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证券业为主的现代资本市场，是随规模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服务规模经济并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包括有限责任制公司的融资和再融资，以有限责任制手段将过度竞争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为非充分竞争的结构，从而获得规模收益递增，并进而获得解决企业的风险问题，长远发展问题和若干社会问题的基础。但是中国资本市场这一功能的发挥远谈不上充分。

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都与资本市场的功能缺失有密切联系，从下述几个方面可以体现:

其一，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早已定好路径，但是每当“大小非”有解禁消息时，市场都会暴跌，使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推进。资本市场的容量无法承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实际上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在资本市场缺位的情况下，政府不得已而为之。

其二，中美贸易博弈的前景使得进口替代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农业和高科技产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有基础性质的高科技产业很难从资本市场融资，使国家不得不出手，但这又成为被人诟病的原因。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情况下，尤其需要资本市场和国家共同完成进口替代的任务，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基本指望不上。

其三，出口替代战略具有与进口替代战略同样重要的价值，从短期看，它的重要性更大。出口替代战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是扩大国内市场容量，二是扩大国际市场容量。“一带一路”不但是中国资本和产能国际合作的现实途径，也是扩大国际市场容量的前瞻性战略，但是“一带一路”的实施同样没有得到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撑。

其四，民营企业问题。民营企业的困境由来已久，当前处于发展瓶颈。首先是经济信息化对落后业态的冲击，其次是供给侧改革对落后产能的冲击。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政府正在努力为民营企业解决减税和融资问题，这显然是必要的，却不是战略性的。

中国民营企业的根本问题是规模太小引起的过度竞争。在每一个细分产业都有成百、成千甚至上万家企业在竞争，这样的竞争将价格挤压到边际成本，超低利润使得企业既不能积累也无法融资，无力开展科研、进行高等级资本投资或升级产品结构，无力进行环保投资，也很难承担税负，当然无法给予员工更好的薪酬和福利。这样的产业结构，无论是减税还是融资，都不可能解决企业长久问题，不过是在延续落后，给处于传统生产经营模式的中小企业打强心针而已。

最近，石墨烯技术的领头人刘忠范院士在一个讲话中说，中国的石墨烯企业在做涂料、内衣和内裤，而欧美企业在做高科技。“中国石墨烯产业群雄混战，这个新兴产业有6000家企业进行低水平竞争，很少有人去做真正的、面向未来的研发，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调整产业结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任务。美国19世纪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洛克菲勒式的，由主导企业强行组建托拉斯。20世纪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摩根式的，由投资银行家选中标的，组织财团，通过溢价收购完成。从20世纪至今，兼并购买都是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主要业务。笔者在华尔街投行工作多年，兼并购买都是主要业务，上市业务没做过几单。

中国经济正处在向规模化转型的重要关口，一方面，效率的压力和环保的压力在推动经济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有效劳动力的逐渐减少和智能化发展使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拉动规模化的发展。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将迫使部分中国出口企业转向内销，在中国出口企业中，民营企业占45%，这些企业多为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如果这些企业在转向内销过程中对产业进行适度整合，这将是中国经济“强起来”的一个重大动力和重大契机。

长时间以来，中国舆论界都有一个说法，中国现在是“国进民退”，应该“民进国退”，并且把这两种趋势看成是政策选项，这是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国”也好“民”也好，都应该接受市场的选择，而不是由政策来决定进退。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格局已经大体上确定了，进也进不到哪里去。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市场，民营企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国有民营的关系，不应该是谁退谁进的分“蛋糕”式的关系，而应该是做大“蛋糕”，共同前进，或者说是“国进民更进”的关系。

中国如果有几百上千家华为、腾讯和阿里巴巴这样规模的民营企业，并且在4000到7000个细分产业的一些领域中能够形成一批符合产业规律的企业数量，这样的竞争才会是良序竞争，产业形成这样的格局，才能获得规模收益递增。解决民营企业规模化的关键是资本市场。从根本上说，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是政府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原因之一，反过来说，政府对经济的某些不适当干预和监管不到位，也是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

发展资本市场，扩展资本市场的功能，是用市场手段解决经济结构的根本出路，用市场手段做强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

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容量不够和专业性不强

表1：中美两国股市、债券、贷款和总信贷的数额和比值

数据来源：BIS（国际清算银行），人民银行，美联储

表1中，截至2018年9月底，A股市值约48.7万亿元(约7万亿美元)，约为中国GDP的60%。美国股市总市值28.5万亿美元，约为其GDP的150%。这个数据并不十分准确，大体上说明了中美股市在经济中的分量。

中国债券市场规模达76万亿元，约为 GDP的 90%，而美国债券市场规模为GDP的200%。也就是说，股市和债市的总规模，或者说是资本市场容量，仅是美国与GDP比值的一半。

从信贷总量（银行贷款、债券融资和其他信贷融资）上看，截至2017年底，中国非金融行业的全部信贷总额与GDP之比和美国一样，都是约250%，这标志一个国家的总金融杠杆率。也就是说，我们的总金融杠杆率并没有高到离谱。

然而，不同于美国的是，我们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支持实体经济的银行贷款总额是总信贷的60%，1.5倍于GDP，而美国的银行贷款是其总信贷的20%，约为GDP的一半。

2018年1月-8月，我国进行了合理的信贷结构调整，高风险高杠杆不透明的委托信贷和信托信贷减少了1.4万亿元，银行直接贷款增加了11.4万亿元，比2017年底存量增长9.5%，超过GDP增长，占前8个月总社会融资净增量的93%。企业债券融资1.6万亿，而股本融资不到0.3万亿，资本市场仅占总社会融资增量的15%。也就是说，我们调整了金融杠杆的结构，减少了高风险杠杆，但也进一步提高了信贷水平，压缩了资本市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保持现有总杠杆水平（GDP的250%），银行贷款的增长不超过GDP的增长，或者还要适当降低银行贷款占比以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在此情况下我们非常需要发展资本市场、扩大债券和股权融资能力，需要对资本市场做系统性改造，使之能够起到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

表2：中美货币供应及其与GDP的比值

从中美货币供应的对比可以看出，我们的广义货币是GDP的2.2倍, 而美国是0.73倍，我们的货币总量与GDP的比值大大超过美国。

表1和表2对比分析说明：一方面我们拥有丰富的货币存量，另一方面，信贷杠杆率和美国相同，而债券和股票市场规模却大大低于美国，说明我们的货币存量通过资本市场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比率过低。或者说从总体看，我们的经济并不是没有钱，而是对经济发挥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的资本市场没有钱。要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健全和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当务之急。

资本市场没钱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两个是主要原因。

一是其他资产投资回报过高，吸引和积压了大量资金。例如房地产市场，不但吸引了大量资金，而且由于形成大量空置房，造成大量沉没资本。因而遏制投机炒房同时解放沉没资本，不但对稳定房地产市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提升资本市场容量也很重要。

二是资本市场的信用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一个没有信用支撑的市场，必然是一个投机市场。它会阻遏真正的投资者进入市场。美国股票市场年换手率大约100%，中国股市却高达700%，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投机性质。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信用就不会达成交易，达成的交易难免带有欺诈性质。信用度低的经济，其交易成本会很高。高交易成本的经济，价格无法起到资源恰配的作用，那样的市场不是正常健康的市场。最近，《新民周刊》揭露几十家自媒体组成联盟，集体敲诈民营企业。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法律和监管缺失而践踏信用、在自由竞争的名义下堕落成黑帮经济的案例。

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规范性和专业性上都存在诸多问题，在市场交易中，例如寻价、定价、交易撮合，融资和后续整合等整套服务方面也缺乏专业标准及经验。。这其中既有实践的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还有金融家的问题，但根本还是信用体系的问题。中国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欠账太多，存在着巨大的信用陷阱，铲平信用陷阱是健全和发展资本市场的根基。

市场化的场内信用结构失灵反映了资本市场深层问题

资本市场的信用是由一个完整的信用结构、信用体系来担保的。

首先是场内信用结构，它由信息披露，信息评价和自律监管三个层次构成。以美国为例，一方面，这个场内信用结构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频繁的衰退和经济危机表明，信用结构存在结构性漏洞，而且这个信用结构是在场外信用结构的压力下发挥作用的。

信用制度体系的第一关是财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里的问题最多，也最受人们的关注。这个环节一直依赖企业和个人的自律。尽管在治理结构上设置了独立董事制度，在法律上设置了要求CEO和CFO对公司财务报表签署诚信证词的制度，但是信息披露造假和误导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

信息评价机构也被称为中介机构，主要有信用调查机构、会计公司、评级公司、证券公司。以基金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者也需要为其最终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进行信息评价，因此也可以被列入信息评价机构。信用调查机构对个人和企业（主要是小企业）的信用资质进行独立调查；会计公司要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审计；评级公司要对债券发行主体的资信等级进行评价；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们则对上市公司的预期回报进行评估。然后，机构投资者的经理们依据公司公布的数据和各种评价，同时参考他们实地对公司的了解，把上市公司加入或排除出各种投资组合中。

信息评价机构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相互监督。按照经济学理论，竞争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金融史证明，市场化的信息评价机构仍然漏洞百出。会计公司是由上市公司聘用，为获得更多的业务，会计公司有粉饰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激励，这和会计公司之间的商誉竞争相抵触。另外，会计公司的审计业务和咨询业务，证券公司的证券分析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也发生利益冲突。由于咨询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别是这两类公司主要利润的来源，这也会激励某些公司为实际的和短期的利益去损害商誉的和长期的利益。一些评级公司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在自律监管这个层次，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是行业自律性组织，和其他各种行业组织不同的是，其制定的规则具有强制性。证券交易所对其会员企业进行资信调查和监督，不够格的就不能入场交易，失去资格的会被停牌或摘牌。证券交易所还对信息披露、评价、市场交易建立许多详尽规则，以保证交易信用。2007年，由原来的美国国家证券交易人协会（主要监管纳斯达克及场外市场）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执行和评判部门合并成立了金融行业监管局，这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行业自律性质的机构。

中国资本市场场内信用结构严重失灵，一个原因是结构与功能不健全。例如中国几乎没有美国那样的市场化的信用调查公司，也没有台湾省那样的由政府主导的联合信用征信中心；中介机构内部利益冲突非常严重，内部隔火墙机制几乎不起作用。再如，在中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下，请了大量根本看不懂财务报表和资产负债表的经济学家担任，这些人既不是企业战略和财务专家，也不是技术专家，对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制度没有任何作用，对企业的信息披露没有实际经验又不担负任何责任。

另一个原因则是制度性的，例如，中国金融机构腐败问题严重，企业的治理机制不完善，新任领导对企业战略和内部监管关注不够；来自场外信用结构的压力太小，违规违法成本太低，造成金融机构自查自纠、自我监督严重缺失。

完善场外信用结构，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的监管

资本市场的场外信用结构，由政府职能监管机构，法律系统和媒体（包括学术）监督三个层次组成。

从机构监管的角度说，美国的监管机构众多，职能比较混乱；中国监管机构则没有独立的执法权，这与法律体系的建设有关，但这不是金融财政主管部门能够解决的。在内容监管上，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McLaughlin和Sherous两位教授基于2014年的监管数据库，按照监管科目数量计算，美国非储蓄信贷中介监管科目为16579项，储蓄信贷中介监管科目为16033项，两类合计为32612项。到了2017年，非储蓄和储蓄信贷中介两个大类相加的监管科目数量已高达63256项，其增长居各个行业之首。居第二位的是保险和职工公积金行业，其监管科目数量达55664项。以上将近12万项监管法律条规，还不包括证券行业，也不包括行业组织的自律规则和企业的自律规则。

可想而知，整个金融业全部监管条例和规则真是个天文数字。美国绝非某些经济学家宣扬的自由经济，其对金融和经济监管的全面、细致、深入和严格，远非中国能比，很可能是中国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

从行为监管的角度说，美国对消费者保护和金融从业人员的监管都非常严格。例如，2000年笔者进入华尔街某投行工作前，我们停止了在美国股市的所有操作，因为按规定，我们使用的交易商必须得到公司批准，我们的交易账号要报所在公司备案，我们每次交易，交易商都必须通知公司，个股交易必须提前申报并获得批准，还有其他许多严格监控，使我们很难进行有价值的交易。

2005年，一个朋友的企业上市，他愿意在他掌握的配股权中分一小部分按上市价给我们，当时笔者在另一华尔街公司工作，与上市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我们给公司写了报告，但仍未获准购买。

中国的金融从业人员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股市上大捞特捞的情况相当普遍。某些金融家和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言论优势，公开操纵股民的购买意向。在美国，金融家和经济学家在公开发表意见时，必须说明自己利益的关联性，而在中国，这些都没有被纳入管控。

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美国有集体诉讼法规，解决股东太分散、维权成本太大的问题，而中国至今仍没有建立相关法规。

世界各国对资本市场投资收益都收取资本利得税，在美国，资本利得税的设置颇有深意。12个月内的当年收益与个人所得税合并报税，超过12个月的跨年收益，将征收20%的资本利得税。由于个人所得税的美国联邦税率最高为35%，这就会激励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而非短期炒作。在我国尚缺乏这一有利于长期资本形成的税制。

这就是说，我国在有关资本市场的法规条例方面存在许多不完善和漏洞，要尽快完善起来。媒体对资本市场也起着重要的场外监督作用。

违规违法成本太低，惩罚太轻，是资本市场乱象的重要原因

我们没有对比过中美两国有关金融的法律条款，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美国执法比中国严厉得多，犯罪成本比中国大得多。

下面是几个案例，非常能说明问题：

内幕交易案

32岁的华人科学家严飞利用其妻子王梦露在华尔街著名律师事务所年利达（Linklaters）工作的机会，了解到妻子正在从事的两个公司并购内幕消息，提前买入股票，获利近12万美元。2018年8月SEC最终判决，因内幕交易罪，判严飞15个月监禁，并退还所有非法所得11.9429万美元，另外还被罚款5.5万美元。两个原本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因为区区12万美元的收益，自毁前途。

摩根士丹利前固定收益部主管杜军，2009年被香港地区法院判刑高达7年监禁，并收缴非法内幕交易获利2330万港币，另外再向香港证监会支付93.3万的调查费用。这是香港历史上最大的内幕交易案例。证监会行政总裁韦奕礼先生（Mr Martin Wheatley）表示：“这宗个案的判刑带出十分明确的讯息，就是香港绝不容忍内幕交易行为，违规者一旦被定罪，将要面对沉重的监禁刑罚。”

最近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一个行政处罚案例，2018年9月14日讯，证监会对7宗内幕交易案件做出行政处罚，其中最大的处罚，潘勇内幕交易天成控股、银河生物案，没收潘勇违法所得1493万元，处以7467万元罚款，并对潘勇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这个潘勇实乃“惯犯”，2010年10月，自然人潘勇就有被证监会处罚的记录，当时也涉及内幕交易，当时仅对潘勇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

在美国和香港，内幕交易是“刑事犯罪”，而在中国内幕交易不过是罚款和一定期限的市场禁入，仅仅是“行政处罚”，谁的违法成本更高，一目了然。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造假和误导操纵案

2017年1月份，美国证监会SEC对纽交所上市的艾尔建(Allergan)开出1500万美元的罚单，只因为艾尔建没有按法规要求披露一个最终未完成的保密收购谈判，并没有影响公司股价。

2018年8月，著名的陶氏化学集团由于没有披露将几个高管的某些花费计入该高管的“总实际收入”科目一事，被SEC罚款175万美元，并要求陶氏化学必须雇佣独立顾问评估并修正其内部政策，改进相关部门员工培训，必须按照SEC规定把“有关花销”明确披露为“收入”。

2017年5月，联邦法院判处纽约资深股票经纪人、72岁的Petrossi高达20年的监禁，且要缴纳大量罚金和回吐违法所得，因为此人通过虚假信息让投资人购买某上市公司股票，涉案总额1.3亿美元。此案与中国的赵薇案有相似之处。而赵薇夫妻仅用6000万元的自有资金，撬动了一笔30亿元的交易，51倍的收购杠杆。2018年4月，中国证监会的最终判决认为赵薇夫妻等违反《证券法》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其交易中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赵薇夫妻共缴纳60万罚款，并被5年禁入市场。舆论普遍认为惩罚过轻。随着收购的缩水和泡汤，万家文化股价几近腰斩，无数散户充当了“接盘侠”。根据美国的证券法，赵薇案是典型的“操控市场罪”，而不是单纯的“信息披露”疏漏和误导。在美国，操控市场罪和内幕交易罪一样，要面临民事和刑事惩罚。

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造假

佳电股份在2013年和2014年分别虚增利润1.58亿元、0.40亿元，分别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82.58%、446.15%，占当期净利润的93.48%、706.86%。这是典型的“会计造假”。

2017年12月，证监会对佳电股份的22名高管处以总计167万元罚款。2018年8月，证监会决定没收佳电股份的审计单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150万元，并处以450万元的罚款（共计610万元）；对3位签字注册会计师予以警告和罚款。其中1人处以10万元的罚款；对另两人分别处以8万元的罚款。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国内前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国内首批获准从事H股上市审计资质的事务所，也是财政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化发展试点事务所。而佳电股份是哈电集团唯一上市公司，是我国特种电机的龙头企业，总市值约30亿。

可以对比的是，2001年美国安然案件中所涉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的命运。2001年安达信被判决在“安然事件”中存在犯罪行为，包括在SEC调查中销毁相关文件证据等，安达信被罚700万美元，由于信誉受到极大影响，全球客户纷纷终止聘用安达信，导致该事务所事实上被解散。安然公司的高管因触犯联邦证券法，受到几十项指控，除了罚款，有些人被判监禁（包括公司CEO监禁14年），面临股东高达400亿美元的集体诉讼，安然公司资不抵债破产倒闭。

安然事件直接导致2002年的萨班斯法案，其全称为《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旨在重建投资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该法案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做出大幅修订，在公司治理、会计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11个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要求上市公司CEO和CFO签署公司的年报季报并承担法律责任，还有严格规定股票分析师对于利益冲突的披露和行为规定等。美国总统布什称“这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美国商业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法案”。

反腐败

2016年美国SEC公布和摩根大通达成协议，摩根大通同意支付2.64亿美元的罚金，因为其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在亚太地区为某些官员的亲戚朋友提供工作机会，以此获得一些公司的上市承销生意。在长达七年时间里，摩根大通为大约100名官员的亲属或朋友安排全职工作或实习岗位，这些雇佣不符合正常的程序和资质要求，却为摩根大通带来至少1亿美元以上的收入。

SEC认为摩根大通违反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关于反腐败、账簿和纪录，以及内部控制的条款。2017年3月，美联储对摩根大通亚太区两名高管——时任亚洲投行业务主管的美国人Fletcher和中国区非金融行业投行主管方方，做出终身禁入金融行业的处罚，另外对方方处以100万美元、对Fletcher处以50万美元罚款。

中国的证券法没有反腐败这一条，在层层笼罩的关系网下，利益交换和关联交易司空见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重关系和人情，中国的立法原则应该特别关注这一方面。中国的反腐败远没有深入到金融内幕，可用的法条恐怕也很有限。

如果一个券商不是靠专业、解决方案和公平竞争获得承销保荐角色，程序不正确，如何能够保证结果正确？保护资本市场的健康和公正？让投资人对资本市场有信心？

关于债券市场的信用评级

   我国的债券评级市场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评级不能反应真实的风险，债券在资本市场的价格扭曲错位。截至2018年9月底，前三个季度债券违约规模达到829.95亿元，共有80只债券违约，这是之前违约规模最大的2016年（384亿元）的两倍多；新增债券违约主体达到28家，是2017年的近3倍，非国企主体违约占比约80%。

2014年以来的违约债券，债券发行主体违约前的信用等级，主要集中在AA级。而国际上三大评级机构的违约债券评级主体信用等级在违约一年前，评级主要集中在B+级、B级和B-级，即垃圾债券。以标普为例，2016年违约债券主体75%首次评级是BB-以下。国内AA级债券目前已经被认为是“垃圾级”，主要因为违约者多为民营企业，这也造成市场对整体民营企业的不信任，因而民营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渠道目前几乎被断送。

截至2018年5月31日，我国存量信用债市场有评级的债券中，被认为完全不可违约，相当于国债一样安全的最高等级AAA级债券占比竟达到42.6%（上半年还真有一个AAA债违约），AA+、AA等级占比54.2%，各种A类评级占比1.9%，以上总计占到了全部评级的98.7%，BBB类以下总计1.3%。这样的信用评级结构已经对债券的风险定价毫无意义。尽管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已与美国同类机构合资，却仍缺乏相当于美国伙伴的国际认受性。海外投资者普遍不信任中国信用评级机构，认为太宽松，太容易给被评估对象过高评级。建设有信用的债券资本市场，需要监管者加快改变评级机构的问题。

价格扭曲

2006年笔者作为保荐投行之一的项目负责人，参与了中国第一单A股和香港H股同时挂牌上市的案例（中国工商银行）。当时境内A股价格比境外普遍低15%，虽然证监会没有任何法规依据来确定其“定价”的角色，但在审批中，证监会简单地规定A股和H股要“同一个价格”，这是人为使得香港股价低于投资人能接受水平的15%。尽管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和笔者都通过不同渠道向证监会提出“不同市场不同价格”的意见，却不能改变最后决定。

时隔12年，在小米科技的首次CDR（境内存托凭证)和香港红筹同时上市的方案设计中，证监会再次规定两地价格：规定香港定价区间的低端是境内的高端，即人为压低境内价格、抬高香港价格（当时A股市场价格高过香港股市20%）。这导致海外预路演期间投资人纷纷撤单，无法支撑不合理的高价。最后不得不取消境内CDR同步发售，改为先在香港红筹上市。证监会规定上市首发股票价格不超过23倍市盈率，而美国和香港的股票价格是市场决定，这也使得高增长型公司（高定价）更愿意在境外上市，获得更高的价值。

监管部门制定价格将会人为扭曲价格，从而降低市场信用，产生道德陷阱。监管部门这样做的初衷可以理解，归根到底是对市场信用的担忧，在当前混乱的信用体系下，担心投资者会受到损失。这就产生了一个信用悖论：信用陷阱会产生价格扭曲，而价格扭曲会进一步加深信用陷阱。显然监管者用以填平信用陷阱的工具是错误的。

从更大的方面看，政府一再动用国有资金救市或抬市，也是扭曲价格的行为，加深了信用陷阱，这不是填平信用陷阱的行为。

自1900年至今，美国共发生了20次经济衰退和两次大的经济危机，平均每五六年就是一次，而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起到了淘汰落后产能的作用。中国政府救市是中国40年来始终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但凡事有利必有弊，没有衰退的调节作用，民营经济中的大量落后产能被保留了下来，中国的很多企业始终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状态，这就迫使政府不得不常常出手来解决产业的结构问题。探索利用可控的经济衰退，来解决经济和金融业中间的优胜劣汰问题，是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一个重大研究探讨的课题。

从根本上说，增加资本市场信用，填平资本市场信用陷阱，需要靠法治，而不是人为扭曲价格。

几点建议

美国金融监管的特点是，重大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之后，针对出现的问题出台一些法律，建立一些机构，颁布一些条例。这些法律、机构和条例是美国经济“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都有坚实的实践性。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两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法律、机构和条例，又具有翻来覆去的特点，比较庞杂和混乱。

美国的实践经验都是美国付出了沉重代价后获得的，中国全面深入借鉴这些经验，会使中国经济和金融大大降低试错成本。另一方面，也应该对美国的经验进行甄别，剔除其中自相矛盾，过于繁复的部分。建议：

1.调集各监管机构的研究人员，聘请美国重要律师所的律师和投资银行专家，组成精干的研究班子，研究美国有关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和条例，按照企业、行业和法律三个层次进行梳理，为中国尽快形成政策法律体系提供参考和借鉴。2.加大金融系统反腐败的力度，完善金融系统的治理机制，建立巡查制度，督促企业建立并严格执行自查自纠和自我制衡的金融纪律和金融规范。把建立信用机制，填平信用陷阱，堵塞信用漏洞作为金融业常抓不懈的工作。

3.对资本市场场内信用结构问题，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优越性，就是不受绝对化的政府或市场教条的约束，而是实事求是地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两个积极性，获得两种体制的优势。通过认真的研究，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策。

4.国有和民营企业共同创建若干产业结构调整基金，用溢价收购的办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发展规模化的大型民企。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根基，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

习近平同志指出，金融业应为实体经济服务，其实就是金融业的产业政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就是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重要内容。

                                           （编辑  季节）

建国初期的引进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现在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础上，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行的。所以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回顾近七十年所走过的路。

毛泽东亲自到苏联谈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不承认、严密封锁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视野宽阔。[1]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苏联首都莫斯科，经过两个月的坚持，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中苏之间新的关系，并且从苏联借回来3亿美元的贷款。这对经历了38年之久的战争，中国大陆全境还未完全解放，满目苍夷，一穷二白的中国的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52年9月，周恩来到苏联谈判，争取苏联援助中国，后确定为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这些项目在“一五”、“二五”时期大部分完成，使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实现了飞跃，为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当时不能走出去，就将外国商人请进来。从1954年起，中国每年都在广州举办春秋两次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美国对中国封锁极为严密，不允许美国公司与中国打交道，许多公司只能派它们在第三国的子公司出席广交会，和美国贸易也只能用第三国货币结算。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但是随着国际大环境的改善，中国开始从日本、法国、英国、古巴等国引进我们需要的技术、设备和专利。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对外经济工作不得不停顿。

四十三亿引进方案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的外交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冲击。后来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恢复了与各国的交往。

1971年8月15日起，毛泽东离京到南方视察。他问列车员，星期天干什么去。列车员说，排队去买“的确凉”。列车员告诉毛泽东“的确凉”如何好。（如不用布票、经久耐用、挺刮、不起皱等）。毛泽东回京后对周恩来、李先念谈了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的确良”？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到国外买生产技术？周恩来说：当然可以。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要李先念、余秋里研究引进技术这件事情，把急需引进的项目搞一个全面规划报给周总理审批。

搞化纤厂，先要搞石油，从石油提炼乙稀、化纤，需要具备提炼的设备和技术。规划先是在大庆、北京、上海各安排一个基地，后来增加了胜利油田。

1971年林彪事件后，恢复了部分工作秩序。11月，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消息传出，大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国际格局的变化，外交工作的突破，提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的契机。

1971年12月16日到1972年2月12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上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经济工作的干扰，摒弃了林彪一伙所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口号。

周恩来决定抓住机遇，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由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写一个报告。1972年1月初，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听取了计委主任余秋里和有关部委的汇报。

华国锋1937年参加革命，1958年起担任湖南省的副省长、省委书记，一直管农业、财贸等。他很清楚：全国棉花每年产量就是4000万担，相当于200万吨。扩大种植面积有限，再增产，中国八亿人中，每人最多增加2尺布，也就是只够做一条裤衩。[2]国外的经验就是发展化学纤维，当时发达国家化学纤维在纺织原料中占40%，而我们只占5.5%。相差太远。

成功领导大庆油田的余秋里知道引进设备、技术的重要性，大庆炼油厂的设备就是从日本引进的。他顶着四人帮的压力，领导计委及有关单位领导讨论决定先引进4亿美元设备。1975年四届人大余秋里被任命为计委主任。1972年1月16日，他起草《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上报至周总理。[3] 1月22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2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并报毛泽东批准。[4]引进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2月7日，这项工作正式组织实施。[5]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设备引进中重大的突破。5月，李先念批准了计委出国考察报告，国务院兵分两路，一路由轻工部、燃化部组织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了2个月。一路由轻工部焦善民带队，和国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电部等到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实地考察厂址。决定在四川长寿、上海金山卫、辽宁辽阳、天津北大港建设四个厂。

同时，李先念委派正在干校劳动的柴树藩回京主持对外谈判。9月2日，周总理将柴树藩上报的《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报告》批给李先念，并批复提前从日本进口设备，由此，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正式被批准。1972年9月20日，国务院批准计委成立进口设备领导小组。[6]引进工作进展顺利，冶金、燃化、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闻风而动，纷纷写报告要求引进先进技术，出国考察，了解国际这些年的发展情况，货比三家，引进技术、设备。[7]

1972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即将赴美访问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全体成员，强调：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医学代表团回来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结果他们不敢讲了。周恩来在听取计委汇报的会议上，痛心地说：“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自己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去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8]

身经百战的余秋里是一个敢负责、敢担当的领导。他对引进很积极，让计委汇总石油、煤炭、化工、机械、军工、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的报告，又准备了大小两个方案，11月7日，计委将小方案《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报周恩来。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11月30日，周恩来看这个报告，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些，指示将关于进口33亿美元的大方案一起送他阅。

周恩来为什么要看大方案？在一个以农民为主、文盲众多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决非一蹴而就，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文革前台湾与大陆发展水平基本相当，1968年以后发展很快，台湾与日本、香港、新加坡成为发展迅猛的四小龙，为世界关注。美国人也在研究台湾起飞的原因，1972年6月16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夫人时了解到，“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还在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9] 周恩来说：“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10]赶不上就要急起直追。心中有数，决心就大，所以他要看大方案。

1973年1月5日，余秋里签发了计委《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简称：“四十三亿方案”。后来追加8.8亿美元，整个方案共计51.8亿美元。[11]

资金从何而来？建国初期，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我国和美国贸易都是用第三国货币结算。这个局面一直到1973年6月，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載维.洛克菲洛到中国才打破，他和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达成谅解：中国银行可用大通银行直接办理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有了开端。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我们派一些人去你们大通银行那里考察市场和学习接触，你们派一些人来，接触一个时期，作为临时办法。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我们所有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的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12]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产品过剩，他们的产品、设备、技术急于找出路，找市场，很愿意卖给中国。可以赊账购买，等建成后用产品还本息。或者延期付款。后来发现，对方也是从银行贷款。我们就改为直接从银行贷款，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利息。[13]资金方面的工作多由熟悉西方规则和中国财贸工作的段云负责，具体由中国银行办理。[14]1974年6月，邓小平复出，周总理病重，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工作，他说，四十三亿引进“这是一个大政策”[15]。作为一件大事，他抓得很紧。

当事情成功了，人们认为这是必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当时做这些事的人们顶着多大有压力，费了多少心思，过程中有多少周折，这是后人难以体会和想象的。为了写此文章，我重读《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文中断言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是什么？文中说：“南斯拉夫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大量存在着，而且迅速发展。”“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府扶植私人资本。”“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力。”宪法规定“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佣劳动力。”“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制度，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南斯拉夫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经济组织”。“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根据是：工人自治“将企业交给‘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三评”强调：“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将买西方的产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利用西方资本说是“帝国主义投资的场所”；将出口说成是“帝国主义原料基地”；将来料加工说成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装配车间”。因而断言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别动队。[16]文章是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

重读“三评”后，深深感到1972年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国务院、计委及各部委的同志敢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外资、设备，这是多么不容易，需要多大的魄力、胆识，才敢坚持，才能一抓到底，完满完成。

引进工作不但打破了文革以来保守、封闭的极左思潮，也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的思想观念，更重要是：重新开始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冲破了社会主义不能用西方国家贷款的禁区，为此后我国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进行了有益尝试。

但是好景不长，1975年11月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江青竟然要把正在建设的大庆化肥厂拆掉。1976年5月31日，谷牧去政治局汇报工作，江青一见谷牧，厉声质问：“为什么把一套进口的化肥设备放在大庆，你给我拆掉！”谷牧冷冷的说；“这不是我的决定，要拆的话得请政治局决定。”这时华国锋走进会场，问清原因后，严肃地说：“这是毛主席批准的。”江青说不出话来，张春桥不甘心，说：“我就反对你们这个办法，动不动拿毛主席来压我们。”[17]

四十三亿引进的成效

克服“四人帮”制造的重重阻力，到1977年底，26个项目已有20个建成投产，到1979年，1977年前签约的项目基本建成。完成实际签约成交39亿多美元，比预定43亿少花了3亿多美元。这些项目有：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设在大庆、北京、上海、胜利油田）、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

这是建国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引进，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很准，产生了较好的效益。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是1979到1984年农业连续5年增产的因素之一，以全世界10%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1%的人口的吃饭问题。1981年南京的烷基苯厂建成投产，洗衣粉可以敞开供应，结束了20多年买肥皂要票的历史。解决了穿的问题，可以敞开供应纺织品，取消了实行几十年的布票。1982年26个项目全部建成，使我们的工业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大大提高技术、质量、效率，物品逐渐丰富。

在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把持着宣传口，在报纸上常常发表批判“崇洋媚外”的文章，从不宣传“四十三亿”方案的进展情况。直至2000年前后，逐渐公开发表一些亲历和参与者的回忆文章，这些情况才逐渐为社会了解。四十三亿的资金，期中大部分是引进和利用外资解决的。

通过考察了解外面的世界

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把改革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之前，中央领导经历了一个考察、讨论、酝酿的过程。

谷牧率中国代表团考察西欧

1978年，经济工作提上了重要的日程。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让谷牧率团去西欧考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派出的第一个高级别的政府经济考察团。成员中有6位副部（省）长以上的领导，他们是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还有6位司局级干部。出发前邓小平同志专门找谷牧谈话，主旨是要代表团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

肩负着重托，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重点考察了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以及这些国家五六十年代发展较快的原因，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等。谷牧深感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并认为追赶西方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他归纳了三方面的突出印象：第一，二战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有相当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工资和生活福利有明显改观，这些国家在经济运作，政府调控和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第二，西欧一些国家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与中国做生意。第三，国际上有很多通行的经济合作方式，都属于“今天先拿货，明天再给钱”之类，借鉴这些方法不但可以缓解我国外汇支付方面的困难，还可以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等等。

1978年6月22日，谷牧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正式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客观反映了一批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专家型领导，对欧洲发达国家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观感。报告中的许多建议后来被吸纳、完善，并逐渐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法律。1978年6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听取了谷牧的详细汇报，会议从下午3点半开到晚上11点，历时近8个小时。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领导都做了讲话或插言。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指出：“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它和1978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12月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来组织实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经过了一段充分的酝酿讨论过程。1978年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各部委领导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在会议报告中敞开思想谈了自己的意见：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谷牧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贻误时机。这次会议是在全民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声浪中进行的，各部部长都发了言，发展速度成为大家反复讨论的重点。一系列重要思路被打开，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特别是对如何加强引进技术、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外资等，讨论得很热烈，提出很多建议，这些成果很快就被凝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会后不久，邓小平给了谷牧以支持。他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在此次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1978年底，中国向世界宣布实行改革开放。人们眼界大开，看到差距。十年文革，使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开放是先导，看到差距才知道改革的路径。所以先有开放，后有改革。人们认识到，中国再也不能封闭下去，否则真要被开除出地球。引进，不仅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更主要是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更主要促进人们思想和观念的转变。

解放思想，加快建设速度

1977年7月16日，十届三中全会开幕，第二天，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今后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除抓紧完成四十三亿引进项目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共需65亿美元。[18]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华国锋说：决心下定了，要干，出点毛病难免，但要出得少点，搞得好点，精心筹划，现在原则批准，要抓紧科学技术。1977年10月9日 ，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指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这件事情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大前进一步。1977年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国务院会议，他在会上说：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挤出石油出口，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华国锋几次同余秋里谈话商讨此事。华国锋身体力行，在视察中、在题词中，反复强调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他就经济建设问题频频接见外宾。1977年4月2日下午，他会见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和以他为团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全体团员，华国锋接见日本客人与宝钢建设有关。宝钢是建国以来引进的最大一个项目，他很重视。

在上海建设现代化宝钢

1975年1月，谷牧任副总理，他上任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邓小平搞整顿，将文革中停滞的经济和生产抓上去。钢铁工业是重点整顿的行业之一，为此国务院成立了整顿钢铁领导小组。整顿一抓，当即见效。欠产严重的鞍钢、武钢、包钢、太钢的生产就达到了计划水平。据谷牧回忆，毛主席从加速经济建设和增强国家实力考虑，很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提出“工业以钢为纲，”毛主席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就提出要用15年赶超英国，使中国钢产量达到4000万吨。

为了使钢铁生产解决铁矿资源，谷牧组织了地质队伍在全国进一步查找富铁矿资源，可惜储量不足以大规模开采利用。鉴于此，谷牧和一些专家提出设想：在沿海建设港口，同时在附近建设“吃”进口富铁矿的大钢厂。后来宝钢的兴建，由此肇始。[19]由于四人帮再次打倒邓小平，谷牧也被批判，此事搁置。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派到上海接管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林乎加负责经济工作，发现上海每年缺铁300万旽。上海炼钢和铸造用的生铁主要靠武（汉）钢、本（溪）钢、马（鞍山）钢等钢铁企业经冶金部调拨。不仅影响了这些钢铁企业自身发展，使这些企业的炼钢、轧机系统长期吃不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也增加了铁路部门的负担，增加了成本。1977年元旦，他与冶金部部长唐克通电话，希望在上海新建高炉。唐克认为鞍钢已经落后，要搞就搞像日本那样的。1977年春节期间，苏振华去看望了上海几家钢铁厂在坚持生产的干部和职工，他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商量，提出新建两座容积为2500立方米的高炉。年后，冶金部派人到上海考察，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1977年6月，冶金部决定在上海建设两座各2500立方米的高炉，以彻底解决上海生铁供应问题。[20]9月16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日本考察，发现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冶金和日本差距拉大了，至少差20年，受到极大震撼。10月22日，叶志强等人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考察情况，并放映了新日铁赠送的一部电影短片。[21]华国锋指示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冶金技术水平，促进全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发展。

11月9日，冶金部向政治局汇报钢铁工业长远规划：今后3年在上海抢建一个现代化的、年产500万吨生铁的大型炼钢基地，全套设备从国外引进。[22]不仅进设备，买新日铁的技术，同时要照新日铁君津厂的样子，在中国也造一个。[23]12月14日，冶金部关于《拟和日本技术组商新建钢铁厂主要问题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24]12月，确定在上海建设宝钢。

1978年1月，华国锋决定宝钢工程建设的领导体制以上海为主，冶金部参加。1978年1月10日，苏振华等人考察了长江口航道和宁波北仑港。北仑港原有海军的港口及进出的航道，决定将海军的码头让出一部分。[25]这就为宝钢确定港口打下基础。

1月25日，上海市委常委、计委主任陈锦华为团长到日本考察。[26]回来后，陈锦华向林乎加汇报，建议林乎加去日本考察。1978年2月1日，成立中共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指挥部。3月11日，国务院批复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三委一市一部”给中央写的《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厂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钢铁厂。建设规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每年所需的1000万吨铁矿石从国外进口，经浙江北仑港转驳运往上海。整个工程投资为214亿元。[27]为了落实宝钢一事，特派林乎加率团访问日本。

1978年12月23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公报的这一天，宝钢工程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后决策的中国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在上海吴淞口举行动工典礼，彭冲主持宝钢打第一根桩的开工仪式，谷牧副总理从北京来剪彩。

    中国经济代表团考察日本和港澳

1978年3月起，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四个考察团到海外考察。按时间顺序，第一个出去的是3月9日到4月10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访问，重点是南斯拉夫。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第二个是3月28日到4月22日，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房维中（计委副主任）、高修（商业部副部长）、卜明（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副团长，段云为顾问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第三个是4月9日到5月6日，段云为组长、房维中为副组长的计委、外贸部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第四个是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五国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考察。这四个代表团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制定起到了侦察兵和决策参谋的作用。

    华国锋为什么派林乎加和段云率中国代表团访日？林乎加1937年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从1955年起任浙江省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负责全省的农业工作，到1965年，省内的粮食供应取消了粮票。1965年，组建国家小计委，毛主席亲自点名，让他到小计委当副主任，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1967年浙江造反派来北京揪斗林乎加，在省里斗了，在专区斗，在专区斗了，在县里斗，在浙江的各个县都斗了一遍。1972年春节，林乎加终于解除关押，回到北京参加接待尼克松的工作，陪尼克松到浙江。[28]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成为被四人帮批判的“三大毒草”之一，林乎加和段云等领导天天与造反派周旋，斗智、斗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工作组接管四人帮盘据十年之久的上海，余秋里推荐了林乎加去工作组。[29]197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领导班子时，林乎加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付主任，分管计划，工交，郊区，财贸，科技。

段云193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即加入共产党，投入抗日战争，是党内熟悉日本情况的专家。1954年曾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71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从五十年代起他参与起草国务院、计委诸多文件，熟知中央政策。大家称他为“夫子”“秀才”。在“四人帮”肆虐的时期，段云敢于讲真话，敢于纠左。

这次考察就是要搞清日本、港澳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做准备。

段云一直负责外贸，知道十年前我国出口远远高于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文革十年，我们大大落后了。1977年我们出口是是75亿美元，而韩国是100亿，新加坡是80亿，台湾是93亿，香港是95亿。[30]令人心焦。

因中日邦交没有正常化，林乎加、段云率的中国经济代表团是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有关经济贸易团体邀请的。经过财贸总会联系上日本铁钢联合会会长稻山嘉宽，他详细地向林乎加、段云等介绍了新日铁的基本情况及日本钢铁发展经验。他说：你们应该搞最现代化的钢铁厂，中国完全可以参照我们的发展模式，我们都能解决，你们更能解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计，照我们的样子做就行。林乎加问：我们拿什么来建钢铁厂？稻山嘉宽说，你们可以贷款，美国就可以贷款。矿石都是精矿，可以买的地方很多。

代表团看了新日铁及下面的三个分厂，并到东京、大坂、横滨、神户等地，看了化纤、造船、交通、银行贷款。[31]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度增长，成为一个经济大国。197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183万亿日元，约合6800亿美元，钢产量10200万吨，发电量5000多亿度，汽车产量850万辆，造船1000多万吨，乙烯产,400万吨，电视机产量1500万部。对外贸易.1500亿美元，顺差近100亿美元。1978年3月底外汇储备近300亿美元 市场商品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较高。据统计，日本总的劳动生产率，自1960年至1976年提高3倍，而西德为1.4倍，美国仅0.5倍。主要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劳动生产率高战前日本货质量不好，称为“东洋货”。战后他们派出大量人员出国考察，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就是必须下大力量改进产品质量，靠生产大路货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在提高质量上，日本政府和企业花了很大功夫，制订了质量管理立法和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

为什么日本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 林乎加、段云等同志研究后，认为关键是三条:

第一，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里。据日本官方统计，自1950年至1975年，共引进外国技术(主要是技术专利，不包括成套设备)26000项，约58亿美元，其中五十年代引进2900项，六十年代12000项，七十年代前5年超过一万项。他们的原则是，谁先进就引进谁的，兼采世界各国之长，他们引进技术后，迅速加以吸收、消化、革新、创造，广泛适用，并逐步出口。目前日本进口技术的金额仍然超过出口技术的金额。引进的方式，初期以进口设备为主，六十年代转为购买专利和设计图纸为主。近年来，日本企业竭力购取实验室技术，抢先投产，以占领市场，并向国外有关企业开展技术和情报的对等交换。由于引进新技术，节省了大量的摸索时间和研究经费，使许多产品由落后状态一跃而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一般比重很小，70%至8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银行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 (1) 国内存款。 (2) 海外借款和发行债券。 (3)吸收外币存款。有的资本家为了发展生产，不惜出较高的利息从国外借款。银行有了大量资金，并善于加速流转，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加速地增强了企业偿付银行贷款的能力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原动力在于重视教育，大力培养技术人才。日本有大专院校千余所，工厂非常重视工人的技术培训，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产品设计和研究机构，人员一般占全厂职工的15%至20%，从事新技术的开发、新产品的试制和实验研究工作。资本家非常重视这种机构，不惜付出大量经费，从中取得新的技术成果。[32]

林乎加、段云认为，这三条经验，我们也可以运用。要加快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的创造力，同时学习世界一切民族的长处，并且实行列宁所说的“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引进技术上也可以采取“拿来主义”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以七十年代的水平作为我们的起点。日本可以充分地适用国外资金，我们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以补充国内资金的不足。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一定的时同。但是，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并采取有力的措施，相信也难不倒我们。[33]

在日本，许多厂家向代表团推荐进口装配线的做法，即不是进口全套生产设备，而只进口装配线，由日方供应部件和零件，并负责技术指导，由我装配，保证装配出的产品质量同日本的质量相同。其成品可以由中国自己使用或出口，也可以用日本的商标，由日本工厂包销一部分，作为偿付进口装配线的费用。随着中国部件和零件制造能力的提高，日方逐步减少部件和零件的供应，以至最后全部由中国自己供应。进口装配的好处主要是:开始可以用少量外汇，迅速形成装配能力，用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品，从中获得加工费。更重要的是，随着装配线的引进，可以迅速掌握技术，从而带动我们自己技术水平的提高，逐步提升零部件的制造能力。

林乎加、段云等认为，这种做法可以试办。扩大新技术的进口，必须相应地扩大出口，增强我们的国际支付能力。林乎加、段云着重同日方和日本朋友交谈了如何扩大我国出口的问题。日方认为，这方面潜力很大，大有可为。如，日本和美国1976年进口服装约44亿美元，其中从亚洲进口23亿美元，主要是从香港、韩国、台湾等地进口，它们能做的成品，中国完全可以做。中国应当争取在二、三年内把这笔生意扩大到5到10亿美元 日本今后每年进口鱼类将达到100万到200万吨。中国可以买进渔船，用出口鱼的方式偿还船款。他们说“外汇在水上漂，你们就是不去捞”。[34]

从日本回来后，他们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一些同志研究了怎样利用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当前设备、技术、资金过剩的状况，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形成报告后，向中央建议：

1.不能什么都要进口，分散力量，应当集中地解决燃料、钢铁、有色和化工，打好四个现代化的基础。

新增加项目的设备，分别从日本、西德、英、法、美国或其他技术先进的国家引进。设备、钢材国内供应不了的再从国外买，其他土建材料自国内供应。设备费和建设所用的资金，尽量采取在这些项目投产后用产品偿还的办法，有的采取延期付款的办法。

引进这些项目，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一，我们的条件，基本上是出了产品还钱。有了产品，不怕还不上钱。在引进这些设备所增产的产品中，要把还钱的部分单独列出，保证有偿还能力。二，现在每年进口的钢材、有色金属和化工原料约花掉四、五十亿美元。国内生产搞上去了，可以少进或不进，这笔钱省下来也可还设备欠款。三，1980年以后，每年出口商品将达到100亿美元以上，出现特殊情况，可以减少进口偿还欠款。

引进成套设备，一定要严加控制，认真搞好综合平衡，由国内供应的部分要跟上去。凡是能引进专利自己制造设备的，要尽量由国内制造供应，不能什么都要进口。

2. 在三、五年内，引进几千项或上万项国外专利，改造机械工业，把各行业生产技术提到一个新的水平。

当前我们每个行业和企业，特别是机械制造工业，生产技术相当落后，面临一个采用新技术的问题。应当由有关部门统一组织，首先开出一个在进1千项到2千项专利的产品名单，经过综合研究，有组织地派人出国考察，或请国外技术小组到我们这里来考察，抓紧时机，把必需的国外专利，包括技术、设计图纸买进来。8年内，争取引进1万项，花几十亿美元，把机械工业的生产技术和其他工业技术来一个大改造、大提高。这样，1985年以后，就有把握做到设备的供应立足于国内。现在不抓紧，1985年以后还要大量进口设备，那就不好了。

引进专利和设备，使用、研究、消化的工作必须跟上，每个企业，都应当有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小组或实验中心，专门进行这项工作。在这方面，要制定一个检查考核制度。

3. 进口一批装配线，用外国的零部件装配成品，用于国内需要或出口。

4、扩大同国外的技术交流。

日本为了扩大产品和技术出口，愿意向中国派遣技术、设计小组，接受中国的实习生和留学生，并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到中国工作一段时间 我们要掌握现代技术，除了积极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以外，应当利用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积极性，有计划地大力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聘请外国专家来我国共同研究如改进生产技术的问题。

5. 扩大出口，多搞外汇

在出口方面，除了前面所说引进装配线，既可以增加国内供应，又可以增加出口产品以外，有几件事情可以大干:

一是来料加工。即由自外提供原料、辅料、技术指导，甚至提供少量必需的设备，由我们按来样加工，按时交货，收取外汇加工费。这种做法的好处:一可以利用外国原料，二可以带进新技术，三可以增加就业，四可以增加外汇技入，五有利于把国内市场搞活。建议在上海、广州、北京和天津先搞起来。

二是搞农产品出口基地。主要供应香港、澳门和日本。

三是充分利用香港、澳门，做好外贸工作。

日方提出，要扩大从中国的进口，必须大力改进产品的质量，按照合同的要求，提供花色品种，并确保按期交货 他们认为，从中国进口的许多商品质量次，品种单调，装潢差，不适合日本市场的需求，特别是不按合商规定期限交货，是日本商人最头痛的问题。这次我们在日本看到，我国的商品能够摆进日本大百货公司的很少，许多商品由于质量、式样不好，或者不合时令，放在小摊上削价处理。我们认为，改进这些问题，必须实行几个转变:

(1 )从以产定销转到以销定产。

(2) 从以量胜质转到以质胜量。

(3) 担负出口任务的企业，从生产的数量作为考核标准转到以换汇率作为考核标准。

(4) 从关门做生意转到开门做生意。

最后的建议涉及到体制问题：

要把技术引进和对外贸易搞大搞活，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必须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1.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定了的事情要有人办

2. 改进外贸体制，改进计划工作

3. 简化程序，简化手续。[35]

林乎加说，看了日本，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加强了，日本15年时间进展很快，我们25年时间应当能搞上去。

考察港澳经济发展

4月10日，段云提前从日本回到香港，率领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连续进行了实地调查28天。华国锋说：要利用港澳，并指出外贸工作要越做越好，思想要解放，胆子大一些，决心大一点，路子宽一点。[36]

当时，香港被称为远东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澳门被称为旅游中心。这两个地方，一没有什么耕地，工没有原料资源，过去经济上长期依赖转口贸易。六十年代以来，大搞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先搞轻、纺织、服装，接着发展手表、电器、电子产品。1977年，香港工厂达37000多家，工人75万人，工业品出口总值76亿美元。香港出口总额中，转口占20%，本地产品占80%。[37]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是很突出的。

段云率考察组到我们办的天厨味精厂、南洋兄弟烟草厂，这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厂，直到现在还是老设备、老工艺，还有不少手工操作。两个厂的厂区都很宽敞，很有发展余地。而港澳当地一些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是不久从国内出去的大学生、中专生、工人或店员，他们向银行借点款，有的就是向中国银行借款，从小作坊开始，滚两三年，添置设备，修建厂房，就成了相当规模的厂子，产值增长了十几倍，而我们基本上还是那两个厂。

商店里摆着的国产的照相机、手表、收音机等不论样式和质量，与香港当地和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鲜活市场的早市，与其他国家相比，数量不足。1977年香港对外资易总额达到196亿美元 ，比我同期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48亿美元还多。其中，进口102亿美元，进口最多的是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其次是轻纺产品，第三是食品。出口94亿美元。有些出口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澳门发展比香港慢，但是十多年加工工业和对外贸易也是发展的，1977年达到43000万美元。旅游业发达，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年接待游客257万人次，旅游收入14000万美元。[38]

段云同我驻港机构华润、南光公司、招商局、中国旅行社、少数爱国厂商座谈。1966年我供应商品占港澳总进口的20.4%，1977年下降到16.6%，由第一位，变成第二位。[39]

我们在港澳14家银行,100多个分支单位,多年来,主要的活动是吸收储蓄存款,提供国内使用,放款很少,活动面不广,存款额也增长不快。在资本主义市场,一般说,金融资本有很大的神通。他们用集中起来的资金,支持各行各业开展业务活动;同时也直接投资经营仓库、房地产等事业,赚取大利润。我们在港澳的银行,也应该打破原来经营范围的限制,扩大业务活动,不能完全按照国内的一套办法行事。今后，除了扩大港币和人民币存款以外，还可以吸收美元存款，积极开展同业存款；可以放手支持我在港澳所办的各项事业。

现在我国除港澳以外，只是在伦敦有一个中国银行分行（新加坡有一个分行，没法开展业务）。大量进出口贸易，包括我成套设备进口，收支结算大部分委托外国银行代理，经济上要受到一定的损失。同时，国外没有机构，也不容易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我南洋银行,是单独在香港注册的银行。建议银行也利用港澳这个基地，向省外派出分支机构。是否可以利用南洋银行的名义,到外国设立分支机构,先从同我贸易往来较多的国家作起,逐步把我在国外的金融网建立起来。[40]

段云经过与香港华润、澳门南光座谈，看到我们的对外贸易机构，基本上还一直保持开国初期的那种作法，主要是坐在家里等客上门，有什么卖什么。常驻外面的贸易机构，只有香港的华润公司和澳门的南光公司。这两个公司，主要是在港澳地区推销我国出口商品，或临时就地购买少数进口物资。要研究尽快发展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港澳是两个“自由港”利用它们把生意做活，大有文章可做。这两个公司驻在港澳这样的地方，可以把华润、南光两个公司办成像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那样的大型贸易公司，又卖又买、工贸结合、立足港澳、面向海外的综合性机构。华润、南光不仅经营出口，也要搞进口业务。这两个公司常驻港澳，完全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动，掌握时机，争取有利价格，为国家省外汇，直接向厂商采购机械设备，还可以省一部分佣金。他们不仅搞贸易，也要通过购销业务组织生产。

现在我国出口商品，基本是以产定销，产销脱节，往往货不对路。有些商品，国际市场上需要，有时缺乏原材料，不能生产。改变这种状况，贸易机构在这方面是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的。他们可以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原材料、设备，组织定货；可以介绍国外厂商，同国内企业，订立加工装配合同，可以提供国外样品，组织技术交流，帮助企业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也可以在港澳当地，通过购销业务组织生产。做到工贸结合，以销定产。不仅在港澳活动，还要派出分支机构，到其他国家开展业务。

华润、南光两个公司，是以私商身份在港澳注册立案的企业。用他们的名义，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不发生同我国对等的问题。我们每年进口大量物资和设备，都是通过国外的贸易商进行的，他们从中收取很大一笔佣金。比如，我国每年从日本进口20多亿美元，在日本有了贸易机构，就可以减少一部分佣金。如果在欧美，我贸易机构可以直接向生产厂订货，佣金可以全部省掉。在国外设有贸易机构，也可以直接推销商品，可以及时掌握外面的经济信息，对发展贸易大有好处。我们应当走出去，开门做生意。首先利用华润、南光这两个牌子，派人出去。

段云和刚到招商局的交通部外事局局长袁庚深谈，袁庚1939年入党，一直在东江纵队。建国后曾任中国驻印尼总领事馆领事，对国外的情况比较了解。文革中受迫害，曾被关进秦城监狱6年。1975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大陆的招商局则仍然在香港设立营运总部，成为拥有金融、营建、运输、造船、码头等极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袁庚汇报，招商局的香港扩大经营无需得到香港当局的批准，提出打算利用当地银行外汇贷款,抓住船价大跌的有利时机,增添一批新船和半新船,建成一支比较有竞争能力的船队,开辟班轮航线,开展对外揽载业务。有些挂五星红旗船只不能航行的地区,可由这支船队承担运输任务;也可以逐步把外贸部门现在租用的外轮代替下来。他们还打算利用当地港湾,增建一个浮船坞,发展多船业务,增加外汇收入。他的建议得到段云的认可。段云说：“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在香港搞个集装箱码头,改装我出口货物,航运方面,要发展我在港澳的远洋船队,补充国内航运事业的不足。”[41]

    在与中国旅行社座谈中，发现中国旅行社没有相应的设施。连经港澳入境的游客,也都介绍到当地旅馆去住宿。鉴于港澳是旅游中心,旅游事业发展很快,赚钱很多。建议：,要配合国内旅游事业的开展,在港澳修建旅馆。在香港和澳门,分别建一个大型旅馆,接待途经港澳来我国的游客,代办入境手续和有关事宜,并在当地开展旅游业务。[42]

港澳两地市场的繁荣程度让考察团受到了震撼，也为大陆错失发展良机而深感痛心。要尽快夺回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我们必须下决心狠抓出口商品生产，增大出口货源，千方百计挤出一些商品，保证港澳市场的需要;必须切实保证商品质量，按照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质量不好的宁可不出口;必须努力改变商品构成，增加工矿产品和日用消费品出口;必须重合同。[43]段云知道，计委和有关部门，根据《今后8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先后同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省市研究了增加出口商品生产的具体规划，初步确定了一些项目,将进一步研究安排，搞生产基地，搞专厂、专车间，狠抓落实。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力争到1980年或者再多一点时间，把我们供港澳的商品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充分发展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44]

段云认为，通过这次考察,深深体会到,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意义十分深远。这些年,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是不够的,许多应该办而又能够办的事情，我们没有办,不少很容易发展的事业,我们裹足不前。我们要充分利用港澳这种特殊地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编辑  季节）

9月15日凌晨，环球时报/环球网刊发报道《中国游客遭瑞典警方粗暴对待，一家三口被扔坟场，外交部严正交涉！》，以9月14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的提醒为由头，报道了发生于9月2日的“中国游客遭到瑞方公务人员粗暴对待”事件。这篇报道迅速在舆论场掀起波澜。随后多家中国媒体多次联系瑞典警方及涉事酒店，但并未及时得到任何有效信息。

一天之内舆情经历多次反转

瑞典知名互联网新闻资讯网站《晚报》(Aftonbladet )于当地时间15日刊发报道，援引涉事旅店负责人的话，并采访了当时出警的Norrmalms警局负责人，详细回顾了事件经过。报道中还插入了一段据说是由路人拍摄的视频及当事人母亲哭喊的截图，并附加评论说，“中国游客指责瑞典警方的暴行，但据视频拍摄者指出，警察的方式一点儿也不差，他们正在试图平息局势，但游客在尖叫”。

9月16日，这段由Aftonbladet曝光的视频传回国内，当日上午，凤凰网以《瑞典现场视频：中国大妈坐地哭喊 男子被抬走》为题转发，并迅速在各大视频网站传播。由于曝光的这段视频经过剪辑，突出了“中国大妈坐地哭喊”“涉事男子在警察靠近时突然倒地，疑似碰瓷”，迅速引发网络舆论反转，网民开始指责当事人曾某一家是“巨婴”，“丢国人的脸”。

随后，有人晒出当事人在遭到警察粗暴对待后，第二天居然和没事人一样带着父母从瑞典去阿姆斯特丹游览的照片，并很快被众多微博“意见领袖”转发。很快有人辟谣，称微博里贴出的两张照片，其实是当事人一家在案发10多天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游玩的照片。

仅仅一天时间，事件的舆情就经历了多次反转。起初，瑞典政府对中方前期的交涉置之不理——中国主流媒体公布了这一事件，对涉事酒店、瑞典警方及瑞典政府构成舆论压力。在瑞典政府继续回避这一事件的同时，瑞典媒体介入报道，并以经过剪辑的视频证明“警察的方式一点儿也不差”，影射中国政府和舆论是反应过激，将同样一段视频流回国内，加上一些含糊其辞、相互矛盾的说法，舆论重心由此从瑞典警察不顾人权、粗暴对待中国游客转移到对中国游客海外旅游是否文明，以及对当事人道德问题的讨论上，由此消解了中方指控的合法性。

事实渐次澄清，瑞典政府含糊回应

由于中国媒体的介入和中国舆论的热议，9月16日之后，始终拒绝与中国驻瑞典使馆沟通的瑞典主流媒体纷纷主动要求采访中国驻瑞典大使。9月16日，桂从友大使就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在使馆接受瑞典《晚报》记者米奇奇专访，17日大使就同一话题又接受瑞典《快报》记者拉尔松专访。

与此同时，9月17日，环球网刊发该网记者对当事人的采访，当事人回述了事件全过程和此前未被报道的细节，对网络舆论和瑞典媒体提出的质疑做出回应。报道补充了视频之外的细节，同时，针对视频显示的当事人的假摔和哭喊，当事人在承认视频属实的同时，对其行为进行解释：“我当时没有办法思考这种方式是否妥当，我只是想控诉警察的作为，并向路人求助。”

这一报道事实上承认了当事人行为确有不妥之处，其中披露的细节也为之后还原整个事实提供了材料。在这一基础上，9月17日当天，由中国留学会创建的公众号Buzzword刊发长文，对这一事件做出全面分析，将之分为“入住、休息、初步冲突、警方介入、抛弃”五个阶段，客观分析了”当事人一家”、“酒店方面”、“瑞典警方”各自在事件中的责任，并得出瑞典警察“应该向当事人一家，为自己合法却不合理，违背警察保护人民的誓言的深夜抛弃行为道歉”；同时，当事人“也应该为自己的幼稚行为，向自己的父母，以及事件中的各方，向所有关心此事的中国人做出诚挚的道歉”这一相对中立和客观的结论。以环球网为代表的中国媒体的报道，及时回应公众舆论和社交媒体的质疑，不断丰富和完善了这一事件的全貌，起到了很强的纠偏作用。

事件发生到这个阶段，应该说已经可以解决，但由于瑞典官方态度的含混模糊，这一纠纷再次引起关注。直到9月16日，瑞典驻华大使馆才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表示：“每当收到针对瑞典警方在执法过程中有违法嫌疑的投诉后，瑞典方面都会指派专门的检察官对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以确定警方是否有失职或违法行为。对于这几位中国公民声称遭到警方暴力对待的情况，瑞典方面同样已采取上述措施。”这一声明只是简单陈述瑞典方面收到投诉的例行做法，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信息。

9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尚未收到瑞方关于此事的调查进展情况，瑞典警方仍未回应中国使馆有关见面沟通情况的要求，这不符合外交惯例和国际通行做法。我们再次敦促瑞方重视中方关切，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中国游客的安全与合法权益。”这一表态的核心关切是针对瑞方对中国使馆和外交部多次交涉置之不理的态度。

9月18日，瑞典检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把桂从友大使针对中国游客所受遭遇的投诉视为上诉，检方将把案件提交给更高级别的检察官来做独立评估。而迟至9月22日，在舆论压力下，涉事酒店才表示：“对当事人一家在瑞典的遭遇表示难过，希望同各方一道还原当晚事件全貌。”而此时，距事件发生已经过去20天。

新闻自由成为傲慢与偏见的挡箭牌

9月21日，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栏目突然播出一段辱华视频，把这次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的事件以另一种方式推上前台。这段视频打着“给中国游客提示”的旗号，以充满低级趣味的噱头，粗俗不堪的语言，赤裸裸地宣扬种族主义、排外主义；而且节目使用的中国地图缺少台湾省和西藏部分地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挑衅。很快，翻译后的视频版本被上传至中国视频平台。

辱华视频理所当然地引发国内公众舆论和主流媒体的强烈愤慨。9月23日晚，人民日报微博发布“人民微评：辱华者须付出代价”，指出，“把肉麻当有趣，把辱华轻描淡写化，这不是幽默，而是狡辩。傲慢不逊，蹬鼻子上脸，只有挑衅哪有善意？……一家炮制辱华节目的电视台，不仅失去了基本品格，也失去应有的公信。” 同日，新华社播发“新华国际时评”，评论说，“从该节目戴着偏见的眼镜、编造子虚乌有的材料、放肆侮辱中国人等一系列荒腔走板的言行看，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和策划制作人完全丧失了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素养……这次瑞典电视台置客观公正于不顾，极尽诽谤侮辱，公然拼凑出一个往中国人身上泼脏水的节目，再次暴露了他们假人权卫士的面目。”

9月24日，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发文称，“该节目以中国游客遭瑞典警察粗暴对待的事件为调侃对象……其戏谑的语气、肆无忌惮的画外笑声，所体现的毫不掩饰的恶毒与侮辱，令人震惊。作为公共电视台，发表针对当事人乃至所属国的侮辱言论，既违背了媒体的公正原则，更逾越了道德的底线。”

同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瑞典电视台播出辱华节目事答记者问，表示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栏目播出辱华节目，“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对中国和其他族裔的歧视、偏见和挑衅，完全背离了媒体职业道德。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从一个较纯粹的舆情事件，演变成为中瑞主流媒体之间的对抗。

事实上，瑞典媒体的“转向”早有端倪。稍微留意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网站会发现，在9月16日、17日，桂从友大使就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先后接受瑞典《晚报》、《快报》记者专访之后，9月19日，大使又接受了瑞典《记者报》记者专访，不过此次专访的主题已经从具体的事件本身转换成为“媒体交流和中瑞关系”。根据使馆在其网站上公布的专访全文，大使接受采访伊始就指出“瑞典一些媒体对中国批评、指责、谩骂，甚至恶意攻击、抹黑”，一些人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负面言论，而“这些言论与现实中的中国完全对不上号” 。

实际上，从今年7月2日到9月13日不足3个月时间，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连续在其网站推出6篇有关瑞典媒体涉华文章的谈话，再加上7篇同样涉及瑞典媒体的其他谈话和专访，使馆与驻在国媒体如此频密的隔空喊话与交流并不常见。使馆发言人在就瑞典通讯社有关报道谈话中曾经诚恳地提出期待：“我们衷心希望瑞典通讯社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今日中国，而不是听信反华分子的谎言，戴着有色眼镜一味抹黑中国。”在9月19日接受瑞典《记者报》专访时，桂从友大使也强调：“希望一些瑞典朋友能够摒弃意识形态偏见、过时的冷战思维、幼稚的傲慢和早已过时的‘教师爷’作风，承认不同，尊重不同，相互包容，互学互鉴，同世界一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地时间9月25日晚8点，瑞典外交部联络处干事艾米特斯洛夫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外交部的谴责和抗议已经清晰无误地传达给了瑞典外交部门，但 “这是瑞典的言论自由”。可见，所谓“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过是傲慢偏见的“挡箭牌”。

随着我国公民出国旅游总量庞大且逐年增长，少数人行为的不文明令当地人侧目，的确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早在2006年10月1日，中央文明办联同国家旅游局就公布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指南》第一条就是“注重礼仪、保持尊严”。由此当事人的所作所为也是我国的宣传和旅游主管部门所着重提醒和明确反对的。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形形象与影响，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与义务。

但是，此次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的演变发展，着实给中国社会和中国媒体人上了一课。在国内媒体和网络舆论不断搜寻求证事实真相，冷静反思国人自身行为不当之时，瑞典媒体的“框架”式报道、海外反华势力的介入操纵、“恰到好处”曝出的种种谣言，以及由瑞典电视台辱华节目所揭开的瑞典某些媒体的狭隘、独断，舆论场中的偏见、傲慢，都在短时间内集中呈现出来，给西方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增添了鲜活的注脚。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上塑造形象，如何在西方舆论场上站稳脚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辑  杨利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9月24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白皮书中提到了中国赴美留学的情况，“在教育方面，美国是中国学生出境留学第一大目的地，2017年中国在美留学生约42万人，为美国贡献约180亿美元收入”[1]。而按照中国教育部官网数据，2017年中国赴海外留学人数就超过60万人，并且还处在每年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中。

中国投资移民是资本外流的另一个重要部分。中国是美国EB-5签证的最大来源国，大约占1万个家庭名额的90%。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人数也不在少数。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7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显示：46.5%受访的中国高净值人群都在考虑移民，9%的受访者已移民或在申请中。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公布的《2016年全美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简称ACS）报告》显示， 2010年至2016年共有55万华人移民到美国（其中中国大陆的移民增长率最高），年增长率为25%。

近年来，中国投资移民的门槛水涨船高，目前对移民地区投资底限约为100万美元。再加上移民后的买房安家和财富转移，平均每户移民家庭支出应数倍于此。按照户均300万美元估算，若每年投资移民10万个家庭，意味着移民财富外流将达3000亿美元/年。以前移民带来侨汇，而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2018世界移民报告》中数据显示，汇入中国的侨汇只有610亿美元，财富净外流的缺口越来越大。

特朗普说中国留学生是“间谍”、“偷美国技术”等。实际上，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某些高科技领域的学科已遭到美国政府的限制，近来越来越多选择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遭拒签，2018年常青藤的理工男被拒签达70%。中国留学生到西方名校学习高科技的人数有2000人的规模，这些学生是是来自中国的顶尖人才，然而最终结果不是被埋没就是流失海外。

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大量的海外移民和留学，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面临的陷阱。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时候，也是该国高收入群体达到财富门槛、海外移民倾向高涨，大量去发达国家留学的危险期。怎样保持高收入群体对本国的向心力，成为关键所在。在成功跨过中等收入的日韩等国，一直都是本国一流大学优先和财富人群心系本国，没有如此的移民潮和留学潮。而拉美等国则大量留学移民，财富外流、留学生被西方洗脑、主流意识形态被控制等，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留学潮和移民潮，背后蕴含着某些政策的失误。一些政策出于局部绩效的考虑，或者被某种市场和地方利益所诱导，导致全局被动。主要问题有：

一、放任留学移民中介把持舆论。留学移民的中介服务是一个大生意。留学中介费约10万元人民币，投资移民中介费约100万元人民币，每年60万人留学、10万户移民，就是一个1600亿的大市场！而留学移民中介为了拉客户、宣传业务，大多发布贬低中国、美化西方的广告软文，这已成为大量负面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地方利益排挤外来人口的后果。比如，目前北京上海的落户条件已经高于西方国家的移民门槛了，这带来严重问题。一些外地人员在北京工作十多年，买了房子还完房贷，却依然没有落户希望，受到户籍诸多限制。但如果把住房一卖就足够投资移民西方，怎能不心向往之？全国各地想去一线大城市的高净值人群，相比去京沪等大城市落户，移民成为更加合算的选项。国外结婚可以定居，京沪结婚要45岁才能落户，引得很多女性外嫁移民，带走财富。现在全球都在争抢高端移民，为何中国不拿出最好的资源和适宜的政策，吸引人才和财富留在本国一线城市？

三、英才教育体系薄弱。中国的普及教育做得很好，与西方的差距在于英才教育薄弱。美国有多层次的英才教育体系。西方著名中学全球招生，中国的中小学资源一般情况下只面向本地生源，这使得广大青少年的创造性不易得到充分发挥。目前中国出国留学出现低龄化的趋势，值得反思。另外，我国在提倡素质教育的同时，出现了素质教育和高考脱节现象，像南京、苏州这样的文化名城，居然连高考“裸分”第一名都有可能上不了清华、北大。这也导致出现高中学生宁愿留学而不参加高考的现象。

四、流动人口教育升学没有出路。每年北京有十几万非京籍、上海有十几万非沪籍的考生，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异地高考，但留学的门却是敞开的。他们的父母“北漂、沪漂”多年，回原籍高考已经不现实。如果父母在北京上海买了房子，半套房子就可供两个孩子留学（或者父母卖掉老家房子也够用）。这些考学难问题逼着他们走留学路。

五、优质教育资源招生不与国际接轨。中国招揽的留学生大量由国家补贴，这实际上是国民歧视。应当让那些在高考时无奈走留学路的考生，都可与外国申请留学一样申请中国著名大学和中学，对他们可以高收费，按照西方学费的高标准收取学费即可，在政策上设计不同标准，让他们留在国内读书，同时给国内创造效益。

解决留学移民带来的财富外流问题，关键是要在教育、户籍等政策方面树立全局观，破除地方保护。建议：

一、开放北京上海等地户籍政策，与西方国家争夺人才。现在不少二线城市在搞“抢人大战”，但目前最直接的是与西方“抢”人，把人才和财富留在国内。特别是对净资产多于100万美元的家庭，对高技能、高纳税人员，以及在一线城市有固定居所或已结婚多年生子的家庭，应放开城市户籍限制。

二、建设中国的英才教育体系，留住民族天才。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以前韩国也实行教育平准制，后建立了英才教育体制，尤其是科学高中和科学英才高中，使得韩国学生在国际学科竞赛中崛起。伴随韩国三星等科技型企业的大发展，更突显人才是竞争力的根本因素。这些英才学校在全国招考，其条件优于留学，成为孩子们的首选。英才教育体系还可以向在科技、财经、社会、纳税等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员的子弟给予政策保障，以打消他们的移民意愿。

三、改革流动人口高考制度，增加高考区分度。要让非京籍、非沪籍以及父母工作迁移但子女受到迁入地高考限制的孩子能够参加当地高考，不以出国留学为必须。如果地方有困难，可以设立不限户籍面向流动人口和英才体系的特别高考，单独给录取名额。

四、优质教育资源与国际接轨，高校宽进严出、提高教学水平。建议“一本”以上的学校可以扩招25%，按照国际留学的方式申请，按照西方名校的学费收费，留住走“留学路”的生源和资金。恢复以前的自费生，但总毕业证不增加，也就是采用淘汰制，20%的人不能毕业，这也能够改变大学里不好好学习的风气。

五、严控中介，打击负面舆论。对留学移民的广告内容应予以限制，对留学移民中介的资质严格审查，对虚假内容严肃查处。严查偷税，严查与地下外汇钱庄的联系，严打留学移民欺诈。

（编辑  杨利红）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目前社会上一些看法是从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定义社会主义，有很多文章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但仅在制度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天下为公》一书从中国和西方数千年文明传统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平等”和“觉悟”是社会主义的道体，有助于我们深化、拓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平等”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分配关系等。但是，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平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体现在一项项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平等的具体的经济社会政策中。

平等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地位和生存发展能力的平等，不是不承认差距，不是平均主义。合理的差距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差距过大则会损害经济效率，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普通老百姓为什么感觉生活负担重？根源在于教育、住房、医疗、养老这四大民生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资本化和干部特权化，造成各阶层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

目前，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与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并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经济的依赖也反映了一些领域生产过剩、实体经济不振。如何振兴实体经济？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如何在抑制高房价的同时，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革意味着不同阶层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的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如果任由以资本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经济社会政策，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让矛盾越积越深。

一是提高劳动所得、限制资本所得，促进收入平等。

目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表现在多个方面，最核心的是劳动与资本间的不平等，即劳动者的劳动所得远低于资本所有者的资本所得和有产者的资产增值。促进收入平等应抓住这个“牛鼻子”。

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的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方案，有利于提高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缓解收入不平等。但我认为个税法还有改善的余地。为了促进收入平等、鼓励劳动致富和知识创新，今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应该大幅降低劳动所得的税负，提高财产所得的税负。

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不平等还体现在实体经济从业者与金融从业者的收入差距上。为何金融从业者薪资高？因为我国金融部门的利润率远高于实体企业，税负却低于实体企业。就税负而言，以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为例，减税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7%降到了16%，而金融业的税率仍为6%。因此，企业减税降费不宜搞一刀切，应区分不同部门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为提高劳动所得、治理脱实就虚、振兴实体经济，减税降费的重点应该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部门；而对于金融部门、房地产业则应提高税率。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税负减轻了，利润提高了，就有条件给劳动者涨工资。

另外，目前中国金融违法犯罪的成本低，加剧了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不平等。对于那些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搞内幕交易、非法投机的金融大鳄和其他金融违法犯罪分子，应该加大行政处罚和刑事打击的力度。可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金融违法犯罪者处以高额罚金，或者将其列入另类“征信黑名单”。

二是促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平等。

争取平等且良好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条件，是老百姓辛勤劳作的基本动力。这四个基本的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乎民心向背和经济增长。

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推出的房地产市场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土地财政，在一段时期内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房地产后来的过度市场化和金融化，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畸高，而且自2017年以来，高房价向三四线城市蔓延。高房价制造了财富鸿沟和不平等，导致政府调控房价的动作左右为难。过高的房价还透支了工薪家庭的消费能力，扭曲了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价值观，间接增大了实体企业的人力成本、地租成本，并导致大量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涌入房地产业。这是造成目前生产过剩、实体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必要调整贷款的流向，政府推出更多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廉租房，对拥有多套房的家庭征收累进的房产税，把控好货币化拆迁的节奏和力度。采取这些办法中的一种或多种，对于降房价会立竿见影。

教育、医疗、养老是最基本的民生，理应由政府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政府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但在经济增速减缓和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有人又打起了教育、医疗、养老产业化的主意，主张以这三个领域的市场化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样的增长会增大中下层老百姓的负担和痛苦，加剧阶层间的不平等，不但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而且从长期看反而会压抑整体内需，拖累经济增长。房地产已是前车之鉴。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是为了满足富裕阶层的个性化的高端需求，但应严防资本逻辑侵蚀基本民生保障。近年来在这几个领域发生种种引起社会关注的事件，都暴露出社会资本办教育、医疗的隐患。

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促进均等化，强化公益性，合理平衡家庭、企业、政府的责任，降低普通劳动者的负担。目前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在递减，国家的投资应该更多投向这三大民生领域。当然，对医疗、教育的投资，不是要建更多豪华的住院大楼和教学楼。应提倡节俭办医疗和教育，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培养更多优秀的医护人员和教师，以更好的待遇和条件吸引高水平的医生和教师到基层和落后地区工作。一些城市对于养老问题已在实践中摸索出不少好办法，比如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服务为辅的方式。这里的社区服务应由基层政府牵头，把社区居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而不是交给资本来办。

以上述社会主义的方式办教育、医疗、养老，提高劳动所得，就能为解决房地产问题创造条件。如果老百姓在教育、医疗、养老上的负担降下来，劳动所得增加，就能提高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从而扩大内需，进而缓解生产过剩，实体经济就会焕发活力，政府的税收会增加，就可以对冲房价下跌引发的影响。

三是以自主创新赢得在全球产业链中平等的利润分配权。

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大体处于中低端，在一些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在利润所得上处于弱势。有学者提出，要赋予职务发明人科研成果所有权，以激励创新。但对于一些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项目，更需要大规模协作、大兵团作战，一方面周期长，另一方面职务发明、团体单位合作也不适合强调个人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否则我国的“两弹一星”就搞不起来，高铁也搞不起来。改革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优势改没了。

如何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以互联网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为代表的新型企业，在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上更强调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企业内部关系是较为平等的，全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精神得以激发。科技创新是系统性的、高度创造性的活动，更需要调动组织内全体成员的主动性、自觉性、协作精神，在科研机构和企业中形成平等的创新共同体。科层制的管理只会压抑创新。

自主创新需要巨量资本的投入。截至2016年底，中国理财市场总规模已达百万亿元。如何把这庞大的社会资本引向实体企业、高科技产业，以促进创新和转型升级？目前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税负和利润分配的不平等，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实体经济的流动；而且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高、杠杆率高，再加上企业自主创新的周期长、回报慢，社会资本更是不愿投资。政府可以通过区别性的税收政策，并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吸引社会资本，投向有发展潜力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

（编辑  碣石）

内容摘要：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必须坚持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乡村自治的原则。只有依靠集体所有制，才能确保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充分体现乡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只有依靠乡村自治，才能体现乡村的自主权，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关键词：集体所有制  乡村自治  内生动力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一个贫困村能否摆脱贫困，首先取决于贫困村的内生动力，如果内生动力不足，即便国家扶持力度很大，终究难以摆脱贫困，更难以实现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21日在云南省考察工作时强调：“最大限度调动当地群众的积极性，变要我发展为我要发展”。这是消除农村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

要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必须坚持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乡村自治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目标，都离不开发展集体经济，离不开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

坚持集体所有制，确保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虽然改革开放前的广大农村算不上富裕，但当时农村的发展已明显体现出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

依靠集体经济，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的面貌。一是农田基本建设彻底改良了土壤，把大面积的荒沙地变成了沃土，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二是在全国范围广泛进行了江河治理，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大大减轻了洪涝和干旱灾害，不少水利工程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防汛抗旱作用，这是中国几千年水利史最辉煌的时期。三是在广大农村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四是大面积开展农业科研和推广良种，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主要农作物产量比50年代末翻了一番。而且这一切是在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支农实力不足的背景下实现的。可以说，当时农村集体经济的突出成就是旧时代的中国人所不敢想象的，也是今天家庭经营条件下难以做到的。

农村集体经济取得的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有些西方的学者也给予了客观的评价。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马克·塞尔顿指出：“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评价毛泽东时代时指出：“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在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之所以取得以上成就，集体所有制的力量是基础。集体所有制确保了集体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基层组织的号召力；集体经济激发了群众的集体主义观念，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在此基础上将原来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创造了惊人的奇迹。没有集体所有制，也就没有红旗渠这样的奇迹，也不会有农村社会良好的秩序。我们应该认真领会习总书记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精神，和“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小岗村考察时的讲话）这一指示。

当前很多地区农村存在空心村、空壳村情况和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集体经济被削弱是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少数农村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现象，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者，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实行了教育、住房、医药、养老免费制度，甚至日常所需也做到基本免费。其原因正在于这些村坚持和发展了集体所有制，在改革中，创新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组织方式，而且领导确保了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农村改革是不断发展的。改革之初试点大包干的小岗村调动了积极性，而如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他们进一步改革思考的方向，他们曾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参观，他们说：“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近年来，贵州塘约村、大坝村，河南龙泉村，山东代村等一批先进农村的实践经验，也无一不体现了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塘约村是一个地处贵州偏远地区的国家二级贫困村，在灾后濒临绝境的情况下，能把外出打工的农民吸引回来，并且在短期内发生巨大变化，说到底还在于塘约村选择了集体所有制。

如何长期持久地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经过40年的改革实践，逐渐形成共识。分散经营的农户一味依靠国家救济或期待富人的恩赐，农村是发展不起来的。正如习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是基层工作活力不足的症结所在。弱化了的集体经济实力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无力兴办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也无力满足群众的生活需求。” 2012年底习总书记在河北省考察扶贫工作时再次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

尽管各地纷纷提出集体经济“破零”的要求，并提供一定的资金用于发展集体经济，但其重视程度，组织方式、发展规模仍然不够理想。由于长期以来集体所有制被虚化，人们对集体所有制及集体经济观念淡化认识不清，甚至以为规模经营就是集体经济，家庭农场就是合作社，忽视集体所有制有关生产资料及产品的归属问题，导致不少的集体经济项目及合作社名不副实。目前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一味依靠政府拨款脱贫的方式不是出路，农村改革应抓住集体所有制和发展集体经济这个关键环节。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起码要求不单指土地集体所有，而是指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等归生产者集体所有。只有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才能真正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底线，但不是最终目标。放弃这一底线就等于放弃集体所有制，但仅停留在这一底线，集体经济也难以壮大，因为集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式。

贯彻乡村自治，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一些乡村的发展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河南省新乡市的刘庄村就是其中一例。刘庄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而今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刘庄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实现。更让人羡慕的是，刘庄于2009年1月11日全部搬进第三代新村别墅。这种花园式、现代化、智能化别墅共400套，每套建筑面积472平方米，全框架结构，配有中央空调、宽带网、闭路电视、电话、灯饰、布艺、整体厨具、集中供热供气、安保全天候监测系统等设施设备。

总结这些村的经验，我们发现，这些村的成就除了集体所有制和好的带头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乡村自治。熟悉刘庄村的人都知道，刘庄自治做到从实际出发，从维护百姓的利益出发，不跟风、不刮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如下几个事例便是很好的印证——1956年初级社刚成立不久，上级指令刘庄所在的夏庄乡21个初级社合并成1个高级社，并提名史来贺担任社长。史来贺认为以村为单位成立小社有利于生产，拒绝到任，为此上级领导对他很不满意。但不到一年，那些合并为大社的村因为管理不力，不得不重新拆分为小社。

——1958年“大跃进”期间，公社开会布置各村放“小麦高产卫星”，要求挖地三尺，每亩上粪100车、下种150公斤，实现亩产小麦7.5万公斤，派人坐镇指挥。史来贺不理这一套，工作组三天两头催办，史来贺勉强同意拿3亩地做试验。结果3亩“卫星田”亩产仅130公斤，连种子都没打够，但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文革”期间一度流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史来贺说：“咱农民没苗咋吃饭？谁要草就叫他吃草好了，咱要除草留苗。”全村老少顶着压力搞生产，先后办起了机械厂、面粉厂、冰糕厂、食品加工厂等，使刘庄逐步形成以工促农、以工养农、全面发展、五业兴旺的新格局。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地“一刀切”地推行。上面派到刘庄的工作组反复做工作，要刘庄分田到户。面对艰难的选择，史来贺反复思考，最后的结论是：分则不利，合则有力。他认为，刘庄已经从自然经济转入商品经济，2/3的劳动力已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集体经济雄厚，如果一分了之，必然会阻碍生产力发展。通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从本村实际情况出发，最终决定土地不分到户，工厂不包给个人。并且成立了农工商联合社，把农、牧、副、商、工等统一起来，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级管理、奖惩联产”。在一片争议声中，刘庄人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坚持集体经营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不仅是刘庄的经验，也是塘约摆脱贫困的做法。塘约村之所以被称为新时期的大寨，不仅在于选择了集体所有制，还在于实现了典型的乡村自治。如：塘约村土地确权实施的“七权同确”、所制定的村规民约“红九条”在全国独一无二。

以上事例说明，激发农村内生动力不仅依靠集体所有制，同时还要依靠乡村自治。乡村自治能够体现乡村的自主权，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习总书记把自治摆在乡村治理体系的首位，是有实践依据的。这一提法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亮点，若能把握好这一点，乡村治理必有重大突破。

集体所有制下乡村自治的优越性

首先，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与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所有劳动者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后者只有少数人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

其次，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有利于强化乡村一级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根本上避免了私有制下乡村自治出现的“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现象。

第三，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是平等关系，可以相互监督。而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被管理者只有劳动的权利，没有监督管理者的权利。

第四，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不允许出现人剥削人的行为，而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势必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

第五，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有利于造就一批具有社会主义理想、有能力的乡村干部。刘庄村的史来贺、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航民村的朱重庆、兴十四村的付华廷、龙泉村的梁修昌、大梨树村的毛丰美、宝山村的贾正方、蒋巷村的常德盛等，都是无私奉献的带头人。而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因缺乏法制和监督的环境，容易滋生村霸地痞甚至黑恶势力，危及基层政权和社会安定。

第六，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可以做到统分结合，有利于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利于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则只利于分不利于统。

可见，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优于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刘庄、华西、南街、航民、兴十四等一批明星村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不能将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与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混为一谈，更不能放弃集体所有制，教条套用美国大农场的做法。否则，不仅无法实现共同富裕，而且会进一步丧失农村的内生动力，给乡村振兴带来更多困难。

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优越性

第一，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集体组织的领导成员来自集体所有制内部，农村干部就是老百姓。而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制，在村一级组织上面加了“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领导成员基本来自集体所有制的外部，是“吃国家饭”的，体现的是政府管治。

第二，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突显了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而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则容易出现官僚主义。

第三，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注重实际，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容易出现形式主义。

第四，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容易出现“一刀切”的问题。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受外部制约的因素少，可以做到因时而异，一旦发现工作有误可以及时纠正。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受外部制约的因素多，即便发现政策有误，也难以及时纠正。

如上所述，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不仅可以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且大大降低政府管理国家的成本，有效地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问题。

因此，刘庄村、南街村的路并非老路。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不仅是新路，而且是正路。改革开放后，刘庄、华西、南街、航民、兴十四等个别村，能够在短期内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变为可能，就在于这些村的集体所有制由政府管治走向乡村自治。这些村在改革开放前由个体所有制走向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后则由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走向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这些村的成就，既体现了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又体现了乡村自治的必要性，他们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后的最大亮点。

总之，60多年的实践证明，集体所有制优越于个体所有制，乡村自治优越于政府管治。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充分体现了乡村自主权和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因此，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必须坚持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乡村自治的原则，二者缺一不可。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两个原则，农村发展就会出现好的势头，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两个原则，农村就会出现乱象。

几点政策建议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不断虚化，其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群众逐渐意识到新形势下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二次飞跃”的重要性。把集体所有制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起来，不断提升农民的集体主义觉悟和乡村自治能力，很多问题不难解决。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前的管理体制有问题就断然否定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之所以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并且陆续出现了一批明星村，就因为改革开放让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现阶段出现令人关注的“三农”问题，原因在于我们的一些做法不仅背离了集体所有制，而且忽视了乡村自治。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坚持集体所有制的主体地位。一是坚决守住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底线。土地确权应针对“违约用地、违规占地、违法卖地、暴力征地”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彻底的整治。土地确权颁证若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不仅集体所有制难以巩固，而且势必导致各种危机。二是扶持集体经济实体对象的选择要有原则，即要求土地和其它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只有扶持这样的集体经济实体，才能激发农村内生动力。目前“一包了之”、“一租了之”、“一股了之”（资金变股金）的做法，都没有按照集体所有制的要求实施。这些做法虽然使集体增加了一笔账面收入，但对于激发农村内生动力作用很小。三是要为集体经济的存在、发展、壮大提供宽松环境。优先给集体经济实体办证，提供场地、用电用水等服务，优先为集体经济实体提供财政扶持，以及减税、免税、贷款等有利条件，促使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农村经济结构的主体。四是考虑到发展集体经济起步难、风险多、责任大，建立集体经济“先行先试”以及“试错、容错”的机制，让那些真心发展集体经济的干部群众消除后顾之忧。

二、让乡村充分拥有管理自主权。顶层设计应在严守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乡村拥有更多的管理自主权。只要有利于维护集体所有制，并且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同，应允许这些村自定管理办法。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及政策（如土地承包制）“一刀切”，忽视了乡村的差异性，明显不利于发展乡村集体经济，不利于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农村政策并非越多越好，一些政策如不能顾及各地的实际情况，或有悖于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方向，出台的政策越多，导致的问题越多。最好的办法就是依照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处置。顶层设计重在把握集体所有制的大方向，引导和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至于基层的具体管理主要依靠乡村自治，国家政策不宜包办代替。决策既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走向，又顾及到眼前的不同情况，有利于体现因地制宜、实现农村稳定，也符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改革初期河南的刘庄村、南街村、河北的周家庄，改革中期河南的龙泉村、山东的代村，贵州塘约村、大坝村、浙江好溪村、内蒙古中不浪村都是这样做的。这样的典型应该给与大力支持。

三、转变领导方式。乡村自治并非不要党的领导，反而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只有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才能避免政府管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为此，各级领导要站在依靠乡村自治、支持乡村自治的角度开展乡村工作。扶贫工作要避免上级部门对基层过于频繁的检查督促，让乡村干部把用于应付检查和“数字脱贫”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深入一线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上，鼓励他们大胆探索发展集体经济、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管理体制机制等。这有利于转变工作作风，培养优秀干部，并且使干部选拔工作得到基层群众的监督和发现人才。同时，也便于更多的同志去了解农村、关心农村，及时发现和总结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好建议、好经验、好做法。

（编辑  宋彬彬）

2018年8月27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全面回顾了共建“一带一路”5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并就下一阶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全球意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

“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新思路新方案

“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向“自我发展”升级的新方案。“全球治理”作为一个冷战后兴起的学术概念，旨在应对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跨国犯罪、难民危机等由全球化衍生出的各类跨境问题。西方国家虽然在全球治理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这种建立在特定制度、文化基础上的经验，对于那些民族国家框架尚需稳固、内部族群关系复杂的亚非各国而言，并不适用。中国以“共同发展”而非“模式输出”带动各国民众在本国内部实现“善治”，谋求从全球问题的源头着眼，根除贫穷这一滋生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的温床，使各国民众得以在本国内部安居乐业，帮助各国走上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带一路”建设为推动全球性问题的早期控制、早期解决创造了条件。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西方国家始终是全球议题的主导者，广大亚非新兴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难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足够的发言权，既有的全球治理驱动力量或者行为主体仍然是由少数国家构成的霸权系统。近年来涌现的诸如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无一不是在波及欧美后，才为世人所瞩目。实际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早已苦之多年，却乏人关注，终至危害扩大而难于管控。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合作机遇，也为各方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引导相关议题走向提供了平台，更为全球治理议题的扩展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话语权的提升开辟了道路。

“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治理注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新内涵。全球治理的对象大多并非是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安全问题。冷战后，大国关系的相对平稳与传统安全问题的降温，为各国协调应对全球化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创造了必要前提。然而，自2010年以来，大国博弈再度激化，传统安全问题回温，分散了各国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关注。一些大国甚至罔顾自身责任，不惜以邻为壑，采取如修筑隔离墙、退出国际多边合作框架等单边行动，导致环境治理、难民流动等全球问题的治理陷入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强调多边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其合作思路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对接，打通了两者融合的路径。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涵的全球治理新思路更具吸引力、感染力，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成员的赞许和肯定。

“一带一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同时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通过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既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和技术加快自身发展，又通过外部压力促进国内改革，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腾飞。

过去5年是共建“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转型同频共振的5年。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传统的低工资成本优势弱化。国内产能相对过剩，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增大。区域发展水平失衡，结构布局亟待优化。进出口贸易增速放缓，对外投资数量和水平有待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正是我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发展转型的迫切要求，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提出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倡议。

过去5年，“一带一路”建设由点到面，通过扎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工作，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合作成果，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同时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5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我们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换言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正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崭新格局。

当前，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开放与融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然而，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大国对抗不断升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分离主义等极端思潮甚嚣尘上，零和博弈、赢者通吃、以邻为壑的传统逻辑依然顽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空前突出。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国内国际发展大局，实现“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与国内高质量发展同向同行。

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既是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大倡议，也是实现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性举措。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存在失衡现象，东部沿海交通便利、资金技术密集，已然跻身世界发达水平；中西部地区受制于自然状况、交通条件和历史原因等因素发展明显滞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通过加强“一带一路”与国内区域发展战略的对接，中西部从内陆沿边地区成为了开放前沿，必将助力其对外开放和经济腾飞，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以“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13亿人口的巨大需求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扩大对华出口和投资提供了历史机遇，而扩大进口规模、吸引更多外资也将有利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从中长期看，中国需要通过创造更好营商环境、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有力保护知识产权等举措吸引更多外资，同时推动国内体制、规则和标准不断与国际接轨，从而推动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国际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是因为它顺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潮流，契合了沿线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要求。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不强行输出本国发展模式，不构筑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地缘政治的零和游戏，而是通过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构建权责共担、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新方案，必将极大提升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全人类的福祉，极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编辑  宋彬彬）

40年前，9.6亿人口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313元，人均GDP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值；但到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相当于非洲的4.2倍。已经富起来的14亿中国人民始终关注有着12亿人口的非洲大陆何时实现经济起飞，以及怎样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也关注非洲大陆怎样能够像中国那样，让十几亿非洲人民富起来。

2013年3月，刚刚担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南非德班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时指出，中国与非洲从来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发展好了，非洲发展会更顺；非洲发展顺了，中国发展会更好。

1963年，非洲联盟正式成立，52年后的2015年，非洲联盟第24届首脑会议制定了《2063年议程——我们想要的非洲》，这是非洲消除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渴望到2030年成为一个繁荣的大陆，成为全球生活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非洲的总体GDP要与非洲占世界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比例相称，使世界级的、一体化的基础设施遍布非洲大陆；2045年非洲占国际贸易份额将从2%增加到12%，非洲内陆贸易从2013年的12%上升至50%；非洲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进而实现整个非洲大陆共同富裕。这就是非洲雄狮的“非洲梦”。

快速起飞的非洲经济

我们需要走进非洲、了解非洲、认识非洲，才能更好地帮助非洲。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人没有去过非洲，对非洲大陆知之甚少，即使是学术界，对非洲和非洲各国国情的研究也是相当有限的，缺乏系统性。这与中国对非洲经济增长、工业化、基础设施、双边贸易、直接投资、承包工程、增加就业、发展援助、减少贫困、培养人才、医疗健康、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极不对称。

《21世纪的中国与非洲》一书的作者行走非洲，在2016-2017年，历时120天，对非洲七国进行了调研，行程6.5万公里，考察中国公司在非洲的102个工程项目，访谈302人次，包括3位国家总统、3位国家总理、18位政府部长。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作者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国内对非洲研究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进展。通过本书，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到非洲大陆经济正在起飞，有一大批普通中国企业家、技术员、工人及外交人员深度参与其中，助推非洲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

这里，我从中国与非洲的视角，说明非洲为什么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为什么中国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

21世纪以来，曾经被视为世界最为贫穷和落后地区的非洲正在快速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被《2063年议程——我们想要的非洲》视为非洲的转折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2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3%，低于世界平均增速（3.0%）；1990年，该地区人均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为2513美元，高于中国人均水平（1526美元），到了2000年，该地区人均GDP仅为2379美元，比中国人均水平（3701美元）低得多；2000-2016年，该地区年均经济增长率提高至5.1%，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3.6%）。2016年，该地区人均GDP提高至3453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45.1%；工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2722亿美元增长至最高峰2015年的4588亿美元，增长了69%；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从2000年的1197亿美元增长至最高峰2012年的5341亿美元，增长了3.46倍；外国直接投资从2000年的68.75亿美元增长至最高峰2015年的462.81亿美元，增长了5.73倍。以上数据表明，非洲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持续高增长纪录，经济正在起飞，后来居上。

中非经济的合作共赢

为什么二战之后，经过了50多年经济发展的起起落落，直到21世纪初，非洲才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直接的原因是，非洲从21世纪初才开始进入工业化时代，2000年之后，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5.2%，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5.6%，带动了总体经济增长。但从总体上看，在独立后的50年，非洲未能建立一个比较独立、互为配套的工业体系。201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业增加值（2010年美元价）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只有2.0%，GDP（2010年美元价）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2.2%，显然，只有加速工业化才能加速经济发展。为此，非洲联盟2007年发起了“非洲加速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了加速工业化发展的七个优先领域，将工业化作为非洲发展战略的主体，其目标是在21世纪使非洲成为工业化大陆。

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全力助推非洲工业化进程，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0年中国与非洲国家贸易额为100亿美元，到2014年增至2200亿美元。之后由于世界贸易额持续下降，直接影响中非贸易额下降，但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与非洲进出口总额约为1697.5亿美元，占非洲进出口总额（9503亿美元）的17.9%。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约945亿美元，占非洲出口总额（4167亿美元）的22.7%；自非洲进口约752.5亿美元，占非洲进口总额（5336亿美元）的14.1%。

第二，中国主动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对部分非洲国家减免进口关税，极大地刺激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

第三，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来源国。2017年中国对非洲贷款额超过1000亿美元，是2010年贷款额的50倍。2007-2017年，中非发展基金作为合作方在非洲开发项目投资总额达到200亿美元，建设了100多个非洲工业园，铺设了近6000公里的铁路、4000多公里的公路，建成了9座港口、14座机场，同时建成了34座火力发电站、10座大型水电站、1000座小型水电站。

第四，中国企业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工程的最大承包商。根据《工程新闻纪录》（ENR）杂志的2017年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最新数据，中国企业在非洲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市场占有率为56.2%，其中大部分建设资金来自中国政府框架合作项目的“两优贷款”。

第五，中国成为非洲第二大官方援助国，向非洲国家直接提供对外援助，包括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咨询培训，扩大科技教育、医疗卫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减少贫困等领域的对外援助和合作，提供免息减息贷款等。据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估计，2000-2016年中国对非援助总额约为750亿美元，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非研究所估计，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总额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正因如此，中国极大地助推了非洲经济起飞，推动了非洲“三网一化”建设，即建设非洲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及基础设施工业化。由此可见，中国“走出去”、“投资非洲”与非洲工业化、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是同向、同行、共建、共赢。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并不是西方媒体所描绘的“新殖民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共赢主义”，突出表现为中非关系的五大要素合作：一是政治上平等互信；二是经济上合作共赢；三是文明上交流互鉴；四是安全上守望相助；五是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是典型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根源于20世纪50-60年代中非的传统友好关系，也体现在2000年在北京创建的中非合作论坛，与52个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建交，更体现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中非共同制定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明确了中非关系未来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包括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五大支柱”，着力实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和安全“十大合作计划”。正是基于此，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与非洲各国实施“十大合作计划”。

非洲经济起飞的道路选择

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非洲走什么路？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选择。

一是美国模式。2018年6月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Detroit Economic Club）明确表示，要把西方模式，也就是“人权、法治、知识产权”理念教给非洲，这样非洲的发展就更接近“西方模式”而非“中国模式”。他还指出，一个经济体可能暂时不采用“美国模式”，但最终只有“美国模式”才可能产生活力、创造力和技术创新。事实上，“美国模式”并没有让非洲国家富起来，诚如前文所述，非洲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非洲大陆最缺的从来都不是“美式民主”，而是严重不足的现代基础设施，许多设施基本上是殖民主义时代留下的遗产。如果将电力视为一个家庭、社区、地区和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因素，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信息，2000年非洲未能获得电力供应和服务的人口比例达到四分之三，这意味着非洲有7~8亿人口并不享有现代化生活基础。从历史上看，美国对非洲的所谓支持更愿意出钱出兵发动战争，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却是一个典型的“葛朗台”！

二是中国经验。为什么非洲各国愿意从中国发展道路中汲取经验，向中国学习？因为中国从来不输出“中国模式”，更不会强迫非洲国家采用“中国模式”，而是提供“中国经验”和 “中国方案”，如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正如这本书所详细介绍的各种典型案例，特别是中国的五年发展规划经验对非洲国家极有吸引力和借鉴之处，它们纷纷到中国实地考察、学习取经。我曾经多次去非洲国家授课和讲座，这些国家不仅关心中国五年规划如何制订，更关心五年规划是如何实施和评估的。最主要的还是非洲各国通过大量的“中国工程”、“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运营”的案例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把中国视为成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老师”，学习中国经验。例如，中国帮助非洲国家修建水电站、火电站、国家电力网等，极大地削减了非洲无电人口比例，到2016年，非洲的无电人口比例已降至57.2%；又如中国帮助肯尼亚实施“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人才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特别是中国提出的“要想富先修路”的简单道理，已经成为非洲各国的共识，要求中国帮助它们修建铁路及各类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近6000公里的铁路，这相当于非洲6万公里铁路存量的1/10，相当于新修建铁路总里程的90%以上。仅以2017年建成通车的蒙内铁路为例，这条480公里长的铁路将带动肯尼亚GDP提高1.5个百分点。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帮助非洲建设最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消除数字鸿沟。2000年，非洲移动电话用户量只有1100万户，到2016年已经高达7.54亿户，相当于2000年的68.5倍。中国在非洲大陆参与的港口建设多达20余个，这为非洲进出口贸易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中国经验对非洲国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它们纷纷效仿中国港口、工业园、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等做法，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非洲的各类援助和投资，不只是“授之以鱼”，更重要的是“授之以渔”，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2017年，非洲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近5万人，是10年前的20倍；同年，由中国政府出资主办的各类培训项目超过4万人次参加，其中来自非洲的学员占60%～70%。此外，中国有大量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进入非洲、援助非洲，这标志着中国与非洲已经进入大合作阶段，中国助推非洲进入大发展阶段，也标志着非洲开始走向了富起来的新的发展阶段。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

中国发展起来之后，逐渐改变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南北“大趋异”，进入21世纪，世界首次出现了南北“大趋同”。在这一全球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首次提出“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让非洲12亿人富起来，加速南北“大趋同”。

1982 年 1 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说：“‘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南南合作’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改革开放40年后，在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南南合作”的助推之下，非洲的经济起飞正在成为现实。富起来与强起来的中国有意愿、有能力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书中所展现的那些为了帮助非洲、受中国政府以及企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非洲的普通中国企业家、技术人员、工人以及外交家等，每个人都应当获得一枚勋章！

（编辑  宋斌斌）

“我冒昧建议，如有可能工信部有关司局的同志可抽空去斯达考察一下，了解一下高端‘三基’或‘四基’是如何攻关、发展与产业化的，我们如何能进一步帮助这样的企业。”

这是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烈初在2017年致信工信部部长苗圩时提出的建议。苗圩很快对沈烈初的来信予以批示，并请工信部电子信息司负责人前往调研。

斯达公司做了什么事惊动了沈烈初这位老领导？苗圩部长为什么如此重视沈老提出的建议？这背后的缘由是什么？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笔者走访了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十年研发路

斯达的全称是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功率半导体元器件尤其是绝缘栅双极性晶体管（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以下简称IGBT）模块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的公司，总部设在嘉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学博士、归国留学生沈华于2005年4月创办。沈华博士是名列国家第三批“千人计划”的专家，现任斯达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当年沈华博士辞去美国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与妻子胡畏（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回国创业时，几乎是从零开始。发展到现在，斯达已经成为行业领先的IGBT模块生产厂家。2016年，斯达的IGBT芯片和器件销售额达4亿元人民币，并出口到欧洲，客户中不乏像西门子、ABB这样的大公司。据全球著名研究和咨询公司IHS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全球功率模块市场占有率排行榜上，斯达（Starpower Semiconductor）居于前十名；在中国斯达排在第五位，市场占有率为4.5%，前四位是外资企业英飞凌、三菱、富士和塞米控（Semikron），其市场占有率分别是23.4%、18.0%、15.6%和11.8%。从IHS发布的排行榜来看，这个行业几乎被外商垄断。在这个领域，斯达眼下还不算大，但它毕竟已经是目前国内最大的IGBT模块生产厂家，也是一个有能力与国外巨头竞争的中国企业。

何谓IGBT？IGBT是一种功率半导体器件。IGBT模块则是由IGBT通过特定的电路桥接封装而成的模块化半导体产品。IGBT是能源变换与传输的核心器件，非常适合应用于直流电压为600V及以上的变流系统如交流电机、变频器、开关电源、照明电路、牵引传动等领域。IGBT在国民经济各个重要领域，如轨道交通、智能电网、航空航天、电动汽车与新能源装备等领域应用极广，而且已经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领域。“没有它，智能化的装备不可能实现。”沈烈初说。

目前，世界各大半导体生产厂商正在继续开发IGBT的高耐压、大电流、高速、低饱和压降、高可靠、低成本技术。应该说，应用于电力电子自动控制的功能半导体器件，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通俗地说，斯达生产的IGBT就是电力电子装置的“CPU”。正是因为IGBT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沈华博士的创业精神感动了沈烈初，才有了本文开篇提到的沈烈初老先生致信苗部长的故事。

IGBT是一个很“烧钱”的领域，它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多学科融合交叉，带有很大风险性的行业。沈烈初曾见证并参与了我国政府促进电力电子器件研发及产业化的艰难历程。他说：“2006年11月，浙江大学汪槱生院士牵头组织国内相关专业院士、专家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同志呈递了一份《关于开展电力电子应用关键技术》建议书。同年12月，曾培炎副总理做出重要批示，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国家能源局等政府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们第一次开始有组织地推进电力电子技术创新。”10年来，“作为电力电子重要组成部分，场控电力电子器件（MOSFET、FRD、IGBT）虽然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国内市场占有率还比较低，与国际水平差距很大，产业化规模甚小。”沈烈初说。

2013年9月，又有8名院士和13名专家，联名向李克强总理提出“重点发展电力电子技术与产业化建议”。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这几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能源局通过不同方式，对电子电力有关的产学研单位给予资金支持，产业化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同样，在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斯达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为调研斯达成功研发IGBT并将其产业化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受沈华博士邀请，沈烈初于2017年3月底亲自去斯达进行学习和考察。

斯达在自己从事的功率半导体元器件、尤其是IGBT领域做到了国内“老大”的地位。但因其产品总是要应用在其他终端产品上，所以，斯达这个品牌在业内的知名度并没有为广大消费者所知，是一个典型的隐形冠军。

斯达模式

隐形冠军企业，多是为某类产品生产配套部件的企业。隐形冠军企业总是在众多竞争者中默默坚守，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成就一个隐形冠军有很多原因。“隐形冠军”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德国西蒙教授认为，一个隐形冠军首先要在某一领域长期坚持研发、创新并居于领先地位，再有就是要拓展全球市场即营销全球化，这是成就一个隐形冠军的两根支柱。但这样抽象概括出来的一般方法，具体到某一个隐形冠军企业，打法还是大不一样。斯达就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或模式。

10多年来，斯达正是走了一条有自己特点的隐形冠军的成功之路。

沈华博士为什么要回国创业？他说，一方面是国内有非常好的发展机会，自己也了解IGBT这个行业；另一方面是很想在自己的祖国做一点事情。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从2004年开始调研。我在之前工作的公司负责亚洲项目，基本每一两个月回国一次，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不少电焊机行业和变频器行业的朋友，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国内很难购买到IGBT模块，国内基本没有一家能自己制造IGBT模块的企业，而在国外这已是一种很普及的产品。我国政府也曾多次支持这个项目，每次投入大量资金，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没有理想的结果。”沈华博士说。

的确，当时正值国内变频器行业发展的黄金期，带有变频控制的新型电焊机的普及需要大量控制部件，但其核心部件IGBT却几乎全部要从国外厂家购买。所以，沈华博士回国创业最终选择了研发电力电子行业中的IGBT，而没有去做二极管、晶闸管等市场成熟的产品。

斯达IGBT模块的研制成功并迅速产业化，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当时面临缺货而苦恼的电焊机及变频器厂商解了燃眉之急。事实证明，沈华博士选择研发IGBT并将其产业化，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行业发展来说，都是正确的选择。

考察斯达我们发现，斯达的成功确有其独到之处。概括地说，斯达10多年来越来越向World-China-World（世界研发-中国消化制造-世界销售）模式发展，这个模式可以简称为W-C-W模式。

据沈烈初回忆，1992年，他在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担任负责人时就提出了W-C-W这个模式。不过当时提出W-C-W的含义，其实是指加工组装在中国，研发和市场依靠国外公司。而正是在1992年，台湾著名企业家施振荣为“再造宏碁”提出了有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这一理论指出了当今很多产业内部“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服务”各环节价值分布的特点，即高附加值在产业链的两端，制造环节收益最低。当前，很多“两头在外”的制造企业为提高盈利水平，开始向附加值高的两端延伸。但技术如何提高、如何在现有市场争得自己的地盘，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做法。

斯达的经营策略，从开始就不是放弃技术和市场主动权的“两头在外”。他们选择的技术发展路径，首先是从突破封装技术开始，然后再向两头延伸：一头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设计、制造延伸，另一头是向智能功率模块（Intelligent Power Module，IPM）定制化、集成化应用延伸。在斯达的经营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以外促内”的效果。

所谓“以外促内”的经营策略，是出于“先解决生存问题，再解决发展问题”的目的。也就是先进口ABB、英飞凌等公司的芯片，封装测试后的模块化成品向国内外市场供应，使用户熟知斯达品牌。然后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国外购买和自研的两种芯片封装后同时投放市场，让用户有一个鲜明的比较。从性价比来看，斯达的产品显然有竞争优势。沈烈初同志对此也给以肯定的评价：“这种研发策略是成功的。”

沈华博士曾经在英飞凌公司长期做研发工作，他深知，要想与国际电力电子巨头同台竞技，必须加速推进斯达的集团化发展和国际化进程。2014年5月，斯达成立了欧洲公司，总部设在瑞士，并在德国纽伦堡设立研发中心。斯达欧洲公司总裁彼特·弗雷（Peter Frey）于1991年加入全球功率半导体巨头赛米控，相继担任过赛米控集团总裁、赛米控全球销售总裁及董事会成员等职务，负责赛米控集团的生产、技术和销售，2014年加入斯达。斯达欧洲研发中心主任克里斯丁·克罗内德（Christian Kroneder）在IGBT领域有着19年的丰富经验。在2014年加入斯达欧洲公司前，他担任赛米控公司（Semikron）研发部主管，主要负责IGBT、碳化硅、整流模块等产品的研发和技术转让。斯达欧洲公司及研发中心的成立，不仅使得当地的客户能享受到及时完美的服务，而且也将引领斯达集团在某些技术领域开展创新性研发，进一步提升了斯达的整体技术水平。

在市场方面，欧洲公司成立后，欧洲市场的开拓也颇有成效。2016年，出口欧洲的IGBT（含部分中国产的芯片）价值300万欧元，2017年为400万欧元。因此，欧洲公司实现了收支平衡，自己养活自己。

斯达在全球拥有完善的营销网络，采用直销和分销相结合、以直销为主的销售模式。通过在上海、北京、深圳、济南、青岛、成都、武汉、南京、嘉兴和欧洲公司进行产品销售，以确保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客户和市场的需求。一段时间以来，斯达又在探索一些新的营销模式，以顺应“互联网+”时代客户的个性化及多样化需求。

斯达特别注重大客户的开发，现在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拥有国内外著名企业的大客户群。例如，深圳汇川、英威腾、北京外资利德华福、荣信、上海电驱动、奇瑞、华为、阳光，包括世界著名企业西门子、ABB等。

“这种销售（即市场）和研发两头在外的模式，对我国发展高技术企业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模式。”沈烈初说。斯达很重视建立研发的国际化平台和拓展国际市场，但其目的还是为了促进国内业务的发展。

斯达的未来

“我们希望能把公司做成中国市场的第一名（具体目标是占中国市场50%的份额），世界第二名。”沈华博士在面对斯达近期和未来的提问时如是说。

斯达现在在全球同行业的排名是前十名中的第九位，沈华博士有希望实现他的目标吗？

“斯达经过10年的努力，在硅基IGBT的研发、生产、销售模式上已打下良好的基础，可以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现在生产能力已经满足不了用户订单的需求。厂房面积足够，就缺生产、实验设备。”沈烈初对斯达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确如沈老所说，沈华博士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他正在筹集资金，准备购置设备，扩大生产能力。斯达近期的目标是：到2020年，销售额从现在的4亿元增长到10元左右，届时斯达每年纳税额将从现在的2500万元增加到1亿元。同时，还可以再创造200个就业岗位。到那时，斯达在IGBT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将从现在的第五位上升到仅次于英飞凌的第二位。在技术上，斯达将更加缩小与国外一流企业的差距，并成为国内IGBT产业的引领者。

斯达的未来将以功率半导体为主，建立芯片与模块两大事业部，面向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医疗电子、绿色电子（光伏、风力发电）、军事及航空航天等领域发展。

要实现这些目标，斯达公司还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为公司长远发展计，有必要将IGBT实业项目与资本市场对接。2018年1月，斯达与中信证券签署了上市辅导协议，并正式向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报送辅导备案申请材料，并获得受理。

展望未来，沈华博士说，斯达将继续坚持“品质成就梦想，创新引领未来”的企业价值观，秉承“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使命，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电力电子器件研发及制造商，以及电力电子创新解决方案提供商。

（编辑  苏歌）

农村集体经济类型和组织形式

四种集体类型

以“公共性”和“经营性”两个维度，可将农民集体组织划分为四种类型。“公共性”指集体组织举办经济、社会、文化事业以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程度；“经营性”指为实现公共性采取多种经营方式组合的有效程度。

第一种：人民公社制集体。

它的“公共性”强，“经营性”弱到近于无。集体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在这个既定条件下, 其实现形式单一，表现为集体占有、集中经营、集中生产、集中分配。

第二种：村庄自治集体。

它的“公共性”和“经营性”都比较弱。我国目前大部分村庄属于这一类。尽管有了宪法规定的村委会，在免除农业税后大部分省份都给村两委干部发了月津贴，但一无资金二无能人，大部分村庄的村委会处于散漫状态，能人都进城打工了。“大学生村官计划”也未能对改变现状起到作用。弱村庄的典型特征就是“户自为战”，甚至连几户的合作社都组织不起来，越是弱村，留守老人和儿童越多。

第三种：股份合作制集体。

它是村自治集体以股份设置强化了“经营性”，但“公共性”并未上升的一类集体。这是一类最接近于公司的集体经济。由于身处城市或近城市区域，这些村庄越来越从农业改为经营二、三产业；伴随城市化产生的巨大地租利益，这些“名农村、实城市”的村集体和“新市民”卷进与城市及其资本争夺地租权利的博弈。从宏观角度看，这类股份合作制集体正处在“脱农入城”进程的第一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城市化了的原村庄所获红利如何分配：农民要以土地的集体产权与城市及其资本分享红利，同时又要明确个体在集体红利中的收益权利。

所以，此时的村集体成了失地、少地农民的靠山。例如，将承包地折股、作为分配征地补偿费的计算工具；成立集体股份合作社，以取得与政府和开发商平等谈判的地位和权利，落实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权；外出打工农民要求“带着集体资产分配权进城”等等，这些都可理解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和村集体共同创造的自我保护机制。

这类改制后的社区股份合作社，实际上已经变性为兼有经济性、行政性和社会性的企业；村民变为企业持股员工；村庄原有的基于血缘、地缘的人际关系完全改变为业缘关系。当这一转变突然发生时，这个组织的内外环境和规则、规范的改变是超乎想象的。尤其是土地的城镇化置换了村集体原有的资本，呈现对劳动的挤出效应时，村干部自然要以“村”作为与各方博弈的底牌，在城乡两端的相关政策上为己争利。然而，这样的“村”还是村吗？这样的“集体”还是村集体吗？

第四种：社区合作制集体。

这是兼顾“公共性”和“经营性”的集体。它既有“社”又有“区”的概念，“社”指的是社群，即“基于强烈的人际互动关系构成的相互信任的一个群体……在发展中的经济体里，典型地表现为通过血缘和地域性姻亲关系捆绑在一起的群落和村庄。” “区”则指一定的地域范围。社区就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1978年前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尽管有很强的行政控制，但还存在丰厚的人际关系与相互信任的土壤。历经30多年改革后，现在绝大多数村庄的自然化机制已不复存在。农村出现真空，基层组织，无论村两委还是股份制合作社，都更像是政府行政机构或政商合体的延伸。村社传统消失了，“通过紧密的个人关系和相互信任来引导成员进行自愿合作”的社区农民合作组织变得十分罕见，社会被商业化的公司组织和行政组织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在这种内外环境下，农民生怕自己吃亏，不管是不是集体资产，只有分到手的才是真实的。这就是上述第二类、第三类“集体”的现状。

所以，同为集体，但是此集体并非彼集体。

社区合作制集体虽有股份存在，但并非是用股份制组织起来的，其公共性和经营性双强的性质，使其与股份合作制集体和人民公社制集体相区分。社区合作制集体重在“社”，重在人，重在一定地域内的人群以什么样的组织实现互联互信的人际关系，从而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双赢。一旦缺少了互信带来的紧密的人际关系，村庄就不存在了。

从这个角度上，我们看到了蒲韩和金店真正与众不同的意义：在当代中国农民再度组织起来的伟大进程中，他们在最重要、最困难的环节，即重建信任上作出了非凡贡献，形成了“基于强烈的人际互动关系构成的相互信任”的社群。除非特殊情况，没有艰苦的、持之以恒的工作，无论怎样的利益机制设计或政策优惠，都不能重建农民之间的信任，这才是一个社区内部农民合作的真正基础。

强调综合性发展与多功能，整合社会与经济目标的社区合作经济的最好典范，是上世纪50-80年代的东亚农协模式，即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农协（农会）。它既是社区农民群体的载体，也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枢纽，是乡村治理乃至影响国家治理成败的机制。蒲韩-金店模式同样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将具有这种理念和实践的社区合作经济的农民组织称为将“统”与“分”结合起来的“社区合作制集体”。

超级村庄是不是社区合作制集体？老超级村庄源自生产大队集体，他们对公社制集体有所扬弃也有所继承，尤其以改善了的村社合一体制同时加强公共性和经营性作为其共同特征。他们中的大多数采取土地统一经营方式，针对不同专业选用不同的经营方式，包括公司的方式，形成以集体统一经营为主的多层经营体制。不过，在参与民主管理、发挥农民的内生动力；处理农户之间、领导者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外来人口的合作与融合；倡导村庄伦理道德和发掘本地多样性文化等方面，其不足比较明显。而新超级村庄大都没有历史包袱，是近年来依靠好的带头人、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发展出来的。它揭示了一种可能：只要以适当的方式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改变乡村的面貌。之所以将塘约归入新超级村庄，是因为其中村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主体起了重要作用。

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和股份经济

这三个概念经常被混淆，这里先从股份分类开始进行厘清。

股份可以分为三种。

投资股。即以营利为目的投资股份。

出资股。这是合作组织成员以出资作为自己参与合作的契约的象征物，作为成员资格股。它不是为了营利而投入，而是为成就合作事业。出资后的分配，是按照合作社惠顾返还盈余的原则，即将成员利用合作社的程度，以交易量来度量并按其多少做分配。这不仅是欧美，也是东亚农协（农会）和中国有史以来民间小规模合作经营的传统出资和利益分配形式。

分份股。这是我国农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和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创造的方式，即将股份作为计量个人在集体资产中收益权的工具，先清产核资再折股量化，分给社员，作为收益分配的依据。

关于什么是合作经济，以及它与集体经济的差异，一直存在争议。合作经济产权的理论研究指出，有个人所有的私人产权说、社员共有的集体产权说，又有个人产权与集体产权复合而成的复合产权说。合作经济可以建立在私人经济也可以建立在集体经济上。沟口雄三[①]关于东西方甚至中日两国的合作机理因“基体”不同而不同的观点很值得关注。

作为合作经济的组织表现，合作社集体与村集体不同。合作社集体是人的自愿组合，没有地域和财产限制。村集体是以国家法定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为前提，以地域为界限而形成的特定群体组织。目前除了超级村庄外，这类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上只有架子，不做运营，等着“天赋资产”落下来按股分红。

合作社集体，还有综合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社之分。前者有社会功能，具有协会的公益性质，后者只有经济功能。

合作经济的另一组织形式是协会。除农业协会、农技协会外，日本、韩国的农协和中国台湾的农会是由特别法规定的法定社团，这是不同于合作社的另一类集体。这三地的基层农协（农会）都吸收了当地乡镇社区90%以上的农民，其“组织与功能设计为政治性、经济性、教育性、社会性兼具的多目标功能的农民组织，且各目标间可收连环互补功能之效。” 合作经济可以容纳自组织和半自组织的集体经济，而“天赋资产”的集体经济未必能和合作经济产生交集。

合作经济是不是股份经济？合作制是不是股份制？合作制可否用公司形式实现？这一组问题在现实中大有全面混淆的趋向。

一是将出资股与投资股混为一谈。20世纪50年代初，农民以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折股加入初级社，统一使用劳动力，民主商定生产和分配大事，按劳、按股分配，这个“股”就是劳力股和物资折算的出资股。我国供销社、信用社早期都有不多的社员出资股，资产的积累是依靠后来的集体经营。而合作社的投资股是针对项目的，常用在合作金融和加工事业上，社员自愿投股，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二是将股份合作社与股份公司混为一谈。股份合作社是合作社的一种特殊实现形式。在西方国家，它必须按照“成员民主制、按惠顾返还盈余和资本报酬有限”这三条国际合作社联盟百年未变的原则行事，否则就应转为股份制公司注册。但是若用这三原则衡量中国的实践，违反者颇多。例如城中村股份合作社，成员不参与劳动，因“天赋资产”坐享其成，何来按惠顾额分配？资本报酬有限这一条更不契合，只要经营性资产产生的利润，就要全部分到人。当按劳分配被按股分配挤出，资本报酬成为唯一报酬时，与私有资本意义上的股份制资本权益还有本质差别吗？为什么在中国，只要办股份合作，无论主体是谁，都很容易滑向私有性质的股份制经济，村集体合作社常常演化为实质上的股份公司？这很值得深思。

此外，村庄是社群的所在地，是自然形成的生命体，是有历史人文传统的人类栖息地。公司则是工业社会的人造物。将村庄和公司混为一谈，是十分荒谬的。对那些打着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旗号，以故意偏左的意识形态掩盖其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我们应该警惕。

社区合作经济

这里所说的社区合作经济，是与一般合作经济有关联也有所不同的经济形态。它是社区合作性质的集体经济，也可称为社群经济。

根据国际学者近期的研究，社群(community)是社会学概念，是指在地区或领域内有相互关系的人的网络。社群经济(Community Economy 或Community-based Economy) 是以社群作为主体管理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由本地居民共同构建和指导，整合当地社群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目标的综合性发展策略，它在社群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建立起了桥梁，从而避免了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割裂开来。它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之处，是在考虑货币利润的同时，还优先考虑公平、可持续和参与性，重视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和非市场的相互作用。近年来社群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上颇受重视，被认为是可以帮助落后地区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实现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于社会资本，自从科尔曼[②]指出它并非只是蕴藏于个人网络中的财富，而是一种社会的结构性资源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社会资本的集体层面，将其视为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整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和财富”，并且“以信任、连接以及网络结构”作为测量集体社会资本——一个组织的社会资本的要项，这给社群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增添了说服力。

社群经济与合作经济有很大的相容性，有学者认为合作经济是社群经济的核心。只是，合作社更强调经济参与和民主治理，而社群经济将综合性发展战略、多功能、整合社会与经济目标、推动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建设都放在重要位置。

为以中国人熟悉的语汇做表述，我们称社群经济为社区经济或者社区合作经济。这种社区合作经济的最好典范，就是上世纪50-80年代的东亚农协模式，即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农协（农会）。它的组织架构是法定社团而不是合作社，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法定社团的架构内允许和鼓励合作社组织形式的存在与发展。在三地的本土经济起飞阶段，这种特定的法人社团都起到了“促进农业合作组织发展，以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农民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蒲韩-金店模式就属于这种类型。与超级村庄及塘约道路不同，也与只运作单一经济作物的专业合作社不同，它们以集体社会资本辖制集体经济资本，统筹乡镇地域内规模化的社会与经济综合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有可能发展成为不输于东亚综合农协模式的中国式综合农协。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建议

改革历程回顾

在一定意义上，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是被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形势倒逼出来的。近年来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总量增长迅速，以至于中央原本到2017年底的改革试点计划还没完成，就在2016年底发布了全国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文件。

2015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总额（不包括资源性资产）已经高达2.86万亿元，村均493.6万元；其中广东等五省市资产总额为2.16万亿元，占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总额的75.5%，村均929.5万元。这比2012年底的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总额2.2万亿元增长了30%，村均资产增长了33.7%，五省市占村集体资产的比重提升了15个百分点。

在这一形势下，少数已经城市化的农村地区原住民对快速升值的集体资产的收益权诉求强烈。如果不尽早确权到户，“这些资产再过若干年就更难说清楚归属，就有流失或被侵占的危险”；而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后，既可保住不被侵吞，还能“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农民得到更多的财产性收入”。2015年，上海农村集体资产分红达12.7亿元，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分红达46亿元。

这次改革希望通过资产股份化，堵住依赖地缘的传统乡村集体这个“无底桶”的“底”，打破村庄的封闭性以推动产权的流转交易，从而在继集体土地流转之后，实现规模性的经营性资产的流转。

产权改革的争论与挑战

回顾缘起于1987年的广州天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关争论从未停歇过。众多学者和政策界人士都对这项改革提出诸多不完善之处。例如“名实不符”说，股权代地权违宪说，所有权虚置说、政经统合解构说，资产分割错误说等等，不一而足。但也有人分辨说，折股量化集体资产只是明晰产权的一种手段，其目的不是为了分配集体资产，而是“通过明确社员的财产权，建立‘差别共有’的机制，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增强集体经济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严峻的挑战是，集体资产股改确实在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扩展，且与传统农业地区的集体建设性用地的产权流转合流，成了当下农村改革的主流。

那些用“天赋资产”折股量化、按股分红的村集体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而这些富裕村庄目前最多只占到全国的5%。若以这些发达地区的方式用于中等甚至不发达地区，用城郊的方式推广至整个农村，那会出现什么状况？最乐观的结果，可能是后者由于集体资源少，利益争夺也就少，从而缺少对实施股份合作制这种复杂制度的兴趣。贺雪峰曾提出“复杂制度的适用边界”的命题，认为将发达地区复杂的制度创新搬到欠发达地区，需要更多资源与利益来支撑。“在缺少利益争夺和制度援引的情况下，高成本的复杂制度根本不可能运转起来，只能变成村级治理中的形式主义。”据报道，贵州省政府决定大力推行村庄公司化，政策界人士为此疾呼“警惕利用股份合作社的名义搞股份公司”。如果只是形式主义还罢了，若上偏一寸、下偏一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后果就严重了。

产权改革不是增量改革，而是一次对历史沉疴的清理，是权力、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再分配，核心是资产量化，关键是解决谁有份、有多少份的问题。如此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利益矛盾突出的工作，如果很难统一思想，取得共识，反而可能是各怀心思。早在2008年浙江省推动这项改革时，主管部门省农业厅经管处的干部就将相关人员的态度总结为“老百姓怕失利，要平分”；“村干部怕失权，压力大”；“业务干部怕多事，不想干”，“领导干部怕出事，求稳定”，现在要全国推行，难度自然更大。

另一个从产权改革衍生出来的难题，就是发达地区几近完成城镇化进程的村庄，很多迄今还是村委会、股份合作社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他们手握巨额资产，与地方政府、企业都有密切联系，权力过大、缺乏监督，仅靠村民监督难见成效，客观上也需要政社分开。因为改制的股份合作社若要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就必须明晰经济组织的属性。中国没有特定法人的农协农会法，可以法定农协组织以经济收益支持社会事业。但是按照企业法人包括集体经济组织特定法人登记后，收益就不能用于支持公共事业。那么谁来为村庄的公共服务买单？现在的方案是财政负担。如果仅仅是城中村改制成城市居委会，可以得到相应的财政支持。一旦该项改革推向全国，财政难道要承担所有村庄的公共事业开支？就算国家财政出得起钱，又如何满足需求种类、方式千变万化的近60万个村庄各自的公共服务？

事实上，在农村这个相对狭小的熟人社会里，生产活动与消费、文化、福利等社会活动往往连在一起。历史上的村就是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具有共同的生计利益。这种社会结构不变，不管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其性质都既有社会职能又有经济职能。它既不会成为单纯的企业，也不会成为单纯的行政组织。

“政经分离”的改革并不适用于所有村庄，仅适用于很少数基层政府财政实力雄厚、已经完成村改居、群体利益矛盾突出的村庄，而其他绝大部分村庄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内，仍要沿用原有“政经统合”的治理模式。因为这种地缘、血缘乃至政治（村党支部）纽带关系绞在一起的格局很难完全分离。要想突破这种“锁定”状态，需要将各主体的功能和账目资产分离，需要干部管理、议事决策和财政支持等一系列制度体系支撑。若再加上将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核资清产、农龄调查、资产评估、资产量化、股权设置和组建股份合作社的成本，就更加大到不可估量。这岂不意味着，为了乡村治理“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为了过渡到“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国家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与其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却不知道能否建立起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不如考虑另辟蹊径。

探索多元化的产权改革模式

农村改革到底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集体组织？如何结合基层实际、采纳社区化的合作经济原则，降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的制度成本？

笔者认为，目前推行的村集体股份制合作社由于具有无法弥补的先天缺陷，无论在哪一类地区都难以长期持续下去。将其作为一种模式尚可讨论，但如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就堵死了其他的探索之路。塘约并不是股份制，而是村社合一的集体性合作社，他们的“七权同确”旨在厘清集体和个人的产权权限，公共资源和公共资产不能被“违规私占”，确权之后也没有折股量化，而是扩大集体生产，这就是不同的探索道路。

由于蒲韩、金店属于乡镇一级，具有事业的延展性和对确定性规则的调试性，因此并不受那些以行政权力安排为基础的规则的限制或束缚。例如，村组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由宪法规定，不可选择。而在乡镇层面，无论自然资源或历史上就有的“公地”、“风水林”，还是后天经营积累逐渐形成的公共资产，其产权归属就比较容易厘清。

面对当前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诸多难题，需要开辟新的思路。例如切断已经村改居的村与土地的联系，撤销其村集体资格。因为其集体土地已经成为国家或企业的建设用地，而且安排了农户征地补偿和人员岗位，公共服务由财政承担。也就是说，国家已经付费赎买了土地集体所有权及其连带物。那么，原土地之上的村已不存在，土地上所有连带物的产权不能确权给所谓“村集体”；凡国家投入部分应转为城市社区的公共资产，不可量化到个人，而应进入村改居后的居委会或街道的社区基金。原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如房屋、企业、商店、存款，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市场原则成立股份公司，但不宜折股量化到人，而股东权可保留。非村改居的集体可以厘清集体和个人的产权，将国家投入的资金进入集体积累，也不能量化到人。

总之，在具体操作上，既不能将城乡二元对立，又不能钻政策空子，以农村身份干城市的事，以城市的思维统领农村事物。当我们面临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在现行体制和制度下近乎“无解”的问题时，再难也不应放弃客观、公正的底线，也不能只从一条道上找出路、消极被动地应对，而需要花大气力、深入研究这些“无解”问题背后深刻的本质。

例如，实际经验表明，只要是共同体，无论合作社、农协、村组、牧民部落，无论国际合作社联盟还是东亚农协，都一定会保有不可分割的经营性资产，这是使其长大和不断发展的根基。我国“双层经营、统分结合”的制度提出30年之后还没最终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集体没有可经营物——土地全部分到了户，集体办的乡镇企业也私有化了。

我们需要明确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清单。凡与资源（包括耕地、建设用地）和非经营性资产有交叉的，一律应由政策明确规定不列入清单，是否确权到户也应根据实际情况由村集体而不是政府来决定。如果某些地区经营性资产太少，应该允许其自行申请不参加这次产权改革。

同时，要允许多样化的产权制度实践。多样化的含义有二：一是不同权属主体之间的交叉与联合，如金店模式就是供销社和新农协的交叉和联合；二是同一权属的分解，如蒲韩就是协会、公司、商店、食堂、学校、老人中心等同属一个社会集团。不能把产权只理解为国家、集体、个体三种形式，应该打破公有产权和私人产权二元化的僵局。在具体实践中，各种产权形式有交叉也有变化，并不泾渭分明。确权到户，不如确权到经营主体。但确权只是第一步，要考虑并允许交叉产权的出现和多样化产权并存，让其在市场空间中自行探寻多种经营方式和合作方式。

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处理以国家为代表的外部主体，与以村集体为代表的内部主体的关系？显然它不仅与经济利益相关，还与制度环境、组织构造和集体社会资本相关。在充满利益算计、要求分红必须年年增长的股份制集体里，难保负责人不超收益分配或无收益分积累，将国家支持集体的资产也分掉了。而在充满信任、人人愿意为他人出把力的社区合作制集体中，无需确权到户，只要确权到经营主体，让农民合作组织定下的乡规民约发挥互信作用，就能让社区共有产权的维护和合理分配得以实现。

如前所述，我们建议，将城市化地区与广大农区分类指导，要更多关注广大农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创新研究。要避免以简单的农业产业视角理解社会-经济-政治混杂的“三农”问题，要在力求集体产权或收益权的清晰与发挥集体整合力之间，做明智的权衡。

对类似蒲韩、金店等农民自创的社区合作组织给以总结和支持，给他们更大的政策空间，支持其重建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任，建立与村集体间的互补关系，承担村集体“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蒲韩、金店这样的农民合作组织所走的既不是行政化的集体经济组织道路，也不是打着集体牌子的私有化道路，而是以人为本、社区合作、自主经营的第三条道路。它兼具经济性和公益性、以经济支持公益，从而形成可持续生长的机制。尤其在“脱农入城”快速发展中，如果国家支持，放手让其再造乡村基层组织，并给予土地制度改革超越性的赋权试验，就有可能走出破解诸多难题的新路。                 （编辑 宋斌斌）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

    近来国际国内舆论中开始出现“新冷战”的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口号。可以说，这两个概念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这两个概念缺乏矛盾分析，它们从意识上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重复苏联的失误，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意味着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这样在客观上我们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喝彩”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我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这是我们需要加以警惕的。

    经济导刊：您可不可以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做一个概括？

    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美国已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相反它使美国更加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他在卸任前“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也已看明白，他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凯南提出的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尼克松是依托石油美元的金融资本，特朗普又将美国从石油美元移至军火美元。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美中之间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经济导刊：当前美国外交的特征是什么？

    张文木：确切说，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换言之，战争，而且是世界级的战争已成为日益沉没的美国的“救生圈”。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

    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是一个手握大量军工订单的战争的政府，但是和其它产品不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在中南海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毛泽东说：“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因为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严重收缩。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以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名。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Inc.，GS）排名第一，2016年，这家投行连前10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John Ross）提供了详实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G7）在1929-1940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2%，而2007-2018年间增长仅13.8%，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罗斯义认为：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发生在100年前。1916年，列宁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列宁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其他办法吗？”

    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2015年的军费开支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它“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约占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 2018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占世界总体的40%，美国军费增长直接带动了全球军费增长的趋势。2018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包括6340亿基础军费与660亿应急海外行动经费。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目前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我们原来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的空间将迅速收缩。“山雨欲来风满楼。”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经济导刊：可否对当前美国的本质做一个概括？

    张文木：“货币没有主人”，货币-金融资本也没有朋友。由于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显示出它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还与美国人民及美利坚民族、欧洲人民及欧洲民族资本家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必须指出，新时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延续，也有其独有的特征。“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的世界的南北矛盾已激化，民族压迫已不局限于南方国家，它正在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的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的大本营的“美帝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

    经济导刊：在这种形势下，您认为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张文木：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和平，这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旗帜，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中国就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口袋里装满军火订单的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与俄罗斯建立起联合阵线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因此，新时代中美之间的矛盾的本质是表现为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是非正义的一方。

    李斯特说：“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历史上因赢而败的战争要比因败而赢的战争多得多，这是由于战略制定者没有把握好资源和战略目标在特定空间距离间的匹配关系，以及利用地理阻力实现战略与目标之间矛盾转化的节点。与欧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由中心发生的地缘形势相反，亚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围绕中国展开，这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亚洲的中心和重心。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近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东接市场财源西接工业资源，这种天然优势使中国不需劳师涉远就可获得国际优质资源；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及不得不做出的相应的战略收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根据亚洲的地缘政治的特点，伴随国力增长，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我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应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述，做到了这几点，国家基本就可行稳致远和长治久安，并在当前事关中国和世界的命运伟大斗争中，为中国，当然也为世界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

             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色彩

学问必须经世，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为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

    经济导刊：1998年您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安全》，这是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你当时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研究项目？

张文木：我在学术研究中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经世的色彩。正是因此，我才选择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之后不久，我将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思考的问题整理出一篇关于美国南亚政策的文章。这篇文章至今都在产生着影响，而且我愿继续接受历史的检验。我在文章中提出“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管道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此外，还分析了修建这条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当然，“西气东输”现在已成为现实，但在1998年提出这个想法时，有的同志认为这简直是“幻想”。我不认为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多大的作用，只不过与其他一些有眼光的同志想到一块了。我更不认为这篇文章有什么了不起，及时提出我们应做的事，不然要我们学者干什么。

    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

    经济导刊：您是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学者，您怎样看西方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的贡献、影响以及缺点？

    张文木：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一个外来词汇，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地缘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多用“形胜”、“方舆”等，现代中国则多用“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等来表述“地缘政治”的内容。比如中国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是近代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的奠基之作。前者重点研究中国内部的山川形势，后者研究世界地理布局，贯穿其中的还有相当丰富的利用地形争衡天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得到极大的推进。在中国曾问吾、史念海、谭其骧等在其中都有大贡献；西方同期的麦金德、马汉、凯南、布热津斯基等的研究也对学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前者是为了中国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后者是为英美国家拓展“生存空间”、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私利的需要。19世纪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倡导者们认为，“地缘政治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一种以编排地理资料去开发地理空间的思想。”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由此而言，地缘政治的本质并不是地理与地理的关系，而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换言之，人类如果没有必须时时面对的资源紧缺的问题，那世界就不会有地缘政治这门科学。

    我说过：“没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近代以来，西方为了“生存竞争”将学科纳入政治视野来研究，而现在我们一些学人大概是和平时期太长的缘故，反将政治纳入学科来研究，其结果进步的是思辨，丢掉的却是国家。意识形态严重脱离实际是要亡国的。这方面的前车之鉴有中国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和20世纪的苏联。秦军抵齐城下时，齐人“竟无一人是男儿”，全城静音投降；苏联和苏共更是在无人能敌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就是资源问题。由此而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而资源则是地缘政治的核心。极而言之，没有资源就没有地缘政治。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界资源密集区便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天然中心。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这使得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为控制这一区域进行决战。

    我在研究中，发现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地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以麦金德为先驱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提供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框架。同时产生的问题是，他们这些优点的过度运用便成了其理论的缺点。他们往往得鱼忘筌，注意了地缘却忽略了政治，结果写出的只是优秀的“地理手册”而不是“地缘政治”。他们笔下的“形胜”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宛如一串动人的“塞壬的歌声”，诱使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结果也同样犯了思辨上去了、国家却衰落了的错误。

    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浩弗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这让他的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   

    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Marcher Lords）。”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为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

    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的原则。由于中国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的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研究，结果他们的国家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遭遇到“大失败”的为什么总是这些“满腹经纶”的人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偏离甚至违背了地缘政治的本质和其中“环球同此凉热”这样一个连中学生都不陌生的“能量守恒定律”。地缘政治的本质与生活常识是一致的。违背常识是要吃亏的，而违背常识的往往是其认识走不出书斋的人。

    政治家是实践地缘政治学的主体。历史上，能够吸取和运用学者研究成果，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特点，较好地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匹配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的认识会使国家培养元气，行稳致远，而这样的学识恰恰是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政治学者力所不及的。当然作为同行，这些学者的这些缺点也是我力图避免的。

    经济导刊：您认为地缘政治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

    张文木：地缘政治本质上应被理解为国家“养生”和争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学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人物集中于优秀政治家群体，其中大多数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们对本国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对本国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节点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这正是地缘政治的要义。

    地缘政治是刀尖上的哲学，而地缘政治学的要义不在刀子而在哲学。刀子是要有对象的。这就要求明确我们的敌人是谁，另一方面，哲学是讲边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力量边界在哪里。1972年，尼克松来到中国，说要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谈哲学的政治家一见面，这个世界就向光明的方向转变。麦金德、凯南，尤其是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战略大师”为自己的国家提供的是只有刀子而没有哲学、只有战略目标而没有能力界限的学说，这些学说则诱导他们的国家走向衰落。

    1972年年底，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是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在国际博弈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与英国作战，曾取得过辉煌的战绩，法国继而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与英国作战并控制了西欧，1941年德国侵略苏联，其后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最终还是以惨败告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同时作对，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确定了7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其结果导致美国由此衰落。

1972年初，中国政府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

国家战略切中的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关键利益

    经济导刊：您是长期从事大战略研究的，您如何理解“大战略”这个概念？

    张文木：大战略，其要义不在“大”字。但现在也有一些大而无当的倾向：将国家安全战略写得像国家安全大全。这种研究无边无沿，以致人类安全都成了“非传统安全”的核心。这就脱离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本意。战略，就其本性而言，切中的是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而国家战略切中的则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其关键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能以一个“大”字而随便超越。大战略基于大的历史结构：纵的方面是历史，横的方面是现实，这样构成一个战略坐标系。

    经济导刊：你认为，中国的战略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提升？

    张文木：关于中国的战略研究状况，一句话概括就是：短期策略有余，而长期战略不足。今后中国的战略不能只要“把自己的事搞好”就行了，还要有全球眼光，因为中国政治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但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高于美国。但这不够：在全球眼光及世界治理能力上，中国还要扬弃性地学习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一些东西。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

    中国的战略研究还没有形成整体：一方面是风景这边独好，另一方面还有点食洋不化。印了那么多关于战略的西洋书，却没有考虑洋人们是在什么背景下思考和解决怎样的问题。只论述“战略”或“大战略”是什么，这没有用，我们应结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中国战略。现在还有一个提法叫“软战略”。软倒是不怕，只是有时软得失去战略的基本原则。战略是贯穿政治的，政治就是国家战略不能再让的底线，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战略能力要求在复杂的问题中看到最关键的问题。我在印度时注意到中国与印度战略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印度学者将战略谈得过于窄，中国学者则谈得过于泛。印度学者谈得相当具体，其关键词基本就是“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中国”。中国人视野比印度人要宏大得多，但内容比印度学者要空泛和含糊。比如我们常看一些学者文章中有“世界形势无非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等，都是一些不着调的空泛断语。终极政治就是战场，战争没有什么“三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

    不过，那些不着边际而又满嘴“世界前景无非三种可能性”、“其结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学者们，往往冲在国际前台，真诚且不知疲倦。这些人对中国崛起是有特殊“贡献”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没有这种“人才”，反将刚上台就喊着中国是“潜在对手”的小布什引向并使之陷入中东。由此，中国在新旧交替因而是比较脆弱之际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总之，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稀缺资源应是战略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利益应是战略研究的目标。离开这些的战略研究，基本上是不靠谱的。

    理论逻辑必须接受实践经验的约束

如果世界是多元的，必然性也是多元的，认识能力的强弱在于我们对多元世界合力的驾驭

    经济导刊：您怎么看待战略理论中存在的各式流派，您如何评价您自己的理论特点？

    张文木：我对目前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流派不感兴趣。如不结合中国实际，学那些东西就是浪费时光。被压迫者没时间去跟着富人的“文明理论”瞎转悠。学习至今，如果说从属感，我倒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学说是为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从方法论上它也讲究实事求是，讲究“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我在哲学上认可辩证唯物主义。和平的基础是均势，在力量均势的基础上才可以建构理念。中国正在直面越来越大的国家风险，很可能还有离我们不太遥远的战争风险。如果中国现在已强大到了美国那个程度，我可能更多地强调理想与和平。我现在看问题基本不带流派色彩，看出的是“X光片”。我只归属于自己的祖国。

    经济导刊：您一直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您认为哲学上对您产生影响的是哪些？

    张文木：我受中国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比较大，仅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无论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还是西方培根、杜威的经验主义，我都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美国式的实事求是思想。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法权分析是我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而且我做的不是学理上的，而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法权分析。逻辑上我更多的是根据现实逻辑而非理论逻辑。现在学者往往从逻辑上而非根据经验来推理政治学问。但逻辑必须受实践经验的约束。有时逻辑没错，但经验上却不是那回事。比如，一只狼和一只羊在一起，是1+1的逻辑，还是1-1的逻辑？是前者，却不等于2，是后者也不等于0。一只饥饿的老虎与二只羊在一起，就既不会等于负1也不会等于3，而是等于1，这正如萨达姆与布什加在一起，就不会等于2而是等于1的道理一样。有人不同意，说只有同等质量的事物才能形成某种数理关系，但这只是逻辑推论。而实际经验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事物每分每秒都处在变动之中，质量绝对同等或一致的事物关系是不存在的。因而“1+1=2”的算式只是观念中的抽象而非现实的展现：现实生活中的解题更多地要靠“实事”中得到的“是”即实际经验。中国目前的现实逻辑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处在弱势，我的学术任务就是研究如何改变中国的这种弱势地位，此后再谈与美国的“1+1=2”的和平认知。我不认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中立原则，政治是最讲求实际利益的。

    另一方面，我也接受爱因斯坦的宇宙和谐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群环共构的体系，世界也是由不同的以主权为基础的相互依赖的法权体系，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力量成为整个世界的绝对主宰。这样就引导出我的“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结论。

    从哲学上来说，真正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相统一的思想，也就是儒家讲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握住国家力量的有限性是国际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力量的国家不会有人认同，但有力量却不尊重其他民族的国家也不会得到认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这里的“霸”，就是仁爱之霸。没有力量，谈不上仁，没有仁爱，则无大国地位。人也是这样，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有限性，过了有限性就自我否定了。

    经济导刊：您提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怎样理解？

    张文木：如果世界是多元的，那么必然性也就是多元的。认识能力的强弱不在于我们对规律的把握，而在于我们对多元世界合力的驾驭。驾驭实质上是一门艺术。大凡伟人，都是艺术家。杜威说，理论是科学也是艺术。现在也有人在国际关系领域讲“科学主义”，研究问题讲究定量，乃至数量化，但这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教学领域或计算机软件设计领域）是有意义的，而在更为复杂的现实国际政治领域，它无异于“宋襄公”的兵法。国际政治本身是博弈学说，博弈就是一门艺术。艺术多是无固定章法和反形式逻辑的。我是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

    艺术是高度灵活性而又有其原则边界的，但如果越过了艺术许可的边界，灵活就成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艺术灵活性的机械形式，因而它与科学主义一样都是另类的反艺术主义。科学主义者们（我指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如果还不能理解这些，那他们就永远不能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奥妙，更不能理解“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的深意。我说的“艺术”，更接近老子的“道”的表述。

    当代中国崛起最需要的是龙派

今天我们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确定的。“学术自由”不能作为学者推卸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避难所

    经济导刊：中国学派，首先要研究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就必然牵涉政治。目前学术界有些学者，要么刻意地远离政治，要么过度政治化。作为中国学派，如何看待和协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张文木：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把古今很多学者弄得颠三倒四。其实，直接操作的规律和学术研究的规律不一样。学者的任务是发现“天理”，通过发现“天理”来改变“人欲”。为政者则是研究“人欲”，通过“人欲”实现“天理”。行政的有效性源自它的垂直性，而学术的有效性源自它的平等性。孔子一生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想做政治家，《论语》中充满了“逝者如斯”的践行精神，为此他一生颠沛流离，其结果还是文人的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命运竟如此富有戏剧性：求之，不得；不求，上进。

    为文的和为政的双方要相互理解。学者往往认为发现了真理就要看到结果，不顾对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议可行与否而执着“诤谏”，这是由于误读历史而产生的书生气。我们是否在要求为政者尊重学术规律的同时，也要尊重为政的难处和他们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权利？另外，学者的建议万一错了，可以以“思想自由”或“学术无禁区”而溜之大吉，而为政这时面对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行政法律责任，当然，更重要的还有历史责任。

    这里面主要是心理认识上的差异，如果我们认识到为文和为政的一样，其作用也是有限的，那么情况就会好许多。互相批评可以，但是不要对对方形成过大的压力。有人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批判，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知识分子拥有话语力量，因而对社会也是有责任的。历史上的大进步或大灾难，哪一样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呢？为文的作用是建言，但要从建设性和对社会负责的角度说话。知识分子与政治家都是为社会“治病”的“医生”群体。医生不能用病人的身体来试验自己的思想或“理论框架”，而是要研究病因，将病人的病治好。中国历史上政学双方都有走的过头的时候，其结果都不好。人，不管是谁，接受某种思想是需要时间的，让人家认识，进而接受，比让人家佩服更重要。我们过多地强调尊重学术，是由于过去对学术尊重不够。但我们也应该尊重政治。我们不能要求学者和政治家都是全才，他们也是普通人：即使学者提出一个好建议，还得经过政治家个人的消化，反之也是一样。

    我现在更欣赏“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的守成心境。我还是一介书生。书生有长处，但如不自量，那短处就更多。这短处害了个人也就罢了，但如果像盖达尔那样害了国家和百姓，就罪莫大焉。做智囊我不一定合格，作一个学者还可以。理论正确与否不在逻辑，更不在胆大，而在历史的检验。学问不是用于炫耀个性的东西，它牵扯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经济导刊：有人称您为“民族主义者”，也有人称您为“国家中心主义者”？

    张文木：“民族主义”不能准确地表达我对国家问题的理解。我认为民族主义在国家成立后，往往演变成一个文化而非政治的概念。文化是只有权利而没有权力的。权力是要经过法定的授权程序，而权利则不一定要经过授权，有些权利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要受法律的保护。比如，你有想入非非的权利，如果没有人大授权，你就没有实施你这些想法的权力。确切地讲，我主张“公民国家”的概念。国家的主权是由居民的人权、继而民族的自决权来让渡并由此形成的公民权的支持而来的，公民必须依法纳税和效忠国家，与此同时，国家应该依法尊重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公民的支持，国家就难得和谐。中国的公民国家有中国的特点：与法国“公民”概念最初更多的是指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经历相似，由于中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应当是以工农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以工农为基础人口的人民还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的国家。“人民”是一个居民主体而非少数个体的概念。现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但中国的法制不能等视为西方意义上的法制，中国的法制应以保护工农利益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工农的支持，国家也就成了泥足巨人。这样的国家与蒋介石时期的国家就没有什么不同。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要求。如果我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境中的社会主义者，“环球同此凉热”将是我追求的理想。

    经济导刊：您怎么看待对您个人的一些评价，比如 “激进”“左派”“鹰派”等？

    张文木：其实这是雾里看花，根本不是那回事。学术上我无门派。面对不一样的现实问题，学者的逻辑规则也不一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但是这又说不明白，别人不好定位。其实，今天我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些。如果硬要概括，可以说，当代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现在我不担心中国能不能崛起，而是担心中国崛起后会骄傲，并由此走入英美式的世界扩张道路。所以我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警告。崛起难，守成更难。守成之难不在外敌而在我心。我深感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思想以及邓小平提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有深谋远虑的。中等发达国家就是地区性守成的国家。我不希望中国也重蹈古罗马、近代英国和今日美国过度扩张的旧辙。中国今天不处在那个历史阶段，加之台湾尚未统一，所以我强调强力崛起，强调“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强调“要实现台湾连同其合理的现代文明成果完整平顺地回归祖国，非海军大规模地扩展则不可能”。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该是坚决、果断的；在国际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是多元、协商与和平的。

    经济导刊：您一直非常强调学者要有立场，是不是不太赞同“客观”“中立”提法？

    张文木：不仅是学术，即使做一个公民也不是没有边界和立场的。学者不能像有些教授那样一生梦想“当兵就当美国兵”。学问尤其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是要扎根于祖国这片土地的。在祖国的立场上，犯了错误好改正，如果脱离了这个立场，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学术错误了。“学术自由”不能作为学者推卸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避难所。

    我反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所谓“客观”“中立”之说。政治尤其国际政治本身就不能是中立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结论几乎是要步步见血的。我们看看国际边界，尤其是资源富饶区域的国际边界，曲曲折折，有哪一个拐点不流淌着鲜血，不是国家实力对比的拐点？在天国中讲国际政治，只能是美国卡特总统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事，其结果已是不言自明。国际政治研究也是“图穷匕首见”，“图穷”是理论说明的尽头，“匕首”是理论研究的结果。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书生气太重，真以为它是所谓纯学问。

    经济导刊：您近两年有什么研究和出版计划？

    张文木：2017年，我走入人生甲子年，六十岁的人要对自己的学术成果作一个总结。已有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战略文集，总括下来要有十卷本的规模。未来一两年，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外，其余时间我可能要在这套文集上投入较多的精力。至于时间，可以用减法实现加法。

    地缘政治中国化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是我研究努力的方向。最近，四川大学西部边疆中心地缘政治研究所成立，我受聘名誉所长。

    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并推动了地缘政治学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经过四十年的吸收和消化，地缘政治学开始在中国本土扎根，中国学界的地缘政治学将告别“言必称希腊”的时代。

                                             （编辑  季节）

现在中文的媒体、自媒体上，都在说美国各界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要借贸易战及其后续手段来遏制中国。我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我对美国的印象则相反，美国现在恰恰是处于一个没有共识的时代。

美国处于一个没有共识的时代

我个人认为，目前的贸易战有它战略上的背景，有它的逻辑，但是更多的是特朗普和他的小圈子的个性化的选择。

中美贸易战会持续很久，还是过渡性的一个阶段？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尤其是在外资、外贸等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应该逐渐摆脱。贸易战也许在这方面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毫无疑问，中国今天的体量已经非常大了，我们现在按照名义汇率统计的GDP已经将近美国的65%左右。这样一个大的体量引起美国的警惕和关注，也是正常的。如果我是美国人，我应该也会有同样的担心，就是可能会失去排名第一的位置。奥巴马一再说，我们美国不做第二，永远不做第二。这个逻辑应该是承续下来的，特朗普也不会愿意做第二。绝大部分美国人在心理上也不会愿意做第二。

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的区别

我们从1949年建国以来走过的路，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方面，大体可以概括为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全面学习苏联；第二个是自力更生阶段，这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我们不得不走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成果，形成了自力更生的精神；第三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入了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引进、消化新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么一个阶段。我们依靠我国的人力优势、组织优势，在技术上主要依靠集成创新，逐渐形成我们在组装终端产品上的优势，也形成了我们强大的出口优势。这都是开放的初期起步阶段。而目前我们需要跨越的可能是最艰难的一步，就是在开放环境中强调自主创新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并提高开放层次，即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现在的自主创新和当时的自力更生有重要的区别。有人说自力更生时期我们是闭关锁国，这是片面的说法。不是我们要闭关锁国，是我们被封锁，不得不自力更生。现在我们处在开放的环境中，我们执行开放政策，同时面临全球性竞争。在自力更生时代，我们在一些尖端技术产品方面是要解决“有和没有”、“能用和不能用”的问题。我看到一篇回忆文章，我们的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诞生的时候，一位领导同志到现场观看，说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就叫“有了”，这是“有和没有”的区别。但是在开放环境中，有和没有当然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更关键的区别还是你能不能获得市场。包括大家关心的集成电路，工信部的同志曾对我说，我们是有能力的，但是这些能力很难转化为市场，这是我们面临的困境。这个挑战目前也是非常严峻的。

把视野放得广阔一点，我们中国在近现代史上经历过两道难关，现在是第三道关。第一关是日本，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到1937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这是差一点让我们亡国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民族的自立。第二道关是冷战关，在冷战阶段，尤其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曾经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况，当时我们同时与世界最强的两个国家处于敌对状态。到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这道关我们走过来了。

目前我们又面临中国崛起的一道关口，这就是美国关。我觉得这一关可能会比较难过。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有一个假设，那就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基本上是正面的，邓小平同志说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这是正外部性。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进入一个负外部性？因为美国毕竟是世界第一强国，这个负外部性一旦成立的话，我们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我们要领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指示精神。今年5月15日，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主席提到，世界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在增多，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要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习主席再次提出，我们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7月13日，习主席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要求还很不适应，所以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

前不久，习主席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考察的时候，专门提到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性。在考察过程中也提到目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逼着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是坏事，中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美国不是全能，但是无所不在

9月上旬，我在美国访问时，问了很多美国人，我说你们都在说《中国制造2025》，你告诉我这个2025说了哪十个行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但是这里面有些关键要素。例如，2025规划中十个要取得重点突破的第一条，就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包括集成电路及其专用设备、信息通讯设备、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这是我们目前最短的短板。只要中国在这个基本的能力上能够保障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

美国现在的确有那么一批人，以班农为代表，竭力主张遏制中国。班农辞职后在接受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中国在五件事情上对美国造成致命的威胁，“如果美国不能阻挠中国完成这五件事，中国即将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他说第一是无线通讯的5G技术；第二是“一带一路”的“扩张计划”；第三是中国的2025规划；第四是要用人民币作为石油交易的货币；第五是中国的金融技术。金融技术指的是支付系统，即担心中国会联合一些国家，在SWIFT之外发展一个全球性的支付系统，这是现在美国以班农为代表的一批人所担心的。

我觉得我们对今天的美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首先我们要认清，美国不是一个全能的国家，它也不是一个全知的国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掌握在美国手里。中国没有必要贬低我们在知识生产上的能力。

但是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无所不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响，尤其对中国而言。毕竟美国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发动的贸易争端，对我们经济的影响和造成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

特朗普搞的是新孤立主义政策

如果对目前特朗普的政策追根溯源，可以认为，特朗普基本上是回归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路线，我称之为“新孤立主义”。客观的看，孤立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孤立主义的国家。

回顾美国的历史，从1776年美国13个州宣布独立，美国开国领袖就制定了“不干预、不结盟”政策。1870年，美国经济总量与英法德拉平，直到1912年，美国大陆48个州完成政治整合，这里面通过战争、通过赎买，以及各种各样的活动，可以说孤立主义是它完成政治整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美国很好地利用了当时欧洲内部的纷乱，完成了自己的政治整合。

我们现在看特朗普提的“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这个口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威尔逊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提出的，它的含义是说，首先要照顾我们美国的利益，不去参与欧洲的战争。这是他当时对选民做的一个承诺。当然他当选之后，于1917年抛弃了自己的诺言，在大战的最后阶段参与了战争。

二次大战初期，“美国第一”的主张仍很流行，但“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美国彻底参战，不仅参加欧洲战场，而且参与了亚洲战场。这是美国参与的最大的战争，也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此后美国彻底摆脱了孤立化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看到了联合国、看到WTO、世界银行等等，这是一个美国主导全球化的时代。

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美国又逐步进入了一个再孤立化的过程。再孤立化不是从特朗普才开始，奥巴马已经是孤立化的一个前奏。奥巴马要搞两洋战略，一个跨太平洋协议，一个跨大西洋协议，大西洋协议要排除俄罗斯，太平洋协议要排除中国，这个已经是某种在WTO之外建立一个相对孤立的经济构架的努力。

特朗普上任没几天，就把TPP给取消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我们没有必要像美国一些人那样哀叹如何如何，对中国来讲，单独对付美国，比对付在美国主导下的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局面要好得多。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我把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做了一个简单概括：对内叫“供给侧释放”，要释放美国的工业产能，特别是能源产业。在对外政策上叫“供给侧干预”。这是他发动贸易战的一个根本理由。他的供给侧干预有三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是广泛的贸易战。目前最大规模、最集中的当然是针对中国，已经成了热点。它对欧洲、对加拿大、对日本都还引而未发，现在墨西哥好像妥协了。

第二是在特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干预。11月份对伊朗的制裁开始生效，这里的一个要点，就是要限制一个主要的产油国的供给能力。

第三是削减大面积的政治和军事干预。特朗普现在还做不到为所欲为，如果按他的想法，那么应该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他认为这是赔钱的买卖，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有趣的是，特朗普上任快两年，发动了三个军事行动，两次在叙利亚，一次在阿富汗，其实都是非常节制的，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害，在军事上他是非常谨慎小心的。

2017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2.3%左右，今年第二季度预计达到4%。不久前特朗普在联合国说，他成就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政府。这个话有一点过，因为没有一个总统可以拿一个季度的增长说事。但是在它的经济数据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这几天连续在3%以上，这对经济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好数字，它的影响可能还有发酵的机会。

在货币政策上，特朗普有一个异人之处，他在同时追求两个不相容的目标。今年初美元指数已经两次接近88.5的底线，也就是危机点。但是当时姆努钦财政部长说，低美元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而当天下午特朗普就驳斥他，说强美元才是美国需要的。所以目前美元的趋势是在95左右，这不是很低，也不是很高，比起去年102、103的幅度降了很多。

理解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这么一个关键点，他打贸易战是希望维持一个较强的美元（不一定是强美元），同时加强出口。他不希望通过大幅度的美元贬值促进出口，而是通过政策性的、施压性的方式进行贸易干预，他不希望美元大幅度下跌。这也是目前贸易战的一个根本点。

关于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动对华贸易战，美国有一些比较权威的人士给了这样的解释。特朗普心中有四个基本的算数。第一，就是美国对华进出口为负值，对GDP的贡献也是负值。因而对华贸易消减的话，不会对美国GDP造成损失。第二，他认为非常容易赢得贸易战。赢得贸易战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对方的损失大于自己的损失。第三，美国白宫内部流行着一种制度优势论，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书正成为白宫里的“新圣经”，他们认为现在正处于犹太基督教式的资本主义战胜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关键时期，这是美国人告诉我的。第四，“中国崩溃论”的信念。白宫里很多人相信，这一场贸易战可以让中国的制度，从经济到政治都发生崩溃，从而中国不得不跪下投降。

是美国目前的几个算数，也是特朗普总统的几个算数。

                                             （编辑  季节）

贸易战的影响不能仅看当期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意大利接受采访时说，根据他的研究团队的计算，贸易战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小于0.5%。

我觉得这个判断有局限性。如果仅仅从对贸易、对GDP增长的影响来说，从当期来看是成立的。但这个计算可能忽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的不确定性，贸易战对未来的影响将会涉及到多个方面。中美贸易总共有5000多亿美元，特朗普说要把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全部数额都增加关税。这可能只是一个威胁，因为在他国内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但是不管怎么发展，在考虑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时，不仅要看它对当期贸易额和对GDP增长的影响，而且要看由于它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将对很多方面的投资产生影响。最近有一个报告，提到日资企业已经不再进行新的投资。所以从发展趋势看，“小于0.5%”这个判断恐怕是很不全面的。中美关系已经不能再用以前的判断“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而是正在面临一种质的变化。事情已经在发生，不能只是看当期。

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贸易战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全球供应链。1990年以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全球生产方式有一个大的变化。以前在讨论国际分工的时候，包括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它都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国际分工基本上是多种产品在国家之间的分工。1990年以后，国际分工的格局产生了明显的变化，成为产品内不同加工环节之间的分工，而不仅是产品在国家之间的分工。比如苹果手机的制造，必须进行内部不同元件的分工，不同元器件在不同的国家生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成立。再比如半导体，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元件大量增加关税，其实等于美国对自己的企业增加关税，因为大量的半导体元件是在中国的中美合资企业生产的。美国的汽车零部件进口大部分来自墨西哥。

根据这种全球价值链的观点，一些人就认为贸易战并不可怕。他们认为美国不可能向自己的企业征税。确实美国很多跨国公司坚决反对对中国征税，这次美国政府征求意见时反对意见也很多。 

    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带来的影响

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曾经对苹果总裁蒂姆·库克说，你为什么不把中国苏州的苹果制造厂搬回美国？苹果最大的生产基地在苏州。奥巴马说，希望你能把它带回加利福尼亚。库克说我不是不想搬回美国，但是如果美国能够有8万名现场工程师，我就搬回来。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这个现场工程师不是说一定要有博士学位那么高深的理论知识，他是有技术操作经验和现场管理经验的工程师。这8万名工程师在苏州有，而在加利福尼亚就没有。这个产业链所需要的这么多种专业的技术人才，美国本土绝对不可能提供。20世纪90年代时，比较极端的崇尚全球化的人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就是全球的设计商，就是搞高科技设计，制造业生产全都移到世界其他国家，那么转移到中国当然是首当其冲。实际上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从原来的所谓福特主义转变到后福特主义。德国说的工业4.0也是一种后福特主义。其核心就是表明，复杂产品的设计、制造，包括销售等环节是有内在联系的，不能够完全分开。

比如说，如果美国只是一个设计中心，新的生产方式就要求设计和制造现场要经常互动，根据用户反映和制造中发生的问题，迅速地反馈到设计。当然即使在有关各方的距离很远的情况下，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做到。实际上这种生产企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企业，所谓的科斯定理要把企业和企业的边界搞得很清楚，现在这种界限也不那么清楚了。现在后福特主义认为，实际上企业和周围大量的供应商、制造、设计等环节有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想把产业链转回去的努力，我认为不能够低估。这个产业链是否长期依赖中国？我们要充分注意到可能的变化。

全球供应链的转移还是中期的因素，比较短期的因素就是中期选举。特朗普一定要争取共和党的胜利，所以他要更进一步地威胁向中国全面征收关税。

在美国选举中比较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不那么忌讳了。桑德斯2016年在竞选演讲中公开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现在这已经公开地作为选举演说词。比如几个月前，纽约有一个资深的民主党众议员，在民主党内准备作为替代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人选，结果在纽约州竞选时，被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给选败了。而且这个20多岁的女孩明确说，她就是社会主义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确定性。

在“斗而不破” 中做全面准备

我认为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质变，不是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但这个质变的性质，我认为它还是“斗而不破”。在这一局面下，我们要做多方面的准备。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是，近日中国商务部正式批准埃塞俄比亚大豆通过了所有的进口检验，埃塞俄比亚大豆的质量问题值得一提，因为它原来主要是喂牲畜，就是作为饲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做好全面的准备，保持“斗而不破”，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编辑 季节）

美国对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中东等不少国家发动“经济战争”，将其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零和世界观”转化为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具体行动。这场战争渐从“嘴炮”演变为实际的“利炮”：关税战、技术战、货币战、禁运战乃至舆论战。总之，特朗普政府亟图赢者通吃：赢得每一笔经济交易，每一次外交博弈及每一次地缘政治对抗。

按照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说法，2018年标志着“一场不同类型战争的开端”。英国牛津大学专家乔治·马格努斯认为，美中经贸摩擦绝不是一场普通的贸易纷争，未来或将继续加剧并波及更多领域。

美国发动“混合战争”的意图很明显：力图制造他国经济萧条、打压他国金融市场，迟滞他国经济增长、技术和产业的进步，进而将美国政府的利益观、规则观和安全观强加于各国，诱压对手遵循华盛顿的产业、贸易、金融及地缘政治规矩。

目前，“混合战”已波及产业、贸易、科技、金融、能源、投资、军火贸易乃至人文领域。美国在“混合战”中使用以下五类工具：一是利率、关税、汇率、补贴；二是制裁、拒签、连坐、驱逐；三是禁购、禁售、限入；四是退群、毁约、断援；五是捏造谍情、谣言及挑拨离间等。

关税战常与产业战相伴，目前关税战时打时谈，逐渐升级；货币战常与技术战和禁运战同步，汇率战漫天要价，虚虚实实。从美国政府的言行看，关税战是守城，产业战是攻坚，货币战是抽薪，能源战是断粮，技术战是去根。总而言之，不择手段，层层加码，全面封杀。

美国的打法是极限施压，猛击对象国的软肋、短板或命门、死穴，以将对手“逼入困境”，迫使对手签城下之盟，收最大政治经济效益。为配合“战争”，特朗普政府开发了不少“脏弹”与“烟雾弹”，大搞舆论战、心理战及谋略战。例如抹黑中国干预其中期选举，为实施新一轮制裁寻找籍口。其矛头指向关乎美国经济地位的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和金融命门，竭力将崛起中的“战略竞争者”扼杀于“将强未强”之中。

“混合战争”具有推动目标国变色易帜的政治性，是冷战之后国际政治博弈的新现象。其实质是大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它所认定的战略对手不论姓“资”姓“社”，只要科技创新与制造实力逼近或可能超越美国，在它看来就是威胁了自身的安全，就要全力遏制。9月2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被问及中俄孰对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构成更大威胁时，蓬氏毫不迟疑地回答：“若要论及谁威胁美国人收入、威胁到美国经济增长，难么中国肯定是美国最大威胁。”

美国媒体透露，特朗普政府为限制中国对美投资，正研究在“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之外，设立新的平行机制，以专门处理中企在美投资事宜。此外，特朗普或引用《国际应急经济权力法》，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经济紧急状态，以便于总统可以动用更大权力，限制中国企业对从航空航天到机器人等领域的美国企业的投资或收购。

部分美国学者也承认，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发生质变，出现“频谱偏移”；“决心在更广泛领域”，“多条战线加强施压”。其政策目的，“已扩大到要中国对其政策作出长远的结构性改变”。白宫鹰派“还有一个更大野心：将供应链从亚洲转移到美国本土，将中美经济体长期分割”。

御车者知地险，操舟者观水势。经过此次中美贸易投资及技术摩擦，并分析“混合战争”的动向，中国的学者应能从中体悟到关乎总体国家安全的真知。

一是跨国产业链千“环”百“链”，维护供应链安全任务艰巨。从中美国力发展竞争趋势看，不排除美国推动部分西方国家建立“巴黎统筹委员会2·0”的可能。

二是金融市场稳定不容小觑，新兴市场国家应加大对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后遗症的诊断，增强货币政策主动。

三是夯实制造业基础乃货币稳定根本，应力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信息技术、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四是扩大资本和商品市场开放，以中国的长期增长潜力抵消贸易争端短期冲击，通过培育与美国竞争对手的经济关系，逐步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

五是端正“心态”，坦然面对。明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这组关系何去何从，需再作历史性选择。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