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巧记中央精神

共产党员网

2015-04-30 09:46:58

习近平曾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

习近平曾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那么,广大党员干部应该怎样高效率地学习中央精神呢,教你一招,用数字巧记中央精神,可谓“只要会数 数,不怕记不住”。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习近平20139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其作为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习近平201310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提出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两个责任

201311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各级纪委要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 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

三严三实

习近平20143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就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三严三实”要求的内涵

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20141213日至14日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这是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

一张图了解“四个全面”

五个必须

习近平201511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提出了“五个必须”的要求。

守纪律讲规矩要做到“五个必须”

八项规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124日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来源: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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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

《明史》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段子”,今天读起来还让人会心一笑。

1376年,司法部副部长茹太素给朱元璋打了一份报告,长达17000字,朱元璋看得眼花,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都念到6300多字了,还不知道要说啥。朱皇帝实在受不了,当场找人把茹部长狠揍了一顿。第二天又让王秘书接着念,从第16500字到结尾,茹太素提了五条工作建议,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朱皇帝采纳了其中四条。

事后朱元璋苦笑说:“当大臣不容易,当皇帝又容易吗?我需要的是接地气,解难题的意见建议,可明明500字就能说清楚,这老茹偏要整一堆没用的,真耽误事。”

一直有人对朱元璋暴打茹太素有看法。对下属一不合意就动手,作风确实简单粗暴,但了解背景后,对事情的理解会更全面。

朱元璋定都南京时,新政权面临大量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内外形势都很严峻。各业不兴,社会无法正常运转;土地不均,饥民遍野,人口数量下降;矛盾尖锐,官民冲突时有发生;退居塞北的残余势力企图卷土重来。

特别是进城之后,明政权中许多官员贪图享受,不想进取,各派人马争权夺利,贪贿成风。中央政府权威低下,政令不出南京城。官风虚头巴脑,政权在文牍中空转。此时朱家王朝基础不牢,随时可能夭折。朱元璋忧心如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做了一系列重大整顿和改革。

就在狠打茹太素这些年,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设“三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构建了明王朝的行政和统治架构。他借鉴汉初经验,实行轻税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恢复和发展的各种措施,创新惠民利民政策以收拢人心。在打击贪腐方面,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卖力,其手段之残酷可谓空前绝后,明初吏治因此稍微清明,政权的合法性迅速得到社会认同。

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子。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干脆就是口语,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

制度加榜样,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议事方式逐渐转变,使得明一代公文比较简练有骨,行政效率较高。史家认为,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封建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典章,不但打下了200多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即所谓“清承明制”。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史鉴凿凿。试想,当初如果朱元璋放任官员队伍混日子、玩虚的,把时间年复一年耗在文字游戏中,不要说成就伟业,就是当个“维持会长”都很难。所以,茹太素这样没有使命感、紧迫感的官员,遇到有抱负、真干事的朱皇帝,不挨揍才怪!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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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骅:中纪委派驻机构干部,法学博士。文章摘编自《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此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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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的作风问题

习骅

2015-04-02 15:10:47

作风问题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派。内心既然没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位置,人就是丢了灵魂的行尸走肉&...

庆亲王奕劻虽然能力有限,名声不佳,却是清末政坛常青树,若论地位之显赫,除了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就数他了。自1884年至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后期荣升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

生逢乱世,肩上的担子又这样重,庆亲王自然忙得四脚朝天。但是庆亲王的业余时间更忙。吃饭、打牌、挣钱这三件事,是庆亲王业余生活的主旋律,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也耗掉了大清最后的一点生机。

请客和吃请,是庆亲王每天的必修课,宴会主题名目繁多,以庆贺生日为主。哪里来这样多的生日呢?这和当时的婚姻制度有关:有钱有势的人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排着队过生日也就不奇怪了,一年365天根本不够用。所以,要是一天撞上好几个过生日的,就不得不跑场子,不到大半夜哪里能回家,常年如此,确实辛苦得不行。

像庆亲王这样的成功人士,自家办生日宴会、顺便收点礼金之类的事,已经够他忙的了,考虑到礼尚往来的传统习俗,别的有头有脸人家的庆生活动,不去也不合适。如此一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

剩下的时间该歇歇了吧?不行,他还得打麻将。过去宫中并不时兴这玩意,主要是慈禧对此没啥兴趣。但是庆亲王一贯要求进步,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开来,使打麻将成了晚清皇宫中最流行的娱乐活动,从宫女到太监,人人乐此不疲。

当时大清正值内外交困,慈禧自然是焦头烂额。哗啦啦洗牌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乐,对于纾解紧张烦闷的心情似乎有好处,所以慈禧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

庆亲王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时让他的一个小老婆进宫,陪慈禧或她身边工作人员来两圈。这个小老婆是庆亲王所有配偶中麻将打得最烂的,每次进宫陪打,随身带去的银票总是不够输,中途还得回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不同看法,慈禧坦诚地做人家的思想工作:“我又不傻,他有几斤几两我能不知道吗?但是呢,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说他没本事还真有点冤枉,至少他的理财能力是出类拔萃的。清朝中央政府官员的工资并不高,要想理财,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对此,监察部直指庆亲王“细大不捐”,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他的生财之道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卖官。他家俨然是官帽子专卖店,明码标价,诚实守信,一分钱一分货,买卖好得很。其中最著名的一单生意,是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万两,立马就买到了布政使、黑龙江代理巡抚的高帽子。这样的事情多了,社会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庆氏公司总经理!

经认真调查核实,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稍早,简·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年薪30英镑,生活就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不过2000英镑。可见庆总企业的效益有多好!

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庆亲王在理财方面绝对有创新意识和超前意识,可谓前无古人,开风气之先。虽然外国银行已经大量进驻中国,但是一来国人觉得它不可靠,二来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愿意到中国人办的银行或钱庄存钱。而庆丰王却反其道而行之,格外信任和青睐外国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分钱!

堂堂大清宰辅绕着本国企业走,真是耐人寻味!庆亲王要是迟生100年,不是个怀揣外国护照、见首不见尾的“裸官”,那就怪了!

庆亲王位高权重,他的业余爱好自然影响深远,直接引领了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 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当时北京的餐饮业、娱乐业十分发达。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灯红酒绿,洗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澡堂子、戏园子、茶楼、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成了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和娱乐中心,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日日嘉年华会,夜夜声色犬马,除此之外,这个国家的精英似乎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做。

由于言官冒死举报,买官的段芝贵在上任途中就被撤职查办,而卖官的庆亲王却安然无恙,照样每天忙于饭局、牌局,进出外资银行,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同事们的生活轨迹跟他毫无二致,曹汝霖等一批重要人物,都是洋银行的大客户。至于今夕何夕,他们哪有时间去费这个脑子。

对此,连老外都忍不住了。莫里循毫不客气地写道,庆亲王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在坑害这个国家。力主彻底改革的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则仰天长叹:“釜水已沸,而鱼竟不知!”他说这话的时候,日历已翻到了19116月。

辛亥枪响六年后,庆亲王寿终正寝。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朝这才明白过来,但是此时再来总结经验教训,显然已没有意义。但是,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庆亲王是一本难得的居安思危的好教材。

乍看起来,庆亲王整天吃喝玩乐,纸醉金迷,是一个典型的“四风”不正的干部。其实,作风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派。内心既然没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位置,人就是丢了灵魂的行尸走肉,除了奢侈享乐、消极腐败,他还会有别的人生乐趣吗?他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吗?让这样的干部掌握国家命运,不要说处于王朝末世,就算在康乾盛世,结果也不会好多少。可见,干部作风问题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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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骅:中纪委派驻机构干部,法学博士。文章摘编自《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此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改革一直备受关注。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国资国企改革均被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Ӎ...

需要注意,作为顶层设计的国企改革总体方案文件尚未出台。这说明决策层对国企深改的任务、途径和操作细则的制定十分慎重,也表明因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涉及的政策协调面大、社会上的误读多,需要前置防范和化解的问题不少。

另一方面,过去一年“地方版”国企改革方案则是“竞相纷呈”。到今年的地方两会,31个省份都已经提出了2015年地方国资改革蓝图,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兼并重组”、“分类改革”、“整体上市”、“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等等。目前一些地方的方案制定和实施情况表明,对国企改革一些基本问题理解存在偏差,比如片面将“混改”当作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

必须吃准吃透深化国企改革目的、任务的全部。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利于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但并非是搞好国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灵丹妙药和全部内容,不可能指望“一混了之”“一混就灵”。混改失败的案例并非个例。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资国企改革首先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有序实施、分类推进改革。包括“混改”在内的诸多国企深化改革措施,都是为了解决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国资监管体制需要完善、国有资本运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国企改革首先要服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益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按照183中全会文件,国企改革的基本措施至少包括:

一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二是加强和改进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全面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又体现效率和公平原则的激励机制;

三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资本利用效率,同时严格程序、明确范围,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是坚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试点,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形成国有资本流动重组、布局调整的有效平台;

五是分类别多渠道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建立成本合理分担机制,政府要承担责任,但不能全部依赖政府买单。在具体推动过程中,注意区别对待,注意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在取得实效上狠下功夫。

这些改革措施,哪一条都很重要,哪一条落实起来都不容易。相比起来,反倒是“混改”这一条更容易整出大声响。但千万别以为“混改”是国企改革的全部。检验国企改革的成效,也不是看你搞了几家“混改”。心思全都放在搞“混改”上,显然没把准顶层设计的主脉。手段永远不是目的。运用什么样的手段、怎样运用手段,都需要围绕国企改革的根本目标来考虑适配。检验国企改革成功与否,在于是否能加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发挥好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2015年3月6日下午2时30分,全国政协12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常振明委员应邀参加,并就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国企改革重点等问题...

201536日下午230分,全国政协12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常振明委员应邀参加,并就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国企改革重点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以下主要根据记者会内容进行整理,并根据本人意见做了补充。

现场记者提问:请问常振明委员,现在国企改革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但是当前社会上对国企有很多看法,比如效率低下等,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今年的国企改革如何深化?

常振明: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身在国企,我认为真的不能把效率低下这个词和国企划等号。比如2003年,我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一共有11家,都是国企;到2014年,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中国国有企业有84家,这是国有企业全球实力的重要体现。另外,在评价效率的时候,除经济效益以外,还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有些行业,比如高铁、石油、电信主干网、北斗导航、大型运输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是具有投资大、社会影响大、回报期长的特点,需要国企来完成,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随着我国市场化的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企、民企等会有一个自然分工,有些领域适合国企干,有些领域则适合民企干。

另一方面,做大、做好和做强国有企业也是由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我国国情决定的。36年前,在中国刚改革开放时,一谈到企业就是国企,所以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企业的基因是国企。现在国内企业都是按照《公司法》注册,实际上在注册时并不区分国企和民企。如果要给国企下一个定义,我理解企业有个行政归属,归国资系统管的就是国企。

当前,国企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不可否认。主要是两类问题:一类是自身管理问题,一类是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国企自身管理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点所有企业都应当做。国企还有一些特殊要求,比如按照国家要求建立的“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按照中央纪委要求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国企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企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进行解决。今年国企改革的内容我认为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管资产过渡到管资本。因为资本是有属性的,资产则是属于企业法人的,这样做可以给企业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国家通过资本纽带行使管理的权利。二是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分类推进改革。实际上国企千差万别,需要界定它的功能。我理解主要是明确公益性企业应该更多地侧重社会效益,而竞争性国企更多侧重于经济效益,需要根据国企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考核方法和标准。当然,竞争性国企既然要在市场上竞争,就需要严格遵循市场化的淘汰和退出机制,国家可以根据资本的收益率对国有资本进行优化和配置。三是挖掘各类资本的潜力和活力,有序推进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尽可能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此外,采取市场化人才激励约束机制,体现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也是十分必要的。我相信通过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将使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也必将释放出更大的活力和动力。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宋以来,由于地权出现高度分散和高度流转之势,市场经济冲击的社会呈现高度流动、高度分化之态,乡村组织的重建便成为社会管理的...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宋以来,由于地权出现高度分散和高度流转之势,市场经济冲击的社会呈现高度流动、高度分化之态,乡村组织的重建便成为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仁人志士从设族田、建祠堂、修族谱、树宗族权威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并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其实,早在宋代就有“新农村建设”,这个运动并一直延续到明代,明中晚以后接近完成。这个观点让很多人觉得很惊奇,也很新鲜。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看,农村面临一系列困境,尤其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以来。当时据说有2.2亿的农户作为农业的生产单位,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5亿,人均耕地也就一点几亩,高度地分散化;而这种分散化又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规模之大,在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应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把它称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话当然是借用了洋务运动的几个领袖的话,当时他们感受到的变化,和我们当代感受到的变化相比,我们更有理由说这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想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变化,然而面临很多来自经验方面的挑战,不能如愿解释。对于晚明几个大思想家,通常我们都会按照原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观点,把他们看成哲学家,过去我也这样认为;但当从当代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出发来重新看待宋朝的历史,发现并非如此。一方面,宋代的一些思想家对社会的重大变化、对他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试图从理论上(高层的也就是形而上的层次)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就产生了理学和心学,读哲学史的人都非常熟悉。另一方面,他们的解释运动,理论的创造活动,其实都是为了整个乡村组织的重新建构。

宋代乡村组织建构的社会背景

一般的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一些研究土地的专家都公认唐宋之间发生了重大变革,当时宋人也考察到了这个现象:从东汉一直到唐的世家大族,在唐末和五代时期,基本被消灭了。宋初的统治集团,除了所谓的“黄袍加身”、原来的军功集团以外,通过大量地启用庶族地主阶级弟子当中的知识分子,严格科举考试,而和政权相关的世家大族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上层建筑的变动其实也反映了宋朝整个经济基础的变化。

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权的高度分散和高度流转。这个“高度”,我指的是与唐以及唐以前相比,是高分散、高流转的。第二个是银本位制上升。从战国到秦汉,有两个币制,底层是铜,高层是金本位制。而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的中晚叶,金本位制就全线退出了。铜和布帛被作为货币单位,说明当时重新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颜氏家训》里面就记载了基层在当时是很大的团体组织,这个团体是庄园也罢,或者什么也罢,内部是非常自给自足的,几乎不用货币,缺的就是盐铁而已。到了宋代,银本位制产生了,除了本国银矿的大量开采以外,银还来自于国外——当然比较少;后来开始从国外大量地输入银,特别是明中晚以后,南美的白银进来了,日本的白银也进来了。所以,到了晚明以后,当又一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而来,土地更加分散化了,农户和土地配置的稳定性也大大降低。因而,可以说自宋以来就出现了我们解放前看到的,由于农户的劳动力和土地配置的不稳定性而产生的社会几大阶级,如地主、富农、中农、佃农以及雇农,所以当时就流行这样的话,叫“千年田,八百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这些都出自宋儒的话语)。王安石变法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个现象,因为他当时不知道货币经济的发展所加剧的土地流动对政治和行政管理的影响,以及如何来管理这个全新的社会,有感觉而无经验;就像我们今天要管理这样一个高流动、高分化、向货币经济转变的社会一样,也缺乏经验。当然,现在的规模和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比那时要大得多,也深刻得多。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宋在城市的结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史无前例。唐和唐以前的城市结构与宋时的结构完全不一样———幸好当时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画面,那就是《清明上河图》,它具有重大的社会学解读意义。如上我所讲的重大变化,史学家包括当时的观察家们都已感受到了;但当这些现象被纳入到当下主流的历史叙述框架时,却遗憾地造成了许多解读上的困难。

自商鞅变法以来,中国是编户齐民,国家是与农户直接发生关系,而不是与村直接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国家从来不承认村落的存在,所以在农户之上要建立起一个行政的架构,因此到王安石时就搞了一个所谓的保甲的建构。其实,这些建构都是行政的,我们却一直以为它是自治的。由于当时地权的高度分散和流转,大量的农民会失去土地,失去土地就会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流动就不乏有为匪为盗之举,因此社会治安在宋初相当混乱。这也是宋把政治重心转入内政,对边防不加也无力加以干预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攘外必先安内”就产生自宋儒的学说。这是宋代的社会背景。

乡村组织重建的理论根基

在这个背景之下,对乡村组织的重建第一次加以思考的,我认为是张载,他在《经学礼窟》里面有一个“宗法篇”,另外在《正儒》和《易说》内也有若干个章节,都谈到了乡村组织的重建问题。面对世家大族在宋代瓦解的局面,他第一次提出了重建宗法组织的主张。对于重建宗法制,我们理学的史书上一般都批判它是荒谬的、倒退的,其实它隐含的意义是用宗法制来重建乡村组织。因为在唐代,法律规定,如果祖父和父母在,则兄弟不能分家;所以,它是中型的家庭制度形态。而到了宋代,法律维持不住中型的家庭制度形态了,进一步分解成小家庭,两代和三代的家庭成为家庭的基本格局;而几代以后,同一个宗族内部,当一些小家庭丧失了土地,宗族便无法维持。这时,宗法制度就要求以共同体(凌驾于家庭之上的,比三代家庭更大的宗族组织,为稳定社会、为宗族内部的各个家庭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我把它也称地方公共品的供给问题)来重建。

与此相关的,就是怎样建立权威组织?当代中国也建立了不少组织,但权威老是树立不起来。回到宋,当时一方面,中国诸子均分,加上土地流转加快,家长(小家的家长)成为中国社会权威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其社会结构布局上是皇帝,下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各级官吏,真正植根于底层社会的权威荡然无存。所以,要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必须有共同体内的权威。而谁有权威?张载的说法是宗子。当然,他有一点复古和荒唐,但他的宗子制不是嫡长子制,长幼的原则和贤与不肖的原则可以并存。这就修改了以前的宗法原则,就是说,如果你德才兼备,虽然辈份较低或者说是旁支,也可以做宗子,这是其一。再就是提出要确立财产权。他认为,一个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体的财产权(就是我们说的两田制),没有集体经济,这个共同体是会崩溃的;因此明确提出要建立共同体财产权,而这个财产权,要集中在宗族和宗子手里。祠田就是这个时候才提出来的。第三个方面,唐和唐以前庶民不能立祠堂,庶民的祭祖只能允许有三代,而且只能在家里面设个家庙;在家外立祠堂,则是士大夫的事情。张载第一次突破了传统儒家的重大限制,就是让老百姓、一般的农民,也拥有了立祠堂的权力。这样,小家之上的宗族制度框架基本上被他构建起来了。

关于程颐的理论,因为他与张载有交流,其学说也差不多,包括建立族内的祠堂、祭田。需要提及的一点是,程颐还明确规定,要从共同体内全部的土地,即从私田里面拿出1/5为公田。可以说,他已经把这个共同体的组建原则———经济的、政治的,还有文化建设的都详细阐述了。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宋的文化建设、理学的重建,都是为了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稳定,是赋予其文化意义———如果没有文化意义,没有赋予它新的文化意义,这样的组织是无法建立和有效运作的。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比如,由于家庭小,外来的媳妇嫁进来以后,她要把丈夫和孩子作为共同体,提高她的地位和利益。所以,宋儒反复强调原有的儒家训教,即除了老婆带进来的那个嫁妆可以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其它的一概不准,这就防止了共同体的内部由于外来媳妇的原因,使诸子分家的倾向扩大化。

乡村组织的实践演变

到了明代,邱浚的各种具体建议被逐一创建、试点,明中期以后成为定制,由国家的法令来加以推广。梳理明以来的乡村建设,王阳明也必须一提。由于明中叶以后,白银大量进来了,拜金主义风气上升了,中国历史进入了第三波更为汹涌的商品经济浪潮,所以他按照传统的方式要在道德方面进行约束,其首先就要制心。可见那个时代已经明确感受到,如果德治不住,法还能治得住吗?在王阳明的乡村重建过程当中,其重点宣扬的就是乡规民约。他把北宋时期的吕大临、吕大防的《吕氏乡约》,还有朱熹对《吕氏乡约》增加的部分,进一步地扩充。并且,他自己还搞了一个《南赣乡约》,大概是在江西南部,后来在江西一带广为流传。

具体到了清代,朴学兴起———我们一直以为这是对政治高压的躲避,其实不然。他们花了比宋儒、明儒更多的精力,对先秦不同典籍中涉及到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严密的考察,以期恢复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的原貌,许多人都留下了有关宗法制考证的著作。一直到清嘉、道以后,龚自珍(未受西方学术浸染的最后一个人物)也看到了土地流转、人口急剧膨胀的危险;到处寻找土地进行开垦,当其进入了少数民族区域和山区后,与当地的原住民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乾、嘉时期的所谓白莲教起义,其实都是因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向汉江流域、长江上游、湘西大规模迁移寻找土地,和当地的原住民发生了冲突,而当冲突扩大化,官府涉入镇压,起义便闹起来了。而且,当时那些脱离土地,离开宗亲关系的农民,只能依靠所谓的民间宗教来加以组织,实施自救。这样,我们又解释了明清以来的所谓民间宗教,至少是南方农民的民间宗教,其实就是失地农民的自助组织,后来演变成所谓的青红帮、黑社会。

第一批受到西方政治学说浸染的人物,像冯桂芬,他写了《校邠庐抗议》,提出要建议会、搞民主制。许多人以为洋务运动中他是最早鼓吹议会制的重要人物,其实不然,他的重点依然是鼓吹要在农村重建宗法制度。他强制规定宗族组织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有了经济基础以后,对集体收入派什么用,也有严格的规定,其中多是关于基层公共供应品的。具体如:第一,建立养老室,供养族内的老人。第二,建立恤嫠室,供养寡妇。因为古代男女有别,现在我们说养老院,他分成两个,男女各一个。第三,建立育婴室,抚养族内的孤儿。第四,建立养疗室,也就是族内的乡村医院,来救济族内经济状况比较差的族人。第五,建立读书室,供族内贫寒子弟念书。第六,建立严教室,禁闭那些族内的不肖子孙,令其悔过。此外像族田、公共水利、道路,都在供给范围之内。

结语

最后,我将对如上梳理再做3个方面的简单概括。

第一,宋以来乡村组织建设的3种策略。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小农经济的基本样式已经出现,并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前。核心问题是农户经济和土地配置的不均衡,引起了以地权为中心的阶层分化在族内的延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族内已经有了阶级分野的性质。而要把阶级分野的性质约束在整个宗法共同体之内,必须建立宗族的经济共同体,即族田。族田是这个集体存在的经济基础,宋儒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要求用国家法令来维系族田,不被后辈那些不肖子孙所瓜分。这是我总结的第一点。其次,维系这个宗族组织,必须要有权威系统,组织内这个权威系统如何建立,宋儒有各种建议。他们希望以血统为基础,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所以采取家长制基础上的选举制,即由各个家长共同推选出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作为维系宗族组织的最高权威。再次,为了构建族人共同的认同,不让族内的成员一直贫困下去,文化建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祠堂建设和族谱建设。族谱是为了追宗认祖,祠堂是为了春秋两祭,也是为了调解内部的纠纷。祠堂两祭的过程中要奏乐,这里特别强调一下“不同礼乐的不同社会作用”这个说法——因为礼讲分,讲等级;而乐讲和,大家听同一个音乐,无长无幼,没有什么高低等级,有利于加强族人的认同感。这样,任何一个族人衰败下去,族人都有救济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为什么南部丘陵山区的宗族组织可以延续几百年?就这些运动的推广所获得的实际的收效,南中国即长江以南的丘陵山区比较明显。这是因为在宗族内人口会增加,土地却不会增加,这是这个制度的天然缺陷;但是这个制度缺陷在丘陵山区得到了有效的弥补———因为可以通过向外开垦土地(如层层梯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当然,还可以提高复种指数,南方复种指数的提高,就源于早稻的引进;晚明以后,南美的农作物也引进了,有些不能被小麦和水稻利用的土壤(如可供种植红薯、土豆),也被大规模地使用了,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

那么为什么北中国维系不足呢?和元有关系。元明战争,基本上都发生在中国北方,即黄淮流域。黄淮流域人口发生了最剧烈的动荡,人口耗去了90%,这里的宗法组织基本上被打散了。现在河南、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的人口,主要是从山西,包括一部分陕西迁移过来的。这个迁移过程,持续了50多年,明初两朝皇帝曾在山西设立机构,从那里迁移人口。所以到了晚明以后,因为国破家亡,顾炎武要举兵反清,而为了寻找军事力量,就特意去找农民,一路往北走——然而,他向北方走了几千里,没有发现大的宗族组织;一直跑到陕西华阴县,才发现几个大概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宗族组织。于是,他就专门研究为什么北方宗法组织解体,如果要详细了解这些情况,可以读他的《日知录》。

第三,宗法组织的内在张力。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内在张力,或增加或缩小,宋儒、明儒都讨论过,讨论结果是各有利弊。一般的主张是要建大共同体。因为小宗族制、分家制会造成社会分化的加剧,骨肉相残,底层无法得到救济,还有各种小的水利设施、道路设施无法供给,这些都是他们当时考虑到的,不是我胡加进去的。这和我们现在新农村建设要提供乡以下的地方共同体的公共品,完全一样。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的张力,在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也发生了。引起大公社制度(即大公社作为一级核算单位)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村落、家庭都打散了。所以大公社作为一级核算单位自1958年末,一直到1961,毛泽东最关心的是那个超过家庭而到大公社的核算单位是什么。他找到了。以前他以为是大队,后来让步退回到自然村落,“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所以我一直说,自然村落是农民共同利益的最后边界,自然村落的利益边界是有传统的,如果突破,就很难维系了。也因此,1962年以后的小公社制度基本维系了下来。这是我讲的这个制度建立的初衷以及内部隐含的矛盾。此外,小公社制度的家和生产队之间也有张力。这个张力,在南中国小一点,在北中国大一点。在北中国当中,淮河以北地区的张力更大,这也为解释分田到户(单干)在安徽淮北率先开始提供了注解。

综上所述,只要是小农经济的农耕社会,必然会发生分化,它缺乏组织。宗法组织应该说是宋儒的一个发明,或者说是恢复过程中的重新创造,以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所以,明代的相对稳定和宗法制度是有一定关联的。清代的相对稳定,也和这个有关联。当然,雍正、乾隆年间,由于人口继续膨胀,继续要增加土地,宗族间的械斗也相当厉害。如上已述,明后的宗族在南中国比较成功,上世纪30年代,当毛泽东在南中国调查的时候,他就发现眼前所呈现的根本不是马克思的一般理论所能解释的,那里的田,大量的是祠田、族田,说它是地主阶级的要把它分掉的只是贫下中农的要求,这就再度解释了农户和共同体的张力。正是因为有这个张力,如果共同体组织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的介入,即国家政策法律的介入,没有强大的文化建设,也是不可能维系住的。因此,“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个体小家庭内心的渴望,而为了小家庭的利益,就把共同体给瓦解了。当然,也有反抗,但这个反抗很弱。这个共同体解体以后,对生产力的暂时的增长,应该承认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现在的弊端也都显示出来了。因此,如何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一个组织,是当代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

那么,就新时期乡村组织的重建而言,当我们把“村民委员会”作为承担个体农民组织的有效途径,不同的价值相关者随之便赋予这个组织不同的意义。西方人赋予它“民主”,国内的一些人也赋予它“民主”,而当被赋予得太多,它也就承载不住了。那么,有没有其它的组织形式呢?《农民专业经济合作法》起草之前,有人建议在县乡两级建构一个农民协会组织,以增加农民的合作空间。但是,这里我们必须清楚的一点是,组织本身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应是提高农村对城市谈判能力的唯一途经,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新农村建设确定为组织建设的原因。那么什么叫做组织呢?关键就是要确定这个组织的有效性,要有一定的权威,还要有一整套的文化机制来保障。文化就是价值,说我们这样生活比那样生活好,这就是价值,这恰恰是梁漱溟谈到的,这点也是他的核心观点——我们中国人只能这样活,不能那样活——这也应当是文化建设的中心思想。在货币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要构建一个新农村,有效抵抗城市消费主义等的侵蚀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城市的消费文化扫荡整个农村,先把它变为落后、变为迷信;然后,又唯恐其不够发达,唯恐其不以经济建设、不以金钱为中心,而大肆克隆城市发展模式。这种心态和行为是导致现在整个农村情况不断恶化的内在原因。所以,我最后必须重申,没有文化建设,也就不可能有新农村的组织建设;而没有组织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单靠我们政府和财政的转移支付,要把八九亿农民背进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在我看来,不大可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是盟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却难以抵御日本的入侵,致使大片国土沦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是盟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却难以抵御日本的入侵,致使大片国土沦丧,人民颠沛流离。美国却是综合实力首屈一指。在两国国力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美国总统罗斯福认识到中国在世界全局上的重要作用,决心与中国合作对抗法西斯国家的挑战。

在当时的美国政坛,罗斯福可以算是“知华派”。其家族在华成功的经商史,对罗斯福影响颇深。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罗斯福代表美国对日宣战并决定与中国等国结为盟国,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对罗斯福的对华政策,美国部分政府官员也包括英国等传统盟友都颇有微词。许多人认为,罗斯福“在中国事务上感情用事、肤浅、不现实”。这当然是小瞧了现实主义大师罗斯福的智慧,也忽略了中国的巨大潜力。

在罗斯福看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虽然它当时积贫积弱,但这个拥有数亿勤劳人民的大国注定要成为强国。罗斯福要求美国政府重新定位对华关系,他对副国务卿韦尔斯说,殖民帝国的时代早已过去,“为了自身的安全,西方世界必须抛弃亚洲人是劣等民族的看法。平等地对待中国,是防止未来东西方之间产生根本对立的最好办法。”

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说,他之所以把中国列为四大国之一,“并不是他没有意识到中国现在的软弱,而是着眼于将来,……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我们最好把它当作朋友看待,而不能使它成为麻烦的潜在来源。”他明确指出,“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至少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罗斯福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期许,被丘吉尔斥之为“浪漫的中国幻想”。从今天回望,显然罗斯福更具有历史的远见。

罗斯福知道,政府官员并不理解他的对华政策。为防止行政部门的干扰,罗斯福采取了总是派特使访华的做法,力图在中美之间建立特殊的联系渠道,而不是依靠国务院的官员。通过这种“特使外交”,罗斯福直接掌控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止如此,美国还向延安派出了美军观察团,保持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如今,我们正面临“旷世危机”。世界秩序正在经历大混乱、大调整的巨变。在此关头,尤其需要美中——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两国应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总统则表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和平发展。从庄园漫步到瀛台夜话,中美双方都在试图寻找促进相互认知、彼此合作的路径。

由罗斯福开启的中美战略合作,几经波折,时起时伏,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能不能彼此平等相待。能够平等相待,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关切,两国关系就好,至少不会出大麻烦。如果只考虑自身利益,不顾及对方,就会出问题。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来重视关系的对等。你能平等待我,我便视你为伙伴。平等相待是合作之道。明白这一正道的罗斯福,得道多助,赢得了世界大战。在今天的世界上,要战胜全球危机,也离不开各国的合作。要想合作,就要平等相待。这是历史的经验,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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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来规训民主

姚洋

2015-02-11 11:04:36

中国通过系统性地培养高官员,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而西方政府却在沉重的财政包袱和民粹主义的双重压力下举步维艰。中国的政府具有更长远眼光ᦁ...

《经济学人》的两位资深编辑约翰•迈克尔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和亚德里安•乌尔雷奇(Adrian Wooldridge)的新书《第四次革命——全球重建国家的竞赛》(The Fourth Revolution ---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在欧美引起热议。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陷入财政和治理的双重危机。长期的福利国家政策已让多数发达国家不堪重负,金融危机之后急剧上升的失业救济更是让它们雪上加霜。但是,危机反而引起社会更加分裂,并由此导致政治治理的失败。在南欧,经济至今看不到走出衰退的希望,而民众又不愿忍受长期勒紧裤腰带的痛苦,他们的情绪让严肃的政治家们都望而却步。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走向极端,尽管债台高筑,经济复苏乏力,共和党的唯一目标是阻止奥巴马政府实施任何有效的政策,而民主党也摆出一副绝不妥协的架势,两党互不相让,在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GDP220%,且仍然没有下降的迹象,日本政府只能依靠不断向未来借债维持;然而,面对未来日益下降的人口,这种做法无疑等于自杀。在这个背景下,这本新书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促成内部革命的最好办法是构造一个外部威胁。本书所构造的这个威胁就是所谓的“亚洲选项”,即以李光耀的新加坡为代表、并在中国大范围实施的威权—贤能体制。中国通过系统性地培养官员,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而西方政府却在沉重的财政包袱和民粹主义的双重压力下举步维艰。这是两位作者拿“亚洲选项”说事的原因。他们并不是要求西方国家或其他任何国家借鉴“亚洲选项”,而是提醒西方国家领导人,中国把国家竞争力放在首位,“亚洲选项”极有可能让中国——至少是暂时性地——领先西方发达国家。这是这本书副标题的含义。

他们不认为西方民主需要根本的改造,而是把矛头专门对准了福利社会的膨胀。他们总结了西方社会有关政府的三次半革命,即霍布斯的利维坦、穆勒的最小国家、20世纪的福利国家以及弗里德曼对大政府的批判。他们所谓的“第四次革命”,就是完成由弗里德曼开创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未贯彻到底的反福利国家的半次革命。然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多为老生常谈,还有一些新意的,就是建议政府采纳新兴技术手段,把政府职能尽量多的分散给社会和企业。正如两位作者自己所认可的,他们所秉持的政治倾向是《经济学人》长期的政治倾向,即倡导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对政府的约束。但是,这个政治倾向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认识,让他们把一个宏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简化为一个关于政府大小的技术问题。因而他们所提出的重建西方国家的主张,也不大可能取得成功。

三次半革命

两位作者认为,现代国家起始于霍布斯的《利维坦》。《利维坦》里表达的核心思想是:要使人类避免“猥琐、残酷和短暂的”生活,社会就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国家。而在现实中,欧洲民族国家却是在战争中形成的。经过三百多年的战争,欧洲从无数的小国整合为几十个民族国家,这期间的残酷和牺牲,让中世纪人们 “猥琐和短暂”的生活相形见绌。作者认为光荣革命让英国避免了法国式的绝对主义国家

把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和法国政治学家皮埃尔•罗桑瓦隆在《平等社会》里对法国大革命的赞扬对比一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更倾向于古典自由主义,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导致法国式专制的起点;而罗桑瓦隆却倾向于现代自由主义,他把大革命看作平等理念的起点。前者强调个人的自立,后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光荣革命真的像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相信的那样“光荣”吗?它可能的确让英国进入了宪政和渐变的轨道,但它不是孤立的,而是17世纪英国革命的延续和终结。和其他革命一样,英国革命也是残酷的。查尔斯二世复辟的时候,克伦威尔被从坟墓中拖出来,重新处以绞刑。光荣革命不同于其他革命的地方在于,革命方(议会)和被革命方(国王)达成了和解。

进入19世纪后,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高潮,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资本主义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无数农村贫民被抛入城市,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这个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追问和谴责此起彼伏,这就是卡尔•波兰尼所谓的“社会的反动”。在这种状况下,资产阶级需要一个理论来合理化资本主义秩序,约翰•穆勒的“最小国家理论”应运而生。约翰•穆勒留给世人的最大贡献是对“守夜人政府”的论述:即国家除了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秩序之外,应该完全不管社会。穆勒是边沁功利主义的倡导者,主张社会应该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和。但事实上,这种功利主义忽视了穷人的福利,社会可以通过增进富人的福利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和。这显然为资本主义秩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辩护:这个社会只关心个人福利的加总,而不关心加总福利的分配结构。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说法,功利主义的基础是每个人在效用单位上的平等,即富人和穷人的福利可以一比一的互换。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功利主义却可能造成结果的严重不平等。功利主义和最小国家理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石:前者设定了一个允许不平等的理想社会图景,而后者则为这个图景的实施提供了保证。

约翰·穆勒提出了“最小国家理论”

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把穆勒的最小国家理论看成是对国家的第二次革命。罗桑瓦隆的见解让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另一面。对于独立后的美国,两位作者和罗桑瓦隆的取向完全不同。前者大量引用托克维尔在《美国民主》里表达的思想,即美国的民主是一种有限的民主,美国的运转不完全靠政府,社会和个人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罗桑瓦隆更多地关注美国革命中的平等诉求,并把它和法国大革命的平等理念相提并论。

关于福利社会的起源,两位作者和罗桑瓦隆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政治思潮的重要性,但他们所追思的对象不同。他们着重回顾了费边社重要代表人物悉尼•韦伯和碧翠丝•韦伯夫妇(特别是后者)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在他们看来,“英国政治传统的基石——特别是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理念——被重新定义和解释。在经典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自由意味着免于外力控制的自由,而平等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 …… 但是,现在自由被重新解释为免于贫瘠的自由,而平等变成机会平等(在某些情形下,也包括尊重的平等)。这导致一个关于政府的更加干预主义的主张。提供机会平等意味着为每个人提供上学机会、为出身贫寒的人才提供高等教育:教育不再是人们社会身份的象征,而是越来越决定社会身份。”

罗桑瓦隆则回顾了欧洲工人运动的转型,特别是伯恩斯坦所代表的“修正主义”对福利国家形成的影响。在他看来,伯恩斯坦的思想促使欧洲工人运动放弃夺取政权,转而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改善无产者的处境。欧洲因此实现了阶级和解,而这个和解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加强。自拿破仑之后一百年来,欧洲国家内部再次感受到民族国家的存在,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战争中发扬光大。与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态度不同,罗桑瓦隆对20世纪初福利国家的建立持肯定态度。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及的是19世纪工人运动的作用。正如卡尔•波兰尼在《伟大的转型》里所指出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摧毁社会纤维,把人贬为纯粹的生产工具,因而必然导致社会的反抗。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反抗上升为阶级斗争,工人运动应运而生。工人运动的作用不仅为工人阶级争取到了自身的权利,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民主化是统治阶层向平民阶层让渡权利的过程,没有平民阶层的反抗,统治阶层是不可能自动让渡权利的。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在很短时间内陆续建立起完整的福利制度,在一些国家,政府包办了民众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事情。这必然导致社会部分阶层的反动,弗里德曼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滞胀”日益严重,保守党派纷纷掌权,并随后实践了弗里德曼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地实施私有化,因而赢得“铁娘子”的称号。但是,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认为,这场对政府的革命是不彻底的,即使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也没有显著地降低政府支出规模,因此,由弗里德曼发起的这场革命只能称为“半次革命”。

亚洲选项

两位作者对“亚洲选项”的兴趣来自于他们的一个信念:即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把国家建设当作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工具。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的政府具有更长远的眼光,可以抵制民众的短期要求,专注于长期经济发展;在操作层面,中国政府依托国有企业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这个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而成为其他新兴国家模仿的对象,俄罗斯、巴西等国也在采取国家主导的方式发展经济。但他们认为,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国有企业本身没有效率。最终,他们否定了亚洲选项对重建西方政府的借鉴意义。

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对亚洲选项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肯定、甚至赞赏中国和新加坡官员的长远眼光,另一方面又尽量否定建立在其上的经济增长奇迹。他们有意回避了亚洲选项最本质的内容,即政府官员为什么具有长远眼光?而恰恰是在这点上,亚洲选项对西方政府和民主制度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亚国家的政府都深受儒家精神和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贤能政治深入人心。这是指一种社会信念,即政府官员具备比常人更多的知识和能力来为国家做事。科举制度为这个信念提供了制度基础,而儒家的教诲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官员的实质性约束。在当代,贤能政治在亚洲各国的表现各有不同。在新加坡,它表现为李光耀一人领导下的高效、廉洁的柔性威权体制;在中国,它主要体现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官员选拔制度上。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国家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它在其中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是选拔官员。经过历次革命的洗礼,中国社会结构变得比较平均,这使得中国政府面对社会可以采取比较中立的态度,无需为保持执政地位而偏袒任何社会群体。中国政府可以卸下利益集团的羁绊,为长期建设制定统一的方案,这很好地体现在官员的选拔过程中。从乡镇一级起,官员就开始了层层选拔,要达到较高地位,须做好终生奋斗的准备。显然,如果中央政府没有长期眼光,这种选拔制度是无法推行的。

选拔制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个意义在于,它能够遴选出有能力的领导人。对于每位想晋升的官员来说,他必须面对其他官员的竞争。竞争的标准是多方面的,但是,经济增长是最显著的指标。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增长对于目前的中国很重要,而且还因为它最容易度量,是最显性的指标。竞争不能保证选出的官员都是道德高尚的清官,但基本上能够保证选出有能力的官员,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贪腐和高速经济增长共存的现象。事实上,腐败和政治制度的关联度并不高,实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并不比中国更清廉。今天的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严重的腐败,如美国在19世纪末的情况。

选拔制对于民主制度的另一个意义,是它能够培养出更加自信的领导人。经历了第三波民主浪潮,民主在世界广为传播,但民主的质量却下降了。其中一个表现,是多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失去了应有的领导力。两位作者引用卢森堡前首相容克的话,准确地描述了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心情:“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一旦我们做了,我们就不知道下次该如何当选。”这是民主的不幸: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当选与否可能和一个候选人的个人成就没有多大关系,而更多的是和他“代表什么”有关。这样,领导人完全沦为“民意”的代表,而丧失了采取主动行动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的高级官员具有丰富的从基层到高层的管理阅历,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自信心。选拔体制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体制,也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的终极体制,但是,它的精髓可以给民主制度的改造和再设计提供有益的指导。对此,两位印度裔学者感慨道:

“值得记住的是,中国和印度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差异不在于这两个国家拥抱市场的程度,因为它们都已经这样做了;毋宁说,差异来自于中国的党国体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比印度的国家组织更加主动、更加贤能,也具有更好的人力资本。在坚实的基础上重建印度国家组织,不仅关系到印度将有什么样的未来,而且关系到它是否有未来。”

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他们被亚洲选项中的贤能政治所吸引,另一方面又有意回避它对于改造西方国家政府的积极意义。一个可能原因是,实施贤能政治需要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彻底改造,而他们没有魄力提出这样的改造方案;或者,他们不认为民主制度需要根本性的改造。另一个可能原因是,他们排斥亚洲选项中的国家因素,因而恨屋及乌,把贤能政治也一概否定了。再一个可能是,两位作者写作本书的一个初衷,是提醒西方世界,中国正在把国家能力建设作为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的手段,因而他们在潜意识里把国家治理方式也看作国家间竞争的一部分,希望西方民主制度战胜东亚政治体制。无论哪种可能,两位作者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对贤能政治的回避,让他们注定无法提出重建西方民主制度的有效方案。

如何重建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和培训体制极大地丰富了民主制度

两位作者对民主的分析以及对改造民主的建议,都是偏技术性的。在解释发达国家的民主僵局时,他们给出的原因是国家管得太多、人口的老化和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却没有分析隐藏在背后的更深层原因。对于如何改造西方政府,他们提出的方案完全是技术性的,比如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手段降低成本、让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政府职能,等等。由于没有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陷入僵局的真正原因,这些建议不可能完成他们所谓的“第四次革命”。

西方国家政府为什么会越管越多?根本原因,是西方民主制度陷入了民主的斜坡效应,即民主没有得到应有的节制,日益沿着极端政治的斜坡滑落下去。民主制度是一架精巧的机器,除了选举,还有许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些非民主的机制,如权力制衡、协商以及民众的公民意识,等等,是它们保证了民主的良序运转。民主的基础是一人一票,但是,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不能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政困境,正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加州长期全民公决确定重大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后果。对于分散的投票人而言,所有增加税收的政策都是坏的,而所有增加民众福利的政策都是好的,结果当然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但是,两位作者没有对加州全民公决进行应有的批判,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现有框架的修修补补上。在西方世界,代议制政府是在直接民主和独裁之间的一个平衡,而议会制是它的典型形式。就选举而言,民众选举议员,他们的权利到此为止。议员们应该是那些既代表民意,又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的贤能人士,他们选择和监督政府领导人——后者通常也从议员中产生,并制定法律。尽管议员们要受到民众的监督,但是,在必要时候,他们应该敢于站出来,用他们的智慧引导民众。在代议制下,民众没有“做主”的权利;他们的权利是“选主”,“主”再来为他们“做主”。这是一个精巧的平衡,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里,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值得玩味的是,这个平衡的破坏与西方在全世界推行西式民主有关。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铁幕将世界分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推行西式民主,是资本主义阵营战胜社会主义阵营的武器之一。当这种民主成为一个战斗武器时,它必然要被简化为简单的原则,如个人自由、一人一票;而支持民主运作的复杂机制和社会、政治条件,则被丢到一边。苏东巨变后,西式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但是,这些匆忙建立起来的民主往往采用了简化版,几乎无一例外地仿效美国采用总统制,而不是更加精巧的议会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新兴民主政权纷纷仿效美国的时候,美国自己的民主制度却在走向堕落,其中一大症候是选举完全成为一场金钱游戏。奥巴马以“改变”的口号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竞选过程中大力抨击政治献金,但到2012年竞选连任时,他从“超级包”(Super PACs,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接受个人和公司的捐助,在竞选中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得到的政治献金比谁都多。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政府要想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很难,它不能摆脱无数利益集团的左右。奥巴马已失去了多数选民的支持。

既然民主在美国都推行不畅,可见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民主经常失败了。这些国家既没有民主的公民文化,也没有辅助民主的其他机制,民主要想在短期内见效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第三波民主的胜利,反过来又促进了发达国家进一步民主化。传统秩序不断受到挑战,族群和身份政治泛滥,道德相对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权威日益式微。追求权利平等和社会多元化没有任何错,但是,任何追求都应该有所节制。

如果不发生大的危机,西方民主的下坡路还很长;但一旦发生大的危机,深渊就不远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一个危机,它把西方民主所面临的困境暴露无遗。在美国,这表现为民主、共和两党的极端对立;在欧洲,则是民粹主义的泛滥。西方社会面临的政府财政危机,实际上是民主的危机。(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编辑 萧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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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由一群既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又不了解战争本身已经发生改变,更不明白谁将是战争最大受益者的人,错误发动和进行的摧毁了自己ʌ...

这是一场由一群既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又不了解战争本身已经发生改变,更不明白谁将是战争最大受益者的人,错误发动和进行的摧毁了自己,也刷新了世界的战争。

马克思早于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那些冥顽不化的君主们却依旧不肯正视帝国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早已“不相适应”的现实。同时对自由资本主义升级为垄断资本主义后大工业生产对资源欲壑难填的胃口,和日益尖锐的劳资冲突导致的社会矛盾,充满担心和恐惧。

为了摆脱他们根本就不曾理解其原因的困境,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欧洲同僚们——奥匈帝国的老皇帝约瑟夫,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决策者们,以1914628日费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为契机,几乎不约而同地为各自的国家选择了战争脱困之路。

帝国的决策者们无法理解在帝国母体内孕育生长并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一次“借腹生子”,帝国的专制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同体异质、互相排斥,他们对被资本所推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战争方式的改变同样一无所知。而这最终导致欧洲的列强一哄而上,打了一场耗时四年多、大约6500万人参战,3000多万人伤亡、耗资2700亿美元、波及15亿人口的世界大战,结果却是千金散尽、王冠落地、帝王们自己埋葬自己。

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国。美国是当时真正理解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方式与天性,完全将自己的国家体制与其融为一体的国家。这使美国得以用纯粹资本的方式去理解这场战争,将之视作一次超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生产、运输、贸易、融资,除了战争背景下,所进行的一切都与和平时期没有两样。这种资本主义的清醒使美国笑到最后,成了“一战”(包括20年后的“二战”)最大的获利者和最终的胜利者。

一场战端未启、结局已定的战争

中国人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方人强调“打仗就是打后勤”,两句话异曲同工。引申为现代理念,打仗就是拼国力。什么是国力?从硬件角度讲,就是获取和控制资源与资本并将其转变为生产力的能力。这种由资源和资本所体现的国家实力,是对战争时长和规模的硬约束:有多少钱(资本),打多大的仗;有多少资源(人力、物力和生产力),打多久的仗。前者取决于交战方的战争融资能力,后者则决定了交战方的战争持续能力。这意味着战场上的胜负一开始就被交战双方所能获得的战争资源和资本能力所左右。这也意味着战争的决策者必须清醒地懂得,打仗必须量入为出,量力而行。

显然,一次大战时,交战国的首脑和决策者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而作为大战的主要发动者德皇威廉二世,在这一点上尤其愚蠢。他们无一例外地以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而对战场之外双方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生产能力、税收财政、贸易水平、信用创造以及盟友状况等等要素,给予了惊人的忽视。

以德国为例,如果德皇威廉与其号称“世界上最出色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对当时已经形成的同盟国与协议国双方的真实实力对比有一个清醒了解的话,也就不会把对战争胜利的期望建立在如此草率的推断上:

“他们笃信,如果再等下去,法国和俄国将得到喘息的机会,组建坚不可摧的力量。”[] 这意味着,那时再动手,对德国人来说,可能就为时已晚。而资源的短缺、资金的紧张,长时期为准备战争而形成的军备压力,社会矛盾的激化,则使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认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战争视为缓解大规模军备、财政收入和政治紧张局面的出路”。[]

在这样朝野上下一派轻言战争的气氛中,德国人在战争开始之前,竟然在自己想象力所及的最大范围内,对这场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费用做出了预算:

“估计战争的费用约700亿马克。当时的财政部长赫尔费里希对此充满信心。”[]他完全不曾料到,开战后“帝国的战争开支将达到平均每年为300亿马克,每天约为8400万马克。”[]而战争结束后的1920年,德国公债总额已高达2200亿马克。

那么,即使按德国人估算的700亿马克这个数字,这笔战争的成本将如何收回?对此,德国人自信得近乎异想天开:“他们觉得自己一定会赢得胜利,只要每年税收足以偿还内债利息,将来取胜,赔款就是净利润。”[]

或许被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所感染,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军总参谋部,根据著名的“施里芬计划”为蓝本制订的作战计划,同样令人惊讶的轻率,充满了投机色彩:“袖拂英吉利海峡”,以六个星期击败法国;然后挥师东向,攻打俄国。

这个一厢情愿的计划,意在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对手。但是,真正的战争与战争计划往往是两副面孔,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德国人失算了,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四年半。最后支付战争赔款的不是对手,而是德国人自己。赔偿数额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仍然高达1320亿马克,足以让战败的德国永世不得翻身。“因为这个数字远远地超过了被榨干的德国国民经济的支付能力。”[]设想一下,德国的决策者们在决定开战前,对如下数字略加过目的话,还会轻启战端么?

总人口:同盟国约1.44亿,协约国约6.65亿;可投入战争人数:同盟国约2500万,协约国30004000万;全球制造业产量占比:同盟国19%,协约国28%;工业潜力:同盟国与协约国相比为1:1.5。这些数字对比,还没有算上美国。

据说,德皇威廉二世因战败而退位,为时太晚地读罢《孙子兵法》后长叹:“如果早几年读到此书,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了。”我想,他被深深震撼的,一定是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注定不可能获胜的德国

尼尔·弗格森在《金钱关系》一书中,以一种残酷诗意的口吻写道:“一战的决定性因素除了鲜血的流淌,还有资本的流动,二者的意义同等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鲜血和资本,都是它的两种血液,也是国家进行战争的两种能力。前者是国家的战争资源动员能力,人力资源是一切战争资源中的头号资源;后者是指国家的战争融资能力,资本——发钞、税收、举债,是国家支撑战争的重要手段。

在长达四年多的世界大战中,“战争的双方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已过度消耗的国家财政和物力,只为了在战役中获得暂时胜利的一方,必将在那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吞食失败的苦果。它们已弹尽粮绝,它们的劳动力数量——特别是熟练工人的数量——大幅度锐减,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它们供给士兵和平民的食物储备所剩无几;它们已在国内外债台高筑,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在“鲜血和资本”两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注定在战争中也处于劣势,并且几乎不可能有获胜的希望。

在一次大战之前,德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傲人的业绩。它的钢产量在1913年就超过了英国,它的国家收入已把自己的宿敌法国远远地甩在身后;它的电气工业总产值在18931913年间增长了整整28倍;并且在1913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些成就并不足以抵消大英帝国的全部优势。此时,英国正在享受全世界殖民地带来的丰厚利润,原有的工业体系足以支撑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工业经济的长足进步并不能弥补德国金融业这块致命的短板。与金融霸主英国相比,德国在战争融资方面,一开始就处于下风。

金融战几乎是与战场上呼啸的炮弹同时打响的。19147月底,在战争爆发的前夜,“英格兰银行先下手为强,将贴现率从3%提高到10%,吸引资金回流英伦诸岛。柏林当时还没有统一的贴现中心,资金立刻出现了恐慌。”仅此一举,经验老到的英国人就让德意志帝国银行出现挤兑风潮,一个月减少存款20%[]

面对此举,经验不足、实力亦不够的德国人的应对方式,可谓“简单而粗暴”:先是回应以“马克与黄金脱钩,停止兑付黄金”;随后又将3个月国债纳入货币体系,这等于事实上增发货币。在金本位时代宣布自己的货币与黄金脱钩,“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贷款途径”。[]与德军在战争前期的表现相比,德国人在金融战中的表现,毫无可圈可点之处,不仅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连招架之功都逐渐丧失。

到同年9月,帝国已经不得不每半年发行一次“战争债券”。四年后战争结束时,战争债券已累积发行993亿马克,比战争初期增长了整整20倍。随着战争支出与借债规模的同步放大,德国的黄金储备已达870吨,在美、俄、法之后居世界第4位,但仍不足以支撑其信用使公众继续有意愿向政府提供长期贷款。

与此同时,德国向国外举债的水平也大幅下滑。相应的,德国债券比英法债券的价格也低了10%左右。这明显反应了金融市场对德国债券信心不足。德国不得不提高利息,拉大德国债券与英法债券的利差来吸引债权人的青睐,但这仍然无法挽回德国人在战争融资方面的颓势。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外债规模总额达到80亿金马克之巨,但相比英国人从美国那里借到的170亿美元来说,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这一状态持续到1917年。这一年,协约国从美国拿到的授信额度是23亿美元,而同期德国人仅仅获得了可怜的2700万马克的海外借款。

战争融资能力的每况愈下,严重地制约了德国的战争能力,使其在战争初期和中期获得的部分优势和胜利,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而一点点丧失殆尽。

直到此时,德皇威廉二世仍一口咬定:“最先破产完蛋的肯定是俄国人。”但德国被战争损耗得难以为继的状况,已经逃不过像罗斯柴尔德这样世界级金融寡头的锐眼。他在私信中谈道:“德国政府很拮据。”并且他对“德国向国外资本市场兜售债券印象深刻”。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资本家对某一投资国的向背取舍,是资本流向的晴雨表,从而也成为战争最后胜负的风向标。

德国人的厄运并不仅限于战争融资领域。英国人对德国展开的金融战是全面的,几乎不留死角。自日德兰海战英国皇家舰队对德意志帝国海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就变成了协约国对德国及同盟国贸易战的一部分。英国人甚至连美国这样的中立国的贸易船只也不放过,统统予以截留,这迫使美国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只与协约国做生意。毫无疑问,英国海军对德国海上贸易展开的打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崩溃局面”,“到1915年,德国的进口水平已降到战前的55%。”[11]

而协约国更狠毒的一招,是查处德国人持有的9.8亿—13.7亿英镑的海外投资,将其中至少60%被英、法、俄、美查处没收。德国航运领域受到的打击尤为剧烈。通过击沉和充公,德国人丧失了629艘商船,总吨位达230万英吨。德国人通过兜售外国证券筹措了高达1.47亿英镑的资金。为了给支付赤字付账,德国不得不销售高达4800万英镑的纯金,并从外国供应商那里进行短期私人借贷”。

直到战争结束,德皇威廉二世也没有弄明白,不是你的工业化程度,也不是你的生产能力,而是你的战争融资能力,决定你的战争胜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融资能力,就是战争能力。手中能弄到多少钱,将决定打多大规模、多长时间、多强烈度的战争。这几乎就是现代战争的铁律。

协约国的“惨胜”与代价

与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相比,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阵营,在人力物力诸方面,都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但一场越打越失去目标,打到后来,胜利就是一切的持久消耗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的。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无限的,同盟国如此,协约国也如此。特别是当交战双方把军事战争打成消耗战的同时,也把贸易战、金融战打成了消耗战。

越打越滥的战争,同样无情地压榨着协约国。英国为首的协约国,虽然成功地压制了同盟国的战争融资能力,使其借债无门,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对手持续进行战争的能力,但其自身有效的战争融资能力也最终让自己债台高筑。就这样,为了那个迟迟不来的胜利,一个个债权国沦落为债务国。

为了应对日渐临近的大战,1913年,法国未雨绸缪,借债额达到了国家收入的86%。同年,俄国的公共负债总额也急剧攀升,从44亿卢布增长到88亿卢布,翻了整整一番。而英国的国债则在同期比其他欧陆国家都要高,是其公共税收的10倍之多。[12]

在防止战争导致黄金外流方面,协约国与同盟国一样拿不出更好的办法。“727日,俄国中央银行就已经被迫终止黄金兑换。”这一战时中止金本位制的短期行为,其结果就是使其在战后也未能真正得到恢复,直到被美国人在1971815日彻底废止。英国人虽然没有马上宣布终止黄金兑付,但“当英格兰银行731日试图通过将基本利率翻倍至8%来免受相同命运时,次日该数字又上涨了2%,直接导致市场瘫痪。为了避免彻底内爆,证券交易所不得不于31日停业。柏林和巴黎也出现了相同情况”。法国在同一时间陷入了“收税情况严重恶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前夕”。[13]

环球同此凉热,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影响正常经济生活方面,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

如果说战前的金融波动主要是由于恐慌所致,那么当战争残酷地迎面走来时,它脱缰野马般的耗费,对于参战国经济和金融无止境的索求,就是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

仅以法国为例。“战争所需的庞大军事费用,使法国在1914年度的财政预算赤字高达55亿多法郎。”为此,法国政府除了加速开动印钞机,已别无选择。“法国的货币流通量不断增加,在1914年第四季度,信用流通量竟然高达96亿多法郎。”其结果只能是“国库亏空,入不敷出”。[14]

看不到尽头的绞肉机式的战争,把一个个国家拖进了债务的深渊。除了还远在大洋彼岸隔岸观火的美国,所有投身这场战争者都不得不被迫吞咽下负债累累的苦果。

“截止1917年,俄国外债额达8.24亿英镑,意大利和法国净外债额同样巨大。截止1919年,英国向联邦自治领和战时的盟国提供贷款共计18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2%,并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借贷13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15]这意味着所有国家不但要背负起债务国的重负,还要无一例外地让自己的国家和国民承受严重通货膨胀的啃噬和煎熬。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伤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情况在战场内外都展示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双方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几乎是相等的:双方都站在了战争的废墟上。最后的代价是,几乎所有参战的帝国君主都因这场战争而垮台。古典帝国的时代,在欧洲结束了。

只有置身事外的美国是“例外”。这时的美国“是净债权国。债权额达70亿英镑,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16]要知道,不过四年前,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战争是国际关系最大的颠覆者,当然也就是债权与债务关系的颠覆者。

美国成为大战唯一的受益者

当整个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绞肉机和资本吞噬机时,美国一直隔着大西洋冷眼旁观,并不急于下注。它只是把自己手中的钱——战争资源和资本——源源不断地借给那些输红了眼的赌徒们,就像不时把干柴投进灶膛中一样,以便使炉火烧得更旺。它一直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不像某些浅见的历史学家们以为的那样,是由于德国人疯狂的“无限制潜艇战”,愚蠢地击沉了英国人的“卢西塔尼亚”号,也不是德国外长齐默曼犯了一个激怒美国统治者和全体国民的致命错误。

这些历史学家断言,这两个事件导致了一直保持中立的美国人倒向了协约国一边。这是对精于战略盘算的美国人的低估。事实上,那只不过是美国人投身那这场毁灭欧洲的战争的借口。对美国人来说,即使没有这些事件,照样可以找到其他合适的借口。美国人一开始就知道,加入到这场战争中去是迟早的事,它要做的,只是何时加入。这是个时机问题,只取决于一个条件,那就是——到什么时候,整个欧洲会燃烧到油尽灯枯?美国人真正想要的,是权力从欧洲那些老牌帝国,确切地说,是从世界霸主英国人的手中,向美国转移,而不是仅仅通过发战争财,获得目光短浅的商业利益。“美国驻英大使佩奇给总统顾问爱德华·豪斯的信中说:‘差不多全体欧洲国家都要破产……’整个世界的前途会落在我们手中。”[17]为了这一刻,美国人已经等了很久。但美国人先要击垮的对手,却是德国。德国人在19世纪末叶,其经济实力超过英法,成为世界老二并直追美国,甚至开战前一年,在国际市场中所占份额已到达21%,超过美国的17%[18]此时,美国人就坚定了必须打垮这个霸权竞争者的决心。为此,美国只能选择站在英国及其协约国一边。但为什么要在战争打到第四年,美国才丢掉“中立”的面具,决定参战?原因不言而喻:美国需要德国这个帝国的后起之秀,倾尽初生之犊的蛮力,消耗英国。而为了使年迈的狮王能够支撑的更久一些(同时也就消耗的更狠一些),美国这个战前的债务国开始扮演“战争的最后借贷人”角色,慷慨地向自己从前的债权人敞开钱包,先后分别借给英国47亿,法国40亿美元[19]。历史证明,谁能扮演这个角色,谁就将是战争最后的胜利者。

扮演这一角色的好处,在美国人还未投身战争之前,就已经充分显现了出来。“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而上升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不仅回收了交战双方在美国的有价值股权,而且增加发行了巨额债权的数量,加快资本输出的速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9年,美国在国外的总投资额高达70多亿美元,协约国向美国的借贷也高达100亿美元。”与此相应,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在迅速增加,占世界黄金储备量的40%。从此,“国际金融中心也逐渐偏离伦敦,开始向纽约转移。”[20]

“美国总统威尔逊无法抑制心中的兴奋,说道:‘在当今世界金融领域和商业领域,美国所占的地位和必须占有的地位,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以前我们不敢想象的。’”[21]显然,对于这位学历最高(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来说,胜利好像来得太快,也太容易了些。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苦战的英国人,心情就不会像威尔逊总统这般轻松了,因为德国人又重新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英国大量战舰、商船被击沉。战争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同盟国方面转变。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有战败风险,并且英国的金融形势已经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因此,威尔逊认为,从保护债务国的角度看,美国应该立即对同盟国宣战。”[22]

这是威尔逊总统说服国会授权美国参战的最好理由。但从总统本人到那些支持美国参战的议员们,都在肚子里揣着另一个更能说服自己的理由:老牌帝国英国倒下,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新兴帝国德国,才是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强劲对手。所以,必须赶在它击败英国、成为新的欧洲霸主之前,击败它。

而恰在此时,德国人击沉了英国商船“卢西塔尼亚”号,造成美国公民的死亡;接着又从英国情报机构“及时地”传出了消息,德国外长齐默曼秘密致电德国驻墨西哥大使,授意他策动墨西哥政府向美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建议德墨结成抗美联盟。这些足以激怒全体美国人的消息,一切都来的恰到好处。最后,德国潜艇又干了一件蠢事:击沉美国军舰“豪萨顿尼克”号,终于把美国人拖进了战争。

1917627 日,由潘兴将军统率的美国远征军登上了欧洲大陆。虽然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团远谈不上强大,但已足以使战争的天平毫无悬念地向协约国一方倾斜。

这样的结局,虽然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但却足足打了四年零三个月,耗尽了几乎所有参战国的人力物力才见分晓。对于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白人至上”的欧洲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但对于悲催的欧洲人来说,其厄运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用法国元帅福煦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来说,“这不是和平,只不过是二十年的休战”。

果然,整整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尽管规模、时长、损耗和惨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一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只是一次大战“跳空高开”后的“缺口回补”。一战的结果,并未能让觊觎王座的美国人如愿以偿——彻底实现“权力转移”。大英帝国虽然摇摇欲坠,但仍坐在王座上不肯对新贵美国屈尊俯就。被“凡尔赛和约”高达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逼红了眼的德国人,也在把复仇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如此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20年后,欧洲通过下一场战争把新老帝国间所有的积怨,也把他们所有的财富,连同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古典文明,一齐打光打尽。至此,由大英帝国推进的以贸易文明为标志的第一轮全球化结束了,而由美国人推进的金融文明为标志的第二轮全球化,还要等二战结束后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将拉开大幕,这是后话。

[](英)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中信出版社,第23页。

[] 同上,第113页,

[]陈雨露,杨栋:《世界是部金融史》,北京出版社,第917页。

[] (英)尼尔·弗格森:《纸与铁》,中信出版社,第82页。

[]陈雨露,杨栋:《世界是部金融史》,北京出版社,第171页。

[](德)丹尼尔:《钱的战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第50页。

[] (英)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序言,中信出版社。

[]陈雨露,杨栋:《世界是部金融史》,北京出版社,第169页。

[]同上,第171页。

[] 同上。第17页,

[11] (英)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中信出版社,第158页,

[12] (英)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中信出版社,第104页。

[13] 同上,第158页。

[14]金圣荣:《贸易战》,电子工业出版社,第104页。

[15] (英)尼尔·弗格森:《金钱关系》,中信出版社,第279页。

[16] 同上,第279页。

[17] 王健平:《好懂的世界格局》,凤凰出版社,第146页。

[18] 同上,第148页。

[19] 《全球货币战》,第627页。

[20]金圣荣:《贸易战》,电子工业出版社,第105页。

[21] 同上,第105页。

[22]王健平:《好懂的世界格局》,凤凰出版社,第148页。

本文从《盐铁论》相关篇章切入,梳理了不同思想流派的义利观,以及附着其上的国家治道、经略周边之道。在中国重&...

中国是一个历史传统极为深厚的大国,历经多番生死存亡的磨难,在内政外交两面都有着浴火重生的宝贵知识财富。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可能成为现代中国之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优势。

汉代的桓宽所著《盐铁论》堪称理解传统中国优势的绝佳入口。这是因为,盐铁会议不仅仅是一次“中央经济会议”,它不只关注盐、铁、酒榷、均输等财经问题;还是一次“中央战略会议”。内政无法与外交决然分割,财政深度嵌入治理,这些方面又都体现为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之间的义利之辩。

汉高祖刘邦以“暴秦论”凝聚人心,同时又承继了秦朝政制。在治国理念上,汉高祖以降,吕后、文帝、景帝直至汉武帝初期,皆推崇“无为无不为”的黄老学说,以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勤俭节约、宽刑简政、和亲止战为政策主轴。直至武帝亲政之后,一改无为之治,对内取消封建、全面恢复秦之郡县制,对外结束和亲、改为兴兵讨伐匈奴、安定边境。武帝去世前,立刘弗陵为储君,赐《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给霍光,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共同辅佐年仅8岁的汉昭帝。

盐铁会议召开于汉昭帝始元六年,此时距汉武帝去世已6年,但昭帝只是个十几岁的懵懂少年,一应国是要务皆由大司马大将军首席辅政大臣霍光主持。霍光想恢复文景无为之治,为此特意选拔召集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与主张秉持武帝大政的御史大夫等一批能臣干吏展开廷辩,内政外交、国家治道、王天下之道皆为辩题。后世常常将双方论点概述为王霸、儒法之辨。

王霸、儒法之辩,就是传统中国的义利观之争。儒家事事称王道,主张“法先王”,“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法家以申韩商鞅为师,声言“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表面看来力行霸道的汉武帝在政治实践中成就了儒家支配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在政治理念层面也并不是儒家与法家的判然两立,而是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王霸杂糅。下文以《盐铁论》涉及对外政策的篇章为线索,先分别厘清儒法王霸各自为何物,再辨析王霸杂糅之义利观,最后初步探讨“正确的义利观”,以期为当今中国周边乃至全面外交战略之恰切镜鉴。

《盐铁论》中的儒家义利观

作为首席辅政大臣,霍光受命于汉武帝,但他代昭帝主持国政时,并没有因循大有为时期的武帝方针,而是“轮台罪己”之后的晚年武帝政策。《盐铁论》六十篇,除第五十九、六十两篇结论以外,每一篇均以文学之言起首,又以文学之言结束,这种结构安排显示了作者的态度,也体现了霍光的政策偏好。贤良文学所主张的治道,以德教、义礼、农业为本,以实力、利益、工商为末,崇本抑末,德怀远服,内外皆然。

儒家义利观以道德教化王道仁政为轴心,首在节制欲望,用仁义教化而非利益引导百姓,“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让老百姓浸淫在礼仪之中,实现移风易俗文明教化。如果诸侯都去逐利,大夫会变贪婪,一般士人也会随之败坏,普通人更会退化成盗贼,这正是以利引导百姓的恶果。

其次,为了推行德教,国家经济运行应以农业为本,国家财富应以农业生产为来源,重农、兴农即为进本退末。奉行王道者应重本轻末,尊崇农业,抑制工商,工商事涉器物,重在是否实用,无关治国根本。务本,就要戒除骄奢淫逸,“示人以朴”,让老百姓也务本。经济、社会政策亦应如此。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皆不可行,弊在与民争利,导民逐利,违背善良风俗。

最后,对外政策也不例外,要在贵德贱兵,“王者崇礼施德,上仁义贱怪力”。仁义、德教是一种普世价值,不仅用于教化国内百姓,还可以作为价值观外交的内核对外推行,“近者亲附、远者悦服”,“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废弃德教,推行武力征服和屯边防御,则战线太长,后勤供应艰难,边境将士饥寒;兵役徭役过重,老百姓也为此劳苦不已,怨声载道,国家财政也不可持续。以上种种皆因应对匈奴的政策有误。天下一统,政治安定,无需担忧边疆的蛮夷部族,天子不必征伐,而应以德服人,施以恩惠,他们自会归服。

《盐铁论》中的法家义利观

法家义利观与之不同。首先,设立盐铁专营、酒榷、均输、平准制度,的确是为了解决国防费用不足问题,而国防是必要之事,绝非不义之举。匈奴长期为祸边境,战略防御和进攻当然会令百姓劳苦,但若不如此,则百姓必遭匈奴侵掠,边地不宁,危害更甚。如果取消盐铁专营,废除酒榷均输平准制度,国家财源不足,边防将士处境不易,也未必就能修养生息。

其次,盐铁专营、酒榷、均输、平准制度有其长期战略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短期拓宽财源。全国财力、物力、货殖分布各地,不能自行流通,必经工商业辅助才能活络,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调节工、商、农、财的用度缓急,增加国民财富。一旦取消,就会产生诸多不便,古今圣贤也多循此想方设法便利百姓。中央设置盐铁官,取代郡国诸侯,消除了很多危害国家和百姓的弊端。均输旨在平衡物力,平准是为了防止贱买贵卖、一切以利为导向,让不同职业的百姓各守本分。这些都是平万物、利百姓的事情,而不是什么百姓犯罪的祸源。

第三,欲有文事,必有武备。历史经验表明,安抚四方不是靠道德教化,而是靠武力威慑。兵役和边防制度自古就有,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扶危助困,善良的人们也不会归服。所谓明王之道、道德教化只适用于小地方,不能作为安民富国的根本。明堂、辟雍、制礼造乐当然很重要,但朝廷向少数部族宣示天朝威仪,使之畏服朝拜,也是必要的。贤臣良相当然也很重要,但这与外敌是否入侵是两码事。天子是天下的天子,有不降服称臣的人,就应该有战备,做好用兵的准备。如今,天子在上,匈奴公然为寇,这也违背了仁义,所以应该讨伐不义之人,防备不仁之人。

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的外交战略之辩

儒家王道主张“修孝文时政”,恢复“无为无不为”的黄老之治;法家霸道主张教伐有别、王霸杂糅,这构成了第二次盐铁会议的主题。具体而言,贤良文学认为圣王应“见利虑害,见远存近”,安内才能攘外,停止用兵,用厚礼、和亲政策谋求和平,再图礼乐教化。御史大夫认为攘外才能安内,应保持主动进攻态势,肃清边患,才能长治久安,不能功亏一篑,错失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良机。双方就此展开激烈辩论。

御史大夫认为和亲政策已经失灵。大汉立国以来,一直对匈奴友好,匈奴却始终不改其烧杀劫掠本性,不断骚扰边境。因此,对于匈奴这种蛮横部族,无法文德怀柔,只可武力折服,兴义兵、诛暴强,开疆辟土,救难除害,正是为黎民百姓长远利益着想。贤良文学则满怀另一种忧患意识。过去,秦朝也曾南败越人,北却强胡,却导致百姓困苦,国内溃乱。君主却不体察此民情大局,一味以武力扩张领土、一统天下,最终一人揭竿而起、万众呼应,帝国解体。相反,周朝谨小慎微,由弱变强,这就是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御史大夫据理反驳。秦并吞天下,不是因为其他战国“服其德”,而是“畏其威”,一个国家实力强,则诸国来朝;实力弱,就要朝拜他人。贤良文学表示反对:用义礼治理国家,国家的政治正当性永远不会枯竭;用暴力统摄四方,却终将像秦朝那样亡国亡族。虞、舜都是尧的助手,汤、文都是夏商的臣子,他们能够让八方服从,四海朝拜,不是靠广土强力,而是靠王道德教。

御史大夫进一步引申道,中国与边境,就像四肢与内脏,唇亡齿寒,失去手足,整个人就残废了,肢体受伤心神不宁。没有边境,内地就会受害。攻打匈奴,初期劳苦百姓,却可保其长远福祉。文学批评道,这并非为社稷长远着想的最好战略,最好的战略当为以德服人。

双方接下来就西域政策展开论辩。文学把朝廷派兵屯驻西域称为国家衰败之源,而匈奴也没有降服。御史大夫辩称,没有降服的原因是群臣不一致,上下不配合。文学说,大臣应该考虑百姓的疾苦,解匈奴之危不应仅仅注重战争,而应遵循圣祖的心意,奠定天下太平的基业。御史大夫说,屯兵西域,使西域各国从匈奴的助手变成了匈奴的敌人,这是群臣通力合作谋划的结果;如停战放弃西域,就会功亏一篑。文学却说,你们的对外政策往往都是不考虑后果的权宜之计,而忽视百姓疾苦。只有对入侵者推行文教,以仁义引导,方可彻底杜绝边患。御史大夫则反驳:你们这一套以德化之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无备则有患,道德教化也离不开现实力量的支撑。

文学再次展现了对王道仁政的执念。文学说,天下应以义取之,以德守之。以利取之、以法守之是本末倒置。只有文治德教可以长久,武力征服不可持续。御史大夫说,治理国家,无论王霸,均应讲究天时、地利。文学说: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凭借险要的地势阻挡敌人,不如施行仁义去阻挡。

随后,文学祭起了文明教化的大旗:四海之内皆兄弟,世界上没有不可教化的百姓,只要施行仁义,民众就会如影随形般追随。御史大夫反驳道,无征伐而服不义,无城垒而御强暴,自古未见。教化有别,圣王循性而化,不服从的,还是要派兵征服。

御史大夫说,中国才是天下的中心,人才汇集,礼义完备,财富充足,我们攻打匈奴是以智慧谋取愚蠢,以义讨伐不义。匈奴不是一个文明,他们上无义理法律,下无正常秩序,君臣互相欺诈,上下没有礼节,用柳条编造房屋,毛毡做屋顶,内部防守也乏善可陈。而文学则认为,匈奴的这些特点恰说明他们比较朴实,“法约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从。嫚于礼而笃于信,略于文而敏于事。故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因此,很难将他们彻底赶走。兵者凶器,不可轻用,因为会导致强弱存亡的瞬间转变。御史大夫说,武力攻打匈奴是讨伐不正义,是承继高祖、文帝、景帝的功业,也是圣明君主多年施行仁义的结果。文学却说,战胜后应修礼义,走夏商周之路。胜了却不停战,长此以往,必致国家灭亡。外部没有敌国之忧,自己又不是圣人,就很容易骄奢淫逸。

儒法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

《盐铁论》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讨论对外政策问题,辩论文治武功、王道霸道、德治法治以及内政外交的关联,核心在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文学一派主张王道之治,用仁义道德治国理政,建立一个慎用民力、一切以农业为本的简约政治体系。而御史大夫一派认为,仁义道德当然重要,但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和人的不同品性。对大部分人可以推行文教,而对冥顽不化之人则不适用。对匈奴作战是被迫的,并非主动侵犯,而且是长期战略。

简言之,儒家义利观是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主张崇本抑末,德怀远服。法家义利观则强调义利并用,文事武备,教伐有别,王霸杂糅,以追求长治久安。儒家强调“义以生利”,法家强调“义利并用”。墨家则尚利贵义,“义利天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墨家看来,利即“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既包括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也包括经济富足与政治善治,最终目标是通过“兼相爱交相利”,实现“国家之治、天下之富”。

儒、法、墨的义利争论发生在古典时代,它涉及对外政策的“价值观”与“实力”两种工具之争,也涉及经济政策的“本末”之争、“放任”与“干预”之争。这些关于国家治理理念与政策的讨论,今天也不失其意义。

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首先是价值观的对立,而且是以两个国家集团各自的实力为支撑的。实力和价值观并用,并不仅仅用于对外防御,同时也用于在内部凝聚关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共识。

社会主义是一种有着巨大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普适价值。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以自由世界自居,其内部的种族压迫等问题却一直为各国人民所诟病。作为意识形态竞争的结果,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民权运动,有色人种和妇女的处境有了较大改善。此后美国开始把自由、人权、民主作为推行其“价值观战略”的舆论战工具。但实质上,这种价值观外交及其所构想的国际秩序,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实力和技术优势为支撑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醒人们深思:何种文明支配未来的世界秩序,它就将成为文明的“最高标准”。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隐含着对其他文明生存权的忽视;种种动听词藻包装的“世界构想”,似乎要为人类设定别无选择的未来。

好在并非别无选择。新世纪以来,中国和平地实现了经济振兴,而西方陷入经济衰退,实力相对减弱。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对三四十年来兴起的西方价值理念的质疑和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从未完全以利益为导向,而是有原则、有情谊、有道义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注重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但国际主义、真诚待人、帮助受援国发展基础能力、实现互利共赢的精神,贯穿不同时期的外交战略之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一脉相承的“义利观”。

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应倡导社会主义的“正确义利观”,把中国的发展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发展紧密关联,推崇“亲、诚、信、惠、容”等理念,“亲”、“诚”、“信”、“容”指向义,“惠”指向利,义利并用,又以义为重。这种义利观是价值观与实力的结合,体现了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幸福等理念。这更接近于墨家的“尚利贵义”。当然,“正确义利观”的内涵仍有待丰富。就此而言,汉初的《盐铁论》所蕴含的治国思想的讨论,仍可帮助我们深入思考中国本位、内外一致的中国价值观。

(编辑碣石)

 

 

 

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之际,德国《明镜》周刊发表封面文章,标题为《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副标题为...

“革命不能被肮脏的手玷污” 

1915214日,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了与帕尔乌斯的绝交信:《致一位活着朋友的墓志铭》,信中他感谢帕尔乌斯曾经给予他巨大启发和思想上的共鸣,但是接着说,1914年之前的激进左派在一战爆发后变了,我们的朋友,现在死了,“现在的帕尔乌斯再也不是以前的帕尔乌斯了。此时他已成为在巴尔干漫游的一个政治上的福斯塔夫,而且还诽谤自己已死亡的幽灵。”不久,当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开办有德国宣传代理机构嫌疑的“社会学研究所”时,托洛茨基公开警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和它进行任何接触。帕尔乌斯为自己辩护的“致编辑部的信”到托洛茨基手中,托洛茨基最终拒绝发表。十月革命之后,帕尔乌斯力图接近托洛茨基并表示要为苏维埃政府服务,托洛茨基置之不理。[1]

“堕落到了极点”

在帕尔乌斯与列宁的关系中,19155月瑞士伯尔尼期间他是否给列宁以资助?对此,历史学家们普遍表示怀疑。[2]当时,帕尔乌斯很急切地希望与列宁会晤,便突然现身在列宁所住的旅馆。帕尔乌斯在回忆录中记叙说,他对列宁解释德国革命不可能发生,唯一能够发生革命的是俄国,而且是作为德国胜利的后果,而列宁却梦想着欧洲的无产阶级从战壕中走向革命。在此会面之后,列宁告诉一位布尔什维克朋友,他甚至没让帕尔乌斯把话说完,就直接告诉他,他认为帕尔乌斯是德国的奸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很多已经变成了沙文主义者,他不想与帕尔乌斯有任何合作。列宁把他赶走了,并且警告他再也不要来了!会面结果很清楚,列宁与帕尔乌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共识。[3]

列宁自己则在191511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8号上专门发表了批判帕尔乌斯的短文《堕落到了极点》,严厉和辛辣地斥责其欧洲社会沙文主义:

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人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是所有交战国都有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俄国革命中就已表现出是个冒险家的帕尔乌斯,现在在他的小刊物《钟声》(《Die Glo-cke》)杂志中更是堕落到了……极点。他恬不知耻地、洋洋自得地为德国机会主义者辩护。他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一切付之一炬……他向兴登堡摇尾乞怜,要读者相信“德国总参谋部是支持俄国革命的”,并下贱地颂扬这个“德国人民精神的体现者”和它的“强烈的革命情感”。他预言,德国通过保守派同一部分社会党人的联盟,通过发放“面包配给证”就可以毫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他出版的6期杂志中,没有一点诚实的思想,没有一个严肃的论据,没有一篇诚恳的文章。这全然是一堆德国沙文主义垃圾……

帕尔乌斯先生竟厚颜无耻地公然宣称,他的“使命”就是“充当武装起来的德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思想纽带”。这种丑角的插科打诨,准能使俄国工人笑破肚皮。……帕尔乌斯先生的《钟声》杂志就是德国的叛徒和走狗们的喉舌。[4]

而《钟声》杂志正是帕尔乌斯接受德皇政府直接财政支持出版的。

哥本哈根公司和布尔什维克有金钱往来吗?

德国情报局曾支持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建立与俄国进行贸易的边境贸易公司。但是这些钱是否都来自德国?对此也一直有争议。[5] 1995年,美国历史学家Semion Lyandres对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公布的指控列宁的全部材料进行了重新研究,专门考察临时政府指控布尔什维克利用斯堪的纳维亚作为中转贸易往来的所有电报,包括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公司的电报往来。他对所有66件电报进行了逐一分析,发现没有一件可以支持临时政府的七月指控。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与彼得格勒的贸易电报,没有一件表明有资金从哥本哈根流向彼得格勒;相反,总计10万卢布从彼得格勒流向哥本哈根,以购买进口货物。因为一战之后,俄国从德国直接进口的货物,特别是医药用品,受到各种制裁和审查,因此转至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走私。[6]这一研究不支持上述传记中认为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的公司贸易中可能有钱没有从彼得格勒回流,帮助了列宁的宣传事业。[7]

1915年,帕尔乌斯在德国外交部的财政支持下,企图在俄国组织大罢工和策划制造金融危机,这些事情也是《明镜》周刊文中大肆宣扬的。但是,这些活动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无关。相反,191512月,帕尔乌斯力量在俄国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人数甚少的列宁布尔什维克正与占大多数的、支持俄国参加一战的孟什维克进行艰苦斗争。无论是瑞士的总部,还是彼得格勒的分部,都缺乏最基本的运作经费。列宁写信给斯堪的纳维亚的Alexandra Kollontay:“这里没有钱是最大的麻烦。”[8]

191512月,帕尔乌斯的确接受了德国外交部的100万元卢布,并且把它们带到了斯德哥尔摩,以用于“支持俄国的革命”。[9] 这也正是《明镜》周刊文在正文和脚注中给出的唯一证据,它发生在十月革命前。但即便是这个证据也根本不是《明镜》发掘的,而是在1965年帕尔乌斯传记中早就明确记载的。不同之处在于,传记明确说明帕尔乌斯与列宁1915年的会见是不欢而散,而《明镜》却仍用它作为列宁德奸的证明,真是用心良苦,其实是欺负大多数读者不会去查找这本半世纪前的老书。事实是,这笔钱是德皇政府用来支持帕尔乌斯在俄国的颠覆活动,而不是支持列宁。一战之后的列宁及其政党一直在与贫困搏斗,191610月列宁在《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写道:“很需要稿费。否则,简直活不下去了!!……如果这件事办不妥,我的确维持不下去了,这是真话,百分之百的真话。”[10]

由此可见,《明镜》的策略是故意混淆帕尔乌斯和列宁之间的区别,以蒙诱读者。用德国的钱,帕尔乌斯的确成功地在俄国组织了一些罢工,这也是《明镜》周刊津津乐道的故事,但是这些钱并没有导致他曾许诺的俄国革命的爆发。而且,《明镜》没有说的是,由此在德国政府内部对他的巨额投资引起了强烈争议和怀疑,钱是否给错了?[11] 更没有证据说明,这些钱与列宁究竟有何关系?

运送俄国流亡者回国的操盘手

19172月革命爆发,帕尔乌斯建议德国把各种俄国流亡的政治反对势力运送到俄国,以激发俄国革命。这一建议再次得到德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帕尔乌斯就成了操盘手。413日,一批俄国流亡革命者到达斯德哥尔摩,其中包括列宁。这时,帕尔乌斯已经等在那里,因为想见列宁。但是列宁拒绝见他,只是通过中间人传话。帕尔乌斯告诉列宁德、俄之间需要和平,并询问列宁的政治方案。列宁回答:他对外交不感兴趣,他的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这让帕尔乌斯很恼怒,根据后来他自己的证词,他通过中间人警告列宁说:也许他会继续领导暴动,但是如果他对政治手腕不感兴趣,他就会沦为我手上的工具![12] 事实上,在关于德、俄之间的停战问题上,两人从来没有站在一个立场上。列宁关于停战的主张从来不是秘密,那就是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也是第二国际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共同的政治诉求。而帕尔乌斯构想的却是德国对欧洲与俄国的控制,是彻底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行径,而这正是列宁致力于斗争的对立面。

列宁回国之后,在列宁与布尔什维克设在斯德哥尔摩的政治局交流的信息中,缺乏经费依然是主要议题。推测列宁获得过帕尔乌斯设法经过波兰社会主义者之手交付的资助,唯一的证据也只是列宁感谢一位波兰社会主义者哥斯洛夫斯基(Kozlovsky)的信,而此人曾是帕尔乌斯的联系人,列宁感谢收到了2000卢布的资助![13] 区区2000卢布,列宁还要亲笔写信感谢。此证据实在无力,甚至有反证的危险,连《明镜》也弃而不用。

帕尔乌斯是列宁“德奸”的主要同盟?

事实上,七月事变之后,临时政府公布的列宁“德奸案”文件中,帕尔乌斯就已经卷入其中,被列为列宁“德奸”的主要同盟,这一点从来就不是《明镜》的“功劳和发明”。帕尔乌斯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

我一直支持,而且还将继续支持俄国革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用所有能够使用的方式。你们这些疯子,为什么要担心我把钱给列宁?列宁和其他你们指控的人,从来没有要求或者接受从我这里来的钱,无论是借款还是赠送。但是我给予了他们以及其他人很多比钱和炸药更有效的东西。我属于这些人中的一员,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献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这是你们现在想摧毁的,但注定要失败的。[14]

托洛茨基则于78日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迅速刊登了《帕尔乌斯和他的“代理人”——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在俄国社会主义刊物上,我第一个揭露了帕尔乌斯与德国帝国主义的不光彩的联系,确认它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与革命荣誉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号召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与帕尔乌斯断绝所有政治联系;

……

在战争期间,我与帕尔乌斯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的或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所有相反的断言都是谎言和诽谤。[15]

后来,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第四章“大诬蔑的一个月”中更详细地追叙道:

一个叫做布尔斯坦的人,正式称为商人,叫临时政府去注意“帕尔乌斯主持的一个德国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依照布尔斯坦作证的话,列宁和这个机关联系,经过了甘涅茨基和哥斯洛夫斯基这两个波兰革命家之手……牵涉到甘涅茨基与加茨洛夫斯基在两地——彼得格勒与斯德哥尔摩——的生意。看来,这一战时商业采取了秘密通信的方式,但它与政治无关。布尔什维克党与这笔买卖无关。列宁和托洛茨基曾书面揭露帕尔乌斯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兼革命政治的烂货,并号召俄国革命党人与他断绝一切关系。但是在事变漩涡中的人,哪个有功夫来细察所有这些事情呢?一个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这句话就够了。

……

列宁经过德国回来,此事供给爱国派煽惑以永不竭尽的藉口。但是资产阶级报纸好像证明:爱国主义无疑是它们政策之中一个柔顺的工具,当列宁初来时候,它们用虚伪的善意欢迎他,直至明白了他的社会政纲之后,才肆无忌惮地骂列宁“亲德”。它们认为,“土地,面包与和平”这类口号,列宁只能从德国带来。[16]

xx一口咬定说列宁的自我辩护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赫尔方特没有出现,这是怎样的一种大无畏精神?其实,在《明镜》周刊的报导中,有两次提到帕尔乌斯:他被唤作“Parvus”(小个子),嘲讽地暗示他那相当肥胖的身躯、亚历山大·帕尔弗斯(即小个子,赫尔方特1894年后使用的名称),——但是《明镜》完全不提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七月诬陷之后针对帕尔乌斯的反驳,就像完全不提凯南对“西森档案”的考证一样。无论从左从右,只要不符合其结论,所有材料都可以仿佛不存在,正是这样一种《明镜》式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鼓励了辛先生的无知无畏。其实,辛先生只要愿意去查一下《列宁全集》就不至于如此被误导,根本在于他并不想知道列宁究竟是如何说的。然而,建立在如此谬误基础上的宣讲,却能够获得大量喝彩,这才是需要正视的现实:为什么今天撒谎、诽谤和谣言再度大行其道?也正因此,重读列宁的上述批驳具有了新的意义。

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肮脏之手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帕尔乌斯曾敦促德国外交部以一个没有附加条件和补偿要求的和平协定,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谈判。在斯德哥尔摩与苏维埃代表拉狄克秘密会见时,帕尔乌斯希望列宁能允许他回到俄国,他知道自己的政策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受到怀疑,他愿意在工人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且接受审判。[17] 与此同时,柏林的德国总参部已经要求情报部门严密监控帕尔乌斯的行为,特别是所有往来的电报,德国政府明确阻止帕尔乌斯追求自己独立的政治目标,他也意识到已经不可能让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外交部合作来进行与俄国的和平谈判。

列宁对帕尔乌斯的回国请求予以坚决拒绝,他回复说:“革命的动机不能被肮脏的手玷污”[18]。之后,帕尔乌斯加强了与德国政府合作的反苏维埃立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期间,他积极建言建策,提出俄国很容易用军事制服和分割,这样就不用和苏维埃再进行和平谈判。俄国消灭了,法国打败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德国就可以主宰欧洲。这时,他已经与列宁及其苏维埃彻底为敌。[19] 捏造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政权是德国财政通过帕尔乌斯来支持的,是毫无根据的天方夜谭。

相反,191712月,苏联成立“契卡”,26,苏联政府拨款200万卢布以支援西欧革命。之后,苏联把银行收归国有。帕尔乌斯认为这些措施会激起国内反抗,便开始动员和鼓动国内外反动势力去攻击和孤立苏联,以制造最严酷的压力。他认为,俄国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反映了最可怕的认知错误。他谴责列宁的政党是少数人的军事专政,是对欧洲光荣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辱骂,苏维埃更像是一个犹太人的阴谋,而不是现代民主。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后,在与德、奥外交官的私下交谈中,帕尔乌斯担心德国丧失对东线的经济制裁,会对今后的德俄关系产生灾难性影响。公开场合,他则谴责签署条约的苏维埃强化了德国鼓吹军事力量的政党,参加谈判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要为这个“革命沙文主义”的条约承担主要责任。他希望德意志帝国和苏维埃都很快垮台,德国革命可以席卷一切。对于俄国,他的使命就是推翻苏维埃。[20]

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正验证了列宁之前对其德国沙文主义的批判。而帕尔乌斯就此对苏联的批判,也完全不同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国际主义立场。

今天,试图向欧洲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右派认祖归宗的辛**等诸先生们,其实应该先拜谢这位德皇间谍“赫尔方特”先生,——多么讽刺的历史画卷,它揭示了欧洲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与今天中国右翼自由主义之间(今天他们正在把自己改称为“左翼自由主义”,以争夺左翼的大旗),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德国战败后,帕尔乌斯的政治生命也随着一战和德意志帝国的覆灭而丧失。191811月,他去瑞士隐居后被驱逐,回到柏林,死于1924年。他死后,曾被认为是第二国际最有才能的大脑,这自然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右翼阵营的一个评价。

但是在第三国际,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战之后的帕尔乌斯早已经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肮脏之手”。帕尔乌斯死后,《真理报》评论他的一生正是第二国际的象征:“第二国际的整个政策,从革命的决定(五一节)到支持沾满血污的资本主义止,都在这个以大革命家始,而以大投机家、艾伯特的顾问终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实际行动,都已经与以帕尔乌斯为代表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沙文主义全面决裂。为此,1917年至1918年,在列宁的建议下,经过党内讨论,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路线斗争,正是帕尔乌斯故事不可分割的大背景。七月事变之后,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也是这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事实上,这时的帕尔乌斯已经完全成为苏联公敌。试图通过这只肮脏的手,在90年之后再行诬陷列宁与十月革命,不过是黔驴技穷的一种媒体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一些左翼网站对《明镜》周刊的文章也做了反驳,一篇标题为“一个购买的革命还是一个购买的新闻?《明镜》再次清算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21];另一篇标题为“《明镜》何以是错的?”[22] 。除了指出其证据薄弱,也从历史的脉络中指出,十月革命的逻辑根本不是德国可以用钱购买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右翼意识形态的炒作。

翻案史学的代表作

其实,《明镜》周刊的这篇文章正是丧失基本学术品格的媒体“翻案史学”的代表作品。尽管在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上,作为发行110万册以上的老牌欧洲时政主流杂志,《明镜》周刊以自己拥有的全球最大的事实核查团队而自豪, 但为什么这样阵容的团队却不能就《明镜》周刊自2006年以来大量的反华报道,以及此次列宁德奸案违背基本事实的报道,起纠正作用?这已经不是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所能够解释的。在专业主义的背后,是政治的立场和利益发挥了更重要的主宰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往往沦为这种政治立场合法化的遮羞布,这才是关键问题。

托洛茨基在上个世纪如此描述:

在进攻布尔什维克派之中,一切统治势力,政府、法院、反间谍、司令部、官吏群、市政局,在苏维埃占多数的党派,他们的报纸,他们的演说家……诬蔑的话如同尼亚加拉瀑布倾泻下来。倘若你注意到那个背景——战争和革命——和被告者的身份——几百万群众的革命领袖,他们正在领导自己的党走上政权——那么你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19177月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诬蔑之月了。[23]

这个漫长的“污蔑之月”并没有结束。在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19177月”在后苏联、后冷战时代还会获得新的生命?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正是,作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作为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仅活着,而且正在“崛起”。如果我们需要真正从历史的视野之中理解这一事件,就必须回到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新时刻,回到“究竟什么是列宁主义?”这个问题上来。(完)

(编辑 蔡万焕)

 


[1] (波)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国龙译,第195-19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155-15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 Alfred Erich Senn, "The Myth of German Mone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Soviet Studies, Vol. XXVIII, No. 1, January 1976, pp.83-90;转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

[3]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157-17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4]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0-101页。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 .

[6] Semion Lyandres The Bolsheviks'"Gennan Gold" RevisitedAn Inquity into the 1917 Accusations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 East European Studies Number 1106No. 1106, February 1995 c1995 by The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a program of the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ttp://carlbeckpapers.pitt.edu/ojs/index.php/cbp/article/view/63 pp93-104

[7]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16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8] Ibidp181.

[9] Ibidpp187-188.

[10]《列宁全集》,第47卷,第438页。

[11]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 pp190-19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2] Ibidp216.

[13] Ibidp221.

[14]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229-230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5]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译,第180-18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

[17] Ibidp239.

[18] Ibidp246.

[19] Ibidpp250-251.

[20] Ibidpp251-253.

[21] http://www.neue-einheit.com/deutsch/is/is2008/is2008-02.htm 

[22] http://arbeitermacht.de/ni/ni126/oktober.htm 

[23]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esle

本色自在任天然

张桐

2014-07-24 16:26:03

文革中组织西纠维持秩序而被打为“保皇派”,光大任职处理140亿亏损,中信任职处理泰富危机,直至将中信带入世界500强 ...

我们这一些人,不愿意以个人、家庭在文革中的境遇,影响到我们对毛主席的看法,以及对其理论的判定,是把它分开的。

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就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发展好,为人民造福。共产党不能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共产党肯定不是共产党。

我是一个坚定的、不僵化的、不腐败的党员,是一个坚决不走邪路,坚持走正路的共产党员。自我入党起就没有一刻忘记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孔丹

一年中总要读一些书,在2013年读过的书中,孔丹口述,米鹤都编撰的《难得本色任天然》[1]一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忆“文革”的重要史料价值

过去总是看老一辈人的回忆录,现在我们的同龄人也到了回忆往事的时候。白驹过隙,时光荏苒。本书口述者的个人经历,关系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有关1966年“文革”初起,北京的学校开始闹革命,红卫兵和西纠的成立,以及西纠的活动和被查禁,口述者都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在书中,从“风起于青萍之末”开始,到“《解放全人类》报”的九章,60余页,3万多字,将口述者亲身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一一记录,不仅是讲述了一个基本真实的历史面貌,更重要的是讲明了当年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这决定了此书的史料价值。

一晃就是将近50年前的往事了。书中回顾了1964-1965年亲历的发生于少数中学的学潮,以及越来越多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文学作品”的文章,“《槐树庄》、《夺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作品”的出现,展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环境。

19666月,文革风暴首先发轫于全国大中学校。

“接着工作组来了,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四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校文革)主任。……是形势把你架在那儿了。……面临群众运动,你跑不掉,就得出来做事情。所以我说,我在文革初期的作为很大程度上是身不由己,这是我的宿命。”[2]

“四中成立红卫兵比较晚,到‘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呢。……从天安门回来以后,我们觉得不能落后于形势,于是在四中成立了红卫兵。”[3]

口述者作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第一负责人,如实地介绍了“西纠”的简要历史。

“西纠成立时,我觉得社会上太乱了。……如果要讲西纠的产生,就是有这么一个大背景,其实质就是对整个文化革命的一种反动。社会上正好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就自然成为西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冲击时要站出来保护;另外,我们有组织观念,要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机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无法接受对群众、甚至成分不好或有问题的人采取暴力的做法,这些就是我们组织西纠时的基本观念。”[4]

“西纠当时最主要的,是通过通令来发挥作用。西纠影响最大的就是十个通令。……6号、7号通令的主要起草人是李三友,他起草后我和秦晓修改。我们也下了很大工夫,字斟句酌。这是对当时日趋严重的局势相对比较完整的政策性意见……这些通令反映的是我们当时的一些思想认识,并自发地试图引导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绝对没有任何人的指使,这是肯定无疑的。”[5]

“西纠是1966825日成立的,到831日就派了个大用场。跟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干警一起,接受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的保卫任务。……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6]

…………

    红卫兵、西纠的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当代史中,是无法回避的,而如何全面、真实地记述这段历史,还需要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在以往的一些书中有着截然相反的描述:“为了维护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成果,为了压制在这一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抵抗,为了显示革命是暴力行动,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最早成立的是西城区纠察队(即西纠),他们在打人、抄家运动中,把暴力推向了一个高峰。”[7]201310月,由陈小鲁回母校北京八中向老师道歉而引发了网上热议,其中一篇网文写道:“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如‘西纠’的司令孔丹就一直保持沉默,从未见孔丹高调道歉过。看来,同为当年的‘西纠’同志,政治水平就是不一样。”[8]写出这些文字时,这本书已经在香港出版四个多月了,活跃的网民们还认为他在一直保持沉默。

孔丹在口述一书中,正面叙述了当时西纠的作为。

“成立西纠的指导思想,主旨是维持秩序,后来被江青叫做保皇派,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消防队。我们在火车站维持秩序,保护班禅,保护程砚秋遗孀、刘诗昆,保护何长工,保护赵尔陆,在石油部我们保护余秋里。……所以后来我们被造反派批评是保爹保妈派,也被批为保护既得利益。……西纠后来的命运走向衰落,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与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两次对抗。……从西纠成立的825日到19669月底,大约30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讲的这几件事。……应该说,西纠从成立起,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严密的组织,其总部与各个学校红卫兵的关系如一盘散沙,各学校红卫兵往往是各行其是,其中有些学校(如六中)的暴力行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9]

说到西纠,大概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像孔丹和家人付出的那么多,代价有那么大。

“因为西纠,我个人付出的代价,我们家庭付出的代价,以及我母亲的自杀,都和西纠的事情密切相关。……今天历史地看这问题,我觉得当年甚至什么要当学生领袖,当红卫兵头儿的想法都没有,就是多年教育出来的那套规范的东西,所谓党的传统观念,就把我给架在那儿了。”[10]

“在家里,我和父亲每次谈起这些事来都很感慨。可父亲从没有指责我……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几乎一生都抛不开这个心结。”[11]

“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一种扎在心底的、永远无法解脱的痛。这也不是那个时代哪几个人的宿命,我们一同走过的这一代人,多少都有着切肤之痛。今天,说这一代人会留恋“文革”,会为“文革”翻案,可能吗?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造就了一代人的思考,这不仅与年龄有关。我们不会像青年人那样言辞激烈地表达,但我们的内心很清楚,“文革”那样的民族灾难绝对不能再重演!

当然,对于亲历者回顾“文革”、回顾红卫兵和“西纠”的历史的文字已经有不少,孔丹的口述一书只是一家之言。如果能将对同一事件的回忆两相或几相对照,还原历史真实将更有可能。叙述史实,当时人固然重要,而当事人才更重要。他们的回忆使我们离历史真实总算靠近了一些。

近年来,在历史叙述和记忆回顾上,历史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大行其道,一些人将一些人物或事件的细节与历史大潮流割裂,用一两个细节来否定或颠覆大的历史脉络,否定历史认知,曲解历史真相。特别是对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与叙述,尤为严重。就是一些历史研究人员和学者的文章,也有意或无意地走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轨道。历史的记述需要细节,需要细节的真实,但如果不放到一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考察,不放到各个国家社会演进的规律中去思考,就会在整体上丢弃了历史的真实,落入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圈套——碎片化。希望从孔丹这本口述历史开始,对文革和红卫兵的历史回顾和研究,尽量少带些个人情绪,更多些历史感,更注重全面性和客观性,将他们个人回忆的历史细节与历史环境的大背景结合,方能还原出那段中国当代史的真实。

知青一代

我们这一代人,知青生活是我们许多人的共同生活经历,短则三五年,长则六七年,从晋陕大地到大兴安岭脚下,从内蒙古草原到南疆边陲,1700多万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在中国以至世界,既是史无前例,也是后无来者的。

孔丹在书中回忆道:

“上山下乡是我们那代人的大多数无法躲避的宿命。我是1969年的2月到陕北的,在陕西延安专区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在那里,我一直呆到1972年底。”[12]

“我记得火车离开北京的瞬间,车上哭成一片。我当时一滴泪都没掉,反而有一种无可留恋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跟其他同龄人比较,被折磨、被冲击啊,说麻木不太准确,但是对许多新生事物已然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了。我觉得换个地方挺好,到农村也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吧。”[13]

“我可能在那一片的知青里边是最快本地化的,我觉得本地化对我来说既是生存需要,也是一种情趣。所以我先是很快学会了陕北话,说得也算地道。穿衣戴帽也都是陕北老乡的样子。……到农村就得好好干农活,头一年我就表现出我的能干活,农活很快就学会了。所以,第一年我就能拿十分的工分了。……老乡们不久就觉着:孔丹这娃儿是个好娃儿!像个受苦人。(陕北话,农民的自称。)……我的心态——我就是一农民,我要生存。”[14]

“我们那时读各种能找到的书,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即使在穷乡僻壤,我还是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大脑还是保持一种思考的状态。学文化,学知识,学理论,包括黑格尔的著述。”[15]

“傍晚下工后,吃完了饭,剩下就是自己的安排了。……我们那个窑洞永远是几个人往那一坐,大家把书拿出来就开始读。……但凡能找到的书都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灰皮书是各种政治性的,像《托洛茨基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16]

“我在陕北四年,没有觉得很漫长,就这么过去了。”[17]

“过去了”吗?其实,对所有知青来说,插队的经历都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从口述史一书的后半部中可以看出,像前面那段红卫兵和西纠的经历一样,农村生活对他的后半生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而我们这一代人,哪一个会说这段生活经历能够挥之即去?!几十年来,这一代人的成功与沉沦并存,愉快与苦闷同在,生活境遇出现了很大的差别,与任何时代的生存者一样——坎坷者多而幸运者少,碌碌者多而成功者少。成功者靠什么?还不是在于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在于抓住机遇和永不放弃的精神。作为同龄人,作为上山下乡的亲历者,我不赞成那种“青春无悔”的浪漫,更看好的是“青春无愧”的自律与努力,在任何一个时代,幸运总是眷顾强者。作为个体,悲欢离合,坎坷蹉跎,人生的悲剧不少,而作为一代人,有了这样到农村广阔天地的生活经历,体认了农村,了解了中国,磨练了身心,更有一批人具有了敢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2013年初,我还读了一本写知青一代的小说——韩少功的《日夜书》。我认为这部长篇小说不愧被称为“知青一代的心灵史”。作者对那些年代既不是诋毁,也不是无悔,而是将许多历史的、社会的、人性的、文化的美与丑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写了出来,记述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轨迹,展现给今人去回味与思考。这种作家笔下的刻画,与这本口述版的回忆录实际是异曲同工的。

孔丹如是说:四年的插队经历,“是一个在一定条件下,把负面转化成正面的过程……”[18]

“插队对我的性格、意志、品质,还有跟老百姓沟通的能力都是有锻炼的。以前我们没有这种沟通,太学生腔了……这代人后来形成的沟通能力,我觉得在下乡历练中得到了实际的提升的。还有对人民疾苦的直观感觉。特别是对一些高层领导来说,他们经过了这种历练……从一个哲理的角度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养性,增益其所不能’。”[19]

无法回避,今天是知青一代执掌了治理中国的位置,“十八大选举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知青’经历的占31.7%。这些‘知青’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了解基层,掌握民情,贴近百姓,亲近人民,讲话朴实,说的话听起来舒服,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20]中国百姓需要的是为民所想,为民所愿,说实话,办实事的政府工作;我们的国家需要的是共同富裕和民富国强;我们中华民族需要的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任重道远,亿万百姓对此寄予了无限希望和美好的愿景!

思考与责任感

过去的几十年,我与孔丹素昧平生。1966年时听说过他的名字,再有所耳闻,就是2013年仲春,网上盛传的孔丹与一个老朋友的争论。这条信息,增加了我选择这本书来读的兴趣。

孔丹不仅在口述史一书中讲述了大量往事,还有他的许多思考,这些思考有着那个时段记忆的痕迹和事后的反思。例如“今天看文革”一章,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革”说起,有着十分详细的讲述。

“对文革更深刻的反省,应当是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建立防止文革重演的制度。这是我们这些当年走过来的一代人所应有的共识,是对文革更深层次的反省。”[21]

“特别是我们这一些人,不愿意以个人、家庭在文革中的境遇,影响到我们对毛主席的看法,以及对其理论的判定,是把它分开的。……我看这也是很多老干部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支撑着文革中老干部们的精神。……所以说,在文革中期以前,要说对文革有抵触情绪是没错的,但是从内心对毛主席的信仰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动摇。”[22]

“对于文革的亲历者,特别是在不同阶段比较活跃的人们,回忆文革往事的同时,更要紧的是做出深刻的反思。‘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我有一次对邓朴方这样提起我对文革的反思,他马上回应道:‘我们老爷子就是这样说的。’我很欣慰邓小平这样伟大领袖的心与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是相通的。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返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中国没有百年来被列强打压至积贫积弱,就没有民族复兴的历史长卷展开。没有对其他各种道路的痛苦体验和幻灭,历史和人民就不会选择共产党。没有‘左倾’路线带来的红区百分之九十五、白区近乎百分之百的惨痛损失,就没有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确立。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全党全国从高层领导到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冲击和反思,就不可能有比较坚定地回到曾经被极大偏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就没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23]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考,也才会有了1984年“清理三种人”时,孔丹的上书,中央发有关政策性文件的过程。[24]希望有关真相今后能够广为人知,而不要再做无谓的猜想。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能力和骨子里的“那种责任感使然”[25],此书后半部讲述的主要经历在我看都与他的思考和责任感有关——例如:

在他担任张劲夫同志秘书一职的两年多时间中,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值得一提。

“在1980年代,我跟一群同代的年轻人保持了比较密切的交往,那是一个青年精英辈出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莫干山会议就是其中一次比较重要的活动。……现在听说大家在争什么‘双轨制’最早的发明权,或叫首倡权……以我的就近观察,有些学者夸大了莫干山会议的作用,物价改革的真正推动者并不只是学子学者,实际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改革不是个别人的个别想法,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各个层面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这次的事情中,我就是穿针引线的角色。……这是我在秘书任职上,在改革的关键时候,所做的一件促进朝野互动来决策的好事。”[26]

1984年,孔丹走进了光大公司。在“光大16年”一章中,他的叙述真让人看得触目惊心。从1993年他就任光大集团的副总开始,到1996年经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提名成为光大集团总经理,他一直在负责处理光大信托投资公司140亿的巨额亏损,由他负责制订、实施的债转股方案,总算解决了光大集团的根本性危机,使这个企业得以在困境下保存,并从此发展、壮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次危机的平稳解决,就不会有光大集团的今天。

2000年,孔丹调入中信集团任总经理,到后来的任董事长,执掌国企一方天下后的“更名改制”,借鉴山西票号“身股”采取的“分润制”,中信银行的上市,特别是在200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果断处理中信泰富的负债一事,可以说是又一次成功的危机处理,而他的大局观和临危不惧的从容,实在难得。在中信内部员工情绪普遍波动的情况下,他积极谋划、创造条件,改进内部管理机制,鼓励大家共同努力,继续保持各自的正常运行,努力为中信集团的效益做贡献。

“当年,泰富恢复了正常运行,次年实现了净利润59.5亿港币,2010年实现净利润89亿港币。中信集团既帮助泰富渡过了危机,也使集团的投资实现了保值增值,并为保持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2008年这一年,经过努力拼搏,最终中信集团的净盈利是142亿,没有掉下来,还是保持了百亿以上的水平。”[27]

如果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们都有他的如此担当,都有他的企业家智慧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游刃有余的运作能力,国有企业怎么可能会搞不好?!也就不会招致那么多人的诟病。

孔丹如此总结自己的后30年的经历: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一家人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做了自己能做的贡献。”[28]

这种欣慰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为民族和国家做了什么贡献的心灵快感。也许,这就是一代人中有责任感的有为者的情操吧。

争论尚未有穷期

去年秋,从网上看到《亚洲周刊》上署名江迅的一篇文章,《独家专访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及前党委书记孔丹 ——中国红二代政见之争背后》,在接受采访时,孔丹谈到了这本书,也谈到了网上流传的他与一个老朋友的争论:

“最近舆论场上的这个关于我的传言,还是那句老话,谎言是不能长久的,谣言止于智者,这是我的基本看法,也是我的希望。首先肯定是谣言,肯定是谎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悲哀,对一个那么严肃的论争,竟然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无中生有,说重一点儿是信口雌黄。”[29]

“那么严肃的论争”是什么?他说:

“你看了书,就知道我跟那个老朋友的关系不一般,非常深厚,共同走过很长道路。我们之间在观念上的分歧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们一些人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我书中最后提到了对西方‘价值观’、‘政治观’、‘经济观’的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当然是有所指的。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30]

2014223日下午,我参加了友人们举办的孔丹《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的读书会。孔丹在讲述和回答读者问题时谈到当今热议的腐败、制度选择和共产党的执政宗旨:

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现在有些党员,有些干部,有些领导层,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还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吗?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一代党的领袖正以极大的决心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看我们不少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双重人格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的谋取私利……[31]

当一位读者提出“一党执政解决不了对自我的监督问题”时,他直接引申到中国的政治制度选择:

这个问题挺深刻,也是一个要点。我有这么一个实证的说法。不论从几千年的发展来讲,还是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应该采用哪种政治制度呢?继续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执政还是搞多党轮流执政?你说的那个问题我认为是这个问题里的一个子问题,就是共产党要如何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问题。共产党自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却不做设计,去解决和防范,那就有可能会失去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这从他自身发展需求上也是不能接受。而且我相信,解决自我监督问题有多种方案,并非一种方案。反过来说,如果是仅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来个多党轮流执政,从实证的角度你把当代那些多党执政的案例都拿来看看,他们(如印度)都解决了吗?这些腐败问题、制度制约问题解决了吗?世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选择制度不能离开我们的实际现实,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即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制度内去努力解决。实际上,这也是我跟一些老朋友的争论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共产党正在努力地克服这些弊端,我个人认为是很有希望的。[32]

在谈到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时,他说:

“我觉得共产党从根本上说不应该是为了让自己永远生存而去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的。应该倒过来说,它执政宗旨就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发展好,为人民造福。……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全力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要看全党的努力,每个党员都有份。如果我们解决不好这个宗旨问题,我们就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不能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共产党肯定不是共产党。”[33]

这些话没有“官八股”,没有矫饰,是那样的直白坦荡,气宇轩昂,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中这样的表达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座谈会上,孔丹一段富有感情色彩的话打动了我:

“我刚才说了好多话,其实……就是想表白一句话——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个坚定的、不僵化的、不腐败的党员,是一个坚决不走邪路,坚持走正路的共产党员。自我入党起就没有一刻忘记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34]

也许,这就是孔丹的本色。

 


 

[1] 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

[2]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49页—第51页。

[3] 同上,第60页。

[4]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65页—第68页。

[5] 同上,第68页—第71页。

[6]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72页—第76页。

[7] 《中国“文革”十年史》,香港大公报出版社,198611月。

[8] http://blog.sina.com.cn,先奎的博客,20131015日。

[9]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81页—第82页。

[10] 同上,第92页。

[11] 同上,第172页。

[12]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110页。

[13] 同上,第111页。

[14]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121页—第113页。

[15] 同上,第121页—第122页。

[16] 同上,第130页。

[17] 同上,第123页。

[18]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130页。

[19] 同上,第126页。

[20] 《四名常委知识青年经历的启示》,人民网强国论坛,201375日。

[21]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144页。

[22]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144页。

[23] 同上,第150页。

[24] 同上,第167页—第174页。

[25]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172页。

[26] 同上,第162页—第166页。

[27]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214页。

[28] 同上,第221页。

[29] 香港《亚洲周刊》,20139月,第27卷,第38期。

[30] 同上。

[31] 《参阅文稿》,No.2014~102014314日。

[32] 《参阅文稿》,No.2014~102014314日。

[33] 同上。

[3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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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前因后果

黄纪苏

2014-06-24 19:23:42

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及预后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

这本书[解玺璋:《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我还没来得及看完,睡觉前躺床上翻了两三个晚上,不到三分之一。我想解玺璋先生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因为近代史是中国当代何去何从的一个最重要的参照吧,总之是奔着今天来的。既然如此,那我就结合着中国的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我对近代史不但没有专门的研究,阅读也非常有限,尽管社科院近代史所就在我家隔壁。

王焱先生谈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区别,强调不要把政治史化约为思想史,这我非常同意。我就从社会或阶级的角度谈些肤浅的感想。

今天解先生和我们一块儿谈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的梁启超,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大家也都是这样谈论梁启超的。但90年代、2000年以来,社会上对梁启超似乎还有一种间接的谈法,那就是谈这位近代名人的著名儿媳妇林徽因,谈她主持的著名沙龙,沙龙里进进出出的著名男人,总之,谈的是一种“贵族”人生的样板。当代中国产生对“贵族”的需求,大概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一路走来,开始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后一方面要上层次,也就是讲究,甩掉“大金镏子”、“农民企业家”之类的粗放形象;另一方面就是希望长宜子孙、天长地久,到手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这两方面的诉求“贵族”这个词都准确地包含了。于是政治保守主义一路走高;于是《格调》、《上海的风花雪夜》、《上海的金枝玉叶》、《最后的贵族》、《张氏姐妹》、《民国四公子》、《红色贵族》等书风行一时,快成“贵族”的和想成“贵族”的人手一本照着勤学苦练。梁家的“贵族”沙龙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修葺一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被重新立起来的。

梁家“贵族”生活的奠基人当然是梁启超了。梁启超的上辈可不是什么“贵族”,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毛主席岳父杨昌济的日记,其中某日就有用梁任公也是农家子弟的例子勉励“毛生”自强不息的内容。估计梁任公父辈也就是个小地主吧,这个我没查过,但肯定不是世家。去年秋天朋友邀我去天津,说有梁启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说咱哪儿都不去就去这俩地方吧。梁启超故居有两栋西式洋楼,最先只有一栋,是辛亥革命后两三年盖的,后来又加盖了一栋读书办公的,即所谓的“饮冰室”。梁启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我相信他的怀抱志向也尽在苍生和学问。但这样的豪宅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我想它对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会史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财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呢?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同一节奏啊,跟暴力革命倒是同一节奏。我过去看民国老照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俩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剧作家,“家”谈不上,但我的确写过几个剧本,其中《切·格瓦拉》最后一句是:“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其实我也经常在想,怎么才能避免革命。我希望能为革命釜底抽薪,而不为革命扬汤止沸。解先生这本书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一段,他为中国错过立宪改良、走向辛亥革命而惋惜。其实,很难说立宪改良没成功,也很难说辛亥革命就是革命。在我看,辛亥革命就是立宪改良的成功。武昌这边炮一响,北京那边袁世凯冲紫禁城的孤儿寡母一皱眉头,不就基本上“和平转型”了么?全国没乱多少天,人也没死多少个,虽然“虚君共和”没戏了,但对皇室的优待写进了约法,民国的阁员接长不短进宫给逊帝下跪请安,遗老遗少在上海天津的租界里文酒风流,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这能叫革命么?应该叫非典型改良吧。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断送了宪政改良。问题在于宪政改良完成之后又发生了革命 —从1927年到1949年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有很多内外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原因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记得80年代翻阅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年谱长编》,1927年南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梁启超给他孩子的信里说,这是流民(游民)在闹事。

刚才王焱先生说了一个观点:中国没有地主。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王先生可能是说中国并非阶级分化多大的社会。这要看怎么说了。自周秦之变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确比较快,财主不三代,穷人不到头。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泽东,都持这种观点。但阶级固化的程度不高,不等于阶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环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灾大荒之年,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游民,这些无地农民小则打家劫舍,大则起义造反。前几年我到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宅子,太奢华太讲究了,完全可以成为当今土豪“上层次”的样板房。院里有些楹联,把“既富且贵且寿”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写得十分到位,我用手机拍了下来:“花泉成园,喜燕小莺娇,红杏枝头春意闹;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蓝桥路指密情深。”最近党中央提出要“让居民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任志强他们积极建言献策说:要乡愁,您得有乡绅!我这算是为任老板他们提供点乡绅的信息,等土地都流转到他们手里后好一招一式地落实。刘文彩家财富积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风雷起家业”(他家楹联),一代人之间就兼并了几十万亩土地。靠什么,院里还有条楹联说得明白:“大展经纶,由商而政而军,扶摇直上” —— 这简直是把刘汉刘总和谷XX将军的人生轨迹揉一块儿了。他一家几十万亩土地,那么得有多少家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或游民,一加减乘除,数不就出来了么。梁启超先生当年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社会基础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没接着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而不爆发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等畜类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是人类的社会结构。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及预后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一小撮骗子或疯子。也许那几位真是骗子疯子,但问题是那一大群傻子为什么跟疯子骗子走而不跟你走呢?

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现代化转型。但革不革命,不取决于你希不希望,而取决于社会分化到什么地步。我承认,人是希望社会分化的,希望自己出人头地,挣得比别人多、混得比别人好,这的确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别人挣得少,不希望比别人混的差,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币的另一面。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在社会分化中胜出,于是人性的这一面通行无阻。但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分化得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阶级和利益关系出现了垄断,即固定化、封建化的趋势。这样一来,人性的另一面便要大行其道: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凭什么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要没完没了?!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就说这些。

附录一:友人双石来信

有人说中国没有地主,无非是祭起了“江南无地主”的翻版,说民国那会儿阶级分化没那么严重,土地兼并没那么严重。且不说这是否符合事实,民国那种发展趋势是不是朝着社会矛盾尖锐化飞跑?当年沙龙中的大小布尔乔亚们,有没有什么非革命的办法能应对这种趋势?站在人性高度作傲岸批评总是很容易的。解决社会矛盾无非就是两种办法,一种是缓和,建立足够的权威(或者说宪政吧)有效遏止、节制矛盾各方利益的碰撞;一种就是干脆抽去矛盾各方的基础,再造新型的社会关系。应该说,这种社会性的实验迄今也没有扯出个子丑寅卯来。但一旦没法节制,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不断地被碰撞乃至侵吞,那么第一种办法显然就无效,第二种办法也就成了没得选择的选择。真到了那般光景,不知那些竭力想以宪政之名固化现有社会关系的大小布尔乔亚们,又该如何是好?

民国大佬陈诚在回忆录中有一段文曰:中国农民之中七八成是佃农,“他们由艰辛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自养,这是很不平的”,“纵然(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的遗教,一时不克实现,但‘减租’的政策,必须贯彻施行。(1941年制定‘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三年多减租……推行这项政策,是十分吃力的……归总起来说,就是农村潜在的封建势力太大,有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净尽的缘故”。

陈长官的结论是无可奈何的。当然有人可以拿台湾和平土改来说事儿,可那是在百万国军枪杆子下完成的(后遗症还多多)。民国迁台后与台湾土地主在没有利益和感情联系的情况下,以大陆带过去的黄金作储备搞土地债券,这套办法在大陆是整不成的。“民国范儿”吕思勉老先生说得极其精彩到位:天下有天良发现之个人,绝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天下有自觉觉悟之个人,绝无自觉觉悟之阶级。

附录二:友人曹豫生来信

前几年发生通钢事件后,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最后一段是:当年,夏衍在《包身工》中,警告“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联想到今天,我想说:革命的到来不是取决于你们“告别革命”的曲子唱得如何好听,它取决于你们做了些什么。

时过境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革命”的正当性不亚于今天的“民主”,是人人追捧并想贴在自己头上的词。而今天,“革命”恐怕都快与“专制”一类的词为伍了,而“民主”这个词却享有了“革命”一词昔日的荣光。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关于“革命”的主旋律论述是“告别革命”,对“革命”的批判,攻击甚至谩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是网络文化人的政治正确,其中也包括不少实际处于社会较为底层的网民。

对于革命的正当性的批判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其一是大力渲染革命的恐怖与暴力,却基本不提反革命的恐怖与暴力。这让很多人对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数家珍,却不知道反革命的种种问题。这和前三十年恰成一个有趣的对照。今天的很多人指责过去的历史教材如何不可信,但是看了他们“还原真相”的历史后,却发现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洋人在中国杀人是为了传播文明,而中国人反抗洋人,则是因为喝狼奶长大的;洋人抢夺中国的宝物,则要感谢洋人替我们保存了宝物,这样的“还原真相”,恐怕也就骗骗那些网络傻瓜了。

第二是革命的成因问题。革命是要掉脑袋的,既然那些地主士绅被今天文人们说的那么好,一个个跟待宰的洁白羔羊似的,为什么普通民众放着“好”日子不过,要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这说得通吗?就说今天,那么多公知和粉丝把今天的社会说得无比的黑暗,多数也是耍耍嘴皮子,像过去那样豁出去“革命”的也没见几个。不是社会矛盾激化到极端的地步,革命是很难搞起来的。

还有一个常见说法,就是革命了半天,最后还是和革命前一样,革命者成了新上层而已,所以,还是要“告别革命”。但“革命之后”和“革命之前”是有区别的。就说中国历史上,新的朝代成立早期,往往民众的日子要比旧朝代后期好过。这些新朝代后来会变得和老朝代一样,就会有新的“革命”来修正它。还有,革命尽管很难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但革命以一种最剧烈的方式解决了社会各层上下流动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无疑解决了社会上下流动的问题,但以毛的能力也未能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公平是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但现实告诉我们,社会只能有相对的公平。

我承认革命是正当合法的,但不是为了促成革命。要真正追求共同富裕(当然只是相对的),要用更公平和公正来防止“革命”的爆发。

(编辑  楚佳)

 

全体国民对于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性质与程度,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必须涵盖56...

17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先后进入了一个从多部族帝国、部落国家、王国及世袭封建贵族领地等各种传统形态的政治实体向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建构迈进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人口边界和地理边界的确定与变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全体国民对于自己国家所具有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性质与程度,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核心,外部势力只有在内部凝聚力瓦解之时才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政治领袖和知识文化精英们就一直在思考应当如何构建中国的政治体制,传统帝制的“维新版”、君主立宪、共和制、训政体制等都曾在讨论议程之中。但是,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重新塑造“中华”文化,使之成为新生中国全体国民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从而把国民对新国家的政治认同置于一个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至今仍然缺乏一个结构清晰、内容鲜明的基本框架。我们要在21世纪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将设计并实施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无疑是一个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华文化必须建构在各民族文化融合之上

新政治体制的构建只能脱胎于原有的政治体制,从石头中蹦出一个猴子来,那只能是神话故事。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更是不能脱离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传统体系,作为“文化”基本内容的语言文献、宗教信仰、伦理价值、生活习俗、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产品以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等等,都是彼此交汇融合的文化构成元素。尽管这些元素在历史进程中仍在不断演变与重塑,但是脱离了这些有着深厚历史感的基本文化元素而去重新设计的“新伦理”和“新文化”,很可能经不起社会动荡和外部文化冲击而短命,并使国民陷入一个“社会主流文化真空”的境地,人们就会失去道德底线,彼此毫无信任,一切唯利是图。

如果要建构一个全体中国人共享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必须考虑的两个基本要素。首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64%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5个省级的自治区(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广西);第二,在中国的13亿国民中,有1亿多人属于政府认定的“少数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这两个构建国家文化的基本要素出发,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必须在地域上涵盖所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人口上必须涵盖56个民族。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全体国民共享的共同文化必须建构在中国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长河之中。

社会文化中对少数民族的“习惯性制度化区隔”

从以上角度来审视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文化机构、出版社、广播电视机构,以及作家、剧作家、导演们所关注的区域,主要是我国的中原地区即汉族人口聚居区,很少关注边疆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历史进程、历史人物与社会现状。有关历史题材的电影和连续剧,除了入主中原并被奉为正朔的元朝和清朝外,大都是汉人中原王朝的历史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历史上边疆政权和边疆社会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如吐蕃王朝、大理国、西域诸国、蒙古各部、云贵川各部的政治领袖、思想家和社会精英们)则十分少见,虽然近年来数量有所增加(如《贺兰雪》、《尘埃落定》、《奢香夫人》、《木府风云》),但是与充斥在电视屏幕上的汉人题材节目相比,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一,而且,在汉人观众中又有多少人(特别是青少年人)认真收看这些节目?而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边疆少数民族观众打开电视,几十个频道中内容几乎全都是汉人历史剧和汉人80后、90后白领的“小时代”节目。这种文化隔膜不仅无法创建一个涵盖13亿国民的共同文化,恰恰相反是在持续不断地构建和加深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区隔和感情区隔。

中国的电影在类别上被区分为“普通题材电影”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两大类。在“普通题材电影”中,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藏、维、蒙、彝等边疆民族的角色,甚至很少看到回族和满族角色。“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主题总是围绕着“热爱祖国,民族团结”等过于明显的政治宣传色彩。少数民族在观看国产电影时同样感到某种隔膜。那些汉语水平低的少数民族观众在看国产(普通题材)电影时,就像观看韩国和日本电影一样。

自从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各民族传统的地理居住格局已开始逐步发生变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藏族自治地方以外居住的藏族人口已经达到54万人,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8.6%;在新疆以外各省市居住的维吾尔族人口已有6.8万人。从发展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积极正面的迹象。只有在居住和就业格局中逐步打破传统的民族隔离状态(藏族居住在藏区,维吾尔族居住在新疆等),才有可能在未来真正建立一个统一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沿海和中部各省市的政府和民众,应该努力帮助这些来到东部的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成员在本地定居和就业,帮助他们克服语言和生活习俗上的障碍,努力使他们感到全中国,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新的家园,这样才能真正切实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和少数民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在这方面,我们的新闻报导和影视节目做了哪些促进的具体工作呢?如果通过新闻报导和影视节目对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他们在居住和就业中遇到的困难、他们与本地居民的交往进行介绍和描述,相信一定可以挖掘出许多感人的故事,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做出贡献。

在中国,从电视上最普通的广告(汽车、服装、化妆品、食品、电器等)中很少能看到少数民族形象,中央和东部省市电视主播人、大众娱乐节目主持人中的少数民族比例也很低。这种格局一方面使广大汉族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中国还生活着上亿的少数族群人口;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主流媒体中看不到他们的形象,在感性上他们如何能够树立起“中央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北京是自己的首都,东部省市也是我们国家的组成部分”这些重要的信念呢?

我们呼吁中央电视台和作为全国人民首都的北京电视台选拔并增加来自藏、维、蒙、彝等各少数民族的电视主播人和节目主持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广大藏族或维吾尔族电视观众的感受一定是很不一样的,这将拉近他们与中央政府和北京的感情距离,有助于他们把这些电视台看作是“自己的电视台”。近年来,《中国好声音》中出现了来自少数民族的歌手,非“少数民族题材”的《雪蓝刀锋》中出现了蒙古族角色,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变化,希望今后这些努力包容中华各民族成员的影视节目会越来越多。

我国设有特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为非“少数民族”的汉族应当在什么程度上参与这一赛事?如果中国的“全运会”所设竞技项目是比照国际体育项目并为国际比赛培养选手,那么与之相区别的全国性“传统体育运动会”就应当包括56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并更名为“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会”。有些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实际上是同一个地区各族共享的区域性体育娱乐活动,其实不如组织跨省区或省区内的区域性传统体育运动会,让各族民众混合编组,共同参与,加深当地的民族交流和团结,还可以推动当地的文化产业和旅游活动。与此同时,许多国家队的队员选拔,也应该注意选拔少数民族运动员。当我们的国家篮球队里有维吾尔族球员、摔跤队和马术队里有蒙古族队员、射箭队里有朝鲜族队员、登山队里有藏族队员时,不仅这些少数民族的民众在观看这些比赛时的心情会完全不同,汉族民众在观看这些比赛时也会增强对各少数民族的亲近感。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在文化、娱乐、体育等领域中形成的习惯性制度化区隔,造成汉族年青一代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生疏与漠视,也造成各少数民族对汉族社会与文化的心理隔膜。这些习惯性制度化区隔带来了这两部分国民交往中一系列文化隔膜、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和共同文化的构建。

多族群的美国如何构建全国性的“民族文化”

多种族的美国并没有“少数种族题材电影”和一般(白人)电影的区分。当然,美国也拍摄了少数以黑人、印第安人生活或人物为主线的电影,但是其他绝大多数电影通常都包括不同种族的角色,近30年来美国拍摄的电影几乎找不到纯白人角色的电影。同时,在美国的电视新闻和其他各类节目的主持人中也有相当比例的黑人,这样的影视节目使得美国民众(包括白人、黑人和其他群体)在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潜移默化地认同并接受了一个种族多元、文化多元的“美国文化”。

美国的体育活动决不仅仅是运动与比赛,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成为“美国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橄榄球赛、棒球赛、NBA篮球赛、田径比赛、拳击比赛及所有相关体育明星们都拥有无数 “粉丝”。我们也注意到,所有这些体育都不是以种族/族裔来分组的,所有运动员都以完全平等的资格来参与运动和比赛。在许多体育项目的顶级明星中,大多数是黑人。美国体育文化的构建与运行使黑人等少数族裔成为美国社会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使黑人把自己视为美国体育的骄傲。影视文化、歌舞文化、体育文化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利坚文化”构成了各种族国民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认同和爱国主义的基础。这些来自不同国度、拥有不同肤色、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美国国民彼此之间最重要的认同,就是对“美国公民”这一身份的认同。

如果我们去问美国学者什么是“美国精神”,他们在介绍美国价值观时一定不会忘记谈到美国的多种族社会和多元文化。尽管美国社会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社会差距,也不时出现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和平示威,但是必须承认,自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的种族关系已经得到很大改善。2008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高票当选美国总统,也是大多数美国白人摈弃种族偏见的一个证明。在这个改善种族关系的过程中,美国知识界、影视界、大众娱乐界等努力构建全国性的“民族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以“民族”为界限对影视作品进行分类的后果是:我国电影观众在日常文化娱乐中完全无法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民族社会”这样的重要信息,更难以通过这样的文化娱乐节目了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现在我国电影中很少出现少数民族主人公,这就使广大汉人民众在日常生活娱乐中无法获得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知识积累甚至基本意识,如果汉族人来到西部城镇寻求就业机会,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知识的极度匮乏,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误解,滋生大汉族主义心态和心理隔膜,这对当地的民族交往和社会经济发展,无疑非常不利。

培育能够凝聚各族国民的共同文化

中华民族相互交融的历史积累

1989年费孝通教授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几千年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勾画出了一个轮廓,指出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虽经朝代更替而文化主线绵延不绝的多族群政治实体,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步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成一个“自觉的民族”(费孝通,1989)。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华各族都积极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保卫传统文化的战斗中。这个千年文明的多族群政体也在这一救亡图存的殊死斗争中从“大清朝”转变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成为团结各族、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统一旗帜。

由于在几千年的迁移、混居、通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与周边地区各族居民之间发生了多次复杂的交往与融合,费孝通教授称之为“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198911)。中华各族的文化,也是在这样一个几千年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不仅在血缘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各族的传统文化中同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汉族和少数民族应加强共性认同

我们可以从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方面来考虑如何化解隔阂并加强共同认同。

从汉族方面考虑,首先就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大汉族主义,鼓励汉族民众和青少年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去了解和学习其他族群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相对比较发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所以“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导致的一个倾向,就是把汉族社会与“中华民族”、“中国”等同起来(马戎,2010)。中央和各地媒体谈到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是黄帝和炎帝,谈到中华民族的象征就是作为中原皇帝象征的“龙”;媒体报刊讨论“中国精神”时,列举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原汉人;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的仅是汉文典籍著作;“中国历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汉文记载下来的汉人和中原皇朝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是汉人和中原皇朝的传统文化;在许多重要事务和叙事中忽视甚至漠视少数民族的存在和感受。这样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汉族和汉人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思维定式,对于构建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们的国民必须认识到:只有汉族,就不能叫“中华民族”;没有各少数民族,中国也不可能拥有今天广阔的疆域。近代汉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曾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时刻牢记。

从少数民族这一方面考虑,需要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本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认识中华各族之间久远的历史渊源和相互交织融汇的共同文化,认识到无论在血缘还是在文化上,中华各族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藏族与汉族有漫长的通婚历史,新疆东部(如哈密)的维吾尔族也有和中原民众通婚的传统。少数民族民众需要更多地关注各族历史的共享和各族文化的共性,走出“民族识别”中重视差异而忽视共性的偏差,认识到本族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努力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放在更高一个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

社会变化的主流是现代化,而非汉化

总体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主流不是“汉化”,而是现代化,只是沿海汉人地区对外开放和吸收西方文化要比西部边疆地区早一些。所以,少数族群民众不应把这些源自欧洲并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现代文化形式看作是“汉文化”,由于担心“被汉化”而心存戒心。同时,汉人自己也不要把少数民族民众接受这些现代文化形式看作是“汉化”,而应当与各少数民族民众一起对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共同推进现代化,并在这一进程中巩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发展中华各族独特的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提倡“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博大的文化包容力和“海纳百川”的世界胸怀,在我们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时应当加以继承。

中国土地辽阔、群体众多,历史上中原皇朝直接统属的行政疆域在不同朝代有很大变化。因此,我国族群关系的演变是复杂和多样的,我们今天在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上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做法。从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把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构建”、国家“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是一个能够实现的奋斗目标;从另一个方面看,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表明要使56个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依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警惕西方利用“民族主义”分裂中国

中国在许多领域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一些西方国家至今依然保持着“战国称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它们不能正视中华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磊落胸怀,更习惯于“零和游戏”而不懂得如何去追求“双赢”。它们在国际交往中习惯于树立一个“敌人”,然后极力削弱这一“战略敌人”的实力。它们采用的最常见和最有效的做法之一,就是利用其“潜在敌国”内部的族群“民族主义”和国家分裂运动。欲使这些国家内部持续的矛盾冲突也必然大大削弱该国的实力,使其无法完成现代化目标并丧失国际竞争力。苏联解体后,中国很自然地成为美国的“霸权竞争对手”,只是“911事件”打乱了美国遏制中国的计划,而当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脱身并致力于“重返亚洲”以来,中国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此时此刻,全体中国人必须头脑清醒地认清这一国际大形势,不能过于天真。

我们必须关注中国软实力的建设与巩固。以“中华民族”为单元建立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有机的文化共同体、共同的政治认同,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核心。56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个共同体的兄弟姐妹,每个群体无论人口多少和发展基础如何,都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发展,每个公民的利益和每个群体的文化传统都将受到保护和弘扬,同时在继承发展各族群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基础上逐渐自然地相互融合。

中国在21世纪的文化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努力梳理和调节国内各族群、港澳台群体文化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维护“和而不同”的长期共同发展、平等交流的文化格局,引导各群体学会欣赏并吸收其他群体的传统文化,加快创建“多元一体”的中华共同文化。

(编辑  萧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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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商业道德

南怀瑾

2014-05-05 00:20:53

真正的中国文化,是诸子百家里的杂家,是把孔孟的儒家、道家等各家各派,综合起来应用的。司马迁《史记̶...

这次让我来报告一下中国文化里的商业道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现在工商业界的道德的确是大问题。

中国现在有个皇帝——姓“钱”的,是个无形的皇帝,大家都向钱看,这是一个大笑话。这个过程不过二三十年,我都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我常常说,我活到现在,是近百年历史的见证人之一。

这个题目很好听,叫“商业道德”,我认为不止是商业的道德问题,是全人类的道德问题,我们国家五千年文化发展到今天,整个的社会规范,人生的道德问题。尤其是近30年,开放发展以后,道德出了更大的问题,很严重!所以听了商会会长出的这个题目,我非常有兴趣,说很值得大家讨论,换句话说,这个商业道德问题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反思。“反思”是现在的观念,我们老的观念叫做“反省”,要每个人自我深刻反省的。

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洋人有坚船利炮,我们国家没有,这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提倡“洋务运动”,要学外国人。其中有一个人,跟李鸿章齐名的,就是当时在湖北的巡抚张之洞,他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他旁边有两个老牌的留学生,一个是容弘,安徽人,留学美国的;一个是辜鸿铭,福建人,生在南洋,留学欧洲,通九种语言。张之洞先办兵工厂,开采煤矿、铁矿,创办织布局、缫丝局。那个时候保守的人反对搞这些事情,认为中国有几千年文化,为什么跟洋人学?所以张之洞重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

中国从鸦片战争后近一百年来,到现在为止,都是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哪里是中学为体?现在中国人已经不懂中国自己的历史了。大家不要认为读了中学、小学的这点历史课本,就已经读懂了历史,那差得远了!鸦片战争以后,跟着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用的也是西学,不是中学,可以说他是用西方宗教的皮毛,组织了一场运动,使我们国家的文化倒退了好几十年。

接下来满清被推翻,民国建立,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我说并不全是中国的哦!也是西学为主的。三民主义的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采用美国的民有、民治、民享而成的。所谓民权,就是现在讲的民主,孙中山的著作讲明,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一句话可不是我给他加上的喔!五权宪法是采用西方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加上中国文化的监察、考试,所以也大多是西方的文化内涵。

民国以后到现在,西方的思想,什么君主立宪,什么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主义,统统被搬到中国政治舞台上来用过。直到现在,我们13亿人口那么大的国家,用的还是西方文化,包括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是西方文化。中国自邓小平先生开放发展,至今已有30年了,当时的文章,讨论姓资还是姓社,这些仍然是西方文化的问题,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什么是中国文化

到今天为止,大家动辄就讲中国文化,请简单明了地说一句,中国文化是什么?如果你讲中国文化是孔孟思想,那完全错了。我们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诸子百家的思想,太丰富了,孔孟思想不过是诸子百家里的一家。

我曾在书上讲过,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有三家大的店,道家是老庄做代表,儒家是孔孟做代表,还有一家是墨家,那个时候佛家的文化还没有来。

墨家是什么呢?我说中国人现在对于墨子(墨翟)的学问没有研究过,所以不懂。墨子的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那完全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驱者。

春秋战国是这样三家,讲儒、佛、道三家是唐代以后的事,因为佛家加入而把墨家取代了。真正的中国文化,是诸子百家里的杂家,是把孔孟的儒家、道家等各家各派,综合起来应用的。

要对商业反思

讲到中国文化,我们的商业行为,我觉得所有的商人,包括国家、社会,以及各行各业领导者,到今天为止,应该反省思考,我们的商业要走条什么路?对于商业的发展,我们现在用的是西方商业发展方式,很有问题,而且还不是完全西方的。

说到我们今天的商业行为,先要了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拼命去学工商管理,现在这些管理学都是西方来的,都是以“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自己几千年的商业文化、商业道德都没有研究。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以我的观点坦白来讲,现在商业的行为都是兼并别人资产的手段。我也常常问大家,研究工商,研究金融,研究经济的,对于五千年来自己本国历史中这一套学问有没有看过、研究过啊?好像大家都认为只有西方才有这套学问,那么中国自己几千年是怎么过来的呢?难道那么笨吗?

正确理解“重农轻商”

很多书上都那么写,说中国到今天在经济、科学上不能发展,就是害在“重农轻商”上了。这四个字的问题很严重,字是读对了,可是却完全理解错了。世界上的第一经济是农业,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由工业到商业,这个轻重是两个相比较的先后,并不能因此认为儒家只注重农业,而轻视商业,那就把中国字理解错了!

中国过去以农业经济为主体,没有像商业那么轻便的向外发展。“重农轻商”,是以农业跟商业比较,商业是很轻松的,此为其一。

其二,“商贾”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书上是连着的辞句。什么叫做“商贾”呀?“行商坐贾”,在外面做生意,例如国际贸易的叫“商人”,坐庄开店叫“贾人”。例如《易经系传》上说:“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众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又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说要了解商业的文化,中国人并不是轻商。

为什么大家会误解“重农轻商”呢?那是汉朝以后的事。

由于春秋战国到汉朝,三四百年间,这个国家都处在内战中。现在商业的行为,学了外国,专门打人家主意的,大的并吞小的,强的并吞弱的,就是“兼并”;所谓“兼并”,是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战略的一种名称,像现在这样的商业,已经大有问题,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汉朝刘邦统一天下以后,汉文帝为了使这个国家富裕起来,他先从“休养生息”做起,提倡节俭,以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起来。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哲学是“勤俭”两个字,也就是要勤劳节省。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发展太过奢侈,刚好违反这两个字,这是非常严重的!我先提出来。如果要用“休养生息,重农轻商,注重勤俭”这个题目,把每代的历史作对照,至少要讲半年的课程。

那么由汉文帝到汉武帝,这个休养生息的阶段,是国家受外人欺凌得很严重的时期,可是汉文帝这几代都忍下来了。为什么?因为经济发展不够,要休养生息,提倡节约。所以汉文帝做皇帝时连件袍子20年没有换过,非常节省;要修一个房子,下面报上来多少钱,他说,“哎唷!那么贵,不修了。”做皇帝的人,也要为国家节省,把国家财政充实富裕起来,所以汉武帝起来以后,先向西域发展,再讨伐匈奴外患,向外拓展。

从汉文帝到汉武帝这个阶段,对于国家的前途路线讨论得很热烈,是走经济、商业发展的道路好,还是着重发展文化比较重要。汉朝有名的一本《盐铁论》,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深刻。这本书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化跟商业发展的关系。记得诸位所尊敬的毛主席,当年也提倡读这本书,要大家研究。我劝大家有空多读历史,读历史要注意司马迁这部《史记》,他在《货殖列传》中,引用管子两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大政治家管子富国强兵的政治经济思想,和商业道德有关系。

司马迁还有几句话很重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界上的人为什么那么忙碌?都是为了自己的利。这个利并不只是代表赚钱哦,我们把利看成赚钱,是缩小了的观念。

这里我插一个故事来解释这几句话。历史上也有记载,乾隆下江南来玩,站在江苏金山上看长江的船,旁边有一个方丈和尚陪他,他问这个和尚,“你出家多少年了?”他说“我出家40多年”,“你在这个庙子上那么多年,看到长江的船那么多,究竟每天来往的有多少呀?”这个和尚说,“两只。”乾隆听了说,“一天来往船那么多,怎么说只有两只?”和尚回答,“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乾隆听了甚为佩服。换句话说,上海街上的汽车那么多,每天有多少来往?只有两部,一部想做官,一部想赚钱,没有别的。

居安思危了么

我上一次曾在上海讲过一句话,当时的听众很震动,我说,“我们要反省注意,我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十几亿人口,几十年前,共产党领导了这个国家,做到了一件事,是把整个社会搞得一穷二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大家不要误解,要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民族做到,几千年来我们第一次做到这样均贫的社会。既然做到这样,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社会形态要重新建立,问题出在,还没有事先好好计划新建设的方略与纲要,就马上开放发展,但没有做好开放的全面策略。

现在只拿商业来讲,从开放发展开始到现在,应该只是三十几年,当时重新开始做生意根本没有经验,从前的商业文化断了,面对现实又不晓得怎么做。这些事大家还记得吗?我想在座的老板们,大都是二三十岁起来,到现在五六十岁,最多不会超过60岁,你们现在都很有钱了。刚开始发展时,因为整个社会是贫穷的,对商业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本,所以先做“倒爷”。

当宣布对外开放发展,很多人抛弃农工业去当倒爷做生意,跑单帮,由跑单帮开始到做老板,从小生意到建工厂、办公司、办集团,累计到现在,民间商业的资本,好像比政府还多。可是大家是散漫的,换句话说,开放发展以后,我们一切都是手忙脚乱,才有了今天的“繁荣”。但必须要“居安思危”!我常常说,我们全体中国同胞要关起门来反省才行。

现在大老板们有了钱,目标放在国外,一部分人把产品尽量的想办法外销,外销当然是好事,但是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国际贸易。我们做的工业商品销到国外,看起来是自己赚了钱,事实上人家赚得比我们多得多,自己所得的有限,还很得意呢!这个账沒有仔细算过。赚了钱以后,又想办法把太太孩子送到国外去,乃至到国外搞个商业,办公司,买房产。我说你们注意哦,这个时候要居安思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拿了美国国籍的日本人在美国有多少钱,成为欧洲人的犹太人在欧洲有多少钱,但是一旦两国发生冲突,日本、犹太人,在外国的财产一概被就地没收,被赶到集中营去。所以我对这些老板们说,你们怎么这样做呢?你们的孩子送到外国受教育变成“香蕉”;外面肤色是黄的,内在意识是白的,不伦不类;三代以后,他们仍然是白种人里的五等公民,你们以为了不起啊?有人说在外国很自由,当然自由,你在别人的国家,坐在那里骂自己国家的人,谁管你啊?骂得越凶越好,这个很自由,但这不是好事啊!这是站在大的方面来讲。

再说第一,大家自己没有计划,没有思考,这个财富的流失多少?自己甘愿送出去。第二,在国内一般商业界没有道德,非常奢侈。听说现在上海、北京,每餐酒席两万块,一个人一餐吃下来要一两千,相当于农村落后地区一家人一年的生活费用,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啊?

中国的传统美德遗失了

中国文化讲经济有几千年的历史,不管是孔孟之道,还是诸子百家,都是讲勤劳节俭的。譬如《大学》里说,“生之者众,用之者寡”,这是经济的大原则,生产的要多,用的要少。老子也讲,吾有三宝:“曰慈”,仁爱爱人;“曰俭”,勤劳节俭,俭省不是小气哦;“曰不敢为天下先",决不成为开时代坏风气的先躯。

我穿的衣服都几十年了,至少看上去还干净整齐,你们现在的穿戴都非常浪费,有钱都消费在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烟酒嫖赌上面,这是一个国家的什么国民呀?当然你们有的也喜欢读书,发了财又去读什么班。国外的好多老板,只要有钱,只要做一个好的事业和公司,愿意给你用博士,一千个都有,你自己不必去读什么博士班了,你虽然什么都不是,可是所有的硕士、博士都是给你用,不对可以换人嘛!这些大学培养的博士生,都是送给有钱的老板去用的。

现在学校已经变得像商店一样,随便开班,随便就可以拿个博士学位。我一辈子讲学授课,是在做布施。佛学讲布施有两种,一种是钱财布施,另外一种布施是法布施,智慧精神的布施。譬如我修铁路,做些事业,我也做过生意,赚来的钱,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我没有占有。现在听说讲一堂课、一次演讲要几十万。如果有人告訴我,“老师!我请你讲课,给你20万”,我一定把这个人轰出去,一定骂他,你有两个钱,来找我干嘛!但这是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要求别人照我的样子。中国人讲的学问是“道”,道是天下人的公道,不是哪个人私自占有,自称权威的,所以你们读了书有了学问,知道的就应该告诉不知道的人。

中国人做生意有一个毛病,我看了几十年很伤感,譬如国内外同行做生意,假定国外有个生意来了,十块钱一件,隔壁一家晓得了,就卖九块半,另一家晓得了,卖八块,这是中国人的坏毛病。其他很多国家的人不是这样做的,譬如日本人,虽然你两个不痛快,虽然是“同行生意,三分怨气”,但对外是团结一致的。可是我们中国不同,这些商业道德,现在统统破坏了。我所知道的中国传统的商业道德,讲究“仁义礼智信”。像我的家庭,如果依共产党当年的标准来讲,小资产阶级还够不上,开个店铺,虽然比较小,但有卖布、卖米,还卖南北货、日常生活物品。我们商店门口贴的,就是几千年传统商业文化的标准格言:“贸易不欺三尺子”,做贸易不欺骗人,不耍花样,不讹诈,价钱定了就定了,不二价,就是小孩子、老人来买东西也不准欺骗的,都是一样的价钱;“公平义取四方财”,这是中国人商业道德的标准,大部分商家店门口都贴的这个。

现在开放发展以来,我们整个商业的风气,好像转向了四个坏的方向,“欺、哄、吓、诈”,这个我们要深深反省。几千年中国文化,是教育人人成为“礼义之邦”的国民,结果现在连基本的道德都没有了,这成什么话?所以讲商业道德,不是零零碎碎一点一点来讲的。

总而言之要注意,“天下无如吃饭难”,我父亲是遗腹子,我父亲出生时,我的祖父已经去世了,他自己读书学问也蛮好,后来做生意,靠自己来操持这个家庭。他告诉我一个对子,“富贵如龙,游尽五湖四海”,一个人有钱有地位像一条龙一样,非常自由,游尽五湖四海,这是富贵的重要;“贫穷如虎,惊散九族六亲”,一个人穷了像老虎一样,亲戚朋友看到都害怕,认为是来揩油的。所以我父亲常常告诉我,“孩子啊!小心节省,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啊”,一块钱会逼死你,最难是一块钱。所以我常常引用古人的诗,“美人卖笑千金易”,现在老板有了钱,到外面乱来,包二奶,讨姨太太,撒手千金万金,多容易!“壮士穷途一饭难”,一个了不起的人才,穷途末路,饭都没得吃。这些都是我从小受的教育,深知这个道理。

我们工商界在30年当中这样发展,民间的流动资金好像比国家国库还多一点吧?可是没有团结,很散漫,假设我们中国的商会商界跟国家联合对外,今天就不会是这个形势了,我们自己要反省,要赶快重建商业道德,建立好的商业风气。

自我管理与管理人事

再讲管理,我常常说现在做事业,用的是西方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是机械式的管理,是侵略式的管理。譬如一个工厂,做一个钟,流程是分开的,螺丝归螺丝,架子归架子;人事的管理,也是机械式的管理。但是最难管理的是人性自我的管理,做老板也好,做伙计也好,怎么能够管理自己?人有了钱就乱来,钱多一点的,就是像我前面提过的,“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烟酒嫖赌”。我听现在商界的朋友乃至公务员,都说忙不停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我听那有什么稀奇,古今中外都一样,但现在实在是太过分了!过去说上班的是“签签到,看看报,抽抽烟,聊聊天”,一天基本就过去了,但现在有的人,号称上班,其实每天中饭、晚饭、夜宵三次应酬,又喝酒又吃饭,五六个钟头就去掉了,再加上打打电话,玩玩电脑,回来太太一吵,孩子一闹,每天这样,再没有读书进修的心思了。虽然有些去上个硕士班、博士班的课,那根本是应付,是玩票,等于是买个证书,不是真读书,是在那里交际应酬交朋友。这个叫什么社会呀?值得反省啊。

再说管理人,人是没有办法平等的。在立足点上,人都是平等的,立足点以上是不平等的,“智、贤、愚、不肖”,聪明人和笨人,好人和坏人,怎么平等啊?无法平等。换句话说,男女怎么平等?平等是立足点上的平等,是人道主义,还不是人权。讲民主讲人权,那是外国人故意拿来整别人的,把大家迷糊住了。

现在一般大学毕业,跑到工厂、公司做事,并没有诚心,而是来学习的,半年一年懂了要跳槽的,越跳得快,薪水就越多,然后夜里再读个硕士,薪水就更多了,拿个博士薪水再加上去,所以没有真正诚心在学东西做事情。

过去中国师徒之间不是这样,像我们家里做过生意的,徒弟学三年只给他吃饭,一点零钱,没有薪水,三年以后开始起薪做伙计。譬如我们家里有个布店,那个学徒在布店学会了,做了五六年,我父亲说:“你行了,开个布店去吧!”他说:“不行啊,那我不是对不起你,不是跟你抢饭吃吗?师傅,我不能走。”我父亲说:“不要紧,我鼓励你,给你本钱,你到别的地方去开同样的一个布店。”然后学徒勉勉强强才肯走了,自己去做老板。现在不是这样,学生进来做事不会跟你同心的,这跟商业道德都有关系的。

财富的用途

讲商业道德,首先有一个观念你要认识,就是财富究竟有没有用?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人,活着只有两件最难办的事,如孔子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佛家、道家、儒家都讲这个问题。现在社会的消耗太过,饮食男女没个规范,社会的风气实在太乱了,太糟糕了。当然,政府有责任,但是不能完全推给政府,社会上人人都有责任。我常常告诉大家办教育的事,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中国三千年来帝王政治,汉唐宋元明清历代的政府,没有出一个钱培养人才。中国过去的教育,都是老百姓自己培养出来子弟卖给政府的,政府拿什么来买?功名!通过考试来买进的。这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了,现在是政府拿钱办学,培养出来的人,最后在道德上出了大问题。

那么人生的目标,有钱就为了饮食男女吗?这要搞清楚了。古人有一首诗,我把它改了一改,使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世事循环望九州前人财产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

“世事循环望九州”,世间的事情就是轮回的,都是回转,跟圆圈一样循环的。望九州,中国上古把全国分为九州,是没有三点水的州,世界也分九洲,这是有三点水的洲,现在世界分为八大洲。

“前人财产后人收”,前人发了财,钱财永远是你的吗?不会的,会到别人的手上去。后人有了财产你也不要高兴,更有后面人在等着收你的。你不要看,这90年来商业行为,由倒爷的社会开始,到现在乃至发大财的,你仔细研究研究,多少人起高楼,多少人楼坍了!我看了90多年,看得太多了,不管官做得多么大,财发得多么厉害,最后都没有了。

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银钱,在哲学的道理上来讲,是“非你之所有,只属你所用”而已。从出世法的观念来讲,刚生下来的孩子,这个手都是握着的,抓着的。你们生过孩子的人都注意啊!如果手不那么握着是不健康的。婴儿躺在那里,两脚是蹬着的,好像拼命向前面跑。这样跑啊抓呀,到什么时候放呢?殡仪馆的时候放了。

所以“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人就是这样,就是不明白财富功名,连这个身体、生命,都非你之所有,只属于你所用,这个原则先要把握住。懂了这个道理,就要好好安排自己的财富,考虑如何对人类做贡献。有人说他也做了贡献,搞了基金会了,很多地方也捐了钱。你是不是为了逃税啊?还是为了求名啊?如果有逃税或者求名的夹带心理,这个好事就不纯粹了,大有沽名钓誉的成分了。

我常常说,你们大家只学西洋的经济学,但很少学中国的经济学,更没有研究过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学。我说如果你懂了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学,就真懂得经济了。释迦牟尼佛说,财富是靠不住的,不属于你的,只是给你所用,不是你所有,任何人赚的钱,第一是官府收税,第二是有盗贼抢你或骗你。佛经上是王贼并称的,皇帝是合法的盗贼,盗贼是不合法的皇帝,所以!赚的钱先要扣掉王贼这一份;万一碰上个水灾、火灾又扣掉一份,还要花在父母儿女、六亲眷属、朋友等等的身上一份,再一份花在健康、疾病上,相对最后一份可以自由做主的,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并非你真正所有的,属于你所用,最终死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这样一摊,光屁股的来,光屁股的去,躺在殡仪馆里交白卷!就是这么一回事,所有人的财富道理都是这样。

今天关于商业的道德、商人的修养,希望大家自己把人生的理念搞清楚,这是从事商业的道德行为最为重要的。这件事不能依赖政府,不能依赖社会,但要帮助政府、帮助社会自律的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