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积累是欧美列强策动战争的主要驱动力。历史表明，资本扩张与战争扩张密不可分。当代随着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美国变得更加好战，“混合战争”成为美国对外战争的新方式。当前，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通过“混合战争”遏制、削弱中国。中国必须增强底线思维，以总体战应对“混合战争”。

关键词：资本积累 金融资本  美国  混合战争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某种程度上，人类历史有多长，战争历史就有多长。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战争的方式与特点存在代际差异。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交往模式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种百年之变绝非线性发展过程，而是暗流涌动、矛盾叠出的波浪式前进过程。和平与发展仍是大势所趋，但战争与冲突从未远去。

资本积累日益成为策动战争的主要驱动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实现资本积累是超越一切的最高目标。在此情况下，策动战争的经济动因，日渐从农耕/游牧时代的侵占土地、掠夺人口和财富，转向谋求资本积累最大化。对外战争为经济扩张铺路，战争是投入，经济是产出，市场决定战争，战场创造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从历史看，资本扩张与发动战争几乎就是“孪生兄弟”。战争是欧洲列强攫取财富、实现经济扩张的惯用办法。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依靠的就是“战争—贸易”循环往复的“战争经济学”。1840-1860年自由竞争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到19世纪末，英国的头面人物都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桑巴特在其《战争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在14-15世纪期间，英国与法国争斗了一百年；16世纪期间，欧洲只有25年的太平时光，17世纪时只有21年，也就是说，在这二百年里就有154年处于战乱。荷兰从1568年到1713年的145年中，有116年在打仗。[1]

另有统计表明，从1871年到1914年，英国人一共打了30场殖民地战争。在这段时期，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至少打了100场战争。

在这个“战争—贸易”两轮驱动的世界体系中，战争手段被用来推进贸易，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再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战争。为维持这个成本巨大的循环体系运转，就需要美洲的黄金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非洲的奴隶（廉价劳动力），东方的香料、茶叶、丝绸、棉布、陶瓷和一系列先进手工业技术，由此打造出一个由坚船利炮筑成的巨大世界市场。这个市场的“规则”由欧洲列强制定，利润由欧洲列强瓜分。它们将美洲掠夺来的黄金白银在亚洲换取手工制品，再运回欧洲赚钱。它们也将欧洲生产的纺织品拿去非洲换取奴隶，将奴隶运到美洲去种植甘蔗和其他经济作物，再将经济作物运回欧洲赚取利润。[2]

与殖民主义时期的英国相比，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美国谋求霸权方式更加隐蔽，但好战本性丝毫没有减弱。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对自身文明的盲目优越感，以及从骨子里对非西方文明的鄙视。由此，美国在对有色人种发动战争时，几乎没有任何道德负疚感。大卫·哈维曾指出：“美国是一个极度宣扬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如果不能对多元主义和个人等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控制的话，将会导致民主长期不稳定和出现问题。”[3]

而美国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持续对外发动战争，通过损害其他国家，来增加国内政局稳定和国民凝聚力。由于战火绝大多数是在别国进行，因此美国人感受最多的是战争带来的收益。在美国人眼里，战争就像做生意，尽可能做到稳赚不赔，出现“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局面。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的建国史就是一部军事扩张和种族屠杀的历史。有统计称，美国从1776年建国240年来，有222年的时间处在战争状态。还有统计称，自1776年独立以来，美国参与了53场军事入侵行动。[4]不管按哪种算法，“把美国人视为和平主义者是个幻想，他们是而且一直是历史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5]尤其二战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对外军事干涉日益增多。在越南，美国共投下700万枚炸弹，是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投射炸弹总数的两倍。[6]

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美国彻底摆脱了“越战后遗症”，此后对外战争越来越频繁：1999年牵头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参与利比亚战争。可以说，美国的建国史和对外扩张过程，就是一部暴力和战争相互交织的历史。有统计表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到处进行军事干预，共对37个国家的2000万至2500万人的死亡直接负责。[7]

美国持续发动战争，同样是为资本扩张服务。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更多意味着“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不是生灵涂炭的人类灾难。这使美国显得尤为好战。“纵贯整个20世纪，直到现在21世纪初，美国一直不断地动用其军事力量以及情报系统，来颠覆那些拒绝保护美国利益的政府。美国干涉别国，在很多情况下，主要出于经济原因——特别是要确立扩张、扩大、保护美国人在世界各地不受干扰地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力。”[8]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列强更加好战

现当代西方大国日趋从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转向金融资本主义。1980年，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衍生品交易量微乎其微，到2007年末，清偿利率衍生品合同的名义本金高达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9倍。[9]过去40年来，全球实体经济增长4倍，但基础货币增长300倍，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与全球GDP之比，1980年为109%，1994年为218%，2005年为316%，2013年为350%。[10]

2007年一项调查显示，世界排名前50位企业中，有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金融资本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日趋占据主导地位。

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金融资本过度膨胀，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瓜分，由此使平均利润率被金融泡沫急剧摊薄，乃至趋近于零。可以说，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虚胖和浮肿”的表现，也是国家走下坡路、资本主义“进入秋天”的征兆。

相比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更喜欢制造战乱。工业资本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吸纳大量就业，而且工业资本获利要经历采购原料、加工生产、销售产品等诸多环节，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只有资本扩张受阻才会动用武力（如鸦片战争）。相比之下，金融资本牟利不完全依托实体经济，它主要通过“贱买贵卖”“低买高卖”实现盈利。因此，世界局势保持相当程度的动荡与混乱，资本价值变动剧烈，金融资本就有机会浑水摸鱼，从中渔利。

就此而言，金融资本及其控制下的国家，主要通过制造和操控危机的方式，引发金融市场的可控波动和资本的定向流动。金融资本比工业资本更喜欢制造动荡，通过战争等破坏性手段攫取超额利润。

具体地说，金融资本谋利主要借助两大方式。一种方式是层出不穷的金融炒作和金融衍生品，由此日渐演变为“空手套白狼”的“赌场资本主义”[11]。大到汇率、房地产、粮食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小到普洱茶、大蒜、绿豆等普通商品，都可能成为金融资本炒作对象。然而，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炒作和“金融创新”，最终将导致金融泡沫越来越大，直至最后破裂。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财富再分配。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宣扬的经济策略就是：“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12]

这种靠制造灾难掠夺财富的生财之道，也被称为“灾难资本主义”。[13]即通过制造灾难来获取财富，发战争财、国难财。

美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的位置。1960-2017年间，美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从14%增加到21%，而制造业占比则从27%下降到11%，贸易占比则从17%下降到12%。与此同时，金融业的利润从17%增加到30%，制造业的利润则从49%降至17%，缩减了三分之二。1973-200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即每小时GDP）年平均增速不到1%，这仅仅是前一个世纪均值的三分之一。[14]

另有统计表明，1947-2012年期间，美国GDP增长了63倍，其中制造业增长30倍，金融业增长了212倍。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秋天”，蕴含着比工业资本主义更大、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向脆弱的金融结构，由此将产生更多危机。他将这种金融化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对健康的“套利金融”；第二阶段是更具风险的“投机金融”；第三阶段是灾难性的“庞氏骗局”。[15]

随着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美国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好战。

首先，维护美元霸权体系离不开军事手段。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信用霸权，一旦世界其他国家拒绝认可和使用美元，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极大削弱。因此，军事手段成了维持美元霸权的重要工具。金融战争是最高级别的地缘政治武器。冷战后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例如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多少都带有金融战争的性质。

其次，维系“债务经济”使美国热衷于制造战乱。1945年，美国公共债务只有2580亿美元，2002年就达到3.2万亿美元。[16]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实现“经济繁荣”，更多是一种“钱生钱”的货币再生产。据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Anderson Wiggin）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美国要想维系表面经济繁荣，每天至少需要流入20亿美元。资本天性喜欢“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场所。换言之，只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美国更加动荡与混乱时，巨额资本才会乖乖地回流美国，用以支撑美国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喜欢打仗，其动武动机甚至不再是工业资本时期的扩大市场、寻找原材料，而是通过使其他国家或地区陷入动荡的办法，迫使世界资本回流美国，确保美国的经济繁荣。

美国这种基于金融霸权的战争逻辑，彻底颠覆了传统国际经济体系的行为逻辑。对美国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20世纪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17]

混合战争：美国对外战争的新方式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核武时代的来临，大国间首次出现“核恐怖平衡”，军事对抗只会使双方同归于尽。这种高额代价的战争风险，足以令最为好战的西方政客都心存忌惮。在此背景下，战争的对象和形态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两类，认为对核心国家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但对“断层国家”则不然，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看人下菜碟”：对待中、俄等军力强大的国家不再轻易发动战争；对待军力相对孱弱的所谓“断层线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可以无所忌惮地继续发动战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中俄等核大国的较量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程度。事实上，针对中俄等军力强大的国家，美国越来越多采取了除热战之外的“混合战争”的方式。混合战争也被称为“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非对称战争”等。《偶然的游击战》（The Accidental Guerilla）一书的作者大卫·基尔卡伦认为，“混合战争”是对现代冲突的最好定义。[18]

“混合战争”也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战争手段。

美国策动“混合战争”，最终目的就是制造“可控混乱”，帮助金融资本实现两大目标。

一是破坏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基础，借以实现财富再分配。在金融资本主导之下，美欧经济增长不再通过增加产品，而是通过强国与弱国间的财富再分配。因此，只有设法削弱和瓦解那些阻止混乱发生的主权国家，使对方丧失作为国际行为体的能力和功能，同时迫使其将国有经济部门私有化、减少社会福利和科教文卫投入等，从而隐蔽地消灭经济竞争者。这一过程经常伴以野蛮的军事入侵。[19]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和情报行动，很大程度是与“自由市场改革”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在东欧、前苏联和巴尔干地区鼓励和推进的这类改革，最终导致国民经济遭受破坏，数百万民众陷入贫困。[20]

    二是消灭的“垃圾人口”，减少全球人口规模。在西方精英眼里，地球资源十分有限，只有消灭过剩的“垃圾人口”，才能确保西方“黄金十亿”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跨国金融资本构想的“世界新秩序”中，消灭“垃圾人口”是一项不便明说的既定追求目标。不难理解，西方通过倡导新自由主义，极大减少了出生率，增加了死亡率；而宣扬性解放、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可以减少出生率；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会使政府对被压迫者处境漠然视之，而制造战乱无疑是消灭“垃圾人口”最快捷的办法。自“9·11事件”爆发的15年来，美国新保守派试图用武力重塑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秩序，由此导致200万至250万人死亡。[21]

美国知名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非暴力战争之父”吉恩·夏普等，都十分推崇“可控混乱”概念。该理论日渐受到美国决策层的青睐和推崇，日渐从理论探讨进入实操阶段，成为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指导思想。

从政策实践看，“混合战争”并非什么新生事物。美苏冷战就是一场典型的“混合战争”。二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动用了除发动战争之外的所有手段。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斗争舞台是广泛的，它包括整个世界和其中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精神力量。代理机构是很多的，国内和国际的，布景经常变换。”[22]

冷战期间，美国及北约对苏联使出各种招数，在思想意识和经济领域实施广泛的颠覆破坏行动。美国还迫使苏联陷入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极大消耗苏联的国力。经过长达50年的较量，苏联最终不战自溃，美国以低成本方式赢得全面胜利。

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全球各地发动“混合战争”。如果说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是暴力为主，心理战、经济战等非暴力为辅，那么他们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策动的“颜色革命”，则更多是以非暴力为主。“颜色革命”是一种“性价比”颇高的混合战争。它谋求通过民众抗议等非暴力方式推翻现行政权，可以使被颠覆对象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被政治操控），政府便会遭到西方孤立；如果当权者不镇压民众抗议，政府则可能被推翻。[23]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颜色革命”日渐取代传统的军事政变，成为中情局进行“政权更替”的主要法宝。冷战时期，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干了7起）。进入21世纪后，西方大国通过策动“颜色革命”推翻原政权的案例越来越多。例如，塞尔维亚(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中东剧变（2011年）等等。2014年，乌克兰再次发生政变，西方大国只花费了大约50亿美元，就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府，这是武力入侵一个国家并推翻其政权所花费用的零头。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积极支持与其对抗的国家的各种武装团体，在委内瑞拉策动暴力活动，目的是将马杜罗总统赶下台。而美国支持的这些团体不是什么反对派或学生，而是恐怖分子和准军事人员，他们与服用毒品的杀人犯一起，能够破坏食品商店、公共汽车、地铁站和儿童医院等。[24]

美国这么干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扩大亲西方势力的地缘政治经济版图，服务于资本积累目标。

当前，随着美国软硬实力受损、控制国际事务能力下降，西方国家更加青睐“混合战争”这一谋霸方式。美国全球战略正悄然调整，即从充当“世界警察”转向“幕后策划”。美国减少使用大规模军事入侵和空中轰炸，更多使用特种部队和情报雇员，使用间接手段推翻政权，用相对隐蔽的方式推进美国的政策。由此减少了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正面相撞的风险。[25]

2016年3月，兰德公司发布的长篇报告《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指出，硬实力具有高回报、高风险、高成本和高暴力的特点；软实力虽然低风险、低成本、非暴力，但回报微小、难以捉摸且缓步渐进。相比之下，“颜色革命”、网络攻击、金融制裁等“强制力量”正好介于软硬实力之间，效果可观，风险适当，潜力很大，是美国今后强化与倚重的对外攻击手段。与此同时，世界上多数国家依赖外部世界，这为美国使用强制力量提供了极好机会。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情报能力，并有威慑、报复敌对势力的能力，因此美国最有能力使用强制力量。[26]这份报告颇能代表部分美国决策层的所思所想。

 美国对中国形成“全政府-全社会”战略

事实表明，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战争从未远去。“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要存在新帝国主义，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尤其在当前，随着金融资本恶性膨胀，其“灾难资本主义”本性发作，由此导致国际社会越来越不太平。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态势日趋明显，美国战略焦虑感日趋加重。美国显然不愿失去霸权地位。对美国来说，通过塑造外敌来强化自身认同，已成为不言自明的战略文化。无论从国内社会整合角度看，还是从国际上维护霸权目标看，都会想方设法渲染中国威胁，遏制中国崛起步伐。对美国来说，目前中国“将强未强”，美国“将弱未弱”，正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窗口期”。由此，美国各界加大渲染“中国威胁论”，对华遏制力度日趋加大。

兰德公司在《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研究报告中，不仅将中国、俄罗斯、伊朗作为三大潜在敌对势力，还列举了使用强制手段的主要方式，包括经济制裁、政治孤立、武器和技术禁运、切断能源供给、海上拦截、支持敌对国的政治反对派、网络攻击等。[27]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渐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战略，即各级政府部门为实现共同目标和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进行的联合行动，并同时注意和私人部门在行动中的协作。该战略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整合贸易代表办公室、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对华发动贸易战。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等部门与经贸部门密切配合，阻挠中国科技、安全、文化等领域发展。[28]这种“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已经带有反华总动员和总体战的性质。

正所谓“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在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增强斗争精神，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思想统领，统筹运用各种资源和各种手段，从全局的、系统和普遍联系的角度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以总体战应对“混合战争”，由此才可能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

（编辑  季节）

从国际数据比较看“双循环”的历史必然

    在新的形势下，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一个必要条件是将国内居民消费保持在较高水平。2018年，我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为55.1%；美国高达82.3%，日本为75.4%、德国72.0%。在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一般在70-80%。

    1962年，我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曾高达84.8%，至今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这属于低水平的国内循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从低水平的国内循环转向了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2000年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3.5%，此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这一指标相应不断下降。

2010年后，我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逐步下降。随着有关鼓励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国内消费占比开始逐步回升。同时，中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4.5%，降至2018年的36.8%。可以看到，国内大循环趋势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了，但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加速了这个进程。

    我国从改革开放前的低水平的国内循环，到改革开放后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阶段，再到现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阶段。这是我国经济不断登上新台阶的历程，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应地，我们的人均GDP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70美元，到2001年超过1000美元，在“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均GDP将会跨过12700美元的门槛，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将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高收入的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疫情下全球化的新特点和“一带一路”的挑战

    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趋势

    世界工业的发展，就是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逐渐向后进国家转移的过程。二战后，日本从美国大量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很快实现了经济复苏。20世纪60年代，日本和西方国家因工资水平上升，再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

    到2010年左右，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工资水平的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到东南亚、转到非洲。根据统计数字，我国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就业人数是970万，80年代从“亚洲四小龙”转到中国内地，导致制造业新增就业人数约500万。2010年，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制造业就业人口为1.25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数为8500万。

表1：产业转移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全球化下产业转移的规律，承接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机遇。可以想象，假如这8500万就业岗位中的10%转移出去，很多“一带一路”国家就可以快速地创造就业。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从单纯的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环节的转移，在多个产业领域形成了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体系。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使很多产业和产品的分工越来越细，产品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突出特点。   

    从产业全球范围分布到区域性分布

    由于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类结构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脱离实体经济的风险，开始围绕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产业，大力鼓励海外产业回流。

    据2020年美国年度贸易“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报告，通过对过去五年美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发现，美国的制造业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其中最为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制造业正在撤出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产业链的“断链”风险。本来，每个国家有各自的优势产业，产品生产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 “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也将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各国都在考虑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

    从长远来看，为了降低风险和对特定国家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供应链的布局可能不再一味追求低成本大范围的“全球化”，而是朝着低风险的“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高度集中式”的全球化的逐渐弱化，“分布式”的全球化将会兴起。区域经济的融合将大大强化，特别是北美、欧洲和东北亚将出现区域性的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供应链体系，在各自区域内构筑坚强和智能化的物流体系。

    在这一趋势下，未来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想融入国际供应链，其难度将会大大增加。这是我们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向发展中国家产能转移时需要考虑的一些新的因素。

    疫情影响下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援

    受疫情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国家下降8%；“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下降3%。

期待2021年的经济复苏，全球增长率为5.4%；发达国家4.8%；“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5.9%。

      表2：全球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ne 2020）（%）

    据外交部估计，疫情以来大约20%的“一带一路”在建项目受到严重影响，30%-40%的项目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40%的项目几乎未受负面影响。但是，目前人员流动受阻，新建项目受到疫情影响有所推迟，企业进一步的投资态度会更加审慎。

    受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制约，以及来自中国的投资在发达国家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审查，预计中国今年的境外直接投资总额将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势头仍保持了相对稳定，“一带一路”国家占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比重持续上升。

    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前6个月，尽管总投资下降4.3%，但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19.4%，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旺盛活力和面对变局的强大韧性。（数据来源：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007/20200702985724.shtml）

    疫情期间，许多中资企业展现责任担当，在“一带一路”国家为当地抗击疫情、经济恢复提供了实质性帮助，这些企业在当地捐赠抗疫物资和食品，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中资企业有序推动重点项目、重点走廊、重点园区复工复产，为当地重塑发展信心，也保证了当地雇员的就业。在线办公、网上展览、远程招商、云视频等需求剧增，数字经济进一步激活，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了“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大数据、5G、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在绍兴参观了一个跨境电子商务集群，今年上半年他们的销售额逆势增长了25%。我们的一些高技术行业抓住了当前的变革，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公司通过供应重要防疫物资，为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帮助，非洲可以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用的技术中进一步受益，学习建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

双循环为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活力

    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循环和外循环

    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既是资金技术的转出国，把一些不再具备比较优势的环节转到其他更具备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技术追赶国。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中，也存在“内环”、“外环”两个路径。“内环”是指从本国东部向西部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并通过边境园区辐射周边延续梯度产业转移。“外环”是指中国在科技前沿领域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中高端产业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投资并购主动吸收先进的技术。

    中国在新一波国际产业转移中的这个特殊定位，是由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在国际贸易中的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形势下，产业梯度转移的“内环+外环”也将继续。

    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产业梯度转移

    从国内来看，在严峻的新冠疫情中，中国在短短两个月内迅速复工，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适应能力。中国在5G、数据中心、IoT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尤其是乡村振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主要因素，“在中国、为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

    从国际来看，“一带一路” 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桥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各异，工业化水平不同，我们应继续鼓励国内制造企业与境外自由贸易区、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加强跨区域对接。

    国际循环涉及产业梯度转移，中国既是产业转出国也是追赶国。作为产业转出国，中国主要是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出，目前主要是向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并且开始通过工业园区建设向非洲国家转移。到2018年年底，我国在海外一共建设了182个工业园区，为东道国贡献了22.8亿美元的税收，创造了14.7万个就业机会，很受当地国家欢迎。

    作为产业追赶国，中国继续从发达国家吸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中高端技术产业。中国不仅是按照传统的路径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中国办厂，也通过反向投资在发达国家并购、参股等方式加快本国企业的产业升级。

    我国西部地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有一个重要纽带：国内从东部向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可通过西部省份的边境经济特区和产业园区，利用相邻国家的资源、劳动力进一步推动产业的梯度转移，并扩大产品市场。

    我国云南、西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均有边境工业和物流园区，而内陆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是通往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商贸枢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驿站。

    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指导意见特别要求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布局；推动西部优势产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在境外投资经营中履行必要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

以中国、老挝为例，位于中国磨憨口岸与老挝磨丁口岸之间的经济特区，未来将成为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按照规划，通过未来5-10年的发展建设，特区将建成中老边境地区一个30万人口规模，拥有现代化物流、加工、旅游、金融、文化、教育和医疗作为主体的最有活力的节点城市，也将成为这片区域“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中心地带。

表3：中国西部地区部分省、自治区的“一带一路”定位与边境经济园区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在严峻的疫情下，“一带一路”建设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在双循环的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国际循环的大格局没有变，而且具有新的活力和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我们要依托“一带一路”，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把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相衔接，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度，继续坚定地推动全球化和我国产业链的持续升级。特别是要发挥西部地区在双循环中的纽带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建有特色的边境经济园区，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把西部地区从发展滞后地区转变为平衡我国区域发展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高地。

    1.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综合考虑上游（基础设施）、中游（制造业）、下游（服务业）的链接，即吸收当地低工资劳动力就业，面向国际市场，发展出口加工业。就业和出口创汇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大企业在当地大规模开发矿业、能源，可以考虑将原矿在当地加工，把当地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也就是“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的市场化一揽子投资模式。

    双循环新形势下特别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大展拳脚的最佳时机，并推动与跨境电商发展相关的物流渠道等配套建设，在相关国家积极参与海外仓储、物流园区等建设。

    2.在对外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方合作，优势互补。尤其是争取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在园区落地，扩大国际市场，也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园区建设和项目投资争取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股权、担保，同时鼓励投资园区的企业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境外发债、境外上市等方式进行境外融资。

    3.双循环形势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不可忽视非洲。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CFTA）作为涵盖55个国家近13亿人口的单一市场，是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动力，也是中国企业增加投资和加强非洲各国、区域和与全球建立生产和供应链的机遇。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助力非洲建设产业集群，推动基本的民生、健康用品尽量在本区域生产，培育非洲的企业和企业家，为未来参与全球性的中、高技术产业链做好准备。

    相比其他地区，非洲不是地理政治的热点，中国与美国没有直接的战略对抗，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在这一地区，英法等前殖民地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影响很大，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较大，有潜力在这一地区联手欧洲国家助力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有助于中国、欧洲与非洲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

    4.针对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当地企业联营，开拓和深耕当地市场，进一步加大在医疗卫生产业与健康消费产品、医疗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鼓励中国企业积极拓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医疗器械生产、药品准入、医院建造、卫生健康服务的产业化合作力度。

    5.多做惠及民生的“小基建+小制造+服务业”。中国企业可以以国内的成功经验，发展数字信息化基础设施，以信息高速公路拉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在共享经济、网络经济等方面推广相关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帮助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

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投资项目应把改善民生作为标配，在周边社区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卫生、供水、供电等民生设施，营造互利多赢的积极舆论环境。  

 (编辑 高梁)

负利率形成的长周期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低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恢复增长，取得了短期效果；同时也埋下了更大隐患。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

全球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化加深问题日趋严重，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利润率不断下降，投资信心不足；金融危机后，各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下降，上一轮技术进步红利已经充分释放，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具备大规模产业化条件。美欧发达国家产业日益空心化，社会阶层极化加剧，有效需求严重萎缩；拉美国家和印度经济增速巨幅震荡；石油价格低迷使俄罗斯、沙特等主要产油国遭受重创，全球内生增长动力极度疲弱。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各国之间的存量博弈不断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传播，抑制了各国间人员和物资流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受挫。按照IMF的估算，2019年全球经济仅增长2.9%，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①]

图1   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生产总值增速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各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路径依赖

次贷危机暴发后，美联储开启以“资金量”为操作目标的QE。自2008年11月至2014年10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9000亿美元迅速扩大到4.5万亿美元。201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进入新一轮降息周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再次扩大，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今年6月达到了7.22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利率长期处于零值附近。2001年3月，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先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金融危机暴发后，日本央行在降息的同时启动了资产购置计划。2016年1月起，日本央行对商业银行新增准备金账户征收负利率。本次疫情后，日本央行宣布将采取额外宽松措施，将年度ETF购买目标增加6万亿日元，总规模达12万亿日元。^[③]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欧洲央行通过近10次降息，将主导利率降至0.15%，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2019年9月，存款便利利率降至-0.5%。2015年1月，欧洲央行宣布在2015年至2016年间展开超过1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资产范围包括各成员国公债、资产支持债券及担保债券。^[④]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非常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但也埋下了新的隐患，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稍有升高或央行启动缩表，往往又会将经济拖入衰退。

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负担压力趋大

全球央行维系低利率使得全球债务总规模和杠杆不断攀升，而大规模刺激性财政支出使政府债务负担增长更为快速。根据2020年7月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今年一季度全球债务增长1.2万亿美元，达258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占成熟市场债务总额185万亿美元的一半；发达国家中除德国外，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普遍在100%左右，日本甚至超过了200%，^[⑤]各国都需要低利率以维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主要经济体利率的周期波动

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石油危机引发严重通货膨胀，世界主要经济体名义政策利率飙升至10%以上。通胀问题缓解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名义利率出现周期性下行。2008年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名义利率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人口结构、收入不平等等结构性因素所引发的中性利率下降。^[⑥]

图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3中可见，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美国核心CPI有相近的变动趋势，一方面，联邦基金利率是名义利率，其中包含了通货膨胀因素；另一方面，维持物价稳定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CPI过高时，美联储会通过加息抑制通胀，CPI过低时又会通过降息抑制通缩。

图3  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核心CPI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4中可见，将美国联邦基金名义利率减去当期CPI近似得到的当期“实际利率”与同期GDP增速走势高度相关，且实际利率滞后于GDP增速的变化。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联邦基金实际利率就曾降为负值，而此时美国GDP也出现了负增长，此后实际利率数次落入负值区间，同期GDP增速也多为负值。

图4  扣除通胀因素的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GDP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5中可见，欧元区与美国类似。欧元区隔夜存款名义利率在2012年6月转负，而实际利率早在2002年1月出现负值，此时欧元区GDP接近零增长。

图5  扣除通胀因素的欧元区利率与GDP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维持在0左右的低利率水平，与其近于0的通货膨胀率趋势一致，与GDP增速的变化趋势相关性不明显。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超低利率政策实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在货币政策空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进一步调低政策利率水平，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屡见不鲜。

美国零利率政策

金融危机后，自2007年8月起，美联储11次大规模降息，利率从5.25%降至0-0.25%的目标区；12次降低贴现利率，累计调低525个基点至0.5%，美国进入“零利率”时代。直到2015年12月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逐渐恢复至2.25%-2.5%。2019年7月，受特朗普政治压力等影响，美联储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到新冠疫情暴发前基准利率已下降至1.50%-1.75%。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在半个月内连续降息150个基点至0-0.25%。

日本负利率政策

1999年2月，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央行将同业间隔夜拆借利率调整为0.15%，后又降至0.1%。随后，日本利率曾小幅回升。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两次降息将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下调至0.1%。2016年1月起，日本对于既有的超额准备金余额按照0.1%利率付息，对于宏观加算余额（法定准备金）按照0利率，对于除上述两项之外的超额准备金余额适用-0.1%的超额准备金利率，成为亚洲第一个实施负利率的国家。

“利率走廊”下的负利率实践

欧洲国家的央行多采用“利率走廊”方式实现对利率的调控，央行融资利率是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是下限。如表1所示，根据实施负利率的范围的不同，可分为4个层级。欧元区、丹麦、匈牙利实行中度负利率政策，瑞典实行深度负利率政策，瑞士实行全面负利率政策。

表1  4个层次的“走廊式”负利率政策

（1）欧元区。2014年6月，欧央行将作为利率走廊下限的隔夜存款便利利率由零下调至-0.1%，后又4次降息至2019年9月的-0.5%；作为向市场提供大规模流动性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仍然实行零利率，而作为利率上限的隔夜贷款便利利率仍为正。

（2）丹麦。2012年欧洲央行降息后，丹麦为稳定汇率，将央行存单利率降至-0.2%。限额内准备金为零利率，超限额准备金即央行存单利率为负；商业银行从央行贷款的央行融资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为极低的正利率和零利率。2014年4月，丹麦短暂地结束了负利率政策，但在几个月后又很快恢复，央行存单利率连续5次降至2015年2月的-0.75%，一直保持至今。

（3）匈牙利。2016年3月，受国内通胀不及预期和欧元区降息影响，匈牙利央行将政策基准利率由1.35%下调至1.2%，同时将隔夜存款利率下限由0.1%下调至-0.05%。2017年9月，随着政策基准利率下调至0.9%，隔夜存款利率的下限进一步下调至-0.15%，并对法定准备金的透支部分课以同等利率水平的罚息。

（4）瑞典。瑞典央行于2009年7月将为期7天回购利率下调至-0.25%；2010年9月，暂时退出了负利率政策；2014年7月，央行回购利率降至0.25%，隔夜存款便利利率相应降至-0.5%；2015年2月，央行回购利率下调至-0.1%，后又下调至-0.5%，存款利率降至-1.25%。

（5）瑞士。为应对瑞士法郎升值压力，瑞士利率在2011年后长期维持在零水平附近；2014年12月，瑞士央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降至-0.25%，同时将政策利率目标区设为-0.75%至0.25%；2015年1月，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至-0.75%，利率目标区下调至-1.25%至-0.25%。

债券负利率

负利率会间接推低债券市场利率。2015年，瑞士成为首个以负收益率销售10年期国债的国家，随后日本也发行了负收益基准债券，2016年7月德国以-0.05%的收益率售出10年期国债。

2015年后，德国、日本、法国、瑞士等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率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发达国家长期国债属于避险资产，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加，造成发达国家国债受到追捧，而出现了大量负收益率债券。

图6  近年来出现的国债负利率或负收益率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负利率的效果评估

目前来看，负利率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振经济的效果。下面从政策目的、传导渠道和外溢效应三个角度对负利率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

对于负利率政策效果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将其从其他类似政策（如量化宽松政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中识别出来，本文分别采用了事件研究法和双重差分法对负利率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果进行了检验。

负利率政策的政策目的

从各国央行负利率实践来看，负利率政策的直接目的有二：一是应对通货紧缩风险；二是应对汇率升值和资本流入的压力。表2 汇总了近年来主要的负政策利率公告及其主要目的。

表2  主要的负政策利率央行政策目标及其负利率公告日期

资料来源：Arteta等（2018）^[⑦]、Jobst & Lin（2016）^[⑧]，作者根据各央行公告进行了补充。

注：挪威和匈牙利作为负利率国家的特例，仍然保持主要政策利率为正，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也很小。

（1）负利率能否有效提高通货膨胀水平

如表3的第一列所示，在控制短期利率、M2增长率、名义有效汇率后，双重差分项D*T的系数显著大于零，说明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些采用了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水平，在2014年6月负利率政策普遍实施之后得到显著的提升。进一步控制工业生产指数增速和失业率，结果依然稳健。

表3  DID回归：负利率政策对政策目标变量的影响

数据来源：IMF的IFS月度数据，采用CEIC数据进行了补充。

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 p<0.01, ** p<0.05, * p<0.1，下同。

（2）负利率抑制了汇率的升值么

首先观察负利率公告对名义汇率的短期影响，整体来看，负利率公告宣布后，各经济体的本币名义汇率随即发生贬值。如图7，在负利率公告宣布的前后一天，各国名义有效汇率和兑美元名义汇率的均值分别下降了0.37%和0.93%。唯一的特例是瑞士法郎的异常升值，这是因为2015年1月15日瑞士法郎兑欧元的汇率上限被放弃引发了汇率急剧升值。

图7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汇率的影响

数据来源：BIS。

注：1）名义有效汇率下降表示本币贬值，名义汇率为间接标价法，其下降同样意味着本币贬值。2）负利率事件包括表3-1中列举的25个负利率降息公告事件。

进一步考虑负利率政策在中长期的影响（表3），DID回归的结果显示，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反而提高了名义有效汇率（以及名义兑美元汇率）水平，但是可能由于通货膨胀水平同时也被提升，因此实际有效汇率有所贬值。名义汇率的升值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长期内其他因素对汇率的升值作用，如负利率引发的资产价格上升；其二考虑利率平价成立时，利率下降的国家本币将预期升值；其三，市场避险动机会引发避险货币升值。

负利率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

尽管各国央行实施负利率的动机并不相同，但是负利率政策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在概念上与传统货币政策相似。具体而言，负利率政策将主要通过利率、信贷、资产价格和汇率等渠道进行传导，并在前三个渠道中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图8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利率的影响（单位：0.01%）

数据来源：BIS，CEIC。

注：由于日度数据暂缺，事件研究中不包含信贷渠道传导的贷款指标。

负利率通过上述渠道传导的短期作用可以通过事件研究结果（图8）进行观察。短期来看，负利率政策降低了3个月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和2年期/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水平，并提高了本国股票价格指数，对名义汇率则起到了小幅贬值效果。

而DID回归的结果则可以揭示其长期作用（表4），与没有实施负利率的国家相比，负利率政策显著降低了本国短期和长期利率，并提高了贷款规模增长速度和股票价格增长率。即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突破了零利率下限约束，成功传导到了短期和长期的市场利率，并有效提高了本国信贷增长率和股票价格水平。

表4  DID回归：负利率政策在利率、信贷和资产价格渠道的传导

数据来源：IMF的IFS月度数据，采用CEIC数据进行了补充。

注：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分别使用三个月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表示。

主要国家负利率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

与量化宽松政策类似，负利率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主要在于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对资产价格的推升和他国汇率的升值，此外，负利率政策还会带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分化效应。我们依然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负利率政策是如何影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指标。

图9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数据来源：CEIC。

注：（1）包括10个新兴经济体样本和7个发达经济体样本。（2）在事件选择上，选择了欧洲央行的5次负利率降息事件，日本的负利率降息事件，以及瑞士在2015年1月伴随瑞士法郎汇率底价放弃的降息事件，共7次。

在主要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公布的前后一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利率下降，股票市场价格上升，名义有效汇率升值，这与之前对量化宽松政策的相关估计类似。并且长期利率的下降和股票市场价格的上升现象都广泛出现在了样本国家之中，其中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利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股票市场价格出现更大幅度上涨的概率也更高，二者的波动幅度也更大。

负利率的主要风险

尽管短期内来看，负利率政策起到了提振经济的效果，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其潜在的风险表示担忧。在负利率政策所蕴藏的风险暴发之前，找出其在金融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并进行妥善处理，对于负利率国家乃至全球而言都是一项艰难而重要的挑战。

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在全球经济增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背景下，负利率政策所引发的风险资产的价格的持续推高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的累积。货币政策对于化解因生产能力过剩、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导致的通货紧缩帮助较小。^[⑨] 因此，若无法解决引发通货紧缩的结构性问题，而仅通过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来改善通货紧缩问题，将会产生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金融市场稳定风险

一方面，资产价格泡沫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将对金融脆弱性较高的国家的金融稳定性带来巨大风险。此外，出于盈利压力，商业银行和长期机构投资者不得不将部分资产投资于更高风险的产品，进而引发新一轮风险追逐行为。另一方面，负利率会导致资产负债结构的失衡，引发债务风险，威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资源错置风险

低利率环境使得僵尸企业能够继续存活，这会影响其他企业的资源可得性，损害资源配置效率。负利率的资源错置风险会进一步造成三个不利影响：第一，降低了企业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第二，减少企业的破产概率，因此反而会对通胀造成往下的压力。第三，可能会引发不良贷款和债务积压问题^[⑩]。

商业银行风险

负利率政策压缩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由于存款利率黏性的存在，负利率政策将降低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从而影响银行利润。IMF在2020年4月的《全球金融风险稳定性报告》中强调了在超低环境中的银行风险。自2014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商业银行股权回报率逐渐下降，而股权市场成本则在波动上升，尤其以负利率经济体最为显著。

进一步看，银行的盈利压力将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并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Jobst and Lin（2016）发现，如果存款利率降至下限而且银行资金紧张，会导致银行盈利能力上升，造成货币政策传导和银行利润的艰难权衡，这可能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政策效果不够显著的重要原因。^[?] 此外，为应对盈利收窄带来的不利影响，银行可能会选择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以谋求更高的收益。

收入分配失衡风险

负利率可能加剧收入财产分配失衡。具体而言，负利率政策使资产价格上涨而利率下行，其中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迅速扩张，从而进一步增加了高收入高资产家庭的财富占比；而储蓄性存款是低收入者主要甚至唯一的金融资产，存款利率的下行进一步损害了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收益，因此收入财产分配的失衡进一步扩大。

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负面外溢效应

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可能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资本流动逆转风险、资产价格风险和货币错配引发的债务风险。

（1）资本流动及其逆转风险

负利率会促使短期跨境资本持续流向利率更高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旦全球金融环境突然收紧，资本流动方向将迅速逆转，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较大挑战。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中，新兴经济体经历了2008以来最严重的证券投资的逆转，而其中最强劲的资本流出来自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IMF，2020）。

（2）资产泡沫风险

负利率和低利率环境促使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并提升了资产价格。这将会放大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的风险，使资金从低风险资产流入风险更高的资产。如前所述，国际环境的突然变化本身即会导致风险资产价格迅速下降，与之伴随的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会进一步造成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泡沫的迅速崩塌。

（3）债务风险

从融资方式上来看，负利率政策会降低负利率国家债务工具的借贷成本，刺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负利率地区融资，而更高的外债水平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更高的债务风险，尤其是当汇率出现剧烈波动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出现货币错配的风险将会急剧加大，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此外，部分发达国家采取了负利率政策，可能增加美元的升值压力，这将使那些拥有大规模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偿还压力。

中国的应对建议

考虑到负利率政策的形成背景和潜在风险，在当前国内经济形势逐渐向好的背景下，中国应珍惜难得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谨慎考虑将利率压至较低水平，并对主要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进行防范。

1. 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制定宏观政策，珍惜难得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已经步入正轨，但未来国际环境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是阶段性的，中国要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不搞大水漫灌，更不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2. 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避免国内出现资产价格泡沫。

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由金融体系过度顺周期性引发的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稳定风险是大势所趋。面对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再度重启和负利率的加剧，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避免国内出现资产价格泡沫。

3. 人民币汇率机制进一步市场化，避免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

负利率等政策加深或退出会对人民币造成升值或贬值的压力，如果央行试图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会面对资本管制、使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或是部分放弃国内宏观政策的独立性的抉择，并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和贬值预期。因此，中国应当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提供空间。

4. 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防范未来短期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新一轮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应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尤其是预防未来短期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及其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风险。在资本管理措施的选择上，在非必要时更多的使用透明、非歧视、市场化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以及价格型管理工具，如引入托宾税等更加市场化的管理措施。

5. 呼吁全球主要大国之间加强货币政策协调，降低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溢效应。

无论是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等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都会加剧短期跨境资本的频繁流动和汇率波动，对新兴经济体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呼吁全球主要大国之间应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积极利用G20等国际组织平台进行政策沟通与协调，降低其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外溢效应。

6. 强化东亚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降低负利率加深或反转的不利影响。

本次新冠疫情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经历了2008以来最严重的非居民证券投资的逆转，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最为严重，这与上一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下资本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面对未来负利率政策加深和反转对新兴经济体可能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通过东亚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共同抵御外部风险是一条可行之道，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安全网络，共同应对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变化可能对东亚国家金融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

（编辑  季节）

新时代的经济工作需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讲，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资本论》没有过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要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上世纪90年代，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和福州工作的时候，也发表过多篇文章讲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格局，从经济学的学科设置、理论工具的使用、话语体系等多方面都存在这样的现象。现在存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理论话语互相脱节的现象。一些人在正式场合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时候，往往表面上用的是中央文件的提法、总书记阐述的观点，但具体分析问题时所运用的理论内核，却是西方经济学的，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随着我们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经济工作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的创新，首先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比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的产物，那时连中央银行都没有，它怎么能适应今天的实际？还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不是实际应用的科学。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中曾经走过很多弯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还有人说，政治经济学没有数理基础，所以是不科学的。    

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从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都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标准都是落后国家，所以我们才运用政治经济学指导自己的革命和建设。不能反过来说，是因为错误地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才会落后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用于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疑问，我们应给以历史的分析。

西方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从当时反封建的角度来说，它是进步的，它主张劳动价值论，主张市场经济，主张个人理性。直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边际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得到巩固的时期，这一学科逐步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说；随着劳资矛盾的激化，劳动价值论也被放弃了。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过于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忽略了它的科学性和应用性，也窒息了它的生命力。应该说，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这就导致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指导经济工作的主流思想。

有人说，在马克思时代，对很多具体经济问题，包括银行理论、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以及后来的信息经济学等等，或者没有研究，或者当时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你怎么说它能解决现实问题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经济问题，两者之间是“主机”和“软件”的关系。主机的操作系统是有严格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的基本立场、价值导向有根本的不同。但现实具体的经济问题和人的经济行为，东西方理论是有共通之处的。意识形态和具体经济问题可以分开对待，取决于把“U盘”插在哪个机器上。现在很多实用性的学科，它背后默认的理论基础还是新古典经济学。我们要把“主机”换过来，但这些解决具体问题的软件可以继续用。

    政治经济学到了走上主战场的时候

从西方金融危机开始，西方经济学遇到了危机，西方人自己也在反思，但第一，他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定私有制和“个人理性”千古不变；第二，西方经济学偏好静态、微观分析和均衡理论，缺乏辩证、系统观点，而经济运行大部分时间处在非均衡状态；第三，西方经济学将政治和经济相互割裂，坚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当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西方经济学理论上的不足可以被掩盖起来，而金融危机使得这些问题得以充分暴露。

我们处在新的发展阶段，遇到很多新问题，客观上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我们在经济制度上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和创新，但对其中的经验教训，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一是因为市场竞争和对外开放激活了内生动力，二是前30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这一时期我们的经济理论还处于引进和跟随的状态。

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有很多特殊历史性因素，使得它占据了全球化的先机。西方发展模式不能代表普遍发展规律，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在发展中国家，凡是全盘照搬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几乎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创造新的经济学理论。

现在对一些具体政策的争论，对问题的认识，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够解决。

第一，怎样认识百年未有大变局。习总书记讲过，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期周期的结束。长期周期就是《资本论》中所提到的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又从工业资本主义到商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这样的周期。尽管西方社会还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但它肯定跳不出这个周期。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在中美博弈中坚定我们的立场。

第二，怎样认识经济增速下降，特别是民营资本的投资不足。按照一些人的主张，只要再降低投资的门槛、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就能够激发经济的活力。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恰恰是我们过去过度降低投资门槛，地方靠降低税收、降低环境标准、降低劳动力成本，搞竞争性的招商引资，结果导致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供给的不平衡。现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已经过剩，要加强投资拉动，必须扩大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国家投资。至于鼓励消费的问题，因为居民收入苦乐不均，中产阶级以上人群的消费欲望已基本满足，但低收入者甚至买不起必需品，必须调整分配关系才能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关于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问题，有人批评这是“大水漫灌”，认为解决内需不足，关键在于简政放权。这实际上是陷入了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派之争。我们要从西方经济学流派之争中跳出来，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调整党政关系，调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才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第三，关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问题。我们曾经试图用西方经济理论证明医疗为什么要坚持公益性、坚持公立医院主导。西方经济理论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前提，要证明医疗领域的市场失效，就要用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等等理由进行复杂的推导。这样的证明，等于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给私有制的基础打补丁，理不直气不壮；而且推理太复杂，基层的同志也很难理解。

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问题很清楚：不管是政府办还是市场办，只要把医疗作为商品，它就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背离。如果重视疾病的预防，医疗本身的价值就不能实现。而医疗的使用价值恰恰是要维护人的健康，人最好不生病。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把医疗作为商品看待。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我们大部分医院还是公立医院，而且已经取消了药品加提成，为什么医疗费用还这么高？就是因为“医疗商品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而不是满足资本对价值增值的需要。包括房子是用来住的，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医院是为人治病的，以及下一步怎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如新基建、乡村振兴、西部开发等，就是要满足老百姓的真实需要，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获得动力。

1960年毛主席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也提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说法值得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多，低收入者没有支付能力，基础科研没有支付能力，有人对医疗和教育没有支付能力。但如果满足了这些需求，对社会就是人的再生产，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笔记中还讲到，对社会的产品要分析，有的用来扩大再生产，有的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这是用于间接扩大再生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他主张不应该把人都搞到城市去。这是用系统的观点，通过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给我们启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它内在的经济逻辑，完全可以用来解决我们经济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而不仅是批判性的理论。   

随着形势的变化，政治经济学广泛走入应用领域的条件已经逐步具备。在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还没有引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还缺乏实践知识，所以那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我们应该有条件进行理论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在批判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当代，我们有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对西方经济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完全有条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实现螺旋式的上升。

    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要明确定位。包括大学的学科设置，不应仅仅把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课的一个学科，而应认识到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当然研究过程中会涉及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在课堂上就会有学生问，国有企业领导和职工之间是否存在剥削关系等等类似问题，这一定要从理论上说清楚，不能含糊，这样才能真正让大家接受这一理论。

二是要重视理论研究和创新。要改革僵化的课程和教材，促进政治经济学和现在“主流”经济学的对话，不同学科的学者要接触、交流、融合，不能各研究各的。《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和论证脉络很清楚，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推导出社会阶级的分化，逻辑是完整的。而西方经济学自身也有完整的逻辑，就是从供给和需求分析开始，形成整套理论体系，当然是以“私有制有效率”为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有这样的逻辑完整的理论体系。

（编辑  高梁）

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人在多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法律顾问工作中，对全国的民营经济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投资比例中，现在民营经济占到了41%以上，外资占到20%左右，国有经济占到39%左右；民营经济对全国GDP直接贡献在62%以上；民营企业数量占到全国企业的97%以上；吸纳科研人才70%以上；吸纳全国就业人口80%以上。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民营经济在制造业的投资高达80%以上。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下，国家应对经济下行的严峻局面时，如何增强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保障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已是社会主义建设大局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发挥民营经济积极作用的十项建议

第一项建议：为保证国家政策和两高司法政策精神精准传导到每一个案件，最高法院应当对存量司法解释进行大幅度补充修改。

一、我国法律是成文法。成文法具有稳定性的优势，同时在国家深化司法改革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包括法学理论均在变化中，法律必须随之变化修改。但法律的修改具有滞后性，需要有国家政策对法律适用加以指导，在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与法官直接审判案件之间，需要有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作为审判指导的过渡依据。

二、司法解释，包括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做出的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和约束力的解释，是法院和检察院进行审判和检察工作的直接依据。由此，在法律修改之前，依据现行政策，在法律精神的范围内，可以使审判工作、检察工作适应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三、司法解释重点。一是围绕审判工作要充分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为修改司法解释的指导思想；二是在成文法没有修改之前，加大对存量司法解释的修改工作，包括大量指导案例的编纂指导作用；三是司法解释的修改，应聚焦当前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四是由于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在此文中仅涉及企业犯有涉税非暴力经济犯罪，企业实际控制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若干具体问题。

第二项建议：各级审判机关主要负责人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

一、一个案件能否正确判决，涉及非常复杂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业务素质的因素。将国家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精神、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真正精准传导到每一个案件，对每一个承办法官的业务素质和理论水平均是严峻考验，需要部门领导的关注和指导，使一些疑难案件得以正确处理。二是案外因素的影响。一个案件，在明显证据不足、法理不清、政策导向不明的情况下，历经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检察机关的检察阶段、审判机关的审判阶段，中间掺杂了太多的案外因素，日积月累，形成巨大的负面因素阻力，不是承办法官个人能够抵御消解的，这对一级审判机关首长的政治素养、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的考验，一把手是关键。

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精神，能否精准传导到各个案件，各级审判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责任重大。对民营企业犯有非暴力经济犯罪，民营企业家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涉及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涉及上下游供应链的正常运行，涉及大量员工的就业问题。因此，要从有利于提振、树立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一政治大局，来衡量审判机关的审判指导思想。

三、要有保护民营经济的担当精神。党和国家近年多次提出保护民营经济，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首先是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经营权利，树立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在这一方面，社会舆论的不同认识、司法审判的传统思维定势、法学理论研究的滞后，都为运用法律保护民营经济发展造成困难。各级审判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直面和解决审判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第三项建议；为保护民营经济所做的司法解释修改工作，要针对民营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具体问题。

民营企业受到损害的案件中，突出显示了几个特点。一是民营企业家响应当地政府号召，投资建厂；二是民营企业家冒着经营亏损，艰难创业，取得成功；三是民营企业在经营中陷入当地复杂的政商关系和不正当竞争之中；四是民营企业家被长期羁押或判刑，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经济受到严重损失。

民营企业家既是民营企业的投资人，也基本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生产经营的核心管理人员。对涉嫌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家，过度使用羁押、逮捕措施，直接后果就是，由于民营企业家长期被羁押，企业最终被拖黄、破产。企业中的大量员工面临失业。一个企业的上下游供应链也因此中断，导致更多的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处理一个民营企业家的问题，绝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企业能否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要考虑到民营企业是吸纳社会就业人员的主要劳动力蓄水池。所以，目前处理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这一类非暴力经济犯罪案件中，两高文件都不断释放出越来越宽松的司法解释精神。最高法院周强院长在两会后强调，要对不利于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司法解释坚决修改。最高法院部分法官提出重要意见，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中因抵扣造成的损失，只要企业在生效判决之前予以填补，就不再计入经济犯罪的数额之中。这已经是非常强烈的“宽松处理”的刑事政策信息。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党和国家的政策、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如何精准传导，落实到每一个具体案件，仍然具有很大距离。在我们处理的一些案件中，对民营企业家长期羁押，在定罪量刑方面依然采取过于粗糙和过于严厉的措施。致使有的企业受到不当处罚，对当地民营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四项建议：及时对题述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作出重大修改。

我们讲公平正义，讲依法治国，首先要摆正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公平正义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坚持“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三个统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在我们承办多个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例中，多有对民营企业家处置不够公正，不考虑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多有涉及当地政府的职责、背后的权钱交易以及不正当市场竞争等复杂问题。

我国法律的制定，要经过制定政策阶段、案例指导阶段、司法解释阶段，最终落实到制定法律阶段。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律制定既有稳定性和规范性，又有滞后性。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就成为政策传导落地的重要环节。

由此，我们需要结合具体案例，对民营企业家案件类型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并对司法解释作出重大修改完善，使之发挥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五项建议：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问题。

民营企业家个人和企业的关系，具有主体混同、人格混同、财产混同、行为混同等一系列不可分割的特点。我们在立法中过去倾向对企业犯罪轻罚，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企业实际控制人重判。理论基础是，企业法人实际不具有独立人格，所以，法律责任落实在企业实际控制人身上。企业犯有非暴力经济犯罪时，对企业实际控制人过度羁押，忽略法律责任构成要件的精准分析，随意宽泛使用刑事推定，过度宽泛适用优势证据、盖然性认定，结果造成对企业实际控制人粗线条判决，并且重判。这一结果，就使企业投资人不敢投资，不安心经营，对企业经营没有长期打算，严重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笔者在诉讼第一线接触了大量民营企业家被长期羁押和被重判的案例。我们的立法，在涉及企业非暴力经济犯罪时，对企业轻罚，对企业实际控制人重判，这是否符合立法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等司法原则，在对企业家判刑方面极难落实，刑法理论中的刑事推定原则、优势证据原则、盖然性认定原则，取代了“罪刑法定”原则，取代了对犯罪责任构成的精准分析，为粗线条判决开了方便之门。

我认为，应该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政策。特殊保护不是法外施恩，而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完全一致的，任何人不能享有超越法律规定之上的特权。对民营企业特殊保护，是指要在立法上制定符合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法律，二者绝不相悖。没有政策就没有法律，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政策。所以，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政策，是指为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具体问题的精准保护，而不是无限制扩大特殊保护范围。

当前，首先是对犯有涉税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采取“重罚、轻判”原则。所谓重罚，就是对企业非暴力经济犯罪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一定要全部填补并接受相应惩罚，包括滞纳金和罚金，使这一类经济犯罪无利可图，得不偿失，失去犯罪获取不当利益的内在动力。所谓轻判，就是对经济犯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采取刑事责任轻判原则。当企业填补了全部经济损失之后，对企业实际负责人作为直接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应当采取轻判的原则；对企业实际控制人尽早变更强制措施，脱离羁押状态，并且获得较轻甚至最轻刑罚，使其能够回到生产岗位指挥企业生产。

刑法修正案对偷税罪做了重大修改，不仅罪名改成逃税罪，而且只要行为人交纳了所逃税款和滞纳金，以及税务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罚金，则可以不再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这个规定在社会各界反响不一，但成为当前刑事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性问题。而同样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处罚明显比逃税罪要严重几十倍以上。情节严重，10年以上的基准起刑点，是抵扣数额250万。逃税可以高达几亿、十几亿，只要交纳税款和罚金，即可不受刑事处罚。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即使企业填补了国家损失，企业的直接责任人仍然要接受严重的刑事处罚。两相比较，显然立法上确有严重失衡之处。但我们讲公平正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兼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对企业为犯罪主体、企业家为直接责任人的非暴力经济犯罪，应该慎用羁押逮捕措施，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够从宽的尽量从宽，对于非暴力犯罪的民营企业家的处罚，企业经济处罚从重、个人刑事处罚从轻，应该是刑事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和趋势。

在2004年最高法院专业研讨会中，就有部分法官提出，只要在生效判决以前企业填补了国家损失，即不再计入犯罪数额考量。这一观点越来越凸显其现实意义。最高法院最近出台的新的司法解释，对于长期拖欠债务的企业登上黑名单；但不再对企业实际控制人同时登上黑名单；从而使企业控制人可以比较正常地履行企业经营的各项权利。这显然不仅是具体司法解释的重大突破，也是在法理和法治理念上的重大突破。

第六项建议：我们需要一大批指导性案例，以指导具体审判实践。

  英国的判例法，并非所有判例皆可成为法律，还有一部分判例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经过一定程序筛选，作为指导性判例，为法官审判提供参考。由此，我认为，中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也可以取他山之石，制定相应的指导性案例，指导法官的审判工作。这样，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就成为政策转化成法律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使其精准传导到具体案件审判工作，并弥补成文法相对滞后的不足。实践中，我们需要一大批指导性案例，作为精准传导国家政策和法律的重要环节。

政策和司法解释精准传导落到实处，要有案例指导环节，司法实践中的很多问题，亟待最高法院解剖具体案例，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指导案例。通过指导案例，将国家政策、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精准传导，落到实地，指导每一个具体案件，最终条件成熟后制定为法律。

建议最高法院制定制度，应将复杂疑难案件、法理上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律师和审判机关有重大意见分歧的案件，加以研究和具体指导，并形成指导性案例。

第七项建议：对犯罪构成要件精准分析，积极适用疑罪从无原则。

我们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有一个思维定势，只要是企业实际控制人，就必然推定为对企业经济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然而，企业实际负责人和企业经济犯罪之间是否有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需要经过精准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在审判实践中，这一重要环节被完全省略。涉及证据不充分的案件，如何适用刑事推定？如何适用优势证据？都应该采取严格限定，审判机关不应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我们很多案件存在不当使用刑事推定，没有犯罪构成要件的精准分析，而推定定罪是对“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否定。例如，凡是企业控股投资人，即推定为企业实际控制人，推定为企业直接责任人，三个环节完全靠传统思维定式推定认定，显然违反了刑事责任犯罪构成要件分析的基本要求。

第八项建议：审判机关对于符合条件的被告人，应尽快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律师在诉讼各个阶段提出，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主要证据均已到位并且被固定的情况之下，应当尽快变更强制措施，对在押企业家采取取保候审等措施，使其一方面继续接受司法机关的审判，另一方面能够回到生产岗位，对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即时亲自加以解决，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对于严重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应当大胆以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处理，包括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审判机关以疑罪从无宣告无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几乎很少有如此处理的先例。他们往往并不真正缺乏认识，而是受到各种案外因素的影响，致使很多证据确实不充分的案子，依然经过侦查阶段、检察阶段、审判阶段，最后被判有罪；或者在审判 阶段，以判处缓刑结案。而在漫长的羁押过程中，民营企业已经被拖黄、拖垮。每一个案件，对企业家的过度羁押，或者判刑不当，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民生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我们要保护民营经济正常发展，需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第九项建议：建立疑难案件直接上报上级法院的报告制度。

为什么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民营经济生产秩序的国家政策如此明确，很多案件仍落实不了？其实，一线审判人员基本已具备很高的业务素质，但是囿于具体情况，法官难以解网破局。很多判决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下做出的。下级法院在地方复杂关系中单靠自身力量不够，需要最高法院在制度上帮助下级法院解网破局。

本人建议，建立疑难案件直接报告制度，由上级法院直接拿出指导意见。将直接报告制度规定为硬性执行制度，以制约地方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为下级法院依法审判撑腰打气。

第十项建议：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建立律师反映意见的绿色通道。

我们在业务第一线所遇到问题，最为困惑的是缺乏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顺畅沟通的渠道。我们希望建立法律共同体，是为了实现司法公平正义。但是，只有公检法三家，都是司法公权力机关，没有律师代表，没有制衡机制，就没有真正的法律共同体。特别是在法院审理民营经济发展的案件过程中会有很多新问题，多听取律师意见，对于提高审判机关的办案质量，有百利而无一弊。建议最高法院建立一条从上到下听取第一线律师意见的绿色通道，能够将意见直接迅速反映到最高法院和高层领导。

（编辑  季节）

国际法还管用吗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屡屡退群、毁约，退出运行正常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退出了正常履约中的国际协议，如《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核协议》，并且频频制裁他国、干涉他国内政，不断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

    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遏制打压行动，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历史低点，还在进一步滑向危险的深渊。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就要问：国际法还是法吗？国际社会还有规矩吗？国际法还管用吗？

    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规则。毋庸置疑，人类社会，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会，都离不开规则、离不开法律，这是常识。

    法律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大类。国内法由各国自己制订，主要是处理本国事务，调整国内的社会关系。当然，国内法有时也可以用于调整涉及本国的涉外关系。国际法是由各个国家或者相关国家协商制订，用于处理国际事务、调整国际社会关系。所以简单讲，国际法的形式就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

    近现代国际法的产生，是基于独立主权国家的兴起。在国际关系史上，1643-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以及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等国际法原则的确立。此后，国际法历经曲折的演变和发展，时盛时衰、时强时弱、时善时恶、时起时落。中国近代以来，曾深受基于强权政治的国际法规则和制度之害，1842年中国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之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侵占领土、设立租界、驻扎军队、剥夺关税自主权、建立领事裁判权等等，这些在帝国主义强权下形成的国际法显然是恶法。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对这样的国际法是有深刻的感受和痛苦的记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宪章的产生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标志国际法取得了新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战后的现代国际法，就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体系。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现行国际法基础之上的。

    战后的国际法总体上还是进步的，它的宗旨是要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推动世界合作及发展，追求公平正义。尽管它有缺陷，而且也没有国内法的强制执行力，还有许多应该改革或改进的地方。但必须充分肯定的是，现代国际法对战后70多年世界和平及安全、国际合作及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现行国际法的学习者、追随者、适应者，也是现行国际法的遵守者、践行者、受益者，更是现行国际法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对外签订了27000多个双边条约，500多项多边条约，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和决定加入的国际条约有420多项。而我国全国人大制订的现行立法是278项。我认为，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及综合国力能够进入世界前列，不仅仅得益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也得益于学习、践行和建设国际法，发展国际法。中国因加入WTO而受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当然，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每当遇到世界局势的重大动荡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法的破坏），人们就会对国际法的存在和作用产生怀疑。但是历史也证明了，在大动荡之后，必定伴随着国际法的重建、复兴、进步和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国际法在处理当前中美关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不仅当前是管用的，而且今后还要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中美两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过去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切特权。与此同时，我们对国际法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接受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恪守中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反对国际法中的消极规则和制度，主张对国际法加以改造，并积极为国际法的编纂、创制和发展做贡献。以下事例可以表明中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

    一是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在同其他国家建交的时候，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放入建交公报文本中，它成为当今中国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二是1958年，中国发布了一个关于领海的声明。声明宣布，我国领海宽度是12海里，而且这个规定适用于中国大陆、台湾、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中国其他岛屿。这就为现在我们解决南海岛礁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三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四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制订了《涉外经济活动法》（1985年）和《民法通则》（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保留的条款除外。

    五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全球治理与国际法制，不仅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开创性的国际法价值理念，而且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法的思想。法学界正在研究习总书记的一些关于法治的论述和思想，当然也包括国际法的思想。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上述五个典型事例，反映了我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

美国对国际法的态度

可以说，战后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显然，构建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美国至少在口头上是赞成和支持的。战后70多年，美国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一些变化，但总的来说，它在表面上、在口头上，包括在一些实际场合当中，还是坚持和维护国际法的。即使它的一些行为、一些行动明显违反国际法，但美国一定要为自己披上符合国际法的外衣，强调其合法性，绝不承认自己违反国际法。

    美国对待国际法的态度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依归的，它惯于借维护国际法之名，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合则用，不合则弃，有时甚至视国际法为玩物，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也没有加入这个公约，但是它到处拿着公约说事，要求其他国家按照公约办事。

    最近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现在已不是《伊核协议》的参加国，但是它先后两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要求安理会按照《伊核协议》恢复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结果15个安理会理事国投票，2票反对，11票弃权，2票赞成。只有美国自己和多米尼加两国赞成，其他13个国家都是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包括它的盟友英国和法国。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核协议》，就没有权力要求按照《伊核协议》制裁其他的国家。美国对国际法的态度从这个案例也可见一斑。

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持有的国际法立场

    当前，美国对中国发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将新冠疫情的责任甩锅中国，就台湾、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南海、台湾海峡频频出动舰机，耀武扬威，以武力相威胁，制裁中国的华为等高科技企业，限制中美科技人文交流，扬言要全面“脱钩”，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共产党等等，不一而足。

    美国的这一系列操作，凸显其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世界大变局的不安、焦虑和狂躁，以其所谓“山巅之城、灯塔国”的道义制高点和法治经纬，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

    对当前中美关系，我们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斗争中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善于运用国际法的思维方式，运用好国际法这个武器。

    这里讨论一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国家责任问题。

    今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国的疫情尤为严重。美国疫情的蔓延应该是美国政府自身的问题，但美国为了推卸责任、转嫁矛盾，不断就新冠疫情散布“中国病毒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甩锅给中国。在其舆论煽动下，美国国内已经有20多起就新冠疫情针对中国政府提起的要求追责或巨额赔偿的法律诉讼。这就涉及到新冠疫情暴发的国家责任问题。

按照国家法中的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社会活动中，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或者损害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或国家责任），但要追究某个国家因其行为导致的国家责任，需要两个构成要件：第一，该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公约或国际习惯法；第二，这个行为可归因（归责）于该国的国家行为。

所以，美国抛出新冠疫情“中国责任论”，可以从两点加以否定：

第一，国际法没有任何关于病毒起源地国对疫情蔓延要承担国家责任的规则。现在在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最主要的国际法是国际卫生条例，按照该条例规定，中国的抗疫行为没有任何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行为，所以中国当然不应该承担责任。

第二是对华诉讼中的国家豁免问题。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多个联邦地区法院先后受理了20多起因新冠疫情针对中国政府提起的索赔诉讼，其中大多数是民间个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其中有两起诉讼案是美国两个州的总检察长代表他们的州政府提起的对中国政府的索赔诉讼，这在中美交往史上还是第一次。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曾多次发生针对中国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诉讼，但只是偶尔的一两起，这次一下20多起，这很明显是美国基于政治目的发动的法律战，是典型的诬告、滥诉，应该说它是严重违反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国家豁免原则。

    第三，美国的所谓“长臂管辖”问题。美国搞的长臂管辖，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目的，由美国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基于美国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国内法，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及其行为行使的扩张性的行政执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只要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及其行为与美国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它就可以行使长臂管辖权。

    过去这个概念是美国的民事诉讼里面提出的，但现在已经扩展到了行政执法领域、刑事领域。华为的孟晚舟案件就是长臂管辖的结果。华为即使跟伊朗有商业往来，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但这个行为不是在美国发生的，而是在中国或者中国香港。可是按美国的法律，它也有刑事管辖权。

    一个国家依据自己的主权，可以对涉及本国的事务，在立法、执法、司法上具有一定的域外管辖权，但是不能侵犯他国的主权，并且要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现在美国无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肆无忌惮地基于本国国内法，在国内法院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提起诉讼，行使管辖权。所以这实际上是以国内法对抗国际法，以国内秩序颠覆国际秩序，以单边主义替代多边主义，是十足的霸权主义行为。

    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制订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意味着今后我们的法律也要在域外管辖、域外使用方面下工夫。

处理中美关系应坚持的国际法立场

    基于民主和法治是人类经过艰苦探索找到的治理国家的最佳原则，也是全球治理的最佳原则，可以肯定地说，公认的国际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行为规范，是全球治理的重器，也是国际社会通用的话语体系，国际法基本原则更是人类的价值共识。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要使用国际法这个武器，高举国际法治的大旗，占据坚守法治的道义制高点，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坚守良法善治下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坚定不移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不移地建设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辑  季节）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市场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关键之一是提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国家经济理论，以解释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

国家内生经济作用的界定，来自上文所述参照系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而凯恩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论证了国家经济作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由内生性理论和外生性理论共同构成的。前者主要从克服市场失灵出发解释国家的经济作用；后者说明：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目的，还在于维护和巩固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等各项规律的要求。还应注意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和国家一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经济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同时也是其政党-国家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国家理论，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与特定历史制度因素的结合，在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制度型式也嵌入了市场，无论是参照系理论还是市场失灵理论，都须接纳与之相关的新的内容；国家的经济作用的理论，也相应地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除了克服市场失灵以外，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首要原因是维护特定阶级关系的形成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种种事实说明，和内生性作用相比，国家的外生性作用是更为根本的，那些以克服市场失灵为目的的干预和介入，一旦从根本上危及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就有可能被终止或废弃，反映阶级力量平衡、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特点的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决定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的社会性质、内容和限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根据，还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规律。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将在社会的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尽量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作用也有可能违背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我们将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该参照系也就同时成为这样一种标准：当国家的经济作用促进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其作用便是生产性的，即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反之，就具有榨取性或汲取性，即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经济作用的生产性和汲取性的区别，同时也给出了评价相关制度（或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绩效的标准。一个例证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竞争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三维市场经济的主体，推动了高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然而地方政府竞争也导致了一些负面现象，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和经济的脱实向虚。

国家理论研究的内生进路和外生进路是相互补充的，就需求侧而言，在面临产能过剩和危机的威胁时，要求国家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为了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客观上要求国家通过各种战略投资活动、产业政策等促进企业自生能力的提高等等。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会以不同形式嵌入市场，转化为基础的一部分，即在经济内部发挥作用。

然而，那些从需求侧影响国家形成的力量，并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市场失灵解释了国家干预和介入经济的必要性，但国家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和程度内发挥作用，以克服市场失灵，取决于一国政治力量的平衡、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愿景以及国家主权者的政治决断，这些因素定义了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可以更为主动地、更有创造性地界定其内生性作用的边界，并将这种内生性作用与服务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外生性作用相结合，两者共同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宏观调控为例，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审慎宏观管理”，大体囿于内生性作用的范围，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战略性宏观管理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西方的宏观管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优势。图1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体系的全貌。

图1   国家理论体系全貌示意图

五重市场的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

国家的内生经济作用的理论，可以在五重市场结构的框架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第一，普通产出的市场，也就是由投资品和消费品（这里排除了纯粹的农产品）这两大部类构成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凯恩斯在《通论》里系统地论证，在一个完全由私人主导投资权力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

第二，劳动力市场，这一市场服从波兰尼所揭示的矛盾，即劳动力作为所谓“虚构商品”，一方面为市场的无限扩张带来了动力，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社会解体的危险，从而构成当代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强调，只有让国家作为最后的雇主，才可能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充分就业问题。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国家权力带来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保护运动，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

第三，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市场，也就是战略性基础设施的市场。在这个市场，由于投资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如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的话，会造成供给不足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组织和协调生态、国土、能源的再生产，并负责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从而主导了这一部分的发展。

第四，金融资产市场。因为普通产出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产生过剩，所以迫切地需要在金融资产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这带来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使得金融资产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日益相脱离。这意味着，这一市场的可持续运行，需要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和最后的安全保障提供者发挥作用。[1]

第五，农产品市场。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使农业生产由以往的结构性稀缺转变为结构性丰裕。由于农业部门难以通过产品创新重新制造产品的稀缺，该部门不再适合以纯粹市场经济的方式组织生产。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农业部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计划干预和调节。在美国，在这种干预从1930年代就开始了。

由五重市场结构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可以深化我们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市场失灵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具体地界定国家的经济作用。现代市场经济的内涵是复杂的，不同市场的市场失灵形式也是多样的，国家干预为此也需采取不同的方式。[2] 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农业为例，国家干预和介入甚至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何基于这一视角，构建更为切近而具体的市场经济理论（这同时意味着对前述参照系和市场失灵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并从中引申出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国家的经济理论，是未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小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完善，要求“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实现良性互动和转化。但在较长时间内，一些学者过于强调政策-制度话语的重要性，其研究成果缺乏严谨的学理性分析；一些学者则试图放弃政策-制度话语，放弃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经济学话语中寻求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这两种思路都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性学说的构建。

长期以来，中国道路一直没有被正确解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市场经济3.0”的国家理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市场经济只能是“强市场、弱政府”模式，用这样的理论解读中国道路，得出的必然是诸如“国家资本主义”“新权贵资本主义”等玩弄污名化把戏的一类结论；给出的也必然是诸如“政府退出”“国企私有化”等一类暗藏杀机的“毒药方”。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就必须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当前，系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不少学者却陷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逻辑主线等问题的无休止争论之中。争辩这些基本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拿出一个完整的且具有学理性的理论体系。致力于构建这样的完整理论架构，将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繁荣。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中很难真正看到“中、西、马”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长期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理论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则可以看作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地位，进一步推动“中、西、马”有机融合的一种有益尝试。

笔者致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即市场经济3.0理论，对国家的经济作用从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维度加以阐释，从而对中国的“强市场、强政府”新市场经济模式给出了学理的证明，对竞争性地方政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经济作用等“中国特色”也给以系统的学理化阐述。只有这样，试图解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密码”，从而扭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尴尬局面。[3]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知，解析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的尝试，这对于清除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辑  苏歌）

2020年年初，某明星粉丝事件在中国网络上展示了粉丝集团的能量。因为不满以某明星作为角色的一篇小说，他的粉丝群集体举报了登出这一小说的网站，并成功使其被屏蔽。之后，数位微博博主在表露对该明星及其粉丝不满后，遭到了大量辱骂和人肉威胁，最终退出微博。在现在的网络上，这种“一群人在无利可图的环境下，抱成了一个集团，去共同行动”成为一种网络现象。如果将互联网比作一张四通八达的巨网，那么网络上的这些集团，便是巨网上的一个个“死结”。在明星粉丝中，这种“死结”的出现尤其频繁。本文试图分析“死结”的成因，并讨论它们对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趋同性与排异性

“死结”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其成员思想的趋同性，第二是其成员对排异的热衷性。趋同性带来了共同行动的土壤，对排异的热衷带来了行动的原因。

趋同性首要的一个成因便是回音室效应。回音室效应是讨论网络媒体时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它的大意是，人会更多关注和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而在网络环境中，和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更容易被发现并获得关注，导致人们最终耳朵里充斥的都是类似的声音，而与自己相左的意见则不会出现。这些近似的声音使人们对自己之前的意见更加确信，从而失去了与其他不同意见交流的机会。这就好比一个人在一个回音室中发声，回音室传来的都是他本人的回音，但他却不知道，并以为这些回音就是所有外界的意见，而外界则都和他一样。

现在，许多网站的算法都加剧了这一效应。通过分析用户之前的搜索偏好，网站会自动向用户推送他可能会喜欢的内容，从而更多地将用户的注意吸引到和他相近的意见上。在某明星粉丝事件主要的舞台上，不仅有算法推荐，还有超话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超话就是人工制造的巨大回音室。只有关注了超话的人才能在超话中发表言论，而超话的管理员“主持人”则有权力任意屏蔽超话中的帖子和用户。因此，不符合主持人要求的声音无法在超话中出现，超话成为主持人和与他相近的人的回音室。

除了个人和算法对信息的筛选之外，语言也帮助塑造了回音室。以明星粉丝为例，很多粉丝群体都对他们的明星有独特的称呼，比如某明星就被叫作“兔兔”，而粉丝称呼自己为“小飞侠”。除了粉丝以外，很多亚文化群体都有他们独有的名词和笑点，如果不是对这个群体深入了解的人，可能看这个群体内的人对话，只能是半懂不懂，更别提互相交流了。如果说算法和个人偏好构成了回音室的四壁，那么语言就构成了回音室的屋顶。在此之中，人们能听到的不同声音极为有限。

语言的另外一个效应在于趋近人们的想法。人的思考以语言为载体，而使用语言相近的人，思考方式便不会偏差巨大，因为思考依托于词汇，而语言中出现频率低下的词汇，它的所指在思考中也不会高频出现。而语言中高频出现的词汇，它的所指则会被优先体现出来。因此，使用语言相近的人，思考方式很可能比使用语言偏差巨大的人更加接近，从而进一步放大回音室效应。

排异性则来自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需要。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我们在被电子媒体部落化后，都将如同小母鸡潘妮一样疯狂地四处打转，寻找我们过去的身份，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巨量的暴力。身份认同是“死结”形成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人，在寻求身份的过程中，发现了成为“死结”的这条捷径。还有什么比加入网络上的一个死结成本更低的事呢？与低廉的加入成本相比，进入死结后一个人所能得到的认同，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可以说高到不成比例。

身份的认定需要边界。假设全世界所有人都成为中国人，那中国人这个身份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每一个死结在不断的扩张并吸取新的成员时，也在不断地排异。某明星粉丝事件，其实起源于他的粉丝内部的矛盾。一名粉丝以明星为角色写了一篇小说，而这篇小说和该角色遭到了其他粉丝的反对，导致小说发表的整个平台被举报屏蔽。这个小说作者就是被排出的“异”。他就是举报他的那一部分明星粉丝组成的死结的边界。死结是在不断地排异中的。因此，在吸收与排出的过程中，死结成员的认同必然越来越强烈，思想越来越趋同，而排异行动本身带来的攻击性，也成为死结的一部分。

拥有了强烈的认同和相近的思想后，死结变得有组织起来，拥有了比其他无组织的网民强大许多的力量。在意识到自己拥有力量后，死结的攻击性便不仅针对它体内的异，也针对它体外的异。在这个阶段中，死结就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影响的组织。通过集体评论、谩骂以及人肉等手法，一个死结轻则可以逼迫他人道歉，重则可能影响他人的现实生活。但是，互联网对交流的加速，除了方便用户找到“同”之外，也方便自以为思想相近的人们找到他们之间的“异”。在交流不充分的情况下，两个思想相近的人可以很快发觉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忽略他们的不同。因此，一个有系统思想的人找到另一个类似的人，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交流非常方便的网络上，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观点上的不同。在最好的情况下，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可以求同存异；在最坏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认同其他任何人，随之而来的是极端的原子化。所有个人都是网络上的孤岛。

总体而言，思想越成系统的人，越难以在网络时代认同别人，因为在大量的交流下，他会发现别人的观点总会在某个地方违背自己的原则。因此，即使有大量反对死结的个人，由于无法互相认同，难以形成组织，所以即使反对者数量庞大，也往往不是对手。因此一个死结几乎在网上无往而不利，通常只有另一个死结才可以与其抗争。

死结的能量

正因为追星较少涉及一个人的思想系统，死结才会经常出现在追星粉丝群体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死结是一个仅影响娱乐圈的行为呢？并非如此。死结的能量足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活动。美国的达拉斯警局推出一款app供用户举报抗议游行者后，韩国歌手粉丝向该app上传了大量韩国歌手演唱视频，导致该app陷入崩溃状态。部分白人使用#white life matter(白人生命重要）标签发推特，来反对近期的黑人运动。很快，这些人的推特评论区也被韩国歌手的视频占据。特朗普在俄克拉荷马举行竞选集会，但是大量韩国歌手粉丝预定了集会门票却不去参加，据他们宣称，这导致实际参加集会的人数低于预期。韩国歌手粉丝的这些行为，证明了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影响政治。

在以上事件中，参与这些活动的不止有韩国偶像的粉丝们。但是，首先发起活动并使活动具有规模的，无疑是粉丝群体。个体在网络上的力量是微小的，一个人在手机app中刷无关视频，很容易被屏蔽，或者直接无视。但形成规模后，就可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并形成一种潮流。正如每一次雪崩都源自大量雪花同时崩塌，而非一片雪花的落下。

死结的形成

死结是否仅仅存在于追星粉丝群体当中呢？也未必如此。形成死结的，如上所述，是一个具有相近的思考方式，拥有强烈排异愿望的群体。实际上，很多互联网亚文化社群，或者某些网站/论坛的用户，都有可能形成死结。这些集体拥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规矩和语言，儿他们的领导者，比如论坛的管理员，正如微博超话的主持人一样，极其愿意执行他们的规定。不能遵守规定的，都被排出了集体。而不能掌握这些集体语言的，根本无法进入集体。互联网本身的回音室效应，配合独特的规定和语言，制造了思考方式接近的人。而对自己集体的认同，和管理员对异端的删除，带来了强烈的排异愿望。以上只是一个追星粉丝群体以外的例子，实际上，可能形成死结的网络群体，并不止这些。

本文无意对死结影响政治做出道德判断，而是指出这一种现象。当今的网络中，由于各种原因，布满了无数的死结。这些死结由于思考方式趋近单一，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行动是可预测的；由于他们拥有组织性和攻击性，所以他们可以被用来对可能的对手发起攻击。攻击的方式可能包括现在所见的人肉、谩骂、刷屏，也可能包括更加先进的方式。单一的思考方式，导致死结面对某一种外界刺激，大概率总是会做出同一种反应，比如某明星的粉丝在见到不合他们心意的小说之后，集体举报了发布小说的网站。如果在将来的政治活动中，有人可以预测死结的反应，并给予死结群体相应的刺激，那么他们便在网络空间上获得了相当的力量——足以让一部分人的声音被淹没的力量，正如韩国歌手的粉丝们淹没达拉斯警局的app一样。可以想见，在将来的舆论战和网络战中，对死结的利用，可能是胜利的关键所在。

（编辑  季节）

数字化转型是在疫情之后我们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于数字化转型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充分利用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发展

数字化转型，是要充分利用我们新的生产要素去推动经济的发展。今年4月9日国家正式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份文件拓展了生产要素的内涵，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之一。       

我们知道，土地、资本等等要素都是掌控在以政府为核心的市场主体手里。一旦说某一个新要素的出现，那可能它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革命。我们之所以现在如此重视数字经济，这是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各种统计中说到，我们的数字经济占了百分之多少，实际上那个统计里边包含了很多传统产业的数据，而并不是真正都是数字产业的直接贡献。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样两件事情。

挖掘数据内涵价值

如何把我们数据内涵价值发挥出来？当一个企业面对土地、面对资本的时候，我们知道该如何去使用，如何去创造价值。但当我们面对的是100T的数据的时候，它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它的价值创造的方式，肯定不同于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样的一些要素。我们需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这是我们做数字化转型的最基础的工作，应该说它是理论的贡献，也是实践的土壤。

政府在上述文件里讲了三个方面。

首先是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这部分数据，不论是工商注册方面的，还是交通方面的，还是其他的一些市政数据，这些数据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要善于挖掘，勇于思考，尤其是对参与这一类数据的企业而言，更要想办法从中间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这是政府所能掌控的资源，要推进它的市场化，就要有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够参与其中。比如说公交系统，原来公交系统是政府的补贴大户，例如北京公交，有20万员工，北京市政府一年要补贴150亿元左右。以前我们只看到这是城市便民的基础设施，没有去挖掘它背后的数据的价值。如果仔细地分析这家公司，它拥有几千公里的运营线路，12000个站台，3万辆公交车，每天有1000万人次的乘车量，这样一家企业在数字时代，如此巨大的数据量是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的。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把这些数据资产推向市场，北京公交就不再需要政府的补贴过日子了。如果能省下来150亿，意味着可能可以补贴三个清华大学了。这是在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时一个非常实际的、有巨大价值潜力的一件事。

目前政府数据已相对标准化，但还没有实现跨部门的共享，数据跨部门打通，这里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真正大量的数据还不是政府的数据，而是来自于社会上的海量的数据，这部分数据资产的价值是更加难以去挖掘出来的。

第二方面，国家提到要提升社会数据资源的价值。通过什么手段来提升，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在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当中找到社会数据应用的一些新的方法，才有可能把其中的价值创造出来。现在全国各地可能很快出现类似土地交易市场的数据资产交易市场。数据资产交易也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行业，我们要起到对社会数据进行规范，对它的新业态给以支持的作用。当然核心是要去解决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安全保护，这里面包括了确权、定价、交易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模式。这是经济发展进入数字经济阶段之后，需要加以利用的社会生产要素。利用的方式，是“上云用数赋智”，这六个字听起来比较拗口，其中有三个层次。

上云的是企业，推进打造数字化企业的工作。现在大企业都在自己干这个工作，中信集团也在做自己的云。我们更加希望中小微民营企业能够上云，可是对这些企业来说，它上云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太高，在生产要素发生改变之后，我们要让中小企业能够通过上云创造出新的价值，就是要转型，要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这样它才能有价值。

我们不是为了上云而上云，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帮中小企业解决它的经营困境。中小微企业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其原因是，现有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以主体信用为核心，简单说就像是当铺一样，你必须要有几A级的主体信用评级，你必须要有抵押物给我。我们的中小微企业以灵活性见长，它的主体信用评级肯定比不过国有企业，它能抵押的东西都已经抵押得差不多了，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是希望通过上云盘活动产而不是不动产，就是要解决交易信用在整个经济循环中的价值，而不止是主体信用。如果我们的金融能够变成是以交易信用为核心，这时候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但是交易信用、订单这些东西造假太容易，很难识别它的真伪。我们通过鼓励上云用数赋智，鼓励企业用大智移云、区块链等等新技术，实现资产（尤其是动产）的可穿透，从而使金融机构能够了解每一笔订单的真实性。这就可以用它的交易信用代替它的主体信用，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

利用数字资源创造新价值

第一个是数字化企业，是要去鼓励大家做这样一些事情；第二个是产业链；第三是产业生态。

我们从这三个角度，可以看到怎样利用数字资源帮我们创造新的价值。这里需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有硬的基建，就是现在国家强调的新基建。第二个要有软的基建，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的生产关系。

硬基建不同于传统的基建。从投资的角度比较，投资主体要实现多元化，尽可能地鼓励市场化运营的模式，而不是传统基建如PPP这样的经营模式。

新基建所覆盖的范围，实际上涉及到每一个行业，新这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可带动十万亿级的产出，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理解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投资的计算方式。这里要有新的盈利的模式，比如说5G，5G留给中国的窗口期其实并不很长，我们需要加速找到它价值创造的方式。如果仅仅投资建500万个基站，投下万亿资金，但如果没有带动效应，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

运营商现在正在算账，5G基站的密度远高于4G，总体耗电量大幅增加。中国移动这样的运营公司，目前每年电费消耗就是百亿级。如果电费消耗要增加8到10倍，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利润将会被吃光。因此必须有新的盈利的来源。

所以新基建的瓶颈不在基建自身，而是在于企业在新基建中的价值创造。我们怎么能够在新基建的过程中让企业发挥作用？5G的真正价值创造的地方不是在To C端，而是在To B端。对大量的企业而言，一旦当To B端的5G网络进到厂子里边去了，它的价值从哪里来？这是在硬件的基础设施建设时要思考的问题。

数字化的生产关系特征

从软的基础设施角度来看，重要的是重构生产关系，价值来自于生产关系重塑的过程之中。我们现有的生产关系是层级化、职能化的，这一套生产关系是适应于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需要的。现在需要跟数字化生产力匹配的新的数字化的生产关系。这里举个例子，货币是最典型的生产关系，一旦它变成了DCEP，也就是我们正在第二批试点的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它所带来的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是极其巨大的。

这类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它具有一些在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数据透明。我们原有的层级化很容易出现上级对下级信息不透明，这就会带来权力寻租，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等等现象。我们现在的很多产业生态，实际上是在低端循环，如果这种低端的产业循环不被打破，我们不可能实现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所以我们首先要敢于在企业内、在产业链内、在我们的产业生态内做到数据透明。

第二个特征是全员可信。在1994-2019年这25年间，消费互联网在中国创造了很多奇迹，但是消费互联网没有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可信的问题。我们现在说进入到产业互联网阶段，产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可信，是企业之间要建立一种新的信任关系。一旦新的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企业和企业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第三个特征就是身份对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中国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做到人人平等，现在有了区块链等等这样的技术手段，能够让我们实现身份对等。它的好处是“智慧人口红利”，就是它有利于充分释放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就劳动力而言，我们的“人口红利”可能告一段落，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但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能够充分开发每个人的智慧。原有的层级化、职能化的架构，导致我们每个人一辈子工作下来，往往会有“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的感慨，这中间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浪费。假如我们能让每个人“人生如意十之八九”，所能创造的价值将会远远多于现在创造的价值。这样的生产关系才能够释放更加巨大的生产力，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财富。

所以，在数字化转型中，我们希望构建的社会、构建的企业是二维的，一个是实体市场，也就是城市；另外一个是虚拟市场，银行不再只是在各个社区、各个城市去开设营业部，而是要在网络空间里经营，我们可以叫PCS或者叫CPS，因为人是在一个双重空间里面的。我们的人群已经从树状结构变成了网状结构，所以我们要重新构建这样一种类型的企业，构建相应的社会，而企业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就会发生改变。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成为2019年年底至今影响最为深远的“黑天鹅”事件，目前全球确诊病例超过3000万人次且仍在蔓延。世界银行最新预测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负增长5.2%，公共卫生危机正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谋求重启经济，但是各国的疫情走势并不同步，尤其中美博弈带给全球经济复苏和产业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大。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和都市圈运营或将呈现以下六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趋势一：都市圈集聚进程加快

城镇化初期，在虹吸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人才、资本等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都市圈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新趋势。疫情的发生是对大城市和都市圈的一次“暴力检验”，相对于乡村或者小城镇，大城市资源更为集中，运行效率更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更强，在疫情中展现出了更强的吸引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2月，全国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跌超过80%，但是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改善速度显著高于二、三线城市。截至7月底，一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6%和5.7%，涨幅相对于上月扩大0.3和0.5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1%和2%，涨幅相对于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和保持不变。三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5%和1.8%，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1和0.2个百分点，连续16个月保持不变或者回落。疫情过后，随着未来城市建设的不断完善，大城市和都市圈将会获得更多动能。

都市圈郊区化日渐明显并成为大都市圈集聚加快的重要特征。从都市圈内部结构看，人口过分集中于核心城市，居民普遍受到交通出行、住房价格、环境恶化、物价高企等问题的困扰，且在疫情期间容易产生群体性感染，更加影响了居民的生活体验。

58同城和安居客3月份发布的《疫情期间楼市报告》数据显示，超过50%的受访购房者表示，受疫情影响更加倾向于购买人口密度低、社区环境好的小区住宅，48.4%的购房者更加倾向于购买郊区住宅。疫情过后，居民对住宅的偏好发生改变，对物流条件好的社区、中大户型的产品更加青睐。在疫情后通货膨胀的预期下，大部分高净值人群仍将不动产购置作为对抗通胀的有效投资途径，更加推升了别墅的需求。

趋势二：城市交通出行方式回归保守

疫情期间，为减少人员出行，各地纷纷降低公共交通满载率；大量居民居家办公，各类学校停课，居民出行需求进一步下降。如图1所示，2020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轨道交通客运量同比分别下降58.45%、41.85%、43.08%和38.45%。日均客运量同样有较大幅度下降。随着疫情的稳定，轨道交通载客量有所恢复，但是相对于2019年仍有较大差距。

图1 2020年上半年北上广深轨道交通客运量对比（单位：万人次）

从公共汽电车运营的角度看，其趋势与轨道交通基本一致，北上广深四地公共汽电车客运量相对于2019年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以疫情最为严重的2月份为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公共汽电车月度客运总量同比分别下降77.88%、81.19%、79.34%和84.58%。在疫情趋于稳定的6月份，四地客运量仍未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

图2  2020上半年北上广深公共汽电车客运量对比（单位：万人次）

疫情期间，通过高速免费、暂停单双号限行等方式鼓励私家车出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汽车消费。中汽协统计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1月份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18%。但据中汽协在5000多户家庭中开展的汽车消费调查显示，居民购车需求实际上并未减少，只是由于疫情影响导致短期需求受到抑制。考虑到“开车外出减少感染机会”等因素，新冠疫情反而激发了部分潜在消费者的购车意愿。另据中汽协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汽车产销分别达到220.1万辆和211.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3%和16.8%。其中高端SUV零售销量大增，以奔驰GLC为例，1月份销量达到1.64万辆，同比上升32.4%，疫情对汽车消费的激励效果逐步显现。需要注意的是，与不断增长的购车需求和汽车保有量不相适应的是，国内停车位与停车需求量之间的缺口在不断扩大（见图3）。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中国城市汽车与停车位的平均比例为1:0.8，远低于发达国家1:1.3的水平。与此同时，ETCP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停车场空置率达到44.6%，全国城市超过九成的停车位使用率低于50%。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停车信息不畅，解决之道就在于智慧停车的发展。

图3  2015-2020年国内停车位与需求量对比

趋势三：互联网+新兴产业脱颖而出

远程办公模式

新冠疫情期间，为降低人员集中和交叉感染风险，以阿里、腾讯为代表的大批互联网公司开启了远程办公模式，并研发了相应的远程办公软件，腾讯会议、钉钉等APP注册用户量激增。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效率办公类APP数量环比涨幅超过72%，而2019年环比涨幅只有不到6%，日均独立设备数从1月份的700万台跃升至目前的3000万台。从横向对比看，中国远程办公软件服务渗透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据阿里云、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机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各行业远程办公软件服务渗透率不足11%，同期美国的渗透率超过30%。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企业数字化的重要性被充分显现，远程通信、在线办公等软件服务渗透率将有机会进一步提升。

线上购物模式

疫情暴发前，线上消费已经不断挤占线下消费市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份，中国网络购物用户已经达到7.1亿户，同比增长16.4%，占网民整体规模的78.6%。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传统的线下消费转到线上，扩大了电商平台用户规模，提升了线上购物的渗透率，使得线上消费对线下消费的替代加速。与此相对应的是，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不断激增。如图4所示，中国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从2013年的9.5亿单激增到2020年的超过240亿单。其中，中国外卖O2O市场交易规模从2014年的97.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接近8000亿元。巨大的市场为快递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利润，2019年，顺丰、中通、韵达、圆通和申通的利润分别达到了57.97亿元、52.92亿元、26.47亿元、16.68亿元和14.08亿元，股价也出现了大幅度上涨。

图4  2013-2020年中国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单位：亿元）

趋势四：城市公共卫生医疗体系面临重大变革

新冠疫情对各国医疗体系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疫情暴发初期，医疗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被无限放大。据《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和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整体看，我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6.6%，而同期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15%。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更是从2005年的接近21万人减少到目前的不到19万人。从质量来看，中国ICU床位占总床位的比例接近5%，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5%，其中美国达到了18%。

图5 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医疗资源分布情况

如图5所示，中国大量的医疗资源集中分布于特大城市。在全国773家三甲医院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占据了其中的206家，占比超过26%，但是上述三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4.2%。相比而言，部分中小城市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以湖北黄冈为例，其新冠确诊病例仅次于武汉，但只拥有2家三甲医院，无法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使拥有36家三甲医院和34684位专业医生的武汉市，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其医疗资源依然无法满足救治需求。据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全国超过340支医疗队、4.26万人支援武汉，助力新冠患者救治。随着新冠疫情趋于稳定，国家势必加速补齐医疗资源在总量及分布上的短板。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将会出现重大变革，“重治轻防”的思路将得到扭转，预防医学和健康产业将获得大发展。

趋势五：城市大数据技术助力疫情防控

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城市大数据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健康码”为例，出于疫情防控的需求，2月9日，杭州市余杭区首先推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健康码”。22日，武汉市“健康码”上线，随后全国各地都相继上线各自的“健康码”，逐步实现以最小接触实现数据实时更新，克服了手工登记信息的不便。3月31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升级“防疫健康信息码”，关联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疫“健康码”，实现全国防疫信息共享和互通互认，“健康码”真正成为居民出行的有效数字通行证，有力助推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除了“健康码”之外，其他城市大数据技术也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信大数据记录分析用户位置及轨迹数据，有效跟踪统计重点人群人员流动情况，服务疫情趋势预判和精准防治。通过电力、自来水、燃气等大数据的细微变化分析，精准判断所辖区域人员流动和分布，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实时监测，助力社区精准排查。受本次新冠疫情影响，城市大数据引发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其数据有效收集、储存和应用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内的发展重点。

趋势六：“AI+城市运营”全面助推“新基建”落地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早在2018年，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和华晟基金联合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城市白皮书》指出，智慧城市是综合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实时感知、高效传输、自主控制、自主学习等特征的高度智能化城市，新基建内容已经被涵盖其中。

基础设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智能基础设施包括了数据收集、传输、存储和处理等，数据收集阶段主要依赖于传感器实现，大量的传感器放置于智慧城市的各个角落，不断以各种形式收集各个类型的数据。传感器信息有利于城市运营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及时获得信息并做出正确决策。高速网络通讯是实现信息传输的重要保障，5G等新一代传输技术的应用对于处理智慧城市的海量数据至关重要。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大容量数据存储，确保数据存储达到足够的时限，支撑智慧城市日常运营和未来战略的制定。实现海量数据快速处理，从中获得洞察力是智慧城市运营的关键，进而通过手工或者机器实现快速响应。物联网执行器是智能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用以自动执行部分行动以响应智慧城市环境变化，提升城市回应度。

2020年两会期间，新基建和医疗健康成为关注的重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出现。疫情稳定之后，为加速重启经济，我国加大新基建领域投资势在必行，并将以此为契机，促进数字化转型。从各地专项债发行情况看，截至7月底，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分别发行专项债871亿元、385亿元、715亿元和674亿元，其中新基建项目发债额度占比分别为14.92%、74.99%、18.85%和1.79%。可以发现，四大直辖市的新基建投资占比都较低（上海的新基建专项债全部为轨道交通项目），大量投资仍然投向传统基建项目。新基建项目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结语（二级标题）

后疫情时代，伴随着各国经济重启和中美之间的全方位博弈，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从中国国内看，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完全消除，部分行业领域的发展轨迹已经被扭转或改变。中国城镇化路径、居民出行方式、办公方式、商业模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以城市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城市运营将是必然趋势；在外贸受阻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内循环将促使中国城市产业供应链重构，其中开放度更高的沿海城市更加明显。中国的城市与都市圈运营，如能在本质上把握本次新冠危机叠加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文明，必将在全球多元博弈的格局中，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领导地位，最终支撑并主导全球城市产业供应链的重构与重建。

                                          （编辑  宋斌斌）

能源安全是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国经济学家E.P.舒尔茨在1964年指出：“能源是无可替代的，现代生活完全架构于能源之上。”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人们开始意识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世界石油短缺和油价暴涨，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1974年，国际能源署成立伊始，正式提出了以稳定原油供应和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西方国家据此制定了以能源供应安全为核心的能源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能源需求和价格快速增长以及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国家能源安全还包括了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的关注。能源安全的内涵也应扩展为以增加经济竞争力和减少环境恶化的方式，保证充足和可靠的能源供应。

当前世界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不仅是供应安全问题，而且包括能源供应、能源需求、能源价格、能源运输、能源使用等安全问题在内的综合性风险与威胁。

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碳排放国，但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又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亚太地区是全球石油消费主要地区，中国占据了亚太地区将近40%的石油消费量，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0572万吨，同比增长9.5%，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8%；天然气进口量9660万吨，同比增长6.9%，对外依存度已达43%。

仅就对外依存度而言，我国能源安全主要表现为油气安全。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水利枢纽和众多的大型水电站，全球种类最多的大型核电站，全球最多的大型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全球最高电压等级和最长里程的输电线路，以及远距离的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等，其中许多大型设备的关键部件和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调度自动化和通信等二次系统均有大量的进口，这就直接关系到工控系统的网络安全等问题。一旦战事降临，遭到袭击的后果不堪设想。在中美关系严重破损、国际商业环境日趋恶化的特定时期，一定要高度重视能源领域的安全问题。

通常，能源安全的判定标准主要有可靠的供应、合理的价格、充分的石油战略储备、可靠的运输通道和合理的能源结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能源安全的基础。但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能源安全应有更宽广的视角、更深层的理解和更丰富的内涵。

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几项重点工作

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能源安全，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立足国家安全，全面审视规划好能源安全。在编制“十四五”规划过程中，要突出重点、谋篇布局，统筹做好《能源安全专项规划》，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我国能源安全目标、重点和实施路径。美国借助能源独立，对全球石油市场的掌控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国际石油市场又一只“看得见的手”。欧佩克石油市场份额被美国挤压，内部凝聚力和整体影响力逐年下降。因此，要充分考虑国际政治因素，既研究能源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又要研究国际政治对能源的影响，尤其是关注在美国单边主义影响下的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变化，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与世界能源大国包括输出国和输入国形成良好的沟通协商机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油气资源开发投资，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亚、欧、非三地能源市场融合，互赢互利。打好“战略买家”这张牌，准确把握好与石油输出国的能源外交，密切关注海上运输安全，建立多元、多点、多渠道的油气供应基地，构筑好我国能源安全的海外屏障，保持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性。

二是强化国内资源勘探开发，确保油气基本供应。全球石油资源主要分布于中东和美洲地区，我国石油资源相对匮乏。随着石油消费的不断增长，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2014年以来，我国原油产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2019年，实现止跌回升至1.91亿吨，仍低于2亿吨。从石油资源探明程度看，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潜力依然很大，石油储量的增长处于高基值发展期，天然气勘探处在早期勘探阶段，海相地层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探明率仅为5%左右。2019年，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加大了国内勘探开发力度，勘探开发形势明显好转。我国油气资源开采技术条件复杂、成本高，与国际市场对比，虽然不具有更好的竞争优势，但可以成为稳定的基础性资源。因此，要加大油气勘探力度，尽快摸清基础资源的家底，做到心中有数。此外，结合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适时做好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利用我国煤炭工业的资源优势，保持煤制气、煤制油的领先优势；加大煤层气、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利用，都是应对油气危机的正确选择。

三是推动能源革命，加快能源结构的战略转型。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的《巴黎协议》提出：若将全球变暖温度控制在摄氏2度或1.5度以内，全球需要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净零碳排放。2003年中国碳排放超过欧盟，2006年超过美国，2015年超过美国与欧盟之和。按照发达国家2050年、发展中国家206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要求，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时也应推动实现净零碳排放。2010年以来，国内光伏成本下降84%、风电成本下降50%、锂电池成本下降85%。如果光伏、风电、锂电池成本都能够持续下降，加之氢能和生物质能的开发应用，完全可以逐步替代煤炭、石油等传统高碳的化石能源，实现我国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转型。因此，在能源革命的背景下，需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加快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步伐，推动能源领域的学科交叉与融合，依托重点企业、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围绕高效太阳能、海上风电、高效储能、燃料电池、氢能开发等关键领域，抢占技术制高点，加速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聚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能源领域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可以预见，随着氢能、生物质能、天然气脱碳技术的发展，气体能源+新能源+能源互联网将彻底改变目前的能源格局，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能源不够安全、不够高效、不够绿色的被动局面。

四是持续提高能效，实现传统化石能源的减量发展。与国际能源发展对比，我国能源发展的最大短板是浪费大、能效低。按照世界平均能源效率计算，我国目前能源消费量可创造比现在多一倍的GDP；以美国能源效率计算，可以创造相当于现在三倍的GDP；与日本、英国对比，能效差距还要更大。能效差距除了体现出我国产业结构偏重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方式有关。这就是说，只要持续地提高能效，即便不增加能源投入也可以支撑经济发展。因此确保能源安全，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动力的转换，提高产品、产业和系统能效，包括推行国际先进能效标准和节能制度，推动形成全社会节能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切实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能源转型；以智能高效为目标，加强能源系统的统筹协调和集成优化，推动各类能源协同协调发展。城市是综合智慧能源关注的重点，城市能源消费量约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85%，其中建筑耗能占比为30%，交通耗能占比20%。因此，要及时总结我国近年来在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绿色建筑、绿色交通、低碳城市、零碳园区、微电网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功案例，加快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试想，随着电动汽车、无人驾驶、智能充电以及氢燃料电池的快速发展，就会在交通领域大大减少石油消费，在替代能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能源安全的保障程度。

五是未雨绸缪，确保能源生产运行安全和网络安全。在确保能源经济安全的同时，须臾不能放松能源重大安全事故的防范。不仅要关注煤矿爆炸、原油泄漏、危化品和输油管道爆炸、水电溃坝、火电厂爆炸、电网瘫痪等传统重大安全事故，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环境下，更应关注能源网络安全工作。

2010年9月“震网病毒”袭击伊朗核电站，约30000个终端被感染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其危害不亚于切尔诺贝利事故。2015年12月“乌克兰电网攻击事件”，黑客利用欺骗手段，植入“Black Energy”恶意软件，引发电网主机系统崩溃，造成80000用户大规模断电。因此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网络安全法》等文件，切实完善网络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落实好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全方位网络安全管理。加强行业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网络安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支持网络安全自主创新与安全可控，按照“安全分区、网络专用、横向隔离、纵向认证”的原则，完善结构安全、本体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建立行业、企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平台和行业网络安全应急指挥平台，提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及应急处置能力。推进能源网络安全核心技术突破，重点在关键系统、重大装备、防护体系、专用芯片、密码应用、攻防对抗和检测技术等领域，加强自主创新与应用突破。关注能源生产、经营、消费等领域发展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加强对“大云物移智”等新技术以及微电网、充电基础设施、车联网、“互联网+”等新业务的网络安全风险研究，为行业发展提供网络安全保障。

（编辑  高梁）

完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首先要坚持立足国情，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形成的历史沿革和主要特征；其次，要选好改革突破口，把握好改革节奏和力度，针对养老保险三个支柱的定位和作用，研究制定相应的改革目标和政策措施；第三，要注重发挥养老保险体系的正外部性，把完善养老保险体系与形成并推动长期资金入市有机衔接起来。

   增强制度体系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首先，基本养老保险在广泛而较为公平地覆盖全体国民、提供基本养老生活保障、体现政府责任等作用方面，是其他养老保险制度无法替代的，要始终坚持并巩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导地位。其次，要重视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在提供补充养老保障、改善国民养老保障水平、满足差异化需求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能将“补充”简单等同于规模小、作用小，而是要积极鼓励引导其加快发展。这也是提升养老保险体系效率的有效举措。

要突出改革重点。基本养老保险由于其覆盖全国，社会影响力大，民众依赖度高，其制度的调整应稳妥有序，以完善政策为主。第三支柱仍处于起步阶段，制度空白较多，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广开思路，大力推进改革。

要引导社会转变观念

   在养老观念方面，要处理好基本养老保险与第三支柱的关系，正确地看待养老保险的责任划分，正确认识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才能正确看待自身养老的责任，开展养老金积累。在金融消费观念方面，要正确认识什么是养老金融，通过金融方式解决好养老金积累与安排的问题。这些都是形成长期资金的基础。首先是要形成合理的养老金安排和规划。

坚持提供长期资金，长期提供资金的基本思路

一是在扩大资金规模方面，要将重点放在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等市场化养老保险制度上。虽然第一支柱现有结余资金远远超过第二、第三支柱资金规模的总和，但受到缴费水平和潜在支付压力等因素影响，已很难维持并继续扩大。在制度不发生重大调整的前提下，第一支柱可投资的资金增长有限。未来养老金发展的重点在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二是在延长资金期限方面，要用好现有的具备长期资金特征的基本养老保险结余资金，完善第二支柱制度设计和运行管理，强化长期资金属性，加快建设第三支柱，从起步阶段就坚持围绕长期属性开展制度设计。

完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的思路和建议

要巩固制度、提升效率，完善第一支柱制度

坚持基本养老保险的主导地位，改进制度管理运行。

一是要增加制度透明度。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情况了解不多，相关信息数量少，更新速度慢，这也是引发各界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可持续性质疑和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国家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有关部门应研究如何改进信息披露，适当提升制度运行透明度，减少社会争论，也有利于使广大群众形成合理的养老金预期。

二是要更为合理地开展养老保险制度预测。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科学制定相关参数，对养老金缴存和支付、资产与负债等进行更为准确的预测。同时，可以考虑适时引入相关政府机构、外部专业人员或机构等参与，增强预测科学性。

三是要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计发月数、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等重要指标进行评估。结合预期寿命延长、社会投资收益率波动等适当进行调整。

四是要制定合理资金委托投资方案。在编制科学的养老保险制度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基础上，合理计算可以用于委托投资的资金规模和期限，细化管理，在确保养老保险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资金管理效率。

五是要进一步做好基本养老保险预期管理。结合基本养老保险预测结果，制定针对广大群众的科学的基本养老保险宣传教育方案，让他们了解基本养老保险的定位、功能，引导其自愿加入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为补充养老保险扩大发展空间。

优化制度、改进管理，完善第二支柱制度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推动企业年金制度改革要充分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应坚持立足国情，重在优化制度，改进管理。

一是对企业年金制度进行评估。企业年金制度已运行多年，在覆盖面、养老金规模、作用发挥等方面未达到预期，应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或借助第三方机构的力量，系统梳理总结造成上述问题的内外部原因，科学评估制度运行效果。

二是探索完善制度运行模式。首先，应进一步理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关系，强化受托人选择、监督、制定投资策略等职责，使受托人真正发挥出基金受托管理的重要专业作用，而不是简单的“传声筒”。其次，可考虑取消账户管理人。现有四类管理人增加了企业年金制度运行的复杂性和成本，近年来金融机构信息化水平提升很快，账户管理完全可以通过信息系统予以解决。再次，简政放权。调整现行的企业年金计划、各类管理人资格审批管理方式，逐渐向事后备案或完全放开转变，以减轻相关主体负担，提高管理效率，增强企业年金制度吸引力。

三是改进企业年金投资管理方式，健全长效评价机制，引导长期投资理念。企业年金是长期养老金，现行的短期业绩考核和排名规则引导委托人过分关注短期收益，也会导致管理人出现跟风投资和增加交易频率的行为，不利于形成长期规模资金。应探索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其养老金特征的业绩考核指标，增加长期投资业绩考核比重。引导参与主体提供长期管理服务和长期养老金产品，而不是简单采取委托投资管理模式，签订短期委托管理合同。

四是研究非正规就业条件（弹性就业、灵活就业）下，如何发挥企业组织、缴费的能力，引导个人开展养老金积累。例如，允许企业为员工个人养老金积累提供支持，相关企业缴费可比照企业年金制度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五是研究调整税收等政策，适时打通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允许企业年金计划参加人在调整工作单位、失业等情况下，将第二支柱积累养老金转入第三支柱。

六是探索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联动发展。鼓励机关事业单位为编外人员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并提供缴费支持，已解决正式员工加入职业年金计划后，解决编外人员养老保障的公平性问题。

市场主导，政策引导，加快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三支柱

一是尽早将税延政策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公众对于投保税延养老保险呼声较高，希望能够享受到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试点保险机构经营平稳，在涉税操作、产品设计、销售管理、支持服务等方面积累了经验，具备扩大经营地域的能力。中保信平台运行稳定，能够满足财税部门、参保人、保险公司等各方需求。我们认为，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符合公众需求，具备实践基础。

二是将符合条件的银行养老储蓄、银行理财产品、养老目标基金等纳入税收递延政策试点。

三是简化税延额度计算方式，取消6%的比例限制，直接采取定额模式并适度提高额度上限。

四是坚持养老金长期终身领取原则，在领取期通过制定差异化税率，引导参与者在领取时将所积累的养老金转换为可长期终身领取的养老年金产品，实现与基本养老保险的有效衔接。

五是研究调整目前的税收递延模式，从EET转换为直接免税的方式(EEE), 不再对个人领取养老金征缴税款，鼓励个人加快养老金积累

六是简化涉税流程，将税延养老保险涉税操作相关功能纳入个人所得税APP，推进税务系统与中保信平台对接。引入个人养老金积累补贴政策。

七是探索制定交费补贴政策，引导个人将金融资产转换为养老金。

八是探索将养老金融业务纳入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国民养老金融素养。加强对养老金融业务期限长、收益稳健、长期终身领取等基本特征的宣传，引导消费者理解并逐渐认同养老金专业管理、长期积累的消费观念，接受养老金终身领取的制度安排。加强对于不同类型养老金融产品特点的宣传，引导消费者建立生命周期投资观念，合理选择符合其年龄阶段、风险偏好、目标收益等的金融产品。

  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引导推动长期养老金入市

养老金入市，有利于资本市场稳定与良性发展，但资本市场本身也需要自我完善，加强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制度建设，为养老金入市创造基础条件，有效保障其正当权益，营造出适合养老金发展的市场环境，吸引长期资金不断流入资本市场。总体来看，就是要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一是坚持保护投资者权益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类股东知情权、监督权、参与决策权、资产收益权等各项权利，鼓励企业长期经营，合理回馈投资人，逐渐使投资管理人，特别是养老金管理人形成稳定回报预期，逐渐调整追涨杀跌的短期投资风格。

二是优化资本市场相关税收政策。建立引导性的差别税收制度，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行为。目前，我国对股息红利征税，但对价差交易的资本利得不征税，可能间接刺激投资者的短期行为。研究建立以引导鼓励长期投资为导向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有利于吸引养老金入市。

三是支持产品创新，丰富长期资金投资标的。推动REITs等适合养老金投资的产品加快发展，研究推出适合养老金投资进行风险对冲的金融工具。

四是监管部门要秉持依法监管、从严监管的原则。加强对上市公司内外部的约束，避免上市公司出现追求规模增长而忽视股东回报以及脱离主业盲目投资等行为。

五是健全符合养老基金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征的投资长效评价机制，引导长期投资理念。 

（编辑 季节）

市场经济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为创造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但在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话语体系的“任意剪裁”下，中国崛起的“春天的故事”被不断歪曲和误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英国早期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二战后西方的国家干预型市场经济模式有着显著和根本差别。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模式，实现了对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超越。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的逻辑，必须构建市场经济3.0的理论话语体系。

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史可以划分为市场经济1.0、2.0和3.0三个版本。[1] 按照一般的理解，市场经济1.0对应于工业革命之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其市场主体只有私有企业一维，国家只是充当市场的“守夜人”，与市场截然分开。市场经济2.0对应于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其市场主体扩展为中央政府和私有企业二维，政治权力开始内嵌于经济之中，国家开始成为市场经济内生性主体。市场经济3.0对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对市场经济2.0的发展与超越，集中体现为：第一，国家的经济作用更加宽广；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经济制度；第三，市场经济3.0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组成的三维市场体制。[2]

不同的市场经济版本，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构成了市场经济1.0理论。凯恩斯、当代演化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组成市场经济2.0理论。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代表的解读中国经济的理论属于一种过渡形态的理论。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市场经济3.0的理论体系。

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市场经济只有1.0和2.0两个版本，从而对政府作用的讨论，不免陷入“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这个钟摆式陷阱。将市场经济3.0纳入学术谱系当中，无疑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实践与理论价值，这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实践与理论参照。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要求国家理论必须能够很好地解释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有关机构（如地方政府）以及党的经济作用，否则将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晚年列宁之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曾经有几次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争论，是围绕十月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产生的。后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葛兰西，当时发表了《反对〈资本论〉与革命》一文（见人民出版社出版《葛兰西文选》）。他一方面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同时又体认到，十月革命的发生和历史唯物主义或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是相矛盾的，对这种矛盾客观上需要一个解答。他的这种认识，当时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有反映，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接纳了后一种看法。

列宁在其晚年对类似问题做了深刻思考。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提出了一个解答，其中包含两个要点：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并成功，体现了这种偶然性。第二，列宁问：为什么不能先夺取上层建筑，建立苏维埃，然后再从文化和生产力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呢？列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观方面而言，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爆发革命的理论。就主观方面而言，列宁早在《怎么办》里提出了新的建党学说。十月革命是在这一关于革命可能成功的“偶然性”理论的指引下搞成的，而不是盲目的暴动。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也为中国革命提出了“偶然性”理论，从他在井冈山时期的著作到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再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发展。如果只有历史偶然性，强调生产力归根结底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丢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出了具有因果性质的规律，代表了世界历史中的必然性方面。列宁指出，如果我们谈论的不是一次平常意义的政治革命，而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变迁，则生产力必须发挥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他那里可以是“事后的”，就是先改变上层建筑，然后在生产力上再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如果说列宁试图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建立起联系，邓小平同志则在更高的层面代表了必然性的回归，这一回归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关键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接过了列宁之问，即接纳必然性，并将其发展到新的高度，提出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完成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

 历史唯物论的传统认识需要更新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从理论上系统全面地对此加以解释，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全面更新对历史唯物论的传统认识。

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工作时期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3] 并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4] 这一表述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对历史唯物论既有命题的新阐释：上层建筑（国家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显然嵌入了经济社会基础，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样，经济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两种制度领域截然二分的传统假设，就难以成立了。

    一些学者在这条路线上继续发展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例如，史正富教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包括企业、竞争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层主体的市场经济，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维（私营企业）市场经济。[5] 为此，我们需要发展包括两级政府在内的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理论。

    笔者重点讨论了如何更新对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解释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要围绕两个核心论点：

    第一，生产关系在功能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生产关系表现和适应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和支配；后一种可能性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会受到生产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直接影响。只有当上述两重功能彼此统一时，生产关系的改变才会伴随着不可逆的生产方式整体的变迁，带来经济社会形态的真正进步。

第二，任何一种制度型式（如血族、宗教或国家等），只要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就直接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抑或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两类不同制度的区别，而是制度因其功能的差异而产生的区别。在历史上，血族、宗教和国家都曾扮演过生产关系的功能；在国家权力承担生产关系作用的场合，整个国家机器在功能上被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如外交、军事）仍然是纯粹的上层建筑，另一部分则嵌入了经济基础，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也存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当中。这一观点是波兰尼理论的一个回应。在波兰尼看来，一个“脱嵌的”（完全摆脱其他制度型式的嵌入、纯粹自我调节）的市场，事实上是一个乌托邦。[6] 换言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有市场之外的制度型式嵌入的。波兰尼的所谓“嵌入”，意味着市场之外的制度型式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因而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7]

这里有必要强调：第一，国家成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的原因，不仅在于国家是公有经济的法权意义的所有者，而且在于国家权力直接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第二，国家发挥生产关系的功能，不只是建立在作为国有经济所有者的前提上，国家还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参与生产关系的建构和发挥生产关系的作用。政治经济学需要对这些具体途径开展更为切近的类型学分析和研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参照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需要提出一个理论参照系，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笔者认为，借鉴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可以作为上述理论参照系。孙冶方、卓炯、蒋学模等老一代学者很早就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马克思将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取得剩余的方法划分为两种，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前者单纯建立在榨取或动员的基础上，后者则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前提。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崛起之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便成为居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形成、发展和走向以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为表征的危机，并引发国家的干预。

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发展为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其前提是承认剩余价值和资本等概念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特定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公共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以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剩余。经济剩余的性质，一方面取决于这种剩余由谁来支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它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在何种用途上被使用。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剩余价值的增长主要来自生产力的进步，同时迫于竞争的压力和资本主义经济内含的生产过剩的矛盾，进一步推动资本投资于新部门和新产品。由此还引申出马克思的另一结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以及科学知识“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所说的一个经济体接纳创新的能力。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包含着工人实际工资提高的内在趋势，带来了工人阶级消费水平提高的可能性，从而具有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另一方面，由于剩余价值的支配权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并服从于其统治的目的，剩余价值以及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又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

如果我们采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将其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那么这一模型一方面要求抽象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这就同时假定了作为分配性正义按劳分配原则可以实现；另一方面还要假设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可以定义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委托人”，[8] 即受社会委托承担了积累职能的那部分人。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就共同界定了一种所有制的经济含义。

剩余被利用的方式，决定了这种生产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阶级性（剥削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可以从现实生活中举一个例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所造成的剩余的转移，表面来看是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削，但这些剩余被集中用于国家的初期工业化——在这里发挥作用的生产关系（作为支配剩余的经济权力）是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利益的。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中，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的社会性质也可以在类似意义上来理解。

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发展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在剥去其附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壳后，我们可以将这个理论一般化，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理论，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预设了企业之间充分的竞争，这种竞争迫使企业将其剩余价值或利润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那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是否可以充分地参与竞争？过去40多年改革的许多事例表明，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需作澄清的还有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价值规律究竟是否能脱离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而独立存在？实际上，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诸般作用，如通过价格、竞争、生产要素的流动调节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促使企业节约成本等，都是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为中介而实现的。离开这一规律，上述作用一个也不能实现。

需要指出，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同时包含了资本积累的各种矛盾；那些导致技术进步的因素，也会同时造成失业、利润率下降乃至危机。如果我们要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论作为参照系看待，必然要求将那些符合参照系要求的部分，与那些解释积累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的部分相对区别开来。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与市场失灵

在现实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往往不能以纯粹的方式实现，它会遇到多重条件的约束，它涉及积累自身的环境（利润率是其主要表征）、与积累和竞争相关联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分别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

首先，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是以一场蔓延到两大部类的技术革命为前提的。机器的出现使得科学技术知识在生产中的运用变得日益重要。马克思总结了科学知识和工业的关系：一方面，科学运用于工业，在这里，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外生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技术创新具有所谓的内生性。

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有利于积累的经济环境），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又会自行破坏其实现的经济条件。第一，技术进步在长期内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一般利润率下降并导致积累率下降，资本和人口会出现双重过剩；第二是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考察——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一方面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其他两个条件（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相结合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其形成和瓦解受到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间竞争的强烈影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二战后形成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集体谈判、成本加成等制度型式，造就了新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机制，即寡头垄断企业可以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长的基础上，根据一个预期利润率设定价格，这种定价制度遏制了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就可以借此挤压落后企业的利润。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这三重条件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全社会剩余价值不能充分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从而导致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大量剩余价值转用于奢侈性消费和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金融资产投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遭到了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了一种不利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环境，这便是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这使得剩余的获取脱离了生产甚至以榨取劳动力价值作为利润的新的来源。

现代市场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将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结合在一起，从而证实自己的历史合理性，是任何一个制度面对的根本问题。

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重条件的描述，事实上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这里的“市场失灵”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不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参照而界定，而是涉及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过程的一切矛盾。在这三重条件遭到破坏的条件下，国家的经济作用就显得重要起来。国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尝试重建这些条件，使得经济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参照系复归。

大体说来，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条件，要求国家在汉密尔顿-李斯特所倡导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作用；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的经济条件，要求国家发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还要发挥汉密尔顿-李斯特所注重的贯彻长期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作用；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它与其他两种条件是密切结合的，比如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城市）之间的关系、资本和资本的关系（包括国资和非国资的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等等。国家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制度变迁中都起到重要作用。总之，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和以此为前提的市场失灵理论出发，可以引申出国家的经济作用，进而构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

在这一理论架构下，国家的作用是“内生的”，国家不仅通过嵌入市场经济内部，即作为基础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同时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过程，是国家因应市场经济在矛盾中的发展而再形成的过程。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国家的作用被看作是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必要条件，担负这一功能的国家也相应地“嵌入”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的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理论。在此双重意义上，我们将国家的经济作用视为内生的。强调国家的这种内生性作用，有利于我们破除将市场经济和国家视为某种二律背反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教条，建立一个更为包容、更具一般性的经济理论体系。

                                  （编辑  苏歌）

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冲击下的国际新格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在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凸显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是应对变局的必然选择

当前和“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期，中国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逐步增大，亟待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经验看，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当前形势及未来长期趋势看，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外需萎缩不振，既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对策储备。

面对新形势、新变局，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其内涵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进一步提升价值链的主导能力；其外延就是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有机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前移，带动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

在全球新格局下凸显“一带一路”战略价值

2018年以后，全球化进程放缓，而区域和次区域合作逐步强化，“一带一路”倡议联通了有活力的亚洲与有实力的欧洲。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中国需要加强开拓美国之外的全球市场，同时欧洲国家需要亚洲大市场，在当前环境下更加凸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独特价值。从亚洲看，中美贸易摩擦前，中国企业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迁移就已经开始并在加速，东南亚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趋势将长期化。在中国产业转型过程中，加强与东盟合作关系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点。

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策略选择

通过“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一体化和国际化开发，充分用好国际国内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通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关键环节，有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1.在资源保障上对接周边地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积极发挥亚洲及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比较优势，在资源合作中共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和营造有利的地缘环境。例如，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项目是中非合作开发的重大资源类项目，项目的成功开发能够加快我国建立稳定的海外铁矿石基地，摆脱我国在铁矿石上的高度依存、价格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该项目也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对非合作“八大行动”的务实举措。此外，在周边国家推动以民企为主的农业“走出去”，在粮食补贴及配额方面进行优化，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逐步形成1亿吨粮食的海外储备。

2.在合作机制上联合多边机构共同开发建设。拓展开发性金融、国际银团、PPP模式、投资基金、第三方合作等“发展融资工具箱”，构建覆盖沿线国家的投融资促进网络。设立“走出去”与援外结合的对外投资平台公司，增强第三方合作特别是友好国家及企业的合作，促进援外项目与产业项目的相互转换。例如，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和世界银行集团下设的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融资支持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项目，按照市场化原则，发挥资金动员优势，在各利益相关方权责分配、融资方式选择、商业风险和融资风险分担等方面采用国际惯例，学习其环保及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做法，有效满足合作国发展诉求，增强风险控制能力、国际影响力和第三方合作吸引力。

3.在货币使用上以重大项目为平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实践效果看，“一带一路”建设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形成了中国的生产、产品和贸易的优先次序，然后才体现为人民币进行支付和结算，这就在客观上助推了美元化，新冠疫情发生后这种状态更加突显。对此，需要充分利用新冠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启来推动国际合作，立足大宗商品交易、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建设融资、货币互换和储备等货币国际化关键环节，统筹建立人民币区域性闭环回流机制。一是以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为载体，构建以人民币为计价、支付和结算货币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二是在重大项目及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中，引导市场主体扩大融资安排中的人民币规模，持续推动人民币跨境资本运用和结算使用；三是深化货币互换合作，引导互换人民币进入当地授信系统，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四是鼓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NDB）将人民币作为主要结算货币；五是通过东盟、上合、金砖国家、亚信及银联体等多双边合作机制，推动更多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强化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加强重大项目境外资产保障机制建设

纵观“一带一路”建设全局，我国对海外项目及其所在国的资金、资本、资源等系统性投入大幅增加，与其配套的国家保障机制和利益保护机制尚未健全，存在的中长期风险敞口将威胁我国发展全局，亟需早作谋划、长期布局和妥善安排。

对此，应吸收和借鉴“一带一路”建设七年来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结合国内外各方关切，聚焦重大项目在推进实施中暴露出的共性问题。坚定不移地深化对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有效管控境外投资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资产损失，增强长期获益能力，为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稳定发展提供安全、可持续的金融支持。

1.建立项目分类机制与系统化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建设是系统性工程，涉及的领域极其庞大，主要政策工具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和金融机构，需要聚焦重大项目的系统性谋划，从项目全生命周期入手对项目进行分类，并给予相应的融资安排、担保、风控和运营维护，加强对当地贡献和中国收益等方面的事后评估。如港口、铁路、公路、电网等中长期项目，由于投资金额大、经营周期长，且执行过程中涉及当地及周边国家的地缘、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需要国家给予政策支持。在投融资方面，配套财政资金、援助资金及开发性融资安排；在绩效考核方面，制定合理的尽职免责和风险补偿政策，降低资金综合成本，强化财务可持续，激发实施主体的积极性，保障项目长期可持续的高质量运作。

2.在经济下行周期增强风险处置能力。“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处于全球经济扩张期，中资机构在海外经营风险应对方面经验不足，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目前在经济调整期、冲突期和下行期，更急需补课，提升强化风险化解和处置能力。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经历过数次风险周期的教训，在大量违约处置中能够妥善平衡国际规则和双边关系。因此，我们应加强深入研判，长期关注海外经营风险，如地缘冲突、宗教文化、债务可持续，以及全球疫情的长期影响。增强对重点国家债务治理能力，对待债务减免诉求，既要积极回应、统筹考虑，又要分类施策、因国施策。统筹兼顾沿线国家的疫情演变形势、综合防疫能力、双边合作关系、地缘政治局势等因素，坚持底线思维，及时提出阶段性解决方案。鼓励合作国政府采取PPP模式，将主权债务转化为国际投资行为，保持合作国债务处于可承担、可持续水平。

3.建立沿线国家债务治理长期合作机制。从实践经验看，债务承载能力要兼顾债务规模和使用效率、经济周期、金融环境等综合因素，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治理机制和实际国情，坚持适度负债与经济效益并行不悖的原则。全面评估债务本身带动的造血能力和项目建设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统筹测算对债务可持续性带来的积极影响。一是设计长期有效的债务治理合作模式。重点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运作模式，将建立债务治理合作机制纳入“一带一路”多双边合作正式议题，通过防控机制建设减少国别风险敞口。二是确定务实管用的债务治理合作内容。督促合作国对政治、经济、外交、地缘等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做好评估可研，针对不同情景提出风险防控预案和配套的融资方案。三是协助合作国建立债务风险限额管理体系，整合各类金融机构信息数据，识别、监测成员国的各类债务水平和国别风险敞口。

4.坚持推行“投建营”一体化的深耕模式。疫情之下更加凸显保障中国海外资产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亟待加快适应国际竞争已由价格向投资运营转变的发展格局，对于重大项目合作应进一步增强本土化和长期运营管理意识。中资企业应全面融入当地政治、环境与社会生态圈，做政府责任的分担者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务实对接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诉求，借助援助资金、优惠贷款、商业性贷款结合的国际发展融资支持。全方位提供规划咨询、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等高质量综合服务，有效解决当地政府债务负担加剧、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发展短板，以此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推动中资企业进入发展全球化、经营属地化、产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5.切实推动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充分预估疫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和筹建项目的综合影响，根据项目延期引发的资金供给、建设进度等风险损失，充分发挥发达国家在投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精准制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领域与模式。通过“扩大合作空间、让渡市场份额、弥补资金缺口、对冲延误工期”等应急举措，共同为沿线国家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准确把握疫情带动的应急合作契机，完善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提升合作各方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重创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冲击了全球贸易和投资，逆全球化呈现加速趋势。各国基于抗疫供给安全、减少对其他国家依赖的考虑，将可能采取重振制造业、将海外投资转至国内等措施，从而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大变化。逆全球化思潮下的价值链重构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应主动发挥中国制造业大国和全球产业链中间地位优势，保持稳健的定力和适度的张力，夯实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基础，全面深化“一带一路”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重创全球经济，催生全球化的逆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尚没有明显减缓迹象，各国为控制疫情采取的封锁措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全球经济贸易发展。今年3月初，OECD发布《中期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在中国疫情于第一季度达到高峰，且假定其他国家疫情受到遏制的情况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下降约0.5个百分点；若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减半至1.5%。根据WTO 4月初的预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下降13%至32%，萎缩程度远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12.5%。跨国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延迟资本支出，推迟或搁置现有投资计划，导致停工停产和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最新评估显示，疫情带来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危机，可能会导致全球新增约2500万失业人口。疫情蔓延造成的全球经济贸易衰退，正严重打击生产者、消费者的信心。

近几十年，全球化进程带来各国经贸联系和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当前全球供应链占贸易比重为28%，占全球工业生产比重高达46.7%；比较优势下的国际分工促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迅速发展，提高了各国劳动专业化程度和效率，但同时，国际分工也带来了巨大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各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停工停产措施，直接冲击着东亚、欧洲和北美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单一来源的供应商或专门生产特定产品的区域，可能在危机时期暴露出意想不到的脆弱性，使得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和地区出现物资供应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近两年，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进一步催生逆全球化趋势。疫情促使各国反思国际分工的代价，基于国家安全的目标，一些国家和地区将加快政策转向，强调内向发展和自主发展。

积极应对，加快布局新型经济全球化

疫情不一定导致全球化逆转

正如贸易保护主义始终伴随着贸易自由化过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也是相辅相成的。19世纪以来，多次全球化浪潮都曾因危机导致短暂倒退，危机之后则是更加强劲的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本质上源于资本的驱动性。当一国资源、市场满足不了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要求，资本就会超越国界，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去寻找新投资机会，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流动，经济全球化的源动力就不会消失。

当前的全球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上世纪末期，全球价值链尚未形成。在本世纪，全球价值链紧密结合，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经济系统。跨国公司产品零部件经常由全球数十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其经济所需的所有商品和组件，这种高度的专业化生产使得替代变得非常困难。由此，疫情之后，尽管各国力图将生产集中在本国，但企业也会选择供应链的多样化，引入更多参与方。

全球格局的大调整或迎来新型全球化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基本是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推动的。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过去10年间，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迅速崛起，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在美国之外，陆续出现了多个力量中心，改变了长期由欧美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美国感到自己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远不能抵偿本国制造业的衰落和中产阶级的损失。基于这种认识，特朗普上台后不断干扰全球产业链正常运行，谋求全球化利益的重新分配。

但是，美国未必能够轻而易举地退出全球化。一方面，美国国内支持全球化的利益集团仍具有较大影响力，全球化对美国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美国对世界的依赖程度在过去20年间大幅提升，无法真正地退出全球化实现自我孤立。现在美国更多地是通过综合优势地位，改变自认为对其不利的国际经贸规则，实现全球化利益的再分配，外在则表现为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倾向。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以及以中俄印巴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开始偏离美国与西方设计的轨道。美国和西方国家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分裂日趋严重，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呼声四起的同时，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由于中国较早地控制了疫情并恢复生产，对西方国家的刺激更甚。在此背景下，由美国主导并创建的全球化体制困难重重，疫情之后，我们将迎来新型的全球化。

提前布局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

逆全球化思潮将对中国经济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和加入全球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200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仅为6.8%，2017年已经提升至23.9%；其间对外贸易额增长了约6倍；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的产出占全球份额的38%-42%，2019年中国是全球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

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以极大的代价基本控制了国内疫情，开始复工生产、复苏经济。但因上述种种因素带来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原国际经贸秩序和全球生产网络受到极大干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严峻，并影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调整全球产业布局；一些海外加工企业转移或回流，将可能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也将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极大压力。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逆全球化趋势将增加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已经对沿线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政治形势复杂的国家带来严重影响，逆全球化将会使这些沿线国家雪上加霜。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较复杂，中美关系趋于恶化也会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增速如放缓，将给周边国家产生较大影响，对东盟的影响尤为突出。相关机构预测，若中国经济增幅下降1.0%，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将下降约2.8%，直接造成东盟经济损失约24-34亿美元，占东盟国内生产总值的0.07-0.11%。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也是提升我国影响力的机遇

充分发挥制造业大国优势地位作用，通过协助全球抗疫提升影响力。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28%，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疫情蔓延时期，中国积极向全球提供抗疫和维护社会正常运作的物资，协助全球抗疫，充分发挥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作用。

从全球产业链中的相互关系看，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而同时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分析数据，按照贸易、技术和资本的依存度指数看，2000年时，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指数为0.4，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为0.8；2012年时这两个数据分别为0.7和0.9，到2017年时则分别为1.2和0.6。面对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基于基本控制本国疫情的现实，可充分利用自身在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地位，坚持开放，尽力维护全球供应链，化解某些经济体的“脱钩”倾向。

抵制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倾向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逐渐接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已就遏制中国的发展形成共识，并借口疫情“甩锅”中国，加紧营造中美间的紧张局势。美国已经在科技和知识产权领域推动与中国的“脱钩”，特朗普政府出台了“由国家全包成本费令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回”计划。在美国的推动下，欧洲和日本也开始强调自给自足、重视区域市场。虽然在短期内“脱钩”有较大难度，但假以时日，美欧将可能各自建立相对独立的合作圈，对中国外向型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加工型外资企业正加快向东南亚转移，如果国内产业调整升级步伐跟不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

美国打压中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阻断中欧间的经贸合作。从全球经济版图看，各区域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密切，但各区域贸易占全球总贸易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1995-2007年间，全球发达经济体消费了81%的全球商品，而在2017-2030年间，预计发达国家在全球消费总额中的比重将下降到49%。与此对应，发展中经济体的占比将由19%提升到51%，其中，中国将由10%提升到16%。全球化让世界各区域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如果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紧密结合，将使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地区成为真正的孤岛。

强化区域性合作

当前，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端位置，前端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严重，后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人力的依赖不断提升。我们需要从价值链两端着手，应对美国推行的“去中国化”企图。

强化与欧日的经贸合作与联系。美国强迫其欧日盟友一起与中国“脱钩”，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虽然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有很大的依赖，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与欧日合作进行替代。首先，加快推进自2013年就已经启动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争取尽快签订协议，进而启动中欧FTA（自贸）谈判，以强化中欧双边经贸合作的基础。其次，在欧洲寻找新的具有价值的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伙伴，深化中国与欧洲的经贸关系。英国脱欧已近完成，其加强与其他国家经贸合作的意愿强烈。其三，加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进程，基于签署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完成谈判的RCEP法律文本，尽快签署中日韩FTA，筑牢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巩固全球价值链下游的需求。首先，深化与RCEP签署国的经贸合作。目前RCEP文本谈判已经完成，16国中仅印度没有加入，应进一步巩固与东亚、南亚、东南亚的经贸联系。其次，探讨推进中蒙俄FTA谈判，强势构筑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主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第三，通过“一带一路”的经济走廊建设，将东南亚地区与欧洲紧密连接，构筑庞大的亚洲经济板块，共同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

发挥建设性作用，进一步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推动多边主义发展形成新型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主义面临困境之际，中国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多边主义发展，首先应推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和谈判。

WTO体制所遭遇的困境，不仅源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源于其自身的规则缺陷。目前美国特普朗政府孤立主义倾向日益鲜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极大危机，而中国在WTO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我国应主动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方案。在现有框架内探寻渐进式改革路径，通过程序性、技术性改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走上正轨。

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推动构建新型全球经贸规则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与WTO基本原则是相互吻合的，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也由于缺少通行规则，其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加大。规则的构建应尽量符合已有国际经贸规则，再加上沿线国家基本都是WTO成员，WTO有资格成为“一带一路”规则构建的借鉴对象。在WTO改革和谈判陷入困境之际，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相关规则的构建，正可充当WTO改革中国方案的规则试行平台，进而推动构建新型全球经贸规则体系。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中的话语权，也有助于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编辑  高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