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我总是想起冀朝鼎。

开局

1937年6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接待美国智库代表团，当年毛泽东44岁，周恩来39岁，策划这次访问的人是冀朝鼎，当时，他只有34岁。

1937年，远在美国的冀朝鼎介绍美国智库代表团访问延安。6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五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媒体、智库交流放在中美关系的首位。美国访问团里，菲利普·贾菲和夫人艾格尼斯是《今日中国》的出刊人，这个刊物是冀朝鼎和他们一起创办的，它也是著名的《美亚》杂志的前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成员托马斯·亚瑟·毕森，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在来延安前，他已经在《今日中国》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鉴于这一未来结果，美国的政策必须明确选择：究竟是站在中国还是日本一边。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

毕森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与《联邦党人文献》中托马斯·麦迪逊的主张相同，那就是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在土地平等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正如当年美国革命的目标是为了使美国独立自主于旧大陆一样，中国革命的目标也是独立自主。而美国与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独立自主，就是因为两国都拥有广阔的土地，而英国、日本这样狭小的国家，只能依靠工商业和殖民地而生存。

毕森说，任何一个维护美国宪法的人，任何一个热爱土地、主张土地权利的美国人，都会天然地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与中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国民党只代表中国沿海的少数买办的利益。

毕森的岳父是传教士，他是金陵大学的创办者，但在北伐时期被国民党军队枪杀了。国民党的士兵要抢他的手表，而那块手表是毕森岳父父亲的遗物。

大名鼎鼎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也是访问团的成员，他关心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当时，他在延安采访调查的主要方向是：红军在长征中是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壮大的，以及红军中少数民族战士的情况。这种调查使他形成了如下观点：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像当年的隋唐一样，从中国的西北边疆兴起，团结各少数民族，席卷中原，统一天下。

代表团成员几乎都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与赛珍珠的父亲一样，毕森的父亲长期生活在皖北农村，拉铁摩尔的父亲则在内蒙古与河套地区传教，所以，拉铁摩尔能说地道的西北话，还喜欢唱“酸曲”。

杰弗逊的名言是：如果上帝有自己的选民，并赋予他们许多真正的美德的话，那么，那些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劳动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在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偏远农村的最底层之前，这样做的只有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知道中国最底层百姓的无助与绝望，也知道他们生存的韧性。于是，这些到访延安的美国人与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1]

贾菲夫妇访问延安期间，看到红军缺医少药。回到纽约后，他们把这些情况通过冀朝鼎介绍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于是，他们立即携手行动，成立了“国际援华委员会”，募捐筹款，并于来年一月初，派遣了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美加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在访问延安时，毕森曾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是否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支援中国抗日？或者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而鼓动中日妥协反对苏联？因为国民党与日本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一旦国民党与日本妥协而反对苏联，那么国民党是否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镇压呢？

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蒋介石是一个“阶级的政治家”，他在国际上选边站队的出发点是阶级利益。因此，蒋介石对于世界形势有两个根本的误判，第一，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中共会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同样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美国和英国会把中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对于大势的错误判断，根本上基于蒋介石集团在英美有私人利益。

中共的根本出发点是，我们没有任何特殊利益，我们的出发点是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生存，只要赞成这个出发点，无论是谁，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合作。

国民党反对苏联，是因为意识形态，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这些援助全部给了国民党，而没有给过共产党一枪一炮，这就说明了问题。

英国反对苏联，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但因为德国威胁了英国的特权和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与利益，英国最终会放下意识形态，选择与苏联合作。

毛泽东这样说，“当然，盎格鲁-撒克逊人民向来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感到骄傲。他们当然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任何思想。但在最后，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还是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维持自己的那些特权。因为思想不可能总是与行动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独立自主进行抗战，抗战的目标也是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很大，领土辽阔，内部不平衡，中国西北地区数千年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目前，这里是中国抗战的核心，中国生存、发展的基本结构是由秦汉隋唐奠定的，这个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加强了这个独立自主的结构。换句话说，今天被称为“边区”的地方，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中国的中心。

就这样，冀朝鼎几乎凭一己之力，策划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智库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接触，这次极为成功的访问，给美国人民和政府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是把穷人当作上帝的人，他们和美国人民一样热爱土地与农民，代表最广大的中国农民的利益。用赛珍珠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大地》，如果用海伦·斯诺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他们就是《红尘》，即他们如西北的大风与黄沙，以伟大的力量，铸造着中国。

这就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抚今追昔，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冀朝铸，是冀朝鼎的弟弟，很有名,做过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一下飞机就向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后来说，他这是从太平洋彼岸伸出了和平的手掌），当时站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人，就是冀朝铸。邓小平访美，白宫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站在邓小平与卡特总统之间的人，也是冀朝铸。

那时，冀朝鼎早已经过世了，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一天，你知道了我的故事，便不必知道我的名字。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办大事、开新路的人，不会让你知道他是谁，更不会让你知道他在办什么大事——道理很简单，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搞得沸沸扬扬、敲锣打鼓，那事情就办不成了。

伟大的思想是孤独的，探索新道路，那是需要奋身孤往的。这是孤独的、勇敢的事业。而直到今天，冀朝鼎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传说。

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读书人都没有名，名气对他们一文不值——办大事与出大名，这完全是两码事。

“纽约男孩”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他出身名门，父亲冀贡泉先后担任过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

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六三大宣传时被捕。被捕学生中，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16岁。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17岁。6月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学生最多，瞿秋白、张国焘同日被捕。

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民间外交的胜利，它使世界认识到，中国的主权在民，它也鼓励了中国的国民民主运动。

1924年，21岁的冀朝鼎以优异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录取，赴美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他专门去北大拜访了李大钊。

1926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3岁。那个时候，冀朝鼎的研究关心战争与税收问题，在他看来，西方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剥削其国内的工人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经济区也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国内。这是当今世界结构的要害。

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1927年，冀朝鼎去欧洲参加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盟大会，在欧洲，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代表团工作，并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翻译和秘书。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冀朝鼎就已经与邓中夏结为好友，邓的父亲邓典谟，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都是民国政府的高官。

1929年，冀朝鼎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中央局，和贾菲夫妇一起创办了《今日中国》，这个杂志后来改名为《美亚》，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学者，《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作者欧文·拉铁摩尔，就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1929年，冀朝鼎的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纽约出版，给冀朝鼎带来了巨大学术声誉。通过纽约的学术圈，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据说还介绍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而白劳德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周围的学者们将冀朝鼎的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很多就来自延安。以至于麦卡锡后来认为，抗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基本上被美国共产党策反了。

置身纽约和美国财政系统，冀朝鼎对于美国的财政金融结构极为熟悉，美国的财政金融体系缔造于美国立宪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开创者，他的基本主张是——建立一个富人支持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的核心功能在于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一方面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以向富人借款，另一方面是通过地租税、人头税、贸易关税，保证财政税收能够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且仅仅是偿还利息而已。

在罗斯福新政时代，美国政府的一个态度转变，就是要扭转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结束美国对于欧洲金融市场的依赖——这是当时财政部的主要观点，当然也是冀朝鼎的观点。

1941年，冀朝鼎回国，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

宋霭龄亲切地称冀朝鼎是“纽约男孩”——在四大家族看来，冀朝鼎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是一个被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极为纯洁的西方绅士。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此时，在冀朝鼎主持下，蒋介石推出金圆券币制改革。

当时，蒋介石打内战，需要钱，想钱想得抓狂。冀朝鼎给他出了一招——让法币与白银和黄金脱钩，发行金圆券，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实行，结果是货币崩盘，金圆券一泻千里，经济崩溃，人心全失，国民党因此丢了江山。

而这一改革，完全符合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向富人借款，向穷人课税，以借款利息为基础，大规模发行纸币。

蒋介石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学说，冀朝鼎当然知道，这其实是亡国之策，但既然蒋介石喜欢，他顺水推舟，就这样办了。

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想自杀，而冀朝鼎就是那个给他递刀子的人。

共产党不是仅靠硬实力打败了国民党。共产党的迅速胜利，抓住了人心这个软实力固然最重要，但更为值得思考的，则是共产党如何运用了巧实力。

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仅仅一年之后，国共双方便攻守易势。这里面，一个是靠毛泽东大智大勇，敢于以中央纵队四个连拖着胡宗南重兵在陕北转圈，以高超的战略指挥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一个是靠金圆券改革毁了国民党的经济，乱了蒋介石的后院。以共产党不到100万军队，在三年内就击败了国民党900万现代化军队。

冀朝鼎，这个人办过什么大事？举三个例子：

金圆券及法币改革，人民币制度的创立，“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冀朝鼎就是参与决策这三件大事的人。金圆券的币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垮台，人民币制度创立，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长、副董事长；他参与创立了包括广交会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统一与分裂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哪个读书人非常厉害，那么，我个人认为冀朝鼎是一个，为什么？就凭他一篇薄薄的小书——《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部著作1929年在纽约出版，李约瑟曾经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之一。一本小书，就压倒了“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著作”——这个评价有多么高！

一个广土众民的大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冀朝鼎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他指出：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又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古代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被看成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

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三国、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纵向沟通了南北；元明清三代，除了继承上述基本经济区外，由于首都离基本经济区太远，遂有开发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古代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其实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所谓“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差异，影响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得以形成。

冀朝鼎的这部杰作，是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核心观点深刻揭示出：战国时代，中国交通的要害在于秦楚之间，争夺要害在陇南；汉代以降，中国交通的要害在河西走廊，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隋唐继之，屏蔽关中者，为上郡（陕北），联系关中与巴蜀者，为陇南，扼守丝绸之路者，为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今天所谓“陕甘宁”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唐宋以来，这种形势因运河开通而改变；中国的发展趋势，由西北而东南。自此之后，中国治理体系之要害，就在于长江流域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与西北不同，江南非用武之地，从这样的角度看去，从王安石到顾炎武，一切改革之要旨，皆在增强官员（官僚体系）治理这一区域的能力。

同时，冀朝鼎的这部著作里面，还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元代以降，中国的版图极大地扩大，这是中国治理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北方草原文明被纳入进来，元代的治理体系，是从治理草原地区的经验发展而来；明代则进一步有了“海国”的问题。而到了清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终于包纳了居国、行国、海国三个方面。这样一来，元代以降，中国的治理问题，当然就不仅仅是增加对于江南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的问题，王安石以降那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问题，则进一步成为魏源所谓如何统合居国、行国、海国之间动态平衡之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问题不再限于立足于基本经济区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维护包纳以上三种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的内部复杂平衡的问题。简而言之，维持这样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增强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说所谓“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是一回事，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简而言之，唐宋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增加国家的经济财政能力，其核心就是对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称为“治理能力问题”。另一个，则是维护三种生产方式之间的融合与平衡，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关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集中讨论的问题，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治理体系”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治理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经济不振、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实际上，清代的经济总量并不低），更重要的是治理体系瓦解造成的共同体分裂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洞见是完全正确的——控制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控制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国并非以居国去统治“行国”和“海国”，甚至不是以南方去控制北方；恰恰相反，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以边疆包围中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体系控制南方的经济区。毛泽东的视野超越孙中山、蒋介石，以及那些妄图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之处，庶几在此。

因此，冀朝鼎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要害。从战国到唐安史之乱，中国交通的要害一在秦楚之间，二在陕西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决定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这都决定了陕甘宁地区的战略地位。运河开通之后，南北交通之要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这就决定了鄂豫皖、鲁西地区作为枢纽的战略地位。

陕甘宁、鄂豫皖和鲁西地位的下降，是宋代以来江南基本经济区开放的结果，而这个问题，到近代则发生变化——因为帝国主义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且是从海洋方向进行控制；反过来说，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国的失败，导致了与海国密切联系的基本经济区治理的失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经济区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政权，都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欲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政权，要么必须与帝国主义结盟，要么必须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这就只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除此之外，便没有出路。

持同样看法的人，是钱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里说，“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什么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养护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那么，在基本经济区被从海洋方向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重新恢复国家能力的立足点，究竟何在呢？

特别是，当着抗战期间，滇缅公路被封锁，中国之交通，只能依靠西北与西南之间的联系，中国抗战的根据地只能是陕西与四川——而联系其间的要害，就是陕甘宁地区。

（编辑  季节）

热爱文艺的伯伯

七伯热爱文艺事业，他在少年时代就才艺出众。七伯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演过好几部新剧：《恩怨缘》《仇大娘》《一元钱》等。在那个年代，女学生还不能登台，七伯在剧中大都反串女角，这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蔑视和冲击。

那时，西方话剧理论还没有介绍到中国，七伯用自己的行动开风气之先，带头抵制旧剧中某些低俗粗鄙的消极成分。他在 1916 年 9 月发表的《吾校新剧观》一文中，明确提出，新剧能够起到“感昏聩”“化愚顽”“开明智”“进民德”的作用，表明它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被称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曹禺，是新剧的爱好者和推广者。他在重病期间曾深情地同我说：“总理比我大十二岁，我俩都是南开中学学生。总理在南开演过戏，他热爱话剧，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要我写王昭君，我写完后他已经故去了，没能听到他的意见，我很难过。”

七伯对新剧的爱好贯穿了他的一生，可以说他对话剧情有独钟。他与话剧大师郭沫若、田汉、老舍、曹禺、欧阳予倩、吴祖光等人相交很深， 时有切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话剧院的许多演员他都很熟悉。在办公之暇，他常常抽出时间去剧院观看演出，一律自己买票，而且每每叮嘱卫士要买后排的位置，熄灯后才入场，以免打扰其他观众。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军是北京电视台文艺组“四大名导”之一，话剧、歌剧、京剧等重要节目大都由她导播，因此我难得地观看了人艺和青艺演出的《茶馆》《蔡文姬》《家》《武则天》《文成公主》《骆驼祥子》《伊索》等一大批经典剧目。七伯时常对我俩夸奖北京人艺的演出，说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不仅是话剧，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戏曲，七伯同样十分喜爱。60 年代初，有一次我俩陪同他去怀仁堂观看越剧《红楼梦》，伯伯看得非常投入，不时鼓掌。他向我们盛赞扮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两位演员徐玉兰、王文娟，同时赞扬剧本的创作没有照搬原作、面面俱到， 而是抓住宝黛爱情这条主线，贯穿于全剧始终，让人深刻感受封建礼教的残酷和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

有一种说法：由于周总理的关心、扶持，越剧得以列入中国传统戏曲的主要剧种。同样，也是由于总理赞扬昆曲《十五贯》“一部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昆曲与京剧、越剧同样，并列为我们的国粹。

七伯爱好音乐，喜欢唱歌，他常在公众场合指挥大家合唱。七伯初见在军时，听她说正师从专家学习西洋唱法，有意考问她：“什么是西洋唱法，什么是民族唱法？”他热心地开导她：“西方唱法的发声和运气方法很科学，值得学习。我们的民族唱法源于中国的土壤，也有它的科学性。比如王昆、郭兰英，就是我们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歌唱演员还有京剧演员，发声位置与西方不一样，这是我们特有的传统。我们要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不可生搬硬套，学走了样， 把自身好的东西也丢掉了。”

七伯的谆谆教诲：“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军牢记了一辈子。她初任电视台导演不久，就编导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个“洋为中用”的节目， 不但风靡一时，而且历久不衰，成为传统节目。她推介的赵青的《红绸舞》和东方歌舞团包含中国元素的大量亚非拉歌舞，都得到七伯的赞赏。七伯离世后，在军牢记他最初的教诲，于 1985 年编导了一台规模宏大的《古今戏曲大汇唱》，连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四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院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乔羽老哥的祝贺题词：“我想，如果经过探索，使我们在艺术创作上寻找到一种可能性——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既是历史的，又是今天的； 既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那将使我们在艺术世界中获得极大的自由，学会许多前人未曾具有的本领，真正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也正是在军想要向亲爱的七伯汇报的话。

七伯从骨子里喜爱民族音乐。王昆大姐讲过这样一件事：20 世纪 50 年代，她去苏联进修音乐回来后，给总理汇报演出 ，总理对她说：“这些可不是你过去唱的曲目，你还是要唱你的民歌。”七伯赞扬郭兰英，说郭兰英演《白毛女》《刘胡兰》等歌剧演唱皆佳， 是难得的优秀演员。兰英说：“当年总理曾问我：‘小兰英，现在你能唱能演，以后年纪大了怎么办？’那时我并没有多想，后来懂得，总理是要我把民族音乐事业传承下去，所以我退休后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专门培养民族音乐人才，报答总理对我的知遇之恩。”

七伯深刻洞察文艺所特有的强大社会功能：它如春风化雨，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强烈感染和启迪人们的思想情趣。对他亲身投入的革命事业而言，文艺则是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亲眼见到：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在观看歌剧《白毛女》之后，纷纷在现场举手报名，请求批准他们参军。建国前夕，恩来伯伯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件事体现了他的初衷：以文艺为武器，用革命的歌声凝聚亿万人民战胜万般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中国人民以牺牲几千万人为代价，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发出的强烈的呐喊声，至今仍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七伯是一位心灵与艺术相通的政治家和艺术家，是充满对真理和美的追求及人性关怀的伟人，又是真正的性情中人。

公认的《东方红》“总导演”

1964 年 8 月的一 天，在军在电视台领受了一个重大任务：到人民大会堂导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后，她就不断说起在人大会堂的一些见闻。七伯也经常去看《东方红》的排练，甚至还对一些节目亲自进行指导。

多年以后，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周巍峙和夫人王昆与我们相聚畅谈，他郑重地告诉我：“当年演《东方红》，其实是总理想给文艺界一个机会。”接着，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

1964 年年中，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态：最好在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当时大家都心里发虚，担心时间来不及。但是，七伯却鼓励大家：时间虽然紧了些，正好有了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七伯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东方红》应运而生。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里，七伯想方设法要通过举办《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演出，给文艺界创造一个“表现的机会”。

这时，江青、康生等已对大批优秀作品及作家、艺术家进行批判和打击。七伯曾在多个会议上强调：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七伯不能不为他们的处境担忧。而举办声势浩大的《东方红》演出，可以让文艺界光明正大地“表现”自己。

为此，七伯投入了大量心血，亲自点将，亲自组织讨论主题，最后又亲自决定将这台大歌舞定名为《东方红》。让文艺界众多知名人物上台亮相，是其重要特色。《东方红》的创作班底，调集了从中央到地方、部队的顶尖人才，称得上是全国艺术精英的大聚会、大会战、大阅兵。

在军能够导播《东方红》，也是她难得的机遇和荣誉。当时她在文艺组的导演里年龄最小。她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东方红》的排练场面时，还是有些望而生畏。规模好大啊，前台后台加在一起，演职人员有 3000 多人。她不免有些担心：人这么多，节目这么杂，排练时间这么短，能组织好吗？

但文艺界这次确实表现得非常好。《东方红》的排练她看了不下 20 次。演员的精湛表演、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纪律性和领导的高超组织能力，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几千名演员，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庞大的乐队由好多个单位的乐团组合一起，光指挥就有四位。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舞台，在短短三个来小时中来回穿梭，上场下场，还有大量布景道具搬上搬下，其调度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东方红》的舞台调度，几乎做到了分秒不差，毫厘不爽。

《东方红》的创作和排练如此高效有序，七伯显然功不可没，他为《东方红》付出了最多的心血。因此他被众口交赞，誉为《东方红》的“总导演”。据我日记和有关材料，周恩来总理至少参加过 17 次有关《东方红》创作的活动，讨论、观看排练及演出。“可以说，《东方红》每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每一个重大情节的安排，都有周总理的一份心血。”《东方红》歌舞文学组组长乔羽告诉我：“那时，几乎每晚周总理都来，常常工作到深夜。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陈毅副总理向外国朋友介绍《东方红》时也幽默地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他导演革命的歌舞”。

实事求是地讲，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东方红》也确实需要有七伯这样一位敢于拍板的“总导演”。当时一些领导对建国前的文艺工作作出了错误估计，一大批优秀作品和作家、演员受到错误批判，一些优秀作品起初也不敢选用。比如，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甚至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况，最后还是周总理拍板才列入这台节目。七伯的态度十分明确：对事物要一分为二，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他甚至坦言：艺术家有失误，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失误？对人的使用，他坚持要一分为二。著名舞蹈家崔美善当时正在受到错误批斗，七伯拍板让她登台演出。他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果断拍板，但是，在如何表现八一南昌起义时，却非常慎重。他说：‘要写南昌起义，就写我的失败，不要歌颂。那个起义，当时没有经验，不清楚起义往哪走。要写毛主席，他领导秋收起义找根据地，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根据地， 所以后来分散了，主要部分到了井冈山。’他说不要写他。但南昌起义很重要，是表现我们武装斗争的开始。”最后，对“八一起义”做了淡化处理，只保留了一句话：“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而“秋收起义”则是完整的一场戏。

七伯身处高位，充满智慧，但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坚持原则，化解矛盾。他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执行铁的纪律的党，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错误也还要团结，即使遇到一时的错误， 还要等待，逐步地改变。不能够因为有错误，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就对革命不利了。

为了保护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七伯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样，为了让文艺界利用好《东方红》的“表现机会”，他尽心竭力，付出了许多心血，甚至亲自帮助修改解说词。9 月 25 日，《东方红》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最后一次彩排，头天晚上，七伯还在西花厅办公室的灯下逐字逐句修订朗诵词。

1964 年 10 月 2 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演，在军作为电视导演，在北京电视台同时进行了直播。《东方红》的壮观与盛大的演出， 在全国引起了少见的轰动。10 月 16 日，就在我国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同一天， 毛泽东观看《东方红》。这天的演出同样十分成功，所有演职员都表现得非常好。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还接见了 300 多名演职人员。我想，这应该是七伯十分喜悦和欣慰的一天。

遗憾的是，《东方红》的成功演出，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文艺界的处境。原来的计划中《东方红》的艺术创作和电影拍摄是有第二部的，准备专门写建国以后的成就。但是，它最终胎死腹中。也不可能有下文了。“文革”即将来临，所有的人都将面对一场长达十年的狂风暴雨。

“他既是国家领导人，更是知心朋友”

七伯对文艺界的关心，说到底是对人的关心、对国家民族的关心。

七伯多次向在军询问文艺界朋友的情况，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要帮助解决。我在一旁听到的就有：赵丹和他的女儿赵青、王昆、郭兰英、新凤霞、邓玉华、陆迪伦（海政文工团团员，苏振华夫人）等等。“十年浩劫”中，伯伯尽他所能，解脱了文艺界许多人遭受的苦难，周巍峙、王昆就是其中的两位。王昆说：“‘文革’中我们之所以没有失去对革命的希望，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总理，他使我们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她和周巍峙还说：“我俩经常在同一个晚上梦见周总理，在梦里，就像巴金老师重病时所说的， 总理就像站在我们面前一样。”

由于协助在军拍摄电视剧《百年恩来》，我有幸结识了文艺界的多位大师和知名人士：巴金、曹禺、臧克家、吴祖光、袁雪芬、张瑞芳、孙道临、秦怡、田华、于蓝、关山月、沈鹏、欧阳中石等等。他们都有发自内心的共同评价：“周总理不仅是一位伟人、我们敬重的国家领导人，更是我们的知己和朋友。”曹禺先生在临终前逐字逐句给我俩讲的心里话尤为动情：“总理很爱文艺界，文艺界也爱我们的总理，我们大家都爱他。”

电视艺术家秦怡含着热泪叙述的她的亲身经历：

1941 年在重庆，十八岁的秦怡刚出生的女儿菲菲瘦弱呕吐，七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并帮助了她。十三年后的东南亚电影节上，七伯遇到秦怡，关心地问她：“你的小菲菲身体怎么样：胃好不好，还吐吗？”秦怡说：“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不住地流。女儿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可总理还清楚地记着，连菲菲的名字也记得。”

秦怡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苦难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朋友、对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秦怡的这句话表达了我国文艺界同时也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恩来伯伯永远的敬仰与思念之情。

“于无声处听惊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得突然，势头猛烈，顷刻间全国风云突变， 人们茫然失措，我自己也不例外。

1966年 8 月 17 日，总政通知我参加一个临时召开的重要会议，部署驻军单位参加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会议领导强调：“明天的大会很重要，毛主席要出席。”我们按规定到了会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样：这是一次很少召开的百万人规模的大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穿上了军装。会议进行中间，毛主席还被红卫兵戴上袖章。刘少奇主席没有像往常一样站在毛主席身边，而是位于一侧边缘。取代他的位置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却是林彪。

过后不久，街头开始出现“打倒刘邓陶！”“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语、口号，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各个单位和街头巷尾，老干部被揪斗、学校的武斗之风开始兴起。军队也不是世外桃源，“文革”烈火烧进了总后大院，我这个科长也被扣上“小当权派”“知情人”的帽子，被逼揭发交代“问题”。平时来往密切的同事，有的急忙同我划清界限。

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靠边站”的我被贬职担任一个临时任务：担任“红卫兵总后接待站”教导员，接待和管理来京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

伯伯为接待千万红卫兵呕心沥血

1966 年“8·18”大会上，毛主席欣然接受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又走下城楼看望现场的红卫兵。此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便纷纷要求来北京见毛主席。这件事正合了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央文革”的心意，他们干脆提出，院校一律停课，全国学生“大串联”“闹革命”，来北京见毛主席的，吃、穿、行费用全免。这可不是件小事，可以想见要耗费多么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更有大量繁重的组织保障工作。对此，林彪、江青一伙概不过问，所有难题都压在了七伯的肩上。

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总共 1200 万人。全国交通生产系统本身正在“闹革命”、许多单位已濒于瘫痪的情况下，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原本已经穷于应付“文革”运动和生产中数不清难题的伯伯，增添了更沉重的担子。事无巨细，都要他来处理。

在毛主席第三次接见 100 万红卫兵时，北京各单位已普遍叫苦，伯伯不得不亲自表态：由中南海负责接待 1 万红卫兵，所需接待人员从邢台部队抽调。

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越来越多，不得不研究改成乘车检阅的方式，一次需要动用 6000 辆卡车，伯伯不得不下命令从邻近各军区调用。为了防止意外，他对行进的路线和方式做了周密规划，亲自指挥预演。每次接见，要在车上站五六个小时，毛主席已感到吃力。伯伯不但要陪同乘车检阅，前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由我带领的红卫兵，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的一批。1966 年 11 月下旬，上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有250 万人，加在一起将近 400 万人。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绝大多数红卫兵穿着单衣，为了给他们解决御寒的被服，北京的库存物资全部调出来仍不够。七伯不得不调拨所需军用物资。由于七伯的崇高威信和高超的指挥艺术，遇到的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江青一伙从中找不出一丝碴儿。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已经严重影响国家的正常经济生活，毛主席他老人家开了口：还是原地闹革命好！在这个背景下，毛主席同意周总理提议，安排最后一次对 250 万红卫兵的第八次接见。

我名义上是“教导员”，实际上负责接待2000 名红卫兵。他们多数是大学生，也有只有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安排好他们的住宿就餐、编组训练、思想动员以及受阅的各项准备工作，难度不小。他们听前几批被接见的红卫兵说，由于人数太多， 在如潮水般汹涌的人群里，不少人并没有看到毛主席的真容。我只能说，按照上级部署和以往经验，最重要的是按照划定的位置就地坐好，当毛主席车队过来时，千万千万不能站起来，否则将互相遮挡。毛主席最后的这次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

1966 年 11 月 26 日凌晨三时，我带领 2000 人的队伍，徒步行军赶赴西郊机场。沿途挤满了红卫兵队伍，经过短暂的训练，我们这支队伍个个精神饱满，井然有序，一路高唱革命歌曲，提前到达指定位置，按照指令坐得整整齐齐。

五六个小时后，远处传来《东方红》的乐曲声，人流开始沸腾、涌动，“毛主席的车过来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这时身旁其他单位的队伍不顾要求和规定，一群又一群地站了起来，高呼口号，簇拥向前。我带的这列队伍很听话，开始端坐不动，终于按捺不住，逐个站了起来，但后边的人被前面挡住，什么也看不见，而毛主席的车队行驶速度较快， 不到一两分钟就从面前驶过。这样，我们这个行列中有将近半数红卫兵没能目睹毛主席的风采。身后女孩子失望痛哭的声音，已经压过热情的欢呼声。

在回总后的路上，不少人懊丧悔恨，责骂身旁的红卫兵队伍不守纪律。我很内疚，安慰大家，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就是天大的喜事，他们都年轻，今后还会有机会见毛主席。这些红卫兵热爱祖国，热爱党，对革命领袖的爱戴和忠诚发自内心，但是当年受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左”的思想影响。对青年的正确引导，确实是关系祖国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

保密室里的一场“战斗”

1967 年 1 月，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声势浩大地来到北京 “造反”。第二军医大学是总后勤部下属单位。“红纵”的第一个目标是砸开总后政治部保密室，声称里面藏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师生的“黑材料”。

这时，总后机关的“造反”也搞得热火朝天。我们政治部领导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掌权的造反派同院校造反派声息相通，但在是否砸开保密室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无条件地支持和配合院校造反派的行动；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不可以泄露国家和军事机密，不同意砸保密室。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把我这个“半打倒”“靠边站”的秘书科长推出来，同院校造反派打交道，后果都由我负责。“红色造反纵队”的人挤满了总后政治部的办公室和走廊，保密室的门也被堵得死死的。我负责所谓的“谈判”，其实是变相的批斗，我被“勒令”立刻交出钥匙、打开保密室大门和所有保险柜。数百人举臂高呼：“谁要胆敢阻挡革命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造反派自认为在强大的声势和压力下，一举就可以达成目的。我想除非自己被打死，绝不会交出这块阵地。

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凌晨一两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纵队”负责人要把“总后的头头”揪来，让他们下命令。这时，临时主持工作的总后政治委员张池明和第一副部长张令彬就被带到现场。他们都是功勋卓著的老红军、开国将领，当然不会听从造反派随意摆布，但也不能同造反派硬顶， 一旦发生正面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我想出了个应急的主意，随即建议：“砸保密室和保险柜是严重违反军纪的大事，不但我们不能办，张政委和张副部长也无权下命令。最近中央决定成立了‘全军文革’，这样重大的问题何不向 ‘全军文革’请示？”

“全军文革”是 1 月刚成立的。当时“中央文革”炙手可热，他们的发号施令在某种程度上比国务院、中央军委还要管用。新成立的“全军文革” 由军委徐向前副主席任组长，江青任顾问。有“中央文革”的大背景，对“红纵”还是有一定威慑作用的。池明、令彬同志当即表示：这是个好办法。“红纵”的负责人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我找来保密电话，请池明政委向徐副主席秘书说明情况，事关紧急，我们等着回话。等到早上六点，电话铃声响了，徐副主席请张政委接电话。”徐帅对池明政委说：“保密室和保险柜储存的都是国家和军队机密，绝对不能动。二医大‘红纵’不是要查‘黑材料’吗？让你们秘书科派人把保密柜里的文件逐一拿出在原地打开，‘红纵’可以指定人从保密室门外通过玻璃窗从远处观看。中央、国务院、军委的文件都是红头文件，从远处也能看明白。其他文件，凡是页面有明显标题的可以排除是‘黑材料’。如果还有他们不放心的材料，可由秘书科、保密室负责人与‘红纵’负责人共同查对，确属‘黑材料’可交给他们或就地销毁。”

这样，总算按照徐副主席的指示，双方取得了共识。

不愧是足智多谋的徐副主席，在万难中帮助我们解了围。我按照他的指示，让秘书和保密员找来两张办公桌，放在保密室门口，摆上椅子， 请“红纵”负责人亲自“登台”查看。我们的保密员也按照规定办理。好几个柜子的文件，逐一查看下来已是上午八九点钟了。原本就没有什么“黑材料”，辛苦了十多个小时，“小将们”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只能悻悻撤退。

（编辑  季节）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研究隋唐制度渊源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他举南北朝时期北魏文字训诂学家江式的例子，“其家自西晋以来避乱凉州，文字之学，历世相传不坠诸事实，足知当日学术中心在家庭而不在学校”；不独江氏一族，许多秦凉学者的“家世之学亦无不与江氏相同”，因此，“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

陈先生的这个“文化高于种族”的观点，虽为一家之言，但并不孤单。另一位国学大师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引用了许多例子，说明华夏与夷狄的分别不在种族而在文化。[2]

王朝更替与支撑国运的文化内核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认为，亡天下意味着以仁义礼智信这些元素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断裂。而历史上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为什么很快又兴盛起来呢？王朝兴替之时，很多东西都没有变，不要说制度上“汉承秦制”，甚至相当部分的官员都是前朝的，所谓“官仍其职，民复其业”[3]。这主要是国运没有衰竭，而支撑国运的核心要素是中国文化，是人力资本所蕴含着的文化这个“遗传基因”的作用。一个王朝快要衰落了，人们说它“气数已尽”，指的是一个王朝、一家一姓的政权更迭，而不是中国在一个疆域上、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特别是文化上的灭亡。我们平时所说的“国运昌盛”，指的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梁启超说：“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说中国的国运不是以王朝的更迭为标志，而是以文化的兴衰为指归。

纵观中华数千年的历史，王朝的更迭，是“气”，是“法统”；文化的兴衰，是“运”，是“道统”。“法统”与“道统”的分离，就是“气”与“运”也即王朝与文化的背离。一个王朝的“法统”，几百年之后也会灰飞烟灭，它是偶然性与特殊性；一种文化的“道统”，则可以延绵几千年而不中断，它是必然性与普遍性。“道统”即文化始终对“法统”即王朝保持着一种张力，一旦这种张力被打破，王朝的覆灭便不可避免，文化也面临着衰微的危险；“法统”即王朝只有吸收了“道统”即文化，才能持续地保持两者之间的张力平衡，王朝便处于兴盛状态，文化也会随之而兴盛起来。文化与国运，便在这种张力的平衡中一直持续下去。

从历史的实践中获取治国理政的文化基因

纵观人类文明史，其实只有一柄无形之剑：文化。人们常说的四大文明古国，其中的三个已经不复存在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文化。诞生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为人类带来汉穆拉比法典、楔形文字和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文明史延续2000多年；诞生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为人类带来象形文字、金字塔、几何学和历法，为古希腊罗马文明打下了基础，文明史延续2500多年；诞生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为人类发明了数字符号，只是由于被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才称为阿拉伯数字，文明史延续1500多年。这三大古文明都已灭绝。中国文明于公元前2800年前后发源于黄河流域，一直流传到今天。

文化的载体是语言与文字，文化的内容是思想与实践，文化的运用是治国与理政。这三者环环相扣，构成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文化的“遗传基因”。中国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实践活动。我们需要从这些思想和实践经验当中总结王朝更迭的成败得失，最后的理论成果将成为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文化“基因”，这也是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中断的根本原因。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民族的血脉没有变，流淌在血脉中的智慧没有丢。

把人文世界拉回到自然世界，本质是一种文化达尔文主义。[4] 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两项基本原则：变异和选择。有机体的变异，源于基因的随意组合；能更好适应环境的变种，则获得较大的繁殖成功，适应力较差的就要付出代价甚至灭绝。在人类社会中，制度的变迁不像生物基因那样随机，其被选择的特征借文化而获得传递。[5] 传统思想文化根植于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古代思想文化对今人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这就类似于生物体的遗传基因的功能。

比如，在治国理政这个范畴内，中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用，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治国理政的理念已经经过千百年来实践的严格检验。今天的问题，恰恰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经过历史检验的理念一以贯之地付诸实践，在运用方法上习惯性地照搬，或者偏执化地丢弃。制度变迁存在着与生物进化一样的竞争问题，通过竞争可以对制度的选择产生压力，对制度的革新、借鉴和改革具有内在的驱动性。

文化成为国运“基因”的必然性

有学者认为，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天下观无法包括边疆或边远地区。其实，从大历史观考察中国的发展脉络，未必是这样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逐步形成“天下一家”的观念，无分远近，也无分华夷。文化，可以通过武力强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其文化吸引力让人自愿皈依，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怀柔政策。不论哪种方式，最终还是要统一在中国文化的范畴之中，这就是中国人的天下观的核心思想，也是文化中国比疆域中国更具有生命力的体现。文化高于种族和疆域，文化更超越时间和空间。

当然，从大的历史发展的镜像来看，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比如，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分配公平，更需要“抱团取暖”，需要发展生产，解决生存的问题。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财富积累不公平了，劳动力不够了，就出现了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商品交换，仅有奴隶是不够的，于是自由民增多了，人道主义有了萌芽，就向封建社会过渡。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商品流通与交换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多，封建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架构，资本就是血淋淋地追求最大利润，严重缺乏人道主义与人类的终极关怀，因此，这种社会制度发展是有阶段性的，绝不会像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说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结”。这些社会组织形态，都是文化的内容。我们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看待历史，必须是在一个具有历史坐标的长时间内观察历史事实，否则，就会放过了核心问题而只是抓住了一些皮毛。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在其终结的末期，并不是由于国运即文化的衰败，而是由于政治领导力的下降。政治领导力主要表现在政策的贯彻力、局势的掌控力和民意的引导力。每一个王朝的末期都会出现中央政府（朝廷）的权威性大大下降，对地方政府（诸侯）失去了控制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民意汹涌、人心思变，也就是人民与政府的离心离德。

历史的必然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文化“基因”的遗传；历史的偶然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文化“基因”的变异。有遗传，就必然有变异；有必然性，当然就有偶然性。一个个的偶然性连成线，就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比如，美国新冠病毒疫情高发，搞得全国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美国黑人弗洛伊德就因20美元的疑似假币而被一个美国白人警察折磨死了，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反过来使疫情雪上加霜。这个事件带有偶然性，但从美国社会历史和制度来说，强烈的种族歧视与严重的分配不公又使其具有必然性。文化成为国运的“基因”，便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组合而成的必然性。变化，只有在“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地“化”；没有“变”，就没有“化”；只有“化”，才会产生久远的影响力，才会发生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变”。这也正是文化的本意，所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文化自有其本身运行的惯性，政治周期自然会产生好的当权者和差的当权者。不管是好的还是差的，如果认为当权者可以主导文化和国运的流向，那都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尤其是权力的力量。文化与国运，都是思想的载体，只有思想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才是推动文化运行的内生性力量。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它是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是充满尊严的顽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巨型炼钢炉，即使有多少不肖子孙，即使出现过多少叛臣国贼，它的炉火永远烧得通红，外质一旦进入，其中的杂质就会变成一缕青烟消失，而其中的铁质就会锻造成为精钢，去伪存真，其内核便是独特的中国文化。

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更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历史与文化的传承者。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知道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这个过程不是“文化回归”，不是“复古”，而是潜意识里涌动着的文化自觉的情怀。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与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起一个有共识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文化氛围。对待历史，正确的方法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就犹如对待一个核桃，砸开外壳的过程就是去其糟粕，食用里面的果核就是取其精华。除去糟粕的过程就是吸取精华，而吸取精华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除去糟粕。对于精华和糟粕的判断与取舍，这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旧总是孕育着新，而新总是脱胎于旧。在传承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庸俗进化的观点，也就是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事实上，我们至今在一些方面仍没有超越中国古代一些贤哲的思想和认识水平，甚至还有所倒退。一种制度或一种文化即使是合理的，也并非意味着是一种必然；它们在今天“只能如此”，更不意味着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历史从来不会终结，只能不间断地在时空环境中演化，只不过这种演化的流向不会是笔直的，有时甚至会出现较大的回流。 “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6]。

文化自信，来源于历史丛林的足迹；国运昌盛，表现为现实世界的生机。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有诗云：“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这首诗作为一把“钥匙”，可以打开许多人的“心锁”。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结尾的那段话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告诫后人，如不以历史为鉴，还会重蹈覆辙：“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的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治国没有偏方，理政也没有秘方。每一个历史结点上发生的事情，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那是一幅静态的画。我们需要从近处听到历史潮流的涌动声音，有时候甚至还要观看滔天的巨浪。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从实践维度来看平常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根据问题导向来研究如何加以解决，而不能永远都是“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的静态景观。这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所携带着的文化基因对当代最为重大的价值。

（编辑  杨利红）

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尽管《试论》被批判，但顾准是认真考虑批评意见，并且下功夫深入研读马列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述。主要心得：

1.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工资的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主张，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关系。但为处理生产中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即“企业资产”—笔者注），就无法消灭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必须是迅速“成长”的扩大再生产，这就必须把生产过程视为价值增殖过程，也必须采取工资劳动、实行经济核算。所以，这种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国家资本主义”。

2.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国家的职能

马克思对未来公有制形式的设想有两种倾向，一是“公社制”，二是股份公司过渡到共产主义。但他没有对此深入考察，也没有见到任何关于全民所有制的讨论。他的出发点是劳动者对其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资料的外化、疏远化和异化的消除，工资劳动-雇佣劳动的消除。况且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生长在社会身上的赘疣。（《第一国际宣言》）

马克思强调有计划的调节，他设想由“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新社会的经济，必定不（应该）是仅靠官僚机构作计划调节的经济。

但现实中，依靠世界市场的大工业、联系全国和全世界的交通，以及地方性中小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等性质迥然不同的生产并存，必然要求全社会的组织协调。铁路工厂要交给全社会，然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的“社会”，不能不是国家，必定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

列宁主张消灭国家官僚机构，只留下社会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指导。但对物的管理，恰巧就是国家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以上摘自《顾准文存（笔记）》）

（二）对 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评价

1、南斯拉夫：早熟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铁托-卡德尔实行的公社制，整个搬用了《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遗教，结果是不伦不类。铁托的办法是公社-生产；国家-统治国家（国防、外交等）。

要建设，短时期的宗教热情不可免。[1]缺乏宗教热情，接受外援，太早的自由民主而实际上又不敢自由民主，结果形成放荡，在经济基础上未能免此。

但南斯拉夫是勇敢的。无论如何，存在这个因素，总是推动着历史前进，最终彻底改造苏联官僚化体制也不可免。社会主义者无一个高度发展的民主机构，怎能胜过资本主义而令人向往？（《顾准日记》1960）

2、苏联：经济有发展，但依然是备战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是笨拙的、悉索献赋以供军备的发展。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积重难返，这本质上是一种浪费与窒息的制度，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利润原则”可以刺激消费品的增产，然而在中央集权、资源集中分配、军事工业优先的条件下，价格机制无法用于分配资源，利润也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深入动员资源，是由犯法分子和投机家做的，他们起了我们要求地方所起的那种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合法、范围狭隘，而且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顾准日记》1971）

（三）经济所时期的思考和写作（1962-64）

这一时期，顾准除社会主义会计学研究之外，还参加了当时所内外若干学术讨论，其发言记录或初稿，因政治运动，未能发表。

1、《和余霖同志商榷价格政策中的几个问题》（1964）

（1）价格水平的稳定，是平衡发展国民经济的结果，价格政策从属于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

（2）计划经济可以排除自由竞争，但不能排除价格中的需求因素。即使正确算出了价值（平均劳动消耗），倘若供应不足的产品生产并不增加，价格还是无法符合于价值。价格必须同时是社会承认的价格。有了消费者选择，价值和价格的经常背离不可免，这对生产的调节是有效的指示器。这样，价格才能不仅用以解决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同时也能用以解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

（3）关于“定价原则”，主张采用资金利润率标准，并具体化为资金税制度。好处是有助于经济核算水平的提高、简化税制。

2、《粮价问题初探》

即合理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理顺工农两大部门的关系。顾准对此课题很关心，数易其稿，监督劳动中也念念不忘（惜终未定稿）。

作者认为当时（20世纪60年代）粮食购销价格偏低，不利于农业增产，不利于缩小工农劳动者报酬的差距。具体主张：

（1）提高粮价，相应提高低工资职工的工资，高工资职工的工资则不予调整，借以缩小高低工资差距。

（2）针对“降低工业品价格，粮价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动”意见，作者认为这无助于缩小工农业收入和职工之间收入差距，实施难度大，且不利于工业增产。

（3）提高粮价有助于促进计划生育。

（4）实施前要有财力准备，过渡期略降投资规模，其后工农业可以平衡并加快速度。

3、会计学研究

顾准经过调研，就20世纪60年代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提出以下意见：

（1）现行会计制度，照搬苏联办法，以国家财政系统监督控制企业的流动资金运用为中心，限制了企业会计发挥其应有的企业经济核算中心的作用。企业财务应该是“经营基金循环”的计算体系、成本利润计算体系。

（2）国有大型企业内经济计算分归计划、统计、财会三处负责，无法集中反映经济信息与核算。应按照《工业 70条》精神，精简机构，发挥总会计师作用，使企业内的经济管理与财务核算一元化。要减少繁琐监督，让企业自己严格权衡各种措施的经济效果，经过总会计师制度的贯彻，大大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制。

本着上述意见， 1964年春顾准写成《社会主义会计中几个理论问题》。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会计原理》书稿，是为协助当时大学会计学教材改革和会计学制改革，因运动未完稿。1984年知识出版社出版。

4、参与孙冶方《关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讨论，提出“不仅把企业的折旧基金全部用于新建企业是不合适的，限制老企业的设备改良也是不合适的”；主张减少繁琐的监督，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制度。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

（四）“文革”期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构想和展望

1、除非经济发展的速度，足以吸收城市及龄劳动人口后，从农村中吸收愈来愈多的劳动人员，农村的贫困化是不可免的。根本的办法是节省每一文钱建设工业和交通，扩大就业。只有在获得一个有利的起步点后，国内市场的形成、农村劳动力向工业交通的转移、农村所需机械装备的增多、农业增产这一系列因素才能相互促进，从而促进全部工农业生产。

2、20世纪中后期，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新技术。新技术减低产品成本和设备投资的价值，使工资水平较低、同时已越过“起飞阶段”的国家，能够迅速追上先进国家。

3、30年代后，先进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农业成本。可以推论，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亚洲国家的前途，只能是工业化——日本是范例。

未越过起飞阶段的国家，无力参与这样的竞争，因为当代的根本问题已经是技术。

国家太小的，参与这个竞争对世界经济所起的作用太小。唯一有资格这样做的是中国。（《顾准笔记》1968.1.22）

4、中国经历了戊戌-五四-20世纪30年代，完成了人力资本的过渡工作，为50年代的大学、科研设计院所和现代化工厂做了准备。虽然水平还不高，已经能够搞出原子弹和若干国际水平的发明了。问题是很好地运用他们的力量，不要糟蹋他们了。这样的劳动力的供应弹性是无限的。

5、30年内，如果经济顺利发展，工业经济的劳动力将达 3亿-4亿人，即城市人口将达 8亿-10亿人。耕地与人口的比例，精耕水平将达到或超过今天的日本、西德和荷兰，然而粮食原料仍将有相当大的部分取决于进口。

这样，不仅国内粮价，世界粮价也将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促进世界南方地区精耕农业的发展及矿产原料的开发。这时候，世界将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顾准日记》1970.9.22）

中国的工业产品不仅将占领一切不发达国家，还将直接涌进不论多高的关税壁垒的美国。库图佐夫曾说，让他们（拿破仑大军）吃马肉。我们应该说，让 Detroit变成Manchester。（《顾准笔记》）

资产阶级学者悲叹中国资源贫乏、人民贫困；至60年代，言我国经济发展前途者，主导思想是广泛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自给的国防工业体系，一半人口在农业、农产品自给的工农业大国。这其实不能摆脱农村贫困和农村人口增殖率无法抑制的困境。

人口与农业资源的平衡，在我国是可以达到的，但必定要通过一个发展工业，仰给外国，然后以先进的科学和机械装备农业的过程。亚非拉后进国家要打破新殖民主义的限制作用，真正做到经济独立，都要通过这个过程才能达到。（《顾准日记》1970.9.22）

（五）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西现代化比较

1、马克思并不企图作出原始公社、奴隶、封建的三分法的铁硬框框。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一个公式套得下去的。

2、欧洲近代城市及“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是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和法权传统的产物。

资本主义，作为产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够生长出来。

近代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多种历史因素凑合的产物：航海商业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强大的武装；商业本位的基本国策；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激起的崇尚节俭的清教徒意识，以及取消国家外贸垄断后私人企业的兴起。多种因素的综合与发酵，导致了产业革命的勃兴。

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新型文明和先进生产方式首先在一国发生和兴起，然后传布于世界。

3、中国历史上没有条件产生出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这是中西文明传统的极大区别之一。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历史根源。

家族主义是农业社会的固有的意识形态。家族主义扩大起来变成诸侯的社稷，征伐兼并，必然走向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它窒息创造，所以不适合 17-19世纪世界的突飞猛进。唯其存在久，功绩大，所以丢掉也慢。

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播、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只有肃清专制主义传统，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顾准笔记》）

4、先进国家发展提高工资水平，后进国家的低工资水平使它们竞争能力强，积累率高。20世纪70年代后德日迅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是美加澳型——广阔无垠的土地，家庭农场的大农经营，造成高工资的底子，促使工业的高度机械化，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一系列变化。

5、20世纪后，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 5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

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鼓励事业精神和牟利动机，同时也带来残酷剥削、和穷奢极欲的强烈对比。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顾准文稿》、《顾准笔记》）

一些题外的话

（一）笔者青年时在内蒙古务农做工，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之后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工作。少年时不谙世事，成年后才深感先父之人格和治学精神的可贵，理解他学术思想的价值。

先父青年时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人民革命运动，他为此而自豪。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个人屡遭不平直至被打入“另册”，但内在精神与人格傲然挺立，命运的坎坷不能消磨追求真理的信念。他以天下为己任，读书思考不停，笔耕不辍，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笔者当年亲历家庭悲剧，多年来时时自省，内心不能安宁。往事已逝，此生唯有承继先父精神人格，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诚实做人，认真做事，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二）独立思考，细致严谨，穷究根底，不迷信任何权威，敢于坚持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陈云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付诸实行，谈何容易！

先父对马克思是非常尊敬的，但他并不迷信，不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顾准笔记》中有大量篇幅是对《马恩全集》的评注。一切现成的权威理论，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经受“经验”的评判，一切理论性的判断，只能通过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深入探索而得到，而不能照抄经典教条。这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

（三）顾准的著述写于20世纪50-70年代，那时他的学术思想是超前的。时代在前进，当年他很多思想成果，今天已成为社会共识，或被后来者超越。今天的人们，积累了足够多的实践经验，面临着全新的时代问题，众说纷纭。顾准的思想，自然要接受今天人们的评判和批评。

顾准学术思想的形成，不可能脱离当时所处环境和当时的时代问题。他在对中西方历史、哲学、政制的比较研究中，更欣赏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源头的欧洲文化与政制传统，对中国文化与政制传统，则多持较为负面的评价。他主张人类文明应该相互借鉴渗透，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他主张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一元论和惟理主义。讨论具体领域问题，则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平等这个概念，无非来自人们……生活的相对困苦所引起的一种不平的冲动。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每一时期都能形成一种把诸多冲动约束起来的某一秩序（相应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当反抗所提出的要求，如经济基础的变化所能够接受的时候，这就是革命。没有反抗，就没有进步。”（《顾准文集，逻辑与神学》）

顾准认为，人类历史总的基调是进化，革命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百年来世界历史，社会主义的、大革命的模式（1789-1870-1917），和资本主义式的渐进变革，两大潮流实际上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般强大的冲击力量。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向它的反面转化。”《顾准文集，民主与终极目的》

有学者认为，顾准的思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继续，这个评价不无道理。他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多元主义-自由主义，但绝非拜倒在自由主义脚下。对待历史，同样要实事求是，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大主义都要不得。

（四）必须指出：顾准的笔记、日记中的议论，是当时环境下个人思考的记录，这些意见是否都可以看作成熟的学术观点，需要仔细加以区别。兄弟间的通信文字中，有时不免流露情绪的波动，对此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是有必要的。

（五）立场和道路问题是根本问题

顾准在青年时代义无反顾参加革命，是出于救国救民的自觉。尽管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蒙受冤屈，但他为国家谋独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

1959年，在河南信阳水库工地，顾准目睹政策的错误和基层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造成农村普遍饥饿和灾难性后果，激起他的极大愤慨，以至多年后，在审查监管中写的“交代”中，还压不住激愤的情绪。

他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中，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历史给予积极评价，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主张资本主义。他在该文结尾处提出如下问题：

“资本主义把社会积累‘委托’给资本家。这种积累，资本家有权无限制地加以动用，即使他‘忍欲’了，这份积累还可以变成坐收利息不劳而获的特权。

“现在世界上一切新兴国家的现代化，都面临这么一个大问题。新兴国家怎样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六）当今有些人，习惯性地把“全盘私有化、非计划化”，当作心目中的“改革目标”和“市场化”的指标。

21世纪初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路径、目标的争论，时起时伏。常有人提问，“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顾准，对今天的争论会说些什么？

笔者重申：第一，顾准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实行指导性计划之下的市场竞争。称他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更为恰当。第二，顾准的思想已定格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不宜过度引申。

笔者曾经向媒体人表示：顾准思想的实质，一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致力于国家富强；二是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

顾准在主张“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驱动市场竞争的是“恶”（利己主义）的力量。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对市场经济原动力的利己主义，是放纵还是节制规范？

“利己主义必不能放纵，利己主义先天地并不和 Public Good相一致，利己主义必须用法律制动限制到使它只能向有益于 Public Good的方向起作用，犹如利己主义必不能全部否定一样。反过来，私有财产的废止，尽有既不利于 Self-interest，又不利于 Public Good的。若认为私有财产的废止只要彻底了，Public Good就到了最高境界了，都是错误的。”（《顾准笔记》第 280页）

据我对先父性格的了解，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对损害群众利益的坏事疾恶如仇。改革过程中曾一度泛滥监守自盗式MBO、损害国家主权向外资贱卖骨干国企的逆流，以及“吐痰论”之类无耻说辞。我相信，顾准对这种假“改革”之名危害社会根基的逆流，绝不会赞同。

一个曾经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的革命者，不可能跟那些不择手段推动私有化的蠹虫们为伍的。

（七）顾准是始终如一的爱国主义者。他热切希望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迅速增强国力，以独立自主的大国身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6年前，先父仅仅因为在中苏联合考察中维护本国权益，而被整肃。他最看不起的是对洋人卑躬屈膝、处处仰赖外人的软骨头。改革开放后，不少国人一度盲目崇拜美国西方，把西方制度和理论奉为“真经”、“精神家园”。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顾准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和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是敏感的。1972年年底，他读到费正清《新中国和她同美国的关系》一文，立即写了一篇评论：

“此文中心思想是企图指出：(1)中国的历史和现在是内向的，(2)中国将长久地保持为一个农业国家，(3)现代化工业在中国建立不起来，(4)中国的知识分子驯服了。结论：内向的（应读作闭关自守的）、农业的（应读作落后的）的中国，不仅对美国无害，而且正好做美国棋盘上的卒子。

美国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和西欧日本的经济竞争的威胁。中国在防卫外敌方面是有效的，这对于美国牵制苏联是有利的。而内向的、农业的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西欧日本以外另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迅速现代化，不做美国棋盘上的棋子！”[2]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的附庸。”[3]

1970-1971年还是“万马齐喑”的年代，顾准就在不断思考和展望中国未来工业化道路和经济科技发展的光辉前景，他对未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充满了期望和信心。

这个期望和信心绝非凭空想象，因为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中华民族崛起的必然性。他当时预言：

“后代的历史家将要发现，中国积一百年的斗争，打败日本站起来以后，天命中国（将）要崛起于世界。”

“1958-1964年中苏间的戏剧性事变，是中国从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进入积极有为的角色的地位。这是中国必定要走的路。（走上这条路的过程，伴随了毫不必要的浪漫主义发作，作了完全无谓的牺牲！）”（《顾准日记》）

“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顾准文集》）

先父今天如果还在，应该欣慰地看到，他在半个世纪前的期望和预言，现在已经部分成为现实。

（编辑  季节）

与孙维世、金山一席谈

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曾是朱德同志的结拜兄弟。恩来伯伯在欧洲建党初期，在德国同时发展他俩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孙炳文，被国民党反动派用腰斩酷刑杀害。维世和哥哥孙泱在母亲任锐抚养下长大，妹妹新世由姨父、姨母带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七伯、七妈认她为养女，孙泱被朱德同志认为养子，一同带到延安。

许多人以为恩来伯伯和颖超伯母有许多养子、养女，实际情况是，他俩确实关心、照顾了许多战友和先烈的后代，但正式认为养女的，也就是维世大姐。

维世大姐长得清秀、美丽，为人直率开朗、热情大方，在亲切稳重中略显清高。当时我们就听说林彪在莫斯科时追求过维世，但她不屑一顾，断然拒绝，说明她性格中高傲直率的一面。

维世十六岁那年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随后去了延安。七伯、七妈对她关心爱护备至，要求也很严格。送去苏联学习的人里本来没有她，还是伯伯坠马骨折赴莫斯科治疗时，她到机场送行，看到来了架大飞机还有空位，临时要求七伯、七妈带她一起走。七伯说，这事他可决定不了，得请示毛主席。她找了匹马，一路跑回窑洞找毛主席求情，主席答应了，当场批了个条子：“同意孙维世同志出国”，接着他又自问自答：“出国做什么呢？”于是又添上两个字：“学习”，成了“同意孙维世同志出国学习”。她骑马赶回机场，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启动了，差一点没有走成，她是穿着草鞋跳上飞机的。她在苏联先上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后来又到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导演专业。

我和在军让金山谈谈他是怎样把维世追到的。金山说，维世在导演话剧《保尔·柯察金》时，挑选他当男主角。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规范地运用苏联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编排的话剧。他起初认为，自己也算是闻名全国的大明星，担任这个角色游刃有余，想不到维世导演处处求全责备，话又都说在点子上，他想到的还没有说出来她就提到了，而且水平之高超乎他的想象。在排练过程中，双方不但在艺术上取得默契，相互间也产生了感情。他觉得维世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导演，维世认为他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演员。结果，《保尔·柯察金》这部戏取得圆满成功，同时也促成了他俩的恋爱和婚姻。

金山早在解放前就是闻名全国的“大明星”。小时候我看过他主演的电影《夜半歌声》，戏中的宋丹萍倾倒无数观众，影片中的歌曲《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也“醉”倒许许多多人，连小小的我也能跟着大人哼唱。抗战胜利后，由他导演、张瑞芳主演的影片《松花江上》，是一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推动进步思潮的佳作，获得广大观众好评。金山是193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在解放战争关键时刻的国共谈判中，他受党的委托，应李宗仁邀请担任国民党代表团的“顾问”。他性格率直坦荡，嬉笑怒骂，挥洒自如，天真得像个孩子。

维世姐听我回忆在上海“周公馆”初见七伯的经过后，深有感触地说：“爸爸、妈妈对我们烈士子女和对自己的侄儿侄女，在感情的天平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对烈士子女的照料，比对你们的照料更周到得多。在战争年代那样危险的环境中，他们把能够找到的烈士子女，大都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自己就是其中一个。有些烈士子女还是他们专门派人从敌占区找到的。他们对革命后代的爱，实在是一种光明磊落的爱。”维世和金山相爱甚深，在艺术事业上双方都几近巅峰、相得益彰，中间虽遇到一些变故，总算是历尽劫波恩爱如故，是艺术界一对难得的佳偶。

正是由于七伯、七妈对维世的深爱，她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江青嫉恨维世，因为维世清楚她20世纪30年代的丑恶历史，又曾在苏联为毛泽东担任翻译。叶群嫉恨维世，因为林彪曾苦苦追求维世，却遭到拒绝。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维世在“文革”中不可避免地陷入江青、叶群的魔掌。维世被非法逮捕关押后遭受了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老艺术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原院长吴雪哭着对我和在军说：“孙维世挨打的样子，现在还活生生地显现在我眼前。那个时候人家打她，打得她在地上滚……（吴老院长哽咽落泪，说不下去。）当时我们都是受迫害的，但她挨的整更厉害，被往死里打。人家知道她跟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关系，他们恨总理！”

维世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奠基人。她去世时才四十八岁，正是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黄金时期。在“四人帮”摧残下，这颗在戏剧艺坛上冉冉升起、熠熠生辉的明星就此陨落，令人万分痛惜！

金山同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老艺术家，他专长于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身怀巨大的激情和强烈的感染力。尤为难得的是，他始终对人生对艺术有一颗赤子之心。“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样受到江青一伙令人发指的迫害，被关押批斗多年，直到释放出狱才得知维世的死讯，他悲恸欲绝。尽管如此，他一片丹心未改，又全身心地投入刚刚复苏的文艺事业，此后又与维世妹妹新世相濡以沫，结为伉俪。中央相关部门让他牵头组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金山为此不止一次约在军商谈，希望同她一起做这件事。最后一次与在军通电话时，还谈了他的具体设想，约好在一两天内见面详谈，十分热心和迫切。不料就在通话后第二天晚间，他因脑出血紧急送医院抢救，最终不治。这位为党的文艺事业立下赫赫功勋的老同志，在即将再显身手的前夕不幸故去，我和在军深感哀痛和惋惜。

“苟利国家生死以”

1958年“大跃进”时，我在北京参加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与到会同志一起，去天津参观亩产“万斤稻”的水稻田。亲眼看到：七八岁的儿童能躺在密不透风的稻穗上，稻田周边架上电线，用发电机照明，鼓风机吹风，因为稻子长得过密，不得不用人工光照和通风。这明明是异想天开，那时却无人质疑。我也深信不疑。

在北京，我还参加了“土高炉”炼钢。1958年全国钢产量的指标定为1070万吨，比前一年翻了一番。在全国炼钢的大高潮中，《人民日报》每天头版用特号红色标题，标明前一天钢铁生产的进度。为了完成任务，接近年底的一两个月，家家把铁锅、铁勺都交出来，送进“土高炉”。195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大字标题：全年钢产量1108万吨，超额完成任务！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心中悬着的一大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这种违背常识的行为，当时不仅很少有反对意见，而且一片赞叹之声。在人为的狂热中，恩来伯伯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又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典范。这期间，在西花厅里偶尔听到我们谈论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七伯从来不插话、不表态。但我能够感觉，这一阵子他的心情不好，少见笑容。

三年困难期间，恩来伯伯为维护国计民生尽心竭力、鞠躬尽瘁的情况，我是多年后从总理当时的经济秘书顾明同志处，才得知一二。

1972年初，我奉命参加一个文件起草小组，与伯伯的原经济秘书顾明相处了半个月。顾明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伯伯身边工作多年，时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他同我谈起三年困难期间七伯的艰难遭遇。顾明说：

在1956年，研究当年经济预算时，总理不同意追加20个亿的基建预算，避免经济过热、物资紧张，被批为“反冒进”。当时，他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总理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履险负重，艰难前行，尽力减少“大跃进”造成的损失。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总理深入农村和工厂亲自进行调查。湖北提出，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武汉《长江日报》登照片，说亩产已达4万斤。天津杨柳青大队说亩产10万斤。总理亲自去看了，一句话都没说，他无话可说。调查后发现，这是把60亩地的稻子铺到一亩地上弄出的“高产卫星”。浮夸风加上自然灾害，造成全国性的粮食紧张。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理列举实例，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社会普遍不赞成大办公共食堂。终于得到中央批准，1961年夏收后解散了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

工业方面的情况同样骇人。为了完成炼钢指标，鞍钢提倡“思想解放”，烧掉许多规章制度。河南为了炼钢，把公鸡几乎杀光，用公鸡毛做风箱。大批树被砍掉，农村里连寿材都拿来炼钢。

河南省委书记说，炼出了500万吨钢，总理派我去调查。我和冶金部长一道去看：根本不行，当地农民根本不懂。土法炼钢，这是秦始皇时代的方法。回来汇报时，给总理带回一块根本无用的“海绵铁”，总理将它摆在办公桌上，一直到去世的时候还摆着。

对当时的浮夸风，你伯伯虽然不同意，但中央指示又得执行。所以他用自己的办法进行补救，每周开一次钢铁生产情况汇报会，自己也参加炼钢铁，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还调了一万多高中程度以上的学生包括大学生，到各地帮助分析铁矿。四川有几百万农民上山搞土高炉，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割。总理下了决心：“马上下山”。

吃饭问题是国计民生中头等重要大事，“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四川是农业大省，又是人口大省。几千万农民上山炼钢，把成熟的庄稼烂地里，自身又要消耗大量粮食，在已经出现全国性粮荒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多么荒唐。但是，在“全民炼钢”的高潮中，一举撤下炼钢第一线的几千万人，这个逆潮流而动的重大举措，对于已被扣上“右倾保守”帽子的伯伯而言，又需要多大的勇气，要承担何等的风险。恩来伯伯一心想的是以人民的利益为重，遑论其他！

当时七伯亲自抓全国的粮食调配，一个一个地方地过问。国家粮食部记录在案：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周总理找粮食部领导和有关部门谈话、研究多达115次，其中1960年51次，几乎每周一次。为确保全国各地的粮食供应，他亲自拟订了一个粮食调拨计划表，在保存下来的这个报表中，伯伯亲自修改的笔迹有994处，有用红蓝铅笔标注的，有批注、修订的，还有用算式一个一个小数点计算的。这是他为人民呕心沥血的历史记录。

七伯还自己下到矿井调查，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召开煤炭工业会议，这个会连续开了两天一夜，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比如河北省的煤都用来炼钢了，农村把桌椅板凳都烧掉，在七伯亲自过问下及时得到纠正。

七伯在重新获得经济建设的发言权后，进一步纠正“大跃进”的失误。1960年冬，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具体实施后，从根本上扭转了“大跃进”造成的浮夸风。我听传达说，为了克服困难，七伯和陈云同志还想了很多点子，比如拨两万吨橡胶制作鞋子，进口古巴糖制作高级糖果，进口伊拉克蜜枣敞开销售，改善供应，充实国库。从此，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走上正轨。

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的七伯，不禁使我想起林则徐写下的感人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自1958年中央南宁会议批了“反冒进”，特别是“大跃进”的浮夸风在全国兴起之后，“实事求是”的话谁都不敢提了。七伯在这个时候，给晚辈上了一堂应该怎样做人的政治课，道出了他在任何情况下坚守的原则底线。

七伯所言“凡事要实事求是！”短短一句话七个字，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坚持一辈子。

躬亲研究

1960年3月，首都北京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特大诈骗案，案犯伪造毛主席指示和周总理批示，从人民银行总行骗取了20万元巨款。幸运的是，此案立案后第十天即告破获。犯案人员是外贸部工作人员王倬，当即被捕法办。全国人民额手相庆、引为大快。但人们并不知道，此案是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才得以迅速破获的。我和在军是七伯着手调查此案的早期咨询对象，对有关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伯伯又一次“破例”

1960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成元功电话通知：七伯让我和在军即刻去见他。

我俩赶到西花厅后，七伯招呼我们在长条桌旁一起坐下。七伯说：“今天找你们来，有件事要问问情况。”什么重要的事，值得七伯紧急召见并亲自询问呢？我接过七伯递来的文件夹一看，原来是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几天前发生的一起重大诈骗案的通报和有关附件，我和在军在各自单位已经听过传达。

这是建国后发生的最大诈骗案。这年的3月18日，案犯冒充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拿着伪造的国务院请示件批文，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款。文件的大体内容是：主席办公室电告西藏活佛来京讲经，主席嘱咐拨款修建西藏寺庙，表明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周恩来”，下面注明几点具体要求。银行工作人员见后不敢怠慢，紧急筹措了20万元现钞，装了整整两麻袋，当晚在民族饭店交付一个自称“赵全一”的案犯。

七伯对这起诈骗的得逞极其震怒。当时处在经济困难的艰难时刻，全国人民正节衣缩食、勒紧裤带过日子，七伯对国家的每一笔重大开支都亲自过问，严格把关，为节约每一分钱、每一粒粮食操碎了心。这个丧心病狂的罪犯，竟然一次骗取20万元的国家财富。

同样令七伯生气的是，这笔巨款被骗得不明不白。银行工作人员没有通过任何正式手续，也没有经过主要领导批示，乖乖地按照案犯提出的要市场流通旧票、拾元券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当晚七点前务必送到等无理要求，辛苦忙碌了一整天，准时送到指定地点交给罪犯。七伯气愤地说：“这真是咄咄怪事，荒唐透顶！”

这起重大案件，过了六天才报到总理处。七伯当即指示公安部列为重大专案，限期侦破。

七伯着重问了我们两个问题：一是，公安部下达的案情通报和附件看到了没有？你们单位是怎样传达贯彻的？群众有什么反映？二是，案犯伪造我的批示和签名，你们看，像不像我的字？

对第一个问题，我俩回答，所在单位已经传达了北京市的通报和附件，发给总后的文件还是我经手办的。群众对这起案件反映非常强烈，一致认为，这个罪犯不但丧心病狂，罪大恶极，诈骗手段也极其恶劣，为解放以来所罕见，迫切期望政府尽快破案，绳之以法，缴回巨额款项，减少国家损失。也有人初步提供了一些线索。

第二个问题，七伯主要是问我。他拿起伪造的请示件和影印件，又重复问了我一次：“尔均，你看这个伪造的文件有什么特点，‘批示’像不像我的字？”

我思索了一会儿，回答七伯：“伪造的‘请示件’用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装进国务院的信封，内容也近似机关行文的特点，从这几点来看，有可能与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有关。至于伪造的您的批示，如果是我，一眼就能看穿，百分之百是假的，差得远呢！但是如果并不熟悉您的字，看后会想，既然是周总理的签名，还能有错？这就有可能认为是真的。”七伯听了点了点头说：“你说得不错，这哪里像我的字。有些人就是盲目迷信领导，只唯上不唯实，一看是周恩来的签名、批示就深信不疑，连最基本的请示报告程序也放到一边去了，这样大的一笔款项，完全应该按章办事、逐级报告、认真查对后才能办嘛！这件事，既暴露了我们制度上的漏洞，又暴露了思想上的问题。”

当时，我心中所想但没有说出的是：七伯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又秀美隽永、神韵饱满，正书端庄凝重，有如颜碑，行书行云流水，形似羲之。不仅功力深厚，而且他写字如同做人，极端严谨认真。听成元功说，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总共150个字，七伯整整写了40遍才定稿。至于国家财政拨款，他一般都委托主管财政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审批，必须经他手的，定是慎之又慎。七伯曾对外贸部部长李强说：“要学《十五贯》中的苏州知府况钟，下笔千斤重。”谁能想到，这个大蛀虫，恰恰出在外贸部。

事后查明，这个诈骗犯模仿总理笔迹，倒也下了一番功夫，临仿了一个多月，可是，书法家造诣寓天赋与勤奋于一体，并非仅靠时间所能模仿。书画匠毕竟不是书法家。案犯伪造的笔迹与七伯的书法相比，其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发动群众和专门工作相结合

在七伯亲自过问和具体领导下，十天内案件即告侦破。罪犯是外贸部出口局工作人员王倬，解放前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混入革命队伍。为实施这次诈骗活动，王倬将七伯手书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秘密模仿准备了两年，全是一个人独来独往，连妻子也不知情。结果，他的这次诈骗成为一场水中捞月，诈骗得来的巨款，自己一分钱还没来得及花，就被戴上了手铐。

七伯在指导侦破这起重大案件的过程中，显示了过人的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体会，有许多方面值得很好地学习：

首先，对重大事件他必定亲自过问，亲身调查研究，而且在选定调查对象方面，有其特定的考虑。七伯为什么找我和在军了解情况呢？想必是因为我在军委总部领导机关工作，在军在国家新闻媒体北京电视台工作，分别处在军队和地方接触及反馈信息的最前端，从我们这里能尽快地了解到案情通报下达后各单位贯彻落实的情况和群众的不同反映。同时，鉴于我长时间从事文秘工作，可以帮助他印证案犯伪造总理批示和签名的可信度。

其次，七伯高度重视专业部门的工作，亲自指定对侦破刑事案件有丰富经验的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接手此案。他根据七伯的指示，改变了起初侦查面铺得过宽，集中力量查找中央财务系统方面的线索，特别是能够接触国务院信封、请示件用纸和熟悉财务工作规律的有关人员。很快查明，案犯使用和仿照的信封和专用的公文用纸，都来自国家外贸部，这就大大缩小了排查范围，通过比对笔迹，罪犯很快露出水面。

再次，按照七伯的指示，在这次侦破案件过程中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打了一场“大清查”的人民战争。北京市在全市军民中逐个排查案发当天下午全市所有人的行踪，与旁证相结合，无一遗漏，并把有关信息、案犯伪造公文以影印件广泛下发各地，与广大群众直接见面。群众被充分动员起来，到处是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很短时间内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线索：外贸部对外局的人员反映，科员王倬近来情绪反常，频频请假；王倬家的邻居检举，他家的烟囱一直冒出浓烟、一股焦味，有销毁衣物嫌疑。王倬在回答当天行踪时慌了手脚，支吾其词，说了假话。把所有这些疑点集中起来，再通过比对笔迹，确认他就是诈骗案的罪犯。当公安干警破门而入，加以逮捕时，王倬正在手忙脚乱地销毁诈骗得来的人民币，仅烧掉8000多元，其余19万余元全部查获。

最后，七伯通过这起案件的发生总结经验教训，查找薄弱环节，完善政府工作中各项规章制度，堵塞一切漏洞。七伯在获悉案情后第四天就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讲话强调：“北京出了奇闻，要人民银行总行直接支付20万，我从未批过一个条子要直接支款。提醒各机关注意，机关里不留负责人无论如何是不许可的；如果今后再发现哪一个机关不留一个部长、副部长在家主持工作，就要追究。总得有个全局观念，一旦有些突然事件要处理，家里没有负责人不行。”

七伯的这一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对保证各级领导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行，防止出现失误，起着重要作用。

这起重大诈骗案，王倬是唯一的犯罪人，由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金钱的贪婪是万恶之源

事情过后，七伯说，这起案件要吸取的教训很多，这个罪犯坑了国家，害了自己，实在是死有余辜！

七伯在自己的生活中从来远离金钱，他和七妈把工资交给卫士长管理，除生活必需的开支外，用于资助有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其余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七伯的卫士、后来任七妈警卫秘书的高振普，把他保存的最后一份工资单送给我们举办的“缅怀周总理珍品展”展出。他说：“周总理的工资每月人民币400元8角，邓大姐的工资每月347元5角。从1958年到1976年，

两人工资共16万多元。其中近5万元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邓大姐说：这样做，既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也给国家减轻了负担。另外决定，多余部分，凡够5000元就交党费。周总理1976年去世时，两人总共积蓄5100元，所余积蓄都交了党费。”

这就是七伯、七妈对待金钱的态度。

七伯在同我俩交谈时笑着说：“陈毅同志把他写的一首《七古·手莫伸》送给我，让我提意见。这首诗的前几句给我印象深刻：‘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写得好！”

是啊，陈老总的诗，道出了亘古不变的真理。六十多年前发生的那起重大诈骗案和伯伯所采取的英明措施，至今仍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份活生生的教材。它告诉我们：决不能让金钱的罪恶沾染神圣的大地，决不能让贪婪的追求遮住了双眼，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始终要把道德操守和精神追求放在首位。

让我们牢牢记住这句言简意赅的警示：“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编辑  季节）

先父顾准（1915-1974年），是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他是新中国最早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学者之一。

顾准是上海人，少年时因家境贫寒，12岁辍学，经人介绍到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在立信工作 14年，他勤奋钻研会计业务，自修经济学等课程，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数部会计学著作，兼过大学讲师和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一二八”抗战。目睹深重的民族灾难，顾准置已有职业地位前途于不顾，奋起投身救亡运动，团结进步青年，研读马列主义，宣传爱国反帝。193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会计师职业为掩护，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顾准进入敌后根据地，先后在苏南、苏中、山东解放区做地方财经工作。1949年在华东财委、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任职，1952年被撤职处分。1953年调北京，先后在建筑工程部、中科院综考会任职。

1957年，顾准参加中苏黑龙江流域联合考察，因力主维护中方权益，得罪了“老大哥”，回京后即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 4年。1962年，经孙冶方所长力争，顾准调至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1964年秋，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四清，经济所斗争矛头直指孙冶方，顾准再次当了右派；“文革”期间被批斗监管审查，多年与家人断绝音信。先母于 1968年不幸离世。1969年，顾准随学部到河南息县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

尽管历尽人生悲剧，身受极“左”意识形态高压，但他追求真理的意志没有丝毫动摇。

中国的独立富强与社会进步，是他毕生的追求与关怀。在被批斗监管劳动期间，他利用一切时间勤奋读书，没有丝毫懈怠。顾准认为，任何人尽一生努力，终不可能穷尽天下事物；从有限对象考察所得的结论，要用对人类史的全面考察来补足并加以普遍化，这是个人做不到的。马克思考察的人类历史，基本局限于西方史，作为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成长的东方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必须用自己的历史加以比较分析。他力求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综合比较中，探寻历史发展轨迹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从干校回京后，顾准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将预定的研究计划付诸实施，除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外，还涉及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著作，留下大量读书笔记。但因积劳成疾，他的宏愿未能实现。手边的《希腊城邦制度》书稿仅完成一半，就不幸病逝。

1979年后，顾准遗稿《希腊城邦制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顾准和其弟陈敏之的通信（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各杂志陆续发表，在刚刚脱离极“左”教条束缚的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通信内容涉及中西历史、文化、政制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思考、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等。虽未形成系统著述，但其表达的学术思想达到国内同时期高水平，基本为学界公认；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穷究根底、不迷信盲从的治学态度，也为广大学人所尊重。

1994年，贵州出版社将这两本书稿，加上《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合集，以《顾准文集》发行，再度形成讨论热点。

“文革”时期，先父历年积存的日记、工作笔记、读书笔记均被抄没，存放于经济所图书馆，1979年退还。部分遗稿由孙冶方及各位前辈转交给我。之后，笔者将收集到的先父遗稿中，凡有学术价值的，尽量整理录入，包括《顾准文集》所录，共 159万字，合为《顾准文存》四卷（文稿、笔记、自述、日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2）。

先父读书研究领域广泛，知识积淀深厚，所涉各领域都有独到见解。惟笔者学识有限，理论功底无法与之比肩，所能做的一件事，是整理和准确理解他的学术思想。本文是关于顾准学术思想的经济学部分。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指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劳动将有计划地分配于各部门，个别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商品和货币将被取消，分配利用劳动券。

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中，仍保留了商品货币。1952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按劳分配规律、价值规律”理论。此后苏联科学院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作进一步阐释：

（1）社会主义社会，全民、集体两种公有制的存在及产品交换，是存在商品货币的基本原因；

（2）个人消费品具有商品属性（受价值规律约束）；

（3）由于（1）、（2），整个国民收入及其一切要素，都要借价值来衡量；

（4）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调拨，不受价值规律约束，其调拨（交换）价格，只是用以核算、计算、监督的工具；

（5）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只是过渡时期现象，等等。

当时，中国学界深受苏联影响，上述论断几乎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1]

（二）1956年，我国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成为经济学重要课题。自 1956年起，国内学界就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延续数年。浏览当时重要文献，不乏真知灼见，但多数立论，还是跳不出苏联理论的框框。

当时，系统、彻底地主张“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文献，首推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 6期），和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 3期）。

孙冶方和顾准早在上海地下工作时就曾共事，是多年的老友。1956年，顾准找到孙冶方，就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深入交换过意见。1979年后经济理论讨论热潮中，孙冶方还特意提起此事。[2]

经过讨论，他们共同认为，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具体做法，首先要做到计划价格合理；至于发挥市场作用，凡是实际经济制度的改变都要慎重。孙冶方的意见似乎也与此接近”（《顾准自述》）。这几乎就是“渐进式改革”思想的雏形。

（三）孙冶方在其代表作《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核心观点是：

1、社会主义社会，产品生产也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消耗，至于这一代价叫“价值”或“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则无关紧要；

2、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有两方面作用：(1)通过产品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异的比较，促进企业提高效率；(2)将社会总劳动量合理分配于不同部类，即“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3]

（四）《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这是顾准生前唯一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此处对《试论》内容简介稍作展开（尽量引用原文和当时术语），以更准确了解顾准经济思想的脉络：

1、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与核算工具（工资、价格），在此基础上建立整个经济核算体系。

假定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消费品的分配只存在于社会与劳动者之间，那么作为分配工具的货币，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劳动券”。历史经验说明，领物凭证式劳动券的分配方式行不通，必须承认消费者灵活选择的权利；由于具体劳动千差万别、生产率不断变动，直接用“劳动时间”作为分配核算尺度也行不通。

利用货币工资（近似体现了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换算）和价格作为核算工具，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尺度（产品生产所费社会必要劳动）。缺乏这个公共价值尺度，在广泛分工的社会化生产中，全部核算体系就建立不起来。

由于经济核算制，社会产品全部转化为价值。

产品的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异，是社会主义存在价值范畴的依据，也是发掘经济潜力、提高效率的基本动力。

以上这些，都是马克思当年没有预见到的。

2、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全民、集体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产品交换关系，和私有制的商品交换有本质的不同。社会生产是不断的“流”，如果将个人购买消费品、两种所有制之间交换产品定义为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间的物资交换不是商品，那就割裂了两大部类间的联系，社会再生产过程就无法理解了。

如果说全民所有制内交换产品不是商品，那么所有社会产品都不是商品；如果说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易是商品，那么全民所有制内的交换也是商品。

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原因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即使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商品生产也将继续存在（或可称为特种商品）。

3、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价值规律的两种作用形式

（1）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故必须严格核算费用与效果的关系。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不可行，核算单位必须划小，让企业独立计算盈亏、促使其降本增效。

（2）经济计划要规定全局事项，但不是洞察秋毫的绝对指令性计划；经济核算提供的成本、价格、利润等资料，使经济计划据以调节生产、正确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和企业间产品交换价格，即计划要建立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

（3）实行经济核算制，可以调节劳动者报酬，也可以根据价格结构调节企业的产品生产与流通。由于社会主义各国具体经济政策不同，经过经济核算制度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依“价格、成本、劳动者报酬与基本建设投资”四者联系紧密的程度而定。

最低限度做法：经济核算仅是计价手段，生产规模由计划规定，价格政策不能对生产起调节作用。

最高限度做法：任令经济核算制发挥对生产、分配、流通的自动调节作用。企业自发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自动涨落调节生产流通，劳动者报酬与企业赢亏紧密联系；计划更富于弹性，仅限于规定重要经济指标，减少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

上述两种情况，都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只要经济核算制度不发展到否定计划的程度，这两者也都可称为“价值规律通过经济计划调节全部经济生活”。这和资本主义任令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全部生产，有着基本的区别。

4、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1）社会主义生产是广泛分工的近代化生产，产品的实现必须经过一系列过程。不同部类、企业、劳动者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别，个别产品的价格与其价值间的背离，不断发生又不断缩小，这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基本形式，也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基本动力。

（2）价格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纽带，价值比例的变动决定价格比例的变动。价格比例越接近价值比例，经济发展越正常；反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正常联系就会受到妨碍，造成浪费与不足。

（3）计划经济不排除利用价格政策达到某种目的。但受制于“价格总和=价值总和”规律，如果计划价格长期脱离价值（前提是管理体制使企业对价格的反应迟钝），必然对消费方发生影响；实行物资统配可以抵消这一影响，但长期的后果是加深供销脱节，阻碍生产发展。所以，即使在实行计划生产调拨的生产资料领域，价值规律也同样起着调节作用。

因为经济核算制度（人都愿意低买高卖），和个人对消费品的选择，是经常存在的力量。

（4）由于“经济核算制、价格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这两个基本原因，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调节着全部社会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全过程。企业、部门和全社会的经济核算，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

5、货币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货币的职能同样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蓄手段等。货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发行流通过程，与产品的生产分配过程相始终。

稳定物价政策，一要使货币发行量不超过流通所必要的量，其次要使货币代表各种有用物资量的综合比例，并使这一比例相对固定。同时批评了苏联《教科书》的社会主义货币理论（卢布含金量-价格水平，二者不可能同时保持稳定）。

（五）笔者对《试论》的理解

1、《试论》于 1957年 6月发表，随即受到批判，不久，顾准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1964年，中科院学部开展“四清”，孙冶方是重点被斗争目标，顾准也未能幸免。“价值规律论”被批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4]“文革”期间，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被反复批判。

1979年，学界重新发起“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讨论，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先声。当年的“异端邪说”由实践证明了其合理性；承认商品生产、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起点。

经历 40多年的制度变革，人们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具体形式、当事人的行为特征、不同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的复杂博弈，有了深刻的体会，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作用的认识，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前辈。

20世纪50年代的论战和孙、顾的主张，作为一桩理论公案，已经在新中国思想史中定格。理解和讨论他们的思想，不能脱离当年的时代背景和条件，必须尊重他们的原意，不宜作过度的引申。

时过境迁，今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学者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和20世纪5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试论》是 60多年前的旧文了，考虑到长期以来，研究顾准学术思想者不乏其人，一些评介不免带上个人主观偏好。在这里，如实地介绍顾准“市场经济说”的原意和论证逻辑，对于严肃的理论研究，也许是有帮助的。

2、《试论》的明显特征，是从对经济核算制及其工具——工资、价格、货币的分析起步，引申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范畴存在的必然性；并指明（企业、社会）经济核算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外在形式。这和孙冶方的主张，本质上是一致的。

顾准从社会生活中最常见、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出发，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力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框架。这和当时多数论文动辄以经典教条为依据，是明显不同的。“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关系。”（《试论》）

3、文章认为：(1)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真正原因是经济核算制，而非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换；(2)价值规律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调节全部经济活动；(3)计划调拨的生产资料同样受价值规律的制约。这就对苏联《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作了正面、系统的批评。应该说，这一批评是有颠覆性意义的。

《试论》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几乎是单枪匹马，向庞然大物的“钦定”理论提出挑战。这也是对当时弥漫于整个理论界的教条主义思维发出的挑战：“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把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得那么妥帖，只要我们今天完全照办就可以了”。

“（有人宣称）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至于我们处身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现实的内部经济关系如何，则不想去进行认真的分析。我们周围每日每时大量重复的现象，明显的与他们所坚持的见解不相符合。他们解释说，目前存在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制度只是过渡时期的现象，过渡时期的内部关系，不能成为理论的出发点。于是，我们不免发生一个疑问，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到底应该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呢，还是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呢？”（《试论》）

4、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作用，《试论》提出了“最低”“最高”两种情况：“最低情况”即孙冶方的主张，“最高情况”就是市场竞争机制。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下，提出如此“自由化”的主张，以及对苏联《教科书》的系统挑战，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和将要付出的代价，就无需赘言了。

在这一意义上，顾准被国内经济学者称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

5、需要特别指出：

（1）《试论》所说价值规律作用的“最低、最高”两种情况，并非单纯理论推导，而是参考了当时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制以及改革的经验。在当时，苏联国内已有改革传统计划体制的呼声，南斯拉夫从1950年就开始了“企业自治”改革。可以说，《试论》是我国“经济制度比较”学科的开篇之作。

（2）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是《试论》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前提，这是必须明确的。作者指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社会主义首先是计划经济。如果任令客观的经济规律盲目的、自发的起作用，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这个计划经济不能不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如果过分强调计划的一面达到否定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企图用计划规定一切的弊病就会出现”。

《试论》的主张，和当今部分学者所信奉的，把“私有化、自由化（非计划化）”当作“市场经济”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全面否定政府作用的观念，是有实质区别的。

顺便说明：经本人录入、整理、校对的 100多万字《顾准文存》，没有一处明确主张搞私有化的文字。

（3）关于市场竞争是否会“复活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商品生产关系必然导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否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活？《试论》认为不会，前提是要满足两个条件：

a.社会主义的积累资金不能分散在私人手中；[5]

b.计划经济要组织全社会的价值平衡，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式危机，“与资本主义任令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全部生产有着基本的区别”。[6]

《试论》作者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形式上存在商品流通，这是与恩格斯批判的“杜林式的经济公社”的相似之点。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公有制下的商品生产，加之满足上述两个必要条件，就不会“复活”资本主义（文中所列两个条件是否充分，可以讨论）。

理论的力量，在于论据坚实、逻辑一贯。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在“两个毫不动摇”的鼓励下，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已属于资本主义范畴，混合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对此作价值判断不是本文的任务）。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兼顾“公私、劳资”利益，正确处理“鸟”和“笼子”的关系。

（编辑  季节）

借事喻情

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

怎样在胜利的形势下保持革命的传统，怎样继承先辈遗志，确保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1966年以前，每逢春节，七伯、七妈都会在西花厅同亲属们吃顿“新年饭”，和大家团聚畅谈。除了侄辈，每次都还有孙维世、孙新世姐妹和金山，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秘书何谦，卫士长成元功参加，人多热闹。饭菜节俭，但味道可口，常备有七伯喜爱的狮子头、煮干丝。饭后，七伯、七妈同大家边休息边聊天，话题轻松随意，气氛轻松和谐，是我记忆中难得的美好日子。当然，在这个场合大家主要听七伯讲，毕竟机会难得。

1960年大年初一的聚会，正逢在军调北京不久，我俩和其他亲属到得很齐。那天，七伯兴致颇高，给我们讲了前一晚即除夕夜，宴请刚被特赦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家的趣闻。

溥仪特赦后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工作。他自幼在皇宫长大，出宫后当了日本人傀儡，身边一直有太监、宫女侍候，什么劳动技能都不会。从实际出发，安排他在北京植物园任园丁，从事一些园艺劳动，能做多少是多少。吃饭时，他向七伯汇报了一件趣事：一群晚清遗老专程到植物园向他朝拜觐见，溥仪送他们到公共汽车站。这群遗老临别行礼，个个打躬作揖，恭祝“圣安”。还有人匍匐在地，“跪安谢驾”。待到他们一群“平身”起来，公共汽车早已跑得没影了。

七伯、七妈当时听了就忍俊不禁。这天，七伯又绘声绘色地再述了一遍，我们听了，个个乐不可支。七伯说，溥仪还向他汇报了另一件事：由于劳动中表现得不错，园领导给他发了一笔奖金，本想买些糖果分送给一起劳动的伙伴，又担心别人说他是“收买人心”，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伯伯鼓励：“这是好事嘛，尽管做，没有问题。”我想，这件小事表明，溥仪对七伯高度敬仰与信任，向他敞开自己心扉，无话不讲。

说到这里，七伯开怀大笑，说：“当皇帝可不是好事。封建制度毁了溥仪，到今天连起码的生活常识都不懂得。”

七伯是真正的性情中人。说起这些趣事，他时而抱着胳膊笑得很开心，时而仰起头来哈哈大笑，既像是宽厚的长者，又像是快乐的儿童。经过人世间少有的磨难和严峻考验的伯伯，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但这一会儿，他的确是沉浸在一种普通人的快乐之中。他谈起溥仪的逸闻，也绝非取笑嘲讽的态度，而是怀有深深的痛惜之情。我想，正是七伯身上这种既普通又不普通品性的完善结合，折射出他那种难能可贵的罕见品格：人性中温馨的质朴和高贵的华美。

后来，我看到一份资料，当初给溥仪分配工作还是伯伯亲自谈的话，其中有一段谈话摘录如下：

起初，北京市民政局建议：让溥仪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并参加轻微劳动。七伯没有同意：“这样安排不妥，如果让溥仪在故宫劳动，游人一定会包围他，那让他怎样工作呢？这是显而易见的嘛！”

最后，安排溥仪在北京植物园当园丁，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劳动时间可以缩短。

我心里明白，七伯给我们讲这些趣闻逸事，是“寓教于谐”“借事喻理”，以此教育我们晚辈。紧接着，七伯从溥仪谈到了清朝晚期文武官员贪污腐败，八旗子弟游手好闲，只知提笼玩鸟、花天酒地，导致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历史教训。伯伯教育我们，要好好重温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他说：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一个革命者，更要自强不息，自强自立。

“八旗”兴衰的教训

七伯的教诲，引起我对“八旗”制度兴衰的浓厚兴趣，便阅读研究了相关史料。当初，崛起的满族为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把分散的部落用军事形式连接在一起，“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这种亦耕亦战、能耕能战的社会军事组织，并不需要庞大的军饷供应，加上满族狩猎格斗、驰骋马背的勇士传统，以这样的军制，对付国库空虚、衰败日久的明朝军队和纪律松弛的李自成农民军，自然是摧枯拉朽，一举定鼎。

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八旗又成为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也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做出过重要贡献。

但是，八旗作为清朝赖以生存的根本制度，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致命缺陷：随着军事上节节胜利，统治者把战争中掠夺的人口、财富和土地分给各个部落，用于充实军饷、提高士气，却由此导致八旗官兵逐渐脱离生产劳动。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为了巩固满族对汉族的统治，继续沿袭并扩大战时的做法，对旗人一概免除劳役，发放粮饷，分房分地，其中立有战功的更是封官拜爵，出将入相，而且代代相传，世袭罔替。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劳而获的庞大集团，短短一二百年时间，原先马背上的勇武民族，就变成了坐享其成、奢靡腐败的特殊阶层。靠着祖先俸禄为生的八旗子弟，成为不会种地、不会做工、不会经商、连拉洋车也不会的不折不扣的寄生虫。

乾隆以后的几代统治者也曾试图进行改革，都是无果而终。乾隆十七年，正处在“乾隆盛世”，他盼望着万千世代子孙能享受“无疆之庥”，“万岁万万岁”，但此后仅过百余年，清王朝就寿终正寝。“八旗兴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以劳武结合兴，以脱离生产亡”。乾隆所立《下马必亡碑》，可谓一语成谶！

七伯一生忧国忧民，熟谙中外历史，又目睹清王朝的轰然倒塌。他以八旗子弟的沦落教育后辈，让我们牢记兴亡成败的历史规律，实在是怀有痛切之感的深谋远虑。

今天，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十四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我们正处在实现恩来伯伯所衷心期待的“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伟大时代。但是，也要看到，我们正面临西方腐朽文明的侵蚀，存在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消极影响，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也会产生某些逆流，由此滋生的崇拜金钱、追求奢靡、徇私舞弊、贪污腐化现象大量存在。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世界，同时创造了精神世界，他们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一个既有先进的制度为保证，又有坚强的理想信念为引导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才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民族。让我们牢记恩来伯伯的深切训诫，吸取历代王朝覆灭和清八旗子弟没落的沉痛历史教训，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彰显人性之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对于末代皇帝溥仪，七伯把他的前半生作为反面教材教育人们，但对溥仪本人又给予亲切的关怀，使他从“皇帝”“战犯”转变为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还帮助他重新组建了美满的家庭。

那天七伯宴请溥仪全家时，还有一个笑话。参加晚宴的有溥仪七妹、北京精忠街小学模范老师金志坚，原名爱新觉罗·韫欢，应是中国最后一位正统的“格格”。那晚，她急着从学校直接来到政协礼堂，身穿的制服没来得及换。溥仪没有认出这个最小的妹妹，吃完饭离开时，把她当成政协的工作人员，热情地连连握手说：“谢谢你的招待！”大家都笑了。七伯也笑着说：“你们家也不常见，以后可以多团聚，今天算第一次。”

对溥仪的婚姻问题，七伯也很关心。在七伯的关照下，后来溥仪同护士李淑贤结婚，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七伯的胸襟，比大海还要宽广。他从来不曾关心自己，关心的是全中国每一个人的幸福。他从来不曾担心个人的安危，担心的是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这就是全世界一致公认的——周恩来的崇高品德！

修缮“风波”

修缮西花厅的由来

中南海西花厅，今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方圣土。我们敬爱的恩来伯伯，在这里昼夜操劳了整整27个年头。他为了让中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呕心沥血、披荆克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用“西花厅不灭的灯光”称颂恩来伯伯伟大的公仆精神，它也象征着人民对光明与希望的期待，在一度凛冽的寒冬里温暖了每个人的心。

七伯、七妈在遗言中申明，他俩身后，西花厅由公家安排使用，不得用作故居或纪念场所。因此，西花厅至今仍由中央有关部门管理，既不能违背他俩意志，对外陈列，又不能拂逆群众心愿，另作安排。

说起西花厅的来历，有一段颇为曲折的历史。历代王朝的皇宫禁地，除皇帝外不允许任何人在其中占有半砖寸瓦。即使是最尊贵的皇亲国戚，也只能在皇宫的附近修建住宅。清末宣统皇帝溥仪继位后，他的父亲载沣获准在中南海的一侧修建府邸，就是今天的西花厅。不过还未竣工，清朝就垮台了。此后，这个半截子工程先后被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伪政府作为办公场所使用。据说袁世凯、段祺瑞也曾在这里办过公。随着战乱绵延，形形色色的“政府”机关像走马灯一样前脚走后脚进，西花厅并非权贵富豪所有，谁也不去认真修缮。到了解放初期，这里已经荒芜不堪了。

刚进北京，七伯一度在中南海丰泽园办公，后来让给毛泽东居住。七伯就选择相距不远的西花厅，作为自己的住宅和办公地址。一来方便共商国是，二来他和七妈都看中了院里有他俩喜爱的几株海棠树。搬进时只对院落做了简单拾掇，住房陈设一仍其旧，使用的也是战争时期的随身用具。

不过，毕竟是王府的建筑格局，我和在军1955年初进西花厅时，对有着长廊、假山和海棠盛开的庭院印象颇为美好。可当我们走近住房，一眼看到的却是嘎吱作响的房门、裂缝漏风的窗扇、漆痕剥落的梁柱、苔痕斑驳的砖地。说实在的，就像是北京随处可见的四合院。洗手间也很简陋，架子上挂的毛巾中间有破洞，用布缝上还在用。我俩禁不住惊讶，国家总理的住房、设施，怎么这样寒酸呢！

后来去得多了，也曾委婉地向七伯、七妈提起这件事，他俩态度很明确：“这就不错了。不要忘了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我们都要保持。”实际上，不光居住条件简陋，而且潮湿的砖地使日夜在此办公的七伯双腿患了关节炎，时常疼痛难忍，夜间工作时不得不盖上条旧毛毯。身边工作人员为此都心痛不安。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七伯、七妈入住西花厅已经十多年，房子实在太破旧，秘书何谦多次请示进行必要的修缮，都被七伯拒绝了。恰好这时中央组织领导干部去南方集中学习，七妈也在外地疗养，何谦便报经上级批准，利用这段时间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

何谦在抗战初期就担任伯伯警卫秘书，历来办事勤勉谨慎。这次修缮，主要是从保护七伯、七妈身体健康出发，把潮湿的砖地换成地板，漏风的门窗做了修补，更换了腐朽的房梁，增添了两张简易沙发，木板床换成弹簧床，实在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想不到七伯回来，只从门外瞥了一眼，就少有地动了肝火。七伯历来对工作要求严谨但秉性温和，对身边工作人员从不疾言厉色，这次真的是发了脾气，连声责问何谦：“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谁叫你添这些东西？！”门也不进掉头就走。何谦边检讨边追上去劝，身旁其他人跟着劝，七伯都不听，生气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后来，他还是住进了临时办公、休息的钓鱼台招待所，谁也劝不回去。

为了让七伯消气，何谦写了好几份检查，后来又请来陈毅元帅帮忙。陈老总专门去西花厅看了看，哈哈一笑说：“啥子了不起的事吗？我看，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但是，这次连陈老总也劝不动。

伯伯让我背杜甫诗

一天，七伯找家人聚会，维世大姐和金山也到了。那天，他心情还算不错，中午同大家一起吃饭时，七伯有说有笑，他自己不提，大家也不好说修房子的事。

饭后，七伯同大家聊天，我看时机到了，乘七伯高兴，委婉向他进言：“七伯，您平时常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说实在的，西花厅已经相当破旧了。这也是历史文物，简单维修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什么大错，您不要再生气了。”维世和在军也在一旁帮腔。七伯听后点了点头，严肃认真地说：“你们讲的也有一定道理。我并不是反对做正常的维护、简单的修缮，问题是装修得过了些。你们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这个头，下边就会跟着来，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如果一级一级地照这样下去，不知道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还能住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群众还没有房子住。改善群众的生活，让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

七伯接着问我，有没有读过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读过，并按七伯的要求，背诵了诗中最后的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七伯说：“是啊！你们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懂得我为什么这样生气。要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

七伯让何谦秘书把新添的地毯、窗帘、沙发、吊灯、弹簧床、浴缸统统撤走，换回了木板床，尽可能恢复原样。最后，还是陈老总帮上了忙，他说：“油漆要不要刮掉啊？地板要不要撬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真正的浪费了！”七伯也被陈老总的话逗笑了，这才搬回西花厅。这次修缮的“风波”算是告一段落。

为这件事，七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他说：“我没有做好，造成了浪费。”但每次检查，他都是检查自己，把责任全部揽在身上，没有一字提及秘书或他人。这是七伯历来为人做事的风格。

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西花厅修缮这件事过后，何谦对我说了心里话：他的确是按伯伯的一贯要求，低标准办事，但七伯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迥异于常人。尽管追随七伯多年，他仍从中受到一次不平常的教育。

西花厅修缮的这场“风波”，深刻地说明，在七伯心中，群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一切违背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都是对党的事业的最大损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七伯就说过：不怕战争失利，就怕战争失了民心。

1943年，四十五岁的七伯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七伯同我的谈话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群众”这两个字。他反复叮嘱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关心群众利益，要向群众学习，要爱护各兄弟民族群众，好事要先尽着群众，不能脱离群众。

七妈在我入党时写给我的亲笔信中，突出地强调了：“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七伯还曾把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概括为“立党为公”。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在抗战时期是地下党员，她同我说：“每次见到周副主席，他都要告诫我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他用浅显的道理、朴素的语言教育我：群众最善于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作为领导人，不可能熟悉到那个程度。演员也是一样。所以共产党员要时时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群众意见。”

对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住过的总后勤部大院和现在住的国防大学二号院（原政治学院所在），以及海军、空军诸多兵种和军队大院，都位于西郊，这也是恩来伯伯的决定。北京刚解放时，政权由军队接管，部队占据了北京市城区的大块地方。伯伯说，所有的公园、公用住房和民宅，都要让给北京市的人民群众居住使用，军队各部门、各单位，原则上都在北京西郊荒地另行修建，从而形成今天的格局。

七伯热爱文艺，他时常自己到剧场看戏，对他来说，这既是工作，又是休息，还能置身群众之中。每次，他都是自己花钱买票，从不给剧场或有关部门打招呼。他交代卫士，不要告诉剧场是他来看戏，位置要和观众挨着，不准特殊安排，并且要等演出开始、灯光熄灭后进场，结束前几分钟离开，以免妨碍他人。伯伯从来最喜欢同群众一起，但又最不愿扰民，最反对张扬。

但也有过一次例外。那天，在军在民族文化宫剧场转播一个节目，给了我一张摄像机后面留给导演的票。我到场后不久，看到伯伯也去了，离得不远。按惯例，在军和我都没有上前打招呼，其他人也都没有发现。这是一台表现抗日内容的话剧，中间有个场景：演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就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响起那一刻，观众席中站起一个伟岸的身影，立得挺直。起初还有些不解的群众很快发现、醒悟了过来：“这不是周总理吗？”“是总理在立正唱国歌！”全场观众全都激动地站了起来，与总理一起同声歌唱。舞台上的演职员这时也发现了，顿时，全场灯光大亮，台上台下同时引吭高歌。中国人民的尊严、爱国主义的情怀、领导人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深情，充满了每个人的心间，大家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七伯这次打破他平时观剧常规的举动，既是为了率先垂范，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尊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和礼仪观念；同时也表明，国家总理也是与他们同行动、共命运的中国公民，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我相信，这天在场的人，恐怕都不会忘记这个令人万分激动的时刻。

七伯、七妈没有儿女，但他们对孩子的爱胜过父母。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告诉我俩：“50年代‘大跃进’期间，由于缺碱，生产的纸张发黄。总理从小学课本中发现了问题，把我找去说：‘这样的纸，要把孩子眼睛看坏的，我这样的老年人看还不要紧，我们的眼睛早晚要坏，无论如何不能把孩子的眼睛弄坏。’”总理的话使宝华同志深受感动，他尽力克服困难，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告诉我：“70年代前期北京饭店扩建，总理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坚持同我乘坐四周没有遮挡的施工电梯，升到高空现地勘测。总理边看边嘱咐我：饭店扩建时要增盖职工宿舍，让员工都能就近居住。要从长远考虑，留下停车场的位置。他处处想到的是群众。”

这样的例子数也数不尽。

我常常想，七伯的心中始终装着一杆秤，一头是群众，一头是其他包括他自己。他会时刻忖度、随时自省，在任何时候，他心中的这杆秤，群众这一头都要高过另一头。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愿七伯的谆谆教诲永存人心，愿历史的警钟世间长鸣！

寒春暖意

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遇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历史上称为“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大波折，但总体上还是属于前进中的问题，所以我把这段时期称为“寒春”。

1959年初，严重的物资匮乏犹如急风暴雨骤然而至，我调离重庆市时，一夜间全市上千家饭店除一家“红薯饭馆”外统统关门。大约从那时候起，开始实行全民的粮、油、糖等凭票定量供应。需要说明，这个时期面临的困难，与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遭遇的困境，在心理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心态同我一样，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很快克服困难。每每遇有迫切需要，同志间、朋友间都会真诚地伸出援助之手。

1959年7月，在军经组织批准，从成都军区歌舞团调到北京来，她被调进中央电视台任文艺组导演。她兼有了中国电视第一代主持人和第一代文艺导演的双重资历。在这期间，我的工作岗位也做了调动：从总后卫生部调到总后政治部，任主任秘书兼党委秘书。

西花厅里暖意浓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西花厅自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60年初，西花厅的庭院里多了个小菜园，这是七妈亲自伺弄的。菜地不大，品种很丰富，有扁豆、黄瓜、西红柿等等。每当我们去西花厅，只要有栽种的菜成熟了，七妈都要亲自采摘，拿旧报纸打包，让在军带回家给孩子们吃。

在西花厅，我们去看七伯、七妈，一般都要留下我们同他们进餐，原来的三菜一汤变成了两菜一汤，没有肉菜。七伯严格要求自己与群众共度困难、不吃肉。七伯和七妈是执行标准制度的模范，粮食供应标准与群众完全一样，并没有多余的粮食和粮票。廉洁自律的七伯、七妈对自身要求格外严格，西花厅的基本食材就是白菜、豆角、豆腐等，其中不少是七妈的劳动成果。主食中增加了红薯干。

七伯去外地出差，特地嘱咐成元功向地方交代：伙食标准必须同群众一样，不准吃肉和蛋，不准吃油炸东西，油炸的东西耗油。七伯到上钢一厂和三厂调研，穿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在火热的炼钢炉旁同工人长时间交谈；爬上吊车，同司机一起升空，亲切询问；到幼儿园、食堂问候老师、孩子们、炊事员，详细了解生活情况，亲自做笔记。厂里为他准备晚餐，七伯没去，自己到食堂要了副碗筷排队买饭，工人让他先买，七伯笑着谢绝了。排到他们面前，花五分钱买了个白菜，二分钱买了个馒头，一分钱买了一碗汤，跟工人一起边吃边聊。七伯吃得很开心。

造成国家三年经济困难的因素比较复杂，有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有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破坏，也有其他因素。其中一个深刻教训是：在形势大好的时候务必戒骄戒躁，谨思慎行，切忌头脑发热，急躁冒进。

（编辑 季节）

近日，周恩来的侄子，国防大学原党委常委、纪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周尔均同志出版了他的新作《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周尔均同志曾担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顾问，对周恩来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多有指导，他与夫人邓在军一起拍摄的大型纪录片《百年恩来》是迄今为止关于周恩来思想生平最好的纪录片之一。

《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是尔均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手写一字一字完成的专著。尽管这部被尔均同志称为“不算回忆录的回忆”只是从一个侄辈的视角反映了他与一代伟人在一起的日子，但漫漫三十年的相处，已经清晰地记录了一个革命军人的成长历程和一代伟人的精神风范。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周恩来始终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在与周恩来相处的日常中，周尔均也深刻体会到周恩来对家人的严与爱。在谈到“十条家规”时，周尔均补充说，“不准为别人传话，递材料”也是周恩来对亲属的要求。细品其中滋味，可以感受到周恩来家教之严。周恩来常常教育亲属，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周尔均回忆说，周恩来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晚辈：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一个革命者，更要自强不息，自强自立。周尔均与邓在军是自由恋爱，周恩来、邓颖超对此十分关心。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第一次见侄媳妇，竟然是用三轮车接送邓在军。周恩来还告诫周尔均，“自强和互信是恋爱和婚姻的基础。”正是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周尔均夫妇耳濡目染，家风世代长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周尔均夫妇仍恩爱如初，书中也时刻洋溢着他们的伉俪情深。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周恩来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谈到周恩来的廉洁自律时，周尔均举例说，一次周恩来从南方开会回来，当地政府临别时偷偷送了些蔬菜。回到北京后，周恩来知道了情况，他坚决不吃这些“特殊菜”，并对身边人员表示：“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想？”“自己定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让别人遵守，这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周恩来就是这样，把戒尺放在心中，始终注意廉洁自律的。像这样的例子，周尔均在新著中记述了很多，这些回忆对于我们学习周恩来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伟人之风，山高水长。”周恩来是世界公认的有着极高的政治智慧和个人修养的政治家。周尔均在新著中记叙了周恩来在处理一些问题时的所思所想。如，周恩来谈到个人形象的时候，他的一句话让周尔均记住了一辈子——“要赢得别人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又如，在谈到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周恩来强调要“求其在我”，汉族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周恩来还反复叮嘱大家，“要牢牢记住，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再如，关于周恩来的人民观，周尔均回忆说，“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七伯就说过：不怕战争失利，就怕战争失了民心。”周恩来还说过，“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群众最善于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作为领导人，不可能熟悉到那个程度。”周恩来的这些思想，感染和教育了周尔均，让他终生难忘。周尔均在回忆周恩来听他汇报西南肃反运动的情况时，清晰地记着当年周恩来让他回去传达的两句话：“人的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保护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的最高原则”，周尔均在书中感慨地写道：“这就是七伯终其一生做人的最高准则！”周尔均的这些回忆，形象地还原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精神世界，也让后人有机会更多地学习到周恩来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周尔均在此新著中记录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秘辛。如周恩来旅欧之初，在已办好爱丁堡大学入学手续的情况下却不得不中断学业转赴法国和德国的原因；周恩来发明了我党最早的密码后，任弼时最早使用了这个密码；周恩来在顾顺章叛变、王世德继而也被捕叛变后，面对极端危险的情况，是如何泰然处之的；给周恩来晚年带来重大伤害的“伍豪事件”的台前幕后；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上海沦陷期间，设法请梅兰芳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的往事；周恩来亲自指导，十天内破获伪造毛泽东、周恩来批示从人民银行骗取20万巨款案，该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最大诈骗案；周恩来十分注意仪表，有时一天见三批外宾，他就刮三次胡子；在周恩来办公桌上，为什么始终摆着一块“大跃进”时土法炼钢炼出来的“海绵铁”；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的营养问题，周恩来秘密要求部队打黄羊送给科学家；“五部长包围周总理”的前前后后，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讲了这样一番话——“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等等。这些历史背后的故事，生动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丰富了党史研究。

通过拍摄大型纪录片“百年恩来”，周尔均为丰富和深化党史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了探寻周恩来的心路历程，周尔均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周恩来是公认的在党内外朋友众多的国家领导人。周尔均在大量翻阅了他青年时期相关材料后发现，周恩来在年轻时候，就表示“余性恶静，好交游，每得识一友，辄寤寐不忘。”在周恩来看来，“有友为励，益奋吾志”。这也许是周恩来个人素质养成的缘起。周尔均亲赴莫斯科查阅相关档案，并做了大量党史考证和梳理工作。通过查阅档案，确认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陈光即是周恩来；周恩来在档案中注明，自己的笔名是周少山；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六大东方部所作的军事报告，署名：“佐治”等等。周尔均还通过查阅档案发现，尽管周恩来在自己的履历表中谦虚地表示：“中文为母语，英语较差，日、法、德语很差”，但蔡畅在旁证中写的却是“他知道英、日、德、法等外国语言，中文程度很高。”通过查阅，周尔均复印了周恩来1930年6月18日和7月27日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两次谈话，以及同斯大林谈话的原始记录等文献。这些文献档案弥足珍贵，对于深化周恩来研究大有裨益。从莫斯科回来后，周尔均把取得的全部资料复印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

作为国防大学政治部原主任，周尔均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在书中对关于周恩来的一些不实之词，作了严肃的澄清。如，关于周恩来与许世友斗酒的故事，他采访了相关的同志，明确指出，“这就是胡编乱造，根本没有这回事”。他还引用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的话，澄清周恩来的酒量“极而言之，八两而已。”又如，所谓的“听到林彪死讯后，总理号啕大哭”一事，周尔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当事人的采访，指出：这是主观臆测、以讹传讹的编造，实属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澄清。他指出，传说中的“目击者”纪登奎已经去世，无从核实。但当时日夜二十四小时不离周恩来身边的卫士高振普亲口说，根本没有此事，等等，由于是历史的亲历者，又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大量的权威采访，周尔均对这些不实之词的反击让人信服。

文以载道，文以载情。《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不仅仅是一部充满感情的亲人回忆故人的家书，也不仅仅是一部反映一代伟人生平思想精神风范的回忆录。从某种意义上看，周尔均作为我军高级将领，通过自身成长的历程，通过与周恩来相处的日常小事，用娓娓道来的笔触，用站位高远的视角，反映了周恩来伟大的人格魅力和智慧火花，这应该是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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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指点 

   我奉命调军委卫生部

1959 年 2 月接到上级命令，我被调到军委卫生部工作。这次调动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次重要变化：由基层机关调到军委总部，由熟稔的宣传文秘工作改做专业技术部门政治工作，调到向往已久的北京。从此，我在首都安家立业。

我是随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政委卢南樵调京工作的。军委为了加强卫生部门的思想政治领导，在卫生部增设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岗位，并从全军遴选卢南樵担任这一要职。南樵同志是 1930 年入伍的老红军，他对调任这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军委总部的部门主要领导，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希望我能随同调往，在文秘工作方面为他分忧。

这时，在军刚调到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不久，我俩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一切都没有安排妥当。但是军令如山，接到命令就得出发，没有二话可讲。

救死扶伤，为广大工农兵服务

到北京不久，七伯就通知我去西花厅见他和七妈。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前期，我和在军进西花厅，有时是卫士长成元功通知我俩，有时七妈直接打电话让我俩去，也有时我们打电话请示后，卫士通知门岗放行。

七伯对医疗卫生工作高度重视，也很关心体贴我这个初到卫生部不熟悉业务的侄儿，常常给予亲切指点。

1953年，卫生部政治部白学光同志的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批示，毛主席批评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官僚衙门等等，核心是“无政治”。而“政治”的核心，就医疗卫生工作而言，就是面向群众，为人民服务。

七伯向我了解卫生部领导班子的现状。我回答：从干部配备情况看，在总后各二级部中是最强的。部领导九人，其中有两位中将、七位少将，都是1955 年首批授衔的将官，全是老红军，四大野战军卫生部长都在内。傅连暲、钱信忠两位副部长兼任政府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各部下设的机构是处级，唯独卫生部设局，局长中也有老红军，如药材局局长陈真仁，是位女同志。

七伯插话：陈真仁是傅连暲的爱人，红四方面军的。她家11口人全都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只剩下两人。七伯又说：“傅连暲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不但为毛主席和许多领导同志看过病，还救治了许多红军指战员，是为革命立了大功的。还有你们的老部长杨立三亲自用担架把我抬出松潘，双肩都磨烂了。没有这些好同志，我怕是出不了草地的。”

说到这里，七伯的眼神里闪现了对艰苦战争年代的回忆：同志间的温暖、对战友的感激。伯伯是最懂得感恩的，这是他充满人性光辉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杨立三夫人李琴告诉我，当年任总兵站部部长的杨立三，连续六天六夜为周副主席抬担架。总理始终把这件事记在心头。1954年杨立三病故后，周总理亲自为他执绋引棺送灵。

为了提高我的认识，七伯向我深入阐释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军委卫生部的中心任务是为伤病员服务，确保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情况有所变化：医疗卫生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它既是卫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救死扶伤，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尤其是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服务，成为卫生部门的神圣职责。新中国成立初期，军委卫生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承担着指导与建设全国卫生体系的重要任务。七伯说：军队卫生工作的方针就是为广大指战员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但是，医疗工作是保障公共卫生的特殊体系，军队和人民群众不能完全分割开来。事实上，不同病种的防治与病源的产生，不但在军队和人民之间，而且各个地域、各个国家都不可能绝对分割，都需要共同携手来应对。医疗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军队与地方协力攻关，取长补短。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军队医疗卫生系统有了很大加强，许多大中城市甚至小城市都有驻军医院，现有四所军医大学和下属医院都具有全国甚至世界一流的专业技术水平。我看，在完成部队自身医疗保障的同时，军队医院可以考虑收治部分地方伤病员，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是扩大、加强了地方医院和救治系统的力量，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再就是，部队官兵年轻力壮，入伍时又经过严格体检，在不打大仗的情况下，平时医院收治率低、病种少，不利于医疗技术水平提高，收治部分地方病员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七伯十分重视军事医学科学研究的进展情况，他让我详细谈谈。我说，军事医学科学院主要承担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三防”研究任务，科研人员的研究途径和方法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筛选法”，就是从多种药物主要是中草药中筛选试验，找出防治药物，经反复检验后确定疗效；另一种是“渐进法”，在已有药物的基础上，针对新发现的病种或细菌变异，继续有针对性地研究改进、发明创新。对这两种不同做法争论很激烈。七伯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可行。他说：科研工作本身是对未知事物的探求，方法是第二位的，成果是第一位的。

七伯说：生物防治是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毛主席最近（1958年7月）发表了《送瘟神》两首诗，颂扬江西余江消灭血吸虫病的事迹。传染病是人类天敌，也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历朝历代都出现过瘟疫，死人无数，帝王也不能幸免。过去的天花、霍乱，传播世界各地，死亡人数以百万计。一种药物要研究很长时间才能成功。世间万物都在生长，众多的生物，细菌、病毒还会不断变异。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我们的科研任务，不只是单纯防止敌人破坏和自然界细菌、病毒的侵袭，而是要积极主动地保护人民的健康与生命，为人类造福！

七伯的教导是多么英明和具有远见。我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正是运用“筛选法”为基础，证实了青蒿素对抗击疟疾的特效，成为一项造福世界的重要成果。在抗击新冠病毒的疫苗研究中，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的团队也取得很大成果。

柯印华的医疗事故

1960年全军卫生工作会议，在沈阳军区的大连疗养院召开，我和该院院长郭庆兰在交谈中，得知她是著名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医生的夫人。她是在晋察冀军区任卫生学校教员时，认识了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柯棣华在八路军医院任外科主任医生，1941 年调晋察冀军区，在白求恩牺牲后接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俩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聂荣臻司令员为他起名柯印华，寓意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世世代代永久友好。柯棣华于1942 年年底即印华出生不到四个月时病逝。石家庄烈士陵园中有两座并肩耸立的雕像，就是白求恩和柯棣华这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郭院长特地把柯印华叫来同我见面。小伙子当时十七八岁，兼有中印两国人民血统，高个儿，高鼻子，大眼睛，长睫毛，长得像柯棣华，皮肤白白的，像郭庆兰。

全军卫生工作会议结束后，我去西花厅向七伯作了简要汇报，说起郭庆兰母子的情况。七伯说：“半年前我就在这里见过他们母子。那次是他们应印方邀请访问印度，尼赫鲁总理专门接见了他俩。”七伯说，1939 年他在延安坠马骨折，就是柯棣华为他治疗的。他是一个好医生，政治强、医术精，可惜三十二岁就不幸病逝了。七伯听说柯印华准备进入军医大学学习，很高兴。他说印华是中印友谊的纽带，要好好栽培。这既是继承他父亲的遗志，也是为了继承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不幸的是，1967 年 6 月，柯印华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时，因为医护人员失职，静脉注射发霉的葡萄糖而身亡，年仅 25 岁。七伯听到这个噩耗十分震怒，他指示：这样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又是一颗中印友谊继承者的好种子，就让医疗事故给毁了。要严查责任人，找出原因，严格落实医疗制度。当时，“文化大革命”正搞得热火朝天，总后领导机关成立了“三人小组”，我也在其中，针对全军问题，全军普遍建立和重申输液和打针的“三查七对”制度。直到今天，这个制度一直得到很好的执行。

“要爱护中国的南丁格尔”

50 年代初期，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倡导“政治工作渗透到业务技术中去”，我响应号召，参加工作组深入重庆第七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蹲点，熟悉不少情况和基础医疗知识。我告诉七伯，这个新桥医院的前身是国民党国防部陆海空军第四总医院，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院长袁印光原是国民党少将，工作很勤勉。

七伯让我说说国民党军队医院同我军的医院有什么不同。我说：上下级之间关系不平等，把技术看得高于一切，这些固有的毛病显而易见。但我发现，他们对护理工作相当重视，国民党时期全院仅有两个少将，一个是院长，另一个则是护理部主任，是位女士。她的威信很高，医疗知识很全面，各科室的专家、主任遇到难题常常向她请教，甚至做大手术也要请她到现场指导。

七伯说我说的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当然，我们的优势国民党医院没有可比性，机构设置也要从我们实际出发，但是国民党的某些长处我们也可以借鉴。在我们的医院中，确实存在着重医疗轻护理的现象。

七伯又说，在我们卫生部的工作报告中可以考虑加上一句话：“要爱护中国的南丁格尔。”他说：“我也是引用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和南丁格尔是同时代人，他曾经说，为南丁格尔的勇敢和献身精神所感动。”

南丁格尔是护理事业创始人，她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护理事业。为了纪念南丁格尔，每年 5 月 12 日她的生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

恩来伯伯的这一指示，我向卫生部领导作了汇报，在 1960 年全军卫生工作会议报告中加进了这个内容。

群众的病痛时刻挂在他心头

七伯逝世后，他生前的医疗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含着泪对我和在军说：

总理在重病中还时时关心群众的病痛。他听说云南患肺癌的比较多，马上把肿瘤医院院长李冰找来，让他们赶紧去当地调查研究。当时国家做了一个肿瘤地区分布图，比如北方患食管癌的比较多，南方患鼻咽癌的比较多。调查了 800 多万人，总理很赞许这件事，要我们做一个沙盘，摆在他的病房里，亲自分析研究，那时他的病已经很危重了。

1 月 7 日晚上 11 点多钟，周总理弥留之际，他对我说：“吴大夫，我这里没有什么事，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这是他最后一句话。这时候，他想的还是别人。

七伯终其一生，把所有的人装进他的心里，把所有的伤痛藏在他的身上。为了人民的健康和幸福，他生命的火花自始至终竭尽全力不断燃烧，温暖了人间，照亮了世界，直到最后一息！

严格要求，周到细致

党内外高级干部对七伯不仅十分敬重，而且普遍怀有敬畏之心。由于七伯对工作的要求分外严格，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纤毫必究，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我熟悉的多位领导同志，都曾向我谈起他们在这方面的切身体会。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的张令彬，在七伯身边组织指挥对前线的后勤保障。当时，美军为切断我军后勤补给线，动用大批战机日夜不停狂轰滥炸，实施所谓的“绞杀战”。我军运输车辆损毁十分严重。令彬部长说：总理每晚都要把我找去，汇报研究当天的战损情况：被炸毁的军车需要紧急补充多少辆；司机牺牲需要紧急补充多少人；还有汽油、轮胎、备件和其他物资、装备，都要列出具体数字。总理亲自记在笔记本上，并同我逐项计算，精确到一台车、一名司机、一桶汽油，在此基础上提出调拨补充的具体方案。总理从不允许用“大概”“估计”来搪塞。他同我经常从深夜研究到天亮，接着还要处理其他紧急事务，几乎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

实际上，他作为毛主席的主要助手，在参与战争决策、指挥战争全部进程，特别是组织实施后勤保障方面的不朽功勋，无人企及。

彭德怀同志说过：“这场战争最困难、最重要的是后勤供应问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归功于后勤”。而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自始至终都是在恩来伯伯亲自领导与关怀下进行的。其间遇到的种种难题，他都及时解决了。为了解决前线缺粮，他亲自动手并发动家家户户炒面，还紧急筹措补给了指战员入朝作战的过冬服装。

当时面临的更大的困难则是，我军在朝部队多达136万人，物资补给量空前巨大，但交通运输工具严重缺乏；敌军对我运输线实施所谓“绞杀战”，出动千余战机，日夜不停狂轰滥炸。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七伯适时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他号召全军上下奋起“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亲自规划、补充运输车辆和司机；在交通沿线设置密集的防空哨；加强高炮部队的配置；加速建立人民空军；全力组建铁道兵部队。在空中战线建立了美军望之生畏的“米格走廊”。至 1952 年，已能确保部队作战和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美军公开承认：尽管动用一切力量阻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人用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恩来伯伯在战争发动之前就预见到“现代战争主要是打后勤”，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提出的“决定战争胜负关键是交通运输线的斗争”，与历史上的兵家名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同应列为战争史上军事学术的经典用词。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同我谈起当年七伯是怎样指导和严格要求“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总理为科研战线制订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模范。每次试验之前， 他都要仔细询问和研讨可能影响成败的每一个具体环节。正是由于总理严格要求，养成了国防科研的优良作风，力求做到弹不带隐患进试验场，卫星不带隐患上天，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成功率很高的国家。”

各兄弟民族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前进

从“迪化”改名谈民族团结

我在总后勤部卫生部工作期间，一天，七伯同我和邓在军进行了一次谈话，主题是加强民族团结。

七伯考我：现在军委卫生部的部长是谁？我回答是饶正锡同志。他接着问：“饶正锡来卫生部工作前做过什么工作？”

我到卫生部后，由于承担政治委员和部党委的秘书工作，对部里每位领导同志的任职情况都做过了解，所以胸有成竹地回答伯伯：“饶正锡部长担任过中央新疆分局组织部部长、迪化市委书记。”

七伯听了有些不高兴了：“你怎么说是迪化呢？”我赶忙解释：“我是从履历表上看到的登记内容，饶部长曾担任中共迪化市委书记。我知道迪化市已经改名乌鲁木齐市，表上记载的是他当时的职称。”

七伯点了点头说：“这就对了。你告诉我，‘迪化’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迪化的“化” 应该是同化的意思。新疆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迪化”之名想必是历代统治阶级强调“同化”少数民族。我只是回答了一半，没有来得及深思“迪”字的含义。七伯替我作了补充：“‘迪化’嘛，‘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种提法是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对新疆要‘启迪’‘同化’。”

接着，七伯又问我俩：“你们还能举出哪些对少数民族和邻近国家带有歧视性的地名？”我俩当时就能想得起一些，比如广西的“镇南关”，此前不久改为“睦南关”（现名友谊关）；辽宁省“安东”，改成了“丹东”。这是涉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又比如，我们以前有个“绥远省”：“绥靖”“远方”嘛，已经撤销了。还有些含有歧视性的地名，由于当地群众已经习惯，也就沿用下来，没有改，比如“抚顺”“靖边”“安塞”等等。

七伯接着讲了很长一段话，是这次谈话的主题。七伯说：我们过去大汉族啊，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这是不对的。何况有的还是友邻国家，就更不应该。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都一律平等。我们国家是多民族组成的人民共和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之间有过分裂和战争，但最终融合为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国家的发展史，就是各兄弟民族团结凝聚在一起，共同奋斗前进的历史。黄河、长江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河。珠江、湘江、赣江、嘉陵江、黑龙江、洞庭湖、淮河等数不清的江湖河流，都是流淌在中国大地上各民族共同的血脉。你们要牢牢记住，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只有各民族之间紧密团结，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幸福安康。我们刚刚庆祝了国庆十周年，首都新建了十大建筑，其中，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占了其中两座。这就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

还要记住，今天的少数民族生活还很困难，经济文化落后。我们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要“求其在我”，做好自己的工作，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建设友好合作的民族大家庭。决不能只看到少数民族落后的一面。

七伯这番话，从我国的悠久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深刻阐明了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情真意切，寓意深邃。事后我常想，七伯这次提问不但花费时间长，而且内容高度集中，既有深度又具广度，这说明加强民族团结在伯伯心中分量有多重，而且他迫切地希望下一代乃至所有的人都能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学习伯伯，把增进民族团结落实到行动

七伯关爱与尊重少数民族，不仅因为他是国家总理，是职责所在， 更是出于他对各兄弟民族怀有炽热的情感。

我们看到，七伯在云南西双版纳泼水节上留下的镜头：他与傣族同胞互相追逐、嬉笑泼水，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笑得好开心啊！那是 1961 年七伯在西双版纳的一次美好经历。卫士长成元功回来后告诉我俩，七伯说他在那里“度过了最高兴的一天”。他形容傣族的服装“头无顶，衣无领，鞋无帮，裤无裆，很有特色”，说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比汉族进步，穿得比我们好看”。

七伯还认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服饰鲜艳，能歌善舞，他们居住的地方虽然多属穷乡僻壤，却是没有开发过的处女地，河川秀丽、浑然天成，是难得的旅游盛景。他嘱咐担任电视文艺导演的在军，要把镜头对准少数民族地区，既要重视表现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歌舞，也要重视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独特风光。

遵照七伯教诲，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在军就编导、摄制了优秀的少数民族演员如才旦卓玛、胡松华、崔美善、莫德格玛、阿依吐拉等人的专题歌舞节目。她多次带领摄制组，扛起沉重的摄像机和器材，深入山区、边寨、草原等少数民族地区，拍摄了《踏花追歌》（苗族、土家族、壮族），《延边歌舞》《歌舞之乡》（朝鲜族），《松花湖金秋》（朝鲜族、满族），《并马高歌》（蒙古族），《来自草原的歌声》（维吾尔族、塔吉克族），《草原之夜》（维吾尔族），《垂向大地的谷穗》（赫哲族） 等多部电视文艺专题片。这些表现少数民族的专题文艺片，几乎全都获奖。

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隆重上演，在军担任电视导演。在晚会节目的编导过程中，七伯对少数民族的节目格外重视。他在初审时说：“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载歌载舞。《伟大节日》这一场，能不能上一个男声独唱？蒙古族在音乐方面有所擅长，再增加一个蒙古族男声独唱。”由于七伯的具体过问，满族演员胡松华改编创作和表演了《赞歌》这首蒙古族歌曲。在军对七伯的意图心领神会，在电视镜头的运用上作了匠心独具的精心处理，使《赞歌》与邓玉华的彝族女声独唱《情深谊长》，成为珠联璧合的精彩节目，同优秀的民族舞蹈一起，给观众留下了美好印象。

我曾结识了不少优秀的少数民族演员，他们说起总理，个个热泪盈眶，激动万分。藏族著名歌唱演员才旦卓玛说：“总理喜欢听我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说这首歌唱出了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真实情感。他对我们这些少数民族演员的关怀无微不至。有一次我陪总理出访，唱的一首外语歌有两个字发音不准， 总理找来翻译亲自教我，叮嘱我，一定要把这两个音发准。”

同样，我国各少数民族，从领导人到普通群众，无不衷心热爱、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生前每逢1月8日周总理去世这一天上午十时，都要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总理敬献鲜花和哈达，无一次例外。几年前，我去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参加活动，走访了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侗族孤寡老人。他住的土屋历经百年，破损不堪，家徒四壁，但“厅堂”的正中贴着唯一的一幅总理逝世之初发行的彩像。他天天拂拭，画像仍一尘不染。老人每天都要向彩像鞠躬行礼。他说:“我没有亲人，心中唯一惦念的就是他老人家！”

在通道，我参加了一次侗族特意为我们举行的“迎亲宴”。山边土场上摆满了各户拼凑的木条桌，几百户乡亲每家上一个菜，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十多位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年轻姑娘，手捧盛满自酿米酒的大碗，轮流向我们敬酒，口中唱着《三唱周总理》和当地山歌。通道是八十多年前恩来伯伯带领中央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少数民族这一碗碗酒中又饱含着对恩来伯伯何等的怀念之情！

1981 年国庆节，由在军任总导演的《民族团结的赞歌》大型文艺晚会，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庆重点节目向全国播映。这台晚会艺术地再现了我国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绚丽风采与美好团结，获得各界热烈赞扬，这也是中央电视台最早自办的大型文艺晚会。白族舞蹈演员杨丽萍，就是在这台晚会上以《孔雀舞》扬名。遗憾的是，亲爱的七伯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台按照他的嘱咐、精心创作的各民族亲密团结的精彩节目。七伯叮咛我们的：“要牢牢记住，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我们将永铭在心。

（编辑  季节）

周尔均将军在他的新著《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一书中，提到了两句话，勾起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

1976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在财政部国际局（即今天的中国银行）工作的我的南开大学同学宋平分、王丽丽打来电话，说她们团支部要去天安门广场为周总理敬献花圈，让我帮她们想几句话，写在上面。

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声

当时我在一机部农业机械研究所工作，虽然远在郊外，但是经常会进城查资料。两位同学给我来电话之前，我刚借进城查资料的机会，去过天安门广场。时值清明，人们借着这个悼亡扫墓的日子，再次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缅怀总理。环绕纪念碑，放置了人们敬献的无数花圈，纪念碑上还贴出无数悼念诗文，寄托对1月8日去世的周恩来总理的哀思，表达对压制人民怀念总理、违背人民群众意愿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和愤怒。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股压制人民意愿的势力叫“四人帮”。

1976年的1月特别压抑。1月8日，我们听到了最不愿意听到的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全家人都哭了。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痛哭失声！第二天到了办公室，同事们也都是泪眼相望。然而种种对群众悼念周总理活动的禁令，让人们既悲且愤。这时，我们听说了北京群众自发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父亲也在一个晚上和我们一起去了广场。看到白色的花圈和人们拴在树篱上的白花把纪念碑周围变成了一个壮观的银色世界，看到冒着呼啸的寒风默默悼念总理的人山人海，其中甚至有不少家长带着刚刚学步的孩子，我感到无比震撼。我听到父亲感慨地低声说了一句：我放心了！

在悲愤中，我写了一首题为《痛悼周总理》的诗。此刻两位同学在电话那头跟我索句，我就把诗中的四句话念给她们听：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她们一听，说好，我们就用这四句话。

第二天晚上，她俩又打来电话，说她们把这四句话写在了她们团支部献给总理的花圈上，花圈放在人民纪念碑向南的碑座上，立刻就吸引了很多人，已经有人把这四句话谱了曲在现场教唱。

1976年的4月4日是周日，我再次到天安门广场看花圈、看诗文，也看看我贡献了那四句话的花圈。因为是休息日，广场人非常多，纪念碑从底座到碑身环绕着层层花圈，还有工厂、单位的人们不断抬着花圈往广场而来。纪念碑已经无处安放花圈，人们就把花圈一排排放在广场上，有些小花圈拴在灯柱上。同1月间悲伤压抑的气氛不同，这一次人们更多的是愤怒，很多挽联、挽诗、挽文的矛头明确指向群众最不满意的那种反总理的势力，也就是“四人帮”。

1976年清明，首都和各地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演变为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抗议，被称为“四五”运动。在“四人帮”把持的宣传机器将这场运动打成“反革命事变”并加以镇压之后，宋平分、王丽丽也受到追查，让她们交代这四句话的作者是谁，有没有“后台”。她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保护了我。在最难过的时候，当时主持财政部工作的张劲夫同志说了公道话：这首诗就是悼念总理的，不是什么反革命，不要查了！我虽从未见过张劲夫，但是深深感到他对总理的感情和勇于担当的气魄。

粉碎“四人帮”之后，“四五”运动得到平反，天安门诗抄正式出版，这几句话和当时天安门的许多诗文一样，得见天日。宋平分、王丽丽她们作为诗“作者”也应邀参加了不少有关活动。直到她们的一位同事向她们询问这件事，她们才如实相告。那位同事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战地”副刊上，我和这四句话的关系也第一次公之于众。其实，这时我觉得谁是原作者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周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已经是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声。

周尔钧将军在书中引用的两句话是：“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和我那四句话的次序不一样。他认为，有了总理爱人民，才有人民爱总理。这不无道理。但是我写“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也是有原因的。一是全诗基本上是押人辰韵，这里第二句以“爱”结尾就押不上韵脚了。二来我原诗前边的部分写了总理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写到这四句时，先讲“人民的总理人民爱”已是水到渠成。三是人民爱总理，总理爱人民，人民和总理永远是互动而平等的。

无论如何，周总理是人民的总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我自己就是从切身经历中，对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体会越来越深。小时候不懂事，我觉得总理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一个，并不了解周总理对国家对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及至“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亲眼目睹周总理是怎样苦口婆心地做各地不同派别群众组织的工作，让他们停止派性争斗，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前提下团结起来；他力挽狂澜保护陈毅老总等一大批老干部和民主人士；与此同时，他还亲自领导安排当时国内的工农业生产，并在国际交往中纵横捭阖，不断有所建树和突破。我曾亲耳听到参加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支前工作的荒友讲，1969年3月15日战斗打响前，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关心问候在前线爬冰卧雪的解放军战士，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指战员的斗志。在大港油田实习时，我也听到石油工人讲到周总理对刚刚起步的海上石油钻探的关心和对石油工人的关怀。那时我的感觉就是，当时中国的7亿人，每个人似乎都在周总理的心上。

把国家和人民挂在心中的好总理

周尔钧将军在书中提到，周总理是中共领导人中最善于交朋友也是朋友最多的一位。我觉得，恐怕在全世界古往今来的国家领导人中，大概也没有谁有周总理那样多的朋友。他的朋友，不仅有党内外国内外的政界军界商界领导和精英，更有大量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各行各业的人士。而且周总理的众多朋友，完全不是点头之交、泛泛之交，而是真正可以说得上“知交”的朋友。尽管这里面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外国政要，他们可能与总理政见不同、信仰不同，却并不妨碍他们由衷地敬佩总理，并由此尊重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和人民。

这样把人民挂在心中的总理，人民怎能不与他心连心？而这种对人民的牵挂，创造了很多世界奇迹。

其中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癌症分布的调查。早在1958年，周总理就亲自调将，让李克农的女儿李冰挂帅，成立了北京肿瘤医院，并且派她带队前往河南林县（今林州），调查当地很严重的食管癌情况。由此开启了中国癌症分布调查。1969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正式成立，李冰担任主任。1973年，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第一次启动了全国范围以恶性肿瘤为重点的居民死因调查回顾，几十万基层卫生人员和“赤脚医生”参与调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在周总理去世后的1979年出版，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都是第一。

周总理领导创造的另一个世界奇迹就是对地震预测的研究工作。1996年，我们为美国《科学》杂志做了中国地震预报的报道。美国的编辑非常奇怪，中国是怎么搞起地震预报研究的。我们的记者李慧采访了十多位中国地震预报方面的专家，他们无一例外地提到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总理去灾区视察慰问时的一个插曲。我们的报道以此为开头，刊登在1996年9月13日的《科学》杂志上：

按照流行的说法，一切都是从一位老农提出的一个朴素的要求开始的，他的生活刚刚被1966年3月发生在中国河北省邢台的地震搅得昏天黑地，那次地震使8064人丧生，是新中国成立17年来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灾难性地震，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我们很感激政府为我们度过灾难所做的一切”，据说这位老农这样对亲自前来指挥救灾工作并慰问灾民的周恩来总理说道。“但是下次地震来之前，政府能不能先给我们打个招呼？”他的请求也带有政治的意味：很多中国人把地震视为国内不安定的不祥之兆，指望政府确保政治结构安然不动。

回到北京，周总理召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的地球科学家，要求他们帮助避免这类灾难。1971年，创建了国家地震局，主持一项刚刚开始的全国性计划。不到5年，国家地震局回应了那位老农的要求，发布了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短临地震预报：在一次7.3级的地震于1975年2月4日袭击中国东北的辽宁海城前13小时，就发出了警报。

中国的地震预报计划由此应运而生，尽管其成功的定义难以捉摸而且很有节制，它仍是世界上有所争议的最有成效的计划。

   这就是我们人民的总理。一位农民看似很不“科学”的一个请求，启动了共和国总理亲自部署了一项世界级的科学研究计划！这样的总理，人民怎能不发自内心地热爱？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这是无数感人的事实化出来的，也成为人民与公仆关系的一面镜子。

（编辑  季节）

破例传话

“不准传话、递材料”也是重要的“周家家规”

人们说周家有“十条家规”，这是按照七伯、七妈对亲属的要求由他人归纳的。其实，他俩对亲属的要求还有许多，比如：“不准为别人传话，递材料。”

七伯又说：“对运动中涉及的地下党员，以及解放前曾给我党有过帮助的人，要特别慎重，认真甄别，不要轻易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说到这里，我已经意识到七伯的这番话不同寻常，最让我吃惊的是七伯说：“这样吧，你把我上面说的话转达给卢南樵同志，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

从来不准亲属递信、转话的七伯，竟然让我转达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指示，七伯的态度十分严肃，讲话铿锵有力，我顿有所悟，明白了七伯的所思所想，有了一种接受神圣使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我回到重庆后马上给党委书记、政委卢南樵作了详细汇报。南樵同志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周总理的指示。党委会做出了一致决议，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对已经查出的问题逐一甄别，原定的问题性质，该下降的下降，该取消的取消，原拟的刑事和纪律处分方案也都仔细推敲，慎重排除和修订，从而及时纠正了偏差，避免了肃反扩大化。我们是个有着数万人的大单位，经过这次大幅度的调整改动，很多人得以避免遭受沉重的政治打击，家人免受株连。他们至今也并不知道，这是周总理亲自关心和干预的结果。

事后我曾想过，当时按照中央分工，总理已经不再分管军队的事情，对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按组织系统转达，再层层研究、逐级落实，要费不少周折。而且，有些人和事一旦作了处理，再纠正就困难了。所以，伯伯从保护人的政治生命的最高原则出发，果断地打破了不让亲属传话的惯例，采取了最简单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这是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又一生动例证。可以说，他是用“大原则”管“小原则”，用“大道理”管“小道理”。

再往深里想，七伯这次专门听我汇报“渝办”的肃反情况，是事先慎重考虑的，他想通过直接了解基层单位运动情况，用以佐证对肃反扩大化的忧虑。今天看得清楚，当年的肃反运动是必需的，但也确实存在扩大化的问题。从我们单位的情况看，有些纯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有些只是三青团一般团员被定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潘汉年案件”就是给七伯心中留下重大阴影的一个典型，也是七伯这次听我汇报的一个重要诱因。

潘汉年是个传奇人物。1931年，他在七伯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是七伯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助手。在江西苏区，他在恩来伯伯的领导下，参与了和十九路军、粤军的谈判，成为红军的“外交部长”。后来又协同七伯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他和夫人董慧一起，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中出生入死，纵横捭阖，获得了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无法得到的重大情报，业绩辉煌，功勋卓著。1955年肃反中，潘汉年却因当年被党派遣做敌伪特务李士群工作时，临时被李士群带去见过汪精卫一面这件事，遭到审查，突然被逮捕，背负了“国民党特务”“日伪汉奸”“台湾间谍”三重罪名。最终被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1977年病死在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

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七伯指示李克农，组成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秘书许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的三人审查小组，仔细查阅解放前潘汉年有关档案，写出了一份实事求是的报告。

罗青长叔叔后来对我说，在潘汉年被捕二十多天之后，他们写出了调查报告。这份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上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报告中，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第一，中央有过指示，一再要求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第二，潘汉年所接触和利用的敌方人员，都有过正式报告；第三，潘汉年为我党提供了若干重要情报，为中央决策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是南下还是北上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第四，我党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第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在当时仍然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而这些作用，毛主席、周总理都是知道的。得出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可惜的是，这份报告未能对改变潘汉年夫妇的命运起到作用。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正式被批准逮捕。半年后的同一天，有了七伯同我的这次谈话，从中也可以看出潘汉年事件对伯伯触动之深。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确认这是建国后的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

遗憾的是，七伯没有看到这一天。实际上七伯在潘汉年一案上的愧疚一直延续到他临终前夕。

七伯当年让我传达的这几句话：“人的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强调“保护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的最高原则”，特别是“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字字句句都胸有成竹、意有所指。这就是七伯终其一生做人的最高准则！

循循善诱

伯伯的期许和警示

“恋爱婚姻是大事，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七伯在最初与在军见面时对她的嘱咐，过了不久，对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重温当年他的上述教诲，既是对我俩结为终身伴侣的期许和勉励，又是给予关切的叮咛和警示，用心良苦，蕴有深意。他和七妈始终关注着我俩的情况，在关键时刻亲自过问，指点迷津，使我和在军得以顺利跨越人生道路上的险滩暗礁，携手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

1955年10月，我在入党后，政治上动力倍增，组织上也很器重。在军由于表演才能出众，被东海舰队政治部相中，成了舰队文工团的业务骨干。我们两人一个在重庆，一个在上海，两三年不能见面，只能靠“两地书”传递情感。我给在军提出要求，希望我俩尽快成婚。

对在军来说，也有她的难处。她是东海舰队文工团的重要演员，处在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领导上正在培养她。

在这种情况下，我俩商量来商量去，各说各的道理，对成婚的事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一赌气，有一段时间干脆中断了联系，两人的关系定格在了破裂的边缘。

七伯、七妈始终在关注着我和在军的感情进展。1957年2月8日，七伯同贺龙副总理率团访问亚欧十一国后，在重庆总结工作、稍事休息。他让卫士长成元功通知我去见他。七伯推心置腹地同我进行了一次关系到我一生的重要谈话。他先问我和在军近来的情况，我把我俩发生矛盾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七伯耐心地听完后说：“你俩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恋爱婚姻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嘛！我看你俩是合适的一对，能在一起生活固然好，暂时分开也无妨，还是要服从工作需要。大革命时期我和你七妈不但长期不在一起，不通音信，常常连谁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呢！”

七伯接着批评我不支持在军的工作，说：“在军热爱自己事业，不愿意放弃文艺工作，这是一种自强的表现。如果硬是要求她把自己的事业服从婚姻，这才是本末倒置，是为难对方。当然，如果有妥善的办法能兼顾这两方面，你倒不妨试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依靠组织。”谈话结束时，七伯再次强调了一句：“尔均，你要记得，‘自强’和‘互信’是恋爱和婚姻的基础。”

七伯的指示，有如一把打开我俩婚姻之锁的金钥匙，使我杂念尽除，茅塞顿开。我醒悟到，解决我俩矛盾的症结，在于摆正事业和婚姻的位置：不是让事业服从婚姻，而是婚姻要服从事业，在这个前提下互商互谅，寻找妥善的解决方案。

从“瑞珏之死”谈自强自立

第二天晚上，重庆市委举办舞会招待七伯和代表团一行，七伯让我陪他参加。重庆话剧团有一位扮演话剧《家》中瑞珏的女演员，向七伯请教怎样演好瑞珏这个角色。在轻松的交谈中，七伯回答了她的提问。七伯说，巴金的《家》他读过几遍，曹禺改编的剧也看过不止一次。曹禺把巴金原创的《家》，演绎成一部在完美面纱下掩盖的辛酸悲剧，深刻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这是他改编的匠心所在、成功之处。七伯十分热爱戏剧，他年轻时还演过话剧。他在短短交谈中，对《家》中人物的诠释丝丝入扣，鞭辟入里。

巴金先生的《家》我读过，曹禺先生改编的话剧《家》我也看过，后来又重温了不止一遍。在巴金、曹禺两位大师病重时，我和在军曾前往探望，他俩深情地向我们回忆七伯对文艺界和他们的深切关怀。已报病危的巴老看着七伯照片，吃力地一字一句说：“很有精神，总理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眼前！”曹禺先生哽咽着诉说他难忘的心情：“总理在文艺界有很多朋友。他很爱文艺界，我们大家也很爱他。”在场的吴祖光先生也补充了一件事：“总理说，我写的《风雪夜归人》，他看了七遍。”

巴金、曹禺把一生献给了文艺事业，为人们留下了世代相传的不朽之作。在军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追随他们的脚步，为新时代的文艺事业和自己的艺术人生而奋斗。

就在这一年，七伯因公到上海见到在军，向她仔细地询问并加以教导，特别叮嘱她：“尔均的工作很忙，他不了解你的工作性质，你要多体谅他，遇到问题和困难，要多和他沟通，互相间要尊重对方的想法。”

在七伯的关心体贴和谆谆教诲下，我俩很快就恢复通信，冰释前嫌。1958年春节，我与在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在军转业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担任文艺导演，在几十年的电视导演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她是第一批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艺术家，第一批获得“中国电视艺术终身成就奖”并是获奖者中唯一的综艺导演，是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广场晚会、综艺节目的首创者，并被全国妇联授予“感动中国的母亲”、北京市授予“首都最美家庭标兵户”的光荣称号。我俩的一世姻缘，互相促进，成就了各自事业上的发展。

2008年，我和在军金婚，恰逢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和第七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我俩被邀请与会。在向全国直播的隆重开幕仪式上，中央电视台赠给我俩一份特殊的金婚礼物——巨大的蛋糕，并在会上致辞：“各行各业都有佼佼者，但最值得骄傲和尊敬的是其开拓者。邓导是我们电视艺术行业名副其实的开拓者杰出代表。”在上万名观众的热情欢呼和掌声中，我同在军手把手地切开珍贵蛋糕的画面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不仅见证了我俩美满的婚姻，同时也是在军以自己在事业上的努力奋斗和取得的成就，对七伯、七妈生前期望的汇报。

“红楼”记事

1957年春节后，七伯和贺龙副总理率代表团出访亚欧十一国归来，在重庆“红楼”招待所住了四天。七伯抵渝的当天提出要见我，单位领导特意安排我（我当时担任“渝办”党委秘书）负责接待事宜。这使我能有机会在这种公众场合里领略七伯的待人处事之道，聆听他的亲切教导。

伯伯与贺龙

七伯一生十分看重友情，广交天下朋友。可以说，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他是朋友最多的人。在他看来，“有友为励，益奋吾志”，是人生一大快事。七伯也善交朋友，而他交友的“秘诀”只有一个已公开的秘密：待人以诚。

七伯和贺老总就是一对最亲密的战友、最知心的朋友，心心相通，至死不渝。这次我见到七伯，他没让我坐下，嘱咐我先去看望贺老总：七伯最注重礼节、注意小事，他让我先去看贺帅，显然是对贺老总的一份尊敬。

贺老总起身热情地同我握手，招呼我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他说：“总理对什么事都想得那么周到。”接着，贺老总深情地说：“周总理是我最尊敬的领导。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在你伯伯的领导下共事几十年了，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这次陪他出访又有不少新的体会。”在短暂交谈中，他对七伯赞誉有加，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贺老总同我谈话是在卧室外的客厅里，他住的是个大套间。我刚才见七伯住的是面积很小的普通的房间。我问成元功，七伯的卧室为什么这样安排。成元功说：“你七伯看到‘红楼’只有一个大套间，便交代我说，‘贺老总年纪大，身体不很好，套房留给他住，我同大家一样住单间’。”七伯一向以关心他人为重，更不要说对贺老总这样的挚友。

七伯抵达重庆后的第一天晚间，“渝办”党委在“红楼”设宴为代表团接风，按照七伯节俭、从简的原则，宴会在小餐厅举行，只摆了两桌。宴会结束后，七伯和贺老总一起看望“红楼”招待所的后厨。主厨和餐饮主管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总部留用的，曾经专为蒋介石和宋美龄服务。七伯笑着说：“难怪今晚的菜这样有味道，当年我在重庆可能还品尝过你们的手艺呢。”说完还亲切地同他俩握了手。餐饮主管老孟师傅对我说：“我为蒋先生服务多年，见的高官贵人多了，一个个盛气凌人，摆大官的架子。哪有像周总理这样的大人物热情平等地对待我们。共产党就是不一样！”

1983年至1984年间，我在总参谋部办公厅任处长，贺老总的儿子贺鹏飞在总参装备部任处长，我俩很谈得来，工间休息时常常相约到楼下散步。他对我说：“父母这一生最尊敬的人是周伯伯，总是在我们子女面前谈起他。‘文革’中周伯伯想尽办法保护我父亲，甚至冒着极大风险把父母和我一起接到西花厅避难。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保住。林彪垮台后，周伯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找我母亲。我们全家都理解他，他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我俩还共同回忆了七伯参加贺老总骨灰安放仪式的情景。对于七伯在贺老总遗像和骨灰前深深鞠七个躬的含义，曾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我说：以我对七伯的了解，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事先都是思虑周详，我有个设想，不知对不对：七伯第一次和众人一起的三鞠躬，是与大家共同悼念贺老总，向他告别和致敬。第二次三鞠躬，是表达他最终没能保护住贺老总的万般无奈和深深歉疚的心情。第三次单独鞠一个躬，是告诉贺老总，他已病入膏肓，不久将与他的亲密战友相逢于马克思灵前，正如七伯在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所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鹏飞说，我的解释对他很有启发。

张学良的副官处长哭了

“红楼”宴请的当晚，七伯在致辞祝酒之后，特地来到第二桌，逐一向在座同志碰杯问好。我身旁是“渝办”副主任王政。当七伯走向王政时，他站起来哽咽着叫了声“总理！”接着痛哭了起来，把大家都惊住了。七伯仔细地端详了王政一会儿说：“我想起你了，是王政吧！西安事变时的老相识了。”王政继续哽咽着说：“总理啊！那时往返西安，都是我开车接送你啊！”

那天晚上是正式宴请，“渝办”领导和我都穿着军装，佩戴肩章，王政则是一身便装。总理何等英明，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其中定有隐情，他轻声对王政说，“你的事我明白了，好好工作，保重身体”。随即一饮而尽。王政见七伯对他那样亲近，由悲转喜，也一口干了杯中酒。七伯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接着同下一位同志碰杯。

宴会快结束前，七伯招呼他身旁的“渝办”政委卢南樵起身，和他简要地交谈了王政的情况。南樵政委汇报说：“王政是由总部任命的，现任办事处副主任，排序在前，但总部至今没有为他授衔。我们催问了几次，总部回答说西安事变时他是地下党员，但还有些历史问题需要调查弄清。”七伯生气地说：“还调查什么？我就是证人！当年确实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西安和陕北之间开车接送我和张学良。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张学良，没有王政这些好同志，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吗？你把我的意思报告总后、总政，要尽快解决王政的授衔问题。”

七伯和卢南樵同志素不相识，也没有上下级工作关系，却曾为肃反运动和王政授衔问题两次向他下达指示。这两件事，都直接关系着人的政治生命，也就是属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七伯一旦得知，就会毫不犹豫地亲自干预。

过了不久，军委、总政下达命令，授予王政大校军衔。他曾任张学良副官处长，是个管理型人才，后来被调到北京，先后被任命为总后勤部管理局局长和总参谋部管理局局长。

七伯与张学良的友谊是在西安事变中建立的。1936年，张学良担任“剿总”副总司令，驻兵西安。4月9日，他应中共领导邀请，秘密赶赴肤施与七伯会晤。这次见面后，七伯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张学良也对这次会面非常满意，他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件大事。事变发生后，七伯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两人朝夕相处了八天，商量和平解决事件的善后事宜。此后，他们便再未见过面，但相知相通的深厚情谊却绵延了数十年。

在七伯心里，张学良可以说是知音、挚友，更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七伯不放弃任何机会，千方百计地营救。张学良被裹挟到台湾后，七伯曾设法托人带了封亲笔信给张学良，写了十六个字：“为国珍重，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这封密信飞越海峡，最后藏在糖果盒底层才安全到达张学良手里，少帅见了不禁潸然泪下。

恩来伯伯去世后，张学良万分悲痛，眼含泪水对赵四小姐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颂千古的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生难忘的故友。”他对帮助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文稿的学者张之宇女士说：“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可是没有实现。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同样，恩来伯伯一直牵挂着张学良这位老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七伯突然提出要见罗青长，用微弱的声音嘱咐他，“不要忘记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话刚说完就昏过去了。青长叔叔告诉我和在军：这两位姓张的朋友，第一位就是张学良，第二位是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时，国民党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宪兵司令张镇。

为纪念恩来伯伯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在摄制《百年恩来》电视片时，原计划去夏威夷采访张学良先生，因赵四小姐病重未果。但少帅让人带回了他的讲话录像：“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

恩来伯伯真诚待友，已成众口之碑。回顾七伯的一生，波澜壮阔，异彩纷呈，或纵横于战争的刀光剑影，或投身于政治的激流漩涡。一般来讲，有过类似他这样经历的人，大多都会被时光磨砺得格外严峻冷漠，甚至可能会变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然而，恩来伯伯却如狂风巨浪中的一座坚固的礁石，始终保持着他的本心。

巴金先生有言：“友情这个美好的字眼仿佛一枝神奇的画笔，多少动人的画面由它产生。”看到了七伯对贺龙、张学良、王政和对所有人的挚爱情谊。我也更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天安门诗抄》中的“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句普通的词语，能使无数人感动和竞相传抄。

（编辑  季节）

烈火淬炼

上海解放

1949年5月，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5月12日，我军打响进攻上海的第一枪，不到半个月，汤恩伯所谓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就土崩瓦解了，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5月26日，我和同学一路奔跑到外白渡桥一带，迎接心中崇敬已久的解放军的到来，亲身体验上海解放那一刻的喜悦。

在社会的大学校里读书锻炼

此时此刻，我分外想念七伯、七妈。按照他俩的吩咐，我留在上海读完了三年高中。在社会的大课堂里上了一堂政治大课，实现了从少年时期模糊的进步追求到投身革命迫切愿望的转变。

我亲眼见证了蒋家王朝从鼎盛到崩溃的全过程。国民党的腐败根深蒂固，而抗战的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时的种种倒行逆施，更成了加速其腐败的催化剂，上海成了一块任其宰割的“肥肉”。最终把人民群众的愤怒引到爆发点的，是蒋介石于抗战胜利后悍然撕毁“和平协议”，全面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为了支撑扩大内战的庞大军费开支，进一步用苛捐杂税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压榨，各级政府官员、军官、奸商趁机中饱私囊、发战争财，使得经济民生凋敝，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整个社会一步步走向坍塌。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挽救军事、经济危机，走出一步险棋，用所谓的“金圆券”取代面值断崖式下跌的法币，勒令民众拿出家存所有黄金、白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企图以此挽救金融财政危局、挽救国民党的统治。不久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有如流星坠地。发行初期，金圆券最高面值为 100元，不到一年就出现了500万元的巨额大票，而这笔钱只相当于发行时的 1元面值，买不到一个馒头。有人计算，当时一担大米的价格是4.4亿金圆券，每担以300万粒米计算，买一粒米要146元。蒋介石把从全国搜刮来的2亿美元资产用军舰运去台湾，其中上海人民的血汗钱占了64%。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民怨沸腾，工人、市民、公教人员和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抗议游行，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幅标语，路人在街两旁鼓掌支持。国民党的统治难以为继。我目睹了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社会道德沦丧、政权分崩离析、八百万大军灰飞烟灭的全过程，懂得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光明与黑暗，是事物的两极。处在永恒的光明之中不知道光明的可贵，亲身经历了黑暗、在无边黑暗的衬托下，才能更深地体会光明的温暖与灿烂。重温当年七伯对我的教诲，“社会是个大学校，从中也可以得到锻炼”，是何等的英明，多么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预见性！

铁与火的淬炼

我一直牢记在“周公馆”立下的誓言：投身革命、参加人民军队！此时终于有机会实现了，见报上刊登有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我立即报名投考。1949年6月被批准入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二野军大是一座抗大式的革命军校，办校目的是为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准备干部。许多高级将领和学术界名人，如李达（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张际春、邓子恢、宋任穷、李大章、彭涛、施复亮等，都给我们上过大课。这些“教员”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口才也特别好，没人拿稿子，个个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听后都心悦诚服，大大激发了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迫切追求进步的政治热情。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校长兼政委、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所作的报告。

刘伯承同志是中外闻名的军事家。刘伯承的第一句话，就赢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说：“学校是军队的缩影，军队是学校的扩大。治军先治校，治校要从严。”他勉励大家以后不要做穿军衣的大学生，而要做革命军人的模范。

两个月后，我们聆听了邓小平政委作的题为《过关问题》的报告。小平同志讲话幽默风趣，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又丝丝入扣。针对青年学员的现实心理状态，他强调：每个革命者都要“过好三关：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社会主义关”，“帝国主义关又叫战争关，封建主义关又叫土改关，社会主义关又叫胜利关”，每个大关中又有许多小关，可谓“大关三个，小关无数”，“这一关过去了，还有那一关。倒下去了，再爬起来。要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关一关地过去，直到最后胜利”。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国防大学政治部工作期间，策划建设了一座校史馆，用文字资料、照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系统地介绍我军高级院校的发展历程。我请画家根据我的回忆，绘制了一幅邓小平政委在二野军大向万名学员作报告的图景，以此作为军政大学这一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各届学员和干部，对这幅画都很注意观摩学习，并给予好评。当年，在我陪同江泽民总书记等观看时，刘华清同志在这幅画前伫立了十多分钟，他说：“画得不错，当时就是那个场面。”

我们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是我军公认最佳的高层军政搭档。恩来伯伯对他俩评价很高。1996年，薄一波同志向我和我爱人邓在军谈了这样一个事例：

周总理认为，伯承和小平的工作方法各有其特点，小平是“举重若轻”，伯承是“举轻若重”。总理还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的‘举重若轻’，但说句实在的话，我做不到。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是‘举轻若重’”。

确实，他俩讲话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共同特点是富有强烈的革命情感，用浅显明白的语言阐明深刻的革命道理。因此，他们当时讲的每句话都说进了青年人的心里。

我和二野军大的其他学员经过短短三个月紧张的军政训练，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基本上完成了由学生到军人的转变，确立了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

我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青年人特有的革命激情，很快被任命为班长，评选为二野军大学习模范，也是最早一批被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49年4月，经中央批准，同年8月，在部队建立团组织，我就在同一个月被吸收入团。军大学员提前毕业。我被组织上选调入二野后勤政治部，任职政治工作员、见习干事，随同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军。在紧张的行军途中，接到前方来电，重庆已于1949年 11月30日解放，让我们提前赶去参加接管。我们同另一个单位分乘两条轮船，没想到国民党特务在另一艘船上安放了炸药，起航后没有多远，那条船就在江心爆炸，船上一百多人只救上来几个，其他同志全都牺牲了。

当时，我被分配在后勤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负责保管和整理营连以上干部档案。我已经从一个初中毕业的学生，成长为初步经历铁与火淬炼的革命军人。

看似无情胜有情

参军初期，我在充满兴奋与喜悦的同时，也曾有过一丝遗憾：如果当初能同七伯、七妈一道去延安，就能早三年参加革命。早三年与晚三年参军还是不一样的。我的这种心态，往往产生在填履历表的那一刻。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作“三门干部”，即“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部队门”。平心而论，有这种想法和说法也无可厚非。军人的荣誉与战斗经历、服役年限有着密切联系。

但是衡量一个干部，资历仅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方面，思想品德、政治觉悟、业务素养和工作能力才是全面衡量干部的基本要素。同时，干部的成长过程也就是斗争阅历，是形成和判断他的综合素质的重要依据。

当年七伯没有让我们跟随他去延安，除了出于对自身亲属的严格要求，坚决摈弃封建社会遗留的“凭关系”“讲人情”的陋习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侄儿辈“自强自立”“走自己的路”，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磨炼和充实，从而更好地成长。而接触社会接受进一步的锻炼，进一步提高政治上的自觉性，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包括文化知识的积累，则更为现实和重要。七伯曾对我说：“延安没有高中，在上海读书条件比较好。”显然，在条件更臻成熟的时候参加革命工作，无论对党的事业还是对我自身的成长都更为有利。事实证明，七伯的决定经过深思熟虑，无比正确。

七伯是具有丰富的生活实践和全方位斗争经历的领导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隐蔽战线的主要领导人。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广州黄埔军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瑞金红都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西安事变、重庆红岩、南京梅园新村、上海“周公馆”、西柏坡、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这些闪闪发光的大事与简略表称，无一不与周恩来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连任26年国家总理，全面主持内政外交。天降大任，七伯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于一身，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严酷斗争考验，都能化险为夷，一个个地闯了过来，这都与他百炼成钢、难以企及的人生历练密切相关。

七伯深知早年历练对一个人成长的不可替代价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高瞻远瞩地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子侄辈们奠定了正确的人生起点。我能得到七伯、七妈的关怀和指引，是人生何等难得的幸福！

“同志”爱称

萌发入党初心

二野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蒋介石亲督胡宗南大军负隅顽抗，解放西南战役仍在激烈进行；扩建和加强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展开；为巩固我新生政权，安定人心，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由于我在行军、作战途中表现良好，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政治部宣传部任宣传干事。调动前，组织部副部长白冰找我谈了一次话。白冰是四川人，杨尚昆同志的弟弟。他说：“组织上调配干部的原则是量才适用。你文字工作有较好基础，比较适合做宣传工作。希望你好好努力，不断进步。下一步要争取入党。”

白冰同志这次谈话让我心有所动，我是参军刚满一年的学生干部，对加入中国共产党心向往之，白冰同志对我的鼓励使我内心里很温暖，也萌发了争取入党的初心。

七伯、七妈勉励我入党

就在领导上不断给我压担子，我也尽力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力争提高自身思想政治觉悟的时刻，意外接到了七妈自分别后给我的第一封来信，我喜出望外。

在进军西南途中，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伯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的喜讯，这时我已调到二野后勤机关，我立即写信给七伯、七妈，详细汇报离别后这几年的经历，并谈及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

七伯、七妈得知我参军的消息非常高兴，对我争取入党的意愿尤其重视，回信鼓励我：入党是一个人政治生命中的大事，要努力改造思想，不仅要争取早日在组织上入党，还要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要自觉接受党组织长期考验，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并说他俩随时等候我入党的好消息。

在我争取入党的两年期间，七妈连续写来三封信给予亲切鼓励。由于七妈长期患病，当时信多由她的秘书张元代笔，但给我的信则总是亲笔书写。有了七伯、七妈的勉励和期许，我彻底打消了此前的疑虑。我向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接受党组织的长期考验。   

有了七伯、七妈的指引和党组织的关怀，我信心倍增，奋发图强，连续两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学习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通过重重考验，终于在1953 年12 月31日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后，我立即用航空快信把这个喜讯报告七伯、七妈。七妈也在最短时间（当时交通邮政还不通畅，航空信也不例外）亲笔给我回了一封充满革命情感和勉励期待的信，全文如下：

尔均同志侄：尔鎏同志侄均此不另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兹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绍他来看你，我们的情况可由他告你。你的情况亦望告他转我们。我的病已较前大好了，每日已能工作二三小时，你可勿念。匆草，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一九五四 . 一 . 廿四

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七妈这封信，是迄今所知唯一一封谈及侄儿女辈入党并在政治上提出具体要求的珍贵文献。六十多年来，我时常展信重温，从中汲取营养，砥砺自己，并不断获得新的心得体会。

七妈在信的开头称我为“尔均同志侄”。此前，她信中的称谓都是“尔均侄”。二者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七妈写这封信时，自己的侄儿已经是这个伟大组织的光荣一员。

七妈在信中对我提出了三条重要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不骄不馁，付诸实践。这三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七妈又特别要求我“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此后我有机会见到七妈时，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尔均，你是否按时转正了？”

七妈委托同宇（周恩寿）伯父代表他俩把这封信亲自交到我的手里。同宇伯父告诉我，七伯、七妈对我入党的事一直很关心，要他代表他俩来重庆看我。这封信是七妈扶病写的，七伯也看了，他俩都为我入党由衷地高兴。

七伯、七妈一直关注着侄儿的成长，正是由于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强大思想动力。这是我作为后生晚辈的幸运。

海棠情思

1954年我二十一岁了，我心中也已暗暗有了自己的追寻目标：西南军区后勤文工团团员邓在军。这时，我们已经住进了部队自建的营房。政治部机关和文工团分别住在相对的一列平房。一次部队开会前“拉歌”。她在文工团年纪最小，但能歌善舞，已经成了“台柱子”，每次“拉歌”，常常由她领唱，站在队前亮相的是在军，由她领唱《敖包相会》。她本来就长相出众，加上领唱时表现出的异性青春朝气，我听得心都醉了。在军已经走进了我心里。我请一位女同事帮我传话，向在军表达我的爱慕之意。女同事告诉我：在军对我也有好感，同意和我交朋友！就这样，我的恋爱开始了。

不久，七伯、七妈得知我和在军相爱，在她调到北京后，对这个未来的侄媳进行了一次“面试”。

在军“面试”

1955年5月的一天，对我和在军是一个幸福的日子：七伯、七妈这天面见了他们未来的侄媳、当时还只是我恋爱对象的邓在军。

随着西南军区撤销，1955年2月，在军和后勤文工团的大部分成员调离重庆，调到北京，在军分配在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我写信向七伯、七妈详细汇报。没想到，我给七伯、七妈汇报情况的信发出不过十来天，在军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她说接到通知，让她马上去见周总理。很快，在军来信，以抑制不住的喜悦向我讲述了这次特殊的西花厅之行。

5月的一天上午，在军接到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电话说，总理想见见她，让她等着，他会来接。在军想，以前从未坐过小卧车，这回总理派人来接，应该可以坐一回小车了。她的愿望只猜对了一半：果然是辆“小车”，不过并不是小轿车。成元功卫士长是领着一辆三轮车过来的，他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带路。这让在军非常意外。哪有一国总理派三轮车接人的？会不会是个骗子？又觉得这种骗局没有道理。她上了三轮车，中南海大门外，虽然有军人站岗，但有成元功领着顺利通过了，她这才放下心来。

进了西花厅，在海棠树下，站着她敬仰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伯母，他俩正笑眯眯地向她招手呢！在军从新闻、电影、纪录片里早就多次见到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两位长辈竟然会在西花厅门口等她。在有海棠花香的屋檐下，两位长辈亲切的笑容如阳光般温暖。

七伯、七妈关心地让她讲讲与我是怎样认识、怎样交朋友的。并意味深长地教诲在军：“你和尔均不要因为我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俩的恋爱关系中去。恋爱婚姻是大事，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七伯这番话情真意切，寄望深长，每一个字都渗进在军的心窝里。他嘱咐在军，既要加强业务训练，更要重视政治学习，提高自身的素养。

这次“面试”最后的“打分”，在军是在告别时听到的。当时，七妈把在军送到西花厅门口，笑眯眯地对她说：“孩子，常来玩儿，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随后，星期天没事，在军就常往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他俩也不时让卫士给海政文工团的在军送书籍报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在政治上的成长。

西花厅第一次“面试”，不仅对在军，对我也是一堂难得的思想政治课。七伯、七妈历尽沧桑，智慧超群，看人的眼光准确。在军没有辜负他俩的期许，在党的培育下，成为我国第一代著名电视艺术家、第一批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当然，七伯、七妈也从实际出发，对这个年轻晚辈进行了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富有成效的思想教育。在如何对待恋爱婚姻、如何看待家庭出身、如何加强政治艺术素养这几个重大课题上，给她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再见七伯

意外的北京之行

当时西南军区已撤销，中央军委决定，把我们单位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简称总后“渝办”），保留正军级建制，由总后勤部直接领导。这样，我就留在了政治部，仍任宣传干事。

我们单位按照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我被任命为临时组建的肃反办公室秘书组组长。9月下旬，总后勤部来电，要求我们派专人去北京总部汇报运动情况。我去总后机关报到后，就迫不及待地去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

七伯赠我刮胡刀

七伯、七妈知道我到了北京，让我和在军去西花厅，他俩等着见我们。这是九年后我又一次看到七伯那英俊潇洒、充满魅力又亲切慈祥的笑容。七伯对七妈说：“你看，这些年没见，这孩子已经认不出了，我们家出了个年轻军官，这是好事啊！”我参军以来，还没有回过家，这是第一次见到最亲也最尊敬的长辈，心情万分激动。

七妈问我：“你入党时，我要求你争取按期转为正式党员，现在转正了没有啊？”没有辜负七伯、七妈的期望，我按时转正为正式党员快一年了。我如实报告了情况，七妈很满意。

七伯瞧着我的嘴巴说：“我看你现在长胡子了，今天我和七妈送你一样东西。”他走进房间，拿出一个精致的金属小盒，外表光洁，亮闪闪的。七伯递给我说：“这是我用过的刮胡刀，很好用。今天把它送给你，记得要刮胡子。”这是把吉列牌（俗称老头牌）刮胡刀，盒里衬有红色丝绒，还有个固定刀架。

我在欢喜的同时，也暗暗打量七伯的双鬓和两腮。七伯的眉毛和胡子都很浓重，在上海避难期间，为了防止被特务认出，曾经留过胡子。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时，就是蓄着长须冒充牧师出行的。多年后，听张宗逊和张震等老同志说，他们在中央苏区初见周副主席时，他是留着一把大胡子，人们尊称他“胡公”。七伯的大胡子是什么时候剃掉的呢？七伯秘书何谦告诉我，1937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委派七伯代表党中央去西安处理事变的事宜，他在会见张学良、杨虎城之前，礼貌起见，找把剪刀将一把美髯给剪掉了，此后就再也没留过胡子。七伯的胡子和刮胡子的故事，在他投身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过独特的作用，也可谓一段传奇。

1954年，七伯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十分钦佩周总理的过人风采，会后不久，英国工党专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知道七伯胡子的特色，特地准备了一把比较讲究的刮胡刀作为礼物送给七伯。从时间上推算，七伯送我的刮胡刀应该就是这个。

七伯、七妈不仅在生活上对我关怀体贴，同时，也很注意教育我重视仪容仪表、礼节修养。记得他递给我这件珍贵礼品的时候，特意看了看我和在军的着装，说：“军人要特别注意自身形象，平时穿便衣也要整洁得体。”对某些不顾仪容、仪表的行为，七伯的眼里一向揉不得沙子，会立即予以纠正。总政文化部首任部长陈沂告诉我，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举行的晚宴上，他率代表团入场，总理见到他，马上用手指了指嘴。他意识到自己胡子没有刮，赶紧找来刮胡刀到盥洗室剃了胡子。

如今有些电视、电影的战争剧里，男主角不论是基层干部还是高级指挥员，常常从头至尾不系风纪扣，甚至敞开上衣指手画脚，还用特写镜头予以强化，以为这样才显得豪爽、勇武，其实违背了历史真实，歪曲了军人形象。而在同一部剧里的国民党军官，反倒戎装齐整、礼仪周到。每当看到这里我心里就很不舒服，也觉得奇怪：这么多编剧、导演、审片部门领导，怎么就没人发现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这种场景反复出现呢？建议有关同志重温周总理的上述教诲。

七伯曾经对我提起他青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常见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讲究仪容归讲究，在生活中，七伯又是俭朴的楷模。这两点在七伯身上毫不违和。七伯的胡子长得快，他每天必刮，一丝不苟。每次接待外宾前他都要刮胡子，有时一天见三拨外宾，他就刮三次胡子。伯伯说，讲究仪容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维护国家和外交形象的需要。要赢得别人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

七伯的气质风度，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赞佩，甚至迷倒了西方政要，其中就包括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对我和在军说：“你们知道是谁建议我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吗？是杰奎琳·肯尼迪。她说，‘你一定要写好这本书。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周恩来’。”韩素音在17次长时间采访的基础上写出了她最崇敬的周恩来的传记。

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会的故事

快要告别了，七伯给我两张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开幕式的票，又特别交代这两张票不要送给别人，一定要坚持看到底。我们高兴地答应了，但并没有认真想想七伯为什么要特地强调这两点。

体育场举行。我们座位很好，紧挨主席台。我们看了一会儿就和在去照相馆拍照，走到门口，手里的票就被人抢走了。我俩这时已忘了七伯的谆谆叮嘱。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西花厅。七伯刚见面就笑着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我俩都莫名其妙：“毛主席？没见到啊。”七伯说：“怎么，你们没去参加开幕式？”

我突然想起了七伯的叮嘱，立马感到愧疚，但不得不老实回答：“我们没看完就走了。”七伯苦笑着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孩子啊！”

七妈在一旁解释说：“你们伯伯对党和国家的机密，总是守口如瓶，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运动会，但又不能事先告诉你们，只好提前打招呼叮嘱你们坚持到底，就是想给你们一次亲眼见毛主席的机会。可惜错过了。”我俩又愧又悔，能见到毛主席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七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因为我们的位置紧靠主席台，不应把票送给不认识的人。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七伯对后辈的爱护，也体会到了他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和对毛主席的尊敬。从细微处见精神。七伯在这件事上煞费苦心，既是对我俩的特殊关爱，也表明他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完全发自内心，这是在中国革命由危难走向胜利的斗争进程中由衷地形成的。

再则，七伯十分重视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全党的团结。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七伯一直作为毛泽东的忠诚助手，指挥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后担任国家总理。在此期间，他为维护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威信，进而保证全党的团结，可谓苦心孤诣，倾尽心力，死而后已。

有这样一件事情：一次七伯同我和在军在西花厅谈话，卫士兴冲冲地跑过来说：“总理，天津发现了你当年写的一些诗词，送来请你过目。”七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看，拿去烧掉！”我们当时感到很可惜。后来细想，七伯早年是很喜爱旧体诗词的，而且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创作才华。十八岁时写下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和十九岁时所作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都是字字珠玑、展现才华横溢和过人抱负的诗词精品。但是，后来再也没有看到他写的任何一首旧体诗词。建国以后二十多年，他在这方面同样没有片言只字，写下的仅有两三篇白话诗。七伯逝世后，我们倒是欣赏过他亲手抄录的李白和沈钧儒的诗句，说明他对旧体诗词的爱好并没有减弱。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紧密合作，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总统尼克松有句名言不无道理：“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就会烧成灰烬。”历史同样证明，对党中央、毛泽东做出的正确决定，七伯总是不讲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与此同时，在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失误，七伯又总是从党性原则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尽力予以修正和弥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他也通过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尽可能地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病弱之躯支撑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和国大厦，拯斯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

这次，七伯专门拿出时间听取我对肃反运动情况的汇报，并将作出不同寻常的表态，就是一次最好的证明。

（编辑  季节）

有一种思念，刻骨铭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即使生命的火光即将熄灭，仍然挥之不去，无穷无尽……

敬爱的恩来伯伯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七年，他从未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生活，更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记忆。随着时光流逝，往昔与七伯相处时的印象，反而愈加清晰地呈现在记忆之河中。此书是长期近距离观察这位世纪伟人时摄入脑海的印象片段，虽然不足以概括恩来伯伯波澜壮阔的一生，但都是我个人亲历，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的话说，这些事实和细节大多未见于党史、军史等史料，所以弥足珍贵，非常值得记录下来。

我初见七伯、七妈是在1946年。当时，他们正在南京、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进行紧张激烈的艰苦谈判，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先后三次来看望我，并像对待成年人一样与我交谈，激励我“要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这句看似寻常的励志之言，对于一个十四岁的懵懂少年来说，有如醍醐灌顶，不啻长夜行走时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的整个人生。那一刻，应是我人生道路的起始点、分水岭。没有七伯的那一番教诲，就不会有我戎马生涯七十二载的今天。不仅是人生起点，我的就学、参军、入党、恋爱婚姻、工作和经受政治运动的考验等，也无不蒙受他的关爱和教诲。

血脉亲情

恩来伯父曾说过：“我们周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

每当人们问起伯伯的出生地和籍贯时，他常常笑着回答：“我乃江浙人也！”“江”，指他的出生地江苏淮安；“浙”，指我们的祖籍浙江绍兴。

这个世居江浙的周氏封建大家族，幸运地养育出一代伟人周恩来。七伯自幼受到家族熏陶，目睹它的衰落，经历幼年苦难，对这个封建家族，既持有强烈否定和深刻批判的态度，又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高度，对它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给以足够肯定。他是一个既彻底背叛封建家庭，又堪称在树立优良家风中充分传承宝贵历史遗产的典范。伯伯一生中的所言所行，体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道德情操和唯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家族渊源

我们周家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传统的世家。有史可考，这一脉系的周氏始祖是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理学家、诗人周敦颐（1017—1073）。敦颐公所著《爱莲说》，以文明志，以物喻人，清雅脱俗，字字珠玑，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七伯曾教诲我：“小时候读书，就被《爱莲说》中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句话深深吸引，它用清新美好的形象和简约的语言，教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希望你常常诵读，自省自律。”

相传宋末元初，周氏家族由江西迁至浙东山阴，就是如今的绍兴市，定居在宝佑桥。因为祖先中有两位年过百岁的老人，祖居取名“百岁堂”。门前现有陈云同志题写的匾额：“周恩来祖居”。

在皇权时代，民众的国家意识比较淡薄，家族观念却很强大，周家族人曾一代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随着近代社会变迁，几百年间，各房弟兄由祖居绍兴迁徙到江苏淮安、天津、沈阳、扬州、上海各地，仍然维持着家族的纽带，名义上并未分家。恩来伯伯就是在淮安出生，在我上一代“恩”字辈中，他排行第七，因此，我们所有侄辈都尊敬地称他为“七伯”，称颖超伯母为“七妈”，概无例外。父亲恩霔是同辈中最小的一个，排行十四，七伯称他“十四弟”。我们这房从我祖父起，几代人都和七伯有过亲密接触。这份特殊的亲缘，使我有机会多次面见七伯和七妈，聆听他们的人生教诲，近距离感受他俩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和非凡人格。这份“得天独厚”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一生。

骨肉情深

20世纪初期，随着清帝国皇权崩溃、外敌侵扰、战乱纷起，周家的家族纽带逐渐瓦解，只能随着颠沛动荡的生活，听凭命运的摆布。

我的祖父周贻康，1868年出生在江苏淮安。他是一个勤奋的读书人，是当代周家中举的第一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曾出任晚清保定知府，江苏巡抚陈夔龙总文案，民国时期江苏督军李纯的顾问、秘书。由于祖父少年时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大伯父，在家族中挑起长房长子的担子，祖父尽心尽力为生计困难的亲属纾困解难，并提携七弟周贻能（七伯生父，族辈排行也是第七，我们称他七爷爷）在自己身边多年，他一直都与从孩提到青少年时期的侄儿恩来有亲密的接触，并认定他是一个聪明睿智、必成大器的后生，给以格外的关注和帮助。七伯不仅随生父多次住在我祖父家中，并在东渡日本求学和赴欧洲勤工俭学前，专程到当时在天津和南京的我祖父处当面请教。祖父对他改革社会的远大志向十分理解和支持。七伯从我祖父那里感受到的这份独特亲情，他对小自己十岁的我父亲恩霔，从青年时代起就很疼爱。

1927年，七伯赴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在战事激烈、险象环生的百忙之中，特地约父亲秘密会晤。南昌起义后，七伯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再次同父亲取得联系，并把我们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七七事变后，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七伯受中央委派，到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工作，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召我父亲去他身边，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任秘书，负责文秘和文艺、接待等工作。在曾家岩与七伯和董必武、陈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朝夕相处，父亲获益匪浅。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七伯、七妈安排下，调到苏皖边区政府从事司法、文教工作。父亲在人生的各个关键时期，在七伯、七妈的引导下，得以投身革命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成为他终生的幸事。

历史文物和背后的故事

七伯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在中共南方局工作时，与我祖父和父亲互有通信，还赠给父亲一些精致的工艺纪念品。父亲一直视若无价之物，珍藏在身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博物馆得知父亲存有这批珍贵历史文物，希望他把这些珍品捐献给“历博”珍藏。以上文物，特别是七伯的欧洲来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一致认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1921年初，七伯到欧洲留学，在赴英国海轮上给二伯父和六伯父的一封长信中有一段话：“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地大北京四五倍，人口多七倍，交通复杂，人种萃聚，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这段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后，引起国内研究党史学者的极大重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周恩来思想生平的专家金冲及，在他的重要著作《周恩来传》中特地全文引用，此后，又为其他多种著作所引用。金冲及认为，七伯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初衷，就是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学习，英国当时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之缩影”，那里的实际情况，正是七伯所企望的“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事实上，他在英国和法国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约三万五千字。从中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正是这种现地考察和研究，帮助七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潮和“主义”进行推求比较，又通过在欧洲期间从事革命运动的实践，最终认定，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重要创建人之一。

家风祖训

据我观察，七伯对周氏这个封建大家庭，按照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来区分，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对清朝以前的封建家族，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充分肯定祖辈中品行端正、廉洁自好的人士，强调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使对属于封建遗老的长辈，同样恪守礼制，尊敬有加。1939年他去绍兴祭祖时，亲笔续写家谱。回到重庆后，七伯向我父亲详细描述了此行经过和家乡亲友情况，并把带回的一份不完整的家谱交他做系统校订。父亲整理好后，将正本交给七伯，自己留下了副本。建国后，又将《周氏家谱》的副本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我六七岁时，在扬州、镇江曾与七爷爷短暂相处，他时常同我聊天，把七伯儿时和青年时代勤奋读书、立志救国、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卖国政府、领导地下斗争及尊敬、孝顺父母的情景，当故事讲给我听。我听得入神，印象深刻，朦胧地感觉周家出了一个人物。

另一方面，七伯对周氏封建大家庭中的阴暗面始终持否定态度。他不止一次同我们侄辈谈家史，要求每个成员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要求我们同封建家族彻底划清界限。七伯尖锐地指出，我们周家历代虽然不属于富豪贵族和官僚资产阶级，但也是一个带着深刻印记的封建大家族。近代以来，随着这个家族的衰败破落，出现了一些纨绔子弟、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种种不良社会关系。我们作为周家后代，要向无产阶级投降，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从继承家族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摈弃一切封建糟粕和陋习出发，建国初期，七伯、七妈向侄儿女们提出了若干具体要求，把它归纳成“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假日或出差时顺路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不得住西花厅；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七妈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体现了周家的家风和祖训，周到具体，一目了然，是我们今天传承学习周恩来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

神秘来客

大上海。

1931年。

这个当年的亚洲第一大都会，一年前，被国民政府正式定名为“上海市”。她昼间繁华，夜晚惊艳，果然不负“东方不夜城”的盛名。

在繁华、太平假象的掩盖下，正与邪、红与白两股对立力量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黄浦江边，不时闪烁刀光剑影；上海滩上，处处可闻腥风血雨。

中共秘密联络点

远离市中心的虹口区北四川路（现名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里弄深处一幢老式石库房，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的家。

一天深夜，一阵敲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父母。父亲赶快起床开门，门外站着七伯和七妈。当时蒋介石以十万火急严令通缉的我的七伯、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和他一起的是我七妈、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邓颖超。

“党内出了大事，出了叛徒，我俩要在这里暂避些时候。”七伯说明来意。就在七伯、七妈来家几天前，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个曾经担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大叛徒，掌握着党中央最高机密，包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的行踪和党在上海各地的重要秘密联络点，他是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内部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钓”到这条“大鱼”欣喜若狂，军警特务倾巢而出，力图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徐恩曾身边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同志截获，并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报告党中央。在我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七伯临危不惧，沉着判断，果断决策，指挥若定，在不到两天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

在七伯亲自部署指挥下，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迅速安全转移。大批军警特务在上海进行地毯式搜捕，竟然一无所获。郭沫若同志在北伐战争中曾以亲身感受，形象地表述他对周恩来的深刻印象：行事的果断与敏捷有如电闪雷鸣，思考问题的细心与周密有如水银泻地。这就是恩来伯父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迥异于常人的行事风格和魄力。仅此一役，七伯对党和人民功莫大焉！

尽管如此，我党在白区的地下工作造成严重损失。由于顾顺章的指认和出卖，身处南京监狱的恽代英和在香港工作的蔡和森等重要领导人，都遭敌人杀害。由于拒不听从周恩来的忠告与安排，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不久也被捕叛变。

此时此刻的蒋介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一方面庆幸自己视为“眼中钉”的中共中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曾与他在黄埔、东征中共事多年，谋略、才能出众的周恩来，竟然从自己眼皮之下金蝉脱壳，逃出生天，一举粉碎了他全歼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图谋。这让蒋介石再次明了，周恩来实乃他的心腹大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于是他严令全国首先是上海、南京军警特务，限期缉拿周恩来归案，务必斩草除根，免贻后患。

乱云飞渡仍从容

黑云压城城欲摧，乱云飞渡仍从容。

在这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七伯和七妈以最险恶的地方有时最安全的反常思路，秘密住进了我家。七伯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判断力，尽管军警宪特在上海布下天罗地网，暗探眼线遍地，短暂的避险只是保存有生力量的需要，严酷的对敌斗争一刻也没有中止。七伯在生死一线之间，仍然游刃有余地周旋在屠刀边缘，领导地下党人给予敌人以强有力的回击。

伍豪之剑

地下斗争的杰出领导者

这一时期党中央的领导，在情报、锄奸、文化统一战线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引起敌人的极大惊恐和不安。在他们全力搜捕的共产党首要人物名单中，频频出现了“伍豪”的名字。“伍豪”，是七伯在党内的化名。七伯到欧洲从事建党的工作，就用“伍豪”作为代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七伯转入地下工作，继续沿用“伍豪”的代号。

“伍豪”的英名，从20世纪20年代起逐渐在党内流传。每当提起“伍豪同志”，知道内情的共产党人无不肃然起敬，犹如在严寒中燃起一团火焰。身处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伍豪”是共产主义崇高信念的象征，是在绝境中坚持斗争、无惧死亡的力量源泉。“伍豪”又是高悬于敌人头上的一把无比锋利的宝剑，敌特、叛徒闻之丧胆却无计可施。

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七伯为我党创建机要情报工作所展现的英明才智和立下的不朽功勋，永远让我们怀念和景仰。曾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说：“隐蔽战线是看不见的战线，包括双方的通信斗争、密码的保密斗争、侦察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的斗争。”这四项是周恩来1928年期间开始创建和领导的，许多是鲜为人知的。我们党的第一个密码是“豪密”，就是周恩来发明的，用他在党内的代号“伍豪”中的“豪”字命名。可以说周恩来是密码专家。他发明的密码，是数学和文字构成的。我党在密码通信斗争中的胜利，是打败国民党的重要因素之一。同在其他战场的较量一样，蒋介石在秘密战线上也打了败仗。

战争年代长期担任中央军委机要工作、总参三部老部长戴镜元说，我党最早的密码是周恩来发明的，最早使用这个密码的是任弼时。第一份电报是周恩来从上海发给苏区中央局的。“豪密”的保密性很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如果说“豪密”是铜墙铁壁的“伍豪之盾”，那么对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无线电通信的成功破译，无疑是真正无坚不摧的“伍豪之剑”。有了这样的“盾”与“剑”，这支军队怎么能不如虎添翼、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先烈们以生命为代价发出的“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永远回响着“伍豪”——恩来伯父谱写的音符，它与时空同步，永存人间！

少年的我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上海和江苏高邮度过的。童年时留下碎片般的记忆，几乎都同日本占领者的残暴统治连接在一起。

革命的改朝换代

1945年12月19日深夜，猛烈的枪炮声和爆炸声骤然打破了高邮的宁静。12月26日，太阳从古城上空升起：天亮了！解放了！古老的高邮获得了新生。

几天后，古城军民为庆祝高邮解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游行。人们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游行行列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巨幅画像。一旁的祖母和母亲赶忙提醒我：“快看！快看！这就是你七伯！”果然，继毛主席、朱总司令之后，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大幅画像！像中的七伯，正是我仰慕和想象中的那样，浓眉朗目，英气逼人，威严而亲切，睿智而沉稳。我跳起来和人们一起高呼口号，感到无比骄傲和激动！

三聆教诲

1946年春夏之交，我升学无望，前途渺茫，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彷徨。这天，母亲突然给我带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她说，七伯到了上海、南京，正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我在刹那间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我要去上海，去找七伯！”我和哥哥尔鎏怀着兴奋的心情奔赴上海。

初见七伯

当时，中国的局势很复杂，内战已经在多地爆发，但国共双方在表面上仍维持着“和谈”的局面。七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来回奔波。上海的“周公馆”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也是七伯在上海时的落脚地。

9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哥哥按照母亲给的地址，找到了周公馆。七伯秘书陈家康已经接到门房通知，在院子里迎接我们。

这天，我是第一次见到七伯、七妈。当七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我的一瞬间，我感觉到他的眼神是那么专注、那么亲切，这远不只是一位敬爱的长辈看待一个十四岁晚辈的眼神，这是一个经历了千锤百炼的智者对所有的人充满挚爱深情的眼神。

从那一刻到今天，我深深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只要他看你一眼，你就知道他心中一定有你，这个人就是恩来伯伯！他的目光中凝聚的，除了真诚、智慧、尊严、自信和难以言喻的魅力，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独有的专注和爱心。它曾经感动无数中国人民，也征服了许许多多的国际友人甚至持有不同政见的各国政要。

在广为流传的电视片《百年恩来》主题歌《你是这样的人》歌词中，有这样一段：“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用你的眼睛诉说，你是这样的人。”词作者创作这首歌时，我当了一回参谋，写下的这一段歌词，正是我一生中的内心感受。我相信，这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感受。

七伯询问我俩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我希望能去延安跟他们干革命。七伯、七妈肯定了我的志向，说：“年轻人应该有追求。”

“周公馆”是个小楼，除了七伯、七妈，还住着许多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后来知道有董必武、李维汉、滕代远、廖承志、乔冠华、龚澎、陈家康多人）。

“周公馆”表面看似幽静平安，周围却杀机四伏。大门外的那些小摊小贩，大多是化了装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保卫机关早已查明，“周公馆”周围好几家房子都被特务机关租下，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下达密令，进出的人每时每刻做详细的监视记录。

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一天，七伯、七妈把我和哥哥叫到“周公馆”，他说，现在形势很紧张，国共和谈估计会破裂。原想带你们去延安，但代表团的许多同志被迫紧急撤退，带上你俩有困难。你们还是暂时留在这里读书，充实自己，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社会是个大学校，从中也可以得到锻炼。参加革命、参加人民军队的机会总会有的。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青年人应自强不息，自强自立，说到底每个人的路要自己走。”后来的形势发展很快，七伯、七妈于11月回到延安前，根据不同情况，对每一个人的去留做了周密的研究和安排。比如，为安全起见，他俩没有同意廖梦醒大姐让她的孩子随同去延安，安排她们去了香港。他们千方百计从茫茫人海中找到流落在上海郊区的聂荣臻同志的女儿聂力，送到晋察冀军区聂帅夫妇身边。2008年3月，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我的好友聂力深情地回忆总理对她的关怀。她说：“1946年夏天，总理费尽心思找到了我，把我送到父母身边，圆了我们一家人多年的梦。周伯伯、邓妈妈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当她说到这里，我猛然忆起：1946年夏天，不正是我请求七伯跟他们去延安的同一时间吗？对廖梦醒大姐、聂力大姐和我采取不同的安排，体现出七伯对自身亲属的分外严格。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亲属晚辈和革命后代，在关怀照顾的同时又毫无例外地予以严格要求，期待他们自强自立，不依赖任何“关系”和“人情”，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这种严，灌注着他对亲人最无私的爱，也是一种最深沉最富有远见的爱。

敬爱的七伯充满智慧和深爱的指引，为我奠定了正确的人生起点！

（编辑  季节）

毛岸英和蒋经国没有交集，互不相识。

但是，在纪念毛岸英烈士百年诞辰之际，把他和蒋经国的人生轨迹做一个粗线条的比对，却有一些颇有意义的发现。

两人都是家中长子。蒋经国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党魁，毛岸英的父亲是共产党的领袖。这两位父亲也先后担任过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的统治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毛泽东则领导创立并建设了新中国，带领中国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巧合的是，蒋经国和毛岸英都是狗年生人，小蒋比岸英大一轮。

另一个巧合是，两人都有留苏经历，而且都是在15岁左右到的苏联，前后也相隔12年。岸英到苏联的那一年，小蒋结束了在苏联13年的岁月，回到中国。

两人在童年和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与父亲都是聚少离多，且两人先后都在上海生活过。不同的是，小蒋的童年颇为平顺，先在浙江老家后去上海念书，后又去北京，然后其父为表示支持孙中山“联俄”追随进步，送小蒋去苏联留学。而岸英的童年颠沛流离，堪称苦难。不到8岁，他就和共产党员的母亲杨开慧一起被捕关入长沙监狱，目睹母亲备受折磨直至壮烈牺牲。岸英后来被党组织接到上海上了幼稚园，可是党组织遭受破坏，岸英小小年纪就生活无着，和两个弟弟流浪街头，可以说九死一生。

小蒋在留苏岁月中也受了不少磨难，这多少也吃了他父亲蒋介石1927年清洗屠杀共产党人的挂落。不过相较于岸英，小蒋流放时已经成年，而且孤苦了3年就遇到了好心的苏联姑娘蒋方良（瓦哈瑞娃）与之成亲，以后几年辛苦归辛苦，总归还有亲人照顾。比之小小年纪就失去母亲在社会生活底层流浪挣扎的岸英，还是好过很多。

岸英在留苏的前3年，应该是享受到了他短暂生命中难得的安宁。他在国际儿童院认真学习，吸吮着各种知识的养分。可是希特勒德国闪击苏联，打破了岸英的平静生活。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在国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尽可能照顾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烈士的孩子，但是岸英却不愿安心享受这种照顾，他坚决要求上前线，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消灭法西斯。

在这里，我注意到两人的人生轨迹有了明显区别。蒋经国回国后不久，就去江西赣南任国民党专员，类似我们今天所谓的地级领导。岸英经过执着不断的要求直至上书斯大林，得以进入军事学院学习。

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不幸于1939年12月被日军飞机炸死在故乡老宅丰镐房外，小蒋回来奔丧，悲愤地写下“以血洗血”几个大字。然则此时，他已经与自己的女秘书有了婚外情，更在1942年1月得了一对非婚生双胞胎儿子。

岸英在1944年如愿参加苏联红军，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一路打到柏林，荣获“红星勋章”。这是1930年设立的用于表彰苏联勇士和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士的军事奖章。1945年5月9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之后，岸英又被调到远东，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的对日作战，又立战功。岸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打过德国兵，打过日本侵略者。

蒋经国和毛岸英回国后，他们的父亲都安排了对他们的“再教育”，但内容和方式截然不同。

蒋经国被要求在溪口老家读《孟子》《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等，写读书笔记，练习书法，学习中国文化。蒋介石为他延请的老师是国学才子徐道邻。

毛岸英在1946年1月回到阔别18年之久的父亲身边后，毛泽东便安排他到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农民吴满有家，跟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种地和农村生活，上“劳动大学”。

同样属于思想改造性质，蒋介石是要用中国的天地君亲师和仁智礼义信的传统文化清除掉小蒋头脑中的苏联共产党思想；毛泽东则是让毛岸英熟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村，补上中国革命这一课。

蒋经国从赣南就开始搭建他的个人班底，之后一路官运亨通，特别是领导了三青团。1945年10月，他进入国民党中央成为执行委员。

而岸英从1947年起，一直是做土改等实际工作，除参加抗美援朝前担任过北京一个工厂的党总支副书记，没听说对他有任何行政领导职务的安排。

蒋经国在1927年经历了蒋介石背叛革命清洗屠杀共产党人，和逼离自己的发妻、小蒋的生母，再娶豪门宋氏之女之后，他在苏联公开发表了反蒋和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文章。这些在他回国后又被洗白，此后一直表现为“父慈子孝”。

毛岸英对父亲毛泽东一直都是景仰敬爱，未闻有过任何冲突。以常人之心度之，岸英最有理由埋怨的是回到父亲身边后又被送去上“劳动大学”——他有过那么苦难的童年，在苏联上过两个军事学院，又经过对德日法西斯战争的洗礼还立过功，凭什么还要去农村劳动？然而，岸英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和安排，步行30里去了农民吴满有家，住下来，学习各种农活，打了满手血泡。

我知道小蒋先生很亲民也很有能力，在台湾多有建树，口碑不错，对他并无不敬之心。但是生命永远定格在28岁的毛岸英，更令我敬佩。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爱子，他在历经了无数苦难战乱终于迎来和平的年代，却因为美帝把战火烧到我国的家门口，主动请缨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而身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毛泽东，支持了儿子的请求，亲自说服彭老总带岸英去朝鲜。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除了让父亲帮他“走后门”去朝鲜前线，没有享受过丝毫特权。

岸英是在朝鲜的战火中度过了他的第28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一个月之后，他就被美国飞机投下的炸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毛主席为两位逝者写的纪念文章后来都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所写的《纪念白求恩》和为中央警卫团的普通战士张思德所写的《为人民服务》。而对爱子的牺牲，毛泽东心中的悲痛无人知晓，他默默地把岸英的遗物珍藏在自己身边直至去世，但是却没有写下片言只字。可是，《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中的那些闪亮的字句，有哪句不能用在毛岸英身上？

蒋经国比岸英多活了50年，留下了几本他写的书。岸英离去得太早，身后没有任何著述。但是他被公开出来的两封信，却胜过千言万语。一封是他写给斯大林的信，坚决要求上前线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另一封是1949年10月写给他表舅的信，拒绝帮亲戚要官。

蒋经国和毛岸英都是有些人喜欢贴上“太子党”标签的人。蒋经国对此说法有何表示，我不清楚。毛岸英在世时，我们党内气正风清，还没有贴这种标签的时髦，但是毛岸英很有预见地在给表舅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

毛岸英对自己也有一个定位。他在信中写道：“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面对这样的高尚、纯真和忠诚，我只能说：毛泽东，不愧是人民的领袖！毛岸英，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

只活了28年的毛岸英，今年也是百岁冥寿了。百岁岸英，应该是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年永远的青春偶像。

（编辑  季节）

从“运十”的夭折谈起

　　1999年，我在国家科技部办公厅担任调研宣传处处长时，偶然看到《经济管理文摘》刊载的一篇文章《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此文是由杂志执行主编高梁先生写的。这篇文章以及之后的跟踪调研过程，整整伴随我近10年之久。

　　文章详细记述了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初启动大型干线飞机“708工程”，到1985年终止研发，其中决策背景、研制过程、人为阻力、下马原因，像一幅幅情景图片一样清晰。这是一个堪与“两弹一星”份量相比的国家级重大工程，也是以举国之力实施的标志项目。虽然我对大型飞机的概念几乎为零，但对科技政策的敏感性让我头脑中产生了一个个问号：大型飞机项目究竟为什么下马？这个项目下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重大科技项目的决策机制是什么？

　　于是，我找到高梁，与他多次交流大飞机研制过程中的人和事。

有几个关键信息大致可以反映“运十”短暂的命运。（1）1970年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启动实施，目标是研制民用干线飞机，150吨级，续航里程7000公里。（2）项目由上海市牵头负责，全国相关单位协作，到1980年“运十”首飞成功。之后试飞4年多，先后抵达国内30多个大中城市。（3）到1984年决定终止研制，理由很多，相关部委态度不一，最终在结构调整中“下马”。（4）此后航空工业选择民用飞机“三步走”发展战略，即与国外合作组装——合作研制——自主研制；但十几年后又回到原点，队伍散了，由“运十”所构建的一系列技术平台和成果如航电、航材、航空发动机等都化为乌有。（5）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麦道”飞机，后因波音兼并麦道而终止。之后民用大飞机研制基本上无人提及。

　　我深感困惑的是，在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终止自己历经10余年的研制项目？核心技术肯定是引进不了的，落后者可以通过学习和消化吸收加以提高，我们不可能单纯通过引进而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自主研制过程是掌握核心技术和缄默知识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并无捷径。

民用航空工业的调研和广泛讨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暗下决心，争取把大型飞机作为科技部的调研课题，系统深入地开展战略研究，至少从中梳理总结一些科技政策问题，作为今后重大科技决策的一面镜子。这个话题很快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和参与，如北大路风教授、中央政策研究室王超平局长、原三机部飞机局胡溪涛局长、原国家科委人才干部局金履忠局长、原上海飞机制造公司“运十”副总设计师陈不时和研究院院长吴兴世等等纷纷聚集。每一个人都义无反顾，共同投入了这段非同寻常的研究历程。

　　此后一年多，调研组先后考察了上飞、西飞、陕飞、沈飞、哈飞等企业，拜访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民航总局等各大部委，与当年参与过“708工程”的上百位科学家、工程师进行了面对面的座谈交流。随着调研的逐渐深入，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这个调研的意见远远超出一般的课题研究，有可能最终对国家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有一个调研场景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上海飞机制造公司和640所是“708工程”的主体研制单位，是当年从全国各地高校、企业选拔的精干人员组成的。他们在这里奋斗了15年，结果无疾而终，每一个人提起往事既有成功的自豪，也带着失落和痛楚。我们来到工厂，看到当年曾飞过全国30多个城市、6次飞抵拉萨机场的“运十”飞机，静静地放置在厂区一角，诺大车间里空无一人，布满蜘蛛网，地面和遗留的机器设备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很难与当年八方才俊航空报国的热烈氛围联系到一起，内心的震撼不言而喻。

　　车间角落里有一个很大的铁皮柜，四周都被粗大的铁条牢牢地焊结着。陪同考察的人员告诉我们，这是美国人留下的和上飞厂合作组织麦道飞机的资料。1998年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后，第一个行动就是终止在中国的合作组装项目。于是，美国人撤走了几乎所有的设备和资料，留给我们的只有尚未组装的零部件、空荡荡的厂区，以及来不及搬走的这些资料。即使这些资料早已失去价值，但美国人还一直严密监控，不允许中国人染指。

　　原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对“运十”十分关心，曾经为恢复“运十”项目奔走呼号，做了大量工作。他告诉我们，“运十”下马后，美国麦道公司一位副总曾对他直言，之所以选择在上海组装麦道飞机，就是因为上海搞过“运十”，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搞不成大飞机。

我们曾经到某部委与一位主管司局长交流，她说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目前不具备发展大飞机的能力。搞不了航空发动机，没有好的航空材料，没有优秀的设计人才，适航问题更是难于登天，即使搞出大飞机也是枉然。她还说从支线飞机开始，逐步积累技术和获得适航取证能力，以后再过渡到大飞机，这是已经确定的发展路子。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能力不够就不干了，那么能力是怎么来的?放弃自主研制就能够自动缩小差距吗?更为重要的是，搞不搞大飞机不只是技术决策，而是政治决策——对国家利益和前途命运意味着什么。被克林顿称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三大科技工程——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和人类基因组计划，哪一个不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轻而易举就能做成，那还叫攻坚克难吗?这些技术能力都需要长久耐心的积累，是厚积薄发的结果。不迈出从0到1的一步，我们将永远与技术能力无缘。今天中国面临许多“卡脖子”问题，几乎都与缺乏战略思维和超前布局有直接关系。

　　调研中也遇到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运十”总设计师马凤山是中国航空工业的著名专家，也是这个项目的灵魂人物。“运十”下马前后，他和很多行业内专家一直呼吁工程不要停、队伍不要散，而他刚过60岁便过早离世。“运十”飞机试飞员王金大说，在他飞过的所有飞机机型中，“运十”的总体性能决不亚于当时的主流机型。他激动地说，如果你们能够让“运十”飞起来，我虽然老了，身体还算硬朗，愿意再当“运十”的试飞员。当年的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说，自己一辈子飞过很多机型，但没有一种是中国的，希望能够成为中国大型商用飞机的第一个飞行员。拳拳赤子之心，苍天可鉴！

　　令我最为感动和难以忘怀的，是有幸结识一批具有战略思维和家国情怀的专家领导。他们思考和处理问题很少有本位主义，对个人得失更是不屑一顾，一切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坚守着初心与良知，无怨无悔地坚持着、努力着。 有一位领导干部令我至今感念不已，他是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江上舟，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法归国的信息工程博士。我在上飞调研中与他结识，虽然当时他对大飞机情况也了解不多，但他主动参与到我们的调研中，那时我不知道他已身患重疾，但他的工作强度和积极性，根本不像一个病人。我每次去上海都与他进行交流沟通，他的博学、大器与担当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2005年启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论证时，科技部郑重向中央推荐他担任重大专项论证组组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不辱使命，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和大飞机发展战略做出了重大贡献。江上舟，堪称国士！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我在科技部工作期间，与大学的政策研究者多有接触，但总体感觉清谈者居多。路风和他的团队是个特例，他们多以问题导向，在产业一线从事技术政策研究，非常接地气和有针对性。路风是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博士，经济理论功底深厚，但从来没有以大学者自居，随和而谦逊，一幅邻家大哥的温良模样。在这次调研中，他带领团队不仅提供政策理论方面的支持，而且以学者的严谨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大飞机战略研究贡献甚多。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这是我对路风团队的基本印象，背后则是他的风骨与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

　　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先生对发展大型飞机投入了许多精力，数次倡议发起航空工业发展战略的讨论，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他说：“讲循序渐进，在现在世界激烈竞争的时候，还允许你稳如泰山地渐渐搞吗？什么叫序呢？序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有人把）只能循人家已经有的规律（结论）前进，自己不敢越雷池半步叫循序。现实中，除了学习是循序以外，从科学发展来看，都是先看到现实再找根源，而不是先找到根源，再在根源上发展的。作为一个前进的事情，怎么能搞循序发展呢？……我们要的是‘寻优勇进’，要有开拓进取的精神。我们科学界还有这样的责任，一个是继承以往的，一个是把我们的知识传播出去，再加上创新，即传承辟新、寻优勇进。”王大珩先生已经作古，但他的告诫仍言犹在耳，字字千钧。

　　在大飞机调研以及之后的中长期规划重大专项论证中，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居功至伟。当时各方对发展大飞机的质疑远多于肯定，有的领导甚至说“大飞机就不要再提了”，但徐部长仍然明确支持我们的调研，并且与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一起担任双组长，充分体现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担当精神。大飞机专项经中央批准开展论证后，徐部长在专家选定、论证基础和方向等方面更是倾注了大量心力，为专项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卓越贡献。从2001年到2006年，我一直在徐部长身边工作，这是我一生的荣幸，他的专业精神和家国情怀时时感染着我，令我受益终生。

　　在科技部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共同牵头组成大飞机战略调研组之后，调研工作进入到有组织、有目标的新阶段。那段时间我们四处奔走，广泛对接。调研组内部讨论甚至争论都是家常便饭，希望从中找到共识和答案。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个人都处在忘我的状态。王大珩、师昌绪先生担任调研组顾问，虽已年届八旬，仍然不辞辛苦地参与多次座谈对话。徐冠华、郑新立身居高位、公务繁忙，也经常抽出时间与调研组成员一起讨论商议。国事当头，夫复何求？

国家科技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点

　　2003年，科技部和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我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是自1984年“运十”下马近20年后，由国家部委经过调查研究，郑重提出的重大决策意见。历经几年的努力，大飞机问题终于再次被纳入国家决策程序。报告大致形成了以下几个重要判断和意见：

　　——大型飞机是“现代工业之花”，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工业技术的发展，从轻工产品到汽车、飞机、电子通信……反映着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及工业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欧美国家穷其国力发展航空工业，正是力图以此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这表明当代工业技术发展不只是自然进化与积累的过程，更是战略布局的结果。大型飞机的研制，涉及众多学科和技术，包括材料科学、空气动力学、航电、航空发动机等等，可以说是现代工业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的工业结构不能永远停留在加工贸易的水平上，结构升级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并且迫在眉睫的课题。我们应当借鉴20世纪50年代的12年中长期科技规划“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以大型飞机研制重新整合和布局相关学科及工业结构，使之尽快跃升到世界先进行列。

　　——自主发展大型飞机，不仅在技术、经济方面意义重大，而且直接关乎国家安全。中国民用航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关键是这个市场由谁来主导。如果我们不甘心永远用7亿双鞋子换一架波音，不甘心永远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不甘心中国天空永远飞翔着他人的飞机，那就需要积极主动地谋篇布局。更为重要的是，大型飞机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平台，现代战争的空中平台90%以上以大型飞机为基础，没有这个平台和能力，就无法建构完整的空天地海电磁一体化作战体系，就可能导致我国在未来战争中处于被动状态。与美国结盟的欧洲四国宁可25年不赚钱也要发展空客，其间还受到美国多方阻挠和打压，终于实现了与美国波音的同级较量，我国更不应当对此心存侥幸。

　　——经过多年的技术和产业积累，中国已经初步具备自主发展大型飞机的能力。当今世界，人们公认具备发展大飞机的潜力和需求的国家或地区，只有美、俄、中国及欧盟。无论是在学科还是工业布局上，我国都是全球系统最为完整的国家之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就已经让“运十”飞上天空，虽然距离商用化还比较遥远，但至少证明我们可以自主解决大部分技术问题。今天中国无论是技术还是经济实力，都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在大飞机研制上，我们欠缺的主要不是技术和经济实力，而是政治决断，是全行业大系统的一盘棋布局。

　　——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还要按市场化机制发展大型民用飞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让我们在许多关键领域实现了突破。今天，举国体制仍然是我们的法宝，但其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企业力量、资本市场、国际合作以及市场竞争等新的维度，都决定了我们完全有可能、有必要最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机制，以更高的效率和质量实现宏大目标。我们要开发的大型客机必须在成本、质量、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和配套服务等方面具有竞争力，最终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认可。因此，我们既要强调自主又要坚持开放，既要强调计划又要注重市场，既要强调战略又要注重商业。可以说“两条腿走路”的协调与合力，将决定着最终的结果甚至成败。　

　　2005年， “十一五”民机规划的第三条路线被提出来：通过技贸合作，力促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在我国设立总装线，合作组装大型客机。经谈判选择与空客合作组装空客320。一些省市为了争得这个项目落地，上下游说，最后定点在并无航空工业基础的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承担全部基建投资，合同期内总装若干架A320，经营风险主要由中方承担，法方对技术严格封锁，不允许中国航空工业界参与。在1998年空客撕毁合作协议7年后，中国又一次走上合作组装的道路。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已基本明确自主研制大型民机的关键时期，空客的“适时介入”很难让人不与当年麦道灭掉“运十”的过程联系起来。

　　2006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2006-2020）》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在中国经济和科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大型飞机作为规划纲要确定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终于尘埃落定。论证组组长是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末，他在存在诸多分歧意见的专家中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协调沟通工作，在关键时刻更是表现出了为国担当的勇气和魄力，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论证意见。有争议不可怕，怕的是和稀泥，是被局部利益所裹挟，是缺乏直面困难的担当。李末校长无愧于国家重托。

　　2008年，经过两年筹备的中国商飞集团公司在上海成立，标志着民用大飞机项目正式启运实施。从1970年启动“运十”研制，到2008年再启动大飞机专项，38年的风风雨雨，堪称一部国家发展历程的激荡史诗。所有对大飞机关注过的人们，都会为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感慨不已。这一行动充分表明，中国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力图在引领性、决定性的高科技产业领域有所作为。我们不甘心永远做服装鞋帽，不甘心永远居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

重大科技决策事关国运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回顾大飞机曲折的发展历程，可以引发更多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中，究竟应当遵循什么逻辑和规律，才能避免方向性的失误。在一日千里的新科技大潮中，不要说路子走错了，即使走慢了，往往就意味着失去机会的窗口，再没有资格与他人论高下。因此，当科技越来越成为核心竞争力，甚至决定国运兴衰的当下，重大科技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本身的范畴，必须置于宏观经济、外交、政治等更大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下审视。仅从大飞机的决策过程来看，至少应当反思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商业问题还是战略问题。许多商业行为无所谓高低远近，只要赚到钱就是硬道理。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家安全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1840年以前中国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在洋人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败涂地，丧权辱国。没有核心竞争力就只能永远跟在全球商业帝国后面跑龙套，看别人的脸色吃饭。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战略就是管长远和根本的问题，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与近期的商业利益无关、甚至相悖。美国启动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欧洲的空客计划、伽利略计划和核聚变计划，中国当年的“两弹一星”，都是着眼于未来的战略之举。遗憾的是，我们一些人常常以商业利益取代战略利益，一些重大技术领域走了一段后停了下来，相当于自废武功。

　　第二，是局部问题还是全局问题。在大飞机问题上，几十年来争议不断，军民之争、部门和地方之争、引进派与自主派之争、产业部门与应用部门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分专注于本位利益，其实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涉及部门或地方利益的问题，争论往往等同于内耗，争论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更何况大飞机这类问题涉及国家间的竞争格局，外来的干扰和影响从来都不会自动消失，麦道和空客在关键时刻的介入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因此，如何建立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超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羁绊，避免各种非正常的干扰乃至破坏，这对于保障重大决策的及时性、可靠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第三，是技术问题还是信念问题。技术能力不够，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这是大飞机调研和论证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调研之初，从部门到企业，从科学家到应用部门，很少有人对我国自主研制大飞机的能力抱有信心。差距是客观的，短期内赶上不切实际，对此我们非常清楚。之所以仍然执着地投入战略研究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大飞机，只是早晚而已。当年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技术能力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必须经过从无到有的创新实践，没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就永远不可能缩短差距。1970年，中国启动“运十”时，中央和当时的科学家们不知道有多难吗？但仅仅用了10年，“运十”便一飞冲天，这是中国民用航空事业长期难以企及的重要里程碑。我认为在这类重大战略问题上，信念比技术重要100倍。

　　第四，是以我为主还是依附他人。在科学技术上我们是后来者，承认差距，老老实实地向先进国家学习，这是起码的理性态度。但在大飞机问题上，发达国家绝不可能容忍一个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面对欧洲盟友，美国当年尚且痛下杀手，何论中国?即使在某些生产环节的合作，西方对于关键技术的限制和封锁也毫不放松。对发达国家抱有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让我们作茧自缚。大飞机发展经历的曲折过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一些人总是希望“找根洋拐棍”（宋健语），离了这根拐棍就不敢迈步，浪费了几十年时光。真正的国际科技合作，从来都是以珍珠换玛瑙，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自己如果没有足够对话和交易的能力，就不配享有技术进步与创新所带来的尊严。

第五，是专家决策还是科学决策。这些年来，专家学者在重大决策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充分体现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一些主管部门动不动就把重大决策权交给专家，重大战略工程项目需要充分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但决策的基础和逻辑是不是必须以此定论，甚至投票决定取舍，这种追求程序正确的安排是否真正符合科学决策的要义?我们知道，专家们更多关注的是技术上的问题，而对系统性、工程性和跨学科的问题少有涉及，更枉论产业、政治、外交等关联性问题。另外，门派之见、利益分配等问题已逐渐渗透到学术界的各个层面，专家个人很难超脱这一格局。因而，专家决策与科学决策不能混为一谈，既要尊重专家的意见，也要强调政治家的决策与担当，这应当是重大科技工程的基本决策逻辑。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