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0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这些突变直接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政权更迭、发展道路改弦易辙、社会制度改变颜色。苏共垮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20多年前，由意识形态同源、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同、历史经历相近的共产主义大党执政的中苏两国，为什么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一个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一个业已分崩离析。

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走向瓦解？

苏联瓦解后，俄罗斯选择了一条什么道路？

近30年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内政外交又是如何跌宕起伏的？

在原苏联大地上新生的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面对俄罗斯步入衰落的历史境遇，新世纪开启后，普京又是如何披荆斩棘、以非凡的胆识和超常的洞察力带领俄罗斯勇敢地迎接挑战、走出困境的？

二

我们认为，研究苏共败亡和苏联瓦解既是一项严肃的、跨学科的学术课题，也是一项政治性和思想性很强的研究项目。多年来，苏共兴衰史始终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应时刻对照检查，引以为鉴。苏共有光荣的革命历史，苏联在抗击法西斯侵略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过辉煌成就。但有着光荣传统和顶着金色光环的苏共在成立90多年、执政70多年之后，彻底失去了政权，遭受了惨败的命运。有人形象地讲，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凶悍的德国法西斯，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致使大国分崩离析。这一结果令人唏嘘不已，其中原因令人深思。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想进行一些调整，但在西方等各种势力强大攻势下，这种调整偏离了正确方向。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交织，推波助澜，终于导致1989年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

苏东剧变近30年年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可谓角度和方法不同、结论各异、众说纷纭。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先后提结出50多种，如“体制僵化说”、“经济落后说”、“民族矛盾说”等。实际上苏东剧变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塌，还包含了社会制度改变颜色、道路改弦易辙、共产党的衰亡、国家政权更迭等含义。由此看来，因素复杂而繁多，可以罗列出政治性、经济性、社会的、思想的、历史的、现实的、军事的、民族的、体制性、主观性以及内部和外部等诸多因素。

三

俄罗斯有句谚语，鱼从头上开始烂。而苏共蜕变正是先从党内高层开始的，苏共高层的蜕变又是以思想理论的蜕变为先导。

党的理论正确和牢固与否，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从赫鲁晓夫背弃、抛弃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30多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被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今天，研究和反思苏共垮台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我们认为，苏联剧变关键在苏共，而导致苏共蜕变的关键问题又出在苏共内部。

四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之基。党的领导关键是确立正确的路线与方向。路线是纲，纲举目张。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败的关键。

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的6年多时间里，推行了一条“由削弱到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的错误路线。戈尔巴乔夫通过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关于苏共作为领导核心的规定，盲目推行西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削弱了国家力量，搞乱了社会，结果导致地区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苏共在境内外反共势力的合力进攻下被攻击、被瓦解、被摧毁。苏共作为国家政权的核心，作为凝聚苏联各民族的政治领导核心被动摇了、被打垮了、被推翻了，完整的苏联被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一句话，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苏联，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

苏共的失败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发生的；苏东国家共产党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正是苏共执政后期高层领导人在思想上的背弃、在路线上的背离、在政治上的背叛导致苏共的败亡。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使党的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手里。必须制定正确的组织路线，高度重视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

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苏联的问题关键在党，关键在路线，关键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关键在思想理论武装。思想理论于党，就像人有无精气神。生命后期失去了精气神的苏联共产党犹如失魂落魄的泥足巨人，土崩瓦解，轰然倒下。

意识形态指的是代表社会中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信仰和一整套思想观念体系。它体现为人们对所在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见解、信仰、追求，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法学、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思考。意识形态工作就是以主导思想观念体系为基础而进行的宣传、解释、研究、传播、教育等活动，通常涉及理论研究、文化艺术、宣传鼓动、政治教育、大众传媒等众多领域。

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和较量的战场。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政党不去占领，甚至拱手让与他人，无异于思想上自动解除武装，无异于政治上的投降。

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政治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

与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蓄意隐瞒或模糊意识形态工作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始终鲜明地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关注政治教育工作，时时刻刻防御西方敌对势力的“心理战”和“信息战”。

在长期党建和执政过程中，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起初形成了一些经验，但在末期却犯了严重的错误。在74年执政的中后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由教条、保守、僵化演变成意识形态自由化、多元化、西化等，脱离、背离、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造成党员丧失信仰、思想分裂，成为失魂落魄的“泥足巨人”，思想方向上摇摆不定，社会随之一盘散沙。面对内外敌对思潮的侵袭，苏共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被送进了火葬场。因此，研究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的思想根源和舆论原因，有助于科学地总结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

（编辑  季节）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有人形象地讲，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凶悍的德国法西斯，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国家解体。

鱼从头上开始烂。苏共蜕变是从党内高层开始，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苏共不是被基层起义推翻的，是党的领导人自己解散的。苏共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

苏联的垮台关键在党，关键在路线，关键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关键在思想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连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自由化迷途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严重偏移，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转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

失去灵魂：指导思想动摇

1.丧失理想。十月革命是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则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和典范。在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革命的领袖，列宁具有无可置疑的思想和理论权威。

列宁逝世后，国内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斯大林十分重视全党的思想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他经常亲自撰写总结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章。

赫鲁晓夫当政后，开展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被西方情报部门迅速利用。他们利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大肆鼓噪，推波助澜，苏共变得不知所措，而苏共内部的一些理论权威摇身一变、改弦易辙，将笔锋转向了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上，引发全国上下思想上的混乱。

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领导的苏共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做斗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也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党的领导人僵化、凝固的思想氛围使意识形态工作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阉割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人们心目中逐渐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背弃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推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导致“改革”误入歧途，瓦解了国家，埋葬了苏联共产党，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2、失去信仰、背弃信念。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出舆论多元化，搞思想自由化。他攻击共产主义是“在马克思晚年已经死去的思想”，共产主义被引入俄罗斯是一个错误。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社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应当是多元的，意识形态也要与此相适应。搞多元化，必须废除苏联传统上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实现各种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存在与传播。随后几年，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运动，给苏联社会带来严重思想混乱，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苏共失去了对新闻报刊的控制权。过去是苏共宣传阵地的很多报刊的编辑、记者掉转枪口，不少报刊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贬损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苏共总书记思想上的背离，成为苏共领导层和思想理论界蜕变的催化剂，并最终导致全党思想混乱，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在苏联泛滥。

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主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位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却露骨地诋毁马克思主义、恶毒攻击十月革命、献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足以使任何创造性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魔王，它就是魔王……不仅仅要拆除斯大林主义，还要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个国家模式。

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与党离心离德。不难想象，这样的党还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吗？离自掘坟墓、分崩离析已经不远了。

失去领导权——体制的失灵

1、组织领导弱化。戈尔巴乔夫重用了雅科夫列夫，作为一个隐藏在苏共高层内部的“两面人”，雅科夫列夫深谙思想斗争的技巧，也熟知苏共的软肋。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他出谋划策，利用一切机会灌输自由化主张。1985年12月，他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甚至公开提出了在组织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1990年之后，看到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雅科夫列夫深表不满，他决定直接宣布退党，迈出了分裂苏共的步子。随着苏共垮台，他成功的躲进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阵营，成为苏联和苏共的掘墓人。

2、思想钝化与队伍弱化。“二战”胜利后，苏共内部就出现了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虚伪的“假思想家和理论家”。这些假马列主义者后来占据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层，腐蚀了思想理论队伍。他们当中有不少不学无术、口是心非、只想尽快升官的人，这些人往往言行不一，善于钻营，许多人先后通过各种途径成了科学院院士。例如，20世纪6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伊利乔夫，一辈子不但连小册子都没写过一本，甚至连报上的文章都由部下代劳，却得到了博士、教授及其他显赫终生的头衔。

80年代末期，苏共思想领域的一些异己分子与西方反苏政治力量遥相呼应。原先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苏联体制或极权主义”的斗士。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风行一时的文集——《别无选择》。这部书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很快在中国翻译出版。作者是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多是批判斯大林体制，批判苏联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

戈尔巴乔夫重用的一些人都是所谓的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的院士专家。这些满腹经纶的院士看到一些社会问题，但却开错了医治的药方，这些处方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抛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提出经济全盘市场化、私有化；二是打碎苏共和苏联的官僚特权机构，搞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他曾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成为“民主派”的领头羊，他与苏联知识界的一些精英对摧毁苏联制度起了很大作用。波波夫提出，苏联经济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计划体制，他曾经为苏联改革开出药方：非国有化、非苏维埃化、非联邦化。

在“民主化”精英的带领下，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记者、编辑和作家纷纷撰文，无情揭露和指责苏共的过去，诋毁苏联的历史及其英雄人物，去红色化、去苏化、去苏共化愈演愈烈，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苏共精心培养的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去信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苏联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等已经成为暴力和罪恶的代名词。苏联卫国战争被描述成“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个法西斯之间的战争”。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西方文明国家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期望一下子就跃进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王国。

失去话语权——舆论阵地的坍塌

1、“里应外合”：来自西方的信息战和心理战。“二战”之前，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占领了文化阵地。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面对“二战”前敌对势力的包围圈，思想理论上可谓是“铁板一块”，坚不可摧。“二战”之后冷战开始，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大力推进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主义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为武器，作战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在西方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苏联学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同时与美国政治紧密联系，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以下三种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其二，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其三，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认为，思想战、信息战、心理战是美苏较量的有力武器，欲达到取胜的目的，必须“里应外合”。他们非常关注在苏东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他们希望苏联社会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使这个国家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人们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在20世纪是强大的政治力量。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在苏联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指出，西方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了“分子入侵”，制造对体制怀疑的情绪，然后逐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直至共产党和国家解体。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提出，苏联作为一个堪与美国匹敌的世界超级大国，在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了，西方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下，使苏联人民接受了假象，坠入改革的空想，进一步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的行动，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

2、“放任自流”：舆论阵地拱手让人。苏联解体首先发酵的就是舆论领域，主要媒体脱离了党的领导，舆论领域大面积出现丑化和否定党和历史的现象，把社会和人心搞乱了。80年代以后，苏共主动打开思想战线的“闸门”，自愿放弃坚守的思想战线，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

（1）报刊电视成为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该法规定，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舆论领域的监管和进入门槛全部放开。一些报刊先后宣布“自主办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和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和原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打得不可开交，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70多年的报纸主管权。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和西化自由派的舆论阵地。此后，在办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许多传播自由、激进思潮的出版物如《论据与事实》周报、《莫斯科新闻》周刊、《星火》画报的印数达到数百万份，常常是刚刚出版就被抢购一空。

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出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摆脱控制和剪辑。例如，几个年轻记者在苏联电视一台创办了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他们要求现场直播。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包括一些学术刊物和书籍在内，将整个苏联历史都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描述得一团漆黑。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眼球。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忘却了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科普队伍几乎销声匿迹。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共中央出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戈尔巴乔夫亲自出任主编，这样一份重要刊物，却热衷于揭发斯大林的问题，诋毁和所谓反思1917年以来苏联历史的文章有时甚至占据2/3的篇幅。

（2）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传播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舞台。1988年以后，苏共领导人掀起了“民主化”浪潮，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政治改革构想。苏联最高苏维埃对1977年宪法中关于苏维埃体制和选举方法的条款做了重大修改。根据修改后的宪法，1989年春，全苏社会进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对于苏共反对派来说，竞选活动可谓是天赐良机，可以合法地批判苏共，有机会走上最高议会论坛，通过电视直播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

为了打败苏共，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挑选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激进的自由民主派积极利用各种讲坛，以富有鼓动性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成为思想上和组织上否定苏共的开端。

（3）苏联舆论界的演变。积极的舆论能够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相反，消极的舆论则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迷魂汤、分离器，甚至是社会冲突的催化剂。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新闻舆论充当了马前卒和吹鼓手的角色，成了苏联社会分裂的迷魂汤和催化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神化西方。认为西方国家完美无缺，连西方街头的垃圾桶都那么漂亮。他们多为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因此报纸、杂志的编辑乐意发表他们的文章。争论问题时，只要不运用西方的材料，你的论据就不能被对方接受。一些报刊虚无苏联的革命历史，鼓吹重新评价苏联历史、流露出对西方露骨的崇拜。一些顶着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头衔的学者开始宣传：“苏联的道路不是文明发展的正路，‘西方文明国家’才是社会发展的榜样，应该在各方面都跟着它们走。”《文学报》、《莫斯科新闻》和《共产党人》等报刊杂志公开号召要实现经济市场化，搞政治“民主化”。

看到苏共大势已去，苏共的异己分子则乘机扔掉自己的党证，《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叶·盖达尔公开宣称：要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

3．改旗易帜：信息战下的全面崩溃。苏共最终被淹没在反对派汹涌的声浪之中。在“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苏联的新闻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搞乱了社会的思想。

（1）挖墙与凿船：“公开性”运动与“新思维”倡议。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对宣传舆论界提出“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矛头直接对准苏共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暴露苏共和苏联社会消极面、阴暗面以及宣扬西方的富足、民主和自由的思想运动。一些文人自由地抒发着情感，以解多年积藏在内心的压抑。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积极宣传对外政策的“新思维”。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他在书中倡导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

（2）从“历史翻案”到“社会复辟”。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制度成了“万恶之源”，有些做法达到“登峰造极”，思想舆论界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则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后来被布尔什维克掌权，随后的社会主义试验导向了错误的路径。潜台词就是：推翻苏共统治，俄罗斯就会重新回到革命前的“常态文明”中，意即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1991年“8·19”事件过后，莫斯科等地原先矗立着的各种各样的列宁塑像，除莫斯科十月广场还保留之外，一夜间，或被推倒，或被打碎。其他与苏共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历史象征也遭此厄运，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被搬出。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纷纷改头换面，竞相换掉和原苏联、苏共或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或象征。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以示“洗心革面”。一些旧势力纷纷回国，末代沙皇遗骸问题被媒体追踪，后来叶利钦亲自主持国葬。同时，自由激进势力大肆叫嚷“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走”。历史沧桑，星移斗转。苏联人民心中的“偶像”坍塌，社会思潮极度情绪化，社会犹如失去了“路标”。

（3）文学的解禁与舆论的狂欢。1987年是苏联社会思潮和舆论导向发生剧烈转变的一年。公开性不仅意味着打破禁区，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侨民文学著作。

1987年是“解禁文学”最流行的一年。苏联作协代表大会决定为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出版他的作品全集。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一些电视台开始放映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专栏如《第5个车轮》、《午夜前后》、《视点》等言辞激烈，思想激进。《视点》节目内容和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叛逆色彩。

（4）从“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到瓦解苏联、摧毁国家制度。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成为众矢之的。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波波夫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当时萨哈罗夫说服他，希望他们与叶利钦等人联合起来，在政治选举中打败苏共。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

（5）由“争自主”到“搞分裂、闹独立”。苏联和苏共成为“众矢之的”。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愈发明显，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接着，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社会组织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边远共和国发出的“脱离”呼声，举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形成了对苏共的统一战线。

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在强烈的社会情绪的裹挟下，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已失去控制，最后“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大部分人认为，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作为苏联最主要支柱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宣布，只有“独立”，实现“主权”，才能办好自己的事。

（6）理想信念的背离。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联社会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不少政治势力决定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全面照搬和推行在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体制。这就是当时苏联社会主流思潮的真实写照。在苏联激进派领导人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苏联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作为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他在美国的演说中宣称，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自此，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新一轮激进改革派以西方社会为样板，制造了一系列市场和自由的“神话”。他们认为，俄罗斯将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

思想蜕变与理论衰变

1.文化建设与科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苏联总体科研潜力占世界的1/4，而基础科学研究潜力为1/3。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支出占财政预算的5％，教育拨款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全体居民的70％、就业人口的88.3％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学历。1960年到1980年，苏联的大学生数量翻了一番，从150万人上升到300万人。1980年每10万人口有219名大学生，这一比例在世界排名第五位。

长期以来，苏共在领导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时，在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苏联逐渐形成了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和科研模式，影响了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鲜见理论创新。未能处理好文化、科研对外开放与自我创新的关系，长时间将文化建设和科研工作置于封闭状态，企图在“无菌世界”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崭新体系”，极大地限制了其生命活力和创新能力。其结果是，削弱了苏联文化特别是社会科学与西方对话的能力。

2、在思想和方向上的背离和背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共对文化和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短短几年的时间，苏联文化和科学的命运一波三折，文化事业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一落千丈。从神圣的殿堂被抛到市场的边缘，文化艺术和科学院系统陷入被解散的境地。莫斯科大剧院在内的许多著名文化机构都难以为继，文化和科研队伍中的许多人纷纷出国，投奔美国、德国或以色列，苏联科研潜力损失近半。

3.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反思历史，绝不能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历史地看问题。大搞全盘否定过去，实际是为迎合当前的政治需要。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戈尔巴乔夫再次掀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热”，肆无忌惮地否定苏共过去的一切，先是否定和诅咒斯大林，随后又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体制、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自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登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1988年7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与此同时，所谓民间的“历史平反”活动也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下开展起来。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今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要重新编写。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越刮越猛，一些“改革”风云人物的演讲多是从痛斥苏维埃的过去开始，以赞扬西方结束，一步步把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4、崇高与毁灭。赫鲁晓夫时期是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转折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开展个人崇拜的揭批，特别是“秘密报告”给思想界和群众心理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苏联知识分子心灵震撼，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对斯大林的否定造成了巨大的信仰危机，打碎了权威，揭批领袖，实际上是自乱阵脚，造就了内部一批思想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

列宁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经常亲力亲为，亲自办报、办刊，自己撰稿或亲临现场发表演说。列宁的文章犹如闪电，刺破夜空；列宁的演说，犹如惊雷，震撼世界。然而到后期，苏共掌握着庞大的宣传工具和文化资源，宣传文化工作却失去了战斗力、吸引力。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逐渐失去了针对性和实效性，庞大的宣传机器效率递减，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上也鲜有创新。政治宣传工作脱离实际，空洞乏味，套话盛行，引起强烈的逆反心理。

当知识分子被西方社会表面上的物质充足和生活富裕吸引，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产生怀疑时，苏共“意识形态专家”既不能给予及时的解答，也不能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在空谈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总危机的理论。

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利用“新思维”旗帜，堂而皇之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宣扬“自由、民主、开明”的形象，迅速赢得境内外媒体的关注和群众的“眼球”。戈尔巴乔夫等人常常亲自出马，利用报告、讲话、出书等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多年来，苏联人民有根深蒂固的相信报纸和电视的心理，报纸和电台的转向宣传使群众思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引发了民众对苏共的不信任。据抽样调查，1988年前，人们对苏共的信任率达70%左右，1990年则下降到20%，1991年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十几。1989年到1991年进行的几次“自由选举”，更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趋势，苏共推出的候选人往往失败于苏共的对手。

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苏共内部出现大批党员退党现象，势头越来越猛。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得不承认，苏共党员退党人数达500万人，从2100万党员减少到1500万！

科学之殇

1、政治引领与刻板管控。由于苏共具体管理部门“管卡压”式的领导方式和管理简单粗暴，影响了党和科研文化群体的联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社会科学界，科研创作变成了对苏共最高领导人言论的诠释。过多设立“研究禁区”，抑制了社会科学在解决实践问题上发挥的作用。

社会科学界人员众多，但效率低下，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性、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习惯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议、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诠释和注解，八股盛行。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多以苏共领导人的讲话开头，以党代会的决议结尾。哲学研究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但哲学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既没能很好地解释苏联社会，也没能改变社会，在社会剧变面前不知所措，成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看客”。

苏联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认为，一旦苏联踏上自由市场的轨道，便会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应想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放任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他们坚信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优胜劣汰法则，主张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病危的苏联经济采取“休克疗法”，快刀斩乱麻。对西方模式的青睐，幻想得到西方的援助，这也是苏联部分知识精英选择资本主义模式的一条重要原因。

在苏联“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得到过去没有过的重视，特别是法学、经济学一度成为显学，某些与戈尔巴乔夫意见相投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成为“改革”的谋士，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发表呼吁“改革”的文章，受到苏共领导人的青睐，媒体的吹捧，可谓名声大噪。随着苏联社会激进思潮等愈演愈烈，这些第一拨鼓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知识界“改革先锋”，逐渐被更为年轻、更激进的西方化的知识精英所代替，他们将矛头指向苏共、指向社会主义，通过媒体逐步地向社会灌输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来的词语和概念，在经济生活中，坚持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要求政府彻底退出经济领域，实行价格完全市场化；推崇私有制，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他们言语激烈，富于感染力和攻击力。1990年前后，这些年轻的改革者以简单而蛊惑人心的口号迅速掌握了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后来一些人还扶摇直上，一步登天，副教授级别的学术新人火箭式的变身为掌管经济改革大权的部长、总理。

2、地下出版物、“持不同政见者”与非政府组织。苏联时期就存在“私下印刷出版物”，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为平台，形成“自由民主运动”组织。地下刊物逐步影响到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注意。70年代末期，“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搜集一些地下刊物并利用这些材料作为对苏俄语广播的节目内容进行播送。

赫鲁晓夫为斯大林时期受到肃反的成千上万人恢复了名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曾经受到伤害的人并不是平反了就没有社会负面效应，这些被平反的人不断向人们讲述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公的待遇，影响了社会上许多人的思想信念，萌生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1970年，苏联成立了包括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参加的“人权委员会”。1974年，继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5年以后，苏联境内的人权组织得以与境外势力里应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成为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声誉。西方社会对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各类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开始获得津贴和各种奖励和奖金，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奖金。苏联一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先后被授予诺贝尔奖。苏联当局曾经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结果使得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扬苏联和世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他们一方面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向苏联公众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苏联国内与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支持。西方经常利用所谓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

1986年，苏联开始出现一些非正式的组织，它们具有秘密性、非组织性、灵活、业余性等特点。1988年6-7月，一些加盟共和国成立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组织。各种非正式出版物也四处开花。1987年7月，一本名为《公开性》的杂志出版。杂志的宗旨是联合各类非正式社会团体，声援保护人权活动。1987年8月，旨在联系各非正式组织的《快讯》问世。《快讯》与西方的电台等保持紧密联系，转载或介绍其他苏联境内非正式出版物的内容，发行量最大。1987年夏天出现非正式组织的通讯社，名为“劳动人民跨职业自由联合”通讯社。到1987年10月，苏联境内已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到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各类反社会主义、反苏共力量的“舆论先锋”。

3、两个极端：严控与放纵。苏联曾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涉及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私人领域也不例外。然而，貌似强大的苏共却没能经得起思想风浪的冲击，好似一尊泥足巨人霎时坍塌瓦解了。

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庞大的苏共宣传机器实际上是在“空转”，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已经出现了。在报刊媒体的推崇下，一系列西方“民主自由的样板和市场经济的神话”开始排挤马克思主义主阵地，逐渐主导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有的放矢，宣传工作要注意多样性和针对性，更新话语体系。苏共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些使用多年的陈词滥调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和吸引力，其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相反，西方的通俗文化和攻心战术却形式多样，花样翻新。西方的消费心理和世俗文化给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和西方“现代派”“先锋派”消费文化从境外传入苏联社会，吸引苏联城市青年对西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宣传机器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想、集体主义、公平和正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人民心中已经逐渐失去了过去那种感召力和吸引力。

私有化困境

1、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解体。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启了全面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幻想避开“经济改革”，通过快速的政治改革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成为思想界和舆论的主流。利用戈尔巴乔夫改革混乱而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趁机推波助澜，期盼着将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面对汹涌而来的“非国有化”浪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最后转为完全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的“500天计划”。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和美国情报部门共同参与制订的“500天计划”，以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采取激进的市场化手段，迫使苏联全面放开市场，将苏联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轨道。1990年8月初，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原则协议，同意以“500天计划”为基础，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1990年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经济改革纲领之争，经济私有化进入快车道。

戈尔巴乔夫将经济改革完全寄希望于西方“七国集团”的援助，为此不惜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政策上迎合西方的要求。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戈尔巴乔夫多次向“七国集团”的首脑乞求财政和经济援助。西方国家却找出各种托词，始终未给苏联任何实质性的资金和贷款支持。1991年前后，苏联经济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又恳求英、美、德等国首脑，要求提供紧急贷款或援助，而西方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均借口苏联国内政局不稳，拒绝了戈尔巴乔夫。

1991年11月，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协议，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实体自此消失。随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黯然宣布退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和斧头苏联国旗在漆黑的夜幕下悄然下落。

1991年12月27日，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收拾行囊，然而此时，叶利钦已经端坐在他昔日宽大的座椅上，令戈尔巴乔夫尴尬万分。

2、私有化的密谋与设计。1986年夏，在列宁格勒市郊外的森林里，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的30多位年轻的经济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经济问题，形成了“经济改革秘密小组”。6年后，这些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书生，站到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潮头”，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的明星人物。他们是盖达尔、丘拜斯、科赫、阿文、瓦西里耶夫等。几年后，盖达尔曾两次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之职，负责制定和推行经济改革政策，被称为“俄罗斯经济改革之父”。丘拜斯两次出任政府副总理，被称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科赫曾任政府副总理兼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阿文曾出任外经部部长。

此时盖达尔和他的同伴们谈论的话题已经突破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禁区”：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保护私有权利。这些未来的经济掌权者提出，苏联经济的出路在于建立西方社会那样的自由市场，改变公有制，确立私有制。后来掌权的“自由派”势力将他们看作是“怀揣着经济妙方的神仙智囊”，叶利钦总统称盖达尔为“经济天才”。苏联解体后，过去的苏共反对派被推上了前台，政权突然落在自由反对派的“脚下”。但此时人们发现掌权后的激进反对派除了反共、加快改革的口号外，并没有像样的、成熟的、详尽的经济改革方案。。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面对手中的权力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特别是怎样处理近乎瘫痪的经济，更是缺乏良策。

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宣布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不难看出该计划正是出自那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之手。盖达尔、丘拜斯、绍欣等进入俄罗斯政府，并执掌经济大权。盖达尔能把经济改革讲得“头头是道”，完全能够同议会反对派“相互理论”。他保证经济改革马上见效，物价上涨三个月后便能回落，这正合叶利钦的心意。他期望，这位年轻人能救俄罗斯于水火，盖达尔受命组建新政府，全面负责经济改革。昔日的一介书生一夜之间成为政府总理。

3、俄罗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在医学上临床的含义是，对生命垂危的某些病例，通过对病体注入大剂量的药物，杀死带有病毒的细胞，使健康的细胞处于休克状态，然后得以复苏，使病人逐渐康复。这一医学术语被用来形容治疗经济危机“后遗症”——通货膨胀。此种经济药方的基本用意在于，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辅以压缩消费的手段，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某些拉美国家受到通货膨胀和巨额外债的双重困扰，经济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年轻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受聘于玻利维亚政府，出任该国总统顾问。萨克斯根据西方货币主义理论，制订出了一个激进的稳定经济计划，采用“休克疗法”坚决制止通胀。后来此方果然灵验，萨克斯名声大震。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政局突变。各国急切想要摆脱经济危机，尽快实现经济体制转轨。萨克斯教授应波兰等东欧国家之邀，开出了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药方”。萨克斯将“休克式”的经济转轨战略概括为稳定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并认为这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三大支柱”。

俄罗斯新政府组成后，萨克斯被邀担当俄罗斯政府“顾问”。盖达尔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与萨克斯“休克疗法”的思路大致相同。“经济自由化，确立私有制”概括了“休克疗法”的内涵。

4.紧缩货币、放开价格。1991年末，俄罗斯市场商品供给告急，食品等日用必需品几乎从货架上消失。居民紧张不安地等待着价格改革的出台。1992年新年刚过，俄罗斯政府宣布放开物价。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物价似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稳定而低廉的物价曾被认为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越性之一。在原苏联，全社会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日用消费品、交通、儿童用品、医药、文化出版等都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在斯大林时期，国家严格控制物价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一大特色。1992年以前，苏联生产的大部分商品干脆将零售价格直接标在商品上。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了“隐形通货膨胀”，形成了俄罗斯特色的“黑市交易”。俄罗斯新一代改革派决心放开价格，使商品回到货架。叶利钦通过电视向全国表示，1992年秋天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有好转。然而两周后物价上涨幅度便超过了10倍，黑市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卢布急剧贬值。特别是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在1000倍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下，顷刻间化为乌有，俄罗斯百姓损失惨重，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

全盘私有化

“我们不需要一小撮百万富翁，我们需要上百万的私有者。私有化券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是走进自由经济的通行证。”叶利钦总统1992年夏天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1、私有化的发起与实施。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后，随即在1991年7月1日签发了《俄罗斯联邦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简称《私有化法》），成为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基本大法。

私有化是俄罗斯经济改革中的“重头戏”。为了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根据法律规定，俄罗斯成立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属于政府职能部门，是俄罗斯指挥和推行私有化运动的“最高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财产基金会，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法人组织。

2、全民私有化进行时。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多数采取出售、拍卖、投资招标、股份制改造等形式。从规模上看，又分为“小私有化”与“大私有化”。

“小私有化”包括批发与零售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农产品加工、食品工业及建筑业与建筑材料工业企业等，主要采取公开拍卖、租赁或者出售的方式。“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先将大中型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或集团，以变更其所有权，然后将股份公司的股票推向市场。“大私有化”分为“证券私有化”和“现金私有化”。

3、财富转移与社会分化。1992年10月1日起，俄罗斯政府开始向居民发放私有化证券（亦翻译成“票证、票、券”），从此拉开了全面私有化的序幕。

证券私有化是俄罗斯“大私有化”的第一阶段，从1992年7月起，截至1994年6月30日，主要发放私有化证券（票）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将部分大型国有企业改造成开放型的股份公司。在完成私有化证券的发放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之后，从1993年开始，在专门的拍卖市场上出售企业股票，企业职工和社会居民均可以用私有化证券购买。根据规定，每个公民都可获得1张面值为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按照当时的黑市汇率计算，一张私有化证券相当于150美元.

到1991年底，俄罗斯国有企业数量为25万家。最高苏维埃计划将其中70%的资产以私有化证券形式分给居民，而以盖达尔为首的政府坚持只分其中的35%，不包括按当时物价估算的全国房屋价值——16.5亿卢布。35%的资产均摊到全民身上，就得出了每张私有化证券1万卢布的面值。当时俄罗斯政府对包括港口、厂矿、钢铁厂等在内的众多国有企业的资产没有进行资产评估，而是使用苏联1984年最后一次经济普查中的数据，计价仍然是苏联卢布币值。到1992年10月，居民从银行开始领取私有化证券时，物价已经上涨了20倍。政府并未按上涨后的价格对国有资产进行重新评估，1993年春季，私有化证券迅速贬值，在投资公司或证券交易所中只值5美元，而在俄罗斯一些边远地区一张私有化证券只卖到4000-5000卢布，约合3-5美元。

据统计，约6100万俄罗斯人直接将私有化证券卖掉，这大约占私有化证券的40%；还有2500万俄罗斯人将私有化券投入到投资基金会；一些居民用私有化证券直接购买了一些开放式无限责任股份公司的股票，成为股民。然而，老百姓所得到的红利少得实在可怜。例如，在圣彼得堡市，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只能购买500卢布的股票，在最好的情况下，一年能获得红利，也就只够购买一张公共汽车或地铁票，有的企业在郊区或外地，家远的人有了红利都不敢去领。绝大多数群众受骗上当，受益的只是瓜分到社会财富的“一小撮”。

1994年7月1日起，俄罗斯私有化进入了新时期。私有化的重点是将投资与改造结合起来，吸引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资金，进行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和改造，使私有化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私有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燃料动力部门和军工部门。俄罗斯军工企业中有30%的企业禁止私有化，其他企业都将私有化。可以采取招标形式选择新的企业主，将私有化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

国际上评论，像俄罗斯这样高度“国有化”的国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将众多国有企业变卖，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谈到私有化的直接结果，俄罗斯官方列出如下数字：在1995年，实现私有化的企业共计1万多家，其中88%是职工总数不超过200人的小企业；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主要采取股份制，一年里建立了2270家股份公司，这些股份公司中，77%原属于联邦或地方一级的企业，79%在改组前是盈利的，25%的企业在股份改造后，其控股权在国家手中。1995年一年间，俄罗斯建立的股份公司共发行股票8.54亿股，其中1/3在企业职工中分配，1/3为国家所有，1/3用于自由出售。通过私有化增加国库收入，是改革派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但实际上巨额的财政亏空，企业间相互拖欠的“多角债务”日益严重，已达天文数字。所有这些压得俄罗斯政府几乎难以喘息。

正在政府进退两难之际，新生的金融财团势力代表，后来出任政府副总理的“财阀”波塔宁向政府提出建议。国家将手中掌握的大企业的股权作抵押，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进行拍卖和暂时的出让，换取相应数额的银行或财团的贷款或闲置资金，以弥补财政赤字。抵押期限为3年，财团有权管理企业，整理并出售企业的股票。3年后，国家可以归还贷款、赎回股权，否则，股票将归买主所有或处理。银行家许诺，通过此举，政府可以获得20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填补预算的亏空。这一措施为银行和财团进一步控制社会财富“开了绿灯”，使金融资本得以顺利地向工业领域渗透，获得了对优势企业乃至工业部门的控制权。在证券私有化阶段，官僚和企业领导获得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而“抵押拍卖”则是将经济权归为金融寡头所有。

俄罗斯舆论指出：一方面，政府“手拿金碗要饭吃”，国家出手的都是战略性的骨干企业；另一方面，私人银行的资金实际上是被截留和占用的财政预算款项。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实行“银行全权代理制度”，私人银行变成了政府部门的“会计科”，这些银行手中积聚了巨额的财政资金，仅1996年，私人银行代理财政支付的款项就达30亿卢布，许多银行90%的资金来源于官方各级的财政预算。“官银不分”使得私人银行迅速膨胀，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联合进出口银行”就是靠代理国家海关关税等暴发起来的，靠吃国家的“奶”，才养大了许多的私人银行。被进行“抵押拍卖”的往往是俄罗斯企业中的“肥肉”，拍卖场经常成为几大财团之间争斗的场所。

1995年，俄罗斯最大的有色金属和矿产企业“诺利斯克镍业”被推向拍卖场，三份竞拍申请同属于一个财团——波塔宁的“联合进出口银行”。三者相互担保，波塔宁财团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拍卖。“诺利斯克镍业”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俄罗斯铜产量，该公司1995年在国际市场上镍和铜的销售额高达24亿美元，获纯利近4亿美元。波塔宁财团后来又以10亿美元的投资许诺，获得了这家战略性企业的51%有表决权的股票份额。至此，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私人财团完成了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私有化”。1995年年底，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抵押拍卖”活动。俄罗斯舆论将私有化中的“抵押拍卖”称为一次“内部人之间的分配”。利用“抵押拍卖”，波塔宁财团又获得了原油储藏量居全俄罗斯第一，开采量居第四的“辛丹克”石油公司51%的控股权。

1995年12月8日，国际石油界的“巨人”，俄罗斯开采量第二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拍卖揭晓，结果不出所料，俄罗斯另一大金融集团“梅纳捷普银行”独领风骚，从国家手中接过了78%的控股权。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自编自导”，“梅纳捷普银行”自己负责组织拍卖，自己参加竞拍。一年之后，“梅纳捷普”集团再接再厉，又从国家手中赎买了剩余国有股份，俄罗斯在这家石油公司的股份仅为象征性的0.1%。而这些资本运作的幕后老板就是后来成为俄罗斯首富的著名寡头、普京的对手——霍多尔科夫斯基。

一些报刊揭露，私人银行的大部分资金源于“拖付的国家资金”。“拍卖抵押”大大促进了俄罗斯金融工业资本的积聚和扩张。一些私人财团得以迅速地膨胀。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的影响已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俄罗斯整个国家体制都带有深深的寡头垄断烙印，形成“寡头资本主义”。

1996—1997年后，俄罗斯私有化过渡到企业“个案性”的资产拍卖和重组。1997年7月，俄罗斯“电信投资”25%的股权竞拍落下帷幕，“电信投资”25%的股份拍卖成交总额为18亿美元，创下俄罗斯私有化之最。又是波塔宁财团获得全胜。不同的是，在胜利者的背后，发现了国际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的身影，18亿美元的巨资，其中10亿多美元正是出自这位“金融巨鳄”之手。

私有化乱象及后果

企业拍卖活动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发现，被推向拍卖场的大多数是一些盈利的或有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利润丰厚的燃料能源、天然气、通信等部门的企业，屡屡被看中出售，交通、军工企业也不例外。由于企业拍卖价格过低，实际上是“得不偿失”。原来国有的12.5万家企业仅以每家企业1300美元的平均价格被卖到私人手中。俄罗斯500家大型企业，出售总额为72亿美元，而专家和国家财团评估的市场价值达2000亿美元，其中324家大型国有企业平均拍卖价格仅为400万美元。1994年，在俄罗斯3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拍卖过程中，有23起拍卖活动只有一个竞争者。俄罗斯舆论指出，在一些“肥水”企业的拍卖过程中，总有几家私人银行或财团的身影。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主持进行了一些投资、引资性质的私有化拍卖。按规定，竞争者必须履行向企业投资的义务，然而，拍卖的锤子落下后，有些揭标方违背合约，拒不履行注资的义务，包括俄罗斯一些大型的有色金属或石油企业，使企业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1、私有化引发的政治争斗与寡头统治。“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严重受挫，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进一步激发了上层的权力之争。俄罗斯走什么样的经济变革之路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1993年9月21日晚，叶利钦总统通过电视，向全俄罗斯宣布中止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最高苏维埃的各项职能，在俄罗斯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议会反对派坚决予以回击，叶利钦下令，强行围困并攻打议会所在地“白宫”，莫斯科街头重兵云集，坦克轰鸣，炮声给自由民主派写下了血的注脚，民选总统用坦克和大炮攻击了议会大厦，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

2、政府被金融工业集团绑架。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轻易地操纵了政府机构。连叶利钦本人也说，“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在最厉害的时候，俄罗斯政府被7—10个商人左右，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国家权力被操纵，权钱交易盛行，腐败丛生。私有化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了极其惨的后果。1990—1995年，俄罗斯工业生产下降了50%。农业、机械、仪表、电子、道路建设等部门或行业几乎全军覆没，持续几年的经济危机也对俄罗斯社会的人口、健康以及就业形势严峻，激进的变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苏联末期，经济改革浅尝辄止，政治改革却狂飙突进，最终冲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几年后，在私有化运动高歌猛进之时，俄罗斯社会又跌入灾难性的危机之中。2000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病去世。

3.对私有化的评估。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直0.02%—0.04%，占预算0.13%—0.16%；没有提高经济效益，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俄罗斯80%的食品依靠进口；并没能造就大批中产者，分割国有资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了俄罗斯未来商界精英的追逐目标，形成了俄罗斯商界精英中的“红色资本家”阶层，及其暴发的“新俄罗斯人”，他们手中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他们既缺少市场知识，又没有现代管理经验，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叶利钦总统承认，私有化造就了一批“所有者”，却未出现“管理者”。“中产阶级”也尚未形成。官僚资本、新兴的垄断、官员的腐败、沉重的税赋以及黑社会势力的敲诈都严重阻碍着中小企业、私人经济的顺利发展，给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俄罗斯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大多数俄罗斯老百姓生活江河日下，但少数人却在经济变革的浪潮中“暴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1992年以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暴富群体”，激起社会大多数的不满情绪，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的紧张程度已接近社会冲突的临界点。私有化导致犯罪猖獗。俄罗斯内务部及总检察院的报告中一致认为，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罗斯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私有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犯罪活动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以及欺诈行为等。

4.私有化的社会遗害。在许多俄罗斯居民看来，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是“一场改革闹剧”。在这场以“私有化证券”为赌注的赌局中，大多数百姓是输家，催生了少数私人财阀，豢养了一小撮金融寡头，这是遗留下来的最沉重的政治遗产。“财阀控制经济、寡头要挟政治。”1996年，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少数寡头出资赞助叶利钦成功连任总统之后，这些寡头变本加厉，向当局要求经济回报，甚至进行政治要挟。少数财团乘机控制新闻媒体，借机操纵政治，分享权力。

乔治·索罗斯把俄罗斯经济制度定义为“掠夺式资本主义”、“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索罗斯几次在公开的场合面对俄罗斯新生寡头，咒骂他们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盗窃”。短短的几年时间，有不到5%的俄罗斯人乘私有化之机，聚敛了无数的财产，数量更少的一小撮人成为私人财阀。在叶利钦掌权的后期，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七大财阀大肆干预政治，独揽权力，演变成横行一时的俄罗斯寡头。2007年11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普京指出：有些人想不受惩罚地窃取国家的公共财富、掠夺人民和国家，还有些则想使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失去独立性。普京一针见血地说道：“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干，几十亿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会将整个俄罗斯都卖光。”

（编辑季节）

开创现代化钢铁工业建设新局面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宝武）的前身是始建于1978年12月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后更名为“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宝钢），2016年12月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联合重组后更名“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宝武”）。

中国宝武是全球现代化程度最高、钢材品种规格最齐全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之一，现注册资本527.9亿元，资产规模7395亿元，产能规模7000万吨，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二。2017年，中国宝武取得了中国钢铁行业最佳经营业绩，实现营业总收入达4004.8亿元，利润总额142.7亿元，位列《财富》世界500强第162位。

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中国宝武建设发展的40年，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的40年。40年来，宝武通过解放思想、持续创新，不断探索国有企业发展道路；瞄准世界一流水平，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努力提升国际竞争力；新建扩建、重组改造，建设成为世界级特大型现代化钢铁企业。

40年发展历程中,留下了一个个闪光的足迹：

1978年12月23日，宝钢工程动工建设，打下第一根钢管桩；

1985年9月15日，宝钢一号高炉点火成功，一期工程顺利投产；

1991年6月29日，宝钢二号高炉点火成功，宝钢一、二期工程建设全部完成；

1994年9月20日，宝钢三号高炉点火成功；

2000年，宝钢三期工程全面建成，宝钢在中国率先跻身世界千万吨级特大型现代化钢铁企业行列。

1998年11月17日，宝钢与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上海梅山（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组建成立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2000年，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2005年，宝钢股份完成钢铁主业增发收购，钢铁主业资产实行一体化运作。

2003年，宝钢成为中国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中首批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

2005年10月17日，宝钢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

2012年5月31日，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开工建设，2017年8月17日在建工程全部竣工投产。

2016年7月，宝钢被国务院国资委列入首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名单。

2016年9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宝钢集团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联合重组；12月1日，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

从宝钢工程动工建设，到建成全球现代化程度最高、最具竞争力的钢铁联合企业，宝武走出了一条在高起点上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发展之路，开创了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宝钢的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使中国钢铁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至少缩短了20年；宝钢和中国宝武的发展，带动了中国钢铁工业做大做强，提升了中国钢铁工业在全球钢铁业界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中国宝武，重组改革的40年。1998年吸收上海地区钢铁企业、实施联合重组后，宝钢对老企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累计淘汰落后炼铁产能493万吨、炼钢产能608万吨、轧钢产能500余万吨，分流安置员工11.1万人。中国宝武成立后，通过去产能、调结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1月-2018年6月，累计化解炼钢产能1542万吨。

中国宝武2017年营业收入592.55亿美元，2018年排名世界500强企业第162位，位列全球钢铁企业第二，并连续15年进入该榜单。宝武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并保持世界三大评级机构给予的全球综合类钢铁企业最优评级水平。

中国宝武不仅建成了宝钢这个千万吨级钢铁联合企业，而且以“开放式自主集成创新”模式在湛江东海岛上建成了一个年产铁水823万吨、板坯840万吨、钢材689万吨的绿色碳钢板材生产基地——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实现了“新建一个宝钢”的梦想，印证了邓小平同志的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特点和发展模式

按照邓小平同志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的要求，中国宝武通过持续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引领行业技术进步；始终对标世界一流，参与全球竞争，从工厂化管理演进到集团化运营、国际化经营；全面落实党建责任、加强国企党建，发挥国企独特优势；坚持绿色低碳制造，坚持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之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高起点创新”

彻底改变中国钢铁工业落后国外先进同行几十年的面貌，赶超世界一流，这是中国宝武的初心，也是中国宝武肩负的历史使命。

40年来，中国宝武坚持技术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体系能力建设，广泛开展各层级的技术创新活动，形成了由“研究开发”、“工程集成”、“持续改进”三个子体系组成的技术创新体系；坚持“精品+服务”的技术创新模式，形成技术领先优势，开发汽车板、硅钢、能源用钢、航空航天用钢等一批钢铁精品，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成果，支撑了国民经济和国家重大工程的材料需求。高等级汽车板、取向硅钢等多项创新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薄带连铸、非高炉炼铁等前沿技术研究，以及铝、镁和储能材料等非钢新材料研发项目取得突破。作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钢铁行业技术创新的国家队，2017年，宝武凭借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源、产业链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全国第二批“双创”示范基地，加快了由钢铁制造商向绿色产业链驱动者转变，由单纯的产品与服务供应商向供应链合作伙伴转变。

1.立足高起点技术引进，大力消化吸收，实现自主集成创新。

20世纪70年代，在宝钢大规模引进之前，国内引进项目普遍存在着“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情况。宝钢一、二期工程引进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是日本、欧美等国家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不同流派技术的综合，其工艺技术水平居当时国际最先进之列，宝钢建成后的综合技术水平达到了当时国际上特大型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水平。三期工程建设中，宝钢目标明确，要集合世界冶金行业最先进技术，以“点菜式”方法搭建各国钢铁设备供应商同台竞技的舞台。高起点的技术引进保证了宝钢技术装备的先进性，确立了宝钢能够实现“高效益”，为宝钢建成后技术的自主集成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0年代初宝钢投产时就提出“引进消化、跟踪移植、开发创新”的要求，1989年将“引进、消化、跟踪、创新”明确为企业技术进步指导方针，后逐步发展到二次创新、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并存的阶段，成为我国钢铁工业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的重要研发基地，并形成以低成本冶炼技术、纯净均质钢技术、高精度轧制技术、孔型和壁厚控制技术、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技术等组成的钢铁主工艺流程的核心技术链。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大批专利、技术秘密以及管理创新成果，通过系统集成又注入到2013年开始建设的湛江钢铁公司。采用大量自主集成创新技术的湛江钢铁，刷新了国内钢铁同类项目建设速度，在投产第二年就提前实现了“达产、达标、达耗、达效”的挑战性目标，创造了国内千万吨级钢铁企业从投产到年度“四达”的最快纪录。

宝钢大力投资于技术创新体系能力的系统提升。在原来钢铁研究所构架的基础上，宝钢于1995年组建了技术中心；1999年又整合公司内部科技力量，成立了宝钢研究院（现为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积极进行前瞻性、独创性、能够形成专有或重大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和新技术的开发。作为首批国家级技术中心，中央研究院已具备钢铁生产全流程的数值模拟、物理模拟和中试试验为主的实验模拟能力，实现了提炼模拟对象以物理本质为特征的实验设备自主开发能力，拥有重大工程自主集成创新的支撑能力和节能减排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可持续发展技术研发能力。

经过长期摸索和完善，目前中国宝武已基本形成由三个不同层面组成的完整的技术创新队伍：以研究院为主体，通过产销研和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研究开发队伍；以生产现场为重点，以稳定提高和精益运营为特征的持续改进队伍；以工程项目为载体，生产、研发、设计和制造“四位一体”的工程集成队伍。同时，还构建了由技术创新委员会、专家资源库和完整技术创新队伍组成的统一指挥和科学决策、专家咨询和评估、全面执行和高效运转的宝钢技术创新体系。建有代表国内汽车用钢最高水平的“汽车用钢开发与应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硅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析检测能力获“国家认可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能力验证提供者”资质，宝信软件技术中心被认定为我国第十三批国家级技术中心(分中心)。

2.强力支持“中国制造”，实现从替代进口到全球首发的跨越。

在中国公路奔跑的车流里，每2辆轿车中就有1辆用的是宝钢生产的汽车板。建设宝钢的初衷之一是实现高端钢材的进口替代。宝钢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行自主研发，以替代进口为目标，将汽车板确定为首个战略产品，结合车身轻量化和绿色环保的要求，研发各类高强度汽车钢板，十年磨一剑，打破了汽车钢板完全依靠进口的局面，成为全球唯一能同时工业化生产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先进超高强钢的企业，并通过世界知名汽车企业认证，向世界各大著名汽车厂的各种车型供货。按照汽车设计流程和规则，宝钢整合新材料、新工艺和新结构优化技术，制造的超轻型白车身成为国内钢厂在汽车材料研发与应用领域的新里程碑。目前，中国宝武的汽车板产品已覆盖从热轧、酸洗、普冷到镀锌的几乎所有品种，年生产能力超过1000万吨，成为国内最大、全球第三的汽车板制造企业。

在宝钢“双高”产品（高难度、高技术含量产品）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宝钢人深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掌握突破性技术。

电力行业的战略性基础材料——取向电工钢，被誉为是现代钢铁业“皇冠上的明珠”。过去，取向电工钢的工艺技术始终被国外企业严加封锁，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宝钢历经十年艰辛，于2008年顺利产出第一卷合格取向电工钢，掌握了代表钢铁业顶级制造能力的取向硅钢工艺技术，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从技术研发到产线集成、工程建设到大生产的全线自主创新。在随后的5年里，实现了取向硅钢产品牌号全覆盖、并能够批量稳定供货。2016年，宝钢批量化生产并实现取向电工钢顶级牌号B27R080、B30R090系列产品全球首发，标志着中国电工钢产品技术水平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目前，中国宝武每年可生产取向电工钢80万吨，产量规模为世界第一，约占全球取向电工钢总产量的1/3，可以满足我国输配电行业的全部需求，成功应用于“西电东送”等多个国家级特高压工程项目。

大国工程，诠释了中国实力；国之重器，打造中国品牌。在“制造强国”的使命召唤下，联合重组后的中国宝武坚持技术领先，致力于“成为全球钢铁业引领者”，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和核心领域。中国车、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探索太空、开发深海、上天落地——这一个个超级工程的背后，都有中国宝武钢铁产品的身影。

——桥梁缆索用钢用于西堠门大桥，打破了此前国内大型桥梁缆索原材料全部进口的局面；

——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港珠澳大桥隧道最后接头净重约24吨，其中的热轧钢板就来自中国宝武；

——自主研制我国第三代、第四代（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用蒸汽发生器690合金传热管（此前世界只有三家企业能够生产该核电材料）、690合金水室隔板、TP405不锈钢板、核电站主泵电机屏蔽套用C276合金薄板等核电关键材料，成功应用于“华龙一号”、国家重大专项示范工程CAP1400等核电项目；

——为“蓝鲸一号”（我国自主制造的双井架半潜式深水钻井平台，净重4.3万吨，可用于全球任何深海作业）提供了E级、F级厚板高强钢，并应用于承重关键部位；

——自主研制成功飞机起落架用300M钢（飞机一类关键件），成为国内唯一的大飞机项目A类钢种供应商；

——成功研制LNG船最核心的材料——殷瓦合金板带，成为目前全球第二家薄膜型LNG船用殷瓦合金供应资质的企业；

从宝钢到中国宝武，瞄准“人有我有，人有我优”，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高科技含量的汽车板、电工钢、厚板等一系列代表着世界制造一流水平的钢铁产品，改变了中国制造业发展中钢铁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的局面，强力支撑了国家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

3.持续推进开放合作，实现产业链联动的机制创新。

产销研一体化和产学研相结合，是中国宝武在技术创新中探索出的重要运行机制。企业先后与上海交大、东北大学、北京科大、钢铁研究总院、武汉科大、华中科大等院校开展了战略合作；与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瑞典皇家工学院等院校建立起合作关系，建立了宝钢-澳大利亚联合研发中心、宝钢-英国伯明翰大学研发中心、武钢-迪肯汽车材料创新中心等，推进研发资源国际化配置。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与用户的战略合作，与汽车、家电、能源等行业签订长期的技术合作协议，建立“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及技术创新联盟，构建产学研用产业链创新体系；从2000年起，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出资设立了面向全国的钢铁联合研究基金，重点资助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迫切需要的冶金新技术及有关工艺、材料、能源、环境、装备、信息等方面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项目。

中国宝武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要求，坚持实施智慧制造战略，以技术装备较先进的宝钢股份为重点，推进智能制造工作，成为国家首批智慧制造示范试点企业之一。宝钢股份智能制造已完成由导入阶段向系统化落实阶段的转变，构建集智能装备、智能工厂、智能互联于一体的智慧制造体系，打造面向未来钢铁的全新竞争优势，力争在钢铁行业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模式，为我国钢铁工业实现智慧制造作出垂范。各钢铁生产基地智能装备改造、产成品仓库无人化改造和出厂效率提升项目纷纷启动，宝山基地热轧1580智能车间示范试点基本建成，为钢铁车间级智慧制造提供了样板和经验，倒逼效率提升、管理创新，助力安全生产。

2017年，中国宝武成为第二批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目标是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双轮驱动，建设适应企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创新体系，建成一个钢铁众研平台、五个多元专业平台和一个双创服务平台，设立创投和产业基金，形成创新创业生态圈，推动传统钢铁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链竞争力整体提升。

对标世界一流，造就质量效益型现代钢铁企业

40年来，我国钢铁行业持续高速发展，钢铁产能从初期的严重不足发展到今天的严重过剩。大浪淘沙，众多钢铁企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和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被甩下发展的快车道。中国宝武凭借贯以始终的质量效益型、集约式发展理念，探索独具特色的中国钢铁企业发展模式。无论从工程建设到产品质量，还是从产品销售到用户服务，中国宝武始终对标世界一流，以高起点、高定位、高质量产品和高质量服务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我国钢铁行业独占鳌头，在世界钢铁行业深具影响。

1.创新管理，严格苛求，实现高质量工程建设。

引进一流技术装备，建设高水平一期工程。宝钢是党中央国务院于上世纪70年代末决定建设的最大的引进项目，其工程规模之大、建设之复杂，在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宝钢不负众望，从工程总体设计到成套设备技术引进，从打下第一根桩到整体项目施工建设，严格苛求，实行全面、全过程质量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工程质量优良，主辅项目同步建设，投产一次成功、安全稳定顺行，一年即达到设计指标，创出了大型钢铁企业建设史上的最优成绩。宝钢一期工程单项工程质量优良率达到95%以上，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

以“我”为主，建设高质量三期工程。宝钢二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后，成为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整体技术水平达到世界一流。为满足国内高技术含量钢铁产品发展需求、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宝钢提出以我为主，在一、二期工程的基础上，自主建设三期工程。建设中，宝钢对工程质量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工程设计、设备管理、施工建设、生产准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创新，设备国产化率从一期工程时的12%，提升到三期工程的80%，实现了一流的工程质量效益、建设速度和投资控制；实物质量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二期工程的水平。三期工程建设立足于自主创新，使得宝钢各项工艺、技术不断突破，整体实力和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三期工程建成后，宝钢跻身于“千万吨级”特大型现代化钢铁企业行列，在国内外冶金行业都处于领先地位。

全面“输出”，兴建世界一流的绿色环保新钢厂。“宝钢不但要向国家归还一个宝钢，还要再新建一个宝钢。”这是宝钢在建设之初就立下的宏伟誓言。宝钢三期工程自筹资金500多亿元建成后，“归还一个宝钢”的目标已经实现，并走出了一条由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集成创新的技术进步之路。在此基础上，结合长远发展规划，宝钢提出了建设湛江钢厂的战略构想，并于2012年获得国家批准正式开工建设。湛江钢厂从开工建设到一号高炉点火，仅用了3年时间，“为国家新建一个宝钢”的理想成为现实。2017年8月，湛江钢厂在建工程全部完工，工程质量主控项目合格率达到100％，实现了进度提前、质量受控、投资受控、安全受控、廉洁受控，各主体单元均创“冶金优质工程奖”。新建的湛江钢厂采用节能环保技术116项，可完全实现绿色环保无污染生产。

2.坚持一流，研发生产高质量精品钢材。

“办世界一流企业，创世界一流水平”。宝钢始终坚持以世界一流为目标，坚持生产国家急需的，可以与国外先进企业产品媲美的精品钢材。

坚持“替代进口”原则，不生产“大路货”。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产品低档次的建筑用材比重过大，高档次的板管材比重太小，50%以上关键钢材需要进口。宝钢把品种、质量放在首位，立志要为中国工业现代化和钢铁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急需的产品，以替代进口。宝钢自主研发了X系列高等级管线钢，打破了国外对该类产品的垄断，成为继新日铁、住友和欧洲钢管之后，世界第四家试制成功X120管线钢的企业，该管线钢不仅广泛应用于我国西气东输工程，还大量出口。到20世纪90年代末，宝钢X系列管线钢、石油管、船板、造币钢、汽车用钢等11个系列产品部分替代进口，极大地拉动了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我国汽车、机械制造、石油天然气、航空航天、造船、家电、桥梁、建筑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定位“双高”产品，形成差异化产品结构。对于钢材市场，宝钢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精品就没有企业的地位，就没有竞争力；必须充分利用一流的工艺设备和技术人才优势，在精品的开发、制造、供应上下功夫，把精品意识变成精品行动。1993年开始，宝钢对生产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积极对标世界一流，重点增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并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动态调整。随着三期工程的建成投产，宝钢研制开发出汽车板、镀锡板等国内市场的紧缺产品，使产品结构得到了很大优化，不仅有力支持了我国汽车、石油、电子、家电等重点行业的发展，而且使宝钢经受住了国内外钢材市场急剧波动的严峻考验。

坚持技术创新，“新产品”带来“新效益”。“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进步之路不仅体现在工程建设上，更体现在产品升级上。宝钢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组建研究中心和试验基地，大力推动技术创新，自主研发和创造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端技术，不断开发新产品。高等级汽车板、取向硅钢、核电蒸汽发生器用690U型管、商用大飞机起落架300M钢等一系列高端新产品的研发制造，为宝钢在国际钢铁行业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较高的地位，使宝钢成为全球钢铁技术的领先者，更为宝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3.用户至上，高质量服务带来高质量回报。

在国内外钢材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宝钢认识到，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开拓市场。从“用户的满意才是宝钢的最高标准”到“把仓库建到用户家门口”，再到建立全球剪切配送加工中心，中国宝武不断提升对产品技术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对用户的服务质量，以高质量的产品服务换来稳定的用户群体，用户在钢材市场急剧变化中仍对宝钢保持很高的忠诚度，为宝钢产品稳定占领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用户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标准”。1993年，在国内钢材市场火爆、钢企发展势头良好的时候，宝钢召开用户座谈会，诚恳听取全国50多家主要用户对宝钢产品质量的意见和建议。在宝钢产品非常热销甚至供不应求的时候，宝钢大力推进“用户满意”工程，将用户满意的要求贯穿于对国内外用户服务的全过程，并制订“三个就是”的服务标准，即“用户的标准就是宝钢的标准，用户的计划就是宝钢的计划，用户的利益就是宝钢的利益”，“用户尚未想到，我们已经做好”。

先期介入，以用户为中心实施产销研一体化。宝钢走在用户需求的前面，先期介入用户端的产品研发，集中技术力量，按品种逐一组织攻关，成立用户技术研究中心，不断加大对汽车板、管线钢、耐候钢、家电用钢、镀锡板、高等级线材、冷轧电工钢等一批重点产品的研发力度，参与用户产品设计、模具开发、现场工艺等各个环节，与用户一起对整个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提前形成最有效的控制措施，保证批量生产的质量稳定性，赢得了用户信任，提高了用户的粘性，扩大了市场份额。

把仓库建在用户家门口，建立全球剪切配送加工中心。从“用户是宝钢的衣食父母”、“用户至上”的理念出发，宝钢逐步建立起以地区公司为主，包括专营公司、现货公司、直供用户和海外公司在内的全球营销服务体系。设立面向全国的用户质量咨询，在主要用户所在地建立用户技术组和办事处，在重点汽车厂派驻技术服务人员，对宝钢产品销售代理商进行技术和管理知识培训。同时，面对日趋严峻的市场竞争态势，在营销服务网络建设上打破常规，把仓库建在用户家门口，建立钢材剪切加工配送中心，并自主研发了剪切加工配送中心的管理信息系统和为用户服务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建成了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体系，成为宝钢营销服务中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

4.压减产能、瘦身健体，高质量重组整合助力新发展。中国宝武在推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先行破冰，努力化解过剩产能，坚定不移化解过剩产能，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新旧动能转换，显现出阶段性的改革成效。2016年，即改革推行的第一年，中国宝武的钢铁主业实现利润115亿元；2017年，中国宝武实现利润142.7亿元，同比增利70亿元，在全球钢铁行业名列前茅，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局面。

(编辑  季节)

十九大关于社会矛盾的新论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一个持续发生的社会政治过程，这种不平衡不仅包括了社会不公平的后果，同样重要的是追求平衡的政治独立诉求和形成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之间所存在的不平衡。长期以来，我们虽然针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做出了很多回应，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而发展不平衡是非常关键的原因之一。

改变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政治进程中间的不平衡状况，需要形成一种追求平衡发展的政治自觉，要形成应对不平衡发展的文化政治氛围，提供更多应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政策选择；要增强政策供给，尤其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发展不平衡是持续发生的政治进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分化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应对这个社会进程。王绍光教授把这个进程叫做“当代中国的大转型”。这个大转型成功地延缓了我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差距较大的格局。尤其是财产不平等的程度，在最近十余年来呈现持续升高的态势，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明显要高于国民个人收入不平等的情况。

大体上来看，国家重视社会公平的持续努力并没有明显减弱家庭财产的不平等程度。我们可以发现，重视社会公平的政策措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政策本身。这些推动社会差距缩小的政治努力，就好像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市场资本不断扩张潮流中逆水行舟，时刻面临着资本市场的牵制。在这个过程中，强弱分化的市场扩张逻辑，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自然趋势。虽然促进社会公平的努力在不断地加强，但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间，这种努力似乎只是补充性的角色。

如何应对社会公平政治的虚无意识（二级标题）

    最近几年，通过网络舆论展开的整个社会的讨论，大家越来越多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的趋势是不是只能改变其程度的轻重，而这种格局是没有办法根本改变的？这些疑问凸显了社会失衡状态从社会经济层面向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度拓展。我们可以把这种社会意识称为社会公平政治的虚无意识，也就是说，对于追求公平的这种政治努力，能否达到社会平等的目标，人们还是持有深度的怀疑，甚至有些人已经失去了信心。

这种公平政治的虚无意识，不仅存在于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群中，也广泛存在于农村，以及数量达两三亿的庞大的新工人群体中间。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状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公平议程。

我们的政治努力遭遇了很重要的挑战。在市场资本不断扩张的趋势中，它面临着双重的不平衡。一种是扩大差距和缩小差距的力量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另一种是确立社会等级化的合理社会意识——认为社会就应该等级化，与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意识之间也存在不平衡。

    这种双重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如果社会公平的政治议程不能够清晰地主张，追求公平的努力不能够自成潮流、基于平等尊严和团结诉求来确立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议程，那么就难以摆脱其逆流而行的角色定位，也就难以明确地回答，社会公平议程究竟能不能有效地制衡那些扩大差距的力量。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要激发出这种能够有力地制衡差距不断扩大态势的社会能量，就要重新确立公众的信心，要去应对这种不断扩张的、基于对社会公平议程的社会虚无意识的潮流，它的动力在哪里？社会进程本身未必会自然地产生这种动力，动力是来自于政治主动的政治自觉。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觉得可以较好地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社会矛盾的新论述的重大意义。这个理论本身有它的能动性，具有重大的政治含义和政治能量。但这种政治能量并不是提出来以后就自然存在的，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文化议程去扩大和落实它，形成这种能量。

理论创新能够产生强大的政治能量

    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理论创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党中央明确地意识到了新世纪以来这些社会公平议程所遭遇的困难，也没有回避社会公众极为关切的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而是通过重新论述社会主要矛盾，不是重复地去强调以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公平性，而是提出更多根本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面对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思考空间，呈现出新的社会可能性。

    从历史上看，党的理论创新具有非常强的政治能量，从党的理论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以及党的建设过程中，可以很明晰地看出发展脉络。在1927年大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尤其是党的一些理论家，通过社会史和社会理论论战，讨论中国革命的方向、前途和路径。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等革命战略问题的论述，正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其中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成为非常关键的革命性理论论述。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样长期的、持续的理论论战，确立了共产党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文化领导权。建国之后，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基本矛盾的论述，也都产生了非常关键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创新的关键作用和重大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包含了很强的政治能量。但是从以往几个重要的理论阶段来看，理论创新需要激发出能动性和理论能量，需要非常关键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的思想交锋过程，要打开理论探索的空间，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对这个议题的广泛讨论和呼应，这样才能够建立起社会共识。通过党内针对具体的社会不平衡问题所进行的充分探讨和思考，来形成能够化解不平衡问题的真正有力的政治能量。所以，理论探索和讨论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广泛呼应和讨论，那么理论创新可能就只是一个话语创新而已。如果有了这种广泛的呼应和讨论，理论创新就会形成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潮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思想氛围中，共产党形成了“初心”，当然在那个时期，大家认为“共和”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基本上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希望了，怀疑国家能不能独立，民族能不能解放，人民革命究竟有没有前途。但正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文化讨论、文化创造，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能动性，从而带动政治进程。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改变社会公平议程相对弱势的状况，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文化思想讨论，形成社会氛围，来建构起支持这个议程广阔的社会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应对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尤其要从供给侧方面提出。（编辑  杨利红）

美苏冷战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之后，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宣称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化已抵达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态；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面前，社会主义和其他另类的意识形态已经或者终将陨落消失。

二三十年过去了，历史展现了与福山的“历史终结”全然不同的画面。人类的意识形态演化并没有抵达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社会主义和其他另类的意识形态也没有陨落消失，而是在很多国家进行了探索与尝试，并获得了新的经验。

　　从社会主义思潮低落的“历史终结”期，到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社会主义回潮期，在欧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社会主义经历提供的不是刻板的教条，不是僵化的“普世”模式，而是更为多元化的探索和启示。虽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从这些国家的实践中，人们可以看到它们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思考和选择、对实现这些价值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尝试、对具体经济政策的改变和探索。

匈牙利：从“自由主义”到“非自由主义”的转型

在宣告“历史终结”的1989年，匈牙利是抛弃社会主义、拥抱自由主义的激昂先锋。在2008年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著名自由斗士欧尔班·维克托却宣布“非自由主义”是匈牙利更好的选择，这位斗士所在的党派在近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非自由主义，匈牙利的经验展现了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思与探索。

“自由化”之后的“不自由”

匈牙利曾经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自由主义先锋，既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在这之后，匈牙利政府逐步实行“新经济体制”，被认为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特别强调市场机制的体制和政策。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冲击下，匈牙利采取了“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政策来解决经济问题，最突出的一项措施就是把国有企业出卖给外国资本，以偿还外债。这项措施当时被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赞为聪明之举，认为匈牙利从此可以享受自由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金融环境。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的金融海啸，瞬间卷走了匈牙利人的自由和稳定。

2008年的金融海啸对匈牙利的打击是多重的，金融体系、货币汇率、工业产出、对外贸易都受到重创。据统计，2009年匈牙利的GDP下降了6.6%。此时的匈牙利已无力自救，成为必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的第一个欧盟国家。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是强制接受IMF政策的“不自由”，是国际资本传导过来的金融“不稳定”。

从“私有化”到“国有化”

欧尔班目前成了东欧国家中的“非自由主义”旗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经是东欧国家著名的自由主义风云人物。2010年，欧尔班的党派在议会选举中大胜。他们主张“非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推行了“非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其中一项非常大胆的政策是：将私人养老基金国有化，然后用该基金的资产偿付IMF救助贷款以及其他国家债务。通过国有化私人养老基金以及其他一些借贷措施，匈牙利在2013年提前偿还了IMF的救助贷款，从后者的强制政策中“解放”出来。欧尔班党派的人士把这些利用“非自由主义”的政策求取“解放”的做法称为“自由之战”。

欧尔班说，在全球化经济中，能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制度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而是“非自由主义”的制度，像俄罗斯、中国、土耳其、新加坡那样，他要把匈牙利改革成一个“非自由国家”。

欧尔班的转变具有象征意义，是在对社会实践观察思考和探索中对自由主义的扬弃。他要放弃的“自由”是个人的自由，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集体自由。他们从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非自由主义”的数度转型实践中感受到，国家是他们的利益共同体，原子化的个人自由会损害国家的自由和稳定，最终也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北欧：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潮源于19世纪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其中的“温和派”。当代北欧国家的多数政府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主导。在新自由主义风靡的20世纪80-90年代，北欧国家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受到批评贬抑。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欧模式却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赞赏，甚至在美国这个反社会主义传统悠久的国家，主张实施北欧社会主义的桑德斯在总统初选中都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因为人们看到了北欧模式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加优越。有人说北欧国家之所以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是因为北欧天生富裕。其实在20世纪前期，北欧还是欧洲的“贫困地区”，正是民主社会主义使其脱贫致富。北欧的社会主义经历过挑战，遭受过挫折，寻找过出路，也不断面临着新问题。北欧的经验和教训蕴含着丰富的启示。

从贫穷到富裕

北欧给人的印象是“富裕”、“发达”、“和谐”，它的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欧洲也属翘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世纪上半叶，北欧还是欧洲的贫困地区，冰岛被视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走上了政治舞台。

在20世纪欧洲众多的社会民主党中，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不激进”、“不教条”的态度突出反映在其对待“阶级斗争”和“国有化”的问题上。1931年瑞典造纸厂罢工血案发生之后，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积极引导并达成劳资之间的妥协，此后逐渐形成了社会协商的风气。这种协商风气一直延续下来，对二战之后北欧的腾飞贡献巨大。

务实的“国有化”进程

在“国有化”问题上，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也表现出不为教条束缚的务实精神。一方面，北欧很少对私有企业搞国有化，给私有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重要领域大力兴办国有企业，而且在自由主义风靡的时代顶住了“私有化”的劲风。北欧没有像英国那样激进地大搞私有化，而是对国企进行改造，引进部分市场机制以提高企业效率，但依然保持国有性质。从长远来看，北欧的国企不但能够改造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而且能够比英国的私有化之后的企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挪威的石油国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金融海啸之后，欧洲多国发生了债务危机，但北欧国家却没有陷入债务危机。其原因是他们实行了高税收政策，用高税收支撑高福利，同时国企的收入也支持了高福利的支出，因此高福利政策更具有可持续性。北欧国家不对私人企业搞激进国有化，但对富人征收高税。高额累进税和社会高福利，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理念，并在北欧国家成为社会共识。在社会民主党构建的北欧模式中，高福利并没有造成懒惰，人们在基本物质生活方面有了保障后，就有条件站在更高的境界、更好地发挥个人潜力并获得发展机会。

“不激进、不教条”的北欧社会主义表现出了许多优越性：不囿于19世纪的阶级概念，使集体更具包容性；没有生硬照搬“国有化”教条，使经济在集体主义的大原则下更灵活的发展；没有采取激进的“一刀切”、“对抗斗争”方式，使社会能够更加和谐。北欧的成功是和北欧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不开的。

委内瑞拉：“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

当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贬弃社会主义的时候，拉丁美洲却出现了一股贬弃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潜流，因为这些国家在8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大潮中有过痛苦的经历。自90年代末以来，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在大选中屡屡获胜，它们的意识形态被称为“21世纪社会主义”，委内瑞拉就是典型的代表。委内瑞拉推出了一系列有创意的政策措施，还实践了“人民主权”的直接民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有成有败。在21世纪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冲击下，委内瑞拉和不少拉丁美洲国家迎来了右倾回潮的挑战。检视委内瑞拉的“21 世纪社会主义”，可以从它的成功和失败中得到很多的启示。

提倡内生发展，不跟随全球化潮流

“21世纪社会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在拉丁美洲流行的政治概念，影响了不少拉美国家的社会运动，其中委内瑞拉查韦斯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是最突出的代表。

20世纪8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委内瑞拉货币贬值，一些政党精英利用贬值时期的外汇政策贪污投机，造成国库亏空。委内瑞拉不得不向IMF申请救助，随之而来的是强加的“华盛顿共识”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沉重打击了低收入阶层，进而发生了群众暴乱。玻利瓦尔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相对应的批判性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在政治方面主张大众参与的人民主权。

查韦斯主张的新经济制度是以“社会凝聚”为基础、提倡“内生发展”模式，强调形成以社区为核心的生产-消费的本土网络，不走自由化、全球化的大市场道路；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和动力，而以“社区凝聚”为目标和动力，主张构建由生产者、消费者、社区组成的“凝聚性交易体”。

大众参与的“人民主权”

查韦斯深受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影响，认为人民主权就是要让大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不是依赖议员代表“代议”。他强调的人民主权突出地表现在重视“公民投票”和“大众罢免”两方面。查韦斯的领导方法也表现出人民主权的风格，他利用每周播出的电视节目与大众沟通，在节目中用平民化的语言讲述政策；在社会上成立了很多“玻利瓦尔革命小组”，这是他依靠的基础力量。

玻利瓦尔革命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抢超市”风潮中发展起来的，结果执政党又在21世纪的“抢超市”风潮中受到反对派的攻击，并在议会大选中受到沉重打击。玻利瓦尔革命有着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并在具体政策中尝试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但是十多年的实践却带来了暴乱风潮和议会选举的失败，背后的原因是委内瑞拉需要反思的，也是其他国家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在21世纪需要深刻思索的。

古巴：计划经济的高效益医疗

当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终结”中改旗易帜的时候，古巴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很多人曾预测古巴的经济将会崩溃，政府会随着东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倒下。但近30年来，古巴不仅没有倒下，还在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取得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在医疗卫生方面。古巴的这些探索虽有瑕疵，但也有颇具启示意义的亮点。

社会主义全民医疗体制

在古巴的探索中，一个最醒目的成功亮点是医疗。目前，古巴的医疗体制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低成本、高效益，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保健效果好。

古巴医疗的指导原则源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念：医疗保健是政府的社会责任，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古巴建立了典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医疗体制：根据人口设定所需要的医生数量，通过医学院招募和培养医生，再把医生配置到整个医疗系统中去。

古巴社会主义医疗体制中有一个被世界卫生组织极为称道的亮点，即以家庭医生为核心的初级卫生保健网。古巴培养了大量的全科家庭医生，每120~150个居民家庭就设置一个家庭医生诊所，分配一个全科医生和一两个护士，负责这些家庭所有成员的健康保健；在每15~40个家庭医生管辖的地区内，设置一个全天候服务的联合诊所，与家庭医生诊所配套，进行“全方位”的卫生保健工作。“预防”也是古巴极为重视的卫生科学原则。古巴医疗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可以摆脱追逐利润的冲动，从科学的角度进行预防治疗的安排。

在古巴的医疗体制中，医生资源极其充足，这是古巴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造就的。古巴的人均医生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远高于美国，甚至比北欧福利国家中医生比例最高的挪威还高。

制药业的“出口带动”战略

充足的医生资源，不仅使古巴的医疗取得了低成本、高效益的成功，还帮助古巴在另外两个重要领域——制药和外交取得了较大成果。其中，古巴在制药领域的成功，显示了其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古巴政府决定把仅有的资源集中投入制药业，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进口替代”问题，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远期可能实施的“出口带动”战略。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努力，古巴成功实现了制药业的“出口带动”，向世界市场包括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出口药品。2007年古巴的药品出口额已超过蔗糖、雪茄等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

古巴当年选择制药业作为“出口带动”的产业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制药业的特殊性在于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极不对称，研发成本非常高，生产成本非常低，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恰恰可以在这种特殊性上发挥优势。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国企接受政府拨款做研发，不使用高价专利策略，这一方面降低了社会主义公费医疗成本，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私企在研发药物时的短视性和狭隘性。

在古巴制药业的发展过程中，有三个社会主义元素发挥了独特的优势。一是全局性。社会主义政府的计划注重全局性，避免了利润最大化的短视和狭隘。为让大众少生病、少买药，减少长期公费医药支出，疫苗成为古巴制药业的重点发展项目和全球竞争的亮点产品；二是合作性。社会主义的国有机构可以在统一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充分合作。三是“以医促药”。社会主义的家庭医生制度为药物研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库和试验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古巴开始向第三世界国家派出医生，帮助这些国家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这种输出非常成功，构建了古巴独特的“软实力”，帮助古巴重塑了国际形象。

不丹：避免“不幸福”陷阱

不丹实行的许多政策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它严格制定并执行五年计划，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政府提供全民公费医疗、公费教育……不丹推行了与GDP中心论不同的、以“国民幸福总值”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丹的幸福指数高，经济发展也可圈可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不丹人均GDP比欧洲的中等收入国家乌克兰高约20%。不丹曾经非常贫穷，它的五年计划、它的国有企业、它的国民幸福总值发展战略使它快速脱贫，不但国民获得幸福，国家经济也取得良好增长。考察不丹，可以使人超越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思维，客观了解一个贫穷小国如何能凭借文化自信创造出独特的发展模式，取得比西方模式更为全面的发展成果。

“幸福”的现代化转型

不丹的现代化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丹意识到：西方模式以GDP为发展目标，但发展的更本质目标应该是人的幸福；现代化发展应该以幸福为目标，而不是GDP。此后，不丹形成了以“国民幸福总值”为目标的另类发展模式，并将其具体化为四项原则：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公平共享的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责任感的、有人民参与的良政治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

通常选择支柱产业需要根据国家的自然禀赋和资源优势。不丹有三个资源优势产业：森林、矿产和水电。其中，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木材业是最能够“短平快”增加GDP的，但大量砍伐森林会破坏环境，因此不丹不仅没有选择木材业作为支柱产业，而且颁布了《森林法》，把所有的森林资源收归国有。同样，由于矿业发展对环境有很多不良影响，不丹在发展矿业方面也非常谨慎。

最终，不丹选择水电作为支柱产业。发展水电不存在资源耗竭的问题，而且设计良好的水电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很小。但是水电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不仅需要高级技术和大量资金，而且建设周期很长。为了符合上述四大原则，不丹决心克服这些困难。1975年，不丹开始修建第一个大型水电站，为了更高效地使用资金，不丹严格遵循“良政原则”，制定了发展预算和政府预算。并且在水电站漫长的13年建设期间，不丹政府和人民都遵循了“有责任感的、有人民参与的良政治理”原则。1988年，不丹第一个大型水电站竣工，当年GDP就增长了25%，政府收入也增加了50%以上。

文化自信助力社会发展

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理念反映了不丹佛教思想的传统。植根于佛教最关注的根本问题——“苦”与“乐”，“国民幸福”是“苦乐”思考的直接延伸。西方模式注重增加GDP和消费，是从满足欲望、增加快乐的角度追求发展，而不丹模式的环保、公平、良政是从防止和减少因发展而引发的污染、不公、腐败的角度思考发展，重点是减少“不幸福”。从不丹的实践结果看，它的另类发展模式的确避免了其他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三大“不幸福”陷阱：环境污染、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不丹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笔者在不丹考察时，既看不到贫民窟，也看不见豪宅，街上也没有乞丐。

不丹在推行一些现代化项目时，常会引用佛教理念，使传统与现代化和谐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格格不入，不丹把“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作为国民幸福总值的四大支柱之一，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丹表现出的这种罕有的文化自信，也使不丹能够创造出与西方主流不同的另类发展模式。

（编辑  宋斌斌）

关于中美贸易博弈，有四个基本问题，至今中国的舆论场仍然在争论中。第一个是，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第二个是，中国“芯”为什么落后，从而使美国有能力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第三个是，中美贸易博弈的过程、范围以及对其走向的判断？第四个是，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贸易战。

有个科技日报总编演讲在网上流传很广，演讲涉及到的是第二个问题，他讲了中国“芯”落后的现状，但是他对落后原因的分析并不完整，对如何应对也基本没有提及。

我曾撰文论述企业战略、国家战略和指导思想这三个方面的失误，是造成中国“芯”落后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主观原因。在本文中，我着重于客观原因，也就是说，即便战略得当，由于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改变的客观原因，目前中国“芯”的落后也是必然的。改变这一态势，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努力，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科学技术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从经济学眼光看，科技是知识资本的一部分。全要素生产力就包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规律是收益递减，而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收益递增。中国为什么高科技落后？道理很简单，因为存量太低，增量就上不去。

知识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17世纪笛卡尔提出了以太论；18世纪牛顿提出了牛顿力学；19世纪麦克斯韦等人提出了电磁学电动力学。19世纪末，16岁的爱因斯坦发现牛顿力学和麦克斯威尔电磁学的内在矛盾，企图以笛卡尔的以太论进行研究。经过了20年的头脑实验，其间请他的数学家朋友帮助建立数学模型，先后提出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而英国的天文学家通过天体观察证实了这一理论。如果我们把相对论的提出看成是一次知识增量的话，那么早在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发现电鱼，古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关于物理学和电学的有关探讨，笛卡尔、牛顿、麦克斯伟，以及无数在相关学科进行了大量积累性研究的人，所有这些观察、探讨、实验室实验和头脑实验，构成了相对论得以诞生的知识存量。而那些在爱因斯坦不断写出论文和进行不断的讲演中，反对他、批驳他、和他辩论和与他探讨的那些人，他们的压力促使爱因斯坦一遍一遍的进行修改，以使他的理论不断完善。支撑所有这些生活和活动的费用，构成了对相对论这一知识增量和支撑它的那些知识存量的投资。这一投资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我们根本不可能对它进行有效计算。这还仅仅是这一投资的金融和物质方面，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相对论当然还有精神方面的投资、积累和增长。所有这些投资构成的知识的存量和增量，我们将其称为知识资本。有关知识资本的投资、存量和增量的关系，存在于一切创新活动中。查爱迪生的词条，可以看到爱迪生是站在多少人的肩膀上。这一知识资本关系同样存在于文学艺术和人文学科中。周恩来总理有一次谈到艺术灵感，他说艺术灵感就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这个结论真是再正确不过了。

任何有价值的思维活动，必须建立在前人大量的积累之上，还必须建立在对自己已经充分掌握的知识的合理怀疑之上，也必须建立在自己大量艰苦的观察、分析、归纳这些符合逻辑基本规律的思维活动之上。

知识资本与经济学

最早提出知识是生产力，能提高生产效率的人，应该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分工这种组织形式能大大提高生产率，并且详细论述了分工能够提高生产率的三个因素。分工协作是企业家创造的一种组织管理方式，既不属于资本，也不属于劳动。

马克思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是生产力的人。他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分工协作“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

马克思还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只有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就预见到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和20世纪经济活动的主要特点， 尽管斯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知识能提高生产率因此也能创造价值，但是他所开创的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却与他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驰。严格的说，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应该被称为资本经济学，因为它所看重的只有资本。虽然经济学在开创时，知识资本就占据了头号地位，当代经济学界关于科技创新理论也有相当的进展，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科学技术基本上被看成是经济的一种外生要素，经济增长被认为主要来源于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要素。或者把自然资源并入资本，而形成资本和劳动两要素。

早在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维布伦就指出，科学技术不应该是外部力量，而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此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本源动因。但是科学技术对经济的作用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熊彼特受马克思的影响很大，曾经担任过第二国际的经济顾问。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正是通过熊彼特的进一步研究，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学。企业家理论，从本源上说，是斯密和马克思开创的，它与主流的资本经济学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冲突。中国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既没有看到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内在冲突。在讲主流经济学的时候是在照搬教条，而在讲企业家理论的时候，不过是想从富人那里获得利益而已。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索洛用增长模型计算美国的经济增长，发现经济三要素只能解释大约13%的增长，另外87%的增长不知从何而来，索洛认为这只能解释为科学技术或者范围更广的知识带来的增长，他把这个解释称为全要素生产率。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洛的模型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并没有改变主流经济学更重视资本的格局。经济学家丹尼森计算了美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在把因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上的增长计算入知识后，知识提供了大约35%以上的增长。但其中不包括因管理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等，也就是知识的作用比计算的结果更大。即便有了这些计量上的进展，主流经济学仍然顽固地低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日本的冲击，以及被主流经济学家看不上眼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企业管理专家、未来学家、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形成了世界潮流，经济学才开始勉强做出改变。

联合国于1979年在维也纳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大会，提出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这一个方向性问题。里根总统上台后，组织讨论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问题，组建国家级芯片联盟，来对抗日本芯片的挑战。采取了一系列国家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在里根的支持下，由美国国家基金会提供资助、美国科学院组织全国各方面专家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和讨论得到的基本看法是，要改善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首先在于振兴经济，而振兴经济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促进工业的技术创新。据此，1987年初，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项新的竞争计划，核心思想就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当科学技术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时，经济学想不理睬都不可能。此后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把劳动这个要素提升为人力资本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家企图把制度要素和管理要素也纳入生产要素中，这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很大分歧，有的人，例如哈罗德·德姆塞茨教授不认为制度能构成生产要素，有的人则认为应该把制度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放在一起看，也就是知识资本要素。

传统陈旧的但却是主流的“两要素”经济学，对投资的一个主要概念就是收益递减。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了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

从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看，实际上存在着四个经济增长要素，第一个是金融资本，也就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资本；第二个是物质资本，就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自然资源和机器厂房等物化资本；第三个是人力资本，它包括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劳动，以及人力资本理论所提出的劳动的教育、培训、迁徙、询价等等成本；第四个是知识资本，它包括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内含制度）的存量和增量。这四个经济增长要素，才是真正的全要素生产力。

要说明的是，至今经济学仍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完整的要素结构，经济学的所有这些发展，都没有能够整合到经济学的整个结构中去。可见我们被教授和使用的经济学，是一种多么落后又片面的东西，依靠这样的经济学对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指引，不出问题才是怪事。

知识资本的投资特征

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主要特征是收益递减这一点很好理解。不可再生的资源越来越少，机器厂房会磨损老化消耗，虚拟经济不产生任何真实价值，多余的金融资本会转化为无用的流动性，在从大蒜到房地产再到所谓互联网+的虚拟价格上飘来飘去，最终被金融危机所毁灭。但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收益递增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都是在长期的积累和纠错中提高他们能力的；知识的发展也总是建立在无数的前知识基础上的。

2014年英国研究机构“前沿经济学”应英国政府的企业、创新和技能署(BIS)要求，提供了一份题目《科学与创新投资的回报率》的分析报告。报告总结了美国加州大学霍尔等教授（Hall et al 2009）和欧盟(EC 2005)的研究数据，发现私营部门研发投入的平均年回报率为30%，而它的社会溢出效益是这个回报率的2到3倍。该报告也分析了政府研发投入对私营部门研发投入的挤入（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平均政府每投入1美元，就会带动私营部门0.7美元的投入。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研发投入平均年直接回报率达30%，而社会回报率接近100%。这个数据实际上证实了索洛和丹尼森在五六十年代研究的数据，它再次说明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被高估，教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长和研究开发所带来的知识资本的增长，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原因就在于它是收入递增的。

这个研究也证实了政府投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政府投入对私人投入起到了带领、引导和基础性的作用。实际上，科学技术中的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究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它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公共产品投资都具有受益面宽广和回报周期较长等共同特点。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资有过清晰的论述，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不但没有发展这些论述，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做了许多无用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引进与技术研发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主要成就，就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巨幅增长，实际上它已经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但实际上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应该看到，我们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增长是有偏差的，我们在技术知识方面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基础研究，尖端研究和管理研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知识资本的收益递增，使得知识资本的存量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在衡量经济增长时，常常只看增长量而不看总量，因为总量有许多是不断被消耗掉了，所谓坐吃山空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知识资本存量对增量的基本作用无法忽视。当我们谈论知识资本这个要素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观察知识资本的存量和增量。基础研究和尖端研究缺少资本支撑，这里不多谈。要特别谈谈管理，尤其是制度这种知识资本的重要性。

经济管理是重要的知识资本

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大师马歇尔以边际收益递减作为主要基础来概括经济学时，已经关注到他总结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差异。19世纪末，一批规模化企业已经开始出现，这些企业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倾向。马歇尔研究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固形化，与新的经济现实无法相容，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希望后人在掌握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马歇尔的经济学后人出息不大。在马歇尔时代，企业的规模很小，大多数企业是循环流转式的，而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这种经济模式之上的。这样的经济模式，政府想管也管不了，因为管理成本太高。

股份制、社会化、规模化的大企业，是主流经济学从来不加以认真研究的新的经济制度，带来了新的规模化经济的管理挑战。一个大型企业，它的经济规模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如何管理这种规模的经济，是20世纪的创造。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了规模化时期，主要产业通过兼并形成了三五个企业主导或独占的产业格局，这种由管理创新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增长力是空前的，而它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也是空前的。但经济学在这种创新变革中几乎毫无作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加强了国家化倾向，它主要体现在对小企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国家指导和国家补贴，对大企业和金融业实现全面监管，国家福利制度化，以及为这些国家行为提供经费的税收倾斜政策。我们在一篇文章中将其概括为八大政策[1]，并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战后，美国成立了联邦小企业局，小企业局主要有三个职能，第一个是为小企业建立发展路径提供专业咨询，第二个是为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第三个是以政府采购的形式采购小企业产品，美国政府把大量普通的小企业纳入了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之中，不再受货币政策波动的影响。美国在二战后加强了农业补贴和指导。我们认识一个美国农场主，他有一千英亩地和200头奶牛，他和老婆，儿子和儿媳妇四个人经营，并雇佣两个季节性农业工人，算是一个中型农场。两个季节性农工实际上是非法移民，他们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雇佣。政府每年给每英亩地补贴50美元。基本上它的成本和收益相抵略有盈余，政府补贴是主要利润来源。他的主要种植物是转基因玉米，我们问他对转基因是否担心，他说，我们有大量的政府指导，有农业协会，有农业保护委员会，有农业销售公司，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这种事。虽然美国各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研发指导机构，例如小企业局有专门的研发办公室，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主要是通过四个渠道进行的，这就是国防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和教育系统。由于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是由州政府管理的，因此公共大学教育系统的科研经费主要是由州政府提供的。要说明的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和美国富人创立的各种基金会，在美国的基础研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盖茨基金会对医疗研究的投入。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资助是中国富人最缺失的。

第二次大战后，美国通过不断的立法，建立起国家管理经济的整体模式，加上大企业的规模化管理，美国的经济早已从缺乏管理的近似“自由经济”，进入了对经济实施大规模管理的阶段，主流经济学则对这种状况采取了对抗态度。弗里德曼在他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全面谴责了美国的这种管理模式，认为美国经济离自由经济越来越远，唯一出路就是撤销全部所有这些经济管理，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等等。

美国对国家经济管理的主要方向，就是求得公平与发展兼顾，风险与发展平衡。对经济实施干预的方向，是从1900年老罗斯福执政的时候开始的，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把这种倾向称为进步主义，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建立起了基本完整的经济管理模式，以后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都继承了新政传统并有所发展。

里根总统虽然号称支持自由主义经济，并且聘请弗里德曼任总统经济顾问，但他很快就发现弗里德曼那一套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里根只对新政措施在税收和监管方面做了小幅改动，加大了贫富差距，就引发了不断的经济危机。美国今天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

一百多年来，美国的国家经济管理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中国研究、分析和学习，无论主流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都没有系统的研究一百多年来美国对经济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一些在美国学习过的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实际所发表的言论，很少是通过分析美国经济实践的经验来与中国经济进行对比，他们的发言是根据经济学教条，他们的学问成了完全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学了这种经济学的人回到中国，他们的主张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符合美国的实际，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误。高科技方面的差距之所以长期存在也与此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中国经济学家不懂怎样对现代经济实施管理，他们对中国经济出现的种种问题，总是从自由经济教条的角度给以批评，从来提不出什么像样的系统化的建议。

高端芯片和高端设备形成严重的进口依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学家中一大部分人主张中国不必发展自己的能力，依赖国际分工是更经济的办法；对于高技术产品长期落后的状态没有给予很大的重视、缺乏紧迫感，一致美国突然对中国下手时，打了中国一个措手不及。

中国在现代经济或者说规模经济的科学管理方面，既需要重视知识存量更需要重视知识增量，这恐怕是中国目前在知识资本方面遇到的更重要更迫切的问题。

中美研发投入的比较

以下是我们根据收集到的一些数据，对中美研发1960-2017年投资额进行的分析，数据主要来源是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

图1：中美1960-2017年历年研发投资额

图1表明，根据世界银行和世界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1960年至2017年，美国总计历年研发投入为10.56万亿美元，同期中国研发总投入为1.95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5.4倍。目前2017年美国研发投资额是中国的2.1倍。这就是说，从1960年至2017年，中国和美国在科技研发这一知识资本存量上的差距是5.4倍，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不包括引进技术产生的存量，也不包括1960年以前的存量差距，如果把两者相抵，中美之间在总知识资本的存量上，有4到7倍的差距，虽然比以前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与经济总量一样，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但是与经济总量与美国仅差1/3甚至更少的情况相比，知识存量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差距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指路标，它需要我们加大研发投入，扩大开放引进技术，以及坚持我们行之有效的用市场换技术之类的合理避规手段，首先就需要我们加大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学习，特别是美国经济管理的经验，合理有效地指导我们的投入。

图2：美国/中国研发年投资额比值

图2表明，1960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与美国相差40倍，三年困难时期增长到60倍，恢复时期下降到50倍，文革开始后差距又继续增长到60倍，文革后期差距又逐渐下降不到50倍，但是从1976年到1979年又猛升到70倍。改革开放之后，整个80年代，虽然差距在逐渐下降，但一直保持在50-60倍以上，比文革前还差得远。从1990年这个差距才开始快速下降，到1997年、1998年，这个差距才和1960年持平。中国对美国科研投入的追赶，其实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的，2009-2017年的九年间，中国研发投入总额是1.62万亿，占了自1960年以来全部投入的83%。现在这个差距是2.1倍。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历年的情况，中国的研发投入大提升是从2009年以后，美国对中国研发投入比值才低于平均值5.4倍。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整整十年，我们的科技投入始终处于徘徊之中？1978年中国就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著名论断。1988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为什么投入会这么低？重大经济决策是不是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很大影响，一段时期并没有重视科学技术？

图3：中美1960-2017年研发占比GDP（%）

图3是1960年到2017年，中美各自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以后，中国稳步提升研发投资。但是，比较美国2.74%的GDP用于研发，我们目前只有2.12%的GDP研发投入，基于美国更大的GDP和历史积累，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研发投资比例。

广义的知识资本，应该包括所有的知识。但是经济学所讲的知识资本，主要指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知识，人文学科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实际上是有一个远近排列的，但总体上说不包括在其中。例如“红楼梦是谁写的”这件事儿，和经济的关联性就太小，花纳税人的钱养几十个人在研究这件事，这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所以，知识资本的投入，还有一个内部结构问题。

中国差距在哪里

最近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工信部对全国的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超过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上面的分析已经比较充分地表明了“中国差距在哪里”这个问题。

第一，我们与美国和发达国家知识资本的存量差距太大，目前是5.4倍，要弥补这个差距，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我们与美国和发达国家知识资本的增量投入也具有相当的差距，美国现在投入是占GDP的2.74%，我们目前只有2.12%，由于美国的经济总量比我们大，投入绝对值的差距也比较大，中国只有在增量上超过美国，才有希望在存量上逐渐接近美国。

第三，我们的经济投入和研发投入的效率性比较差，我们的知识资本存量中有大量的无用知识，怎样管理好我们的经济投入和研发投入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能够减少错误的投入和无用的投入，很可能我们用较少的知识存量，反而能获得较大的知识增量。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了大量冰箱洗衣机的生产线，结果只有极少数存活下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不构成浪费，因为竞争中最后胜出的，才是有真正生命力的。但是海尔的企业家张瑞敏可不这么看，他认为我们引进的生产线都有详尽的说明，要按照这些说明不断进行摸索，生产线就会产生巨大效益。但是中国的一些企业就是不按照这些说明去做，所以他抡起大锤把那些不合格的产品都砸了，目的是警示他的部属，不好好干就滚蛋，结果他胜出了。竞争当然很重要，但是是不是需要十几家来进行多头竞争？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产业中间有三五家的竞争就足够了，斯蒂格勒通过长时间研究证明，寡头垄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竞争。与竞争同样重要的是规则的确立与执行，以及一个有眼光有魄力的企业家群体。这个企业家群体，也应该包括国家经济的管理者，如果我们在国家、产业和企业三方面不建立科学的规则，没有具有企业家素质的群体，那么我们无论投入多少资本，只能得到低效甚至无效的结果。

中国怎么应对美国的挑战

第一、要加大研发投入，需要认真研究我们的总体投入结构，使这个投入能够占到GDP的3%左右。

第二、要调整知识资本投入的结构，首先是压缩人文学科的投入。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老师太多学生太多，由政府养的媒体太多，北京怀柔，一个区就有两三个电视台，根本就没人看，政府养的媒体泛滥也是一种腐败，它所产生的需求是一种虚假需求，是资源的浪费。

第三、在自然科学结构内部，加大基础学科和促进进口替代的领域的科学研发投入。应该对我国的事关国家战略的高技术行业的知识依赖情况进行排序，确定科学合理的进口替代战略和投入，把进口替代作为高科技投入的当务之急，适当调整进口替代型研发和未来型研发的投入比例，尽快提升中国整体抗风险能力。

第四、对发达国家和中国自己的发展实践经验，从战略的高度部署系统性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以这样的结论为基础，开展经济学教育，选拔经济学人才，形成自己的经济学传统，建立自己的经济知识存量。

第五、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要坚决破除对他们的权威崇拜，对他们言论的错误部分应该不留情面地开展批评，引导他们从实际而不是从教条思考问题。

将中国经济转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就是转移到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基础的发展上来，这样的发展才能起到收益递增的效果，这样的发展仅依靠市场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国家战略的接入，也需要国家对企业战略进行指导，更需要国家对思想战略的调整，这正是日韩的发展模式。中国思想界不能被一些教条主义者所操控引导，这会把中国带到沟里去。

（编辑  季节）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很多成就，我感受最深的成就，是在金融和货币方面。

金融货币体制的几项重大改革

我国的货币体制，从过去的年代向改革开放的新年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汇率的改革。这是非常重大的、对于货币体制有深刻影响的改革。

现在看来，当时采取的一些局部性措施，如汇率并轨、取消外汇兑换券，是我国外汇从少到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外汇兑换券是汇率双轨制的产物，在当时确实也取得了短期的和阶段性的成果。之后我们取消了汇率双轨制，实行了单一汇率。

更重要的是，直到现在都对我国的货币以及对世界的金融都产生影响的、产生密切关联的，就是实行结汇制。结汇制在当时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迅速地实行。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一个新的动作。随着时间的延续，它越发表现出巨大的力量。

结汇制实行以后，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地由少到多积累起来。最多的时候外汇储备将近4万亿美元，现在回落了一些，仍有3万多亿。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货币的成长及其在国际金融界地位的提升，包括现在人民币走出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根本性意义。

人民币在国际上没有被广泛接受之前，外汇储备成为人们信心的一个重要支柱。从这个支柱开始，人民币将会走向国际化。人民币一旦走向国际化之后，外汇储备的作用将会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但这个过程是不应该倒过来的。没有结汇制，就没有今天中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历过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是1988至1989年一次，1992至1993年一次，针对这两次通货膨胀，我国都采取了极其有力的措施加以应对和治理，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现在看来，很多方法都是非常简单的，但在当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另外还进行了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化，以及政策性银行的设立。这些都是金融界一些大的变化。从政策性金融银行的设立，发展到后来开发性金融的尝试、探索和最后设立、成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从当初资本市场创立初期的混乱局面，在深圳要排长队拿一个认购凭证，到今天我们资本市场对经济、对企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保险产业也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后期得到了加快发展。这也跟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居民储蓄的迅速增长密切相关。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也在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些都是这40年来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当前经济金融发展的新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面对、思考和实践，切实加以解决。

第一个问题，在我国经济中，也在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泛债券化的经济循环、泛债务化的经济循环。经济当中最多的是债务，最少的是资本和股本。这种极端的不对称性，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但在中国更加突出。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从国外学来的，而国外在这些问题上认识和处理可能比我们稍有进步，但是也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中国经济的股本金短缺、股本金赤字的问题变得非常突出。

这个问题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包括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变得尤为重要和尤为突出。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他们的金融是跟随着西方国家发展而来的。而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并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样发展最合理、最均衡、最有效，而是先考虑怎么对他们自己更有利，所以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他们对此并不是很关心。

这个问题存在也反映出认识的偏差，就是只看到股权和债权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当中的风险，没有看到股权和债权之间的同一性和可转化性。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果经济发展中，股权短缺，只靠债权在运转，经济运转到最后会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比如杠杆率问题，西方国家都指责中国的杠杆率过高，同时也在指责其他国家的杠杆率过高。但这里面有一个股权、债权的关系问题。股权和债权是一对矛盾，怎么认识股权和债权的关系，怎么度量杠杆率，怎么做到二者相互匹配、相互转化？我们应该看到，短期的股权会成为债权，长期的债权也会成为股权，这是可以转化的变化过程。所以对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到矛盾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可转化的一面。

现在企业的现金流首先是考虑债权。尤其中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主，贷款是企业主要的资金来源。企业无论是外部现金流的来源，还是内部现金流的产生，首先都要顾及源头带来的压力。所以，很多企业被迫在高负债的情况下困难运转，将所有的钱都给银行还了本息。这样企业难以积累自己的力量和资本。泛债务化的金融现象恐怕使现金流的单源头的矛盾走到一个极端，应该考虑它向相反方向来推进和发展的可能。

我们应该看到，单源头应该逐渐让位为多元的可能组合。单源头是主体不可变的产物，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经营主体、借债主体，他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借贷。多源头对于中国当前经济是可能的，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应该考虑到债务和股权之间的均衡。股权和债权本身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单纯强调两个方面的区别、矛盾和风险是不够的，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和转化性。比如我们过去曾经用过打捆的办法，就是把盈利和不盈利的项目搁在一起进行捆绑投资，从股权和债权的关系来看，是把短期和长期的搁在一起。这些做法都可以进一步研讨和探索。

这是我对当前经济和金融泛债务化的一点看法。

对今后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分析和认识

第一，当前通货膨胀在全世界不是主要现象，资产的膨胀、财富的膨胀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反映的是有限的商品组合的价格变化情况，各国政府都会对它采取增加供给、保障平衡的方法来控制有限组成部分的价格上涨。但是CPI没有代表整个以金融为特征的资产和财富膨胀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考虑。资产膨胀在各国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在中国，我们也很担心资产泡沫、金融泡沫，这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并深化认识，逐步解决。因为资本价格和零售物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分离、资本自身越来越多元化，可以衍生出新的迅速膨胀的方向，而CPI是可以被牢牢地管制或者调节的。所以问题就出在资产和财富的膨胀中，财富的膨胀是一种泡沫，变成需要解决的新问题。现在各国的货币和资产的膨胀非常严重，除了资本市场和其他资产的膨胀，土地和房产也形成泡沫。

第二，化解股债矛盾风险的最终出路，就是要增强股权的来源，增股化债。我们常说的“债转股”，是探索的一个有限的部分。关于股债之间的关系平衡，分析一下当前的高科技电商平台企业，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债权，主要是股权，这样企业自己就可以设法走出债务矛盾的漩涡。

第三，当前国际货币的问题。当前美联储在加息、缩表，大家都很关注。从表面上看，美国货币的过分供应是一个膨胀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这里面有股权和债权关系的因素，如果把债权化为股权，对美元的过分扩张、量化宽松问题就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的量化宽松，用央行资金购买以房贷为主的债券，这看上去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国外也对这个问题多有批评，认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像八爪鱼的脚一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但实际上，货币可以是债，也可以是股，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美国想从4.5万亿美元的央行资产负债降到3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收回货币。其实美国并没有收回其货币，因为央行发出的货币购买的房贷债券是央行和商业债券市场的一个边界，央行是可以增发货币的，央行是货币的源头，而房贷债券市场是一个有限的部分，央行购买房贷债券只不过是使央行的边界扩展到债券市场。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1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五年期，央行没有购买之前它已经在市场上发行了，央行购买之后事情怎么变化了呢？房贷公司马上就得到10亿元的现金，他欠央行的钱央行要回收，是没有固定期限的。美国现在并没有说他购买的资产债券什么时候都要银行赎回，像房贷公司也可以赎回。因此企业得到了现金，债务就从央行购买债券的一瞬间就消失了，现金可以做企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包括弥补亏损、偿还其他债务、减少杠杆率、增加股权，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到。

进一步分析，这1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在五年期到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它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是负债，五年期以后消失了，因为到期以后债券合约就自然解除了，因为他早得到了现金。银行并没有责任偿还什么债务。所以这种缩表本身是一种市场边界的调整和美元新增的减速，跟加息、调节市场心理是不一样的。当然，这是通过量化宽松在特殊环境下为处理美国金融泡沫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我们要看到并理解其中的一些关键的含义和措施，央行不是一个以盈利为中心的商业机构，资产负债表对于央行来说是不清晰的，因为央行随时可以使新的货币既成为股权也成为负债。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分析，否则容易产生一些误解。

我这里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由于美元具有全球货币的实际能力，所以美国货币把全球的财富都作为它的空间来运用和利用，来吸储。全世界的商业机构，有他们对货币的需求，但这个需求并不是全球货币含义的部分。全球的商业机构，说穿了只需要一种货币，只需要货币的一种性能。那么，多种货币是由于国家主权、经济的主权等等这些因素产生的，在多种因素作用的局面下，多种货币的互相运转关系就使得其中一个货币、最强的货币成为全球货币，而其他货币都必须跟随这个货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做法，这也构成了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中一个巨大的不平衡。人民币国际化是我们的努力发展方向，本身含有货币之间的竞争含义，但是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一种货币就够了，其他货币之间的相互汇率、矛盾、波动、套利，这些并不是大家最终的经济利益所在、发展利益所在。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考虑，以及如何调整解决。（编辑  迟晨光）

编者按：本刊在第8期中刊登了《华夏时报》总编辑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的访谈，为本文上半部分。最近，本刊编辑部就有关问题对孔丹理事长进行了进一步访谈，作为本文下半部分刊登。

消灭私有制的道路漫长——社会主义体制可能持续一千年

经济导刊：我提一个敏感的问题，很多人都关注前一段网上转载你的一篇文章，标题说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你指的是现在还是未来？

孔丹：其实这个真的不敏感，但你问的很好。

经济导刊：这个应该是事出有因吧，你的阐述应该有前因后果，它是有语境的。现在为什么大家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和敏感，从去年以来，国内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金融控股的民营企业碰到较多问题。比如民营财阀，当然有的是真财阀，有的也是穿马甲的财阀，现在都面临行业监管机构的一些清理，2016、2017两年都有一些企业面临清理的问题，所以大家从政策和趋势上比较敏感，清理民营经济会不会发生政策上的转变或影响，您的讲话是不是一个信号？

孔丹：我觉得这个事，跟批判“孔丹们”不一样。当时我看了许章润对“孔丹们”的评论，我觉得他注意的不只是我孔丹，他点别人都是一个一个，点我是“孔丹们”，讲我是自以为是这样一个政治后裔，讲我是什么“红二代”的意思。他有好几个界定。我把它反解：半吊子，就是说孔丹你们这些人，你们现在开始对西方理论进行挑战，你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西方理论的基础？但是他其实是提醒理论界、学术界，就是“孔丹们”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一个体系了。

你刚才提到的这篇文章是在我们组织的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研讨会上，我发表的一段看法，标题是“坚持党的领导，善于驾驭市场和管控资本”，后来被一个网站转载时将大标题改了，说我要消灭私有制。而我原标题的要点，一个是驾驭市场，一个是管控资本。

善于驾驭，善于管控。这话从何说起的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如何进行有效监管，尤其是善于管控资本，我谈了几点感想。

一是关于资本问题，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共产党宣言》讲，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分化为资本家、无产者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资本主义就必然产生出自己的掘墓人，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就是消灭私有制。但是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像中国、前苏联这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挫折和起伏的，相比私有制，可以对历史的逻辑这样去理解。如果社会主义要搞上千年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由此推算，那需要一千年。这意味着，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建设成共产主义，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

习总书记讲，雄安的建设是千年大计。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要长期的领导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短期可以一蹴而就的。共产党本身的性质和它的价值观是革命的。习总书记告诫我们，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并没有改变革命党的性质。党的终极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然而达到终极目标的历史进程将极其漫长。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市场经济中含有大量非公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资本，资本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有内在悖论的。这句话我思考了很久：又有内在悖论，又要长期共存，怎么办？资本的本性是增值，资本是资本家的灵魂，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他的价值取向是追求个人利益和市场主体的利益，所以资本的逻辑含有对社会主义的消解能力。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严重的，从现实运行看，我们不断地讲资本的正面作用，但是资本的负面作用却很少提及。三年前，我在接受你访谈时说过，应该把资本关到制度的笼子里。2015年，在股灾中兴风作浪的就是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其实可能也有某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参与。所以我们要驾驭这种资本，我们要把它正面作用发挥出来，同时要对它极强的负面作用进行有效的控制、管控。这是对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这是我思考很久的想法，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有对我的一个访谈，题目叫《陕北七年，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我在访谈中提到了把资本关到笼子里。

回到你的问题。那句话是“标题党”干的事，我不知道是“左边”的标题党还是“右边”的标题党，他是要举我这个旗，说孔丹主张消灭私有制。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难以忍受的攻击，这是在羞辱我呢。说我希望现在消灭私有制。这不是对我很大的羞辱、相当于说我智商这么低吗？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说，网上炒作他主张人大禁止人民随便说话，李希光气得说，我怎么那么蠢呢。

我想说的正好与标题党改的标题意思相反，党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我说这是上千年的事。党要长期领导市场经济，而不要被市场经济腐蚀、消解。我的意思是说，离终极目标还很远很远，走到那里可能要上千年呢，社会主义必须要有长期的市场经济，要有长期的非公经济成分在其中运行。所以驾驭市场就成了首要的事情。驾驭市场中间如何去管控资本又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回到你提的现实问题，就是民营企业的问题，民营经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但这里面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在资本的本性驱动下，它们也是人格化的资本。在西方国家，对于资本也是有制约的。所以管控资本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要求，即使是西方国家，为了社会的稳定也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就愈发重要了。

管控资本的问题是很严峻的现实问题，已经不是我们当初设想的情况了。我提出把资本关到制度的笼子里也有两年多了。

而且前两年水皮访谈我的文章的标题，一些朋友看后跟我说，我们也跟你一样，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实事求是派”。是问题导向，从实际出发。那个时候和后来2015年发生的股灾情况，以至于到现在管控资本问题，始终是一个挑战。你提到“明天”系、“安邦”系，毫无疑问是资本管控中间出现的问题。

所以说，消灭私有制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目前有很大的非公成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怎么消化，怎么吸收，怎么融合，怎么消解，而不是反过来被它消解？如果被它消解，我们就不是社会主义。今天的分配问题值得研究。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日本的企业高管，收入相当的平均化，而且收入不是很高，和美国模式很不一样。

经济导刊：是的，德国也是这样的。

孔丹：是呀，为什么不可以那种模式呢？资本使得钱赚钱容易，资本有巨大的力量。也有人说，会不会将来在一定情况下出现新的超人，什么样的超人？资本在手里，技术在手里，人才在手里。其他的普通劳动者就成为真正的弱势群体，什么都没有，资本也没有，新技术也没有，而仅有技能，只能说是普通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新的超人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负面因素？这是一个挑战。

经济导刊：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实际上也是点出这么一个现象。资本增殖的速度永远高于劳动产出这个速度。造成财富分配中两极分化。

孔丹：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耸人听闻，我觉得标题党改我的标题就是在恶意的误导。

经济导刊：安邦这个事情，保监会宣布接管处理意见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地指出，安邦后面的股权转让，要保持民营性质不变。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维持一种稳定性吧。

孔丹：反过来说，民企不但要遵规守法，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国家必须要研究资本和劳动分配的距离越来越大的现实。一次分配解决不了，二次分配现在没有看到有效的方法推出，类似于所得税的方式。那就只有靠慈善了，靠人的良心了。所以那天我们谈到这个新的“超人”，就有人说，超人是有道德底线的。马上有人说，这话有什么根据，站得住脚吗？

经济导刊：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没有任何前提条件说所谓新的“超人”一定是道德高人一等的。而且贫富差距加大是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碰到的问题。中国有这个问题，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偏偏巴菲特这些首富的收入是增长的。

孔丹：香港也出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和草根阶级的固化、没有向上的成长性等状况。1984年我到香港，那时候看到香港的经济社会状态，有资本，有劳动，劳动者生活可以一点一点的改进，现在则面临很大挑战。

经济导刊：现在香港已经失去活力了。

孔丹：对，越来越失去活力。我碰到有些同志跟我说，孔丹，这么多年你老是在提把资本关到笼子里，你看现在我们把资本关到笼子里这件事是不是已经有进展啦？我说只是晚了一点。

经济导刊：是在做。

孔丹：另外没有把制度这个笼子完全扎好，因为金融各行业互相连通，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股市震荡当时为什么要救市呢？如果是自然的波动就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把银行系统很多资金全带进去了，又把互联网金融这种强大的融资杠杆也拖进去了，所以整个股市就变成那样具有系统性风险了。

经济导刊：制度上的设计本来就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经营主体又往往是混业经营，它跟不上市场的变化，管理能力跟不上。

正确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

经济导刊：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成绩，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是国内外都认可的。但是在改革中也是需要在大方向正确下有所反思和探讨。例如，在医疗体制卫生改革方面，李玲等专家提出，我们曾经将市场化认为是唯一方式，以为市场真能搞定一切，而实践中，市场却往往失灵。特别是在民生领域和市场建设方面，现在仍有不少人依旧沉浸在市场迷思中，医疗、教育等领域市场化带来的问题都已显性化。完全通过市场化解决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选择看来是不现实的，在利益的驱动下可能资源配置更加扭曲。改革是要巩固和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而不是弱化它。前一段，您和我的谈话中提到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市场和政府结合有一种好的结合，也有一种坏的结合，这对我们正确总结改革是很大的启示，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探讨。

孔丹：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重点探索的，我认为也是需要重点总结的问题。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道路，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我们非常重视如何把政府的作用，把市场机制的作用都发挥好，通过改革，能够更好地使市场发挥对资源起决定性配置作用。并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有效结合起来，既能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又能抑制市场经济中间那些负面作用，这是我谈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立脚点。

提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我们在改革实践中都是有很多可以总结的经验和教训的。你刚才提出的公共事业改革，涉及到民生方面的改革。例如吉林长春长生公司的问题疫苗案件，最近引发社会公愤和中央问责调查。这些产品关系到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这起疫苗生产者逐利枉法的重大案件，既暴露出监管不到位的漏洞，也反映生产流通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党中央提出在整顿中要重典治乱，去疴除弊。这是一个典型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就反映了市场经济坏的一面，一些人铤而走险，可以挑战道德底线和良知底线。我在多种场合谈过要把资本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资本的唯利是图、市场的自然竞争机制是不能制约住它的负面作用的，我们也看出政府在监管方面的薄弱、缺位。疫苗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推行的药，在人民群众眼中，强制推行的药都出了问题，政府和药监系统的信用就会崩塌。即使医药进行市场化改革，这类药品必须按国家特许方式进行生产。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生产，药监对整个生产流程和检测以及流通过程，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而不能全部交给市场。在这样一个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药品的研制、生产、检查、监督、销售等各个环节，还是需要一个很强的政府的监督力量。刚才提到的医疗卫生、教育问题，更多的要靠政府的供给、政府的推动。

我认为在民生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房地产的改革。房地产在走向市场化的中间是存在认识缺失的。作为一种产品，房子可以是市场化的产品，但居者有其屋，也要从政府必须满足公共供给的角度来认识。据说，深圳市政府提出2030年住房公共供给的增量将达到60%，届时存量（新建比例）大约不低于2：8，政府将有强大的调控能力了。新加坡比例是倒过来的，香港的公屋比例高于内地，远低于新加坡。

我们在房地产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应该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来提供。这个领域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我们却将这个领域几乎全部交给了市场。现在调整房地产行业，我们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公共供给不够。在房地产改革方面，我们在政府和市场的结合方面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这么重要的、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的领域，我们基本上把它交给了市场，以至于我们要调整房地产市场时，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假如我们像新加坡那样，政府有一个比较大的公房供给，比如60%、70%、80%,就会健康的多，而现在，如宁南山文章中所谈，北上广深都是高度的市场化，实际上城市的竞争力下降了，因为它们不能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给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而这些都应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房地产方面，如果把资源全部交给市场配置，改革就会遇到困境。

有人说，新加坡比较小，政府可以采取这种模式。我说这话不对，提供公共产品与国家大小毫无关系，而是我们到底要制定什么样的改革目标。如果把资源配置全部交给资本、交给市场去运作，就会出现我们遇到的困境。医疗、教育也是一样的。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养老问题上也会遇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政府公共供给占的比例高，这个挑战、压力就没有这么大，它就不会被资本、市场牵着走，变成市场迷思。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资本的负面作用能够靠市场自我去更正调整吗？如果一方面任由资本牟利，形成无序的坏的市场经济环境，而政府的监管又是形同虚设，就会造成坏的结果。

   说到这里，自由派又该讥讽了，市场经济还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啊。

政府和市场作用关系，有两种可能性。政府和市场好的结合，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而坏的结合就是市场机制发挥不出作用，微观主体没活力，宏观调控或者过度，或者缺位。搞得不好后一种情况会出现。现在所谓自由市场派的基本看法就是中国应该进一步市场化，他们认为放的还不到位。但实际上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是简单的市场化。两者结合得好，情况就比西方的好。当然政府也存在不少的过度干预，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出来，而搞企业的肯定希望主体活起来。如果结合得不好，宏观调控出现问题，市场无序也就会成为问题，所以资本的问题必须认识清楚，严格管控。经济运行中间政府和市场两者结合得好成为优势，结合得不好就成为劣势。

经济导刊：您讲到坏的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坏的结合一面，那么也有好的政府与市场的结合？这是不是也是在中国体制改革中进行的一种新的探索？

孔丹：确实是这样。如果说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经验，我觉得中国发展的特色是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相结合，我们国家之所以取得成功是依靠市场和政府两手的合力，而不是自由派所宣扬的不要政府作用的市场化。两手合力真正配合好，结合好的时候，就是好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我们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经验和教训很多，在中国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成功的法宝，是不可以放弃的，也是发展中最根本、最基础的东西。

经济导刊：谈到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您最近有一个很新的提法，在与水皮的访谈中谈到，就是“举国体制”的问题，这里是否可以更深入谈谈？

孔丹：我前一段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刚才我们提到，我们国家在发展中是两手抓，既发挥了市场机制作用，也发挥政府作用，发挥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新中国刚成立，面临战争威胁，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建设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靠什么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们靠什么搞出了“两弹一星”？就是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

经济导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追赶型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超英赶美”，提出我们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计划经济是否就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实行的？

孔丹：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方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和政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勒紧裤腰带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进行追赶，我们党发挥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政府集中制定从国家到行业企业的生产计划，对财力、人力、物力等资源全部纳入计划之列，政府进行集中配置，解决了当时生存发展的根本保障。我把这个时期的发展成为是举国体制的1.0版。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拉开了与很多国家的发展差距，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显现出体制僵化，缺乏效率和机制的弊端，但是中国并没有停止赶超世界强国的决心和步伐。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我们打开国门，举国家之力迅速建设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改善对外开放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培养大批技术人才，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经济法律规则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向市场经济机制转型。在体制改革中，加强现代企业治理和国际竞争力，使中国迅速崛起，我国GDP达到世界第二位。我认为，通过4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艰难曲折，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是“举国体制 ”的2.0版。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实行举国体制的方式在演变，继续发挥作用，例如产业规划、产业政策就体现了这种作用。在改革开放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例如经历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发挥了“举国体制”的力量，使我们最早从全球金融危机的谷底走出来。

我们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注重加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在市场经济运营中，要约束资本和市场体制的弊端。这都是在发展中产生，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今天我们又面临新的巨大挑战。中美博弈将成为常态，中美贸易争端也不是短期能够平息的。我相信这将催生出“举国体制”3.0版。历史面临着新的重大转变。

建立举国体制3.0版，需要总结1.0版和2.0版的实践经验，需要探索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举国体制和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以致融合起来，更能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更能与国际规则接轨。美国对我们根本制度的攻击，就是看到了我们制度的优势和潜力，我们就要动员起新的举国体制之力加以应对。

经济导刊：您在一些采访中特别关注中国的产业政策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学者对产业政策作用进行争议时，您多次组织回应。目前产业政策一方面被自由派学者视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对立面，予以否定，另一方面，也成为近期中美贸易争端的一个话题。受到美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中西方成员国的批评和关注，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导致了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扭曲，不利于公平竞争。美国认为《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为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包括补贴在内的各种支持，使这些领域的国外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实，对中国产业政策的质疑不是新问题，中国加入世贸谈判时，就经过多次磋商，但当时中国政府财力有限，有限的补贴并不是用于对特定产业的发展和激励，用于工业补贴的预算规模较小，主要是用于国有企业的亏损和下岗人员安置，并没有成为特别的争议话题。世贸组织对发达国家的工业补贴争议也时有发生。许多国家产业政策模式不同，政府都是有所作为的，怎么做是关键。也就是说，要用更合理的办法，更加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既不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约束，又能够推动国内产业的提升和升级。中信基金会是否能发挥智库的作用，重点研究如何实施更加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

孔丹；产业政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是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现阶段，仅靠市场的作用，仅靠企业、地方、部门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做到的，要靠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进行干预，要使干预达到预期目的，必须运用经济手段，运用一系列调控手段，体现国家规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因此，美国指责和干涉我们制定产业政策是没有道理的。在“举国体制”中，如何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正确的产业政策要总结实际经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实际上我们在新的国际竞争形势中，不仅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存在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变化，国际贸易规则的演变等，应对新的挑战，研究如何实施更加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的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学派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经济导刊：作为央企主办的一个公益性组织，你们主动解读中央领导理论思想，将自己的作用定为“偏师”是出于什么考虑？

孔丹：“偏师”是针对正师而言的，有人对我说，你们不要太谦虚。我说我可不是谦虚。毛主席说“偏师借重黄公略”，我要说自己能发挥黄公略的作用，已是“自诩甚高”。正师就是我们官方的整个系统，那我作为一个央企在后面的一个支持者，我们公益性基金，“偏师”是我自己的定位，也逐渐被接受，被社会，也被领导们接受。以前我们提出的提法，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理念放在那里，现在我觉得条件日益成熟，刚才我举证很多，习总书记的很多论述都说明中国学派呼之欲出，是不是用这个概念没关系，我看到有学者反对，说怎么叫“学派”，有人说自然科学才可以说学派，社会科学怎么能叫学派？我觉得都可以，大家争论，没关系。

但是我这个倾向性是说，我们不但不要妄自菲薄，而且我们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从我们的先人、先贤那里走到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做不肖子孙，怎么能放弃我们自己的、本土的这样一种学术追求呢。

经济导刊：还是要中学为体。

孔丹：其实越是这样越是能吸收人家的好的东西，越是这样越是国际的，越是民族的。“不唯上、不唯书、不唯西”，这句话是有一个同志提出来的。可能几十年来我们逐渐有一些偏差吧，有些地方有比较严重的偏差，还是要回到正确的认识论上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了这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了这样的历史的传承和现实的创新，中国学派的发展就带有历史必然性。

经济导刊：中国道路这么多年下来，很难用现成的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越是解释不通，老外越是困惑。中国体量越大，他们越担心。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中国人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怎么回事，用现有的理论框架解释是不成的。所以当初做这个事情，就是应和了天时地利这个需求。到十九大时，习近平思想正式确定，也是需要包括你们这一批人，包括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实业界不断地给予完善，包括提示。所以我在访谈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概念和提法，到现在恐怕别的学者不敢这么提，不会这么提。因为觉得就好像……

孔丹：不合时宜。

经济导刊：好像跟传统经济学的原理有点不相吻合，对吧？但实际上这是巨大的资本，就是遏制住资本天然的攻击性，也就是所谓的动物本能。对于大资本来讲，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标准。《21世纪资本论》说的实际上也是这个问题。而且真的像“超人”如果有道德感的话，实际上也应该是能够关注到这种负面的影响。

孔丹：是的。我们提出来中国学派，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理论的创新？面对新的世界环境，我认为是的。它既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继承和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逻辑是什么呢？是无产者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所以目标很明确。政治局会议学习《共产党宣言》时，不会忽略掉这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是你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呢？消灭私有制要有长期化、复杂化的过程。就必须因应这个实际，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按照这样一个方向前行。但是在过程中间可以看到资本的逻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不能把资本简单的中性化了，资本的正面作用，我们必须得看到。马克思认定了资本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它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到今天也还在发挥作用。而资本的负面作用在西方的现实运行中已充分展现，经济出现结构性和周期性危机挑战，还有很多礼崩乐坏现象出现，社会问题都出来了。资本也在展现它的恶。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框架里面不注意遏制资本的恶呢？这直接关乎全体人民的利益。人民当然包括资本的所有者，也包括劳动者，但必须得看到劳动者的思维和感受，要做好这件事，所以我提出管控资本，将资本关到制度的笼子里，不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困兽，而是要将它放在一个轨道上，在轨道上夹着它走。一方面是动力，一方面不让它跑偏，要有规矩。

经济导刊：我觉得你们这两年做的工作很有成效，也是跟习近平思想渐渐形成非常契合的一个过程，说明社会发展确实是有这个需求。在与水皮的访谈中谈到发展中国学派在现实中的意义，你说的“此其时也”，具体指什么？

孔丹：我们中国学派的发展，从根本上不能脱离中国发展的基本点和归宿。传统的士大夫有家国情怀，中国学派应该有学术报国的情怀，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学派发展的重大历史时代背景，而不是一群学者聚在一起搞脱离实际的纯学术讨论，把学术只看成一个独立的、脱离中国实践的一种追求，这样是无立足之地的。我们上述所谈的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和探索，都是需要中国学派去研究，为我们国家提供对中国的认识，对世界认识的基本理论。中国学派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此。“此其时”就是指我们已经走在中国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道路。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学派一个要实事求是，一个要学术报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理论。习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认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需要新思想、新理论的新时代，发展中国学派正当其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把它作为自己的使命，学者们也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使命！

（编辑  季节）

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改;共产党人的信仰，永远不变;共产党人对百姓的恩情，永远不忘。这就是习仲勋。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问题”遭诬陷，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其间两次下放洛阳，先后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洛阳耐火材料厂度过了人生中不同寻常的四年。

让我们满怀敬仰地走进习仲勋特殊的工厂岁月，感受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感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赤子情怀。

永远不改的初心

已改制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原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是见证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磨砺成长的共和国长子，珍藏着许多光荣的记忆。

据洛矿厂志记载：1965年12月，根据上级安排，时年52岁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挂职下放，任洛矿副厂长。

从国务院副总理到工厂副厂长，这样的人生落差不可谓不大，但人们从习仲勋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的沮丧和消沉。他到洛矿工作，用他的话说叫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

进厂后，习仲勋就向厂党委提出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请求。厂党委领导理解他的心情，当即表示同意，安排他在二金工车间电控组每天参加半天生产劳动，并把此处作为他的“联系点”。

当时，二金工电控组负责的是专门安装大型起重机、矿山设备等工作，赵发劳是当时的组长。赵发劳说，虽然厂里给习老配了办公室，但他一直没待过，每天总是提前到车间上班。遇到不懂的问题就问师傅们，师傅们一说他就会了。组里有意安排让他干点轻松的、干净的工作，但只要习仲勋发现自己和其他工人干得不一样，就对赵发劳说：“赵师傅，你不要这样照顾我，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赵发劳听了很感动，以后分活时便把他与其他同志一样对待了。习仲勋不仅参加组里的生产劳动，还非要和工人一样站队，每天准时参加早班前会。晚上的政治学习，他也主动参加。

1965年，闻名全国的“洛矿二金工刘玉华姑娘组”的组长刘玉华，就在习仲勋所在车间西跨的中部机床上工作。问及习仲勋在二金工的情况，操着东北口音的刘玉华依然保持着她当年的爽朗，“记得，记得，咋会不记得！去食堂吃饭时，我和工友们都要经过习老工作的地方。习老总爱叫我小刘，看我整天满身油乎乎、脏兮兮的，还问我累不累？有一次单位搞联欢，习老鼓励我出个节目，演出时他坐在第三排，还给我鼓掌，回来说你演的挺好，谁说你不会演。”刘玉华还回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习老是国家副总理，也是厂里的副厂长，不敢跟习老多说话。后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家也就慢慢都熟悉了，说话也就多起来。让刘玉华难忘的还有一件事情：习仲勋第一天来上班时，穿着呢子大衣，后来他看厂里工人们整天都穿着工作服干活，以后就不再穿那件大衣了。

“感觉这个人，很朴素、很实在、很踏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群众。”洛矿原厂长刘健先在回忆习仲勋时这样说到。原二金工装配组张振起回忆说，有一年春节过后，厂里领导要走访、慰问工人，习仲勋主动到班组里几个工人家里走访。在厂里，工人们都不叫他“习总理”，而是称他为“老革命”。

当工人们知道习仲勋来洛矿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便好奇地问他在国务院是怎么开展工作的。习老告诉大家，他有很多秘书，有负责工业的、有负责计划的、有负责财务的，每一名分管秘书都要向他报告工作。他这样的通俗描述，化解了工人们心头的一个大疑惑。

平时与习仲勋一起工作，大家都很随意。他家有香烟，大家也都不客气，他也让大家随便抽。但有一次，他拿着一包香烟对大家说，这次我不能给你们每人分一根了，这是印度总理送给周总理的烟，总理又托人带给我，只有一盒，你们几个合伙抽一根吧。当时香烟是什么牌子，我们也记不得了，就觉得抽完烟后，满屋子都是香味。张振起现在回忆起来脸上还洋溢着幸福和自豪感。

习仲勋在劳动时经常和小组的工人师傅们谈心，嘘寒问暖，问是哪里人，家里生活咋样，听说谁家有了困难，他都想办法给予帮助。一次，习老在和赵发劳谈心时了解到，赵发劳全家四口人，住在租赁的民房，生活不宽裕，他流露出十分关切的神情，当晚就带了包糖果去赵家探望。后来，习老还拿出100元帮助赵发劳家克服困难。在当时，这100元可不是小数字，是赵发劳月工资的好几倍。习仲勋和厂保卫科干部杜道杰经常拉家常，一来二去慢慢就熟了。在交往中，他发现杜道杰收入少，家里生活很拮据，多次掏出10元、20元钱接济杜道杰。杜道杰开始说啥也不要，习仲勋说：“就当是你借我的，啥时候你有了再还我。”杜道杰清楚地记得，有一年8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他去习仲勋宿舍串门，习仲勋突然对他说：“杜道杰，我去你家吧。”杜道杰家在老城北的乡下，习仲勋和他一起步行15华里土路来到他家。“吃着刚煮熟的玉米棒子，习厂长和我父亲很亲切地聊家常。”杜道杰说，前年他回吕祖庙的时候还听到村里的人在谈论往事，说习仲勋副总理就从这条路走过，大家提起此事都很自豪。

王文良是与习仲勋相识多年的“忘年交小朋友”。一天，王文良在玉米地里封大粪，习仲勋正好从田边路过，并笑呵呵地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王文良急忙摆手：“习伯伯，我刚刚在给玉米封大粪，手脏！”“我就要握封大粪的手，劳动人民的手怎么会脏？”习仲勋笑着握住他的手，问了家里最近的情况，鼓励王文良在劳动中坚持学习。提及此事，王文良至今还是很激动。“习老对基层群众和劳动人民是有很真挚的感情的。”

1975年5月,习仲勋在北京被解除监护,虽然人“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于是他再次来到洛阳“疗养休息”。这次，习仲勋是和爱人齐心、女儿桥桥一起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的，不久女儿安安也从山西太原北郊区医院调到洛耐医院当医生，和父母住在一起，长达8年家人不能团聚的生活从此结束。让习仲勋舒心的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在洛阳他能够和工人朋友以及群众在一起。

习远平在《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中记述：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改善伙食，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家庭，还有国家的事。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当年曾与习仲勋交往的洛耐厂老职工、老邻居谈到，冬天，洛耐厂煤气站出现供气量减小的情况，习仲勋记在心上，他急切地建议厂领导：“既要解决好生产上的问题，也要把群众生活搞好。” 

1975年驻马店等地发生特大水灾。洛耐厂很多职工的老家都在这一地区，习仲勋提醒工厂的负责人，这个时候组织上应该到灾区慰问一下职工老家的亲人们，看看他们的房屋倒塌没有，家里有没有吃的，涉及职工利益的事情要考虑得多一些。于是，洛耐厂领导带着面粉、帐篷和钱，及时前往灾区进行慰问。看到厂里这么关心自己的老家，来自受灾地区的职工个个心里热乎乎的。 

1961年，习老带领中央工作组(中南组)到长葛县搞调查时，结识了洛耐厂的一位职工。时隔14年后，这位职工在长葛农村的母亲生病，因买不到庆大霉素，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习仲勋听说后，经多方打听，很快通过熟人买到了庆大霉素，亲自把药交给了这位职工，并且分文不收，让这位职工非常感动。

永远不变的信仰

2013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时，曾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杨屏，在《快乐老人报》发表文章《习仲勋忘年交讲述习家感人父子情》。文中写到，1975年习仲勋解除监护后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6月15日，是习近平23岁生日，习仲勋当晚拉着杨屏泣不成声：“今天是你近平哥哥的生日，你来陪我喝点酒，给他过个生日。”“你爸爸比我好哇，把你照顾得这么好。我也是当爸爸的，因为我，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身陷磨难，习仲勋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但逆境中，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移，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变，展现出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潮流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一天，红卫兵们来到洛阳上海市场百货大楼，不顾商店职工的劝阻，把大批烟酒等商品抛到街上，砸毁烧掉，围观群众议论纷纷。对这场迅速波及全国的“文革”运动，习仲勋从一开始就感到困惑和不解。当时，在洛矿厂下放的习仲勋正在街上，眼前的混乱局面令他十分震惊。他强忍着满腔怒火，劝阻红卫兵说：“同学们，这些商品是国家财产，是人民血汗，不能这样毁坏!”

习仲勋以为，经他这么一说，红卫兵就会罢手，谁知，热衷于造反的红卫兵根本不听，并质问他：“你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又说：“扫除四旧，谁敢反对?”

“这不是四旧。这是人民的财产。你们在哪里毁坏都是犯法的!”正当习仲勋和他们正面讲道理的时候，他的秘书范民新闻讯赶来，硬把他拉走了。当时，习仲勋非常气愤，而最使他痛心的是竟回答不出自己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他，面对国家财产遭受如此损失，心情怎能平静下来!于是他便去找洛矿党委副书记赵祥庆，赵以无可奈何的表示作了回答。他又坐下来，给洛阳市委第一书记吕英写信。写了废，废了写，终于没有写成。因为他意识到吕英也管不了。夜深了，习仲勋仍然气愤难平。他不相信，也不明白，一群青年娃娃这样胡闹，从首都闹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就没人出来制止!为什么就制止不了!这在全国会造成多大损失啊!

齐心的回忆文章《我与习仲勋》中这样记录：1966年冬天的一天，西安来的红卫兵冲进工厂，把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仲勋围了起来，要拉他到西安批斗。工人们见状，想保护仲勋，就把仲勋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来，还是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把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直到他1975年再次来到洛阳。

1972年，洛矿原厂长刘健先平反。再次回到洛阳的习仲勋特意到刘健先家探望，他握住刘健先的手说：“健先，你受苦了！”提及这段往事，已是满头银发的刘健先遗孀郑淑萍热泪盈眶。

这时的习仲勋已经年过花甲，况且在单间牢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道关口。他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时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常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灾难深重。这一年的日历刚刚掀开，人民衷心敬仰的周恩来总理阖然长逝。习仲勋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噩耗传来，习仲勋极度悲痛。给习仲勋理发的上海理发店理发师傅丁宏如说，周总理逝世后，习老边哭边打腿，腿都打肿了。

习仲勋的邻居们都说，那些日子，习仲勋仍天天在洛阳郊区南村水库散步，和工人、农民们在一起，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更加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思考。邻居们发现习仲勋抽烟抽得很厉害。习仲勋笑着说，我现在混大了，在北京天天有人管，每天只能抽几支，现在没人管，想抽多少是多少。人们不知道，他的心中是多么的痛苦。洛矿厂二金工原装配跨团支部书记张庭琛回忆，自己负了工伤，坐在轮椅上，一次在南山桃园碰见习仲勋。“当时我很激动，习老离开洛矿到耐火厂都好多年了，还依然认识我。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要保重身体，还年轻，以后能看到国家的兴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们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习伯伯邀请我和父亲到他家吃饭。很少动手做饭的习伯伯亲自下厨，操刀掌勺，一边切菜，一边唱着：‘锵锵齐锵齐锵锵齐’，特别开心。”习仲勋当年的“忘年交小朋友”王文良回忆说。

长期笼罩在习仲勋心头的阴霾，在久经磨难以后，终于迎来了第一束希望的曙光。1976年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表达了“决心养好身体”、“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的愿望。最后，他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洛耐厂志等文献资料记载，197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共河南省委，速将在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并护送进京。河南省委迅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1978年2月22日晚，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下放地洛阳，途经郑州返回北京。

1978年4月5日，时隔16年重新“出山”的开国元勋， 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南下广东，任广东省委书记，写下了改革开放的壮阔篇章。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历史书。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集团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将永远定格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永远不忘的恩情

杜道杰家里珍藏着一台上海牌缝纫机。说起缝纫机的来历，杜道杰满怀深情。

那是1966年9月份，他爱人给女儿看病，住在厂招待所，习仲勋经常过来看他女儿，说跟她很有缘。一天晚上，习仲勋拿了一条叠好的秋裤过来，让他爱人帮忙缝补一下。他爱人抻开裤子一看，那是一条针织棉的白色秋裤，一条腿的膝盖以下烂了好几个大窟窿。他们没想到，这么大个领导生活竟如此简朴。随后他爱人就用老家的粗棉布按照原来的尺寸又做了一条新秋裤。习仲勋见到新秋裤，既意外又感激，笑着说：“你这缝纫活儿做的真好啊！”杜道杰爱人说：“这是我手缝的，我家没有缝纫机。” 

“没曾想几个月后，有人通知我到洛阳站提货。原来是习老让家人把他家的缝纫机从北京寄来了。收到这台缝纫机，我和爱人感动得都哭了。那时候全洛阳市也没几家有缝纫机，太贵重了。”杜道杰说。如今，这台上海牌缝纫机已在杜道杰家度过了近半个世纪，却依然光洁如新。

齐心在《我与习仲勋》一文中，对特殊时期来自工农朋友们的关爱是这样描述的：“在和工人同志的交往中，我们也是深受感动的。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招待我，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为他们所敬仰的“老师傅”、“老革命”所做的一切，在这些工人们看来都是应该的，况且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被采访的老师傅们都不愿多提起。但正是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被习仲勋及家人念念不忘。

习远平在《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中说，父亲曾说：“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让历史、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

表示“什么也不写”的习仲勋，对他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工厂则很“慷慨”。

1986年洛矿建厂30年之际，习仲勋亲笔为洛矿题词：“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坚持改革、开拓前进。”同时，他还写下了回忆文章——《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习仲勋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借以砥砺自己。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

1985年12月10日，习仲勋为洛耐题词：“牢记历史经验，加强团结向前看，为建设两个文明而奋斗!”同一天，他还牵挂着老邻居李金海的子女——李冬、李莉、李明小朋友，为他们写下寄语：“勤奋学习，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

2011年，习远平来到洛阳，见到当年帮助父亲的洛耐老人，他用最原始、最热烈的方式，双手合十向老师傅表达敬意，他紧紧抱着李金海不放。

习仲勋曾多次邀请老职工到家里做客。仅李金海就曾四次到北京看望习仲勋，习仲勋和家人热情接待，陪着吃饭，并留他在家里住了一晚。李金海拿着齐心用铅笔写的清单说，1985年12月中旬，他到北京看望习老的第二天，习老交代他，走时给捎点挂历。名单上面的人，有村民，有医生，有理发师，有工人，有习老昔日的邻居，由习老口述，齐心写下名字和份数。这份发黄的名单上写着：“李金海2、丁根喜2、理发师傅1、小曹1、郭永泰1、王老1（季家河村）、赵郁仁1、朱少敏1、韩宗斌1”。一幅幅珍贵的挂历，凝结着习仲勋及家人感恩的情愫，凝结着一代共产党人对百姓的一片深情。

2009年3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厂）视察。历经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昔日的洛矿已成长为中国最大的重型装备企业之一，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A股上市公司，国家级企业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矿业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国内最大的特种机器人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先后视察了公司的技术中心、重装厂和“新重机”工程重型锻造工部及矿山厂装配现场，瞻仰了焦裕禄铜像，参观了焦裕禄纪念室，并特意和曾经帮助过习仲勋的老人见面座谈。对于去世的老人，则请家人代表来参加座谈会。习近平与习仲勋的对门邻居原代厂长夫人郑淑萍、原习老所在车间二金工“姑娘组”组长刘玉华、习老下车间劳动时所拜师傅宋福堂的女儿宋金香、习老所在二金工装配跨组长张振起、与习老相识多年的杜道杰合影留念。

陪同习近平见面座谈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告诉大家，习主席这次来河南考察工作，从一开始就想着一件事情，一定要到习老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来看一看，特别是要看看企业现在的变化，再一个也要看看习老当年一起工作生活的朋友，特别是工人师傅。今天来洛矿，是对习老当年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当年一起工作的朋友们和师傅们的一种感谢，同时也是告诉我们，党怎样依靠工人阶级，在新的时期充分发挥作用，我们非常感谢习主席对我们的关心。

提起那次见面座谈，刘玉华拿出座谈后补记的详细记录，习主席跟大家讲话就像拉家常似的：“老人是特殊时期来的，来了以后你们关心他，与工人朋友在一起是最愉快的一个时期。所以他经常回忆这一段，津津乐道，对我产生的印象深刻。他经常讲到，要联系群众，要从工人阶级身上吸取最宝贵的品质，来影响我们、改造我们，这些思想至今对我都很有启发很有教育。厂子到今天这一步，我看了以后，我也看了很多企业，我觉得这样的企业，才是代表了当今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很不容易。我父亲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他也会很欣慰。大家现在身体这么好，生活的也还好，他也会很高兴。”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纪念日前夕，洛矿厂、洛耐厂主要领导同时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受习仲勋家人特邀，赴京参加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O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为亲属参加座谈会。洛矿厂、洛耐厂主要领导怀着无比崇敬和沉痛的心情，与各界人士一道参加座谈会，深切缅怀习仲勋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奋斗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革命精神。

习仲勋永远不改的初心，永远不变的信仰，永远不忘的恩情，烙印在每个洛矿人、每个洛耐人的心中，永远激励着干部员工勇往直前，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而不懈奋斗。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在不断加剧的经济全球化、生产碎片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包含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的一体化国际贸易统计测度框架，用于分析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并讨论了5种无形资产贸易模式。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即使不考虑美国企业在外包活动中得到的无形资产收益，美国2016年的贸易逆差也应从7500亿美元减少到约3960亿美元左右。本文认为，讨论当代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和相应的政策措施时，必须把21世纪所有不同类别的贸易活动包括在内，这对于解决无形资产贸易的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其它群体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重要的措施。此外，国际社会应合作遏制无形资产贸易收益的跨国避税。

    关键词：   无形资产贸易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  贸易失衡

重新构架真实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

贸易失衡现在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反国际化思潮的主要论点。中国对美贸易巨大顺差（美方数据2017年已达3750亿美元）成为美国2018年3月向中国发起多产品、高关税为主的贸易战的主要论点。[1]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位置需要放到多边贸易而不是双边贸易的框架下来讨论顺差或者逆差。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下全球生产持续的细分和碎片化，以及全球价值链中知识与服务贸易不断深化，使得无形资产贸易的形式和渠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一系列的知识产权，如专利、专有知识、商标、产权、品牌和商业秘密等等，和由此产生的跨境价值流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构架国际贸易统计分析框架，更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当前国与国之间复杂的国际贸易关系。

目前国际贸易统计框架严重滞后于现在的贸易现状，无法反映现在真实的完整国际贸易图景。这一方面是由于数据收集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缺少一个完整的包含产品和无形资产贸易的国际贸易框架。据本文作者所知，Reindorf and Slaughter (2009) 是唯一的一项关于无形资产贸易的前沿研究，囊括了一系列有深度的前沿研究，包括Carol Robbins的测度知识产权供给和应用的收益，Francisco Moris 的研发的进出口新数据和方法论问题。研究发现，在供应链贸易中，研发服务和FDI流动有互补关系。一个间接相关的研究是Gusvenen等(2018)关于美国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文章，他们发现，考虑了利润转移后，美国企业研发密集产业的生产率增长特别大。这一现象极有可能是由于无形资产的利润转移。然而，无形资产贸易并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贸易测算得到完整而系统讨论。

虽然全球价值链的文献把无形资产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这些文献基本都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而无形资产则是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权利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全球价值链的治理通常被认为是由知识交换与贸易端，而非制造端的企业主导，且其类型多种多样（包括等级制，如大多数FDI，以及外包和正常交易）（Gereffi et al. 2005；Mudambi 2008）。

本文旨在综合技术、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和全球价值链文献，并且提出一种适应于全球产品和不断增长的无形资产贸易背景的涵盖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全球贸易框架，提出一个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统计框架。完整的全球价值链包括知识创造、资源获取、零部件生产、组装整合、品牌经营、营销和售后服务。无形资产也是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虽然不是自然禀赋，但是是被创造的禀赋。无形资产不仅仅通过制造品进入国际贸易，还通过各种专门的渠道进行交易。所以，真实的国际贸易图景应当用一个综合的包括产品、服务与无形资产在内的分析框架来描绘。

国际贸易理论不支撑对无形资产贸易的考量

经典的贸易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他的《国富论》(Smith, 1776) 提出了“剩余出路”论，认为贸易是为国内过剩产值提供出路，同时让生产可能性边界回到原来的满负荷状态。之后，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Ricardo, 1817)，国家在某些产品生产上存在比较优势，通过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国家参与贸易时能够从资源优化配置和福利效应中获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价格理论”基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通过贸易各方的要素禀赋来预测产品贸易的模式和规律。这个模型认为国家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利用国内过剩或者廉价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同时进口需要利用国内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Leamer, 1995)。

弗农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Vernon, 1966)。这一理论认为先创新的国家更有可能拥有科技上的比较优势。在产品生命周期早期，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自于发明产品的地区。然而，当技术不断成熟和渗透，它会成为一种标准并扩散到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的进出口是基于生产的整体比较成本。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晚期，其生产会逐渐离开发明地，甚至成为发明地的进口产品。

1970年代以来，以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为标志，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细分和专业化。生产网络/价值链从本地/国家分布变为全球分布。这就形成了产业内贸易。由此，新贸易理论 (如Krugman, 1979; 1981; 1991;Lancaster, 1980; Balassa, 1986; Melitz, 2003) 出现，用规模经济、垄断竞争和网络效应来解释产业内贸易。

进入新世纪后，技术进步和电子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商业模式创新导致外包和工序贸易变成了一种新的趋势。这种变化甚至被看成一种新的工业革命(Blinder, 2006)。工序贸易的研究探讨了离岸经济和外包的动机和收益，以及产业组织的演变(Grossman & Rossi-Hansberg, 2008 and 2012; Rodriguez-Clare,2010; Baldwin and Venables, 2013; Baldwin and Robert-Nicoud, 2014)。这些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存在创造了总部服务贸易。而这些服务往往是无形资产，如研发、技术、设计和营销服务。通过FDI或者外包实现的离岸经济也是重要的“出口”无形资产的模式，不过仅仅是多种模式中的一部分(Markusena, and Venables, (2000)。

以上各种贸易理论的发展揭示了贸易模式的演变和国际贸易的动机和影响。然而，这些理论基本都是产品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假设一个国家生产所有的生产要素并且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都在同一个国家进行。现实中，国家应该国际化分工生产不同的产品。新国际贸易理论考虑了国际化生产的碎片化，但它仍然主要考虑产品的国际贸易，特别是与产品生产相关的工序和零部件贸易。而无形资产仍然没有被当作重要的因素纳入考量。无形资产贸易的渠道和模式仍然没有被完整和系统的讨论。

全球价值链与微笑曲线

全球价值链构建了一个跨国或者跨地区不同公司实现不同的工序和商业功能的生产架构(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12)。这个架构是“生产性的（价值增长的）通向并且支持最终使用的顺序” (Sturgeon 2001)。微笑曲线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构国际贸易的方法。有些国家专业化生产 “知识与研发”，而另一些国家专业化于“制造业或者品牌营销”。因此，一个产品的增加值不再是完全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整条价值链上的参与者都可以分一杯羹。在为最终产品贡献价值的生产工序的链条上（即产品的价值链），一般的工序链条开始于基础和应用研究与设计。这些研究与设计活动往往会带来新的想法、技术、新产品设计和新的生产工艺。这个工序链条下一环节是商业化这些研究成果，如专利和知识产权（想法、论文、知识等）；再下一环节是资源的获取和材料的生产（包括农业产品），零部件的生产和产品的组装，以及最后环节的营销、广告、品牌管理、物流、商业服务和售后服务。另外，价值链在文献中的定义是超出中间品贸易的，它强调在不同环节上领先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权力架构 (Milberg，2004)。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信息扩散和技术交流，使国际生产变得细分和碎片化。单个国家不再负责整个生产流程，而是负责某一个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更趋向国际分工和国际供应链。从不断增长的中间品国际贸易可以看出，一个产品的生产与价值创造往往分布在多个国家。这种全球化生产被称为全球价值链。

在全球价值链里，某个国家往往专业化于产品或者服务价值创造的一个细分环节。有些国家专注于通过R&D生产“想法”和新的技术。而另一些国家主要负责资源开采和初级产品生产。还有一些国家专业化于制造中间品或者组装。也有一些国家专攻营销、品牌、售后服务和商业服务。一个国家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上聚集于一个或者多个工序专业化生产，特别是那些从事R&D的国家也有可能同时从事同一产品的营销和品牌，例如苹果手机。在全球价值链支配下，国际贸易从（经典的）产品贸易扩展成为一系列产品、服务与知识的贸易。如果出口产品的创造与生产是在同一个国家完成，并且使用的中间品和服务也是这个国家生产的，那么这个简单的一国版价值链的情况就是传统的国际贸易分工。

根据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的研究，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增加值创造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度、隐性知识、竞争）。在很多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开端的创意设计、研发和末端的营销、品牌化——比中间的制造环节创造了更多的增加值。换句话说，全球价值链两端的每单位劳动力增加值比中间环节更高（如图1）。在全球价值链中，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的平均值）提高获取价值的能力，取决于价值链治理（Gereffi et al.2005; Mudambi 2008;Kaplinsky, 2000）。

需要注意的是，增加值总量的微笑曲线会比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的曲线更加平缓。小众市场中的定制产品，微笑曲线会更陡峭；而大众市场产品的增加值总量的微笑曲线则更平缓，而单位劳动力的增加值会依旧陡峭。

图1  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 资料来源：Shih（1992）

无形资产贸易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整体框架

许多国家专业化从事价值链中一个或者某几个环节。因此，一个产品的增加值并不是完全属于一个国家，而是分布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不同国家。在单一国家价值链的情况下，整个产品除了出口目的地国家的销售利润外的所有增加值都由一个国家获得。根据Constantinescu et al.(2018) 和世界银行et al. (2017)，在2014年，约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在到达最终消费国之前涉及到超过两次的跨境生产。

由于全球研发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工业化国家，这些工业化国家在有商业价值的新知识创造方面仍占据优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截至2017年，世界排名前25位的创新国家除中国外全部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是在2017年第一次进入这个排行榜。与此同时，有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际化的商业服务产业，比如英国；还有一些国家则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声誉的品牌，如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基于上述优势，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出口知识（创意、技术、商业模式、营销、品牌管理、商业服务和一些售后服务）和知识密集零部件，同时进口制造品。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出口制造品，而进口知识密集产品、服务，或者通过各种知识贸易获得知识本身。在增加值的分配方面，大部分产品的增加值分布符合微笑曲线，特别是单位劳动力增加值微笑曲线。然而，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的价值占比更加高于实物资产，并且逐年递增。2014年无形资产的收入占全球所有制造业产品的32%，几乎是有形资产的两倍。

Corradoet al.（2012））关于发达国家无形资产和增长的文章中使用了一个两部门模型：一个上游知识生产部门和一个下游知识应用部门。上游部门利用免费的基础知识（概念和想法）生产“完成的”创意和商业知识，下游部门将上游部门创造的知识实现为产品或服务。换言之，一个部门从事“创新”，另一个从事“创新产品”。Corrado et al. （2012）认为，常规的GDP及其增长的统计是不包含针对创新的投入的，只有这种创新进行投资并资本化之后，GDP才会同时反映两个部门的生产。创新投入资本化形成了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代表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资源和价值创造驱动因素。

基于Corrado et al. （2012） 和Haskel 、Westlake（2017）揭示的无形资产（知识以及其他形式的无形资产）的重要作用认知方式，本文提出一个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模型，即同时包含产品和知识（包括技术、管理、营销知识）的国际贸易。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两国家两部门模型开始。国家A出口知识、进口制造品，国家B出口制造品、进口知识；国际贸易是价值链上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结合，而贸易平衡是包括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在内的平衡。

无形资产贸易会以复杂的方式出现。一般来说，无形资产（知识与品牌）的贸易有5种形式：授权、直接投资、外包、合作/联盟和提供咨询服务。这些方式在价值链上正以不同方式获取增加值（总结如表1）。

表1：知识贸易的不同形式和收益获取方式

授权是一种常见的无形资产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适用于多种无形资产，包括技术专利、商业模式、无专利的技术窍门和品牌等。在获得授权费后，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可以向其他单位授予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如专利、商标、工业流程和设计等机密和特许经销权），也可以通过许可协议授权其使用原版（如书籍文章、计算机软件、影像作品和音像作品的版权）以及相关权利（如现场表演、视频、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除了直接授权外，有时也会出现公司间交叉授权，允许彼此使用对方的特定专利技术。这种交叉授权多用于电子产业，因为生产电子最终产品需要的众多专利往往属于不同的公司或组织。2016年，全球专利支出达到22385亿美元。当年中国支付了130.4亿美元用于购买外国的专利授权，收入了10.8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相比之下，同年美国支付了443.9亿美元的外国专利费用 ，同时收入了1244.2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如图3）。

图2 知识产权的收入和支出

资料来源：IMF，收支平衡表年鉴，2017.

图3 中国、美国和英国知识产权费收支

资料来源：WTO

外商直接投资。在许多情况下，尤其一个公司拥有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公司可能会利用知识产权结合物质资本（包括金融资本、机器设备和营销知识）以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外国成立公司或者制造/服务单位。这种外商直接投资既可以是全资子公司的形式，也可以是与当地合作伙伴成立合资机构。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商业/金融能力越强，则越有可能以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而不是专利授权的方式获取知识产权的价值。一般来说，知识产权所有者中，若其是商业机构，将比学术研究机构更有可能采取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常见的案例包括西门子、大众、梅赛德斯奔驰、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立的合资或独资子公司。

知识产权所有者通过几种方式从合资企业中获得知识产权投资的回报，例如分红，企业增长带来的资产增值，以及利用转移支付在别处获得的利润。在2016年，美国最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中，亚马逊从网络服务中获得了122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运营获得了440亿美元，eBay从国际市场运营中获得了51亿美元，谷歌获得了474亿美元。[2] 2016年同年，美国电子信息类企业的英国分支机构的利润为：微软12亿美元，英特尔55.4亿美元，Cisco 117.8亿美元。[3]

Guvenen等（2018）定义离岸利润转移是“跨国公司把本该归为美国母公司的利润归集到其他国家分公司名下的行为。而这些利润转移被记录在初次收入账户下，列为不影响GDP的美国海外资产收益”。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考虑利润转移的增加值测算方法，并且发现“考虑利润转移的影响后，总生产率增长率1994--2004年每年提高了0.09%，2004--2008年每年提高了0.24%，2008年后降低了0.09%”。利润转移带来的影响在研发密集产业尤为突出，表明极有可能是研发带来的无形资产帮助了利润转移。在2000年代，考虑利润转移后的研发密集产业的增加值增加了8%之多。

    图4 美国跨国企业直接投资收入：股息和提款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图4是美国跨国企业2008年到2016年间的股息和提款。股息和提款及其再投资收益是两种主要的资产投资收入。股息和提款是分配给企业所有者所投入的资产的收入。美国股东或者所有者获得的股息和提款值从2008年的172亿美元减少到2016年的120亿美元。这部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收入相比美国的OFDI总量来说非常小，相比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服务收入也非常小。美国OFDI令人意外的低收益的原因可能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出于再投资或者避税等缘故，并未全部转回美国本土。

在投资所在国，如中国2015年，除港澳台的外商投资企业利润达到9957亿元人民币，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5948亿元人民币。表2列出了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8年到2015年的利润。近半数的外资企业在年报中称它们经营亏损。根据中国国家税务局的报告，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亏损是经营问题，而其他则是由于非正常原因，如转移支付。

表2.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注：1.港澳台企业指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规模以上企业为年收入2000万人民币以上的企业。

外包。近年，外包日益成为广泛应用的国际生产方式。有些技术和设计所有者选择向一个或者多个供应商外包产品制造环节。同时，这些所有者通过投资运营研发设计活动来控制价值链。比如，苹果公司拥有专利和设计等知识产权，并控制品牌和营销渠道。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称，苹果手机价值链中，苹果公司获得了苹果手机售价中42%的收入，其余22%为材料费用，15%为配送零售费用，5%为知识产权授权费，5%为其他；而只有1%是中国劳动力支出。类似的，华为和三星分别获得了各自手机42%和34%的价值链增加值。

外包不仅仅出现在技术密集型的电子产业，也出现在其他产业。比如，在咖啡价值链上，知识产权包括农民拥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商标、技术窍门、加工与交易中的贸易机密，以及烘焙调味中的工业设计和窍门。在这个全球价值链中，品牌被越来越多地当成差异化工具。 

外包在服务产业中也非常普遍，特别是那些专业或商业服务可以拆分、并且远程服务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变得切实可行的产业。比如，在商业服务产业，跨国公司拥有品牌和流程设计知识产权，同时将会计部门业务外包给印度和东南亚的承包商。

在这个模型里，知识产权的价值是最终产品价值去除总成本和外包成本后的净利润。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可以不通过直接投资就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获得专利、设计、品牌、贸易机密和技术窍门的价值。这些所有者可以是价值链的控制者（如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或者参与者（包括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企业）。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外包获得的知识产权的价值不仅仅发生于发包与承接业务国家。因为最终产品是全球销售的，而知识产权的价值被包含于最终产品之中，无论是否通过承接国家，这些产品既出口到外包承接国家也出口到世界各地。如果最终产品是通过全球子公司销售的话，出售国家的收入表现为返还到母公司/总部的分红。比如，苹果公司美国部分无形资产产出价值的收入既包括苹果手机产品中包含的知识产权出口到中国的，也包括出口到世界各地的。所以，这部分收入应当从世界各地以分红的形式转移回美国总部。然而，这部分是母国监管难度非常大的。跨国公司有充分理由不转移这部分利润回母国。

合作。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可以与其他公司和机构形成合作或者联盟。相应的，价值获取的方式为根据无形资产在联盟总资产中的占比获得最终产品增加值的一定分成。这种方式不同于外商直接投资且不需要股权投资。这种贸易方式有几种不同形式。比如，供应方可以授权专利、但并不把它转变为股权或者授权费，相反，知识产权所有者获得事先约定好比例的产品销售收入的分成。另一种常见模式是所有参与方建立一个平台，共同进行研发活动，如果研发成功，这个平台会继续进行生产和商业化。这种方式可能需要双方或者多方合作。一个例子是Sematech，它是一个美国半导体技术平台，包括美国的公司，后来还包括一些其他国家公司（Walsh et al., 2016）。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3G开放平台，它包括了大唐、华为、中兴、西门子和一些小型美国公司（Mu和Lee, 2005）。

咨询服务是一种通过培训、咨询、售后服务、安装和运行维护等活动向个人和组织知识转移的方式。知识产权由所有的接收者分享（尽管所有者仍然持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价值是通过咨询费用或其它服务收费实现。

IMF定义服务收益为无形资产产品可同时生产、转移和消费的经济产出。2016年，服务的国际支出已经达到37770亿美元之多。中国支付了4526亿美元用于进口服务，同时收入了2084亿美元出口服务费。相比之下，美国支付了5047亿美元的服务进口费，同时收入了7524亿美元出口服务费。图5是中美商业服务进出口。图6是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商业服务贸易净收支。对比中美两国的保险、金融服务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也呈现类似的关系。相比于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价值获得方式，咨询服务获取的价值比较低，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种形式的知识产权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更差。

图5  中美商业服务进出口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一体化贸易解决方案（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识的公共品属性，无形资产的贸易也会在全球价值链上，在行业、集群和地区产生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一般来说，这种溢出和外部性对当地经济是正向的，但是测量起来很困难。

图6：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商业服务贸易

数据来源：WTO

一体化的测量统计框架

如果我们同时考虑产品和无形资产贸易，并且假设无形资产贸易在本文提到的所有方式中都会发生，国家贸易关系不再是线性的2×2模型，而是“蜘蛛”或者“蛇形”等网络模型。我们必须用更复杂的网络模型来考察贸易，这使得追踪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的贸易流都颇具挑战，因为这些贸易流交织成了一个多环节、多边贸易网络（如图7所示）。

图7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网络模型

无论网络模型如何复杂，如果我们只考察两国，A和B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国家A向国家B的出口应当包括：

（1） 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下“贸易平衡表”中的产品出口；

（2）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无形资产授权产生的授权费用；

（3）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知识产权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收益；

（4） 经常账户下无形资产形成的资本和对外投资获得的资本项目收益；

（5） 记录在公司出口或者海外销售中的无形资产通过外包、合作/联盟产生的增加值（技术、管理资本和品牌）。

相应的，国家A从国家B的进口应当包括1）产品进口，2）知识产权支出，3）无形资产密集的服务支出，以及4）跨国企业子公司对母公司的资金转移（详见表3）。

表3. 包括无形资产贸易的贸易价值流动

跟踪记录表3中第四、五项贸易收入是最具挑战的。基于避税等各种考虑，跨国公司有可能会转移价值到低税率的国家。基于战略的考虑，跨国公司有可能会把收入直接投资到第三国家。因此，跨国公司母国很难跟踪监管这些经济活动。第五项贸易收入从理论上是可以观察到的，而实际上却很难，监管成本很高。这需要我们跟踪全球价值链的每一种货物，基于每一步生产所需的复杂的投入品计算增加值。同时，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强势的知识产权所有者会根据知识产权、产业、市场、合作伙伴和目标市场的特点，利用各种方法来获得知识产权的收益。这就使得跟踪和记录知识产权收益更加困难。即便如此，本文的分析框架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基础上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从宏观上有助于理解更完整的21世纪的国际贸易图景。产品贸易的平衡不再是一个好的测量贸易关系的指标，甚至包括服务贸易在内也远远不够。无形资产贸易的多样化应当也被考虑进来。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数字技术（如物联网和大数据）和全球价值链上公司的可靠的自陈系统来构建新的测量框架。而这个新框架和数据收集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是通过国际合作达成一个统一标准和可行的实施方案。

以美国总体贸易收支为例，表4列出了详细的产品和无形资产贸易项目。知识产权净收支的数据来自于IMF。商业服务数据来自于世界一体化贸易解决方案。美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由于交通运输服务可能包含较少的无形资产贸易，最终无形资产贸易中只计算了保险与金融服务和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贸易。由于FDI中包含的无形资产净收益并没有统计数据测度，我使用几种不同的测度来近似代表它。其中，我假设美国无形资产平均净收益为对外投资总额的2%或者3%。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中也包含了美国的无形资产进口。由于美国在许多行业无形资产都处于领先地位，为了剔除与无形资产贸易无关的FDI，我仅仅计算美国无形资产密集产业的FDI，即：（1）制造业，（2）信息产业，（3）专业、科技服务业；然后以这些产业FDI总额的2%或者3% 来近似估计其他国家对美国FDI的无形资产平均净收益。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比例，而且可能如Guvenen等（2018）发现的，不同产业这一比例差异非常大。另一种对无形资产通过FDI进行贸易的净收益的估计，是美国OFDI和FDI未经成本现价调整的收入（见表4）。最后，无形资产贸易收入中的外包收入，由于难以追踪且没有比较完整的数据，我仅收录了一家跨国公司（苹果公司）的公开年报数据和在WIPO （2017）发表的严谨的研究数据为例。

根据表4，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收入后，2016年美国的贸易净收支（包括产品、知识产权、保险和金融服务、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以2%收益率计算的OFDI存量净收益和以2%收益率计算的无形资产密集行业FDI存量净收益，以及苹果公司的非美国部分收入）为3963.8亿美元逆差，比 7499.3亿美元仅以产品贸易计算的逆差减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国贸易净收支为3971.5亿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亿美元。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计算并未考虑除了苹果公司外的通过外包活动产生的无形资产贸易。并且，以上计算假设OFDI和FDI包含的知识产权收益为存量总额的2%。如果知识产权收益率上升到OFDI和FDI存量总额的3%，美国贸易逆差2016年会减少到3622.1亿美元，2015年减少到3635.4亿美元。

国际贸易不平衡和新的政策工具

本文整合了技术、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文献，并基于当下全球化、生产活动碎片化和无形资产贸易增长的新的发展，设计出一套整合了产品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同时，把这个框架应用于美国贸易收支计算，在考虑无形资产贸易要素后， 2016年美国逆差为3963.8亿美元，比仅以产品贸易计算的7499.3亿美元逆差减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国贸易净收支为3971.5亿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亿美元。如果我们进一步加入除苹果公司外的包含在外包中的无形资产贸易，美国的贸易逆差应当更小。

因而，国际贸易不平衡与相应的政策措施，应当基于完整的包括21世纪以来多种贸易活动在内的统计框架来讨论。

本文的贸易统计框架提供了一种帮助我们理解适应新变化的更广的贸易图景的方法。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整合数字技术和可靠的公司自申报系统。比如，我们可以用物联网技术链接各种投入和产出，然后用大数据技术对比不同来源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及填补中间的数据空白。而国际合作是建立标准和执行对于新框架的使用和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的重要保障。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第一，可以更好地测度全球化。全球化不应当仅仅根据产品、投资和服务的互动和一体化来测度，还应该包含追踪和测度更加复杂的无形资产的流动。

第二，针对构建更包容的全球化政策做出贡献。近年，全球化被认为是导致发达国家不平等问题的罪魁祸首。在一些主流的工业化国家出现反全球化浪潮，产品的国际贸易成为攻击对象，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在不断抬头。本文的研究表明，全球经济失衡并不像商品贸易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实际上，工业化国家有巨大的无形资产顺差。但问题是，无形资产贸易带来的巨大收益集中在少数的所有者和一小部分创造这些无形资产的研究技术人员手里。所以，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从无形资产贸易获得巨大利益的少部分人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的再分配，是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措施，例如应当禁止跨境避税行为。

最后，本研究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贸易不平衡问题。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思考国际贸易的问题。解决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策工具，应当是基于真实的完整的贸易活动。根据本文的分析，中美真实的贸易逆差比大众认知的3570亿美元低很多。因此，减少逆差的谈判基础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同时，无形资产出口应当被当作一种政策工具纳入两国政府的考量，而不仅仅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未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发展基于全球价值链网络的贸易模型，建立必要的数据收集系统、标准和国际数据库，客观全面分析各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如何影响他们获取和分享增加值的能力，分享此次工业革命如何快速的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形态和国家所处的位置，在这次工业革命如何影响国家间的价值分配、收入分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升级，哪些政策制度对于无形资产和产品整体贸易框架的健康运行是必要的。最后还要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的角色和确保可靠的、有益的数据产生和分享所需的监管。

                                           （编辑  迟晨光）

中联重科是一个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企业。26年来，中联重科变化很大，主营业务从工程机械占100%，变为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装备制造和金融服务联动发展的格局。员工和管理团队，由100%的中国人变为有50个国籍员工融合的大家庭。我们从零起步学习经营，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探索商道的原则和路径。企业管理从最初的“拿来主义”，逐步过渡到具有自身管理和文化特点的体系。我们把企业的价值理念浓缩为八个字“至诚无息，博厚悠远”。这八个字来源于《中庸》，我们相信从儒家思想中能寻得企业的长远之道，并将所悟所得与经营管理实践相结合，以“诚信、执着、包容、担当”作为企业文化体系构建的核心支点。

随着企业国际化的加速，我们与国外企业的交流越来越多，尤其是近十年来，中联重科先后进行了5起跨国并购，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中西方企业管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母体文化的差异，也有价值观念的差异，还有管理实践的差异。

结合企业发展的实践，我将从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来源、表现、会通三个方面谈如何在中西方不同的管理思想之间求同存异、化异为新，融合发展。

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来源

中国的管理思想其实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企业管理作为一个系统学科则滥觞于西方。由于中西方管理思想受母文化影响的不同，起点和脉络不同，二者必然存在差异。差异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属性的来源决定差异

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源于传统文化中的治国安邦之道。尤其是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着眼于经世济民，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深具家国情怀。中国企业无论是近代的发端，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快速发展，都身负实业报国的理想责任；现在无论是公有还是私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企业。此外，儒商也是受到中国社会高度认同和尊崇的。所以，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一开始就具有更强烈的社会属性。

西方的企业管理思想更多产生于近代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在相对较强的逐利发展过程中，对企业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无论是“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过程管理之父”法约尔还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自身都是企业管理者，其管理理论源自企业，服务企业。因此，西方的企业管理思想一开始就更具强烈的经济属性。

人性的认知决定差异

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对人性认知的不同，也决定着管理思想的差异。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具有代表性的“性善论”也成为中国人对人性的主流认识。比如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就是说，人性中“仁、义、礼、智”这些善的品质都是与生俱来的。

在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的认识是多元化的，但对基督教的信奉，使“原罪说”成了普遍认识，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性恶论占据主流地位。他们把人的欲望说成人的本性，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必须加以限制和改造。因此，中西方对人性本源的认知不同，直接决定了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差异。

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表现

德鲁克曾经说“管理以文化为转移”。不一样的文化土壤必然会培育出不一样的管理模式。管理者都要顺应这种文化基因来进行管理，否则就达不到管理目的，甚至遭遇失败。西方企业的管理思想，源于古希腊文明，在近现代逐步形成科学的管理理论，注重逻辑、崇尚实证，追求标准化、制度化。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源于中华传统文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关注人的因素。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表现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管理机制上，西方企业重视外在制约，中国企业更强调内在自律。西方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都隐含着“人性本恶”的假设。因此，在管理机制上，主要通过相互制约，把权力限制在制度和流程的框架内。

相对而言，中国的“人性本善”论，使得企业更强调自律，注重道德的示范和引领，强调先“修己”，再“安人”，通过教化和修身来达成管理目标。比如，中联重科整体实行同样的“信任管理”，但中西有别。在收购的西方企业如意大利CIFA公司，是基于对其流程化、标准化的信任。收购10年，总部没有向该企业派驻中方人员，但CIFA公司能够做到运行顺畅规范、有效协同。而在国内，信任管理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明确责、权、利，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强化员工的责任感。公司每年都要组织高中层管理干部进行封闭式学习约2周，谈的是思想，谈的是人生观、价值观、个人行为准则，我们称之为“淬炼”。通过淬炼，完成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其次，在管理路径上，西方企业强调对事，中国企业强调对人。西方企业所蕴含的管理思想更重视制度、规章和流程，重视对事进行规划、执行、考核和奖惩，更强调“对事不对人”。而中国企业更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往往强调“先做人、后做事”，因才器使，然后授权赋能。比如，中联重科特别强调人的作用，在传承、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元、二维、三公、四德、五常、六勤、七能、八品”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中“二维”就是“德”和“才”，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识人用人原则。

第三，在管理基础上，西方企业强调契约精神，中国企业更注重和谐。契约精神根植于西方传统商业之中，也是西方法治、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西方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坚守契约精神，契约不仅确立了人与人、人与企业、人与社会的相互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清晰划出相互关系的边界。契约高于人际关系，形成牢固的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的市场关系。

和谐既是事业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在管理的基础上，中国企业更注重和谐。和谐关系在企业管理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国企业往往有“家”的文化，这个家既是小家，也是国家，都以“和谐”为终极指向，实现企业整体进步、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在管理战略上，西方企业注重长远建构，中国企业更注重顺应时势。相对而言，西方企业眼光长远、重视积淀、遵循程序、执行标准，注重产品质量和品牌声誉。企业的长期稳定又让企业哲学、企业文化得以传承。欧洲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虽然增长不快，但很多都是行业的隐形冠军。

“审时度势、待时而动”则是中国企业普遍追求的成功之道。中国企业往往有强烈的创新动力，主动营造和抓取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机遇，并针对外部形势变化，迅速调整经营管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紧跟国家政策、紧抓市场机遇，迅速成长，从中国走向世界。

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会通

管理，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固定模式；管理思想也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在中国企业国际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正视中西差异，让不同的管理思想在吸引与碰撞中相互渗透，以实现会通，进而指导企业发展的实践。中联重科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心得体会。

哲学+科学——道与术的并举

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特别是儒家思想“开放包容、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与时俱进”的四大特质，明确地告诉我们，企业应当遵从什么样的原则、担当什么样的使命、追求什么样的境界、拥有什么样的胸怀。这应当是中国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另一方面看，现代企业要在市场中生存发展，要提高效率和效益，不仅需要道德水平和思想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也需要管理科学、管理工具的支撑。

因此，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会通，首先在于把中国的传统哲学与西方的管理科学相结合，实现“道”与“术”的并举，完成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转化。

伦理+市场——义与利的兼顾

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性。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社会伦理也需要得到全面建立和维护。总体来看，西方企业更适应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自我调节，相信市场会自动趋向和谐、有序、均衡的状态。然而，市场会常常失灵，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经济利益和社会伦理不可能通过市场的自然发展得以协调处理。

相对而言，中国儒家思想更强调伦理道德，反对投机取巧、为富不仁，提倡“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当利益与伦理道义发生冲突时，甚至要舍利取义。中国社会一直推崇的儒商，其价值在于传承了儒家思想，平衡了企业的义利关系。

因此，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会通，在于伦理与市场的会通，使得企业管理者既顺应市场规律，让市场“无形的手”自我调节，又符合社会伦理要求。对于一个企业而言，管理者不但要创造效益，更有责任和义务培养造就有思想、有情义、有担当的人，成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伦理体系的建造者和守护者。

忠恕+制度——仁与法的贯通

儒家仁学一以贯之的践行之道即是“忠恕”。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蕴含了个人的道德标准、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人与人如何在精神层面沟通以及世界多样性的解释，是传统文化的“富矿”。

对于企业而言，“忠恕”之道即是企业的管理要成为各方普遍认可的合理行为，因此企业利益要符合国家和社会利益，要善待员工，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追求各利益相关方的和谐。这对于现代社会生态平衡机制十分重要。

相对而言，中国还需要补上“制度治企”这一课。而这正是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核心优势之一。让西方企业崇尚的法治、契约精神与中国企业的人本、忠恕之道会通，实现仁与法的贯通，以形成中西结合的管理理念和实践方法。

今天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企业从未如此受到世界关注，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融合会通是大势所趋。我们看到，无论是同仁堂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还是海尔的“真诚到永远”、华为的“奋斗者”文化、联想的“以产业报国为己任”，都深刻地打上了中国儒家文化的烙印，也正吸纳世界优秀的管理思想，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因此，我们不应只是儒家主流思想的传承者，更应该拥有一颗不断向世界学习的进取之心，来实现跨文化融合发展。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让中国主流文化伴随着中国产能、技术、品牌一起走出去，与世界和谐互动交流，以进一步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让世界更全面地认识一个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编辑  杨利红）

编者按：本文所报道的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是我国在集成电路制造设备领域的一个杰出企业。中微多年专攻等离子刻蚀设备的研制，紧跟国际技术前进步伐，现已跻身国际一流行列，在我国半导体设备行业尤其突出。中微在长期坚持自主研发的基础上，不仅拥有多项国际发明专利，而且严格遵守和熟练运用知识产权有关法规，从容应对挑战，从而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处处主动。他们的经验在今天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尤其值得关注。

前不久，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积电”）为其领跑全球的7纳米生产线确定了5家刻蚀设备供应商，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赫然在列。

2017年初，在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向总统提交的报告《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长期领导地位》中，中微是唯一被提及的中国企业。此前，美国商务部在实地考察了中微和中芯国际后，于2015年2月9日公告放弃“限制对华出口刻蚀设备”并通报“瓦森纳协议”。这一事件标志着西方国家在集成电路高端装备领域的垄断和对华封锁首次被打破。

中微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它凭什么能突破“瓦森纳协议”对华出口刻蚀机的限制，并与世界顶级刻蚀机公司共同成为台积电的供应商？它给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中微创办于2004年，有三大产品：芯片制造前道等离子体刻蚀设备（D-RIE）、硅通孔刻蚀设备（TSV）和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沉积设备（MOCVD）。这三大产品在各自的细分领域都位居世界前三强。

目前，中微是国内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制造装备产业的领先企业,国内仅有的一家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持续地和批量地销售极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端制造装备的企业。

开启新征程

2004年一批资深留学生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在上海浦东创立了中微，其领军人物是公司董事长尹志尧。上世纪80年代，尹志尧留学美国。1984年，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博士学位。随后进入英特尔工作，负责电浆刻蚀业务。而后，他又先后到美国科林研发和全球最大的芯片设备生产企业美国应用材料工作。他在美国应用材料曾任总公司副总裁及刻蚀产品部总经理。

尹志尧在美国硅谷闯荡之日，也正是中国半导体产业蜕变之时。

1983年5月，国务院成立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任组长，第二年改组为电子振兴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组长。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对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发展产生影响。其中，“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成套设备”被列为重点突破的十大技术装备之一。

2000年6月，在倪光南等一批老专家的推动下，国务院接连发布进一步完善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政策有关问题文件，扶持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从那一年起，一批批海外学子回国创业。2000年4月，由张汝京领衔的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新区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半导体产业开始书写新的篇章。

尹志尧回国创业与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奠基人——江上舟，两人中学时是北京四中的校友。为了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江上舟曾鼓动张汝京等一大批硅谷华人回国创业，尹志尧就是其中一位。

在一次世界半导体设备展上，尹志尧偶遇时任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江上舟仔细观看了美国应用材料的设备后说：“看来刻蚀机比原子弹还复杂，外国人用它来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能不能自己把它造出来？”江上舟鼓励尹志尧：“我是个癌症病人，只剩下半条命，哪怕豁出命去，也要为国家造出刻蚀机。我们一起干吧！”

2004年8月，时年60岁的尹志尧决定回国创业。他说：“我给外国人做了几十年嫁衣了，是时候报效祖国了。”与此同时，他还说服并带回了18位在硅谷主流半导体设备公司或研究机构工作多年的资深华裔工程师，后来有15位与尹志尧一起创建了中微公司。从此，尹志尧和他的团队开启了驰骋中国半导体和芯片装备产业的新征程。

在半导体行业工作了20多年，尹志尧个人拥有60多项技术专利，被称为“硅谷最成功的华人之一”。没有带回任何图纸和技术资料，尹志尧及其团队近乎赤手空拳回国创业。

在美国，尹志尧每年有2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回国创业时，上海市政府支持了5000万元启动资金，另外他们还自筹了150万美金。但这点钱对于一个像中微这样的企业，是远远不够的，很快钱就花光了。缺钱，成了尹志尧面临的头号难题。为了筹资，他跑遍所有可能注资的机构和企业，但资金缺位还是很大。此时，江上舟给他送来了个好消息——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同意见他。当陈元得知他们要做的是刻蚀机时，兴奋地说：这东西，我做梦都想做，一定要支持。结果，中微从国开行拿到5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此后，中微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芯片制作有三个主要设备：光刻机、刻蚀机和薄膜沉积设备。“当时，我们选做两个，即刻蚀机和薄膜沉积设备。”中微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曹炼生说。2008年，中微自行研发的12英寸刻蚀机卖到了台湾，进入了芯片生产线。

中微成立之初，上海市政府以“科教兴市”重大项目给予了资金支持，之后又通过上海科创投对公司多次投资。2014年底，中微成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的第一批三家企业之一。经过几轮融资，中微注册资本现已超过了2.69亿美元，估值人民币80.9亿元。中微前三大股东分别为公司员工（20.26%）、上海科创投集团（19.97%）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19.34%），现有员工约600名，其中约1/4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地，是一支相当专业化、国际化的精英队伍。

说起中微的创建和发展，尹志尧总是要特别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江上舟。2011年，当江上舟不幸因病去世时，他专门撰文写道：上舟先生是我们的领路人。

群雄盘踞的半导体装备市场

半导体产业十分庞大，其主要产品包括集成电路（IC）、光电子、分离器和传感器等，其中IC的规模占80%以上，所以，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这两个概念经常混用。而芯片则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它分为几十个大类、上千个小类。制造一块小小的芯片，涉及50多个学科、数千道工序。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半导体及芯片产业主要包括装备、材料、设计、制造、封测五大部分，其中装备和材料属于产业链的上游。在这条产业链上，目前我国企业包括半导体装备制造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 2018年1月26日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商出货金额达到560亿美元，比起上一年大幅增长接近40%，创下历史新高。

半导体装备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半导体产业价值链顶端的“皇冠”。目前，全球半导体装备一年销售额560亿美元，市场规模不算很大。但因其技术门槛非常高，它对一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就成了全球竞争的制高点。

由于全球新建的12英寸晶圆厂在逐渐向中国集中，因此半导体和芯片装备采购额的增长部分，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然而，中国目前半导体和芯片装备制造的能力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从美国高德纳公司（Gartner Group）2016年的全球十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排名看（表1），美国、日本和荷兰3个国家的公司垄断了全部入榜企业，中国公司没有一家入围。

表1  2016年全球前十大晶圆制造设备供应商排名

资料来源：Gartner（4/2017）

在这个排行榜中，世界前三强是美国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美国泛林研发（Lam Research），荷兰阿斯麦（ASML）。最后一名是荷兰ASM国际（ASM International），2016年营收为4.97亿美元，这也是入榜的最低门槛。

我们再来看中国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的十强（表2）。

表2  2016年中国半导体设备十强单位（按半导体设备销售收入排序）

资料来源：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2016年中国半导体设备销售收入总计57.33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前十强公司实现销售收入总额48.34亿元，同比增长28.5%。据SEMI统计，2016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额412亿美元，中国大约占2%。中国半导体设备十强企业销售收入总额，仅与世界十强的第八名日本尼康大体相当。可见，中国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与美国、日本和荷兰的企业相比，差距很大。虽然世界十强的最低门槛并不算很高，但其营收规模也高出中国十强第一名4倍之多。

在市场已被世界群雄分割完毕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如何追赶？

晶圆制造需要上百种装备，如扩散炉、光刻机、刻蚀机、离子注入机、薄膜沉积设备、化学机械抛光机、清洗机等，但其中占设备投资总额比重最大的，第一是光刻机，占20%；第二是刻蚀机，占18-19%；第三是薄膜沉积设备，占15%。这三类装备占晶圆制造企业设备总投资的50%以上。因此，攻克这三类装备是发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急所”。

中微正是为制造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而生。从2004年诞生到今天，中微终于完成了追赶，进入了世界第一方阵。在刻蚀机这个细分领域，中微已成为世界前三强。

尹志尧在回国时立下的目标，是“用15年时间追赶，用20年时间超越，让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的芯片生产基地！”

中微用14年完成了这个追赶的目标。

艰难的追赶之路

和国外企业相比，中微是半导体装备制造行业的后来者，因此，追赶行业的标杆企业是他们必须要走的一步。就刻蚀机而言，当今世界主要制造商有3家：美国材料应用、美国科林研发、日本东京电子。他们不仅掌握着刻蚀机制造的前沿技术，而且体量都相当大，美国应用材料为100亿美元规模的企业，美国泛林研发和日本东京电子的营业额也达到50亿-60亿美元规模。这3家企业是中微要追赶的目标企业。

中微能不能追赶上这些企业呢？尹志尧认为，能不能追上，关键在于人。和他一起回国创业中微的团队基本都是来自这几家公司，对这几家公司很了解，而且个个身怀绝技，所以，追赶他们有自己的底气，有一定的先天优势。

那么，中微是怎么追赶的呢？引用曹炼生的一句话，就是“咬住国际先进水平不放松”。但这既需要人才又需要钱，中微的研发团队堪称国际一流，但是巨大的投资从哪里来？众所周知，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装备制造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大、回报周期长。比如，仅就研发投入而言，作为行业老大，美国应用材料在过去10年中平均每年的投入超过10亿美元，占营业收入大约10%。中微的研发投入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级呢？曹炼生说：“我们每年的研发支出差不多是5000万美金，即人民币3亿多”。这只是美国应用材料年均研发投入的1/20。即使是这样，也给中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017年，中微的销售收入创历史新高，达到10亿元，以此计算，研发支出占了销售收入的30%。这个比例明显高于美国应用材料，这是追赶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如此之高的研发投入，使中微不得不为钱而与各方周旋。尽管国家的专项资金支持，能够解决一部分研发费用不足的问题，但企业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解决资金难题。事实上，中国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装备制造企业都面临着和中微同样的问题。

“这就又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像我们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我们集成电路装备产业现在有三种模式，即中微、上微、北微3个国内重点企业走的三条不同的道路。” 曹炼生说。

上微，就是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它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与成套工艺专项”的65纳米光刻机研制项目。现在，他们突破的是90纳米的光刻机。尽管在我国这是从0到1的突破，但90纳米的光刻机已不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作为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就要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于是，上微利用多年积累下来的核心技术，开发了一些其他产品，例如用于封装的光刻机等，在市场上这些产品卖得也不错。有人把上微的这种做法称作“沿途下蛋”。

北微，全称是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北方微电子和七星电子两家公司重组而成。其研发团队以清华、北大、中科院为背景，产品做得比较多，或者说比较齐全。有人把它誉为中国版的“应用材料公司”，但以它现在的实力和美国应用材料相比，更多的还是对它的一种美誉。

中微和他们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这14年来，中微就是咬住了国际先进水平，把刻蚀机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65纳米，一直做到现在的7纳米。”曹炼生说。

等离子体刻蚀机是中微的主要产品。从2008年起，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上海市政府的研发资金支持下，中微先后成功开发和销售了适用于65/45/28/20/14/10/7纳米工艺制程的一系列等离子体刻蚀设备，陆续覆盖了存储器件和逻辑器件制造中大部分的介质刻蚀和导体刻蚀工艺，始终保持着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中微生产和销售的500多个刻蚀反应台已经在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40条先进芯片生产线上运行，高质量地生产了6000多万片晶圆。2017年7月，台积电宣布将中微纳入其7纳米工艺设备商采购名单，使中微成为唯一进入台积电7纳米工艺蚀刻设备的大陆本土设备商。

中微的另两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是硅通孔（TSV）刻蚀和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沉积（MOCVD）设备。中微TSV刻蚀设备已经装备了国内所有的集成电路先进封装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50%。同时还远销欧洲，应用于新兴的微电机系统（MEMS）传感器制造。而用于制造蓝光LED 的中微MOCVD设备在最近两年，从几乎为零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一举实现超过70%的市场占有率，彻底打破了美国维科（Veeco）和德国爱思强（Aixtron）两家供应商长期垄断市场的局面。由于中国的MOCVD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占全球份额超过60%，所以，中微实际上已经是全球MOCVD最大的供应商。最近，中微的MOCVD设备正在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不懈的努力，使中微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中微已获得国内外知名奖项达50余次，例如，国家科技发展重大专项（02专项）授予的多种奖项，以及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工博会金奖和行业权威杂志《Semiconductor International》（《半导体国际》）颁发的2009年全球最佳产品奖等。有人预测，在今天半导体设备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微有机会成为新一代的“华为”。这是对中微的赞誉，也是对中微的期盼。

国际维权三大战役

公司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及同业竞争对手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对中微高度警惕。10多年来，美国应用材料、泛林研发、维科三大半导体设备公司轮番对中微发起了商业机密和专利侵权的法律诉讼，意欲遏制中微的发展。对此，中微有充分的准备，他们在国内外申请了1200多件相关专利，其中绝大部分是发明专利，有力地保护了其自主创新形成的知识产权。

第一场官司是和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公司美国应用材料打的。2007年10月，应用材料将中微告上了美国法庭，指控中微使用其商业机密开发了设备，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此外，应用材料宣称拥有中微的两项专利，这些专利由目前任职中微的4名前雇员发明，其中包括中微董事长尹志尧，副总裁陈爱华。应用材料表示，当初与4人曾签订过协议，要求其在任职期间所有专利所有权归应用材料。而且即使离开应用材料，一年内申请的专利也全部“假定为其受聘于应用材料期间所发明，所有权归应用材料”。

“法院立案以后就开始取证，取证取了两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找不到证据就算了，最后以和解而告终。”曹炼生说。

大名鼎鼎的美国应用材料为什么要状告一个弱小的同业新秀中微呢？显然，这更像是一种企业间的商业竞争策略。当时，中微研发的用于制造65纳米至45纳米芯片的刻蚀机，已进入全球主流市场，对应用材料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所以，它此时状告中微，实质上就是想遏制住中微快速发展的脚步。

第二次官司是中微的直接竞争对手美国泛林研发在台湾打的。2009年1月，泛林研发声称中微公司型号为Primo D-RIE的等离子体蚀刻机侵害它的台湾专利 TW136706“电浆反应器中之多孔的电浆密封环”和TW126873“于电浆处理室中大量消除未局限电浆之聚焦环配置”。所以，泛林研发将中微告到台湾法院。中微公司以事实回应了泛林研发的指控，并指出泛林所提出的被侵权的专利根本就是无效的专利。台湾智慧财产法院法官在听取双方针对有效性问题的辩论后，基于不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查关于侵权的争点，驳回了泛林研发的诉讼请求，并认定泛林研发主张遭到侵害的专利是无效的。“泛林研发不服一审判决，于是他们就上诉，结果连着打三次，三审我们全赢。”曹炼生自豪地说。

泛林研发为什么选择在台湾状告中微？说白了，这也是一种竞争策略。“因为我们之间竞争的主要市场就在台湾。”曹炼生说。

针对这场官司，尹志尧说：“健康的竞争是向客户提供更优秀产品的不可缺少的保证。我们欢迎与竞争对手们的公开竞争。当然，当这样的竞争对手试图以没有根据的法律诉讼来阻碍我们进军关键市场时，我们将积极捍卫我们的权力。我们非常高兴法庭驳回了他们的诉讼。”

第三次官司是和美国维科打的。这场官司的起因，还是因为中微MOCVD设备占领市场的速度太快，维科节节败退，有点受不了了。这场官司是从2017年4月份开始的，一直打到今年2月份才以和解的方式结束。

2017年4月，维科在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对中微MOCVD设备的晶圆承载器 (石墨托盘) 供应商西格里碳素（SGL）展开了专利侵权诉讼, 维科认为，西格里碳素为中微半导体设计的石墨托盘侵犯了其专利, 要求禁止西格里碳素向中微供货，并赔偿巨额损失。

对于维科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微的专利部门很清楚，他们讲的那个专利是无效的。中微告诉西格里碳素可以放心供货。但美国法院支持了维科的诉讼请求，禁止了西格里碳素向中微供货。怎么办？中微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2017年7月，中微在福建高院起诉维科精密仪器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维科上海”) ，指控其TurboDisk EPIK 700型号的MOCVD设备侵犯了中微的晶圆承载器同步锁定的中国专利，申请对维科上海发布永久禁令并赔偿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

就这样，这场专利互诉战正式拉开帷幕。曹炼生说：“你不是不让石墨托盘出口吗？那我就不让你的东西进口。” 今年年初，中微获悉，美方涉嫌侵犯中微专利权的设备即将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口，随即向上海海关提出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上海海关及时启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程序，在进口环节开展行政执法，根据权利人申请，暂停涉嫌侵权设备的通关，这批设备货值达3400万元。“这一扣，维科受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它的产品被中国给扣了。”曹炼生说，在此情况下“维科主动打电话给中微说，我们坐下来谈谈吧。一谈，双方都表示愿意撤诉，我们也不扣你的产品，你也不要让人家禁止出口了。”经过谈判，中微与维科、西格里碳素三方最终达成全球范围相互授权的和解协议。

尹志尧说：“竞争对手们基于全球客户的利益应该如何解决好知识产权事宜，这次和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路走来，中微一直在努力地践行它的目标：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中，为国内的制造企业供应能够替代进口的优质低价关键设备；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研制能与国际垄断巨头争一席之地的具有国际最先进水平的关键设备。

展望未来，中微透露，他们正在积极筹划公司上市，登陆中国资本市场。这无疑对尹志尧提出的“用20年时间超越”竞争对手的目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正在向中国转移，中国把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视作国家战略，在此大好机遇下，我们期待中微成为一个领先全球的半导体和芯片装备制造的企业。

                                 （编辑  碣石）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已经逆转，经济虚拟化带来的阶级对立日益凸显，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危机正在往深度演进。中国经济需要保持其社会主义的特质，为人类探索出一条金融社会主义的新路。

“好”的金融是经济体系的造血器官，而“坏”的金融则会成为经济体系的吸血怪兽。金融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好的金融。金融的本源是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自我循环；金融应成为普通民众获得合理财产性收入与分担财务风险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民众财富的收割机。

金融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指在金融这一资本主义特征最为突出的领域，仍然能够应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利用金融又能驾驭金融。可以说，能否有效驾驭金融资本，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走了一条实体经济立国的道路，金融资源绝大部分流入实体经济，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①

然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脱实向虚”的压力。中国已经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也促使大量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去追逐投机暴利。中国经济如果走上虚拟化的道路，面临的问题将比美国更大，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搞金融霸权、让全球分担其金融风险的条件。

中国市场空间大，具有产业发展的巨大腾挪空间。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外流、本国产业空心化的老路不应在中国重演。目前我国东部部分制造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我们可以主动引导这一进程；同时，中国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两洲（非洲与南美洲）战略，形成主要面向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全球战略，拓展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空间，中国开发性金融服务业相应为“走出去”的企业和项目服务，增强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

发展社会主义普惠金融，让人民真正从中得益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认为金融需要大众化，“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①

普惠金融需要让普通人分享金融资本收益，而不是将金融市场变成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机制。凯恩斯曾经告诫，为了公众的利益，普通人进入赌场的门槛很高，而股市也要做同样的安排。② 中国有接近1亿的散户参与炒股，20多年来股市信息和资源高度不对称，弱势群体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股市的“灾民”。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真正的普惠金融如同上善之水，能够润泽人们的生活，而不是洪灾肆虐。经济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算计圈钱的所谓“金融创新”，但是真正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的创新却太少。草根创业者、贫困大学生如何抵押未来收益开启职业生涯？中产阶级如何分散其财产风险？个体如何共享新技术的收益？这些都需要好的金融创新。

社会主义制度下普惠金融是新的金融共同体。市场经济将个体从集体共同体中抛出，原子化的个体无力抵御现代社会的高风险，真正普惠的金融创新应该是在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前提下，重建风险群体共担、收益群体共享的新共同体。

罗伯特·希勒提出建立新金融秩序，以实现大规模的风险共担。① 他说的大规模风险共担的重要前提，是数据时代的到来使风险的识别和评价更加容易。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当这种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提供对冲机制使得经济体系更稳定的同时，也空前放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新的金融共同体不是自组织的金融共同体，而是政治金融共同体，需要政治实体来处置金融风险点，防范道德风险，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统筹运营金融资源，服务国家长远发展

金融资本如同河水一样流动，控制得好可以造福社会，控制不好就会造成洪灾。治理的方法就如同大禹治水，既要疏，也要堵，以疏导为主。需要给老百姓提供稳定、持续的财产增值机会。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性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使得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并存，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供给引导市场资金服务国家长远发展。

我国具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认为，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等领域投资不足，之所以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高度不确定性及收益的排他性。他提出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这种基金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具有长期的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结合的制度设计，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吸收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的投资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避免住房资产过度金融化，回归其民生品属性

住房是基本的民生用品，甚至不是普通商品，更别说是金融品。当前住房金融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住房市场空前的非理性繁荣，2006-2015年10年间，我国住宅竣工面积达到了176亿平方米， 相当于每户竣工近44平方米。①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② 我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和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难分伯仲。但与此同时，许多低收入群众望楼兴叹，买不起房。

住房金融化也加剧了财富所有者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分化。居民财富中住房占了大部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表明，住房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法国与英国两国财富/收入比自1970年不断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住房财富比重的急剧上升。③ 中国的情况有过而无不及，目前中国的居民财富，六成左右都是房产净值。④

这使得社会分化为炒房阶层、自住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炒房阶层就是所谓的“投机资本家”，在房价暴涨的过程中空手套利；对于自住房阶层，住房对他们的意义是使用价值而非金融价值，房价的涨落对他们如过眼烟云。

一线城市的底层则沦为“无房阶级”。当一座城市的房价已经上涨到依靠劳动收入（无论多高的薪水）都无法购买的时候，房价就已经成为划分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阶层与劳动者阶层的天然界限，并摧折劳动阶级通过诚实劳动和奋斗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心。

如何控制房价？仅靠限价为主的政策显然无济于事，房价调控的历史表明，越是严厉的调控政策，越是带来下一轮的报复性增长。治本之策就是落实中央提出的“住房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这一根本定位。改变住房的投机品属性，回归其商品和民生品的属性。

首先要在去金融化上下功夫，降低住房资产的流动性。在当代社会任何资产都可以金融化，去金融化，就是降低其流动性，提高住房资产变现的难度。一是通过限售遏制频繁交易，例如2017年的房地产调控中，有的地方规定购买的住房若干年之内不能交易。这种降低住房资产流动性的政策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加大持有投机房产的成本，征收物业税或房产税，特别对三套房以上者要按照累进税率征收。三是严控住房贷款的杠杆率，比如对于二套房以上的交易提高首付比例，对于三套房以上者必须全款购买。

其次，实施供需总量的调控，使得土地的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大体保持平衡，这就不会造成一房难求的状况。许多地方政府通过限制土地供应抬高地价，可谓是反其道而行之。其动机可能是为炒地皮。

真正的供需平衡的计划，是根据需求变化来逐步增加土地供给的方式，根据每年住房刚需以及改善性需求增加量，有序增加土地供给，以避免因为供需失衡而炒作地价、炒作房价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政府需要管住自己炒地皮的冲动。“土地财政”的职能不是卖地，而是像重庆等地那样为了公共利益运营土地，实施土地收储，按城市发展实际需要将其逐步投入市场，利用土地未来的收益进行城市建设的融资，使得土地的涨价收益落入公共财政的口袋，而不是落入私人开发商和炒房集团的口袋。这才是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土地运营方式。同时，要通过政府的平准机制，抑制住房价格的爆涨，改变房价单向上涨的预期，让炒房者和乱炒地皮的企业血本无归。

第三，要大力推行租赁转“共有产权”住房制度。租房是支付使用权的租金，而贷款买房则是支付所有权的利息。房客永远是过客，而“房奴”则可以变为房主。劳动者收入增加的速度，无法赶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如果说股市上涨的时候是贪婪，下跌的时候是恐惧，房市则是炒房者的贪婪与刚需群体的恐慌交织在一起，从而推动了房价的暴涨。

租赁转购买制度的根本就在于服务刚需。刚毕业的青年人能够通过这个通道分享租房的资产升值收益，他们既是房客，又是未来的房主。建设大批政策性住房，由政府低价供地，并由政府回购。政策房规模要达到市场占有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政府将房子租赁给刚需群体，在租赁期间可以实施“租购同权”，与购房群体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达到若干年限以后，租赁者可以申请按照“共有产权”购买，购房者可以终身使用，可以继承，但是不能自由交易。共有产权实质是限制住房的投机品属性，而充分保障其民生品属性。

设立政府金融市场平准机制

金融市场的本质是非均衡的。由于金融体系内部相互拆借，金融风险很容易演化成系统性风险，一旦触发危机就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只有通过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去除过度杠杆化，才会避免暴涨暴跌和系统性危机。

好的金融市场不能鼓励暴利，而需要建立相应的政府平准机制，抑制波动，避免资金恶意炒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同志领导的稳定财经的战役就是对平准机制的成功应用。建国初，若干大城市发生通货膨胀，市场投机活动极其严重。为了稳定金融、狙击市场投机活动，陈云同志领导了一场阻击战，商业、银行、财政、税收，四路进兵。商业上由政府逐步抛售热炒商品、打击囤积行为，使市场物价不涨反跌；同时，银行贷款限制借出数目，控制货币投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去杠杆”）。几方面力量共同作用压制了投机商的力量，商人最后只得跟着政府调控的意图走，从而平稳了物价。

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如何驾驭资本有重要启发意义。市场经济的金融战，同样需要国家队。设立国家队的目标不在于盈利，而在于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被少数人收割，保障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保障国家利益不被境外势力侵袭。作战方式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国家的组织力，统一领导，集中发挥力量，有效地压抑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全球金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际上的金融大鳄经常是以做空主权国家来获利的。1992年索罗斯做空英镑获利丰厚，使得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后同样是国际金融大鳄的金融战。中国如何在这种残酷的金融斗争中保障国家利益，除了设立防火墙之外，同样需要金融的国家队，以对抗金融侵略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编辑  宋斌斌）

20年前我在西部地区参加扶贫项目和支教工作，干了很长一段时期，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有切身体会。当时我参加的一项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工资太低，同时又常常被一再拖欠。其根本原因不一定是包工头多么黑心，或者基层组织可能被港台商人或韩日商人收买，主要原因还是在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那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加工业，主要是做玩具、运动鞋、衬衣之类产品，向欧美等市场出口，而大陆代工厂从这些产品的市值中得到的份额实在可怜。比如说一双耐克鞋在美国卖143美元，大陆厂只能拿到3美元，而且这批货物到美国后，在没有上市之前，大陆厂还拿不到这3美元货款，产品要在美国的商场卖掉其中的70%，才能够得到回款。而这3美元中还要支付中间商费用、税费等等，在一线干活的农民工，每双鞋能拿到3美分就不错了。从这项研究可以发现，“农民穷、农村难、农业很危险”的背后，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问题，更要从国际视角来进行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的“七个坚持”

看到十九大报告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多年前做扶贫项目基本是在“老少边穷”地区，甚至一年有一大半时间都在下面。那个年代资金少、项目少、投资少、基础设施也差，西藏、新疆、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差，当地农民要提高收入确实非常难。我在做农村教育时的想法是，只要当地孩子们能上学，把他们培养成才，就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个人也能成长。但后来发现，贫困地区家庭要培养一个孩子上高中、大学，家里的经济负担是很重的，越是贫困地区家庭负担越重。但因为家乡的发展落后，孩子上了大学不愿回来，培养出的人才反而是“孔雀东南飞”，一去不复返。

我还参加过农村的健康项目。如果农民的收入低，教育带动农村本地发展的作用不显著，那么在农村每个人至少应该保持比较健康的状态。我自己还摸索了一些所谓“模式”，但都是在试验阶段和个案层面的。我们在“点”上积累的经验，怎么变成“线”，“线”又怎么变成“面”？直到今天还是挑战。那时候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农民一年有很多现金收入都搭在吃药、看病、吊盐水上，我的目标是在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减少农民在医药方面的开支，这样至少生活质量有保障。但这样一种“点”上的成功个案和好的经验，也很容易被某种政策选择、或因资本进入农村医疗领域而被完全冲掉。

今天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讲的“几个坚持”是特别精准和到位的。我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是“后2020战略”，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在2020年基本完成“精准扶贫”以后，将要长期实施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七个坚持”：第一是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第二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第三是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第四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振兴不只是指经济，至少是“五位一体”的。第五也特别重要，就是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离开城镇化谈农村的振兴。第六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后是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在“七个坚持”精神的指导下，中央也给出一个时间表，就是“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 与此同步的是，到2020年，我们要基本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到2035年，在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真正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然后，当整个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梦实现的时候，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需要认真处理几对关系

当年的“三农问题”用新的表述叫做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格局。这是美好愿景和目标蓝图，在实施过程中有几对关系是绕不开、或者说是不得不认真处理的。

第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次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同时召开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萨米尔·阿明提出了两点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是农村的金融风险问题，一个是我们农村土地的性质问题。我认为这里首要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或者农民的主体地位问题。   

第二，农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目前城乡还处于一个“两元”或“分隔”的状态，或者说不匹配和严重不平衡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将拖累中国的发展、腾飞和复兴。中国的“农”和“城”之间的不平衡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国家农业产值只占GDP的不到10%了，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却仍占30%以上，农村总人口占到44%，而这44%的人口还没有算上城镇中的2.8亿农民工。因为这么多农民工并没有城镇户口，因此城市的福利、保障、医疗他们并没有享受到，还有如此大的一个落差。因此处理好振兴农村与城镇化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东南与西北的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西北内地欠发达或不发达；西北内地不只是经济不发达，还存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如此大的区域，如此重要的国家认同还没有彻底完成，甚至在某些领域是倒退。

第四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刚才我举的生产耐克鞋和玩具只是一个小例子，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或者背后的金融战，以及在安全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上对中国2025创新的遏制。我们要迎接来自国际的挑战，化解种种矛盾，推进和实现农村的振兴是一个关键。做得不好，“三农”问题会拖我们国家腾飞和复兴的后腿；做得好，农村市场打开，农民需求提升，就可以极大地扩大国内需求。我们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东南地区，已经形成巨大的经济体，其制造业已经创下很多世界纪录。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内市场的扩张将足以抵御出口受阻的潜在风险。

第五，代际之间的关系。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是挖过地、种过田的公社社员，所以只要有现金收入就能够满足；那么差的工资、那么差的生活条件、那么恶劣的雇佣关系，只要到年终有现金寄回去就可以了。现在2.8亿农民工有些已经步入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怎么办？新一代的农民工愿不愿意回乡在振兴乡村中发挥作用，如果就业机会不足，是不是就在城里住着？

第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当市场失灵时，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其实还有“第三维”，就是要发挥社会或者社区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概念，而是“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包括社会的、生态的、文化的，也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建设等。而在这个“三维”的结构中，市场不能解决的，政府也不用大包大揽，传统的社区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的党和基层党组织本身就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这个“三维”结构来恰好可以破解“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论。

比如社区的重建，我曾经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过关于“公共性的寻求”或者农村社区重建的调查。我发现，其实不论是民族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东西。第一就是认同。一个社区不仅仅是行政意义和地理意义上划在一块，而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大家有一个基本认同感。第二，只要在自己的社区就有安全感。这个“安全”不是由保安或公安武警提供的行政手段、技术手段，而是在我的社区里大家互相关照的安全。第三就叫凝聚力。同一社区的人们，平时可以不相往来、个人自扫门前雪，但是遇到洪水、地震等天灾、遇到外敌入侵，我们就能扶老携幼，就能互助，社区有亲情。

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主体地位问题

我们要从我们的实践中发展自己的理论，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大有改进的余地。我们的实践干得很好，但是自己的故事讲得并不很好；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好的理论，但没有坚持下来。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乡镇企业？为什么不研究党支部？为什么不研究居委会呢？而非要用西方的概念。这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出来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描述层面，这些概念也只是描述了一个现象。第二类问题，就是愿景和目标类的概念现在也很多，要致富、要振兴、要团结、要和谐、要互利共赢，这些都是目标愿景性的。当然现在跨学科已经是个优势，要处理复杂性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我觉得理论和学术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些分析性的概念。如果没有自己的分析性概念成为理论的支撑，那“中国学派”其实只是用西方概念、西方理论来处理中国现象。

农村振兴也是如此，乡村振兴如果从经验层面来看，当然包括生态环境、社会建设、乡村组织、经济层面以及农民富裕等等，但强调主体地位就不应当只是富裕。如果只是富裕，只是要解决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慈善水平和福利保障水平，而不是主人翁地位和主体地位水平，那么福利就会成为一个无底洞。如果自己不是主人的话，那么再多的福利大家也不会珍惜的。一旦“我”是社会的主人，哪怕有困难，哪怕有风险，人民也会同舟共济，同甘共苦。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