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听到《伤痕》作者卢新华在接受“凤凰网”采访（“年代访——我们年代的心灵史”第29期）时说的一段话。他说，“伤痕文学”这个命名并非当时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而是他的小说发表后，“美联社”发了一篇文章，第一次用了“伤痕文学”这个词，被中国《参考消息》转载了。看得出来，他并未意识到他提到的这个“文学史细节”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是觉得最初的想法来自西方更权威。

我看了这段专访，为无意中撞到这一证实给拼了许久的图找到缺失的一角，而欲喜还忧。“伤痕文学”这一至今影响中国文坛的概念——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文艺时代，果然是有来头的，而谁都以为这是个自生概念。每个时代的思潮都是在各种概念的推助和引导下展开的。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起着划定线路、锁定方向的作用，就像发面的引子，看起来似有可无的一小撮粉末，却是整大团面膨胀的基础。

看懂被策划的历史和概念

学会看懂被策划的历史，是在旅西十多年后。看清“跨国统治集团”策划他国历史走向在细节上究竟是怎么运作，是要脱层皮的，因为那是我们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而他们操持已久的技艺。以西方各国为接应点，使人很难将不同国家运作中的人和事连成一条线，以看到起点和终点之一致。改革开放后尽弃前嫌、忘记伤痛、一头扑入大同世界幻想中的一些中国文化人，不知道有这只伸得很长的手在各个历史转折点拨弄我们的命运。以己度人的我们，怎么能想到瑞典的汉学家，美国的“反叛”诗人，法、意、德、瑞的“国际”电影节，鹿特丹的诗歌大会，伦敦的创作奖，汉堡的书市，东京的国际基金会，纽约、日内瓦、柏林的画展……针对中国，都有着坚定不移的共同使命？又哪里想像得到，那群对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国际名声”握有决定权(掌握关键闸门而非一般爱好者和译介者)的西方作家学者、文化商人、艺术掮客，看去来自不同国籍却代表着某个统治中枢的共同利益、针对中国朝着同一方向努力？而这同一方向通向的目标，有表层的、常挂嘴边、听起来很悦耳的部分——艺术家的自由、政体的民主；有中层的、从不被提及的部分——以精神解构的暗战打垮中国；还有藏在最深层的目标——在被彻底麻痹的土地上窃取其金融主权（这将是无须一兵一卒而江山永固的占领）。只有看清他们最终的那个秘密目标，才能发现那些针对某些中国文人艺客的特殊“欣赏、奖励”，不过是棋手布局的一部分，那些被他们挑中的中国文化人，不过是大棋盘上被暗中调动的小卒子。

“策划”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由“世界舆论”的漩涡中心（西方几大通讯社、著名报刊等）推出概念，概念的设计并不一定直接来自西媒而常有更深的幕后策划者，让人看起来只是西方记者的“无心”点拨，实则用意极深，然后由里里外外的传媒接力放大，使之成为“话语框架”，而被策划者看上去一切都像自然生成。我们毫不设防的媒体却为此帮了大忙，至今也不知自以为的信息传递是在为谋杀自己的人磨刀。从设计概念到炒作概念、再到挑选实施概念的棋子，一步步都在算计之中。

一个固化的“话语框架”在取得了道德优越感以后，就会产生不再需要外力的自转，往往能影响整个时代，引起风潮一样的集体模仿。每个创作主题期（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都有“话语框架”的圈划，以“道德优越感”的方式传染，像笼子一样囚禁了大多数文人艺客，若不进入“话语框架”的创作，甚至可能会被时代抛弃。

“伤痕文学”这个在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适时推出、量身设计的“话语框架”，也决定了中国其后几十年的文艺主题。有人会说，“伤痕文学”很快就终止了，那是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事实上至今未见穷期，只不过最初契合主题的写作——知识分子回顾文革切身遭遇，后来渐渐滑向泛苦痛（也是看似自生实则被导向，以至某些作家导演被西方捧为战略转折点）——从文革特殊时期变成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整个时代，从知识分子被整变成了全民遭殃；创作者从迫害亲历者变成未受过迫害甚至体制得利者（如文革造反派、如借万马齐喑之机从底层直入文坛艺界的体制宠儿）；随后又进一步滑向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大揭丑——把局部变成整体、个案变作通常，甚至把自己的猥琐人生、无尊严人格投射于全体中国人，此时文艺叙事已变为描黑述丑的大竞赛，看谁能写得（拍得）最穷、最落后、最黑暗、最丑陋、最不人道。这一步也并非完全自然产生，而是由西方（“集团”在各国的接应者）设立了获得“国际声誉”和“国际津贴”的投奔门槛。

远的不说，从文革结束后策划中国文艺的三个主要板块：文学、电影和绘画。在一条脉络上，这三个板块连成一线——丑陋的中国人、黑暗的中国社会。

绘画、雕塑开始流行“丑人形象”，有画匠将自己嘻皮笑脸的卑琐面相复制到画作中，凭着这张轻薄谄笑的脸在画作中的不断复制，此人被捧为中国当代美术的代表人物，巴黎卡地亚中心为其敞开大门；这个奢侈品牌从中国人手里赚得满盆满罐，回头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在西方甚至全球经营中国的“道德卑贱”。美术的确不必成天描绘伟岸风姿，但卑琐小人形象统领一代画风，也是史所罕见。看看西方画界就知道了，他们可以颠覆传统画风画技，但不会集体无意识地丑化自己的种族。

电影也追逐“时髦”，把中国一百年前或最穷最落后角落的民俗陋习演义成中国特色，并开始专挑一些丑面演员当主角和正角，在西方电影节的抬举下，一些过往只能演反角的演员开始在正剧中当道。好莱坞电影经年累月特意挑选卑琐面相的演员扮演华裔角色（近年为占领中国电影市场对华特供版出现转变），现在内外接应了。除了少数小众电影出于某种现实的需要，电影主流的正面角色再丑也应面带正气；这是一个正常民族自我形象认同的尊严底线，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平民百姓。看好莱坞电影，只有反面和他族裔形象才会出现我们电影人塑造为主角的卑琐面相。

在这股竞相模仿的自我精神解构的文化洪流中，文学自然也不甘落后，对丑与恶的自我描摹，远远突破了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尊严底线。笔者一直认为“美好感情做不出好文学”，文学艺术需要犀利的眼光、刺骨的真实和曲折的情感，但这并不意味追丑逐恶就是艺术的高境界，设定悲观世界最后一道界的是尊严。把缺乏自我意识的本能创作推到艺术的巅峰，把艺术的高水平与本能发泄的直接、赤裸捆绑在一起，把文学与说书混淆、继而让说书夺了文学的桂冠，是谋略很深的误导。凭着这一偷换概念，人类再也产生不了巴赫、贝多芬、聂耳、冼星海、华格纳的音乐，而是翻手可以捧出一打、覆手可以挥去一片的歌星；也再难产生像庾信、周敦颐、陆游、辛弃疾、龚自珍、朱自清这样提升人类灵魂的文学家，而遍野是满足“窥视癖”、投机取巧、出卖灵肉、既无自我意识也无尊严的文字玩家。一旦文坛艺坛以这样的作者和作品为核心，一国上层建筑在过往历史一直担当的国家精神城墙之建筑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就将被悄无声息地卸除，外势力悄然入主。看似获得空前“自由”的文化人，不过是得了个“戏子”角色，而且是在别人搭建的舞台上，实际上被一脚踢出了历史。

而凡是跟随这一“丑、恶”脉络创作的人，似乎非常巧合地都从西方人那里获得了艺术的肯定，而由于我国从上到下崇拜西方的心态和失去自我意识，“跨国统治集团”到哪里，哪里就充溢着“道德优越感”，从而使外部强权棋盘上的棋子成为中国文学、美术、电影的实际领军人物。如果说个体文艺创作的自由普世皆有，让外部强权在生死博弈的战略棋盘上轻而易举、登堂入室地布局棋子，却是匪夷所思的自由！

我们是如何被策划的

三个文艺板块的策划手法是类同的：看准时机、引入概念、挑选棋子（卒子）。时机非常重要，太早或过晚，概念都难以“自然”嵌入，看准时机才能在一开始打出擦边球，让概念顺势滑入，悄然铸出模子。其中文学板块又分了四步棋，这四步棋皆与一个核心棋手——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密切相连。

相比在西方各国的其他接应人，马悦然的出场是一步高棋。20世纪80年代初，任何来自西方官方的策动，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警惕和排斥，如闹得风风雨雨的“星星画展”。而马悦然这个会说汉语，“热爱中国文化”，来自似乎与世无争的北欧小国（这个国家可是“集团”的核心国之一）的学者，非但没有引起警觉，还让正渴望西方承认的中国人感到荣幸，敞开大门欢迎。这可以诗人顾工的回忆为证：80年代初的一个早晨，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说从瑞典来的一位汉学家想和顾城谈谈。这不能不谈呀！怯于见人的儿子，这时却早已不怯于见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在和一群群年轻人的雄辩中，他已练出一副舌战群儒的口才。他欣欣然地去往作家协会约定的地点。

这位从波罗的海西岸来的老人，确实气宇轩昂，头上堆着基阿连雪山未溶冰雪似的白发，蓝色的眼睛像能穿透人的灵魂。顾城在这位皇家院士面前真有些望而生畏了，但老人一开口聊天，我们这位初出茅庐的诗人的局促不安，顿时冰消雪化。老人的汉话说得太溜了，简直比老北京还老北京。老人说：“你要知道，我年轻时是以研究中国宋朝辛弃疾诗词的多种版本，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以研究中国四川方言的音律，获得博士学位。”这下，顾城觉得是遇到了真正的老相识，老知己了。他也就天马行空，任思想的云朵、语言的江河随意飘飞，恣意奔腾。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渤海湾，淮河，荒村和荒野，当然还有小猪和猪圈……老人请他背一首他那时写的诗；顾城用他刚刚从童年转化成的男低音，背诵了那首在炙热的河滩上，用手指在砂砾中写下的诗：《生命幻想曲》……老人听入了神，听入了迷：“请你再背一首，再背一首！”顾城又背了昨夜才写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当他背到“……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些句子时，老人早已老泪纵横，他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小小的顾城说：“我一定要再见到你，在瑞典，在我海边的家里。”

这位瑞典老人，后来顾城才清楚地的知道，他是“欧洲汉学会”主席，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评委。他回国后，果真一次又一次向顾城发来了邀请信，邀请他去北欧，去瑞典访问。

从这段话我们看到，一个西方人空降式地来到中国，直接就能在中国上层建筑登堂入室（“这不能不谈呀！”），而且一枪一个准，几乎不花什么成本就夺下了一国的审美权。这在任何上层建筑有一点自我意识的国度都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西方，你想都不要想！就是对被挑中的棋子，西方上层建筑让其接触的范围也有限而边缘，甚至是专为“棋子”设的“沙龙”，如戛纳电影节的红台阶、放映厅约定俗成的雷鸣掌声、卡尔顿酒店的宴会，与真正的“沙龙”可不是一回事（获诺奖后的高行健在法国很快无声无息），而是与西媒串通搭建的“虚拟沙龙”，就是用来打劫各国审美权和道义权的。反观西媒就知道，凡不是“集团”暗中控制的电影节或文化奖甚至体育比赛，信息都是被全封的，因为他们深知话语的打劫作用全靠“虚拟沙龙”提供的“道德优越感”！真正的“沙龙”都知道棋子就是从被征服国挖到的“隐形背叛者”，与其说挑中的是其才艺，不如说是其本人流露的政治倾向。私底下谈起这些他们在中国热捧的“棋子”，他们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蔑视。那眼神和口吻永远地教育了我，并令我遐想万千：有朝一日，这个西方“集团”是不是也会像乾隆那样，把投怀送抱的“棋子”一一录进新版《贰臣传》？

这四步棋是一环套一环。第一步棋是一步权宜之棋，这一般是他们的开局步骤，打一回精巧设计的擦边球，先不急着暴露意图。“集团”对中国社会的把脉远胜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他们解剖我们五脏六腑都看个遍，不但有全局观，而且将工作细致做到每一个人头。我们在下面将谈到的被“集团”供养的汉学家之另类使命，就是做文化观察和研究的同时，兼做舆情政情的情报搜集、挑选或安插卒子，而且并非只为本国政府。遥远的北欧小国何必要把手伸得这么长？这第一板子“擦边球”，他们选中了钱钟书作为最初撬开缺口的楔子。这有着一石二鸟的作用，首先钱先生学贯中西，与钱先生交往，在中国人眼里便通过了“资格审查”，拿到了“汉学家”出入中国上层建筑的“通行证”；其次，给左风盛行了几十年的文坛设一个拐点。

文坛左翼东风压倒西风，1949年以前已经成势，这与“集团”为抗击欧洲极右势力（反犹势力）而在国际上刮起的反法西斯左翼思潮密切相连（那时有一批欧美左翼记者集中来到中国，如此集中和一致的派遣仅此一次）。文艺左翼思潮占上风，是共产党赢国民党输的重要助力因素。

其实僵化的文坛出现一个拐点不是什么坏事，重新肯定钱钟书这样的文化人作家，本应扭转文坛当时的过度偏底层和文化荒芜，此为中国文坛与西方文坛（我们追逐的国际文坛）的最大差别。然而这一拐点本该转变的方向，却由于人家第二步同样漂亮的棋，而彻底奔向了相反的方向。第二步棋就是马悦然及其遍布西方的那些文化接应人和接应点很快挑中的“朦胧诗人”。将自古便奠基文学的强大的文化底盘剔除，以“本能写作”等于“天才”的等式取而代之，这是近代以来新权力从旧统治阶层手里夺取文艺审美权的惯用招数，我称之为“戏子化”；它使文艺直接成为强权的宣传工具或反过来成为其颠覆工具，比古典时代更容易百倍。当代文艺剥掉“进步”的皮毛便露出这一本质。由此从第二步棋开始，我们的棋手就开始运用这一等式了。以此培养的“棋子”成本低廉却效用巨大。

纵观马悦然一系列主导中国文学的行动（应与他20世纪80年代年代以前的译介工作分开），会看到一条连贯的、方向从不变改、有其自身逻辑的线索。他从捧“朦胧诗人”开始，便带有明显目的性，而非为诗而诗。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就是他始终不变的倾向性，在“朦胧诗人”中，他的重点是北岛、顾城，独独选择性地绕过了舒婷。事实是，当时舒婷对文学爱好者的影响最大，那既不是官方可以操纵的，也不是当时尚不存在的商业炒作操纵的。她唯一的“欠缺”是不带政治“异见”色彩，她与前二者的真正区别是她远离权力中心。然而在当时自我意识已经瓦解的中国文化界，对如此带有非文学使命的甄选，却因对洋人的顶礼膜拜而慨然接受，理由是西方人“眼光独到、欣赏水平比我们先进”。

从两点可以分析出马悦然另有用心。首先他特为中国作家设的审美（甄选）标准与西方文坛自设的审美标准正好南辕北辙，就是说他挑的中国“好”作家，与西人对自己人的评价标准恰恰是反着来的。我在《被策划的中国文艺（一）》中写过，一位法国重要国内文学奖的评委被问及对中国诺奖得主作品的看法，回答是“不喜欢也看不下去”。以我对法国社会的了解，学问高而较少政治和文化偏见的人，一般都不喜欢这些为营造“负面中国”而专门挑选的中国当代作者，因为这些底层民俗加政治演义的作品，与西方自身衡量优秀文学的标准相去甚远。这些作品的主要读者是略有文化、已经被“次等世界”的“丑陋”喂饱的小资——最好操纵的一个群体，为了有效圈养这群支持任何征服战的“猎犬”，这条“饲养流水线”一直被刻意维持着。而马悦然不可能不知道：他是超脱了西方审美习惯，还是特为中国另设了一套审美标准？马为什么总挑西方精英内心看不上的作者和作品呢？

其次，马在评价中国亡故作家和挑选现世作家，标准也是南辕北辙。比如他放话：辛弃疾若活着，他会推他得奖。只是但凡有点气节的作家都是死掉的，活着的有气节的作家，他避之唯恐不及。他对中国作古的作家有一个专门做给中国人看的、冒似公允的评价标准，对在世的、真正能被其选入候奖名单的作家，偏好却恰恰是相反的。这两套标准分得非常清——烟幕弹和炮弹，他说什么做什么并不统一，时不时地放一两颗烟雾弹，阻止人怀疑他的使命和目的。西方人的不诚实是藏得极深的，远非三句话就露馅的中国人能比。不过他年事越高，越有点得意忘形，以为玩弄傻瓜可以一路玩下去，弄得“活不出人样”也已不够穷贱，要到“牲口般的人生”描述里去挖掘他眼中被“忽视”的“天才”，把他一句“恩赐”便可全盘操纵的井底之蛙硬说成是中国一流作家，我以为就到了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戳破的时候了。

仔细看马悦然的履历，其出身背景是遍寻不着的，他是瑞典裔还是有着瑞典国籍的“国际人”，都无处查询。关于他的身世，在浩如烟海的网络资料里，居然千篇一律只字不见，只有他出生于某地的记录，直接上国外网站查询也是如此，信息控制得很严密。这样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影响甚大的人，中国人居然甘愿囚禁于这个封锁得严严实实的信息口袋而无人去探究。

汉学家这营生在西方是一碗颇为特殊的“学术饭”。以一百多年来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卑贱地位，纯搞汉学的人难有发迹的土壤；要么籍籍无名，要么就是被“集团”供养，而“被供养”是要干活的，也就是在文化活掩护下干政治活。这种“供养”关系并不是直接发号施令，而是由研究经费（或别种形式的津贴）和媒体推举（或其他形式的奖）这副名利双夹板暗中指引方向，这条唯一通往名利的路（没有第二条，任何来自非西方的奖励都被排斥）自会发号施令。的确有一支隐而不露的国际（非局限于本国）势力时刻“关注”（密切监视）着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这种“关注”不到关键时候从不显山露水，其不能越的底线和主线并不必须是“国家利益和拥戴政府”，尤其是后一条（全部迷惑力即来自这里）；而国家利益只在不与“集团”大方向冲突时才得以维护。正是悄悄圈划的“大方向”决定暗中分派的名利，且工作做得极其细致隐蔽。

由于不是由民选执政者下令、以公开政府机构具体执行上述“关注”，而是以不具名但实际的“地下组织”形式操作，其掩护性和迷惑性极高；设计和操纵这个体系的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持久的公信力来自“自由”和“独立”。比如挑选记者，意识形态是头道关，但从不明文规定，而是从平时言行和文字中暗查；挑选重要记者（传媒核心人物）则还有一道利益集团和隐匿的族群、血统关，这些严密控制从来都是秘不外露，不光外部一无所知，就是内部核心圈之外的从业人员也不知情。

分析马悦然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和其师高本汉的生涯都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勾联。洛克菲勒基金会钱多得没处去，要“慷慨”到资助遥远北欧小国的青年马悦然，去中国四川研究方言？不觉得这弯有点绕大了？“四川方言音律”这一“研究”之玄奇，让基于常识和逻辑判断的我产生诸多疑问：搞出这么个奇诡的研究方向，是瞅准中国人因闻所未闻从而被其“高深”、“纯学术”所震慑？也许这正符合“名片”设计的需要以掩护什么使命？20世纪50年代，马悦然成了瑞典官方的驻华官员。在那个西方联手封堵中国的年代，他是西方人“关注”中国文坛艺界最“近”的眼睛。离开中国后，他的生涯很“国际”，这是一般汉学家做不到的。1978年他获“国王奖”，1984年再获“国王奖”。一个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尤其译介红色中国文学的人，在“铁幕”的那边得到那么多来自官方的奖赏，很不寻常。至少我在法国没见过这么幸运的“汉译者”和这么国际化的“汉学家”。

“国王奖”颁发的时间节点，不早不晚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表同步。戛纳电影节现任主席雅各布也是在1978年登台的，上台即做了一件“大事”：改变电影节的性质，将原本各国自主选片（审美权、道义权在各国自己手中），换成由电影节进入各国挑人选片（一举夺走审美权、道义权）！并且将原来这个重点在欧洲的电影节，转变为一头为好莱坞打擂台、另一头为“帝国”培养“文化叛逆者”的“国际”电影节。1978年后先是台湾，后是大陆，最后是香港（安排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英据时代则从不碰这块殖民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将这一地区政权主导或亲中势力主导的原电影业打得七零八落：台湾原国民党政权主导下的电影工业在精密的挑人选点的凿洞之后迅速沉落，审美权悉数落入亲日-亲西势力手中；香港则是美国好莱坞、西方电影节一劫（人才）一捧，两面夹击，分裂切割，百花凋零，还将罪名推之于“97”；大陆的影视圈也是人人争着想挤上这辆名利快车，而自己原有的电影奖却失去影响力。怎么能不失去呢？那边拿个奖一夜之间便成“大师”，这边给个奖至多是个优秀电影工作者。最高荣誉在谁的手里，审美权和道义权就在谁的手里；而审美权和道义权在谁的手里，文人和艺术家就在谁的手里。我们的致命错误就是分不清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科学）不是体育，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足够公正、权威，能代替我们自己行使最高评判权。戛纳电影节为上述三地专设了挑人班子，深入大陆角角落落，与其说是艺术甄选班子，更像是意识形态、国际战略调查组和策源地。艺术总监弗雷莫有时亲赴中国，被投怀送抱的电影人和不知打脸的文化官员拥簇着，个个都想套近乎。他谈起酒足饭饱的中国之行，眼里透出难以遮掩的轻蔑。

从这里开始，我们沉浸在“冷战”结束的“蜜月”温柔里，他们调兵遣将吹响了“软冷战”的号角。

对马悦然来说，从秘而不宣的号角开始，荣誉纷至踏来，非常像将“战士”送上战车（1985年登诺奖评委宝座）之前的造势。以我多年观察，“反华”或“对华有使命”的汉学家多有“好命”，财多名大，在世界各地有落脚点，受西媒热荐，他们手中有各种来路可疑的资金或可支配奖金（文学、文化奖或奖学金）；而做学问不问政事的汉学家很少反华，手上也鲜少诸“金”，他们中多数只有一口薄饭可吃。越对中国友善越被排除于主流舆论之外，如果中国方面不给名给利，那头又拿不到研究经费，有些人连来华旅费都未必轻松拿得出。所以那些飞来飞去、财大气粗，能够决定中国文人在西方的生死，还能为中国“叛逆者”提供饭票的汉学家，会是什么背景，就无须我赘言了。

美国某基金会的某大人物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历史之所以然，另外略多一点的人是奉命执行“知所以然”的任务的，而绝大多数人完全不知所由何来。马悦然从他扮演的角色看，至少在第二团队。我们这几十年为第二团队的执行者们摆了盛大筵席。中国要有真正意义上的上层建筑。真正的上层建筑不应只是凭着本能趋势逐利的一群人，而应知道自己在宏大历史中的角色。

这四步棋，一步比一步目标明确，从一开始试探地找伤口，到第三、第四步棋已是找准穴点下刀了，我已在《荒唐的文学“世界奖”》、《伸进文明心脏的手》和《被策划的中国文艺》诸文中论及。何况棋子与棋子也不尽相同，有不知内情被利用的，有追名逐利赶时髦的，有揣摩到意图暗中效力的，有的时候闹翻“流亡”的人未必比里外逢源的人危及根本，这些都留待历史去追讨吧。

                           （编辑  季节）

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影响深远。这一决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一些文章对此有所提及，但与事实颇多出入。作为知情者，现写出这段史料，以免湮灭。

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的任务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1967年参与所谓“二月逆流”而长期靠边站的四位老帅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帅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总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按照毛主席的意图，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周到的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他亲自选定四家靠得住的工厂，让四位老帅每周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时间自行支配，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由陈总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总理对四位老帅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5月27日下午，陈总找我谈话，告诉我上述情况。陈总说：我们四人带了各自的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我对总理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点将”，“点”了你。总理说：就让熊向晖协助，他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总理让我直接同你谈。你看可以不可以？

我说：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工作更有益处。

几天后，陈总告诉我，总理让姬鹏飞同志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要求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性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姬鹏飞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批准了。

陈总主持“国际形势座谈”

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姚广和我列席。

陈总讲了“开场白”。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现在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每次开会，由我这个牵头的人打电话分别通知。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我们四个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通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陈总讲完“开场白”，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他们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这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总和徐帅都是68岁，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三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此后每次开会，他们都提前几分钟到达。讨论的次数超过预定的计划，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讨论。从6月7日到7月10日，他们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写出书面报告，由陈总定稿，上报总理。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但是，四位老帅并不这样看。

四位老帅上送《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书面报告

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送总理。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

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

    （1）中国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2）美帝、苏修是国际资产阶级两种牌号的代表。一方面，它们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美帝、苏修敌视中国，散布中国“扩张”“侵略”的谰言。但社会主义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外。中国20年来的实践，特别是在反击印度侵略战争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并无任何“扩张”“侵略”的意图。帝、修、反并不是真的担心中国会对它们发动武装进攻。它们最为害怕的，是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各国人民革命，把它们送进坟墓。就中国本身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相互之间。对于其他各国，现实的威胁更是来自美帝、苏修。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它们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缓和。相反，它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

    （3）其他国家，或主要受制于美，或主要受制于苏，尚未形成匹敌美、苏的力量。它们基于各自的利害，在对中国的国家关系上，除少数追随美帝、苏修反华者外，多数采取不同于美帝、苏修的态度。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和美帝、苏修的进一步削弱，这种情况还会发展，使美帝、苏修在政治上难于组成反华的统一战线，在军事上难于找到反华的打手。

    （二）对反华大战的看法

    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

    （1）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理由是：

    ①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与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

    ②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在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惨。美帝尤其不愿单独和中国打，使苏修渔利。

    ③美帝想把亚洲人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新中国远非昔比，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日本不愿当反华炮灰，美帝就更不会亲自上阵。

因此，美帝不致轻易发动或参与反华大战。

    （2）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中苏漫长的边境，苏修不断制造紧张，发动武装入侵，集结大量兵力。它大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呼号奔走，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都是苏修准备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步骤。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

    ①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美帝对中苏矛盾故作超然，宣称不表态、不介入。实际上它在西边和苏修搞和缓，力求把苏修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自己坐山观虎斗，使中、苏互相削弱，便于它乘虚接管东欧，甚至直捣苏修的老巢。

②如果苏修决心大举进攻中国，它将力图速战速决；或仿效日本侵华的故技，采取对中国逐步蚕食的作战方案，以便及时休整，随时观察美帝及各方动静，保持机动。但它一旦大打，我们绝不会让它速战速决，绝不会给它喘息的时间和行动的自由，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直打到底”，形成地面持久战，这就造成苏修极大的困难：第一，苏修反华大失人心。迄今它是以“防御”的口号欺骗人民。如它大举进攻中国，更会引起人民的反对。苏修多年来进行战争恐怖宣传，对它发动战争也有不利影响。

第二，苏修工业布局都在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补给困难，一切要从欧洲运来，只有一条铁路线，劳师远征，不能持久。目前苏修生活必需品已经奇缺，打起仗来更难维持。

第三，作战要有巩固的后方，苏修后方不巩固，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侵华战争必是长期战争，长期中必有变化，主要是它后方出乱子。前方未解决，后方祸起萧墙。一旦欧洲部分被美军突破，更使它进退失据。

        ③我们认为，和美帝一样，苏修兵力东移，并不意味它的战略东移。苏修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东欧各国是它的主要市场和重要屏障，它不会掉以轻心。它的反华战争准备虽是真的，但它主要是想以军事体制维持其政治统治，镇压国内和东欧的反抗；并且摆出盘马弯弓的姿态，一面妄图以实力地位和我谈判；一面骗取美帝相信它真要和中国大打，求得西线安宁，使美帝同意它组织反华包围圈，以此掩盖它向东南亚等地的扩张，把手伸向美、英的口袋，乘机重新瓜分世界。而美帝则要推动苏修打中国，乘虚接管苏修的地盘。

    （3）美帝、苏修会不会突然对我发动核袭击？我们对此要做充分准备。但核武器并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要使用核武器来威胁别的国家，也就把本国置于核武器的威胁之下，必然遭到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使悍然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征服不屈的人民，而战争的最后胜负，归根到底，还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因此，核武器救不了它的命。

    （4）从目前情况看，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现在都有困难。目前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都有别的作用。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不好欺侮，陷进去就出不来。美帝、苏修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捡便宜。我们严阵以待，不论是单独来打，或联合来打，都一定使侵略者彻底垮台。

    （三）对美、苏矛盾的分析

    （1）苏修在建设上采取一条腿走路的方针，始而片面发展重工业，继而畸形发展军事尖端工业，使它具有对外扩张的可能。而美帝陷身于南越，英帝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又为苏修的扩张提供了机会。苏修还假借反帝的名义或利用反华的掩盖进行扩张。它往往从薄弱处下手，在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占领了一些阵地，甚至伸手到美帝的后院拉丁美洲。苏修扩张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原为美英所控制，苏修向海洋大力扩张，引起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

    （2）苏修进行扩张实际是挤美帝的地盘。它力图和美帝平分秋色，共管世界。美帝则一定要保持优势。它的世界霸权和霸主的地位不能让。美帝不让苏修在中东最后站住脚。美帝并不相信苏修真会和中国大打，也不因此而听任苏修扩张。

    （3）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彼此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4）美帝、苏修内外交困，但它们不会知难而退。苏修在东边积极布置，在西边不会放松，在南边还要发展。美帝也还要扩张。它们之间的矛盾必然日益加剧。

    （5）欧洲和中东是美、苏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德国统一是欧洲问题的核心。西德力量日增，东欧原是德国的传统市场，而现在法国力量又有所削弱。在中东，阿、以战争已有美、苏间接交锋的性质。在欧洲，如果矛盾进一步加剧，发生美、苏火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此，应予密切注意。

四位老帅在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说：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推迟战争，对我更有利。我们要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准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大跃进，把我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力量，有更加强大的陆海空军。在对敌斗争中，军事上积极防御，政治上主动进攻。继续对苏修、美帝进行揭露和批判。加强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力量，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同美帝、苏修的斗争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对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探索

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十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概述如下：

    （一）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做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7月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1965年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因美对柬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挑衅，宣布与美绝交）。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了美国首次进行登月飞行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返回船舱溅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使战争“越南化”。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这一天，发生两件事：(1)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未公布），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2)西哈努克派人见我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总理或其助手。信中说，中美“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四位老帅立即进行研究。叶帅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同时，美乘与柬复交时，转来曼斯菲尔德的信，苏修可能侦悉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聂帅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徐帅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陈总说，“二十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二）据外电报道：(1)尼克松在出访中，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并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出访罗马尼亚时强调不应孤立中国，并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回国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称，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六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2)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演说，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以上各点，以及美国宣布对中国两个“放宽”，新华社均未报道。)(3)原定1968年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因苏方破坏，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苏联伯力举行。8月11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本着开好会议、解决问题的精神，同苏方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我代表团未带密码，八岔岛事件后，苏修在伯力搞示威游行，他们打电报要求回来。总理指示用明电回答：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

四位老帅讨论时认为：(1)在总理指导下，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修说我“好战”的谰言，表明我们在坚持原则下谋求和缓；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们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2)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们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迄未同意。苏要同我们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资本压美。它知道我们不会当砝码，因此没有声张。我们不宜急于表态，以免造成我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可拖些时候答复，指出举行高级会谈条件不成熟，可举行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苏坚持顽固立场，谈判难以有成果，但抓住和谈旗帜对我们有利，力争避免边界武装冲突，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对我们有好处，这也可加快美接近中国的步伐。(3)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们接触，我们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们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三）四位老帅的建议未及写出，局势出现重大变化：(1)8月13日，我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该日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8月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并且肆无忌惮地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在接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赶修战略公路和铁路”，“把住在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赶走，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二十公里的无人地带”。(3)8月16日，《人民日报》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对于苏修的步步加紧反华，尼克松政府欢迎唯恐不及”，“苏修叛徒集团抛出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黑货”，“苏修这个黑货也是同尼克松近年来一直在鼓吹的加紧拼凑反华军事联盟、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阴谋遥相呼应的”。(4)8月18日，外电报道苏驻美大使馆一官员询问美国一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做何反应？8月27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5)8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恶毒反华，诬我对苏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6)8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但未公布。

四位老帅讨论时，一致认为：(1)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提出的看法没有错，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2)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3)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一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已上报中央。

    （四）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逝世。越南党和政府决定9月9日举行国葬和追悼会。以周总理为团长、以叶帅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4日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外电猜测，周总理此行是为了避免与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9日在胡志明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回京。柯西金通过越方向我方传话，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总理，越方因故延误，苏驻华代办向我外交部紧急提出，经报毛主席同意后，柯西金已离越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知我答复后绕道于9月11日上午9时许飞抵北京，周总理在机场同他会谈。新华社11日发布低调的简短消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9月13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总理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总理谈话的要点是：

(1)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解决办法。

(2)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3)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应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

此外，双方还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及改善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协议。总理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讨论时，四位老帅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充分体现了主席的战略和策略。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同他恳切地谈，称他为同志，还转达主席对他的问候，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3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总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五）为时不久，战争的空气又甚嚣尘上。对柯西金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有如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迷惑罗斯福。根据是：(1)柯西金在同周总理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同我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我发动核战争。(2)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时，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做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3）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4)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的文章中揭露，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5)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者”、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中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四位老帅紧急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总理。

四位老帅《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陈毅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告中首先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然后，提出以下几点：

    （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二）“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生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总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总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周总理口头汇报。

四位老帅疏散

10月11日下午，四位老帅开会。会上，四位老帅说，中苏边界谈判即将开始，毛主席、党中央为了防止苏修、美帝利用谈判为掩护，对我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同时使苏修、美帝知道我们已有准备。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

10月18日上午，陈总邀叶帅、徐帅、聂帅以及姚广和我到紫光阁开会，向徐帅、聂帅作了转达。陈总说：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4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陈总说：总理已做了周到布置，并且再三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北京的住处保留。陈总说：我们的国际形势座谈到此结束。

就在这一天，新华社报道说：“中苏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中苏双方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中美关系终于打开

四位老帅疏散离京，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急起直追”，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导致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总理同他会谈，叶帅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总理让我作为他的助理参加。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我对叶帅说：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叶帅说：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刚发表，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总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可惜陈总患了癌症，大概看不到尼克松访华了。

我到301医院看望陈总，他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感到兴奋。他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我意外。陈总还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会见了毛主席，并同周总理会谈。2月27日，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揭开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国际上也发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陈总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了。

结语

有的史学工作者曾提出，毛主席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先全面分析形势，提出论据，形成相关的文献。但从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期间，在毛主席的讲话、写作和党中央的文件中，都没有为何要打开中美关系的系统分析和论述。相反，作为权威文献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以及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的声明，都把美帝看作最主要的敌人，从中找不出打开中美关系的任何依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空白”？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历史空白”，本文介绍的内容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参证，再举出4段文字：

    （一）《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0日刊载的《叶剑英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中说：“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8日刊载的《徐帅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中说：“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同几位老帅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意见和建议。”

    （三）《人民日报》1991年8月27日刊载江泽民同志《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在被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以后，他还向中央提出了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重视。”

    （四）《人民日报》1992年5月26日刊载的《聂荣臻同志生平》中说，聂荣臻同志“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由此可见，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同志主持下，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编辑  季节）

在香港考察了28天，5月6日段云从香港回宝安。仅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5月份正是农忙，田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耕田。宝安县城深圳，是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人口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深圳镇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经这里进出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达150万人次。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

下午到罗湖口岸。每天下午3时，港方将外逃人员用卡车拉到口岸，由我公安局接收。一个个点名、登记。看了收容站，条件简陋。外逃人员多是农民群众，当时外逃严重，特别是宝安，每年外逃人数是全省之最。段云和同志们看后心情沉重。[1]

当地人对他们说，我们在这儿干一天只能挣几毛钱，到香港一个小时可以挣几元钱。我们要养家糊口，外逃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经济特区决策前的考察和酝酿讨论

回到广州后，段云见到老领导、刚上任的广东第二书记习仲勋分外高兴。1962年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诬陷小说《刘志丹》是替彭德怀翻案，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习仲勋劫后余生，调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广东省任职。

习仲勋将熟悉情况的广东省委各方面领导刘田夫、吴南生、曾定石请来一起谈。这几位同志都是1937年前后入党，建国后一直在广东工作。当时王全国随谷牧访问西欧5国，不在，他和段云也是老熟人。

段云详细介绍了在港澳考察的情况后，分析了港澳经济发展比较快的主要因素：

1、有充裕的资金来源。二次大战以后，香港局面相对稳定，港英和澳葡对外汇没有管制，吸收海外资金比较容易。各国游资大量流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据估计，近几年每年流进港澳的资金约有2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0%左右。

2、拥有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十多年来，港澳人口增长很快，劳动力大量增加。香港工人的工资水平，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低得很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3、购进原料材料和技术设备比较方便。港澳是“自由港”，除烟酒等少数商品征税外，其他商品进出一律不征税，不受限制。各国纷纷以低价来港澳竞销商品，港澳厂商能够随时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获得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先进的技术设备。

4、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大力发展对外加工工业，利用外来资金和当地劳动力，进口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大搞加工装配，增加出口。香港加工工业以轻纺行业为主，中小企业为主（平均20人以下小厂有3万家，建厂都不是洋的），这些企业一般本钱小，设厂容易，投资回收很快。由小到大，扩大生产，越滚越大。

5、产销结合，产品适应性强。以销定产，按外来定单和样品组织生产。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产品品种花色很多，变化很快。质量检查严格，适应性很强。[2]

1963年广东省规定，在宝安39个生产队和珠海山前公社实行小商品贸易办法。宝安可以出售的商品有：禾草、山草、烧柴、木炭、牙灰、海砂、糠米、草绳，贸易额150万港元。珠海可以出售的商品有：禾草、山草、烧柴、鲜花、蔬菜，贸易额50万港元。经营方式是指定商行出售，银行结算，外汇归县。1961年广东省规定在沿海12个县实行海水产品外汇提成，1962年扩大了29个县，共41个县。外汇提成办法，计划内出售海水产品按销售额的30%，超计划出售的按40%，外汇交给生产队使用，限于进口24种渔需物资。上述政策规定在文革中均被取消。1973年国家计委专项安排50万美元进口渔需物资，地方反映，外汇不够。[3]

1977年，港澳年销量鸡3500万只，猪350万头，菜35万吨。[4] 而我们占的比例下降。大家都感到宝安、珠海这么好的条件，不利用，不发展，真是太可惜了。段云直截了当建议：广东省把宝安、珠海两县改成省直辖市，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为主”，改革农业、发展加工工业和旅游业，把这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他的建议得到习仲勋等领导的赞同。大家反复研究应采取的措施并反复计算，如采取这些有利措施可达到什么样的效益；反复研究情况、办法及规划和可行性，达成了共识。广东省委向党中央进行了请示报告。这些共识，反映在报告第二部分：《千方百计夺回我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切实把宝安、珠海两个基地建设好》，其中很多建议后来都得到实施。报告中提及：

宝安、珠海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特别是鲜活商品，是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要尽快夺回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我们同驻港澳机构和广东的同志进一步商量，拟订了一个建设规划。我们设想，经过三、五年努力，实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把这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一）  大办副食品生产基地，增加鲜活商品出口。建设各类鸡场、猪场牛场、果林场、园艺场、养殖场和捕鱼队等，大力发展良种猪、三鸟、水海产品、蔬菜、水果、牛奶、鲜花等生产。

这两个县的农业，由生产粮食为主，逐步转移到主要经营出口副食品。现在每年上交给省1000多万斤粮食和1000多万斤食油，随着多种经营的开展和粮食销售量的增加，逐步减少上交数字，差额由国家补给。从事副食品生产的农场职工和社员，口粮斟酌由国家供应。养鸡、养猪、养牛所需饲料，由国家进口粮食，加工成混合饲料解决。

（二）积极发展加工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服装、食品、制革，原来有一些基地，要扩大；红砖、水泥、砂石，现在规模很小，条件很好，要大搞；造纸，利用香港回收废纸，生产包装纸；电厂，利用香港查济民先生送给的15万千瓦发电机组发电，多余电力卖给香港。根据当地条件和港澳市场的需要，有计划地建设一些中小型工厂，如针织、家俱、塑料、小五金、电子表、修船，饲料加工和包装等。参照港澳设厂的办法，因陋就简，从小打小闹搞起，逐步增加设备，逐步扩大生产。要搞专业化协作，不能动不动就铺大摊子。加工厂以接受来料加工为主，利用外面厂商提供的原料、辅料和技术，按照他们要求的样式进行生产，保证产品质量，赚取加工费。

（三）开辟游览区，办好商店、服务业和文娱场所。在两地要增建一些旅馆、饭店、成衣店、剧场、电影院、游艺场等设施，吸引港澳居民过来度假游览。提供生活服务和文化娱乐。深圳水库周围是很好的风景区，珠海附近有温泉，翠亨村也距离很近，要修缮一下。要在宝安、珠海开设较大的百货商店，出售轻纺产品、土特产品和工艺美术品，方便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客人购买。可以多收外汇，还可以减少大量邮包进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两个县的集体经济将进一步巩固，人民生活将有显著提高。每个社员全年平均从集体分配的收入，由现在的130元，1980年提高到400元，以后逐步提高到500至800元。职工工资，首先把两县工资类别由七类地区改为十类地区，同广州拉平，还要考虑实行一定的边境补贴。有条件的要尽可能实行计件工资，并搞好职工福利。这有利于制止人口外逃，使这个地区的边防进一步得到巩固。

两个县的基建投资，三年共需要上亿元，完全由国家拨款不现实,可使用银行贷款。另外,使用港澳银行外汇贷款1亿美元。贷款用当地的收入分年归还。为了加快建设,广东同志要求由基建工程兵调给一两个支队,承担两县的施工任务。这两县需要补充劳动力,建议从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每年选派几万人参加基地建设,也可以有选择地安排部分从越南归国的侨民。这样,可以扩大两县的生产,可以安排劳动就业。我们设想,两个县的人口,到1982年,从目前的四十几万人,增加到百万人以上,宝安70多万, 珠海30多万。为了把两个县尽快地建设好，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一)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委) ，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

（二)两个县的商品收购、出口和所需材料及设备的进口，统一计划安排直接同驻港澳的贸易机物联系，不再事事经过上报审批。两地开设的供应入境旅客的大型商店，由驻港澳贸易机构经营商品供选和销售，视同对港澳出口。

(三)两个县生产建设所需的原料、材料、燃料和设备，原则上由广东省供应。供应两县的上述物资，作为出口计算。广东省供应有困难的，可以使用银行贷款，通过港澳进口解决，贷款从出口收汇中归还。由港澳运进的上述物资，建议免征关税。来料加工的手续也要简化。

(四)为了加快基地建设，三年以内除了归还贷款之外，两个县所收的税收和利润暂不上交，留给当地。出口砖、瓦、砂、石的外汇收入，也全部留给当地，用于扩大再生产。

(五)到两县游览的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人，可以凭港澳居民证和护照进出，边防检查要从宽，简化海关手续。

（六）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办法和给渔民一部分外汇购买渔需物资的办法。[5]

报告还提出：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如工装配业务。报告指出：1977年，香港从外地进口原料、燃料和半成品约有40多亿美元，经过加工装配然后出口，外销总额达76亿美元，一进一出，增加30多亿美元加工收入，加工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

应当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工资低和设备有余等条件，努力扩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装配业务。技术不行和设备不足的，还可以采取补偿贸易办法，引进技术设备，用产品归还。这样可以不受某些原料、资金和技术的限制，争取时间，很快把生产搞上去，把进出口贸易搞上去，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对外加工装配，多数是轻工业，花钱少，见效快，收益大，抓好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利于以轻养重。

近几年，港澳地区地价飞涨，劳动力紧张，工资逐年提高。不少厂商提出，愿意把产品转移到国内加工装配，由他们提供原料、辅料、元器件和必要的技术设备。在港澳地区，同海外联系很方便，通过港澳也便于接受其他国家的加工订货。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港澳这一有利条件和贸易渠道，大搞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可以大搞进料加工，自己进口原料，以加工成品出口。[6]

经济特区肇始于此。他们既是新政策的探索者，又是新政策的推行者。

采取一些突破性的重大举措

从1978年12月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采取了几项重大的举措，这些举措在现在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当时都成为问题，必须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才能变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涉及到许多规章制度；打破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每走一步都是不容易的。需要魄力、胆量和智慧。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这些重大举措在思想上具有突破性，同时又都是在局部地区和部门试行，在实践上带有探索性质。

虽然出国考察增长了见识，解放了思想，但是还要形成共识，落实到国策制定上。段云率考察组回京后，组织讨论和起草调研报告，然后找来王志强，一起反复修改、讨论、完善，最后定稿，形成计委文件《港澳经济考察报告》，5月31日呈报党中央、国务院。[7]

华国锋对此很重视，立即安排在6月1日、3日，他和国务院领导听取林乎加和段云的汇报。报告内容上面做了介绍。考察组向中央提交的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建议是：“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特区建设由此发轫，功不可灭。另外提出了开展“三来一补”业务（来料加工、来样定货、来件装配，补偿贸易）；扩大驻港澳贸易机构的作用；进行金融改革，银行要扩大存放款业务；在港澳投资兴办工厂；建立远洋船队和集装箱码头；发展旅游。

听了汇报，华国锋第一个发言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总的感觉，这次组织人出去，考察是认真的，考察以后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的是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两个汇报的总的精神我赞成。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李先念说，还有青岛〉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希望大家不要参观，回来热闹一气、汇报一气就过去了，要抓落实，切实见成效。总之，要具体化。委托计委、经委、建委牵头，不要议论议论就过去了，看准了的就要落实。”[8]

邓小平发言：“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9]

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作为参阅文件，印发有关地方和部门。[10]

为了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领导，1979年2月，国务院组建国务院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由谷牧任组长。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感到这样的工作机构不够有力。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由谷牧副总理兼任主任。

说干就干，余秋里雷厉风行，很快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全国，7月2日，他在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的会议讲话，他说：“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要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胆子大一些，思想开阔一些，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理直气壮地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他组织计委研究，对“三来一补”做了明确的规定。7月，国务院发布了《开展对外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根据这个文件，在计委成立了“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 专门负责“三来一补”的工作。沿海各省市自治区随即行动起来。1979年5月，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会议。余秋里在会上讲了为什么要开展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强调开展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把宝安、珠海建成新型城市

华国锋指示，要进一步探讨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随后，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到宝安进行调查。[11]6月，招商局的袁庚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袁庚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同年袁庚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

华国锋赞同对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但是提出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为了促进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习仲勋于7月亲赴宝安、珠海考察。10月，向中央写了广东省委的报告。

习仲勋从实际出发，积极推动广东对外开放

1978年4月，63岁的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韦国清调到总政，实际是习仲勋主持工作。习仲勋临行前，老一代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都曾予接见，对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对国内国际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2]习仲勋感到担子很重。[13]

习仲勋1913年生于陕西省富平县，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为共产党党员，从事农民运动。19岁在甘肃两当县发动兵变，后曾转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他深知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要求下属时常了解民情，倾听群众的呼声。1933年3月起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党中央率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此后在关中、绥德地区先后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45年6月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1947年起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指挥多个战役。同年7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任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多年的斗争经历，他深知只有从实际出发的政策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

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53年9月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秋，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到西北考察，看到敦煌县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一县一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十包全供”。他批评这种当时大行其道的分配制度，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变成全民所有制，更不能从社会主义一下跳到共产主义……”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协助周总理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1962年8月，康生要把习仲勋置于死地。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说，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这样把习仲勋安排在中央党校，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从此习仲勋成为中央党校特殊学员。1965年，习仲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在生产第一线拜工人为师，和工人一起劳动，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他熟知中国基层情况和民间疾苦，看到农民生活困难、不少人吃不饱。工人生活水平也很低。他常常思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1月他被红卫兵带到西安批斗。2月17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写了一封长信：“现在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发展下去，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在文革中挨斗的干部不少，可是敢于写这样信的人，我采访了数百名老干部，这是我看到的头一份。

1968年1月3日，习仲勋被监护在位于北京的交通干校，住在一间七八平米小房子里。他每天两次散步，在这小屋里面转圈子，转圈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再从1万数到1。他说：“我为了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你不要看这七八平方米小房子，是我的天地。”[14]

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都如此乐观、坚守信念。现在到广东任职，他怎能不施展拳脚，为人民、为党、为祖国大干一场呢？！

1978年2月，习仲勋回到北京，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4月初，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6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责任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振奋革命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中央和五千多万广东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15]这体现出他的决心、信心，胆识和务实的精神。

习仲勋考察宝安，决定解禁四条规定

1978年6月，习仲勋因势利导，责成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负责，主持召集省级有关单位研究，加强宝安、珠海两县建设的方案。[16]

7月上旬，习仲勋带着刚随谷牧从国外考察回来的省委书记王全国，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到梅州、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调研。公路坑坑洼洼，颠簸不平。到宝安县城深圳，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习仲勋到达深圳后，让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他直接下去了解情况。他们先到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方苞边走边介绍：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都丢荒了，为什么？第一，“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允许宝安县的劳动力过境耕作，但是现在管得很死，一天才能批几个干部过去，没有劳动力去耕作。第二，以前过境探亲的政策是“三个五”，即每人每年可以过去探亲五次，每次去可以买五斤副食品、总价格不超过五元钱。这本来就限制得很死，但“文革”时批“三洋”（崇洋、靠洋、向洋）就通通禁止，不准过境探亲了；“文革”结束后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了要挑回来，不准就地卖。所以，虽然有很多地在香港，但劳动力不够，做不过来，地就荒废了。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各个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搞乱了边防社会治安，严重破坏了生产。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石块竖在街中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破破烂烂，萧条冷落。习仲勋对方苞说：“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17]

习仲勋前往蛇口的渔业一大队视察。这个大队有五对渔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习仲勋看了很高兴。他还参观了沙头角的塑料花厂、皇岗的假发厂，这是两家来料加工厂，也是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方苞提出几种利用在香港的耕地的方式：第一是过境耕作，第二是可以在那边挖鱼塘或者养鸡，养大后就地在香港卖，不用来回运输那么辛苦。但是出口要配额，还要考虑出口运输的问题。第三是部分荒地可以开发为仓库出租给香港人用，还可以收地租。这样荒地利用起来，有好几种收益的方法。

此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当场决定解禁文革中的四条规定：1、可以过境耕种；2、恢复和香港的小额贸易；3、尽快把经济搞上去；4、减少粮食种植面积。[18] 他认为外逃严重主要是政策的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他说：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他提出，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19]

习仲勋雷厉风行，经过两个工作组的调研，10月以省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规划和设想的报告》。

1978年夏，省委派省外贸局陪同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宝安调查了半个月。秋天，省委决定由省计委牵头，会同省委有关单位组成工作组再次至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内容仍然是如何利用边境优势，建立外贸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规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边境秩序。习仲勋提出了宝安和珠海改革先行一步的设想。

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广东积极开展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产品，金额3350万美元。”[20] 10月，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旅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21]

11月，习仲勋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主持准备了关于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的内容有：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22]

11月9日，习仲勋到京急切要求与华国锋面谈。他们一起研究了如何搞好中国的南大门的问题。关于广东外逃事件，他们认为，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困难造成的，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解决外逃问题。习仲勋希望中央给政策，华国锋同意广东省委在宝安、珠海两县建立外贸基地。[23]

11月16日，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做了长篇发言，他提出：“经济体制，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24]

12月18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会议决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习仲勋举双手赞成。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战略性的转变。一次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的转变。这个转变是转得比较好的。1956年以后，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转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这是第二次转变。现在看来，搞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个转变。我们落后了，吃了苦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实现这个转变。”[25]

1978年12月，中央任命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任第二书记。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关于我驻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他们回到广州马上召开省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把农业搞上去。

让广东先行一步，建立一个新体制

1979年1月30日，国务院批复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兴办工业区。方针是：“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26]1月31日，李先念和谷牧在中南海听取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汇报。李先念当场用红笔画出蛇口以南的半岛50平方公里的面积办工业区，袁庚只要了九平方公里。[27] 随后，香港招商局开始在蛇口开发了一平方公里的荒坡建立工业区，兴办了23家工厂，开通了国际微波和直通香港的货运码头。其后又吸引外资兴办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的工业小城。

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的规划设想，由国家投资1.5亿元。《批复》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28] 中央的这两个文件鼓舞了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大家提出：要根据广东的特点，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29] 2月，吴南生向省委提议在汕头办一个出口加工区。省常委会议一致同意，并认为不单在汕头，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加工区。[30]习仲勋、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叶帅听了十分高兴。[31]

1979年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7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的讨论。王全国发言提出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进一步指出：“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32] 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讨论会上做了系统发言。他说：“有一个重要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都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他还提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有所遵循。”随后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33]

4月17日，在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习仲勋再次要求先走一步，进一步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34]

会议期间，习仲勋见到邓小平，汇报到贸易合作区的问题。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35]

“经济特区”破茧而出

习仲勋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的设想，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谷牧副总理帮助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省政府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上报。1979年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率国务院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做调查。

工作组成员有：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计委段云、外贸部贾石、财政部谢明、建委、物质部等领导同志及随员胡光宝（谷牧的秘书）、王志强等同志。[36]在广东与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曾定石、梁湘等开了座谈会，还约见了港澳工委书记王匡，专门去看望了当时在广东的叶帅。广东省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工作组做了详细的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广东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37] 尔后，谷牧到肇庆、深圳、珠海、佛山、新会调查研究。[38]

回到广州后，5月20日，谷牧等与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等人进一步研究了拟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39]

5月29日，谷牧从广州到福建，飞到厦门，北上福州，沿途看了漳州、泉州等地，与福建省领导同志一道分析当地经济发展条件，研究规划指标和重要措施，讨论如何改进计划体制，增加地方经济活力，以及加强对外贸易工作，增收外汇，增加先进技术的引进等。同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省长马兴元、副省长郭超、毕际昌等同志谈话。

经过反复研究，谷牧与两省省委理出了这样一个思路：广东福建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造，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据此，拟定了几项重要措施，并帮助两省的同志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谷牧说：“进一步放权，以利两省的特殊性，真灵活，真先走。”

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提交《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给予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并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项重大举措的出台，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开放意识，启动了通过政策实行开放的进程。从此“经济特区”一词成为改革开放中最响亮的专用名词。[40]

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不久，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利用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与部分地方财政，参照“蛇口模式”在罗湖区0.8平方公里的区域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设施，提供给外商，利用从中赚到的利润继续进行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这种利用银行贷款“滚雪球”式的发展方式，为珠海、汕头的起步建设提供了经验。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市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企业经营自主权、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产品销售、出入境管理等。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的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加速了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

1979年9月21日，习仲勋说：“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十分不利于搞四化，所以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41]

我们的先辈毕路褴褛，以启山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由大国正在走向强国。现在我们站在山上，俯视着先辈走过的蜿蜒曲折的道路，可以指指点点，评头品足。但是我们再继续向上攀行，那又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你怎么能保证走得比前人更好？！在此引用习仲勋三句名言：“对工作态度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和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

                                       （编辑   季节）

建国初期的引进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现在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础上，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行的。所以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回顾近七十年所走过的路。

毛泽东亲自到苏联谈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不承认、严密封锁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视野宽阔。[1]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苏联首都莫斯科，经过两个月的坚持，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中苏之间新的关系，并且从苏联借回来3亿美元的贷款。这对经历了38年之久的战争，中国大陆全境还未完全解放，满目苍夷，一穷二白的中国的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52年9月，周恩来到苏联谈判，争取苏联援助中国，后确定为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这些项目在“一五”、“二五”时期大部分完成，使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实现了飞跃，为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当时不能走出去，就将外国商人请进来。从1954年起，中国每年都在广州举办春秋两次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美国对中国封锁极为严密，不允许美国公司与中国打交道，许多公司只能派它们在第三国的子公司出席广交会，和美国贸易也只能用第三国货币结算。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但是随着国际大环境的改善，中国开始从日本、法国、英国、古巴等国引进我们需要的技术、设备和专利。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对外经济工作不得不停顿。

四十三亿引进方案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的外交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冲击。后来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恢复了与各国的交往。

1971年8月15日起，毛泽东离京到南方视察。他问列车员，星期天干什么去。列车员说，排队去买“的确凉”。列车员告诉毛泽东“的确凉”如何好。（如不用布票、经久耐用、挺刮、不起皱等）。毛泽东回京后对周恩来、李先念谈了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的确良”？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到国外买生产技术？周恩来说：当然可以。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要李先念、余秋里研究引进技术这件事情，把急需引进的项目搞一个全面规划报给周总理审批。

搞化纤厂，先要搞石油，从石油提炼乙稀、化纤，需要具备提炼的设备和技术。规划先是在大庆、北京、上海各安排一个基地，后来增加了胜利油田。

1971年林彪事件后，恢复了部分工作秩序。11月，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消息传出，大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国际格局的变化，外交工作的突破，提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的契机。

1971年12月16日到1972年2月12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上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经济工作的干扰，摒弃了林彪一伙所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口号。

周恩来决定抓住机遇，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由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写一个报告。1972年1月初，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听取了计委主任余秋里和有关部委的汇报。

华国锋1937年参加革命，1958年起担任湖南省的副省长、省委书记，一直管农业、财贸等。他很清楚：全国棉花每年产量就是4000万担，相当于200万吨。扩大种植面积有限，再增产，中国八亿人中，每人最多增加2尺布，也就是只够做一条裤衩。[2]国外的经验就是发展化学纤维，当时发达国家化学纤维在纺织原料中占40%，而我们只占5.5%。相差太远。

成功领导大庆油田的余秋里知道引进设备、技术的重要性，大庆炼油厂的设备就是从日本引进的。他顶着四人帮的压力，领导计委及有关单位领导讨论决定先引进4亿美元设备。1975年四届人大余秋里被任命为计委主任。1972年1月16日，他起草《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上报至周总理。[3] 1月22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2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并报毛泽东批准。[4]引进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2月7日，这项工作正式组织实施。[5]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设备引进中重大的突破。5月，李先念批准了计委出国考察报告，国务院兵分两路，一路由轻工部、燃化部组织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了2个月。一路由轻工部焦善民带队，和国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电部等到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实地考察厂址。决定在四川长寿、上海金山卫、辽宁辽阳、天津北大港建设四个厂。

同时，李先念委派正在干校劳动的柴树藩回京主持对外谈判。9月2日，周总理将柴树藩上报的《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报告》批给李先念，并批复提前从日本进口设备，由此，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正式被批准。1972年9月20日，国务院批准计委成立进口设备领导小组。[6]引进工作进展顺利，冶金、燃化、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闻风而动，纷纷写报告要求引进先进技术，出国考察，了解国际这些年的发展情况，货比三家，引进技术、设备。[7]

1972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即将赴美访问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全体成员，强调：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医学代表团回来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结果他们不敢讲了。周恩来在听取计委汇报的会议上，痛心地说：“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自己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去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8]

身经百战的余秋里是一个敢负责、敢担当的领导。他对引进很积极，让计委汇总石油、煤炭、化工、机械、军工、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的报告，又准备了大小两个方案，11月7日，计委将小方案《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报周恩来。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11月30日，周恩来看这个报告，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些，指示将关于进口33亿美元的大方案一起送他阅。

周恩来为什么要看大方案？在一个以农民为主、文盲众多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决非一蹴而就，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文革前台湾与大陆发展水平基本相当，1968年以后发展很快，台湾与日本、香港、新加坡成为发展迅猛的四小龙，为世界关注。美国人也在研究台湾起飞的原因，1972年6月16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夫人时了解到，“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还在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9] 周恩来说：“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10]赶不上就要急起直追。心中有数，决心就大，所以他要看大方案。

1973年1月5日，余秋里签发了计委《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简称：“四十三亿方案”。后来追加8.8亿美元，整个方案共计51.8亿美元。[11]

资金从何而来？建国初期，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我国和美国贸易都是用第三国货币结算。这个局面一直到1973年6月，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載维.洛克菲洛到中国才打破，他和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达成谅解：中国银行可用大通银行直接办理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有了开端。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我们派一些人去你们大通银行那里考察市场和学习接触，你们派一些人来，接触一个时期，作为临时办法。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我们所有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的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12]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产品过剩，他们的产品、设备、技术急于找出路，找市场，很愿意卖给中国。可以赊账购买，等建成后用产品还本息。或者延期付款。后来发现，对方也是从银行贷款。我们就改为直接从银行贷款，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利息。[13]资金方面的工作多由熟悉西方规则和中国财贸工作的段云负责，具体由中国银行办理。[14]1974年6月，邓小平复出，周总理病重，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工作，他说，四十三亿引进“这是一个大政策”[15]。作为一件大事，他抓得很紧。

当事情成功了，人们认为这是必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当时做这些事的人们顶着多大有压力，费了多少心思，过程中有多少周折，这是后人难以体会和想象的。为了写此文章，我重读《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文中断言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是什么？文中说：“南斯拉夫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大量存在着，而且迅速发展。”“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府扶植私人资本。”“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力。”宪法规定“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佣劳动力。”“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制度，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南斯拉夫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经济组织”。“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根据是：工人自治“将企业交给‘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三评”强调：“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将买西方的产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利用西方资本说是“帝国主义投资的场所”；将出口说成是“帝国主义原料基地”；将来料加工说成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装配车间”。因而断言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别动队。[16]文章是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

重读“三评”后，深深感到1972年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国务院、计委及各部委的同志敢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外资、设备，这是多么不容易，需要多大的魄力、胆识，才敢坚持，才能一抓到底，完满完成。

引进工作不但打破了文革以来保守、封闭的极左思潮，也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的思想观念，更重要是：重新开始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冲破了社会主义不能用西方国家贷款的禁区，为此后我国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进行了有益尝试。

但是好景不长，1975年11月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江青竟然要把正在建设的大庆化肥厂拆掉。1976年5月31日，谷牧去政治局汇报工作，江青一见谷牧，厉声质问：“为什么把一套进口的化肥设备放在大庆，你给我拆掉！”谷牧冷冷的说；“这不是我的决定，要拆的话得请政治局决定。”这时华国锋走进会场，问清原因后，严肃地说：“这是毛主席批准的。”江青说不出话来，张春桥不甘心，说：“我就反对你们这个办法，动不动拿毛主席来压我们。”[17]

四十三亿引进的成效

克服“四人帮”制造的重重阻力，到1977年底，26个项目已有20个建成投产，到1979年，1977年前签约的项目基本建成。完成实际签约成交39亿多美元，比预定43亿少花了3亿多美元。这些项目有：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设在大庆、北京、上海、胜利油田）、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

这是建国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引进，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很准，产生了较好的效益。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是1979到1984年农业连续5年增产的因素之一，以全世界10%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1%的人口的吃饭问题。1981年南京的烷基苯厂建成投产，洗衣粉可以敞开供应，结束了20多年买肥皂要票的历史。解决了穿的问题，可以敞开供应纺织品，取消了实行几十年的布票。1982年26个项目全部建成，使我们的工业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大大提高技术、质量、效率，物品逐渐丰富。

在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把持着宣传口，在报纸上常常发表批判“崇洋媚外”的文章，从不宣传“四十三亿”方案的进展情况。直至2000年前后，逐渐公开发表一些亲历和参与者的回忆文章，这些情况才逐渐为社会了解。四十三亿的资金，期中大部分是引进和利用外资解决的。

通过考察了解外面的世界

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把改革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之前，中央领导经历了一个考察、讨论、酝酿的过程。

谷牧率中国代表团考察西欧

1978年，经济工作提上了重要的日程。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让谷牧率团去西欧考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派出的第一个高级别的政府经济考察团。成员中有6位副部（省）长以上的领导，他们是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还有6位司局级干部。出发前邓小平同志专门找谷牧谈话，主旨是要代表团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

肩负着重托，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重点考察了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以及这些国家五六十年代发展较快的原因，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等。谷牧深感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并认为追赶西方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他归纳了三方面的突出印象：第一，二战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有相当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工资和生活福利有明显改观，这些国家在经济运作，政府调控和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第二，西欧一些国家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与中国做生意。第三，国际上有很多通行的经济合作方式，都属于“今天先拿货，明天再给钱”之类，借鉴这些方法不但可以缓解我国外汇支付方面的困难，还可以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等等。

1978年6月22日，谷牧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正式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客观反映了一批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专家型领导，对欧洲发达国家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观感。报告中的许多建议后来被吸纳、完善，并逐渐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法律。1978年6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听取了谷牧的详细汇报，会议从下午3点半开到晚上11点，历时近8个小时。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领导都做了讲话或插言。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指出：“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它和1978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12月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来组织实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经过了一段充分的酝酿讨论过程。1978年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各部委领导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在会议报告中敞开思想谈了自己的意见：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谷牧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贻误时机。这次会议是在全民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声浪中进行的，各部部长都发了言，发展速度成为大家反复讨论的重点。一系列重要思路被打开，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特别是对如何加强引进技术、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外资等，讨论得很热烈，提出很多建议，这些成果很快就被凝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会后不久，邓小平给了谷牧以支持。他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在此次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1978年底，中国向世界宣布实行改革开放。人们眼界大开，看到差距。十年文革，使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开放是先导，看到差距才知道改革的路径。所以先有开放，后有改革。人们认识到，中国再也不能封闭下去，否则真要被开除出地球。引进，不仅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更主要是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更主要促进人们思想和观念的转变。

解放思想，加快建设速度

1977年7月16日，十届三中全会开幕，第二天，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今后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除抓紧完成四十三亿引进项目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共需65亿美元。[18]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华国锋说：决心下定了，要干，出点毛病难免，但要出得少点，搞得好点，精心筹划，现在原则批准，要抓紧科学技术。1977年10月9日 ，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指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这件事情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大前进一步。1977年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国务院会议，他在会上说：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挤出石油出口，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华国锋几次同余秋里谈话商讨此事。华国锋身体力行，在视察中、在题词中，反复强调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他就经济建设问题频频接见外宾。1977年4月2日下午，他会见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和以他为团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全体团员，华国锋接见日本客人与宝钢建设有关。宝钢是建国以来引进的最大一个项目，他很重视。

在上海建设现代化宝钢

1975年1月，谷牧任副总理，他上任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邓小平搞整顿，将文革中停滞的经济和生产抓上去。钢铁工业是重点整顿的行业之一，为此国务院成立了整顿钢铁领导小组。整顿一抓，当即见效。欠产严重的鞍钢、武钢、包钢、太钢的生产就达到了计划水平。据谷牧回忆，毛主席从加速经济建设和增强国家实力考虑，很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提出“工业以钢为纲，”毛主席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就提出要用15年赶超英国，使中国钢产量达到4000万吨。

为了使钢铁生产解决铁矿资源，谷牧组织了地质队伍在全国进一步查找富铁矿资源，可惜储量不足以大规模开采利用。鉴于此，谷牧和一些专家提出设想：在沿海建设港口，同时在附近建设“吃”进口富铁矿的大钢厂。后来宝钢的兴建，由此肇始。[19]由于四人帮再次打倒邓小平，谷牧也被批判，此事搁置。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派到上海接管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林乎加负责经济工作，发现上海每年缺铁300万旽。上海炼钢和铸造用的生铁主要靠武（汉）钢、本（溪）钢、马（鞍山）钢等钢铁企业经冶金部调拨。不仅影响了这些钢铁企业自身发展，使这些企业的炼钢、轧机系统长期吃不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也增加了铁路部门的负担，增加了成本。1977年元旦，他与冶金部部长唐克通电话，希望在上海新建高炉。唐克认为鞍钢已经落后，要搞就搞像日本那样的。1977年春节期间，苏振华去看望了上海几家钢铁厂在坚持生产的干部和职工，他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商量，提出新建两座容积为2500立方米的高炉。年后，冶金部派人到上海考察，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1977年6月，冶金部决定在上海建设两座各2500立方米的高炉，以彻底解决上海生铁供应问题。[20]9月16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日本考察，发现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冶金和日本差距拉大了，至少差20年，受到极大震撼。10月22日，叶志强等人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考察情况，并放映了新日铁赠送的一部电影短片。[21]华国锋指示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冶金技术水平，促进全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发展。

11月9日，冶金部向政治局汇报钢铁工业长远规划：今后3年在上海抢建一个现代化的、年产500万吨生铁的大型炼钢基地，全套设备从国外引进。[22]不仅进设备，买新日铁的技术，同时要照新日铁君津厂的样子，在中国也造一个。[23]12月14日，冶金部关于《拟和日本技术组商新建钢铁厂主要问题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24]12月，确定在上海建设宝钢。

1978年1月，华国锋决定宝钢工程建设的领导体制以上海为主，冶金部参加。1978年1月10日，苏振华等人考察了长江口航道和宁波北仑港。北仑港原有海军的港口及进出的航道，决定将海军的码头让出一部分。[25]这就为宝钢确定港口打下基础。

1月25日，上海市委常委、计委主任陈锦华为团长到日本考察。[26]回来后，陈锦华向林乎加汇报，建议林乎加去日本考察。1978年2月1日，成立中共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指挥部。3月11日，国务院批复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三委一市一部”给中央写的《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厂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钢铁厂。建设规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每年所需的1000万吨铁矿石从国外进口，经浙江北仑港转驳运往上海。整个工程投资为214亿元。[27]为了落实宝钢一事，特派林乎加率团访问日本。

1978年12月23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公报的这一天，宝钢工程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后决策的中国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在上海吴淞口举行动工典礼，彭冲主持宝钢打第一根桩的开工仪式，谷牧副总理从北京来剪彩。

    中国经济代表团考察日本和港澳

1978年3月起，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四个考察团到海外考察。按时间顺序，第一个出去的是3月9日到4月10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访问，重点是南斯拉夫。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第二个是3月28日到4月22日，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房维中（计委副主任）、高修（商业部副部长）、卜明（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副团长，段云为顾问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第三个是4月9日到5月6日，段云为组长、房维中为副组长的计委、外贸部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第四个是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五国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考察。这四个代表团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制定起到了侦察兵和决策参谋的作用。

    华国锋为什么派林乎加和段云率中国代表团访日？林乎加1937年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从1955年起任浙江省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负责全省的农业工作，到1965年，省内的粮食供应取消了粮票。1965年，组建国家小计委，毛主席亲自点名，让他到小计委当副主任，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1967年浙江造反派来北京揪斗林乎加，在省里斗了，在专区斗，在专区斗了，在县里斗，在浙江的各个县都斗了一遍。1972年春节，林乎加终于解除关押，回到北京参加接待尼克松的工作，陪尼克松到浙江。[28]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成为被四人帮批判的“三大毒草”之一，林乎加和段云等领导天天与造反派周旋，斗智、斗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工作组接管四人帮盘据十年之久的上海，余秋里推荐了林乎加去工作组。[29]197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领导班子时，林乎加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付主任，分管计划，工交，郊区，财贸，科技。

段云193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即加入共产党，投入抗日战争，是党内熟悉日本情况的专家。1954年曾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71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从五十年代起他参与起草国务院、计委诸多文件，熟知中央政策。大家称他为“夫子”“秀才”。在“四人帮”肆虐的时期，段云敢于讲真话，敢于纠左。

这次考察就是要搞清日本、港澳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做准备。

段云一直负责外贸，知道十年前我国出口远远高于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文革十年，我们大大落后了。1977年我们出口是是75亿美元，而韩国是100亿，新加坡是80亿，台湾是93亿，香港是95亿。[30]令人心焦。

因中日邦交没有正常化，林乎加、段云率的中国经济代表团是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有关经济贸易团体邀请的。经过财贸总会联系上日本铁钢联合会会长稻山嘉宽，他详细地向林乎加、段云等介绍了新日铁的基本情况及日本钢铁发展经验。他说：你们应该搞最现代化的钢铁厂，中国完全可以参照我们的发展模式，我们都能解决，你们更能解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计，照我们的样子做就行。林乎加问：我们拿什么来建钢铁厂？稻山嘉宽说，你们可以贷款，美国就可以贷款。矿石都是精矿，可以买的地方很多。

代表团看了新日铁及下面的三个分厂，并到东京、大坂、横滨、神户等地，看了化纤、造船、交通、银行贷款。[31]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度增长，成为一个经济大国。197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183万亿日元，约合6800亿美元，钢产量10200万吨，发电量5000多亿度，汽车产量850万辆，造船1000多万吨，乙烯产,400万吨，电视机产量1500万部。对外贸易.1500亿美元，顺差近100亿美元。1978年3月底外汇储备近300亿美元 市场商品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较高。据统计，日本总的劳动生产率，自1960年至1976年提高3倍，而西德为1.4倍，美国仅0.5倍。主要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劳动生产率高战前日本货质量不好，称为“东洋货”。战后他们派出大量人员出国考察，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就是必须下大力量改进产品质量，靠生产大路货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在提高质量上，日本政府和企业花了很大功夫，制订了质量管理立法和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

为什么日本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 林乎加、段云等同志研究后，认为关键是三条:

第一，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里。据日本官方统计，自1950年至1975年，共引进外国技术(主要是技术专利，不包括成套设备)26000项，约58亿美元，其中五十年代引进2900项，六十年代12000项，七十年代前5年超过一万项。他们的原则是，谁先进就引进谁的，兼采世界各国之长，他们引进技术后，迅速加以吸收、消化、革新、创造，广泛适用，并逐步出口。目前日本进口技术的金额仍然超过出口技术的金额。引进的方式，初期以进口设备为主，六十年代转为购买专利和设计图纸为主。近年来，日本企业竭力购取实验室技术，抢先投产，以占领市场，并向国外有关企业开展技术和情报的对等交换。由于引进新技术，节省了大量的摸索时间和研究经费，使许多产品由落后状态一跃而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一般比重很小，70%至8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银行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 (1) 国内存款。 (2) 海外借款和发行债券。 (3)吸收外币存款。有的资本家为了发展生产，不惜出较高的利息从国外借款。银行有了大量资金，并善于加速流转，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加速地增强了企业偿付银行贷款的能力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原动力在于重视教育，大力培养技术人才。日本有大专院校千余所，工厂非常重视工人的技术培训，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产品设计和研究机构，人员一般占全厂职工的15%至20%，从事新技术的开发、新产品的试制和实验研究工作。资本家非常重视这种机构，不惜付出大量经费，从中取得新的技术成果。[32]

林乎加、段云认为，这三条经验，我们也可以运用。要加快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的创造力，同时学习世界一切民族的长处，并且实行列宁所说的“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引进技术上也可以采取“拿来主义”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以七十年代的水平作为我们的起点。日本可以充分地适用国外资金，我们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以补充国内资金的不足。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一定的时同。但是，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并采取有力的措施，相信也难不倒我们。[33]

在日本，许多厂家向代表团推荐进口装配线的做法，即不是进口全套生产设备，而只进口装配线，由日方供应部件和零件，并负责技术指导，由我装配，保证装配出的产品质量同日本的质量相同。其成品可以由中国自己使用或出口，也可以用日本的商标，由日本工厂包销一部分，作为偿付进口装配线的费用。随着中国部件和零件制造能力的提高，日方逐步减少部件和零件的供应，以至最后全部由中国自己供应。进口装配的好处主要是:开始可以用少量外汇，迅速形成装配能力，用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品，从中获得加工费。更重要的是，随着装配线的引进，可以迅速掌握技术，从而带动我们自己技术水平的提高，逐步提升零部件的制造能力。

林乎加、段云等认为，这种做法可以试办。扩大新技术的进口，必须相应地扩大出口，增强我们的国际支付能力。林乎加、段云着重同日方和日本朋友交谈了如何扩大我国出口的问题。日方认为，这方面潜力很大，大有可为。如，日本和美国1976年进口服装约44亿美元，其中从亚洲进口23亿美元，主要是从香港、韩国、台湾等地进口，它们能做的成品，中国完全可以做。中国应当争取在二、三年内把这笔生意扩大到5到10亿美元 日本今后每年进口鱼类将达到100万到200万吨。中国可以买进渔船，用出口鱼的方式偿还船款。他们说“外汇在水上漂，你们就是不去捞”。[34]

从日本回来后，他们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一些同志研究了怎样利用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当前设备、技术、资金过剩的状况，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形成报告后，向中央建议：

1.不能什么都要进口，分散力量，应当集中地解决燃料、钢铁、有色和化工，打好四个现代化的基础。

新增加项目的设备，分别从日本、西德、英、法、美国或其他技术先进的国家引进。设备、钢材国内供应不了的再从国外买，其他土建材料自国内供应。设备费和建设所用的资金，尽量采取在这些项目投产后用产品偿还的办法，有的采取延期付款的办法。

引进这些项目，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一，我们的条件，基本上是出了产品还钱。有了产品，不怕还不上钱。在引进这些设备所增产的产品中，要把还钱的部分单独列出，保证有偿还能力。二，现在每年进口的钢材、有色金属和化工原料约花掉四、五十亿美元。国内生产搞上去了，可以少进或不进，这笔钱省下来也可还设备欠款。三，1980年以后，每年出口商品将达到100亿美元以上，出现特殊情况，可以减少进口偿还欠款。

引进成套设备，一定要严加控制，认真搞好综合平衡，由国内供应的部分要跟上去。凡是能引进专利自己制造设备的，要尽量由国内制造供应，不能什么都要进口。

2. 在三、五年内，引进几千项或上万项国外专利，改造机械工业，把各行业生产技术提到一个新的水平。

当前我们每个行业和企业，特别是机械制造工业，生产技术相当落后，面临一个采用新技术的问题。应当由有关部门统一组织，首先开出一个在进1千项到2千项专利的产品名单，经过综合研究，有组织地派人出国考察，或请国外技术小组到我们这里来考察，抓紧时机，把必需的国外专利，包括技术、设计图纸买进来。8年内，争取引进1万项，花几十亿美元，把机械工业的生产技术和其他工业技术来一个大改造、大提高。这样，1985年以后，就有把握做到设备的供应立足于国内。现在不抓紧，1985年以后还要大量进口设备，那就不好了。

引进专利和设备，使用、研究、消化的工作必须跟上，每个企业，都应当有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小组或实验中心，专门进行这项工作。在这方面，要制定一个检查考核制度。

3. 进口一批装配线，用外国的零部件装配成品，用于国内需要或出口。

4、扩大同国外的技术交流。

日本为了扩大产品和技术出口，愿意向中国派遣技术、设计小组，接受中国的实习生和留学生，并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到中国工作一段时间 我们要掌握现代技术，除了积极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以外，应当利用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积极性，有计划地大力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聘请外国专家来我国共同研究如改进生产技术的问题。

5. 扩大出口，多搞外汇

在出口方面，除了前面所说引进装配线，既可以增加国内供应，又可以增加出口产品以外，有几件事情可以大干:

一是来料加工。即由自外提供原料、辅料、技术指导，甚至提供少量必需的设备，由我们按来样加工，按时交货，收取外汇加工费。这种做法的好处:一可以利用外国原料，二可以带进新技术，三可以增加就业，四可以增加外汇技入，五有利于把国内市场搞活。建议在上海、广州、北京和天津先搞起来。

二是搞农产品出口基地。主要供应香港、澳门和日本。

三是充分利用香港、澳门，做好外贸工作。

日方提出，要扩大从中国的进口，必须大力改进产品的质量，按照合同的要求，提供花色品种，并确保按期交货 他们认为，从中国进口的许多商品质量次，品种单调，装潢差，不适合日本市场的需求，特别是不按合商规定期限交货，是日本商人最头痛的问题。这次我们在日本看到，我国的商品能够摆进日本大百货公司的很少，许多商品由于质量、式样不好，或者不合时令，放在小摊上削价处理。我们认为，改进这些问题，必须实行几个转变:

(1 )从以产定销转到以销定产。

(2) 从以量胜质转到以质胜量。

(3) 担负出口任务的企业，从生产的数量作为考核标准转到以换汇率作为考核标准。

(4) 从关门做生意转到开门做生意。

最后的建议涉及到体制问题：

要把技术引进和对外贸易搞大搞活，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必须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1.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定了的事情要有人办

2. 改进外贸体制，改进计划工作

3. 简化程序，简化手续。[35]

林乎加说，看了日本，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加强了，日本15年时间进展很快，我们25年时间应当能搞上去。

考察港澳经济发展

4月10日，段云提前从日本回到香港，率领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连续进行了实地调查28天。华国锋说：要利用港澳，并指出外贸工作要越做越好，思想要解放，胆子大一些，决心大一点，路子宽一点。[36]

当时，香港被称为远东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澳门被称为旅游中心。这两个地方，一没有什么耕地，工没有原料资源，过去经济上长期依赖转口贸易。六十年代以来，大搞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先搞轻、纺织、服装，接着发展手表、电器、电子产品。1977年，香港工厂达37000多家，工人75万人，工业品出口总值76亿美元。香港出口总额中，转口占20%，本地产品占80%。[37]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是很突出的。

段云率考察组到我们办的天厨味精厂、南洋兄弟烟草厂，这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厂，直到现在还是老设备、老工艺，还有不少手工操作。两个厂的厂区都很宽敞，很有发展余地。而港澳当地一些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是不久从国内出去的大学生、中专生、工人或店员，他们向银行借点款，有的就是向中国银行借款，从小作坊开始，滚两三年，添置设备，修建厂房，就成了相当规模的厂子，产值增长了十几倍，而我们基本上还是那两个厂。

商店里摆着的国产的照相机、手表、收音机等不论样式和质量，与香港当地和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鲜活市场的早市，与其他国家相比，数量不足。1977年香港对外资易总额达到196亿美元 ，比我同期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48亿美元还多。其中，进口102亿美元，进口最多的是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其次是轻纺产品，第三是食品。出口94亿美元。有些出口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澳门发展比香港慢，但是十多年加工工业和对外贸易也是发展的，1977年达到43000万美元。旅游业发达，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年接待游客257万人次，旅游收入14000万美元。[38]

段云同我驻港机构华润、南光公司、招商局、中国旅行社、少数爱国厂商座谈。1966年我供应商品占港澳总进口的20.4%，1977年下降到16.6%，由第一位，变成第二位。[39]

我们在港澳14家银行,100多个分支单位,多年来,主要的活动是吸收储蓄存款,提供国内使用,放款很少,活动面不广,存款额也增长不快。在资本主义市场,一般说,金融资本有很大的神通。他们用集中起来的资金,支持各行各业开展业务活动;同时也直接投资经营仓库、房地产等事业,赚取大利润。我们在港澳的银行,也应该打破原来经营范围的限制,扩大业务活动,不能完全按照国内的一套办法行事。今后，除了扩大港币和人民币存款以外，还可以吸收美元存款，积极开展同业存款；可以放手支持我在港澳所办的各项事业。

现在我国除港澳以外，只是在伦敦有一个中国银行分行（新加坡有一个分行，没法开展业务）。大量进出口贸易，包括我成套设备进口，收支结算大部分委托外国银行代理，经济上要受到一定的损失。同时，国外没有机构，也不容易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我南洋银行,是单独在香港注册的银行。建议银行也利用港澳这个基地，向省外派出分支机构。是否可以利用南洋银行的名义,到外国设立分支机构,先从同我贸易往来较多的国家作起,逐步把我在国外的金融网建立起来。[40]

段云经过与香港华润、澳门南光座谈，看到我们的对外贸易机构，基本上还一直保持开国初期的那种作法，主要是坐在家里等客上门，有什么卖什么。常驻外面的贸易机构，只有香港的华润公司和澳门的南光公司。这两个公司，主要是在港澳地区推销我国出口商品，或临时就地购买少数进口物资。要研究尽快发展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港澳是两个“自由港”利用它们把生意做活，大有文章可做。这两个公司驻在港澳这样的地方，可以把华润、南光两个公司办成像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那样的大型贸易公司，又卖又买、工贸结合、立足港澳、面向海外的综合性机构。华润、南光不仅经营出口，也要搞进口业务。这两个公司常驻港澳，完全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动，掌握时机，争取有利价格，为国家省外汇，直接向厂商采购机械设备，还可以省一部分佣金。他们不仅搞贸易，也要通过购销业务组织生产。

现在我国出口商品，基本是以产定销，产销脱节，往往货不对路。有些商品，国际市场上需要，有时缺乏原材料，不能生产。改变这种状况，贸易机构在这方面是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的。他们可以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原材料、设备，组织定货；可以介绍国外厂商，同国内企业，订立加工装配合同，可以提供国外样品，组织技术交流，帮助企业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也可以在港澳当地，通过购销业务组织生产。做到工贸结合，以销定产。不仅在港澳活动，还要派出分支机构，到其他国家开展业务。

华润、南光两个公司，是以私商身份在港澳注册立案的企业。用他们的名义，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不发生同我国对等的问题。我们每年进口大量物资和设备，都是通过国外的贸易商进行的，他们从中收取很大一笔佣金。比如，我国每年从日本进口20多亿美元，在日本有了贸易机构，就可以减少一部分佣金。如果在欧美，我贸易机构可以直接向生产厂订货，佣金可以全部省掉。在国外设有贸易机构，也可以直接推销商品，可以及时掌握外面的经济信息，对发展贸易大有好处。我们应当走出去，开门做生意。首先利用华润、南光这两个牌子，派人出去。

段云和刚到招商局的交通部外事局局长袁庚深谈，袁庚1939年入党，一直在东江纵队。建国后曾任中国驻印尼总领事馆领事，对国外的情况比较了解。文革中受迫害，曾被关进秦城监狱6年。1975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大陆的招商局则仍然在香港设立营运总部，成为拥有金融、营建、运输、造船、码头等极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袁庚汇报，招商局的香港扩大经营无需得到香港当局的批准，提出打算利用当地银行外汇贷款,抓住船价大跌的有利时机,增添一批新船和半新船,建成一支比较有竞争能力的船队,开辟班轮航线,开展对外揽载业务。有些挂五星红旗船只不能航行的地区,可由这支船队承担运输任务;也可以逐步把外贸部门现在租用的外轮代替下来。他们还打算利用当地港湾,增建一个浮船坞,发展多船业务,增加外汇收入。他的建议得到段云的认可。段云说：“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在香港搞个集装箱码头,改装我出口货物,航运方面,要发展我在港澳的远洋船队,补充国内航运事业的不足。”[41]

    在与中国旅行社座谈中，发现中国旅行社没有相应的设施。连经港澳入境的游客,也都介绍到当地旅馆去住宿。鉴于港澳是旅游中心,旅游事业发展很快,赚钱很多。建议：,要配合国内旅游事业的开展,在港澳修建旅馆。在香港和澳门,分别建一个大型旅馆,接待途经港澳来我国的游客,代办入境手续和有关事宜,并在当地开展旅游业务。[42]

港澳两地市场的繁荣程度让考察团受到了震撼，也为大陆错失发展良机而深感痛心。要尽快夺回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我们必须下决心狠抓出口商品生产，增大出口货源，千方百计挤出一些商品，保证港澳市场的需要;必须切实保证商品质量，按照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质量不好的宁可不出口;必须努力改变商品构成，增加工矿产品和日用消费品出口;必须重合同。[43]段云知道，计委和有关部门，根据《今后8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先后同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省市研究了增加出口商品生产的具体规划，初步确定了一些项目,将进一步研究安排，搞生产基地，搞专厂、专车间，狠抓落实。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力争到1980年或者再多一点时间，把我们供港澳的商品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充分发展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44]

段云认为，通过这次考察,深深体会到,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意义十分深远。这些年,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是不够的,许多应该办而又能够办的事情，我们没有办,不少很容易发展的事业,我们裹足不前。我们要充分利用港澳这种特殊地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编辑  季节）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具有系统性、完整性、传承性。这在世界各国的法治史和法律制度史上都是很少见的。中国的监察制度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上，带有很强的国情特色，也可以说是世界政治史、文化史中一门具有特殊性的学问。

监察的对象是官，谈起监察就要谈官的起源。中国古代的官产生在战国时期，当时各诸侯国在争霸过程中，都感觉到人才的重要，所以都是从平民中考察选拔有才能之士做官，官僚制度就这样产生，并逐渐取代原有的世卿制度，也就是贵族世代做官的制度。用官僚制度取代世卿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官僚制度产生后，国君要用官，信任官，当然也要考察官，这样查官之官，也就是御史，就产生了。

秦代监察律法史料

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御史的资料。《史记》里的列传中，有一部《滑稽列传》（“滑”字念“古”），其中记载齐威王和他的一个近臣淳于髡的对话。齐威王问他，你能喝多少酒？回答说能喝一斗酒，也能喝一石酒。齐威王说你是在开玩笑吗？淳于髡说，我在春和景明的日子和朋友相聚，大家兴高采烈，喝一石酒也不觉得醉，可是大王赐酒在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臣服服帖帖，不胜一斗。这个故事说明，有御史在后，官吏也感觉到震慑。

1975年，我们在湖北云梦县发现一批秦代竹简，其中有很多法律方面的文本，这是很珍贵的史料记录。其中有两条很有意思，一条叫《尉杂》，也就是杂律。里面有一段话：“岁讎辟律于御史”，意思是每到年终的时候，就要核对（“讎”）辟律，也就是刑律。中央的最高执法官廷尉，要到御史那里去了解，这一年颁布了哪些新的法律，哪些不适用，要进行核对。这说明御史是掌管国家律令的。

还有一段记载，是秦律里的《传食律》，其中有不少具体规定。比方说御史派属下巡视地方时，所到之处的驿站具体规定了伙食标准，哪些人给半斗粮食，哪些人给葱，给酒，给多少酱，等等。

这两段是很可靠的历史记载，一个说明御史掌管国家的律令，国家最高的司法官要到他那里去核对；一个规定御史的属官出巡时地方接待的具体标准。这说明在战国时已经有了查官之官的御史，而且御史还有相应的职能。这可以说是御史制度的最初的形态。

两汉时期的御史制度

两汉时期，中国的御史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代御史在中央分为三个系统：一个是由御史台所属的监察系统，长官叫御史中丞；另一个是丞相掌握的行政监察系统，长官就是丞相，其手下具体负责的行政监察叫丞相使；第三个是掌管京城和周围六郡的监察官，长官叫司隶校尉，曹操做丞相之前就担任过司隶校尉。这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长官，互不统属。御史系统的长官本来是御史大夫，但御史大夫在汉代的时候担任副丞相，所以主管监察的就是御史中丞。这三个监察系统的长官，在朝会的时候各有专门的座位，当时史书上说这是“三独座”，这是表示他们地位的重要。

汉代从汉武帝时期起，由董仲舒倡议，独尊儒术。但是这个时期的儒学和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相互交融，成为一个新的儒学。这个时候，汉代的皇帝就利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这些学说来为监察制度的必要性进行辩护。每当天相出现异常，比如说出现日食了，那么皇帝就借这个机会下诏，说这一定是百官没有尽到责任，司法有不公平的地方，就要监察御史加紧进行监察。利用天相来论证监察的必要性，这是汉代的监察思想的特点。东汉尤其厉害，这里有很多例子说到了。

汉代监察制度的另一个发展，就是在地方上设定了十三部监察区，每一部都又专设一个监察官，叫侍御史。为了给十三部的侍御史的工作提供法律依据，汉代最早的一部地方监察法规就叫《六条问事》，又叫《侍察六条》、《侍史六条》。这六条反映了汉代的时代特点，因为汉朝建立以后，刘邦分封他的子弟做王国的王和侯国的侯，所以地方上王侯势力很强大，豪强势力也很强大。那个时期曾经发生过“七王之乱”。“七王之乱”平定以后，汉武帝继位时感觉到要加强中央集权，彻底改变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怎么办？就要加强地方的监察，于是他亲自参与制订了这《六条问事》。

这六条里的第一条，是针对地方豪强势力的。豪强势力不法要归《六条问事》来处理，以下五条全是针对郡的地方长官，就是“二千石郡的太守”。《六条问事》是目前看到最早的中国通行于地方的有条理性的法律，对后世很有影响。

唐代一台三院制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唐朝是中国的盛世。当时国家制度、文化、法治都处于兴盛时代。那么唐代的监察法和监察系统，总结了汉的教训，有很大的改动。改动之一，就是唐代的统治者深深感觉到汉代的相权和皇权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相权也有很大的势力，常常和皇权冲突。举例来说，汉武帝在位54年，任用了13位丞相，这13位丞相里只有4位得善终，其余的不是被赐死就是被处刑，或者谥令自尽。唐朝的统治者采取的办法是，在它的中枢体制实行三省制度，把丞相的一个职权分为三个权力。三省之一是中书省，是发政令的；其次门下省，是管复核的；再其次是尚书省，是管执行的。三省长官统一称丞相，但权力一分为三，避免干扰、侵夺皇权。同时在中枢门下建立一个政事堂，是宰相联合办公的地方。皇帝有时候还派一些大臣到政事堂参加政务的讨论和执行一些工作。凡是参加政事堂议事的官都有丞相的称号，都可以行使宰相的一些职权。所以唐代实行的中枢政治制度是群相制度，这是吸取了汉代的教训。

这样一个中枢政治制度，也决定了监察制度要作重大改变。唐朝的监察制度是一台三院制。一台是御史台，三院就是台院、殿院、察院，也把统一的监察权分为三。三院中，台院是管宫廷的司法监察任务，台院有侍御史。殿院是管维持朝廷礼仪的。重要的是察院，察院设监察御史，负责监察地方上的官吏。监察御史的人数根据当时的监察区而定。唐代的监察区叫做“道”，最初是十道，后来增加到十五道。这样就有十五位监察御史，按照各自分配的道来进行监察工作。监察御史是位卑权重，它的品级只有七品或八品官，但是权力很重，因为他是皇帝的耳目之士。

唐朝的皇帝非常重视御史监察的作用。唐朝初期的唐睿宗讲了一段话：“赞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皆是由此。”“政之理乱”，国家政事能否得到治理，就在御史能不能尽到责任。

后面的唐玄宗也讲了一句话：“御史执宪，纲纪是司。”御史是干什么的？是执掌国家大法的。国家的纲纪就靠着御史来维持。所以唐朝的统治者对待御史，对监察官、对监察制度的设计，都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

唐代有个著名的监察御史，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大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做监察御史时，有一年五原地区大旱不雨，皇帝派颜真卿到那里去监察，颜真卿到了以后，把那里多年的积案一下子就解决了，于是天降大雨，当地老百姓都称之为“御史雨”。

唐代皇帝经常派遣监察御史出巡地方，每次派史的时候，皇帝都要下诏或者下令，布置机宜，下去重点要查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是查地方风俗，处置贪官那是理中之事了。

唐代也发布过一个重要法，叫《监察六法》。《监察六法》和汉代的《六条问事》不一样，《六条问事》重点打击地方豪强和监察地方长官，而《监察六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全国所有地方官全在监察之列。这一点和汉代完全不同。其次很重要的一条，提到了经济监察，比如农桑情况如何，仓库保管如何，水旱情况怎样等等。再有就是对地方上的司法状况进行监察，有没有冤狱，老百姓有没有冤屈。还有一条就是不仅查贪官，还要举贤良，要发现地方上有茂才等文学之士，要举荐给国家。

所以，唐代的《监察六法》比起汉代前进一大步，而且内容更宽泛。史书上说，由于监察官出巡地方，使得皇帝得到一个明四目、达四聪的作用。“四目四聪”是《尚书·舜典》里的话，就是说它可以广他的耳目，四方之远都能听到和看到。

唐朝的御史台制度，一台三院制度，这是中国监察制度发展的一个成熟形态，此后影响了中国将近700年的时间。

宋朝监察思想更适应中央集权

宋朝也是实行唐朝的一台三院制，但是有一些变化。因为宋朝开国皇帝是被下面的官吏拥戴上来的，带兵打仗刚离开首都，到了陈桥驿就称帝了。由于这个原因，宋太祖赵匡胤就定了一道家法，叫“曲为之制，事为之防”。他特别防范的就是官吏结党，“曲为之制”就是要特别监察防止官吏结党营私；“事为之防”就是国家各机关之间的权力要制衡，便于皇帝操控。继任的宋太宗就说，这是太祖留下来的话。所以宋朝皇室的监察思想，很重要的就是重纲纪之事，要维持国家的纲纪。御史很重要的职责也是维持国家的纲纪。

宋朝在御史制度上也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适应加强中央集权这个特点。地方的兵权、地方的财权都收归朝廷，地方的很多权力都收归中央了，地方上没有应变能力，所以一打仗地方就失陷。

宋朝的中央集权，在监察制度上的体现有这样几点：

首先，它把宰相所掌握的一部分监察权收归皇帝掌握。按照唐代的宰相三省制度，设有门下省，门下省掌管的是谏官组织，也就是给皇帝提意见的。皇帝在发令之前，门下省要复核，看政策上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门下省的官吏就是谏官，掌握着谏议权。而宋朝因为加强中央集权，门下省的谏诤权就移给皇帝，由皇帝掌握，门下省没有了对皇帝的谏诤权，其它的权力都并归到监察那边了。这就开了“科道合一”的先例，也就是谏官和监察官合一，都管监察了。这是一个变化。

其次，在地方上的监察制度也有变化。宋朝行政体制，最高一层是“路”（相当于省级），路设有安抚使、廉访使和按察使，分别是行政长官、财政长官、司法长官。同时路级设有“监司”，是省这一级的监察长官，具有最高监察权。那就是由地方上的行政、财政、司法官掌握了监察权，共同行使监察的任务。但还有一条，就是实行“监司互监法”，路级的三个监司之间要互相监督。名义上是避免漏监、失监，实际上也是便于皇帝掌握。这是地方上的变化。

还有，宋代要求御史台任命的监察官，在一个月内一定要奏弹一个官吏，奏弹一件事情。如果你上任一个月还没有任何作为，有事情你看到了也没有提出来奏弹，也没有奏弹一个官，这样就要罚钱，罚钱的名义叫“辱台钱”。就是你侮辱了御史台，御史台要你做的事没有做。也就是强制监察官每个月要进行监察。但这样又开了一个先例，就是说宋朝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你听到的事不一定要有确证，同样可以向皇帝奏报，即使没有实据也不给处分。通过这种办法，皇帝希望能够广视听，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从宋史上来看，这样风闻言事闹出了很多笑话，明明是很小的事情，却提上了很高的高度，但如果不讲他就要被罚钱了。比如有一个御史跟皇帝讲，现在市场上卖的糕饼个儿小了，恐怕是有损如何如何的，显然真是没话可说了。

元朝形成了成熟的《监察法》

元朝是蒙古贵族为主体的政权。元朝国家的中书制度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元世祖以大汗皇帝的身份讲了一段话，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中书是丞相，是左手；枢密是军事最高机关，是朕的右手。如果我这两手有病的话，就由御史台来医治。这就把御史台的地位提得很高了。也就是说，御史台的御史大夫有权力弹劾宰相，弹劾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元世祖讲的这段话，被他的后代子孙奉为“重台之旨”，就是说要重视御史台。

元朝统治期间大量使用汉官。为了要监督、监视汉官，特别是提防当时各地的反元势力和反元斗争，元朝的统治者在监察制度上，除中央御史台之外，又设立了两个行御史台，一个设在陕西，一个设在南京。行御史台的执掌和中央御史台相似，他的级别和中央御史台一样，要重点监察地方，而且也很重视地方监察御史对地方的监察。元朝不叫监察御史，叫肃政廉访司。元代有个著名的戏《窦娥冤》，是关汉卿编的剧本。窦娥这个冤案是谁给纠正过来的？就是肃政廉访司到这来纠正的。元朝的肃政廉访司也有权直接向皇帝汇报。

元朝本来并不是一个重视法治的朝代，但是元朝的《监察法》却相当成熟，内容相当之丰富。它的《监察法》也是地方具体利用监察制度的法律。这部法律的最后一条讲的是，这个法律有“该载未尽”——应该记载但没有写全，在事理上又是应该监察的，那么监察官可以便宜处理。这等于给了监察和地方肃政廉访司一个法律内和法律外的权力，权限是很大的。

总之，从唐朝到宋、元，最基本的监察制度没有大的改变，都是一台三院制，但是具体制度还是有很多变化，这些变化是和中枢制度的变化连在一起的。

明清两朝监察制度的法典化

明朝处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后期，也是中国监察制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朱元璋在做皇帝之前，曾经面对御史讲了一段话。他说中书是管政令的，都督是管军旅和打仗的，御史是管监察的。他又加了一句：“御史之任尤清要。”御史是管监察的，你的职务既清且要。这个话唐高祖也说过。御史不像其他的官，为官必须清正；御史要是做出贪赃枉法的事情是要加倍处刑的。中书、都督、御史是国家最重要的三个机关，明朝初期对御史尤其重视。

明朝的中书政治制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在洪武十三年的时候，左丞相胡惟庸谋反，皇帝把他杀了。洪武十五年就废除了丞相制度。到了这个时候，相权和皇权的矛盾以皇权的胜利了结，皇权集中了。所以明朝的皇帝是极端专制、专权的，难有和它抗衡的力量。丞相废除以后，对监察制度的影响，就是由“一台三院制”变成了“一院制”，就是改御史台为督察院，监察权也集中了。

明朝很重视地方巡按制度，就是“八府巡按”。明朝一个著名的清官海瑞曾经是“十府巡按”。他在巡按期间纠察了退居的宰相徐阶一家非法妄图的事情。巡按在地方也有很大的监察权，叫做“小事立断，大事奏裁”。为什么他有这么大权力？因为他是皇帝的耳目之士。我们看京戏《玉堂春》，那王金龙就是八府巡按，就是在处理这个案件。明朝的监察法已经逐渐趋向于法典化了。洪武朱元璋时代制订的《宪纲》，到英宗时代就有《宪纲条例》。就是不仅是应用于地方，也应用于中央，而且条文很细腻，逐渐向法典化趋向发展。

由明朝实行的督察院制度也影响了此后的五百多年。清朝也是实行一院制度，也很重视监察。清朝在地方上设置了十三清吏司，作为监察地方的机构。明朝就设置了十三清吏司，由监察官、监察御史按照分配的司来进行监察，清朝实际上是继承了明朝的办法。

清朝值得提出的是，它的监察法已经达到了法典化的地步。从乾隆年起制订的《钦定台规》，以后经过陆续几次修改。《钦定台规》由八个部分组成，开头第一部分是训典，就是皇帝对监察工作的一些训示，训典就是总则。以下分六科、五层等等，一共是八个部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从汉朝的《刺史六条》以来监察制度的发展，最初是地方的，由地方逐渐到中央，最后到全国这样一个发展轨迹，由简单到复杂，由单行法规最后到法典化。可以说这本《钦定台规》是集大成之作。

我们谈中华法系也好，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也好，监察法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它确实反映了中华法系的特点，反映了中华法系所达到的高度。像这样一部监察法，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中是找不到的。所以说中国是一个法治文明发展很早的国家，五千年的中华历史，监察法制史也是发展很早的。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职能和局限性

从汉唐以来，特别是唐以来，御史主要监察什么？御史监察范围包括立法监察、行政监察、司法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涉及到国家的许多方面。

到了清朝，御史的职权更扩大了：巡仓御史，仓库有巡仓的御史；巡漕御史，清代南粮北运主要靠漕运，有巡漕御史；科举考试要在考场设监场御史；在会审案件的时候还专门派一个御史，看看九卿会审有没有无故缺席的、有没有打瞌睡的、有没有讨论时不发言的，监察御史都要记录下来。可以说，清代的监察网络遍及全国，遍布国家的各个部门。

而且在北京右安门专设一个接待站，接待上告人员。清朝有刑事案件可以逐级上告，一直到京控，接受京控案件的一个御史专门在右安门设点接受京控案件的状子。甚至雍正朝建立了军机处以后，还在军机处旁边设了一个点，有个御史在那里监视，普通官员要走到这里，他就要劝你回去，这是军机要地。所以清代监察网络遍及全国，遍及国家的各个部门。

那么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主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主要是维持了国家的纲纪。所以提到了御史说“纲纪是司”，就是维持国家的纲纪，维持国家的大纲大法。其次，它保持了官僚队伍基本的素质，比如肃贪，更重要是通过监察的方方面面，使得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

比如说行政监察，唐代有一个制度叫勾检制度，行政监察要监察官员的行政效率，而不仅仅监察你是否违法。大事应该几日完结，中事几日完结，小事几日完结，到时候监察官来勾检，事情完结了划个勾，要没完结就纠弹你。这样对提高行政效率就起了一些作用。

监察官还在官僚队伍中张扬了一种正气。明朝严嵩党掌权的时候，有一个执掌监察权的谏议官叫杨继盛，严嵩那时炙手可热，他出头弹劾严嵩，结果被下狱。死前他写了一首绝命诗，对当时的官场很有影响：“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男儿欲上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凌烟阁是唐朝李世民给他的功臣二十八将供奉画像的地方。这首诗的意思是要做监察官，最重要的是不爱钱。

有时候皇帝也被御史的正气所震慑。明朝有一个著名的荒唐皇帝正德帝，一次他要到山西去玩，有一个御史按剑坐在北门那个地方，皇帝居然没敢走。后来他想个办法把这个御史调去做别的事情，然后才跑到山西去玩了。

有些御史还有骨鲠的正气，这和选什么样人做御史有很大的关系。御史人才第一选叫做骨骼清奇，敢于纠弹贵族豪门显宦。就是政治品格要高尚。其次要有文化，科举出身的。再有，从唐朝起就规定了，选拔监察官一定要有地方行政工作的经验，做两任县官的才可以做御史。唐代有时在审查御史新官的时候，没有科举、没有行政工作经验的都辞退。选御史的标准比一般的官员要严格得多。但御史特别是监察御史，实际上官品位并不高，最高的监察官品级也就是元朝的从一品。

监察官位卑而权重，权力很大。唐朝的时候有俗语说，御史出巡，地动山摇。有时候御史出巡时和皇太子的车马相遇，皇太子的车马都要稍退，让御史车先过去。为什么权重？因为它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晚清时候的1906年，曾经进行过一次非常大的官制改革，把封建的官制基本都改掉了，像吏部改成人事部等等，但把督察院保留了下来，只是人员名额缩小了一些。为什么保留督察院？当时监察御史干了一件事情，有一个汉官叫段芝贵，想做黑龙江省巡抚，他走了载振的门路。载振是贵族，当时是农工商部大臣。段芝贵在天津买了一个名妓叫杨翠喜，把她送给了载振，于是通过载振的运作，把他派到黑龙江省做巡抚。这个事情被监察御史知道后提出弹劾，结果段芝贵在上任途中，还没到黑龙江就被革职拿问了。这个杨翠喜案当时轰动一时，所以就把督察院保留下来了。到了民国时期，孙中山也是非常尊重监察权的。

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密切相关。每一个时代，从最高统治者皇帝、最重要的大臣到著名文人，对监察制度都有一些见解和评论，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监察制度时非常值得研究的监察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监察制度的建设起了一个导向的作用，对我们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历代的监察思想，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学和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再有，我们在考察监察制度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和它的中枢政治制度的变化连在一起。无论是“一台三院”，还是“一院制”，都是和中枢政治制度的变化连在一起的，它受中枢制度的决定影响。考察研究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还必须明确，那个时代的监察制度有其历史局限性。监察官员之所以能够位卑权重，就在于他是皇帝的耳目，所以古代的监察权是附着于皇权的。所以遇有明君，这个监察制度就能发挥它的作用，监察官也能够展其所长。遇有昏君，监察官不仅不能发挥他的作用，而且他的官位、甚至他的性命都有可能不保。像正德皇帝要下江南，有些御史、谏官劝谏他不要去，结果就在午门外廷杖，打死了若干官员，其中也包括谏官。

所以我们一定要批判其封建的糟粕，吸取其合理的因子，为我们今天深入改革、深入建设监察委员会、健康法制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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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8月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民建中央调研部、民建中信支部、民建北京市国企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中信基金会“中国道路”系列第四十四期暨民建中信支部“名家讲坛”第一讲。

    主讲嘉宾是年近九旬的张晋藩先生。张晋藩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法治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曾主编10卷本《中国法治通史》，主持了国务院重点文化项目中华大典、法律典，并主持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10卷本。曾多次为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常委会讲课。   

孔丹理事长说，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就听取了张晋藩教授的发言。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张教授的讲座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知古鉴今，加强监察制度建设（一级标题）文/陈昌智*

历史上的监察制度，对于我们现在的监察制度的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对国家的治理，对官员的制衡，对官员的监督，特别是如何维护百姓的利益，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

我们现在监察制度的一些具体办法，和古代的监察制度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监察制度主要是对国家的治理起到支撑作用。当然古代的监察制度是维护皇权的，这是古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反腐力度不断在加强。怎么才能让腐败不发生？我体会反腐倡廉需要综合治理，找不出一个绝招。首先是要加强教育，对我们的各级干部要加强教育，为什么要做官，做官应该干什么。可以用优秀典型来引入，也可以从反面的典型案例来吸取教训等等。

我们还应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制度，规定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如果违反给予什么样的处分或者追究法律责任，这方面的制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是不是每个干部都会按照制度去做？不一定。这就需要监督，就是我们的监察制度的建设。要有机构、监察官员，对我们的行政官员进行监督，要随时随地检查，听取民众的反映，要查处案件。所以，监督制度在任何一个朝代，对任何国家，要保证国家良好的治理都是不可缺少的。

有了监督是不是绝对管用？显然不是。法律和纪律写得清清楚楚，这些年每年国家处分的人可能在一万左右。所以监督也不是万能的。怎么办？就要惩处。只要发现并查处确实以后，就要严惩不贷。这样形成一定的威慑。但有的人还是不怕这个威慑力，因为他总觉得没人知道。所以我认为，必须加强综合治理，不论是教育、制度建设、监察，还是惩处，都要加大力度，不能放松，持之以恒。这样腐败高发的势头就会得到遏制。

我们现在的监察制度，共产党内有纪委的监督，行政的监督是监委，现在这两者合署办公。这种监察制度是新中国建立前没有的，是适合国情的制度。我们这个制度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合署办公基本上集中在纪委，处理重大事件。监察主要处理一些行政上的事情，比如说监察主要就负责安全生产、土地使用、环境保护等监察。

犯了法就要查处，相对简单。安全事故、土地和环保出问题要处分省长、市长，但这些事故不是他自己干的，是他领导治下干的事，他有责任，这种处分起来难度比较大，被处分者不容易服气。尽管他们很辛苦、很认真，但出了这么大问题，说明工作不到家，还是有责任。要负责任就要接受处分。但这个处分和经济上、政治上受到的处分不一样，到了一定的时限解除处分以后，还可以正常任用。

我们的监察工作，第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民主监督是参政党的责任，有同志说：共产党要有雅量，民主党派要有胆量。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民主监督，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多次谈到民主监督，并把它专门拿出来作为一个问题来讲。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们更应该有信心，更应该有责任来加强民主监督。

                                            （编辑  杨利红）

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中信重工，听取了焦裕禄同志在洛矿九年的工作生活情况，把焦裕禄精神精辟地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1962年12月，党组织派焦裕禄来到当时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肆虐的河南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他带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奋力改变兰考贫困面貌，积劳成疾患上肝癌，于1964年5月14日不幸病逝，时年42岁。焦裕禄用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着丰富深邃的精神内涵。其中，亲民爱民是焦裕禄精神的本质；艰苦奋斗是焦裕禄精神的精髓；科学求实是焦裕禄精神的灵魂；迎难而上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容；无私奉献是焦裕禄精神的鲜明特点。

焦裕禄精神在洛矿积累和锻炼形成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生活总共才14个月，“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垒土”，焦裕禄精神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是焦裕禄同志在党的教导下，在多年的革命工作锻炼特别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厂9年间孕育形成的。

2009年5月21日，河南省焦裕禄事迹宣讲团成员到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厂）参观、追寻焦裕禄足迹。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动情地说：“父亲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了9年，他的精神正是这9年积累和锻炼形成的。”

回顾焦裕禄同志的生平，从1946年参加工作到1964年因病去世，为党和人民工作了18年，其中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时间占据了他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半的时间。在这里,他从一个革命者转型成为一个建设者，亲历了中国第一批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重点工业企业的建设；在这里,善于钻研、迎难而上的焦裕禄,从农村基层干部成长为新中国知识型的工业管理人才，带领职工制造出了国内首台直径2.5米的双筒卷扬机,这台额定使用年限20年的机器,后来一直坚持服役了49年……

2014年5月17日，大型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的导演海涛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焦裕禄在兰考做了两件重要事情：一是打开了改变兰考的‘窗户’；二是绘制了兰考发展的蓝图。这种宏观的战略、科学管理的方法、综合治理的理念、刻苦钻研的精神，跟他在洛矿从事9年工业生产和管理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在洛矿的这些年，焦裕禄积累了知识、经验和才能，随后将知识、经验和才能带到了兰考，有了他对兰考更全面、理智的认识和兰考面貌的迅速改变。”

现代工业管理涵养了科学求实的作风

1953年，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洛阳矿山机器厂在内的156个重点项目陆续开工建设。1953年6月，31岁的焦裕禄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满怀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热情，从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任上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焦裕禄先后任工程管理科副科长、车间主任、生产调度科科长、厂党委委员等职，期间被洛矿厂党委选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农速成班学习深造。9年的工业建设与工厂管理生涯，开阔了他的视野，培养了他大工业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涵养了他科学求实的作风和精神。

扑下身子解决问题。1963年6月,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召开各公社书记和各局委负责人会议。焦裕禄提出,要自己动手写文件:“重要文件不要委托秘书写,特别是讲话、做报告,更不要别人写好,自己在那里干巴巴地念。”他说：“我的体会是: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还是自己做的饭菜香。”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生动地体现了我党“实践出真知”的工作作风，这句话在兰考大地上闪耀着恒久的光芒，它诞生于洛矿的机床边。在车间做实习副主任时，焦裕禄每天从早到晚泡在一线，在各个关键位置跟班。有一个时期，他整天和计划员在一起，一起到计划科领计划任务，一起编制车间计划，一起向小组、工段下达计划；一个时期他又和调度员在一起，一起到小组调度领零件，一起到别的车间催材料；一个时期，他就一头扎到最关键的地方几天不出来。有一次车间任务突然增加，有些人就叫喊完成任务有困难。什么人力不足、设备不够等等，焦裕禄听说后，二话没说，一头扎到最关键的工段——减速器工段。他详细了解每个零件、每道工序、设备台数、工人数目、每月定额等情况，并和工人一起算了细账，发现完成计划的潜力还很大。之后，焦裕禄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生产会议，把情况作了详细分析，大家心服口服，计划很快就落实了。焦裕禄无论是在一金工车间当主任还是任厂调度科长，人们很难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他，找他要到车间机床边的工人中去。

依靠群众战胜困难。焦裕禄经常说: “没有办法时，要到群众中找办法。”轴瓦浇注难题解决不了，焦裕禄组织干部、技术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小组”，分析研究攻关，决定用离心浇注的办法进行试验，轴瓦终于达到了100%的合格率。搬运机器零件的电瓶车没电了，为解决充电难题他找到电工周学才，一起苦战了三天两夜，经过反复试验，自制了一台土充电机，不但解决了一金工车间电瓶车充电问题，而且使全厂十几辆电瓶车全部开动起来。还有一次，由于3.2米立式车床上的车刀质量有问题，提升机大齿圈加工时卡了壳。这车刀是驻厂苏联专家茹拉鲁廖夫设计的。焦裕禄先去和他商量，希望能争取到他的支持。可专家说这个工艺已经载入他们国家的百科全书，刀具不会有问题。焦裕禄找到了两个有经验的车工师傅和技术员，改进了断屑槽，加宽了负切削刃，加工一个大齿圈只用6个小时就完成了。试验成功后，焦裕禄在车间组织了一个“刀具表演”，请茹拉鲁廖夫到现场观看。这其实就是一场新旧刀具的比赛，工人们设计的车刀钢屑流畅、全工序一气呵成，茹拉鲁廖夫设计的刀具连坏了好几把。

“在洛矿的9年，给了焦裕禄受用不尽的财富和智慧。这个财富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相信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集合群众的力量，去战胜面临的艰难困苦。”大型电影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中这样解说。

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工作。在工程建设中，当设备安装进入紧张阶段。为解决5米立车的安装问题，焦裕禄召开业务骨干座谈会集思广益，组织带领职工绕道一金工车间铁路专用线，采用千斤顶升高、轨道平车两头抬、进入车间再换圆木滚等作业方法，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安装了巨大的5米立车。卷扬机的整铸齿轮加工过不了关，他两天两夜守在滚齿机旁，细心观察、计算装卡方法、滚齿周期、吃刀数量、辅助时间，和工人一起研究改进了工艺，提高了效率。为了实现高产，他将不同型号的提升机同类零件和各种型号桥式起重机的通用零件组织在一起，批量生产，工效成倍提高。在担任车间实习副主任期间，焦裕禄还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了十条工作经验：一要依靠群众；二要发扬民主；三要经常总结工作；四要学习政治；五要依靠积极分子做工作；六要了解群众思想，关心群众生活；七要依靠党的领导；八要搞好团结；九要学习党的政策；十要主动向上级汇报情况。

焦裕禄之所以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改变兰考面貌，靠的就是科学求实的精神。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说，从洛矿到兰考工作时，父亲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干部。有了在洛矿9年时间的“充电”，使他能够在兰考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红色熔炉淬炼出担当作为的脊梁骨

1953年焦裕禄到洛矿时，洛阳西郊一片辽阔的田野已经搭起了席棚，新中国的重工业建设艰难地迈开了脚步。新来的焦裕禄为成为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倍感自豪，也深感责任重大。他自豪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人，这个担子也只有我们才能挑得起！”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担当积极投身到新中国“长子”工厂的创业实践中。

担当体现在组织临时公路的修筑。当时，工厂建设所需的物资要从洛阳火车站运送到建设工地，交通成为突出瓶颈。焦裕禄主动向洛矿筹建处请战，担任修筑临时公路的指挥部总指挥。接到任务，他卷起铺盖就到了建设工地，就像一颗铺路的石子，吃在工地，睡在工地。遇到雨天席棚里到处漏水，焦裕禄和大家一样，赤着脚在工地上往返奔波。碰到施工难题时，他就召开由技术人员、老工人、民工队长参加的“诸葛亮会”，群策群力共同解决。关键时刻更是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大家。在焦裕禄的带领下，不仅提前完成了筑路任务，而且带出了一支过硬的筑路队伍，打响了建厂的第一炮。

担当体现在“为革命决心学会搞工业”。焦裕禄说：“党叫我们搞工业，我们就得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学会搞工业。”到哈工大学习深造，他白天上课晚上复习，熄灯以后打着手电筒钻研数学题。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为了摸透产品和性能上的问题，他把许多产品零件绘成小图，记在日记本上，以便随时学习；为了辨别各种钢材的化学成分，他收集了不同型号的钢材碎块在砂轮上打出火花熟悉鉴别方法；为了弄清一个零部件的工艺线路，他都要跟着工序走过几十台不同的机床；为了弄清一个不懂的问题，他会深更半夜敲开老工人的房门请教。当一金工车间主任时，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全车间近百台机床的名称、用途、主要结构都能如数家珍，在车间走一圈就知道当天任务完成的情况。工人和技术人员说他是一部“活工艺”，同志们称他是“最棒的车间主任”。在调度科工作时，他对全厂各车间的生产进度、毛坯供应、质量和安全等情况了如指掌，谁也唬不了他。有一次，一个外国专家向他提出了一些工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没想到他脱口而出，对答如流。当时这个专家惊讶地赞叹说：“中国人有办法，这个人真了不起！”

担当体现在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的成功制造。1958年4月，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决定在一金工车间试生产。刚刚担任车间主任的焦裕禄，带领职工经过3个月的奋战，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制造出新型2.5米双筒卷扬机，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生产史上的一项空白，缓解了我国矿山采掘提升矿石和煤炭作业的燃眉之急。交工时，苏联专家茹拉鲁廖夫围着卷扬机看了又看，嘴里不停地念叨：“奥秦哈拉绍，奥秦哈拉绍（很好，很好）！”他还说要向苏联报告这个奇迹。

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意识，焦裕禄精神说到底是在社会时代背景下，焦裕禄同志在工作实践中不断锤炼与升华的映像。他的先进形象集中聚焦于共产党干部的担当作为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为焦裕禄提供了大舞台，大工业熔炉的淬炼练就了焦裕禄的真本领，创业时期的艰苦工作磨砺出焦裕禄的铁肩膀，这一切为焦裕禄在兰考带领人民群众谱写战天斗地的壮丽篇章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工业造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品格，也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容。在洛矿的9年，焦裕禄以“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气概，带领职工攻坚克难，书写了那一代共产党干部平凡而不朽的传奇。

为保住临时公路和浮桥，他带头跳进洪水抢险。1954年的炎夏，焦裕禄带领民工正在抢修从火车站通往工地的临时公路，横跨涧河的临时浮桥刚铺完最后一块木板，突然风起云涌，暴雨倾盆而下。两端路基的排水沟还没有挖好，公路随时有被冲毁的危险，新建起的浮桥在洪水猛烈的冲击下左右摆动。焦裕禄挺身而出，拿起铁锹带头跳进洪水中，带领大家一起顺流挖沟，并下到涧河，将上游冲下的木材、树枝、杂草一一捞上岸来。经过两小时的抢险战斗，使新建的公路和浮桥免遭冲毁。

为制造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他连续50多天没回家。1958年，设备安装进入最后阶段，厂党委把焦裕禄派到了全厂最大的车间——一金工车间当车间主任，并要求在“五一”节前试制出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他以革命战士冲锋陷阵的精神，不分昼夜地奋力工作。他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和技术人员、老工人，对整台机器上千个零件，从图纸资料、工艺规程，到工具准备、材料准备、外协作件准备，一一熟悉，连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他经常在夜静更深的时候看资料，将卷扬机上的关键零件草图以及加工方法、所用工具，一一记在本子上，并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说明，打了很多记号。在制造2.5米卷扬机的日子里，车间的干部、工人们都是晚上12点下班，而焦裕禄则每天在工人下班后，主持召开30分钟的生产例会，总结当天的情况，部署次日的生产任务。焦裕禄用车间装箱板钉成的长条板凳当床，盖上棉衣眯一觉，连续50多天没回过家。他经常一个馒头，一杯白开水，就算吃了一顿饭。那时，焦裕禄有严重的胃病，疼得扛不住了，就顺手从兜里掏一片苏打片放到嘴里。大伙儿心疼他，劝他回办公室休息一会儿，焦裕禄幽默地说：“我扛得住。屁股和板凳结合得多了，腿就会软，人就会懒，就会和工人疏远了。”那段时间焦裕禄熬得双眼血红，两腮深陷，整个人又黄又瘦，老战友周锡禄见到他，怜惜地说：“老焦呀，几天不见，怎么瘦成这个样子?”焦裕禄风趣地说：“瘦好嘛！走起路来方便。”

为突破800吨铸钢件，他用筷子顶着剧痛的肝部翻阅了600多张图纸。1959年初，焦裕禄被任命为总厂生产调度科科长，主管全厂生产。正当生产大步前进的时候，胃病、肝炎、神经官能症，像毒蛇似的一齐向他袭来。就在那时，铸钢备件任务突然增加了800吨。时间短，任务急。他用筷子顶着剧痛的肝部，熬了十几个深夜，喝了三瓶500CC的胃痛药水，翻阅了600多张图纸。有时痛得头上直冒汗，他就用大腿使劲顶住。他经常一边吃着药，按着胃，一边主持生产会议，落实增产任务，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个累、一个难、一个痛字。1960年底，焦裕禄住进了医院。医生为焦裕禄作了第一次全面检查。当焦裕禄解开衣服纽扣后，露出的是一根缠在腰间和胸部像筷子一样粗的绳子。焦裕禄笑着说：“我经常觉得身上有什么东西像锅滚了一样咯噔咯噔地跳，就用绳子勒起来，然后就感觉好受一些。这也算是我发明的一种器械疗法吧！”医生知道，这是肝病恶化的前兆。但是，看着焦裕禄爽朗乐观的面容，他沉默很久说了一句话：“焦科长呀，真是一条铁汉子！”

迎难而上，是工业创业文化的一种体现。洛矿“一五”建设，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那样一批人不怕苦不怕累，战胜困难，最终造就了中国重工业的一个基地、一个摇篮。焦裕禄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焦裕禄迎难而上的精神在这里孕育形成。

被誉为出色的“政治科长”

焦裕禄在洛矿被誉为出色的“政治科长”。总结他的“政治”，可概括为“三高”。

高度的政治敏感。洛矿把第一台2.5米卷扬机的试制任务交给一金工车间，车间主任焦裕禄在动员会上对工人们讲：“我们生产的不仅是卷扬机，而是六亿人民的志气，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气概！”工人们听了精神振奋，摩拳擦掌，能为新中国生产自己的卷扬机贡献力量，人人心中都充满了自豪感。1958年，厂党委为了贯彻一个重要会议精神，确定召开全厂范围的群众大会，当时一金工车间团总支书记问焦裕禄，车间生产任务很忙，是不是少去一些人。焦裕禄说：“这次会议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生产再忙一个都不能少！”1960年，全厂任务大幅度增加，在生产主任的调度会上，生产调度科科长焦裕禄一不讲计划，二不讲零件，先给每人发了一张纸，他说：“同志们，今天的生产会，先来个考试，题目是党委今年的方针、任务和行动口号是什么?”有的人交了白卷。焦裕禄语重心长地说：“今天不是给大家出难题，我想通过考试，让大家更明确一个问题，一个生产管理干部，首先要吃透上级党委的指示，如果心中不了解全厂的中心任务，不了解党委的意图，那是很难带好队伍、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

高远的政治站位。家居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青年技术员小张，由于受不了建厂初期的艰苦生活，借出差的机会回到上海，不愿回洛阳了。围绕小张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团组织开会讨论，有的说把他开除算了，有的则主张争取教育，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参加会议的焦裕禄支持了后一种意见。他说，第一，我们要正视现实。我们现在是比较困难，像小张这样的青年，由于长期在大都市里生活，对艰苦的环境还不习惯。第二，要对他予以信任，耐心等待。小张在校时是一位高材生，而且是自愿报名来洛阳的，来时怀里还揣着一份决心书。现在思想有了反复，要等他醒悟过来。我们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会议最后决定先发信，后去人，耐心地说服动员他回来。小张接到团组织的信，在父母的支持下，扛着行李回来了。回来后，他怎么也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非常热烈的欢迎会。会上，焦裕禄亲自致欢迎词，他首先欢迎小张归来，肯定了小张前一段的进步表现和这一次的实际行动，接着帮他分析了当初不愿再回到洛阳的思想根源，最后对他寄予期望。小张听后放声痛哭，沉痛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坚决按照党的要求努力工作。后来小张确实变了，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很有威望的工程师。焦裕禄对知识分子尽量给予力所能及的关照。技术人员中有一些南方人吃不惯北方的面食，焦裕禄回家跟爱人商量，把家里仅有的几斤大米拿出来给技术人员。这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体现了他很高的政治站位。

高明的领导艺术。焦裕禄同志常说：“人是最宝贵的。不了解人，不首先做人的工作，其他工作就会走进死胡同。”他当修路总指挥的时候，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厂的职工暂时挤在草席棚里，工作环境艰苦，职工思想波动较大。焦裕禄一面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心他们，席棚不够，自己就和干部带头睡在露天，让工人睡在席棚里，给他们烧水、洗衣、盖被，一面以自己革命斗争的经历和老前辈艰苦创业的精神鼓舞大家。在洛矿9年，他经常讲：“一个好的调度员，首先必须学会调思想。只抓零件不抓政治，是亏本生意；先抓思想带动零件，是一本万利。”他初到调度科时，发现不少人有思想包袱，有的认为干调度两头受气，出力不落好，有的认为干调度整天跑腿学不到技术。一连几个晚上，他到党、团员家走访，到有病的和生活困难的同志家里走访、做思想工作，并召开了党员会、团员青年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启发调度员要当好政治宣传员、联络员、技术员和调度员。他像一团火，把全科同志的心熔化在一起。大家说：在焦科长领导下，工作有使不完的劲，个人杂念消除得快，废铁也能变成钢。

新中国工业建设孕育形成的高度自觉的政治修为，化作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英雄壮歌，在他最终栖息的兰考、在他曾经工作过9年的洛矿、在祖国大地亿万人民心中耸起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骨肉深情彰显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的公仆情怀

在焦裕禄看来，一个共产党员，以什么态度对待群众，关心群众，这不是什么方法问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纯不纯，无产阶级感情深不深的问题。他视职工为亲骨肉，在党心民心交融中，团结带领职工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最朴素的方式阐释了什么是群众路线、什么是公仆情怀。

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老工人吴永富家里生活出现困难，他立即送去10元钱。老工人刘辅臣的爱人生小孩想喝点小米稀饭，他知道后，把自己家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刘辅臣手里。老工人窦月发爱人要生孩子，因缺木柴屋里冷，他派人送了一大堆木柴。邻居张泉生的爱人不会针线活，孩子衣服没人做，他动员爱人和岳母连夜做出了五件小孩衣服。一金工车间四名单身职工春节没回家，焦裕禄和车间书记一起来到单身职工宿舍，和他们共度除夕，初一又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厂里分给焦裕禄一套50平方的新房子，但他听说一对新分来的夫妇没有房子住，就找到厂长，让出了房子。他说：“他们比我更需要。你千万别说这房子本来是分给我的，就说是厂里安排支援新职工的。这份情谊记到党的账上，记到厂的帐上，与我焦裕禄无关。”

心里装着群众，惟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得了胃病、肝炎和神经官能症，他对自己丝毫没有在意，但他对有病的阶级兄弟却念念不忘。调度科副科长周连壁患了肝炎，他三番五次催他去检查，并送他去住疗养院。工人刘耀宗有病不能下床，他从三楼背他下来去看病。徐魁礼昏倒在路上住进医院，他守了一天一夜，直到没有危险了才离开。劳资科张天资因患肝硬化住了医院，他听说后一早五点钟便赶去看望，并给他带去了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信的剪报，说：“老张呀，好好读读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这封信吧，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病魔。”二金工车间老工人陈好富和焦裕禄并不相识，在一次偶然接触中，听说他有心脏病，思想压力很大，焦裕禄就处处留心给他找个好医生。在涧西医院找到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夫，焦裕禄便立即找到陈好富，带他一块去看病。陈好富感动地说：“焦主任啊，你为我们工人把心都掏出来了。”

在生活上关心群众，在思想上赤诚帮助。周学才从上海调来洛阳，刚来生活不习惯，工作不安心，焦裕禄知道后便鼓励他说：“我们是来干革命的，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像松柏一样永不变色，要像杨柳那样，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周学才在党组织和焦裕禄的关怀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后来入了党，成了工程师。曾在地方工作时犯过错误的调度员何卓林，思想包袱沉重，工作不大胆，焦裕禄到他家跟他促膝长谈了三个小时。1962年5月，焦裕禄调离工厂前又专门到何卓林家里，给他留下了两句话：第一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依靠党，听党的话，有什么事多向党说；第二要积极工作，在实践中改造思想，只有思想上没有包袱，才能真正做好工作。焦裕禄病逝后，何卓林流着泪写了一篇七千余字的回忆——《终生难忘的教诲》。

亲民者民亦亲,爱民者民亦爱,为民者民亦赞。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洛矿职工万分悲痛。当时调度科正在召开组长会议，得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同志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大家难过得会也开不下去了。老工人于荣和一连跑到党委要求了三次，要到郑州去吊唁，他含着眼泪说：“焦裕禄是俺们工人的亲骨肉，让我最后去见他一面吧!我要给他擦擦脸，洗洗手，给他扣好扣子，让他安静休息。”曾经和焦裕禄一起工作四年的初玉玺和他的爱人几天都吃不下饭，老初的爱人说：“老焦和老初活象兄弟俩，那时老焦一件黑棉大衣，老初一件破皮袄，两个人在厂里不知度过多少夜晚，老焦来到俺家，碰见啥吃啥，现在我一端起碗来就想起了老焦。”一金工车间职工心情更加难过，车间在“继遣志干革命敢于流血牺牲”，“接红旗为人民不怕吃苦受累”的誓言面前，举行了追悼焦裕禄同志的大会。老工人赵玉龙一走上台就说不出话了，哭着说：“我刚从抚顺调来时正逢春节，人生地不熟，他在年三十深夜冒着大雪到我家来，问我生活有什么困难，还缺什么东西。自他调走后，每次过年我就想起了他。”五好工人李治邦泣不成声地说：“那时我在大连，不想来洛阳，焦科长和我谈话，什么也没有说，从兜里掏出来一本《关于重庆谈判》叫我看，是他在我迷路的时候给我指明了方向，是他从错误的边沿帮助了我。”

正是焦裕禄时刻保持着为民爱民亲民的优良作风，才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共产党人与百姓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正是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和公仆情怀，才使得共产党真正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百姓的爱戴。

焦裕禄精神在洛矿薪火相传

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9年，足以载入史册。大工业熔炉的淬炼，使焦裕禄成长为一名国有企业的优秀党员干部；平凡而伟大的感人事迹，无不折射出焦裕禄的崇高精神。

1966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焦裕禄的事迹感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成为鼓舞新中国一代人忘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力量。

2009年3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河南视察，他第一站就到了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厂），瞻仰了焦裕禄铜像，参观了焦裕禄事迹展室，听取了焦裕禄同志在洛矿长达9年的工作生活情况汇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强调指出：“一个人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随即又专程奔赴兰考拜谒了焦裕禄纪念园，深情回顾了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亲身经历和感悟，并把焦裕禄精神精辟地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也正是这次视察，把焦裕禄同志革命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个根据地——洛矿和兰考联系了起来，也让焦裕禄这个光辉形象更加充实、丰盈、生动。

2014年3月17日到18日，作为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联系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再次视察兰考。总书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的。”“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接见焦裕禄同志的子女时，焦守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的拍摄情况，总书记当即问道“洛矿有没有拍”，“焦裕禄铜像有没有拍”。

孕育并形成于洛矿的焦裕禄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从洛矿走向兰考，在兰考战天斗地的宏图伟业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并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屹立在人民心中。

作为焦裕禄精神的形成地，昔日的洛矿、今日的中信重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焦裕禄精神的追慕传承。中信重工把焦裕禄精神确定为企业精神，出版了《精神的路标—焦裕禄在洛矿》一书，把厂区中央干道命名为焦裕禄大道，改扩建了焦裕禄事迹展览馆，把焦裕禄带领工友研制的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隆重迎回，安放在焦裕禄大道上。协助拍摄了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微电影《焦裕禄在洛矿》和大型纪录电影《永远的焦裕禄》，再现了焦裕禄在洛矿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了焦裕禄精神的形成过程，展现了其崇高精神背后的人格魅力和人性情怀。在焦裕禄精神的感召下，洛矿、中信重工涌现出一大批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标杆：取得30多项技术革新成果，创造了当时国内外领先的“煤气平焰烧嘴”技术的全国劳动模范孙富熙；带领21名女工搞技术革新，成倍提高生产效率的姑娘组组长刘玉华；十年如一日，从旧砂中拣回再利用十万斤钉子的曲绍惠；身患肝癌仍不离岗位，生命最后一刻还惦记着工作的“焦裕禄式好干部”杨奎烈；创造了“刘新安工作法”的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劳模刘新安……

焦裕禄精神正像焦裕禄大道上枝繁叶茂的梧桐，已深深扎根于洛矿、扎根于中信重工这片沃土，融入到企业的血脉，薪火相传，成为一代又一代洛矿人、中信重工人推进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中信重工这家“共和国长子”企业，历经风雨、茁壮成长，目前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重型装备企业之一，国家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矿业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国家级首批企业“双创”示范基地，国内最大的特种机器人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一种精神的产生、形成来自于实践，它的生命力也正是基于实践，基于不断的传承和弘扬光大。

作为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焦裕禄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船精神等一样，永远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编辑  宋斌斌）

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改;共产党人的信仰，永远不变;共产党人对百姓的恩情，永远不忘。这就是习仲勋。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问题”遭诬陷，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其间两次下放洛阳，先后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洛阳耐火材料厂度过了人生中不同寻常的四年。

让我们满怀敬仰地走进习仲勋特殊的工厂岁月，感受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感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赤子情怀。

永远不改的初心

已改制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原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是见证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磨砺成长的共和国长子，珍藏着许多光荣的记忆。

据洛矿厂志记载：1965年12月，根据上级安排，时年52岁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挂职下放，任洛矿副厂长。

从国务院副总理到工厂副厂长，这样的人生落差不可谓不大，但人们从习仲勋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的沮丧和消沉。他到洛矿工作，用他的话说叫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

进厂后，习仲勋就向厂党委提出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请求。厂党委领导理解他的心情，当即表示同意，安排他在二金工车间电控组每天参加半天生产劳动，并把此处作为他的“联系点”。

当时，二金工电控组负责的是专门安装大型起重机、矿山设备等工作，赵发劳是当时的组长。赵发劳说，虽然厂里给习老配了办公室，但他一直没待过，每天总是提前到车间上班。遇到不懂的问题就问师傅们，师傅们一说他就会了。组里有意安排让他干点轻松的、干净的工作，但只要习仲勋发现自己和其他工人干得不一样，就对赵发劳说：“赵师傅，你不要这样照顾我，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赵发劳听了很感动，以后分活时便把他与其他同志一样对待了。习仲勋不仅参加组里的生产劳动，还非要和工人一样站队，每天准时参加早班前会。晚上的政治学习，他也主动参加。

1965年，闻名全国的“洛矿二金工刘玉华姑娘组”的组长刘玉华，就在习仲勋所在车间西跨的中部机床上工作。问及习仲勋在二金工的情况，操着东北口音的刘玉华依然保持着她当年的爽朗，“记得，记得，咋会不记得！去食堂吃饭时，我和工友们都要经过习老工作的地方。习老总爱叫我小刘，看我整天满身油乎乎、脏兮兮的，还问我累不累？有一次单位搞联欢，习老鼓励我出个节目，演出时他坐在第三排，还给我鼓掌，回来说你演的挺好，谁说你不会演。”刘玉华还回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习老是国家副总理，也是厂里的副厂长，不敢跟习老多说话。后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家也就慢慢都熟悉了，说话也就多起来。让刘玉华难忘的还有一件事情：习仲勋第一天来上班时，穿着呢子大衣，后来他看厂里工人们整天都穿着工作服干活，以后就不再穿那件大衣了。

“感觉这个人，很朴素、很实在、很踏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群众。”洛矿原厂长刘健先在回忆习仲勋时这样说到。原二金工装配组张振起回忆说，有一年春节过后，厂里领导要走访、慰问工人，习仲勋主动到班组里几个工人家里走访。在厂里，工人们都不叫他“习总理”，而是称他为“老革命”。

当工人们知道习仲勋来洛矿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便好奇地问他在国务院是怎么开展工作的。习老告诉大家，他有很多秘书，有负责工业的、有负责计划的、有负责财务的，每一名分管秘书都要向他报告工作。他这样的通俗描述，化解了工人们心头的一个大疑惑。

平时与习仲勋一起工作，大家都很随意。他家有香烟，大家也都不客气，他也让大家随便抽。但有一次，他拿着一包香烟对大家说，这次我不能给你们每人分一根了，这是印度总理送给周总理的烟，总理又托人带给我，只有一盒，你们几个合伙抽一根吧。当时香烟是什么牌子，我们也记不得了，就觉得抽完烟后，满屋子都是香味。张振起现在回忆起来脸上还洋溢着幸福和自豪感。

习仲勋在劳动时经常和小组的工人师傅们谈心，嘘寒问暖，问是哪里人，家里生活咋样，听说谁家有了困难，他都想办法给予帮助。一次，习老在和赵发劳谈心时了解到，赵发劳全家四口人，住在租赁的民房，生活不宽裕，他流露出十分关切的神情，当晚就带了包糖果去赵家探望。后来，习老还拿出100元帮助赵发劳家克服困难。在当时，这100元可不是小数字，是赵发劳月工资的好几倍。习仲勋和厂保卫科干部杜道杰经常拉家常，一来二去慢慢就熟了。在交往中，他发现杜道杰收入少，家里生活很拮据，多次掏出10元、20元钱接济杜道杰。杜道杰开始说啥也不要，习仲勋说：“就当是你借我的，啥时候你有了再还我。”杜道杰清楚地记得，有一年8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他去习仲勋宿舍串门，习仲勋突然对他说：“杜道杰，我去你家吧。”杜道杰家在老城北的乡下，习仲勋和他一起步行15华里土路来到他家。“吃着刚煮熟的玉米棒子，习厂长和我父亲很亲切地聊家常。”杜道杰说，前年他回吕祖庙的时候还听到村里的人在谈论往事，说习仲勋副总理就从这条路走过，大家提起此事都很自豪。

王文良是与习仲勋相识多年的“忘年交小朋友”。一天，王文良在玉米地里封大粪，习仲勋正好从田边路过，并笑呵呵地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王文良急忙摆手：“习伯伯，我刚刚在给玉米封大粪，手脏！”“我就要握封大粪的手，劳动人民的手怎么会脏？”习仲勋笑着握住他的手，问了家里最近的情况，鼓励王文良在劳动中坚持学习。提及此事，王文良至今还是很激动。“习老对基层群众和劳动人民是有很真挚的感情的。”

1975年5月,习仲勋在北京被解除监护,虽然人“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于是他再次来到洛阳“疗养休息”。这次，习仲勋是和爱人齐心、女儿桥桥一起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的，不久女儿安安也从山西太原北郊区医院调到洛耐医院当医生，和父母住在一起，长达8年家人不能团聚的生活从此结束。让习仲勋舒心的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在洛阳他能够和工人朋友以及群众在一起。

习远平在《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中记述：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改善伙食，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家庭，还有国家的事。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当年曾与习仲勋交往的洛耐厂老职工、老邻居谈到，冬天，洛耐厂煤气站出现供气量减小的情况，习仲勋记在心上，他急切地建议厂领导：“既要解决好生产上的问题，也要把群众生活搞好。” 

1975年驻马店等地发生特大水灾。洛耐厂很多职工的老家都在这一地区，习仲勋提醒工厂的负责人，这个时候组织上应该到灾区慰问一下职工老家的亲人们，看看他们的房屋倒塌没有，家里有没有吃的，涉及职工利益的事情要考虑得多一些。于是，洛耐厂领导带着面粉、帐篷和钱，及时前往灾区进行慰问。看到厂里这么关心自己的老家，来自受灾地区的职工个个心里热乎乎的。 

1961年，习老带领中央工作组(中南组)到长葛县搞调查时，结识了洛耐厂的一位职工。时隔14年后，这位职工在长葛农村的母亲生病，因买不到庆大霉素，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习仲勋听说后，经多方打听，很快通过熟人买到了庆大霉素，亲自把药交给了这位职工，并且分文不收，让这位职工非常感动。

永远不变的信仰

2013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时，曾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杨屏，在《快乐老人报》发表文章《习仲勋忘年交讲述习家感人父子情》。文中写到，1975年习仲勋解除监护后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6月15日，是习近平23岁生日，习仲勋当晚拉着杨屏泣不成声：“今天是你近平哥哥的生日，你来陪我喝点酒，给他过个生日。”“你爸爸比我好哇，把你照顾得这么好。我也是当爸爸的，因为我，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身陷磨难，习仲勋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但逆境中，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移，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变，展现出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潮流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一天，红卫兵们来到洛阳上海市场百货大楼，不顾商店职工的劝阻，把大批烟酒等商品抛到街上，砸毁烧掉，围观群众议论纷纷。对这场迅速波及全国的“文革”运动，习仲勋从一开始就感到困惑和不解。当时，在洛矿厂下放的习仲勋正在街上，眼前的混乱局面令他十分震惊。他强忍着满腔怒火，劝阻红卫兵说：“同学们，这些商品是国家财产，是人民血汗，不能这样毁坏!”

习仲勋以为，经他这么一说，红卫兵就会罢手，谁知，热衷于造反的红卫兵根本不听，并质问他：“你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又说：“扫除四旧，谁敢反对?”

“这不是四旧。这是人民的财产。你们在哪里毁坏都是犯法的!”正当习仲勋和他们正面讲道理的时候，他的秘书范民新闻讯赶来，硬把他拉走了。当时，习仲勋非常气愤，而最使他痛心的是竟回答不出自己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他，面对国家财产遭受如此损失，心情怎能平静下来!于是他便去找洛矿党委副书记赵祥庆，赵以无可奈何的表示作了回答。他又坐下来，给洛阳市委第一书记吕英写信。写了废，废了写，终于没有写成。因为他意识到吕英也管不了。夜深了，习仲勋仍然气愤难平。他不相信，也不明白，一群青年娃娃这样胡闹，从首都闹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就没人出来制止!为什么就制止不了!这在全国会造成多大损失啊!

齐心的回忆文章《我与习仲勋》中这样记录：1966年冬天的一天，西安来的红卫兵冲进工厂，把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仲勋围了起来，要拉他到西安批斗。工人们见状，想保护仲勋，就把仲勋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来，还是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把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直到他1975年再次来到洛阳。

1972年，洛矿原厂长刘健先平反。再次回到洛阳的习仲勋特意到刘健先家探望，他握住刘健先的手说：“健先，你受苦了！”提及这段往事，已是满头银发的刘健先遗孀郑淑萍热泪盈眶。

这时的习仲勋已经年过花甲，况且在单间牢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道关口。他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时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常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灾难深重。这一年的日历刚刚掀开，人民衷心敬仰的周恩来总理阖然长逝。习仲勋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噩耗传来，习仲勋极度悲痛。给习仲勋理发的上海理发店理发师傅丁宏如说，周总理逝世后，习老边哭边打腿，腿都打肿了。

习仲勋的邻居们都说，那些日子，习仲勋仍天天在洛阳郊区南村水库散步，和工人、农民们在一起，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更加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思考。邻居们发现习仲勋抽烟抽得很厉害。习仲勋笑着说，我现在混大了，在北京天天有人管，每天只能抽几支，现在没人管，想抽多少是多少。人们不知道，他的心中是多么的痛苦。洛矿厂二金工原装配跨团支部书记张庭琛回忆，自己负了工伤，坐在轮椅上，一次在南山桃园碰见习仲勋。“当时我很激动，习老离开洛矿到耐火厂都好多年了，还依然认识我。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要保重身体，还年轻，以后能看到国家的兴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们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习伯伯邀请我和父亲到他家吃饭。很少动手做饭的习伯伯亲自下厨，操刀掌勺，一边切菜，一边唱着：‘锵锵齐锵齐锵锵齐’，特别开心。”习仲勋当年的“忘年交小朋友”王文良回忆说。

长期笼罩在习仲勋心头的阴霾，在久经磨难以后，终于迎来了第一束希望的曙光。1976年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表达了“决心养好身体”、“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的愿望。最后，他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洛耐厂志等文献资料记载，197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共河南省委，速将在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并护送进京。河南省委迅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1978年2月22日晚，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下放地洛阳，途经郑州返回北京。

1978年4月5日，时隔16年重新“出山”的开国元勋， 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南下广东，任广东省委书记，写下了改革开放的壮阔篇章。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历史书。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集团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将永远定格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永远不忘的恩情

杜道杰家里珍藏着一台上海牌缝纫机。说起缝纫机的来历，杜道杰满怀深情。

那是1966年9月份，他爱人给女儿看病，住在厂招待所，习仲勋经常过来看他女儿，说跟她很有缘。一天晚上，习仲勋拿了一条叠好的秋裤过来，让他爱人帮忙缝补一下。他爱人抻开裤子一看，那是一条针织棉的白色秋裤，一条腿的膝盖以下烂了好几个大窟窿。他们没想到，这么大个领导生活竟如此简朴。随后他爱人就用老家的粗棉布按照原来的尺寸又做了一条新秋裤。习仲勋见到新秋裤，既意外又感激，笑着说：“你这缝纫活儿做的真好啊！”杜道杰爱人说：“这是我手缝的，我家没有缝纫机。” 

“没曾想几个月后，有人通知我到洛阳站提货。原来是习老让家人把他家的缝纫机从北京寄来了。收到这台缝纫机，我和爱人感动得都哭了。那时候全洛阳市也没几家有缝纫机，太贵重了。”杜道杰说。如今，这台上海牌缝纫机已在杜道杰家度过了近半个世纪，却依然光洁如新。

齐心在《我与习仲勋》一文中，对特殊时期来自工农朋友们的关爱是这样描述的：“在和工人同志的交往中，我们也是深受感动的。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招待我，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为他们所敬仰的“老师傅”、“老革命”所做的一切，在这些工人们看来都是应该的，况且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被采访的老师傅们都不愿多提起。但正是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被习仲勋及家人念念不忘。

习远平在《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中说，父亲曾说：“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让历史、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

表示“什么也不写”的习仲勋，对他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工厂则很“慷慨”。

1986年洛矿建厂30年之际，习仲勋亲笔为洛矿题词：“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坚持改革、开拓前进。”同时，他还写下了回忆文章——《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习仲勋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借以砥砺自己。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

1985年12月10日，习仲勋为洛耐题词：“牢记历史经验，加强团结向前看，为建设两个文明而奋斗!”同一天，他还牵挂着老邻居李金海的子女——李冬、李莉、李明小朋友，为他们写下寄语：“勤奋学习，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

2011年，习远平来到洛阳，见到当年帮助父亲的洛耐老人，他用最原始、最热烈的方式，双手合十向老师傅表达敬意，他紧紧抱着李金海不放。

习仲勋曾多次邀请老职工到家里做客。仅李金海就曾四次到北京看望习仲勋，习仲勋和家人热情接待，陪着吃饭，并留他在家里住了一晚。李金海拿着齐心用铅笔写的清单说，1985年12月中旬，他到北京看望习老的第二天，习老交代他，走时给捎点挂历。名单上面的人，有村民，有医生，有理发师，有工人，有习老昔日的邻居，由习老口述，齐心写下名字和份数。这份发黄的名单上写着：“李金海2、丁根喜2、理发师傅1、小曹1、郭永泰1、王老1（季家河村）、赵郁仁1、朱少敏1、韩宗斌1”。一幅幅珍贵的挂历，凝结着习仲勋及家人感恩的情愫，凝结着一代共产党人对百姓的一片深情。

2009年3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厂）视察。历经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昔日的洛矿已成长为中国最大的重型装备企业之一，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A股上市公司，国家级企业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矿业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国内最大的特种机器人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先后视察了公司的技术中心、重装厂和“新重机”工程重型锻造工部及矿山厂装配现场，瞻仰了焦裕禄铜像，参观了焦裕禄纪念室，并特意和曾经帮助过习仲勋的老人见面座谈。对于去世的老人，则请家人代表来参加座谈会。习近平与习仲勋的对门邻居原代厂长夫人郑淑萍、原习老所在车间二金工“姑娘组”组长刘玉华、习老下车间劳动时所拜师傅宋福堂的女儿宋金香、习老所在二金工装配跨组长张振起、与习老相识多年的杜道杰合影留念。

陪同习近平见面座谈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告诉大家，习主席这次来河南考察工作，从一开始就想着一件事情，一定要到习老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来看一看，特别是要看看企业现在的变化，再一个也要看看习老当年一起工作生活的朋友，特别是工人师傅。今天来洛矿，是对习老当年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当年一起工作的朋友们和师傅们的一种感谢，同时也是告诉我们，党怎样依靠工人阶级，在新的时期充分发挥作用，我们非常感谢习主席对我们的关心。

提起那次见面座谈，刘玉华拿出座谈后补记的详细记录，习主席跟大家讲话就像拉家常似的：“老人是特殊时期来的，来了以后你们关心他，与工人朋友在一起是最愉快的一个时期。所以他经常回忆这一段，津津乐道，对我产生的印象深刻。他经常讲到，要联系群众，要从工人阶级身上吸取最宝贵的品质，来影响我们、改造我们，这些思想至今对我都很有启发很有教育。厂子到今天这一步，我看了以后，我也看了很多企业，我觉得这样的企业，才是代表了当今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很不容易。我父亲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他也会很欣慰。大家现在身体这么好，生活的也还好，他也会很高兴。”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纪念日前夕，洛矿厂、洛耐厂主要领导同时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受习仲勋家人特邀，赴京参加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O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为亲属参加座谈会。洛矿厂、洛耐厂主要领导怀着无比崇敬和沉痛的心情，与各界人士一道参加座谈会，深切缅怀习仲勋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奋斗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革命精神。

习仲勋永远不改的初心，永远不变的信仰，永远不忘的恩情，烙印在每个洛矿人、每个洛耐人的心中，永远激励着干部员工勇往直前，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而不懈奋斗。

为拓展教研干部实践经历，国防大学积极开展“五个走出去”活动：走向兄弟院校，走向军兵种部队，走向演训场，走向社会，走向国外。这些举措使教研队伍优化了知识结构，激发了创造活力，提升了能力水平。这次来延安，就是“五个走出去”的一项活动。在短短一周的学习中，我们宣誓宝塔山，走进抗大校址，登临凤凰山，拉练梁家河，考察杨家岭，冒雨缅怀英烈……达到了思想“提纯”，灵魂“回炉”的预期效果。

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在找寻那种穿越时空的惊人力量，那种震撼心灵的精神血脉，那种圣地延安的独有味道。它，到底是什么？

信仰的味道

有研究统计，目前地球上一共存在过约200亿人口，在这200亿人中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浩瀚的历史中留下了痕迹。我想，当年来到延安的这批共产党人就在这“为数不多”之列，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出的汗、所受的苦、所流的血，永远镌刻在了人民心中。无疑，他们是一批真正有信仰的人。在宝塔山、在杨家岭、在凤凰山、在抗大校……许多红色延安的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信仰的味道”。

比如，“四八”烈士中的王若飞，五年多的牢狱生活见证了他“铁一般的信仰”。其间，他自创了一套室内体操，积极锻炼身体。狱友见此，不解地问他：“干嘛还锻炼身体？是不是还想多坐几年牢？”王若飞回答：“锻炼身体，是为了增加革命的本钱，为了出去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相信我，革命一定会成功。”“北伐名将”叶挺，同样经历五年多的牢狱磨难，1946年3月4日终于重获自由，但谁又能想到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想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去。除了王若飞、叶挺等高级干部，还有那些无数“不到抗大誓不休”“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爱国青年，这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信仰的味道”。

一个人得到一样东西的难易程度，决定了他生活的态度、人生的宽度、事业的高度。当年在梁家河的山沟沟，习近平主席8次申请入团，10次申请入党，“过五关”，砥砺人生修为；“破万卷”，积蓄事业潜力，一步步走到今天，靠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习主席这段在人生低谷的煎熬之路、逆袭之路、重生之路，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信仰的味道”。

此时此刻，在座的每一位战友，不论是从基层摸爬滚打而来，从院校锐意创新而来，还是从机关呕心沥血而来，大家今天能坐在这里，想必都是克服了各种困难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都是有信仰的人。我想，今后我们在大学的工作中，一定还会遇到五花八门的“拦路虎”，到那时，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想起今天我们在延安感受到的这股浓浓的“信仰的味道”。

方法的味道

方法与困难，永远都是邻居。换言之，方法都是困难逼出来的。在延安，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共产党人想到了用“大生产运动”的方法解决吃饭问题。在梁家河，面对初来乍到的各种不适，习主席想到了用“融入群众”的方法解决立足问题。具体灵活的做法，大家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及《梁家河》等书籍自然会心一笑。

关于方法问题，毛主席也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并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那到底怎么解决方法问题呢？这当然涉及诸多方面。比如鲁迅先生就讲 “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动”，说的就很深刻。意思就是，做事情能否找到好方法，关键就看对局势的洞察力如何。这段时间，我们党小组主要研讨了工作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我们认为，三流的人才，“有事没事”；二流的人才，“有事做事”；一流的人才，“没事找事”。当然，这里的“没事找事”是指创造需求，主动作为。我们看到，习主席在梁家河办铁业社也好、搞代销店也好，抑或到四川学办沼气也罢，都属于“没事找事”“自讨苦吃”。但是，由于是自己主动干的事，是“顺着人心，逆着人性”在埋头做事，工作就容易发挥主观能动性，激发无穷创造力，也不愁找不到好方法，最终带领乡亲们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我是研究人工智能与未来智能化战争的，常常想，如果你的工作敷衍了事或可以被简化为一个算法，对不起，机器人会直奔你的工作而来。但如果你在工作中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激发无穷创造力，这就是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的。在延安，我们感受到了这股 “方法的味道”。我想，在未来的大学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当“老黄牛”，乐于埋头苦干，还要当“孙悟空”，善于想方设法。只要充分发挥人区别于机器的主观能动性，假以时日，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出让自己鼓掌的非凡业绩。

泥土的味道

当年，毛主席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对方问起养生之道，毛主席想了想，说了四条：一、遇事不怒；二、劳逸适度；三、基本吃素；四、经常走路。这次来延安，我们前前后后走了很多路，充分感受到了泥土的味道，让我们更加接地气。

其实，泥土的味道，就是人民群众的味道，就是艰苦朴素的味道，就是实事求是的味道。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种田地、抓生产、搞整风、重实践，整天和泥土在一起，才领悟到中国革命的大道理。后来，习主席在梁家河，修茅厕、打堤坝、砍山柴、建沼气，也是整天与泥土在一起，才领悟到梁家河的大学问。

在延安13年，毛主席共撰写革命理论、军事论著等1435篇，留下了丰厚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大智慧。他曾说：“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2]这次学习期间，几位同志专门买全了《毛泽东选集》，大家受启发也纷纷阅读、一起研讨《毛泽东选集》，表示“提神补钙”，受益匪浅。

未来，我们是国防大学的新鲜血液，无论是钻研军事理论，还是培养军事人才，都特别需要这种“泥土的味道”。毕竟，血与火交织的战争，最排斥空洞无物的理论、僵化保守的理论、虚无飘渺的理论。如何扑下身子从科技前沿找灵感，从外军实践找参照，从部队实际找问题，真正原创具有中国特色、泥土味道、实战管用的一流军事理论，真正锻造精武厚文、道器并重、骁勇善战的一流军事人才。这是延安“泥土的味道”启迪我们想到的，也是“最高军事学府”要求我们做到的。我想，大家是有信心的。

 “健康在于运动，关系在于走动，感情在于互动，思想在于流动。”一周的延安之行，在食堂饭桌间，在幽静校园中，在乡间小道上，大家交流了思想，启迪了智慧，结下了友情。

有一天晚上下课后，几位战友聊天，大家都表示，国防大学这次活动组织得好，希望以后在培训机会、业务帮扶及政策设计等方面，进一步扶持我们这批新调入干部茁壮成长。

我想，若干年后，不管我们中间走出的是名师、将军，抑或学者、专家，那些曾经真心托举过我们成长的人，我们一定铭记在心。今天，圣地延安留给我们的味道，一定会成为战友们日后甜蜜的回忆。

（编辑  杨利红）

 毛泽东说过许多名言，其中很著名的一句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什么是精神

为什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所谓精神，如果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社会意识。人生活在自然与世界之中，人能够意识到世界、自身和他人，能够自我反思，而且，还能够通过实践改造自我与世界，而动物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动物没有精神。

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这需要理性，而人欲改造世界，则需要意志与热情、信念与想象。黑格尔认为，宗教和艺术比哲学高明，哲学又比科学高明。一个缺乏信念与想象能力的“理性人”，他的认识越客观全面，往往就越无所作为，因为意志让他行动，理性却劝说他必须顾及代价不要行动。鲁迅也曾经自我反思说：看事太细，既多疑虑，往往不能勇往直前——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是在拿破仑大军打进普鲁士时期写的，完稿于黑格尔逃难的路上。这部书的主题，却是讴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运动。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大革命开启了世界现代史——这些观点就是黑格尔提出来的。

列宁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黑格尔开启的现代性叫革命现代性，他所谓的“精神”，如果说白了——那无非就是指“革命精神”。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但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却公开宣告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

斯诺访问延安，问毛泽东是否读过黑格尔的书，毛回答说当然读过，不过他又说，我自己的书，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

多年之后，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尽管对精神运动的描述，毛的书比黑格尔的著作还要复杂一些。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哲学家”，是鲁迅所谓的“精神界之战士”。他24岁时，为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做了1.2万多字的批注。那时的毛泽东，关注的是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他认为：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实际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也是这样的“精神哲学家”，马克思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而毛泽东也曾经是“青年康德派”，后来的马克思并不是抛弃了黑格尔，而是“颠倒”了黑格尔，他认为：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特别是经济交换活动，是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同样的，后来的毛泽东也不是抛弃了康德、黑格尔，而是“颠倒”了他们。

毛泽东曾经告诫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说：马克思的书，必须与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一起读，否则，你们根本就读不懂马克思。

你没读过马克思，如何谈得上反对马克思，你没读懂毛泽东，谈何“非毛化”？

鲁迅还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

精神不等同于理性和知识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精神活动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叫知识，二部分叫理智，三部分叫信念，四部分叫想象。一、二部分合称理性，三、四部分合称意见，后者是前者的动力，后者产生了前者，因此他说：理性是关于实在世界的，意见是关于产生世界的。实在世界与产生世界的关系，就是辩证法。

康德发展了这个说法，他说，纯粹理性是经验的总结，它遵循的是数理逻辑，而实践理性针对的是人类社会，观察人类社会需要辩证法，由此产生的学问便是社会科学。至于判断力，则需要主观的训练与修养，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无济于事。

康德的“三大批判”，划分出人文、社会、自然三大不同学科。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对于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康德的三大批判背后，有一个惊天的预言：离开了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纯粹理性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那些掌握了机器的人统治世界，而最终便是机器统治人类。马克思说：机器排斥人类劳动，人发明了机器反而被机器所控制，这叫异化。而劳动者要掌握机器、掌握生产资料，要不被后者所控制，那就只有通过革命——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其实是对康德问题的破解。

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当然不仅是指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都是革命，这都需要革命精神。告别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不等于告别革命。中国有些知识分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畅言“告别革命”，他们的真实用意是“学术淡入，思想淡出”，他们要告别、排斥的不是“理性”，而是“精神”——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首创精神”。

事实证明：那种没有精神和思想的学术，等于扯淡。今天的某些所谓学者，不过就是打字机和复印机。

康德、黑格尔，他们当然都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人只有理性是不够的，因为精神还包括信念、想象，还包括热情、意志。因此，黑格尔比较看不起英国的学问，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政治学的自由主义——他统统看不起。康德、黑格尔以为，如果只有理性而没有精神，人类思想就会“偏科”，自然科学就会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去片面发展，理工科思维就会统治世界。

毛泽东青年时代也偏科，但他偏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那么长的书，竟然被他翻烂了。数学考零蛋，他干脆旷课。

看不起毛泽东的人，说他没读过北大，比较没有知识。但在毛泽东看来，北大人是有那么一点知识，但缺乏的却是精神，是信念、是热情、是想象力。所以，他们充其量是些被知识压垮了的哈姆雷特，不但精神上萎靡不振，而且身体上也萎靡不振。无论在精神还是肉体上，他们不是青年，而是老年。

中共一大代表中，北大学生起码有三位，会议主席张国焘、北京代表刘仁静、湖北代表包惠僧，结果是一位叛党、两位脱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知识上很强，但相比于知识能力，这三个“学霸”的信念和意志能力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认识毛泽东，认识现代中国

仅凭所谓纯粹理性，你不可能认识毛泽东、读懂毛泽东，也不能认识现代中国、读懂现代中国。仅凭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也不可能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事、能成开天辟地之大业。

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有13位代表。这13个党代表里面，有7个脱党，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当时做出脱党的决定，那不是出于“理性选择”。如果“理性选择”是趋利避害，那么，许多叛徒的选择就是“理性”的。如果“理性选择”就是保存自己，那么，选择在1921年、1927年、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就是完全不理性的。

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发表了一篇《短言》，算是中共最早的一篇“宣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足够短，只有千把字，但却如电光石火般照亮了中国与世界。其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产生了两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世界上的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势必把中国和中国的劳动者当作自己发展的肥料。中国未来的前途，一个是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个是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而为了避免这样的悲惨结局，中国就不能避免革命。宣言说：中国跟着日本人走没有希望，跟着美国人走也没有希望，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参阅俄国人的路——而这就是结论。

如今一百年就要过去，看看世界和中国走过的路，你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从创党伊始，就预见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就认识了真理，而且人家用千把字的“短言”，就说清楚了真理。

但是，更要紧的却是：认识真理、说明真理，与践行真理——这期间相隔不啻十万八千里。

中共一大代表中的陈公博、周佛海何其聪明，但他们先选择跟汪精卫，后来又当汉奸，绝非一念之差。而正是他们的聪明和理性，正是他们的“智商”害了他们自己。

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哪一位不聪明，哪一位不理性？哪一位不学霸？他们难道一点不明白冒险主义会葬送革命？他们难道丝毫不懂让向忠发、博古领导党，让李德指挥红军这是开玩笑？但是，关键时刻，恰恰是个人权位的“理性考虑”战胜了理想信念。

在一大、二大期间，中共还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中共设立健全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从三大始。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便当选中央局五人成员——这不是白当的，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企业是汉冶萍公司，而毛泽东则成功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协助他的刘少奇，则是毛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送到苏俄留学的。

张国焘回忆说，正是在三大上，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革命的道路，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毛泽东不仅是思想家，更重要的是实干家。实际上，早在中共四大上，共产国际就有撤换陈独秀总书记的设想，理由就是：陈不是领导国共合作的理想人选。而据郑超麟的回忆，那个时候，最有资格竞争总书记位置的就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是在国民党中最能干的共产党人，但毛泽东却对国共两党的领导职务弃置不顾。郑超麟说，这恰恰说明，毛泽东的境界，要大大高于其他人。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干，而当官非我所愿。

邓小平负责了八七会议的会务工作，他后来说，在八七会议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毛主席刚开始发言，就被打断了。毛泽东很守纪律，人家不让说话就不做声。八七会议决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占领广州，然后中共中央由武汉搬到广州去。南昌起义前，张国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赶来，要求推迟或者取消起义，为此，谭平山和周恩来一起对张国焘拍了桌子。南昌起义后，谭平山先后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开除，他是张国焘的北大师弟，也是一个大学霸。而周恩来与张国焘也因此结怨。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周恩来说，“说许多空话，不如办一件实事”。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是伟大的先觉者，他们个个都是人杰。如果说他们都不想当党的领袖，那不是事实。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哪一个没有领袖欲？如果说其中有例外，唯一的例外是毛泽东。如果说有一个时期，这个领袖没人想干、也没人能干，那就是在湘江会战之后，是在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员到3万6千人之后，而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山穷水尽的时候，被硬推出来的，可谓是“奉命于危难之间，受任于败军之际”。

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开头第一句话是：“看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语气。实际上，《遵义会议决议》基本上就是根据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此前这些道理，毛泽东讲过多次，而毛泽东坚持这些道理，并不是要做党的领袖，恰恰相反，他正是因坚持这些道理而被多次撤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两河口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反对周恩来当总政委，而莫斯科派的洛甫、博古、王稼祥又反对张国焘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被一致推举，接替周恩来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而毛泽东对此的感慨是：你们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毛泽东说过，我的理想就是当个教书先生，从来没想过当党的领导人——这句话，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只有聪明人才能当官，而毛泽东却不是这样的聪明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毛泽东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材料。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是因为他不“聪明”。因为认识真理与践行真理不是一回事，前者需要理性，后者则在理性之外，还需要信念与意志。中国革命不仅是认识真理的过程，而且更是践行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是愚公移山。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举了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例子。愚公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毛泽东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个闭幕词，就是中国人的《圣经》，我以为它比《共产党宣言》一点也不差。

新中国的“第一桶金”是打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搞革命还行，但搞建设不行，这些人的理由包括：你不能一上来就搞重工业、军事工业。军事工业高投入低产出，如果不打仗，收益为零，你那么搞很蠢，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太后、李鸿章、蒋介石哪个不想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他们都想，而且不是假想、是真想，只是都没搞成，反而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而已。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梦”是什么？林语堂说：“只是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到租界便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1949年，中国的货币就是解放区的小米。马克思说，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而是资本，这真是一针见血啊。西方的资本是哪儿来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的一篇《所谓原始积累》中说，西方的资本，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通过打仗，通过掠夺世界抢来的。新中国的“第一桶金”当然也是打出来的，但与西方列强不同，毛泽东不是选弱国打，而是选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打。抗美援朝，毛泽东死了儿子，中国死了19万人，打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发言权。而且，我们更不要忘记还有关键一条——这就是资本一定要对制度说话，而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公理”。苏联的贷款当然也是资本，绝不因“社会主义情谊”而改变。于是，赫鲁晓夫方才说，中国搞不了空军、海军，还不如跟苏联一起搞算了。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当苏联对外援助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切在建工程全面停工，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她的命运必然是：银行破产、政府垮台、社会动乱。

而这，恰恰是中国在1960年所面对的局面。

但是，我们没有停工，我们没有垮台，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我们回答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这样写到：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穷棒子社”——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什么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什么叫“人民万岁”，什么叫“农民万岁”，什么叫“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用尼采的话来说，在精神面前，你们张口闭口的理性，不过就是一种市侩哲学而已。

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以为，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不见得就是中国人写的。比如说，关于长城的最好的文章——《当中国修建长城时》，就是捷克人卡夫卡写的。

我们的国歌里有一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卡夫卡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的国歌当然还没诞生。

卡夫卡说：长城是分段修的，每二十人一小组，负责五百米，而那些垒墙的民工，他们起初想的只是一点工钱，他们只想赶紧完成自己负责的那五百米回家抱老婆孩子，对他们来说，修长城这件异想天开的工程根本不会完成，而即使修成了也毫无意义，它根本不能阻挡高度机动性的游牧民族的铁骑。

那些民工们的视野只限于他们的家、他们的村庄和乡镇，由此构成的狭小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乃是他们得失忧乐的唯一源泉。由于视野有限，他们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如果超过了工时，他们要么逃跑，要么就会造反。

而“奇迹”却发生在他们交差回家的路上，史诗般的乐章就此开始。

卡夫卡这样写到：

在他们终于交差回家的路上，在旅途中，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墙巍峨耸立，路经上司的驻地时，他们得到颁发的勋章，他们耳中听到的是新从内地涌来的筑墙大军的欢呼声，他们眼里看到的是为做手脚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不可逾越的石山被敲成了城砖，在各个圣地，他们还能听到虔诚的人们祈求工程竣工的歌声。

这一切都缓和了他们焦急的心情。他们终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垒墙者，而是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修筑长城的人”。

“修筑长城的人”所享有的声誉四处传诵，传遍天下。人们听他们讲述修长城时的虔诚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对长城终将完工的信心，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弦。

在家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健壮。于是，这一次，他们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一样再次辞别了家乡，这一次，他们胸中再为民族大业尽力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这一次，他们还没到时间就从家里出来，而这一次，半个村子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好远。

在每条路上都能看见一队队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在大路上，他们仿佛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国家这么辽阔，这么富裕，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

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其实，数位伟大的西方人曾经被称为、或者自称“中国人”，例如，康德曾被尼采称为“格尼斯堡的中国人”，而在这篇文章里，卡夫卡就自称是“中国人”，但我知道，卡夫卡心中的祖国——中国，却有着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意义。

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只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人”。

实际上，那些只能看到眼前和现在的人，那些为了工钱应付公事的人，便不是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因为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也是特殊的名字——修建长城的人。

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修建长城的人”，就是能够从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的人，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们方才能够为整体、为未来做出巨大的牺牲，并心甘情愿地付出沉重代价。

正是在挥汗如雨的共同劳动和牺牲中，他们发现了历史，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中国”、发现了“中国人”，发现了“精神”。而他们的牺牲与代价，就是这样凝成了“中国”、造成了人类和中国历史、造成了人间奇迹，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

新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经济

毛泽东曾经预言：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斗争更伟大，道路更艰苦。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前，“冷战”就已经开始了，1950年，美国和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西起巴格达、东到日本的新月型包围圈，从南边把中国围起来了。1960年以来，苏联又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看看世界地图，很容易认识到：人类历史上、全世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被最强大的两个世界霸权及其阵营在四周包围。

中国共产党过去讲“反围剿”，讲的是反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壁合围，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种包围，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如果说“反围剿”、如果说“突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反围剿”和“突围”，才是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

而“站起来”不容易，这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说，严峻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新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经济呢？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家来说，那就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什么赚钱生产什么”，即发展“比较优势”。但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重工业、军事工业是没有什么效益的，用今天有些人的说法，就是没有“比较优势”。生产核武器，不能用，研制、保存起来很费钱，这是高投资，但没有产出的东西。生产钢，它也不顶饭吃，也不能穿。但是，为什么要生产呢？道理很简单，你没有这个，人家就打你。

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是不是不懂比较优势，不懂市场呢？绝对不是这样的。建国之后，陈云就提出来，要搞重工业，就必须重视轻工业、农业，因为轻工业、农业产品能赚钱嘛！赚了钱，我们才有积累去搞不赚钱的重工业，这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即农、轻、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简而言之，用今天人们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就是用市场来补计划。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中国与苏联道路的区别，就是尽可能地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基础建设服务。农、轻、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后来说，市场是手段，不是目的，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么发展来的。这就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问题。

怎么叫“站起来”？总的来说，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建国之后，在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重重包围之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了我们国家的现代产业体系，走了我们自己的路，这样才真正站起来了。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突破空前的封锁的过程，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突围的过程。

中国突破封锁，是花了很大的代价的，可以说是代价空前。但是，必须看到，美国、苏联封锁我们，他们也花了很大的代价，越南战争把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都拖到了泥潭里，这样，才有尼克松的访华。他们也是代价空前。

所以，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美国是在经济大危机的时候，才向太平洋的那一边，向中国伸出了和平之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没有包围，哪来的突围？没有代价，哪来的和解？

因为要理解毛主席，就必须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理解鸦片战争以来170年，建党以来97年、新中国以来的历史，而且是一以贯之的理解。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思想和战略部署。

习近平同志说，功成不必在我，他还说，不需人夸颜色好，要留清气满乾坤。他更说，如果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毛主席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得罪苏联呢？为什么要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呢？跟着苏联走，不是更安全更省力一些吗？但是，如果是那样，我们的党，就会像苏共那样垮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被瓦解。没有毛主席奠定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就不会有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发展。

在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中，不仅是接过前人的接力棒，而且更是为后人扫清前进的道路，为开辟新的伟大时代奠定基础，真正理解毛主席，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只有理解了五千年、170年、98年的一以贯之，才能理解我们今天的时代。

伟大也要有人懂，如果不懂历史，那就搞不清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三个法宝

现在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的角度需要转变，这个转变是指，人们日益认识到：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了解今天的中国，不了解毛泽东，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而一个时期以来，世界对于中国误解的根源则在于：对于中国共产党98年艰苦卓绝奋斗的忽视，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片面理解。

实际上，毛泽东留给中国、中国共产党乃至世界的，是非常简单的三个法宝。

第一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曾经说过，我们第一要找饭吃，否则肚子不答应；第二要有地方住，否则娃娃没有摇篮；第三跟枪辩论没有用，因为枪能够打死人。实事求是，意味着必须在严峻的危机挑战下活下去、还要争取活得好一点，为了这件头等大事，我们没有时间吵架，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争论上。

第二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自己的想象，不能靠模仿外国，只能把中国老百姓的意见收集起来，靠大家一起想办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研究，它的基本方法就是开会，收集意见，就是大家一起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开会不是正襟危坐，而是随时随地，最好是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甚至作战的间隙。

第三是独立自主。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许多外国的知识，他们争论的基本上也都是外国的问题，而毛泽东说，正是这些外国知识，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不能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他还说过，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不在于没有知识，而在于没有自信，在中国人面前，他们以外国人派来的钦差大臣自诩。在那些人眼里，第一等是西方，第二等是他们自己，中国则属于第三等。他们看不起第三等，看不起“第三世界”，他们以知识的等级制的方式，维护着这个世界的不平等，却没有丝毫的反思。

因此，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首先是思想要独立，文化要自信，知识要解放。

在中国，我们把这三个如此简单明了的东西，称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8年的艰辛路程。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上帝、救世主，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魔鬼。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被世界称为“土共”，因为这是一个朴素的党，有着极为朴素而简单的信念和思想。

正是这些“土共”最“土”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普世价值”，使我们能够与世界分享苦难辉煌、艰辛光明，毛泽东说过：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他们是人并不是神，但是，在共同劳动和斗争中，他们却做出了只有神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他们的事业印证了康德所说的话：作为个人，他们是必死的，但是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毛泽东晚年，喜欢一首词，这词是元初蒋捷的《梅花引·荆溪阻雪》：

白鹭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从青年时代的“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到晚年的“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这当然不是过去对未来的嘱托，因为是未来对于现在的质疑和批判。

鲁迅说：“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

                                      （编辑  迟晨光）

南怀瑾老师诞辰百年之际，回忆多年来与南老师的交往，有着无尽的感念、感怀和感恩。

大食堂

1984年我到香港的光大集团工作，90年代初在香港初次认识了南老师。有一次我应约到南老师家里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参加他的聚餐，与他畅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跟南老师有了频密的交往，多次聆听他的教诲。

南老师一直以来对我嘉勉有加，说我这个人平生有豪气，遇事沉得住气，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做事认真，做不好的事宁可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

我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工作多年。在这过程中，时时都会有很多困惑，遇到很多挑战、很多困难、很多问题。这些疑惑不仅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也包括对国家和民族、对人生一些大方向上的思考。

每次见到南老师，都如沐春风。南老师以他精深的学养、博大的胸怀和远大的精神志向感染了我，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我得到多次的点拨，很受教益。

 “保护费”

1999年1月，我到南老师在香港半山坚尼地道的寓所拜访南老师。握手寒暄后，南老师还给大家递烟、点烟。不知怎么说起太极拳，南老师说，打太极拳就像搞政治，推、拖、拉而已。一起手的作辑，乃“天下第一拳”，意思是说对方：“你什么都对。”

南老师之前一直以为我是山东孔子后裔，问是第几代，我告诉他：我是假“孔”，我家和孔夫子的孔家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的祖籍是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的张家湾村，我的父亲孔原的原名为陈开远，曾化名为陈坤元，大家都叫他坤元。江西、湖南一带的发音，“坤元”音似“孔原”，就这么叫成孔原了。南老师听后大笑，并称要收“保护费”。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孔夫子辩护，一直在为他平反。

南老师极力提倡小朋友背诵。背诵不须都理解，到一定时候会无师自通，一通百通。他戏称，以前老师坐、学生站，现在反过来了，老师站、学生坐，将来老师怕要跪下了。他觉得看书还是线装的好，可捧着看，字又大。南老师说，没有多少人配作父母，很多人就知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南老师还笑称，毛泽东自己背了很多好东西，自己也作诗，却叫别人不要去背。

南老师说，自信能讲好近百年之历史，既清楚共产党，又清楚国民党，以客观论之，一定精彩。还称历史只有时间、地点、人物是真的，事是假的，小说则反然。

《破阵子》

1999年9月，我与几位朋友去看南老师。晚上11点多，送南老师回到住处时，南老师见我晚上有些焦躁，于是说要给我题一幅字，警醒我不要太急。后来，他断改了辛稼轩那首广为流传的《破阵子》而得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可怜白发生。” 他断写并改了一字，“身后”改为“死后”，让我除却那种烦恼悲切的心态，为国效力，要发扬那种家国情怀。

夹生饭

2011年6月26日下午，我到苏州太湖大学堂拜访南老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南老师。

南老师一见面就拥抱我，然后调侃说，“你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他说我退下来要心境平和，没有不平之气；退了则少俗务，正好修身学道，不妨小住几日，可以对生命科学方面做一些探索。

谈起有些人过于崇尚西方那一套，南老师笑道：那是对西方的东西没弄懂，中国的东西也没弄懂，弄成了“夹生饭”，就会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近百年来很多事都坏在照搬西方的人手上。

南老师说，推翻满清已百年，明年全世界都会变，关乎体制。南老师还提到，80年代他在美华盛顿曾开讲中国之未来，共43讲，曾预言美之衰败，而不通汉语则会失去更多的机会。美国因华人黑人而繁荣，现在要还账。

饭后，宏忍师教客人打坐，不拘形式，不一定非要盘腿。后再回到饭桌，南老师请宏忍师教念阿弥陀佛，再唱诵，客人及老同学跟唱，氛围气场极佳。南老师总结念佛三昧，凝定功夫，儒释道同，目标都是至善，将来要除去宗教外衣，定了才有智慧。

没想到第二年他老人家就驾鹤西去，跟南老师学道的愿望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守望者

南老师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践行者，集大成者，传承者，发扬者，光大者！

南老师在195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禅海蠡测》，书的封底印有一行醒目的文字——“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南老师的一生，是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的一生，是为中国文化勤恳耕耘的一生。

南老师一直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这一点大家能够从他的著作和交谈中强烈地感受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在中国文化被摧残得最严重的时候，在中国人民缺乏自信的时候，南老师犹如严冬的梅花，凌寒绽放。

南老师从不夜郎自大，从不泥古不化，而是与时俱进，注重学习西方文化先进的东西，兼收并蓄，始终都是轻松活泼，通达无碍，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不断激活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免疫力，赋予中国传统文化蓬勃的生机。

南老师的奋斗、守望，没有白费！几经辗转，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再到太湖大学堂，南老师用他的足迹诠释着中国文化的顽强，诠释着中国文化的活力，诠释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诠释着中国文化的未来。

新时代

南老师离开我们的那年，正是十八大召开的那一年。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中国砥砺前行、在多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五年，世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南老师多次提到，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们迎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国运昌隆时期。我认为，国运就是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通过人民和领袖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我们国运昌隆是有扎扎实实依据的，十九大就是国运昌隆的集中体现。

十九大期间，王岐山同志参加湖南省代表团的讨论时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1]。

我在学习十九大精神时谈过一个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的。习总书记在今年1月5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2]他还说，邓小平说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他自问自答，那是多少年？1000年。这是何等的历史站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真正的千年大计！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3]，是毛泽东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宣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在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人类作贡献的目标模式。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一代一代地把光荣梦想变为伟大现实。

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留下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是儒家和士子的最高理想和追求。

南老师主张，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中华文化的精神。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的追求所体现的，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张载的理想，正是南老师的主张，正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情怀，正是人类美好的愿望，正是中华文化的精神！

我深信，在新时代里，南老师的精神和学问一定能够得以发扬光大！一定能够助力我们中国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助力中华民族复兴，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感恩这个时代，感恩南老师。

                                               （编辑  杨利红）

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一）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1960年5月访华。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要求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组成接待小组，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1）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2）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3）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周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做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从9月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时许，总理找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月22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和平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哥马利“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二）

1962年8月，我到伦敦担任驻英国代办。9月间，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我：英国政府拟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于当年12月访英。我请示国内后，回答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会如期访英。埃儒尔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了这件事。

10月，印度再次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我国被迫自卫还击。英国一些政客和报刊借机反华。《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之事将另作考虑。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我。他说：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我竭力抑制愤怒的情绪，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政府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做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

回到代办处，我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我说：对英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应当予以打击。根据我的意见，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埃儒尔同我谈话的情况以及我的表态，并提出3点建议：(1)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3）削减从英国的进口。外交部复电同意我对埃儒尔的表态，并要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但复电中指出，3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我结合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这显然是认为所提建议不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让我作检讨。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我只表示，所提建议仅供参考，现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国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

1963年春，卢绪章应邀访英，访问很成功。这年秋天，我回国休假。总理找我谈话，总理说：去年你提出3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3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我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对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总理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把文章做绝？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作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

我说：卢绪章访英成功，证明我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理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具体分析，使我豁然开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总理说：我记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了，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三）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总理让我以他的助理名义参加会谈。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闻震动了世界。

这年10月，基辛格一行14人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总理主要同基辛格谈判被称为“上海公报”的内容，并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2年1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18人（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他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亿万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周总理让我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

我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将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

总理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信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对此，齐格勒表示，尼克松访华8天的租金估计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美国承担。我说：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

我向总理汇报，并说：既然美国政府已做了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电视、通信设施。总理立即批评我，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我将总理的指示向齐格勒讲了，他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博士；译员是唐闻生，记录是王海容。

（一）

（1）这次谈话是这样开始的：[1]

毛主席谈笑风生，寓意深刻。他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下述照抄原纪录相应部分：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指基）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家），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2）关于这次谈话的开始部分，基辛格作了如下描述：

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基辛格判断：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中国人很快向毛主席汇报，因此，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就说，哲学可是个“难题”。

但是，在这次谈话中，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没有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此，基辛格未作解释，《访华》未作探索。其实，按原记录作些查证，答案就在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72年2月21日上午版第一页的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电讯中，现节录如下：

［合众国际社关岛阿加尼亚二月二十日电］（记者：诺曼·肯普斯特）尼克松总统今天说，他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马拉松式的会谈，如果这些会谈证明在缓和中美紧张局势方面有成果的话。

尼克松在他的蓝、白、银三色的“七六年精神号”喷气式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的主人想参加会谈多久，我就准备参加会谈多久。”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中略四段）

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他说：“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他说：“我自己对世界上的长期的和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领导人的眼光必须看得很远——我们的政策辩论必须根据一项妥善地制订、并且为人们充分了解的哲学，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

在这里，“哲学”具有特殊的含意。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的角度”，是指“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而是“眼光看得很远的”。他说，他对（中美）“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由他）“妥善制订”的“哲学”。这里的“哲学”实际上是“战略”的同义语。

（3）这次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尼克松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句开场白真是高明之至，精彩之至。然后，毛泽东借尼克松的话并揉进自己的意见，用幽默的口吻明确提出：“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这就是说，不吹眼前的、具体的、日常的、策略性的问题，只吹问题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尼克松简述了他在飞机上“这样说”的原由，赞誉毛泽东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这里的“哲学家”意为“战略家”）。毛泽东避开了尼克松的赞誉，转而一再促使基辛格发言。在尼克松引导下，基辛格讲了他在哈佛大学时指定他的学生“读主席的选集”（《访华》将“选集”改成“文选”）。接着，《访华》写出了内容与记录相同的三句话，即：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尼克松将这三句话以基本相同的字句写进他的回忆录，起语用的是“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他称赞毛泽东的那句话则写成“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1994年尼克松逝世后，人们发现在他尚未出版的最后著作《超越和平》一书中，首先提到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富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2]

（二）

尼克松在对同毛泽的会见有点睛之语，他写道：“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此处及以下所引用尼克松的话，均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9至253页。）简言之，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亦即中美关系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毛泽东牢牢抓住这个主题，主动对尼克松和基辛格说了五段话：

第一段。《访华》称，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其实，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本未提台湾，只讲了上述这段话。基辛格认为，这是向尼克松“传话”：“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指不许美国及任何外国干预）。这就从“哲学”方面阐明了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第二段。据《访华》称，毛主席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一段的文字与记录相同。记录中“头一次来”之后有一逗号，《访华》删去了，这有损原意。“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7月16日同时发表。

基辛格确因“跑中国跑出了名”。他说：当尼克松派他秘密访华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我基本上是默默不闻的，我任职两年半以来从未举行过公开的记者招待会”。[3]毛泽东这样说，是对他“跑中国”表示赞许，激励他继续“跑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而努力。

“公报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描述。基辛格说，在他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指出，这一宣告会震动世界。他说对了。这不仅使新闻界震惊，而且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4]毛泽东讲这句话，似在向尼克松和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不只是两国之间的事，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应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

第三段。《访华》称，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毛泽东讲这句话的因由是：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5]此外，尼克松也想借助改善中美关系多捞选票，连任总统。毛泽东早就看出这一点，1970年12月18日，他对斯诺说：“1972年美国要大选，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6]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并批准了美国乒乓球队和一些友好人士、新闻记者等访华，但对美国政界人物的访华申请则不予安排。据基辛格称，在他1971年7月，准备秘密访华时，“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7]基辛格抵京后，在同周恩来会谈中，婉转地表露了此意，周恩来明确告诉他，我们收到了美国政界许多人士申请访华的函电，但我们都未邀请。基辛格立即代表尼克松感谢中国领导人的“明智”。并说，美国走向同中国友好之路应由尼克松总统亲自开始，美国其他政治家步尼克松的后尘才是合适的。

毛泽东的讲话意味着，中美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应该超越美国党派政治的框框，高瞻远瞩地持续地发展中美关系。

第四段。摘抄原记录（《访华》所作的删改则不提及）：毛泽东在会见中对尼克松说“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毛泽东指的右派”，是作为“哲学问题”讲的。从“哲学”即“战略”上讲，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中，在“苏攻美守”的形势下，右派主张对苏强硬，或可称之为抗苏派，左派主张对苏妥协，或可称之为亲苏派。为了抗苏，也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对苏妥协，往往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尼克松、基辛格说成右派，并把“英国的希思首相”以及“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说成右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右派当政”。对此，尼克松做了心领神会的回答。基辛格犹感不足，以向尼克松提醒的方式补上一句，毛泽东马上做了回应：

基：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就是啰。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第五段。摘抄记录（《访华》所作的重大删改则不提及）：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ta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这一段内容丰富，试作如下解释：

“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是指1949年初夏至1971年初夏；“总是谈不拢”是指中美关系问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并派秘书傅径波向我南京外事处处长黄华传话。毛泽东得报后，于5月10日致电南京市委：“黄华可与司徒见面”，告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司徒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后又表示，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8]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1954年12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对此种种，中国政府均发表严正声明，一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一些国家斡旋下，中美大使级谈判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后移至华沙）。到1960年9月，会谈了100次，除开始时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外，别无结果。美国政府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不准中国人去美国，不准美国人来中国。1960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曾经设想”，双方先就“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达成协议，“以便为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为此，中国方面在中美100次会谈中，曾经先后提出消除两国贸易的障碍，消除两国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障碍以及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互换记者等等一系列的合理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中国方面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后在会谈中没有必要再在次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应首先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即“美国政府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全部撤出的问题”。[9]

如果借用毛泽东的语汇，把“根本性问题”称作“大问题”，把“次要问题”称作“小问题”，则可对中、美两国的态度作这样的描述：中方本想先解决一些“小问题”，以便解决“大问题”；而美方的态度则一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经过100次谈判之后，我方改变了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毛泽东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10]

直到约翰逊总统下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4次，未取得任何成果，毛泽东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是指他们都坚持敌视中国、霸占台湾的立场，因而“我们总是谈不拢”。“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总统是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是尼克松，“你们也没有想通”，当然属于我们“不那么高兴”之列。

自1949年5月黄华会见司徒雷登算起，整整22年，“总是谈不拢”。

尼克松就职后，美国政府在别的方面向中国做些姿态：196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但不是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100美元的中国制的非商业货品），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当获悉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有访华的要求时，毛泽东立即决定邀请该队访华。这一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起到“小球推动大球”的作用。但毛泽东对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则不予重视。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毛泽东指示，不同美方谈贸易问题。其后美方多次要求开展中美贸易，我方均表示不感兴趣。直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提到可以“搞点小生意”，双方贸易才开始起步。

以上五段中，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讲了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如此答问，体现了毛泽东鲜明的立场和超人的智慧。

还应提到，《访华》指出：“这次会见因毛主席大病初愈，到3时50分即结束。”其实当时已80岁的毛主席尚未痊愈。会见时，医护人员藏在附近房间内准备随时抢救。但毛泽东仍与尼克松谈了70分钟。尼克松写道：“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基辛格写道：“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三个“最后一次”

（一）

1974年5月20日下午3时许，原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通知我：总理今晚7时宴请黄春谷夫妇，命我参加。青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

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1913年到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总理正在病中。5月6日，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外国记者作了报道。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

当晚6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总理比预计的时间早20多分钟。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他更显得清癯，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双目仍然那么炯炯。总理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

总理询问美国、英国、西德的政局，青长同志作了简要回答，我也补充几句。总理说：经济是基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它们离不开石油，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你们要注意。

总理问：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丰富？我说：储量大约五六十亿吨。总理又问：前不久墨西哥总统的儿子来北京，你见了他没有？我说：外交部没有安排，大概因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总理说：不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不可以见见？过去你同他们一家人那么熟，不见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没有提醒外交部。

陪同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总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57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么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

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5张照片，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他对总理说：57年前的东西全丢了，只有这5张照片舍不得丢，现在送给你作纪念。原来那是5张剧照，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总理看了看，说：这是《一元钱》。总理又依次看了另4张剧照，边看边说：《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我感到困惑，探询这5张剧照的来由。黄春谷说：1915年10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1周年庆祝会，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你们现在叫话剧，翔宇多才多艺，大家请他编剧、导演，还请他扮演女主角。这出戏就叫《一元钱》，很受欢迎，以后又编演了几出。

总理说：当时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学不演戏，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那年我17岁，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想用新剧感化社会，这当然办不到。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5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叙谈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在进餐过程中，总理向黄春谷夫妇提出一些他们熟悉的、也是总理希望了解的问题。气氛轻松愉快。餐毕，总理对黄春谷夫妇说：“现在我们一起照个相，洗出来送给你们做纪念。”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总理进餐，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总理的谈话和指示。

（二）

港台一些报刊把总理减少外事活动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进行渲染。总理于5月24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总理听说李政道建议选拔一些小学生，从小进行基础科学培养，认为很重要，特意同他商谈）；5月26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总理参加；5月29日，总理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这都使我认为，总理已经康复。可是，从那以后，总理的名字忽然又从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

6月中旬，叶剑英副主席找我谈话时，我问他：最近总理在做什么？叶帅叹了口气，表情沉重地说：两年前已发现总理有病，但总理坚持工作，现在撑不住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他住院治疗。6月1日，总理搬到305医院，医生尽心尽责，总理身体的底子再好，但他毕竟是76岁的人了。叶帅没有讲总理患的什么病，我也不好询问，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很重。

我患颈椎病多年，久治无效，可能瘫痪。我于7月6日赴沪就医。华东医院内科主任肖文炳诊断我患急性肝炎，短时期难以痊愈，劝我耐心治疗。我每天看报，每天都希望看到总理复出的消息，但每天都使我失望。9月29日下午4时许，我接到罗青长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青长同志告诉我，邓大姐转达总理的指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25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规模比往年大，总理要我同医生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北京，过了国庆节再回上海继续治疗。如果医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强，但总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不参加，名字不见报，可能引起猜疑或误解。究竟行不行，由医生决定。

我心情万分激动，接完电话已热泪盈眶。我知道总理不只是关心我，他还在关心其他许多老干部，关心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所有名单。他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关心的，因为那时人们常从报上出现的名单观察中国的政治动态。

第二天（9月30日）上午，我收到请柬，外页国徽下印着红字“1949—1974”，里页红字铅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订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请参加

周恩来

我于6时3刻到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10人一桌的圆桌几乎摆满，绝大部分人已经就座，不到7点就到齐了。我听到许多人在议论：总理今晚来不来？有的说：总理身体不好，不会来。有的说：请柬是用总理的名义印发的，他一定来。我远远看到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走过去同她打招呼。她也问我：今晚总理来不来？我反问她：你看呢？她说：我是作家，也是医生。作为作家，我希望他来；作为医生，我希望他不来。邻桌一位不相识的中年妇女插话说：我们是工人，我们希望总理来，我们非常想念他。另一位不相识的老人说：我是公社社员，特别希望总理今晚来，和我们一起过个团圆节。——原来这天恰好是旧历八月十五。

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水银灯亮了，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入口处附近的座位上先响起了掌声，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声。热烈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人们自动站起，一面鼓掌，一面翘起脚尖看。后面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站在椅子上鼓掌。看到的人也相继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夹杂着“总理瘦了，瘦多了”的感叹。

我看到了总理，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中山服。他瘦了，瘦多了。他的步履比过去缓慢，鼓掌的节奏也比过去缓慢，但他仍然展现着特有的魅力和风采。总理走到主宾席中间，掌声更加热烈，许多人含着眼泪在鼓掌。

军乐队高奏国歌，人们暂时安静下来，但还有许多人拿着相机对准总理拍照。总理在声振屋瓦的掌声中缓步走上讲坛，人们的眼睛盯住他。总理开始致祝酒词，他每讲完一句，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祝酒词不到400字，人们鼓掌的时间超过他致词的时间。当总理请大家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举着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司仪宣布招待会结束。我随着人们蜂拥着往前挤，想再看看总理，多看看总理。总理频频挥手，陪着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缓步离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最后一次亲耳听到总理生前的讲话，最后一次亲眼看到总理生前的身容。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9月30日的电讯，开头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其中说，“我国领导人以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代表和人士，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共四千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接着，分21类报道了出席招待会的2282人名单。

这份名单是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于9月28日晚交给总理的，并说毛主席已经一一听过，毛主席提出增加3人，其中包括肖华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总理于9月28日夜“匆匆看过”，提出增加齐燕铭。9月29日晚，总理“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提出再增加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11]

对毛主席“一一听过”的名单，重病中的总理连夜“匆匆看过”，次晚又“细细翻阅”。对名单中已有的某些同志，总理嘱咐要参加；对名单中没有的若干人士，总理提出书面意见。总理对此的考虑，不须多说了。

（三）

1975年9月5日下午，罗青长同志给我看总理对一份材料的批示。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

总理的批示很短：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紧接着是四个字“托、托、托、托”。总理的批示是用铅笔写的，有些笔画显得弯曲，看出来总理写的时候，手在发抖。我看后忍不住哭了。问青长同志：总理的病究竟怎么样？

青长同志流着眼泪说：三年前就发现总理患膀胱癌，癌细胞已经扩散，由吴阶平大夫领导的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只能尽量延长生命、减少痛苦。青长同志嘱我保密。对此我已有耳闻，从青长同志处第一次得知详情。总理病到如此程度，还在关心台湾情况，还在亲自看材料，还在用颤抖的手亲自作批示，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我不禁痛哭失声。

9月8日下午，青长同志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约请王昆仑、屈武两同志座谈，总理办公室的钱嘉东、赵茂丰同志，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参加。事后，我和几位同志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摘要，拟分10辑，用大字铅印，陆续送总理便中参阅。出到第4辑，总理逝世了。

“托、托、托、托”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总理生前的批示。

总理逝世已16年，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认为，“托、托、托、托”不是总理“托”给哪一个人的，而是“托”给所有的中国人的。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

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15日上午，邓颖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杨振宁博士和他的母亲罗孟华、妹妹杨振玉。陪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张文裕教授。我也有幸参加。

邓颖超同志首先向杨振宁博士表示感谢。她说：我收到美国的华文报纸，看到在恩来同志故去以后，纽约各界侨胞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杨振宁博士致悼词，使我非常感动。

杨振宁说：在美国，我所认识的华侨、华人和美国人，尽管没有见过周总理，但都敬佩周总理。我这次来北京，他们要我做代表，向周总理的灵位献花圈，表示大家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我到北京以后，才知道并没有周总理的灵位，这个任务我无法完成了。

接着，邓颖超向杨振宁谈了三个问题：

关于周恩来的遗体处理

杨振宁说：我对周总理不仅非常敬佩，还有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情。当我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十分悲痛，我还能控制自己。但当我听到周总理遗言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时，立即在我心里引起十分强烈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说到这里，杨振宁失声痛哭。在座的除邓颖超同志外，也都痛哭失声）。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我很理解你的感情。请你不要难过。你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比我懂得物质不灭的道理。既然你这样关注恩来同志的遗体处理，我可以向你讲讲对这件事的决定过程。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党中央决定提倡死后遗体火化，但不要强加于人。几千年来，中国人死后都是土葬。从土葬到火化，这是丧葬习俗上的一场革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自愿带头，签名表示自己死后将遗体火化的决心。当时恩来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我们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遗体火化以后，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江河里，可以做鱼的饲料，撒在耕地上，可以做庄稼的肥料。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也许还可以最后起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我说：完全同意。我们两人就这样约好，还相互作了保证，后死者保证实现先死者的这一愿望。恩来同志又说：我可以履行对你的保证，你未必能履行对我的保证。那时我想，他的看法有道理。他是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我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先我而去，后事处理要由中央决定，我难以保证实现对他的诺言。当时我没有把这一想法讲出来。前年，恩来同志住进医院，我常去看望他。有一次，他对我说，从前我们两人相互约好、相互保证过的，死后把骨灰撒掉。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我没有回答他。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在场，我向他们提出恩来同志生前的要求，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毛主席、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使我感到欣慰和鼓舞。恩来同志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对他做过的保证也终于履行了。在这一点上，我对得起他。

杨振宁问：周总理的骨灰一点也没有保留吗？邓颖超回答说：没有。也曾有同志建议，保留一点骨灰，象征性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不同意，那样不彻底。保留一点同全部保留实际上没有区别。结果还是按照恩来同志生前的愿望，把他的骨灰全都撒掉了

看到杨振宁用手帕擦眼泪，邓颖超又说：对遗体的处理，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在五十年代末期，恩来同志同我商量，我们不宣传，不张扬，在征得近亲同意以后，把我们先人的坟墓改为深埋，把原来的墓地交给人民公社使用。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适当的。恩格斯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的遗体葬在伦敦，苏联的党和政府永久保留列宁的遗体，越南的党和政府永久保存胡志明的遗体，这都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注意保护南京的中山陵，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提倡死后遗体火化，党内、党外许多已故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的灵堂里，这是符合中央规定的。但是如果本人要求不保留骨灰，也应该满足本人的要求，据我所知，恩格斯逝世以后，他的战友们遵照他的遗言，在他生前经常散步的海滨，把他的骨灰撒进大海。鲁迅夫人许广平同志的遗言也是把骨灰撒掉。所以，在中国，第一个把骨灰撒掉的并不是恩来同志，并不是他开了这个先例。

关于周恩来的结婚照片

杨振宁说：在纽约为周总理举行的追悼会上，陈列了周总理的一些照片，有一张是周总理同邓先生两人的合照。有人说，这是你们二位从法国回到广州时结婚的照片。

邓颖超说：不是。有许多误传，有人说我是天津人，在南开学校和周恩来同学；还有人说，某某人是恩来同志和我的介绍人。其实，我的祖籍是河南光山，我从没有到过那里。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南宁，到了天津，靠母亲教书生活，她还会中医。后来我在天津女师上学。1919年，我在天津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介绍我和恩来同志认识的不是某某人，而是“五四”运动。1920年，我在天津女师毕业后，到北京教书，以后又转到天津教书。我入党以前，大约当了五年的小学教师。由于我要维持我和母亲的生活，我没有去法国。1924年9月初，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我从天津到广东是1925年8月上旬，恩来同志和我都坚决反对旧习俗，我们不要结婚仪式，不请人喝喜酒、吃喜糖，也不照结婚相。1925年10月，恩来同志第二次东征打陈炯明，出发以前我们两人合照了一张相。你讲的可能就是这一张。

周恩来的工作精神

在得悉杨振宁的母亲心脏有病时，邓颖超说：恩来同志也有心脏病。杨振宁惊讶地问：周总理也有心脏病？邓颖超说：他患心脏病已经十年了。不过，使他致命的不是心脏病，而是癌。她告诉杨振宁：1973年，恩来同志见你时，他自己已经知道得了癌症。杨振宁感慨地说：那时我一点也看不出周总理有病，感到他还是那样精力充沛。既然已经知道得了病，为什么不让他休息，还让他继续工作？邓颖超说：谁也没有强迫他，是他自己乐意的。从我认识他起，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周恩来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要睡眠而能生活的人。这是夸张的说法。没有人能够不要睡眠而能生活。不过比起一般人来，他的睡眠时间确实少得多。也有人说，周恩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这种说法也不确切。工作时间长了，他也感到疲倦。他不吸烟，夜间工作感到疲劳了，他喝咖啡提提神。以后喝咖啡不灵了，困乏的时候就在额上抹万金油。后来，抹万金油也不灵了，他在要打磕睡的时候就用热毛巾擦擦脸，擦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工作。有好些同志对我说，这样会损害他的健康，你为什么不劝阻他？他们对恩来同志不了解。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远得很，但是我深切体会到，对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这样的人来说，工作（包括学习）早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其他需要，如像吃饭、睡眠、娱乐等，都得服从于、服务于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第一需要得到满足，哪怕再苦再累，他们的内心也是舒畅的、愉快的。如果生活的第一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感到很苦恼，这对健康的损害更大、更严重。恩来同志得了癌症以后，他知道余下的日子不多了，只要还能支持，他就格外加大了工作量，这样有时还能减轻他的病痛感。恩来同志逝世以后，中央发出的讣告中，说他，“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我认为，这句评语，恩来同志确是受之无愧的。

握别时，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恩来同志没有灵位，你代表那些朋友向他灵位献花圈的盛情，我心领了。你回到美国以后，请你向他们作些解释，还请你向悼念恩来同志和关心我的朋友们，转达我衷心的谢意。

（编辑  季节）

编者按：熊向晖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在外交战线上担任要职，20世纪80年代，他被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熊向晖在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生动详实地记载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和外交工作的丰富经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让我们了解到解放前革命斗争时期地下情报工作和解放后外交战线许多重大事件的真实背景，同时领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作风和斗争艺术。本文是熊向晖同志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而撰写的。1991年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连载。1月8日，《人民日报》选登了部分片断，题为《周总理的魅力》。此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好评如潮，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后来，作者又作了若干修改。为纪念熊向晖同志对中国革命以及对中信集团的贡献，中信出版社征得熊向晖家人的同意，将在他诞辰100周年之前，出版他的著作《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修订本），此文是其中一部分，本刊进行了摘编整理。

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1936年12月，我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她说：“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战地服务团中20余名大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陈忠经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我想起1936年初，《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挡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我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士兵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在服务团驻地——武昌师范学校，我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12月31日上午9时。我对周恩来心仪已久。31日晨，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英姿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睛，他的发人深省的讲话获得阵阵掌声。当他讲道：“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台下报以热烈掌声。当他讲道：“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掌声更热烈。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临结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会议主持者把周恩来讲的最后两句话作为口号，带领大家高呼，希望大家牢记。他解释说：第一句是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二句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两句合起来，就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纲领。他说：现在到哪里去，请大家自己考虑。这时，台下许多人高喊：去延安！去八路军！当晚，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察言观色

胡宗南分别接见服务团人员。我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被点名的人都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和看。他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我发现他对所有人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

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瞪眼瞧着我，问：贵庚？我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说：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我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我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他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我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杀。”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回到驻地，唐副官来接我，说胡先生约我去个别谈话，并说只约了我。他告诉我，胡宗南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划一个圈，少数划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划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我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我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他又问共产党对学生的影响大不大？我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胡同我握手，转而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他说：明天中午我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父亲本来反对我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我：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这天晚上，我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周恩来有事外出，董必武同志接见了我。我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宗南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他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介石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认为合适。董老接着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董老还说：从胡宗南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有戒心。

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有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久，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了，或者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要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胡宗南委任我当他的机要秘书

1938年5月初，胡宗南约我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他让我第二天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作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39年3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找我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开始执行特殊任务

193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我出来迎，来人竟是许立群，他1936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7年2月我在清华介绍他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墙，在寒风中长谈。他说，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找我。我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我不定期地在陈忠经住所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延安告急时周恩来到达西安

1943年7月9日，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车到达西安。当时，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正处于紧急状态。

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2月，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兵力。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称共产国际解散对共产党是沉重打击，命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恰好是周恩来到达西安这一天。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迅报延安。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收到这份电报，我送给胡宗南。他看了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我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提出“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胡宗南作结论。他说：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我们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他核发时，还参照我的意见，作了些修改。

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7月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他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准备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他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了30人，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

招待酒会于7月10日下午举行。胡宗南要我乘坐他的专用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周恩来问我：贵姓？我通报了姓名，他紧握一下我的手，领我向门口走，我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车到小雁塔。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恩来敬礼，陪周恩来进会场。

周恩来同胡宗南交谈，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王超凡在致欢迎辞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周恩来举杯起立，他微笑着说：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宗南谈话。隔一会儿，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周恩来风趣地说：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她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恩来继续和胡宗南谈，既谈政治，又谈军事。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周恩来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说：我们久仰周夫人，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周恩来严肃地说：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他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胡宗南陪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对周恩来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我上车，坐在周恩来的左侧。途中，周恩来说：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儿，顺便带给胡副长官。他朝司机的背影看着，用左手握一下我的右手。我明白，他有话同我谈。周恩来同我密谈一刻钟，再次紧握我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我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我懂得这一语双关。周恩来看看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他问：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我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介石让胡宗南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宗南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这次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宗南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介石、胡宗南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

周恩来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我说：胡宗南受蒋介石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介石效忠、服从。蒋介石抗日，他拥护；蒋介石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1300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着，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这次蒋介石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介石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周恩来又紧握我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有惊无险的插曲

周恩来命我到南京面谈

胡宗南回西安不久，蒋介石晋升他为上将，颁发胜利勋章。他兴高采烈，对我说，决定保荐我去美国留学，要我做准备。中央主管负责人要陈忠经、申健和我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

1946年4月11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决定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5月4日发起进攻，5月9日结束战斗。我迅即通知王石坚。后王石坚告我，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王石坚说，周恩来一向重视情报，最善于运用情报。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我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我又告王石坚，蒋介石命胡宗南“暂缓”。我同时告王石坚，我定于6月5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美手续。5月下旬，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胡宗南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10日上午，童小鹏到家里来找我。童小鹏1930年6月参加红军并入党，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毛泽东的秘书。1936年西安事变后长期跟随周恩来负责秘书兼机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说胡公找我要我跟他走。他陪我去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说，“秘密线上”的人从来不去那里。有一辆小轿车开来，他要我上车后很自然地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汽车开到代表团会客室前，下车时，我向西看，看见院子里有几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清华同学——宋平，他是山东莒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政治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我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同我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他告诉我，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在专机上躺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作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让侍从副官来找我，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后，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介石，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

周恩来让我在上海找到不引人注意的合适地方住几天，找个借口不出门，如发现我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我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炳南已作了准备，届时会把我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如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我就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失踪”太久不利，会使人生疑。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宗南。董老补充说：恩来同志作了各种设想，同我商量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恩来还不放心，问我这会不会有风险？我说他知己知彼，考虑周到，符合实际。周恩来说：既然找你来，就要问你几个问题。马歇尔、蒋介石会给我们留下缓冲时间，你在这里吃便饭，我们边吃边谈，像西方说的那样进行“工作午餐”。

用餐时，周恩来问我：日本投降以来，局部战争不断，你看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全面内战？我列举所知的情况，指出蒋介石早就策划全面内战，军事部署已经完成。蒋介石判明苏联不会干预，确知美国将给予支持。蒋介石抢东北，夺华北，还都南京后，为巩固中枢，要向苏北、中原开刀，发动全面内战为期不远，胡宗南进攻陕北将是最后一招。周恩来说，日本一投降，毛主席、党中央就做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蒋介石邀毛主席去重庆会谈，你和其他一些同志提供了蒋介石毫无诚意的情报，这和毛主席、党中央的判断相符。签订《双十协定》前后，没有摸清美国的底。我们很了解蒋介石，但不了解美国，我们缺少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以为美国愿做“和事佬”。我们对美国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如对蒋介石、国民党本质的认识那样清楚。现在看来，美国从抗战期间的“扶蒋拥共”，转到日本投降以后的“扶蒋压共”，又逐渐转到“扶蒋灭共”。美蒋利用和谈掩盖内战。我们不主动放弃和谈旗帜，同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已有准备。现在要进一步准备蒋介石在美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怎样打垮他。

我想直接回西安，不去美国留学。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进攻陕北只是迟早的问题，我留下来还可以继续起点作用，对党有利。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你怎么好说不去？去美国留学，许多人都求之不得，你不求而得，自愿放弃，不合常情，可能还会引起胡宗南的怀疑。我刚才讲，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但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当前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怎样解决我丢了小本子可能带来的问题，闯过这一关。

临别时，周恩来说，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胜利以后再见。今天我重复一遍，胜利以后再见。董老说，我看不是重复，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也说一句：胜利以后再见。

照周恩来的指示做

照周恩来指示，我在上海躲了十来天，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这表明一切如常。我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在留美手续办好后，应该去看看胡宗南。我于10月初飞到西安。胡宗南对我态度未变，但他的境况大变。一方面，李先念率部突围后，7月初进入陕西，胡宗南派兵堵截围剿，历时两月，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蒋介石命胡宗南于7月上旬派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军渡河到山西打通同蒲路北段，遭到解放军痛击。9月下旬，胡宗南赖以起家的第一师改成的整编第一旅中伏被歼，旅长黄正成被俘，使胡宗南大大丢脸。我回西安后，胡宗南正焦思苦虑，力图摆脱困境。10月中旬，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又复电暂缓，命他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长治，与阎锡山的晋军夹击刘伯承率领的解放军。我将这一情况告知王石坚。不久，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此很重视，延安将进行疏散。11月下旬，胡宗南为我饯行，希望我在美国早点获得学位。我又回到南京。我以为周恩来给我的“特殊任务”至此告一段落，想不到没过多久又有下文。

保卫党中央的情报战

胡宗南：“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1947年1月初，我和谌筱华结婚，证婚人是蒋经国。我和筱华于2月22日去杭州游览。3月1日近午，一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他说收到毛人凤密电，胡长官到南京了，急于见我。3月2日晨，到了下关车站，徐处长领我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一见我就说：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2月28日蒋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宗南马上想到把我请回来。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胡宗南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要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我照抄不误。胡宗南对我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我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他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胡宗南要我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置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人专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我随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我问，带这些干什么？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我想起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对我说的话：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尽管胡宗南欲表现出大将风度，但面对蒋介石“又怕又恨又佩服”的周恩来，他毕竟难以匹敌。

毛泽东、周恩来事先获悉蒋、胡进攻延安计划

3月2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我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我找盛文“聊天”。我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三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盛文苦笑一下，他说，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钳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3月3日上午，我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我详细讲了以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我还告他，胡宗南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石坚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不久，胡宗南获悉整二十九军匆忙从陇东开往洛川途中，被共军阻击，整四十八旅旅长在西华池阵亡；整一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师师长在河津翻车折断右腿。

3月7日，我又找王石坚，告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三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我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3月8日晚，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先乘火车专列到同官（今铜川），他和我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9日到洛川后，我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宗南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次广播的内容是3月8日下午4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在胡宗南的催促下，工作人员送来与这次大会有关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的抄录油印件，包括大会综合消息。胡宗南让我同他一起看了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全文，他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他要攻敌无备，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3月10日晚，胡宗南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先举行宣布军官任命的仪式，任命我为机要秘书。随后，他指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3日拂晓攻击前进。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起来。然而，保密局给胡宗南配备最新的侦测无限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断中共首脑部在兴县。并继续侦测判明陕北共产党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我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报工作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他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送书面文件。我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我交办事项一向奉命唯谨，我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胡宗南“解放延安”的喜与忧

3月19日晨，裴昌会电话告我，整一六七旅攻占延安宝塔山，要我告胡宗南并问是否即向蒋介石报捷。10时左右，整一旅进入延安。胡宗南亲自拟电给蒋介石，说整一师之整一旅率先夺取延安。

胡宗南终止了“闲情逸致”，召集前进指挥所主管成员连续开会。莫斯科会议尚在进行，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已完成，但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的任务远未完成，据裴昌会说：自发起进攻至占领延安，只打了两个硬仗，毙、伤、俘共军数字估计不会超过一千。3月20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上述电讯，却冠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的标题。

让胡宗南忧心的是，我送他看了新华社20日电，发报地点仍说是“延安”，并称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新华社延安20日电）卖国贼蒋介石进攻民主圣地延安，经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坚强抗击，予以重大杀伤，19日我人民解放军以任务已达，撤出延安。”“蒋介石使用于第一线的部队达九个整编师，十三个整编旅，把胡宗南所有的主力都集中起来，企图以突然袭击占领延安，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池，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保卫延安则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3月10日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胡宗南看后忧心，我看后高兴。我想，可能胡宗南有一点是料对了——“周恩来将军”在指挥作战。

3月24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卫士陪同，乘吉普车北驶，近午到延安。这是他和我都久已向往的地方。我在这里住了不足两月。

3月25日晨，胡宗南要我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他看得很细。他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胡宗南每天阅看新华社播发的有关消息，收听已由延安广播电台改名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他相继听到、看到：“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七十里之青化砭附近歼灭蒋军整编第三十一旅全部。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是敌我伤亡二十比一。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六天。”

4月14日晨10时至下午6时，解放军经8小时激烈战斗，将蒋胡军十五师一三五旅全部6000余人歼灭于瓦窑堡南20里之羊马河，生俘代旅长麦宗禹。胡宗南重视的是同一天播发的新华社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社论说：“一三五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社论说：“一三五旅的全部歼灭”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因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可以预计，4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料，敌人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我心里感谢胡宗南，他使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闲变忙，由冷变热，使我有幸参加“如此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变”。

经过两次惨败，盛文建议放弃延安。胡宗南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反复商量，胡宗南筹划了一个方案，他想在5月初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方案。我仍通过潘裕然转信，告以胡宗南企图不再分兵出击，而想龟缩延安，并简告当前胡宗南动向。

5月14日晚，军事谍报头目刘庆曾派人送来一份特急件，送急件的人说，5月14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我打电话问刘庆曾：这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他反而比我平静，没有提问题，没有谈意见，一声不响，只是两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随后，陕北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播发了这一消息，说祝捷大会在距延安数十公里处举行。胡宗南不再听陕北电台的广播，不再看新华社播发的新闻。他好几天不大说话，老是一个人把手揣在裤袋里，在边区银行窑洞前的小院里踱来踱去。毛泽东、周恩来近在咫尺，他“龟缩延安只守不攻”的方案泡汤了。

5月20日，胡宗南对我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行前我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我握一下，什么也没说。胡宗南垮了，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他推上老虎背，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军事进攻打垮了他的兵，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政治进攻打垮了他的心。此后，我再未见过胡宗南。

5月21日晨，我带一名警卫员乘吉普车离延安去西安。不几天，盛文告诉我，年已52岁的胡宗南，于5月25日从延安飞南京见蒋介石，27日到西安，28日在西安南郊王曲张学良原住所结婚，只请盛文等8个人，结婚前一天他才报告蒋介石，婚后3天，他即与新妇分袂去延安。事先他对西安所有的人，包括盛文和我，都保了密。

1947年6月我去南京，7月去美国留学。我先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旋得俄亥俄州西储大学奖学金，转入该校攻读硕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编辑   季节）

美国每年出版的关于林肯的著作一茬接一茬。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领会林肯的深层含义，你们只了解林肯的字面意义，而不了解他的历史背景。”这句话听起来稀松平常，但通过十多年研究美国宪法，我觉得其中有微言大义。

要理解林肯，我们不能只看他是怎么说的，也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回到他所处时代的深层历史背景。我2016年翻译了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教授写的一本极简版的《林肯传》，他是美国当代最有成就的内战史学家之一。这本《林肯传》全书只有不到4万字，我又从林肯历年的演讲中选出了我认为最能代表林肯政法思想的六篇，我称之为“林肯六篇”，翻译出来作为传记的附录。这样做所体现的就是把“字面意义”和“历史背景”相结合。不光是研究美国法，研究任何一种外国法都应该秉承这种路径。

把握林肯时代的历史背景

1861年3月4日，林肯就职美国总统。1865年4月15日遇刺身亡，当时他的第二任期才开始一个多月，距离美国内战结束只有4天。这场“烈火般考验”的内战，在1861年4月12日打响第一枪，一直到1865年4月11日结束。林肯的总统任期绝大部分都是在内战中度过的，所以人们通常将林肯理解为“内战总统”。

以前我们解读林肯，通常关注的是他在内战中身为总统做了什么，但必须要看林肯前52年还没有当总统时的人生经验，才能了解1861年的林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林肯1809年出生在肯塔基州，人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美国西部边疆渡过的。在这一点上，林肯和美国第一代国父很不一样，他不是出生在美国建国最初的13个州，也没有读过大学，甚至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基本上就是一个自学成才、喜欢读书的孩子。还有一种很“心灵鸡汤”式的讲法，说林肯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靠个人奋斗走向了人生巅峰。

但实际上，林肯从30多岁就已经是很成功的律师了，1840年代末还担任过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代表伊利诺斯州。所以他的人生绝不是屡败屡战“屌丝逆袭”的类型。《林肯选集》中有一篇演讲是任何版本都会收录的，就是1861年2月11日林肯告别生活了接近30年的斯普林菲尔德，赶赴华盛顿就职时的演讲。这篇演讲篇幅很短，其中有一个句子，我每次读到都很感慨：

“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青年进入了老年……我现在要走了，不知道哪一天能回来，或者是不是还能回来，我面临着的任务比华盛顿当年担负的还要艰巨。”

而第二天就是林肯52岁的生日。他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的竞争对手，都是有着非常深厚政治经验的政治家，比如纽约州的威廉·亨利·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论人生经验和政治资历在当时都远远高于林肯。读到这里，你会觉得林肯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人民已经决定了，要他来做这个总统。

可以说，林肯总统的“历史背景”，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美国早期宪法史。按照美国历史的分期，这一段历史时期被称为“内战前”。林肯就任总统后，南北双方爆发了内战，北方从军事上战胜了南方，林肯也因此维系了合众国的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增修了建国宪法。而这一历史时期登场的政治人物都在千方百计求妥协，以避免发生内部战争。在如何解释1787年的建国宪法这个问题上，美国始终存在着两种政治路线和宪法学说的斗争。只是到了林肯奔赴首都华盛顿那一刻，这个斗争才从“文斗”最终激化到“武斗”。

贯穿林肯一生的宪法斗争

独立战争胜利后，北美大陆出现的是一个由13个主权邦结盟而成的邦联体制。在18世纪80年代，邦联体制完全无力解决很多迫切的政治问题。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邦联可能连个政府都算不上。各个邦仍保留着各自的主权，邦联就是一个北美大陆上的“联合国”。所以才有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宪法会议，制宪者在当年9月拿出了一部宪法草案，并在1788年得到9个邦的批准后生效。这次制宪可以说是一个旧邦新造的过程，原本北美大陆13个邦国组成了一个合众国。

回溯这次通过立宪而建国的过程，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有其不彻底的地方，不彻底是因为这个过程从源头上就存在着多种妥协，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的冲突，而这种源自建国时刻的分歧就造成了解释建国宪法的两条政治路线。

一种是国家主义，主张既然有了宪法，那么合众国的主权者就是“我们合众国的人民”，在联邦与州发生权限争议的时候，应当由代表全体的联邦最高法院担当起这部宪法最终的权威解释者。

另外一种就是所谓“州权主义”。从一开始，州权主义就同国家主义如影随形，而到了1830年之后，州权主义就主要和南方奴隶主的政治力量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南方的政治学说。州权主义者认为，各州并没有因为1787年宪法的批准生效，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而这部宪法也不过是各个邦之间的契约而已。各个州作为宪法契约的缔约方，保留着对宪法最终的解释权。

如果将这种州权主义的路线推演到极致，就可以说，既然每个州在解释联邦宪法时是权威的声音，就意味着州可以判断联邦政府的法律或决策是不是符合宪法，也就意味着州可以主张那些它们认定违宪的联邦立法在本州辖区内是无效的，甚至可以主张本州的民众或者民兵组织暴力抗法，把本州境内的联邦执法官员驱逐出去。州权主义一旦走到这一步，当然是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宪法学说。在1830年前后的南卡罗来纳州废止联邦关税危机中，南卡州就和杰克逊总统发生了剑拔弩张的宪法斗争。

在构成林肯人生背景的“内战前”时期，上述的两条宪法路线，一方面是针锋相对的；但另一方面，它们基本上是在建国宪法框架内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两者是基于宪法搞抗争，而不是抛开宪法闹革命或独立。整个早期宪法史阶段，斗争双方即使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也都能保持着最后那一点克制，这恐怕就是80多年“相爱又相杀”的历史延续。

一直到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南部诸州才觉得“退出”共同体的时刻已经到来。所以林肯在离开斯普菲尔德时会说，自己肩负着比华盛顿总统更艰巨的任务——那时候，美国南方诸州已经开始宣布退出联邦共同体，组建了南部邦联，如果说华盛顿以及那代人的任务是建国，那么林肯的任务就是护国。

80年来这两条政治路线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文化。每一方都不停主张自己才是建国宪法精神的真正传人，主张自己才真正抓住了制宪者原初的意志。在林肯的中青年时代，美国就存在着这么一种不断回到宪法文本来表达政治诉求和进行政治论证的文化。

《林肯传》中收入的“林肯六篇”，第一篇是林肯在1838年的一次演讲，还不到30岁，未及而立之年。余下五篇都是他担任总统之后的演讲。第二篇是1861年3月4日的第一次就职演说。

我之所以对林肯产生兴趣，最初就是因为我在美国法学院上课时读了林肯这篇1838年演讲的英文原版，放回到美国早期宪法史的脉络中读，我们不难产生一种感觉，认为林肯注定是要做美国总统的，他抓住了美国宪法政治在当时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这篇演讲题目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贯穿全篇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在革命者已经离开人世间之后，作为美利坚政治民族的新一代人，应该怎么对待革命者留下的革命遗产——1787年确立的宪法。从逻辑上来说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不断革命，新一代人可以制定本代人自己的宪法。要知道当时费城会议所立下的这部宪法还谈不上什么因时间流逝所形成的尊严和权威。既然上一代人可以用1787年宪法取代1781年的《邦联条款》，那么新一代人可以依葫芦画瓢。另一种可能就是守护这部宪法，让这部写入革命者意志的建国宪法，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传承和守护。

我们看看30岁的林肯是怎么说的：

“……让每个美国人，每个自由的热爱者，每一个子孙后代的祝福者，都以革命的鲜血起誓，绝不丝毫违反国家的法律，也绝不容许他人违反法律。如同1776年的爱国者以行动表明对《独立宣言》的支持，每一个美国人也要用他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声誉起誓，捍卫宪法和法律——让每一个美国人记住，违反法律，就是践踏父辈的鲜血，就是撕裂他自己的人格以及子女的自由。让每一位美国母亲，对在她膝上牙牙学语的婴儿，灌输对法律的尊重——让法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得到讲授——让法律写进识字课本、缀字课本和历本——让法律在布道坛上布讲，在议会厅内宣讲，在法庭和法院中得到执行。简言之，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让男女老少、富人穷人、各种语言、肤色和阶层的人们在法律的祭坛上献身，永不停息。”

我们现在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我们可以看到，当建国者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林肯是如何讲述法治的。对他来说，违反法律——当然也包括宪法，就是践踏父辈的鲜血，撕裂自己的人格以及子女的自由。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林肯把宪法视为一个跨越代际的对话过程，革命者深知他们有一天终会离开政治舞台，所以他们要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写进宪法，守护宪法也就是守护革命者在建国时的意志。

所以林肯讲“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第二代人要以守法者的姿态进入美国历史，要把由建国宪法建构的政治大厦传承下去。这是时代的命题，林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主题。这就是林肯生活时代和历史背景中存在着的一种宪法文化。这种宪法文化在美国早期历史可以概括为“以斗争求团结”。

“以斗争求团结”的宪法文化

喜欢读美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麦迪逊在费城宪法会议上所留下的笔记，中文版是由尹宣先生翻译的《辩论》。这其实就是一种“以斗争求团结”的政治文化。无论是州权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大家都会不断地返回建国宪法的文本，尝试通过某种原旨主义的解释方式，求得当下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林肯所处的历史时代，美国宪法文化以及宪制发展走上了这条非常独特的道路。

麦迪逊是在1817年离开首都华盛顿的，完成两届总统任期后返回家乡弗吉尼亚。他一直活到1836年，成为最后一位离世的制宪者。在这漫长的19年中，只要美国政治发生什么需要援引宪法来解释的重大政治争议，就会有人来向麦迪逊讨教应该怎么理解宪法。

在杰克逊总统执政期间，当时的国务卿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就多次致信咨询麦迪逊，向他请教有关“内陆基建”的合宪性问题。因为麦迪逊是这部宪法最主要的制定者，被称为“宪法之父”，而且他手里握有制宪会议期间最完整的记录笔记。而他又迟迟不肯公开自己的笔记，直到去世之后，他的妻子才把制宪会议的笔记卖给了国会。林肯生活的时代距离建国并不遥远，因此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可以理解和把握制宪者的原意。上至华盛顿的政治家，下到普通民众，他们都在这一时期养成了一种通过历史原意来理解宪法、通过解释宪法来解决政争的政治心理。将宪法规范设定为一种共同的纲领，援引它来解决当下的政治冲突。

这种宪法文化形成之后，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种文化具有笼罩性，不管任何人主张的政治立场或者宪法路线是什么，都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进行自我论证和表达。林肯可以说是美国第三代政治家中国家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就任总统之前，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办公室里起草第一份就职演说时，就参考了安德鲁•杰克逊、丹尼尔•韦伯斯特、亨利•克莱这些第二代政治家的国家主义文献。如果说林肯是“建国者之子”，那么林肯的政治对手南部邦联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相对来讲就是“国之贼”了，但他同样是利用这种方式论证退出之正当性的。因为在南部邦联的领导者看来，他们从这个已经腐朽的联邦共同体中退出，组建自己的南部邦联，自己才是1776年革命精神的真正传人。

二是“信则灵”，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解释。在我看来，这整套“以斗争求团结”的宪法文化之所以能够运作起来，就是要求每一代美国人要相信这部宪法是当下所有人共有的一部根本法，要相信大家可以理解建国制宪者的原意，通过确定制宪者的原意来解释宪法，解决政治冲突。

那么，宪法信仰由何而来呢？美国宪法的序言一开始就讲，是“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制定了这部法律，但生活在现代的美国人有哪个参与了1787年的制宪？能从血缘上追溯至1787年至1788年的美国人的，恐怕也只是极少数。所以说这种宪法信仰能够得到培养和延续，只能依靠一套关于“什么是我们人民”的历史叙事。要让美国人相信，存在着一个从建国到现在以及未来的、前后贯通、跨越代际的“我们人民”；让他们相信，自己和建国者生活在同一个政治文化的共同体内。否则，现在的美国人就无法理解建国，没法把建国者的原意从他们的历史语境翻译到我们的政治世界。这是美国宪法文化最关键的地方，面对着这部古老的宪法，首先要相信这部宪法。

美国宪法当前面临的危机

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宪法现在面临的最大麻烦。“信则灵”，反过来说，“不信”则整套运转机制就会瘫痪。信的话，一部宪法越是古老就越是宝贵的财富，因为历史会给一部宪法带来权威和尊严。但如果不信，一部古老的宪法反过来就是一种负资产。

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难道我们真的认为，一部起草于马车和油灯世界的宪法，能够解决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当然不可能。比如2008年的持枪权判决，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都以原旨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第二修正案，但方法相同，得出的结论却是截然相反的。怎么解释历史，归根到底取决于谁人掌握当下。

那么，美国现在所遭遇的大麻烦就是，某些社会群体显然失去了（或者从来没有形成过）对建国宪法的信仰。他们不再认为这个宪法是属于自己的宪法，并且开始对宪法追根溯源，认为这部宪法不过是两百多年前白人有产者男性制定的一个文件而已，是一部有奴隶主参与起草并且最终也保护奴隶制的宪法。既然如此，现代的美国人为什么要遵守这部宪法，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政治认同建立在对这部宪法的信仰上？

前不久，林肯纪念堂无端受到侵扰，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林肯在宪法史上的地位，原本是不可撼动的，但现在显然也遭受到了挑战。

这就是原本行之有效的立宪政治在遭遇文化内战之后发生的故事。原本，整个宪法信仰的系统都建立在这一套关于“我们人民”的历史叙事上。而对于这种历史叙事，万万不要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追问“我们是谁”，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共同体大都经不起这种追问。我时常认为，现代社会要承认多元性这个基本前提，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同性恋和异性恋，黑人和白人，非法移民和公民。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但一个政治共同体，还要在这样的基础上，确保政治秩序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林肯的时代和当下做一个对比。林肯的难题是什么？当两条宪法路线的斗争逐渐定型为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地域分裂后，南方就是在“用脚投票”，要退出宪法构成的共同体，分裂出来另组新共同体。而美国现在的多元社会已经裂变为一种复杂多样、混乱的文化政治局面。某些边缘团体即便丧失了对宪法的认同，但“用脚投票”的空间也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不认为美国真的会分裂。林肯通过内战中的血与火确立了美国政治最根本的规矩：在美国的立宪政治框架中，任何地方政治单位都没有单方面退出的权利，虽然没有写入宪法，却是不成文宪法中最具基石性的规范。

现今美国的文化内战提出了不一样的挑战。林肯当年的时代，美国地分南北，但都是白人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考察美国近年的人口构成，正如亨廷顿在《我们是谁？》这本书中所担忧的，整个美国出现拉美化或墨西哥化的趋势。研究宪法不能仅仅停留在如何尊重既有的多元性上，而放任身份自治。美国宪法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私人自治权（right to privacy），就是说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权表达自己的存在方式，有权处分自己的身体。这种“私人自治”的权利听起来美妙，但推演到逻辑上的极端也会导致出现我们不愿见到的情况，尤其是对社会伦理关系的破坏。宪法学说应当更关注众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以及如何建构起一个可持续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治秩序的问题。

对美国宪法研究的反思

我简单说一下三个方面的个人反思。

第一，美国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观察一个民族是如何以宪法作为自己的根本构成和延续方式的。怎么理解美国？过去40年，这对中国知识界来说一直是个大问题。究竟如何理解美国，很多时候这和我们怎么理解自己是息息相关的。曾经一度，我们对美国有一种顶礼膜拜的态度，把美国作为学习的榜样。不过更年轻的一代看美国，则显得矫枉过正。其实，我们没必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无端的膜拜不行，无缘由的恨也不至于。

研究美国宪法，有一点必须承认，就是美利坚民族政治从创建到现在是成功的，而这个成功中间有个宪法故事。更特别的是，除了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大国，可以观察到一批政治家是如何起草一部宪法的，如何通过起草宪法来创设政治框架，又如何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调试、改造以至延续至今。我们可以以一个人类学者的立场，像托克维尔一样去观察美国法律和政治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进程。

第二，我们应当保持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不要让美国成为中国当下政治意见分歧的源头。必须承认，我们有时候还不是特别理解美国，有一个例子能够反应出我们对理解美国的偏差。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刚出来的时候，好多朋友都在朋友圈“撒花”庆祝，将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理解为人类争取自由、平等道路上的一次里程碑。但是过了半年，在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时，朋友圈又全是蜡烛。而斯卡利亚在同性婚姻案中是持反对意见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为同性婚姻判决鼓与呼的中国人，在听到斯卡利亚去世的消息时，至少应觉得暗自庆幸。我们的反应，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也能看出，是自我分裂却不自知的。

第三，放宽历史的视角，不要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不能听风就是雨，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现在的信息传播技术快得可怕，我刚开始研究美国宪法时，很多最基本的材料都很难找。现在材料极其丰富，看都看不完。斯卡利亚去世的三、五个小时内，我们在美国法学院留学的学生，就可以写出来比较深入的介绍斯卡利亚生平和法理的公号推文。但我觉得越是这样越要反思一个问题，研究美国宪法、美国政治，我们自己的研究议程在哪里？我们不需要在美国文化内战中选边站，也不要比美国一些法律博客跑得还快，要形成自己的理性判断。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图片来源: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内容提要：本文借若干“元话语”，尝试提示符号与政治的问题，从不起眼的寻常符号，一步步落脚到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从意识形态到文化政治的研究虽然千头万绪，纷纭复杂，但追根溯源都离不开一套符号及其有机运行。特别是若干“元符号”或“元话语”，更是日入日深地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权力话语谱系，如同古代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

关键词  符号  政治  话语  权力

这里想谈的问题简单说涉及“名实关系”，名是符号，实是政治；由此推开来，名是理论，实是实践，名是思想，实是现实，等等。众所周知，名实关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问题之一。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此而言，如今名实面临两种脱节，一是名实不符，一是名实背离。名实不符，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不尽一致；名实背离，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背道而驰。这里指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而是意识形态方面更普遍、更深层的社会潜意识或政治无意识。

政治与符号的界定

关于政治，众说纷纭，本文仅指一般意义的权力关系以及支配关系，特别是常见的“软硬兼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果说文化艺术、学术理论、新闻媒体等意识形态言说属于和风细雨的软道理，那么军队、法院、监狱等就是暴风骤雨的硬道理。无论天下归心的软道理，还是师出有名的硬道理，都基于一套有理有据的说辞，即符号及其运行，如同奥斯卡最佳影片《勇敢的心》里的那声嘶吼——“freedom”。

本文所谈的符号不是一般性的符号，而是指形塑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的“元符号”。以葛兰西、阿多诺、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思想流派认为，现代文明首先体现为一整套文化霸权的柔性运作，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悦诚服，而这一切往往体现为若干核心符号即所谓元符号能够深入人心，如自由、平等、博爱等。一句话，所谓霸权、软实力、意识形态等，说到底无非以符号之名，行政治之实。因此，现代政治尤其注重“必也正名乎”。

程巍在其博士论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讨论了一组西方当代社会的符号变化，令人深思。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生了一场波及广泛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成果按照程巍分析，就是已经夺取政治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终于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此后，意识形态的重建工程便随之展开，这个工程恰恰是从貌不惊人的符号开始的，并以所谓价值中立的去政治化形式出现。比如用“白领”替换“小资产阶级”，用“蓝领”替换“工人阶级”，用“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拿典型的“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来说：

本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资产阶级”（bourgeois）是同时出现的词，是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对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命名，与德语中的“市民阶级”（Bürgertum）同义，当初都带有贬义色彩。它们在法语和英语中分别还有一个更带讥讽意味的同义词——“nouveaux riches”“newly rich”（“暴发户”，又译作“新贵”）。

但60年代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却成了两个词：前者被认为是一个左派政治术语，是一个历史词汇，由于它已经渗透了左派意识形态、历史罪恶和历史联想，因此实际上被“价值中立”的新社会学废止了，免得它激发政治意识。60年代之后，我们难得再看见这个词，除非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这个词却流行开来，变成了一个中性词，后来就越来越获得了一种褒义。^[1]

“建政”“党媒”的名实之辩

我们再来具体讨论三个类似的、关乎重大名实问题的“元符号”，即建政、浩劫和党媒。不知起于何时，“建政”一名日渐流行，据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建国而是建政，因为中国早就建立了，所以不能称为建国。这个问题除了隐含的政治立场与学术倾向，也涉及符号及其意指。“建国”还是“建政”，既关乎符号，更关乎政治。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国”，什么是国，什么样的国，符号之国与实际之国等。从字面上看，上古的“国”是指都城，所谓“中国”乃指国都，或者“中心城市”，而现代意义上的“国”称为“邦”，即鲁迅名篇《“友邦惊诧”论》之“邦”，如今常说的“邦交正常化”之“邦”。由于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为了避讳，汉代以后，才改用现在的“国”字。

从内涵上看，问题就更大了。李零在《我们的中国》里写道：“中国是个高度统一而且连续性很强的大国。苏秉琦的古国-王国-帝国模式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的‘古国’是指三代以前，‘王国’是指三代，‘帝国’是指秦汉以来的中华帝国。”^[2]这个三段论模式延至近代，又有广义的“民国”，即古国-王国-帝国-民国。可见虽然都是中国，但内涵大不一样。对此，任继愈也曾提纲挈领地指出，中国五千年历史有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一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前者可以称为古代中国即“旧中国”，后者则是现代中国即“新中国”。这两个中国一方面固然一脉相承，正如李零提供的一组数字所示：

西汉平帝时，人口近6000万（59594978），县、道、国、邑近1600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4亿，府、厅、州、县约1700个。现代中国，人口约13亿，县、市2300个。案：现代中国，如果减去今东三省、内蒙古、青海、西藏的约500个县、市，大约还有1800个县、市，和汉代的数字很接近。^[3]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又有本质性区别，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一个精英当家作主，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精英当家作主的古代中国，则百姓为草民，为草芥，甚至为人鬼，就像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的演讲中宣扬的：无数的人在这个世界默默走过，无声无息，唯有六类他说的英雄可以“指点江山”，甚至“作威作福”。而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则百姓不仅为人，而且为主人，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人，命运的主人，“从前是马牛，现在要做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之谓也。当然，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还在建设过程中，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还需继续奋斗，就像十九大规划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但无论如何，1949年，一个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无疑地建立起来，所以理所应当称为“建国”，而非莫名其妙的“建政”。如果“建政”成为新中国历史叙事的元话语，那么，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基石也就摇摇欲坠。

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元话语还有所谓“纳税人”“公民社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体是人民，即人民主体，诸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公园、人民大学、人民文学、人民音乐、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等，无不凸显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体与政治意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更是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而纳税人则貌似一个中性化概念，“为人民服务”也演绎成“为纳税人服务”。由此一来，中国政治与美国政治好像没什么区别，“新中国”与“旧中国”也没什么不同了。所以，“人民”还是“纳税人”，“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颇堪究诘。^[4]

再看“浩劫”。同样，“文革”固然是中国道路探索中的严重失误或错误，但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否定，十年的成绩不能否定。

2016年“文革”发生50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引人注目的核心观点是：《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文化大革命”运动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文革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5] “十年文革”作为一种政治上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已经彻底否定了，但并不意味着“文革十年”的全部经济建设等历史也就此一笔勾销了。事实上，在国家政治生活比较“乱”的情况下，十年间亿万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样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包括两弹一星中的氢弹、导弹、人造卫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农村赤脚医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建交、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王蒙的茅盾文学奖作品《这边风景》、钢琴协奏曲《黄河》、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发展为后来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对此国内外均有翔实的科学研究，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并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6]

再来谈谈“党媒”。这个概念本身所来何自，作为一种专业性元符号起于何时，同常说的“媒体”、“新闻媒体”等是什么关系，似乎是笔糊涂账。如果党媒一说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还有非党媒？如此一来，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不是就成为党媒有党媒的规矩，非党媒有非党媒的章法？如果党媒成为一种元话语，党媒自然必须听党的话，对此谁也没有异议，那么，党媒之外的媒体呢？是不是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或者听其他方面如资本的话呢？如同党指挥枪，中国媒体自来也无一例外听从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也是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传播一以贯之的铁律。然而，随着党媒以及隐含的非党媒概念，这一铁律似乎可以突破了。即便事实上还不可能也不允许，但党媒与非党媒的符号意指却在名义上使之名正言顺了。与此相似，英美媒体多是资本主导，私人出资，那么，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说“资媒”“私媒”，相反，这些年倒是频见天花乱坠的“公共领域”“公共媒体”“专业主义”。

作为概念，党媒或许是党报的一种自然延伸，姑且假定如此，还是存在令人困扰的名实问题。首先，秉承马克思主义、立足革命传统的党报，与“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一定位息息相关。党性与人民性不仅是理论上的有机统一，而且是实践中正心诚意的身体力行，从范长江、邓拓到穆青、范敬宜、南振中一以贯之。而“党媒”显然突出党管媒体的意味。王维佳的分析令人深思：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