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就数字经济社会的安全问题谈几个观点。

如何保护数据隐私和安全

    大家特别关切蚂蚁集团的上市。在上市前两天，被按了暂停键，蚂蚁集团几个高管被四个主管部门约谈，后来第二天就宣布暂缓上市。

    蚂蚁集团被暂缓上市以前的市场估值很高，总的估值是2.1万亿人民币，其中上海预定的价格是68.8元，H股预定的价格是80元，它的上市融资，按当时的汇率折美元是344.5亿美元，这比中国的任何一个IPO都要多，比全球最大的IPO，沙特的阿美200多亿美元还要多。

    我分析了一下资本市场对蚂蚁集团的估值里面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蚂蚁的算力要素。蚂蚁集团确实在算力方面有它的优越性，它能够把一些数据真正地变成资源、变成价值，所以这是它的本事。

    第二个要素就是监管政策缓进的要素。我看到我们对外宣称的原因是说监管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也看了很多的报道，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现在网络小贷法规正在征求意见讨论中，未来网络小贷出台办法规定的杠杆率应该是16倍左右。但是蚂蚁集团通过花呗，通过联合贷款，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它现在实际的杠杆率达到了48倍。如果说蚂蚁现在按48倍来上市，上市一段时间以后，网络小贷办法正式出台后，按监管要求，杠杆率只剩16倍了，它的资产、盈利就将大幅度缩水，这样它的市场估值就会大幅度下降。

    我认为中国在关于网络业务、关于网贷、关于数字金融方面的监管还是比较宽松，也存在监管的空白。

    第三个要素就是数据资源。今年中央已经把数据列为生产要素之一了，蚂蚁集团显然占有了很多很多的数据资源要素。

    我们可以把数据分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数据；具有所有权属性的著作数据；具有隐私属性的个人数据。公共数据的价值在于真实，著作数据的价值在于归属，个人数据的价值在于安全。

    近10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被纳入各种各样的数据库。这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技术性数据孤岛的问题。

    万物互联意味着数据的集合，但集合不能够自动解决数据孤岛的问题，甚至会形成数据垄断。例如，互联网电商平台，移动通信运营商，连锁商场、连锁超市、连锁酒店，品牌房地产商和物业管理企业，航空公司、高铁公司、物流公司，学校医院等等都拥有大量的个人数据，而且形成数据孤岛。在这些海量的数据中，部分属于公共数据，更多的属于个人数据。技术性的数据孤岛，当然可以成为数据占有者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但站在国家的立场，这种数据垄断是有可能妨碍公共数据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也有可能因为商业利益或者因为安全疏漏发生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

    我们国家很多法律，包括《网络安全法》、《民法准则》、《电子商务法》都对这些个人信息保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一些具体的法律规范有待进一步明确。例如对于公共数据的界定、归属和管理，对个人隐私数据的界定和商业利用，缺乏细致明确的法律规范。2020年2月，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最近出台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个人金融信息数据保护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制定了个人数据保护的具体规定。不过落实到位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这方面管理的幅度、监管的幅度、要求的严格程度，跟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在西方国家，保护隐私不仅仅见于法律，而且成为公民的自觉意识和行为规范。欧盟的《数据保护通用条例》于2018年5月正式生效，被称为最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条例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有不可动摇的权利，规定数据保护范围涵盖所有直接或间接与自然人相关的个人数据（姓名、身份证号）和敏感数据（种族民族、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健康和性生活等）、数据处理范围涵盖了数据的收集、注册、系统化、存储、调整、使用、披露、传播、提供或者汇集的任何行为。条例订立了新的原则。一是隐私默认，企业收集及处理数据，必须得到数据所有者明确主动的同意；二是数据最小化，限定于约定范围收集和处理数据，不得无故收集或者用作他用；三是数据遗忘权，数据所有者有权要求数据占有者删除涉及本人的所有数据。我个人认为，我国立法和执法的焦点在于：如何平衡数据所有者的权利与数据占有者的利益，如何协调数字经济社会的宏观稳定和微观动力，如何培育公民的自觉意识，并形成企业的行为规范。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不宜照搬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的具体条文。但应该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的基本权利，同时借鉴条例提出关于隐私默认、数据最小化、数据遗忘权的原则。

    如何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保护数据隐私，在提升数据资源价值的同时保护数据安全？一些科研机构正在探讨技术创新保护数据安全的可行路径和解决方案。例如，同盾科技融合运用大数据、AI和密码学技术，开发“知识联邦”系统。这个系统基于数据安全协议，可以利用多个参与方的数据，将散落在不同局域的数据联合起来转换成有价值的知识，同时可以保护数据隐私，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形成一个支持安全多方检索、安全多方计算、安全多方学习、安全多方推理的智能化应用框架。

如何摆脱数字技术的依赖

    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和数字化市场大国，却是软件弱国。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的知识产权大多数是美国和日本控制的。

    目前我们中国的区块链代码贡献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我国的区块链专利的申请数量达到2002个，高于美国1076个，居全球首位。但是在区块链底层的核心算法等高强度的技术领域，中国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区块链底层技术上，作为一种技术集成创新，区块链的数据库、P2P对等网络、密码学算法等基础组件技术相对成熟，但集成程度不够高，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新技术还有待完善，据分析区块链技术发展成熟还需要5-10年。

    我们对国外的操作系统和开源程序的广泛应用，势必导致技术依赖风险。2019年11月，美国跟日本达成《数据协定》，原则上禁止国家强迫企业公开源代码和算法。2020年6月12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名单的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的师生发现，学校购买的来自美国的正版软件MATLAB--—理工科研必备数学软件，被取消激活。

    数字技术的平等是数字经济平等竞争的基石。即使是大国，经济上的闭环运行一般只会降低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经济运行的总体成本，并影响国民消费的品质。但如果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全球化进程受阻。因此，不仅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硬件制造领域，而且在操作系统，核心数字技术等软件开发领域，我国只有补齐短板，才有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首先是在核心硬件领域，我国大型银行的数据中心多年来一直依赖IBM的大型主机，同时大量使用非自主品牌的数据库和存储设备。重要机构应该加快推进IOE替代（IBM服务器，oracle甲骨文数据库，EMG高端存储）。

    在核心软件领域，现在国产的操作系统已有突破。但是像大银行的操作系统、服务器和桌面操作系统基本上还是Window，这是一个我们如何加快替代的领域。

    第二个是企业管理软件。企业管理软件包括技术、人力资源、财务等。现在最好的企业管理软件是德国的SAP系统。SAP系统在中国国有企业里的占有率达一半以上。现在中国也有一些企业正在创建的SAP系统，例如博科，国产替代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还有实时操作系统，它的响应速度特别快，可以达到微秒级，比如说在高铁、在国防、在互联网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在核心软件领域，国产替代的进程要进一步加快。

如何保护万物互联的安全性

    据测算，到2019年，中国物联网的规模是30亿元，到2025年我国物联网营业规模会达到70亿元。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数字链接的社会中，人跟人之间、人和物之间、物跟物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已趋近于零，这会提供更加广泛的便捷性，也会带来更加直接的危险性，构成重大的安全挑战。

    这里说一个故事，大概一周以前，杭州举行了国际软件博览会。博览会上举行了一个补天杯的破解大会。这个破解大会有好几个团队，叫白帽黑客，就是允许参加比赛的黑客来攻击系统。他们攻破了很多系统，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就是最新刚刚上市的iPone12，他们破解了，用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破解。破解以后，机主所有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密码全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并且手机所有者所有的行动轨迹也看得清清楚楚，这将对我们整个金融安全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就是智能家居系统，他们通过某一个品牌的智能音箱进入了你的家庭系统，进入了你的电脑，然后他可以控制你家里所有的设备，而且可以把你实验状态下的无人驾驶汽车开走。

    这表明，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安全问题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这里有很多挑战，但也有很多机遇，我感觉在这方面，社会公众好像更关注便捷性和企业竞争力。我们怎么样从系统性的金融安全方面思考，保证我们这些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的安全。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有措施很好地解决。

    （编辑  季节）

2019年，我先后赴贵阳、杭州、重庆、成都和北京，就金融大数据的发展和规制进行调研，并与政府有关部门、金融科技公司、头部大数据分析公司、网上银行等进行座谈，就大数据技术与金融结合问题做了一些思考。

大数据金融战略在数字经济时代应被提上日程

当前，以数字化经济和数字化金融引领的浪潮，为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新机遇。世界各国纷纷通过修法立法的方式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并进一步为其提供指引。如，2016年英国全面修改数字经济法并最终通过《数字经济法（2017）》，这是一个促进性的法律，旨在推动英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先进的数字经济国家。

经济和金融的数字化已成为塑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意义重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金融战略应当被提上日程。

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技术构成了当今金融科技的几个主要要素。我认为，大数据技术是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中之重。金融数据是对过去的描述，而金融大数据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分析和应用。其中，算法和模型等底层技术和行业规制是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底层技术的绝对优势和完善的监管规制决定着未来谁是引领数字经济时代的主体；另一方面，由于大数据的高延展性，金融风险的传递和感染速度会随之加快，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对传统的监管理念和模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监管者的角度看，金融与技术结合的本质还是金融，创新值得鼓励，但创新的前提必须是安全可控、金融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创新应以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们对金融服务的有效需求为本。

大数据催生了一些金融新场景

金融普惠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随着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机构的逐步渗透，金融机构信息来源更加广泛、信息处理能力更加高效、风险控制更加精准、服务和产品运营成本趋于零边际，使得金融机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服务成为可能，进而更好地为小微企业、“三农”、低收入人群等“长尾客群”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如，某金融服务公司推出的一款消费贷款产品中，70%的客户是传统银行的“白户”，且其贷款不良率低于传统银行。

To C端转向To B端成为趋势

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业务正在由To C端向To B端的技术输出和解决方案服务发展。目前，已有部分金融科技公司和互联网技术公司正在利用在数据、模型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工、农、中、建、交以及各种类型的商业银行“量身定做”风控和反欺诈模型。

实现了传统银行服务场景的无缝对接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对传统银行业产生了颠覆性变化。如，银行通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活体检测等新型身份验证方式，能够提高验证效率及验证结果的稳定性，提高账户冒用难度；信贷业务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信贷平台高效分享信息，实施新型放贷业务；清算、结算等精细的传统业务也正在被人工智能取代。

线上金融机构经营模式日趋成熟

以网上银行为例。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网上银行的业务模式和交易方式不断创新，金融交易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和保障。与传统银行相比，网上银行基本实现了“无分支机构、无客户经理、无现金业务、无原生客群、无自有场景、无特殊数据”的“六无”经营模式，基本实现了“秒审”“秒贷”。而上述“六无”中的要素往往被传统银行视为重要资源。

优化宏观审慎监管

大数据的理念和技术手段能够帮助金融监管当局从体量巨大、类型庞杂且彼此关联的微观金融数据中提取系统性风险信息，将未来诸多的不确定性锁定为确定，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预测和审慎监管，从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促进“两链”协同，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机构应用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搭建开放性底层平台，并根据产业链发展的需要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了产业链和数据链的协同。数字化平台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掌握真实的交易信息，并与各类金融机构合作，为供应链上的各类企业提供融资、贸易、资产交易等金融服务，从而促进供应链产业协同发展，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数据视野下的金融发展和监管困局

大数据的资产属性和产权归属问题

大数据的资产属性和产权归属是我们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对于大数据价值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在法律层面还未对大数据进行资产的赋权。不确定的大数据产权给各参与主体在数据的采集、存储、共享、使用和交易等环节带来了不可控的风险成本，也为部分企业“钻法律政策空子”“打擦边球”制造了灰色地带。金融数据是数据中的一个较为敏感的数据集合，应用价值更大，应用场景更为广泛，其资产属性和产权归属亟需在法律层面明确。

金融信息与技术安全问题

一是金融信息安全。在设计之初，部分金融大数据基础平台主要考虑在可信的内部网络中使用，但在安全防范方面有所欠缺。金融信息平台上的信息、交易、账户、账户资金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

二是金融科技自身安全。大数据等技术的“公平性”还有待商榷。部分技术本身发展还不够成熟，存在算法“不可解释性”、对数据依赖度高等问题，可能导致结果偏离预期、算法歧视和系统异常等风险。

三是金融科技应用风险。大数据等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存在被不当使用甚至恶意使用的现象，可能导致扩大违法违规行为危害的风险，如“大数据杀熟”等问题已在银行和保险业出现。

四是隐私泄露风险。由于个人隐私的法律边界不清晰，目前，我国数据泄露事件数量持续增长，尤其是“爬虫”“爬媒”等技术的滥用，使得金融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金融底层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我国大数据等技术对算法和模型等底层技术的研发还处在起步阶段。调研发现，服务于金融领域的大数据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算法模型较为单一，应用场景还有局限性。只有少数头部企业在大数据领域的应用创新和专利申请方面有所成就，但在底层技术创新方面还未有重大突破。

“信息孤岛”问题普遍存在

缺乏有效的共享机制。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通过行政力量介入，贵州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数据调度机制，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数据高效调度管理。尽管有行政力量的介入，但金融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金融监管部门的智能分析能力和监管能力受到挑战和考验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监管理念和模式构成了大数据等技术发展的主要矛盾。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新业态的管理意识滞后，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一些新业态在发展的中后期容易异化，如P2P以及相近似的业务。

大数据视野下的金融发展和监管建议

各国纷纷通过立法立规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对金融科技新业态一般采取规制性的做法，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规制性的做法不是立法，而是相当于行业的指引，或者是一个部门规章，目的是给一些合法合规的金融科技公司留有发展的空间。发达国家在立法上的智慧和技巧值得我们借鉴。

对于当前在乱象中发展的金融新业态，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前提下，我们的监管既要体现包容性和适度性，也要避免治理乱象时的“法律真空”和“无法可依”。一方面，不能任由新业态野蛮自由生长；另一方面，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最好不搞“一刀切”政策，否则可能会给大数据分析行业带来重创。

大数据视野下的金融监管着力点

经调研验证，应用场景和行为脱敏应当成为未来监管的主要方向。根据行为监管的理念，对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各种应用场景要有清晰的画像，明确应用边界，以便规范发展，杜绝乱象。同时，要对金融新业态引入智能合约监管。

另外，要严格禁止非持牌机构以任何形式直接从事金融业务。大数据分析公司或互联网机构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时，若合作各方均触及金融业务，则必须持牌。需要压实持牌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各项责任，并对与持牌金融机构以外包业务形式合作的第三方大数据分析公司制定准入门槛。

强化金融信息保护，明确金融数据使用规则

首先，需要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和边界。在理清和界定个人信息边界的前提下，明确并细化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监管部门必须在“授权、脱敏、最小介入和机器使用”等核心问题上出台可操作性的指引。

其次，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上，对金融信息进行分层处理，必须明确金融信息的定义和范围。其中，处理好金融数据、敏感数据、重大数据的关系最为值得关切。要严格依法保护重大、敏感的核心信息，若出现泄露则建议直接入刑。对次要或不敏感的金融信息进行分类分层规制。

另外，在实现金融数据“爬虫”“爬媒”技术合法合规方面，关键在于就“爬什么”“如何爬”以及“如何用”这三个问题做出规范。

同时，建立起数据的控制者和处理者之间的“防火墙”。区分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要求分包时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侵害个人信息时，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立法应进一步提高罚款限额，可借鉴国外经验，加大违法成本。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处罚措施十分严厉：针对第一类侵权行为，处以1000万欧元或企业上财政年度全球营业总额2%罚款（采用孰高原则）；针对第二类侵权行为，处以2000万欧元或企业上财政年度全球营业总额4%的罚款（采用孰高原则）。

用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刚性确保“技术向善”和“技术中立”

一是加快针对金融数据、征信数据、商业信用数据、政府数据和社会信用数据这五大类数据的法律规则研究，避免在乱象中存在立法真空。

二是明确一个统一的监管部门和职能安排，对金融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全面监管。若新技术的应用涉及相关专业领域，可通过部际联席会议或联合公告的形式增强监管部门的融合性及协调性。

三是在行业内积极倡导负责任创新等理念。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中性”的问题，加强制度建设。同时，形成市场监督机制。

四是构建金融数据共享机制，编制金融数据共享规划纲要。借鉴欧盟经验，通过数据共享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市场发展和权益保护的矛盾。在传统金融信用信息基础库建设的基础上，构建由政府、银行、监管当局和征信机构组成的半封闭化的金融数据共享环境，探索打破“数据孤岛”，逐步建立金融数据流转、共享的程序规范和技术标准。

强化监管能力的学习，加大力度引进领军人才，加强底层技术研究

一是通过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倒逼金融领域监管理念变革和思路创新。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主体予以适当的创新空间和激励机制，探索沙盒监管模式。

二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和机制，引进一批行业领军人才。加强与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金融科技交流合作基地。同时，着力于现有队伍的培训和未来科技人才的培养也是当务之急。

三是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加强与第三方大数据分析公司的合作，共同克服技术难点，合力创新金融的底层逻辑和技术。

（编辑  季节）

我从四个方面谈谈我对后疫情及新经济时代的健康产业发展方面的基本认识。

健康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凸显的矛盾

    如果做一个基本判断，可以说，中国在主要的大国中已经率先开启了后疫情时代，也就是从基本控制疫情到完全战胜新冠病毒，使社会继续保持发展。这个阶段是从武汉解封开始划分出来的。虽然现在国内还有一些零星的疫情在不断地困扰社会生活，但是我们毕竟已有相当大的把握进行决定性的局面控制。做到基本控制后，到什么时候可以像消灭天花的威胁一样消灭新冠病毒的威胁，现在还是未知之数，然而其中的趋势还是可以预测的。如果从谨慎乐观的视角看，2022年，防病的疫苗应该可以得到较普遍的应用，从治病的一些有效药物和护理经验的水平提升来说，可以把死亡率进一步压低。在后疫情时代，我国要义无反顾地拥抱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要使得科技创新成为整个防控疫情和经济社会推进现代化的支撑。

    在这个背景之下，健康产业的强烈的社会需求会进一步凸显，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另外，相关的矛盾正明显地在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一方面，不期而至的疫情大大强化了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意识，由此激发的关于健康的需求客观地需要和产业对接。另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国人的需求水平升级，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视角看，明显表现在消费的热点和重点，已经从最初重点解决基本的“吃穿用”，升级为大众越来越多的“住行学”需求，即需要解决住房、出行以及人力资本培育方面的学习培训，再进而升级为现在的“医养娱”，即需要更高水平的医疗，更好的养生、养老，还有生活中需要更有艺术情趣和更好的娱乐等。

中央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是，我们要通过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断提高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在实际生活中，这一矛盾的紧迫性，更多地体现在要解决健康产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和有效供给的不充分问题。

    所谓不充分将永远存在，关键是中国现在突出的矛盾和挑战，是由结构的不平衡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引出的。例如健康产业，并不能够覆盖所有健康方面的有效供给，当然有些是非产业的部分，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托底”的非市场部分如果能够把非市场部分托到位，那么在“托底”以上部分的产业发展，是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健康产业的发展格局和短缺性

我认为，健康产业是当下中国不多的短缺领域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体上已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但仍可看到供需现象上的一些纠结。例如，中国老百姓所要求的“医养娱”，首先这个医疗有一个前端的预防（防病）和疾病早期发现这种迫切要求，所以近些年来“体检”产业得到很大发展，早已出现产业化的特征，但仍供不应求。据我观察，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有“寡头垄断”现象，有几个已成名的体检系统，现场看到的就是拥堵、短缺，在网上预约得等20天甚至一个月。医院体检的供给能力虽然在提升，但跟不上社会需求，而且体检还主要是在城镇区域发展。其实，农村区域并不是没有这种需求，主要是有效供给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层面。我国14亿人，现在能够到慈铭、爱康等体检机构去接受系统体检的还是少数，以后还要给更多的人提供这样的条件。

医疗适度产业化的探索，提到“治病”概念下的“医改”，那就更令人纠结了。医改是全世界的难题，在中国到底如何把它处理好，虽已有几十年的探索，也总结了很多模式或经验，但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模式，还要继续探索，要继续解决现在大家看到的“就医难”、“ 看病贵”等问题。中国高水平医疗的短缺情况是毋庸讳言的：老百姓看病的时候碰到的基本情况就是，口碑好的医疗机构要排长队，不得已要找“黄牛”去解决挂号的问题。由此产生相关治理上面的挑战——怎么样能够减少一些没有挂号经验的人被这种“黄牛”的盘剥。有条件的人到国外去寻求就医。国内也有一些“强制替代”，在挂号的场合会有很多人游说，你这边号排不上，干脆到我们医院去，我们那里有什么神医，有什么特别的解决办法，有什么妙方诀窍……网上更是有很多的骗子。这些现象都表明高质量医疗资源的短缺。从适应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的优化要领来看，我认为值得进一步去探讨：

    第一，发展健康产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非市场机制为主的托底，政府要牵头把它做好。即使最弱势的群体也应该有基本医疗保障，在托底这个基础上，则要有健康适度的医养的市场化。有的同志主张，整个医疗系统应该由国家包起来，国家可以把别的事情减少一点，出钱把整个医疗服务系统改为全民免费医疗，那就是美好生活。这个主张恐怕过于简单化了。这里还不是简单的国家有多少公共资源可用的问题，而是涉及这个系统和机制是不是健康和可持续的问题。比如曾经报道的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据我了解，它确实有某种公共服务升级的引领意义和作用，但是后面跟着的小病大养、住院不肯出院等等问题怎么解决？如果把这类矛盾放大到全国，这个机制就不是好的机制，在肯定它有可取之处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这个机制的可持续问题。所以，还是要有适度的医养市场化。在产业概念上，它要有一种权责利的机制来约束，又有激励又有约束，还是要跟市场兼容和对接。

    第二，要处理好有节制和低比重的医养官场化。我认为，任何经济体在医养方面都不可能没有一些官场化。你看看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得了病，得到的是什么医疗待遇？那就是官场的配套条件，得承认还必须有这样的条件。但在中国要解决的是怎么样合理节制，有些体制内的同志退下来以后，直率地抨击过多医疗资源用到了政府内部高端人员的医护上面，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好？并不是完全取消官场化，但是它需要有节制，需要有合理的低比重。

    第三，要推进有内生动力的医养健康产业的专业化和高水平化。不必讳言，既然对接市场机制，就有一定的竞争，竞争会产生内在的动力，让大家在提高专业化水平方面去对接最高水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的情况，国外的信息也是一种很好的引领，我们自己内部应该有一种健康向上的机制，所有的医护人员在医疗和护理方面，还有养生养老产业的从业人员在服务方面，如何提高专业化水平的内在动机，以及这种动机的可持续。

    第四，积极促进医养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对接到中国必须走通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或者理解为城乡要一体化、互补化。从实际的客观条件看，也有这样的物质上的一些必要性。我们现在很多的医疗、养生场景并不限于城镇区域，特别是康养，很多是在农村区域，在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很好对接。

    让健康产业发展插上高新科技和数字经济的翅膀

最近我听到一些案例。一个是5G应用场景之一的远程医疗高端手术，现在已经有具体的案例，是相当成功的，时延仅1毫秒，那等于同步可以做。在几千公里之外，由高水平的医生完成偏远地区过去完全不可能做的手术，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另外，有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医养专业水平，提升了很多现在有可能的对于特定疾病、特定人群所形成的特定方案。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锁定具体到这个人的基于一系列数据分析以后的所谓最佳方案，或者至少是次优方案，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疗水平的提升，是由数据分析支持达到的新的境界。还有，就是可能有突破性的植入芯片的医疗、康复、养护的新模式和新境界。比如原来有些残疾人，现在用这种植入芯片等方式，恢复他的一些功能，造福这些人群，现在这种最新科技的贡献，当然就非常值得称道。

    第一个视角，“两新一重”的建设。我觉得支撑这种最新进展的科技手段，一定要连接到中央现在特别强调的有效投融资之中。“两新一重”的建设和健康产业数字化的结合，是从新基建入手，将会使我们国家的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5G、产业互联网等等的硬件支撑迈上新的台阶，进而可以使我们的研发和运行进步更快。不必讳言，数字经济时代是硅谷引领潮流的，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原创技术是跟随人家的。如果我们的新基建做得好，在若干年内有可能在中国支持研发投入的情况下跟上来，技术、软件原创的一些东西，也可能在中国出现。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努力争取的。新基建就是一个底座，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体系，从而支撑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站上几个制高点。当然，它也要支持整个全局中的数字经济体系的运行。

    第二个视角，就是新型城镇化，这可以使我们的医养小镇、医养园区、健康产业开发区等等得到蓬勃发展。所谓“城乡一体化”，意味着不是只把眼光全都聚焦到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也可以在中小城镇及周边乡村的范围和视野之内，做很多连片开发或者综合开发的事情，以中心区对接乡村这个腹地，在这个方面可以相得益彰。

    第三个视角，就是传统基建的架桥修路、各种公用设施、水系整治、绿化带建设等等。与健康产业、医养区域的共同开发，这将形成良性互动和综合配套。包括政策性融资，在健康产业发展中也不可或缺。我认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有浓厚的政策色彩，它做的事情，过去一直是政府牵头的准公共产品概念之下的相关基础设施，但是因为多少可以跟市场兼容和对接，就打开了这个新天地，政府少出钱，更多的资金由体制外的非政府企业主体调动积极性以后来筹集，是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形成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1+1+1>3”的这种绩效提升机制，既是融资模式创新，又是管理模式创新，融合在一起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向的治理模式创新。

显然PPP机制是要跟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有机结合的。我们很多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引导的重点，要体现在PPP的项目建设中。这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就是我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团队特别看重的“守正出奇”，这个概念我觉得跟中央所说的“守正创新”是对接的。要守市场经济之正，还要知道市场有缺陷、有失灵的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在常规发展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上面，合理地加上创新出奇、支撑超常规发展这样的特色，和我们由此形成的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的势头。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在大的经济体里仍然是高速增长，如果我们能在5%-6%的中高速区间运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继续明显缩小和美国的距离，而且最终先在总量上超过它。美国经济增长最理想的速度充其量接近3%，这已经被大量经验数据证明。我们如处理得好，“新常态”仍在中高速的平台上，关键就是要质量提升。而守正出奇主要是通过结构优化，在保障中高速的状态下，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将起到创新的龙头作用，一定要跟上硅谷开启的这个潮流，紧抓不放。如果说高端芯片是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中被“卡脖子”的方面，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只有“华山一条路”，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要丢掉一切幻想，不管是五年还是六年还是八年，这个关口是一定要攻破的。

    健康产业发展和需求侧改革相联结

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我的理解，中央提出的“需求侧改革”，是和我们继续扩大内需、释放需求潜力、注重内循环为主体相关制度安排的优化变革，它的关键就在于 “打通堵点”。这绝不是有人臆想的所谓风向变了。基本精神是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把需求侧改革也体现在中央所要求的系统性思维里，在新的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时期，要更多注重以系统论思维来指导我们的全局工作。

我觉得，需求侧改革和健康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还是要以消除堵点为关键来考虑，至少有如下三个角度，就是消费、投资、出口，形成一个“三驾马车”动力机制。对这个已经结构化的“三驾马车”的认知、处理必须延伸，在供给侧处理好、解决好更复杂的整个供给体系结构优化的问题。

    首先，从需求侧的视角来看，在与健康产业相关的改革中，率先是要消除医疗保健、养生养老相关的消费需求的堵点，一大突出问题是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涉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托好底，而且使中产阶层也减少焦虑，使老百姓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当期更敢花钱，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将涉及对消除堵点非常重要的相关制度安排。当然，还要同时有托底的事情，抚恤、救济、弱势群体的低保等，都是在托底这个层面首先要解决好的。

    第二，消除和健康产业发展相关的投资需求的堵点，对接有效投融资的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中信在城市运营建设中提出“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也高度认同。因为要看清楚在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这个领域里，绝对不是可以依靠微观的、基层的主体以试错来形成所谓的结构优化。现代经济反复证明，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一旦布局错了，你要再纠错成本极高，甚至基本不可能。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就要首先体现在中国能不能在全球形成更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种要政府牵头来做的顶层设计。现已形成的很多概念，显然都对此无法回避。比如说“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还有“综合管廊”等国家建设项目，它们需要标准化的系统，需要有关方面使之对接到可操作层面。我曾经建议，现在国家管理部门应该做出一种硬性的规定，根据专业化标准体系，所有新建的区域，必须按照“综合管廊”要求来做，虽然投资可能要增加很大一部分，但这是国家长远发展、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中必须规定下来的事情。据我所知，目前有关管理部门尚未有清晰的态度。“海绵城市”也是这个道理。“海绵城市”实际上与“综合管廊”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表面看主要都是在地下的体系，它既需要是“海绵城市”的，又需要是“综合管廊”的，必须是以“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来解决的问题。把这个事情解决好了，堵点消除了，有效投融资的需求会非常明显地涌现出来。

还有PPP的规范化。2014年以后，李克强总理多次督办，两大部门已经把这个事情推到了高潮，以后又合乎逻辑地往下稳一稳，现在特别迫切地需要把PPP推到新一轮更健康发展的状态。所谓PPP的规范化，就是法治化、专业化、阳光化。不过，关于PPP的立法一再拖期，已经说了几年的“条例”也仍没有出台。这也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至少要有一个较为规范的法治化环境，才能解除企业这方面的很多疑虑。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失信，也是企业在投资中顾虑重重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已经有PPP这方面非常好的运作。我曾专门调研过中信城市运营在汕头做的168平方公里连片开发，这种大手笔在中国太宝贵了，我认为一定要配上法治化、专业化和阳光化这些机制，使我们投融资的有效需求消除堵点。

第三，在外贸方面，我们要消除与医养和健康产业相关的外贸出口需求的堵点，使双循环更好地相互促进，以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落实到运行层面。比如涉及外向型的医养园区的规划，博鳌将要建设的外交医养园区，可以把它嵌入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如果规划得好，这方面的双循环需求的互动就会跟着活跃起来。还有在出口方面的信息服务，行业协会和贸易商会穿针引线的协调机制等等，我们已有一些初步的经验，但是一定还要把它进一步总结好，并把这些经验推广好、运用好。

（编辑 季节） 

庚子之年，人类遭遇百年大疫。100年前，1918年至1920年暴发了西班牙流感，感染人数达到5亿人，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人数在5000万人至1亿人之间，是仅次于天花的人类大疫。

整整100年后，我们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全球感染人数超过8000万人，死亡170多万人，覆盖了21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极。所以，健康成为2020年每个地球人都关注的头等大事。与此同时，健康产业正在成为提振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并且也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

必须通过科技手段战胜疫情

这次新冠疫情让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科学技术是人类战胜疫病史上最有力的武器。免疫其实是无奈之举。19世纪以来，微生物学的发展，抗生素、重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发明，大幅度降低了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威胁。比如，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横行人类社会达3000年，造成约3亿人死亡。同时，天花也是唯一通过科技手段消灭的传染病，1977年，全球最后一例索马里的天花自然患者痊愈，人类用170年终于消灭了天花病毒，所依靠的手段是牛痘疫苗。

本次全球大疫有个反常现象，就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除了印度和巴西，基本是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欧洲和美国是疫情的两大“震中”。实在说，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做的相当不错，不过各国社会制度、文化习惯不同，中国模式其他国家学不了。在这种全球多元化的情况下，人类要想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唯有依靠科技手段，舍此无它。说到底还是要靠疫苗。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科技界表现出色。2003年非典疫情，我国用了5个多月时间才最终确定SARS的冠状病毒，这次我们确认病毒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而且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利用大数据实施防控措施，采取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疫苗研发，这些均得益于这些年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的良好成就。

创新型国家应具备一些基本特征：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2%；技术对外依存度低于20%。应该说，这些年我国正在接近或已经超过了这些指标。

但是，客观地看，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仍然存在不少差距。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这方面，大家可以比较两个榜单：一个是世界500强榜单。2020年，中国大陆（含香港）已有124家公司名列其中，首次超过美国（121家）。还有一个不太被注意的榜单，即“全球创新百强机构”。2020年，中国大陆仅有3家入选：华为、腾讯和小米。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约占25%，很给力；全球创新榜单中，中国大陆企业占0.6%，差距有些大。中国企业因此被称为“大而不智”。这几年我们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凸显了国内产业中不少被卡脖子的技术领域。

在健康产业领域，我们的技术创新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医药产业在健康产业中占很大比重。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我国绝大多数的化学药品都是仿制的，自己的原创药品很少。全球主要药品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通常在10%-20%左右，国际平均水平是8%，我国仅有2%。

与技术创新相比，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相对比较薄弱。在原始创新方面，我国还缺少能够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杰出成果。总的说，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分析原因，可能涉及政策法规、科技投入、体制机制、教育人才等诸多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家可以看看两个例子。

一是从时间纵轴看：有研究认为，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中国只占0.4%。因此，科技史上才有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二是从地域横轴看：近现代以来，有9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和高锟，还有屠呦呦。不过，除了屠呦呦，另外8位都不是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难道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从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中华民族是勤劳和智慧的。同时也提示一个问题，我国创新环境有待改善。环境好，有利于吸引创新人才；环境不好，人才来了也会走掉。即使不走，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可以说，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问题与原始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部分。从长远看，文化是更强大的力量。

技术创新需要改善创新环境

创新文化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培育敢为人先的社会土壤。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糟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方面有很多熟悉的老话：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这都恰恰是与“敢为人先”相反的，却是现实中屡试不爽的经验之谈。

然而，科学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创新重视的是从0到1，而不是从0到10。大家都知道，世界第一高峰的名字是珠穆朗玛峰，但是估计没有几个知道第二高峰的名字（乔戈里峰，又被称为k2峰）。

科学的本质是批判。所以施一公教授才说：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与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讲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需要勇气。

因此，政府应该大力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企业，包括健康产业，应该敢于走出舒适区，不断开拓探索。马斯克30岁就成了亿万富翁，他当时给自己定了新目标：人类殖民火星。当全世界大多数科技公司都只呆在舒适区的时候，马斯克的每一项投资都是极度的冒险，太空商业旅行、星际太空移民、可回收的火箭、真空管道、电动车都是如此。日常经营中，他经常每个小时就要烧掉50万美元，经常性陷入发不出工资、离破产只有几天的窘境。有人说，与其说马斯克是企业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梦想家。可见，在这位梦想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对宇宙的渴望、对未知的挑战、对未来的憧憬。这是人类能够创立灿烂文明的本源。

作为科技人员，应该让思绪自由飞翔，要大力呼唤对科学的激情。基础科研有个重要特征，就是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因此通常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经常“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真正激动人心的原创性科学，从来都不是计划产生的。科学最初的原始动力，始于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知识是受限制的，想象力则包含整个世界。

据说，哈佛大学等14所名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退学率比较高。导师评价中有一项：“缺乏做学术的激情。”科技工作者选择科研作为职业，不只是为了发表论文，评个职称，内心应该始终有探索世界的冲动。求真求实，才应该是科技工作者毕生追求的光荣与梦想。

健康产业应该健康发展

健康产业，本身也应该健康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公众的参与。换句话说，就是要有良好的社会土壤。

我国科技发展战略里有一句话，叫做“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在这次疫情中，我第二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虚假信息和谣言满天飞。我收到的各种疫情信息中，有太多不靠谱的内容，不少人都难以分辨。

2018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为8.47%，应该说取得不小进步。但在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30多个国家里，这个比例都在1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调查认为，影响健康的诸多因素中，遗传因素占15%，社会因素占10%，医疗条件占8%，气候影响占7%，而自身行为占比最大，为60%。因此，具备科学素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提升公众健康水平的关键，也是健康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健康产业中的保健品领域我们是领先的。20年来，我国保健品消费增长在15%-30%之间，远高于发达国家13%的增长率。我国保健品产业发展迅速，也比较混乱，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对公众健康造成了相应的危害，产业自身发展也受到损害。我国养生之道源远流长，但是恰恰在这个领域，误区甚多，到处都是坑。打鸡血、生吃泥鳅、一把绿豆治百病，都曾火遍大江南北。因此，应该加大对公众的科普力度，增强其辨别真伪的能力。

在面对公众的科普中，传播科学知识固然重要，更具根本性的是传播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目前获得知识很容易，但是知道“为什么”，比知道“是什么”更重要。正如英国作家艾略特所言：我们需要把丢失在知识中的智慧找回来。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公众相对缺乏逻辑思维训练，应该将逻辑学作为必修的通识教育，增强理性思维能力。这方面，任重而道远。

健康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领域，也充满了未知、谬误和艰辛。路漫修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上下求索，努力成为科技创新的实践者，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分析“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的基本依据和时代大背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有必要从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两个视角，准确全面分析“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发展机遇和发展挑战。

国际环境的机遇和挑战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加大对中国的打压，破坏中国持续发展大局，遏制中国走向世界。“十四五”时期，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目前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成为影响世界发展格局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世界大变局更加凸显了我国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国际社会也更加需要中国能够在国际治理和国际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面临新的国际机遇

从国际上看，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为我国创造创新强国提供了机遇。

第一，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中国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是最大的受益国，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坚定推进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国内重重矛盾，导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特别是美国极力推行美国优先、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再次走到十字路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倡导互利共赢，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并成为第四次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中国始终坚持贸易自由化，为世界创造“中国市场”，使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额占世界比重上了新台阶。“十四五”时期，中国仍将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国，成为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或主要贸易伙伴和利益相关者。

第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中国成为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的领军者，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从传统的“三个世界”到冷战后“美国独霸与南北两个世界”，到21世纪新的“三个世界”格局已然形成。按一国GDP占世界总量超过1.0%视为新兴经济体或经济大国，第一世界有九大发达经济体，第二世界有十大新兴经济体。第二世界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第一世界。

表1  2017年主要19大经济体GDP占世界比重（%）

根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PPP）2017国际元计算

在未来发展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力量对比仍将进一步倾斜。这就是“一分为三”的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打破了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居世界主导地位的格局，引起了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

第三，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支持者。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必然引发世界政治不平衡性，从长久以来的西方主导世界转变为世界多极化、信息互联化、全球交融化、文化多元化。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美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的三分之一。G20、金砖五国等全球性组织、东盟及“十加三”（中国、日本、韩国）、上合组织等区域性组织的兴起，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中国所倡导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未来趋势，也反映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益和诉求的最大同心圆，符合21世纪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第四，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的历史机遇，中国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和领军者。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引发世界产业格局变革。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创新视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特别是，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动力，重新定义国际价值链分工和国家竞争力。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仅信息、网络要素而且数据、智能、绿色要素成为关键现代要素，工业化表现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

因此，我国工业化发展必然是一个新型“并联式”、“叠加式”的工业化过程。不仅要继续完成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任务（农业就业比重、农村人口比重继续下降，非农业就业比重、城镇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还要大力推进第三次产业革命，更要成为发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参与者、引领者、贡献者，这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中国工业化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绿色能源[1]、高新技术等，力争进入世界领跑位置，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形成国内创新制造应用普及服务的巨大市场。

第五，世界各国各地之间互联互通，由中国所倡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为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提供最大公共产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已经取得了早期收获。在世界疫情时代，中国成为“世界是连通的”最大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

第六，迈向创新强国阶段。我国已经从“富起来”阶段迈向“强起来”阶段，从追赶强国时代到开启创新强国时代，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从世界大国转变为世界强国。

我国面临新的国际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更加恶劣，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从增长持续放缓到深度衰退，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10年时间）到全球性多重危机暴发期，经济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逆转。

第一，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快速大蔓延，成为百年来世界公共卫生疫情危机传播国家和地区最多、病亡人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疫病，其影响可能趋常态化（2年左右）、中期化（5年左右），也不排除长期化（10年左右）。对我国而言，在控制疫情常态化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仍具有巨大挑战。全世界感染人数已超过9000万（2021.01.12），但总体蔓延趋势仍没有得到稳步控制。全球性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全球价值链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输入性病例的危险随时存在。

第二，世界经济从增长持续放缓到深度衰退。2020年6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3.8%下降至2019年2.9%，预计2020年下降至-4.9%[2]，同比下降近8个百分点。据IMF预测，若新冠疫情在2020年不能遏制，世界经济将一直陷入负增长。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和贸易等会受到严重影响，但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和稳定器。

第三，世界失业率创下历史最高记录。2020年4月7日，据国际劳动组织（ILO）预计，全球33亿就业人口中，超过81%的工作场所受到影响而完全或部分关闭，涉及到26.7亿人。同年4月29日ILO第二次估计，约有16亿非正规经济部门的从业者即将失去生计，占全球劳动力总数的近一半。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劳动力（2019年占世界比重22.6%）[3]，其中近2亿非正规就业人员也会受到持久的冲击。必须把稳就业、创就业作为最优先的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

第四，国际贸易大幅萎缩，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贸易组织报告（2020年4月），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减少13%-32%。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贸易国也明显受到全球疫情的强烈冲击，2020年上半年呈现负增长。我国积极构建立足国内循环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以内贸稳外贸，这对于实施“六保”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全球能源需求大幅度下降。一方面，能源技术进步使得可再生能源的供给不断增加，页岩气革命也推动传统化石能源供给格局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使得对传统能源需求趋缓或下降。我国是大宗能源（石油、天然气）净进口国，国际能源格局转换对我国能源安全产生影响，需要高度重视，确保能源供给安全和价格稳定。

第六，国际交往严重受阻，国际旅游人次大幅下降。世界旅游组织估计（2020年4月6日），2020全球的国际旅游人数将下降20%-30%，国际旅游收入也将下降3000-4500亿美元。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国际旅游支出国和第二大国际旅游收入国也将受到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第七，最大挑战者主要来自美国。美国始终将中国的迅速崛起视为最大的挑战，中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战略性矛盾。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急剧加深。先是发动对华贸易战，对中国实施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打压。美国国会先后炮制多个涉疆、涉藏、涉台、涉港法案。2020年美国政府公开声言“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作为重中之重”[4]，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政策转向挑战政策，对中国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与新冷战遏制政策只有一步之遥。

第八，更长远的挑战来自气候变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报告，2010—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水平相当于工业化前水平的147%，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趋势意味着未来人类将面临越发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包括气温升高、极端天气、水资源压力、海平面上升以及陆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人类碳排放已成为气候变化的核心因素，实现2050碳中性目标是必然的选择。中国占世界碳排放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5.6%上升至2018年的27.8%。[5]根据Global Carbon Program（GCP）最新估计，2019年全球化石燃料和工业（FF＆I）的排放量将达到368.1亿吨二氧化碳，比2018年的水平仅增加2.4亿吨（增长0.6%）。而2019年全球排放量的增长基本来自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能否在2030年前达到高峰转而下降，成为世界碳排放能否达到高峰也转而下降的决定性因素。

国内环境的机遇和挑战

2020年之后，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我国面临新的国内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先后经历了极低收入的温饱阶段（1978-1990年）到低收入的小康水平阶段（1990-2000年），再次从下中等收入的小康社会阶段（2000-2010年）到上中等收入的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10-2020年），即每十年迈上一个大台阶。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来看，2021-2025年要初步迈上高收入发展阶段。

第一，我国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按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为人均GDP（现价美元）达到1.2万美元以上，2019年我国已经达到1万美元以上，到2025年将稳步突破1.2万美元，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将争取跨入高收入阶段。

第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预计2018-2025年期间，国内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达到5.4%左右，与人均GDP增长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居民家庭总资产还将持续增长。

第三，经济结构持续转型。第三产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50.8%上升到2019年的53.9%。2016-2018年，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1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显著高于GDP增长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53.7%上升到2019年的55.4%。居民消费升级提质，服务性消费占居民家庭消费比重达到45.9%，稳步进入富裕型消费阶段。

第四，创新驱动显著增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2019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23%（略高于欧盟2.18%的平均水平）。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规模、科技人才队伍规模和科技创新指标已进入世界前列，科技实力与主要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显著缩小，正在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上升至2019年的第14位。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从“三去一降一补”到“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新导向，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经济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制约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仍需要长期深入推进。

第六，城乡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56.1%上升到2019年的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4.38%，基本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设热点纷呈。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加大，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实，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依法享有居住地义务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性衔接显著增强。截至2019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了13.54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大病保险覆盖了10.5亿人，居民医保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全国平均59.7%，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96754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20543万人。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5-201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达到6.5%，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2019年底，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2020年消除全部贫困人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七，区域协调发展持续优化。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扎实推进。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大目标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生态、产业的协同发展率先突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格局基本确立，系列专项整治行动扎实落实，长江水质优良比例显著提高，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区域发展的新战略。港珠澳大桥顺利通车，区内多领域的合作全线铺开，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共创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战略优势。

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备，有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铁路建设、公路建设、油气管道建设持续开展。高铁里程数从2015年的1.9万公里增长到2019年底的3.5万公里。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高铁网的投资回报率为8%，远高于多数国家长期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第八，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覆盖全、层次多、梯度深、行业广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进一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建设，布局逐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开始实行。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9年5月，我国已与25个经济体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新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6年正式运营，截至2019年7月成员国数达到100个，占到全球人口的78%和全球GDP(国民生产总值)的63%，成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融资渠道。

第九，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开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城乡生活环境质量显著改善。2018年，中国提前完成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的目标（实际降低45.8%），为实现2030年之前碳排放达峰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十，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2019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27.6%和30.0%，预计2025年将分别降至25%、27%以下；2018年，城乡人均居住面积分别为45平方米和50平方米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家庭每百户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家用汽车等拥有量进入普及阶段。

我国面临新的国内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各项发展事业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的不平衡，也体现为不同发展领域之间的不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不平衡，体现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例如消费与投资结构之间的不平衡。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着力解决。

第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我国人均GDP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全员劳动生产率不足中等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的30%。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明显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欧盟）75%的平均水平。中国依然面临加速追赶中等发达国家的重大任务。

第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发展一直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特征。 “十三五”时期，这种发展模式有了明显改善，如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5年的55.3%提高至2019年的59.5%，但是与发达国家的70-80%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总体上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6] 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程度较低。

第三，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突出的矛盾。到2025年，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将从40%降至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城市的37.8%，其中20%的低收入户（1.1亿人）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13.9%。2019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1.8%。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仍然繁重。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目前我国城镇户籍人口约有6.21亿、城镇非户籍人口2.27亿、农村人口5.52亿。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户籍城镇化率，解决进城人口的公共服务保障问题；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计划，不断提高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

第四，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不牢，地区分化明显。特别是东北、天津、山东、海南等地区经济增速明显下降，资源型、投资拉动型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大，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仍有很大差距，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面临重重挑战，矛盾突出。我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资源相对紧缺、生态基础薄弱。石油资源占世界比重仅为1.5%，天然气资源比重为4.2%、森林资源比重为5.3%、水资源比重为6.6%、农业用地资源比重为10.9%，加之经济规模巨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处在中高速发展阶段，资源消耗需求总量大，能源需求及碳排放总量居世界首位且仍在增长，环境质量改善任务十分艰巨，生态投资仍显严重不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和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7] “十三五”时期，我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进展，在“十四五”时期将其作为国家重大工程继续开展。

第六，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在加剧。2019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亿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亿人，到2025年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5%，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8]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势在必行，同时适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2018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690，与OECD的1.687接近，属于低少子化。因此，我国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鼓励生育势在必行。

第七，民生领域短板仍较明显。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供给相对不足。后小康时代还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普遍性的相对贫困问题，包括约7000万（占总人口的5%左右）的城乡低保人员。在教育领域，不断提高学前教育保障水平，继续加大义务教育保障水平，特别是提高农村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社会化投入水平。在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不断完善医疗卫生体制，提高财政性医疗投入使用效率，降低居民医疗卫生支出负担。在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领域，按照物价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养老金和最低保障水平。

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巨大优势和长期潜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和攻关期，同时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

我国物质基础雄厚，资本实力迅速增强

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国家。长期的高投资水平积累了规模巨大的资本存量，使得我国成为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18年，中国占世界储蓄总额（现价美元）的27.3%，相当于美国比重（为15.6%）的1.75倍。资本形成总额居世界首位，预计到2025年上升至30%左右。这是我国实现中高速增长的资本实力，关键是提高资本产出效率，并吸纳新增劳动力。

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

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被联合国认定的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工业体系的竞争力主要包括：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开发人才供给丰富，研发能力和设计水平不断提升，产品创新周期不断缩短；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一些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位置，产业集聚特征明显，国内配套能力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趋势明显。

我国人力资本丰富，拥有世界规模最大、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因素。预计到2025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从现在的1.7亿多人上升至2.1亿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19年的461万人年增加至570万人年以上。

我国拥有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

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达到8亿人，相当于总人口的60%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消费能力迅速上升。要进一步实行消费需求型主导基本国策，使人民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一旦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就会成为世界最大规模消费市场，使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我国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9]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为我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四大发动机”，相互支撑、相互需求。我国成为世界上制造业产值规模最大的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当前，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不仅带动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也带动服务业规模扩大和内涵提升，并且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装备和服务体系支撑。新型城镇化呈现人口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这也为工业集聚和信息化发展提供人口基础。

我国具有世界独特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优势

公有制为主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

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构建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加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并增强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同时，经济发展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第一，要把充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多样化、多层次的国内需求体系，包括居民消费与公共服务消费、社会投资与私人投资、市场投资与政府投资以及货物和服务出口与进口等共同拉动经济增长，各自作出增长贡献。第二，加快建设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10]第三，打通全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把我国建成更加先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第四，实行和优化区域发展新格局，打造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发展格局。第五，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国际合作，建设若干个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

进入“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机遇与挑战都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过去40多年的发展，我国紧紧抓住并主动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保持战略定力并有效地防范和应对外部风险；未来的发展，要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使中国机遇又成为世界机遇。

（编辑  季节）

在20世纪初期及其之前，阿根廷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被视作世界经济增长的“优等生”，当时欧洲人在形容一个人如何有钱时，都会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有相当一致的预言：这个“银色国家”正在迎接一个金色未来。然而时运不济，造化弄人，自20世纪中叶以后，阿根廷竟然从发达国家直落为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银行报告所阐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多年来，阿国多次尝试跳出这一“陷阱”，但是成效差强人意。如今世界经济又进入新一轮萧条期，“蓝色美元”划破“银色国家”天际。在炙手可热的“蓝色美元”背后的，是不合理的政府治理、不稳定的宏观经济、过高的通货膨胀以及超负荷的国家债务，这些不利因素相互作用叠加，最终导致阿根廷经济美元化——实际依附化——程度日益提高，成为掣肘与迟滞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阿国治理教训对今日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尤其是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无处不在的“蓝色美元”

阿根廷共和国最大的新闻报刊《号角报》（ElClarín），在其网络版最为醒目的位置，开辟了一个实时报道“蓝色美元”价格（即美元兑比索）走势的专栏。阿国另一大报纸《国家报》（El Nacional）在第一版页首将“蓝色美元”和天气预报放在了一起。阿国政府和国家银行的经济报告也总是提及“蓝色美元”，其价格走势已经成为阿国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对民众来说，这个“蓝色美元”也已经和天气预报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信息。

从20世纪开始，“蓝色美元”就已出现在阿国内，最初阿国民众称其为“黑色美元”或“黑市美元”，后来逐渐改称“蓝色美元”。在西方语言里，“蓝色”一词象征着积极向上，但有时过重的蓝色反而会引发人们的孤独感，因而也可代表负面的事物。“蓝色美元”还来源于“蓝筹股”（blue chip）概念，“蓝筹”原指赌桌上的最大额筹码， “蓝筹股”则是指那些处于重要支配地位、业绩优良、交易活跃、信用度高、分红优厚的大公司股票。在阿国，“蓝色美元”大多指来路不明不正，卖家通过“蓝色美元”将贩毒、逃税或贪污所得的赃款洗白；同时也表明美元在阿国民众心目中有着更高价值和更重要地位。

2002年，阿根廷放弃联系汇率制，转而采取爬行钉住汇率制。在此后的15年间，比索对美元缓慢贬值，货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同一时期“蓝色美元”的价格虽略高于官方定价，但二者变化基本保持一致。自2017年年底，比索开始加速贬值，“蓝色美元”以略高水平紧跟官方汇率。2018年阿国经济增长低迷，屋漏偏遭连夜雨，2019年国际保护主义迅速升温，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市场对阿国的初级出口产品需求急剧萎缩，而阿国对国际产成品需求呈现刚性，进出口失调导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比索大幅贬值，进口产品价格大涨，通货膨胀严重，2020年达到40%。[①]

持续严重的通货膨胀，又加剧民了众对比索的不信任，导致比索进一步贬值。到2020年11月，“蓝色美元”已持续快速上涨了15个月，美元兑比索官方汇率为1：78，黑市汇价竟达1：180，高出约130%。

“蓝色美元”不仅深入阿根廷普通民众生活，而且广泛进入阿国的生产和流通，成为企业重要的结算支付手段。阿国工商业者为规避比索贬值风险，在交付货物时一般都会选择以美元当面结算。在阿国面包行业协会主席劳尔·桑托安德烈看来，阿根廷面包行业正遭遇一次严重危机：经济萧条使得面包的销量减少了40%，“蓝色美元”的飞速上涨又极大地增加了生产成本。“磨坊主向面包房主以美元的实时价格卖出面粉，如果美元价格在那天有所变动，面粉的价格也会变……所有的东西都按美元标价，甚至一个装面粉的包装袋都要卖60美分。”[②]

比索的贬值和美元的高涨限制了企业的规划能力，当下连生存都困难，又怎能奢谈未来发展。自行车品牌Fad Bikes的所有者卢卡斯·弗拉斯克利表示，汇率市场的任何变动都会立即反映在产品上，供货商们不断调整产品价值，试图维持同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之间的平衡，因此“我们（的产品）每周都有不同的价格”[③]。

“蓝色美元”的演变

自二战结束以来，阿根廷汇率动荡与危机便已是家常便饭, 比索贬值幅度大、持续时间长，严重威胁到经济稳定运行。为解决汇率问题，阿政府采取发行新货币取代旧货币，用强制方式将汇率“稳定下来”。然而，到1969年比索遭遇空前危机，兑美元汇率从1945年的4.1：1骤降至350：1，政府不得不宣布停止比索流通，转而发行“法律比索”，并规定与美元的比价为100：1。新货币对汇率的稳定作用只是暂时的，在短短数年内，新比索便出现了较之前更为严重的贬值，1983年“法律比索”停止流通时，1美元竟能换到6.9万比索。不得已阿根廷再次发行“可兑换比索”，并实行众所周知的货币局制度，以联系汇率将比索同美元价格绑定。

图1 1970年至1983年（每年1月）阿根廷美元官方汇率

资料来源：成本分析网（AnaCos），http://www.jossoft.com.ar/ARCHIVOS/DolarHistorico.

在严峻的比索问题背后，是严重的政治与治理问题。自1976年阿根廷建立军人政权起，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高经济流动性，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导致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各个领域（除能源外）都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缺少对国计民生关键领域的控制能力。国有经济的萎缩一方面无法为政府创造足够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在危急时刻，当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纷纷退出市场时，政府很难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在全球新冠疫情流行、世界经济萧条与国内通货膨胀高企的三重压力下，外国航空公司纷纷退出阿根廷市场，由于没有国有航空公司，阿根廷近乎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

自上世纪70年代，阿根廷政府为了获取经济运转资金，不得不放弃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而采取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政策。然而，阿国脆弱的私人企业难以同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竞争，纷纷败下阵来，或被外企吞并、或被市场淘汰，原本有一定基础的工业化遭遇严重挫折。阿根廷经济过早地“去工业化”导致大量人口失业，产业结构降级到从事低端原材料、能源生产，而且以出口为主。这种低端、残缺的产业体系，极大地降低了阿国经济的自给能力，对外国市场、商品和资本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在世界经济繁荣期，尚可以较低价格进口经济运行必需的商品和资本，缓解国内的就业不足和通货膨胀问题。一旦世界经济不景气，进口成本上升、不断增加的停产失业以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纷至沓来，不利因素相互交织，如此便将繁荣期的发展成果吞噬殆尽，比索贬值和美元资金流失难以避免。

为遏制比索贬值和美元流失，阿根廷政府采取严格金融管制措施，但是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金融管制措施只能是扬汤止沸。在2001年经济危机期间，为阻止民众大规模挤兑，费尔南多·德拉鲁政府下令，禁止居民取出银行存款，任凭民众储蓄为通货膨胀侵蚀。政府政策把储户像婴儿一样关在栅栏里，因而被民众戏称为“婴儿床政策”（Corralito）。经历了“婴儿床”政策期后，民众对政府和本币比索的信任已然跌至谷底，美元成为避免购买力缩水的最好选择，色彩也越来越“蓝”。

2011年，克里希纳·基什内尔当选阿根廷总统后，为稳定比索价值，防止资本过度外流，政府下令限制兑汇业务。由中央银行（BCRA）制定的官方汇率仅服务于进出口部门，以满足相关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2015年，毛里西奥·马克里当选总统后，为增进对外开放，政府曾一度允许民众自由兑汇，但立即产生严重后果。比索迅速贬值约40%，9个月内即有9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国内美元储备吃紧，外汇赤字增加45%，迫使马克里政府重新限制美元兑汇，规定每人每月兑汇最高限额为200美元。这种有限的开放不能满足民众对美元的需求，在2018年马克里执政后期，“蓝色美元”价格加速上涨，同官方汇率的差距越拉越大。2019年，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当选后，对购买外汇增收30%的额外税负，但仍然无法抑制市场对美元的大量需求。阿根廷对美元的依赖、美元对比索的替代越发严重，阿国内经济越是动荡，使得阿国经济对美元的依赖与替代越是严重，在“蓝色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蓝色美元”的实质——经济美元化

“蓝色美元”大行其道只是阿根廷严重经济问题的冰山一角或外部表现。阿根廷国家经济的高度美元化所折射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美元化是阿根廷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不稳定的宏观经济、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国家债务等）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是阿政府一系列不当发展与治理政策的结果，是国际市场不对称竞争的结果。

早在20世纪初，因为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外贸强劲，阿根廷经济繁荣，成为经济实力排行全球第7的发达国家。然而，这个一度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世界经济的“优等生”，尚未盛极便走向衰败，经济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矛盾紧张，政权更迭频繁，发展政策摇摆不定。80年代，债务危机将阿国推向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相关经济学家以及主要政治人物认定，阿经济持续动荡的根源在本币比索不能成为稳定之锚，而美元可以使阿根廷同经济稳定、体量巨大的美国绑定，从而解决阿根廷因经济频繁波动而导致的系列弊端。到90年代，政府采取将比索同美元直接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虽然短期内缓解了通货膨胀，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牺牲货币主权的措施不能解决阿根廷经济的痼疾，国际收支失衡不断加重，比索的快速贬值使政府无法维持同美元的固定汇率，联系汇率制度不得不在2002年被取消，比索与美元拉开距离。在通货膨胀和比索贬值的影响下，在自由经济政策的加持下，市场自然选择美元，而且依赖美元，国民经济日渐美元化。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从2012年起，阿根廷物价持续快速上涨，同时美元化程度愈发提高。

从长期来看，经济美元化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美元化使得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增大；美元化会放大依附经济本身存在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历史上，阿根廷政府曾多次尝试经济美元化，甚至一度采取比较极端的将比索同美元等价的联系汇率制度，但均未取得良好成效。尤其是在危急时刻，比索鲜有问津，美元却大行其道。但是，以美国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Steve H. Hanke）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声称，阿根廷只有将经济全盘美元化才能稳定经济。这意味着，阿根廷经济美元化程度还不够，只有实现美元兑比索的完全替代，阿根廷才能实现稳定。货币是金融的核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主权是一个国家最坚硬的外壳，决定着国家总体安全；货币主权一头联系着基础性经济安全，一头联系着决定性的国家主权。经济美元化是对货币主权的严重侵蚀，货币主权的缺失是阿根廷经济动荡的重要根源。阿根廷牺牲货币主权，以换取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只能是权宜之计。实际没有长远利益，没有根本利益，最终也就没有眼前利益，没有局部利益。

“蓝色美元”的警示

货币主权必须牢牢捍卫。阿根廷经济高度美元化，美国货币政策以及美元汇率的任何变动都会引起阿国经济的波动。但是，美国与阿根廷的经济体量与国家实力严重不对称，美阿关系不是美国利益的主要关切，美国依照本国利益最大化或方式最便捷的原则出台货币政策，这会对阿根廷产生诸多且严重的不利影响。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为应对流动性危机，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如潮水般流入市场，一方面便利了阿根廷融资，活跃了阿国经济，另一方面也稀释乃至掠夺了阿根廷国民财富。从2015年起，美联储结束货币宽松政策，出台诸如缩表、加息、减税等措施，以及鼓励制造业回流，非农就业增加，都使美元更为强势，如此导致阿国获得美元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上升，债务负担加重。

对外开放一定要自主可控。阿根廷经济高度美元化，美国经贸政策的调整，都会影响阿国外贸从而影响其经济的稳定。近年来，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采取贸易保护政策。2016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其反对全球化之保守主义思想可谓登峰造极，不断祭出高关税、反倾销等措施，导致相关国家间贸易争端不断升级。2017年，特朗普政府禁止阿根廷向美国出口生物燃料，作为生物燃料出口大国的阿根廷，一夜间便失去了价值12亿美元的大市场。2018年，特朗普政府又对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意在限制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的金属制品。2019年正值阿根廷国内经济困境时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话谴责阿国经济政策：“阿根廷正在大规模贬值货币，这对我们的农民不好，我要对阿根廷加收关税。”美国如此骄横的单边主义对阿根廷不断扩大的外向经济构成严峻挑战。

立足实体经济，发展民族工业。国有企业一度是阿根廷政府实施调控的重要抓手以及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上世纪70年代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阿根廷实行私有化，卖掉了国有企业，幼小的私企不敌跨国公司，严重抑制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阿根廷财富创造能力和经济自给能力。国民经济重要关键领域逐渐被跨国公司（主要是美国垄断资本）所控制。政府在关键时刻难以对国内市场实施有效调控，难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实体经济是一国立身之本，而制造业更是一国财富之源。阿根廷的教训充分表明，开放经济的稳定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完善的产业体系、国家对经济实行必要的合理控制。阿根廷实体经济萎缩，民族工业弱小，自己不能造血，只能依靠外部输血，依赖外国资本发展经济。

依赖外资发展经济得不偿失。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阿根廷政府通过出售公有企业、外企投资优惠政策以及向美国和IMF借贷等方式，在短期内获取了大量美元资金与资本。公有企业的出售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外国企业和资本进入导致大量利润以美元形式流出，国际收支平衡的难度加大。在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时，阿根廷的出口企业尚能为政府带来足够财政与外汇收入，抵补偿还巨额贷款的本息，“借新债还旧债”的模式尚能维持；进入衰退周期后，财政捉襟见肘，收入与支出严重失衡，“借新还旧”无以为继。为维持外部平衡，政府需要比索贬值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以增收外汇偿还外债。然而，比索贬值又会因进口商品价值上涨从而加剧通货膨胀，加大政府维持内部平衡的难度。无常的治理政策及狭小的财政空间，加剧了经济失衡以及失衡再平衡的应对难度，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得抛弃比索、追逐美元成为大势所趋，阿经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阿政府对美国的依附程度也越来越大。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受新冠疫情影响，俄罗斯宏观经济各项指标从2020年第二季度出现了全方位下滑，年底的“第二波疫情”又加剧了俄罗斯未来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面对疫情，如何通过政策选择来规避风险，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是俄罗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挑战。

关键词：疫情 俄罗斯 经济 纾困 影响

探讨俄罗斯的经济走势，疫情是当前最主要的外生因素，俄罗斯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政府核心经济部门开始调整目标、规划和战略，以适应疫情下的整体经济环境。俄罗斯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抗疫纾困的刺激政策，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为基础，同时对企业和居民家庭展开扶助，在国际市场空前严峻的情况下通过刺激内需来稳住就业和家庭收入。在此基础上，又将部分扶持政策融合进政府中长期经济恢复计划当中，将2018年根据“新五月指令”目标制定的“政府2024年基本工作方针”和经济恢复计划进行了部分整合，并延长到2030年。这是疫情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对政策规划进行的一次重要调整。

目前看，俄罗斯抗疫扶持政策产生了较好效果，2020年第二季度俄罗斯经济表现要好于欧美等国家，这一方面取决于制裁环境下疏远外部市场造成的“内敛型”适应性，另一方面是扶持政策对外需断崖式下滑的缓冲作用。在第二波疫情大概率出现的背景下，面对全球市场不确定性，俄罗斯政府通过延长部分扶持政策、出台新战略规划及优化国际合作来抵御风险。

疫情下的俄罗斯宏观经济现状

2020年1月，俄罗斯政府从梅德韦杰夫内阁进入到米舒斯京内阁。总体看，梅德韦杰夫留给米舒斯京的俄罗斯经济已有起色，具有一定增长潜力。俄罗斯经济增长虽然低迷多年，但一些重要指标如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外债率等表现良好，外汇储备较充裕、汇率稳定；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年底开始止住下降颓势。[1]

2020年的俄罗斯经济，可以分为疫情前的经济增长、因疫情隔离导致的衰退和隔离解除后的经济恢复三个阶段。疫情隔离前，俄罗斯的GDP缓慢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央行基准利率和能源价格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从2019年第三季度起，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开始扭转2014年以来连续下跌的局面，出现小幅增长。但新冠疫情打破了这一态势，2020年第二季度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8%，创造了近20年来的最大下跌纪录，[2] 第三季度降幅度稍有放缓，也达到5%。

2020年第二季度，俄罗斯GDP下降8.5%，这是2008年以来单季度最大跌幅。行业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宾馆和餐饮行业下降了56.9%，其他行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3]工业产值在疫情高峰的5月份下降了9.6%，7月份下降8%；在工业产值中贡献最大的石油和矿业开采均下跌15%以上。

从第二季度起，俄罗斯失业率开始快速上升，五月份达到6.1%，到第四季度初稳定在6.4%左右。所有远程办公的工作者没有被列入失业名单中，但不能获得全额工资，既有工资比疫情前正常水平下降非常多。据统计，这样的“半失业”人群在全国超过100万人。2015年以后，居民的高贫困率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疫情带来的新一轮失业潮无疑会加剧贫困问题。就业是政府当前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在中长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隔离期间，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企业和家庭的扶持政策，GDP下跌幅度要小于预期。作为俄罗斯财政预算支柱的能源领域也受到巨大冲击，从2020年1月下旬疫情暴发到2月中旬，国际石油价格下跌了20%；3月份国际油价再次暴跌， 4月下旬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一度出现负油价。除了需求萎靡，OPEC与俄罗斯未达成石油限产协议也是油价暴跌的重要原因。谈判破裂后，沙特打响石油价格战，意图以低成本原油来打压开采成本相对较高的俄罗斯石油市场空间。在特朗普的干预下，沙特暂时放弃价格战，产油国之间达成了新的短期限产协议，以支撑石油价格，之后国际油价回升到40美元/桶左右，第二波疫情的到来重新拉低了油价。

国际油价低迷给俄罗斯带来了最严重的两个后果，即财政赤字和卢布贬值风险。自2017年以来，俄罗斯政府以财政平衡作为重要目标，力图通过适度偏紧的财政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通过对联邦预算支出的压缩、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和部分增税政策，俄罗斯政府基本实现了财政平衡。但疫情引起的国际油价下跌导致财政收入下滑，打断了这一调整进程，一系列新的增税政策可能会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扭曲俄罗斯的财政平衡目标。受国际低油价影响，俄罗斯外汇市场变动剧烈，卢布贬值压力骤增。2020年9月上旬以来卢布对美元、欧元开始大幅贬值。从国际国内因素看，卢布汇率的疲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制裁影响，拜登胜选后，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延续奥巴马时期对俄的强硬政策，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措施，这将加剧市场悲观情绪，国外投资者将抛售卢布资产并转移到其他货币资产上；其次，地缘政治因素也直接导致了卢布汇率的震荡，如伊朗和白俄罗斯问题；第三，自2020年6月份以来油价逐渐稳定在42-44美元/桶左右，俄罗斯央行开始减少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失去了对卢布汇率的支撑作用。其中，地缘政治是核心因素，在短期内俄罗斯同西方关系不能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油价上涨和降息也难以阻止卢布汇率的持续低迷。

由于俄罗斯各地区疫情严重程度不一，所以对具体的隔离措施及解封时间，普京将决策权下放给各州州长。实际情况是，人口越稠密、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受疫情影响更大，隔离措施更加严格，解封时间也更晚。在隔离期间，经济发展部预测俄经济每天损失1000亿卢布，并预测2020年GDP下降5%，[4]

央行的预测也在4.5%-5.5%的下降区间。根据俄罗斯综合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分析，受疫情影响，俄罗斯2020年经济下滑可能会超过两位数，乐观估计GDP也会下跌7.5%，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10%，极端情况下GDP甚至会下跌1/4，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下跌27%，该数据同1929年“大萧条”期间的美国非常相近。同1998-1999年、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相比，此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困境给俄罗斯企业带来的破坏性更大，300万家企业面临破产风险，相应地有860万人处于新增潜在失业风险当中，加上疫情前的350万失业人员，总体失业率可能会超过16%，而1998—1999年经济危机在高峰期也未曾突破13%。[5]

比较确定的是，俄罗斯将面临转轨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降。它不同于俄罗斯1998年的债务危机和2008年的流动性危机，此次危机涉及内外部两个市场和几乎所有领域，注定需要比前两次危机更为漫长的恢复周期。

需求调节政策基调及政策选择评价

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隔离解除后，俄罗斯经济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低增长（负增长）、低通胀、低油价。同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针对欧美提出的“长期停滞”特征不同，俄罗斯的低增长形态趋势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在暂时失去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的支出动力后，能够弥补需求缺口、稳住总需求的力量只能是政府部门。从经济周期看，疫情打断了俄罗斯2019年下半年以来的弱复苏进程。如果政府不能填补这部分需求缺口，将会加重经济的衰退力度。货币和财政政策是政府首要考虑的两个刺激要素。

在货币政策方面，俄罗斯央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操作。近些年，俄罗斯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稳定通胀率，所以在降息频率和幅度上都比较有限。疫情使得俄罗斯的通胀率开始偏离4%的目标，面对通货紧缩风险，俄罗斯央行加快降息操作，2020年俄罗斯央行频繁降息，1月-7月央行四次调低基准利率，7月中旬将基准利率降低到史无前例的4.25%，第四季度央行董事会会议上维持这一水平不变。

俄罗斯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非常有限，特别体现在居民收入端，始终不能步入增长正轨，这是俄罗斯经济刺激政策最大的缺陷。由于疫情迫使居民部门短期存款增加，长期存款下降，[6]导致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能力下降，企业长期贷款的可获得性日趋困难，长期利率难以下行到企业预期，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限，俄罗斯难以压低长期利率，使得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大打折扣，即基准利率对长期利率的传导受阻，但同时缺乏其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来降低长期利率。[7]

另外，国内需求萎缩导致的低通胀对央行进一步下调利率是个掣肘，当前3.5%的通胀率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第四季度下调利率的空间。除了利率调节，俄罗斯央行并没有使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提供流动性，例如欧美国家央行大量购买政府债务、购买商业企业债券等手段。鉴于对通胀和债务的担忧，俄罗斯政府将财政政策提高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由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低迷，流动性不愿进入实体领域，而是踊跃流入资产领域，这是当前全球的普遍现象，俄罗斯也不例外。在俄罗斯，流动性是通过“被动”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不同于欧美央行通过购买银行持有的国债来投放流动性。流动性的分化导致实体部门通缩和资产价格泡沫并存，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火热同工业领域颓势并存。尽管股市可能会有一波高涨，但低利率下的基础货币扩张如果不能流动到实体领域，将严重影响居民就业、收入和经济的增长。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低利率下的信贷泡沫，居民消费信贷和按揭贷款激增，为日后的债务问题积累了大量风险，并将传导给银行部门。家庭负债过大，一旦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出现，居民部门将大概率陷入去杠杆的痛苦过程。

财政政策出现转向

疫情和国际油价低迷，导致俄罗斯财政收入面临困难、支出被迫增加。能源出口下降影响财政收入是个老问题，疫情又将其放大。根据现状，俄罗斯对财政预算作出了调整，从原计划财政盈余占GDP的0.8%修订为财政赤字。根据2020年10月初俄罗斯政府递交给杜马的三年期预算方案，2021-2023这三年都被设定为财政赤字，但赤字额逐年递减，[8] 最终将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指标调整为4.4%，年度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达到5.4%。

财政预算计划支出优先项有三个选择：居民、医疗系统和企业。财政部的基本思路是，疫情造成的居民消费需求骤减，应由扩大财政预算来弥补，等到2022年家庭部门需求稳定以后再将宽松财政政策回归到2017年的“预算规则”。[9]为了支持就业和维持居民收入，俄罗斯2020年财政支出将超出财政收入5万亿卢布，达到GDP的5%。

在疫情导致财政收入下滑的背景下，俄罗斯政府主要通过增税、动用国家福利基金、发行联邦债券（ОФЗ）来支持财政支出。从2021年起，俄罗斯政府将对储蓄税、能源开采税、烟草消费税等进行部分调整，并且针对部分高收入人群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转化，再加上2019年已经实施的新增值税税率，通过增税来增加财政收入成为近年来俄罗斯政府的常规操作。尽管政府对部分行业实行了具有针对性的税费优惠政策，如将IT企业的保险缴费比例从14%降到7.6%、利润税从20%降到3%，但整体上还是以增税为主基调，而且在疫情导致经济持续恶化的条件下，不排除扩大增税范围的可能。

在财政收入日渐吃紧时，国家福利基金的“缓冲垫”作用逐渐凸显。为了实现2020年的预算目标，国家福利基金须向财政注入4837亿卢布。[10]

截止到2020年9月，国家福利基金拥有13.257万亿卢布，占GDP的11.4%，按照财政部的计划，这一指标只要超过7%，基金就会通过投资的方式来支持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经济建设，但疫情下，俄罗斯政府必将分流一大部分基金资金用来维护社会保障及纾困支出。这样，国家福利基金现在面临着一个难题，即对社会“托底”与支持经济增长之间的优先选择问题。为支持2021年实现3%以上经济增长目标，资金不断流向社保领域，同时第二波疫情下国际油价下跌的大趋势难以改变，国家福利基金存在枯竭的风险，而其支持经济增长的职能被弱化了。

联邦债券也是俄罗斯重要的融资工具，但在制裁环境下，国债市场正面临国外投资者流失的困境。国外机构投资者传统上是俄联邦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之一，伴随2020年春季的卢布贬值，国外投资者开始逐步撤出俄罗斯国债市场，对国内市场带来压力。2020年9月，联邦债券的国外持有者份额从之前的约三分之一下降到28%，参与投标的外国机构投资者从20.6%下降到15.7%。[11]

事实上，在2018年秋季就有一波国外投资者从俄国债市场抽离，恰逢当年8月美国对俄罗斯金融制裁加码。俄罗斯和欧美在乌克兰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俄政府及大型企业的债券融资都不会有太大起色。俄罗斯联邦债券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对国内投资者具有吸引力，但国内市场的不稳定性难以弥补国外投资者离去后国债市场的低迷。[12]

作为联邦债券的主要购买者，通常大型商业银行以国债作为抵押向央行获取流动性，再将资金投向商业领域和金融市场来获取利润，但疫情下因为政府的“债务换就业”政策，这些商业银行的处境也不妙，[13] 俄罗斯银行及私人投资者的现金流很难支撑联邦债券的国内市场。

俄罗斯没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传统，央行不会大规模购买联邦债券，只有通过财政部对国债收益进行补贴或者央行提高利率来吸引境内外投资者，由于央行的利率政策取决于通胀率，身处通货紧缩环境的俄罗斯短期提高利率的几率不大。所以，除了财政部大幅度提高国债收益补贴，联邦债券的国内空间在短期内难以通过国内市场完全填补，这将导致联邦债券收益率变得更加陡峭，间接影响了联邦财政的支出计划以及“经济政策恢复计划”的执行效果。

      俄罗斯政府的精准纾困政策及经济恢复计划

俄罗斯的短期纾困政策

针对疫情，俄罗斯政府接连出台纾困政策，包括直接对家庭和企业给予精准救助。相比于欧美各国零利率货币政策、政府债务高企的现状，俄罗斯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更大，下调利率和扩张财政赤字的政策隐患更小。随着2020年9月底俄罗斯疫情的再次严峻，政府原定10月份之前结束的扶持政策又做了延长，部分疫情扶持补贴有常态化的趋势，[14]防止第二波疫情下本已稳定的失业率再次飙升。

在疫情期间，俄政府将短期扶持和长期经济恢复计划相结合。居民部门方面主要是解决失业问题，截至2020年10月，全国失业率维持在6.4%的水平（约370万人），政府目标是到2021年底把失业率降低到4.7%。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包括提高个人失业补贴、按揭贷款利率优惠、针对有儿童家庭的综合性现金补贴等。针对初次分配领域出现紊乱的情况下进行再分配调节，将就业-收入-消费的恶性循环拉回正轨，避免国内市场的“崩塌”。部分对居民的支持政策同对企业的扶持是交叉的，如针对企业的社保和税收缴纳延期、对个体经营者进行税收返还，[15] 以低利率贷款换取企业不裁员政策等，具有稳收入、保就业的性质。[16]

对企业的扶持政策标准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少数大型支柱型企业，第二层是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包括部分中小企业。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被纳入政策帮扶名单中，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未注册登记的“影子企业”。该类企业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有限支持，但地方财政不容乐观。2020年1-7月，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增长几乎停滞，并出现了2011年以来的首次赤字。主要地方税收入（个人所得税、土地税、利润税、消费税等）均大幅度下滑，其中两个主要税种——个人所得税和利润税受影响最大。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都被波及。面对地方政府财力困境，联邦财政转移支付增长了23%，达到5400亿卢布；占地方政府抗疫、社保、家庭和企业纾困补助支出的60%，[17] 但也难以有效扭转企业现金流的枯竭和失业率的攀升。

另一方面，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支持企业拉动经济增长变得更加困难。为吸引企业投资，政府通过诸如“保护和鼓励资本投资合约”（СЗПК）等新市场工具来吸纳境内外投资，鼓励企业投资相关产业的基础设施，再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来弥补企业的前期投资成本。但在全球资本收缩，且面临新一轮制裁的风险下，俄罗斯的鼓励投资计划很难实现既定目标，何况投资优惠条件的吸引力有限。在疫情时期，企业投资很难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全国范围来看，接受扶持救助的企业仍是少数，广大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补贴保障、遏制失业的增长。疫情高峰期，在“保企业”难度较大的情况下，政府将扶持重点聚焦在普惠性的家庭补助，这是对企业扶持政策效果不彰时的有效补充，这和欧美国家类似。区别在于，欧美各国的救助力度很大，补助规模多在GDP的10%-20%之间，如美国在10%左右，德国为20%，日本达到40%，连长期以来严守财政纪律的德国也大力追加预算，增加赤字。俄罗斯的救助规模占GDP的4.5%左右，[18]甚至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救助力度。

2020年俄政府为失业人群提供1600亿卢布失业补贴，后又追加350亿卢布，共计不到2000亿卢布。因国力所限，俄罗斯针对疫情的扶持政策，无论在补贴额度及覆盖企业及人群方面都同欧美有较大的差距。

“后疫情”时代的中长期经济恢复计划

在中长期，俄罗斯政府致力于将恢复经济的目标同原先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相衔接，形成后疫情时代的整体经济发展框架。2020年6月，根据普京建议，政府制定了“俄罗斯经济恢复政策计划”，该计划脱胎于疫情期间政府的反危机政策，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补充修订，部分政策同2018年制定的《2024年政府基本工作方针》进行了融合，设定为短期目标。“2024年政府方针”变得更具长期性，期限延长到2030年，[19] 整合为五大目标，包括促进俄罗斯居民健康和生活福祉、大力扶持自我创业、发展舒适和安全的生活环境、推动企业发展和发展数字化经济。[20]

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经济恢复政策计划”不仅针对疫情下的经济恢复，同时也是后疫情时代俄罗斯经济结构性改革和突破的基础，其中政府把“数字化”作为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突破点。

“经济恢复政策计划”编制了2020-2024年的具体经济指标，将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作为两大优先目标，总共预计投入6.4万亿卢布，其中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万亿卢布，[21] 实现约500个投资计划。

“经济恢复政策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到2020年底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并止住居民收入下降趋势；第二阶段目标是到2021年底实现2.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增速达到5%以上；第三阶段是2022-2024年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达到2.5%，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增速5%，非石油商品出口增速3%-4%，同时失业率保持在5%以下的水平。[22]

如果结合现实分析，“经济恢复政策计划”实现起来难度不小，在俄罗斯第二波疫情还没结束时，想要完成目标数据还是稍显乐观。能源出口型的经济特点决定了俄罗斯同欧洲经济的恢复周期基本是同步的，国内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以重振，政府对家庭的纾困政策也仅仅是稳住了基本盘，遏制剧烈的通货紧缩，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仍然处于下降通道中。如果经济恢复计划能够修复家庭资产水平，对提高消费信心和经济复苏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另外一个问题是，俄罗斯经济的不确定性对计划的出台和实施存在负面影响。第二波疫情前出台的“经济政策恢复计划”的指标均是基于疫情稳定的基本面作出的，而第三季度的新一轮疫情冲击可能会迫使俄罗斯政府重新评估原先制定的各项计划，进而调整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以抗疫纾困计，计划资金必然向短期支出集中，其他一系列中长期规划的资金使用必然受到影响，这同2019年因“2024年方针”前期的低资金使用量而形成的创纪录财政支出结余形成很大的反差，风险之一就是俄罗斯经济恢复及增长的中长期计划因资金分配问题面临实际操作中的搁浅。除此之外，欧美制裁升级的几率很大，特别是美国将“制裁”的权利赋予国会后，制裁行为已经不取决于总统的行为偏好，而成为常态化的政策行为，拜登当选总统后对俄制裁加码将更加不可逆转，这些外部因素都会影响计划的最终实现。

 俄罗斯政府的政策纾困效应

2000年以后，俄罗斯先后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和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危机。相比前两次危机，疫情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恢复所需时间也将更长。应对眼前的危机，俄罗斯政府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各项刺激和纾困政策，但从短期的纾困和中长期的经济恢复发展看，能否成功衔接还要看疫情的发展进程，这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居民部门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没能延续2019年下半年的乐观态势，资产配置在疫情和纾困政策的叠加下，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是对危机的理性反馈，但也积攒了风险。应对风险的态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俄罗斯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居民福祉是俄罗斯政府在“经济恢复政策计划”中最优先的目标，疫情下如何通过不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来遏制潜在的债务风险是接下来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经济恢复政策计划”的重要基础。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美国在贫富分化、种族不平等、医疗和健康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等经济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美国在应对疫情及其加剧社会不平等两方面表现出系统性失败。

关键词：新冠疫情  社会不平等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面临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今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无论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几乎都将出现程度不同的经济萎缩。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4%，美国经济增速为-4.3%。[1]美国等大多数国家要想使经济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很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坎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最为丰富的医疗资源，然而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却出现治理失控、乱象丛生的现象。截至北京时间12月11日，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的统计显示，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1600万，累计死亡病例超29.7万，两个数字均居全球首位，新冠疫情成为“美国的滑铁卢”、[2] 疫情持续蔓延导致美国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国内财富和收入差距等各种社会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恶化。

新冠疫情凸显美国社会经济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经济活动，凸显了美国早已存在的各类经济社会问题。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冠疫情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

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的餐饮业、娱乐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及旅游业等行业遭受重创，许多企业纷纷裁员、破产或关闭，由此导致失业人数屡创新高。据统计，今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500家较大规模企业申请破产，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与此同时，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则直接关闭。[3]

随之而来的是全美失业率激增，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高达14.7％，较3月的4.4%增长了两倍多，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5月以来，尽管美国失业率已从13.3%降至10月时的6.9%，但这一数字仍处于历史高位。截至11月7日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70.9万人，这一数字已较前期有所下降，但仍约为新冠肺炎疫情前每周平均水平(22万左右)的3倍多。[4]

一系列数据均表明，当前美国就业市场仍处于困境。

另一方面，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CNN）9月17日报道，美国政策研究所最新一份关于财富不平等状况的报告显示，从3月18日到9月15日，643名最富美国人总共“聚敛”了8450亿美元资产，其财富合计增长了29%。报告指出，迅速增加的财富使美国最富有人群的净资产总额从2.95万亿美元增加到3.8万亿美元，而数以百万的美国人现在的收入却低于疫情前。[5]

根据彭博社10月8日的报道，美国最富有的50人现在拥有的财富总值近2万亿美元，比2020年初增加了33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最贫穷的1.65亿人（超过美国一半人口）的财富之和。[6]

美联储近日也对2020年上半年美国财富状况进行了评估。其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财富分布在种族、年龄和阶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净资产总额达到34.2万亿美元，而最贫穷的50%美国人的净资产仅为2.08万亿美元，只占美国家庭总财富的1.9%。该数据同时显示，美国白人拥有全国财富的83.9%，而黑人家庭拥有的财富仅为4.1%。[7]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使美国社会阶层固化日益严重，普通民众向上流动的前景日趋黯淡，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大多被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占据，无产阶级所面临的贫困问题非但未得到有效改善，反而可能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

新冠疫情加剧种族不平等

在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国社会，拉美裔和非裔等少数族裔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贫困人口较多，长期遭受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黑人陷于贫困的几率是白人的2.5倍，其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2.3倍，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家庭收入水平则低于白人的2/3，而被收监的几率则是白人的六倍多。[8]

新冠疫情暴发后，种族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美国疾控中心（CDC）10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从5月1日至8月31日，美国白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51.3%；相比之下，占总人口12.5%的非洲裔美国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8.7%；占总人口18.5%的拉美裔美国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24.2%，这一数据比前三个月的统计结果上升了10.2%。[9]

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拉美裔和非裔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大多从事维持社会运转所必需的服务业，疫情期间无法居家办公，直接面临病毒感染的风险；二是由于拉美裔和非裔收入低，比白人更容易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三是在疫情期间许多人失业，难以享受像样的医疗服务。[10]在这种条件下一旦感染病毒，患者的病情很容易恶化。

除此之外，相较白人而言，少数族裔在财务上处于劣势，经济上更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少数族裔家庭普遍面临严重财务问题，非裔和拉美裔家庭受疫情影响更大。[11]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美国白人拥有的企业数量减少了17%，而拉美裔和非洲裔拥有的企业数目分别减少了32%和41%。即使有联邦政府的救助计划，最需要救助的少数族裔企业也几乎得不到优先考虑。[12]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不同族裔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少数族裔将会面临更为艰难的处境。

新冠疫情加剧医疗和健康不平等

美国的医疗系统完全市场化，其上下游被医疗机构、药厂、保险公司等利益集团把持，定价不透明，加之政府不对医疗价格进行规范，这导致美国的医疗费用通常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三倍。[13]

因此，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医疗保险非常重要。美国的医疗保险大致可以分为私人医保（商业医保）和公共医保。美国约有66.1%的人拥有雇主提供的商业医保（亦被称作“雇主医保计划”），另有34%的人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医保。[14]一般来说，稍微好一点的商业医疗保险费用为每年2万美元左右，大公司可能会负担雇员70%左右的保费，雇员自付6000美元左右，但即使有比较好的商业保险，就医仍需自付10%左右。[15]

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一旦患病将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用。据统计，美国2018年医疗保健支出为3.6万亿美元，人均11172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4.6%，卫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7.7％。预计2019-2028年美国卫生支出将以年均5.4％的速度增长，到2028年，将达到6.2万亿美元。[16]然而，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19年的报道，近40％的美国人无法支付400美元的意外开支，有25％的美国人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不得不放弃必要的治疗。[17]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就有8700万美国人医疗保险不足或没有任何保险。[18]每年有超过五十万个家庭因医疗相关债务而宣布破产。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许多人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彻底变化。据《纽约时报》报道，那些处于较低经济阶层的人更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他们也更有可能死于这种疾病。而且，即使对那些保住了健康的底层人士来说，他们也更有可能因为隔离和其他措施而遭受收入损失或失去医疗保障，这种影响可能是大范围的。[19]

根据美国保险行业组织研究，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的花费中位数为3万美元至6万美元不等（约合20万至40万元人民币）。对于数千万因受疫情影响而丧失医疗保险或保险不足的人来说，这一数字是难以承受之痛，一旦感染新冠肺炎就必须面临艰难而残酷的抉择：要么选择治疗，并做好破产的准备；要么放弃治疗，听天由命。

新冠疫情凸显美国医疗贫富差距，老人、穷人、少数族裔等群体首当其冲。相比之下，富人、体育明星、影视演员以及知名政客等权贵不仅享有病毒检测和治疗上的优先权，而且可以得到高水平的私人医疗服务，真正实现了“医疗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8日的白宫记者会上承认，有钱有名的人有时会被特殊对待，“也许这就是人生，这时常发生。我注意到有些人很快就接受了检测”。[20]

新冠疫情将美国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盘根错节的医疗利益集团，建立真正的全民医保制度，在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仍将有更多的美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新冠疫情加剧教育不平等

美国政府承诺确保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然而，美国国内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存在差异，总体来说是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同时，由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美国贫穷家庭和富裕家庭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的中小学以地方物业税为依托，学校的质量与社区质量有密切关系，房价越昂贵的高档社区学校质量越好。除“学区房”以外，富裕家庭还可以送子女去私立精英中小学读书，请有影响的人写推荐信，并让子女参与满足美国大学录取条件的各类活动，如：各类课外辅导课程、“贵族”运动培训班、海外游学等。在这种制度下，富人家庭的孩子往往能够享受最好的学校教育，而中心城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大多只能在教学质量相对较差的学校接受教育。[21]

在这样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下，富裕家庭的子女显然会比贫穷家庭的子女享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高等教育阶段，收入和财富差距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更加明显。美国高校实行申请制度，对校友以及提供大额捐赠者的子女给予优先照顾；同时，富人的裙带关系也会使其子女在申请大学时具备额外优势。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成本持续高涨，政府的教育扶持资金却愈发匮乏。大学生能否顺利取得文凭，与其家庭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据《纽约时报》统计，38所美国知名大学中，来自收入水平处全美前1%家庭的学生数量，多于来自收入水平处全美后60%家庭的学生的总和。[22]原本被视为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的美国高等教育，在实际上却进一步助长了不平等，加剧了阶级和阶层的固化。

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了一场教育危机。一方面，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疫情中备受冲击，最直接的影响是财政压力加剧和资金缺口扩大。据调查显示，在疫情影响下，政府的资金优先用于社会各行业的抗疫，大学的正常拨款被大幅削减；此外，疫情使得国际留学生入学率下降14.9%，这导致美国大学的收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疫情，各大院校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对学生进行检测、追踪和隔离。同时，学生改上网课、学校定时清理校园和宿舍等各项措施，也让大学的支出成倍增长。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影响了美国4000多所高等学府，包括哈佛在内的许多学校陆续实行了冻结招聘、员工提前退休、领导层减薪、重审预算甚至裁员等方法来平衡预算，一些小型文理学院在严重的财务危机面前甚至直接倒闭。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显示，自今年3月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大学系统已经裁掉了30多万份工作岗位，亏损数亿美元。[23]

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许多中低收入的美国人无法继续上大学或获得学位。贫困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将背负更多的债务，毕业率也会更低。在本科生中，美国原住民学生的下降幅度最大（-9.6％），其次是黑人学生（-7.5％），白人学生（-6.6％），西班牙裔学生（-5.4％）和亚裔学生（-3.1％）。[24] 美国国家学生信息交换所研究中心（NSCRC）报告称，今年新生入学的人数比去年下降了13％。进入秋季学期大约两个月以来，本科生的入学率比去年下降了4.4％，高等教育入学率总体下降了3.3％。[25]

在疫情面前人们发现，不论是在阶层跃升，还是在找工作方面，上大学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质疑昂贵的学费是否物有所值。新冠肺炎疫情恶化了美国教育领域早已存在的各类问题，要使局面得以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寻找原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长期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学术界对社会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一致认为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关于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目前学术界形成了三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一是全球化论，即认为全球化扩大了美国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二是技术进步论，即强调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使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由此造成“知识工人阶层”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增大。同时又由技术进步论引出了另一种流行说法，即认为教育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制度政策说，即政策选择、规则和制度对收入分配具有直接影响。[26]

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就持不同的价值观选择决定不同的制度和政策选择的说法。这些观点在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引发了激烈的论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原因。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忽视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原因。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看来，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一论断从社会制度层面揭示了不平等产生的真正根源。随着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私人垄断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由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也是金融资本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和上层建筑，支配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是美国事实上的统治者。通过市场控制、税收调节以及对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劳动阶级的剥削，美国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获得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在新冠疫情期间，并没有阻挡金融资产阶级趁机发财，赚得盆满钵溢；相比之下，美国普通民众却在经济下行中苦苦寻找出路。这种严重的不平等局面从根本上说是由美国的经济制度造成的。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衰败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原因

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效率较低，其制度的脆弱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暴露无遗。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最先冲击的是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疫情暴发后，美国迅速出现了检测试剂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医疗资源挤兑等现象，公共卫生系统短时间内被击穿；紧接着出现了金融体系崩溃，美国股市五次熔断。与之相伴随的是美国失业人数激增，社会矛盾尖锐。面对系统性的社会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反而一直极力淡化疫情的影响，甚至用反智和非理性的言论来压制科学的声音。在疫情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却急于督促各州复工复产，完全不顾及民众的生命安全。除此之外，新冠疫情也暴露出美国政治制度的腐朽和衰败。在疫情暴发前，美国两党部分议员一边对公众表示美国的疫情可防可控，一边却抛售了大量的股票。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非但没有通力合作、共同抗疫，反而相互指责，推卸责任，甚至出现了联邦政府“截胡”各州抗疫物资的情况。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任人唯亲，其女婿贾里德·库什纳负责的“空中桥梁计划”动用联邦政府紧急救灾的权利发国难财，从世界各地统一采购抗疫物资，最后却卖给了5家私人企业。美国各州想要获取医疗物资，必须从这5家私企手里竞拍。在疫情依旧严峻的形势下，两党不顾民众的安危和疾苦，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党派斗争和总统竞选上。美国在新冠疫情面前表现出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政治制度衰败使社会不平等成为顽疾。

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不平等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局面后，新自由主义才开始兴起，并逐渐在全球泛滥。新自由主义在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和理性的自私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主张“唯市场化”、“唯自由化”、“唯私有化”和“唯个人化”。[27]

所谓“唯市场化”，是指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全部交给市场去调节，反对国家必要的积极调控。所谓“唯自由化”是指让私人跨国公司在国内外市场完全自由地垄断竞争，反对国家和国际必要的制度和政策约束。所谓“唯私有化”，是指主张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要实行私有化（民营化），反对国家发展必要的国有经济和集体合作经济。所谓“唯个人化”，是指人们的福利和生活保障最大程度地由个人承担，反对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措施。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反映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其影响遍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发展带来了许多恶果。

新自由主义是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产生的，旨在服务于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新自由主义在治理上主张放松金融监管，开放金融业务，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一政策的结果使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尤其是美国，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钩，社会财富不断向金融资产阶级聚集，国家权力和上层建筑服务于金融资本的需求。在现实中就表现为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金融利益集团操纵和控制，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社保等政策。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股市五次熔断，特朗普政府迅速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措施。相比之下，在抗击疫情上，美国政府始终行动迟缓，百般推诿，表现不力，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丧命。从美国政府救市不救人的做法上不难窥见，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早已凌驾于政府和民众的利益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以金融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大资本家的财富和收入越来越多，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必然越来越大。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事关国民生计的医疗、教育、失业救济等行业均被私有化，公共服务被当作商品来出售，致使普通民众需要承受高昂的代价。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美国社会依旧遵循私人垄断资本的逻辑在运转，一切都要以资本利益为首要考虑，民众的遭遇和疾苦都被弃置一侧。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代表极右垄断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仍然畅行其道，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消除，美国由财富和收入严重不平等所引发的其他社会不平等问题就无法被消除。

  （编辑  杨利红）

中信集团的资源能源板块远不止铌、铜、铝，还有铁、锰、铂金、钾、煤以及石油、天然气等，项目遍及世界各大洲。人们常说，评说历史需要时间。但有的时候，时局变幻，如棋局常新，一些好像刚刚经历过的事件就被赋予全新的意义。

2019年1月，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在年度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资源问题。“我掌握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铁矿石进口依存度为85%，原油为70%，铜达到70%，铝也达到50%。中信作为央企，要坚定不移践行国家战略……目前在资源能源等领域中信在海外都有投资，如果能够提升竞争力，打造海外基地，平抑原材料价格波动，这也是对国家做贡献。”

令常振明自豪的是，他所提到的中国进口依存度最高的若干种资源能源，恰是中信早已在全球布局的产业。中信的多家子公司——中信资源、中信金属、中信澳大利亚、中信矿业国际、中信建设、中信大锰……无时无刻不在紧盯着全球资源市场的各种异动和机会，凭借着更早一步的“走出去”，在全球资源市场占据了有利的高地。

 2019年3月，中信金属集团总经理孙玉峰担任了香港上市公司中信资源的董事长。他说：“我们就是要去拿世界一流的资源。”

其实，今天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要想拿到一流的矿产资源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中信铌”

铌是一种神奇的金属，它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上被确认的历史不过175年。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它对钢铁材料的价值，越来越多的商业用途才悄然显现。

世界约85%~90%的铌以铌铁的形式用于钢铁生产。钢中只需加入0.03%~0.05%的铌，便可使钢的强度显著提高，同时还可以提高钢的韧性、抗高温氧化性和耐腐蚀性，使钢具有良好的焊接性能和成形性能。因此，铌成为飞机、火箭发动机的重要材料。

用高强度、高性能钢材取代普通碳素钢材，不仅可以降低使用钢材重量和生产成本，还能够节能降耗。强度增加，用材量就可以大大减少，这意味着更少的铁矿石、能耗和水，也意味着更少的粉尘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但是，铌在地球上的储量实在太少了，而其中90%都集中在巴西，中国的铌储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89年，中国市场的铌铁消费量不足20吨，巴西矿冶公司（CBMM）在中国销售铌铁已10年，但销售量几近于零。沮丧的巴西人想打道回府。

中信就在这个时候主动找到了CBMM：“我们可以帮你们在中国推广铌铁。”

刚刚从钢研院调到中信没多久的付俊岩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进修，资助他的正是CBMM。这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否在中信的平台上打开铌在中国的销售市场。

建设已10年的宝钢投产在即，付俊岩来到宝钢指挥部、上海冶金设备厂，然后又找到了武钢，宣讲生产含铌高强度钢是一件有着多么长远意义的事情。这一趟的游说有了重大突破，他与上述三家企业签订了一个15吨铌铁销售的意向合同，然后他赶紧联系CBMM。

中信与铌的缘分就此开始。

1994年，中信出资100万元成立了“中信铌钢发展奖励基金”。“铌基金”很快与首钢等14家钢厂签订了技术贸易合作协议，向厂家免费赠送铌铁进行含铌钢的开发。铌基金每年资助召开全国性的低合金钢学术年会；他们还资助钢企工程师“走出去”，到海外去看看人家的铌钢有什么用途；组织翻译并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宣传铌的用途；铌基金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评选年度含铌钢发展奖，召开颁奖大会。一时间，“铌”成为冶金行业最红的元素。

中信金属将这一时期的工作总结为铌在中国的“第一阶段”——在钢企普及对铌的认知。到20世纪末，铌铁在中国的年消费量接近1000吨。

但仅仅有了认知显然不够。接下来，他们与国内的钢厂合作，开发出新的含铌钢品种。

差不多用了8年的时间，中国含铌钢品种从零发展到了200多种，包括高强度管线钢、桥梁钢、造船板、汽车用钢、不锈钢、建筑用钢等。这是铌在中国的“第二阶段”，铌铁年消费量达到了20 000吨。

2008年，西气东输二线工程管线钢的研制成功，让“中信铌”大放异彩。

“当年中国生产不了，只能从日本韩国进口，而这类管线钢对方的报价是1000美元 1吨。”孙玉峰至今对此耿耿于怀。

此前的西气东输一线工程采用的是X70级钢材，工程启动时，中国尚不具备这一钢材的生产能力，日韩钢厂坐地起价，基本垄断了X70钢材的市场。

西气东输二期工程全长9102公里，这是当时世界上X80管线钢用量最大、敷设长度最长、输气管压力最高、输气管口径最大的管线工程。《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中信集团外籍专家、来自巴西矿冶公司的约翰·马尔科姆·格雷博士雪中送炭，协助我国……成功开发出符合设计要求的‘低碳高铌’高性能X80管线钢，攻克了新一代管道断裂控制、大口径厚壁焊管等重大工艺。”

中信金属与CBMM、中石油、钢铁研究总院、北京科技大学以及10家中国钢铁企业共同搭建了一个科技攻关平台，完成了一整套从钢的微合金设计、钢的冶炼、钢的生产一直到管道制造、焊接等全部的设计和工艺。

最终，二线工程所需的434万吨X80钢管完全实现国产化。

与西气东输一线工程采用的X70钢管相比，二线使用的X80钢管节约了钢材约42万吨，节约投资约42亿元；另外，国产X80钢板和钢管比进口价格低30%，节约投资约84亿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鹤林说：“中国的管道业以西气东输二线为标志，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

英国人格雷博士因对中国钢铁和石油工业的贡献，获201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这一技术还获得了 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做产业链的主导者

在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中国的钢铁工业突遭霜冻，钢厂产能严重过剩，大量的粗钢堆积在厂区卖不出去，生死线上挣扎的钢厂最先想到的出路就是降价以求。中信铌铁的销路突然遇阻。

“我们不得不转换思路。”郭爱民说。

郭爱民是中信金属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此前一直在武钢做铌铁的科研和应用。“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的瓶颈：只有先拉动钢厂的下游厂家——汽车厂、造船厂、桥梁厂、工程机械厂……它们的需求旺盛，才能拉动上游钢铁厂缓过这口气，并且促使钢厂尽快转型升级。”

“要把我们整个链条延伸到这些下游厂家，帮助它们发现与国外产业的差距，材料、设计、应用、制造、法规、标准等方方面面的差距，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组织力量来解决问题。”郭爱民说。

从这时候开始，铌铁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它的“第三阶段”——中信金属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

这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链条。

中国商用车车结构件主要用材是Q345级合金钢，国外主流商用车用材则主要是700MPa级，相比之下国外的材料强度增加了一倍，韧性和抗腐蚀性表现更优。那么，是不是把中国的汽车用钢换一种新材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呢？显然没那么简单。

“中国商用车领域从材料、设计、零部件技术、下游商用车厂及用户，这条链基本上是松散的。”郭爱民解释道。这就是说，就算钢厂的钢材可以立刻升级，汽车厂还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改型呢。

中信金属连续7年组织并资助中国汽车厂的总设计师到欧洲参加车身展示会，那是世界排名前10位的最先进汽车厂的最新产品。从设计到工艺、再到新材料的应用，无一不令人眼界大开。

参展后回到国内，中信金属再组织召开中国轻量化车身行业会议，让每一位从欧洲回来的专家解读世界最前沿的技术和应用，让最新鲜的信息更早一步被中国的汽车人知晓。

中信金属还与东风商用车合作，从车型设计、材料开发、制造工艺和整车性能评价等方面入手，系统地开发新款厢式货车，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来打通商用车轻量化用材及设计的产业链。

2016年10月，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期间，中信金属举办了含铌钢汽车零部件展览，展出了25个含铌钢制造的、具有前瞻性的汽车零部件。这都是中信金属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在这些零部件跟前，参会的各路专家驻足良久。无论是新产品的性能还是产品背后的创新逻辑，都足以让人深思。

中信金属是铌在中国的经销商，但是现在它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大大延伸，从钢铁业延展到汽车、造船、桥梁、化工、纳米晶、电池、太阳能板等钢材的下游产业及非钢产业。在相当一部分行业中，打通产业链的主导者不是制造商，不是科学家，不是工程师，而是中信金属这家铌铁经销商。

30年中，中信金属和CBMM累计投入超过1亿元的研发经费，设立了120项研发项目，为终端用户提供了从材料到应用的各种成套解决方案。中信金属还设立了铌钢科技进步奖、设立了铌钢奖学金，不仅着眼于中国铌钢的今天，更放眼明天的中国制造。

如此的进步让“中国制造”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

在世界已经建成的前十座特大型桥梁中，中国占了80%。在这个过程中，含铌高强钢建造的桥梁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名片之一；

含铌高强钢以其良好性能支撑了大型钢结构建筑的发展，“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址、国家大剧院以及中信大厦，都是铌钢的直接受益者；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船舶制造国，与10年前相比，造船完工量在全球占比提高了36个百分点。

到了2019年，铌铁在中国的消费量达到了40000吨，比10年前翻了一番，为全球之最。

2010年，CBMM想到的第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就是中信，它想把15%的股权让给中信金属。这是不可再生的、极其稀有的战略性资源。从2006年到2010年，中国对铌的进口量翻了一番。如果能够在恰当的时机，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上游铌矿资源，对中国、对中信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这是一个宝贝”，孙玉峰说，“CBMM一家的矿山就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而且CBMM是露天矿，开采成本很低。”

但是，收购CBMM 15%的股权要20亿美元，盘子太大。正赶上开全国钢铁年会，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听说了，拍着胸脯说：“我们宝钢跟进，再找几家，中信牵头，我们一起投。”

2011年9月2日，由中信、宝钢、鞍钢、首钢和太钢5家公司组成的中国联合体共同成立的中国铌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19.5亿美元的价格成功完成了对CBMM 15%股权的收购，并在当天完成了交割。如此大规模的收购行动，在中国钢铁领域尚属首次。

30年铌钢春秋，始终是中信与他人共同合作写就的，中信的“朋友圈”有宝钢、鞍钢、首钢……有汽车厂、飞机制造厂、石油管道公司、高铁公司、桥梁公司……中国的工业化正在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对铌铁的需求量将大大增加。世界平均吨钢铌铁的消费指数为50克铌铁/吨钢，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这个指标大约在100克，中国目前只有30多克。这一指标不仅仅反映整个中国钢铁工业的水平，更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折射。

中信牵头收购CBMM股权的经历，让中信金属似乎悟到了一些金属之外的东西，孙玉峰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过程。”

为什么？

在过去的20年里，曾有无数的项目找到中信金属公司，孙玉峰谨慎地避开了各种诱惑。他不假思索地说：“迄今为止，中信金属没有投资失败的案例。”

“我们要回归到事情的本质，判断项目好与不好，最重要的是一个竞争力的问题。我们看所有的项目一定要看它的生产成本，它的成本一定是在同行业平均水平以下才有可能是有竞争力的。”

基于上述认识，中信金属倾力建设了自己庞大的专业数据库。

追踪、分析、印证，然后才形成中信金属投资目标的长名单和短名单。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静候机会的降临。“15%的股份是我们等了 20年才等到的。”孙玉峰不胜唏嘘。

携手进入拉斯邦巴斯

基于行业研究体系，中信金属有一个投资品种的目标靶圈，其中，靶心是铜。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2013年，我国铜消费量达到1000万吨，占世界总消费量的40%左右。然而，我国自产矿山铜却仅有154万吨，且资源禀赋严重不足。长期以来，铜都是我国最为紧缺的大宗矿产原料之一，对外依存度高达75%以上。

世界最大的铜矿分布在智利、澳大利亚、秘鲁、美国等地，且大都在嘉能可、力拓、英美资源等西方公司手中，中国矿业企业话语权极其微弱。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信金属制定了进军上游的战略。

2012年2月，嘉能可公司宣布将与超达公司合并，并提请欧盟、南非和中国等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机构进行反垄断审查。

嘉能可公司是一家超大型多元化全产业链的自然资源生产商、加工商和销售商，位列世界财富500强第14位；超达公司更是世界第四大多元化矿业企业。如此庞大的两个公司合并将缔造全球最大自然资源集团之一，完全有可能左右世界铜市场的供需。中国商务部提出：为防止新公司在中国铜精矿销售业务上有可能造成的垄断，新公司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剥离所属的拉斯邦巴斯铜矿资产全部权益，或由商务部无底价拍卖其所持有的四项绿地铜矿资产之一的全部权益。

听到这一消息，马满福顿觉心脏在怦怦地跳动：“机会出现了，原属嘉能可的拉斯邦巴斯铜矿将成为一项待售资产！”

来中信金属五六年了，马满福一直在苦等这样的机会。

“拉斯邦巴斯是目前全球为数不多的可快速形成铜精矿供应能力的优质铜矿项目之一，查明铜资源储量达到1050万吨。而且矿区具有广阔的找矿潜力，未来铜资源储量有望进一步增加。”

重要的是，拉斯邦巴斯项目的生产成本水平处于全球前1/4区间，正是孙玉峰所说的“具有竞争性的”、成本在“行业平均水平之下”的“一流资源”。

中信有没有机会？

“有。”马满福说，“那几年全球矿业市场陷入低迷，西方矿业巨头们迫于市场和股东压力，纷纷摒弃了之前在景气时期疯狂并购的战略，像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英美资源等矿业界的巨无霸，此时都专注向内消化并购和积累的各类资产。”

而且此次这些矿业巨头若想分一杯羹，势必也会遭遇各国、各地区的反垄断限制。更有利的是，拉斯邦巴斯项目机会又是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审查中出现的。

如此战略机遇千载难逢！

孙玉峰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将此事上报中信集团。

集团给予了支持，于2013年6月向国家发展改革委递交了信息报备资料。

拉斯邦巴斯项目规模巨大，因为面临反垄断问题，花落中国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五矿、中铝分别组成联合体参与竞购，并几乎同时向中信金属伸出了橄榄枝。

中信选择加入了五矿联队。在这个联合体中，还有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相似的企业文化让他们彼此走近。这在联合体内部、在联合体与外部的谈判过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竞购第二阶段，在有关部门协调下，中铝联合体退出竞购。

尽职调查在同一时间紧锣密鼓地展开。

拉斯邦巴斯铜矿位于秘鲁安第斯山区最贫穷的阿普利马克地区，然而这里却守着一个最富有的铜矿。尽管这里离最近的海港尚有700公里的遥远路途，这里的海拔已在4200米以上，但因为是露天大规模开采，它未来铜精粉的离岸成本依然低廉。

直升机在蓝天盘旋，壮丽而险峻的安第斯山脉逶迤绵延，在群峰和绿野之间，拉斯邦巴斯铜矿蓦然映入眼底。这一景象令马满福至今难忘：“只有亲临其境，你才能真切感受到拉斯邦巴斯项目作为世界级矿产项目的宏大规模，这是我几十年的矿业生涯中前所未见的。”

但是，此案在中信集团的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上却遇到了格外审慎的对待。资本开支、收购价格、社区建设与搬迁、运输、环保、劳工、法律、合作团队、退出方式……，“几乎涵盖了我们所知的海外矿业并购所有风险点”。

会议时间一再延长，现场讨论异常激烈，正反方意见相持不下。

总经理王炯从另一个会场匆匆赶来。再次评估整个项目，再次分析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社区问题、运营风险、产品运输风险，以及应对措施是什么。

建设风险几何？

此时项目已经完成40%以上的建设工作，合作伙伴五矿也拥有成熟的国际大型矿山建设与运营经验及团队，中信拟分担的融资贷款也在中信金属可承受的范围内，这些都大大降低了项目风险。

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依然是中信的责任与使命。拉斯邦巴斯矿山将成为第一家由中国100%收购的世界级铜矿，这对于保障国家利益、优化中信集团投资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问题不辩不明，当讨论结束的时候，集团已经对这个项目大开绿灯。从董事长常振明到每一个职能部门的经办人员都全力予以支持。时间紧迫，一时间拉斯邦巴斯项目被放置在了特事特办的优先地位。

马满福到中信的时间不算长，但是拉斯邦巴斯一案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信：“通过这一点，我也能深刻体会到为什么中信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始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占据领先地位。”

外部的审批同样高速而有效。从2014年6月上旬拿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批复，到获得商务部的境外投资批复，再拿到外管局的购汇批复，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一个月。

2014年8月1日，矿业巨头嘉能可公司宣布，其在秘鲁的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最终以70亿美元的价格被中国联合体收购。

2016年1月15日，第一船1万吨铜精矿在秘鲁马特拉尼港口装船起运，目标是上海港。

拉斯邦巴斯项目投产当年，它的净利润超过了2亿美元，第二年更是达到了5亿美元。中信金属除了获得应有的红利，还获得了拉斯邦巴斯铜精矿26.25%的销售权利。

入主艾芬豪矿业

南非航空SA1797在卢本巴希机场徐徐降落，正午的阳光透过翻卷的白云铺陈在中非大陆上，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两旁大片的热带绿植掩隐不住赤色的土壤，在阳光下红绿分明，色彩格外浓烈。

这是2016年9月，孙玉峰第一次到刚果（金）。卢本巴希靠近赞比亚，是刚果（金）的第二大城市。在卢本巴希机场仅仅逗留了几十分钟，全体人马又上了另一架更小的飞机。两个小时后，飞机再度降落。

通向艾芬豪矿区的道路崎岖而破旧，汽车驶过，一阵红色的尘土飞扬起来，车窗上立刻被染红一片。

孙玉峰此行，意在艾芬豪旗下的卡莫阿铜矿。

今天的艾芬豪拥有刚果（金）卡莫阿铜矿、基普什锌铜矿和南非的普拉特瑞夫铂族多金属矿，三个世界级的在建矿山。艾芬豪的董事长罗伯特·弗里德兰在全球矿业界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一直被全球金融领域和矿产资源行业的领导者公认为创业探险家、技术革新者和公司创建者。

何谓世界级？2016年10月卡莫阿铜矿就测得整体铜资源储量为3340万吨。一家矿山的储量就相当于中国铜资源全部储量的1/3。但这还只是卡莫阿的冰山一角。

但是谈判并不顺利。

罗伯特看重的其实是中信金属背后的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对加盟艾芬豪是什么态度？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源予以支持吗？罗伯特要见王炯。

王炯耐心地和对方谈起了中信在全球的资源能源布局，“中信集团当然支持中信金属加盟艾芬豪”。

卡莫阿不断有好消息传来。2017年10月，卡莫阿铜矿新增资源储量1200多万吨，特别是卡莫阿–卡库拉矿场，每一次新的钻洞都会带来令人震惊的发现，艾芬豪急需资金推进矿山的建设，于是再次找到中信金属。

此前，其他股东也曾提出追加投资，但是弗里德兰拒绝了，还是希望中信能够加盟艾芬豪。他叹服中信非同一般企业的品牌效应以及在全球的影响力，艾芬豪要想在南部非洲那样的不确定性的环境下长长久久地经营，非要有一个这样的战略伙伴不可。

经过几十次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

2018年6月11日，艾芬豪矿业执行主席罗伯特·弗里德兰在北京宣布，艾芬豪矿业将以每股3.68加元的价格向中信金属定向增发196602037股普通股，艾芬豪所得的收益总额约为 7.23亿加元（合5.6亿美元）。

配售完成后，中信金属将持有艾芬豪矿业已发行普通股的19.9%，并成为艾芬豪矿业的单一最大股东，弗里德兰将作为艾芬豪矿业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超过17%的股份。

在中国的媒体上，这一消息的标题前面加上了两个字——重磅！

罗伯特·弗里德兰说，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基础金属消费市场，中信金属是一家备受尊崇的中国国有企业，其战略性投资正是艾芬豪资产质量的重要验证。

孙玉峰说：“中信金属和艾芬豪在这次合作中，真正实现了互补和合作共赢。”

3个月后，交易完成。

2018年10月1日，艾芬豪矿业公司宣布，在其位于刚果（金）卡莫阿–卡库拉铜矿的西部前陆（Western Foreland）中发现了高品位铜。消息一出，艾芬豪股价瞬时拉高，开盘仅仅5分钟，股价即上涨8.4%至2.98加元。

从那之后，在艾芬豪的官方网站上，更加频繁地出现新的令人振奋的信息。

网站用彩色的勘探示意图来表明艾芬豪卡莫阿矿的价值，它们由卡库拉、卡库拉西、卡库拉北等若干不同的矿区组成，不同的颜色标示了它们不同的品位，就如同世界地形图一般，越接近温暖的橙红色，铜的品位越高。而卡库拉矿区的颜色已经红得发紫。

2019年2月6日，艾芬豪矿业公布了卡库拉一级铜矿的独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卡库拉投产后的第一阶段，每年铜产量600万吨，预计可开采25年，前五年平均铜品位高达6.8%，矿场现场的铜现金成本为每磅0.43美元，其间将带来54亿美元的税后净现值，内部收益率高达47%。

这一天，艾芬豪同时公布了卡莫阿铜矿整体矿区的经济评估报告，未来年处理矿石规模将扩大至1800万吨，3个年产量600万吨的矿场以及一座世界级的粗铜冶炼厂，并且将于第十二年达到74万吨的产量。按照这个生产速率计算，高峰生产年份卡莫阿–卡库拉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大铜矿。卡莫阿矿和卡库拉西部矿场日后的扩建资金可从卡库拉矿的现金流获得，并将带来100亿美元的税后净现值，内部收益率41%。

这一天，艾芬豪的股价再度上涨，多伦多股市收盘上涨13%，至3.28加元。

弗里德兰说：“卡莫阿–卡库拉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优质的未被开发的铜矿勘探区。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拥有超高的铜品位，比世界上主要铜矿要高出几倍，遥遥领先对手。”

这是真真正正的世界一流资产。

2019年4月28日，中信金属与艾芬豪签署再次增资协议，中信金属以每股3.98加元的价格，向艾芬豪矿业额外投资6.12亿加元（约4.57亿美元）。艾芬豪矿业将持有13亿加元（约10亿美元）的现金，是艾芬豪矿业需向卡库拉铜矿建设资金的两倍。这是中信金属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大额入股艾芬豪矿业，这将极大地加速卡库拉矿场建设。

8月18日，卡莫阿再爆好消息，在卡莫阿北部北富矿脉的探矿工作再次取得新发现：发现了平均品位18.0%的钻孔，刷新了2019年初13.05%钻孔的记录，成为卡莫阿铜矿项目自勘探以来铜品位最高的钻孔。孙玉峰难掩内心的激动，这是国内万吨级以上的18个铜矿山平均出矿品位0.75%的24倍！

由于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铜的消费量将会有数倍于今天的增长。而全球传统铜矿在急剧萎缩，约有一半的铜矿山的矿龄已超过50年，矿山品位正逐年下降，全球矿山平均品位由 1990年的1.6%下滑至1%以下。进入21世纪，世界最大产铜国智利的铜矿品位下降超过50%，平均年复合下跌4%。如此局势下，卡莫阿铜矿令人惊叹的勘探结果更显出其重要价值。

回望上述案例，在合同刚刚谈下来的时候，国际市场上仍是一片风和日丽的景象，到处都能听到对中国发展的称赞和艳羡。但时隔不久，整个世界已是阴云密布，海平线上电闪雷鸣，不但中美贸易摩擦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美国政客喊出的全面“经济战”的帷幕已经拉开。

“经济战”很可能不仅仅只是当届美国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还将演变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块基石。在每一条战线、围绕着每一项资源，中国都有可能遭遇遏制。

站在这样的高度理解中信海外各种资源并购，便不难看出，早有一种更大的担当矗立其间。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之争。正如王炯所说：“40年的中信始终在履行其央企的责任，努力为国家多作贡献。”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中国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和突出表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讲好疫情大考下中国制度故事，就要打破西方学术体系的条框，坚持用中国学术话语发声。中国学术话语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实践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制度优势做了重要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为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提供了基本的话语支持，也指明了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方向和思路。应把握疫情大考带来的历史机遇，充分运用十九届四中全会提供的学术话语支持，讲好中国制度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关键词：疫情大考  中国制度故事  十九届四中全会  中国学术话语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百年不遇的一次大流行病，带来了一场全球性灾难，同时也是对世界各国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的一次百年大考。从国内的防控状况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国家治理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但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无疑交出了最好的答卷。长期以来，中西方制度比较研究一直备受关注，但很难做到客观公正的评判，因为两种制度始终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对而言，这次疫情大考为两种制度提供了同台竞争的机会。中国抗疫的实际行动和表现与美欧主要国家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依据，对我们进一步总结我国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具有重大意义。

讲述中国制度故事要明确认识论的问题

讲好中国制度故事，应该采用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我们长期浸润在西方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中，养成了一种与西方学术话语接轨的学术倾向，以为西方标准或美国标准就是国际标准。所以，很多学者在探讨中国问题时，往往习惯于从一套西方学术话语出发，潜意识以为中国的某种成功实践和经验，一定是符合西方某种理论的。一些学者沉迷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各种条条框架中，严重忽视中国学术话语应有的独立性问题。这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严重落后于中国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同志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①]

如何探寻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中华文化有注重“入世”的传统，认为知识来自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累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构建主要是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开始的。而西方宗教神学显然具有“出世”的特征，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往往以某种先验的宗教观念为出发点。这种认识论的根本性差异始终存在于中西文化血脉中。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强调理论源于实践。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先进分子所吸收，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或者研究问题的方法。若不从实际出发，只是任意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概念或论述，首先就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他在《实践论》中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概念和中国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包含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因此，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一些学术领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失语和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现象，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即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理论构建方法。因此，即便是从纯科学的角度看，中国学术研究也有必要回到唯物辩证法的思路上来，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唯此，才有可能构建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

从唯物辩证法来看，中国学术研究应该与“中国历史和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概念和中国理论——中国实践”的路径相符合。我们应该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中总结、提炼中国概念，构建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来认识和指导新的中国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完善中国理论。这是一个认识论螺旋上升的过程，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和构建过程。当前，对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总结多数来自党的文件和资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意味着，中国学术研究不仅不应该回避党的文件和资料，而且应该充分发掘和利用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中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决定》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概括和总结，应该成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参考和基本依据。疫情大考为我们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此，本文以《决定》相关内容为依据和出发点，来讲述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故事。

《决定》提供了重要的中国话语支持和方法指南

作为百年不遇的全球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我国遭遇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传播速度、感染范围和防控难度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②]事实证明我国经受住了这次历史性大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同时，各地复工复产和国民经济复苏的形势持续向好。与美欧主要国家的防控状况比较，中国无疑交出了最好的答卷。

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从根本上说也是对中国制度建设的大考。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中国采取的疫情防控举措起初遭到质疑，但现在已成为面向全球的公开课，多国领导人和媒体公开呼吁学习中国经验，“中国制度优势”也因此受到更多关注。

中国制度优势是在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经过不断积累和总结而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被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在制度建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为此，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题开展讨论，概括和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多方面显著优势，并发布了《决定》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这次会议针对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开展讨论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③]就此而论，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概括和总结为应对这场不期而至的疫情大考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更重要的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决定》对研究中国制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思想的指导。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在实践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而实现的。其重要标志是概念的形成，以及判断和推理方法的使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④]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决定》，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可以认为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次重要飞跃。其中包含的重要概念、判断和推理都是理性认识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中国制度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经过这次疫情大考的实践检验，对中国制度优势的理性认识必将进一步深化。因此，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决定》对我们深刻把握这次疫情大考，讲好中国制度故事，乃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学术话语体系都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尝试运用《决定》提供的话语和思路来讲述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决定》从十三个方面集中概括和总结了中国特色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在疫情大考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基于上述对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初步认识，本文从五个方面来简述抗击疫情的中国制度故事。

第一，“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关键战略性技术攻关、重大工程建设和突发灾害防治等诸多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就，都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这一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再次得到了充分体现。疫情发生后，党中央一声令下，举国上下闻风而动，高度协同，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300多支医疗队和4.2万名医务工作者迅速向武汉和湖北集结。来自全国各地的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也纷纷驰援湖北和武汉。在疫苗研发领域，我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体现了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在医疗设施建设方面，短短10日内，一座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可谓中国速度的一次极限挑战。承担这一建设任务的主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速度’的背后，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⑤]得益于这一制度优势，我国能够迅速建立起医护救治、后勤保障、科技支撑和基础建设等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控体系，打响了抗击疫情的总体战。

第二，“坚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⑥]中国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所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再次印证了这一论断。客观而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疫情发生时间晚于中国一个月以上，且具备较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但依然未能及时控制住疫情蔓延，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未能有效动员广大民众。疫情发生时，中国共产党迅速做出反应，全面部署，全民动员。广大医务工作者、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还有无数志愿者和亿万坚守工作岗位的普通工人，万众一心，凝聚成战无不胜的磅礴伟力，打响了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该遵循的通则。然而，在疫情肆虐之际，一些西方国家面临拯救生命和发展经济的两难抉择时，依然倾向于后者。更有甚者，有些西方政要竟然抛出牺牲老年人以挽救经济的荒唐言论。[⑦]相比之下，在中国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中，我们亲眼见证并切身体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一理念。不放弃任何挽救生命的机会，全力救治任何一位患者，上至108岁高龄老人，下至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举例而言，湖北省治愈的80岁以上老年患者超过3000人，其中有多位是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的。同时，党和国家始终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己任。面临疫情带来的新困难和新挑战，党中央依然下定决心，确保如期完成脱贫任务。中国以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第四，“坚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做出贡献的显著优势”。病毒没有国界，新冠肺炎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在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时分享抗疫经验，无私提供抗疫援助，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构筑全球抗疫统一战线。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反观西方某大国，“甩锅”中国、“断供”世界卫生组织，甚至试图垄断疫苗研发，种种行为严重阻碍了国际合作抗疫进程。中国以大国担当和实际行动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五，“坚持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既得益于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离不开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形成了政府与各市场主体协作抗疫的格局。政府快速反应，全面部署，为生产和物流配送各环节提供全方位支持，各市场主体全线动员。随之，无数条应急物资生产线建立起来，一个强大工业体系迅速启动。中国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医疗物资的短缺问题，而且已经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出口防疫物资。相比之下，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疫情面前显得脆弱不堪，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甚至引发全球医疗物资抢购潮。中西方抗疫物资供应能力的对比，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上述各方面优势彼此间并非孤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任何一方面优势的发挥都离不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就无从谈起。欧美很多国家反应迟缓，抗疫不力的很重要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核心。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市政府间各自为政，共和党与民主党难以达成共识，深陷“上下失和”与“左右对立”的处境中[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⑨]与此同时，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应对此起彼伏的全球性挑战。全球化的悲观情绪随之高涨，“逆全球化”国际思潮不断蔓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依然坚持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推动全球化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变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打破西方标准确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否则，有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行动和中国方案的严重误解。西方政客和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发展模式所进行的各种指控，实质上就是运用西方资本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和资本逻辑来丑化和扭曲中国方案。“霸权更替”、“文明冲突”等说辞也没有超出资本逻辑的范畴，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竞争和零和游戏的思维方式。

《决定》对中国制度显著优势的概括和总结，集中体现了以民为本、协和万邦、休戚与共的人类共同价值诉求，打破了以利益为中心的资本逻辑，彰显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宣告了资本逻辑的灾难性失败，进一步揭穿资本主义的虚假面目，进而大大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认可。疫情大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这对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而言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

中国话语体系应该立足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根植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实践经验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党的有关文献和资料应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确保方法正确的关键环节。

（编辑  季节）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国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从中央到地方，疫情防控的“中国速度”、全员响应的“中国力量”，无一不凸显着我国的制度优势。在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采取严格和全面的防控举措，最终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夯实并筑牢了生命防线，取得了重大战略性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势。然而，一些西方国家不仅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使地区内的疫情日益严重，更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危机下的中西方差异与制度文化根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全球迅速蔓延，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威胁。作为一项百年来最严重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和感染范围超越了国界，造成了全球性的威胁，也深入到社区和家庭，疫情防控的难度前所未有。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中国和西方不同制度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与西方抗疫举措的不同与差异，其根源在于国家间在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治理水平上存在差异，也由于各国在文明与社会理念方面存在区别，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差别。因此，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对比疫情危机下的中西方治理，深入分析部分西方国家抗疫不力的制度文化根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就疫情防控的生命伦理而言，西方社会鼓吹自发秩序下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实则是置社会弱势群体于不顾，在所谓“个性自由”背后，隐藏着漠视弱势群体生命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观。[1]

因此，尽管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但很多欧美人表现得好像对疫情控制胸有成竹，并没有认真对待。英国甚至端出“群体免疫”理论，实际上主张放任疫情发展，不能获得免疫力的弱者只能被大自然淘汰。这一观念显然很难得到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认可。这实际上是东西方社会不同文化传统的投射。可以说，疫情危机下各国不同的价值选择，既与中西方文明差异有关，也与占据社会文化主流的生命伦理观念有关。

就疫情防控的治理逻辑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先天不足。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主张自由主义制度，过度强调个人自由、强调人的主体性，忽略客体的真实性质。实际上，人并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人的生命和物质生活都处在大自然的环绕、影响和支配之下。因此，在疫情防控中任何任性、放纵和疏忽都要付出代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以人民生命为中心，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新冠病人生命。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政府罔顾病毒传播的自然规律，组织集会打所谓的“选举大战”，无视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导致疫情不断蔓延，局面几近失控。据统计，2020年10月8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500万例，在7天之内，日均确诊病例超过20万例。在这样的疫情危机之下，美国某些政客把全部精力放在总统竞选上，面对疫情不采取任何措施，而是拉其他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做“替罪羊”，一边“甩锅”中国，无端指责，一边任性“退群”，全然不顾团结抗疫的国际呼声。

就疫情防控的社会基础而言，虽然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也颁行了“出行禁令”，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相比之下，中国打了一场真正意义的人民战争。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最快的速度攻克难关。从中央到地方、到各个基层社区，统一行动听指挥。基层社区中人民群众对疫情防控的自觉态度、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令人印象深刻。全国人民空前步调一致，方方等文人在疫情期间的言论，和全国大众团结抗疫的昂扬精神格格不入，被全社会唾弃。从历史角度看，西方政治文化更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追求的是相互竞争而产生的动态的、不确定的状态；中国社会要求的是个人对集体的自动配合，是个人对整体利益的自动对标，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从政治角度看，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之下，政府既遵循又受限于契约自由和形式自由，奉行“私权自治、公权受限”的原则，片面主张保障私权，限制公权作用的发挥。这就造成了西方各国在疫情严重地区不同程度的“封城”或“出行禁令”很难落实到位。

在疫情危机之下，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对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不分老弱均全力救治，由国家承担治疗费用。而西方社会主张“个人自由”“规则至上”，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蔑视疫情传播规律。这种文明差异对中西方社会抗疫对策的影响非常大。“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在疫情危机之下，一切以大局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一切为拯救人的生命。2020年1月，在武汉“封城”以后，中国广大民众积极配合、自觉防疫，各地各行业医疗人员积极报名，赶赴武汉抗疫一线。在认识观念上，人本主义精神赋予中国政府更多责任和权力，给予个体行为更多文化层面的约束，使得中国能够快速动员民众以应对疫情。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中国制度建设

为遏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应对这一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举全国之力，有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采取了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为全世界人民抗击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2] 可以说，全球抗疫实践不仅充分证明了在重大疫情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彰显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我国战胜疫情、克服困难的关键。

2020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这样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目前，国内疫情大面积传播已基本控制。国新办3月31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介绍，“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截至3月底，湖北全省累计治愈患者63000多例，治愈率超过93%。”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急需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对此，需要坚持整体谋划，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人民生命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新冠病毒肺炎传播速度快、社会危害大，要时刻防范疫情蔓延，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织密防护网，健全预警响应机制，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全面提升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3]

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实现的根本保证。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党的基层组织优势、党的组织领导优势、党的政治信念优势、党的思想理论优势、党的传统政治优势。[4]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迅速部署，总揽全局，通过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加强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指挥和协调能力，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可以说，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有着强大的基层组织优势与组织领导优势。党委在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党委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种独特的国家治理结构要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发挥出党强大的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传统，疫情防控工作离不开基层组织的力量。疫情暴发后，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党委的组织优势，才能举全国之力、上下动员，使各方行动能够协调一致，集中力量办大事，打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有着雄厚的政治信念优势、思想理论优势与传统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阶段，及时转化策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物资供应、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党的领导始终是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支撑，是今天中国社会高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根本保证。疫情防控工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展现了中国高效动员力组织力协调力，彰显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当前，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实防线。同时，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统筹病毒溯源及其传播途径研究，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以科学技术夯实防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做好患者康复和隔离群众的心理疏导工作，加强基层社区的疫情防控能力，完善面向人民群众的疫情防控工作。

（编辑  季节）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国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从中央到地方，疫情防控的“中国速度”、全员响应的“中国力量”，无一不凸显着我国的制度优势。在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采取严格和全面的防控举措，最终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夯实并筑牢了生命防线，取得了重大战略性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势。然而，一些西方国家不仅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使地区内的疫情日益严重，更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危机下的中西方差异与制度文化根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全球迅速蔓延，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威胁。作为一项百年来最严重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和感染范围超越了国界，造成了全球性的威胁，也深入到社区和家庭，疫情防控的难度前所未有。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中国和西方不同制度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与西方抗疫举措的不同与差异，其根源在于国家间在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治理水平上存在差异，也由于各国在文明与社会理念方面存在区别，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差别。因此，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对比疫情危机下的中西方治理，深入分析部分西方国家抗疫不力的制度文化根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就疫情防控的生命伦理而言，西方社会鼓吹自发秩序下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实则是置社会弱势群体于不顾，在所谓“个性自由”背后，隐藏着漠视弱势群体生命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观。[1]

因此，尽管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但很多欧美人表现得好像对疫情控制胸有成竹，并没有认真对待。英国甚至端出“群体免疫”理论，实际上主张放任疫情发展，不能获得免疫力的弱者只能被大自然淘汰。这一观念显然很难得到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认可。这实际上是东西方社会不同文化传统的投射。可以说，疫情危机下各国不同的价值选择，既与中西方文明差异有关，也与占据社会文化主流的生命伦理观念有关。

就疫情防控的治理逻辑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先天不足。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主张自由主义制度，过度强调个人自由、强调人的主体性，忽略客体的真实性质。实际上，人并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人的生命和物质生活都处在大自然的环绕、影响和支配之下。因此，在疫情防控中任何任性、放纵和疏忽都要付出代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以人民生命为中心，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新冠病人生命。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政府罔顾病毒传播的自然规律，组织集会打所谓的“选举大战”，无视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导致疫情不断蔓延，局面几近失控。据统计，2020年10月8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500万例，在7天之内，日均确诊病例超过20万例。在这样的疫情危机之下，美国某些政客把全部精力放在总统竞选上，面对疫情不采取任何措施，而是拉其他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做“替罪羊”，一边“甩锅”中国，无端指责，一边任性“退群”，全然不顾团结抗疫的国际呼声。

就疫情防控的社会基础而言，虽然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也颁行了“出行禁令”，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相比之下，中国打了一场真正意义的人民战争。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最快的速度攻克难关。从中央到地方、到各个基层社区，统一行动听指挥。基层社区中人民群众对疫情防控的自觉态度、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令人印象深刻。全国人民空前步调一致，方方等文人在疫情期间的言论，和全国大众团结抗疫的昂扬精神格格不入，被全社会唾弃。从历史角度看，西方政治文化更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追求的是相互竞争而产生的动态的、不确定的状态；中国社会要求的是个人对集体的自动配合，是个人对整体利益的自动对标，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从政治角度看，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之下，政府既遵循又受限于契约自由和形式自由，奉行“私权自治、公权受限”的原则，片面主张保障私权，限制公权作用的发挥。这就造成了西方各国在疫情严重地区不同程度的“封城”或“出行禁令”很难落实到位。

在疫情危机之下，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对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不分老弱均全力救治，由国家承担治疗费用。而西方社会主张“个人自由”“规则至上”，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蔑视疫情传播规律。这种文明差异对中西方社会抗疫对策的影响非常大。“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在疫情危机之下，一切以大局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一切为拯救人的生命。2020年1月，在武汉“封城”以后，中国广大民众积极配合、自觉防疫，各地各行业医疗人员积极报名，赶赴武汉抗疫一线。在认识观念上，人本主义精神赋予中国政府更多责任和权力，给予个体行为更多文化层面的约束，使得中国能够快速动员民众以应对疫情。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中国制度建设

为遏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应对这一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举全国之力，有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采取了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为全世界人民抗击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2] 可以说，全球抗疫实践不仅充分证明了在重大疫情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彰显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我国战胜疫情、克服困难的关键。

2020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这样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目前，国内疫情大面积传播已基本控制。国新办3月31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介绍，“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截至3月底，湖北全省累计治愈患者63000多例，治愈率超过93%。”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急需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对此，需要坚持整体谋划，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人民生命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新冠病毒肺炎传播速度快、社会危害大，要时刻防范疫情蔓延，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织密防护网，健全预警响应机制，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全面提升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3]

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实现的根本保证。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党的基层组织优势、党的组织领导优势、党的政治信念优势、党的思想理论优势、党的传统政治优势。[4]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迅速部署，总揽全局，通过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加强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指挥和协调能力，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可以说，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有着强大的基层组织优势与组织领导优势。党委在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党委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种独特的国家治理结构要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发挥出党强大的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传统，疫情防控工作离不开基层组织的力量。疫情暴发后，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党委的组织优势，才能举全国之力、上下动员，使各方行动能够协调一致，集中力量办大事，打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有着雄厚的政治信念优势、思想理论优势与传统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阶段，及时转化策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物资供应、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党的领导始终是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支撑，是今天中国社会高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根本保证。疫情防控工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展现了中国高效动员力组织力协调力，彰显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当前，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实防线。同时，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统筹病毒溯源及其传播途径研究，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以科学技术夯实防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做好患者康复和隔离群众的心理疏导工作，加强基层社区的疫情防控能力，完善面向人民群众的疫情防控工作。

（编辑  季节）

2019年，我从中信集团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挂职，成为一名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干部。挂职工作以来，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始终牢记扶贫工作的初心和使命。一年多来，我走遍了元阳的山山水水，从海拔2939.6米的白岩子峰到144米的红河河谷，从最偏远的乡镇到最偏僻的小山村，500多个日月星辰，我和元阳干部群众一起，共同努力为一户户农危房改造清零、一家家人居环境提升、一个个扶贫项目落地，共同见证了全县通过考核后实现脱贫“摘帽”，“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绝对贫困”一词已成为这片红土地上的历史。哈尼语中“诺玛阿美”的意思是“太阳之原”，实现了脱贫梦想的元阳百姓，用“诺玛阿美”来代表他们心目中最美的家园，并以此表达哈尼人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看着老乡们幸福的笑容，我为之鼓舞和欣慰。

融入元阳

记得第一天从北京出发到昆明，在昆明停留一晚上后，第二天再转车到州里报到，然后一路颠簸到元阳已经夜幕降临。初到元阳这片神奇的土地，给我的感觉就是“热情好客”和“青山绿水”。元阳县城所在的红河干热河谷地带，常年高温干热，高温的气候和当地人民一样的“热情好客”；而元阳最具代表性的千年哈尼梯田代表了元阳人民“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的梯田精神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

走出北京的高楼大厦，来到元阳的边远山村，首先就是要成为元阳人，要放下身段，主动向基层干部学习，向村里老乡们学习，积极主动融入，做到头脑要时刻充电，眼睛要向下向外，耳朵听得见群众声音，嘴巴会讲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腿脚要扎得进泥土里。我经受了心理关、饮食关、气候关、语言关、家庭关“五关”的考验，用2个月时间跑遍元阳14个乡镇和中信集团帮扶项目。经常往返于海拔高差2000多米的下乡之路，体会了山路的崎岖险峻、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走访了大山深处几乎与世隔绝的老乡，看到很多一贫如洗的家庭不禁泪流满面，更加坚定自己要为元阳人民办好实事，在工作中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脱贫攻坚贡献一份力量。

有一次到村里调研，走进村里房子最破旧的一户人家，一家四口人仍然住在哈尼族传统的土坯房里，户主张倮则和老伴都已60多岁，两人没有生育，领养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其中男孩名叫张雨，当时正读高二。全家人只能依靠60多岁的母亲干点农活和申领的一些补贴养家糊口，一家人全部挤在一个昏暗的房间居住，家中没有像样的家具和电器。在交谈中得知，由于家庭收入实在微薄，张雨读高中的花销比较大，两位家长正在商量不希望张雨继续读高中了，可以出去打工赚钱添补家用。我找张雨聊天，听了他自己的想法：喜欢读书，希望能继续上高中，以后能考一所大学，但是自己知道家中困难，也想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去打工。后来，我和村干部一起努力做通两位家长的思想工作，再穷不能穷孩子的教育，鼓励张雨完成高中学业，至于他们担心的学费生活费等问题，我协调爱心人士一对一进行帮扶，切实解决他们家里的后顾之忧。

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山区的“穷根”在于思想观念和个人的素质能力，而改变这一现状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靠教育。只有每一个家庭都重视教育，山区的贫困面貌才能最终得到改变。

投入真情

扶贫工作要投入真情实意，主动和当地干部群众交朋友，用心用情用力，才能得到当地干部的支持和群众的拥护。虽然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封闭落后，但是民风淳朴，对于个别缺乏干劲的群众，我们可以教育他、引导他、甚至去骂醒他，但我们不能埋怨他、鄙视他。对于农村老乡们来说，党和政府就是他们的爹和娘。

2019年，中信集团投入540万元实施了逢春岭乡600户D级农危房修缮加固，按照“政府引导、农户自建、科学规划、连片推进、精准实施、突出特色”的原则，以农村危房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为抓手，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切实改善农村4类重点对象住房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质量，提高农村4类重点对象居民住房安全水平和抗震减灾能力，有效解决了600户2589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安全稳固住房问题，让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出列。我在下乡调研危房改造，一个哈尼族大娘拉着我的手不放，眼里全是泪水，嘴里不停地说阿波毛主席（哈尼语：意为尊敬的毛主席爷爷），政府帮助她把家里的老房子修好，下雨天再也不漏雨了。

我分管县残联的工作，经常到残疾人家里去走访慰问。2019年，县残联争取了50万元资金做了30户残疾人家庭设施和公共设施改造。逢春岭乡的残疾人仁小时双眼失明，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也享受了易地扶贫搬迁和残疾人优惠补贴政策，从乡下搬到县城的新房。每次到仁小时家走访，他总是不停的感谢党和政府给了他一个舒适安全的新家。后来，由他口述让人用一张红纸写了几句话贴在家门口，上面写道：“精准扶贫果是真，党的恩情暖人心，起房盖屋给我住，开新天地管万年，县乡领导恩情大，我已无法来表达。”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我们真情付出为人民，人民对于党和政府的拥戴就更坚定。

脱贫攻坚是一场人民战争，就是要举全国之力帮助所有贫困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脱贫攻坚也是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拉近干群感情和关系，才能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厚植元阳

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成果，用三句话概括就是：长期靠教育，中期靠产业，短期靠劳务输出就业，即围绕教育、产业和就业，持续推进元阳的扶贫工作。

千年哈尼梯田搭上现代科技的高速列车

如何因地制宜发展一个适合的产业，既能够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能够带动普通群众脱贫致富，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总是一个“难题”。中信集团充分发挥集团优势，将自身资金、创新优势与元阳的资源、产业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提升“造血式”帮扶、产业化扶贫水平。

元阳是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哈尼梯田的核心区所在地，全县全部是山地、无一平地，其地形地貌决定了全县的可种植耕地全部为坡地，而且很多耕地的坡度大于25度。这就限制了元阳的农业机械化生产，农业生产效率较低。针对这一实际情况，结合中信集团在农业领域的优势，我们创新引入农业植保无人机科技助农项目，帮助元阳县引入20台农业植保无人机。在项目方案设计的初期，当地农业部门曾经设想将无人机分配到乡镇，由乡镇农服中心持有使用。后来，在讨论方案过程中，我认为要盘活农业固定资产，让植保无人机能够产生收益，就需要通过收益覆盖其运行成本，而不是将机器“一发了之”。通过反复与农业部门讨论、沟通、修改方案，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和市场上无人机专业公司谈判，在元阳设立分公司运营植保无人机。同时，通过“公司+村集体”合作模式，为村里年轻人提供培训、培养潜在飞机操作手，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增收途径，并通过协议方式约定无人机产生收益返回给村集体，壮大村集体收入，提高农业机械化能力和科技水平，该项目直接惠及10个村集体，受益建档立卡户1697户。一个种植大户在现场参加无人机操作培训后表示：“从来没有想过能有机器代替人工在坡地上干活计，等来年春天自己就要用这个无人机在果园里干活计，能节省不少钱呢！”

在产品销售端，我重点推动了元阳农特产品走出大山，端上城里人的餐桌。深入挖掘元阳县特色农产品，改变传统销售渠道，利用互联网销售模式，通过组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加大消费扶贫力度。针对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带来的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在集团的支持下，积极调动多方资源，于4月15日在元阳开展“战疫助农”直播活动，在元阳哈尼梯田上首次实现云南元阳、屏边、重庆黔江、西藏申扎三省市四区县联合网络直播助农扶贫活动，多渠道帮助销售元阳农特产品，目前已帮助元阳县销售农特产品累计超过1000万元。

脱贫攻坚路上的“雏鹰梦想”

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中信集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元阳县设立中信奖学金，至今坚持每年发放。中信奖学金奖励和资助了一大批优秀的贫困学子，有全县第一个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有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工作的学生。我到元阳工作以来，在下乡调研时，经常会遇到当地干部介绍说自己上学时候拿过中信奖学金，那种自豪感溢于言表。当地干部对于中信多年来的无私帮扶都是由衷感谢和赞赏，而通过中信奖学金，无形中又进一步拉近了我们这些中信挂职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的距离。

元阳县南沙镇财政所职工陈秀蝶幼时随父母从高寒山区移民搬迁到一个移民新村——呼山村，1999年上小学时成为第一届呼山二号村中信希望小学的学生。上小学期间，由于父母连续生病住院，家庭经济状况急剧下降，没有家长的引导，她差点成为“坏学生”。就在这个时候，她“意外”拿到中信助学金，“好好读书”的种子深埋在她心底。之后，她进入元阳民族中学，由于成绩优异又多次拿到中信奖学金，后来顺利考入大学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2015年大学毕业后，她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工作，在村里做过4年的大学生村官，用实际行动温暖身边的贫困户，通过沟通学校、协调企业、对接政府，努力为贫困户争取住房、教育、就业等权益，把一批批贫困户子女送往学校，用她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如何申请学校的各种补助。

现在，陈秀蝶依然工作在脱贫攻坚的一线，我在征集中信脱贫攻坚的故事时找到她，用她的经历激励更多的贫困学子能够努力完成学业、回报家庭和社会。她在受访过程中说：“中信集团改变了我，也塑造了我。受到中信的资助，不仅缓解了我家庭的经济压力，让我全身心投入学习，打好了学习基础，更让我学到了人生的哲理，有了拼搏的动力，有了感恩之心，才会造就今天的我，让我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人要自立自强，才能做到用智慧和知识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现在我也会经常到小学母校去走走看看，在中信的帮助下，学校新增了住宿楼、食堂，加了围墙，‘中信希望小学’几个字依然矗立在学校楼顶，曾经种下的树苗已经绿树成荫、开花结果！”

从扶贫到脱贫，最终到共同富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只有持续坚持发展教育和产业，坚持打持久战，久久为功，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又有要“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才能凝聚强大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

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阵地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就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贫困村能不能顺利脱贫并持续巩固，关键在于能否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农村党员干部把中央的扶贫政策宣讲并落实到位。为了更好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我充分用好中信集团捐赠的1500万元特殊党费，建成134个村民小组党支部活动室、15个村级党组织活动阵地，完成44期基层党员培训、培训8800余人次。通过基层党员培训，完善农村党员活动阵地，落实基层“三会一课”制度，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强化理论武装头脑，让农村基层党员更好地肩负起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责任和担当。

为了帮助农村发展产业，中信集团帮扶元阳县嘎娘乡建设了一条全长26公里的生产路，沿路覆盖5个村委会。由于修路需要占用农田，而且没有补偿资金，因而刚开始做农户的思想工作时候难度很大，他们普遍认为这条路要占用这么多农田很难修通。后来，乡干部先做通村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统一思想，再通过村党员干部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同时启动开工。最终，生产路沿线的农户没要一分的补偿金，该条生产路得以顺利完工。群众说“相信党和政府是不会骗我们的”。事实证明，这条生产路的打通，直接解决了沿线5个村委会3241户14884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538户7419人）的生产难题。没有生产路时，农户只能依靠人背马驮的方式下地干农活，比如背一袋粮食50块钱，如果是用马驮的话，20块钱一袋。现在，农户自己开着摩托车、农用三轮车沿着生产路下地干活，极大节约了农民的生产成本。而且随着这条生产路的开通，原来下地干活不便、生产成本高导致有上千亩的土地撂荒无人耕种，现在随着生产路挖通，这些撂荒的土地开始恢复耕种，土地租金从原来的不到200元/亩最高升值到超过1000元/亩。现在，很多种养殖大户沿着生产路开始布局种植养殖产业，带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因此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更加坚定要“听党话、跟党走”。

忠诚担当

在基层工作，忠于党的事业、勇于承担责任是第一位的。记得离开北京之前，抱着牙牙学语的孩子，妻子对我说：组织需要你去扶贫，你就去吧，你不在家，我也会把老人和孩子都照顾好，山区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老母亲对我说：儿子，我们从农村走出来，现在单位给你机会再回到农村，你得干几件有意义的事情。带着家人的重托来到离家3000公里之外的边疆地区，扶贫工作的责任和使命始终是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

2020年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年初三接到干部返岗的消息，我马上就提前结束假期返回元阳工作岗位，是全州最早返回岗位的挂职干部之一。回来后针对县里急缺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我第一时间向集团报告请求支援，由于防疫物资难以调集，集团研究后同意捐助县里20万元专款用于防疫工作，筹集了7万多个口罩，解了全县燃眉之急。同时，我又投入防疫工作，深入挂包乡镇一线靠前组织，确保不发生本地传染病例，帮助元阳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目前，元阳县虽已脱贫摘帽，但仍有硬仗要打。重整行装再出发，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消除剩余全部贫困人口，巩固脱贫成果，让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水平再提高一点，这就是我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我将继续履行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责任，发挥好中信集团与元阳县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引进来、走出去”，顺利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努力将元阳建设成为美丽神奇的“诺玛阿美”。

（编辑  季节）

2017年我曾随队去云南省元阳、屏边两县调研。元阳县人口42万，贫困发生率曾接近50%。屏边县共16万人，贫困发生率曾超过50%。自1992年以来，中信集团在这两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了持续不断的扶贫工作。2020年11月，我再次随队前往两县，得知今年5月17日，元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11月14日，共有包括屏边县在内的云南省9个县摘掉了贫困帽子，至此，云南省88个贫困县全部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实现整体脱贫。

贫困标准是动态的。1985年，我国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50元，现行标准是人均年收入3000元。当然，摘掉贫困帽子并非万事大吉。首先，有的个体脱贫效果还不稳固，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返贫。其次，随着国家发展，绝对贫困的标准还可能提高。第三，绝对贫困消除后，还会有相对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是长期性的社会目标。因此，国家承诺，脱贫后帮扶政策不变。这对摘帽之后的继续扶贫提出了新要求。此次重返元阳、屏边，听到一种声音：不少专职扶贫的基层干部认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已经到达瓶颈，希望能够得到培训，为今后巩固和深化扶贫工作积蓄更多的能量。这便涉及到一个宏大的话题——谁能为中国扶贫事业提供经验和培训？

中国扶贫事业处于“无人区”

“无人区”概念是借用的。国内某科研部门的负责人曾经对我说，我国某些科研领域目前已经进入了“无人区”。几十年前，我国科技的发展主要是跟踪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经过几十年发展，今天在某些科研领域，我们已经没有可参照的对象：有些我们正在做的，别人也正在做，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探索阶段；有些我们正在做的，别人从来没做过，因而没有任何借鉴。借用科研方面的“无人区”概念，我认为，在世界上中国解决贫困的实践一直处于“无人区”。

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加之政治的压迫、经济的掠夺，令中国落入一穷二白的深渊，底层人民陷入赤贫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口从5亿多增加到14亿，始终与欧美人口总量相当。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从农业经济迈向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解决历史遗留和新出现的贫困问题，西方国家以往的做法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榜样。

首先，西方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曾长期实行奴隶制，使得一部分人的贫困被法律固定，剥夺了他们摆脱贫困的权利。中国革命是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为根本宗旨的。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为几亿中国人摆脱贫困的宏大实践，刚起步就踏入了“无人区”。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曾经学习苏联。从十月革命到冷战启幕，苏联只有30多年历史，苏联的建设经验并不成熟，国情与中国很不相同，苏联模式在很多方面仍在摸索，不宜简单复制。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摸索实践，大方向把握正确。

解决贫困的前提是发展经济。面对百年耻辱，面对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现实，为了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富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全面消灭绝对贫困，是将伟大复兴的摩天大厦交付给历史的质量承诺，是“不忘初心”的全方位兑现。

发展经济需要学习，所有的创新都源自丰厚的积累，但不可能照搬照抄。近代以来，西方值得中国学习的，主要是科学技术。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等同于消除贫困，更不等同于共同富裕。当今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而且看不到缓解的迹象。贫穷国家若照搬美国，只可能使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更为放大。欧洲现在主要靠高福利解决内部贫困，然而，高福利政策使国家财政难以维系，这成为一些欧洲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发展的路上时刻不能忘记解决贫困，否则发展将失去方向。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减贫政策惠及数亿人，相比欧美国家同样人口规模的减贫至少经历了200年，中国的成就的确无出其右。世界银行曾预计，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比例将缩小到1%以下。而当今中国的目标是0，要彻底消灭绝对贫困，在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因此，“史无前例”不仅是相对中国自身历史，同样是相对世界历史而言——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2000年由189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减少贫困人口一项，70%以上是由中国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解决大面积贫困问题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探索。进入新时代，在更高水平上的扶贫减贫速度又大大加快。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扶贫减贫的历史与现实

贫困从来就有，产生贫困的原因各种各样。古今中外，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个典型的方式是等级制度。当近代西方国家声称自己的民主源自古希腊、古罗马时，就已经揭示了一个真相：古希腊、古罗马都是严格的等级社会。

我们的扶贫对象自然包括每一个公民。古希腊、古罗马历史中，公民贫困问题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核心。历史记载中的确存在向公民发放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发放食物等扶贫方式。但人们时常忽视一点：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只是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而非所有居民。以斯巴达为例，公民只有几万人，他们的生存完全依靠人数十倍于公民人数的“黑劳士”，即集体奴隶。雅典的奴隶大致十倍于公民人数。不同之处在于，雅典的奴隶大部分属于公民个人财产。所有针对有特权的公民的扶贫减贫方案，从来不会涉及奴隶。

进入中世纪，等级制度依然是欧洲解决贫困的法宝。封建制度下的低等级群体处境比奴隶稍好些，但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利，长期处于贫困之中或徘徊于贫困边缘，低等级群体的贫困是被法律固化的。今天在印度依然能看到此类现象，而且印度低种姓的贫困是被宗教意识固化的，这一宗教观念也被低种姓贫困群体所接受，认为贫穷是命，不求改变也无力改变。这样，扶贫也就可有可无。

自18世纪末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的消除经历了约200年。除了黑人奴隶制外，白人内部也有奴役方式，例如美国早期的白人契约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才大体消除，真正面对全体公民的扶贫减贫政策才开始出现。然而，欧美国家内部大面积消除贫困，其代价是主权国家对外的不平等。过去的表现是殖民地，如今体现为发达国家通过不公平的国际规则剥削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此维持国内高福利政策，用学术语言表达就是资本主义的“负外部性”。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所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核心观点是，拉丁美洲不断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输血，才保证了西方的富裕。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西方发达的代价。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扶贫减贫计划成效有限，其原因在于它不能消除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规则。

中国历史漫长，不同朝代对于平等和等级的做法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中国古代政府对于贫困者的救济是不分对象的。灾年开仓放粮的对象没有等级区分；是否有人冻死、饿死街头，是古代考核县官的指标之一；从皇帝到县官都将鼓励农桑、劝民就业视为紧要大事。与现在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县政府以下基本都是自治。而今天，近280万各级干部驻村帮扶，将中央政府的扶贫政策直接落实到每一个贫困户，等于疏通了社会每一个毛细血管的最末梢。

现代社会的贫困人口大都处于远离城市的偏远山区，教育、通讯、交通等条件落后，使得那里的人们很难跟上工业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步伐。如果等待他们改变观念和生产方式，将会非常漫长。因此，派出大批驻村干部，耐心细致地讲解政策，从一分地、一只蛋开始为贫困户算经济账，提高他们及其后代的知识水平，引进新的农业产品和技术，介绍非农就业岗位等等，等于手把手地将他们一个不落地带入现代化行列，使得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分享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红利。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中，帮扶对象不分民族、性别、宗教、智愚、区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古代中国很长时间里都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压迫别国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经常是倒贴邻国，说明中国传统有不愿剥削邻国、向别国转嫁贫穷的品质。在中国人看来，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比从别人那里掠夺财富更重要。今天，从中南海发出的到达偏远贫困户的每一项政策、每一笔帮扶资金都是靠中国人的诚实劳动创造的。

扶贫与感恩，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感恩”在当今中国是比较敏感的词汇。一方面，媒体经常说中国人不懂感恩，每到美国“感恩节”便有人写文章，要求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学会感恩，而这些所谓感恩的舆论只是面对资本家或宗教慈善；反对感恩的舆论则是面对政府。也就是说，资本家或宗教慈善做好事，媒体便要求民众感恩；而政府帮扶贫困，媒体便认为不需要感恩。

这种观念是西方根深蒂固的传统。西方历史上的扶贫济困大都由教会实施。今天，我们在美国、伊斯兰国家（如穆兄会）、俄罗斯、联合国依然很容易看到这种由教会、宗教机构、宗教NGO实施的慈善或扶贫济困项目。宗教慈善要求的感恩对象是神，不是世俗政府。感恩神、感恩教会而不感恩政府，本质上就是神权贬低世俗，宗教贬低政府。这种逻辑在美国政治理论中体现为，政府被定义成“必要的恶”，因此，政府做的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被感恩。

中国传统长期存在“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观念。中信集团积极帮扶云南等贫困地区长达28年，基本都固守默默做事、不求扬名的作风。在云南我们发现，老人们会说“感谢共产党”，孩子们则会说“感谢中信”。这种细微的差别显示出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中信”大概类似于媒体上时常能见到中外大公司的慈善活动，而非代表党和政府的央企。

“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观念有它的合理性，它要求人们帮助他人是发自内心，而非沽名钓誉。雷锋精神体现了这一传统。在大政府、小政府的争议中，政府行为究竟是好事，还是本职本分？严格来说也不容易界定。当政府权力不受挑战时，由此产生的焦虑并不突出。然而，当今中国处在一种竞争状态中，尤其是西方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较量一刻都没有停止。如果形成媒体的惯例：对中国党和政府所做的一切无需感恩，而对宗教、资本的民间慈善需要感恩，排斥党和政府在扶贫事业中的作用以及社会认可。以中国的经济基础构筑西方的上层建筑，这是极大的荒谬。

新中国成立前，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士在做扶贫济困的慈善时，常常以信教、入教为条件，即要求对神感恩。这种做法违背了“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中国传统。然而，即便到今天，联合国平台上对欠发达国家做慈善项目的NGO，有些依然如此。在中国基层社会，地下传教以小恩小惠的慈善要求信徒感恩，俘获人心，却把政府帮扶视作天经地义而无需感恩，“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并不少见。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同时带来大量资源，例如教育传教、医疗传教、农业传教等，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新老教徒对当年传教士的“善举”念念不忘。因此，中国的扶贫事业本质上也是争取人心的大事，完全可以归入“社会安全”的范畴。然而，由于政治理论和媒体理论受西方的影响，对于感恩的“世界惯例”已经造成对于中国扶贫成就的宣传困境。

“做得好”与“说得好”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看似一个简单要求，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中国扶贫减贫的成就在历史纵轴上“史无前例”，在国际横轴上无出其右。如此伟大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如此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我们还需要讲好。中国有很多“做得好”的事，但能够“说得好”的并不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经常把外国人的夸奖当成“说得好”的重要标志，这实际上等于将话语的权力、将舆论的主动权交给了别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彻底消灭绝对贫困的攻坚战，相信我们能够按时获胜。但是，针对中国扶贫减贫的舆论战，很可能刚刚开始。

对于中国扶贫的舆论，大致有以下几种状况。

第一，国内官方媒体对扶贫的报道数量相当多，覆盖面足够广，但口号式、表态式宣传较多，缺乏感染力。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脱贫攻坚最后的“老大难”，大多都是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条件恶劣，媒体记者能深入一线报道的不多，不到现场就无法亲身感受、深度挖掘，常常只是用通稿。扶贫话题远不如明星之类更容易触及记者的兴奋点。

第二，国内自媒体对于扶贫值得注意的有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或自发的正面宣传，它的问题与前者类似，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多。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查了微博热搜榜，前50名中没有一项与扶贫有关。扶贫减贫可是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若对此因感觉遥远而忽视，尚可理解，大部分自媒体处于这种状态。还有一类是拐弯抹角地嘲讽，虽然在大的舆论氛围中，对于扶贫的负面态度较少公开或直接表达，但稍加留意就会看到有关负面评价时不时就冒出来。

第三，国外舆论界对于中国的扶贫成就，要么是无端质疑，要么是沉默。虽然能看到一些国外对中国扶贫的正面评价，但多数来自是欠发达国家或西方个别学者，其中较大比例是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发表的观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扶贫成就基本上是视而不见或装作没看见。

美国是一个半神权半启蒙的有神论国家，它的道德来源完全基于上帝信仰。然而，美国国内贫困问题解决得并不好。美国还是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但美国的对外援助，对解决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同样成效甚微。中国政府声势浩大、成效显著的扶贫成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都超越了美国人信奉的上帝。对此，美国主流媒体只能保持沉默，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无奈中的焦虑。

即便对于宗教氛围较弱的欧洲，这种尴尬同样存在。直接发放高福利是解决贫困问题最简单的方式，但长此以往将会导致财政不堪重负，而且会出现越来越多无所事事、甘吃福利的懒人。与中国的扶贫相比，高福利属于“授人以鱼”，中国属于“授人以渔”。虽然有人质疑中国扶贫资金的使用也有变成直接发钱、直接输血的可能，但这种现象毕竟是少数，中国政府一直关注帮助各类贫困地区增强造血功能，不能返贫。扶贫干部总是想方设法提高贫困户的知识和技能，增强他们适应市场的能力，培养他们在现代环境中摆脱贫困的一技之能。虽然一年、二年、三年短期内可能效果不彰，但坚持下去，只要是有健全劳动能力的人，总有一天能自食其力地摆脱贫困，实现自我造血。因此，即便一个贫困户需要多年帮扶或者有可能反复，最终也能有效地避免欧洲高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中信集团在贫困地区持续扶贫28年，实际上就是针对不同的贫困户，结合国家政策、企业能力、市场变化做出及时调整，使得贫困户逐步适应现代生产方式。不同贫困户有的一次帮扶就成功脱贫，有的多年多次，最终脱贫。我们不能说针对一个贫困户多年多次帮扶投入的资金是浪费和无效。因为多年多次帮扶哪怕还不稳固，还可能反复，也与永远靠输血、靠福利解决贫困不是一个性质。习总书记要求斩断贫穷的世代传递，长期教育与短期帮扶都不能少。

因此，中国的扶贫成就对西方的宗教慈善和国家福利两种模式都提出了挑战。不论是脱贫规模、速度、收入增长率、长期有效性等硬性标准，还是仁政、恤民、国家道德、社会良心等软性指标，中国的扶贫模式都绝不逊色于西方的各种模式。而中国扶贫所遭遇的国际舆论，恰似2020年的新冠疫情：明明中国交出的成绩单是优秀的，但西方主流舆论依然在鸡蛋里挑骨头，要么装看不见，要么酸溜溜，要么颠倒黑白。

从扶贫成就到文化强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给未来中国设定了一系列战略发展目标，其中一项是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我认为，一个文化强国面对西方文化霸权应能进行相应的反击，并有效战胜西方话语体系的舆论垄断。要做到这一点应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理论建设上改变近几百年来西强我弱、西高我低的状态，增强文化自信；二是要用事实证明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有效性、普世性，打破西方数百年来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而中国扶贫事业毋庸置疑的突出成就，正可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成为夺取人类文明道德制高点的阶段性局部战役。

首先，我们应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的扶贫成就。既要有国家层面的全方位宏观展现，也要有驻村干部、扶贫对象从个体到村落的微观故事；既要有东部省市对口援助西部省份的政策倾斜，也要包含像中信集团这样长期不懈为国分忧、体现社会责任的各类企业。在充分总结这场从上到下全力以赴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升华关于中国道路发展与平衡的理论，而那些宗教慈善、国家福利、阶级斗争观念等都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要从历史变迁到横向比较，彰显中国几十年来伟大卓越的成就，将扶贫减贫的成就归纳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我们应无所畏惧地与西方价值体系短兵相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西方之间的舆论斗争必然会日益突出。热战的可能性不大，而事关话语权力、舆论主导的意识形态碰撞则难以避免。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道德攻势，中国无法避让，只有正面交锋。中国扶贫减贫的巨大成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加强对外宣传，例如适当时候在中国举办“全球扶贫减贫论坛”，邀请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宗教团体、宗教领袖共聚一堂，检验和审视中国的扶贫成果，反思和讨论各国的扶贫减贫历程，比较和鉴别扶贫领域的中国模式与西方宗教模式、福利模式的长短异同。破除西方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扶贫成就是中国巨大的道德舆论金矿，如此丰富而生动的突出成就，应该使我们无惧于西方任何道德挑战。

第三，中国的扶贫减贫成就是中国道路走向世界的探路者。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建立了“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美国很早就以向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的方式传播美国价值观，肯尼迪执政时期开始向欠发达国家大量派遣“和平队”，与传教士本质上类似。如今，美国国内贫困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向外海派遣“和平队”已经式微，但传教士依然在亚非拉扩张，他们将广义的扶贫与西方价值观捆绑在一起，曾有包括中国当年以晏阳初等为代表的移植基督教模式的中国乡村建设，效果都不理想。

总之，中国扶贫是一个已经发生和仍在继续发生的“中国好故事”。要向全世界讲好这个“中国好故事”，对于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是一项迫在眉睫的考验。尤其是当我们预料西方主流媒体会对中国扶贫成就发起舆论攻势时，这种紧迫感十分必要。讲好扶贫这一中国故事，应该成为迈向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一个坚实的脚印。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