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濒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毛泽东《祭黄帝文》

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斗争与过去时代的斗争，比较起来，究竟有哪些不同特点？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持续了数百年的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解体，以金融和武力霸权维持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正摇摇欲坠。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霸权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正在受到广泛的质疑。

学术不等于政治，但讲政治需要有学术的准备。讲“制度自信”要有宽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

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是要回到传统。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中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应对鸦片战争之后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们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呢？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尤其是指：要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化、宗教化、商品化、庸俗化、“心灵鸡汤化”。

中国与西方

西方文明是历史地发展的。它有四个鲜明特征：第一，重军事实力，这是希腊和罗马的影响。第二，重法律，这是中世纪教会统治的影响。第三，重劳动，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文化的影响。第四，重资本。对“资本”这个问题，马克思揭示的最为深刻。

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形成了在中西比较中看问题的思路，这同样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说，它忽略了中国与西方之外，伊斯兰文明在时空中的存在，把现代中国的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与西方对话的问题。

西方，狭义地说是西欧。我们究竟受了多少西欧的影响？也要具体地看。鸦片战争后提出向西方学习，但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很快就转向了苏联。用“中国与西方”这个框架描述我们的现代历程，起码是不太准确的。

历史地看西方文明，应该是一个基本态度。我们关于西欧的知识向来有不少问题。毛主席曾批评“言必称希腊”，但对希腊却未必真正懂得。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制度起源于希腊，西方从根上就是民主的，这是个很大的误会。

首先，欧洲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即希腊与希伯来，并非只有希腊一个源头。

其次，希腊城邦并不仅有民主这一种制度形式，而是有君主、贵族、共和等几种制度形式，盛衰循环，君主制堕入僭主制、贵族制沦为寡头制，共和制发展为暴民政治，所有好的制度都会变坏。而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最不喜欢的就是民主制，在他们眼里，民主政治几乎等于暴民政治。《理想国》的原意是共和制，不是指民主制。希腊城邦制占主流地位的，与其说是雅典制度，还不如说是斯巴达制度更妥当些。它实质上就是军事制度。罗马帝国继承的主要是这个制度。

荷马史诗有两个对立的主题：力量和智慧，分别以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为代表，讲的就是战争。对抗性——这是西方制度文明的基本特点，艺术如此、宗教如此、西方哲学也是以“矛盾”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希腊影响，这就是基本的影响，罗马继承希腊传统，主要就是继承其军事制度、对抗性的军事思维。

柏拉图《理想国》是西方思想的开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讲军事共产主义。他说：城邦必须有公共财产，公民政治的基础就是公地，柏拉图强烈反对公民、治理者享有私有财产，他这样说：“公民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亚里斯多德《政治学》里说，“善政”的基础是公民道德，“公民”，即有公地的农民，他们共同劳动，共同战斗。

政治一词来自城邦（Polis），城邦政治（公民政治）的核心就是共产（公地），这是希腊军事共产制度的基础。

什么是希腊人所说的“智慧”呢？《理想国》里关于“洞穴”的比喻非常著名。柏拉图说，人从洞穴里爬出来，要经历从“看见表象”，到“看不见”，再到“看见”的过程。由此，他区分了“可视的”与“可思的”、“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

古希腊人对智慧和知识的来源怎么看？苏格拉底认为来源于讨论和置疑。所谓“辩证法”，希腊文的意思是“助产术”，就是帮助别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柏拉图认为知识来源于对宇宙本质的沉思，这就是形而上学。

希腊的智慧，一开始是指辩证法，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后期则是指形而上学，以柏拉图为代表。

在古希腊、古罗马，战争就是生活的主题。战场瞬息万变，充满可能性而胜负生死难料。希腊、罗马的活力来自战争，他们的苦闷也来自这种生死难料的命运感。罗马人最终皈依基督教，这是把命运归于上帝意志的必然性。关于宗教，马克思有两句话，一句很著名：“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另一句话更深刻：宗教的根源是形而上学。

希腊、罗马时期结束后，西方有漫长的中世纪，那是教会统治。教会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代表法律。教会说法律是上帝制定的，因此法律高于国家，这其实是说教廷高于国王。究竟“法大还是国家大”？这本是教皇与国王之间斗法的一个说辞，与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

既然“智慧与力量”是西欧历史的主题，因此，希腊好战、罗马好战，教皇发动了十二次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依然还是好战，西方一贯推崇力量和实力，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文艺复兴之后，知识、智慧和劳动结合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现代科学技术就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推动文艺复兴的主力军，不是希腊罗马那种公民（有公地的农民），也不是教士，而是工匠。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工匠文化，以能否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为指标和准则。更准确地说，科学起源于关于生产劳动的知识智慧。

文艺复兴带来的转变，就是它使“劳动”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劳动是知识的来源，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产权，这是洛克在《政府论》里的发明。私有产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说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马克思要说的不是希腊、罗马和法国农民的事，也不是洛克和斯密说的英国工匠和小业主的事，他说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全球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事。

在这样的条件下，居于支配地位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论》，面对“资本的时代”——马克思的革命性就在这里。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没有人是用自己的钱办企业、搞买卖。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都必须仰赖社会信用机制，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信用机制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只有他们能用，别人不能动——这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痼疾。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反对“资本”，他主张资本为劳动服务，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即少数人垄断社会信用机制那样一种形式。

了解西方文明的上述四个特殊性（军事、法律、劳动和资本）之后，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点比较。

首先，既然推崇武力，西欧其实就没真正爱好过和平，而和西欧相比，中国人往往看不起兵，所谓“好男不当兵”。而1840年以来的道理有一千条，根本的就是我们打不过西方列强。打不过人家，你说什么都没用。

西方推崇宗教，有漫长的教会统治，导致的一个最特殊的结果是：教会代表法律，法律是上帝制定的，所以西方就有“法律超越政治”、“法比国大”的说法。而在中国历史上，“依法对抗国家”这种道理根本讲不通。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那么剧烈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现代文化是由意大利的工匠、法国的小农、英国的小业主、荷兰的买卖人创造的，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那些靠放债剥削他们劳动的人，所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现代矛盾的根源。在欧洲，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思想早已有不少人提出，尽管论述没有马克思那样深刻犀利。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根深蒂固。现在的欧盟，工会、农会、商会势力强大，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的。

中国自北宋以来就是士大夫执政，这造就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官僚。士大夫阶级的专业就是治国理政，这是专业化、理性化的管理阶层，是当时世界史独一无二的行政阶层。要论行政程序、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西欧从来就比不了中国。但是，士大夫这个阶级来自从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自东汉产生以来就脱离生产劳动，劳动者在读书人眼里是下等人，因此，读书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英意识，根深蒂固，改也难。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人的大炮轰毁了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科举废除，读书人当官的路子被封堵。除非你外语好，能给列强当买办。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走投无路之后，才走上与工农和劳动者相结合的道路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太土，而是太洋，说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一人，其实是蒋介石。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劳动者的思想，但让中国的士大夫接受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当成普通劳动者，这比登天都难。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逻辑根深蒂固，蒋介石如此，其他人也差不多。

士大夫和读书人是官僚的后备军，腐败的根源就是官僚主义。因此，反腐一旦触及到官僚主义及其后备军——读书人的精英意识，那就等于得罪了天下的“清流”。无论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雍正皇帝还是毛泽东，那都得留下骂名——世界上只有“鞋匠造反，要当老爷”，从来没见过“老爷造反，要当鞋匠”，屠格涅夫的话不仅是幽默。

今天，我们说“西方文明衰落了”，意思是说：西方正在丢掉它好的东西，而不断发扬它坏的东西。比如说：穷兵黩武、宗教冲突甚嚣尘上、劳动者沦为消费大众、金融资本垄断一切、经济脱实向虚。

说西方文明衰落，是说西方那些“好东西”，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中国道路

百代都行秦政法

中国文明并不是世界上发生最早的。在我们之前，有埃及、有两河、有夹在这二者之间的希伯来。但是，这些产生最早的文明，都处在沙漠海洋包围之中，它们都是区域性的。它们产生了很久，但却没有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夏商周还是氏族部落制度，不是国家制度。那个时候，中国还叫笼统的“天下”，而不知何谓“国家”。中国统一自秦始。毛主席说，我们中国叫秦，加个a,变成了China。

秦，标志着中国文明的成型，而我们这个文明一成型，立即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其标志，就是秦始皇派蒙恬击匈奴。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最终造成了匈奴的西迁，把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

欧亚大陆是“世界岛”，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运动，一次是秦汉击匈奴开始的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开启的，一次是欧洲大航海开启的，如果说还有一次，那就要看今天的“一带一路”了。

秦统一的基础是“郡县制”。它的起步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土地税收基础上的“武装垦殖”制度，“士为知己者死”，战国时代所谓士，就是耕战之士，即武装垦殖的武士。钱穆和增渊龙夫都认为，秦之郡县，其实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那里抢来的王田和公田，所谓县就是“悬”，这种悬在秦原有的国境之外的土地，即殖民地，其称为“县”，正是以之与“邑”和“封邑”相区别。

秦的改革是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即孤悬在秦故土之外的殖民地“特区”实行改革，起初是所谓“新区新政策”，而随着新区的扩大，新的郡县制度逐步覆盖了原有的老区。

七国中，为什么唯独秦国能够做到依法治国呢？这就是因为秦之落后。因为落后，所以它的治理，起初要靠“客卿”，即引进人才，而不是靠本土亲贵。比如说，齐国孟尝君（田文）就当了惠文王时的秦国宰相。

客卿治国的好处，便是官位不能世袭。上层是客卿治国，基层是农民当兵，所以就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一句话——秦之“依法治国”，靠的就是客卿和农战。

秦的守令，绝不同于周之方伯、诸侯。方伯、诸侯，是周天子的亲戚，夏商周政治，就是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氏族政治，而秦的守令则是皇帝派遣的国家人员，周天子的亲戚可以自专，而秦始皇却对守令有绝对权力，守令每年需将郡县政务和财务决算报告于丞相，这叫上计。平时，皇帝派遣御史大夫的僚属巡行各地，这叫监御史，此官虽微，但是皇帝亲信，权位甚重。纪律检查、中央巡视、权力监督，秦始皇时代就有了。秦之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基本的国家治理制度。法家说的法，就是国法，就是刑名责罚。法的基础，就是国家政治，没有抽象的、脱离国家政治的法律。从氏族血亲政治向国家政治制度迈进，就是用法的关系，代替亲戚关系。

历代文人皆痛骂秦始皇专权自私，骂他自私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只有章太炎赞叹说：“始皇负扆而治天下，子弟为庶人”，秦始皇不用自己的子弟亲贵治理国家，而是派公正的官员治理天下。  柳宗元说，历代君王，他们不但自私，而且“私其子孙”，于是就有分封——封建制植根于帝王之私，而秦始皇之为制，“公之大也”。按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不得为吏，为此，秦始皇杀了自己的亚父“阳翟大贾”吕不韦，这不但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商勾结的腐败，而且从此杜绝了大资本爬在国家头上、富商大贾绑架国家权力这条路，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百代都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孔子学说固然有很多的道理，但孔子的思想，维护的是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氏族政治，它以为处理好亲戚朋友关系，就是处理好了国家政治关系，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封建制。孔子学说不过是一种精致的部落政治的思想，它离国家政治学说还很远。

把一种部落时代的思想当普世价值，这是后世元代即蒙古人的发明。

王道与富强

汉代的成就有二：其一，是击溃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国屹立于欧亚大陆。其二，是极大地发展了经济。汉之伟大，就在于“富强”二字。而汉的失误，则在于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入到利益阶层手中，形了门阀士族。

汉击匈奴是继承秦始皇的事业。而汉武帝的战略功绩在于占领西域与河西走廊一线，有效分割了来自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这两股游牧民族势力。沿河西走廊、西域开拓的丝绸之路，是汉的欧亚大陆战略的产物，一旦掌握这条战略通道，则可北控蒙古高原，南控青藏高原。自此以后，自汉到清，中华民族便是延续这样的战略思维，屹立于欧亚大陆。。

强的基础是富。经过战乱的破坏，西汉面对的第一个要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所谓文景之治，实质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秦灭后，项羽重新分封。汉初，封同姓王、异姓王（韩信、英布等），这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因为战乱破坏了交通和商业交换体系，派功臣亲贵分驻各地，便于分收租税，否则，汉初的国家是养不起这些骄兵悍将的。

汉代的郡守县令 是国家派遣的，但是，西汉太守大抵是所治郡县本地人士，且得自置吏，而为吏者，多本地豪家，这样一来，秦代“商人大贾不能为吏为官”的法律，就率先在基层被冲破了。豪族便如此起于地方。

汉代在经济方面是充分进取性的。中央十分重视工商业，汉代最大的企业就是盐铁的制造与采冶，重视商业则以著名的“丝绸之路”为代表。相对于秦而言，汉代却不那么重视农业。这也是其最为儒家所诟病的地方。

西汉的封国之所以渐次瓦解，原因有二，一是中央的打击，二是豪族的侵凌。封君生活豪奢，入不敷出，要摆排场只有向富商大贾借债。《平准书》说，对富商大贾，“封君皆低道仰给”，这正如西欧16世纪以来，贵族在富商面前低三下四如出一辙。

汉初，有从基层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为察举。由各郡国推举人才，但时间不固定，科目也不固定，主要有孝廉、明经、贤良方正等科，基本原则是“以德取人”。而豪族世家的出现，使基层选举制度陷入了危机，如此一来，“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便代替了“德为人先”。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士名”和“族望”成为选拔的标准，终于导致了门阀士族政治的产生。

更有一种现象，即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贫富分化。东汉时代，书肆出现于市场，穷人无书也买不起书，于是富家垄断了文化资源。西汉初士人大抵半耕半读，但至此大族子弟以读书为业，读书人与生产劳动完全分离，有钱人才有能力让自己的子弟去读书然后做官，这样，富人就垄断了知识和权力。出现了官、产、学一体化的世家——即后来的士族。

汉代中央集权，以武帝为最。武帝之集权，是经济集权加皇室集权。汉武帝把朝廷分为“内朝”与“外朝”，他自己主要依靠“内朝”办事，内朝有桑弘羊等办盐铁，有外戚大将军带兵，这样汉武帝把财政、军队抓在手里，如才能击溃匈奴。如果听任“外朝”的议论和扯皮，那匈奴是万万打不得的。皇室集权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原本作为皇帝管家之一的“尚书”的地位权力上升，尚书由皇帝的生活秘书，变成政务秘书，由管理家事，变成参与政事，处理官吏的奏议以及草拟皇帝的诏书。

这个模式的中央集权，起初非常有效，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使内廷和外戚的权力膨胀，因此桓谭《新论》说，王莽篡权，“乃不犯关梁厄塞而取之”，即内官和外戚，不必攻城野战，仅通过发动宫廷政变就可篡权。中央政权被篡夺，地方被豪族把持，封国又被富商侵凌瓦解，选拔机制全被士族垄断，汉代的政权，就是这样日益沦入了贵族——士族门阀之手。

两汉有儒家的复兴，而两汉之儒，则与先秦之儒大不相同。第一，汉儒讲“大一统”，统于天子，强干弱支，反对封建，这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第二，儒法合流，把国法与家法统一起来，使儒家学说有利于治国理政，这是大小戴《礼记》。第三，是重视农业。《盐铁论》中，与桑弘羊辩论的，都是儒生，但他们反对工商业，希望通过制止经济发展来消除两极分化，都是空想。

先秦之儒，不过是家族学说。而两汉之儒，则为国家政治、经济、司法学说。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概而言之，“自古有无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两汉之得在富强，两汉之失则在王道。

发展商业、办企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两极分化。汉代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在了豪门富商手上，这是两汉瓦解的根本原因。

重视商业，轻视农业，自由放任，于是造成土地兼并。西汉末期爆发五斗米道起义，就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西汉末期，无论中央还是封国都无力自保，这些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都不是被中央，而是被豪强大族势力镇压下去的。东汉刘秀就是依靠大族起兵恢复汉室。于是，与西汉不同，东汉的政治，完全操于大族之手。且东汉政治的权重，已经在地方而不在中央。东汉后期，刺史坐大，州牧成为地方割据的首领，不是偶然的。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依然靠的只能是地方豪族及其部曲，曹操便是地方豪族的首领。

士族垄断权力的顶峰，是东晋时期。几个世家大族——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号称与司马氏“共天下”。南北朝时期，整个南朝、甚至北朝的中央政治机构的重要位置中，基本上由几个门阀大族垄断。地位显赫的士族有：山东（指今天豫陕交界处河南灵宝崤山以东）的崔、卢、李、郑，南方的王、谢、袁、萧、顾、陆、朱、张等。

魏晋时代政治组织的特征，与16世纪的西欧类似，就是王权与豪门富家联合执政。具体说就是：富家士族把持政治，却又不讲政治，而是大谈自由放任，大讲“小政府”、“有限政府”。陶希圣说，“士族之于政府，参加而不负责任。政府之于士族，尊重而时相抵触”——这个概括准确而精妙。

门阀士族政治的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畅言“自由”。可以这样说：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发端于魏晋时代的老庄玄学，而不是16世纪的欧洲。门阀士族看重的还是工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他们既视政治为俗务，也看到了政治的风险，所以尽管占据高位，却不谈政治，而是大谈老庄与玄学，而非儒学。这是魏晋南北朝士族的意识形态的特点。

（编辑  季节）

世界经济虽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低谷走出，但复苏之路仍不平坦。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近年来其经济显示出较强的自主复苏动力，货币政策正常化也处于有序推进的进程之中。

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源自结构性改善

消费仍是拉动经济的主动力，但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

美国是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二战后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缓慢上升的趋势，消费也成为决定美国经济表现的首要因素。随着私人部门“去杠杆化”进程基本结束及居民收入随就业改善而持续增长，2010-2014年美国经济年均实现2.04%温和增长，私人消费平均拉动美国GDP增长1.3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70%，消费占GDP比重也提升至68.4%。尽管私人投资占美国GDP的比重不大，但受宽松信贷环境延续、企业老化设备更新以及企业家信心恢复等因素的影响，2010-2014年私人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仅次于消费，年均达到1.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53%，显著高于危机前5年17%的平均水平，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6.5%。其中，2009-2014年美国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工业设备、运输设备、其他设备投资分别增长了1.2、1.5、4.4和1.4倍。尽管房地产复苏缓慢制约了住宅投资的增长，2014年仅有5400亿美元，仅相当于危机前最高水平的64%，但非住宅类建设投资伴随服务业及能源、通信等行业商业活动的恢复已基本接近危机前的水平。

图1  2009-2014年美国四大需求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额度

资料来源：BEA

出口增长推动国际收支赤字收窄，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

长期以来，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是拖累GDP增速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国经济失衡以及高消费——低储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表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奥巴马“出口倍增计划”、美元贬值以及页岩气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出口额从2009年的1.58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35万亿美元，增长了49%，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0.9％升至去年的14％，创历史新高。尽管这未能扭转美国对外贸易整体赤字的局面，但逆差由危机前的7000亿多美元降至2014年的5300亿美元，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也由负转正。与此相伴的是美国出口结构的进一步改善。作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由2009年的1304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2405亿美元。商品贸易中，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由2009年最低时的6.5%上升至目前的10%，石油及石油产品月度贸易逆差额由危机前最高时的424亿美元收窄至目前的80亿美元左右。从出口地域看，美国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贡献显著。2009-2014年美国对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出口分别增长了90.7%、42.6%、78.1%和77.9%，同期对欧盟和日本出口仅增长了24.5%和26.1%。

服务业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暂时改观

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长期以来美国产业结构变化呈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2009-2014年间，这一趋势得到暂时性扭转，服务业和制造业比重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二者占GDP的比重分别维持在78%和12%左右。其中，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生产服务业，即专业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服务业。

生产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率、高生产效率和高知识技术密集度等特点，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体现出美国经济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朝高级化方向进一步发展的总体特征，包含了行政服务和管理、法律和设计服务、科学研究以及部分科技行业的专业和商业服务业。该行业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科技公司的发展往往带动相关专业服务业的增长，自2009年以来，硅谷、旧金山湾区等科技发达的大都市区也是商业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地区。而金融、保险、房地产及商务服务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也迅速恢复，占GDP比重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制造业复苏是本次复苏的一大亮点，其增长主要依赖于汽车产业、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的拉动，仅汽车行业的增加值5年间就增长了1013亿美元，而整个制造业仅增长了1350亿美元。

图2  2009-2014年美国各行业增加值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额度

资料来源：BEA

美国经济已经接近充分就业水平

尽管去年GDP增速显著放缓，但自2009年下半年结束衰退以来，美国经济温和复苏的势头已经保持了8个年头。同时，美国失业率在去年下半年降至5%以下之后基本保持稳定，今年2月份为4.7%，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低位。根据美联储此次议息会议后公布的数据，被视为经济完全就业的中长期失业率预估为4.5%-5.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的长期失业率是4.9%。在经历了缓慢的经济回升之后，美国经济越来越接近充分就业水平。表现为：

首先，经济创造就业的步伐正在放缓。过去12个月，美国平均每月新增非农就业仅18.5万人，低于2012年以来月均19万人的水平。不过，即便在经济较快增长的2005-2006年，美国月均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也只是19.1万。而且，现在美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美联储报告显示，劳动参与率降幅的一半左右归因于“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期。从行业数据看，采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多数行业的新增就业已经达到或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因此，放缓后的非农就业增量仍属较高水平，在当前的经济运行条件下已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此外，去年12月份离职率达到2.3%，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职位空缺率更升高至3.9%，为2000年以来的新高，也反映出美国就业市场劳动力闲置的情况已显著改观。

其次，产出缺口加速收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意味着经济中的闲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产出缺口得到修复。OECD数据显示，美国产出缺口2017年将收窄至接近零的水平，2018年将回升到零之上。同时，据工业产能利用率数据，美国产成品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已基本接近危机前的水平，半成品制造虽略低于危机前水平，也相对平稳；未成品制造业利用率自2014年下半年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直线下降，但近期已随价格反弹而有所回升，去年四季度达到78.05%。

再次，薪资和通胀面临一定上涨压力。根据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定义，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后，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将体现为薪资上涨的压力，进而带动通胀加速提升。虽然从整体看，美国私营部门平均时薪增速仍低于危机前水平，劳动力成本指数的增长也十分缓慢，但从行业数据看，美国薪资已出现加速上涨：除采矿业增速放缓外，制造业行业工资增速明显高于服务业增速；服务业中，除信息、金融、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教育和医疗服务业的工资增速仍明显低于危机前水平外，危机以来占据多数新增就业岗位的中低技能或低收入行业的工资已经出现加速上涨的迹象。以个人口径统计薪资水平的亚特兰大联储薪资指标显示，美国去年10月份的薪资增速已经达到危机前的水平（4%左右）。同时，美国核心CPI自2015年11月起已连续16个月位于2%以上，医疗保健、娱乐、交通运输等服务业相关的消费价格呈现加速上涨的态势。

特朗普财政刺激政策将推动美国经济超过潜在增长水平

根据经济学定义，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时，实际的GDP增长水平将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增长率。当前短期内拖累美国经济的周期性因素已经逐步消退，但结构性因素仍制约着美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提高。从长期看，劳动生产率是决定美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指标。2010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幅不到0.5%，远低于2003年至2007年年均2.5%的增速。去年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同比仅增长0.2%。受劳动生产率下滑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美联储预计未来数年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仅为1.6％-2.2％，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的潜在增长率为2%，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随着美国经济的继续复苏，美国经济越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新增就业和GDP增速都将进一步向长期趋势水平靠拢。据计算，新增非农就业每月仅需达到14.6万人的平均水平，再过12个月美国经济就可以达到美联储预测的4.5%的充分就业下限。现有政策下，美国经济增速将维持在2%附近。根据美联储的最新估计，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1%；OECD预测2017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3%。

因此，如果要实现特朗普主张的3.5%-4%的经济增速，美国经济需额外增长1.5-2个百分点，这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刺激。从特朗普就任以来的施政情况看，在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失利后，其已将工作重心放在推进大规模减税上。鉴于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除目前争议较大的边境税外，其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方案落实的可能性很大。根据tax policy center测算，按照修正后的特朗普减税计划（主要是将最高联邦企业税率由35%降至15%，将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由七档简化为三档，并将最高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将由39.6%降至33%），由此带动的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扩大，将提升随后两年的GDP增速达1个百分点以上。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在今年出台减税方案，以2%的潜在GDP增速计算，2018-2020年期间美国GDP增速将达到3%左右，如果期间叠加特朗普提出的1万亿美元基建刺激，美国经济可能短期内进一步加速，超出潜在增长水平，由此造成通胀上升的压力。

美联储加息步伐可能较当前预期进一步加快

当前随着美国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工资增长已推动美国通胀有所上升。去年美国物价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压力主要来自服务，这反映出美国国内需求回升正在对物价上升构成推力。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去年2月份触底反弹，能源及进口价格下降等暂时性因素消退，去年12月美国CPI及核心CPI就已经突破2%，美联储更为关注的PCE也已接近2%，今年美联储预计核心PCE将达到1.9%，明年达到2%的通胀目标。因此，单以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的双重任务看，今年美联储继续上调利率势在必行。而且，尽管美联储已缩短加息间隔，但从此次加息后的利率以及美联储对今明两年的利率预期看，可能仍低于与当前经济增长阶段相匹配的利率水平，未来还可能进一步加快升息的步伐。

首先，从自然利率角度，其反映了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时应有的实际利率水平。里奇蒙德联储研究报告显示，随着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美国自然利率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尤其是2011年以来已经逐渐微幅跌至0以下。如果美联储衡量通胀水平的核心PCE指标今年达到2%，此次加息后，美国实际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核心通胀率PCE）与自然利率仍相差1%左右，按照每次加息25个基点的速度，仍需要加息4次。

其次，从泰勒规则角度，其确定了与增长趋势和稳定的长期通胀相适应的中性利率水平。假设2017年美国自然利率保持在零附近，核心PCE达到通胀目标2%，产出缺口收窄至零的情况下，根据BIS的泰勒规则公式，到2017年年底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应当在2%上下。所以可以得出同样结论：今年底时美国的中性利率仍较此次加息后的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

因此，如果美国通胀因特朗普刺激政策继续走高，超出2%左右的通胀预期水平，就意味着与之相适应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水平也将提升。在此情况下，美联储将进一步加快加息的步伐。

美联储持续加息将加大国内宏观政策困境

美联储持续加息将对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极大影响：

一是提升人民币贬值预期。我国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扩大了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对中美利差的变化也更为敏感。以美元兑人民币NDF（12个月）作为反映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变化预期的指标，其与中美利差(10年期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尤其是2005年汇改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87，因此一旦中美利差呈缩小的变化趋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贬的预期也明显升温。

二是加剧资本外流压力。由于短期内难以扭转内外利差收窄的趋势，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存在将导致持续的资本外流压力，对国内金融市场构成冲击。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由2014年6月时近4万亿美元的高点，下降至今年初的3万亿美元左右，而且银行结售汇自2015年下半年一直保持逆差状态。如果未来中美利差进一步收窄，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我国资本外流情况可能再度加剧，并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下降。

三是加大国内利率上行压力。随着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境内外利率联动性增强，2007年以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44，美联储加息将令我国处于三元悖论的困境：如果维持低利率，则面临人民币汇率贬值、资本外流加剧风险，导致国内资金压力偏紧，市场利率上行压力加大。如果维持汇率稳定，则需要提高基准利率水平，扩大内外利差。在不收紧资本管制的情况下，美联储加息都将使国内利率面临上行压力，而这将提高国内债务融资成本及债务偿付压力，导致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综合社科院、IMF、世界银行数据，当前我国的总杠杆率在250%上下，除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偏高，达到150%左右外，去年以来在房价上涨的带动下，居民部门购房杠杆率上升较快，2016年居民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平均季度增速达到31.2%，购房贷款余额达到19.1万亿元。

政策建议

一是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汇率是美联储加息溢出效应向国内传导的重要渠道，也是可能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经常项目保持顺差及外汇储备充沛使央行具备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条件。同时，人民币汇率维持适度弹性有利于降低央行干预汇率的压力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因此，可根据美元汇率的阶段性走势，灵活采取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在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时，积极干预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保持人民币汇率在相对稳定的区间内波动。

二是合理管控跨境资本流动。面对“三元悖论”，当前形势下我国应更加侧重于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现阶段对资本项目的开放应采取审慎的原则，通过加强对资本的流入流出管理，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的冲击，为保证外汇市场健康有序运行和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创造必要的条件；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提高对跨境资金流出风险的监测和预警能力；鼓励吸收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外资，严查虚假贸易和非法资本外逃；探索引入托宾税等价格工具调节跨境资本流动。

三是有序推动“去杠杆”。在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的情况下，去杠杆一方面要控分子，即消化债务存量，控制债务增量，避免债务总量过快增长。通过促进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等方式降低企业杠杆率；改善居民消费环境，遏制个人住房贷款过快上涨局面，优化居民杠杆结构；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保持适度合理的地方债务规模；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金融企业杠杆管理。另一方面要做大分母，通过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以经济增长推动企业盈利和居民收入稳步改善，实现全社会总体杠杆水平的下降。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经承诺，将把苹果iPhone的制造岗位转回美国，当选后也承诺以减税来吸引苹果公司等大企业将制造转回美国。

2016年底，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玻璃大王”曹德旺表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主要是中国企业税负较高，引发热议。一些报道也反映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成本飙升、甚至已接近美国。那么，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是否还具有成本竞争力，美国制造企业回归国内有无可行性？本文以苹果公司为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目前苹果公司产业链倚重中国，回迁困难

苹果公司是全球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其代表性产品iPhone手机引领世界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其产品设计美观、精密，集成了最新的电子科技成果。苹果的产业链是全球布局的，例如iPhone 6在美国加州设计，元器件（零部件）全球采购，在中国组装生产，产品运回美国分销、全球发售。一个企业若能够打入苹果产业链，是对其实力的肯定，而中国企业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

大陆企业占据越来越多的供应链份额

近年来，苹果公司每年都公布前200家供应商名单（含生产地点），这些供应商大致占其全球产品的材料、制造和装配采购支出的97％。在2016年苹果公布的前200家供应商名单中（每家可能在世界多点生产），总共有793家工厂入榜。其中位于中国大陆（含香港）的有346家，排名第一；位于日本的有126家，排名第二；位于美国的只有69家，排名第三。具体见表1。

表1  苹果公司2016年前200家供应商前15大生产区域

（资料来源：综合苹果公司发布的榜单及相关报道整理）

     从上表看，中国大陆的生产厂超过第2-10名的供应商数总和（343家），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外资或台资企业。

    2016年，前200家供应商按企业品牌所属国家（地区）排列前四强的分别是：美国50家，日本41家，中国台湾43家，中国大陆28家（其中香港公司7家）。美、日、台湾地区占据较强的优势。2017年，苹果公司所公布的前200家供应商排列中，前4强的数量发生了变化：美国46家，日本41家，中国台湾39家，中国大陆35家（其中香港公司7家）。不难看出，中国大陆企业比上年多了7家，而美国和台湾地区各减少4家，这说明中国大陆企业的进步速度比较快。

目前中国大陆企业不仅给苹果公司提供模具（成都宏明双新）、散热组件（双鸿科技）、印刷电路板（汕头超声）、连接器（立讯精密、朗威尔等）、功能件（安洁科技）、包装（裕同包装）、曲面玻璃（伯恩光学、蓝思科技）等手机精密零部件，也开始提供电子零部件如电池（德赛电池、欣旺达）、充电器（国泰达鸣）、线性马达（金龙控股）、麦克风（华殷磁电）、声学元件（歌尔声学）、无线通讯模块（海华科技）、天线（信维通信）等等，充分反映了中国企业的追赶与进步。

大陆企业的价值链份额仍然较小

2016年，电子业界著名的市场调研机构IHS Markit有关iPhone 7（32G，型号A1778）的价值链分析报告显示，目前价值较高的零部件主要掌握在美日韩及台湾地区企业手中，直接物料与制造成本合计220.8美元，物料成本为215.8美元，而制造成本仅5美元（占比2.26%）。具体如下表：

             表2  苹果公司iPhone 7的成本拆解

（资料来源：根据IHS Markit 2016年拆解报告计算出主要厂商的国别来源和各项占比）

以iPhone7为例，苹果手机主要在中国组装（主要是富士康的代工厂，在巴西还有一个组装厂、产量很小），因此制造成本的2.26%留在中国。在总计220.80美元的物料（零部件、元器件）采购成本中，尽管中国大陆企业开始向高端走，但总额仅为49.20美元，只占总成本的 22.28%。占据物料成本大头的显示屏、处理器、摄像头、存储芯片、基带等，仍掌握在美日韩及台湾地区企业的手中。

新一代苹果手机的供应链中，中国大陆企业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为纪念iPhone手机上市十周年，苹果公司将于2017年推出3款新iPhone手机，有可能使用OLED显示屏、双摄像头、3D或2.5D曲面玻璃、以及无线充电等创新技术。中国大陆企业的价值链份额有望进一步上升。

苹果新一代手机拟全面采用OLED显示屏。按照苹果的惯例，它要选择一两家备用的供货商，中国大陆的京东方有望进入。目前，京东方已经进入苹果公司供应链，为其Mac系列笔记本电脑提供液晶显示屏。京东方在成都的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已封顶，预计2017年年中投产；另一条AMOLED生产线已在绵阳开工建设；两条生产线投资均为465亿元、设计产能均为48K/月。京东方继韩国三星公司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OLED显示屏的供应商。

苹果新一代手机还将全面采用双摄像头。2016年，中国深圳企业欧菲光公司全面收购了索尼在广州开设的摄像头厂——华南厂，该厂一直以来为为苹果公司提供摄像头，这意味着欧菲光公司已成功进入苹果供应链。

无线充电技术也是苹果新一代手机的亮点。已经为苹果提供天线系列产品的中国信维通信，有望进一步提供无线充电线圈等产品。

采用无线充电及5G时代无线信号的传输新方式，使得玻璃或陶瓷将取代金属成为苹果手机的新外壳材料。在这方面，香港的伯恩光学和深圳的蓝思科技已经进入苹果供应链，它们将赢得更多份额。

苹果公司难以回归美国制造

综合分析，目前苹果公司供应链严重依赖中国大陆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在华工厂，不太可能回归美国制造，即便是组装环节搬回美国也不太可能。理由有三：

第一，解决就业看无必要。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低至4.5%，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最好水平，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回迁企业、增加就业岗位。

第二，价值量看无太大必要。一部售价约500美元的苹果手机，其物料与制造成本仅220多美元、制造环节仅5美元，即使全部拿到美国组装、年产10亿部，其价值量仅50亿美元。而苹果手机的设计、操作系统、APP、品牌、市场营销等高价值环节一直在美国。组装生产如迁回，势必会增加不小的成本。

第三，从生产条件上看无法实现。有海外研究报告称，为苹果组装产品的大陆富士康工厂，有13万员工和8700名工程师。在中国完成组装工作只需要半个月，而在美国则长达9个月，中国大量低成本且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是苹果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况且大量元器件供应商都在中国，从产业配套的角度看，搬回美国后生产组装成本势必增加，效率和质量还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依旧是苹果产业链的最佳选址，苹果公司新一代产品的供应链可能更加依赖中国。

                  中国制造业成本接近美国了吗

曹德旺赴美国投资玻璃厂，是否表明中国制造业正在失去成本竞争力？

2014年8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The Shifting Economic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估算了全球出口份额最大的25个经济体的整体制造业成本，其中美国为100，中国为96。

图1 各国制造业成本比较

从图1细分的成本构成看，2014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但电力、天然气成本已明显高于美国，总成本水平接近美国。该报告预测，2015年，美国的低成本州生产将和在中国一样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等成本大幅攀升

曹德旺在投资办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之一、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研发国。作为上游配套企业，趁美国汽车市场“触底反弹”的良机抢滩登陆，这是曹德旺在全球布局产业的一部分。玻璃生产比较特殊，能源成本和运输成本占比大，在美国办厂不仅可以使用相对便宜的天然气能源，而且还紧靠市场便于节约运输成本。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确实上涨很快。

  图2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快速上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图2可以看出，2008年，城镇私营就业单位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16445元/年， 2015年涨到38948元/年，是2008年的2.4倍。城镇非私营就业单位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更高，从2008年的24404元/年涨到2015年的55324元/年。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

国外学者George Dorgan 在2014年的一份研究中指出，从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看，截至2011年的数据，英国、法国、德国及北欧等发达国家为25%-35%；金砖国家平均水平约13%，印度在12%左右，中国只占7%左右。[1]2017年初，美国国会研究局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2]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平均用工成本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仍然有优势，但高于印度，接近墨西哥。该文所引用的美国Conference Board公司所作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到2015年，中国的制造业人力成本相比东南亚国家，的确已经较高，中国已是菲律宾的两倍多。国别比较具体数据如表3。

  表3  各国制造业平均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的比较（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ilcprogram/compensation）

注：这里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不仅包括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还包括员工福利、保险等。中国和印度2015年数据为英国经济学人集团（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估计。）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使得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不具备成本优势。近年来，不少鞋帽服装生产等劳动力密集产业纷纷从中国迁移到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随着中国劳动力、环保等成本进一步攀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将是难以阻挡的趋势。

苹果公司产业链日益倚重中国，恰恰反映了中国近年来产业优势的变迁。不少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的产业优势，已经从“劳动力红利”过渡到“工程师红利”，进而将过渡到“科技红利”。如华为等科技型企业的成功，主要靠大量薪酬相对较低的工程师集中研发攻关。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依靠在科技研发上的努力争取国际竞争优势，华为参与5G国际标准的制定；京东方在面板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越日本和台湾地区企业，在技术与市场份额上正直追韩国企业。

中国在营商环境、企业运营成本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改善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Doing Business》报告中，对中国营商环境进行了评价，排名有所上升，但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仍排第78位，还需进一步改善（参看附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土地成本高企、大城市房价飙升，不仅使暴利的房地产业对实体产业形成挤压甚至替代，大城市的高房价还使年轻人看不到希望，这将极大损害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活力。

国际著名咨询公司普华永道每年公布《机遇之都》系列研究报告，选择30个国际大都市，从3方面10个维度考察这些大都市的商业吸引力与活力。具体包括：（一）衡量全球化和知识型世界中城市愈发依赖的工具：（1）智力资本和创新，（2）技术成熟度，（3）门户城市；（二）评估城市生活质量：（1）交通和基础设施，（2）健康、安全和治安，（3）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环境，（4）人口结构特征和宜居性；（三）衡量城市的经济效能，（1）经济影响力，（2）宜商环境，（3）成本。

《机遇之都》2016年报告给出的排名如下：1、伦敦；2、新加坡；3、多伦多；4、巴黎；5、阿姆斯特丹；6、纽约；7、斯德哥尔摩；8、旧金山；9、香港；10、悉尼；11、首尔；12、柏林；13、芝加哥；14、洛杉矶；15、东京；16、马德里；17、迪拜；18、米兰；19、北京；20、吉隆坡；21、上海；22、莫斯科；23、墨西哥城；24、约翰内斯堡；25、圣保罗；26、波哥大；27、里约热内卢；28、雅加达；29、孟买；30、拉各斯。尽管北京在综合排名中位列第19位，上海位列第21位，但在“成本”维度方面，北京排名倒数第1，上海倒数第2。该报告专门指出，“有5座城市的房租可承受能力排在中低名次（伦敦、纽约、旧金山、北京和上海）。这预示着这些城市将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也难以获取城市所需的关键实践技能。”

综上所述，特朗普所期望的制造业回迁美国，难度很大，中国制造企业迁美仅是少数个案。其理由，一是当前美国的就业已较为充分，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其得到很大份额的利润，缺乏足够的回迁动力。二是企业的布局需要综合考虑成本、市场等因素，且各行业、各企业的成本结构差异很大，为节约总成本而进行全球化采购/生产，是企业的理性选择。第三，可能选择迁到美国的企业，将是美国本土的要素或价格较低（如能源）、或有竞争优势（如研发设计）的行业。第四，美国蓝领工人的岗位更应该担心被自动化和机器人所取代。

具体到苹果手机，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电子信息业的元器件全球供应更依赖亚洲（尤其中国），新一代苹果手机的生产组装和元器件供应可能更加依赖中国。

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应该正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渐失去，劳动密集产业逐渐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的趋势。中国企业正面临向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必须致力于超越“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和“科技红利”迈进。

附表：世界银行《Doing B usiness 2017》报告对各国营商环境的排名

附录：中美制造业成本的对比

2016年9月1日，凤凰国际智库刊发《一位浙江老板对比了中美制造业的真实成本》[3] 一文，该文被各大网站转载，摘要如下：

    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同行中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一直位居国内同行出口的前二位。目前公司500名员工，5条自动化生产线，年产10万吨。

去年，“江南化纤”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投资2000万美元。该公司老板认为，去美国投资办厂，主要原因是国内综合成本连年攀升，颇感吃力。下面为该企业在中美创办相同规模企业的部分成本对比数据：

（1）土地成本：国内地价是美国地价的9倍，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我们是50年产权。如2000年浙江慈溪工业用地价格是18万元/亩，现在一些县城工业用地已高达100万元/亩；目前美国地价仅2万美元/英亩，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亩。

（2）物流成本：国内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倍，因为中国油价高，还有世界少有的过路费、过桥费。

（3）银行借款成本：国内最便宜的（正规）借款年利率6%，是美国年利率（2.5%）的2.4倍。如果资金来自年利率超过10%的银行理财产品、年利率15%的私募基金、甚至是年利率20%的民间高利贷，企业就更加不堪重负。

（4）电力/天然气成本：国内能源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美国除夏威夷外(海岛地区)，其他州的电价都不贵，如德州电价折合人民币才2毛钱。

（5）蒸汽成本：国内用热电厂蒸汽，按每吨消耗蒸汽1.6吨、单价190元/吨计算，单位生产成本304元，折合49.0美元，美国用天然气锅炉自制蒸汽，按天然气价格14.52美元/吨，单位生产成本23.23美元，国内比美国高1.1倍。

（6）配件成本：国内设备性能略差，工人操作习惯不良，每吨单位配件成本约100元，折16.13美元，美国生产线设备性能较好，工人操作习惯好，每吨单位配件成本5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3.2倍。

（7）税收成本：在中国，各种税收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美国的州政府看重就业，常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房产税优惠30年有效，如果公司达产，30年内将给予3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

（8）清关成本：在美国投资办厂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国内企业原料均进口，进口不算内陆运费、关税、增值税、仅各类手续成本约3500元/柜，每柜按20吨装计，为175元/吨，折合22.58美元/吨。国内企业成品出口不算内陆运费，仅各类手续成本约1600元/柜，每柜按20吨装计，则为80元/吨，折合12.9美元/吨。如果加上运费等，成本还要大幅增加。

（9）人工成本：美国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57倍，但美国自动化程度高，用工少。国内两条月总产量为4500吨的生产线用工250人，美国设备改进，同产能两条生产线用工180人。按目前国内工资上涨趋势，如考虑5年工资再翻倍、10年工资翻两番计算，那么中国在人工成本上也占不到任何优势。

（10）折旧成本：同产能设备及土地厂房，国内生产线投资9000万元人民币、美国生产线投资2500万美元、按15年折旧、年产50000吨计，分别计算吨折旧成本:国内为120元/吨，折19.35美元/吨；美国33美元/吨，高出国内1.7倍。

（11）厂房建设成本：美国厂房建设成本是国内的4倍，但10年以上二手厂房价格根据年限则是新厂房的1/8-1/2，而且普遍性能良好。

以上各项，不少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土地成本高、借贷利率高且借贷难、税负重等等。我们确有许多待改善之处。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中国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传承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经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在当代中国确立文化自信之时，更需要从非遗中汲取丰厚的资源，而以非遗为源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软实力  文化创意产业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为“非遗”）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是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历史上，非遗是活态的，一直处在生生不息的变化中。中国古代的科技典籍《周礼·冬官·考工记》和《天工开物》就对诸多文化遗产有所记载。这些文化遗产为世界文明的进步贡献极大，至今仍有重要价值。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历史上的非遗被作为资源进行当代的创新，成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相应地，科技的发展也为非遗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化软实力，即 Soft Power of Culture，“软实力”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指的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以及该国家有能力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制度和规则，这些都属于文化软实力的范畴。软实力相对硬实力而言，军事、经济实力属于硬实力，例如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凝聚力、价值观等则属于软实力。中国是非遗大国，其中蕴含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基因，体现了我国独一无二的文化软实力。截至2011年，我国经普查所得的非遗资源信息已有87万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共有1372项。截至2017年初，在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中，中国已占39项，数量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赋予我们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为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无数可能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包括由各社区或群体认同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非遗展现了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活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更有利于实现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非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一，非遗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第二，非遗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人类的强大创造力。第三，保护非遗对于保护自然环境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第四，非遗能够促进人际关系,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的民俗为人们之间的沟通建立了良好的途径，同时也树立了行为规范。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文化的多元化显得格外重要。每一个群体都要寻找和保留文化的根脉，正所谓“和而不同”，这“不同”恰恰就是此群体之文化区别于他者之处。从文化内涵的角度观之，非遗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如同生物具备特有的基因一样，文化也有其独特的基因，是主导一个群体文化的核心所在。

同时，非遗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等。

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历史价值和证史价值体现在：它以一种活态的形式延续至今，如同一部随时都在上映的纪录片，这种活态性正可以弥补一些文献典籍的不足。在历史与考古方面，非遗为之提供了有效的考据证明和研究价值。考古学家们在对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例如对文物或建筑遗址进行发掘研究时，有时只能提取一些静态的信息，难以获得较多活态的文物信息。而通过一些非遗传承人和手工艺人的记忆与技艺，令今人也可有幸远窥一段活态的历史信息。非遗在此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它和物质文化遗产缺一不可，都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非遗不但包含了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人际伦理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第一部分指出：“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非遗可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一些非遗项目中，就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的观念，祖先们的智慧已经凝结在世代相传的民俗中了。

例如，在吉林省盛行数百年的“查干湖冬捕”就是一种传统的渔猎习俗，保留着很多传统的信仰和规则。在查干湖进行渔猎中，渔民使用的均为大号网眼的鱼网，年年捕捞上来的都是大鱼，因为渔民们不会“竭泽而渔”，禁止捕捞那些正在成长的小鱼苗。在非遗范畴的传统民俗中，有诸多关于“神山”、“神树”、“神兽”、“神鸟”等世代相传的规矩，实际上是守护信仰，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民间的剪纸、刺绣、由拼布组成的百衲衣被等传统手工制品，民俗中的婚丧嫁娶等人生仪礼，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重阳节……都以不同方式在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建构行为准则与规范。

非遗具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价值，可见于手工业、农业相关的典籍，如《周礼·冬官·考工记》、《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水经注》等，以及《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著作。及至今日，这些经典著作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非遗将这些典籍中的内容以活态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是在世代相传、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知。

在非遗所具备的各种价值之中，其艺术和审美价值为人所关注，而在人们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深入了解之前，往往首先为其艺术之美所吸引。许多非遗项目自身便归属于艺术的范畴，如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戏剧、曲艺、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等。它们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同时也体现了传承人的独到智慧和艺术创作能力，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它们历经时间长河的梳洗，不断地积聚力量，以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来吸引传承人与拥趸，进行活态传承，生生不息。

非遗还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以诸多传统手工技艺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出口，曾是那个历史时期换取外汇的重要途径，它们中有多种技艺属于非遗的范畴。如今，手工技艺与手工艺人的地位正在提升，而传统手工艺从业者的技艺与精神也逐渐为世人所认可，一些传承人、手艺人得以获得相应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这些非遗项目已成为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

传承文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是中国历史上传承至今的重要文脉，一些非遗项目并不依靠文字、书籍、符号为载体来传承，而是依靠世世代代的口传身授。这条文脉是无形的，凝聚着文化的精髓。非遗名录中的这些项目，无论历史长短，无论地域南北，更无论级别高低，都是在历史的河流中沉淀下来的瑰宝，是中华文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今天，守住精神家园中的非遗，并以此为资源进行美育，有利于促进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文化自觉性。

纵观当下，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充分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觉性，无论是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从业者、文化创意产业从业者，或只是普通群众，都需要立足于本土，在本土文化中架构精神家园，建立文化自信。某一项民俗、技艺之所以能够世代相传，能够被列入非遗名录，是因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地域性、文化性、民族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在保护传承人和他们所在的文化空间，使本真性得以维持，守住核心技艺，留存文化基因。事实上，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并非难以调和；在正确的保护和引导之下，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是可以相互扶持、相得益彰的。

非遗具有活态性和传承性，是具有生命的活态文化，其最重要和基本的特点就是传承。非遗的传承主体是传承人和传承群体，非遗正是藉由他们的口传身授，得以在历史的洪流中生生不息，非遗的活态性是历经流变和创新的过程而形成的，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基因越过时间的维度，至今仍绵延不绝。非遗还具有流变性，流变性是伴随着生存状态出现的，体现了差别和统一，变与不变都是相对的。其重要载体是活着的传承人，并非固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世间一切有生命之物皆会变化，既有变化便有发展，在变化与发展中要把握和引导非遗项目变化发展的方向和程度。原封不动、机械地保护传统技艺并不是非遗保护的正确思路，因为此时原封不动和活态保护是背道而驰的，保护传统技艺，应当在不违背其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允许技艺的自然流变，使传统技艺在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中得以发展，藉此达到保护的目的。

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信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是国家与民族的灵魂，是精神家园，更是立国的根本。我们应该使那些由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在发展中与当代社会相协调相适应。

我们需要从非遗中汲取丰厚的资源，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它们历经千百年世代相传，使我们在不断前行之时，仍能守住文化根脉。非遗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与之相应的社会环境也是日新月异的，我们一方面需要根据变化的外部环境，对非遗进行随机应变的保护；另一方面也需要以非遗为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进行当代的再设计、再应用，使非遗走进当代生活。

2017年3月12日，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推出《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目的是处理好传统工艺中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包括文化创意产业范畴的内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源进行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发展，要在规范的制度框架和精准地把握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使非遗成为文创产业的独特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前八个字重在保护，后八个字则谈及持续发展，即将非遗融入当代生活。一方面，将非遗以传统的形式进行传承接续；另一方面则是在文创产业的视野下，以非遗作为源头活水，将其与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融合。其资源一方面来自于无形的、精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一方面则来自于有形之物，包括将非遗的文化概念进行物化的产品、和非遗相关的文化空间、以制作技艺形成的工艺美术品等。我们可通过调查研究，找出非遗中适于作为文化创意产业资源的项目，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多梯度的“二度设计”，使策划设计巧妙、方法得当、工艺精湛而兼具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成为宣传中华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工具。

以文化和创意为主线，把非遗宝贵、独特的资源转化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有生力量，是有意义、有经济收益的思路，这正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应当持之以恒地使非遗技艺薪火相传；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者，应当学习、研究、采纳非遗项目中富于艺术性的部分，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加以再创造、再设计。由此设计成的文化创意产品，将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有利于提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将对非遗本身进行“反哺”。

文化之于国力至关重要，对于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文化资源，我们应当切实地加以保护、传承与发展，处理好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之间的关系，藉此增强我国的文化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

（编辑  杨利红）

最近，世界进入多事之秋，比如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英国退欧，前几年的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最近仍在持续发生的恐怖袭击，等等。这些事情看似出人意料，实则隐藏着国际环境变化的大势，其背后是世界格局的重塑。未来20—30年间，一方面，我们会见证，中国将实现自近代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另一方面，人们也很可能会见证，三百年来的世界格局将第一次不再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

认识范式转换

未来我们将面临多少风险、挑战甚至危机，坦白地说，谁也不敢预言；只能说，“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变迁、变局和不确定性，将成为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

在此大变局的背景下，整个社会科学都面临着当年托马斯·库恩讲的范式转换或科学革命。欧洲启蒙时代至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寻求确定性，我们试图通过学习和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探索社会变化的规律。按照这种认识，世界的大转变、大变革，只不过是进入新的确定性的过渡阶段而已。

今天，如果世界正在进入一种新格局变化或新秩序建构的过程中，简单套用现有的范式，将秩序更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笼统归结为“过渡”、“转型”（transition）现象，既不利于我们了解当下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无益于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机遇、新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对于这场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没有预料到，而且直到现在也还没提供清晰的解释。

因此，不仅经济学界，整个社会科学界现在都存在是否会迎来新的范式转换的问题。在新的世界格局变化面前，仅仅用原有的范式来理解和阐释诸多的不确定性已经明显不够了。

今天，社会科学研究（当然也包括国际关系研究）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否可以说，我们面临着三百年来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不仅在事实层面上非西方力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强、作用日益提升、影响日益扩大；而且在道理层面上，整个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格局？这有点类似当年爱米尔·涂尔干讲的“失范”：旧的一套规范越发不灵了，而新的规范还在探索和建构之中。即使是所谓的“发达社会”，也呈现出一幅失范状态：经济失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精英失职。从国际上看，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一套基本的秩序和格局，正在遭遇这样那样的挑战，更不用说冷战结束后曾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局面了。

国际关系重建

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原有的国际关系正在重建之中：

首先是主体变了。原来所理解的国际关系就是国家间的关系，其主体就是国家或国家集团，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关系，“冷战体系”也是要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和它们组织的各类论坛（达沃斯论坛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更大量的非政府机构和及其组织的各类活动，它们虽然不是国家意义上的行为体，但却越来越具有议题设置、规则设定、程序设计等能力，并不断影响或左右着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及舆论的走向。主体变化还体现在一些传统组织的复活或复苏中，它们不是以国家的形态，而是以地区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形态出现，在国际上经常唱主角或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中东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它们是超越国家边界的。

其次是议题变了。过去，国际关系要处理的主要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与外交等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甚至也很严重；但同时，国际关系领域中又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大量非传统安全议题，例如日益紧迫却争议不断的气候变化问题，各类疾病传播及防治问题，各国如何联手解决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挑战问题，仍在恶化的环境污染和可能带来的生态灾难问题等等，以及由于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而引发的全球治理难题。这些都不再是传统的国际关系议题，但却是国际关系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越来越重要和紧迫的全新议题。由于很多议题是传统的国际关系完全不曾涉猎也没有任何知识积累的领域，因此也是新的巨大挑战。

再次是规则变了。以前的国际关系规则，其实就是大国规则、强权规则、丛林规则。现在，即使是大国之间，原来的同盟关系也在重组，更何况它们也无法仅仅自己说了算。二战后的格局和秩序，主要是战胜国的三巨头在秘密环境下商定的。但这样的规则制定方式在当代已不再可能。“冷战”时期形成的东西方阵营，一方已不复存在，另一方已非铁板一块，当初的所谓“中间地带”正在积极探索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大国霸权不再，国际秩序大国主宰不再，所以才有从G7到G20的转变（G7虽然还在，但是其实际作用和被关注的程度都远远不及G20）。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以往那种强权逻辑和“非我即敌”的基本规则都越来越不灵了，甚至越来越伤人伤己。“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其重要特征，就是参与者越来越多，规则制定也越来越透明，非西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前所未有地参与进来，它们在规则制定中的声音和作用是过去几百年无法想象的。不过，世界要完成这样的大转变，难免还要碰到一个又一个新的曲折，甚至还要经历一场又一场斗争。目前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不过是这种曲折的表现罢了。

最后是舆论变了。过去几百年间，国际关系只是少数国家里极少数人的“专利”，别人既不懂，也无权涉入。现在，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的巨变，各国各地各色各族的人们再也不会对世界上的事情不闻不问或听之任之。信息的瞬间多维扩散和分享造成的震荡，也是过去任何一轮全球化所不具有的特征，它其实也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和非西方国家越来越能够在国际事物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技术支撑。连最权威、最神秘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不得不借助和借重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二轨外交、媒体外交……传媒，包括新媒体、自媒体，在国际关系中俨然成了“另类帝国”。正是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后果的广泛、迅速运用，为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治理难题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讲好中国故事

当年被囚禁在铁笼里的葛兰西曾一语惊人“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人人都是外交家！不仅官员、学者、艺术家，而且成年来往于各国的留学生、经商人、打工者、旅游者，也都在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一言一行扮演着外交人员的角色，发挥着外交家的功能。

回顾过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万隆会议前后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起，我们在国际上就一直主张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主张也遵循着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路径和理念。现在，更是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赢的新理念。共商，是指从一开始制定规则起，就要大家一起来讨论，来谋划；共建，是指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大家都来参与，来投入；共赢，是指结果不是零和，更不是你死我活。今天，这些理念和原则已不再只是中国一家的主张，而且正在成为新的国际关系可能的规则和格局。

因此，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的人士，背负着一项重大使命，就是如何把这样的道理讲明、讲透、讲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所谓正当性问题。中国崛起为更大的世界经济体这个事实，尚不足以解决我们崛起的正当性问题。真要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做更扎实更细致的思想和理论工作，总结、提炼、概括好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背后的实践、道路和理论。道不透理不清，理不清言不明。只有自己把事实背后的“道”弄透彻、“理”想清楚，才能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其实，世界上很多非西方国家在跟随西方（或被西方支配）多年之后，切身感受到西方那套模式并不适用他们，也很想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治理经验。从这个角度讲，讲好中国故事，已经具有了世界层面的意义，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中国道路就适合一切国家和地区，更不会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任何人。中国的发展，无非是向世界上提供了非西方式发展（严格地说，即使所谓“西方”，也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的另一种可能和另一种选择。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即使这些国家和人民有强烈的意愿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我们讲故事的方式也一定要根据对象和环境而入境随俗、与时俱进，很多时候需要用静流无声的方式，才能达到融雪于水的效果，而不只是与西方较劲，在有意无意中落入简单的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的陷阱。中国故事真正讲好了，能帮助人们走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路，这样建设起来的世界格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格局，而不是互相猜疑、彼此厮杀、共同毁灭的世界。

（编辑  迟晨光）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表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新的历史特点”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伟大斗争”发生在哪些方面，需要做理论性的讨论。

改革开放阶段分期的争论与难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从党史编撰变化的角度，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历史脉络。

章百家从党史的编撰谈起。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叙述的主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找。比如说解放前，历史分阶段很清晰，就是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然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的工作就是跟革命战争联系的。建国以后这一段，政治运动占了很大部分。

改革开放的历史线索较多，对历史分期也有不少争论。改革开放涉及方方面面，虽然经济占的分量非常大，但不仅仅是经济，各个方面配合且相互联系。比如谈经济改革，不谈外交的、政治的变化，就说不清楚。

改革开放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启动阶段，第二是开始全面展开，第三是新阶段，然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有一个起点的界定问题。起初党的历史决议的写法是，“文革”结束以后就是新时期开始。现在正式的说法，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现实的加政治的考虑。从十四大报告开始，改革开放的起点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其实文革一结束，变动就开始了，如平反冤假错按、教育改革。初期的变动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所有的人都感觉肯定要变。

关于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节点，选择十二大比较合适。当然有经济学者认为应该选择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选择十二大作为节点，一是因为做了第二个历史决议，政治上跟此前时代的切割已经完成；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基本上完成了；三是已经决定要全面推开改革开放。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全面推开，这一阶段其实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1989年以后是治理整顿，然后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召开。章百家等撰写的《改革开放30年》用了一个双标志，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为这个阶段的起点。十四大有三个决策，一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加快发展。以十四大为标志进入第三阶段。十四大之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有比较系统的推进，体制的变化也比较大。这个阶段到2000年或者是2002年结束。

改革开放在2000年前后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2000年以前经济开始起飞，2000年以后面临起飞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入这一阶段，我们党面临全新的任务，而且形势发生了转折，所以隐含着不少风险，正确的政策选择不很容易。2000年之前主要的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但当经济发展起来了，一方面还要继续上台阶，另一方面社会分配问题突出了，这就跟以前不一样。而且外部形势也有很大变化，一些人看中国经济规模这么大，开始提防了。

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五个方面的明显的变化：第一是党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此前也在搞经济建设），而这个执政理念的变化带动了其它的变化。第二个变化是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氛围不一样了，一是努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道路；二是取消革委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加快立法；三是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提拔年轻干部。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变化，经济体制是推不动的。第三个是经济体制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是典型的双轨并存和逐步替代的过程。第四个就是外交方面的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个基本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外交上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建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另外一个就是跟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第五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都是单位的人，是城乡管理二元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人员可以流动，农民可以进城，城市人不再附属于单位了。我认为这个变化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变了，人们的思想体系变了，这个跟以前会有非常的不一样。

    2000年后的第一个十年，基本上还是沿着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在走，但必须面对一系列新问题。当然改换思路需要有个过程。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已经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措施。

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基本是用会议做分期的标志，因为客观上，每次大会确实是总结前一阶段，然后开辟新的任务。

中国应为人类提供新的可能性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带来了哪些新问题，怎样在全球化的时代认识这个伟大斗争的新的历史特点，成为讨论的聚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庆梅认为，今天的变化有三个要素。一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明经济改革的确是成功的，中国毕竟是一个有14亿人口、工业体系比较完整的国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很明显地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化。这是资本主义从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后，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变数。二是技术变革。不管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正在或将要明显地改变人类的组织形态。这些技术要素的变化，也是进入资本主义五百年来，再一次面临的巨大变革。三是金融资本像水银泄地一样地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特别的提醒。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等各种方式引领一个新型全球化，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以更平等的方式展开？中国用什么样的思想去引领新的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怎么去推动？这些都是新问题。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肖自强认为，目前是全球资本主义向“2.0版”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球资本主义可以分成列强帝国主义（包括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是你抢你的，我抢我的，全球化帝国主义的利润方式是一个层级式的方式，包含了上线和下线的体系。对于自动化生产的发展，现在很多人很乐观。其中存在生产与劳动的分离趋势，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没法解决这种分离带来的问题，需要新的社会体系来应对。在中国崛起引发的变化方面，讨论比较多的问题，是如何看中国和外界的关系。

文化学者刘仰认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在“华夷之辩”这个不太会改变的结论性主张里面得到体现，中国从来都认为来自外邦的人是“蛮夷”，我们就是“华夏”，自古以来只有“以夏变夷”。多年前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这是美国人提出了自己的“华夷之辩”。但是亨廷顿没有明确的结论，说美国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福山则认为他的老师自信心不够。当然，今天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践证明不靠谱。而今天中国的情况是，近一两百年，中国完全放弃了“华夷之辩”论，对自己充满着怀疑，这又带来很多问题。今天要把近两百年来的情况重新扭转过来，其中包括对我们新中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历史要有全面客观的认识；要在更高的起点上形成新的文明自信和文化向心力，需要一个大的、系统的理论构建。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师张晴滟强调了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论及的一个重要观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不是问题，关键是“学”的问题，“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例如，中国戏曲中常用的二胡，本来是中亚的乐器，在“样板戏”为代表的戏曲改革中，二胡同样也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礼乐的伴奏乐器。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化”，如何“化”、如何推陈出新，是文化的一个焦点问题。用传统的京剧创作的话来讲，怎么样可以让观众从观演的效果上接受你的这一套教化。教化的重点不是你说什么，而是如何让别人接受你的想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用文化和教育去达成一种共同体的过程当中，怎么做到这个“化”就非常重要。

英国艾克赛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殷之光认为，今天所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中国革命的目的从来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是为了改造世界。毛主席曾经说，实际上中国革命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新民学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土耳其凯末尔运动、以及埃及的革命等等。

今天不少人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是认可所谓的“需要一个霸权”。但在1976年之前，中国人并不相信这个世界需要一个霸权。当时对三个世界的讲述方式，实际上是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独立和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有不同认识的。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是改造我们学习的问题。在天安门广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之外，还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新中国革命和建国的“独立自由富强”想象和世界平等的想象，从来都是分不开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认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论述提出来，对改革开放以来对世界形势的主流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题”是进一步深化了。和平与斗争相互依存，正如同一性与对立性相互依存，我们对整个时代核心特质的认识应该有这样的眼光。这些“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当中哪些是最核心的，或者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矛盾内部的转化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改革开放事实上继承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但对《矛盾论》的继承则相对薄弱。思考和回应“伟大斗争”这个问题，必须回归和激活认识论的这个传统。

他认为，中国上升为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没有悬念。在中国犯了若干错误而对手很高明的基础上，不影响这个结论的有效性。但是中国是否能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合适的世界体系，为人类提供新的可能性，而不是旧的体系换了新的主人，这一点还不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始终是结合在一起，忘掉世界人民、忘掉要让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一带一路”问题客观上与中国上升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主导国这个历史命运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一些国家建的“孔子学院”，也许换个名称能更好地体现中华文明的内在气质和自信心。

唐杰认为，世界格局在变化，所以需要长期有一个关于世界观或者世界知识的突破，从国际体系到中国是怎么崛起的，以及到中国文化可能为世界提出另外一条道路、另外一条可能性，等等。

当代文化建设的难题与挑战

围绕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化加剧和社会意识多元化等变化，大家讨论了当代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些难题和挑战。

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怎么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基本上把革命文化淡化掉了。要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一个极大的欠缺是，没有能力以广阔的视野来讲好中国革命的遗产。如果把这一块舍去，只找到一个孔子，但在世界上还公认毛泽东是中国最重要的领袖，这问题怎么讲。

中国宋代以后就开始有知识分子掌权。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关系总搞不好。元明清朝，王阳明、曾国藩等等，这些知识分子一旦掌权就杀工农。在欧洲没有看到这么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教士被打倒了之后，要么是工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渔民，要么是手艺人，要么是科技工作者。中国在宋代以后，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掌权的、掌着枪杆子的知识分子阶层，这跟欧洲社会是很大的不同。近些年儒学的恢复，其实也恢复了这个阶级的力量。我们要特别注意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注意这个关系的话，将来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认为，经济和文化这个关系经常被颠倒地理解，我们一直认为经济解决一切，好像经济搞上去了，文化也就跟着上去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事实正相反，经济上去了，文化却掉到低谷。而经济落后的古代，文化是很发达的。只用经济来引导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没有内力，不能持久，很快就会腐化。“文革”期间书市和图书馆只开放小部分书，如“四大名著”加上一些欧洲的政治比较进步的名著（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那时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广大工人职员文化水平不高，但都看四大名著和欧洲的经典小说，人的精神水平是相对高的。而现在是普遍的不读书，年轻人、中老年人都这样，今天很多年轻人四大名著也没看过，欧洲的那些名著也都没看过，看的只是日韩美剧。这很奇怪，中国的识字普及率在世界上接近发达国家，但是读书率比较低。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早年阅读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经验。中小学教材编得不够好，这是很大的问题。

赵汀阳认为，当前的文化安全问题主要在于，现在中国的家国传统在慢慢被丢弃。一个国家要让国民喜欢它，对它有信赖感，愿意跟它共命运，必须是看上去像一个家；。一定是人们永远怀念、永远为之自豪的地方，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家国。现在这些其实被很多细节所破坏。比如，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其格调和建筑之类看上去非常不友好和恶俗，不是一个邀请人进来分享的态度、好客的态度。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任春雷认为，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是个体如何安身立命，群体生活如何安排，如何寻求一个良好的秩序，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它的内核是如何建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

新法家网站总编辑翟玉忠认为，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为了自己不被物化，一定会逼出一个智慧时代。人通过自身的提升，成为物质世界的主人。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兴起，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整个改变。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智慧才会带来力量。如果把握住中国文化的根，即使收入状况差一些，也能够圆润地活着。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丹莉认为，文化自信或者价值观的重构，实际上都是在探讨中。在一个急速的转型时期，我们如何从文化层面重新认识自身，这需要从历史角度重新认识新中国的发展过程。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部分原因是实际上有不很自信的成分。任何制度的选择，可能与时代背景与面临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有重大关系。例如，美国一向标榜自由主义，特朗普上台之后却强调贸易保护，反而是中国很强调贸易自由。又如，计划经济与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关系，但绝不是全部，实际上是人们意识到不这样就不足以自立的时候，做出的一种选择。计划经济存在它的问题和弊端，现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的认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对新中国发展的过程才能有一个更公允的认识。

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罗林认为，现在在民族宗教方面，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苗头。外来宗教传入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历代政府在对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方面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做法，比如要求在服装、语言、姓氏、建筑风格等方面鼓励跟随本地习俗，在教育方面实行一体化，从而方便他们融入本地社会。目前一些地区的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白钢认为，关于民族宗教问题，一方面要警惕西方所谓的承认的政治，无限制地夸大少数族裔的权利诉求，它确实客观上会撕裂人群乃至撕裂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包括民族区域自治以及若干宗教政策，本身包含一定的承认的政治的维度，不应该完全否定它的正当性。承认的政治有它的局限，应当被更高的觉悟的政治扬弃和超越，而觉悟的政治本质上是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最核心的特征。觉悟的政治最核心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

（编辑  苏歌）

编者的话：

吐尔孙•艾拜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伊始，为了凝聚青年学术骨干，支持青年学者成长，促进青年学者交流，扩大青年学者影响，组建了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吐尔孙即为促进会博士生，后转进为青年学会会员。数年来，中信基金会和本刊努力通过自己的平台、窗口和渠道，支持和推送青年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和在社会实践中的事迹，吐尔孙正是其中之一。我们在本期中推出的是这个维吾尔族优秀青年学者想与大家分享的一些他的成长故事和切身感受。

我叫吐尔孙·艾拜，最近看到很多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在网络、微信、博客上的发声文章，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故事和看法。

我出生在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他去世的时候我和弟弟还在上小学，那之后生活的重担便全落在没有工作的母亲身上。初中毕业后为了尽快工作，我考入莎车师范学校，但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希望就此落空。母亲不忍看到我的失落，便把我送到县高三复习班备考大学，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为了备考，早晨天还没有亮我就起床早读，晚上吃完饭就看书，有时半夜醒来发现趴在书上灯还亮着。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我参加高考被复旦大学录取，2009年又考上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工作。2014年9月，我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录取，攻读博士学位。2016年，我进入新疆团校工作，2017年，根据组织的安排，我来到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

回眸走过的历程，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这是一场无数感动和感恩的旅途。作为一个从南疆走出来的博士生，一路走来要感激的人和事真是太多了。我能走到现在得益于母亲的坚持和执着，得益于学校和老师的关怀，得益于亲朋好友和热心人士的无私帮助，更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以及欣欣向荣的时代背景。

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感到幸运。

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陪母亲去买菜，她为了几毛钱和商贩讨价还价，显得很可怜，当时我说了一句：只是几毛钱，你给他就是了。母亲看了我一眼，付完钱就走了，一路上一语不发，眼睛里含着泪水。现在每每想起那一幕，我都为自己的无知而悔恨。在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学校的老师得知我家境困难，主动为我联系勤工助学岗位、帮助协调解决助学金，并帮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在清华园，也有一些来自贫困国家的同学，他们得到的奖助学金用不完就寄回家里，足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我想，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国家和时代，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通过勤奋耕耘实现梦想的时代，可以让我有机会追逐自己的梦想和人生价值。

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团结友爱的国家感到幸福。

在内地求学的十年，是充满感动和感恩的十年。学校的老师不仅授予我专业知识，更是让我懂得做人做事的准则，涵养一种家国情怀。硕士生导师郭庆光教授为我推荐实习和工作岗位，手把手地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博士生导师李彬教授如同父亲般照顾我，为我制定阅读书目名单、研究计划和博士论文提纲，使我的学业顺利又丰富。可敬可亲的史宗恺老师，始终关注我的成长，每当想起他那慈祥的面孔时，我心里无比温暖和感慨；临近毕业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是新疆培养出来的孩子，新疆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少数民族高材生，应该回去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他真诚的嘱托，让我不再犹豫，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在家乡工作的每一天，我都感觉是充实的，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更好的服务群众、锻炼成长、体现价值。

我为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感到自豪。

2011年6月，我在就读研究生期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我还记得我向培养老师说的话：“我亲眼目睹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群众在党的关怀下安居乐业，融洽相处，幸福生活，我的成长也离不开党的培养和关心，我希望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回到家乡工作和驻村期间，我更坚定了这个信念。

在我的老家莎车县，小时候我走过的土路、逛过的巴扎、住过的土坯房、喝的涝坝水、点过的煤油灯，现在都变了样子。我工作的巴克墩村，笔直的柏油路、漂亮的抗震安居房、甘甜的自来水、水泥防渗渠、整齐的农田，还有幼儿园小朋友最喜欢的羊肉抓饭。看到这些，想起我小时候陪母亲买菜的场景，他们是幸福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群众做工作，是光荣和自豪的。

与这些幸福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疆维吾尔族群众身上的“暴徒”标签。当看到部分维吾尔族青年同胞被“三股势力”蛊惑、欺骗，走上实施暴恐的歧途，成为“三股势力”的“炮灰”，成为被各族人民群众愤恨唾弃的犯罪分子时，我心里无比痛苦和悲愤。作为一名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我想在这里与青年朋友们分享几句心语。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认清“三股势力”的罪恶本质和险恶用心。

2015年4月，我在共青团中央挂职时到喀什调研，一个女孩子对我说：因为被“三股势力”蒙蔽，她哥哥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并受到惩罚，我们非常想念他，惋惜他的愚昧无知，父母眼里从未断过泪水。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期间我也亲眼见到，那些父母、妻儿为家属的罪行撕心裂肺、痛哭流泪，他们后悔为什么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亲人。

借此机会，我想和维吾尔族青年朋友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反思：我们从小听到的倡导和平、友善的伊斯兰教什么时候变成了倡导伤害无辜群众、破坏幸福家庭、将穆斯林群众推向痛苦深渊的伊斯兰教？那些打着“民族”“宗教”旗号，散布谣言和谬论、曲解历史、蛊惑人心、制造暴恐事件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自己不先去所谓的“天堂”？在全国同胞记忆中，维吾尔族勤劳、好客的印象什么时候被“暴徒”取代了？在全国同胞记忆中，维吾尔族的热情、好客，什么时候被“检查身份证”“拒之门外”代替了？五一夜市、人民公园什么时候被取消和安装一道道安检门代替了？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只要我们擦亮眼睛，认清“三股势力”的罪恶本质，配合党和政府铲除“三股势力”的生存土壤和空间，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些美好记忆的场景就能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道路上。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维吾尔族，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青年人怎么样，这个民族就怎么样。近几年，我们身边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尼格买提、努尔艾力、西尔艾力、古丽米娜等等，他们在全国各种平台上为维吾尔族青年代言，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他们在成功的背后，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青年朋友们，父母养育我们、国家培养我们，是期待着我们有所出息，有所作为的。对父母的孝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更应该付诸实践，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学习，储备丰富的知识、练就生存本领，才能过上幸福生活，才能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人，赢得别人的尊重。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国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有义务学好国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求学就业经商机会，掌握现代前沿科技，通向世界，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维吾尔族文化。驻村期间，每当我走在乡间小道上，都会有村民让我帮他们翻译填写材料或解释生产生活产品的用法、协调生意来往等等，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时也往往会遇到语言的障碍。现在，他们学习汉语的意愿非常强烈，我们开办的双语夜校每期都座无虚席，部分村民甚至站着听课，因为他们后悔在上学的时候没有学好汉语，迫切地想把落下的功课补回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学好汉语？！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未来。

睁开眼睛看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这样的国家。几经强权、宗教极端和民族矛盾的折腾，已经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数以万计的人们流离失所，在痛苦和饥饿中挣扎，在死亡和恐惧的边缘徘徊。这正是“三股势力”企图引诱我们的方向，难道这就是我们希望追求的生活和未来吗？看看我们站立的红色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政局稳定，社会秩序井然，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过着温馨安康的日子。我们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繁荣昌盛的国度多么的幸运。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殷切关怀，我们可能仍过着朝不保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更不用说接受好的教育、住在舒适的房子，享受好的医疗待遇。我们要认清谁是敌人、谁是真正的恩人，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抱有一颗感恩的心，时刻谨记党的关怀和恩情，沿着党指明的方向前进，追求属于我们的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

青年朋友们，我相信，可爱的故乡依然凝聚着无数人深深的眷恋，维吾尔族儿女对这片土地依然爱得那么深沉。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新疆各族兄弟姐妹团结一心，一定能把我们的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新疆，我的家！新疆，我爱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重要的指导文件。“十三五”时期将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的重要时期。

“十三五”的核心问题是能否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高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从“十二五”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2010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经济增速是10.6%；此后从2011年到2016年，各年经济增速分别是：9.5%、7.7%、7.7%、7.3%、6.9%、6.7%。这几年经济增长下行期间，大量的企业处于困难境地．尽管政府全力鼓励扩大投资，启动内需，但下行的趋势并没有真正地挡住。

“十三五”期间经济下行的趋势能不能扭转？如果“十三五”时期能够保持6.5％左右的年增长速度，我们就可能在“十四五”中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的定义，底线是人均收入11905美元，我们现在的差距并不太远。

“十三五”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非常关键的时期。《“十三五”规划纲要》内容很丰富，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有三句话：

第一，“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核心问题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年均增长速度要高于6.5%，基础是创新驱动。

第二，实现目标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更加符合需求，更加具有活力。

第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确保资源的保护和人民群众的分享保障。

中国30年高增长发展过程

“十三五”时期，把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作为核心问题。1979年至2009年，中国GDP平均年增长10%，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四个因素

第一，较大的国内市场。中国高速增长是从短缺经济起步的。以前许多商品凭票购买，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是一个消费热点接着一个消费热点，消费市场是现成的，很长时间内，国内市场都有没有被满足的部分。这种结构性短缺，对于有关产业而言，是发展非常好的机会，也可以把企业培育的很大。

第二，高的储蓄率。中国人向来崇尚节俭，不愿意负债，老话叫“无债一身轻”。所以中国人的储蓄倾向非常高，即使在美国这样低储蓄率的国家，华人族群也是高储蓄率族群。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改革初期中国国民储蓄率就高于30%，2000年左右超过40%，2008年超过50%，而全球平均储蓄率才25%。储蓄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高储蓄率可以支持高投资，从而支持高增长率。

第三，国外有技术来源。资本和技术结合才能形成产业。过去我们的技术发展起点很低，中外产业差距很大，当时我们所需要的技术是国外成熟或过时的技术，向国外买我们适用的技术相对容易．这样我国新产业的形成非常快。一切从零开始自主研发，对赶超发达国家不利也有风险，而依托我们的市场，直接引进技术、产品、生产线，就可以快速形成我们自己的产业。

第四，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低成本是中国特殊的竞争优势。竞争对手既难以抗衡也难以仿效，低要素成本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在于：一是竞争力强；二是对外资吸引力大。前些年不管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只要中国企业能做得和国外企业一样好的，国外企业基本都要退出。

这四个因素之中，除了高储蓄率之外，都是“穷”的因素或者叫后发优势，是推动赶超的因素。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中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四个波次

30多年发展中，中国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是：（1）居民收入提高，市场形成；（2）国内储蓄和国外技术相结合形成新的产业；（3）本国产业依托国内市场迅速扩大规模；（4）国内市场饱和后利用低成本优势向外发展，占领国际市场。

这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产业经过了四波发展过程。

第一波，1979～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产业群。改革开放是启动性因素。当时有钱买不到东西，国家出台了两个措施：一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二是给城市职工涨工资（当时叫“还欠账”），这样农民和城市居民手里钱多了一些。但那时候有钱买不到东西，基本日用消费品需求旺盛，市场就形成了。此阶段是中国轻纺工业大发展的时期。这5年中，轻工业平均年增长速度12.8%，重工业是7.1%，这也是中国轻重工业差距最大的一个时期。

1984年前后，中国日用品市场短缺基本消除，取消布票、工业券等就是在1984年前后。中国轻纺工业就开始向外型发展，利用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挤垮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类产品，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这一地位保持到今天。

第二波，1985～1990年，以家电业为主的产业群。居民的日用品需求满足之后，消费结构开始升级，紧跟着是家电的兴起。1985-1990年是家电从无到有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彩电、冰箱、洗衣机产量是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其技术来源都是引进技术和生产线。当时统计，我们共进口113条彩电生产线，80多条冰箱生产线，还有几十条洗衣机生产线，很快就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家电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开始饱和，当时城镇普及率已经很高，但农村市场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家电产业又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挤占国际市场，中国很快成为一个家电的出口大国，当然也遇到很多贸易摩擦，其他国家同类产业很难承受得住中国这个同类产业的竞争。

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产业群。进入90年代之后，我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居民消费热点趋于分散化，当时分析，家电后面，应该跟着汽车和住房。但那时候汽车和住房是10万元级以上的消费，一时没有形成市场。但当时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的瓶颈非常突出，因为前些年重化工发展比较慢，已经难以支持轻纺和家电产业高速发展。当时我们的交通、能源、通讯、原材料都紧张，以通信为例，上世纪90年代我国通信条件较差，交了初装费依然装电话难。整个90年代是中国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当时通讯、电厂、港口、公路、机场等建设，带动了一系列重化工业发展。

1990年至2000年，是我国通信业发展最快时期，我国长话交换机容量增长34倍，局域交换机容量增长14倍，移动交换机容量增长两千多倍。但技术仍然是靠引进，是“七国八制”，国务院担心中国通讯市场形成万国制式的市场。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讯业增长开始趋缓，在此期间靠自主研发成长起来的华为、中兴等企业羽翼丰满，就开始向海外发展，同样利用成本优势占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当然，进入美国遇到很大困难。

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1995年后的十几年，是中国汽车和房地产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汽车工业主要靠技术引进。这一层次带动的产业很多，尤其汽车工业是个综合性的工业，带动力非常强。引进汽车技术，我们被附加条件，国外的汽车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只能转给合资企业。我们的产业政策规定，汽车合资企业中，中外资本比例50%：50%，技术由外方控制；他的技术只能用于他的品牌，而且产品不能出口。现在国内汽车工业供过于求，市场完全饱和，但是我们出口汽车的都是没有合资的企业，民族品牌车出口不受外方的限制。但这些企业是我们汽车工业的中低端，主力的汽车公司因为都合资了，产品就出不去了。

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与世界产业前沿比较接近。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住房和汽车仍然是主要的消费市场，他们分析消费者信心指数，汽车、住房消费增长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30年高增长的过程并不是平稳地增长，也是有周期的。我们有三次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偏低，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第一次是1989年，当时的背景是家电之后没有新的消费热点出现，同时又受国际制裁；第二次是1998年，当时住房和汽车市场还没有形成，同时遇到亚洲金融危机；第三次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政府采取扩大财政支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30年高增长的几个主要结论

我们把中国30年高增长发展过程做了简单的回顾。从中大概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30多年的高增长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的基础源于市场和产业的相互促进。从市场方面看，国内消费市场是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市场规模不断扩张，市场的层次在不断地上升。随着新的市场形成，国内储蓄和国外技术结合，直接买国外的技术，所以新产业上的很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市场带动，新产业支撑，这就是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第二，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30年的高增长不是在一个产业层面上，我国的主导产业已经上了好几个台阶。结构升级是原因，是基础，经济增长是结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主导产业升级停顿了，比如家电之后没有新的产业出现，经济发展早就停滞。因为靠原有产业不可能再有那么大的市场。中国所以能保持30年高增长，是因为主导产业在这过程中不断升级。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偏低？主要是它们的主导产业已经到了最前沿，没有新的技术革命很难上新台阶。

也就是说，今后若干年，我们如果想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个前提是必须使我们的产业结构在今后保持继续升级。如果此后没有新的产业结构升级出现，只靠原有产业，经济发展也会进入停滞。

新阶段面临转型和上台阶的任务

30年的高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我们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大幅提升。所以前30年是非常成功的实践。

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发展方式具有阶段性特征，是不可持续的。问题在于，这30年高增长过度地依靠低成本、过度地依靠外部技术。这在特定阶段是可以的，但不可能永远如此。因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环保要求的提高，我们不可能长期保持低成本。而且一个大国也不能指望靠别人的技术实现现代化。我们要看到，支持中国经济30年持续增长的几个重要因素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化。中国要素成本在快速地上升。    

中国经济经过了两个拐点

这几年，我们经过了两个拐点：

一是人工成本拐点。中国大体上维持了近30年的低人工成本，这是有国情的原因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有过一个低成本、高增长时期，但一般在12年左右，没有超过15年的。中国能维持了将近30年的低人工成本，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非常大。原先珠三角、长三角工资水平提高后，打工仔、打工妹从贵州、四川千里迢迢跑过来，把当地的人工成本压住。劳动市场有个特点，供过于求的时候，工资可以长时间压住不动，你不干反正有人愿意干；但一旦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就快速上升。这就是发展经济学讲的“刘易斯拐点”。我们过这个拐点的时间大概是2009年前后，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我们的人工成本优势已被大大削弱。从统计上看，我国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也是在2009-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比重下降，开始进入老龄社会。

二是环境的拐点。长时间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积累到令人窒息的程度。不管直接投资去治污染，还是遇到重大活动限制企业的生产，实际都是补偿环境成本。同时，农产品、水资源、土地成本都在上来，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已经大大被削弱了。    

中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

第一，成本优势被削弱，工资快速上升。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三方面：（1）所有靠成本取得优势的产业的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企业开始转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地方去。（2）现在的工业产能基本是在低成本时期形成的，重复建设严重，形成庞大规模。企业成本一上升，市场份额必然下降，产能过剩突显。（3）人工成本及其他要素成本上升，推动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

第二，技术来源问题，引进技术越来越困难。以前我国主要是靠引进技术，当时中外技术产业差距比较大，国外企业愿意把成熟的或过时的技术卖给你。现在中外产业技术差距大大缩小，中国企业需要的技术是国外公司正在用的技术，他们出让自己在用的先进技术自己就无法生存。所以现在中国企业反映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了。国内产业进一步升级的技术来源，尤其是关键性、站位性的技术会出问题，买不到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庞大的国内市场带动的不是国内产业，而是外国产业。最典型的像芯片，每年差不多进口2000亿美元。大家反映资金多，但没有好项目，它的后面是没有自主的新技术，新技术买不来，自主研发又跟不上。   

第三，市场方向出现了变化。当一个国家消费结构达到住房汽车产业层次之后，往后实物性的消费热点就很难找了，比方私人游艇、私人飞机都不大可能成为有规模的热点市场。发达国家居民的有规模的实物性消费，也就在住房、汽车这个层次上。以前国评论中国是“排浪式消费”，买冰箱、买手机、买汽车、买住房都是一哄而起。过去总有一块没有被满足的（结构性的）短缺市场，而这种情况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了。消费对实体产业带动作用就会被大大削弱，新增消费会转向服务，信息、网络购物、健康保健、休闲旅游等，这对第三产业发展是好事情。现在第三产业增速超过第二产业，但这对制造业可能并不是很好的事情。    

中国经济遇到的不是脉冲，而是台阶

我们讲中国存在内在的下行压力，就是指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不是短期性的问题，而是阶段性的问题，是不可逆的。所以，现在中国遇到的主要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脉冲。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到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发展从相对容易的阶段进入到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以前我们的产业竞争力主要靠成本优势，成本优势削弱了，靠低成本、低价格打天下的日子不会再有了，中国的产业和中国企业必须重新构造竞争力的基础。

中国企业再靠什么和其他国家企业竞争？除成本之外，还要发展技术、服务和品牌的竞争基础。但企业的竞争力基础向技术、服务、品牌方面转换，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能够短时间见效的事情。

以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买到国外的技术，新产业发展比较容易，以后买技术就难了。下一步我们的产品升级或产业结构升级，就必须主要靠自主研发。但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自主研发方面很薄弱，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差距很大。所以，这实际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挑战。“十三五”和其他的五年不一样，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必须上一个新的台阶。正因为如此，中央一直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转得好，中国经济能保持一个不太低的增长速度，若干年后我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转不好，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会停滞，经济增长也会停滞。

这就是“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实际带来一些困难，但这些变化本质上是好事情。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靠“穷”的优势，现在这个优势被削弱了，说明中国发展了，不太穷了。这个转折是迟早要到来的，或者说，以往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转折能够尽快到来。

新的发展阶段具有的优势和机遇

在整个“十三五”时期，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仍然具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和机遇。

第一，中国的资金充裕。高储蓄率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内部资金，包括外汇储备。所以，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内部资金是够用的。我们可能缺技术，缺项目，但我们已经不缺资金，这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一个优势。

现在大家讲“一带一路”，它有两个基点。一是中国基础设施的修建能力，二是中国的资金。“一带一路”的内容包括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基础设施的设计和施工能力是世界最强的。经过这一轮大规模基础建设，造桥、建铁路、高速路、港口、机场、水电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设计和施工方面的综合竞争力能和中国企业比。另外，中国有一大笔外汇储备，有很强的融资能力。政府倡议“一带一路”、扩大国际合作，真正的项目是由亚投行做，他要用专业眼光评估回款能力，选择项目。

第二，我们巨大的国内市场仍然是产业发展重要的有利条件。利用好国内市场，可以支持我们的企业做大。如果搞得好，也可以以市场换技术。比如这几年做的比较好的高铁和核电，它的基础技术都是引进的，起步时就是以市场换技术。市场换技术首先一个前提，国内的需求要组织好，必须一个口子对外谈。你想进中国就要转让技术，第一步我买你的，第二步合作制造，第三步自己搞技术研发。如果没有协调好，多头对外，就不具备以市场换技术的条件。

我们现在与世界经济前沿仍然有一段距离。我们可以学习、模仿、最后实现赶超。买技术越来越难，但可以学人家去做。有一天真正到了前沿，中国经济发展才是真困难，所有的经济增长需要你的发明和创新去实现。西方为什么能有1-2％的速度就觉得不错，就是这个原因。

第三，中国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和更穷的国家比，主要对在劳动密集产业而言。但在我们现在产业层次上，如果和发达国家比，中国企业和产业综合成本仍然是有优势的。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工人不是世界最便宜的，但中国的研发人员绝对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所以，关键是看我们做哪个产业，有些产业主要靠蓝领工人，这样的产业可能需要转移，但一些需要大量研发人才的产业，中国仍然有优势。

第四，由于世界上现在还没有出现科技革命的迹象（专家认为，我们处于两次技术革命的中间期，上一次技术革命主要在电子信息、计算机、网络等等，下一次可能是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的交叉融合，但现在还没有看到突破的迹象）。前沿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发达国家的经济只能是低速增长。他们的企业往上走没有新的空间，而后端正在被后发国家追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成本比我们还高，所以比我们还困难。这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是个好机会。他的技术不会卖给中国企业，但我们可能有条件把它整个企业买下来，这样不仅能得到技术，还有品牌、渠道和资源。所以前一段中国企业到海外去并购很活跃。当然，国外现在也开始提高警惕了，有些涉及国家安全的并购项目，不让中国企业参加了。

中国企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上述几方面的优势是实实在在的。但对于习惯高增长的中国企业而言，今后这段时间压力和挑战会非常大。主要的压力在制造业企业身上，而且我们国民经济主体部分就是制造业企业，而且30年高增长主要靠这些企业。

企业所受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产业格局中的位置变化。

在前30年高增长时期，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取得控制地位，同时向中高端扩张。由于我们的成本低，这个扩张说是比较顺利的。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处于中端了，而我们的成本上升得太快，迫使有些低端制造业不得不转移出去。我们要向高端方向发展，就要和发达国家企业抢市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技术优势；我们的低端制造业和更不发达的国家竞争，这个方面我们没有成本优势；我们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中端制造业能力非常强，但因为产能严重过剩导致恶性竞争，整个产业中的企业都受到伤害。这种“两头受夹，中间产能过剩”的局面，就是当前中国制造业下行、企业困难的根源。

当前国内有一种说法：制造业受阻，是中国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契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将以服务业带动，由消费引领经济增长。这种说法有一点道理，这些年由于二产速度下降，三产成为经济发展的带头产业，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第三产业毕竟要以一二产业的发展为基础，不能设想没有一二产业作为好的基础，可以凭空发展出一个规模很大的第三产业来。

现在中国制造业基本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端。我们制造业的高端的状态是，有一些局部性的突破，而不是面上的突破，比如说高铁、核电、通讯装备，像华为、中兴等企业代表的通讯装备，是有世界竞争力的。但总体讲，我们仍然在中端。所以制造业高端化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这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完全不一样。这个差距对中国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就看我们上得去上不去。

现在我们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趋势很难改变，就像当年我们用低工资成本吸引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一样，追逐低成本是制造业的规律。

今后若干年，中国的制造业如果能在高端方向上不断开拓出新的空间，这可以有力地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会给服务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如果我们的制造业在高端竞争不过发达国家企业，低端向外转移的趋势又很难改变，自身竞争力就会不断萎缩，这不仅会影响自身经济增长，也会间接地影响服务业的发展，这就是挑战。所以，今后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但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仍然要看制造业。

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和企业面对着两个大的问题需要解决。近期主要是产能过剩问题，中长期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问题。

近期主要是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导致恶性竞争，企业也难受，行业也难受。我们困难时期的长短，取决于我们处置过剩产能的长短。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是，上了一个台阶之后怎么能够实现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培育一代新的产业。眼前是产能过剩问题，以后的问题是在外部技术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怎样靠自己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这是支持我们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如果不能升级，迟早要停滞。

以下，讲“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和挑战。

低附加值产业的结构调整

调整目前的产业结构，是供给侧需要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目前我们的产业结构是在高速增长阶段的后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之后，现有产业结构两个部分是需要调整的，即低附加值产业和高端的二三产业。

附加值不足以承受成本上升的消费品工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企业。这一层次的消费品工业原封不动地保持在中国、维持这个状态是不可能的。因为附加值低，成本上升就变成亏损企业。对这一层次产业有两个方向的出路。

一个方向是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目前这方面工作正在做，向柬埔寨、孟加拉、泰国、越南等地方转移。这个工作要尽可能由中国企业主导，政府可通过外交渠道把这个过程组织好，到国外建中国工业园区，为中国企业争取尽可能好的经营环境和条件。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国内对日本经济的研究有些偏见，比如“失去的10年”之类。当时由于日元升值过高，日本国内产业发展出现了停顿，的确十多年没有显著的增长。实际上日本的企业借日元升值的机遇，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外资产（包括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有非常高的回报。他们估算日本海外资产每年利润回流可达2000多亿美元，这对本国经济是非常大的支撑。

中国现在也应该形成一笔有回报的海外资产，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形成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所以产业转移要尽可能由中国企业去组织。

另一个方向是品牌建设。品牌是和附加值联系在一起的，品牌好到一定程度，成本上升多少就不重要了。比如国外一个手包卖1万，牛皮涨价就不在乎了。当然，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至于钢铁、有色、煤炭等附加值不低，但由于产能过剩、过度竞争处于困境的产业，去产能不可避免。这是“十三五”的痛点，是去库存的过程。有些企业职工可能要下岗。去产能是个非常大的事情，但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现在的条件比90年代好得多。第一，上次结构调整是以国企为主，风险非常大。现在去产能有国有企业，但相当一部分是外资和民营企业，它们可以用市场化的办法消化掉。这些年长三角、珠三角一直在进行结构调整，东莞很多企业都已经迁出或关门，但比较平稳。第二是政府财力，那时财政紧张，企业破产根本没有资金的准备，逼得在操作的时候用破产企业的剩余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收入补给职工，或向银行贷款救急，银行意见非常大。现在情况和那时完全不一样。而且现在的政策体系已经比较完备，那时没有经验，一边操作一边出政策，而现在我们可以从容应对。  

发展新一代高端支柱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光退是不行的。现在要素成本上升，使我们上一代的支柱产业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减少，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所以，“十三五”及以后发展新一代支柱产业，承接经济发展的责任就非常重要。没有新产业就没有新的增长，如果有一批新的支柱产业出现，国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就有了扎实的基础。新一代支柱产业的市场条件已经形成，不是没有需求，关键是国内的产业能不能上得去。新一代的支柱产业大体是两个方向。

发展高端服务业

高端服务业，包括高端生活服务业和高端生产服务业。在居民消费达到住房、汽车这一层次之后，新增消费开始多样化和高端化，但我们国家高端的生活服务业发展不足。所以，这一层次服务的需求出现转向境外的趋势。比如到国外旅游、购物、留学、甚至去美容、看大片，高端的家政都要雇菲佣。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推动生活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加快教育培训、健康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家庭服务业，把这块需求留在国内。

生产服务方面，这方面国内已经形成非常大的市场，但高端的市场份额几乎完全在外国公司手里。比如企业管理咨询业，人们马上想到的麦肯锡、科尔尼、埃森哲。企业走出去需要国际化的会计服务业，马上想到德勤、普华永道、安永。这些年我们提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企业要搞智能企业，社会管理要搞智能城市，需要一种全业务流程的综合服务。从问题分析开始到方案设计，关键的软硬件开发、项目实施的再培训，我们能想到的就是IBM、惠普、戴尔。每个方向都有国外企业在竞争，问题是中国企业能不能竞争得过他们，能不能逐步扩大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现在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海信智能交通的国内市场份额，从零上升到40%。这就是中国企业一步步地在拓展我们的市场份额。　　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生产型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发展工业设计和创意、工程咨询、商务咨询、法律会计、现代保险、信用评级、售后服务、检验检测认证、人力资源服务等产业。这说明我们在这个方向上需要在高端生产服务业上和国外公司去争夺，去扩大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发展高端制造业

高端制造业，包括生产装备业和战略型产业。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现在主要靠中低端制造业撑着。原有的消费品工业和重化工业都出现了问题，需要调整，所以发展新一代高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与之对应的市场早就形成。

以往我们“制造业大国”的称谓是指生产能力而言，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都是世界第一，加上低生产成本的竞争优势。但我们的工业消费品或重化工业企业，其生产装备绝大部分是进口的。很多企业都喜欢炫耀自己的设备是日本的，德国的，美国的，都不愿意用中国的设备。这是一块技术含量非常高、附加值非常高、规模很大的市场。所以，装备制造业是下一步中国制造业高端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十三五”规划专门提出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包括航天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机械装备，现代农机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先进化工成套装备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到。

在战略型支柱产业这个方向上，应该说我们是有所作为的，标志性的就是我们的高铁和核电，以及通讯装备制造产业。但除了通讯装备制造业，高铁和核电尽管很成功，但它的市场规模都不够大。小国不需要修高铁，准备发展核电的国家也不多。高铁核电都是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它的建设都是国家行为，有不少非经济因素。所以我们的高铁核电走出国门难度很大。但有些产业不一样。像汽车、芯片市场规模很大，刚刚试飞的大客机是每个国家的航空公司都需要的，这些产业的带动能力很大。所以在市场规模大、带动性强的战略性产业方面，需要攻关。

 “十三五”规划还提出，要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碳、高端装备和材料的发展。装备制造业和上述新一代支柱产业，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后可能也买不到技术，所以中国企业必须下大力气补“自主创新”的课。中央文件也把创新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十三五”时期中国农业问题

纲要中讲了推进农业现代化问题，重申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的绝对安全。包括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这都是常规性的措施。

中国的农业面临很复杂的形势。我们是典型的小规模农业的国家，人均耕地少。所以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可比的经济体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十二五”期间，我们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主要的农产品价格都已接近和超过了国际市场的价格，价格是倒挂的。目前除稻米差价比较小之外，大豆、玉米、棉花、食用油、糖、奶制品、牛羊肉的差价都很大。“十三五”期间这个过程会继续，

由于内外价格是倒挂的，可能出现三种对策，三种情况。

第一，对外不设限，对内没有价格保护，完全自由化的。这样的结果，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上不去，农民的生产成本上升趋势继续，必然亏损。这样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中国的农业将会萎缩。

第二，对外不设限，对内价格保护。我们前几年就是这么做的。这样农民的利益可以保护，但高价收购会使国家收储很多高于市场价格的农产品，压在库里，一不好处置，二不好补贴。

第三，对外设高额关税，对内价格保护。这样受保护的农产品价格会逐渐上升。最极端的就是日本，他们的大米价格是中国市场的7倍左右，就是保护价抬上去的。

和我们可比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省，在高速增长后期都出现了粮食自给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我们分别看1960、1980年、2000年这三个时间点他们的粮食自给率：1960年，日本粮食自给率83%，韩国93%，台湾超过100%（大米出口）；1980年，日本是35%，韩国56%，台湾53%；到2000年，日本是58%，韩国30%，台湾36%。日本粮食自给升上来的30%都是大米，重点保护的对象。这些经济体人口都不多，它的粮食自给率下降，国际市场可以支撑。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口大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国际农产品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好估计。

我们目前的情况，凡是内外差价大的产品：大豆、棉花、糖、食用油、奶制品，都是农民生产不顺，企业经营也不顺，政府调控也不顺。以后出现差价范围会扩大，差价的幅度也会扩大。虽然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一部分农产品生产成本，但扩大经营规模一是需要一个过程，二是再怎么扩大，也就是到达百亩、千亩的数量级，对成本下降幅度影响不会太大。真正有农产品成本优势的国家一般都是前殖民地国家，历史原因造成它们地广人稀；他们的农场规模都是上万亩。

由于农业是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很差，完全不保护不行，保护面过宽也不行，财政也受不了。它需要这样一种平衡。估计“十三五”及以后的期间，中国农业的政策，应该是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结合。我们对农业的复杂程度研究得不够，这是今后我们很难回避的一个难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

“十三五”规划的主题词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关键是通过我们的扎实工作，把规划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落实。

纲要专门有一篇讲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全面的部署，要形成新的市场体系、新的管理制度、财税制度、宏观调控等等。我们认为“十三五”期间，改革应该有一种更有针对性的目标，这个目标要和发展的目标协调起来，争取能够有所突破。这个目标，应该是通过改革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全面下降，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一批企业能够挺身而出，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开拓新产业，能把国民经济带动起来。这个作用是谁都不能够替代的，“十三五”产业发展目标能不能完成，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个时期企业的状态怎么样，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问题，这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差距不小。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具体分析研究，把它解决好。

总之，“十三五”期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我们面对非常大的挑战，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十三五”规划对这些问题讲很清楚（农业没那么简单），所提出的思路也是清晰和对症的。主要是三大任务。

第一，通过改革激发企业积极性，这是基础。

第二，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现有产业结构的问题。

第三，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新一代新产业，包括战略性支柱产业、新的装备制造业，能承接经济发展的责任。由此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编辑  迟晨光）

编者按

林毅夫是有着颇为传奇经历的中国经济学家。他出生于台湾一个子女众多的贫穷家庭，本科就读军校，1978 年获得台湾政治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回部队当连长。1979 年冒险从台湾金门游到厦门。这位从海峡对岸过来的年轻人，经历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到大陆后在北大就读政治经济学硕士课程，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

1982 年，林毅夫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的邀请，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读博士后。1987 年学成回国，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他在与杜润生、王岐山、陈锡文、杜鹰等对中国经济问题有深度把握的专家共事中，补上了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最欠缺的一课。1994 年，林毅夫与一群有着学术报国理想的青年学者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

2008 年2 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几年中，他经常访问世界各地贫穷落后的国家，在非洲农村看到仍未摆脱穷苦失学状况的孩子时，林毅夫感悟到自己的幸运。在《吾道不孤》一文中，林毅夫将自己的经历和成就统称为“幸运”。他说自己同样生于贫穷，但是有幸生长于欣欣向荣的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时代，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小孩，他们可能生于贫穷、长于贫穷、甚至也死于贫穷！

作为一位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林毅夫认为他有责任总结自己亲历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道理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成败的经验，希望能帮助世界上许多仍然深陷贫困陷阱的国家找到一条走向繁荣的道路。这种使命感并没有因在世界银行任期届满而淡化。回国后，林毅夫组织学术团队进行“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同的自主原创理论体系。

今年是林毅夫回国任教30 周年，在庆祝他对经济学研究、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研究所做出的贡献的研讨会上，学者们说，林毅夫是最能被称为“努力实践”的中国学者，是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实际问题一以贯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姚洋教授说：“林毅夫对现实的思考，政策建议，理论创新都来源于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照搬西方书本的知识，这是对做经济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张军教授说：“林毅夫树立了一个榜样，敦促中国经济学研究立足本土，志向国际。”学者们认为，林毅夫从教30 年来，践行了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严谨学风；不忘初心，报效祖国的深切情怀；孜孜不倦，培养英才的执着努力；正道而行，勇于担当，知行合一。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应当具备的品质。

理论只有在指导实践能取得预期成果，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林毅夫重视方法论，善于把对经济现象的调研，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思考上升到学术理论高度。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步的改革开放，是造就林毅夫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时代背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又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理论来自于实践，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有自觉和自信来挖掘中国的经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

本文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任教3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林毅夫教授的主旨演讲的摘编。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林毅夫

因行得知，用知践行，以成证知，知成一体。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首先，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其次，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中国经济学界怎么来创新？在此，我要谈谈中国经济学界创新的三个来源：1、中国的经验；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3、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然后，以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例子来说明，如何从这三个来源来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西天取经”的信念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大国变成一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的国家。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第六代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与中国前五代中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过去我一直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强大的道理，我们只要把那些道理学会，就可以贡献于国强民富。因而我同样也抱着到 “西天取经”的想法。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北大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有机会到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去深造。留学时，我特地带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芝加哥大学的寝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我感觉收获很大，因为学到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我感觉以这些逻辑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在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没有积极性，为什么？以这些理论就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中国推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工资决定于年资，干好和干坏没有什么差别。按照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如果一个工人的劳动投入多少和工资收入高低没有关系，就不会有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非常合理。另外，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从芝加哥大学学的理论来分析也很清楚。当政府对价格进行扭曲时，政府就必须用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开了市场，出现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的现象，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从政府那边去“倒”计划配置的低价物资，卖到市场去套利。当时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很有道理，拿这套经济学理论到中国来应用，可以改造中国，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

1987 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在1988年，中国出现了高达18.5% 的通货膨胀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怎么来解决呢？我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意愿就会减少，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理论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降低通胀率。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北京有个饭店正在盖新楼，因为治理整顿，这个项目就被砍掉了，楼一直不能封顶。从这种角度来讲，西方经济学理论当然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

但是，从1978 年到1987 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应该讲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亚洲四小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高速增长，但它们是比较小的经济体。中国当时是转型中的大经济体，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政府的决策一定是理性的。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出现一两年的高增长，不可能持续九年的高增长。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从现实中我观察到，当时有很多大型的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中国资本稀缺，这些大型国企所在的行业违反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国企既关系到就业，也关系到国防安全，不能没有。在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和经营的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产生严重的亏损，政府只好给予财政补贴，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这时让我了解到，原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的那些理论，是假定所有企业所在行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自生能力，只要经营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货膨胀就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让那些管理不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这是既可提高经济效率，又可恢复市场均衡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既然限制条件不一样，采取的治理措施当然就会不一样。

1988 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一个笃信“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后来我所强调的，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需要抛弃现有的理论，自己弄清楚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并且考虑决策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是合理的。就在1988 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开始去了解为什么建立很多国有企业、其中很多国有企业是大型且资本密集的企业，后来我又了解，其实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孙中山、毛泽东，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让中国富强起来，就要有先进的生产力，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这些先进的产业基本都是资本密集型的。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资本非常短缺的经济中，去建立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既然没有自生能力，就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以干预和扭曲为手段的保护补贴，才能建立起来。

有了上述的认识以后，反思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中国政府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际学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就要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从理论上来看，这种主张非常严谨、自洽，转型国家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所以效率很低。当时学界的共识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将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实施。如果是渐进的、双轨的，所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计划经济还差，会产生资源的错误配置，寻租行为也会更加猖獗，腐败的现象会更严重。

那时，中国推行的渐进式的改革从西方现有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但是，却在转型期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当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去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是希望国家向好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时推行“休克疗法”的总理盖达尔，生前曾经和我多次见面，他是一个很诚恳的、很热爱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怎样呢？俄罗斯经济崩溃、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进行转型的其它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样，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后来我又发现，不仅是转型的问题，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的。发展经济学是在二战后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才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子学科。

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当时的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其实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领导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先进大产业。但是，现代化的先进大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一直都没有发展起来，倡导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家就认为是市场失灵所致。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推行的都是以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而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推行的政策则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小工业开始，它们没有推行进口替代，而是采用了出口导向。从主流的结构主义来看，这种政策是错误的，发达国家发展的是先进的生产力，而这些经济体发展的是落后的生产力，这样的模式是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但是在现实发展中，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却是这少数几个推行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发展战略的经济体。而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是正确的发展战略的那些国家，却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虽然它们在政府的主导下能把现代化的大产业建立起来，但很快经济都陷入停滞，危机接连不断。

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发达国家学来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此为指导，可以把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说得头头是道，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为什么会有寻租行为等等。但是如果真的按这些理论去做，结果却跟理论的预期相差非常远。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理论是不是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等作为前提，这些前提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此，把那些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希望理论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就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现象，分析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三个来源

要提出新的理论必须要有扬弃，也要有继承。中国经济学界如何推动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我认为，首先必须以中国的经济现象为理论创新的来源；其次，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入认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第三，在研究中要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这样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交流沟通。

首先，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无法用过去的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如前所述，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不能看到一个现象就简单套用现有的理论。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自己构建理论来解释，这样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其次，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总是很复杂的，怎么来认识？我认为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继而指出发展阶段不同，关系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安排、组织、价值等上层建筑也就不同。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暗含的前提，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明确地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必然有结构差异。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现象时，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要把结构的差异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第三，为什么我主张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进行研究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只有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出来的成果才能够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界交流、沟通，才能让他们了解、认识、接受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否则中国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成果别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认识、接受。对国外是这样，对国内也同样。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大学开设的经济学课程不是直接翻译自国外大学通用的教科书，就是根据国外大学的教科书来编写。学生学的是西方主流的范式，如果不是用同样的范式来做研究，取得的成果很难被理解和接受。二是，在一定的结构下经济怎么运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较少。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一个社会为什么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的道理。但是，马克思主义欠缺在一个阶段里经济怎么运行的研究，而这正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所以，在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时，不仅要借鉴其研究范式，还要参照其研究范畴，研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怎么运行。

要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是我在1988年发现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时就认识到的。中国的前提条件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要以中国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这应该不会有多大的争议。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如何结合在一起，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我认为结合点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较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这样的产业也决定了资本跟劳动的关系。首先，这样的产业资本使用的非常少，雇佣的劳动力非常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饱线上挣扎。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就高，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资本使用非常多、劳动力相对少，使用的劳动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少。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是什么因素来决定一个国家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还是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是不一样的。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一定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较多、资本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是资源相对密集的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跟资本的关系就像前面讨论的。反之，到了比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多了，劳动力变成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如前所述。

为何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和结构会决定该经济体具有何种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因为，只有当一个经济体中的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赋及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这个产业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是最低的，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才会拥有在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开始使用，并在1999年和谭国富合作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政策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正式定义的概念。

这里我强调一下，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范式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搭建起来的。当时为了构建这个框架，他做了很多简单化的暗含假设。这些简单化的暗含假设包括没有交易费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对称的等等。在马歇尔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相当大部分是将这些暗含假设条件放松了，例如，科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而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费用；斯蒂格利茨、斯宾塞和阿科尔洛夫等引进了信息不对称，而发展出信息经济学。马歇尔还做了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可以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但是，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由于其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发展和转型问题时，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个扩展。

提出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在该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该产业决定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由此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这个观点也同时扩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主张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必须相适应，但是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因素决定的。所以，在现代经济中，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和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决定的，这种观点的提出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的运用上的一个贡献。

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2009年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时正式提出的。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则肇始于1988年对我国高通货膨胀的研究，并经1994年发表的《中国的奇迹》、1997年发表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学的“D·盖尔·约翰逊讲座”、2007年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2011年耶鲁大学的“库兹内茨讲座”而逐步成型。

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决定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作为微观的分析基础。引入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后，对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等，都将会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论不同的看法。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既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就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它的提高需，要从劳动相对密集、资本使用相对少的传统产业，不断地转型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劳动使用相对少的现代化产业。这种产业升级的条件是什么？既然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那就要先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状况。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怎么改变这种要素禀赋的状况？就要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因为如果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在国内、国际的比较中就会处在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软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也会较低。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因而创造出最大的剩余，可以用来积累；同时资本的投资回报高，家庭和企业都会有很高的积极性将剩余转变为储蓄来进行投资，资本的禀赋增加会最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不断地从劳动或资源相对密集变为资本相对密集。新结构经济学对发展的看法和发展经济学中第一波思潮的结构主义看法不一样，结构主义失败的原因是忽视了产业结构是内生的，要先改变内生现象的外生条件，才能够把内生现象真正地改变过来。

从转型的角度来看，有了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概念，可以对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失败，以及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矛盾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主流经济学有个共识，认为“休克疗法”是最好的方法，而渐进双轨则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来看，可以发现在转型之前，有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疗法”取消所有保护补贴，这些企业会破产，产业会垮台，会产生大量的失业，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任何当权者都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的持续。另外，那些先进的产业，许多和国防安全有关，为了国防安全，政府领导人也会认为这些产业一定要存在。当“休克疗法”在前门把那些保护补贴都取消，为了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在后门又把那些保护补贴以更隐蔽的方式引进来，其效率更低。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渐进改革方式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继续存在及腐败的恶化，认为这是最糟的转型方式，但其实这种方式是最务实的。承认原来一些国有企业仍然要有保护补贴，就实行“老人老办法”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同时放开原来被抑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不仅允许准入，还要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帮这些产业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不良等问题，结果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增长。这种转型绩效的反差，只有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释清楚。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转型期取得的经济成绩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如果只是因为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苏联、东欧推行的比我国更彻底，绩效理应比我国更好，但它们怎么会导致了经济崩溃、停滞？而我们的“半拉子”转型反而稳定和快速发展？

另外，转型中出现了很多现象，例如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是科尔奈提出的。他观察了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亏损的时候国家总会给予补贴，帮这些企业度过难关。他认为这是国有产权造成的，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有父子关系，企业亏损，国家就只能给予补贴。而从企业自生能力的视角来看则不是这样，这些现代化大产业是国家必须要发展的，是国防安全和现代化的需要，但是这些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必然会有亏损，这种亏损可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这些国有企业不仅背有战略性政策负担，在转型之前政府动用了很多资本来投资现代化的大产业。为了解决社会就业的需要，政府把大量的劳动力分配给企业，变成了一个岗位有三个工人、四个工人。所以，这些企业还承担着就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国有企业承担战略性政策负担，或者社会性政策负担，所造成的亏损谁来负责？当然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参加经营，存在信息不对称，不了解这些亏损实际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亏损，包括经营性亏损也承担起来，于是出现了预算软约束。

认识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样。如果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产权的问题，那就私有化好了。如果预算软约束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应该先把社会性政策性负担剥离。然后，创造条件快速积累资本，使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把战略性政策负担消除。没有了社会性和战略型政策性负担，政府就不再对企业的亏损负责，也就能够釜底抽薪地消除预算软约束。实际上，苏联、东欧推行了私有化以后，政府对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亏损不能摆脱责任，还要继续给予补贴，而私有企业的拥有者比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更有寻租的积极性。实际上，今天俄罗斯、东欧对私有化以后的国有企业的补贴反而比原来还多。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负担的思路来进行的。先把社会性负担剥离，并逐渐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快速发展起来，资本积累就会很快，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地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种保护补贴取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价格信号完全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结构不同和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对发展和转型的认识就会和主流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不一样，在经济运行上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认识。

金融是经济运行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经济学主张发展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这对发达国家确实很需要，它们的产业和技术处在全球的最前沿，资本密集度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风险也很大。发达国家必须有能够动员很多资本又能分散风险的金融安排，全国性的大银行、股票市场或者是像纳斯达克那样的二板市场，对发达国家而言都是合适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力比较密集、资本需求量小的产业，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及使用的技术是成熟的，产品的市场也是存在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所以，发展中国家金融所要动员的资本规模和所要克服的风险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小银行、大银行、股市、二板市场等金融安排在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适合的金融安排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该是不一样的。

人力资本也是现在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人力资本理论是芝加哥大学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有多位诺奖获得者认为，决定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但是，发展阶段不一样，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发明比引进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更高，和引进所需要的人才在处理不确定上的要求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不一样。

不仅在经济运行理论上，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看法，对一些被主流经济学作为“基准”的理论也有新的认识。例如，货币中性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的宽紧只影响价格的水平，不影响经济增长。这是芝加哥大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但是，引进发展的机制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货币就不见得是中性。经济发展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都需要投资，投资决定于资金的成本，资金的成本决定于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货币的发行宽紧有关。如果货币政策很紧，利率就会非常高，投资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高，投资就会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慢。如果货币比较宽松，利率就比较低，创新的成本和意愿就会比较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意愿和速度就会比较快，货币就不是中性的。

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中性理论中，并没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货币政策宽紧当然只影响价格水平的高低，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放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一个阶段不断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过程，就会发现货币不是中性。当然，货币政策宽紧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的可能性相适应，过度宽松超过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那么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对创新者是一种补贴，对储蓄者则是一种税负，会有收入分配的后果。因此，在平衡货币政策宽紧对推动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代价之间需要有个平衡，有一个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不同呢？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靠自己发明，比靠引进的发展中国家的速度慢，因此，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慢。

另外，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下滑时应该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创造需求，以稳定经济。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下滑时，用积极财政政策搞投资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是将来政府需要偿还投资的资金，就需要增加税收。而一般消费者为了平滑现在和未来的消费，现在就要开始增加储蓄，而出现“李嘉图等价”，即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支持投资去创造就业，但是，消费者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结果投资增加、消费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并不能阻止经济下滑，带来的只是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把结构的概念引进来就不一样了。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失业率高，发放失业救济不如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创造就业，这样，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成本较低。而且，原材料等价格也低，投资的成本也比在经济发展正常时低。并且，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消除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的瓶颈，走出危机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还会加快，政府财政税收会增加，可以用未来增加的税收来还债，从而避免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把这种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思路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比发达国家多，在经济下滑时，使用“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比发达国家多。因此，它的积极财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就可以比发达国家更积极。我在世行工作时提出，用全球的基础设施作为治理全球经济危机的倡议，在国际上现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国际发展机构的支持。

结语

很高兴能在今天庆祝我从教30周年的大会上谈谈我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看法。1995年，我曾应邀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写一篇祝贺文章，提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主张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本土的问题，指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对经济学发展有国际性意义的贡献。在文章中，我提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21世纪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命题。这个看法是根据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以后，最初世界经济学的中心在英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心则转到美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美国人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为什么著名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时空的集中？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经济现象的抽象，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出现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研究这个国家的现象所提出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心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跟着逐渐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就更多地出现在美国。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国应该会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还会继续比较快速地发展。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将会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型、运行等有很多新的认识，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和责任。这样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发展和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措施。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跟我们一样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依靠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指导，然而普遍在发展转型上遭遇各种挫折，未能摆脱贫困，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中国家跟我们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对解决它们的问题应该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有助于它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黄益平老师在致辞时说我追求“知行合一”，“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认识到了就应该去做，这是为什么1979年我从台湾到大陆来，为什么1987年我会放弃在美国的工作机会回到中国来。既然我认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责任，那就应该回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来贡献自己的所学。然而，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家“知行合一”是不够的，按照我们所学之“知”去“行”，经常事与愿违。我主张社会科学家应该秉持“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论去实践的时候，能够取得所预期的“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所以我现在主张“知成一体”。

怎样实现“知成一体”呢？按王阳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归纳，社会经济现象则是社会中行为主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知”是依靠观察研究社会经济中的 “行”而得；第二句是“用知践行”，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应该用学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是其意义；第三句是“以成证知”，“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应该用“行”的结果来检验理论，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如果不成，则重新认识为何不成以得新知，再用新知践行，直至能成。第四句是“知成一体”，只有能被“成”验证的“知”，才是“知成一体”能够“改造世界”的“知”。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将再度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中国快速复兴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许多现象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也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我们是坐在理论创新的金矿上，我们应该有自信和自觉来挖掘中国这座理论创新的金矿，提出一套新的理论，帮助我们实现民族的复兴，也帮助跟我们条件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让它们实现跟我们一样的经济蓬勃发展，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世界的愿景。

（编辑   季节）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一篇在中国古代政论史上特别有名的杰作，它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获得了后人很多的赞赏，包括毛泽东也特别喜欢这篇文章呢？

1973年，毛泽东曾经写过一首七律，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郭老就是郭沫若先生，他在这首诗中说道：“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那么，《封建论》这篇文章到底是讨论什么问题的呢？

“封建”问题源

“封建”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实际上指的是封土建侯的意思。这是指自先秦时期，从西周时期开始的一种国家形态，即分封制。

顾颉刚先生说：“封建”实际上就是指国王把自己的人民和土地分给他的子弟或者是姻戚。封，就是把土地分划开来；建，就是建立国家。[①] 古人称封土建侯。所以它和我们近现代史上，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所指的社会形态的名词——封建社会的这个“封建”，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们虽然在汉语里是同一个词，但词义不一样，是名同而实异。我们探讨的柳宗元的《封建论》，实际上主要谈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封建，指的就是分封制。一般史书上都说，分封制是从西周时候开始的，实际上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一些初显形态的封建，在西周时封建制得以确立。当时，较为落后的周人从西而来，征服了较为先进的殷商及东方诸国。封建制实际上是从周人的氏族制演变而来的，它是刚刚走出氏族共同体的周人，与殷商典制互相作用的结果。

西周时期的封建，一般认为是两次，就是武王封建与周公封建。其实是三次。在周朝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文王已经把他的王畿内的土地，用分封制使周人扩展领有的土地，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封建。[②] 第二次封建是武王克商之后，把商纣的儿子禄父（武庚）封在殷（原来殷商的王畿），又命令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在东方围绕着殷商的故地，监视殷人，史书称为“三监”。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武庚带着原来的殷商旧民以及“三监”，一起叛乱。周公东征平叛，再度灭殷。然后诛武庚、管叔，平定奄及淮夷一带，在更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分封诸侯，把土地分给姬姓宗亲姻戚和功臣，史称周公封建。在这三次封建中，以最后一次制度最为完备，所以梁启超说“真封建自周公始”[③]。但封建制的开端是文王，毛泽东那首诗里“莫从子厚返文王”一句，说的就是文王的第一次封建。

西周的封建也是有多个层级的，可分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然后下面是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等等。就是说上层阶级，也分为不同的级别，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层层分封裂土，享用地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子建国与诸侯立家。

西周自周穆王以后，统治秩序趋于松弛，周天子的权力渐被削弱。史称懿王时“王室遂衰”，到夷王时“荒服不朝”（《后汉书·西羌传》）。就是说边远地区的诸侯国不再朝觐朝拜了。到了东周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出现了比较早的郡县制。

郡县制，大家多认为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其实，郡县制发端于春秋时期的两个诸侯国——楚国和晋国。春秋末年，封建制逐渐衰亡，战国时则是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的时代。当时诸侯列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建立君主集权制，推行郡县制，其中推行力度最大的就是秦国。

秦汉之后，基本上是郡县制占主导。秦始皇推行新政的鲜明标志就是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郡县制的实质是强化专制国家对于地方的全面掌控。秦统一后所设的三十六郡，实际上是以战国七雄原来已经设置的郡为基础再行划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郡县制，来取代世袭贵族的分封制。所以，汉代史学家班固就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汉书·地理志上》）就是说秦代的郡县制很完备，推行得特别彻底。秦代的郡县制分天下为数十郡，每郡之下再分为若干县，县下面再设乡，乡下面再设亭。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做过“亭”这个基层组织的长官。亭的下面是里，里有里长。所以，郡县制分为五级单位，郡、县、乡、亭、里，这就形成了一个由朝廷可以统辖的、由上到下很有秩序的地方行政体系。

历代关于“封建制”的讨论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辩论的焦点：一是哪种制度更有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二是，何为公？何为私？所以，封建和郡县就变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二元对立的两个概念。秦始皇在建国伊始讨论治国方略，主持评议的时候，守旧派和革新派争论得很激烈。丞相王绾向秦始皇建议要分封诸子，以屏障帝位。 “群臣皆以为然”，只有一个人反对，就是廷尉李斯。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分天下为河东、太原、上党等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请众大臣宴饮，有博士七十人为之祝寿。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主张恢复古封建制。丞相李斯起来反对，指其不足为法；紧接着，李斯又提出要焚毁《诗》《书》、百家之语，消灭私学，主张“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实际上针对的就是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取舍问题。秦始皇欣然采纳李斯的奏议，下令烧毁了《秦纪》以外的史书，又坑杀犯禁儒生、方士四百六十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焚书坑儒”。

司马迁在总结李斯的历史功劳的时候，说他“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战之患”（《史记·李斯列传》），对李斯的历史功绩作了肯定。这是秦时对分封制的争论。

秦末楚汉之争时，郦食其曾建议封六国子孙，刘邦表示赞同。而谋臣张良列举了八条理由，举出大量的史例，力证分封制之“不可”。汉朝建立后，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没有分封六国的后人。（《史记·留侯世家》）但是，刘邦在与项羽争战的时候，为了笼络部下，分封了“异姓七国”，其中有大家熟悉的淮南王英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这些异姓王都是悍将出身，开国功臣，功高震主，为刘邦所忌惮。他们政治野心膨胀，相继反叛，最后身诛国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兔死狗烹”的故事。鉴于异姓王的叛乱，刘邦接受教训，以为同姓王可靠，于是又封了“同姓九国”（楚、荆、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后来形成诸王国尾大不掉的割据局面。

到了汉文帝时，当时著名的文臣贾谊数次上疏，说“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认为这些同姓诸侯国国土太广，有的竟一连数郡，太危险。但文帝没有听从贾谊的建议。汉景帝即位之后，重用晁错。晁错建议，山东诸国（齐、楚、吴）强大，危及国家安定，须着手削藩，以尊王安民。晁错的建议立即引来了反对者，他们打出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吴楚七国叛乱。最后景帝令将晁错“衣朝衣斩东市”，晁错成了“反封建”的牺牲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晁错死后，邓公又向景帝力陈削藩，晁错之策最终被汉景帝和汉武帝相继采用实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不乏有人为封建制辩护。曹魏时期大体依据的是秦代的分封制，是虚封而不实封。像大家都了解的曹植，就曾经先后被封为平原侯、临菑侯、鄄城王、东阿王、陈王。但是他毫无实权，而且还有监国监视着，最后郁郁寡欢而死。正是因为他后期的这种抑郁、苦闷、愁怨，才使他的文学作品蕴涵着哀怨动人的情感力量。所以，政治与文学这两个评价标准，有时候是难以统一的，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时要处理好的一个矛盾。我们在读曹植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才符合历史，才能从政治大局、历史大势出发，对一个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做出中肯评价。

到西晋时，司马氏认为，曹魏迅速灭亡的教训是因为没有封建屏障，于是广封王侯，授予诸王在封国之内选官置军的权利，实行封建贵族统治。相应地，朝廷和社会也出现了褒扬封建制的舆论。著名文学家陆机的祖国吴国被灭的时候，曾经率军抵抗。他喜谈历代兴亡、治乱、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曾经撰写了《五等诸侯论》，探讨封建制的等级（公、侯、伯、子、男），强调了“五等”制的好处。

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乱世之后，到隋唐再次统一。唐代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上，政策徘徊不定，成为讨论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个比较频繁激烈的时期。

唐太宗希望成为“圣主”，所以比较迷恋复古封建，希望通过恢复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封建制，来博取不朽之名。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将“复封建”这个议题交予众大臣讨论。在众多明臣、忠臣、直臣的谏止下，唐太宗虽然想恢复封建制，终因“大臣议论不同而止”。这也反映出唐太宗作为一个皇帝很难得的兼听则明、从谏如流的美好品德。

初唐时期评议封建的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李百药的《封建论》和颜师古的《论封建表》。这两篇文章持论都比较平允，大体上倾向于抑制封建，主张虚封而不赞成实封。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肃宗曾经问计于邺侯李泌，说在平乱过程中有两个大臣的功劳特别大，一个是郭子仪，另一个是李光弼。这两人虽然已经当了宰相，但是对于他们攻克两京、平定四海的勋业，不知道再给什么奖赏才合适。李泌以汉魏周隋初唐的历史经验相告，认为对功臣只可虚封，不可实封。肃宗采纳了李泌的建议。这实际上也是功臣不实封只虚封的一种策略。接下来到中唐，元和年间就出现了一篇讨论封建制的杰作——柳宗元的《封建论》。

“藩镇割据”：中晚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唐代比较封建、郡县这两种制度优劣短长的最具盛名的文章。这和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及当时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藩镇割据有关。

唐玄宗在位期间，由于均田制的瓦解，自北周直至初唐一直实行的府兵制渐遭破坏。府兵是由各地方的军府管辖的职业军人，平时轮番守卫，战时出征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均需自备。[④] 我们大家熟悉的《木兰辞》，反映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兵制。战事发生时，朝廷一声令下，编在军籍的府兵就得自备武器、自带干粮，出征作战。

盛唐时期，府兵制逐渐瓦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后来恶性发展，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为了拒止周边各族的侵犯，玄宗朝大量扩充边防军政，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帅权、财政支配权，以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天宝年间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尤其是在北方诸道，有的节度使经常兼任两三个镇的节度使。如安史之乱的叛军首领安禄山，一人曾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且十年不调。他有这么多军队、这么广的地盘、这么大的权力，又有雄厚的财力，所以才能发动叛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的进攻，军镇制度又扩展到内地。当时比较重要的州都设立了节度使，可以指挥好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则设立了防御使或者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塞。这些军事长官由于常常兼任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就成了实际的地方行政长官。因此在州一级行政单位之上又出现了军事行政单位，大则节度，小则观察，就构成了唐代后期所谓的藩镇，又称方镇。

安史乱后，叛军的党羽纷纷投降唐朝，但是朝廷又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予节度使的称号，由他们分统原来安史叛军所占据的地盘。

从唐代宗朝到唐德宗朝，这些强藩大镇互相兼并，竞相叛乱，严重祸害百姓，危及国家存亡。建中二年（781年），一起规模很大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了。这起战乱的直接起因，是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擅自遵循“河朔旧事”，自请为留后，且得到了河北另外二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当时，德宗初即位，颇想重振朝纲，不允其请。于是四镇一起反叛。朝廷历经四年，平定了这次大规模的藩镇叛乱。但是，最终安定局面的形成，依然是以朝廷向强藩妥协为代价的。

这次藩镇叛乱是柳宗元童年时期（“建中之乱”发生时柳宗元九岁）发生的大事，而且柳宗元和他的家庭也深受战乱所带来的骨肉流离之痛，[⑤]使他从小就对藩镇割据深恶痛绝。

“永贞革新”与反对藩镇割据

在柳宗元成长的贞元二十年间，是唐朝社会矛盾更加深化和复杂的时期，朝廷中的有志之士都在积极寻求变革。柳宗元入朝为官之后，积极参加了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新进朝士集团的政治革新活动。对于此场运动，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学界多称之为“永贞革新”[⑥]。

唐顺宗李适早在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宠信王伾，也很赏识王叔文。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一批朝士也与二王志同道合，最终集结为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

二王集团推行的政治革新措施，一方面是下令改革积弊以争取民心，另一方面，是要为朝廷收回财权、军权，抑制藩镇势力。

但是，因为二王刘柳等人自身的缺点、革新力量的单薄和宦官、藩镇势力的强大，这场新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永贞元年（805）八月，顺宗内禅，宪宗即位。二王被贬出朝，不久先后死于贬所；革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也被远贬，史称“二王八司马”。但后世不少史评家对此革新之举给予很高的评价。

唐宪宗虽然贬谪了“二王八司马”，但在反对藩镇割据、重树中央权威方面，则与之一脉相承。

元和年间，柳宗元先是被贬永州司马，后来又再贬柳州刺史。但他在任所一直没有停止对政治革新失败原因的反思，而且在大量的作品[⑦]中，发表了对藩镇割据问题的看法和建议[⑧]。

当然，最能系统、深入体现出柳宗元反对地方分裂、维护朝廷权威的态度的理论文章，还是其《封建论》。

柳宗元的《封建论》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一篇集中表明他的历史观和政治主张的重要论文，他在此文中是借批判封建制来反对藩镇割据，树立朝廷的权威，维护国家的统一。

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历史观，与传统上占主流的历史循环论，或者历史倒退论完全不同。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不以任何人、包括圣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包括很多思想家、哲学家，都把当时的制度看作是圣人意志的体现。柳宗元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不受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主宰。柳宗元的这种历史观，又是建立在他带有唯物论色彩的自然观的基础之上。

他在文中首先描述了人类早期是怎么由原始状态发展到阶级、国家的产生这个过程。在《封建论》的开头，他说人类的原始状态并不是什么“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或者是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他认为，原始人类处于十分落后的野蛮状态，无法对抗外来的侵害，人类在维护自身生存的斗争中，从野蛮走向文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之中，不存在什么天命或圣人的决定作用。所谓的“圣人”、“圣王”，他们首先是作为“智而明”的“有德”的人，而被一层层推举出来的。而人类社会中这个自下而上的推举过程，遵循的又是历史的发展大势。国家的形成，并非是什么 “圣人”凭主观意愿创造了礼乐刑政等制度。就连“圣人”本身，也是符合社会发展大势的产物。

柳宗元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对主张封建者的观点的有力批判。以前主张封建者，多认为封建乃“圣人”、“圣王”之意，在他们看来，封建制不是古代历史客观条件所使然，而是先代圣主明君意愿的产物。针对历史上不绝如缕的这一类观点，柳宗元提出了明确的反驳意见。他认为，“封建”制的产生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圣人”之“意”，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也即“势”，使之然也。

柳宗元此处所用的“势”，是从法家思想那里借来的。战国时期，慎到、韩非子等法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抱法处势”的主张。法家所用的“势”，虽然主要想说明君主的威信和权势，但也有承认“势”的客观性的意味。柳宗元借用法家的“势”这个概念，但更加侧重于其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并将之与主观性的“圣人之意”对立起来。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对社会发展观念的一大重要创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有相通之处。所以，柳宗元的这篇《封建论》的立论，就不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进一步探求封建诸侯的历史起源问题，极独到又具深度。他深探封建制起源问题所采取的主导思想，是建立在唯物自然观基础上的历史观。这是他之所以能够写出这篇文章，能够比历史上其他论者更为辩证深入地阐述问题，最为关键的原因之一。

柳宗元在文中细说史实，具体阐述了封建制产生和衰落的过程，以及被郡县制所取代的历史原因。

他总结了自周秦以来直至唐代的历史变迁大势和历朝历代兴亡的客观原因，说明实行“封建”制者并不一定都好，推行“郡县”制者也不一定不好，周之“封建”制之所以被秦之“郡县”制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能简单归结为人的意志。

历代赞扬封建制、批评郡县制者，经常会拿历史兴亡说事。他们把周之封建制美化成天下大公的理想制度，而指责秦所推行的郡县制是“家天下”，并进而把郡县制下的帝王专制和暴虐统治，都归罪于这一制度本身；而将封建制与享国长久联系在一起，并举出一些偶然相合的史实做例证，因此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使得许多反对封建制的论者无法进行强有力的反驳。

但柳宗元则不然，他指出封建制的产生非“圣人意”而是 “势”使然，所以封建制未必一直就好。接下来他就将实行封建与否和享国长短之间的联系拆分开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用史实说明实行封建制的朝代未必就享国长久。如，封建制在周朝末年已经弊端丛生，诸侯尾大不掉，周天子权威被消解，这就说明，不仅封建制之没落及周之衰亡乃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封建制不但不是享国长久的因，反而成为周衰亡的征兆了。然后，他又辩证分析了秦朝兴亡的原因。他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稳固统治，是十分成功和正确的。至于秦国建立后没几年又天下大乱，与实行郡县制并没有关系，而是另有原因，主要是因为秦朝实行暴政，逼得百姓造反。但是，当时只有造反的百姓，并无造反的官吏。所以，导致秦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郡县制本身存在问题。汉得天下后，弃用秦朝的郡县制，立同宗子弟为王、封异姓功臣为侯，似乎“拨乱反正”，却事与愿违，开国不到几年，诸侯王纷纷反叛，导致汉室皇权的衰落竟长达惠、文、景三朝。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汉代初年疆域，郡县和诸侯国各占一半，当时叛乱的只有诸侯王国，并无郡县。可见郡县制的优越和进步。实际上自汉代以后，一直到唐代，都应该是这个情况。即使到了本朝，设置州县，任命地方长官，也是十分合适的。虽然之后也出现了一些凶狠奸猾之人，发动叛乱为害地方，但是问题并不是出在州县这样的行政单位，而是在于藩镇拥有重兵。因为现实中只有叛乱的军阀藩镇，却没有叛乱的州县。可见，郡县制的设置，确实是不可改变的。

至此，柳宗元又自然地将藩镇问题与传统的关于“封建制”的讨论联系起来了，因为当时割据自立的方镇，虽然不同于三代的封建诸侯，但“不秉朝旨”，独霸一方，与春秋列国倒也十分相像。柳宗元旨在通过反封建制来反对藩镇割据，就使这篇文章具有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批判色彩。历史上还有些论者认为，封建制是治理天下的好制度，而郡县制则难以为治。如西晋刘颂认为，郡县治理只能“理小政”而无远虑，不如诸侯；（《晋书》卷四六《刘颂传》）陆机也说，郡县长官“为利图物”侵害百姓；诸侯治理“为己思治”，明大义、守规矩。（《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对此，唐初李百药据具体的史实加以反驳。（《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对于那种将封建、郡县与国之治乱硬扯在一起的论调，柳宗元则在李百药论述的基础上举出了更多的史实，作了更为彻底的批判。

柳宗元首先指出，在实行封建制的历史阶段，诸侯叛乱更容易产生，春秋战国时期如此，西汉建国初年也是这样。而在推行郡县制的时期，反而是容易长治久安的，像汉朝的孟舒、魏尚、黄霸、汲黯都是能够治理一方的贤良守宰。

其次，柳宗元在论述国家之治乱与封建、郡县之关系时，是将“政”与“制”，也即政治与制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划分开来。制度的优越性，本来就是要靠人来贯彻实现的。如果制度不好，即便贯彻实现它的人再贤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制度很好，实行的人不好，当然也不会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来。周朝末年，诸侯纷争，战国林立，说明封建制已经衰落，且已成为国家大乱的一大根本原因。这是“制”不行，导致“政”也不行。周之亡，其“失”主要在于“制”（封建制），而非“政”。至于秦朝，郡县制本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秦朝却没有利用推行好这种制度，施政者残酷暴虐，令百姓怨愤不已，最终被推翻。秦之亡，其失不在“制”（郡县制），而在于“政”（暴政）。因此，柳宗元就比此前诸多反对封建制的论者，思路更为清晰，分析得也更为辩证透辟。

另外，柳宗元还联系唐朝的社会现实提出施政方略。他说，现在国家全部实行的是郡县制，在郡县始终都设置了守宰，这种制度是被历史沿用并证明了的好制度，当然不能改变了。那么，在现有的郡县制下，怎样才能做到国泰民安呢？办法有两个：“善制兵”，“谨择守”。只要朝廷善于控制军队，同时又能很谨慎地挑选出地方官吏，那么国家的政治就能清明太平，不会发生叛乱了。其中，“善制兵”一条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因为柳宗元在前文已经讲过，当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如果朝廷能够控制好兵权，应该不会发生这么多的藩镇叛乱。柳宗元又对几种将封建、郡县制度之争与国家治乱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一一进行批驳。

柳宗元认为，那些持“实行封建制延祚长久、实行郡县制政权短促”的观点的，不是什么懂得治国之理的人。试看一下史实：魏晋两朝实行封爵制度，与汉初之封建制差不多，但魏晋的国运并不长久。当今唐朝，实行的是郡县制，已经享国二百年，国家基业仍很稳固，这与封建制又有何关系呢？柳宗元还反驳了“不应改变殷周圣明天子制定的古制（封建制）”的意见，认为秦代开始实行改革，推行郡县制，从制度上讲才是真正的“公天下”。从秦始皇的政治动机讲，也是有私心的，其私心在于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威，使天下之人都臣服于他。不过，中央集权以天下为公的制度，是从秦代开始的。

柳宗元在此对封建、郡县两种制度，孰为“公”，孰为“私”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所理解的“公天下”，实际上是指打破血缘纽带的限制，而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政权。郡县制在这方面，确实比封建制进步得多，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也优于封建制。当然，他又辩证地看到，推行郡县制的秦始皇也是有其私心的，还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自身利益。他在分析封建、郡县孰优孰劣这一问题时，不仅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且发现了历史运动（政治变革）的客观意义与实现这一运动的主体（改革者）的主观意图之间的矛盾。

 柳宗元之所以反对封建制、维护郡县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由，就是封建等级制会压抑人才，在郡县制度下能真正举贤用能，最终致理兴化。当然，在现实中朝廷用人还是很混乱的，对此他深有所感。比如，他在《复吴子松说》中就批判过当时用人不公的社会现象，并对之恨恨不已。他认为，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是不可能以大公之心来选拔人才的。那么，只有用好的制度，才能保证选好用好人才。而在当时，只有在郡县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普通士子的政治积极性，选拔出真正的才士。因为朝廷可以根据政绩得失，来选择、升黜守令，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最终治理好国家。

柳宗元的《封建论》后来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赞赏和高评。苏东坡的《志林》就认为：“昔之论《封建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续集》卷八《论封建》）评价可谓无以复加。宋祁在《新唐书·宗室传赞》中转述柳宗元此文大意之后，也认为文中所论“诚然”，并且认为“唐有镇帅，古诸侯比也。故王者视所救为之，勿及于敝，则善矣”，明确指出柳宗元此文所论之封建，实际上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是对藩镇割据问题而发的，而且他也同意柳宗元提出的建议，希望朝廷善制兵，平定藩镇叛乱。

毛泽东欣赏柳宗元的《封建论》，主要是因为柳宗元对秦始皇的肯定。秦始皇在短短的十多年内扫平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用统一的中国代替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表明毛泽东对秦始皇废除封建制、推行郡县制这一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熟读唐人《封建论》”，说明毛泽东是很认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体现出的历史进化论；“莫同子厚返文王”，则在对柳宗元的《封建论》的高度肯定中，批判了各种历史倒退论，自然也包括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肯定孔孟之儒观点的批判。毛泽东奉劝郭老要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要在废封建、立郡县这一点上退回到搞分封诸侯的周文王时代去。

虽然当时毛泽东对柳宗元《封建论》的高度评价有其特定的政治用意和历史背景，但是不可否认，柳宗元的《封建论》确实具有思想上的特异之处和历史先进性。

首先，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反对封建制，认识到封建制本非“圣人意”，封建制被郡县制所取代，是“势”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使然。柳宗元的这个观点，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的。

其次，柳宗元在分析历史问题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历史的迷雾，辩证地看问题，对秦亡问题，对封建、郡县孰公孰私问题，对封建、郡县的治政孰难孰易，制度与为政之间的矛盾，改革的历史意义与改革者的主观目的之间的矛盾的论述和辨析，都十分精彩和透辟。

再次，柳宗元的《封建论》并非就事论事，更非空发历史议论，而是能够紧密地联系现实政治问题，针对当时最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藩镇割据，在旗帜鲜明的批判中，还提出了“善制兵”、“谨择守”、要“得人”等积极策略。理论联系实际，破中有立，针对性、建设性都极强。

最后，柳宗元还全面地总结了封建制及藩镇割据的危害，坚决维护了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富强、用人制度的公正。

而且，《封建论》在21世纪的今日中国，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柳宗元的这篇文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我们以启迪：

第一，可以警醒我们时刻要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境内外各种形式的分裂活动。

第二，可以对政府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在事权、财权和人权方面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三，柳宗元所提出的“善制兵”，则警示我们要坚持中央政府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权不能下放。

第四，要反对特权思想、宗派主义。封建制，就是贵族世袭制，就是特权政治。反对封建制，就是要反对特权思想，反对搞小集团，拉山头。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藩镇割据这样危害中央权威、国家安定的后果。

所以，柳宗元的《封建论》对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还是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的。

（编辑  季节）

惊悉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先生于3月27日去世，享年104岁。我深感悲恸，以此文纪念马宾先生，回忆我在30多年前与马老的交往。

很多人奇怪，我这样一个工科背景的人怎么会走上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马宾先生，他成为我走上国情研究道路的引路者。

1985年5月，当时我是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我父亲胡兆森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鞍钢工作，由于他在技术上的重大贡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马宾是1932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鞍钢的首任总经理、“鞍钢宪法”的执笔人。由于我父亲曾与他共过事，读博期间我就去看他，到钢院家属宿舍马宾先生家做客。当时马老担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我们很自然就聊起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马老向我推荐阅读几本经济学著作，包括他当时翻译并正式出版的劳埃德·雷诺兹（L G Reynolds）《宏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一书，成为我的入门教科书。

我还记得，马老曾将周小川的博士论文《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借给我看，当时周小川是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并于1985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他运用经济学和系统论跨学科量化研究国民经济，开创了这一领域的先例，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很有示范效应。

在马宾先生的鼓励下，我调整了博士研究方向，转入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后转考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生。当时，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小组成员由多位不同学科的导师组成，其中包括马老，他特别希望我能够从事中国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系统研究。

在八十年代中期，有关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曾经出现过很大的争论，当时，有的领导人主张要对农村人口生育政策开“小口子”，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达到了2.6，农村又高于上述水平，远高于妇女更替水平的2.1，意味着中国总人口将持续高增长，人口生育政策出现了摇摆不定的严峻形势，为此马宾、于景元等多次向中央及有关领导部门呼吁，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否则我们将错过历史给出的最后机会。

1986年，中国科学院受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委托，研究我国农村国情特别是人口、农业资源、生态环境与粮食供需关系。为此，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先生负责，成员来自不同的研究所，跨学科地对我国中长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粮食进行了综合研究、定量分析、长期预测，其中我负责人口部分。1988年底我与王毅代表小组执笔撰写了《生存与发展》国情报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按目前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为2.3-2.4）趋势发展，中国到2030年总人口将达到16.3-17亿。最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负荷过重，农业自然资源接近承载极限。基本国情仍然应该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我们在报告中严厉批评了犯“急性病”，头脑易于过热的“速胜论”，认为中国现代化是“持久战论”。我们的报告与批评得到了马老的首肯。

1988年，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系统分析与生育对策研究》，其中一部分成为我的第一部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内容。马老专门为我的书写了序，对我关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等基本国情分析进行了综合评价。他特别指出，现在看来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动员，认识我们的基本国情，提高我们的人口意识，增强我们的危机感，提高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自觉性。我们提出对人口问题要有危机感。同时，一旦有危机情况后，我们还要“临危不惧”，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符合全民族和人民利益的。

每年“两会”之后，中央都将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座谈会，重申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将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由此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至妇女更替水平之下。

同样在八十年代后期，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也曾出现过大的辩论，伴随着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马老多次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头脑发热、搞通货膨胀的主张。直到1988年9月底，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重新分析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做出了花两年时间转向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

1989年6月，我与赵涛博士（经济学）、姚增起博士（系统分析）完成关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报告》，在肯定4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针对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国民经济明显出现的经济波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三大问题，提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对此，我们还首次提出对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数量指标和重大比例关系，供决策部门参考。[①]马老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针对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批评，认为既客观又尖锐。

同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这是总结我国40年的经济建设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②]

1991年，我在《中国：走向21世纪》一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的序言中曾总结了这一段开始研究中国国情的经历和体会。我研究国情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时刚考上博士生，怎样选择论文题目？我根据社会需要作出了选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变革。我是从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限制因素——人口问题入手，从而系统地分析中国国情的。我有幸得到众多学识渊博、学风严谨的老先生们的指导。其中就包括马老，我博士毕业之后的几项重要国情研究都得到他的首肯。此时，我更加坚信：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既是我人生之路之目的，也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由此不仅走上了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而且始终如一，不忘初心。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搞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重大选择，走向了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是转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涉及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也涉及到如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此世界上没有可供参照的成功先例。政治方向一错就是百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有政策争论。

1993年王绍光和我共同撰写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马老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对我们所提出的“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的建议，给予了首肯。他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思考，是国家决策机关应予考虑的，同时也希望与地方政府取得共识。不过他也客观地指出，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对如何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机制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这有待于作者及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后来，我和王绍光、康晓光撰写并出版了第二个报告，即《中国地区差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进一步研究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又一项关于中国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马老的好评。

马老104岁的人生之路是极其丰富的，例如著名的“鞍钢宪法”就有他的一份贡献。我这里只是回忆了自己早期从事国情研究的一些成果，都与马老有关，有的是他出的重大题目，如人口与发展，使我能够较快进入国情研究这一新的领域；有的是我及合作者完成的国情报告，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激励了我们这些年轻学者不断创新。至今我仍然坚持国情研究要涉及国家发展重大问题的定位，还要持续研究、跟踪研究、系统研究，例如人口与发展、地区与发展、环境与发展等，才能不断地积累当代中国的研究的信息、知识、理论、思想，才能不断地实现“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目标。

我真挚地怀念那些智慧之人，他们启发人、引导人、鼓励人，使我走上国情研究之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马老就是其中之一，仅以此文表达悼念马宾先生。

                                               （编辑  季节）

今年3月23日，董良翮的儿子董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来了新出版的董老家书。我问及他父亲的病情时，他说正在用自己的骨髓来帮助治疗父亲的白血病，我还夸他是孝顺孩子。他说父亲正在云南瑞丽疗养，情况尚属稳定。而昨晚（2017年4月11日）突然传来噩耗，董良翮已溘然长逝，不由错愕不已。他长我一岁，竟猝然辞世，令我怅然良久，扼腕叹息。除了怀念故人外，似是也在提示我辈，生也有涯矣。以下从我的口述史中摘取我和董良翮在文革期间“西纠”共处的若干片段，以寄托哀思。

共处西纠

我在我的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中，详细地讲述了文革初期，首都红卫兵的兴起与西城纠察队的产生。

西纠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与我们这批人对红卫兵的基本看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有一脉相承的思想基础，这从西纠的成立过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西纠是怎么成立的？主要是大家一拍即合。

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的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翮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以李三友为主起草的。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的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海东的儿子徐文连那时是指导员。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发生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周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300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一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一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周总理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负责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周总理那次把我和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小的时候，我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在那里站着，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了，都不行了，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让我们在会后马上布置去做安排。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火车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守，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同陷囹圄

从西纠成立的1966年8月25日到1966年9月底，大约30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的这些事。但是它的形象与影响被无限地放大了。

在中央文革眼里，西纠已经成为文革运动的阻力，他们开始找事儿。不久，我父母被江青点名，母亲自杀，父亲被带走、投入监狱关押七年，我也进了监狱。我在监狱里呆了整整四个月，1966年12月23日我母亲去世当天我被拘捕。1967年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日那天晚上，我被释放。

因为西纠问题被抓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董良翮和粟寒生。当时把我抓起来，矛头所指显然是周总理。从“四人帮”攻击周总理、迫害老干部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一个阴谋。那时追查所及，矛头指向了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徐向前、陶铸、余秋里、廖承志、王任重、何长工、吕东、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等。中央文革希望从我身上追查出西纠的后台。我母亲批准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我们这个楼道里有19个号子，我住的是19号，那20号是茅号，就是厕所。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我捡了根钉子，墙上有一个走烟筒的窟窿，看样子过去牢房里是放过炉子的，窟窿已经被堵了，我就用这个钉子慢慢抠，终于钻了个孔。那些看守们没有想到，我可以通过与厕所之间墙上的这个孔，和监狱里其他18个号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用写检查的纸，写上交流的消息，再卷成细卷，从孔里穿过去。在各个号关押的人上茅号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后来因为联动问题被抓进来的人很多，在我周边的号子里都有。通过这种情报交流，我知道了董良翮、粟裕的儿子粟寒生，还有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等都被抓进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也知道了外边的很多事情，比如联动反中央文革的事等等。

同获自由

我们这批人是在1967年4月22日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释放的。那天，我们都被点名带出了牢房。那阵势，感觉很恐怖，有的人声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儿小声说，是不是要枪毙咱们啊？我在里头算是年纪大的，我还说了一句：“放心吧，没问题，绝不可能枪毙咱们，放心吧！”我们往外走，走到一个操场，灯光很亮，操场上停着几辆大轿车。本来我们还是很有秩序的，后来稀里哗啦地就上了车。这百十来人分头上了几辆车，然后车子就启动了。开着开着，我们一看，竟然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我们下车就被带进去了。不知是哪个厅，里面都摆好了椅子。本来我跟董良翮走在一起，到里面就分开了，不知道谁都坐到哪里去了。

刚一坐下来，进来一群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我能认得的大概就这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他们坐在一排，刚坐下，还没正式开始呢，江青就说了一句：“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她拉着个脸，阴阳怪气的。我就站起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看说：“坐下吧。”然后周总理就上来讲话。

周总理讲话，大概开场就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所以，你们有错误，也还是要出来继续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总理说到中间的时候，叫到了董良翮和我。我们俩“哗”一下就都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有人回忆，当时总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西纠还是有功的。”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总理说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不等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西纠后台了吗？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这个反应。

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也很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

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后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到，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4月22日的释放联动，我也因此而沾光。

走出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桶牙膏，一块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出了大会堂南门后，多数人一哄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实实地上车，回去把我的东西收拾干净了，那里面还有我写的诗稿啊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来。我印象中，他们是用车把我们回监狱的这些人又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门大街附近下了车，大概是在深夜里到家的。我一进门，把弟弟孔栋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我说：“放了啊。”然后就兴奋地给他描述晚上的会。我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孔栋找出一些花生、饼干之类，我就嘁哩咔嚓开始吃起来，才开始缓过点劲儿来。

我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怎么啦？！”

他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

我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的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

孔栋说：“人最后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后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再也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我说：“后事怎么处理的？”

他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个人，帮着一块儿处理一下，就拉到八宝山去了……”

我说：“机关有没有关心家属一下啊？”

他说：“没有。”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国务院机关是把母亲自杀作为叛党行为来对待了。

因为西纠，我个人付出了代价，我的家庭付出了代价。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了我的大半生。在此回忆我与董良翮在西纠的一段往事。

（编辑 季节）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新总统后，一系列竞选口号被迅速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废除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宣布退出TPP、在美墨边境筑墙、出台“限穆令”等等。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政府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产物，预示着美国经济向保守主义急转。这种看法将特朗普政府和此前的奥巴马政府视为对立的两极，忽视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规律和一般趋势，不仅无法解释特朗普政府上台的原因，也无法揭示其战略和政策的未来走向。只有从世界体系历史变迁中认识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运动规律，才能正确认识特朗普上台的客观依据，也才能正确预测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战略和政策取向。

世界体系的阶段转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当代世界体系具有显著的等级制结构，符合发达国家资本增值的客观需要。理解当代世界体系历史运动过程，是我们认识美国经济历史变化的前提。

乔万尼·阿瑞基指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历过四个前后交迭的体系积累周期，即热那亚周期（15-17世纪初）、荷兰周期（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英国周期（18世纪下叶到20世纪初）和当下的美国周期（19世纪末至今）。观察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可发现，每个周期都包括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即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阶段。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大自然的恩赐）‘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积累通过金融交易（即马克思的简略公式MM´）不断进行。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 [1]

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的更迭史表明，从物质扩张阶段向金融扩张阶段的转换，一方面预示着已有的旧周期的衰落，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另一个新周期的崛起。[2]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3]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体系积累周期的第二个阶段，即金融扩张阶段。在阿瑞基看来，当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积累周期已步入衰落阶段，“此时成了‘旧’的美国体制的结构开始被摧毁，‘新’体制的结构很可能正在创建中。”[4]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

1999年，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国会通过，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和监管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正式拉开帷幕。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最直观地表现为金融利润占美国国内利润比重的变化。在1965-1980年间，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均值为17%，而2000-2015年间该比重均值急剧上升为28.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造业利润比重的急剧下降，1965-1980年间，该比重均值为49.1%，到2000-2015年间降至20.9%。[5]这种变化表明，金融资本已经取代工业资本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新力量。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同时表现为加速恶化的美国经济产业空心化，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国的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状况，反映了该国产业部门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产业空心化必然会导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从46.64亿（美元）顺差变成194.07亿（美元）逆差，16年的均值为56.87亿（美元）逆差。[6]而从2000年到2015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额从4778亿美元增加至5399亿美元，16年间的逆差均值高达5574亿美元，是1965-1980年间的98倍。[7]

经济金融化是重要的缓冲器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是跨国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跨国资本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产业和地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这些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和积累的新空间。受此影响，美国产业资本持续外流，这导致美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也必然要求更复杂、更全面的全球性金融服务，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是满足这种全球性金融服务需要求的产物。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还是资本主义积累和消费间对抗性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新的空间，但社会大众的真实消费能力却增长缓慢，这必然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积累与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由此导致不断恶化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伴随着经济金融化而涌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交易成为过剩资本的乐园，继起的资产泡沫引发的财富效应又刺激了债务消费，消费的热潮暂时掩盖了生产过剩问题。因此，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客观上是应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重要缓冲器。

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的产物

经济金融化对美国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事全球性金融服务和金融衍生交易，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了巨额利润，也让受雇的少数金融白领（金融部门雇员占私人经济部门总雇员的比重不到7%[8]）收入丰厚，金融部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总体上运行良好。但在其他部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面临着重重危机，这包括低迷的资本盈利率和萎缩的资本积累，以及受雇的社会大众面临收入增长停滞和高负债压力的困境。在2000-2015年间，美国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均值仅为2.6%，还不到1965-1980年间5.9%的一半；而同期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则高达227%，较之1965-1980年间的138%翻了近一倍。

2008年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而奥巴马的八年执政却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与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2016年的4项相关指标在恶化，这包括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2.2%升至29%，制造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3.7%降至20.8%，[9]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由5.9%降至1%，[10]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30%升至277%。[11]只有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由7126亿美元降至5210亿美元，但仍高于2008-2015年间4611亿美元的均值水平。[12]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经济金融化造就的绝大多数失意者，构成了支持特朗普竞选主张的群众基础。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层与断裂的历史产物。

以“利润至上”原则引领美国经济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是美国资本利用美元霸权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必然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历史产物，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金融资本的兴衰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兴衰。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不仅不会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反而会加强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扶持力度，帮助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攫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化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根本上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削弱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让其中的大多数失意者再次满意，必然会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心，而提高产业资本盈利率、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福利水平则是重中之重。

要同时提高美国的产业资本盈利率和普通工薪阶层的福利水平，只有一条途径，这就是在世界体系中分得更大的蛋糕，这要求改善美国产业部门的国际贸易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在国际贸易领域采取更为强硬的单边主义行动，综合运用其在金融、能源、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向贸易伙伴国施加压力，以达到上述目的。相比之下，耗资不菲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输出颜色革命等活动，不仅无助于缓和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而且也无法实现即期收益，因此极有可能被特朗普政府大力压缩。

作为成功的商业大亨，特朗普信奉“利润至上”原则。作为美国的新总统，特朗普把“利润至上”原则带给美国政府，“利润至上”将成为未来美国战略和政策的主线！

                                             （编辑  迟晨光）

从维多利亚港南望，比邻特区政府的中信大厦耸立于繁华的中环金钟廊，市区随处可见的“大昌行”不时映入眼帘，东西区海底隧道大大缩短了港岛与九龙之间的通行时间，中信国际电讯为香港居民提供了便捷的通讯及移动漫游服务，愉景湾是香港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家喻户晓的中信品牌，分布广泛的业务领域，持续深入的社区贡献，是中信集团扎根香港、融入香港、奉献香港的历史见证，也彰显了中信在香港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作用。

1979年10月，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亲自倡导和支持下，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创办了中信。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香港视作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1980年5月，中信香港公司成立。37年来，借助香港良好的市场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资金资本和人才等资源，中信集团在港业务迅速发展，投资经营涉及金融、贸易、航空、基础设施、电讯、地产、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在依托香港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助力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为促进香港平稳回归和保持繁荣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目前，中信集团在港注册企业433家，在港业务总资产近5000亿港币，是香港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助推器”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资本市场发达，资金融通便利，金融国际化程度高，监管政策体系完善。这片沃土为中信集团发展金融业务提供了难得机遇，也见证了中信金融板块的成长壮大。多年来，中信通过谋篇布局，助力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留下了一笔笔浓墨重彩。

（一）发展门类丰富的金融业务。中信集团把香港作为重要的金融业务发展基地，通过持续运作和创新发展，在香港的金融业务规模逐步扩大，业务门类包括商业银行、证券、信托以及直接投资、资产管理等，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截至2016年底，中信集团在港金融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近60家。其中，中信银行（国际）的前身是中信集团于1986年收购的香港嘉华银行，是中信银行在国际市场发展的重要平台，2016年总资产达3064亿港币。中信证券国际和中信建投国际分别是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在香港设立的海外业务拓展平台，主要面向全球客户提供企业融资、股票经纪及资产管理等服务。2012年，中信证券国际收购总部设在香港的里昂证券全部股权，与里昂证券合作打造全球性投行和经纪战略联盟，开展跨境业务，从而使中信证券成为中国首家在全球主要市场拥有网络的证券公司。2016年，中信证券国际与里昂证券实现境外投资银行业务整合，融资额排名全亚洲第一。此外，中信资本重点发展直接投资业务；中信国际资产管理专注于不良资产处置、自有资金股权投资和第三方基金管理业务；信银投资是中信银行重要的股权投融资业务管理平台。

（二）助力香港资本市场发展。中信集团积极推动投资企业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在借力香港资本市场的同时，也丰富了香港联交所上市企业类型，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及国际资金进入香港。截至2017年5月底，中信集团直接或者间接投资的中信股份、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资源、中信大锰、亚洲卫星、大昌行集团、中信国际电讯等9家企业已在港上市，在港上市公司市值近1万亿港币，约占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总市值的3.4%。2014年7月，中信集团通过将中信股份注入中信泰富，实现了在香港联交所整体上市，这是当时中资企业最大规模的跨境并购，也是香港市场最大规模的上市公司定向配售。整体上市后，中信股份迁册香港，体现了中信集团对香港发展的信心。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信股份总资产达72,380亿港币，当年营业收入3,808亿港币，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431亿港币，是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最大的公司之一。此外，2007年4月，中信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交易所同步成功上市，是继中国工商银行之后的全球第二家“A+H”同步上市的公司。2011年中信证券成功发行H股，是中国首家“A+H”上市的投资银行。

（三）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香港是中央政府大力支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中信集团和旗下企业配合特区政府推出多项人民币创新业务。2005年中信嘉华银行成为首家取得内地人民币牌照、向企业客户及非内地居民提供人民币服务的香港银行。2009年中信嘉华银行与中信银行签订人民币代理结算协议，并于次年完成香港银行首宗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10年中信银行（国际）获得首家香港金融机构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存款证，并推出多项创新的人民币产品和服务，包括首宗人民币债券，为香港首只人民币新股做国际配售结算安排。2012年至2016年，中信银行（国际）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由1074亿元上升至1519亿元，平均年复合增长率9%。此外，中信证券国际在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日均交易量名列前三位；2015年为蒙古共和国发行了首支人民币高收益主权债券。

（四）多次成功化解危机，全力确保香港稳定。中信因善于化解危机而在市场上素以“救火队”著称。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多家银行遭受挤兑、出现危机，这次危机规模大、历时长，沉重打击了香港银行业。在此背景下，中信集团于1986年3月成功收购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香港嘉华银行，创造了香港处理“问题银行”样板的“嘉华模式”。2000年，中信嘉华银行因经营等原因濒临破产，中信集团采取一系列举措解决问题，该行短期内实现了利润增长并步入良性经营轨道。2008年10月，中信泰富发生澳元期货合约危机，股价暴跌，引发香港金融市场巨大震动和社会舆论高度关注，中信集团果断实施一揽子解决方案，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证监会、联交所及主要债权银行的支持，并获得中信泰富特别股东大会通过，帮助中信泰富平稳度过了危机。

支持香港“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

“一带一路”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也是香港发展的难得机遇。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许多独特优势，包括连接海陆和沟通中外的区位优势，自由贸易、低税率及高度市场竞争的制度和政策优势，熟悉国际法规、制度和市场运作的人才优势，高端服务业的专业化优势，以及中西合璧、文脉相承的人文优势。在“一带一路”上，香港是重要节点，将有效辐射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信集团紧密依托香港这一“桥头堡”投身“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支持香港在“走出去”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延续，也是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借助香港综合服务平台统筹“一带一路”项目资源。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服务业种类多、水平高，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中资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基建工程与设计等多方面专业服务。2015年底，以中信集团为主的中信联合体中标缅甸皎漂特区的工业园和深水港项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企业参与的沿线沿路最大项目之一。2016年，中信集团在香港注册了中信缅甸（香港）控股公司，旨在利用香港成熟的商业环境、便利的融资和税收、高水平的专业配套服务，对项目进行统一投资和管理，推动项目顺利实施。

（二）瞄准资金融通，推动香港“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建设。中信证券国际和里昂证券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1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分支机构、覆盖32个金融市场和交易所，研究超过1000家“一带一路”上市公司，是目前唯一一家覆盖印度洋一带国家的中资券商。近3年来，中信证券以香港为平台，累计在“一带一路”沿线完成IPO、债券发行和跨境并购等项目50个，其中日本三菱银行以7.82亿美元收购菲律宾信安银行20%股权的交易是菲律宾资本市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此外，中信集团及在港子公司共同与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设立卡森纳投资基金，重点投资中亚地区非能源项目，一期规模为2亿美元，目前正在募集二期基金，计划规模为6亿美元。中信里昂证券研究发行的“一带一路”研究月刊，是目前全球资本市场唯一也是最详细的相关领域研究产品。

（三）推动在港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拓展业务。注册在香港的中信资源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了Seram油田，在哈萨克斯坦投资了卡拉赞巴斯油田。大昌行2016年收购利丰亚洲，依托在港稳固的业务根基逐步向海外布局，贸易与物流网络已覆盖港澳台、中国内地、新加坡、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文莱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信国际电讯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布局，2016年以来先后收购位于“一路”区域的新加坡Acclivis（覆盖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四国）和“一带”区域的Linx Telecom（覆盖波罗的海、西欧、东中东欧和中亚14个国家），巩固了香港作为中国对外投资和引进投资门户的战略地位。

促进香港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产业发展的支撑。作为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的综合性企业，中信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采用收购兼并等手段，积极参与香港基础设施、电讯、卫星、贸易等产业发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竞争力。特别是在香港回归前，中信香港集团从英资手中先后收购国泰航空、香港电讯等涉及国计民生的业务，为保持香港社会稳定、鼓舞人心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收购国泰航空和香港电讯股权。1987年，中信香港集团以19.36亿港币收购全英资的国泰航空12.5%股权，这一战略收购使得国泰航空拥有了中资背景，增强了英资股东在香港继续发展的信心，缓解了当时英资撤离香港的紧张局面。1990年，中信香港集团又与港龙航空、太古集团和国泰航空完成了复杂的一揽子交易，使港龙航空成为国泰航空的子公司，从而结束了两家公司长达6年的恶性竞争，优化了香港航空业资源，提升了运营效率。同年，中信香港集团投资102亿港币从英国大东电报局收购香港电讯20%股权，进入香港电信运营领域，此项收购被英国《世界金融》杂志评为当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

（二）开展卫星通信业务。1988年2月，为满足亚洲地区及中国国内对卫星资源的需求，中信集团与英国大东电报局、和记黄埔在香港共同出资组建了“亚洲卫星有限公司”，这是亚洲地区第一家区域性商业卫星公司。1990年4月，亚洲一号卫星使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为中国长征系列火箭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创造了良好开端。近30年来，在中信集团的大力支持下，亚洲卫星各项业务蓬勃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卫星运营公司，连续多年被评为“亚洲最佳卫星运营商”。

（三）促进香港贸易中心建设。2016年，中信集团完成中信金属和中信裕联的股权整合，成立中信金属集团，并将中信金属集团的总部迁册香港，旨在依托香港的综合优势，提升中信在国际矿业领域的竞争力和行业地位，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全球竞争力。同时，这一战略举措也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发挥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有利于促进香港在铁矿石、有色金属和煤炭等矿业领域进出口贸易发展，提升行业话语权。

（四）积极拓展新兴产业。为推动和巩固香港作为亚太电讯枢纽中心的地位，提升面向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潜力，中信国际电讯把香港作为全球运营总部，公司网管中心、业务平台、电讯枢纽均以香港为最重要的节点，建立了香港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运营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第二站。2016年，中信国际电讯收购了位于香港葵涌的中信电讯大厦全部股权，将其打造成为香港西部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这是公司助推香港未来发展、打造高科技数据中心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将有力提升香港新兴产业的竞争力。

扎根社区乐于奉献的企业公民

天下和静在民乐，一枝一叶总关情。中信集团始终把香港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铭记在心，以各种方式回馈香港社会，在提供多样民生保障的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为推动香港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一）保障香港民生需求。民生离不开衣食住行。作为最早进入香港生活日用品市场的中资企业之一，中信集团所属企业积极维护香港基本生活物品供应。大昌行以香港为中心，布局物流网络，大力发展汽车、食品及消费品贸易等民生业务。其代理的汽车品牌在香港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0%；在食品及消费品业务方面，大昌行积极拓展其业务至食品制造、分销及零售业务，打造全面的食品供应链，并依托其全球采购能力，从世界各地进口优质且价钱合理的货品，增加了香港市民产品选择的空间，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二）促进两地融合交流。香港与内地在工作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文化因交流而多彩，人心因交流而相亲。近年来，中信集团依托连接内港两地的优势，积极搭建两地青年交流平台，成为第一家承办香港大学生暑期内地实习活动的中央金融机构，已安排近百名香港大学生到中信所属分支机构实习，受到香港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自2016年起，中信股份每年举办香港籍员工培训班，邀请香港籍员工到内地参观学习。组织香港大学生实习和港籍员工培训班，帮助他们了解内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了他们的国家认同，促进了两地人文交流和文化融合。

（三）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中信集团在港企业积极创造就业，累计投入数亿元资金用于教育、环保、文体事业发展和社会公益活动，推动企业与社会和谐发展。目前，中信集团在港企业雇佣当地员工近一万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外资企业纷纷裁员的情况，率先作出不裁员、不减薪的承诺，与香港市民共度时艰。在教育及青少年发展方面，中信泰富出资百万元在香港岭南大学设立奖学金，鼓励成绩优异或有经济困难的学生。中信集团在港子公司均成立义工队，每年累计投入义工服务近万小时。中信泰富、中信国际电讯、中信银行国际、大昌行连续多年荣获香港社会福利署、生产力促进局等多个机构颁发的“金嘉许奖”“企业公民嘉许标志”等荣誉。

37年风雨同舟，37年休戚与共。我曾经说过“香港是中信的家”。在这美丽的东方之珠、香江之畔，中信集团扎根、融合、奉献，始终与香港同呼吸、共命运。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引擎腾飞更加强劲，“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空间更为广阔，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地位更加突出。中信集团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卓越的公司治理，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伟大事业增光添彩。我相信，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编辑  张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