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新建材）是位列世界500强的中国建材集团所属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平台，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也是全球最大的石膏板产业集团，石膏板业务规模达24.7亿平方米。

2019年8月28日，北新建材迎来建厂40周年大庆。同日，北新建材荣获“全国质量奖”，这个奖项代表了我国质量管理领域最高荣誉，与欧洲EFQM卓越质量奖、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日本戴明奖同为全球四大权威质量奖。此奖只授予质量领域取得卓越绩效的最杰出企业，北新建材是荣获第十八届全国质量奖的唯一一家建材企业。2016年企业荣获中国工业大奖——中国工业大奖是我国工业领域的最高奖项，并被国资委作为中央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发展新典范。这样，北新建材成为中国建筑材料领域唯一集齐工业和质量领域最高奖的优秀企业。2019年，北新建材被穆迪授予Ａ3评级，成为全球同行业最高评级，也是全球唯一进入A区间评级的建筑材料生产企业。

作为一家改革开放后才成立的国有企业，北新建材始终处于充分竞争、完全开放的建筑材料行业中。在短短的40年里，北新建材能够和航天、航空等高科技行业一起荣获我国工业领域最高奖项，北新建材在貌似平凡的建材行业里，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跨越式发展的成功之路。

平凡的行业蕴含着不平凡的使命

建筑材料革新的光荣使命

20世纪70年代，新型建筑材料已构成发达国家建材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建筑材料具有节约土地资源、利于机械化和装配化、提高抗震性能、改善室内环境等多种优点。1976年唐山大地震所造成的惨重伤亡教训我们，为了提高房屋抗震能力、减少震后二次伤害，需要更多使用轻质建筑材料，传统的“秦砖汉瓦、肥梁胖柱”式建筑亟需革新。在对国内外充分调研的基础上，1977年，国家建材部决定发展本国新型建筑材料，首先在北京北郊的西三旗建设试验工厂，这就是北新建材的前身——北京新型建筑材料试验厂。

1979年8月29日，在视察用新型轻质建材建造的试验性房屋时，邓小平同志指示：要尽快把新型轻质建筑材料工厂办起来，要大批量生产，要搞专业化生产，要讲究质量，要降低造价。小平同志的指示和关怀加快了中国新型建筑材料的发展进程。

艰难的创业历程

新型建筑材料是新鲜事物，一开始大多数人并不理解。企业产品的销售过程就是新材料的推广过程。而且，北新建材从成立之初，就要靠自己全力开拓新型建材市场。在公司成立后的十多年里，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并进行创新、开拓新产品市场、培训职工队伍，都是北新建材的主要工作。

1980年，北新建材产品商标确定为“龙牌”，同年从德国引进了我国首条石膏板生产线。1985年，企业更名为“北京新型建筑材料总厂”。1989年，龙牌产品大量应用于亚运会场馆建设，企业的产品逐步成为全国知名品牌，生产规模逐步扩大。

新型建筑材料属于充分竞争的行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新型建筑材料应用的推广，外资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纷纷在各地投资建厂。其中，外资巨头如德国可耐福、法国圣戈班、拉法基、美国BPB等在石膏板领域经历了上百年的技术积累，他们依托强大的实力强势进入中国市场，而国内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则主要靠低价竞争和仿冒高端品牌打进市场，这都极大地冲击了北新建材的高端龙牌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几家跨国企业也因亏损严重，相继退出中国市场。

在国内外竞争对手的夹击下，北新建材也曾一度难以持续，打算将石膏板业务75%的股权卖给某外资企业，甚至达成了收购协议。后来，该外资企业认为，通过市场竞争也可以打败北新建材，就没有履行收购协议。在那个艰难时期，北新建材资金匮乏、经营困难，1993年春节前夕，企业资金链近乎断裂。从1979年就进入该企业工作的宋志平临危受命，成为第八任厂长。面对资金紧张的局面，1993年春节过后，宋志平带头把自家1万元存款拿出来，由此带动职工集资400万元，纾解了燃眉之急。职工集资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也反映出职工对企业管理层的信任和支持。宋志平和企业领导班子鼓励员工团结起来度过难关，并承诺员工的工资等福利也会年年增长。企业与员工形成了互为信任的整体，打下了走出困境的“人和”基础。

面对生产经营极端困难的情况，宋志平对企业的未来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当时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弊端，员工的积极性不高。北新建材从德国引进的先进石膏板生产线，设计产能是每年2000万平方米，但是实际产量才700万平方米。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这是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宋志平把重振员工的信心放在首位，提出“房子年年盖、工资年年长、效益年年增”的目标，并且经过努力，把目标变成了现实。在企业经营困难的阶段，没有一个员工下岗，北新建材真正变成了员工的“家”。

党建和北新文化引领公司走向现代企业

党建在北新建材这样的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党建工作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与公司的领导决策、生产经营、企业文化建设等各方面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覆盖到所有的经营单位和每一个生产基地，成为支撑公司走出困境并发展壮大的有力武器，并且转化为公司的竞争优势。

宋志平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敬业爱厂”的口号，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富有内涵的北新文化，统一了员工的思想，激发了员工二次创业的热情。北新文化提倡以“企业为本”的思想处理国家、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将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运作良好作为对国家的首要贡献；企业的所有动机和出发点最终都是服务社会，追求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充分和谐；永远追求质量和信誉，珍惜企业形象；通过创新和科学管理创造企业未来；贯彻“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组建一流员工队伍。

此后，北新建材的企业形象发生了彻底改变，现代企业制度得以建立，员工信心和积极性不断提高，工作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厂区的现代化设施逐渐完善。1994年，北新建材被国务院选中作为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之一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试点。1997年，北新建材在深交所上市（000786.SZ），在引入市场机制、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也进一步解决了困扰企业发展的资金压力。企业管理层认识到，在国有企业改革政企分开的大背景下，要将公司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新型建筑材料技、工、贸综合产业集团，企业必须学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断壮大自己才能够生存和发展。

聚焦石膏板主业，进行全球产业布局

20世纪90年代末，新型建筑材料的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导致了石膏板产品的价格战。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石膏板市场价格从每平方米20元跌至6元，给北新建材带来了新的困境。由于石膏板主业遭遇了重大冲击，北新建材在上市后，开始探索企业产品向有限多元发展，试图开发矿棉板、涂料、五金件、门窗、塑管、纤维水泥板等一系列新产品。在这个阶段，石膏板等老业务继续保持产供销分开，在管理上实行“强干弱支”的总部集权模式；新业务部门由于独立性相对较强，实行“弱干强支”管理模式。

不过，新业务在“弱干强支”管理模式下，由于投资额大、技术标准高，财务绩效差强人意。而实行“强干弱支”管理模式的老业务部门，由于总部对生产、采购、财务等方面管理较严，容易出现决策僵化、运行效率低的问题。由于远离市场第一线，总部对市场变化感觉不灵敏、反应迟钝；一线销售部门又缺乏整体全局观和能动性。这些管理短板导致北新建材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下风。面对产品积压、价格下滑的困境，生产、销售等部门互相指责。有限多元战略并没有获得资源和经营协同效应，公司利润不升反降。

明晰主业，打造世界级工业标杆

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明确要求国有企业要明晰主业，力争成为行业排头兵。2004年，北新建材前任董事长宋志平升任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新任董事长曹江林、总经理王兵和领导团队一起认真分析了北新建材的十大系列产品，认为石膏板业务拥有多年积累的技术和品牌基础，公司要想实现绝地反击，只有石膏板业务具备翻身奋起的基础。经过反复研究，公司决定：聚焦石膏板主业，计划用三年时间，将产能从4500万平方米增长到3亿平方米，达到全国第一。公司把这个战略目标刊登在《中国建材报》上，等于倒逼自己，进行背水一战。

北新建材领导层做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在把握了石膏板市场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决策。在2004年前后，中国石膏板市场的人均消费量不足0.2平方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比较，相差几十倍。上述决策，体现了公司领导层对行业发展机遇的敏感及公司自身竞争优势的自信。2006年，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发展，公司领导层又提出“再用三年时间实现石膏板业务亚洲第一”的战略目标；2009年，公司进一步把战略目标调整为“再用三年实现全球第一”；2012年又提出“再用三年实现石膏板业务20亿平方米”；2017年，北新建材又出台了30亿平方米的石膏板产业规划，并开启全球化产业布局，选择了坦赞铁路为起点——坦桑尼亚，这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作为石膏板项目全球布局的第一站。

由于明晰了公司发展的主业，公司发展步入快车道，石膏板业务规模从最初的4500万平方米，增长到了2018年度的24.7亿平方米，稳居全球第一，超额实现了公司的战略目标。2018年，公司开始探索新的业务增长点，不断优化业务组合和地域组合，重点是“做强做优，全球布局”，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工业标杆。2019年8月28日，公司举行了50亿平方米石膏板全球产业布局暨防水业务启动仪式。

收购山东泰和，开启产能全国布局

在我国石膏板市场中，北新建材的龙牌产品属于高端产品。在中档产品的生产企业中，位于山东泰安的泰和企业拥有十几条石膏板生产线，产能1.5亿平方米，是当时石膏板产能最大的企业。2002年，由于资金紧张等多方面原因，山东泰和希望被北新建材收购。由于泰和生产线技术水平较落后等原因，北新建材当时放弃了收购。

2005年，新一任总经理王兵力排众议，提出联合重组山东泰和的几条理由：可以获得一个技术团队；在北新建材资金的支持下，山东泰和可以很快提高技术水平；北新建材可以通过山东泰和，迅速进入并占领中档产品的制高点，进行产能全国布局，实行“3年3亿平方米”的战略目标。于是，在中国建材集团领导的支持并参与指导下，北新建材抓住了全国布局的最佳机会，通过增资获得了山东泰和的控股权，更名为“泰山石膏”，并帮助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升级，获得了优异的投资回报。2016年，北新建材通过定向增发，获得了泰山石膏剩余的35%股权，泰山石膏成为北新建材的全资子公司。这次整合以后，北新建材从过去仅仅覆盖高端市场，扩展成为覆盖高端、中端市场，两家公司在品牌、技术、营销等方面实现了优势互补。以此为起点，北新建材开始在石膏板领域进行扩张性发展。

开发脱硫石膏，超前布局护城河

过去，石膏板生产主要原材料是天然石膏。天然石膏矿往往分布于偏远地区，远离石膏板的主要市场地区，原材料与市场的远离限制了市场的开发。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大背景下，燃煤电厂实施烟气脱硫成为环保的必然要求，电厂大量的工业废弃物——脱硫石膏，正好可以作为石膏板的原材料。而且，燃煤电厂大多位于城市附近，正好协调了石膏板的原材料和市场。北新建材抓住了这一机遇，深度参与燃煤电厂环保脱硫，采用全球主流的湿法脱硫技术，充分利用燃煤电厂的脱硫石膏作为原材料，进行生产布局。

在与山东泰和重组成功后，两家公司携手筹划脱硫石膏板的全国布局。双方认真分析了全国燃煤电厂的装机容量、合格脱硫石膏的分布信息、石膏板市场的未来潜力等行业情况，共同制定了国内围绕燃煤电厂全面覆盖中高端石膏板市场的规划。北新建材迅速抢占了燃煤电厂周边具有市场优势的区位资源，在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湖北、辽宁、四川等地建立了大型石膏板生产线，在原料供应、市场潜能、物流优势等方面全面获得先机，实现了拥有战略性原材料的绝对优势。北新建材还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开发了以脱硫石膏为原材料的年产3000万平方米的石膏板生产线成套技术，能够大规模消化燃煤电厂的脱硫石膏，并大力进行管理创新，降低投资成本和物流成本，降低投资盈亏平衡点。通过战略布局、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等综合措施，北新建材在石膏板面对行业对竞争对手超前布局了“护城河”。

打造中国高端自主品牌

持续技术创新，保障公司产品领先全球

欧美的住宅建筑已经淘汰了砖砌块，全面采用石膏板复合墙体。北新建材在建筑新材料领域，先后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试验、自主开发、力争世界领先四个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公司从德国引进了年产2000万平方米的石膏板生产线，从无到有，具有了大规模生产石膏板能力；1997年公司上市后，自主设计建造了年产2000万平方米的石膏板生产线，掌握了装备自主研发设计能力；2003年，公司在山东枣庄设计建造了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档大型石膏板生产线，实现了在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之后，公司从研发成功采用电厂废弃物——脱硫石膏代替天然石膏的大型石膏板生产技术开始，陆续设计建造了年产4000万平方米、5000万平方米、6000万平方米的大型石膏板生产线，技术水平全球领先。2015年，公司在浙江嘉兴设计建造了年产1亿平方米的绿色化、智能化石膏板生产线，实行“近零排放”的环保标准，领先全球。该产品已在龙湖冠寓高级公寓、北京新机场等标杆项目进行示范使用，并获得高度认可，已成为北新建材走向海外市场、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建厂时最让合作伙伴信服认同的王牌产品。

北新建材原创研发成功的“鲁班万能板”，成为内装装配化的革命性创新产品，入选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公司推广“以石膏板复合墙体替代砖头砌块、矿棉板替代高价定制铝扣板吊顶、鲁班万能板替代木材油漆壁纸壁布、金邦板替代石材”的四个替代，以鲁班万能板为核心产品的“全屋装配”系统，实现“个性化设计、工业化生产、装配化施工、无需晾味即装即住”，彻底解决国内客户的装修污染痛点和海外客户人工费高昂的痛点。在提升品质性能和环保健康的同时，可约增加10%套内面积、降低20%成本、缩短30%工期、提升50%质量性能、实现100%全周期绿色化。

卓越绩效管理，促使经营业绩实现高质量发展

1994年，北新建材率先在业内导入质量管理体系，用先进的系统化理论方法规范公司产品质量管理过程，并于1995年通过了中国质量协会质量保证中心的认证审核。其后，又先后导入了规范公司环保行为、员工健康和生产安全的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体系，推动了企业从粗放型管理转化到规范化、系统化管理。2009年，公司导入卓越绩效模式，从经营发展和管理质量的角度，全方位审视公司的管理过程和管理绩效，形成独具特色的QEMS管理体系，并不断充实完善管理体系的内涵。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北新建材制定了“审慎投资、稳健经营、严控风险、有机增长”的经营原则，持续打造360度无死角的三张财务报表，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经营业绩指标。2015年，公司荣获“中国最佳股东回报上市公司奖”；2018年，公司入选沪深300指数和深证100指数。2018年度，北新建材期末总资产179亿元，实现营业收入约12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4.7亿元，实现经济增加值（EVA）约20亿元，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27.8亿元，资产负债率降至19.37%，实现销售净利润率19.7%，总资产报酬率（ROA）16.8%。2004-2018年，北新建材实现年均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27.5%。截止2018年度，公司连续8年按可分配利润30%左右现金分红，累计分红34亿元。

公司从2015年开始推行“投资1亿、年净利润5000万”的六星标杆企业计划，以巴菲特旗下的美国石膏公司作为对标企业，努力打造业绩良好、管理精细、环保一流、品牌知名、先进简约、安全稳定的六星企业。2018年度全国70家基地公司已有24家实现六星标杆企业标准，其中四川广安北新更是实现了“投资1亿，年净利润1亿”的红色标杆企业。

制高点战略构筑公司竞争优势

为了构筑竞争优势，2006年，北新建材制定了“制高点”战略，将“品牌建设”和“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两大战略引擎，围绕行业关键成功要素，构筑竞争优势，制定并实施质量、技术、品牌、客户、项目、渠道、标准、布局等一系列抢占制高点策略。经过多年持续努力，公司打造的高端自主品牌“龙牌”，先后荣获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免检、国家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选材之最、鲁班奖工程功勋供应商、中国五星级饭店装饰材料首选品牌、中国房地产500强墙体吊顶首选品牌等多项国家及行业顶级荣誉。

北新建材的产品，广泛应用于人民大会堂、奥运会、世博会、天安门城楼粉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国家重点工程，以及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中关村示范区基地，北京国贸建筑群、上海陆家嘴建筑群等各地地标建筑，乃至各大银行、著名公司总部、五星级酒店、直到千家万户房地产和住宅装修工程。据统计，国家重点工程、全国各大地标建筑和获得鲁班奖等国家工程奖的高品质建筑90%采用的是北新建材“龙牌”系列产品。龙牌净醛石膏板系统成为APEC、G20等国家重点工程独家指定产品，为广大客户打造“零甲醛空间”。

绿色建筑理念引领产业未来发展

北新建材是国家级创新型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CNAS认证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截至2018年底，北新建材累计申请专利3945件（发明专利1000件），授权总量3027件（发明专利255件），总有效专利2476件；申请PCT国际专利37件，已获得授权6件。专利申请量和保有量一直保持全国建材工业企业遥遥领先。

经过对国内外绿色建筑实施标准的大量研究，北新建材提出了“绿色建筑未来”的产业发展理念，总结出绿色建筑六要素：节能、环保、安全、低碳、舒适、生态，并倡导用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建筑来改善人类居住环境。公司自主研发的净醛石膏板的甲醛分解效率全球领先；相变石膏板技术在全球率先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突破。公司致力于为各类建筑提供“净醛石膏板系统”等创新产品和墙体革新、内装工业化、装配式建筑解决方案，开创出一条中国传统制造业自我革新转型升级之路。

北新建材自主开发利用100%工业副产品脱硫石膏为原料，所生产的纸面石膏板成套工艺配方和技术装备，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并率先在国内推广应用，为燃煤火电厂大量副产品脱硫石膏的高效循环利用提供了新途径。按目前北新建材24.7亿平方米石膏板产业规模计算，每年可消纳工业副产品脱硫石膏2470万吨，折合减排二氧化硫约930万吨，减少碳排放约449万吨，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成为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标杆，荣获中国十大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和中国绿效企业最佳典范奖。

双线择优，创新管理模式

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既要加强管理，又要提高活力，“抓”与“放”二者之间似乎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北新建材独立探索的“双线择优管理模式”，在解决“加强管理”与“提升活力”的矛盾方面做出了有效的尝试。2016年，“双线择优管理模式”荣获全国国企管理创新一等奖。

“四个充分”原则是双线择优管理的基础

2004年，在重新将石膏板业务确立为公司主业以后，公司领导层通过对管理模式全面反思，进行结构调整和流程再造。2005年，北新建材决定将所有业务统一实行事业部制，并按照产品专业性组建了三大事业部：石膏板事业部、岩矿棉事业部及住宅产品事业部。为了平衡总部和事业部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公司领导层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四个充分”原则：充分信任、充分授权、充分透明、充分监督。具体来说，上级对下级要充分信任、充分授权，下级要接受上级的充分监督，并对上级充分透明。各个事业部的财务均由总部垂直管理，财务经理由总部委派。

随着石膏板业务的扩大，单一事业部的管理模式逐渐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2012年，石膏板事业部一分为四，此后公司决定将决策中心前置到市场第一线，组建全业务的区域公司，代替之前的事业部模式。经过调整，共形成了西北、华东、北方、华中、南方、东北、西南等七家区域公司。从性质上来讲，区域公司是虚拟公司，但是模拟实际公司运行。与事业部制度相比较，区域公司经营决策的独立性更加充分，授权程度更高，更有利于调动区域公司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在总部层面，则根据职能调整为采购部、运营部、营销部、项目部、研发部等五大职能部门。

双线参与及监督业务运行是双线择优管理的核心思想

面对新的市场形势，新一轮的管理探索势在必行。为了满足一线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提升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北新建材依据“四个充分”的管理理念，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金字塔管理模式及经典的矩阵式管理模式反复对比，探索实行双线择优管理模式。在双线择优管理模式下，公司将本部定位于实体经营公司而不是控股平台公司，在本部设立精益生产、战略营销、采购商务等双线择优部门，同时经营决策重心前移，由模拟自主经营主体的区域公司承担。

双线择优管理，指的是在公司业务的运行过程中，重要决策事项不是由一个部门独立“黑匣子”运作，而是由第二个部门有权参与、审核，有责任提出优化和替代方案。两个部门作为两条线，没有主次之分，每一条线都可以提出更加优化的方案来替代另一条线原有的方案。在双线择优的过程中，总部和区域公司，上级和下级的僵化的界限被打破了，彼此之间“充分透明、充分监督”，从而使得公司在采购、生产、销售、技术等维度采取更加优化的方案，并且会持续地进行动态调整。

北新建材最先在采购领域实行双线择优管理模式。总部的采购商务部是统一的采购平台，负责石膏板等材料的集中采购；区域公司也设立采购部门，可以对采购商务部的采购价格、供应商提出异议，在合理范围内，可以自行采购，并且其供应商会被采购商务部评估后纳入供应商名单。例如，2015年下半年，由于华中区域公司附近的阳逻电厂脱硫石膏质量不稳定且价格上涨，华中区域公司暂停从阳逻电厂采购，转而从较远的华东地区进货。总部的采购商务部从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多次洽谈，使阳逻电厂重新与北新建材华中区域公司合作，并且保证产品质量，每年谈判一次，确定价格。增加了华中区域公司的供货渠道，降低了远距离运输成本。

在采购双线择优管理的成功实践基础上，北新建材又在生产、技术、投资等领域全面推行双线择优管理模式。例如，公司所有生产基地实施竞价生产，总部根据综合成本最低原则，考虑不同生产方案下的生产成本、物流成本，统筹安排总体生产规划。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总部职能部门和区域公司信息透明和互补，可以同时进行评估，以保证项目的可行性。通过竞价生产、竞价采购、竞价销售等一系列措施，有效促进了效率提升和效益改善。

一体两翼、全球布局，创造新的辉煌

40年来，北新建材始终坚守初心、砥砺前行。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实现向“世界第一”的跨越。北新建材将以“推进建筑、城市、人居环境的绿色化”为使命，致力于发展成为拥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核心业务排名世界第一、具有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打造世界级工业标杆。

脱胎于传统的国有企业，作为央企的北新建材，现在已经是一家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北新建材的企业文化从“敬业爱岗、以厂为家”的“人和”基因，做实了“绩效为荣”的文化，融入“创新”和“发展”文化，强调人文关怀和公司对员工的责任，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公司的目标，逐步形成以“敬业爱岗、绩效为荣、创新发展、以人为本”为丰富内涵的北新建材“人和+标杆”文化。北新建材正在努力打造“战略、经营、管理优于外资同行，成本、效率、服务优于民营同行”的绩优上市公司。

在北新建材成立40周年之际，公司领导层确立了“一体两翼，全球布局”的新发展战略。一体就是以石膏板业务为核心，做好轻钢龙骨、粉料砂浆、矿棉板、岩棉、金邦板等“石膏板+”配套延伸产品业务，以及全球原创鲁班万能板全屋装配体系，构建一个完整的产品技术解决方案；两翼为涂料和防水材料。全球布局是以石膏板为龙头产品，逐步开展全产品系列的全球布局。目前，北新建材资产负债率仅20%，但在石膏板领域已经做到国内60%的市场份额，“一体两翼，全球布局”战略可以帮助公司进入更大的业务领域，取得更辉煌的发展。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在金融领域，大数据技术已经得到银行业的广泛使用。我国多家银行纷纷开始为进一步收集和分析大数据而建立新的平台，将传统数据仓库与大数据系统有效结合。风险管理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核心，运用大数据推动银行业风险管理转型已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大数据 风险管理 数据安全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各种信息化设备和应用系统所产生的数据量的年均增速超过50%，预计到2020年全球产生的数据量将达到44ZB（44x10²¹B），数据量的指数型增长显著改变了当今社会的竞争方式和经营方式。对于银行业来说，大数据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选择正确的技术，对银行拥有的海量数据进行全方位、系统化地分析与挖掘，参考有价值的结果并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提高风险控制技术和水平，进而在竞争中保持长期优势。

大数据环境下银行业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技术在银行业风险管理方面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变革了整个金融行业的业务模式，创造了新的业务价值，提供了更好的管理工具，将为银行风险管理转型提供良好的战略契机。但是，银行业在推广大数据风险管理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从银行风险管理的公司治理层面来看，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变化。2014年，以大数据思维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使传统商业银行受到极大冲击，商业银行由此迈入转型期。2018年，银保监会已经将银行数据治理作为董事会、高管层的职责之一，提高到公司治理层面进行风险管控。这也对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从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来看，商业银行以结构化数据为主的传统风险管理体系无法满足和适应日新月益的数据形式。同时客户群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信用水平参差不齐，仅仅依靠分析传统的客户数据是不够的。金融机构必须过滤更多的数据来识别欺诈行为，需要寻求一个有效的方法来建立动态风险视图，在管理信用风险环节具备实时数据录入和动态信用风险评估的能力，以提高风险控制模型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内部数据的实效性。

第三，从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技术来看，从国外引入的风险控制模型的适用性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中国大多数银行的风控模型主要从国外引入，基于其本身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复杂性，再加上信息不全等诸多因素的困扰，所引进模型的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目前多数国内银行开始在参考国外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基础上制作了“中国版本”。“中国版本”的风控模型也有一些突出缺点：一是中国企业信用贷款过于依赖政府授信和国有企业，这种粗放式信用风险管理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容易出现不良贷款。二是过高的信用审核标准使得大量个人贷款申请人无法通过审核，银行无法为更多人提供服务，特别是在信用消费领域无法实现“普惠金融服务”这一目标。

第四，从银行业大数据风险管理的基本环境来看，由于大数据风控对海量数据的储存与革新优化要求较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传统风险管理主要采用批量处理的形式，与大数据风控要求的高时效性、精确性存在差距，由此带来的信用风险也是银行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世界银行业加强大数据风险管理的现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主动风险管理的新模式，在加强信用卡欺诈检测、金融犯罪合规、信用评分、压力测试和网络分析等领域，大数据分析技术在风险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跨国投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大通通过生成大量有关其美国客户的信用卡信息和其他交易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将消费者市场划分为更小的细分市场，并可在几秒钟内生成报告。

    相比于美国，欧洲仍处于大数据技术利用的早期阶段。英国Big DataFinance（2015-2019）制定并开展了关于“金融研究与风险管理”的大数据创新培训网络计划，开发和实施大型复杂数据集的实证金融和新的风险管理定量和计量方法，这增强了欧洲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

在德国，德意志银行利用大数据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该行开发的最新软件系统Hadoop，主要用于大型和半结构化数据的查询和统计分析，且表现良好。欧盟议会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25日正式实施，该条例适用于任何收集、传输、保留或处理涉及到欧盟所有成员国内个人信息的机构组织。

中国银行业不断创新风险管理体系

为了有效防止信用风险的发生，近年来我国多家商业银行依托大数据技术纷纷建立了内部安全机制与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加强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识别和评估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在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反欺诈能力等领域，工商银行2014年自主开发了风险监测大数据服务平台——电子安全智能服务平台，已经累计为150多家银行提供风险相关的大数据服务，对推动银行业加强风险防控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农业银行通过运用非结构化MPP（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大规模并行处理）和HDFS（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之间的融合，对整个系统运行的安全状况做出判断，从而实现了客户的统一视图、产品的统一管理以及客户的精准营销和风险管控等等。

在大数据平台的运营及监管方面，中国建设银行建立了专属“模型试验室”，基于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支持大数据模型的研发，全面服务于实时数据的提供交付与银行决策的制定。

为实现业务数据的集中整合，提升业务效率，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实施了EMCGreenplum数据仓库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了近似实时的商业智能和秒级营销，银行业务运营效率得到全面提升。基于数据仓库，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可以从交易、服务、风险、权益等多个层面分析数据，其营销团队可以对客户按照低、中、高价值进行分类，并且根据银行整体经营策略提供相应的个性化服务。

银行业风险管理变革的几点建议

    大数据背景下，银行业风险管理变革势在必行。要引入大数据思维，通过大数据技术优化风险管理中数据搜集、风险分析、模型应用、管理决策等各个环节，最终构建智慧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为此，银行业应该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打造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体系。

大数据风险管理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和银行机构都应顺应时代潮流，强化顶层设计，积极应对。政府部门应以现行立法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数据权属、数据管理、关键基础设施、稳定性保障、数据安全等相关专门性法律，着力改善数据信息共享的使用环境。银行机构应制定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管理战略和体系，加强风险限额管理、风险评估、风险奖惩、风险责任约束等。

第二，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保障数据信息安全。

首先，监管部门要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顺应风险管理从静态数据向动态数据转化、从人为判断向模型分析转化、从零散管理向体系管理转化的趋势，加强对云端数据服务商的监管。在出台相应的数据保护机制的同时，积极开展应急处置、风险评估和安全控制的能力建设。

其次，银行要用大数据的思维和理念来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理顺部门间的职责分工，淡化部门色彩，彻底打破以往小数据模式下形成的部门、机构、区域、产品间数据信息分隔管理以及由分支机构各自分散识别风险的做法，形成按客户集中统一管理数据信息和高效协调机制。

第三，加强数据安全防护，有效抵御数据安全威胁。

大数据平台作为维护银行业各项业务正常运营以及降低风险事件发生概率的重要工具，有效的技术支撑是保障大数据安全可靠、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的关键。一是进一步加强数据安全防范技术研究，促进数据安全防范信息和修复举措的收集与共享，健全数据价值流通体系、提升数据开发利用的社会价值和科技价值。二是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传输、共享及销毁等关键环节，及时共享技术清单，确保在遭受到潜在的安全威胁时具备解除风险的技术水平及能力。三是银行要加强对相关部门数据安全责任人的管理，明确其数据访问权限、异常行为告警处置，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加强数据安全日常运营工作，降低数据被外界干预或操纵的风险。

    第四，提高大数据风控模型技术，加强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我国银行业要进一步加强大数据风控研究，提高风险控制模型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内部数据的实效性。同时加大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力度。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相对成熟的公民隐私权保护法律体系，应当完善分散在各部门法之中的隐私权保护细则，并在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其薄弱之处。

（编辑 宋斌斌）

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努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实现我国能源独立的进军号。怎样贯彻落实？  

寻找差距 加大勘探开发力度

大国的历史说明，国内油气资源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国内发达的石油业是主动、有效利用国外油气资源的基础。

石油是商品，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对某些霸权国家来说，石油也是扼杀他国经济，颠覆他国政权的武器。世界上确有若干国家完全依赖进口石油实现了现代化。有人以此为据，主张我国效仿，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如果走这样的路，将付出改旗易帜和甘当附庸的代价。

几十年来，我国油气产量增长已居世界前列，但是产量增长赶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石油超过70％，天然气超过40％，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就综合国力和在世界石油业中的“话语权”而言，我们还与美国有很大差距。值此世界大变局时期，我国油气需求存在这样高的对外依存度，显然是我国能源安全的软肋。

    从新中国大规模油气勘探开发实践看，历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都已证明我国资源丰富。其中常规油气探明程度比较低，分别不足四成和二成，而非常规油气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勘探开发程度既不平衡，也不充分。我国有含油气前景的地区，已颁发许可证进行勘查开采的面积仅占其一半左右。中美两国有利勘探面积相近，但是开发投入却相差悬殊。以每年完成探井为例， 1938-1998年，美国平均每年完成探井8680口；而我国探井一般只有1000-2000口，投入最多的近十年，也只达到3464口，其中，辽阔的海域，每年仅完成92口探井。

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

目前来看，在今后10-20年内彻底扭转我国油气对外高依存度局面比较困难。美国长期在高依存度下为保障油气供给，抓进口安全的三项措施、抓本土资源开发的五点办法值得我国研究借鉴。

我们应努力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成互为表里的关系，“里子”就是国家能源安全。只要可获得性、经济性允许，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应尽量多利用、多储备国外资源；与此同时，国内开发工作丝毫不能松懈，要多找储量，多建产能，并选择部分“富集高产”储量“建而不采”或“建而少采”，以备不时之需。

坚持“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发展道路

实践证明这条路在我国是可行的。延长油矿成长为我国第四大油公司，鄂尔多斯盆地成为全国第二大油气区，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油气上游产业的技术和装备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使“上山下海进大漠”开发油气的夙愿变成了现实。在引进外国公司共同开发油气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众多各种体制的中小油公司。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低品位”资源充分利用；有利于拿下久攻不克的油区；有利于已废弃油气田“起死回生”；有利于开拓新的勘探领域；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有利于回收“落地油”。国家需要各类大中小公司组成的完整产业链，而不是某个极端。要走这条道路，必须解决“船和桥”的问题，做到资源开放、资料共享、有效投入、技术服务，有效监督。

   面对形形色色的油公司，政府服务应分类施策。外国中小油公司是和现代石油工业同步成长的，属于“资本和知识紧密结合型”，到中国来开发油气只是“战场转移”。中国中小油公司大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半道出家”，属于“资本与知识急待结合型”。对于前者，要帮助它们摆脱“水土不服”；对于后者，要帮助它们熟悉石油上游产业，从易到难向前发展。

鉴于陕北十年“石油潮”走过的弯路,矿权放开的力度应与政府的执政能力相适应，避免重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老路。

协调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

发达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国家、企业两个层面油气经营管理目的存在差异。这次“低油价”有助人们加深这方面的认识。

   2010-2015年，全国原油产量持续上升，年均增长200万吨；2016-2018年油价下跌，全国原油产量下降了2545万吨，每年减产800万吨。而且，无论海上、陆上，东部、西部，新区、老区，所有的油公司均在减产。与此相应，上游业投资明显减少。以中石油为例，2010-2014年，年均投资1607亿元，最高1829亿元；近三年年均投资1262亿元，最低1100亿元左右。显而易见，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断崖式”下跌的国际油价，各油公司为保持利润主动关闭部分油井所致。

    近三年全国原油減产达11.8％。其中，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和延长及地方降幅分别为9.3％，10.5％，16.0％和27.9％，民企降幅有的高达五、六成。从这组数字不难看出，央企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中石油更是咬紧牙关顶起了原油生产的“半边天”。显而易见，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对石油等央企，在改革中还不能简单地强调它们只是“管理资本”，而要担负起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

鉴于上游业“长周期”的特点，国家应设立“石油勘探开发基金”，在“低油价”时期反哺石油业和保持上游业有足够的投入。

发达国家的石油业，大多经历过早期“乱开滥采”，继而政府强力监管，最后实现“由乱到治”的过程，对“两只手”的辩证关系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与这些国家相比，我们认识上有误区，实践上有差距。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石油上游业的特性考虑不够，在油气开采阶段缺乏调适能力。能源主管部门变动过分频繁，而且未能在认真分析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用法律确立新主管部门的职责和权力。机构重组时，原部门的骨干很少进入新部门，影响了工作的连续性。近年来发生的“气荒”，页岩气招标和拍卖效果欠佳，都说明“看得见的手”，既要敢管还要会管。

 “依法治矿”要实现全覆盖

   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强开釆阶段管理。要狠抓提高采收率和储量动用率，这是石油上游业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最现实的抓手。截止目前，全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采收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可采储量就可在目前的年产量水平下多生产2年。全国探明未动用石油储量80多亿吨，动用一半，采油速度即使低至0.5％，也可供新建产能2000万吨；探眀未动用天然气储量5万亿方，动用一半，采气速度1％，也可新建产能250亿方。加上带动技术服务业增加的效益，足可以开拓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外，要在承认矿产资源“级差性”的基础上，修订完善矿权管理和税费制度，使临时性的财政补贴政策，转变为激励开发油气的长效机制。

“开源”和“节流”两手抓

   我国单位GDP的能耗远高于发达国家，节能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规划未来的时候，切忌以“美国生活方式”为样板。美国年消耗石油高峰值为9亿吨，人均3吨。中国若以人均3吨石油为标准，每年就需要40亿吨左右，大体相当全球的原油年产量，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开源节流”应该是我们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国策。 

加大投入，提高效益

开发油气是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按经济规律办事，工作对象选择上必然是“先易后难”、“先肥后瘦”。一般来说，非常规油气比常规油气开采难度大、成本高、污染环境概率高。为了今后持续发展，暂时不计成本对非常规油气开辟若干“先导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进行商业开采，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深化“老区”，开拓新区

油气田产量自然递减，这是客观规律。为了减缓递减，需要采取各种增产措施；为了保持一个油区（盆地或盆地群）的稳产和上产，需要持续开拓新领域，探明新储量，建设新产能。所以石油上游业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行业。

和建国初期不同，现在的工作对象不仅有新区，而且有“老区”。世界上主要油气生产国，都高度重视“老区”的稳产和发展。美国近半个多世纪来，80％的新增可采储量来自“老区”。当前世人瞩目的非常规油气主要产地也在“老区”里。和美国相比，我国的石油地质条件更复杂，“老区”工作和认识程度低得多，因而潜力更大。在我国，政府能源主管部门频繁变动，“老区”工作成了薄弱环节。个别“老区”，如松辽盆地，大庆长垣油田产量递减，而其外围的储量、产量接替不上，造成了全局被动。

    目前看来，制定油气发展规划时应分层次提升力度。

   新时期、新征程中，“爱国、奉献”精神依然是石油业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须臾不可或缺；与此同时，要有进一步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新机制，也要努力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条件，增强艰苦行业的凝聚力。

    （编辑  季节）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费持续增长。据全球多家机构预测，到2040年，油气在一次能源供给中的占比仍将保持在50%以上。油气主体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将得益于页岩油气的贡献。美国页岩革命的成功使美国的油气自给率大幅度提高，由天然气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降至接近10%，2023年将实现完全自给。

我国页岩油气资源丰富，初步评价结果位居世界第三位，是建成千万吨级产量油气田最现实的战略接替资源。但是，我国主要为陆相页岩油气，具有不同于美国海相页岩油气的显著特点，美国技术在我国难以完全复制。我国能否像“陆相生油理论”一样，掀起一场“陆相页岩油气”革命，关乎国家能源安全，关乎百万石油人就业岗位，也关乎能否在世界“页岩革命”中抢得先机并从海外获取页岩油气资源的战略问题。

美国页岩革命的影响

页岩油是富存在富有机质页岩层系（包含页岩中致密碳酸盐和碎屑岩夹层）的石油，天然气则叫页岩气。这类油气藏与常规油气藏的不同特点，一是“自生自储”，油气运移距离十分有限；二是非构造高点控制，往往分布于烃源岩发育的斜坡区或洼陷的中央区，分布范围广；三是资源丰度低，必须经过大规模人工压裂改造才能实现油气藏的经济有效开发。

美国的页岩气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偶遇发现阶段(1821～1975年)。这个阶段经历的时间比较漫长，页岩气年产量小于10亿方。第二，探索阶段(1976～2005年)。此期间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展页岩气开发探索和技术研发，2005年页岩气产量突破了200亿方。第三，快速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从2006年起，美国页岩气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到2017年，页岩气产量达到了4747亿方，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50.5%。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简称EIA）预测，在基准情形下，到2040年将达到7154亿立方，占比约为67%。

在页岩气开发取得成功后，相关的技术被引入了页岩油的开发，带动了美国页岩油的快速发展。美国页岩油发展也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探索阶段(1953～1986年)，开发活动主要集中在巴肯(Bakken)页岩区，产量比较低。第二，起步阶段(1987～2006年)，以水平井技术的成功应用为标志，开发活动扩展到了伊格尔福特(Eagle Ford)页岩油区。第三，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以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的应用为标志，开发活动向其他页岩区拓展。到2017年，美国页岩油产量达到了16.2亿桶，占美国石油总产量的47.6%。据EIA预测，在基准情形下，到2040年将达到630万桶/日，在美国石油总产量中的占比将达到61%。

美国页岩革命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改变了世界油气贸易流向，影响着大国外交。第二，改变了人们对油气资源稀缺性的认识，随着对世界其他含油气盆地油气资源的重新评价，油气可能会从稀缺的资源转变为比较丰富的资源。第三，致使国际油价走低，促进天然气价格分化。第四，加快了美国能源独立的进程。第五，促进了美国GDP增长与政府收入增加。到2035年，美国油气基础设施建设将为GDP贡献1.5万亿到1.89万亿美元。第六，增加了就业岗位。2017～2035年间，美国油气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每年将提供82.8万到104.7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现状及发展趋势

勘探开发三个基本阶段

中国页岩气是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国家石油公司在积极实践中快速发展起来的，其勘探开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学习借鉴阶段(2003～2008年)。2003年，我国学者开始关注美国页岩气的勘探开发及研究进展。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启动了对中国页岩气早期资源潜力分析项目，对我国重点领域主要烃源岩层系的页岩气形成条件进行了研究。2008年，对四川盆地页岩气成藏地质条件和中国页岩气资源潜力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这一期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启动了对北美页岩气新进展调研和中国页岩气有利区的筛查工作。

第二，选区评价与探井实施阶段(2009～2012年)。中国石化于2009年完成了中国石化南方探区页岩气选区评价，明确保存条件对南方复杂构造区页岩气富集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2012年11月，涪陵焦石坝地区焦页1HF井在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下部优质页岩段压裂测试获得日产20.3万方的页岩气流，实现了中国石化海相页岩气勘探的战略性突破。中国石油于2010年在四川盆地威远地区钻探了页岩气直井评价井-威201井，在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测试产量0.3万方～1.7万方/天。 2011年，钻探了宁201-H1水平井，10段压裂试气，测试产量15万方/天。

第三，规模建产阶段(2013年至现今)。中国石化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全面启动了涪陵页岩气田焦石坝区块一期和二期各50亿方的页岩气产能建设。2017年底，已经建成产能100亿方，累计产气154.68亿方。此外，在四川盆地及周缘的页岩气勘探又取得一批新发现。

中国石油于2013年启动长宁威远和昭通两个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建设。第一批页岩气开发方案，建设产能25亿方。2016年第二批页岩气开发方案获得通过。2017年，年产120亿方的开发方案获批，当年实现页岩气产量30亿方。

2012年9月，陕西省设立“延长石油延安国家级陆相页岩气示范区”，云页平3井区单井日产量均在2万方左右。预计到“十三五”末，将建成页岩气产能10亿方。

中国页岩气发展前景及挑战

发展前景：不同单位采用类比法或体积法对我国页岩气资源进行了初步估算，虽然结果相差较大，但都在10万亿方以上，说明我国页岩气资源比较丰富。预计在政策支持和市场开拓顺利的情况下，2020年有望实现页岩气产量200亿-300亿方，而到2030年可望达到800亿-1000亿方。  

面临的挑战：中国的页岩气勘探开发面临四方面挑战：一是深层页岩气地应力高，页岩脆性降低，压裂难度大；二是低压和常压页岩气单井产量低，一般小于5万方/日；三是陆相页岩气储层相变快，粘土含量高，尚未形成适应性工程工艺技术；四是页岩气开发成本普遍较高。

中国页岩油勘探开发现状及发展前景

勘探开发基本阶段

中国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大致经历了“常规石油”兼探、“非常规页岩油”探索以及针对性技术攻关和新一轮评价、部署三个阶段。

第一，与“常规石油”兼探阶段(2010年以前)。这一时期在鄂尔多斯、渤海湾、江汉等盆地烃源层系均发现了泥页岩裂缝型油气，但总体上储产量规模有限，发展较为缓慢。

第二，“非常规页岩油”探索阶段(2010～2014年)。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选取了若干典型盆地，在凹陷边缘构造高部位部署了一批页岩油专探井。

第三，针对性技术攻关和新一轮评价、部署阶段(2014年至今)。2014年以来，在国家“973”计划和油气重大专项支持下，陆相页岩油地质评价及开采关键技术攻关全面启动，并取得了可喜进展。

发展前景面临的挑战

据美国EIA估算，我国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为43.7亿吨，这一评价明显偏低。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团队初步估算，中国陆上主要盆地页岩油资源量为186亿吨。

我国页岩油起步于2010年，先后在准噶尔、鄂尔多斯、渤海湾、松辽和江汉盆地等取得了点上突破，最高单井日产量达到116.8吨。但多数井日产量在20吨以下，生产成本高，投资效益低，实现大规模开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针对陆相页岩油特点的有效开发技术。我国的富有机质页岩以陆相的湖泊沉积为主，具有油质重、粘度高、流动能力差、粘土矿物含量高，气油比低、地层能量不足等特点。依靠现有技术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开发。

二是对页岩油有效开发的信心不足。对页岩油资源潜力、关键技术及能否有效开发等问题认识不一致，直接影响了下一步的勘探开发部署和投资决策。

三是缺乏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和鼓励竞争的市场环境。页岩油是一种分布面积大的低效“贫矿”，具有开发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目前我国在投融资体制和竞争机制上需要进一步改革。

发展思路及目标

发展思路：坚持政策引导，科技先行的原则；坚持自主创新，开放合作的原则；坚持先易后难，有序推进的原则；坚持国企主导，多方参与的原则。  

发展目标：根据我国陆相页岩油的特殊性，分战略准备、战略突破、战略展开三个阶段实施：

战略准备（第一阶段）：在“十四五”期间，集中科技攻关，制定相关政策，形成高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关键技术，落实高成熟度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20亿-30亿吨；探索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落实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可采资源量30亿-40亿吨；全国页岩油年产量达到500万-800万吨。

战略突破（第二阶段）：在“十五五”期间，继续强化科技攻关，形成关键技术系列；落实高成熟度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5亿-10亿吨；突破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关键技术，落实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可采资源量40亿-50亿吨；全国页岩油年产量达到1000万-1500万吨。

战略展开（第三阶段）：在“十六五”期间，完善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关键技术，有效动用中低成熟度页岩油资源；落实中高成熟度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5亿-10亿吨；落实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可采资源量30亿-40亿吨；全面展开页岩油开发，实现全国页岩油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年产量达到2000万吨以上。

美国页岩油气革命使得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改变了世界能源版图。中国页岩油革命正处于起步阶段，页岩油开发应成为国家战略，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支持、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实现中国页岩油气的有效开发，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编辑  季节）

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石化产业已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的石油产品和化工产品基本满足国内需求，产业规模跻身世界石化大国前列。但是面临着原油价格宽幅震荡、科技革命加快推进等新形势，同时也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等严峻挑战。 

我国石化产业的发展

产业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2018年，我国炼油能力达到8.4亿吨/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炼油总能力的16.5%；乙烯能力达到2505万吨/年，也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乙烯总能力的14%；合成树脂产能达到8523万吨、合成橡胶产能达到623万吨、合成纤维产能6206万吨，分别占世界总产能的29.0%、32.3%和66.3%，均居世界第一位；已建成千万吨级以上规模炼厂28座、百万吨级乙烯装置8套，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和沿长江经济带等大型炼化一体化基地；生产的油品和石化产品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支撑了我国的大国地位。

技术水平显著提升

近年来，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我国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技创新，积极组织技术攻关和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已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全流程炼油技术，蒸汽裂解制乙烯成套技术，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己内酰胺、苯乙烯、聚酯、丙烯腈、顺丁橡胶和丁基橡胶等石化产品生产技术，以及煤经甲醇制烯烃和煤经合成气制乙二醇等现代煤化工技术，部分自有技术已出口到国外，具备了依靠自有技术建设千万吨级炼油、百万吨级乙烯、百万吨级芳烃以及部分下游衍生物生产装置的能力，支撑了我国石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石化智能试点示范取得成效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石化产业大力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在九江石化、镇海炼化、茂名石化、上海石化、普光气田等企业开展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推动了企业生产方式、管控模式的变革，提高了安全环保、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绿色低碳水平，提升了企业先进控制投用率、生产数据自动数采率、劳动生产率，初步建立了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运营管理新模式，生产优化从局部优化、离线优化逐步提升为一体化优化、在线优化，提质增效作用明显，促进了集约型内涵式发展。

行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而不强、油气对外依存度偏高

我国石化产业的规模已进入世界前列，但仍存在大量小炼油、小化工厂等产业布局不合理现象，产业集约化程度偏低，投资利润率、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与世界石化强国还有差距，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问题，国际知名品牌较少，国际竞争能力较弱。

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近年来，我国石油和天然气需求量不断增长，进口量不断增加，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2018年我国原油进口量达到4.6亿吨，而国内原油产量仅为1.9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 2018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2774亿立方米，同比增幅17.1%；天然气进口量达1242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44.8%，同比增加6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不合理，炼油及部分石化产品产能过剩

近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家下放了新建炼油及石化项目行政审批事项，委托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但由于“放”与“管”没有同步，一些企业盲目扩大产能，国内现有产能集中释放，导致我国炼油及部分石化产品产能出现严重过剩局面。在2017年炼油产能增加3760万吨/年之后，2018年又新增1200万吨/年，达到8.4亿吨/年，原油加工量为6.04亿吨，产能利用率72%，远低于全球炼油企业83%的平均开工率，炼油能力过剩约1亿吨/年。同时，部分主要石化产品也呈现明显的结构性过剩。2018年，我国大宗石化产品中，甲醛、己内酰胺、双酚A、聚苯乙烯、聚甲醛、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等产品产能利用率低于70%，一边为产能利用率低，另一边又大量进口；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合纤原料及其它有机化工产品等产能满足率超过100%。虽然炼油和部分石化产品产能呈过剩态势，但各地发展炼油和乙烯项目的热潮仍然高涨。据预计，2020年我国炼油能力将达到9.1亿吨/年，2030年将达到10.4亿吨/年，炼油产能利用率将保持在70%左右，过剩产能将超过1.5亿吨/年。

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我国石化产品基本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提高发展质量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品种牌号、功能档次、质量稳定性等方面有待提高，通用石化产品供应过剩，而高性能碳纤维、电子化学品、功能性膜材料等石化高端产品主要从国外进口，许多是从美国进口，存在“卡脖子”隐患。

在中美博弈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石化产业的影响

中美石化产业存在结构性差异。我国石化产业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能源禀赋导致石化产业原料必须依赖进口，出口贸易则多为服装、塑料制品、鞋类、轮胎等低利润商品；美国则以出口原油、基础化学原料和高端石化产品为主。

虽然我国具备依靠自有技术建设千万吨级炼厂、百万吨级乙烯和芳烃装置能力，但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缺少部分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缺少高端石化产品生产技术。如超高温高压条件下测控仪器装备核心部件、地震勘探仪器设备等油气勘探开发领域技术装备，航空航天发动机、高铁齿轮箱等配套用高端润滑油脂产品，聚烯烃弹性体、热塑性弹性体、高端碳纤维、耐高温耐油密封橡胶等高端合成材料生产技术；石化装置用的高性能、高参数泵和阀门以及工业控制服务器、网络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等，大量依赖进口，有的甚至被美国掌控。

中国对美国石油化工产品贸易整体呈逆差，下游制品为顺差。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原油、天然气等能源以及有机化学品、塑料、橡胶等石化产品共计148.9亿美元，对美出口能源化工产品共计98.9亿美元，整体呈50亿美元贸易逆差，但下游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和纺织服装类产品则为593亿美元顺差。

中美贸易摩擦两轮征税后，美国合计25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涉及价值195.3亿美元的能源化工及下游制品，占涉税金额的7.8%。中国合计11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涉及价值121.2亿美元的能源化工及下游制品，占涉税金额的11%。总体看，能源化工产品及下游制品在整个中美互征关税清单中占比并不大。

美国是中国的石化下游制品主要出口目的地，对中国下游制品加征关税，间接对上游石油石化产品市场需求带来较大影响。美国2500亿美元清单涉及中国橡塑制品127.8亿美元，约占国内橡塑制品出口额的20.5%，分别覆盖中国对美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出口总额的67.1%和93.3%。加征关税将大幅减少中国橡塑制品对美出口，进而间接影响石油石化行业整体产业链健康发展。

能源及石化产品基本上已经全部涵盖在中美双方前两轮的加税清单中，后续如果继续扩大加征关税范围，直接影响已很有限。但进一步加征关税将涉及大量家用电器和纺织品服装，对其上游塑料、合成纤维及其相关原料间接影响很大。

经济增速放缓，成品油需求增长缓慢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我国成品油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相应发生变化。 2000-2010年，我国成品油表观消费年均增速8.4%，“十二五”期间降至5%。而2018年成品油表观消费量3.21亿吨，同比仅增长0.4%。其中与居民消费相关的汽车和航空业的快速发展，拉动汽油和煤油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与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柴油消费已经进入阶段性平台期。消费柴汽比由最高2005年的2.27：1降至2018年的1.25：1。

市场化进程加速，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从2015年开始，国家已对地炼企业有条件放开原油进口权和进口原油使用权。截止目前，国家发改委已正式批准36家地炼企业进口原油使用权1.0196亿吨和相应的原油进口权，而且还将继续扩大。进口原油大门的敞开使得地炼产能快速释放，市场份额明显上升，国内成品油市场多元竞争格局凸显，市场化进程加快。

替代能源和煤制油发展加剧油品市场竞争

近年来 汽车动力多元化，天然气汽车、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快速发展，同时我国的生物燃料和煤基燃料也迅速发展，这些都直接影响石油及成品油的消费需求。

截至2018年底，我国CNG汽车保有量626万辆，LNG汽车保有量44万辆。预计2020年，天然气汽车总保有量将达到1000万辆。

电动汽车技术进步将深刻影响炼油工业发展。截至2018年底，我国纯电动汽车保有量211万辆左右。目前，荷兰、挪威、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先后列出了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汽车行业实施“双积分”政策的同时，也启动了相关研究，助推电动汽车快速发展。预计2020年和2030年，电动汽车保有量将分别达400万辆和3300万辆，占汽车销量的比重分别为3%和20%。远期，当电池技术突破后，电动汽车将更快发展。随着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加速发展，将直接威胁成品油的消费需求，西安、广东、深圳、海南等地已明确优先发展氢能，使成品油市场发展空间缩小。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财政部等十五部门已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基本实现全覆盖，加快了我国生物燃料的生产步伐。

煤制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煤炭深加工行业。截至2018年底，煤制油产能达868万吨/年，产量726万吨，其中柴油433万吨，石脑油293万吨，还有少量液化气和汽油。根据《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预计2020年将实现产能1300万吨/年。

我国石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加强产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的宏观调控，化解产能过剩

根据我国成品油市场需求分析，建议2020年我国炼油总能力控制在8亿-8.5亿吨，2030年我国炼油总能力控制在9亿吨以内。为此，建议加强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及时出台相应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科学有序控制炼油产业发展速度。严格实施政策约束，严禁在不具备资源条件、环境容量的地区新建炼厂；在不具备市场潜力、产能已明显过剩的地区要下决心缓建或停建已经规划批准的炼油建设项目。研究制定淘汰落后产能的刚性指标，明令设置安全、环保、质量等限制门槛，及时制定产能退出的标准及善后处理相关政策，坚决化解产能过剩。

加强科技创新，加快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

面对中美经贸摩擦，美国剑指我国的“卡脖子”技术问题：一是要针对我国石化产业高端石化产品生产技术短缺的问题，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集中努力研发高端石化产品，加大替代进口产品力度，满足汽车、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行业的需要，抗衡经贸摩擦风险；二是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大宗产品生产技术升级换代，助力石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三是加大对仪器仪表、机械、装备制造和软件开发等企业支持力度，加快研发石化产业用的精密仪器仪表和专用设备，解决“卡脖子”隐患。

加强原油供应体系建设，提高能源保障能力

2018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70%，预计2020年原油对外依存度仍将超过70%，远超国际公认的50%警戒线。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原油供应体系建设，保障资源供应能力。一是加大进口原油通道建设，重点巩固和完善西北、东北、西南陆上进口通道，开拓沿海大码头建设，实现海陆协同发展，提高外围资源保障能力；二是强化石油储备体系建设，梯度规划石油储备布局，在完善东部地区储备体系的同时，重点在中西部战略纵深地带布局，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以现有大型炼油企业和化学工业园区为依托，结合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在物流条件好、有码头或管道优势、上下游产业链集中的地区，以增量带动存量，加大一体化、基地化、园区化建设，打造若干个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炼油化工产业集群，提升炼化产业整体竞争力。

扩大对外开放，支持自贸试验区企业打造离岸炼化基地

可借助海南、上海等地设立自贸试验区（港）这一契机，支持自贸试验区内炼化企业打造离岸炼化基地，使驻地企业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与国际石油公司同等的待遇。建议国家进一步放宽相关政策，对自贸试验区内炼化企业出口成品油不做配额限制或不纳入配额管理，同时提高化工产品出口退税率，为国内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与国际公司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调整产业布局，加快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根据区域供需平衡情况，例如，由于东北地区炼油产能过剩较严重，除大连等沿海油品出口基地建设外，要严格控制东北内陆地区炼油新增产能。同时，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山东地区，严格控制炼油产能扩张，不再新增炼油产能，坚决淘汰现有落后产能。

在长三角地区重点建设南京基地、上海基地、宁波基地、舟山基地及连云港基地，形成我国长三角地区炼油及石化产业集群，成为集炼油与化工、内贸与外贸的相结合的石化核心区域。

珠三角地区在中科炼化、惠州二期等项目投产后，地区成品油供应紧张情况，将得到有效改善。“十三五”后，需严格控制广东地区炼油能力扩张。

加快企业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调整原料结构，积极推进炼油原料多元化，引入甲醇、天然气等原料，优化统筹利用，降低成本。调整产品结构：降低柴汽比，增产汽油、航煤等市场有需求的产品，降低石油焦等低价值产品产率，合理安排润滑油等特色产品生产，积极开发高档高端润滑油产品。调整装置结构：合理调整重油加工路线，提高原油转化深度和清洁化水平；完善成品油质量升级措施，重点发展烷基化、异构化、催化裂化柴油处理等装置，优化催化裂化汽油处理、加氢精制等装置，加快油品质量升级与化工原料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炼化一体化建设，重点建设化工型炼油装置，增产化工原料和高端化工产品。

加快“智能工厂”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发展

加快智能工厂建设是炼化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完善示范工厂建设，进一步开展炼油物联网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深化生产运营和技术管理的智能化；二是结合炼化产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特性，从设计、生产、管理和物流等四个方面加快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三是加快相应软件国产化步伐，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系统、设备；四是建立以安全为核心的信息安全控制中心，提高信息安全风险感知和防控能力，形成系统的网络安全预警体系。

慎重布局原料大量依赖美国进口的炼化项目

近年来，页岩气革命带来了大量廉价的乙烷和丙烷，其成本优势再加之我国乙烯和丙烯需求量大，我国新上了大批乙烷制乙烯项目和丙烷脱氢制丙烯项目，这些项目的原料严重依赖进口。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将提高从美国进口原料成本，影响这些项目的盈利性，增大投资风险。在布局石化项目时，对原料依赖进口的项目要慎重决策，强化风险防控。

（编辑  季节）

未来十多年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全球能源格局深刻演变调整的重要时期。展望“十四五”，我国能源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困难和问题将更多，面临的机遇也前所未有。我们必须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准确把握世界能源发展大势，顺势而为，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多措并举提升能源安全水平。

全球能源格局深刻演变的“形”与“势”

近中期全球经济或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增速预计会进一步分化，全球和区域能源需求也将随之发生新的改变。以清洁能源、非常规油气、分布式能源技术为代表的能源生产领域的科技进步，以高效化、低碳化、智能化、电气化为特征的能源消费领域的产业创新，以及与储能、智能电网、智慧能源等平台的交互融合，正引发全球能源供需和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再电气化和去中心化趋势日趋明显，全球能源资源的版图和消费格局也将重塑。

能源“新美国”初见雏形，全球油气供应“大三角”呼之欲出

国际能源署（IEA）、美国能源信息署（EIA）、英国石油公司（BP）等机构在能源展望中均预测，未来非常规油气将迎来大发展，特别是美国将成为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增长来源。

IEA预测，到2040年，美国将分别占全球原油和天然气增长的近75%和40%。EIA预计，2025年前，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集“能源生产大国、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出口国”三重属性于一身的“新美国”已初见雏形，加上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OPEC）及俄罗斯为主的非欧佩克，未来全球格局中“美国—沙特—俄罗斯”全球油气供应“大三角”呼之欲出。有鉴于美国在“能源独立”基础上将积极谋求“能源主导权”，其战略腾挪能力及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博弈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联合发力，中长期能源结构有望深度调整

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多家机构预测，随着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和技术创新加快，未来成本“学习曲线”将会更加陡峭，可再生能源装机将显著增长。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预计，到2025年，新能源发电成本将普遍低于化石能源。IEA预计，203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将增长到40%左右。同时，受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双重驱动，储能可能成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推手。此外，低成本的清洁氢能，以及可作为分布式储能的电动汽车，可以为电力系统提供可观的灵活性资源，可再生能源综合优势将更凸显，发展也将提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多为就地消纳，但随着区域、跨区域电网建设以及氢能、电池等储能的发展，未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有望实现全球流动。

近中期能源供应端仍需综合发力

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全球推动能源转型的框架已经形成，绿色发展机制在各国不断形成与聚焦，但是全球能源转型速度与实现气候变化目标所需相距甚远。经过2014年至2016年的暂时放缓，2017、2018年全球碳排放量反弹。为了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碳减排目标，除了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外，近中期仍需发展核电、氢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特别是进一步发展清洁能源有助于提高风电、光伏消纳水平。因此IEA研究提出，核能、氢能、天然气对构建低成本、可靠清洁能源系统，确保实现积极温控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在核能方面，IEA预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核电仍将稳定在高位运行。2035年，欧盟核电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11%，仍然发挥重要的基荷作用。但是受日本福岛核电站事件影响，出于安全考虑，德国、比利时等部分国家宣布“弃核”，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推迟或放缓核电项目建设。核电能否凭借自身的优势，在能源转型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依然存在较大争议。在氢能方面，2019年6月，国际能源署发布《氢能的未来》，提出到2030年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的成本可能下降30%。现在正是扩大氢能应用规模，使氢能未来能够得到广泛应用的关键时刻。在天然气方面，IEA预测天然气在一次能源需求中占比将从2017年的22%增加至2035年的24%。且液化天然气（LNG）将超过管道天然气成为全球天然气贸易的主要方式。

全球能源结构和部门分布或出现明显分化

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能源需求将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增长势头。IEA预测，2017-2025年，全球能源需求年均增速为1.2%，2025-2035年，增速仍保持在1%左右。但是能源消费结构和部门分布将出现明显分化。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工业化推进，以及欧美等国发展高端实体经济、推动再工业化进程，未来一段时期，工业用能需求仍将持续增长。IEA预测，2017年至2040年，全球工业用能需求将以1.3%的年均增速增长。美国从2017年的17%增长至2040年的19%，欧盟从2017年的23%增长至2040年25%。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完成工业化后，工业用能仍很难实现快速下降。另一方面，交通用能去油化是大势所趋，终端用能电气化时代将加速来临。从各家机构的终端用能结构预测来看，近中期电力占比不断提升，而石油占比则有所下降。IEA预测，2040年电力消费在全球终端用能中占比达到24%，比2017年增加5个百分点，而石油消费占比则下降5个百分点。2030年左右全球石油需求将达到峰值。这主要由于交通领域燃油经济性提升和替代燃料发展。IEA预计，近中期美、欧、日等国交通用能均持续下降，其中交通领域石油需求量下降明显。可见，近中期交通部门将成为能源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险”与“阻”

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不确定性和风险点呈增加态势。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积极谋求全球能源主导权，将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大国关系、世界油气市场以及国际能源合作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抬头，对国际能源合作与能源安全保障带来种种不利影响，同时加大我国对国外能源利用成本。

美对华战略定位新转变，我对外能源合作需新布局

可以预见，中美博弈或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前，中美将长期处于“缠斗”状态。在此期间，不排除美国拿我能源安全做文章，由此将会对油气贸易前景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即便将进口美国天然气作为削减对美贸易逆差的重要选项，未来如何协调与美合作及与俄罗斯、沙特、中亚等传统油气贸易国的关系也是新挑战。

欧盟对华关系的新取向

以德法为首的欧盟对华立场出现大转变迹象，欧盟委员会也发布新的《欧中战略展望》报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欧盟是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坚定实践者，中欧目前在低碳城市、智慧交通、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展开深入合作，近来中欧还在探索“一带一路”第三方能源合作，若中欧能源领域合作生变，将对我国能源发展和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带来不利，进而对我国能源安全带来影响。

能源重点供应地局势新变数，我能源安全潜存新隐忧

“十四五”时期，受美国因素影响，中东、非洲、中亚-俄罗斯、拉美等能源重点供应地局势都有出现新变数的风险，如中亚政权更迭的风险、伊朗制裁后的中东局势更为错综复杂、委内瑞拉政局变化等等，北部非洲等部分产油国形势演进也存在变数和风险。这些变化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开展稳定的油气贸易合作带来了新隐忧。

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谋”与“动”

虽然当前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风险点增加，但只要大国之间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我国的能源供应是基本能够保障的。一是我国能源总体自给率在80%以上，保证能源供应总体安全的风险相对较小；二是虽然石油进口70%、天然气进口45%，但只要世界大格局稳定，主要油气出口大国也需要与我国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以支撑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三是我国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俄罗斯、中亚油气资源富裕国家、过境通道缅甸等，与我国陆路相连，关系友好，如果措施和应对得当，平时和极端情况下可保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油气进口。因此“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在补齐短板，增加能源安全韧性的基础上，仍应保持战略定力，加速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摆脱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发展道路，尽早实现能源转型目标。

（编辑  季节）

在被冠以“中国学派”的学人当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有着鲜明的特点。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一批到美国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学者。1978年，16岁的李玲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读研究生时，她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转而学经济。198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经济学培训班，将其中优秀的学生推荐到美国修读经济学，李玲正在其中。1987年，她到美国匹斯堡大学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自2003年从美国回北京大学任教以来，李玲始终在医疗卫生改革领域进行“深耕”。

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本世纪同时开启医改。2010年，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恢复，奥巴马总统就推动国会通过了医疗改革计划。多年来，美国把非常多的钱花在国民医疗系统上，人均医疗费用达到1万美元，几乎占人均GDP的20%。医疗费用拖垮了美国政府和企业，也拖垮了家庭和个人。奥巴马在那样的困难时刻推动医疗改革绝不是一种奢望，而是选择了医疗改革的最佳时机。他将美国医疗改革的目标设定为“为美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建立全新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战胜“非典”疫情之后，就及时启动了医疗改革，大量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包括建设基层公共卫生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平价医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并同时在多个地方展开试点。

2003年初，已经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职的李玲决定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不久，她却一头扎进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漫漫艰辛实践中，从此，李玲的名字和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人民健康作为衡量标志

保障人民健康，是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明显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十分贫穷，人均寿命只有35岁。我国就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低水平、全覆盖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国营单位公费医疗、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人民健康水平得到大幅度跃升。这充分体现了低收入时代公益性医疗的卫生特点。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68岁，几乎翻了一番，和国际同等经济条件的国家、甚至人均GDP高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也已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是“人间奇迹”，它突出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纵观所有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先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再构建保障体系。而新中国刚成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动员全民讲卫生，同时建立了全世界成本最低、最高效的医疗制度，这是我们可以向全世界推广的宝贵经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只是手段，人民健康幸福、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李玲曾在多次发言中强调：“未来我们与发达国家比拼的不仅仅是GDP,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不应单纯以GDP来衡量，而应以人民健康作为衡量标志，因为健康是最综合、系统、优良的考核指标。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优质、高效、低耗的体系，让百姓生活得健康幸福。”为此，十几年来，她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走在 “健康中国”改革创新大路上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尽力扩大了医疗服务的覆盖面，但因财力所限，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看病需求。1978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在医疗卫生中的责任逐步弱化，过度市场化、商业化，使公立医院所应承担的公益性功能不断减少。

改革初期，公立医院推行“以药养医”等创收措施，看病贵，看病难，医患矛盾等问题日益突显，群众强烈不满，政府压力也很大。在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瘫痪，而社会医保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才起步。据医疗系统的调查显示：当时全国医保覆盖率只有15%左右，农村参加医保的人不到5%，全国病患者中，49%应看病没看病，32%应住院没住院，70%的住院病人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提早出院。医院多开药、多检查，追求收益最大化，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中国医疗改革的争议加剧。

本世纪初，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从刺激经济增长、减轻政府负担的角度出发，主张继续减少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责任，甚至主张公立医院向私有化转型的思路。

2003年，震动全国的“非典”疫情,警示了“唯市场”改革思路的重大缺陷和失误，这成为反思此前医疗改革不成功的契机。自2003年起，李玲同其他专家学者一起，撰写了大量文章，全面客观地总结和反思医改的方向问题，旗帜鲜明地倡导在医改中坚持政府主导和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质的基本定位和方向，反对全盘市场化、商业化，成为最早坚持公益性医改方向的代表性人物。

2004年，李玲在一篇题为《中国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的文章中，首次提出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症结在于“政府失责、市场失灵”，提出建设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同时，她借助参加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研究课题的机会，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对之前医疗改革路径的反思。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引起有关各方的争论。医疗问题的根源是市场机制不够吗？医改的方向，是市场化还是公益化，是追求效益还是保障人民健康？李玲所提出的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呼应。中央对医改问题高度关注。2006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200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医改的宗旨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

在进行理论争鸣的同时，李玲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调研，发现基层改革的亮点，帮助地方进行改革实验，不断凝聚走向公益性医疗体制的星星之火。

2003年之后，随着医疗卫生领域问题的暴露，在中央尚未对整体改革进行全局部署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和部门主动开展实验，为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卫生强省”战略；北京等地试行“平价医院”；上海市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浙江省镇江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了控制医疗费用的有效制度；广东率先在全国实施村医补贴；西北五省区较早启动基层医改，恢复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宁夏自2006年开始推出了药品统一采购、统一价格、统一配送的“三统一”政策。对这些地方形成的改革经验，李玲一旦发现，就倾注大量热情给予支持，进行深入研究和宣传。后来，这些办法都在新的医改方案中得到了体现。

硬币总是有两面的。对于当时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实验，李玲教授也予以充分关注。2006年4月，李玲带领学生赴江苏省宿迁市，围绕该市将公立医院全盘私有化的改革进行了调研，得出结论认为：宿迁医改“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将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手段用于已被理论和实践证明行不通的医疗卫生领域，看病贵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对这一案例及其社会效应的研究，给中央确定医疗改革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2006年，李玲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一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医疗改革，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坚持医改公益性、强化政府责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制度。党中央逐步确定了坚持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意见。

2006年8月，国务院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协调小组，这标志着医改已进入实质性操作。2007年—2009年，各部门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制订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下简称《意见》），于2009年4月正式公布。

在这个阶段，李玲教授及其团队为医改方案的出台进行了大量支撑性研究。2007年初，国务院医改领导协调小组还委托北京大学等六家机构，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行独立研究，这在中国公共政策制定历史上是第一次。由李玲牵头完成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的研究报告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医改方案建议，提出了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人人享有健康”，建立与其配套的医疗卫生筹资、服务提供、管理监督、人才培养，以及药品、器材供应体系，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相结合，重构公立医疗机构，通过集团化实现双向转诊，推进医疗服务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建立综合性的行政主管部门，基本药物由国家组织统一生产、采购和配送等。这些建议已经逐步成为现实的政策措施。在此后几年，李玲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围绕医院、医保、药品器械、管理体制、财政投入、信息化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党中央、国务院《意见》的出台，使医改争论暂告一段落，但具体如何落实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如何破除医药流通领域灰色利益链、如何增强改革的合力，仍然有大量没有解决的理论和操作难题。在这一阶段，李玲的研究团队又承担了研究医改方案的任务。她逐步参与到医改操作层面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例如，2011年，受国务院医改办的委托，李玲教授带领课题组赴东北某县医院，进行了长期蹲点调研，通过数据分析，估算出了公立医院药品实际的加成率，为确定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提供了依据。

在我国新一轮改革中，医疗改革是先行者。它明确提出政府主导，恢复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李玲教授进一步拓宽了视野。2007年，她率先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健康强国战略”，把健康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考核目标。按照李玲教授的阐释，“健康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多数人的现代化）。她认为，这是人类以健康和幸福为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不仅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广大群众的需求，而且发挥了中医药和“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优势。

  十九大以后，中国开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我国医改的升级版，“健康中国”实现了人民主体地位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体现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综合统一。

2008年，在迎接建国60周年之际，李玲系统总结了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用实证研究证明，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2009年，李玲在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挂职工作，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她对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反思，对我国“后危机时代”的改革开放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社会建设撬动全面改革、加强党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等思路。

与此同时，她付出更多的精力对地方医改进行调研，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通过鼓励和支持基层的探索，为全国医改趟出一条道路。多年来，她几乎每年都有一半的时间在地方调研，发掘了大量的改革典型。李玲是最早发现、研究并推广2010年开始的安徽省基层医改、2012年开始的福建省三明医改的学者之一，这两个典型分别在基层和公立医院探索出维护公益性的制度体系，而且成为全国改革的样板模式。2013年之后，医疗卫生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触及巨大既得利益时，李玲一方面研究增强完善关于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地花大量时间调研，支持地方试点，从现实中发现了大量鲜活经验，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依据。

2019年9月，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前，李玲教授发表了研究报告，对新中国70年卫生健康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她认为，卫生健康70年的发展是中国奇迹最亮丽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挥了制度优势，建设了在国际上具有开创性的卫生健康制度，实现了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普及了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全民医疗保障，为世界贡献了初级卫生保健制度、青蒿素、医疗援外等公共产品。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近十几年，随着中国发展壮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进入新时代，中国将超越单方面学习借鉴甚至照抄西方模式的阶段，探索一条新的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新的发展模式——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李玲在公开的文章和采访中，较少使用经济学专业术语，常常是以通俗的语言讲清道理，比如“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不应该把医疗作为赚钱的行业”；“有多少医生就会有多少病人，小病可以大治，没病可以整出病来”；“在公立医疗体系中，给医生的激励就是让他怎样以最少的钱给老百姓看好病”。她把社会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用很简明的语言表达得很清晰，使人明白个中道理。

李玲从来没有放松对西方学术前沿的跟踪，她要求学生密切跟踪国际上卫生经济学的前沿文献，并且用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和市场设计等为医改做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然而，李玲并没有深陷在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当中，特别是没有为西方经济学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她密切关注到，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在研究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和市场设计等突破传统的市场和产权制度理论。对此，她给予高度重视。她经常问的一句话是：“西方已经在反思市场弊端了，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走弯路吗？”

李玲回国之后，一方面通过深入的调研了解中国现实，另一方面既研究熟悉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又超越其缺陷，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创新中国发展模式，在医疗卫生改革，就体现出她对这一思路的应用。

李玲关于医改的研究，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除了由于医疗关系国计民生，更主要的是她敢于打破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对GDP的迷信、对私有化和市场的迷信、对西方经济学方法的迷信，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虽然因此她受到了当时一些知名学者的激烈抨击。

面向公益性的改革，必然要触动大量既得利益，但是李玲具有中国学者的风骨。她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她支持的安徽、三明等成功的医改试点，因为控制了医药流通和使用环节的超额利润，触动了一些灰色利益链，因此多次受到有组织的舆论攻势。面对这种状况，她丝毫没有退却，甚至当别人为此替她打抱不平时，她也保持乐观的心态，更多地去思考如何通过思想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扭转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现状。让她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在医疗改革中探索出来的以人民为中心、注重顶层设计、注重改革的系统性、以反腐破除既得利益等经验，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体现，并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而经过多年的努力，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和年轻人认可和支持公益性医改方向。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健康+”时代。李玲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个人生活得健康幸福，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提出“健康中国”战略的大国，其战略意义非常深远。“健康中国”开启了新的里程，它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的看病就医问题，而是探索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将是集东方文明的智慧、政治制度优势以及信息优势之大成的一种制度。

作为一名教师，李玲一直倡导建立中国学派。2003年，她担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时分管教学，就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要培养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所谓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就是北大培养的人才能够到世界顶级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经济。自2003年回国到北大任教，她坚持每学期给北大本科生开设课程。结合国际前沿理论和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她自编教材教案，突破现有的教科书局限，探索如何将中国丰富的改革实践与经济学理论结合，用学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在美国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

江宇 ：2003年您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管教学时，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的经济学派，培养自己的经济学博士，您为什么刚回国就提出要建立中国学派呢？

李玲 ：其实，我系统思考中国学派并不算早，但是认识到中国发展经验的特殊性还是比较早的。在美国学习时，中国经济还比较困难，但我每次回国都发现有新的变化，问题都在不断解决。比如一些大城市的城中村、流动人口问题，都很快得到解决。但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所在的巴尔的摩市，总是解决不了市中心那点治安问题。巴尔的摩市和厦门市是姐妹城市，我曾陪同巴尔的摩市长访问厦门，在同厦门市领导会面时，我感到两边市长差别很大，时任厦门市领导对本市做了全面介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如数家珍、脱口而出；而美国的政府官员是个职业工作，市长能够管理的事情非常少，不越雷池一步，出国访问也不参观企业，更不会招商引资，因为不归他管；中国的官员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从政当成事业，是竭尽全力推动城市发展；美国虽然很发达，但体制机制好像生锈了，动弹不得；而中国一代代人就像接力赛，都在推动国家往好的方向、往进步的方向走。这大概是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奥巴马虽然是喊着“change（改变）”的口号进入白宫，但美国的政治体制使得奥巴马无所作为。美国的政治制度面临深刻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传统与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在变，而这种变又有其内在连续性。十九大把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整个贯通了。建党第一个三十年，推翻三座大山。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跃迁，改革开放也是在不断变化，顺应时代变迁，现在的改革和80年代又不是一回事，我们一直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制度的内核就像装了AI（人工智能）发动机，不断自我演化，与时俱进。

江宇 ：这与前苏联的体制僵化、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李玲：中国共产党和老百姓的联系比前苏联密切得多，而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虽然硬实力都在那里，但是没有韧性，没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的危机感非常强。典型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和美国对前苏联的冷战。我们对美国的了解是不全面的。美国人过上富足的生活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真正放开吃饱是80年代之后，也就是现代化种养殖技术发展起来之后。

历史不能假设，我不认为前苏联当年就一定没有应对能力，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必然的。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但副产品是美国失去了竞争对手，骄傲自大，故步自封，慢慢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也生锈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去美国时，中美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那时候中国连一寸高速公路还没有，更没有互联网、高铁。到了90年代，美国主流的看法是，中国迟早会像苏联一样崩溃，不足为虑。

但是，在美国还是有一批学者能客观公正看待中国，例如我的导师，这是我的幸运之处。我们一到美国就谦卑地说，中国被耽误了好多年，我的导师却说，你们没有那么差呀，看看资料，你们比印度好得多呀。美国在20世纪30-40年代也很腐败，高速公路上警察拦住就要钱，后来改了不让当场收钱，问题就解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时间，美国很多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发展还是乐观的。

医改争论的背后是道路之争

江宇： 您决定回国工作时，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不看好中国的，您是怎么思考的？

李玲：本世纪初，我从马里兰州立大学拿到终身教职，那年秋天我去凭吊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葛底斯堡战场，山峦叠嶂，层林尽染。葛底斯堡之战奠定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林肯提出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在葛底斯堡演说里的名言。那次凭吊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开始思考，我应该回中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回国之后，我感到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用物理学的话说，是从美国这样一个惯性坐标系，换到一个加速运动的新坐标系，能够和祖国共成长。

江宇：您回国之后，就深度参与了医改的实践。您对中国道路的许多认识，是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李玲：中国的医改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理论论争，体现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中国道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

当时，医改面临许多争论，一种是认为市场化不够，市场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一种是认为市场化过头了，政府没有尽到责任。面对医改的争论，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对基层的调研以及对历史的研究，希望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

首先，我们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医疗体制的历史。新中国前30年创造了健康奇迹，没有哪个国家花那么少的钱解决了基本医疗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它改变了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依靠新药、新设备、专业化、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发展中国家如果照搬西方的模式，就会导致大多数人看不起病。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农村发展了赤脚医生，农村也养得起。更重要的是，依靠共产党联系群众的工作传统，把基层百姓组织起来，打人民战争，群防群控，让每个人都成为健康的生产者。所以，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到1978年已经是68岁了，这给了世界卫生组织极大的鼓舞。

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转型，农村集体经济削弱之后，合作医疗就失去了基础；医疗卫生的重点逐步从农村转为城市，由预防为主转向了以治疗为中心，又进一步演化到以盈利为中心。医改的两种意见争论，体现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

江宇：提出公益性的方向之后，您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可否在此具体谈谈。

李玲：当时我提出的观点包括：公立医院改革是这次医改的重点和难点；政府要真正落实办医和管医的职能，公立医院改革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终止多头管理，联动整合、协同推进，由一个部门统筹管理；必须遏制公立医院的“趋利性”，办公立医院不是为了让它到市场上去挣钱、自我生存发展，而是要它用最低的成本维护老百姓的健康，公立医院必须回到公益性的原点；解决药价虚高、以药养医，要从产、供、销、医院、医生一整个链条，五个手指头按下去；一定要保障医务人员的待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农村定点培养初级的医疗卫生人才，要让他们在农村为老百姓服务的收入高于到城市里就业的收入；民营医院应该尽可能做非营利性的医院。

江宇：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比较早地做出了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徽和三明的医改，您为什么高度关注这两个典型？

李玲：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抓典型引路，是共产党传统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具体在医改当中，基层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分别是由安徽和福建三明这两个典型带动的。

2009年，安徽省以破除“以药养医”机制为抓手，推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和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机制的彻底变革，真正建立了公益性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安徽医改最鲜明的成效是，明确了政府责任，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性体制机制，使得医疗卫生投入转化为安全、方便、有效、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安徽医改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探索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优势推进改革的路径。因而，安徽医改成为基层医改的模板。

2012年之后，公立医院改革是在福建三明这个小地方率先突破的。福建三明是全国首个在公立医院进行综合改革的地级市，它以彻底取消药品加成、整顿药品流通使用秩序为切入点，以大幅提高医务人员合法收入、建立公立医院考核评估制度、完善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为支撑，以加强领导和配套改革为保障，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这一改革真正触及了利益链条，扭转了公立医院的核心体制机制，回答了“怎样破除旧机制、怎样建立新机制”的问题。2013年我发现了这个典型，多次去调研，也向有关领导同志做了推荐。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三明医改做出明确肯定。

江宇：从全国来看，2011年基层医改完成之后，为何公立医院改革面临比较大的阻力？

李玲：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核心，是一切医改措施最终的落实者。公立医院改革相对滞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无法明显缓解。公立医院改革有很多难点：第一，如何破除药品和器材流通环节既得利益、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药费上升。这背后是医药流通使用领域长期形成的利益链。第二，如何提高和规范医务人员待遇，有的观点认为，应该“养事不养人”，医院就应该靠收费维持运行，但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给患者造成了沉重负担和大量浪费。第三，如何形成分级就医体系，各级医院出于自身创收的需要，难以形成稳定的合作转诊关系，基层医疗队伍不能满足需求；第四，各部门要形成合力。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公立医院改革信心不足，仍在犹豫、观望、徘徊。有的认为基层医改已经实现“保基本”了，公立医院可以缓缓再说。有的认为政府只要“购买服务”就够了，公立医院怎么改无所谓。随着经济和财政增速下降，一些地方的主要精力放在“保增长”上，担心搞医改增加财政负担，而没有看到医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联系。如果不抓紧公立医院改革，财政负担才会越来越重。一些地方对改革有畏难情绪。实际上，基层医改和部分地区公立医院改革已经有了成熟的办法，阻力主要在于思想认识和现实利益。只要下定决心，公立医院改革就能够尽快突破，破除以药养医，明显降低医疗费用，改善医疗质量，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

江宇：最开始您的观点还是被归为“少数派”。后来，是如何让别人接受您的观点的呢？

李玲：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医疗这个领域确实是市场失灵的，需要政府去干预，但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医疗卫生改革。在前现代社会，医疗服务主要靠伦理和道德来保障；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医疗服务变成商品，产生了异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抵御社会主义运动，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举办医疗保障和公立医院。苏联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国家直接提供医疗服务的新模式。

医改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这是根本的理念，体现了方向道路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建立了公共医疗系统和保障系统，普遍改善了社会卫生健康状态。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时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可见，公益性的医疗体制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必然产物。

医药卫生是一个特殊领域，不能生硬地以一般经济学道理硬套，也不能简单地走市场化路子，它关系到公平正义。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自身也演化出解释医疗卫生公益性的理论。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卫生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开山之作，就提出医生应该以关注病人的福利为指南，而不能像普通商人一样，以自利为公认的准则。

另一方面，必要的理论基础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理论进展的把握。医疗卫生领域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经济部门的规律，而现代经济学的很多发展和这一领域相关。在海外任教的近十年中，我一直从事与卫生经济、公共部门等领域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回国后，也坚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每周都有和学生们的学术讨论周会。实际上，按照真正的卫生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我并不是“少数派”，甚至是“多数派”。

但理论毕竟是灰色的，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认识，走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到广阔天地去做调查研究。在美国和我国香港的工作和生活，让我有很多体验和调查不同医疗卫生体系的机会；我经常会去相关部门和医院调研，比如去医院挂个号，切身体验一下。我基本走遍了国内大部分省区，每到一个地方，我还是习惯去大大小小的医院看看。在调研中，我接触了很多医改的决策者和操作者，他们从自己工作的现实出发，对医改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他们的实践和探索，给了我最接地气的启发。在中国，只要激励机制正确，基层干部、院长和医务人员就能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

（编辑   季节）

图1 前100城市集群专利和论文数量

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如深圳这样，在40年时间里，发生如此沧桑巨变，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飞跃，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中心城市。深圳起步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1980年全市GDP仅是香港的0.2%，目前已经超过香港；当年深圳的人均GDP是中国大陆的2/3，是香港的3％，目前已接近大陆人均水平的三倍和和香港的2/3，是位列全球前十的金融中心，是全球高新技术产业高地，对外贸易量连续居我国大陆城市第一，占比约1/7。在世界范围内的5000个经济特区中，深圳位列第一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深圳博物馆中，有两幅特别令人瞩目的照片，一幅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幅是习仲勋主持省委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广东开放。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话是，“就叫特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那是两位老人家谈广东改革开放与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1978年，习仲勋与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回忆说，我们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提出把毗邻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当时小平同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后来中央就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了。^[1] 深圳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闯出来的。改革开放不是四平八稳，确保万无一失，就是要大胆试，大胆闯，杀出一条血路来。建立特区，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思想最大的实践之作，成为历史的交响。^[2]

深圳经济持续转型的内因

不同的人都可以对深圳现象做出不同的解读。我个人相信，深圳现象一定有着内在的规律，一定不是简单化“一靠特殊政策，二靠香港”这么简单。

深圳有个著名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对深圳发展的社会学的解释，不只显示了深圳文化的包容性，而是说明移民城市有利于创新发展。有关移民城市与创新城市的关系，社会学似乎比经济学的解释更贴近现实。移民城市最重要的特质是打破了原有的分层，推动了更加广泛的思想碰撞与交流。我们很难想象，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能够和劳务工们坐在一起真诚而热烈地讨论创新，但在深圳可能就是司空见惯的。大家都是移民，一桌人可能是因为发小，老乡，战友，中小学或是大学同学而相聚。老城市创新活力不强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芸芸众生，不同层级、不同思想、不同经历，很难在一起交流碰撞，也就很难产生火花，而创新首先是要有新观念。有过当兵的经历会对团队精神与执行力有更深刻的认识，一位科学家会对新产业新技术有内在的敏感，一位风险投资家熟稔于技术的定价，公务员能更好解释政府的政策与工作方式，聚在一起就可能形成关于产业技术与企业创新的具体而深入的讨论。很多同志在深圳发展初期访问深圳时，往往会得到一个“野蛮生长、草根生长”的印象，这是一种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学现象。改革开放四十年，五亿农民进城，可以说，我们很多城市都是移民城市，但为什么只有深圳出现了如此明显的移民城市效应呢？这值得我们每一位城市管理者思考。固化社会分层，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广泛的社会交流，就无法获得创新发展的收益。比较典型的是，城市政府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将流动人口挤到市中心区外居住，以壁垒森严的封闭式小区强化社会阶层的分隔等等。

科学学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视角。从科学技术角度看深圳，最大的启发是全面配套产业链。深圳政府最积极也比较擅长的事就是研究产业链，但不是以行政权力指定谁是产业链上的优胜者，而是研究产业链上缺了哪个会制约发展的环节，鼓励支持企业围绕重点关键环节进行突破和竞争。

如何运用经济学解释深圳持续转型发展？深圳为什么能成为创新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创新企业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创新企业会产生不断增强的激励效应和示范效应。很多企业会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华为，会以任正非为榜样。创新加剧市场竞争，企业竞争生存依靠创新，这是马克思关于创新的重要思想。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内生性以及创新加剧竞争的反馈过程做了非常深刻的讨论。每个竞争生存的企业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而创新，一个企业因创新获得的市场优势和超过平均水平的收益引来了更多的竞争者。^[3]

经济学重视企业家作用，尽管不知道谁能成为企业家。一个城市如果能够造就规模与密度极高的企业，就有可能创造强大的企业家队伍。这是深圳内在的东西。而企业家创造企业家是真正的城市梦想。若100名创新企业家能够带动另外100名创新企业家的过程持续不断，就是创新收益递增，反之就是创新活动萎缩。创新企业家汇聚，就会出现一座不同凡响的创新城市，硅谷是世界级创新城市成功的标志，深圳正在以极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而享誉世界。不断扩大企业家队伍的规模，提升企业家素质与视野是深圳持续成功的关键。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相对于其他城市，深圳法治化水平比较高，法治化建设比较早，比较系统，以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比较自觉。营造了比较公平透明的、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也是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制度经济学问题。

深圳经济增长、周期与产业升级

一直以来,深圳都是高速增长的代名词，这其实是个错觉。深圳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随着总量规模不断扩大而经济增长率分阶段下行的过程，从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到逐渐向全国平均增速靠拢。经济特区建设前五年的增速超过了50%；经过一轮衰退后，增长率恢复到30%；九十年代中期，经历第二个经济周期后，平均增速下降到20%以下，而后短暂恢复。第三个经济周期后，平均增速降低到15%以下，目前已经低于10%，与全国平均增速的差距从最初的近40个百分点到两个百分点左右。深圳经济有10年左右不太规则的中长周期，也嵌套了有迹可循的3年左右的金融周期。^[4] 深圳经济所经历过的几次重要转型，基本发生在中长周期的底部，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开创一个新的繁荣期，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快速的产业升级转型之路。^[5]

深圳经济第一次重大转型大致发生在1985年大衰退之后。当时深圳开始了“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增长，依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6] 当年深圳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而“血汗工厂”留给全国的印象至今仍是挥之不去。

1995年是深圳第二次衰退和大调整，经济特区政策变动与港深穗高速公路通车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后，大量的产业沿着高速公路，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东莞迁移。东莞在三五年内就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生产加工聚集地。深圳经济失去了“三来一补”产业而大幅下滑，被迫走向模仿制造。^[7] 随后的十余年，深圳在全国形成了新的“山寨”城市的印象。深圳经济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性创新时代。无论是中文语境中的山寨或是英文语境中的“Copycat”都刻画了没有核心研发竞争力，凭借模仿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初级工业化过程。事实上，全球没经过模仿时代的，只有英国，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地方。曾几何时，Made in Germany 和日后的Made in Japan都与山寨模仿有关，如今Made in Shenzhen也正在成为一流制造品牌。包括华为、中兴、招商和平安等很多深圳企业的著名品牌都崛起于那次大转型。^[8]

2003年前后，深圳经济陷入了新一轮衰退，大量企业因深圳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升而出走，寻求更低成本。“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大讨论充满了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是新一轮有取有舍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专业化加工装配转向专业化制造和协同创新的升级过程，由此，深圳完成了从深圳装配向深圳制造的转型，Made in Shenzhen开始有了世界性声誉。一批优秀核心企业完成了从远远地在后面跟跑，逐渐向领先者靠拢的竞争性学习的转变。一大批优秀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开始成为国际化分工中细分领域的佼佼者。

2010年前后，深圳开始了新的创新驱动转型。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从世界著名的copycat成长为著名的创新温室。^[9]

进入创新时代，深圳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自主创新模式，利用互联网平台、云计算、大数据模型等新技术，依托科技型龙头企业，组建了45个产学研联盟，培育了70家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知识和思想创造，基础科学与产业创新结合越来越紧密，人力资本和新技术、新产业、新思想、新创意替代物质资本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深圳经济发展的前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超过50%，2010年以来已经稳定下降到25%。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创新能力。按照五年累计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2016年深圳—香港已经成为仅次于日本东京—横滨的世界级区域创新集群。^[10]2010- 2013年经历了一轮主动的经济调整，三年中企业外迁近两万家，引起经济大幅度下滑。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经济增幅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是深圳仍然坚持方向不变、步伐不停、力度不减，^[11] 坚持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过程，加快了深圳经济发展从速度型向质量型，从低价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市场竞争与国有企业改革

雷军曾讲过一句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话：创业能否成功要靠命，创业者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思考，如何找到能够让猪飞起来的台风口。^[12] 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出现会加大企业为提升获利空间而竞争，这是市场条件下企业生存发展的本能。风口就是一轮又一轮新技术走向产业化的过程。在市场条件下，许多企业出于对光明未来的憧憬而加大投资，创新因此引发了经济繁荣上升期。不过风口过后，企业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产业组织和产业技术变革，能够真正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现实中，往往只有少数企业做到了为市场接受的创新，很多企业则成为失败者。雷军说，在台风口，稍微长一个小的翅膀，就能飞得更高。但真正飞起来的只能是振翅高飞的鹰。不难看到，风口过后归于静寂就是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大浪淘沙后，优秀企业的成长壮大会带动真正的经济繁荣，经济增长因此而走向创新驱动。鹰是市场竞争优胜者，而政府不可能预知谁会是真正的鹰，也不可能知道谁会是被风口卷到空中的猪。

将美国和印度企业效率比较。印度最好企业的创新贡献超过了0.2；美国最好企业的创新贡献也不到0.3。美印之间的根本差别是，大量印度企业的创新贡献不足0.1，不创新依然可以活着。美国企业则是不创新就不能生存。[13] 我们有理由猜测，中国企业的创新绩效应该在印度和美国之间。我们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数据，实证检验证明，深圳样本企业创新绩效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14] 在深圳，市场经济发展最突出地表现为分工效率和竞争效率，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

根据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1980年深圳的劳动力为15万人，目前已经达到千万人。同期内，劳动生产率从1300元提高到24万元以上。尽管深圳以现价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比劳动力增长要快两倍，深圳数量型增长的特征还比较明显，从企业家数变化则可以看出深圳质量型发展的特征已经比较突出。1980年深圳有企业830家，目前超过了200万家。活跃纳税企业90万家。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深圳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轿车的制造比较复杂，有十万个零部件，是一个分工极细腻、产业链发达、每个分工企业都可以获得垄断竞争收益的产业。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分工极细，构成极为复杂的产业链关联的积聚过程就是深圳的经济素质和产业特征。2010-2017年四市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比较，京沪深增加值率上升，津穗增加值率下降。深津比较，一升一降之间，两市当期工业增加值的规模就相差超过了2000亿元。不难看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数量型走向质量型，要依赖创新获得更大发展利益。^[15]

1980年，深圳的国有企业员工占全部企业员工比为83%，1990年为91%，2000年为33%，2010年为19%，目前占9%。上世纪70年代，深圳曾经以行政化方式组建八大企业集团，2000年后濒临破产，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目前深圳市国资委管理的国有总资产已经超过3万亿元，净资产1万多亿元，销售收入5000亿元，利润1000亿元，税收900多亿元，资产证券化率80%。实现了党管干部与公司法相一致的管理方式，做大做强了国有资产，总资产位居全国第三，利润总额、净利润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国第二。国企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国计民生的稳定器，民营企业发展的推进器，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主体。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我们可以从深圳无人机产业的崛起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2013年，深圳旋停式无人机行业异军突起，产出规模近600亿元，成为众所瞩目的“无人机之都”。截至2018年底，深圳全市的无人机企业360家，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工业级无人机占国内市场的60%。深圳无人机行业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我做了初步调查。

首先，深圳具备世界级的无人机必备的碳纤维材料加工能力。从“三来一补”时代开始，深圳代工生产钓鱼杆、网球拍、高尔夫球杆等都是由碳纤维加工制造。其次，铝合金加工是无人机产业链的关键。深圳手机制造最高峰达到过10亿只产能，手机外壳就是铝合金。华为手机一大特点是宽屏幕窄边框，是精密加工技术的代表，由比亚迪生产。第三是特种塑料，对深圳而言，这是当年生产小家电形成的过剩产业。第四是电池、电驱和电控技术，这是深圳的看家本领。无人机就是机器人，AI（人工智能）是无人机更加广泛的运用。深圳政府在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中做了什么？2009年，市政府就明确支持机器人产业中的关键环节——伺服电机的发展，其中对磁性材料的基础研究给予特别关注，2013年后伺服电机和磁性材料研究一直是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支持的研究项目，在此领域先后资助5000多万元，填补了无人机产业链的关键短板，最终成就了这个行业。

其实，旋停式无人机技术几乎是同时在深圳和广州出现，此后广州无人机企业慢慢迁徙到深圳。其主要原因，一是广州没有经历过“三来一补”代工生产，缺乏无人机生产的分工产业链。二是产业集聚方式决定了穗深之间的差异，机器人方向行业是广州的优势产业，广州的伺服电机技术也很好；但和深圳不一样的是，汽车产业是广州机器人技术主要应用领域。深圳机器人技术则集中于精密仪器和医疗设备，小巧但更精准。^[16]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政府要在推动和支持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实现“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达到1+1>2的效果。在深圳转型升级过程中，有两个口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支持“非共识创新”，另一个是“创造湿地效应”。

2006年，深圳提出支持“非共识创新”。^[17] 当时曾经引发了质疑，“非共识”不就是政府说了不算么？但真要是“共识”了，还会有创新么？人类历史所有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从被怀疑到共识的。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要防止政府可能出现的“拉偏架”行为，即对企业有不公平待遇。在深圳，一个重大的产业创新项目要获得政府支持，需要经过系统的评估程序。自2006年以来，深圳持续探索建立鼓励创新的环境，制定合理有效的支持创新的政策和规则，创造了一个科学家与创新企业家双向依赖的评估体系。

湿地是自然界最具活力的生态系统，湿地的外在条件是要千分之三的盐份，低了或是高了都会导致生物消亡。至于进去之后是鸟吃鱼还是鱼吃虾、虾吃虫，决定于物种竞争选择。政府责任就是保证千分之三的盐份，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按照科学学方法，探讨科技革命引发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要素空间集聚与分工，部署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些是政府应当做，也能够积累经验、在不断的学习中可能做得更好的工作。

2010年深圳提出了“深圳质量”的转型发展理念，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性产业发展目录，实施了更加积极的集约性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快速外迁，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有效的产业政策可以加快弥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短板，但不要违反竞争性获得资源的市场原则。

从整体上看，深圳经济转型过程，坚持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法治为基础，以政府为保障。从深圳的实践看，政府要保障完善的公共服务，要推动建设完善的法治环境，要保障市场经济的企业间合约履行，是难度极高的工作。法治不仅在于立法，更在于执法。防止执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法治的核心。这其中重点的联结点是立法技术。如果立法过程过多重视立法意义，对各种可能的违法情景缺乏深入研究，法律适用就会产生比较普遍的“视情节严重罚款多少”一类的自由裁量权。大大提高立法的技术水平，依法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发挥好政府保障作用的重要内容。

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18]

当前，我国制造业的特点是规模大，创新能力不强，核心竞争力不足，转型升级速度不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8年工业报告从中可以看到，工发组织将世界制造业技术分为三个层次，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在2005-2015年的10年里，世界制造业三个层次平均占比变化为，低端技术占比从30.8%到29%，中低端从27%到26.3%，中高端从42.2%到44.7%，对比我国则是分别从29.9%到27.5%，30.5%到30.3%，39.6%到42.2%，中高端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比例上升速度只是世界平均水平一半。

我国制造业技术密度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和东亚水平，中高端制造业占比的动态变化也慢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该指标静态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人均GDP大约是印度的3倍，但低端技术占比却持续高于印度。加快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转变，不是简单追求规模，快速从低端退出，这是我们转型的方向。

科学与产业结合，提升经济发展的科学含量。深圳实现从山寨模仿向依赖自有技术的创新制造转变，依靠的是专利技术的申请与授权的持续快速增长。如今深圳不仅是我国发明专利的大市，而且连续几年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列全球城市第二。2004年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331件，2017年达到了20457件，占全国申请量的42%，超过了德国、韩国，也超过了法英瑞申请量的合计。深圳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统计的100个全球创新中心城市排名位列第二，完成了从“工匠城市”向“爱迪生式城市”转变，将产业技术抬升到科学前沿，成为以科学引领的产业创新代表。未来，加强大学与科研机构培养科学人才，探索科学发现能力，发挥产业创新引领者和推动者的作用，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跟跑走向并跑、走向创新驱动的基础。

图1纵轴是科学水平，以城市发表的SCI论文量作代表，横轴是PCT发明专利申请量。^[19] 深圳-香港以PCT专利申请衡量的产业创新水平，位列东京-横滨之后居第二位。东京-横滨不仅位居PCT专利申请量第二，而且SCI论文发表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是首屈一指的科学发现与产业创新中心。做一个粗略的分类，世界100个创新中心城市可大致分为三类两个梯队：东京类双中心，北京类的科学发现中心，深圳类的产业创新中心。两个梯队是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中心城市以及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城市。不难看到，相对于世界名城，我国进入全球前100位的创新中心城市，尽管大学和科研机构云集，但科学发现和产业创新能力多数排在50位以后。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未来二三十年，当我国有更多的城市进入全球创新前50名，前20名，前10名，创新驱动将会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在此过程中，深圳需要思考如何能够补齐科学发现的短板，走向从科学发现到引领式创新的赶超。

发展中国家对先行发达国家赶超的过程，本质上是从跟踪模仿走向创新增长的过程。将市场的主导作用与政府的引导作用有机结合，创新才会有活力、有效率，深化改革，形成新型企业与政府关系，推动大学与产业结合，加快人力资本、科研成果市场化水平和能力，产业创新才能走向科学化。

（编辑  季节）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工业化的水平越来越高。看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工业化，可以借助4个基本指标。

第一是结构变化。首先是国民经济的构成是否发生了变化？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比重怎样？其次，在工业部门内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否扩大？考察结构变化，要关注轻、重工业的比重发生了什么变化，还要看其产品结构是否发生了升级换代？其技术含量是否有所提升？

第二是量的增长。包括生产总量、人均产量增长。

第三是效率的提升。生产同一产品所需时间，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消耗。效率既包括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是地区分布。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工业化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工业化？这应该是衡量工业化不可忽略的一个指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对中国的工业化提出两大期待。他的第一个期待是，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第二个期待是，中国不仅要实现工业化，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了国有经济的使命：“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共同纲领》第35条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使命：“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里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共同纲领》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声明，它包含丰富的内容，具体地规划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新中国的起点

关于新中国的起点，本文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即经济、工业、资本、国企。

经济的起点

新中国经济的起点，我们首先从结构特点分析，其次看量的特点。

从结构上看，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5亿多人口中，只有大约200万人从事工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不仅比欧美国家，比俄罗斯也落后很多。而俄国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工业比重已经占其经济总量的43%。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卷第756页），1920年时，中国新型产业（排除农业和手工业的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等）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7%；到1936年也仅为13.37%，这已是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49年，全国新型产业的比重提升至工农业总产值的17%，其余超过八成仍是传统产业，主要是农业。由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构成的现代部门份额更小；以1933年为例，它仅占GDP的净值大概3.4%，实在是经济中非常小的一个板块。

到1952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已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占整个GDP的51%，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加起来大约占四分之一，服务业与批发零售业加起来大约也占四分之一。中国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

与印度相比，在1949-1950年期间，印度的经济结构比中国稍微先进一点，工业就业人员、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量的比重都比中国高，农业就业人员比重比中国低。印度的人均GDP高出中国三分之一。

与全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非常低的。在ConferenceBoard的数据库里，1950年，有126个国家的数据。排除三个海湾石油国家的极端个例，按它们各自人均GDP的水平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中国位于倒数第7位，也就是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列。这就是我们经济的起点。

工业的起点

新中国工业的起点之低，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旧中国的工业，绝大部分是手工业，机器工业很少。手工业生产方式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能与现代工业同日而语。1933年，手工业产值占工业的73%，现代机器工业只占27%。

即使在机器工业中，绝大部分是半机械化生产，一半用机器一半用人，技术非常落后。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只有11件专利，可见技术有多么落后。

从工业部门结构来讲，绝大部分为消费品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值只有30%左右。那时候，中国著名的厂家无非是一些纱厂、面粉厂、火柴厂而已。

从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现代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内地只是几个大城市，如重庆、武汉点缀着一点点现代工业。进入中国腹地，很难找到现代工业的痕迹。

当时中国的工厂数量少、规模小。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总共有12.3万家私人工业企业，一共雇佣164.4万工人；其中雇佣1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1.48万家，占私营企业总数量的12%左右，雇佣人数92.5万。按当时的标准，雇佣10人以上就算上规模的企业了。所有这些企业加在一起，资本净值只有25亿元左右，总产值只有不到70亿元；其中10人以上企业的资本净值为14亿元，产值为46.6亿元。 

解放初期，私人工商业发展势头很好。到1953年，全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到15万个，但其中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企业一共只有区区167个，占总数的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已经占全部企业的54%以上，当时俄国和欧美相比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早在1907年，德国雇佣1000人以上的工厂已经达580家之多。

1953年，中国职工在50人以上的企业也只占企业总数的3.74%。职工10人以上企业虽有了大幅增加，但也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这些10人以上的工厂中，仍有60%的企业使用手工工具。其它占70%的10人以下的企业只是手工业作坊，绝大多数没有现代动力设备，产品不能定型和按标准化批量生产。不难想见，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多么落后。

1953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其中食品与纺织工业的职工人数和产值占全部工业的一半以上。那时的重工业主要是燃料工业，如煤矿，其产品固然可以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但主要是直接用于城市人口的消费。

当时的工业产品结构相当原始。当年，几乎没有什么稍微现代一定的工业产品前面不带“洋”字，“洋纱”、“洋布”、“洋火”、“洋烟”等等。这个“洋”表达的意思是，要么是从外国进口的，要么是模仿洋货制造的。

工业产品产量非常低。不仅消费品的人均产量很低，由于战争的破坏，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1952年钢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也只有135万吨，每个中国人平均只有2.4公斤。发电量也是如此，中国现在每一天的发电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发电量的三倍！

当时，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人口当时是3.5亿人，中国是5.4亿人。印度的钢、生铁、糖、水泥、硫酸、原油等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中国的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8倍之多；纱、布、发电量也比中国高。中国产量超过印度的产品只有原盐、烧碱、卷烟、纯碱，然而平均到每个人，印度与中国也差不了太多。直到1954年6月毛泽东还有这样的忧虑：“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把它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

新中国成立三年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全面、大幅度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但是，中国当时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上海，一个是东北，此外还包括天津、青岛、广州、南京、无锡这些城市；除了武汉和重庆以外，内地几乎很少有现代工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痕迹。总之，当时中国的工业在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它地方。

国家资本的起点

要发展工业、发展现代经济就需要有资本投入。新中国成立后，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企图置新中国于死地。新中国只能靠自己进行资本积累。

在旧中国，工业、交通运输、商业以及金融业的资本，来源不外乎三种：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其中工业资本规模很小，到1948年外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加在一起也才37.1亿元（按1936年币值），加上交通运输业资本28.4亿，整个产业资本加在一起是65.5亿元左右。而商业资本、金融业资本加在一起是77亿左右，产业资本的体量不如商业与金融业资本的体量。所有这四类资本的总和是142亿多，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只有26元钱。这142亿减去11亿元的外国在华资本，国内资本只有131亿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当时国内资本的大头是官僚资本，约76.7亿元，主要包括国民党官营企业的资本，其主要来源是抗战胜利后没收日、德、意三国以及日伪汉奸的资本。官僚资本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在前者占比91.6%，在后者占比88.9%，都是绝对主导地位。在工业领域占比稍低，但所占份额（43.1%）依然比外国资本（16.8%）和民族资本（40.1%）都要高。

民族私人资本发展了几十年，到解放前规模约54.6亿元，只占资本总额的38.3%。更何况，在这50多亿元私人资本中，产业资本只有16亿元，不到27.2%的份额，70%以上的私人资本集中在商业与金融业。到解放前夕，在与工业化直接相关的产业资本中，份额最大的是官僚资本，占这类资本的三分之二。指望私人资本担负中国工业化重任，显然不现实。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产业资本中，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占11.2%，本国资本占88.8%，其中官僚资本64.1%，私营24.7%。这主要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占外国资本87%的日本资产由国民政府没收，成为国有资本。1949年2月份，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来的代表米高扬时，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这样，“中国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了。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没收敌产实行国有化，实际上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共产党接收政权时，国有化的份额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国有企业的起点

为什么新中国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

首先是因为国有化是那时的时代趋势，可以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国有化是近代中国各政党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识。孙中山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在他看来“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有发达国家资本”。[2]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两位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也认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原则：（1）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中国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官方人士这么看，知识界也这么看，就连最亲西方的留美学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曾对中国留美学生做过一次盖洛普式调查，它发现，“目前在美的大学生对于久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主张社会主义”。51.5%的留学生主张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应该国营, 更有6%的人主张轻工业也应该国营, 而主张完全民营者不足5%。 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多。

第二，国有化是战后世界各国的共识。以中国的邻国——战后朝鲜为例，无论南北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别，大多数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政党都相信，计划经济体系是朝鲜最好的选择。最激进的右翼政党（独立党）、最激进的左翼政党（共产党），最保守的政党（民主党）统统持这种看法。就连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任命的民政长官安在鴻也不例外。

其实朝鲜的道路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走的几乎都是这条道路。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亦是如此。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年，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条便明确了追求国有化、公有化的目标。二战结束不久，执政的工党便开始推行经济国有化。1946年，英格兰银行与所有民航公司被国有化，开办全国医疗服务；1947年，所有电信公司都被国有化，并创立国家煤矿局；1948年，铁路，运河，道路搬运和电力公司也被国有化；1951年，钢铁工业和汽油提炼工业被国有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各国投资中公有部门的占比依然很高：奥地利达65%，法国达55%，英国达25%，西德达20%。到80年代末，私有化的声浪日渐高涨。1988年，世界银行曾出版过三卷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技巧》，据其统计，至少有83个国家已开始尝试私有化。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绝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开始私有化。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从反面告诉我们，国有化在世界各国（包括那些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曾经达到什么样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经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模式。既然苏联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中国当时必定会受到影响。然而，中国后来采取的公有制形式与苏联不完全相同。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地方国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传统。中国与苏联另一个不同点：苏联是革命后才开始建设新的经济、政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早已拥有大片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共产党早已建立了一些公营经济实体，并积累了运作经验。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已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7％；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在工业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交通运输行业更是几乎100%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银行业也不例外。

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益上也优于私营企业。1950年以后，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遥遥领先于私营企业。[3] 这也是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为什么支持国有化发展的重要理由：国有化更有效率，为什么不能搞国有化？

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到1957年，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2年，国有经济只占国民经济19.1%；到1957年已达到三分之一。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6.9%降到0；个体经济从71.8%降到2.8%。在此期间，发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经济，即我们后来叫做集体经济部分，它的比重从1.5%跃升至56.4%。这表明，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我们有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公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苏联则是以国有制为主体。

以上，我们从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四个方面讨论了新中国的起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起点都是非常之低的，往前每走一步应该都不容易。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缺乏工业基础、缺乏人才、缺乏资本、缺乏经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不知如何实现经济上的飞跃。其实，新中国刚起步时，比它们还要难，但路选对了，就能进入新天地。

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已经在设想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在他看来，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当然，毛泽东深知，要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首先要在政治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此前105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已经实现，为创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4]

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5]“以重工业为中心”是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指出: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 必须善于学习”。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6]因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但“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7]

学习苏联经验，绝不意味着照搬苏联经验。“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8]苏联的做法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他坚信，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探索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9]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0]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毛泽东把他的思路概括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11]

道路确定了，但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艰辛付出。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更何况当时中国进行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划时代伟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诸葛亮，对前人走过的路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觉得共和国的前30年有那么多失误，犯了那么大错误，仿佛是一片漆黑。这是心智发育不良的表现。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面对世界列强的封锁禁运，要探索一条工业化道路，没有现成的路线图，不走点弯路，不犯点错误，可能吗？

国有企业的成长

1957年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共有国有工业企业约五万家。第二年大跃进，这类企业猛增至约12万家。1959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开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约4.5万家，比1957年还少。然后开始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有工业企业是数量大概是8.5万上下。是同期集体工业企业的数量（约35万家）的四分之一。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并不是很多。1952年刚刚超过500万， “大跃进”时期猛增至2300多万人。一下这么多人进城吃商品粮，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力支撑。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调整期后，大量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精简掉一半，剩下1100多万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80年代初，已超过3500万人。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口也在快速增长，1952年只有不到2500万人；到1984年，已超过1.2亿人。除大跃进时期外，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三分之一。

在大跃进期间与文革初期之外，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双双持续快速增长。刚解放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跃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队企业（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乡镇企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兴起后，国企的占比才逐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见，尽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近些年来，有些人不断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国有企业，效率必定低下。它误导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从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从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 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

随着国企的工业总产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它们产生的利润与上缴的税金也水涨船高，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52年，两者相加不过30亿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亿大关，增长近34倍。在这个时段，政府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即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国家弥补，扩大再生产费用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因此，国企实现的利润与税金都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国家资本的成长

资本对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至关重要。新中国的资本积累不仅不能靠对外扩张，还要随时提防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样的情况下，积累资本只能靠自己。从1949年到1984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47.71倍。这些钱从何而来？主要靠国家财力！国家财力从何而来？主要靠国企积累！

1952年，国有固定资本投资为43.56亿元；其后8年高速增长；到1960年已达416.58亿元，几乎是1952年水平的10倍。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1984年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185.2亿元，是1960年水平的两倍多。

从1952年到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的统计范围仅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因此，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百分之百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直到1981年以后，统计数据中才出现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其它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52-1980年间，集体经济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资产投资，但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会很大，估计在5-10%之间。毫无疑问，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占绝大部分。“外资”首次在1977年出现，但直到1984年，其份额一直在5%上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生力军，则要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在共和国历史的头30年，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拿出那么多的钱进行投资，实在是不容易。当年靠节衣缩食、压低现有消费去投资未来的做法，叫做“勒紧裤带搞建设”。在1953-1984年的30年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平均值为43.4%。中国每年拿到的财政总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资产里面。可见，新中国创建初期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有多拼。

国家财力的钱从哪里来呢？1952年，财政收入的60%自于全民所有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财政收入的80%以上来自于全民所有制；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4年。也就是说，国家财力的钱来自于国有企业；国家拿到的钱，大部分又投入到国有经济作为固定资产积累，构成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有一句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良性循环持续运作了30年，日积月累的成效是惊人的：国有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从1952年的148.8亿元增至1984年的5170亿元，国有工业的底子越来越厚。

在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马伦鲍姆对比了中国与印度。到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印度的年度投资率通常比中国低10%或更多。多年积累的投资差距，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换句话说，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暂时牺牲了当前消费，最终却极大地促进总体福利的快速增长。形象地说，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国采取的是强行军方式。强行军肯定对即刻的体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战，但正是这种方式使中国得以后来居上。

工业的成长

因为有大量国家投资，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工业高速发展。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增加值增长迅速。1949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不足120亿。此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快速攀升。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工业增加值有小幅跌落；其它年份里，它一直呈上升态势；到198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达2815.9亿元，是1949年的23.5倍。

1949年，工业增加值只占GDP的17.6%，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既小于农业，也小于服务业。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体量大增，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成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部门。

其次，工业内部构成更趋现代。考察一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总量，也要看其内部构成。解放初，中国的工业部门不仅规模小，而且结构以生产简单的消费品为主。刚解放时，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由轻工业构成，1952年，仅纺织与食品两个行业的产值就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此后工业产值的构成发生快速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在1951年超过30%，1960年达到巅峰66.7%。上世纪60-80年代，该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摆动。其中电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工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已超过50%。

重工业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考虑，优先发展重工业至少还有四个重要的理由。（1）中国当时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就是重工业。 （2）推动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远洋海运、航空的发展，必须靠重工业。没有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无法互联互通、协调发展。（3）轻工业本身使用的机械必须由重工业生产。（4）发展农业机械、水利设施都得靠重工业。

电力作为重工业的一部分，整个现代工业都有赖于它。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少得可怜，只有区区43亿千瓦时。1984年，中国的发电量达3770亿千瓦时，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到1984年，中国的很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进入世界排名的前列，其中棉布产量已排世界第一，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穿衣”问题。

第三，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更加平衡。不论是看整体工业总产值，还是分开看轻工业、重工业，我们发现，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内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说明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
   最后，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1980年，世界银行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考察，让该考察团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尤其是那些与装备制造相关的行业。虽然在许多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但其机械和冶金产品的份额并不比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小多少。可以说，中国目前在生产资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进口不到10％）”[12]虽然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但它已实现了毛主席的一个愿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当时与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成长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GDP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前是停滞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快速增长。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1950-1978年间，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从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则为8.09%，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也达到6.08%。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相比，新中国头35年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相当突出的。

从经济结构的演变看，新中国在头35年实现了毛主席的另一个愿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时，第二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13%，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68.4%，1952年第二产业比重超过20%，1975年超过45%，之后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下。到1984年时，中国可以有把握地说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综上所述，到新中国成立35年时，毛主席的两个期待基本都实现了。

然而从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看，中国那时离现代化还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远。

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5%，但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还非常低：1952年为7.4%，1958年一度达到26.6%，1984年为19.9%。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为9.1%，1984年为16.1%。在1984年，二、三产业的就业加在一起约为36%，这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4%。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的中国还有一条腿陷在传统农业中。

另外，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一方面进步不小，另一方面水平还很低。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可怜的66元，到1984年达到549元，是1949年的8.32倍。建国头3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7.1%，可以说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1984年人均500多元钱的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属于穷国的行列，刚刚进入温饱阶段。

（编辑  季节）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叫“国情”？

所谓“国情”，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它一方面是指客观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着的。

什么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基本国情？

那就是一千多年的士大夫政治的解体，与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宰割，是这两个基本条件，一起摆在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

大变局之前夜的中国基本国情

实际上，传统中国的衰落是逐渐的，是各种条件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

1820年——即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即使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也只是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还不到。

明清之交，中国的人口也翻了一番，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清末达到4.5亿人，是当时欧洲的数倍。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如此狭小、贫瘠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就要归功于中国高度领先世界的农业技术。

中国长期农业发展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这是一个从秦汉就开始的持续过程。其中最大的水利工程，无疑就是大运河。历史上的大运河有两条，即隋唐大运河和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前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是人字型的，后者被取直，不再经过河南。

黄河的问题是泥沙，而运河最大的麻烦，在于需要穿越黄河，这就带来了泥沙淤积、阻塞河道的问题。元代为了保证运河畅通，便在山东境内尽断漯川河道，强引黄河经泗水入淮河，以一淮受全河，让黄河改道，为运河让路，人为地使黄河向南爬坡入海，从而使“修河”成为年复一年的浩大工程，成为中华帝国一项巨大的财政负担。

如果从环境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变化，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并在山东阳谷斩断京杭大运河。由于此时恰逢西方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财政极为困难，无力修河。从此，北方运河断流，连接中华帝国的南北大动脉中断，中原、鲁西这些人口高度密集的主要粮食产区沦为了黄泛区，这对中国农业的破坏极为巨大。捻军和义和团均在此区域兴起，这可谓是中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闭关自守，但实际上，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直到清中叶，中国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中国的传统经济固然以农业为基础，但衡量中国经济繁荣的尺度向来是包括手工业、制造业发展的“百业兴旺”；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就是高度商品化的。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证明：农业的稳定发展与大规模的贸易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1492年，当欧洲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时，这已经比明代开创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落后了80年。

19世纪中叶，英国对于印度的殖民统治，沙俄在中亚地区的扩张，造成了丝绸之路的再次中断。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以恰克图为中介的北方陆上贸易和以广州为核心的海洋贸易。对清王朝而言，贸易不仅是经济手段，而且是维护周边安全的政治手段，不仅是获利的手段，也是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手段，这是清朝的“朝贡贸易”与英国所标榜的“自由贸易”的根本区别。如果接受了西方的“自由贸易”，就可能摧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这就是乾隆拒绝马噶尔尼“自由贸易”要求的真正原因。

鸦片战争和晚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长期以来，西方仅通过澳门和广州粤海关与中华帝国做生意，即使这种生意是在中国的严格管理下，但对西方商人而言极为有利可图，这使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在当时的中国看来，中国应该与全世界做生意，英国只是其中之一；而英国则认为，自己必须独占对华贸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造中国的贸易体制，包括改造广东行商制度，掌握中国海关，彻底取消海关管制与关税。

中国海关对于英国商品的管制，就是对于毒品——鸦片的管制。19世纪以降，西方对华贸易主要就是鸦片毒品走私，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过就是一个武装毒品走私集团。

长期以来最为研究者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华帝国财政的基础与来源，对帝国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国，但帝国的财政岁入却并非一般地取决于土地税收。西汉财政的基础就是盐铁与商业，而不仅取决于土地；宋代以来，由于对分散小农征税的行政成本极大，故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商业和对外贸易。清代康乾以来，多有免除钱粮的“仁政”，就是因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以茶叶、木材、瓷器、陶器、纺织品、桐油等为主体的对外贸易，而非完全依赖土地税收。其中粤海关、江海关这两关的对外贸易收入，占了帝国岁入的三分之一。

这一方面表明，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收入，帝国才有能力对广大小农施行“仁政”，减免钱粮；另一方面，所谓清代“闭关自守”的说法是片面的，只要翻阅一下《清实录》，就可以看到粤海关、江海关在帝国岁入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粤海关对付鸦片走私的办法，起初就是罚款，这种方式导致了沿海的黑社会势力与介入到鸦片走私之中，也加剧了广东地方官员的腐败，但对于海关收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而当林则徐把罚款升级为全面禁烟、没收赃物、全面销毁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

鸦片战争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清“海关财政”的崩溃。在没有成功管控粤海关危机之后，清政府已没有能力组织力量对英国海盗行为进行有效反击。西方势力长驱直入，继粤海关之后江海关也失守，而这两个海关占清王朝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由此引发了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随之而来的一切，都是雪上加霜：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发生，暴露出广东、广西是清王朝统治的两个最薄弱环节。1855年，黄河决口，运河中断，清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修河，河北山东，流民遍地。最终，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国的京畿腹地和东三省也守不住了。

西方掠夺、小农破产和统一帝国的瓦解

自道光以降，清王朝全部国家行政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四个字：筹款、赔款。

所谓“筹款”，就是严令各地方缴纳税款。

筹款、催款的目的，就在于练兵、办洋务、办团练，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赔款。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

《辛丑条约》

这个条约要求：中国需赔偿11个国家白银本息合计9.8亿两，而加上地方赔款，中国总共需要拿出10亿两白银，才能满足列强难填之欲壑。这个数目，相当于清王朝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在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的压迫下，清王朝的财政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由财政依赖关税，转向全面依靠榨取农民和土地收入。自道光以来，纳租——催缴土地税，就成为各级官员的头等大事，为此，朝廷派员勘察户籍、丈量土地，大肆搜刮。小农的负担空前加大，成为压垮清帝国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民众无不浑浑噩疆，乃至全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而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骤至，黎民百姓，千家万户命何以堪？既然被酷吏催款派税是死，造反起义亦是死，又何不揭竿而起，死中求生？

而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所能够想出的唯一筹款办法是把钱款摊派到各省地方，而这自然便使得地方分裂、联省自治为历史之必然。地方大吏为“自强”所练新军，则又必然成为日后国家解体、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近代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零和博弈。近代中国所陷入的，乃是走投无路的“死循环”：为了赔款、办洋务就对人民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前途必然是官逼民反，朝廷自蹈死路；而倘不维新自强，中国就必然落后挨打，继续沦为列强的“提款机”，其结果同样官逼民反，自取灭亡——而这就是包括洋务和立宪的一切中国近代改革注定的结局。

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是因为人口过剩吗

人们往往以为，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打不过英国，是因为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是英国“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实际上，大规模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而不是鸦片战争之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鸦片战争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血液”，如果没有在鸦片战争中获得中国的巨额赔款，早期的工业革命会在经济危机中覆灭。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大量的军事开支压垮了英国的财政。英国的军国体制，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的。英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特别是在海上的战争；所谓主权，就意味着战争的能力与权力。而清王朝在东南海上，遭遇的正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穷兵黩武的对手。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规模赔款，使英国从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中摆脱出来。真正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中国的赔款和英国的军国制度。

自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出现了税收大规模下降的情况。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采用白银为税收工具，而大量的白银来自海外。自明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大规模的手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与出口（丝绸、茶叶、瓷器和陶器等），吸引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支撑起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始终处于白银短缺状态，这就意味着资本短缺。广东十三洋行，乃是明代建立的对外出口机制，大规模出口的目的，就在于换取白银。从这个角度说，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把中国不能完成资本积累，归结为人口过剩，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生产、贸易大国，沦为西方的债务奴隶；加之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产出，不可能与西方工业制造品竞争。就这样，西方以资本的优势和工业化的生产体系，击溃了中国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国不仅是在军事上失败了，而且更是陷入了资本匮乏与产业落后的双重陷阱。

中国文明遭逢西方文明大劫难

欧洲的启蒙和社会革命

从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上说，欧洲的制度建设长期落后于中国；直到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所确立的依然不过是君主与贵族联合执政的体制，而这样的体制，并不比唐代的制度更先进。但随后，在王权与教权的激烈斗争中，欧洲发生了剧烈的社会革命。

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印刷技术的发展，并形成现代印刷产业。由此催生了以报纸为主体的现代传媒业。于是，一大批专门面向社会公众而写作的作者诞生了——这些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启蒙者”，他们不再是国王和贵族的奴仆，而是通过直接面向社会写作和发声获得地位和荣誉。启蒙运动时期的作者着力于揭示和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我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这被后来的马克思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国，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面向“市民社会”发声的畅销作家和思想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信念——最简明的描述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工业的发展、贸易的发展、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推动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终于导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先导的社会大革命。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建立起市民社会的政治制度，而这一制度，进一步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后，长期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一跃而起，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中国传统面对西方“国富论”：千年未有之变局

自唐宋以来，中国的农业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农耕社会，发展经济无非就是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中国的确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这样一来，对中国而言，似乎发展经济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头等大事了。宋以来的中国制度，目的主要是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作为治理者的读书人，对于“吃饭”以外的经济问题，大体上以为是“多事”。中国的读书人可以有许多的知识，唯独对于经济发展的知识，缺乏热情。

马克思指出：国家的目的在于追求财富，财富能力等于国家实力——这种“国富”的观点，是在17世纪的欧洲产生的。所谓“现代国家”，就是以财富为目的的国家，国家只是财富的手段——如此目标狭隘的国家观念，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欧洲观念，这样的“国家”，在此前的世界历史上并不存在。马克思问道：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提。[1]

中国有宋以来历代王朝均标榜轻徭薄赋，爱惜民力物力，标榜以仁义礼智信治国，它们从来没有公开标榜过“财富”是国家的唯一目的，更没有标榜过国家就是追求财富的暴力手段。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不能接受财富是人生的目的、是人类活动的唯一目的的观点，他们的信条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耻于言利”的观念，被现代价值观视为愚昧。

但马克思却说：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在现代世界，追求财富是人生唯一的目的，……为了财富这个鄙俗的目的，就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需要、牺牲个人的一切才能、牺牲自然、牺牲生产力。于是，在无节制地追求财富这种鄙俗的欲望面前，生产力、人类社会和人本身都被异化了。

鸦片战争，使中国不但面临着英国这样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而且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马克思所谓“鄙俗的世界”的降临。马克思说，在鸦片战争中，一个古老的王朝维护的是信义这种共同体的原则，而所谓文明的现代国家英国，维护的却是贱买贵卖的特权。

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读书人造成的心理、精神和信心的打击，可能比现实武力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逆转大过突然，所以，它方才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传统文明的大劫难

1906年，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自日本只身仗剑回国，牺牲就义之际，她留下了这样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醇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幕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伦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风潮取彼头颅”“牺牲尽我责任”。面对着如此走投无路的旷世难局，面对着中国历史的“死循环”，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土，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了别的出路。

 “秋风秋雨愁煞人”。1927年，带着对文明崩溃的千古遗恨，“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天才”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而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如此沉痛地写道：“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氏所言者，数语道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纳入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之共同命运。

它深刻地表明：中国革命非但不是中国传统文明崩溃的原因，而恰恰是传统文明崩溃之结果。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郁、艰辛挫折，可谓难以计数。然而，上下五千年来，却没有一次艰难遭逢，可以与近代中国之命运遭际相比拟。

近代中国所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近代中国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弱肉强食、但却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穷途。

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国文明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

历史与国情

国家的职能和社会组织：中西方比较

西方的现代国家，是追求财富的工具，而西方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则是在争夺社会财富中形成的集团。

关于现代国家的性质，有两部作品讲得最为简明扼要：一部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现代国家的能力，就在于获取财富的能力；另一部则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指出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自宋以来，中国的治理体系的目标，不是追求财富的无限积累与扩张，军事和武力必须受到治理体系的严密约束与限制。这种发展目标，则进而瓦解了中国社会内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能力。

梁漱溟总结说：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因缺乏“集团”，而缺乏“斗争”。他说：“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与西方不同，宋以降，传统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贯注意节制资本，节制财产的集中。唐宋之交，更把大地产贵族、大门第打倒了，既然没有了财富的高度集中，也就难以形成大资本的力量。

明代，中国有“十大商邦”。清粤海关制度下，广东行商也曾富甲天下，但是中国自秦代就不允许商人当官，汉武帝时代虽然有所改变，但不允许大资本家爬到国家和皇帝头上——这一条是亘古不变的，因此，与西方的“资本当权”不同，“节制资本”，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东汉以降的大门第，到了晚唐都没落了，这一方面就是因为上层国家财政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层实行均田，这就造成了大地产的衰败，于是，大贵族阶级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

而与中国不同，西方的财产与权利往往是由战争获得，因而是排它性、独占性的。自罗马帝国以来，国家就是获得财富的手段，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国家就是劫掠财富的工具，

由于战乱不休，军事封建制——骑士采邑制度一直延续着。欧洲的资本家，恰是从大土地贵族和大贸易商中转化来的，无产阶级又是从农奴里面转化来的，西方财产高度集中，每个历史时期财富都是垄断的。因此，就产生了彼此对立着的庞大的阶级集团：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奴、手工业师傅与帮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马克思那句最著名的话：“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的财产比较平均，遍地是小农。结果，中国就成为一个小农社会，以一种伦理关系，压抑了阶级关系。

马克思把社会看作一个有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当结构处于不平衡状态时，一个结构的质变，就会引发整个生命有机体整体的变化——这就是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结构庞大而松散，我们看漫长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通过结构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中国的常态，革命性的质变，比较少发生。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其主体是小农，马克思说，小农如同装在口袋里的马铃薯那样，有着共同的身份，但是，彼此之间却没有社会联系，中国人口虽多，但缺乏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就没有力量。

秦以来，中国实行的基本制度，就是郡县与封建的融合，这既表现为中原与边疆的关系，也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甚至外化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长期以来，维系这个制度发展的，是利益的普惠和分享，保持这一制度稳定的，不是武力扩张和资本的积累，而是文明的教化。

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西方治理体系，首先是在欧洲内部旷日持久的封建军阀混战中形成的战争体系，其次，又是在突破奥斯曼帝国长期封锁中建立起来的商业体系，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军事封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商合一”的组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制度，称为“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由劳动体系、商业体系和资本体系构成，资本的控制，贯穿于这个体系的全过程，换句话说，这个体系的目的，不在于劳动、商业的发展，而在于资本积累。

追求财富的贪婪——资本积累的冲动，即对剩余价值、利润和利息的追求，控制了西方，这种所谓“拜物教”的狂热，丝毫不亚于宗教的狂热，如果说中国的问题是社会关系和制度抑止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西方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则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为目标，而当一切社会关系瓦解、崩溃后，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基础就丧失了。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

为什么中国与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呢？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巨著《儒教与道教》中提出了一种文明论的解释：第一，中国是一个官僚治理的社会，而西方是一个骑士和军人治理的社会；第二，中国文明是立足农村的，而西方近代文明是从武装的城市里发展出来的；第三，中国虽然有发达的商业，但是，中国的行会始终受到官僚体系的压制，没有发展出金融行会，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高度发达的专业化的借贷-投资体系；第四，西方的基督教是一种斗争的宗教，而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教和道教，都主张取消斗争，与西方的基督教相比，都属于“和平的宗教”。

抛开文明优劣的价值判断，韦伯的研究透露出一个事实，即中西文明大反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文明先进，而恰恰是因为西方野蛮，而集中表现就是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

因为战乱不休，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力量来筹措军需、特别是筹措战争经费，资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历史表明：西方的资产阶级脱胎于投资国际战争的基督教贵族集团，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热那亚丧失了东方贸易的枢纽地位，此后，热那亚的教皇理财人转而投资于新航路的开拓，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运动。

可见，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把战争与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阶级，这就是我们在鸦片战争以来所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如果离开了宗教战争这种暴力形式，如果离开了向暴力和战争投资的金融资本网络，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和所谓“大国崛起”。

我们在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必须抓住资本的暴力本质这个基本线索。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

《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

我们不能把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积累，与“发展生产力”混为一谈。在追求财富过程中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是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社会关系改造为金钱债务关系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是一种毁灭性发展。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追求人的需求的全面的满足，人的才能的全面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公共财富的极大丰富。

中国古代制度的高度文明和过度文明化

从拜神教走向拜物教——与西方文明的狂热相比，中国文明是冷静的，中国文明中既没有宗教的狂热，也没有金钱的狂热，更没有暴力的狂热。中国与西方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没有宗教战争。节制、平和，被视为中国文明的最大美德。

中国文明自11世纪的宋代起，已经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过度文明化”的道路。不必说与学校制度相配合的严密的科举制度、文官体制，更重要的是，宋代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宋代制度的顶层设计，由两府、三司、台谏构成，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文武判然分离；管理经济的三司分工明确、独立行事，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宋朝立国，元气在台谏”，而宋代的谏官制度，专门为开放言论、批判时政而设置，实现了舆论监督的高度制度化。而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都还没有这样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加以反思的是：这样的体系，不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设计，而是为了因应当时中国生产力的相对发展，而外在空间又急剧缩小的特殊国情而设计，它是以调控、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限制人的能力的发挥为目标的。

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极大地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挥。

这一治理体系，以从上到下的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一种“恩赐”的财富分配形式，一方面节制了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这种高度官僚化的治理体系，反而造成了这些治理者的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官僚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不断下降。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因为我们必须要看：这种治理体系对于生产力和人的发展，究竟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反作用”。

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的最为深刻的总结^[3]。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指高度僵化、官僚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细密僵化的治理体系，非但并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而且抑制了中国的抵抗和反抗本能。

于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时代主题。

                              （编辑  季节）

编者的话：薛暮桥前辈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从事经济工作的60多年里，薛老将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在一起，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和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薛老经历了发展根据地经济、在西柏坡筹划新中国经济建设，参与了建国以来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若干重大宏观调控的决策，并进行了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表了大量精辟的、具有创建性的观点，其中许多重要建议被国家所采纳。2005年初，薛老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2005年7月22日，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一代经济学宗师薛暮桥，安详、平静地走完了他的101年人生之旅。

薛老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的。每逢金秋10月，曾在薛老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会相约去看望老人家，祝他生日快乐、健康长寿。2004年10月，薛老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越过了百岁之年。

1999年8月，薛老住院不久，朱镕基总理曾到医院看望了薛老；2004年春节，温家宝总理也到医院向薛老致以新春问候。同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薛暮桥经济思想座谈会”，在会上，曾培炎副总理说，薛暮桥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经济战线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战争年代里，他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他长期在经济领域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为开创我国财经、统计、物价工作，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这些赞誉，薛老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薛老从来都用“愧不敢当”来回答别人对他的赞誉。他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50年茶话会”上说：“我在过去50年中，写了许多文章，做了许多报告，也干了一些经济工作，这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事。”十年后，他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60年座谈会”上说：“至于我做的经济工作，写的经济著作，在我国当代经济学中只是沧海一粟，就是这一粟也是在党的培育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取得的。”

薛老一生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运用经济理论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择其重大者说，20世纪40年代，他运用货币理论在山东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各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薛老直接参与治理通货膨胀，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并参与了“一五”、“二五”计划的制定；20世纪60年代，薛老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对物价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他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支持长途贩运等重要改革建议，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在长期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实践中，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薛暮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和主张，参与了一系列重大的宏观调控事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薛老对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是一定会载入我国经济史册的。我作为他的秘书，曾经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耳闻目睹了薛老的许多生动故事，特将其写成此文。

超脱务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开始给干部定职定位，对那些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干部委以重任。有的同志根据自己历史上的功绩，希望得到相应的职务，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当时身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重任的薛老，此时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举动。由于长期工作劳累，薛老在1951年患了神经衰弱症。为此他向中央提出，自己身体不好，要求辞去中财委秘书长等职务，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理论研究。这在当时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政务院任命他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就是在这个岗位上，薛老开创了新中国的统计事业。

薛老在工作中对人事、工资、生活待遇等问题从不过问，也无兴趣，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于工作和研究上。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他自己主动要求降低了工资，还几次降低粮食定量，以致他每月的定量只有21斤，当时成年人的定量中没有这么低的一档。

　　薛老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与他在经济理论上的造诣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在许多场合，比如在散步的路上，薛老碰上一位他认为“很熟的朋友”，两人交谈甚欢，可分手后薛老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谈话的内容也从不涉及私人事务。他与党内外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有过很深的交往，但他从来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与领导、同事和下级的关系也仅限于工作。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被造反派嘲弄过一次：造反派把计委的几个局长叫到薛老面前，问薛老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有的薛老说不上来，但他清楚地说出每个人分别是负责哪方面工作的。在他的潜意识里，与人交往只是为了工作。

薛老总说自己记不住别人的名字是记忆力差，其实薛老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对建国以前部分解放区和建国以来国家各个时期的有关经济统计数据，可以随口道出，如数家珍。在我看来，薛老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记忆力差”，恰恰反映出他的学问人品，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1982年薛老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诗句贴切地表达出薛老超俗务实的心境。

亲身感受

薛老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我党第一代经济理论家，他在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交往中，对他们的崇高风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8年春节期间，薛老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国内形势问题的会议。薛老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为了准时到会，他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赶到了怀仁堂。因他到得早，空荡荡的怀仁堂里只有一个人坐在会议桌前吃早饭。薛老走上前去，发现是毛主席，而桌上的餐食仅仅是一碗面条。毛主席见薛老来了，便向他打招呼，并问他是否吃饭了。薛老如实道来，主席便让服务员端来一碗面条。主席边吃饭边与薛老闲谈，问薛老的名字“暮桥”二字出自何处。薛老回答说，“暮桥”的名字是陈翰笙在20世纪30年代初因革命工作需要为他起的。主席听后随口吟出了陆游的两句诗：“朝发云根寺，暮宿烟际桥。"然后说：大概是用的这个典。这样一件小事，使薛老对主席的渊博钦佩不已，同时对主席简朴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也感受颇深。

关于“薛暮桥”名字的由来，薛老的夫人罗琼阿姨曾经告诉我：20世纪30年代初，陈翰笙推荐刚出狱不久、处境困难的薛老到广西的一所大学去讲授经济学，当时他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很困难，不久便出国了。当时陈翰笙说过：“末路穷途，有桥可渡。”暮桥二字应源于此。现将两种说法皆献给读者。

1962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一次，朱德约薛老到玉泉山谈经济计划工作。谈完工作已是中午，朱老总便留薛老一起吃饭。薛老为人极其诚朴，既然挽留，就答应了。这时，朱老总的秘书悄悄过来，催薛老快走。走到门外，秘书告诉薛老，朱老总家一顿饭的细粮只有两碗米饭，如果你留在这里吃饭，康大姐这顿就没的吃了。这件事对薛老的触动很大，他将此事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例子，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鼓励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刻苦钻研经济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召开物价工作会议，制定物价政策。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主持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按照总理的安排，这个文件至少要讨论和修改五到六次。薛老作为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受中央之托草拟了文件的第一稿，经总理亲自修改后提交给会议讨论。讨论时，总理临时有事不能到场，便委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为主持讨论。会议开始后，小平对薛老说，文件已发给大家了，没必要读全文，把文件的要点解说一下就行了。薛老对文件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说明后，小平说，暮桥是物价问题专家，文件写得比较全面，在座的哪一位还有修改意见，请提出来。会场静默了片刻，小平说：我看就这样吧，第一，调价规模不要超过×××亿；第二，要稳步推进。这个稿子基本成熟了，没必要再在会议上讨论了。与会者离开后，薛老仍坐在位子上。他想，总理布置要讨论五到六次的文件，才讨论了一次便通过了，这样行吗？于是薛老前往总理办公室，向总理汇报了讨论的情况。总理听后沉吟了一下，对薛老说了一句：“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后看来，这份文件即使再讨论五六次，它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也不会有大的变化。通过这件事，薛老看到了周总理与小平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理解，更为小平工作中的快节奏、高效率、敢负责的精神和作风所折服。薛老说，小平的这种作风始终如一，正是这种作风，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勤奋耕耘

薛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将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他总是针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主张。薛老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若干建议，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薛老对于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从不随风而变。最值得钦佩的是，当时代或实践证明他的一些观点有问题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去修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汲取新的知识，更新自己的观念，使薛老的理论观点始终站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前列。

严谨是薛老治学的又一个鲜明特点。研究一个问题必求甚解，一丝不苟。在20世纪80年代，薛老和钱学森曾为如何在经济领域运用数学和计算机技术进行过一次讨论。钱老认为，预测经济发展应当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薛老表示同意，同时指出，在目前的国情下，计算机的数据输入是一个难关，不正确的数据输入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因为计算机缺乏“测谎功能”。他强调，数学模型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的运用一定要稳步推进，讲求实效，不能搞“数字游戏"。对此，钱老也十分赞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位巨匠之间的对话，体现出老一辈学者对国家的高度责任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薛老研究问题大致有四个步骤：一是选择研究题目。调研对象绝大部分是经济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大跃进"后研究货币物价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过热、物价上涨时研究通货膨胀理论；二是进行深入细致反复的调查研究。薛老在他85岁之前行动方便时，经常深入基层，就说农贸市场，我就陪他不知调查了多少家。印数达1000万册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是在去山东、安徽、江苏三省做了深入调查后才动笔写的；三是“打腹稿”。薛老通常习惯仰卧在躺椅上闭目沉思，也经常在散步或理发时构思文章的框架；四是伏案写作。薛老写作的效率极高，往往是一气呵成。虽然薛老的字一笔一画，几乎没有连笔，但写作的实际速度相当快。他在写作时谁也不能打扰他，不写完一个段落，连饭也不吃。每到吃饭时，家里人为叫他吃饭想尽办法，后来让当时只有几岁的小外孙去叫他，小孩子不懂事，拉着爷爷的手就走，薛老疼爱外孙，只得放下笔来。

薛老的文风极其朴实、简练，他一贯反对各种类型的八股文，反对讲套话和做表面文章。薛老常说，写文章一定要到有话要讲，有理要说，而且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动笔，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在他的文章里，深奥复杂的理论变成了浅显生动、有理有据的白话。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因此，不论经济界的专业人士，还是关心经济问题的普通读者，都愿意看薛老的文章。

薛老做事一贯高度专一。他在专心工作时，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听不见。在他女儿小的时候，薛老在写作，女儿在他衣服的后面缝了一些小扣子，他一点都不知道，带着这些红红绿绿的扣子就出门了。还有一个例子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文革”时薛老和另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办公室里，那个人在办公室的卫生间里自杀了，薛老在学习毛选，过了若干小时，他竟浑然不知，直到外面进来人后才发现。事后薛老自己也很后怕，说幸亏不知道，当时办公室被反锁着，又是星期天，一旦知道了怎么办哪！

薛老的工作时间很有规律，日程安排是雷打不动、不容干扰的。一年365天，每天都是8点钟开始工作。在日常生活中，薛老散步、打拳以及吃药等也都极其守时，而且是持之以恒。要知道，长期按时做到这些日常小事，也是需要毅力的。薛老平时脑力工作的强度是很大的，又没有什么爱好，为使自己得到必要的休息，他喜欢采取“游泳休息法”。他常说：除了睡觉，只有游泳时才能暂时中断思考，强迫大脑休息。虽然薛老的游泳技术并不高，只会仰泳，但他在近80岁时还在北戴河的大海里畅游。为保证他的安全，每逢他游泳，我都会在旁边保护他。薛老每天都到附近公园散步，在家里打太极拳，但散步、打拳都挡不住他的思考活动。

言传身教

薛老有三个女儿，她们共同的感觉是，从小家里就像个办公室，她们在家里随时可以看到父母在工作、写作或看书看报，并时常被告知，爸爸妈妈在工作，要小声说话。她们就是在这样的“办公室”中长大的。薛老的生活十分简朴，像样点的衣服就是两三套在正式场合穿的中山装，比较好的家具就是一大排书柜。薛老生活上极其节省，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把自己的稿费都上交中央做了党费，“文革”后一补发了工资，他也立刻上交了。薛老的夫人罗琼，长期担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和副主席等要职，她和薛老一同出差时，住宿饮食都一再要求尽可能节俭，她总是亲自整理好宾馆或火车上的被褥，希望能减轻服务员的工作。两位老人的朴实作风，深深地感染了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

跟随薛老工作的过程，就是当学生的过程，学知识、学做人。薛老在对我们讲述经济学知识和讨论问题时，很少采用老师授课的方式和口吻，他总是和我们一同调研、一同讨论，让大家充分地各抒己见。在讨论中，老人家总是鼓励大家，引导大家不断深化思路。薛老是相当于“院士”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一生的学术著作等身，但他从不提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曾跟随和帮助薛老工作的杨波、苏星、吴敬琏、余学本、何建章、吴凯泰、李剑阁等，后来都成为出色的经济专家，撰写文章的大手笔。

薛老在87岁时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在发病的初期，薛老被病情折磨得非常痛苦，可一旦病情稳定，薛老又以非凡的毅力，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一书的写作。这本书记录了薛老为理想和事业鞠躬尽瘁的90年历程。之后，又在薛老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一本《薛暮桥晚年文稿》。在93岁那年，薛老不慎摔了一跤，虽然后来恢复得不错，但他自己日感衰弱。他曾几次对女儿女婿说，大夫治得了病，治不了老，我不愿意活到100岁，如果那样，第一拖累北京医院，第二拖累国家计委（薛老的工作关系在国家发改委），第三拖累你们。他还说，中国人办丧事过于悲哀，其实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将来的丧事要简简单单。1999年9月，薛老经历了一次病危抢救之后，又对家人表示：不能工作了，住在医院里花国家的钱，麻烦医生，拖累家人，我不愿意这样维持生命。虽然说人类现在还掌握不了自己的生死，但薛老对生命的态度反映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坦荡胸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薛老是领导、是老师、是一位可敬的长者，跟随薛老工作的收获来自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实感受益匪浅。薛老一生默默耕耘，为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了解薛老的人，无不对这位非凡的老人充满敬意。

                             （编辑  季节）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似乎进入了一个空前焦虑的时代。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国家之间、族群之间、底层大众和统治集团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人类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

今天，自由主义倡导下的国际秩序似已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1]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在2019年正走向崩溃。”[2] 那么，国际秩序是否要退回到冷战时充满对抗的单边主义状态？特朗普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特征的政治家，但是他实施的国际战略的困境，恰恰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理论在处理21世纪的复杂性时所遭遇的困境。

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在中国这里寻求关于新世界秩序的答案。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实践，实际上已经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不同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一种新的范式——共同体主义。

现实主义理论的前提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特别是大国）在国际舞台对于权力的追逐。然而，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为大家共同接受的理念、规则体系、多边国际机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革和升级，而不是弃之如敝履。如同自由主义理论范式所强调的，全球化已经带来了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国家之间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赖，任何意义的完全“脱钩”都是难以想象的，任何单方的遏制行为，都会遭遇相应的反向作用力。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种理论，都无法有效地回应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两大现实。第一，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出现的不平衡性、不均衡性、不平等性。第二，全球公共场域的持续扩大。这使得现实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日益落后于时代的需求，也使得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国际秩序呈现出不稳定性与脆弱。

共同体主义的主要特征

共同体主义不但回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的挑战，同时也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相比较，共同体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共同体主义超越了均势安全观与集体安全观，主张普遍安全观。

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以及自由主义的集体安全观，都无力解决各国共同的安全问题，战略均势同样解决不了国家权力竞争、军备竞争、不同联盟之间的对立。在权力不对等的条件下，集体安全维护机制，经常成为霸权国家制裁对手的工具，“合则用、不合则弃”，在维护世界秩序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敌人。

共同体主义的普遍安全观，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倡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3]普遍安全观是兼顾各方关切的共同安全观。在一个相互依赖、多元一体的现代世界，不可能存在绝对安全；安全本应是共同的、相互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安全事务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伊朗核问题的恶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霸权国家追求单边绝对安全，执意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造成的。

普遍安全观是统筹各种机制的合作安全观。一方面坚定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安全机制的权威。同时，要反对动辄采取武力恫吓、单边制裁等手段，因为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创造新问题。要通过合作求安全，通过协商对话促进共同安全。例如，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通过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平等协商、协调并进的方式，照顾各方关切，实现各方协调合作，才有可能迎来光明的前景。

普遍安全观是综合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发展的可持续的安全观。气候变化等全球共同在持续发展中遇到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加以应对，而不能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从一国私利出发，对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置之不理。没有发展的安全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总体和平的，但同时我们面临的安全挑战并没有变小，而是更严峻、更复杂了。共同体主义的普遍安全观为人类破解安全困境提供了新路径。

二、共同体主义发展观超越了零和发展观与自由发展观。

对于现实主义而言，发展就是争夺资源、争夺市场、争夺控制权的零和博弈。共同发展观认为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赢发展，发展本质不是争夺“蛋糕”，而是共同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只需维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竞争，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是自由主义发展观同样不能破解世界发展不平等、不平衡、不均衡的困境。

共同发展观认为，不能走西方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垄断其市场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帮助所在国提升内生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要帮助它们弥补投资缺口，这是雪中送炭，而不是什么“债务陷阱”。例如，2017年通车的肯尼亚蒙内铁路，不但帮助肯尼亚人民实现了铁路大通道的梦想，推动铁路联结东非各国的交流与发展，而且通过技术转移、培训等方式初步实现了属地化管理，通过进出口银行低息贷款，弥补了肯尼亚关键的投资缺口，同时由于铁路的修建，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提高了土地等资产的价值，提升了肯尼亚政府的偿还贷款的能力。[4]

共同发展需要各国更紧密的协作，需要不同国家之间通过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项目对接，通过协调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实现不同国家的联动发展。

共同发展需要提供全球发展的公共物品，“一带一路”就是全球发展最大的公共物品。例如，不同国家的设施实现联通，就可以大大降低物流成本，原先成本高昂的国际贸易线路变得有利可图。

三、共同体主义主张文明交融，超越了“文明冲突论”。

当前，一些美国政客又在重新鼓吹文明冲突论，例如，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主任斯金纳把中美竞争视作美国首次面对非西方世界对手的文明冲突。[5]

文明交融观认为不同的文明是平等的，并无高下之分、中心边缘之别，谁也不该取代谁。文明的多样性不但应该避免冲突或人为地去强化不同群体界限，而是可以通过文明对话，互相学习和借鉴，寻找文明交融共通之处。今年5月，在中国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一个既尊重文明多样性又寻找文明共通交融的文明盛会。文明交融观不鼓吹普世价值，而是倡导共通价值，不输出发展模式，而是贡献各国的方案与智慧。

四、共同体主义超越了地缘政治学，主张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

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理论包括海权、陆权、世界岛等理论。“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主义）在地缘上的伟大实践，无论何种地缘政治理论都难以解释中国提出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它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对关键地域的控制，以实现本国或某一国家集团的安全利益最大化。而“一带一路”倡议是地缘发展的政治经济平台，目的在于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通过塑造点、线、面来形成发展政治经济大势的平台。“点上集聚”指通过产业布局、园区建设、港口建设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线上畅通”，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的互联互通，缩短不同发展节点的经济距离。“面上联通”指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降低跨国经济活动的成本，促进货物流、人员流、信息流、资金流跨境流动。“型上成势”指将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来，形成共同发展的厚势，横跨欧亚的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构成“一带一路”的主骨架。[6]

五、共同体主义的国家关系是伙伴关系，超越了结盟关系与不结盟关系。

结盟关系是一种古老的国家行为。在冷战时期，结盟行为达到了高峰，不同国家被划分为东西两个集团。然而，在一个利益高度交融的世界，结盟战略在赢得盟友的同时，也逐渐树敌，在不同结盟集团之间造成对立。始于上世纪的不结盟运动，主张独立、自主、不结盟、非集团的基本原则，本身就是对于冷战时期不同国家集团对抗的不认同。上世纪90年代，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并明确提出了“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7]当然，不结盟运动还只是一种消极的国家关系处理原则，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推进了国与国之间更为积极的伙伴关系的构建。

共同体主义强调结伴而不结盟，不断做大朋友圈，但是不搞排他的小圈子。在双边关系要建立“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一种自愿平等的协作关系，中国已经与七十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协作关系（见表1），而且随着友好程度的加深，不断提升协作水平。例如最近中俄关系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表1 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和国家集团

资料来源：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02):65-95-157-158.作者做了修改。

在多边关系中，结伴战略是一种自愿加入的“朋友圈”。 “一带一路”是相互沟通、相互协作的多边伙伴关系平台，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关系越来越密切，合作越来越深入，以高峰论坛、对话平台、合作联盟等多种形式构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架构正在逐步成型。

共同体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升级

如同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是“以邦窥天下”，以小窥大，难免井底之蛙、一叶障目；共同体主义是“以天下观天下”，以大观大，方能举措得宜。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高度尊重成员独立性与平等性的真实共同体，这使得它有别于那种要求让渡主权、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虚假共同体。同时，共同体成员又通过平等、自由的联合，借助联合形成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力量，使得共同体的成员更好地成为自己。

表2 国际关系的三种范式比较

共同体主义是针对21世纪全球发展趋势、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的一种国际关系的新范式，它吸纳整合了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的先进成果，并超越了国际关系的两大主导范式——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表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国际秩序的升级，推动其向更公正、更包容、更健全的方向发展。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共同体主义代表着21世纪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试看今日之世界，自由主义秩序急剧衰弱，而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战略，给人类前景蒙上巨大阴影，可能将人类拖入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之中；[9]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世界进步力量却给人类带来了光明的希望，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新引擎，将引领人类第一次世界发展大协作。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渊源、基本属性、组织形态、经营管理体制，提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一般的合作经济组织、公司企业组织之间的区别，指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深化改革的方向。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为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工作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立法   社区公有制  双层经营体制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至今仍然是个没有“户籍”登记的“黑孩子”。所以，近年来国家已经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入立法计划，正在进行相关调研准备。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识仍然存在诸多分歧，有两个主张影响较大：一个是将农户的土地承包权股权化，转变为价值形态的股权，并达到能够“顺畅流转”的目标，其实质是要将农地产权私有化；另一个是对农村集体经济产权进行股份合作化改制，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成建立在个体产权基础上的“个体的集合”，成员成为可以自由进出的“企业法人”。如果赞成这两个主张，那么制定出来的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集体经济组织法。这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不能割裂历史和违背宪法精神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要反映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沿革。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村改革，改变了集体经济组织早期的生产经营方式，由单一的集体统一经营转变为以农户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和农户双层经营，是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方式和体制的变革，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消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要在全面深刻总结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体制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双层经营体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法律规范和正名。现在是把“隐含了几十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显在化”，而不是把农户个体的土地股权“显在化”。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更要贯彻宪法精神，特别是要有利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体制的宪法精神的贯彻落实。

中国农业合作化以后建立的以乡村社区为载体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性成果。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以及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现行宪法中，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要准确体现这一政治属性，贯彻宪法精神，不能淡化、模糊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主体的根本属性，不能离开土地集体产权去单纯规范集体经济组织，也不能用股份合作制取代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更不能将宪法规定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理解为均分土地股权的私有化改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对象只能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

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简单地抽象为“集体”或一般的“集体经济”的概念，实质上淡化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本质特征。在讨论主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明确“集体”、“集体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概念的含义，搞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集体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它既可以是多个个体简单的集合、相加，或是建立在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复杂的组织体系；它既可以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用这个概念来概括经济组织的时候，必须要明确指出是建立在私有产权上互助合作的集体，还是建立在土地已经集体化并且内部已经有了分工协作基础上的集体，不能混为一谈。

在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中，集体经济有“城镇集体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之分，这两类有共同点，也有区别，不能简单混为一谈。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原来的农村集体经济，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土地被全部征用了，退出了农业生产，农村社区也进行了城镇化改造。此类地区原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两种情况：一个是集体经济组织解体了，消亡了；另一种是通过改革保留住集体经济组织，使其变成另一种城镇集体经济。仅就“农村集体经济”概念，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比如说某个村集体办的企业，人们也习惯上称之为是一种集体经济，因为企业是集体的，但是不应将这些企业组织本身与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等同。公司企业是集体经济的一个部分，是集体经济的企业形态，是经营主体，而不是产权主体。虽然我们习惯上把某个村集体所办的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本身都统称为“集体经济”，但这里的区别是不容抹煞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有两种基本的组织形态，一种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本身，就是被村民委员会所替代的那个村级集体组织，这是集体经济的组织母体（这里不排除部分地区还存在村民小组一级和极少数的乡镇一级）。另一种形式是集体办的各种生产经营性的公司企业组织，包括承包经营的农户或专业队（组）。这种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体制和组织构架，是 “集体经济组织+公司企业组织”。当然在有些地方、有的村集体经济内部，还会有各类专业合作组织，这些合作组织仍然与集体经济组织存在某种承包关系，隶属于村集体管辖。很显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对象是社区集体这个母体，而不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合作组织形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概念是有特定对象的，不能随便泛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对象，指的是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母体，而不是指它所办的公司企业或其他专业生产经营组织。任何集体经济组织，都可以以集体的名义出资兴办公司企业，也可以组织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但这些公司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有专门的法律规范，而不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来规范。

严格地讲，法律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三级体制被解散以后遗留下来的组（村民小组）、村（行政村）和乡镇一级的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是被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替代的村社集体经济组织，是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集体经济组织。这种集体经济组织既区别于个体和私营经济形态，也区别于国营和城镇集体经济的组织形态，不能混同于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合作经济或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更不能混同于《公司法》所规范的公司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可以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一定空间地域范围内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以村社为边界，以家庭为单位联合起来的农村合作化的高级形态。没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个基础，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就不能存在。

习近平同志所著《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一书总结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和特殊作用。他指出：“一是作为农村集体土地及集体资产的所有者载体，行使着集体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发包、管理以及集体企业经营制度的选择和经营预期的确定等重要职能；二是在目前我国农业不可能获得太多的财政补贴和工业反哺的情况下，承担着保护农业这个弱质产业的重任；三是在广泛领域内帮助政府实施多项农村社会发展计划。”[1] 他的论述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和其他集体资产的所有者载体的本质属性，指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基本功能上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两个重要特征，即保护农业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

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基础

我国土地私有制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已经终结，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是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标志。所以，包括高级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都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作为区别全民所有制的一种农村土地的公有制形式，是至今我国宪法精神所肯定的。严格地说，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唯一的法律基础。这一条如果动摇了，讨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没有意义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乡村社区性公有制经济组织，不是按份共有基础上的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依托集体土地所有制关系形成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具有鲜明的乡村社区性、公有性和稳定性。社区性指集体经济组织是共同拥有一定地域范围的农村土地的村社组织，而非专业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公有性是指一定社区范围内（如行政村、自然村甚至一个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是公有制而不是共有制，是在分工分业基础上具有统一经营功能的有机体，而不是像“一篮子土豆”那样的个体的简单集合；稳定性是由于集体经济组织公有的土地资源、资产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内部排斥私有产权，不具有可以由农户个体自由分割转让的流动性，对外也不能随便抵押、入股，以避免陷入破产的危机，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这些特性决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不同于一般的公司企业组织，也不同于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合作经济组织或股份合作组织，而是一种特殊法人。所以，不能用按份额占有的共有制替代社区集体的公有制。因此，相关立法要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上述基本属性。

陈锡文同志在2018年7月25日接受《瞭望》周刊采访时，曾谈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首先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性质，依据法律的规定，集体经济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集体的资产不可分割到个人；二是集体组织的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力。”“从这两个基本特征不难看出，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共有制经济组织。因为法律规定，共有资产可以分割到人，也可以转让共有人持有的资产份额，因此共有制经济的实质是私有经济。有些同志说，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从‘共同共有’变成了‘按份共有’。这不正确，因为无论‘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都属于共有制经济，而不是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其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公司、企业性质的经济组织。法律关于公司、企业的发起、设立的规定完全不同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现实生活中，公司、企业的破产、兼并、重组等情形不可避免，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显然不可能发生此类情形。因此，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设立公司、企业，并依法从事经营活动和承担市场风险。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不能改制为公司企业。”一般意义上的‘股’，代表的是资产，持有者有权依法对自己持有的‘股’进行处置。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所谓‘股’，其实只是指每个成员在集体资产收益中的具体分配数额，因为集体的资产是不可分割给个人的。对于‘股’，农村基层作为约定俗成的口头表达，问题不大。但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时应当对此有清晰、规范的表述，否则容易混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2]

那种认为必须把产权量化到个人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否定了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的合理性，就如同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一些人主张的“国有企业不把资产量化到13亿人民头上，就是产权不清晰”的观点一样，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不能公司化、企业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多项经济和社会功能，比如生产经营功能、保护农业产业功能、管理服务功能、社区社会保障功能和维护生态环境功能等。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于一般公司企业和合作制组织，不像企业那样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的追求目标。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具有经营农业和其它产业的生产经营功能，这一点与一般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功能是一样的。

第二，由于存在农户承包经营土地，集体经济组织又具有对土地承包关系进行管理、调整的功能和对农户的服务功能，这一点类似于合作经济组织。

第三，在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具有为本社区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产保障功能，如成员均等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正是这些功能，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成为农村社会稳定的制度性基础。

第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承担着很多公益性和基础性的社会功能。如粮食生产本身就带有国家安全基础这一公益性质，农林业本身也具有生态环境保障的功能。还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社区各种社会事业的开支等，都是非经济功能的体现。

上述这些功能说明，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立法，既不能套用公司企业法的思路，也不能套用国际上合作经济组织制度的一般思路，更不能刻意强调村社分离，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成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来对待。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吸收合作化、集体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最新实践成果，在村社合一、分工不分家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和完善，形成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新的法规。

按专业分工组织生产必然导致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和体制的变化

农村集体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经营方式和经营体制有不同的要求，不能把特定历史阶段的经营方式和体制固化、绝对化。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体制。当全国粮食供需紧张的时候，必然要靠国家计划和相应的管制措施，甚至政府要对粮田面积下达指标。现在人们可能觉得这很荒谬，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那样做。

共和国的70年是一个前后传承的整体。前30年是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通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三级体制”进行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后40年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使广大农民融入了现代工业化进程。再往后我们应该探索一个什么样的新体制呢？就是与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集体经济组织+公司企业”的结构和体制，并且是双层或多层经营，而非单层经营。所以，不管是人民公社的三级体制，还是改革这几十年来的双层经营体制，都是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实践形式，都有它相对应历史阶段的一定的适应性，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统一经营也是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

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之所以很容易蜕化为单干的小农经济，就是因为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功能被剥夺、被削弱了。需要指出的是，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较低水平的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和体制。在较高水平的集体经济发展阶段，即在分工分业和专业化规模经营的基础上，集体统一经营的内容和形式将会发生变化。较高水平的集体化也一定是双层或多层经营的，最高层一定是资产（资本）经营、资本运作，下面才是公司经营、企业经营等不同层次。

农村集体经济这一经营体制上的特征，与国有大型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体制是同样的道理，绝不可能只有分散经营而没有统一经营。所以，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立法中，必须强调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统一经营属性和功能，否则必然造成用简单的农业合作制替代集体经济的严重后果。

集体统一经营、分散承包经营、更高层次复合型体制的多层经营，都可以成为农村集体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营方式和体制。具体采取哪一种方式，取决于集体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复杂程度。三级所有体制、双层经营体制、以及更高级形态的复合型体制，都需要随经济发展做出调整。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管理的自主性、民主性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管理体制有两个基本特性，即自主性和民主性。所谓自主性是针对改革前曾经出现过的政府指令性计划太多，以政代社、剥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倾向。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以后，每一个集体经济组织都是一个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各自承担着市场经营的风险。所以，政府绝不能越俎代庖，干预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决策权。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职权，政府不能代替集体做任何经营上的决策。

民主性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原则，是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而不是按股权决策的治理结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组织内部是平等的。这就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必须在党的基层组织核心领导下，完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管理结构和机制，而不能立足于靠什么“乡贤”来治理。

在分配方式上，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是按劳分配。而在公司企业层面，特别是和外部资本合作中，是按股、按资分配。集体从公司企业按资分配得到的利润，仍然在集体经济内部按劳分配，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按需分配，是福利性的；还有一部分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例如，贵州的塘约村在经营方式和体制上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塘约村下面也会有公司等专业组织形式出现。这时会出现在公司企业有一个初次分配，表现为工资收入。而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还会有集体统一分红的二次分配，这些分配基本上属于按劳分配的原则。集体的二次分配、统一分红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一种平衡，是由所谓的“劳动力价值”还原为按劳分配。

农村集体经济实际上要从事两种生产，一种是对外交换的商品生产，一种是自给性的产品生产。自给性的产品生产是用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的，当然现在这种生产在广大农村已经很少了，这是经济高度市场化的结果。例如南街村这样坚持集体经济体制的农村，还保留着一定的自给性生产和服务，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在集体内部是非商品化的。也可以说，他们对外是商品交换，对内是按劳（按需）分配。其实，这应该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常态。这种情况的好处在于，在出现经济动荡或危机的情况下，即使集体经济组织对外的商品生产受到严重冲击，仍然可以通过自给性生产（如粮、菜等）渡过危机。相反，在危机条件下，如果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这种户自为战的格局就难免造成农户纷纷破产。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扩张与组织升级形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分化是一种必然的客观趋势，这就需要国家调控、保护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等多种政策措施，帮助弱势集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对于发展较好的集体经济组织，也需要有适时的配套政策，助力其发展。

一般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扩张有两种形态值得关注。

一是社区集体母体组织和所属公司企业组织双向扩张。如江苏华西村、浙江花园村、烟台南山集团等，一方面是原社区集体对周边农村社区的合并，另一方面是公司企业在产业层面的做大做强。

二是社区集体母体组织不扩张，只在公司企业层面单向扩张。如南街村、刘庄村、腾头村等。湖北的官桥八组，原来只是一个生产队，但公司产业搞得很大，甚至到武汉市去投资，但社区集体母体不扩张。

两种形态中，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大多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公社解散后，逐级过渡的体制已不存在，生产队向大队（村级）过渡，村级向社级过渡的机制已经消亡。这就造成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产业和人口规模都己经集聚得很大，但决不放弃“村集体”这个体制，因为正是这个村集体的体制保障了他们的自主权。如果他们撤村建镇，甚至华西都能撒村建市了，那么就等于村集体经济要变成地方小全民或地方国有了，于是问题就复杂了。目前我们还没有一套成熟的体制机制及政策法规制度去支持这种发展趋势。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是高度市场化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人民公社制度的简单延伸。或者说，这是由三级体制变为双层经营体制的必然结果。

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联合组织的发展或升级，就值得格外关注。这是因为，有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由于资源、区位或干部等条件的限制，很难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这就需要建立跨越村级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多村抱团发展，建立合作联社，或者以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成立公司企业。如果把农业和农村放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个大背景下来考虑，那么仅仅由“户自为战”回到“村自为战”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在村级组织之上，仍然需要一种集中配置资源和集聚本土人口的机制，以解决人民公社解散以后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乡镇统筹是工业化中后期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产生这种趋势的客观需求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业化进程中集体建设用地等资源集中配置的需要。通过破解集体建设用地“村自为战”的分散布局，实现以乡镇为中心的集中配置。

二是在集体经济体制下完善农业产业化体系的需要。依托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乡镇甚至区县级的专业营销公司、加工企业、专业技术协会等多种组织形态的有机结合，建设完善的农业产业化体系。

三是城镇化进程中集中集聚经济和人口的需要。包括解决农民住宅问题、小城镇旧村改造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等。

四是城乡融合的一体发展进程的需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拓展，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发展。特别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高质量的覆盖农村，使农村社会服务和生态环境条件好于城市，才能扭转农村人口单向涌入城市的被动趋势，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目标。

要处理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它主体的关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农业为基础产业、可以从事多种经营和发展多种产业的一种经济组织。作为一种特殊法人，在立法上不能将其混同于其它市场主体组织。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又必须利用其它市场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如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公司企业等。所以，处理好集体经济组织与其它经济组织形式的关系至关重要。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出资办企业、办公司，但不能把集体经济自身公司化、企业化，根本原因是土地产权不能像企业产权那样可任意分割和转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被颠覆、避免走上土地私有化流转兼并的老路。但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集体办企业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企业制度的发展又必然促使集体经济演变为“集体经济组织+公司企业”的基本形式。于是，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出现乡村两级所有、企业多层经营的新格局，出现集体办全资企业，或集体与其它主体合资办企业等多种形式。这是集体办企业，不是集体变企业，是两类不同性质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在这里，乡村两级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要由未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来规范，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注册和管理；而它们所办的公司企业则由《公司法》来规范，在工商部门注册和管理（现行《公司法》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注册登记公司企业相应的法律条款，造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公司企业注册登记上的困难，需要修订）。

在这样的体制下，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母体本身的产权封闭性并没有变化，成员边界也是清楚的，所以它仍然是稳定的。但是在企业层面，产权关系具有了开放性、可流转性，完全可以根据市场条件从事投资、转让、兼并、重组等经济活动。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对企业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降低了集体的风险。所以，不能把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公司化、企业化，应按不同的法律主体来规范。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居民委员会的关系，不宜做统一的硬性规定，应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自主决定。原则上应提倡村社合一，分工不分家，过于强调村社分开是不妥的。但是，在快速城镇化地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社区居民已经不再重叠，可以适当考虑分设。因为将来会有村民委员会转为城镇居民委员会的问题，那时集体经济组织仍可继续保留和发展，成为新的城镇集体经济形态。

第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乡镇一级集体经济联合组织的关系，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规范村、组两级集体经济组织，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乡镇一级的统筹功能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于是，在乡镇层面发展超越村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从理论上讲，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不太可能采取过去曾经设想过的逐级过渡的办法，只能借用股份制联合的办法创新组织形式和体制。如采用多村集体经济组织同办联合社的形式，或者采取各村集体经济组织持股的股份联合公司的形式等，都需要在立法中为未来的改革留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