渠道传导的贷款指标。

负利率通过上述渠道传导的短期作用可以通过事件研究结果（图8）进行观察。短期来看，负利率政策降低了3个月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和2年期/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水平，并提高了本国股票价格指数，对名义汇率则起到了小幅贬值效果。

而DID回归的结果则可以揭示其长期作用（表4），与没有实施负利率的国家相比，负利率政策显著降低了本国短期和长期利率，并提高了贷款规模增长速度和股票价格增长率。即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突破了零利率下限约束，成功传导到了短期和长期的市场利率，并有效提高了本国信贷增长率和股票价格水平。

表4  DID回归：负利率政策在利率、信贷和资产价格渠道的传导

数据来源：IMF的IFS月度数据，采用CEIC数据进行了补充。

注：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分别使用三个月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表示。

主要国家负利率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

与量化宽松政策类似，负利率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主要在于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对资产价格的推升和他国汇率的升值，此外，负利率政策还会带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分化效应。我们依然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负利率政策是如何影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指标。

图9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数据来源：CEIC。

注：（1）包括10个新兴经济体样本和7个发达经济体样本。（2）在事件选择上，选择了欧洲央行的5次负利率降息事件，日本的负利率降息事件，以及瑞士在2015年1月伴随瑞士法郎汇率底价放弃的降息事件，共7次。

在主要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公布的前后一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利率下降，股票市场价格上升，名义有效汇率升值，这与之前对量化宽松政策的相关估计类似。并且长期利率的下降和股票市场价格的上升现象都广泛出现在了样本国家之中，其中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利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股票市场价格出现更大幅度上涨的概率也更高，二者的波动幅度也更大。

负利率的主要风险

尽管短期内来看，负利率政策起到了提振经济的效果，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其潜在的风险表示担忧。在负利率政策所蕴藏的风险暴发之前，找出其在金融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并进行妥善处理，对于负利率国家乃至全球而言都是一项艰难而重要的挑战。

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在全球经济增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背景下，负利率政策所引发的风险资产的价格的持续推高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的累积。货币政策对于化解因生产能力过剩、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导致的通货紧缩帮助较小。^[⑨] 因此，若无法解决引发通货紧缩的结构性问题，而仅通过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来改善通货紧缩问题，将会产生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金融市场稳定风险

一方面，资产价格泡沫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将对金融脆弱性较高的国家的金融稳定性带来巨大风险。此外，出于盈利压力，商业银行和长期机构投资者不得不将部分资产投资于更高风险的产品，进而引发新一轮风险追逐行为。另一方面，负利率会导致资产负债结构的失衡，引发债务风险，威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资源错置风险

低利率环境使得僵尸企业能够继续存活，这会影响其他企业的资源可得性，损害资源配置效率。负利率的资源错置风险会进一步造成三个不利影响：第一，降低了企业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第二，减少企业的破产概率，因此反而会对通胀造成往下的压力。第三，可能会引发不良贷款和债务积压问题^[⑩]。

商业银行风险

负利率政策压缩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由于存款利率黏性的存在，负利率政策将降低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从而影响银行利润。IMF在2020年4月的《全球金融风险稳定性报告》中强调了在超低环境中的银行风险。自2014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商业银行股权回报率逐渐下降，而股权市场成本则在波动上升，尤其以负利率经济体最为显著。

进一步看，银行的盈利压力将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并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Jobst and Lin（2016）发现，如果存款利率降至下限而且银行资金紧张，会导致银行盈利能力上升，造成货币政策传导和银行利润的艰难权衡，这可能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政策效果不够显著的重要原因。^[?] 此外，为应对盈利收窄带来的不利影响，银行可能会选择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以谋求更高的收益。

收入分配失衡风险

负利率可能加剧收入财产分配失衡。具体而言，负利率政策使资产价格上涨而利率下行，其中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迅速扩张，从而进一步增加了高收入高资产家庭的财富占比；而储蓄性存款是低收入者主要甚至唯一的金融资产，存款利率的下行进一步损害了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收益，因此收入财产分配的失衡进一步扩大。

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负面外溢效应

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可能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资本流动逆转风险、资产价格风险和货币错配引发的债务风险。

（1）资本流动及其逆转风险

负利率会促使短期跨境资本持续流向利率更高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旦全球金融环境突然收紧，资本流动方向将迅速逆转，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较大挑战。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中，新兴经济体经历了2008以来最严重的证券投资的逆转，而其中最强劲的资本流出来自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IMF，2020）。

（2）资产泡沫风险

负利率和低利率环境促使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并提升了资产价格。这将会放大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的风险，使资金从低风险资产流入风险更高的资产。如前所述，国际环境的突然变化本身即会导致风险资产价格迅速下降，与之伴随的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会进一步造成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泡沫的迅速崩塌。

（3）债务风险

从融资方式上来看，负利率政策会降低负利率国家债务工具的借贷成本，刺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负利率地区融资，而更高的外债水平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更高的债务风险，尤其是当汇率出现剧烈波动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出现货币错配的风险将会急剧加大，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此外，部分发达国家采取了负利率政策，可能增加美元的升值压力，这将使那些拥有大规模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偿还压力。

中国的应对建议

考虑到负利率政策的形成背景和潜在风险，在当前国内经济形势逐渐向好的背景下，中国应珍惜难得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谨慎考虑将利率压至较低水平，并对主要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进行防范。

1. 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制定宏观政策，珍惜难得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已经步入正轨，但未来国际环境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是阶段性的，中国要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不搞大水漫灌，更不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2. 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避免国内出现资产价格泡沫。

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由金融体系过度顺周期性引发的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稳定风险是大势所趋。面对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再度重启和负利率的加剧，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避免国内出现资产价格泡沫。

3. 人民币汇率机制进一步市场化，避免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

负利率等政策加深或退出会对人民币造成升值或贬值的压力，如果央行试图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会面对资本管制、使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或是部分放弃国内宏观政策的独立性的抉择，并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和贬值预期。因此，中国应当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提供空间。

4. 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防范未来短期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新一轮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应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尤其是预防未来短期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及其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风险。在资本管理措施的选择上，在非必要时更多的使用透明、非歧视、市场化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以及价格型管理工具，如引入托宾税等更加市场化的管理措施。

5. 呼吁全球主要大国之间加强货币政策协调，降低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溢效应。

无论是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等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都会加剧短期跨境资本的频繁流动和汇率波动，对新兴经济体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呼吁全球主要大国之间应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积极利用G20等国际组织平台进行政策沟通与协调，降低其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外溢效应。

6. 强化东亚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降低负利率加深或反转的不利影响。

本次新冠疫情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经历了2008以来最严重的非居民证券投资的逆转，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最为严重，这与上一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下资本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面对未来负利率政策加深和反转对新兴经济体可能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通过东亚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共同抵御外部风险是一条可行之道，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安全网络，共同应对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变化可能对东亚国家金融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

（编辑  季节）

新时代的经济工作需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讲，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资本论》没有过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要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上世纪90年代，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和福州工作的时候，也发表过多篇文章讲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格局，从经济学的学科设置、理论工具的使用、话语体系等多方面都存在这样的现象。现在存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理论话语互相脱节的现象。一些人在正式场合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时候，往往表面上用的是中央文件的提法、总书记阐述的观点，但具体分析问题时所运用的理论内核，却是西方经济学的，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随着我们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经济工作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的创新，首先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比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的产物，那时连中央银行都没有，它怎么能适应今天的实际？还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不是实际应用的科学。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中曾经走过很多弯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还有人说，政治经济学没有数理基础，所以是不科学的。    

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从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都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标准都是落后国家，所以我们才运用政治经济学指导自己的革命和建设。不能反过来说，是因为错误地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才会落后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用于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疑问，我们应给以历史的分析。

西方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从当时反封建的角度来说，它是进步的，它主张劳动价值论，主张市场经济，主张个人理性。直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边际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得到巩固的时期，这一学科逐步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说；随着劳资矛盾的激化，劳动价值论也被放弃了。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过于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忽略了它的科学性和应用性，也窒息了它的生命力。应该说，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这就导致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指导经济工作的主流思想。

有人说，在马克思时代，对很多具体经济问题，包括银行理论、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以及后来的信息经济学等等，或者没有研究，或者当时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你怎么说它能解决现实问题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经济问题，两者之间是“主机”和“软件”的关系。主机的操作系统是有严格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的基本立场、价值导向有根本的不同。但现实具体的经济问题和人的经济行为，东西方理论是有共通之处的。意识形态和具体经济问题可以分开对待，取决于把“U盘”插在哪个机器上。现在很多实用性的学科，它背后默认的理论基础还是新古典经济学。我们要把“主机”换过来，但这些解决具体问题的软件可以继续用。

    政治经济学到了走上主战场的时候

从西方金融危机开始，西方经济学遇到了危机，西方人自己也在反思，但第一，他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定私有制和“个人理性”千古不变；第二，西方经济学偏好静态、微观分析和均衡理论，缺乏辩证、系统观点，而经济运行大部分时间处在非均衡状态；第三，西方经济学将政治和经济相互割裂，坚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当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西方经济学理论上的不足可以被掩盖起来，而金融危机使得这些问题得以充分暴露。

我们处在新的发展阶段，遇到很多新问题，客观上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我们在经济制度上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和创新，但对其中的经验教训，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一是因为市场竞争和对外开放激活了内生动力，二是前30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这一时期我们的经济理论还处于引进和跟随的状态。

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有很多特殊历史性因素，使得它占据了全球化的先机。西方发展模式不能代表普遍发展规律，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在发展中国家，凡是全盘照搬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几乎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创造新的经济学理论。

现在对一些具体政策的争论，对问题的认识，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够解决。

第一，怎样认识百年未有大变局。习总书记讲过，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期周期的结束。长期周期就是《资本论》中所提到的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又从工业资本主义到商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这样的周期。尽管西方社会还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但它肯定跳不出这个周期。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在中美博弈中坚定我们的立场。

第二，怎样认识经济增速下降，特别是民营资本的投资不足。按照一些人的主张，只要再降低投资的门槛、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就能够激发经济的活力。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恰恰是我们过去过度降低投资门槛，地方靠降低税收、降低环境标准、降低劳动力成本，搞竞争性的招商引资，结果导致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供给的不平衡。现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已经过剩，要加强投资拉动，必须扩大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国家投资。至于鼓励消费的问题，因为居民收入苦乐不均，中产阶级以上人群的消费欲望已基本满足，但低收入者甚至买不起必需品，必须调整分配关系才能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关于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问题，有人批评这是“大水漫灌”，认为解决内需不足，关键在于简政放权。这实际上是陷入了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派之争。我们要从西方经济学流派之争中跳出来，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调整党政关系，调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才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第三，关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问题。我们曾经试图用西方经济理论证明医疗为什么要坚持公益性、坚持公立医院主导。西方经济理论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前提，要证明医疗领域的市场失效，就要用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等等理由进行复杂的推导。这样的证明，等于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给私有制的基础打补丁，理不直气不壮；而且推理太复杂，基层的同志也很难理解。

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问题很清楚：不管是政府办还是市场办，只要把医疗作为商品，它就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背离。如果重视疾病的预防，医疗本身的价值就不能实现。而医疗的使用价值恰恰是要维护人的健康，人最好不生病。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把医疗作为商品看待。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我们大部分医院还是公立医院，而且已经取消了药品加提成，为什么医疗费用还这么高？就是因为“医疗商品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而不是满足资本对价值增值的需要。包括房子是用来住的，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医院是为人治病的，以及下一步怎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如新基建、乡村振兴、西部开发等，就是要满足老百姓的真实需要，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获得动力。

1960年毛主席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也提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说法值得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多，低收入者没有支付能力，基础科研没有支付能力，有人对医疗和教育没有支付能力。但如果满足了这些需求，对社会就是人的再生产，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笔记中还讲到，对社会的产品要分析，有的用来扩大再生产，有的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这是用于间接扩大再生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他主张不应该把人都搞到城市去。这是用系统的观点，通过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给我们启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它内在的经济逻辑，完全可以用来解决我们经济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而不仅是批判性的理论。   

随着形势的变化，政治经济学广泛走入应用领域的条件已经逐步具备。在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还没有引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还缺乏实践知识，所以那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我们应该有条件进行理论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在批判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当代，我们有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对西方经济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完全有条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实现螺旋式的上升。

    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要明确定位。包括大学的学科设置，不应仅仅把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课的一个学科，而应认识到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当然研究过程中会涉及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在课堂上就会有学生问，国有企业领导和职工之间是否存在剥削关系等等类似问题，这一定要从理论上说清楚，不能含糊，这样才能真正让大家接受这一理论。

二是要重视理论研究和创新。要改革僵化的课程和教材，促进政治经济学和现在“主流”经济学的对话，不同学科的学者要接触、交流、融合，不能各研究各的。《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和论证脉络很清楚，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推导出社会阶级的分化，逻辑是完整的。而西方经济学自身也有完整的逻辑，就是从供给和需求分析开始，形成整套理论体系，当然是以“私有制有效率”为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有这样的逻辑完整的理论体系。

（编辑  高梁）

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人在多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法律顾问工作中，对全国的民营经济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投资比例中，现在民营经济占到了41%以上，外资占到20%左右，国有经济占到39%左右；民营经济对全国GDP直接贡献在62%以上；民营企业数量占到全国企业的97%以上；吸纳科研人才70%以上；吸纳全国就业人口80%以上。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民营经济在制造业的投资高达80%以上。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下，国家应对经济下行的严峻局面时，如何增强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保障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已是社会主义建设大局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发挥民营经济积极作用的十项建议

第一项建议：为保证国家政策和两高司法政策精神精准传导到每一个案件，最高法院应当对存量司法解释进行大幅度补充修改。

一、我国法律是成文法。成文法具有稳定性的优势，同时在国家深化司法改革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包括法学理论均在变化中，法律必须随之变化修改。但法律的修改具有滞后性，需要有国家政策对法律适用加以指导，在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与法官直接审判案件之间，需要有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作为审判指导的过渡依据。

二、司法解释，包括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做出的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和约束力的解释，是法院和检察院进行审判和检察工作的直接依据。由此，在法律修改之前，依据现行政策，在法律精神的范围内，可以使审判工作、检察工作适应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三、司法解释重点。一是围绕审判工作要充分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为修改司法解释的指导思想；二是在成文法没有修改之前，加大对存量司法解释的修改工作，包括大量指导案例的编纂指导作用；三是司法解释的修改，应聚焦当前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四是由于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在此文中仅涉及企业犯有涉税非暴力经济犯罪，企业实际控制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若干具体问题。

第二项建议：各级审判机关主要负责人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

一、一个案件能否正确判决，涉及非常复杂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业务素质的因素。将国家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精神、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真正精准传导到每一个案件，对每一个承办法官的业务素质和理论水平均是严峻考验，需要部门领导的关注和指导，使一些疑难案件得以正确处理。二是案外因素的影响。一个案件，在明显证据不足、法理不清、政策导向不明的情况下，历经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检察机关的检察阶段、审判机关的审判阶段，中间掺杂了太多的案外因素，日积月累，形成巨大的负面因素阻力，不是承办法官个人能够抵御消解的，这对一级审判机关首长的政治素养、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的考验，一把手是关键。

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精神，能否精准传导到各个案件，各级审判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责任重大。对民营企业犯有非暴力经济犯罪，民营企业家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涉及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涉及上下游供应链的正常运行，涉及大量员工的就业问题。因此，要从有利于提振、树立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一政治大局，来衡量审判机关的审判指导思想。

三、要有保护民营经济的担当精神。党和国家近年多次提出保护民营经济，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首先是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经营权利，树立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在这一方面，社会舆论的不同认识、司法审判的传统思维定势、法学理论研究的滞后，都为运用法律保护民营经济发展造成困难。各级审判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直面和解决审判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第三项建议；为保护民营经济所做的司法解释修改工作，要针对民营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具体问题。

民营企业受到损害的案件中，突出显示了几个特点。一是民营企业家响应当地政府号召，投资建厂；二是民营企业家冒着经营亏损，艰难创业，取得成功；三是民营企业在经营中陷入当地复杂的政商关系和不正当竞争之中；四是民营企业家被长期羁押或判刑，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经济受到严重损失。

民营企业家既是民营企业的投资人，也基本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生产经营的核心管理人员。对涉嫌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家，过度使用羁押、逮捕措施，直接后果就是，由于民营企业家长期被羁押，企业最终被拖黄、破产。企业中的大量员工面临失业。一个企业的上下游供应链也因此中断，导致更多的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处理一个民营企业家的问题，绝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企业能否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要考虑到民营企业是吸纳社会就业人员的主要劳动力蓄水池。所以，目前处理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这一类非暴力经济犯罪案件中，两高文件都不断释放出越来越宽松的司法解释精神。最高法院周强院长在两会后强调，要对不利于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司法解释坚决修改。最高法院部分法官提出重要意见，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中因抵扣造成的损失，只要企业在生效判决之前予以填补，就不再计入经济犯罪的数额之中。这已经是非常强烈的“宽松处理”的刑事政策信息。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党和国家的政策、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如何精准传导，落实到每一个具体案件，仍然具有很大距离。在我们处理的一些案件中，对民营企业家长期羁押，在定罪量刑方面依然采取过于粗糙和过于严厉的措施。致使有的企业受到不当处罚，对当地民营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四项建议：及时对题述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作出重大修改。

我们讲公平正义，讲依法治国，首先要摆正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公平正义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坚持“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三个统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在我们承办多个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例中，多有对民营企业家处置不够公正，不考虑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多有涉及当地政府的职责、背后的权钱交易以及不正当市场竞争等复杂问题。

我国法律的制定，要经过制定政策阶段、案例指导阶段、司法解释阶段，最终落实到制定法律阶段。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律制定既有稳定性和规范性，又有滞后性。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就成为政策传导落地的重要环节。

由此，我们需要结合具体案例，对民营企业家案件类型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并对司法解释作出重大修改完善，使之发挥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五项建议：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问题。

民营企业家个人和企业的关系，具有主体混同、人格混同、财产混同、行为混同等一系列不可分割的特点。我们在立法中过去倾向对企业犯罪轻罚，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企业实际控制人重判。理论基础是，企业法人实际不具有独立人格，所以，法律责任落实在企业实际控制人身上。企业犯有非暴力经济犯罪时，对企业实际控制人过度羁押，忽略法律责任构成要件的精准分析，随意宽泛使用刑事推定，过度宽泛适用优势证据、盖然性认定，结果造成对企业实际控制人粗线条判决，并且重判。这一结果，就使企业投资人不敢投资，不安心经营，对企业经营没有长期打算，严重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笔者在诉讼第一线接触了大量民营企业家被长期羁押和被重判的案例。我们的立法，在涉及企业非暴力经济犯罪时，对企业轻罚，对企业实际控制人重判，这是否符合立法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等司法原则，在对企业家判刑方面极难落实，刑法理论中的刑事推定原则、优势证据原则、盖然性认定原则，取代了“罪刑法定”原则，取代了对犯罪责任构成的精准分析，为粗线条判决开了方便之门。

我认为，应该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政策。特殊保护不是法外施恩，而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完全一致的，任何人不能享有超越法律规定之上的特权。对民营企业特殊保护，是指要在立法上制定符合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法律，二者绝不相悖。没有政策就没有法律，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政策。所以，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政策，是指为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具体问题的精准保护，而不是无限制扩大特殊保护范围。

当前，首先是对犯有涉税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采取“重罚、轻判”原则。所谓重罚，就是对企业非暴力经济犯罪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一定要全部填补并接受相应惩罚，包括滞纳金和罚金，使这一类经济犯罪无利可图，得不偿失，失去犯罪获取不当利益的内在动力。所谓轻判，就是对经济犯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采取刑事责任轻判原则。当企业填补了全部经济损失之后，对企业实际负责人作为直接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应当采取轻判的原则；对企业实际控制人尽早变更强制措施，脱离羁押状态，并且获得较轻甚至最轻刑罚，使其能够回到生产岗位指挥企业生产。

刑法修正案对偷税罪做了重大修改，不仅罪名改成逃税罪，而且只要行为人交纳了所逃税款和滞纳金，以及税务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罚金，则可以不再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这个规定在社会各界反响不一，但成为当前刑事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性问题。而同样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处罚明显比逃税罪要严重几十倍以上。情节严重，10年以上的基准起刑点，是抵扣数额250万。逃税可以高达几亿、十几亿，只要交纳税款和罚金，即可不受刑事处罚。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即使企业填补了国家损失，企业的直接责任人仍然要接受严重的刑事处罚。两相比较，显然立法上确有严重失衡之处。但我们讲公平正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兼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对企业为犯罪主体、企业家为直接责任人的非暴力经济犯罪，应该慎用羁押逮捕措施，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够从宽的尽量从宽，对于非暴力犯罪的民营企业家的处罚，企业经济处罚从重、个人刑事处罚从轻，应该是刑事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和趋势。

在2004年最高法院专业研讨会中，就有部分法官提出，只要在生效判决以前企业填补了国家损失，即不再计入犯罪数额考量。这一观点越来越凸显其现实意义。最高法院最近出台的新的司法解释，对于长期拖欠债务的企业登上黑名单；但不再对企业实际控制人同时登上黑名单；从而使企业控制人可以比较正常地履行企业经营的各项权利。这显然不仅是具体司法解释的重大突破，也是在法理和法治理念上的重大突破。

第六项建议：我们需要一大批指导性案例，以指导具体审判实践。

  英国的判例法，并非所有判例皆可成为法律，还有一部分判例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经过一定程序筛选，作为指导性判例，为法官审判提供参考。由此，我认为，中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也可以取他山之石，制定相应的指导性案例，指导法官的审判工作。这样，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就成为政策转化成法律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使其精准传导到具体案件审判工作，并弥补成文法相对滞后的不足。实践中，我们需要一大批指导性案例，作为精准传导国家政策和法律的重要环节。

政策和司法解释精准传导落到实处，要有案例指导环节，司法实践中的很多问题，亟待最高法院解剖具体案例，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指导案例。通过指导案例，将国家政策、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精准传导，落到实地，指导每一个具体案件，最终条件成熟后制定为法律。

建议最高法院制定制度，应将复杂疑难案件、法理上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律师和审判机关有重大意见分歧的案件，加以研究和具体指导，并形成指导性案例。

第七项建议：对犯罪构成要件精准分析，积极适用疑罪从无原则。

我们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有一个思维定势，只要是企业实际控制人，就必然推定为对企业经济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然而，企业实际负责人和企业经济犯罪之间是否有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需要经过精准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在审判实践中，这一重要环节被完全省略。涉及证据不充分的案件，如何适用刑事推定？如何适用优势证据？都应该采取严格限定，审判机关不应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我们很多案件存在不当使用刑事推定，没有犯罪构成要件的精准分析，而推定定罪是对“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否定。例如，凡是企业控股投资人，即推定为企业实际控制人，推定为企业直接责任人，三个环节完全靠传统思维定式推定认定，显然违反了刑事责任犯罪构成要件分析的基本要求。

第八项建议：审判机关对于符合条件的被告人，应尽快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律师在诉讼各个阶段提出，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主要证据均已到位并且被固定的情况之下，应当尽快变更强制措施，对在押企业家采取取保候审等措施，使其一方面继续接受司法机关的审判，另一方面能够回到生产岗位，对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即时亲自加以解决，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对于严重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应当大胆以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处理，包括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审判机关以疑罪从无宣告无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几乎很少有如此处理的先例。他们往往并不真正缺乏认识，而是受到各种案外因素的影响，致使很多证据确实不充分的案子，依然经过侦查阶段、检察阶段、审判阶段，最后被判有罪；或者在审判 阶段，以判处缓刑结案。而在漫长的羁押过程中，民营企业已经被拖黄、拖垮。每一个案件，对企业家的过度羁押，或者判刑不当，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民生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我们要保护民营经济正常发展，需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第九项建议：建立疑难案件直接上报上级法院的报告制度。

为什么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民营经济生产秩序的国家政策如此明确，很多案件仍落实不了？其实，一线审判人员基本已具备很高的业务素质，但是囿于具体情况，法官难以解网破局。很多判决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下做出的。下级法院在地方复杂关系中单靠自身力量不够，需要最高法院在制度上帮助下级法院解网破局。

本人建议，建立疑难案件直接报告制度，由上级法院直接拿出指导意见。将直接报告制度规定为硬性执行制度，以制约地方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为下级法院依法审判撑腰打气。

第十项建议：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建立律师反映意见的绿色通道。

我们在业务第一线所遇到问题，最为困惑的是缺乏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顺畅沟通的渠道。我们希望建立法律共同体，是为了实现司法公平正义。但是，只有公检法三家，都是司法公权力机关，没有律师代表，没有制衡机制，就没有真正的法律共同体。特别是在法院审理民营经济发展的案件过程中会有很多新问题，多听取律师意见，对于提高审判机关的办案质量，有百利而无一弊。建议最高法院建立一条从上到下听取第一线律师意见的绿色通道，能够将意见直接迅速反映到最高法院和高层领导。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