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被列宁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强调：“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在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他都认真加以阅读，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等。其中，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毛泽东曾经读了许多遍。他亲自组织收集和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历史和现状的材料，撰写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理论》等重要的经济报告。他提出的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指南。总的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在哲学和军事等方面。

　　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工作逐步成为全党的工作重点，政治经济学也随之成为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人们的面前，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但是，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由斯大林主持和指导、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上的不足自然会在实践上反映出来，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献，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1958年和1960年期间，鉴于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和干部思想中存在的一些混乱认识，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他强调，“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地学。”他自己则身体力行，提出要下决心搞通经济学这门学问。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与邓力群等同志一起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研读，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谈话中，毛泽东既肯定了苏联教科书的正确方面，同时指出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什么贡献呢？他提出了什么样新的见解和理论呢？

第一，坚持政治挂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指出：“党组织不挂帅，要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发挥广泛主动性，是不可能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他批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

第二，走群众路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他主张：“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第三，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毛泽东尖锐地批判苏联教科书，指出，“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2]毛泽东强调，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这两方面都不能过头，过头了，“会变成个人主义”。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第四，“向科学进军”“实行技术革命”。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向科学进军”“实行技术革命”、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他还指出：“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　

第五，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把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在1955年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同年10月，他又再次强调，“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3]紧接着不久，他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

第六，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工具。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得出结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针对那种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认为，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这一提法，没有说到最终条件，阐述得不完整。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第七，社会主义经济是波浪式发展的。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但是，这一规律是如何实现的呢？有计划是否消灭无政府，自觉性是否消灭自发性呢?对此，毛泽东认为这不符合辩证法。毛泽东指出：“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毛泽东认为：“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第八，农、轻、重协调发展，“两条腿走路”。毛泽东提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苏联的缺点是“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作了新的阐发，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在每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包括实行中央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等。他提出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并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九，立足自力更生。他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针对苏联教科书提出的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存在着和平经济竞赛的认识，毛泽东提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不是完全平等的。

第十，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他把社会主义国家分为了三类：一类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一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有一类是达到一定阶段就停顿下来。毛泽东注意到，苏联的工业和农业虽然还在发展，但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多年来基本上是停顿的，而且还出现了值得高度重视的倒退现象。毛泽东则是用辩证的历史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经济范畴都是永恒存在的吗？”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贡献，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探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吸收并超越了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不仅在哲学、政治和军事思想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当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总体上还属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难免有其历史局限。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意见，如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主要依靠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推动经济发展等，明显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难性局面埋下了伏笔。其中的教训也是需要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和汲取的。

 

毛泽东提出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我们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首先，老祖宗的理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第二，从实际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他批评苏联教科书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出发，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他还指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要有哲学家头脑。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作者没有辩证法，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第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指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4]“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第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5]

第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理论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现了科学发展和知识进步的一般规律，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历久而弥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已经有了60多年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也有了30多年的历史，我们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创新。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号召“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邓小平评价这个决定“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6]30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伴随着实践的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着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实践，发展和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更加重要。没有这样一种科学的理论，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应当承认，与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相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是明显落后的。一方面，目前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各种热点问题的对策研究所左右，基础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进展有限。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框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践和问题出发，热衷于用抽象的定理、模型和公式去裁剪丰富多彩的现实，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这种情况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根基，在实践中产生严重危害。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理论的繁荣与兴盛,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时代课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在毛泽东奠基和开创、改革开放后建立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

 

（编辑  苏歌）

 

[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以下引文如未标注，均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三、六、七、八卷。

[2]《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九七六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人民出版社。

[5]《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第420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鸦片战争后，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进程。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而这又成为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必须加快工业化步伐，但受到经济落后和国家贫穷的制约，为突破“贫困陷阱”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将非常有限而又分散的剩余集中起来，迅速建立起工业基础。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

 

建国初期的“贫困陷阱”与迫切的国家安全问题

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因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拔。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当人均收入过低、储蓄不足，由此缺乏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时，经过百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残破。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1936年为例，其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依次为：104.1%和-4.1%，97.5%和2.5%，102.0%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0%和6.0%。投资率最高的年份没有超过6%，其中4年甚至为负数。[1] 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探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时，几乎一致认为仅靠中国自己不能解决资金匮乏问题；1949年美国政府有关中国政策的白皮书认定，中共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2]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稀少，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和农业文明发达，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由来已久。清代中期以后人口快速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的矛盾，农业的过度开发使环境问题也开始突显。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为5.4亿，其中4.8亿是农民，靠传统农业吃饭，而当时人均耕地仅2.65亩，年人均粮食仅209公斤。1952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加之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有限。当时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3] 同年，我国人均钢产量仅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小时；而同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千瓦时。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 按当时低下的积累能力和剩余高度分散的情况，如果按照常规的“市场型”发展中国家的路子，不陷入“贫困陷阱”几乎是不可能的。

计划经济的形成，还与那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二是朝鲜战争。战后20多年，我国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峙之中，历经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冲突等，实际上一直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之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中，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重工业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不仅需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率，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主要是中央政府）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为不可避免。

第三，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并有能力大规模援助我国的国家。苏联援助的前提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及国有经济，而不是私营企业。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进了中国向计划经济的转变。

祖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凯旋回国。朝鲜停战之后20年，中国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之下

决定国防安全的军事实力对比，首先建立在国力的对比，特别是工业化水平的对比上面。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兵进驻台湾，到1955年用原子弹威胁中国以阻止中国的统一，都使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坚定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5]

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朝鲜停战后，苏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从经济角度看，西方国家对我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也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的、大规模的资本积累，而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为此，中国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而当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建立在广大分散小农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因此，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金本完成，中国从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起，如何解决建设资金不足、农业拖工业化后腿的问题就突出了。在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条件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现出它的优越性。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集中力量进行了以苏援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限额以上共694个建设项目。一方面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同时迅速建立了新的产业体系，包括飞机制造、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产业部门，大大提高了产业结构的完整性。1958-1965年，我国又相继建设了电子、石化、原子能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1966-1978年，工业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钢铁工业、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

 

计划经济的建立

钢轨生产车间。从“一五计划”开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关于计划经济，《中国大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特别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通过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国民经济。它不仅是一种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和体制，而且是一种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7]

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52年为第一个阶段，即为建立计划经济创造条件阶段；1953－1957年为第二个阶段，即计划经济形成阶段；1958—1978年为第三个阶段，是计划经济完整形态阶段。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政府，具有较强大的治理国家能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达到了历史空前的高度。列宁、斯大林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支持。中国共产党即将快速工业化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政府自然被认为是工业化的主要推进者。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础上，通过节制资本、统制外贸和实施“四面八方”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尽快实现工业化。而如上所述，朝鲜战争后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目标的突出，要求政府的工业化战略更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由于我国缺乏组织经济计划和管理工业的实际经验，因此向当时的成功范例——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学习。

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与市场并重逐步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将市场机制逐渐从经济运行中排斥出去，这固然有理论和认识上的原因，即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苏联的榜样作用，但是若从当时的经济体制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就会发现，人的主观认识只是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排斥市场作用与其说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所促成。

具体说来，主要由以下因素促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1）市场失灵。旧中国长期的战乱和国民党政府的掠夺政策，导致了经济畸形和市场调节的扭曲。新中国建立之初，市场调节受到制约，相反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城市失业问题严重，对外贸易受到封锁等，使得通过价格调节供需的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对粮食、布、煤炭等需求弹性很小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不得不通过建立国营商业公司掌握主要资源、实行“牌价”（使市价向牌价靠拢）的办法，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以维持社会稳定。（2)国家安全因素，如上述。(3) 突破“贫困陷阱”的需要。历史遗留的积贫积弱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众多的人口，使得中国虽然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人均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多数农民只能保持基本温饱，剩余十分有限，显然靠市场的作用，短期内难以突破“低收入陷阱”、实现工业起飞。

新中国建立时，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当时就遇到了“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计划管理的地位、手段和范围问题。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参照苏联经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管理，原本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方式。前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计划管理成为唯一或主要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式，这是与单一公有制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经济管理体系分不开的。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也是市场调节作用式微的过程。1952年底，完成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以后实行了城市劳动力计划调配和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1957年以后则关闭了城市消费品自由市场。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各级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包括与个体经济的关系）。由于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没有变，因此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即经济运行过程，始终存在着如何处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前，许多人对计划经济与计划管理的本质是区分不开的。由于单一公有制下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或者说计划管理只能是主要的手段），而过渡时期（无论是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还是1978-1992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的行政性计划管理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就造成了如下错觉：似乎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实施行政性计划管理的那部分经济，将计划管理的必要性与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将手段与基本制度当作一回事。直至1992年我国将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后，计划管理不言自明为一种手段，于是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才烟消云散。

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看到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并试图改革和完善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从1956年起就针对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例如刘少奇就指出单一计划管理的弊病：“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8] 因此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的运用市场调节补充计划管理的不足和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并用的主张，得到全党的认同。

 

计划经济的历史性贡献

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这样，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首先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业化的问题，包括筹集资金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工业结构安排问题、城市建设和城乡关系问题等。上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首先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计划经济本身所表现出粗放型的、随意性很大的管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用于工业建设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今天对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

在从1956年底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尽管经历了严重的波折，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突破了“贫困陷阱”，保证了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计划经济确保了在人均收入极低水平下的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最大限度，并以此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如上文所述，旧中国的制度无法完成此项积累任务。而新中国自1952年以来，历年积累率均远远高于这个11%的“门坎”。最低的年份是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这个时期经济建设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大规模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一个较完整的先进的国防工业，这不仅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来的30多年改革开放提供了能够和西方先进水平对话和学习的基础。

第二，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旧中国是一个教育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1949年到1978年，普通小学数量从34.7万所发展到94.9万所，在校学生从2439万人增加到14624万人，小学儿童入学率从49.2%提高到95.5%；普通中学数量从4045所发展到162345所，在校学生从103.9万人增加到6548.3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598所，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加到85.6万人。这个时期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

第三，科技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取得一批重要科技成果，并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在这个时期，中国在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就突出。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9月，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2年，农业科学家袁隆平育成籼型杂交水稻；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计划经济的缺陷和教训

计划经济时期成就很大，失误和教训也很深刻。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脱离中国的国情，在对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认识上发生了偏差。

    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市场调节和指导性计划基本上被排除在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之外。此间的五年计划，虽然没有一个计划是在计划期实施之际正式通过和确定下来的，但是实际上都是带有指令性的计划，成为各级政府和计划管理部门管理经济的参照指标。

    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1961－1964年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再度得以发挥。当时国家计委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计划；提出对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计划要有所区别。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和事业实行直接计划，对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国家对农村公社只下达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业生产指标提出参考性的安排意见。手工业的供产销计划，中央只管少数同国计民生；有关的重要产品，其他产品均归地方管理。对于手工业生产单位生产的小商品和农村人民公社、农民个人生产的土副产品，应当在商业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运用价值法则，通过供销合同和集市贸易来促进生产、活跃交流，保证全国生产和消费的需要。[9] 但此后不久，“文革”时在很多农村地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使农民少量的家庭经营被取缔，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均受计划制约。在城市，国有企业也被管的死死的。

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和经济管理部门就发现，要实现原来预期的计划经济优越性是非常困难的。首先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前期，传统农业和小生产者所占比重还很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计划经济赖以发挥优越性的关键－－足够和及时地获取并处理信息的能力，成为正确制定计划的最大瓶颈。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复杂多变和获取手段的落后；还因为这些信息是经过许多机构或人员收集和转达，在此过程中，必然因人为的因素造成信息被过滤或扭曲。陈云在1954年2月主持编制第四稿“一五”计划草案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各部门不要故意把次要项目算进去，而把重要项目有意漏掉。”[10]

关于制定计划的方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学习苏联的方法，即以主要产品平衡的方法来制订五年和年度计划。但是由于当时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农业又是靠天吃饭，不确定因素过多。毛泽东1964年6月讨论“三五”计划时所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习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11] 从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试图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计划方法，但是这个探索并不成功，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止，除第一个五年计划外，我国始终没有制定出一个正式的五年计划。

其次，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处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等级中，自主的权利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很难充分发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其工作绩效也很难与其收益挂钩。当时有一副对联说：“人财物各有所管，产供销互不见面”，横批是“书记难当”。[12] 中央也看到了这种弊病，曾经实行过两次权力下放改革，但每次都是“一放就乱”，不得不重新回到中央集权。

 

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形成并延续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在当时起码适应了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第一，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支持经济加速增长的高积累率、并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将有限的资源有重点地、大体合理地用于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技术体系（其中也不能忘记苏联在技术和计划管理方面的帮助），以及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体系。第二，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

 另外，20余年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城乡隔离，在客观上也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而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支援农业、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提供了客观条件。这就为80年代的体制外改革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

还应该看到，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管理水平很低，力不从心，但是毕竟提高了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计划管理经验教训。而在近30年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种种弊端，则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中，逐渐得到纠正，从而极大地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经济潜力。

 

（编辑  苏歌）

 

[1] 转引自汪海波：《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及其问题和对策》，《汪海波文集》第十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

[2]《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第4页，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编，1957年9月印刷。

[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年度统计数据，www.stats.gov.cn。

[4]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5]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页。

[6]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第1版。

[7]《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

[8]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

[9]  中共中央于1961年10月7日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的这些规定。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1]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1235-1236页，人民出版社，1997。

[12]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调查研究资料（1979）》，第46-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出危机阴影，温和复苏态势日益明显。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显示出其对实体经济复苏的信心；欧元区经济出现曙光，GDP增速由负变正，开始摆脱持续衰退的泥沼；新兴经济体虽然增速有所下降，但整体增速依旧快于发达经济体。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特别是各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结构性改革压力在一些国家甚至更加凸显。这也决定了全球经济改革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我个人认为，要把握好三点。

把握好经济结构调整这个关键环节

结构调整是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复苏的根本途径，决定着经济复苏的后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以及在全球经济基本循环中的定位不同，面临着各自的结构性问题。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储蓄率过低、高福利及消费过高的经济模式，产业空心化：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盲目过度发展，过度杠杆化的金融结构，高赤字、高政府债务率的财政结构等。而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大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各国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键作用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通过结构改革，推动结构调整、激发增长动力，成为各大经济体应对危机、促进复苏的共同选择。

把握好贸易全球化这个深刻背景

过去二、三十年，国际贸易对全球增长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近十年，全球商品贸易的平均增速为10.9％，而全球GDP平均增速只有2.7%。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当期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金融财富的快速积累，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贸易全球化带动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贸易全球化带动经济一体化，传统以国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化。贸易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一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经济发展需要的能源、原材料、消费品等都能够通过进口实现供给，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实现销售，供需矛盾从国内平衡转向全球平衡。贸易全球化形成的商品流、服务流和资本流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一国的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市场，需要更多地借助区域和国际合作，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全球因素。

第二，贸易全球化下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提升了整体生产力。在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分工不断调整和细化，各个国家和地区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承担不同的分工，发挥比较优势，既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又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价值链条中的位置和要素供给的角度看，国际贸易大致可以分为资本和金融服务输出、技术和高端制造业输出、品牌输出、资源输出、劳动力加工输出五个层级。在目前的格局中，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处于高附加值的层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通过产业升级向高附加值的层级迈进。

第三，贸易全球化带来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为货币和金融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贸易全球化带动了金融全球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通过货币、金融的方式转化为资本，进一步转化为投资、消费活动，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当前，受财政紧张矛盾的制约，财政刺激的空间相对有限，货币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已经超过财政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得到广泛运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美联储购买问题金融资产，盘活金融体系的资金链条，经济步入复苏轨道。欧洲启动欧洲版量化宽松，用欧元救助陷入财政危机的一些热点国家，债务危机逐步缓解。日本安倍经济学以提升物价指数为目标，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投资，扩大需求，初步带来变化。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随着贸易全球化的深入，一国货币的扩张对通胀的影响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环境下，一国货币扩张放在全球范围内只占很小比例，贸易活动的增加能够吸收货币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扩张带来的需求增加，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相关短缺物资来缓解。

当前推进改革转型，必须充分考虑贸易全球化带来的这些影响。一是找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定位。金融危机打破了过去“消费～生产国～资源国”三元分化的全球化价值链分工体系，各国要结合自身情况，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把握方向，重新寻找确立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二是加强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共同推动经济转型和全球经济再平衡，避免一国政策外溢对他国和世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共同管理好可能出现的风险。三是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继续发挥贸易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四是有效发挥货币和金融的作用。加强金融创新和审慎监管，探索依靠货币金融手段促进经济转型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把握好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这对关系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全球的、长期的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都开始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普遍利用政府信用干预和救市，锚定市场信心，稳定金融体系，有力促进经济复苏。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在经济发展中各有各的角色，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立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分配手段，但存在着自发性事后调节、催生垄断、排斥公共利益、引发两极分化等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缺陷，需要政府干预加以弥补。当前推进改革转型，必须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相结合，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分配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又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持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弥补市场失灵。

开发性金融作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能够促进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在推进改革转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开发性金融是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金融形态和金融方法，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市场化运作，缓解经渍社会发展瓶颈制约，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经济竞争力。

从开发性金融近两百年的发展历史看，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在经济稳定发展阶段还是在应对金融危机阶段，开发性金融都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一是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领域提供稳定的中长期投融资支持，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推动经济转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支持科技创新、新兴产业、社会民生等领域，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支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平衡。三是将政府信用与市场信用结合，维护金融稳定。开发性金融依托国家信用和政府赋予的职责，在经济下行期特别是危机期间，向重点领域提供信贷支持，克服商业金融机构“惜贷”导致的资金链条紧张和市场恐慌，锚定市场信心，缓和或避免全局系统性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KfW、法国CDC、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在促进本国经济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20年，中国开发性金融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发行金融债券，把贸易结汇产生的货币转化成中长期建设资金，主动支持国家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实现了良性循环，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融资推动市场、信用、制度建设，把不成熟的领域变成市场化运作、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在基础设施方面，贷款投向公路、铁路、电力、轨道交通、城市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支持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比重分别占全国总里程的65％和60％；在城镇化方面，累计发放城镇化贷款约7万亿元，加快了中国城镇化步伐，促进了城镇化健康发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支持保障性住房、中小企业、助学贷款等民生领域发展，累计发放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235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总面积6.46亿平米，惠及2500多万人；在国际业务方面，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支持亚非拉地区合作国农业、加工制造、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社会民生等瓶颈领域发展，推动合作国市场、信用和制度建设，提升自主发展水平，为推动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贸易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和推进改革转型的艰巨任务，各国应当增进交流，加强合作，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积极探索新的金融模式，随别是发挥好开发性金融的作用，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编辑  萧枫）

 

国际话语体系中讨论问题框架的置换

中国的官方和知识界的某些人，尤其一些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一点在对美国的理解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更令人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跟官方互相较劲，你跟我急我就跟你更急；你越批评美国模式和西方“普世价值”，我就把美国模式更加理想化，把“普世价值”更加神圣化，从而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是很典型的文化领导权旁落的表现。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际上是有一定文化领导权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指着美国鼻子说，你们对本国的黑人如何如何，你们的人权状况有待改善。当时，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话语体系或两种“普世价值”，以及背后的两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对立与竞争。然而，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言，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在全球的建立，战后国际话语体系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被置换成了民主和专制的对立。在民主和专制的二元选择面前，民主有着不言自明的道义制高点，而民主又被等同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这样一来，西方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就成了唯一、当然的“普世价值”体系。

毋庸置疑，在这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媒体和学界是最主要的场域。

随着讨论问题的框架被置换，讨论问题的词汇自然也被改变了。在这方面，国内媒体和学界比西方更有过之无不及。在我熟悉的西方批判学术界，诸如“意识形态斗争”、“资本主义”、“阶级”这些词，现在都还常见。但是在国内的语境下，这些词汇却变得特别刺眼。比如我的一篇文章在某大学新闻学院一个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过程中，审稿的编辑一定要我把“资本主义”改成“市场经济”，“阶级”改成“阶层”。

“新闻自由”诉求不等于人民的表达权利

我们需要在以上国内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下理解当下的“新闻自由”话语。在这一语境下，“新闻自由”不仅是占据宪法和道德制高点的理所当然的原则，而且不言自明地意指：（1）新闻报道不受政府干预；（2）开放媒体市场，允许私人办媒体。这样一来，只要中国的媒体还是国家所有，只要中国不开放私人媒体，那就没有新闻自由。

泛泛而谈，就像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自由也是个好东西。但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什么？对此，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是为了民主自治和实现全体人民的表达权利。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公民的表达权利都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媒体不受党政权力控制、开放媒体市场和实现媒体私有化。在“新闻自由”诉求与人民的表达权利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和鸿沟。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本来是有一套新闻自由理论的，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新闻自由观。这个理论认为，新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过程包括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人民”的名义剥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包括了在宪法序言中所言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起“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在这一语境中，“无产阶级新闻自由”首先被定义为，新闻机构摆脱国内外私人资本控制的自由。

我在此指出这一点，无意重构“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理论，而是通过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具体历史实践的相关讨论，加深对新闻自由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不可否认，在当下中国的“新闻自由”舆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话语霸权。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成了中国“新闻自由”言说的理论和世界历史及现实的参照。

例如，我们的新闻教育至今还在用美国冷战新闻学中最富反共色彩的教科书，即斯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实际上，早在1995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叫《最后的权利：反思报刊的四种理论》（Last Rights: Revisiting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该书从学术角度将《报刊的四种理论》批得体无完肤。然而，这本美国当代学者的批判之作在中国被视而不见[1]，而《报刊的四种理论》至今仍被列为经典。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新闻媒体的自由？

任何一部宪法都明言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但这并不等于新闻界的自由，更不等于私人所拥有的已经成为跨国财团的媒体机构的自由。当下流行的“新闻自由”言说有意无意混淆了两个相关但并不一致的自由主体：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作为特定社会组织机构的新闻媒体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没有明言保障新闻机构的自由。这里的作为个体的“公民”概念如何与宪法序言和总纲中作为国家主体的集合性的、有明确阶级含义的“人民”概念相衔接，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下的舆论中，新闻机构的自由似乎成了作为个体的“公民”的言论自由的同义语。当然，由于新闻机构从事言论表达和出版，其自由可以被认为是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延伸。但是，无论是相对于作为集体的“人民”还是作为个体的“公民”的表达和出版自由，媒体机构的表达和出版自由都是延伸性的或从属性的。

虽然作为个体的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在一个社会成员对物质和文化资源的占有不平等的社会里，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多数公民——即宪法序言和总纲里的“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又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媒体不但为党和国家所有，而且由国家财政支持，不从事任何商业牟利活动。但过去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媒体的商业化和媒体自身变成了利益集团，随着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

广告资助媒体是“经过算计的自由化”

西方把公民出版自由的实现途径定义为个体公民自办媒体的自由。而这种媒体又按自由主义模式被定义为私人公司拥有的，以广告为支撑、以营利为主旨的媒体。如此，没有能力拥有媒体或成为广告商的广大民众在媒体上的表达权利，包括这些媒体所雇佣的新闻工作者的表达权利，就会从属于媒体所有者的私人产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权力，从而导致少数“豪民”或“豪民”阶级劫持人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与此相关，广告支撑的媒体市场不是按“一人一票”的民主逻辑运作，而是按“一元一票”的“钱主”逻辑运作的。传媒资本与广告商不会向那些反资本、迎合低消费能力的劳工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媒体注资和投入广告费用。

然而在国内，包括媒体政策部门、学术界和主流舆论界，普遍存在一个认识误区，把媒体的市场机制理解为政治上中性的经济化约主义。更有甚者，媒体市场中的消费者被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这是典型的市场民粹主义立场。

纵观西方新闻史，从党派媒体到市场开放下“自由”媒体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英国报业史。

英国资产阶级在巩固其意识形态统治过程中，曾经面临一个“疏”和“堵”的策略选择。面对政府的垄断经营和高印花税政策，正在崛起的英国工人阶级出版非法报纸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英国议会就此展开辩论：如何最有效地把工人阶级的报纸打压下去。保守派主张“堵”，增加印刷成本；自由派、改革派则主张“疏”，放开媒体市场。结果，改革派占了上风。放开市场后，那些为工人阶级说话的报纸因为没有广告商的支持，“自然而然”地渐渐消失了。这也就是说，广告资助媒体这一制度设计本身是一种政治选择，英文叫calculated liberalization，即经过算计的自由化。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压工人阶级的媒体，而资产阶级也正是通过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来巩固其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

关于这个问题，著名英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Media and Power）一书中有深刻分析（这本书在国内早有翻译）。卡伦引用了英国报业史上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拥有474万下层劳工读者的激进报纸《每日导报》(The Daily Herald)，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广告收入而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关闭。意味深长的是，这份报纸的读者人数比另外三家迎合统治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报纸——《泰唔士报》(The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卫报》(The Guardian)——读者总人数多出将近一倍。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是内在于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机制的媒体的阶级倾向性问题，与商业化媒体人的主观意识形态立场还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一旦媒体是由广告商资助和被纳入市场化以及资本化运作的轨道，资产阶级的话语权也就体制性地建立起来了，这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政治倾向性能够左右的。当然，媒体所有者和从业者的主观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也很重要。比如，当下国内一些媒体和网络在报道“八卦新闻”和负面新闻时，是有强烈的主观选择性的。在西方具体的媒体运作中，内在于商业化体制和市场机制的资产阶级倾向性往往与媒体所有者和从业者的主观意识形态相辅相成，从而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

美国媒体改革家：新闻应该成为公共产品

令人深思的是，在国内的传媒政策界和学术界，不但有很多人在抽象地讲放开市场等于更多的媒体自由，而且还有不少人天真地希望通过“占领媒体市场”来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事实上，如果中国还希望建立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如果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还希望坚持党性与人民性一致性的言说，共产党在媒体治理体制和机制问题上，就不得不认清和面对这一现实——如果让媒体走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之路，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和资产阶级话语霸权的建立。

某些人以为占领了媒体市场就能建立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认识，表明新闻媒体界思路的不清醒，其最终结果将使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中国改革最终南辕北辙。

实际上，即使是在美国，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二百多年前出现的个体出版商已演变为全球媒体和互联网巨无霸，有关新闻自由的讨论早已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被强势私有媒体集团所劫持，成了它们反对立法机构以实现公民传播权利和社会自治名义促进媒体制度民主化的挡箭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在美国的法理辩论和法院判决案例中一直有不同的解读。其中以自由主义学者亚历山大·迈克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为代表的“大多数立场”强调，第一修正案是保障每个公民都能最大限度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立法，而不是保护媒体产业拥有者的立法。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1969年著名的“红狮”（Red Lions）案，明确体现了公众利益高于广播电台拥有者利益的原则。杰洛姆·巴伦（Jerome Barron）这样的知名法学者，则强力倡导把这一原则延伸到报业。

在当下西方学术讨论中，新闻自由原则已被认为是更好和更广泛的公民传播权利概念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涉及一系列以实现民主自治为目标的公民权利，包括新闻机构作为社会公共舆论机关相对于政府的自由，同时也与其他一些对立的权利相平衡，如名誉权、公正审判、国家安全等。它不仅包括公民对多元信息的近用权和对媒体报道的回应权，而且包括弱小声音被听到的权利。同时，它也考虑群体利益，关注经济文化不平等这一现实因素对公民平等、有效地实现自由表达权利形成制约的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媒体的深层危机和互联网领域出现的极端商业主义和垄断控制现象，美国还有更为激进的媒体改革建议。今年初，著名媒体改革家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在一篇文章中就建议，新闻应该成为公共产品。既然大型网络提供商和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本身就不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特定国家政策的产物，它们就应该像美国的公路系统那样，成为公有或非营利的机构。这种激进的新闻改革言论有很强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时至今日，国内新自由主义学者过滤进来的西方“新闻自由”理论，还是美国冷战时期最具反共色彩的新闻自由理论。

特定的“新闻自由”可能劫持人民的表达权利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带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闻自由”诉求，可能会劫持人民的表达权利。一方面，它可能被业已商业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媒体机构所劫持，从而使“新闻自由”变成媒体机构的自由；而媒体机构则以公民自由之名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进而谋取一己之私。另一方面，在国际语境下，“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所宣称的“信息自由流动”和“网络自由”的话语所劫持，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想通过对思想和舆论领域的干预来重建文化领导权的努力，失去任何意识形态和道德制高点。

不可否认，在中国目前语境下，把“新闻自由”定义为新闻机构相对于党政权力机构的自由有其针对性。而如何阻止媒体公权力的官僚化以及事实上存在的新闻公权私有化倾向，也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但是，重建媒体党性和人民性一致性的理论和制度设计想象，不应陷入非此（现状）即彼（新自由主义化）的二元选择。媒体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未必是人民传播权利的实现，反而会让本土与跨国资本假自由之名，抢占本该属于全体人民的社会传播空间。天真地期待媒体机构与国家分手，并通过市场逻辑的运作成为监督国家的“第四权力”以及为民请命的“包青天”，既忽略了更深层的传播政治经济分析，也可能掩盖媒体机构本身与广大民众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当下，媒体表达权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实际分配非常不平等，不同社会个体的表达能力也极不平衡；媒体机构本身已被商业化，并在此过程中催生了既得利益群体，而新的资本拥有阶层也已形成。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非党政机关的权力保持警觉，包括资本拥有者和媒体管理者的权力。尤其是对这两个权力及其舆论代言者在“新闻自由”名义下将公有媒体私有化的动机要保持警觉。在讨论媒体机构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应该讨论民众对媒体机构的监督权和近用权，更应该讨论如何使全体人民更直接、更有效地实现自由表达的权利。

中国在国际意识形态场域要敢于说话

在当下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强势跨国媒体集团不仅希望把整个世界变成其资本积累的场域，而且希望根据跨国资本的利益传播单一意识形态，甚至通过制造新闻来影响他国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自由”必然事关国家主权。而在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以下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个主权国家是不是应该放弃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节制资本”——包括境外资本这一强大构建性力量——的任何手段？

英文有个词叫national control，就是本国控制。在这一点上，美国往往寸土不让——这在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到美国投资所采取的各种或明或暗的强硬手段中可见一斑。在当下西方针对中国的“新闻自由”舆论攻势中，“本国控制”这个词被等同于共产党的政治控制和一党新闻专制，而美国所倡导的“信息自由流动”和“网络自由”话语，则成为它在国际信息传播政策层面“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锐利武器。

与此相关，中国媒体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往往不敢鲜明发言，不是唯西方舆论马首是瞻，就是主动退让或沉默。我曾经比较过半岛电视台、CNN、BBC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新闻节目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报道。其中一个历史性的新闻事件是，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坚信了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错的。明明这个资产阶级的大代理人在这样一个场合公开承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金融资本主义失败了，可是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却把这样的重大政治新闻进行了“莫名其妙”的淡化处理：不仅把这条新闻放在整个新闻节目的最后，而且在一分多钟的新闻里，还将格林斯潘描述为权威人士。我奇怪：为何我们的编辑记者如此深陷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不可自拔？

与之相反，半岛电视台以头条新闻的显著位置、用了五分多钟时间让格林斯潘暴露自己。如此客观真实报道，半岛电视台当然就赢得了西方有头脑的观众，也就是中国软实力追求者们梦寐以求的西方“主流”受众。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如果不希望自己用于“软实力”建设的投入落得“打水漂”的结局，中国媒体就必须在国际意识形态场域有自己的立场，而且还应该在国际电信联盟等世界信息传播治理体系中敢于说话、善于说话。这不仅意味着首先要了解人家的游戏规则，然后去改变这些游戏规则，而且要超越国家利益的话语，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话语在世界舆论场上赢得道义制高点。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新闻自由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言论表达的自由，而在于谁的自由——是媒体拥有者的自由，还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谁的需要——是商业牟利和资本积累的需要，还是人民言论表达的需要？在一个资本主导的世界里，表达自由是被阶级关系构建的。今天，在对信息化资本主义所深陷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进行反思的时候，如何实质性地把民众的表达自由原则贯彻于一个新旧媒体相互融合的传播体系中，是美国维系和深化民主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同时，这也是中国在继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划时代的体制和机制创新，走出一条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促进世界传播民主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在这个问题上，任何鼓吹媒体和文化产业不仅能赚大钱，而且还能打赢意识形态战争的说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烟幕弹，就是痴人说梦。

（编辑 楚佳）

[1]汕头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翻译出版了《最后的权利》。

 

5月14日，官方披露，历经10个月，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涉嫌行贿等案件侦查终结，日前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从2013年6月28日长沙警方最先爆出葛兰素史克受贿案，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详细披露葛兰素史克的行贿案情，再到今年正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舆论场并非一致性地声讨行贿者和受贿者，反而出现了分化，部分媒体和网络公知将议题牵引至所谓“体制问题”和“天朝土壤”，对中国的医药生态和医药制度、及外企在中国的生存环境进行不实评述，从中折射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

舆论议题分析

根据社会舆情监测与预警系统（X-GOT）的统计，从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27日，共有涉及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涉嫌行贿案的相关新闻258000篇（含新闻网站转载），论坛主帖94660则，博客文章18940篇，微博主帖近30万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累计参与讨论网民达40万人次。

课题组利用舆情软件对舆论议题予以梳理和聚类，如图1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图1 舆论议题分布图

第一类，葛兰素史克涉嫌行贿案进展的相关报道，此类议题约占总量三成。

2013年6月28日，长沙警方官微“长沙警事”曝出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有关高管人员涉嫌经济犯罪，引发舆论关注。7月11日，公安部授权媒体权威发布《公安部:葛兰素史克(中国)部分高管在华行贿受贿被立案》，已对GSK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立案侦查，葛兰素史克涉嫌行贿案的媒体报道达到第一次高潮，典型如新华网的报道《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高管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中国经营网的报道《葛兰素史克员工或被拘 跨国药企成“惊弓之鸟” 》等。

2014年5月14日，官方披露葛案侦查终结，引发舆论关注的第二次高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葛兰素史克涉商业贿赂案侦查终结已移送审查起诉》、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已移送检方起诉》，引发高频转载。

第二类，对医药反腐、医疗制度改革、医药行业潜规则、政府部门作为等内容的评论。包括媒体的评论文章，网民或者意见领袖的原创博文或者帖文，此类评论约占总量的三成。

对政府医疗反腐的支持。如新华网的评论文章，《葛兰素史克案释放了什么信号》认为，GSK案彰显了中国依法治国的决心与能力，释放出中国向商业腐败等不正之风开战的信号，并对“替罪羊”说法进行辩驳：“去年葛兰素史克案刚刚曝出时，一些外媒曾抛出‘中国当局试图转移民众对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注意力’等荒唐言论，暗指中国将跨国公司当成了‘替罪羊’。如今真相大白，谬论不攻自破。”

意见领袖鲁宁的博文《“入乡随俗”论难为葛兰素史克开脱》认为，一些“奇谈怪论”如“入乡随俗”论、“中国医疗体制扭曲”论等均不能为葛兰素史克的劣迹开脱。税务监管部门、工商监管部门、药监部门和药价监管部门在葛案中集体渎职，要铲除包括GSK在内的在华跨国公司的种种见不得阳光的斑斑劣迹，最有效的第一步是把他们置于阳光下“暴晒”！

乌有日刊的帖文《葛兰素史克：中国买办经济的活标本》认为，该案体现了中国现代买办经济的核心：外资企业不给在华分公司核心技术，利润大头汇往外国母公司；“造不如买”、“市场换技术”成空谈；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危及人民利益和民族产业；官商勾结。

意见领袖刘仰的文章《全球医药行业“巨无霸”遭中国调查的背后》指出，千万不要以为国外跨国公司、世界著名企业、几百年老字号等令人炫目的名头就一定不会采取贿赂等手段。那种在崇洋媚外思想影响下，以为只有中国坏，外国都是好的预设前提，将严重阻碍中国医疗体系的健康发展。

对中国医疗体制的反思。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周蓬安在博文《葛兰素史克成推进中国医改的“功臣”》中指出，“行贿门”揭穿了“皇帝的新衣”，让药企“回扣”的真相暴露出来。因此，葛兰素史克必将成为推进中国医疗改革的“功臣”。

再如网民克立兹鸠的博文《十问：GSK事件的十个为什么？》，作者针对葛案中的现象提出种种质疑，如“中国医药市场的贿赂潜规、虚高药价、利益黑洞靠‘冰山一角’的打击就能‘药到病除’？”。

对监管部门不作为的质疑与抨击。如网民@蓝天碧海166称，强烈谴责葛兰素史克欺诈中国百姓的行为，但究竟谁应对此负责？物价部门干什么去了？药监部门干什么去了？那些医院领导，医生为何如此胆大妄为，贪得无厌，公然接受贿赂？建议我国将葛兰素史克赶出中国并处以重罚!

第三类，聚焦葛兰素史克行贿术、GSK的相关回应。此类议题约占两成。

侦查终结的消息立即引爆舆论，价格的悬殊差异为GSK获取巨额利润，成为诸多媒体聚焦的议题。如《新京报》的报道《葛兰素史克捞金术起底：15元药品来华卖207元》传播最广泛，将GSK“招术”总结为“转移定价”和“黑金营销”：同一药品中国内地出厂价是韩国7倍，为让医生多开药，借“讲课费”行贿。报道引用GSK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的供述，直指GSK的这种做法不仅大幅提高进口药品价格、获取巨额利润，并将应当在中国境内产生的大部分利润留在境外，达到少缴税的目的。

GSK官网发布《葛兰素史克就中国调查的评论》，引述公司发言人的表述称，“今天我们与公安部进行了会面，期间他们向我们通报了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调查的进展。我们非常严肃对待这些指控”，云云。此外，华尔街日报等外媒5月28日报道，葛兰素史克周二（27日）表示，该公司因涉嫌商业行为刑事犯罪，目前被英国欺诈重案办公室（Serious Fraud Office）调查。

第四类，要求严惩受贿人，该议题约占一成左右。

与去年7月事发时一致，部分媒体坚持发出“严查受贿者”的呼声。《北京青年报》的文章《葛兰素史克贿赂案也要严查受贿人》直指，对受贿对象有意无意地顾忌和袒护，只会助长药品商贿“潜规则”大行其道。《经济参考报》的文章《葛兰素史克贿赂案不能到此结束》呼吁，国家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额和对象之多，不应该成为GSK贿赂案件查办过程中的侥幸者和漏网之鱼。此外，网络上的该类声音也较为普遍。

第五类， 其他，该议题约占一成左右。

2013年7月，乌有日刊的帖文，指出葛兰素史克能够长期屹立不倒，其在政界牵线人尤其值得舆论关注，据2005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旧报道，该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是李某。对此，李某发表声明，引发转载与网民热议。此后，观察者网曝出《“葛兰素史克”成敏感词？搜索引擎屏蔽部分搜索结果》，并配有相关截图，提出疑问“葛兰素史克到底触到了哪根‘红线’？”。

另外，也有少数媒体关注原研药的定价问题，如《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葛兰素史克7倍价差乌龙背后：外资原研药超国民待遇》，由“7倍价差”论所引发的关于跨国药企原研药高定价问题被再度热议，对此，医药行业协会分析人士指出“也许‘将错就错’，反而能顺利解决之前一直没有解决的原研药单独定价问题。”

舆论阵营分析:网络公知 VS.网络“自干五”

在葛兰素史克行贿事件中，舆论出现明显的分化。一种声音支持政府的起诉，谴责跨国公司的此类行为，认为应该掀起更猛烈的反腐之风；另一种声音则认为葛兰素史克是“南橘北枳”，真正该为此事负责的是政府和体制。此外，李某曾在葛兰素史克担任公共事务部总监一事曝出之后，迅速引发舆论热议，成为该事件关注度极高的一个衍生话题。

表1 舆论阵营分布

谴责葛兰素史克、支持彻查贿赂案的声音

@司马南在微博中写道，“曾几何时，盛传的神话是跨国公司行为规范，不屑于蝇营狗苟，不屑于鸡鸣狗盗，不屑于像中国土鳖公司那样行贿使钱。而事实如此打脸，葛案让人窥见跨国公司的卑鄙下流与能量巨大。葛案并非个别，多少名门之后为公司高管，多少高官与之眉来眼去，又有多少跨国公司已透浸中国正敲骨吸髓！”

@菏泽巨野县法院发表微博【揭开进口药价畸高之谜：巨额贿金转嫁中国患者和财政同受其害】，指出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和严厉的处罚来维护法律权威，否则等于是对腐败的变相激励。

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干部@老辣陈香表示，“希望‘葛兰素史克案’届时能全程公开直播审理，要铲除包括GSK（中国）在内的在华跨国公司的种种见不得阳光的斑斑劣迹，最有效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它们的斑斑劣迹置于阳光下曝晒！”

在此次事件中，不仅主流媒体、政府官员与进步学者，也有许多普通群众加入了支持彻查葛兰素史克贿赂案的行列。他们自称“自带干粮的五毛”，即“自干五”。“自干五”在网络上是清醒、理智、客观、中立的代名词。聚集在这个名号下的网民人数保持稳步增长，在此次事件中也可见一斑。

@阜外医院心外科杨贵博表示：“完全支持国家查处GSK，但是查处不应止步，请给民众一个交待：GSK是怎么定价的？是怎么被高价引入国内的？是怎么审批的？要不还会有接二连三的GSK来搅乱中国医药市场。”

@云岚leila表示：“GSK中国这事儿终于被送检待起诉了，以行贿手段损害中国患者利益和国家财政利益的性质变不了。该把所有利益链相关人员进行公布处理，所有相关企业的产品定价降30%。这样的话医药环境能干净三五载。”

@萨拉_Anita则指出：“GSK不是贿赂最多也不是唯一贿赂的，从被调查后，不少外企都开始整顿和重视合规，可见钻制度空子程度不一而已。另外应重新审视我国医药行业的监管和审批制度，调查权力过于集中的那部分人。”

抨击政府和体制问题的声音

部分公知依然利用任何机会，对所谓“体制”予以攻击。

@老徐时评发表微博：“葛兰素史克涉嫌商业贿赂案件持续发酵，医生找小姐都可以报销，曝光的医药行业黑幕触目惊心，从药监局到医院各级领导，哪一个环节都不干净。这些人赚取的高额利润，其实是饱受病痛折磨患者的血汗钱保命钱。医生本是白衣天使，现在却沦为欲望的奴隶、金钱的魔鬼，把病人当成待宰的羔羊。这一切都是谁之过？”隐隐指向医药体制问题。

@杨子评发表评论称，“并不是国人天生就容易贪污受贿，也并不是中国企业家生来就是行贿者，葛兰素史克以及很多在华国际著名企业就是最好的例子，天朝土壤——制度才是造成好人变坏的根源”。

@罗崇敏也认为，葛兰素史克的行贿行为也是中国药企的普遍行为，是整个体制环境出了问题。“鱼死不鱼病，是塘染!”

@急诊室故事称，“摆明了想把GSK赶出中国的节奏，不考虑以药养医的体制问题，好像中国只有GSK在做那些事一样，GSK不这样做了，其他还不是照样” 。

@友悦表示：“葛兰素史克的药品定价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应该问责政府相关部门，假如事先不知国际价格说明不称职，假如明知高于国际价格仍然批准则应追查原因。至于该公司去贿赂医生和医院及相关专业协会属于派生问题，定价才是根本问题！”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调查葛兰素史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拿一家外企“开刀”，借以保护国企。如凯迪社区一篇名为《葛兰素史克事件的一句话总结》的贴文称，“打击外企，转嫁危机，以便于保护国企！手段谈不上高明，但非常有效！”对此，网民并不认可，如@卷猫猫醒了表示：“外资在国内犯法，不能管吗，不可以管吗，还当中国是殖民地呢？”

关于李某的争议

2013年7月16日，乌有日刊发表文章，称据2005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旧报道，该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是李某，并指出“葛兰素史克能够长期屹立不倒，其在政界牵线人尤其值得舆论关注。”

此事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韶管难友（账号已删除）、@二十九亩田等微博账号又进一步指证李某在北京市内拥有两处豪宅。

7月26日，李某在凯迪网络上发表声明，否认涉及葛兰素史克案及拥有豪宅等。

《新京报》支持李某辟谣，刊发评论《那些网络谣言和“阴谋论”是怎么来的》称 “某些人或机构也是谣言的推动者。在一些事件当中，他们先入为主，混淆视听，掩盖真相，嫁祸于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别有用心者利用一个新闻热点事件，散布谣言，干扰社会舆论对热点事件的共识，甚至将事件的处理政治化”。

对此，诗人@林岳芳批评《新京报》：“一家以制造新闻（谣言）在中国名闻遐迩的媒体，也会怒斥网络造谣者？”

2014年5月葛兰素史克案移送检察机关起诉之后，仍有不少网民对李某提出质疑。如@醉鬼说傻话：“虽然你曾声明‘于2009年已离开该公司’，但那不过是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把戏！没有你的庇护关照，该外企何以如此贪婪嚣张？！”

@衷心拥护DZY则写道，“李某2007年底离开葛兰素史克，一年后的2009年1月葛兰素史克就开始大规模行贿”，“李某2007年底以前可是葛兰素史克公关部高管，公关部是干啥的，不用解释吧？”

由此可见，网络公知和网络“自干五”之间围绕葛兰素史克的斗争已经变成了揭露与维护某个权贵集团的斗争。某些占有优势资源的媒体试图通过设置议题、发动网络动员的方式来打造舆论、蒙蔽群众将越来越难以得逞。

境外舆论分析

作为一家总部在英国的大型全球企业，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案件也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许多西方媒体都在其中文网站上发表了评论，论调以为葛兰素史克辩护为主，指出中国对跨国企业的政策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宽容，力图“妖魔化”外企在华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他们也观察到了新一届领导对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福布斯中文网发表《GSK行贿案：中国官方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文中辩称，“中国医疗系统已经不知不觉地孕育出了一个畸形的环境……不管怎么称呼它，我们所确认的一点在于，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经济寻租行为是由经济现实所迫，而非道德败坏所致”。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中国应在医疗行业“治本”》，称“中国打击腐败和企业不良行为的运动经常被指责专门针对外国人，而对国内违规行为视若不见”,并进一步提出，“如果他们希望根除违规行为，他们的眼光不能只停留在大企业身上，而要去解决医疗行业的一些缺陷。执法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必须消除不当行为的强大激励”。

同样出自《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国通过GSK案发出的警告》认为，其实GSK的行为远不像其本土竞争对手或一些外国同行那么恶劣，但中国当局似乎将GSK作为典型来“杀鸡给猴看”，目的是遏制一些更为极端的腐败案例。这是中国官方针对在华外资企业做出了一个公开声明：中国对待他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本届政府对腐败的容忍度要低得多。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5月14日引述专家的话称，指控葛兰素史克公司前中国区负责人的不寻常举动表明，中国为整顿药品市场以及为遏制普遍存在的腐败和贿赂行为而做的努力，会越来越多地把外国高管纳入政府的视线中。这件事也表明，中国不惮对外国高管施以重拳。

《财富》中文网的《葛兰素史克行贿丑闻继续发酵》提到，中国官方的调查称，商业贿赂贯穿了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整个运营，也大幅推高了其药品在中国市场的成本。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会起诉葛兰素史克中国区当时的负责人、英籍高管马克锐。这一举措意味着中国计划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来打击外国高管的腐败行为。

《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外媒：中国医疗腐败 葛兰素史克或成为替罪羊》指出，自案发以来，葛兰素史克公司多次承认在中国的错误行为，但这显然并不妨碍外国媒体为其开脱。BBC驻上海记者14日撰写评论称，该案“肯定有部分政治原因”，“中国医疗行业充斥着腐败，低收入的医生、官员和当地药品供应链无一例外，葛兰素史克可能是替罪羊”。该记者还称，“外企是中国反腐行动中最容易被打击的目标，而选择一家英国公司更加诱人，考虑到中国对英国首相卡梅伦2012年会见达赖喇嘛的愤怒”，“如果中国不能举出更多证据，这将成为英国现代对华外交的一课”。

西方媒体的报道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中国不应因几篇负面报道而动摇，一定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维护自己的政策。

舆论阵营分化的背后

葛兰素史克案是外资企业在华不当商业竞争、与权势阶层勾结腐败的缩影。仅在医药领域，如强生、赛诺非、诺华、雅培、罗氏等，均被网络或媒体爆出存在类似的商业贿赂行径。

值得关注的是，已被高调立案侦查的葛兰素史克，在去年至今年的舆情发酵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如关键词被屏蔽、讨论被删帖、公知为之声援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媒体阵营的分化和网络阵营的分化，也说明舆论阵营分化的背后，是权力系统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与分裂，这也导致了舆论场斗争的日益公开化、尖锐化、白热化。

在GSK案件中，哪些媒体为中央严厉打击商业贿赂叫好？哪些网民积极支持反腐倡廉？又是哪些媒体故意将舆论导向为体制土壤的“病入膏肓”？哪些大V跳出来为所谓政府高官卷入案件辟谣喊冤？本舆情分析有力地勾勒出当前利益集团斗争的版图与格局。

随着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有关部门应当掀起新一轮的主动宣传战役，给舆论场一个尘埃落地、不容置疑的定论；同时，不仅“杀鸡儆猴”，在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惩治力度方面还要再出重拳，更好地凝聚民心，收获民意。

 

《经济导刊》杂志社于3月29-30日举行了“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7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经济导刊》2014第5、第6期连续刊登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本期摘要刊登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的发言。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折射出我国舆论、思想界的价值混乱和意识形态错位，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势下，我们的话语权和舆论阵地在相当程度上严重丢失。

舆论斗争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和强势话语，是听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釜底抽薪？还是积极主动地展开话语权之争，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建立中国人的话语自信和话语体系？

是时候我们做出回答了。

李玲：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复兴

媒体今天的问题是一个表象。一些媒体出现的问题，背后是党性、人民性、真实性的缺失，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混乱或者丧失。这反映出我们党思想和舆论阵地相当程度的丢失。

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恐怕很难纠偏。一些领导干部对资本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有限的，在大力推行市场化的过程中，不知道经济基础变了，整个上层建筑一定会变的。这是资本规律使然，不是无良商人或无知百姓的问题。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共产党当年是如何成功的。当时共产党一无所有，但是有理想和信念，追求人间正道。共产党先是解决了笔杆子的问题，然后是枪杆子，就靠这两杆子取得了胜利。实际上是站在了精神的制高点，把最优秀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80后、90后，包括00后中最精英的年轻人都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

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打破迷信，打破新的“两个凡是”或“三个凡是”。当年的真理大讨论是打破那两个“凡是”，现在是破除对西方和市场的迷信，这个迷信试图否定前3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前后两个30年不能割裂，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看，包括今年“两会”记者会上都还在讲那个古老的故事，说是因为包产到户，农民有饭吃了。我们正在写一篇文章，根本不是一包产到户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怎么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但是我们一些干部却是这样的认知。所以，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很难争取到比较大的基本面。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权需要一个大的基本面的支持。

怎么来进行这场启蒙运动？回想我们当年上大学时那场启蒙运动，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潘晓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来越窄？》，也是从年轻人开始的，包括伤痕文学、人生观大讨论。这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现在怎么做？怎么找这种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文章，怎么顺势借力？

历史给了我们机遇，大的环境非常好，比如最近乌克兰事件中俄罗斯的应对，包括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等等。怎么把这些事用好，用别人的事来讲我们的道理。明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非常值得做文章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功不可没，当年如果没有苏联，哪里还是现在的世界版图？欧洲搞不好早就变成了德国人的天下了。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可以做的事，就是怎么抓住国际上的大好形势，顺势借力，把年轻人争取过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者。

国内情况令人担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前30年，特别是对“文革”，怎么来正确认识的问题。现在习总书记讲到前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前30年系统地写一些文章，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那30年，咱们中国真的有很多的创新。

比如我搞医保体系研究，现在国外很多人都说，“我们当年是学的你们中国”。人家都肯定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否定自己。赤脚医生，我们后来把它作为“文革”中极“左”的产物，卫生部发文不允许再用“赤脚医生”，所以现在都叫“乡村医生”。而这个词真的是中国人的原创，你在国外一提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人家就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创造。而且现在不仅在医疗领域有barefoot doctor，还有barefoot scientist（赤脚科学家）、barefoot artist（赤脚艺术家）、barefoot engineer（赤脚工程师）。乔布斯就是赤脚工程师，比尔·盖茨也是。中国人原创的barefoot这个词流传非常广，现在国际大论坛上，这个词非常热。它的意思就是打破传统，不走高精尖这一条路；完全可以非正常地走，用不同于主流的手段来进行创新。

今天回过头反思，我们首先是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然后在国内放弃了话语权。现在很多国际上耳熟能详的话语，我们在国内都不敢讲了。我前几天在钓鱼台参加“发展论坛”碰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医疗怎么能marketized（市场化）呢？！并说他要写文章论述这个问题。

2008年以来国际大环境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个比较好的机会。当年国际上的所谓左派，现在基本上都聚集在环保主义大旗下。其实环保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环保的问题，我觉得是新社会主义、新发展观。国际上有这个力量，我们应该主动借力，靠我们自己完成不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

当年共产主义是席卷人类几亿人的事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绝对不可能是个乌托邦。我们现在自己把话语权丢失了。本来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把握人类发展方向，现在把这些话语通通淹没掉了。

要真正能够把失去的思想舆论阵地夺回来，中国一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但是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是新的社会主义。而且它必须是国际主义的。这是非常大的历史使命，如果能实现，将是人类的福音。美国从2008年经济危机后，它的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美国现在的经济复苏不是靠市场，完全是靠政府干预，这说明它所谓的市场失灵了。而这次乌克兰事件，实际上代表它“民主政治”的失灵。习近平最近讲到，美国对民主是随意解读的，当年是人权大于主权，今天又是主权大于人权，完全是为我所用，随意解读。

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美国模式——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从道义上正在走下坡路。那么我们怎么能抓住这个机会？我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或新版的社会主义复兴。中国共产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才能真正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赢得话语权。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人间正道。

张维为：打破西方话语神话，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我的《中国震撼》是2011年1月出版的，那年正好发生了温州动车事件。一次我在上海图书馆做讲座，谈我这本书。谈完之后有个互动，上海一家媒体的记者站起来质疑我：你不知道高铁事故吗？难道这也是中国震撼吗？为什么政府不向人民谢罪？我反问他：你有没有坐过美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英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印度的火车？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的高铁和动车是研究生水平，美国火车、英国火车是中学生水平，印度火车是幼儿园水平，差距就是这么大。中学生可以批评研究生，但是这个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想赶上也是不容易的。

我还跟他说，一定要实事求是。动车事故是一个悲剧，我们要认真处理，但不管铁道部有什么问题，中国铁路人为铁路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我去过云南、重庆、四川，在那些地方建铁路的难度恐怕超过在整个美国建铁路的难度，可是我们都建起来了。至于铁路事故率，首先这次出事故不是高铁，而是动车，两者是有区别的。而动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上已经安全运行5年了。你要了解一个概念，我们一个春运的铁路乘客量恐怕比德国铁路5年、10年运送的人次都多。这样算的话，中国的铁路当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铁路之一！坦率说，我认为不是政府要向你“谢罪”，而是政府把你“宠”坏了。说真的，我从国外回来，这个感受特别深。

我讲这个事想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媒体出了问题。大量的谣言都有人传，有人信。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出现了多少谣言，秦火火编造的东西，说什么中方给意大利旅客赔偿3000万欧元，也有人信。我看报道，秦火火造谣传谣3000次。我说，在美国你造谣三次，一定抓起来。瑞士更严，造谣一次大概就要抓起来。这就是法治。现在我们讲国家治理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一定要法治，该办的就办，现在抓了几个造谣的，很好。

媒体另外一个问题是以偏概全，到处煽情，严重缺少专业水准和专业精神。此外，市场化驱动，为了抓眼球，增加点击量，负面消息大量曝光，包括主流媒体也受到影响。高铁这么好的交通工具，我坐过很多次，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但当时许多主流媒体都跟着微博走，微博跟着大V走，丧失自己的判断和立场。当然原因之一是新媒体的崛起，我们一时还很不适应。但有一点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比较强势的话语，没有话语自信。你讲道路自信也好，制度自信也好，最后都要体现在话语自信上。

在话语上的弱势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包括很多知识界人士，与西方的情况很不一样。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也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甚至批评得很激烈，但是通过上百年的磨合，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已不再质疑自己国家的制度，尽管这个制度弊病丛生。而在我们国内，现在还没有解决知识界和传媒界许多人对体制真正认同的问题，这是需要抓紧做的一件事。中国取得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就，这些每天都在享受体制内好处的人却天天在骂自己的国家，骂自己的制度，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前些年，舆论场上西方话语忽悠大行其道，否定政府的作用，否定国企，等等。有时候我真想问问主张彻底市场化的那些经济学家，你那个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究竟是哪个国家？不就是美国吗？但是美国现在出了金融危机这么大的问题，老百姓资产减少1/4，过去15年大部分人收入没增加，这个模式怎么可能是个好模式？说私营经济一定就好，华尔街那些祸国殃民的机构全是私营的，日本核事故背后的东电也是私营的。很显然，把这个问题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是不明智的。瑞士是市场经济，也有很多政府干预，农业有政府干预、建筑业有政府干预、银行业有政府干预。

我问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一个朋友，他说“文革”前全国就复旦大学一家有新闻系，现在保守估计全国有1000多个。这么多的新闻学院，门槛不是很高，真正质量好的也不多。新闻学的理论基本上来自西方。我对媒体是外行，但我认同这样两条真理：一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新闻媒体享有绝对权力也一样绝对腐败。当然这里“腐败”这个词是泛义的。所以也要有某种力量来监督媒体。

第二条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道理，就是实事求是。做任何报道，政府做对的你就说它对，做错的你就说它错，这就是实事求是。为什么做得好的也要批评，为什么负面报道才是好的？就像去看望病人，你可以说他不行了，还有3个月就要死了，这是一种方法。你也可以说，即来之则安之，好好医疗，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是对同一件事的主观价值判断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用实事求是的方针来指导媒体，所有事情都可以说清楚。

所有这些问题中，现在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话语建设。所以我很欣赏潘维教授这本新著作《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用中国的话语来写。我自己也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能老是解构，解构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打破西方话语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多次提一个观点，叫做建构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全面就是能够解释中国的成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未来。强势是因为西方现在针对我们的话语，包括国内自由派骂自己国家、自己制度的话语，都是西方比较强势的话语。我们可以强势地与他们辩论，这是没有问题的。坦率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话语脱离群众的问题。要让普通老百姓能听懂，让老外也能听懂。他不同意不要紧，我们可以讨论、辩论，但是要让他听得懂。

中国话语建构需要民间、学术、中性的话语。民间的话语比较接地气，学术的话语比较讲道理，也比较中性一些。我充分肯定官方的话语，但它应该是一个大话语体系，要有民间、学术、中立的话语，是一个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统一战线”的话语。这个话语要让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或者对社会主义有一定怀疑的人，听了之后都觉得有道理，这样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我对中国一直很乐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用英文发表文章。现在回过头看我20年来那些文章，还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些老外们，你真的把道理讲出来，他反而服你。我曾经挖苦自由派旗舰杂志Economist（《经济学人》），这个杂志我在国外时订阅了15年。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么多年来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你们对中国政治的预测，也就是C-的水平。结果他们反而有时候引用我的观点，说明他们也认为，我的有些批评是到位的。

如果按国际主流经济机构的预测，包括世界银行，主要有两个估计：一个是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五年左右时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按世界银行根据PPP的最新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今年就超过美国。另一个是按外汇汇率计算，10年左右时间中国将超过美国。前一个差不多是奥巴马的任期，后一个是习近平的任期。所以我说，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也大致有个5-10年的框架，在中国经济规模总量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这个大话语体系也应该建立起来。

比如我已经写出来的、对西方话语一些对应的表述，西方讲民主与专制，democracy vs. autocracy，我用的是良政与劣政，good governance vs. bad governance。西方讲选举，一人一票，我就讲选举加选拔。你是election，我是election + selection。你是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我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你是市场经济，我是混合经济，具体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可以往下说，比如西方讲国家与社会对抗，我说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样一点点来做，人权、自由等概念，都是可以梳理清楚的。在西方长期生活和考察给了我一个好的视角，从经验层次已经可以解构他们所有的东西。他说他的法治好，我就说你的法治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说中国的法治建设要防止你们的这些问题，包括法条主义，等等。

我上个月随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我们见了比较右的党团，也见了比较左的党团，包括德国的左翼政党。他们问的最多的就是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说，你们加入WTO，WTO是资本主义阵线，你们进去以后怎么可能适应？我说，我们是非常明确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之一。我研读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觉得邓走的是一步险棋。这样大规模的开放，在其他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灭顶之灾。但在中国，邓始终坚持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主体。有这两条之后，不管怎么样，先把生产力发展起来，即使出现偏差也有办法纠正。所以你看，《经济学人》一篇讲民主的文章也感叹说，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建立起来了。美国几十年都做不到的，中国这么快就做到了。虽然我们的起点比较低，但是我们做到了。大部分中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是满意的，满意度远远高于美国人。最新民调显示，3/4的美国人不满意其国家走向。

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现在西方话语的影响太大了。我回国以后感触也很深，很多讨论完全是西方话语。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在人们已经接受的西方话语的基础上超越它。你没有受过西方话语的教育，也许还听不懂我这个话语；你接受过它的话语洗脑，反而给理解我们的新话语打了个基础。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气派来做这个事，而且是有可能做成的。

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观察者网》，是我们上海春秋研究院办的。才短短两年时间，每天的点击量已达到上百万，每天访问网站的独立IP已有25万左右，早就超过许多大报的网站。它之所以增长很快，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家没有的东西。例如，我们抓住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持高度肯定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话语，我们叫中立的、民间的、独立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说官话套话，但是有好的文章我们也转载。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作者群，每天都有5-8篇原创性的文章。另外，我们形成了一支队伍，年轻人为主，80后、90后，也有少部分70后。非常好的一个团队，大家有共识，一起做事业。大家干得很来劲，是有精神的，是可以作战的。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编辑  楚佳）

 

为人民服务是新中国新闻业的命脉与灵魂

什么是新中国新闻业？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闻业。虽然六十多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上下下一直在不断思索，艰难探求，但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却如国号一般一目了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的，一系列熟语也无不提示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属性：人民英雄、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人民政协、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广播电台……至于人民以及人民性，也不属空泛抽象的人文人性等范畴，而是同新中国政治制度息息相关的概念。人民是一个主体的概念，它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具体说就是占国内居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劳动者。

新中国不仅结束了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苦难历史，“翻身解放”一语形象展现了这一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巨变与心理激荡，而且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主体——人民，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为人民服务。用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的话说：“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党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人民主权。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恰恰构成了新中国的道义基础，或者说道统。”^[1]

六十多年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属于新中国的核心政治价值。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论及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八个基本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时，习近平在18分钟的讲话中，19次提到“人民”，坦言“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时隔一年许，他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六十多年来，亿万各族人民之所以历经风雨而矢志不渝地信奉社会主义，也正因为新中国最鲜明的社会属性与政治本色在于人民，是一个人民的共和国。

所以，“党性、人民性”及其有机统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自然就构成了新中国新闻业的命脉与灵魂。其中包括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将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为新闻人的专业使命与价值皈依等。尽管世上迄无十全十美的新闻模式，新中国新闻业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正如中国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不同时期难免面临不同的矛盾与干扰，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命脉与灵魂却一以贯之，不可动摇。因为，这既是马克思所谓“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也是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为《大公报》挥笔题词“为人民服务”，更是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即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位一体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新闻业的实践中蕴含着时代命题

具体说来，无论是“人民政府”，还是“人民代表”，也无论是“人民文学”，还是“人民新闻”，归根结底都负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使命。所以，新中国新闻业与新中国政治水乳交融，而绝不限于或远不限于新潮理论的专业化诉求，如提供信息、服务和娱乐等“去政治化”的功能。这一点，不仅使新中国新闻业有别于旧中国新闻业，而且也在世界新闻史上开辟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论与实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对新中国新闻业及其人民性有深切洞明的体悟。这里借用复旦大学教授倪伟对户县农民画的再解读：

在户县农民画的历史中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它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艺术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笼罩着“天才论”的神秘色彩。……由此而发现了自己的创造潜能，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已经站立起来的阶级，是有能力创造文化的，也有能力创造自身乃至整个社会、国家的崭新历史。正是艺术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地担当其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2]

显而易见，在新中国新闻业特别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实践中，同样蕴含着类似的时代命题，体现着同样“再造国民”的文化政治。当年，数以百万计的工农兵通讯员以及数以亿万计的人民大众对新闻传播的热情与关注、投入与实践，同专业主义的“精英办报”又是何等风马牛不相及。对此，既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否则也无法面对一批批穆青式的人民记者及其心血，如同无法面对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袁隆平、红旗渠、大三线、两弹一星、青藏铁路等新中国建设者奉献的汗水与生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对“革命文化”及其四点历史意义的阐述，同样适用于新中国新闻业：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长期支撑着现代中国，先后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是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是快速工业化，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第三，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二十多年，打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四，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3]

新中国立国前，国家分崩离析，人民苦难深重，从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从北京失守到南京沦陷，中国屡屡深陷亡国灭种的绝境。此时的新闻业，如港台学者李金铨教授概括，“第一要义是救亡图存，反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新文化运动场景的一环，旨在启蒙和宣传，提供资讯反而次要”^[4]。新中国成立后，旧邦新造，万象更新，包括新闻人在内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为之欢欣，并以主人翁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现代化成就。

林春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之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运动，其错误、失败乃至罪行或者半途而废都仍然不能掩盖一个重大的史实，即它曾在广阔地域和几代人的时间里，在经济建设、公共福利、劳工权利、两性平等、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过诸多有着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功。”^[5]反思与扬弃当年在一片混沌中探索中国道路所出现的偏差与失误，包括新闻界一些“极左”的说法与做法，并不意味着曾经做的事、走的路一无是处，更不能在倒洗澡水时连小孩也一块儿倒掉了。

事实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批批新中国新闻业的先驱者，不仅同无数建设者一样付出眼泪、汗水、辛劳乃至生命，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历史遗产，仅看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就可略见一斑：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石《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范荣康与袁木《大庆精神大庆人》、郭超然《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南振中《鱼水新篇——沂蒙山纪事》、范敬宜《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郭梅尼《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罗开富《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李克林《今日大寨》、段连城《阳光·阴影·希望——南游百日记》、解海龙《我要上学》……还有中央广播电视三大台的经典之作，包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央视2013年对苹果手机质量和2014年对东莞涉黄酒店的报道，又为这个序列添加了一笔。

中华文明给新中国新闻业打上鲜明烙印

把握人民主体人民性的内涵，则不难理解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以及最可爱的人、南京路上好八连、草原英雄小姐妹、两弹一星元勋等新中国英雄谱。回溯五千年中华文明，新中国新闻业的经典之作，也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一脉精神文化传统息息相通。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也给新中国新闻业打上鲜明烙印，包括其中的利弊得失。中华思想更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一种参化天地万物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就像民间往往丧事也当喜事办，谓之“喜丧”。于是，长期积淀的乐感文化在社会心理中便形成“乐于报喜，不乐报忧”的习俗与习惯，最典型的莫过于文艺作品的大团圆结局。

不仅如此，按照李泽厚的分析：“由于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并非动物式的自然产物，而是后天修养的某种成果。它作为所谓人生最高境界，乃是教育的功效，所以儒家无论孟荀都主学习、重教育；或用以发现先验的善（孟），或用以克制自然的恶（荀）。”^[6]由此，也不难领悟新中国新闻业为什么注重社会教化功能，强调正面报道为主，向往六亿神州尽舜尧，讴歌遍地英雄下夕烟，从而与欧美新闻的“乌鸦”角色及其罪感文化迥异其趣，也与其重视反常、丑闻、揭秘、耸人听闻等特征大相径庭。

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商品性作为“党性与人民性”的补充而构成新闻业变革的枢纽，促使广告、效益、媒介集团、文化产业等风生水起，一步步渗入新闻领域，日渐影响甚至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新闻业的发展趋势。应该说，市场逻辑下的新闻商品性，一方面改革陈旧沉闷的体制机制，激发了新闻业的生机以及新闻学的活力；另一方面却促成某些不良的成分，甚至成为瓦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危及国家和平发展与长治久安的隐患。与此同时，源于新启蒙及其重构历史的价值取向，也似已成为知识精英（包括体制内一批“肉食者”）的潜意识，并广泛植入新闻界与新闻学，从而决定性地制约和影响着新闻实践，如新世纪以来一系列轰动朝野的新闻事件。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新华社高级记者熊蕾发表了长篇专论《报，还是不报？——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其中谈及问题显然已是深入新闻业骨髓的普遍现象：

回顾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历史观的改变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渗透到很多新闻人的潜意识中。

比如，把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为割断，用1978年后近30年的历史否定以前的30年，似乎前30年一无是处。就连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换来了中国几代人的和平，赢得了全世界对新中国尊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在被遗忘，被否定。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也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那之前的中国只有封闭﹐好像是中国自己在“闭关锁国”；完全不顾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历史事实，不顾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为了打破这封锁禁运所做过的努力，包括保留香港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

在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问题上，有些媒体越来越突出国民党的作用，突出所谓正面战场的作用，弱化乃至回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还有媒体倾向于拿现代的尺子卡前人，为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合法性的观点提供版面。同时，以“开拓贸易”淡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扩张侵略的血腥和暴力的电视“政论片”，从《河殇》到《大国崛起》，为晚清“洋务派”翻案的《走向共和》等电视剧，都受到新闻媒体的高调赞扬。[7]

除此之外，愈演愈烈的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作风浮夸等专业问题，绩效工资、末位淘汰、新闻民工等工作状态，以及90年代以来日甚一日的“新闻专业主义”潮流，不仅一步步侵蚀新中国新闻业的政治基础与专业根基，而且使新闻业与新闻学日益习以为常地“把市场等同于自由（‘自由市场’），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民主圭臬，把消费者等同于‘人民’，把‘中产阶级’等同于民主主体，把国家等同于压制，把媒体规制等同于威权，把‘新闻自由’等同于‘私人办报’，把批判知识分子等同于国家主义者，把反帝立场等同于民族主义”。^[8]

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新闻独立王国

迄今为止，古今中外的新闻实践无不表明，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自由自在、自行其是的新闻独立王国，所谓“无冕之王”、“社会公器”、“公共领域”等不过是皇帝的新衣。正如某家自奉“新闻专业主义”的报刊，一方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呼应着海内外新自由主义的浪潮，高调介入现实政治并博得反体制的青睐与喝彩，一方面又宣称“我们从来无意去做先知、导师、法官、卫道士……”可见，论及新闻就不能不关涉社会政治，新中国新闻业也不例外。

回顾六十多年来一系列新闻动向，哪一点不丝丝入扣地应和着、交融着、影响着天下风云与社会政治。从建国初公有制新闻业的建立与推进，到私营新闻业的改造与消亡；从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分庭抗礼以及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到新闻界学习塔斯社、《真理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摆脱苏联模式、寻求中国道路，到新闻界的改革探索；从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到新闻界的“浮夸风”；从反帝反殖运动，到中苏论战的“九评”以及风起云涌的“世界新闻新秩序”；从文化大革命，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新闻界的拨乱反正与风风火火的新启蒙；从新世纪以来日渐凸显的三重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到新闻领域的失其魂魄、五色无主（不少人还以为新媒体“惹的祸”）——六十多年来新闻业的点点滴滴，无不同社会政治与人民生活密不可分。

为此，探究新中国新闻业不仅需要回到历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价值观，而且需要深刻检讨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内涵，包括革命报业或人民报业的历史传统，而不是仅仅围绕新闻界与新闻学自身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其实，所谓“专业主义”、“公共领域”、“公民记者”等，也无不源于一种鲜明的社会政治、阶级意识及其价值谱系。比如，眼下乱花迷眼的公民社会、国际接轨、民国范儿等政治想象与现实诉求，一方面高扬中产阶级与知识精英的政治价值，一方面又不断贬斥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与历史实践。类似“戾气”、“草民”、“多数人暴政”、“民粹主义”等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说辞触目皆是。对此，一位青年学者的剖析令人深思：

言论自由和参政权利是知识分子有关“人性”的合理诉求，而压制个性、为生存权而形成战斗的“集体”更是下层民众争取“人”的尊严的重要条件。……当前研究者很少意识到革命、社会主义文学（新闻亦然——引者注）与（下层）自由的关系，基本上抹杀了它们内含的“人民的政治”。

社会主义文学在源起上是下层“战斗”的一个部分（“文化战线”），但遗憾的是，启蒙研究者只承认知识分子的“人性”，并以之为“普遍性的法则”将社会主义文学（报刊）的“集体”叙述裁定为“统治”性的、“非人性”的。^[9]

在西式新潮新闻语境下人民基本“缺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潮流，新闻专业主义也渐成中国学界与业界的新潮。这种新潮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不仅仅是“专业”问题，而是同“公共领域”、“公民记者”等热门话题一样，体现着鲜明的政治意味。拿“公共领域”来说，按照这套理论及其逻辑，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均属“公共媒介”，既不充任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也不扮演利益集团的专属工具，而应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与“公民记者”承担独立的、不偏不倚的传播使命与社会责任。且不说这种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的“公媒”或“公知”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即使是业界学界一些人推许的“新两报一刊”，就体现了何等鲜明的政治价值。

再如，哈贝马斯论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抗上层封建贵族，二是钳制底层民众。换言之，所谓公共领域不光反对政治权威的干涉，同时也压制下层民众的反抗。而当下流行的公共领域只剩下对上的抵制，而略去对下的压制。1990年代末，中国媒体对“入世”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即为一例。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赵月枝教授曾就“入世”报道进行专题研究，分析了其中的话语策略与权力关系：

媒介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得以张扬，跨国企业享有话语权，新闻报道同时给予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主义以足够的重视。中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使馆和美国媒介为其提供WTO协议的内容和对协议的诠释，甚至成为跨国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在我分析的近500篇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中，没有一篇文章有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就连礼节性的引语也没有。用汪晖的话来说，中国媒介对WTO协议进行了一次漫长而一厢情愿的宣传活动，与美国媒介对这一相同主题的报道相互呼应。^[10]

毋庸讳言，眼下新闻实践以及新闻研究往往偏于东部、都市、白领小资、成功人士，急煎煎“走向世界”，忙不迭“国际接轨”。一套套西式新潮话语即便面对高度现代化的北上广都不免圆凿方枘，更何况多元文化缤纷杂陈、各族人民世代聚居的基层、内陆、边疆。实际上，在诸如此类新潮话语中，人民基本“缺席”，看不到他们多彩多姿的身影，更不用说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即使偶或有之，也往往成为“人文关怀”的“弱势群体”，或者迹近萨义德“东方学”的奇异景观、民风民俗等。更荒诞不经的是，新闻界一些成功人士一方面对俯首甘为孺子牛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另一方面却又乐此不疲、兴高采烈地把自己一点身世家世弄得恨不得天下皆知，无人不晓。新闻的焦点不在人民大众，反而成为记者本人——这也算古今中外新闻史上前所未睹之怪现象。无怪乎，如今节目主持人如此火爆，而火爆的原因众所周知，不在为人民服务的新闻而在演艺。

价值混乱与价值虚无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应该承认，方兴未艾的新闻专业主义固有其专业价值，对提升记者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也不无参考与借鉴。^[11]但同时更需要清醒意识到，专业主义原本发端于市场化环境与全球化语境引发的政治价值与媒介生态的变异，如人民主体及其价值的漫漶，而其内涵诸如客观、中立、独立、超政治、超党派等，不仅在西方日益遭遇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悖论与质疑，而且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闻业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与冲突。说白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专业性与新中国新闻业的党性人民性形格势禁。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维佳，在《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一文中指出：

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涵就是独立性，它所强调的专业技能和行业伦理无非是在赋予这种独立性一种合法性的基础。

具体到中国新闻业的语境，这种独立性诉求便成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冲动。从中国本土现代新闻业产生之初，新闻的专业性就一直内在于政治性。从最初的民族自强，到后来的革命建国，再到党性原则和国家建设，社会目标和政治属性一直被置于新闻专业属性之前，新闻传播只是伟大现代化工程的一个构成部分，并不具备独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新闻学界和业界就开始集体性地清算这种传统的新闻实践理念，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成为他们最好的理论武器。……此时的新闻记者已经明确地将新闻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与抽象的新闻自由作为行业发展的必备前提，这与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传统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12]

这种专业性的后果仅看一例，即知大概。众所周知，外宣或对外传播如今得到各方高度重视，经费投入与人才培养更是力度空前。不过，相较于“硬件”的大幅度提升，“软件”的薄弱又构成反差，特别是价值混乱或价值虚无倾向尤为突出。许多人似乎觉得，外宣成效更多取决于新闻发言人的一招一式、大力扩充国际化媒体及其人员设备、加速书报期刊的市场覆盖等。这些技术化事项无疑都是必要的，但不能忽略更必要，也更核心的精神价值——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因为，一切传播的核心均在价值，看看好莱坞大片如何无所不在地隐含“美国梦”，点点滴滴彰显其价值体系就清楚了。

2013年研究生答辩时节，一位来自中央外宣媒体的在职研究生在解释外宣投入巨大而结果不甚理想的原因时，竟然答以“我们是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制约外宣效果”云云，一时令人瞠目。殊不知，这种价值混乱与价值虚无却正是问题关键之所在。而共产主义既为古往今来一切先知祈盼的大同理想，用韦君宜的话说，“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也属对外传播的价值所在、命脉所系。怎么一提共产主义，就兀自矮人三分；内心不自信，又怎么让人信？而没有高远的、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价值，外宣或对外传播岂不沦为巧言令色或婆婆妈妈，又如何赢得天下归心。

重申人民共和国及其新闻业的核心价值

所谓“软实力”，实际上一刻也离不开硬内核——精神价值。提出“软实力”理论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13年在北京的一次论坛上强调，软实力取决3个重要资源，而首屈一指的是政治价值。^[13]一旦熔铸令人向往的精神价值或政治价值，那么即便传播技巧糙一些，宣传方式拙一点，人民中国也能不胫而走，风行八方。当年外交部长乔冠华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讲台，代表新中国发表激荡人心的演讲——“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既道出一个时代的人类心声，也成为新中国主导世界话语权的一个里程碑。

相反，如果缺乏精神价值或政治价值，那么就好像一个人打不起精神，软实力便真的成为软塌塌的东西。哪怕花里胡哨，貌似眼花缭乱，也终究难有深入人心的效果。随着专业主义流行，外宣内宣都意识到“讲故事”的作用，都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而且讲故事的技巧也越来越高明，可什么是中国故事及其要义却常常并不明确。如果以为故事只是新奇性、趣味性、生动性等，那么这样的故事讲得再多再好也难得要领，更不用说打动人心，因为其中没有魂儿。而魂儿就是精神价值，或者说中国人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基本信念，即青年学者李云雷在《何谓“中国故事”》一文中所言：

“五四”时期，即使讲述个人故事其实也是在感时忧国，比如郁达夫的《沉沦》，主人公自杀之前还问祖国为什么不强起来，郭沫若的《女神》，更是以个人的激情在呼唤祖国的“凤凰涅槃”；而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即使讲述一个村子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比如《创业史》中蛤蟆滩的故事、《艳阳天》中芳草地的故事，都有一种整体性的宏阔视野。讲述中国故事这一视野的消失可以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而其消失的原因一则在于“宏大叙述”的消解，个人故事的盛行，二则在于中国视野的消失，以西方文学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重提“中国故事”，也是重建一种新的历史与理论视野。^[14]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新闻界开展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项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等活动，都在锲而不舍地重申人民共和国及其新闻业的核心政治价值。“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追问，更是围绕新中国新闻业的宗旨。获得中国新闻奖2012年一等奖作品《皮里村蹲点日记》的记者何盈，用一句富有诗意的话表达了似已遥远的新中国新闻人的心声：“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这一朴素的心声既呼应着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1948年毛泽东、刘少奇两篇著名新闻谈话的精神，以及一代代人民记者“勿忘人民”（穆青语）的新闻理想，也应和着思想者张承志世纪之交满含深意的呼唤：“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15]

专业性还是人民性——这是一个问题。理想情景应如兵法所言，有奇有正，奇正相生；一方面摆正人民性的位置，一方面用好专业性的奇招。如果说人民性是体，那么专业性也可谓用。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先后出现三种取向：“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中体西用）、“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全盘西化）和“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中国道路），那么坚守人民性而善用专业性，就是新中国新闻业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了。

（编辑：楚佳）

 

[1]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31页。

[2] 倪伟：《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解读》，见罗小铭编《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64-265页。

[3] 玛雅：“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专访祝东力”，载于《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41-342页。

[4]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5]林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领导者》总第35期（2010年8月）。

[6]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出版集团三联书店2009年，第312-313页。

[7]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424283。这段论述在正式出版物中付之阙如，见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45页。

[8]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9] 张钧：“‘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文学研究》2013第7期。

[10] 赵月枝：“中国与全球资本：文化视野中的考量”，《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11]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拉尔森（M.S.Larson）的概括，新闻专业主义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自我评价层面，强调独立性、特殊声誉等非凡特性；二是规范层面，赋予新闻业独特的伦理规范，以此将社会授予新闻业自我规制的特权合法化；三是知识层面，要求新闻从业者经过必要的训练，以便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转引自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12]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13] [美]约瑟夫·奈：“信息时代：比谁讲的故事更动听”，《环球时报》2013年12月19日。

[14] 李云雷：“何谓‘中国故事’”，《人民日报》2014年1月24日。

[15] 张承志：《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7-8页。

 

继厦门、宁波、大连、彭州、昆明等地之后，PX项目再次在广东茂名引发群体聚集事件。

据茂名市政府发布的消息，3月30日上午，茂名市区一些群众为了表达对拟建芳烃（PX）项目的关切，在市委门前大草坪聚集，并在个别路段慢行。当日下午，有小部分人上路堵塞交通，后逐步散去。但晚上10点半之后，“小部分闹事者开始骑乘摩托车扔石头、矿泉水瓶等，破坏公共设施，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果断处置，有效控制了局面，事件中没有人员死亡”。

茂名市政府31日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告诫广大市民一定要相信科学、相信政府，不要让不法分子乘机制造混乱。市政府表示“热忱欢迎社会各界，通过正当渠道表达对项目的关切，通过正当渠道反映项目情况” 。

但茂名PX事件的舆情风波，不仅没有随着“告全体市民书”戛然而止，反而持续上扬。除了点评地方政府的种种危机处置举措之外，如何化解PX困境，成为舆情纵深发展的主旋律。尤其是与以往类似案例相比，茂名市已经在宣传和沟通方面汲取教训、积极主动——进入2月份，茂名市官方高调预热PX项目，当地媒体密集报道相关内容、政府单位先后举办石化项目推进工作会议，并签订责任书，还请来专家详谈茂名PX项目。

但是，一些香港媒体、公知、网络大V、财经类媒体和评论人跟多年前的厦门PX项目媒体抗议事件一样，继续拿PX制造网络媒体事件，进行了有效的舆论动员，引发群众街头抗议政府。环保部官员指出，一些PX反对者得到专业组织的指点和资金。文清在其博文中指出：昆明暴恐、广东茂名PX游行事件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其根源在于执政党公信力的透支。

下文将予以详细分析。

舆情脉络分析

根据社会舆情监测与预警系统（X-GOT）的统计，从2014年3月29日至4月24日，共有涉及广东茂名PX事件的相关新闻9558篇（含新闻网站转载），论坛主帖43150则，博客文章7622篇，微博主帖826844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

网络和媒体舆情走势显著不同，网络于3月31日出现舆论最高峰，而媒体报道高潮出现于4月4日。根据舆情走势变化可将整个舆情过程分为：潜伏期（3月29日以前）、爆发期（3月30日-3月31日）、发展期（4月1日-4月11日）、回落期（4月12日至今）。

网络舆情脉络

网络舆情的潜伏期。可追溯到2009年茂名市进行PX项目选址工作引发的争议，如《以科学发展观的名义，环保专家应该关注茂名PX工程选址问题》《 “给省委书记捎句话”请关注茂名PX项目的选址问题》，总点击量超过12万。2014年2月底以来，当地政府密集高调的宣传活动激起群众的恐慌与不满情绪，尤其是3月27日的网民座谈会，网民称“结果被搞到不欢而散”、“沟通存在问题”。

舆情的爆发始于3月30日，茂名一些群众为表达对PX项目落户茂名的不满与担忧，通过网络号召等手段，在茂名市市委及周边路段聚集游行。30日聚集游行事件被网络直播，网络关注度直线上升，并在31日到达最高峰。该舆情阶段有微博大V@任志强、@夏尔谢夫工程师等介入，迅速扩大了聚集游行的关注度和影响力。3月31日，“演员文章出轨”消息在网络上引起极高关注度，@文章同学所发微博总转发量超过200万条，网民对“文章出轨”事件的关注远甚于茂名PX游行事件。如此强烈的反差，引起部分网民谴责网络大环境的娱乐态度和对民生问题的漠视，“中国之声”等微博发表了相关评论。当晚，@茂名发布转发官网新闻统稿“PX项目仍处于普及知识阶段 是否上马需听取民意才决策”，网民哗然。

舆情的持续期。微博名人@五岳散人、@克里斯托夫·金、@叶檀、@袁裕来律师等都发表相关微博，参与该事件的讨论（具体观点见后文的舆论阵营），多将此事件原因定性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有网民对该事件进行深入剖析，如文清的博文《公信力透支是社会管理失控的根源》认为：昆明暴恐、广东茂名PX游行事件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导致中国社会公共管理失控，其根源却在于执政党公信力的透支导致执政资源的枯竭，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民心的流失。再如，和静钧的博文《反PX的“环保”成了利己主义者的万金油》认为，中国已经到了针对某个地方的集体“邻避”现象找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如何让民众更理性和有序地提出诉求，则是需要考虑的方向。

另外，该舆情阶段，各种道听途说、小道消息、谣言在网络舆论场广泛传播，如“茂名官方为阻止游行出动坦克”、“茂名反PX游行造成‘15死300伤’”、“茂名市民因反PX遭警察当街暴打”等，多使用嫁接图片的手段，误导舆论。

舆情的回落期。网络关注日趋减少，论坛和博客以转载媒体评论为主，微博舆论场很快被其他社会热点事件转移。但个别微博加V认证人士对此事件的关注并没有消减，发布多条具有眼球效应的微博，促使网络舆情涟漪不断，如微博认证为“社会新闻工作者”的“记者刘向南”连续多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发布3月30日茂名PX游行事件有死者（被官方辟谣），茂名官场黑暗等微博。此外，4月12日，广东茂名所辖化州市欲建火葬场，疑由于沟通不畅，引起聚集抗议活动，虽未发生明显冲突，但网民将其与PX事件联系，表达对当地政府的不满。

媒体舆情脉络

与网络关注度不同，自3月30日爆发PX聚集游行后，媒体舆论场持续发酵四天，于4月4日爬升到报道量峰值。此后，媒体关注度回落迅速，4月11日有所反弹，出现次高峰。4月12日后虽有小的波动，但以回落为主。

媒体舆情的潜伏期。3月中旬，茂名政府启动了对PX项目的宣传活动，“PX”频繁出现在当地媒体，如3月18日起，《茂名日报》接连发表《PX到底有没有危害》、《揭开PX的神秘面纱》、《PX项目还要不要继续发展》、《PX项目的真相》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只是普及PX项目知识，未提到项目上马的任何信息。

舆情的爆发期。媒体反应滞后，在事件发生后一天才进行报道，且报道数量有限，基本是政府官网稿件或新闻统稿的转载，如茂名新闻网3月31日的报道《广东茂名市民游行反对PX项目政府：不法者挑唆》，并附《茂名市人民政府告全体市民书》，称“PX项目仅是科普阶段，离启动为时尚早”。

舆情的持续期。媒体报道数量明显增加，出现两次明显波峰。其中，4月4日的波峰主要由于3日茂名市政府就民众反PX项目事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引发。此外，当天国际在线的报道《清华化学化工系学生昼夜捍卫PX词条》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话题挖掘。4月11日的波峰则由北京召开的“中国PX发展论坛”推动，会上官员及专家的观点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要信源。如《新京报》的报道《环保部官员：一些PX反对者得到专业组织指点和资金》引用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的说法，PX恐惧症成为中国PX发展的最大阻力；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则指出，反对者“背后有人”。

此舆情阶段，党媒官媒的评论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舆论导向，引发理性思考。如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以更细致工作化解PX焦虑》，认为多起PX抗议事件是民众与政府的信任困局，要在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上做好群众工作，拿出谋发展的热情来认真做群众工作，就不难穿越隔阂、消除误解、赢得信任。再如《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PX项目，溃退中呼唤坚守点的出现》，认为在发展PX和重化工的问题上，各地政府必须为全国的利益有所担当。“政府的担当会通过各种途径转化成公众态度的改变。如果政府随意弃守，整个社会就会溃不成军，一个谈PX色变的国家即使走向现代化，也是一瘸一拐的”。

舆情的回落期。4月23日，中国新闻网对茂名PX事件的惩处结果进行报道《广东茂名PX事件刑拘24人批捕5人 36人受行政处罚》。尽管事件本身已淡出舆论，但PX引发的思考在媒体场没有停止，相关评论性文章依然零星出现。

舆情脉络小结

综上，广东茂名PX事件有明显的潜伏期，随着聚集事件的突发，舆论骤然升温，随后经过10多天的僵持，舆论日渐恢复平静，舆论议题演化见表1所示。小结如下：

1）网络舆情早于PX聚集游行爆发，当地官媒密集和老调的宣传套路引起网民不满；当地政府漠视网络舆论场的诸多隐患，如3月27日的网民座谈会后网络出现大量负面声音及3月30日晚PX百度词条被悄然改为“剧毒”；

2）舆情的爆发期和持续期，媒体和网络舆论场表现出强烈的差异化：网络舆情集中于聚集事件爆发后的1-2天，以现场爆料和碎片化观点为主；传统媒体的报道在4-5天后才密集出现，鲜有对聚集事件本身的描述性报道，以评论反思文章为主；

3）整个舆情过程中，出现舆论话题漂移现象，清华学生捍卫百度词条及PX引发的大讨论其实已经脱离了茂名PX聚集游行事件本身；

4）该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如“茂名官方为阻止游行出动坦克”、“茂名反PX游行造成‘15死300伤’”、“茂名市民因反PX遭警察当街暴打”等最早出现于境外媒体并由网络媒体进行二次传播、扩散。

舆论阵营分析

表1  舆论阵营分析

反对PX项目的声音：

第一种反对声音认为PX项目会对环境产生严重污染，抑或PX本身会致癌，威胁到周边居民。如@一毛不拔大师发表微博称，由于PX工厂产能巨大以及现有的污染处理设备及监管水平较低，民众担忧其会造成巨大污染是有道理的。

针对PX在生产制造时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腾讯微博“方舟子和他的网友们”第31期中做出了如下回应：“我去年参观过韩国蔚山的PX工厂，那里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空气中闻不到化学品味道。在化工项目中，PX应该算是低污染的。即使生产过程中有污染物也是可以控制的。”央视、新华网等媒体也发布《工信部：PX项目对环境影响小 安全可控》等新闻安抚民心。

第二种反对声音主要针对政府处理PX项目的方式，认为政府缺乏透明度和沟通，无视群众的“正当诉求”。如香港南华早报中文网总编辑@郑维发微博称，茂名PX项目至今未有正式环评报告及征求意见报告，一味让群众去学习PX知识，对地方官员的能力表示质疑。@泰山童子微博称，“PX项目一而再再而三的上，一次次引起民众的抵触，这说明在某些为民谋福利项目上，政府缺乏起码的透明度，缺乏事前足够的调查研究，缺乏对百姓的解释和说明，百姓有权了解这些项目是否安全。信息不对称时这些项目不该强行上马，毕竟健康活着才是民众最大的心愿。”

对此，《瞭望》周刊发表评论指出，抵制PX已成为否定政府和解构权力的切入点。PX项目成为人们表达情绪的窗口和通道。一些反对PX项目的人，可能并不是单纯地针对PX。很多人根本不去看地方政府的环评公示，就直接说不透明，要求知情权。

第三种反对声音则直接将矛头指向政府的公信力和体制问题。北京大学教授@吴必虎在微博中写道：“在为官短期、外地执政、缺少监督、系统腐败、央企独大的制度里，没有危险的事情都危机四伏，何况本身就有环境风险的PX？” @五岳散人则称，政府如今公信力无法提高，是多年来打压民间社会的结果。

财经网发表评论《沈彬：茂名PX“说不”若不自由赞成则无意义》称，PX不再是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公信力问题。茂名市要做的是重拾公信，尊重市民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能掩耳盗铃，封杀了网络声音，就以为天下太平。如果市民没有掌握说不的权利，任凭专家怎么讲“科学”，依然难有公信。@老徐时评则在评论“老百姓为何谈PX色变？”中指出：“在互联网时代，PX项目想建在哪里，哪里就会掀起民众反对的高潮。不是觉得项目不安全，而是觉得政府承诺不靠谱。政府正在为自己公信力的丧失买单。”

不难看出，“环保”是公众反对PX项目的最初和最主要理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理由被渐渐的淡化了。舆论场开始更多的讨论政府的公信力问题，批评的矛头指向政府的沟通能力、执政能力、监管能力等，最终还是指向体制与公权力，这一点是值得警惕的。

支持PX的声音

@杜建国在其微博中明确指出，传播谣言、鼓动民众反PX情绪的源头就是《南方周末》。《扬子晚报》则发表《不妨点明PX反对者背后是什么人》一文，指出如果有关部门掌握相关证据和名单，不妨公开，也好让公众重新认识PX项目、PX事件。对于那些给PX反对者提供指点和资金支持的“专业组织”要彻底揭露并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PX事件重演。

此外，在此次PX事件中，支持者的声音以辟谣以及反驳反对者的意见为主，缺少“主动出击”。其中一些说法引起网友的不满，容易导致议题偏离。如方舟子与网友聊PX项目时，针对网友@陈慕蓝称“PX在发达国家没有问题，在我们国家却有了问题，原因何在一目了然”，方舟子答道：“你这话把PX替代成任何别的东西都成立，所以中国现在什么事都别干了，先来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经济就不要发展，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一回应引起了部分网友的不满。再如经济学家@王福重认为，“生产不可能不损坏环境。当然要评估，尽量控制。但也不能过分，否则太贵，你用不起。”对此有网友表示：“对不起，我宁愿选择进口！”可见公众对从经济角度分析PX项目是比较敏感的，在引导舆论时需要注意。

综上所述，支持PX的阵营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流媒体为主，以及一些学者、网站为主。反对PX项目的阵营则以一些所谓公知、网络大V以及财经类媒体和评论人为主。

此外，境外特别是香港媒体在此次事件中较为活跃，包括《南华早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了不实或反对的消息。其中“茂名事件造成15死300人伤亡”的谣言就来自香港《东方日报》，《明报》也发表评论《引入现代社会管理“PX 焦虑”》称，茂名当局没有汲取厦门事件的教训，“以密集、宣传、引导方式，强力操作，制造项目已经定案的假象；另外，则从维稳出发，打压反对意见”。由此可见，事件背后的境外“推手”若隐若现。

微博热点分析

PX事件中，微博成为舆情爆发、发酵、观点激辩的主战场。

下述蒲公英图揭示出本事件中最为活跃的微博聚集热点及其推动力量。其中，蓝色实心圆代表舆论风暴中心，由此生发的红色实心圆代表引发活跃转发和评论的微博。被蓝色圈住的为媒体微博原创，被紫色圈住的为大V微博原创，被绿色圈住的为政府微博原创，被灰色圈住的为企业微博原创。红色实心圆周边的绿色实心圆均为与之互动的其他微博博主。

图1 茂名PX案蒲公英图

由蒲公英图可见：

从量的角度，在茂名PX项目中，普通网民的活跃度较以往的舆情事件更为明显，不少原创微博成为重要的一级传播节点；与此同时，大V整体的活跃度也高于媒体微博平均活跃度，除广东茂名之外，政府官方微博参与度较低，企业官方微博参与度几乎没有。

从质的角度，综合转发量、评论量以及微博在舆论场的影响力，蒲公英图中的热点微博如表1所示。由表可见，头条新闻、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在微博舆论场中影响力较强，作为本地官方微博的“茂名发布”在舆论引导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相对而言，其他媒体官方微博在突发事件时的报道评论和舆论引导能力仍有待提升。再者，一些言辞新颖的观点也受到网民追捧，如“@夏尔谢夫工程师”谈到的清华学者捍卫百度百科PX词条，不愧是流着拉瓦锡门捷列夫血液的化学人。

链接：茂名PX案热点微博一览

排名	博主	微博
1	夏尔谢夫工程师	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昨日誓死捍卫百度百科px词条，双方易手竟达57次，这就是当今中国大学生的独立人格：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乃大丈夫也！不愧是流着拉瓦锡门捷列夫血液的化学人！向他们致敬！
2	央视新闻	【6天被修改36次 清华学生捍卫PX“低毒”描述】3月30日，茂名民众反对"PX项目"最激烈的一天，有网友将百度百科中PX毒性由"低毒"改成"剧毒"。由此拉开"词条保卫战"，有人不断篡改，清华多位化工系学生反复更正了数十次！学生们说：“有责任解除民众的误解，有责任捍卫科学的阵地”。
3	冷酷的Noah	我觉得，PX和核电站，肯定是成熟安全的技术，就算体制内，监管也不是问题。例如把PX建在清华化学系宿舍楼旁边，把核电站建在五环内，体制监管，肯定成熟有效可续，你们说是不是呢？
4	茂名发布	【PX项目仍处于普及知识阶段 是否上马需听取民意才决策】
5	观察者网	【14个问答告诉你PX到底是什么】PX（Para-xylene）是对二甲苯的缩写，是对人类生活影响深远的化工原料，国际公认大型PX项目造成的污染弱于其对环境的间接贡献。但PX项目为什么成了各地民众抗议的焦点呢？到底px是什么呢？
6	四月网	【茂名反PX游行致“15死300伤”？港媒又造谣】近日，茂名反PX游行造成“15死300伤”“坦克车进城”等传言开始在网络上散播。所谓“坦克车进城”照片是前几年某部队训练行进在公路上的图片。另一张所谓市民流血横卧街头的图片，是一则“大龄男子纠缠前女友被砍……”的新闻图片。
7	头条新闻	【全球最大PX工厂在新加坡试运行 距主城区仅5公里】本月起，新加坡裕廊芳烃公司价值24亿美元的石化工厂将试运行，该项目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对二甲苯(PX)生产企业。工厂位于新加坡西南部外海，距离新加坡主城区仅5公里。据悉，2011年我国进口PX的5.2%来自新加坡。
8	记者刘向南	茂名17岁少年温万彬是连年几起PX事件中第一个有名可查的死者。3月31日凌晨他驾摩托车载着同伴江锡材驶过市委附近的事发现场。江告诉我，当时有棍棒朝摩托车打来，噼里啪啦响，他们先是躲过了，紧接着就摔了出去，温当场死亡，江则昏迷，头部受重伤。图1为温万彬母亲，4月13日傍晚本人摄于金塘温屋村。
9	辟谣与真相	【“国外PX项目安全性高”--再高也有发生事故的概率，国外居民为何不打砸烧反PX？--要么是民众懂科学，明白危害不大；要么是民意虽不同意，但反对无效！】全球最大PX裕廊芳烃公司距离新加坡主城5公里，埃克森美孚公司PX距离居民区不足1公里，日本川崎PX距离居民区5公里，荷兰鹿特丹PX距离居民区800米。

PX争议引发的思考与讨论

对于PX项目，舆论场始终未有审美疲劳，只是舆论场的话题渐渐从厦门、大连时的“发生了什么”演变为宁波、昆明时的“为什么发生”，以及今天广东茂名的“如何避免发生”。

围绕PX争议，有很多议题值得思考和讨论：

PX引发的群众聚集游行，是否仅是因为信息不畅、对话受阻？

我们看到，昆明PX抗议发生后，昆明市长亲自坐镇新闻发布会、民众恳谈会，对话并没有受阻；我们也看到，为了避免争议再现，茂名早早启动网民座谈会和科普宣传等，信息不能说不畅，为何依然阻挡不住群众上街游行？

PX引发的群众聚集游行，是否仅是因为对其污染致癌感到恐慌？

如果说在厦门、在宁波，很大程度是因为掺杂着谣言的短信和网贴的散布导致群众恐慌而上街的话，到了广东茂名，已不单纯如此。每一次的PX群体抗议事件，都成为政府和官媒科普宣传的机会。而在广东茂名相关舆情中出现新的迹象，如对官媒宣传“PX知识知多少”的吐槽和不满等，公众对PX的反对似已超越PX本身。

PX引发的群众聚集游行，是否仅是“邻避效应”蔓延的体现？

十八大前夕，宁波镇海、四川什邡、江苏启东三起环境性群体事件先后爆发，引发有关“邻避效应”和“环境敏感”的讨论。毋庸讳言，互联网加速了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与膨胀，群体抗议往往都是从项目选址地核心利益相关群众中开始的；但不容忽视的是，从宁波到昆明到茂名，抗议都是如涟漪般传导，上街抗议的，包括被“别有用心的势力”煽动的，早已超出项目选址地的范畴，在宁波镇海持续三天的抗议冲突中，甚至有人从江苏、上海赶赴现场、加入抗议队伍。

由此值得反思的，PX争议不是逐步蔓延的邻避效应，而是逐步蔓延的执政公信力危机。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民意绑架政府，最终一次又一次让舆情决策取代科学决策。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技巧亟待提高。

在公共政策议题愈来愈被网络和媒体背后的推手所绑架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问题都 “PX化”，“集中力量办大事”已经越来越困难。当日本、韩国、新加坡都能成功建设PX项目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下个十年，我们发展的优势在哪里？破除“PX化”，我们最应该做些什么？

（编辑  远山）

 

游击队战士与数字化巫师

2013年1月，年仅26岁的程序员，网络积极行动主义的倡导者阿伦·斯沃茨（Aaron Swartz）面对美国联邦检察官多达11项的重罪指控和可能长达35年的监禁，在纽约的寓所中自杀身亡。两年前，这位年轻而富有理想的网络专家，带着信息共享和开放存取的理念，从商业数据库JSTOR非法下载了大量学术期刊文章，随即被警察拘捕和起诉。然而，斯沃茨的行动绝不是一起有关盗版的简单案件，他的行为并非出于私利，也没有因为公开发放盗取的文章而给商业公司带来任何损失。斯沃茨的“犯罪举动”和随后的自杀身亡更像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他在2008年写下的“开放存取游击队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宣言的主旨是号召每一个网民行动起来，阻止商人和政客把网络私有化，让知识和信息被社会公众所共享：“大公司利欲熏心……它们收买政治家支持它们，通过法案让它们拥有专属的权力决定谁可以复制信息……我们要夺回信息，无论它们被存在何处，制作我们的副本并和全世界分享。我们要获得版权到期的东西并将它们归档，我们要买下秘密的资料库并将它们放到网上。我们要下载科学期刊并将它们上传到文件分享网络。我们要为游击队开放访问而战。”

对于国内的新媒体研究者和传播学专业学生来说，阿伦·斯沃茨的故事和他关于“著佐权（Copyleft）”^[1]和“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2]的理念可能都相当陌生。然而，如果我们要提起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提起凯文·凯利的“失控”，提起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则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些摇滚歌星一般的学术名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数字化崇拜”的浪潮，他们的“名著”一版再版，纷纷成为时髦的畅销书，即使在本该严肃辩证思考社会问题的高校学者和研究生中也被奉为经典。

同样是希冀凭借互联网和数字化达成人类的大同，斯沃茨只能面对国家机器的惩罚，走向终结生命的人生悲剧，而那些畅想“赛博空间”美好新时代的未来学家们却广受追捧，他们虽然总以挑战旧制度、旧时代和旧思维的“草根”革命家面目出现，然而却与世界各国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一拍即合、频繁互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截然相反的境遇呢？

通过斯沃茨撰写的“宣言”，我们可以看出，他眼中的互联网并不是一个脱离真实社会权力关系的“赛博空间”。在斯沃茨看来，信息和知识在全社会的分享和自由流通，依靠的不是信息技术本身，而是打破信息私有权藩篱的社会运动。正因为如此，这些宣言和行动常常被学者称作“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可以说，斯沃茨的观念并不是数字化时代的新产物，而是现代社会人类为争取分配正义而挑战强权的传统延续。虽然战斗的场所从原野丛林变成了信息网络，但斯沃茨还可称得上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游击队战士。然而，那些描绘未来信息社会生存美景的数字化巫师们有关“赛博空间”的讨论，更像是奥古斯都笔下超越尘世的“上帝之城”，似乎信息传播技术凭借其本身的特性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民主平等、互联互通的美好新世界。

本文将这些数字化巫师有关网络世界政治图景的畅想称作“赛博迷思”（Cybermyth），同时，通过考察“赛博迷思”与全球化时代统治阶级和统治策略的关系，我将一种与互联网技术密切相关的政治方案命名为“点新自由主义”（Dot-Neoliberalism）。本文将考察这些观念的历史，并解析它的政治内核与政治影响。

反主流文化与“赛博迷思”的兴起

“赛博迷思”的基础，是其构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社会政治系统，即“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汇衍生于诺伯特·维纳（N. Wiener）提出的“控制论（Cybernetics）”。维纳是一名常年为美国军方服务的科学家，他从事的主要科研项目是设法让导弹顺利地跟踪和击落敌机。在这些研究过程中萌生的思想形成了两部重要著作：《控制论》和《人有人的用处》。它们奠定了维纳日后在“赛博迷思”建构者中的精神导师地位。

在维纳的理论中，控制论系统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信息交换和反馈，不断调整自身的运行方式，完成系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从而形成无需外部规划和干预的自发秩序。在维纳看来，这样的原理不仅存在于防空导弹系统中，而应该构成一种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如果将人类社会、生物体和自动化机器都看作一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们就不存在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一旦达成了自我调节，人类社会也一样会出现自动化系统般的和谐、平等和民主的秩序，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去中心化系统。

反主流文化运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美国青年学生在反主流运动中紧紧抓住了“控制论”的核心理念，希望凭借创新性的个人化技术和排除了工业化、技术官僚化的点对点社区交往构造一个新的社会系统。这些观念与近30年来有关互联网政治的主流判断有着明显的近似性，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数字化预言家也都产生于这个反叛青年群体。由此可见，“赛博迷思”的思想基础早在计算机网络普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是社会发展史的产物，而不是新媒体技术的产物。回顾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关于“赛博空间”的一整套政治方案和路线图[3]。

20世纪中期的美国民众，在二战和冷战的交互历程中，体验着3种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冷战宣传下的共产主义威慑，其次是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恐惧，最后还有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这3种心理威胁在青年群体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种对工业主义时代的等级制、集权、国家体系的整体反感。青年人中一种逃离丑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呼之欲出。美国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这种文化氛围和舆论状况的直接结果。

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反主流学生运动并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政治方案，其中至少有两种差异显著的力量：一是常常以“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为精神领袖的“新左翼”运动，他们希望凭借批评理论和社会运动这两种武器对现实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整体重建，具有显著的激进性和现实干预意识；二是试图摆脱现实社会束缚，通过超验的手段重建精神家园的“自由主义革命”和“新公社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派”文学、禅宗佛教、迷幻药服用者，以及那些返土归田、试图构建新型社群的公社主义者。当同龄人在创办政党和进行反越战游行时，这些嬉皮士们则选择远离政治，转而拥抱技术和意识转变，并将这些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来源[4]。在这一群体中产生了日后关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政治的一整套主流观念。

从1967年到1970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开始在山上和树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这些返土归田的嬉皮士们利用无线电、二极管、继电器、投影仪、镁光灯和迷幻药等小规模技术创造一种逃离大都市工业化、商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的新型社区，体验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他们大量阅读诺伯特·维纳、巴克敏斯特·富勒（R. B. Fuller）及马歇尔·麦克卢汉（M. McLuhan）的著作。这3位学者的共同之处是将人类生活世界与通过媒介技术构造的信息通讯系统进行类比，试图借用科技发展构造一个互联互通、自由平等的地球村。参与公社运动的年轻人希望利用这些读物中提供的愿景，构造一个类似于开放信息系统一样的新型传播网络，并将这种开放网络的交往状态看作是自然的和普世的。

不久，原本分散的公社运动就有了自己传播网络的核心与领袖。通过几名最为活跃的记者和创业家搭建的交流平台，各种反主流艺术家、作家、技术群体和波西米亚群体之间形成了频繁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在这些人际关系的桥梁中，反主流文化群体与计算机科学家之间的融合对未来“赛博空间”的建构产生了基础性的意义。当集纳了信息技术发烧友和大量研发人员的“增益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帕罗奥图研究中心”（Xerox PARC）、“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和“一资源”（Resource One）等科学家群体被日益壮大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所吸引时，受公司和政府资助的计算机技术研究便顺理成章地与一种互联互通的“赛博空间”政治构想结合在一起了。正像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概括的那样，“互联网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的创造和发展，是军事策略、大型科学组织、科技企业，以及反传统文化的创新所衍生的独特混合体”[5]。计算机网络从诞生之日起就不仅是一种通讯技术方式，而被附着了特别的文化政治内涵。它不仅被当作改造社会的神奇工具，还催生了一套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

反主流运动最终融入主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社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已经渐渐解体。那种在社会系统之外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社群的理想已经被看作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由于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公社运动者们却从高山和树丛中走向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重新找到了自己新的栖息地，让控制论理想和新公社之梦再度复兴。

随着“使用者网络”（Usenet）、“惠多网”（Fidonet）和WELL（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等电子交谈系统、公告牌系统和其他网络通讯工具的出现，计算机技术发烧友、反主流文化群体和新闻记者群体在数字社交平台上深度融合，并不断展示一种先进的和充满诱惑的新型交往方式。由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虚拟社区”、“赛博空间”等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主流阐释逐渐形成了。“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草根民主”、“去中心化”、“自主创新”、“无国界”和“世界大同”，这些有关互联网的“赛博迷思”开始成为说明一个新时代和预言未来社会状态的主流政治语汇。它们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治精英、跨国企业领袖们念兹在兹的时髦辞藻。原本那些迷恋于新公社运动、迷幻药、控制论和麦克卢汉著作的“垮掉一代”中，则产生了一大批穿着考究、腰缠万贯、引领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信息产业大亨和数字化预言家。他们进入了一个由政治经济精英把持的主流社会，并成为其中光鲜亮丽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的追捧。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新自由主义”的官方祭祀

“赛博迷思”如何能从反主流文化变为一套如此主流和深入人心的政治方案，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变革逻辑中来寻找答案。这段时间，不仅见证了计算机技术逐渐成熟并开始成为个人联网工具的技术发展史，更见证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如今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转型或者“里根/撒切尔革命”的“政治经济改造工程”与一场以数字通讯技术和网络化为特征的“新经济”热潮几乎同时来临。这两场相互关联的“革命运动”要想说明自身的合法性，就需要构建新的理论体系，而数字互联网技术的本质特性及其对未来的政治许诺，正是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一项核心命题。

市场乌托邦与数字乌托邦的高度契合

实际上，从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低成本的德国和日本生产者加入到全球制造业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制造业大国就进入了生产过剩导致的利润率长期下降，经济增长逐渐衰退的过程中[6]。为了挽救资本力量，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欧美的权力精英们开始了一场席卷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社会改造工程。具体来说，这项改造工程凭借对资本解除管制、国家从社会福利供给中退出、公共部门私有化、挫败工会等劳工群体的抵抗力量，以及利用高等教育、社会科学研究、政府决策咨询和大众媒体宣传塑造一种有利于以上经济调整的自由市场理念得以完成。

这种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基本内涵是在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内，将市场交易的频率和达成率最大化，尽可能解除政府对资本的限制性措施和干预政策，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充分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并借此带来社会自由度的提升和福祉的增加[7]。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新自由主义所构筑的市场乌托邦，会发现它与试图构建数字乌托邦的“赛博迷思”在理念构想上有着众多吻合之处，例如，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机会平等主张、去中心化的控制论逻辑、建立在原子化个体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社会运行的自发秩序原理、不设限制的自由交易等等。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保守派精英也确实极大地调用了“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并将其包装成一套诱人的新技术奇观。在这个意义上，有关新媒体技术政治意义的正面塑造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也因此，本文将其冠以“点新自由主义”之名。

关于“赛博迷思”与“新自由主义”高度契合的另一个重要证明，是原本在政治坐标上距离最为遥远，彼此蔑视的保守派精英和新公社主义者，如今竟然围绕互联网政治和新经济议题成为彼此捧场的亲密战友。

“全球商业网络”与《连线》杂志

那种亲密关系的建立，集中体现在两个推广新经济和“赛博迷思”的重要社交/媒体平台当中。一个是为跨国企业家和政客提供咨询服务的“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另一个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聚焦数字化和新经济变革，蜚声国际知识界的期刊《连线》杂志（Wired）。

20世纪80年代末，在原公社运动领袖的促成下，“全球商业网络”成立并开始频繁活动。这个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壳牌公司、沃尔沃、AT&T、施乐、IBM、南方贝尔等跨国企业的高管，服务于美国军方的顶尖智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的官员，以及一群热心“赛博迷思”的人类学家、生物学家、新媒体工程技术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地把资本精英、政治精英和倡导新经济的知识精英结合在一起的人际网络。这个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向企业家和政客提供网络新经济的理念，帮助他们开拓和适应后福特主义的经济变革。

在“全球商业网络”的运作中，“赛博迷思”的制造者们以理论导师的面目出现，这些曾经的反叛青年没有丝毫迟疑地将反对等级制的乌托邦思想转换成了促进弹性契约、扁平化管理和生产灵活性的后福特主义经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反主流文化有关网络传播的各种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达成了高度契合，此时，这群迅速主流化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本对工业、军事和保守派力量的反感态度。

另一个集纳了以上各个群体的有代表性的人际平台是大胆预言数字化生存的《连线》杂志。这个著名期刊中最重要的几位编辑作者将数字乌托邦的构想与解除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和促进全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方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连线》影响最大的那个年代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学者、政客和走在后福特主义经济发展前沿的跨国企业高管、工程师描绘成反主流文化革命的先锋和未来社会的先驱。

编辑尼葛洛庞帝在一篇写给共和党领袖金里奇的信中这样说道：“当我们从一个原子世界转向比特货币世界之时，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领袖对历史做出解释……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两党的通力合作，来帮助（也可以理解为迫使）其他国家放松对他们的电信产业的管制并使之私有化。当你走遍世界去传播信息时代的福音时，人们会洗耳聆听”[8]。实际上以《连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九十年代一直借用数字乌托邦的理念和反叛文化的论调，充当着新自由主义官方祭祀的角色，是权力精英推动新经济改革的重要“喉舌”。投资这份杂志和诸如MIT媒体实验室等相关组织的机构，主要也都是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其中包括众多在国际电信业呼风唤雨，而又急待政府解除管制门槛的企业。除了电信企业，为“赛博迷思”制造提供有力财务支持的还包括跨国的生物化学企业。正像菲德尔（B.J. Feder）所发现的,孟山都、杜邦、国际纸业、宝洁、联合利华等重要公司，都为制造迷思的培训和宣传工作提供了持续支援[9]。

“数字化巫师”被主流征用与驯化

如今，当我们面对欧美劳工组织被不断挫败、世界范围内大批工人失业下岗、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体系全面瓦解、发展中国家广泛的农民破产、主要发达国家贫富分化愈发严重、世界范围内陷入金融危机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遗症时，很难说这其中没有鼓吹弹性新经济的“数字化巫师”们的“功劳”。

“赛博迷思”的建构历程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历程基本相同，即都经历了一个先是自发出现，而后又被主流征用和驯化的过程。正像曼纽尔·卡斯特所说：于70年代群集于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群集于加州的信息技术革命，受到复杂的文化、制度、经济因素的影响，不能被说成是资本权力为应对经济危机而促成的结果。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里根/撒切尔革命”真正开始的年代，资本主义则有效地开掘和利用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和相关政治理念，并引导和决定了新技术的发展方向[10]。同样的命运，从反主流青年们被有效地包装成新自由主义大祭司的过程中展现无遗。“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之所以能够被推崇成为主流，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本身，已经蕴含了符合新自由主义诡辩术的各种思想基因。

网络新经济与数字乌托邦

凭什么曾经的反主流文化斗士被社会的政治经济精英所接纳和推崇？这些网络新经济的代言人如何调用“反主流”的话语配合保守派政客推进改革？这个群体如何自由市场奇迹和未来信息技术奇观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概括来说，这些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上构造一个通过传播科技达成的全球大同盛世；二是微观上构造一个分布式、分散化、充满弹性的高效率“柔性工厂”；三是将数字化的未来塑造成一项巨大的“信用”来支撑信息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全球“大同盛世”的自由市场体系

在全球市场层面，20世纪最后的25年时间里，解除管制和自由化经济政策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席卷了各个国家，无论这些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何种阶段，也无论这些国家的社会大众是否会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的受损者，进入一个统一规则的跨国市场体系似乎成为唯一的发展路径。为了加强这一过程的合法性，从数字乌托邦的角度把“平的世界”叙述成一个必然趋势，把加入新自由主义全球架构叙述成一个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路径，就成了很多理论家的历史使命。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者可算是纽约时报的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 L. Friedman）了。在他所总结的“碾平世界的十大因素”中，个人电脑的风行、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发明、互联网通讯标准的建立、网络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数字搜索引擎的出现等等这些网络科技因素与柏林墙的倒塌、离岸经营和销售网络的创立、全球物流供应链的打造等政治经济因素成功地汇聚在一起，许诺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统一市场图景[11]。在其中，数字通讯技术既是全球网络的基础，也是继续迈向开放大同世界的依托。

实际上，像弗里德曼这种关于信息革命和全球自由市场的召唤早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初期就已经上演了。上世纪80年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 Toffler）和他预言信息革命的著作《第三次浪潮》成功地在发展中国家知识界得到普及。在当时的中国，托夫勒的名字甚至频繁出现在北京街头书摊小贩的吆喝声中[12]，而这位四处推广信息技术革命的未来学家还曾经走进中南海，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亲自接见，从而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13]。由此可见，除了债务危机、贸易制裁、制度改造，甚至发动战争这样的“硬手段”，勾画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和网络信息时代的美好未来，已经成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重要“软力量”。

充满弹性的“柔性工厂”与“创意产业”

新自由主义的变革工程涉及的不仅是全球市场体系的搭建，还有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变革和企业组织变革。这些变革的总体逻辑是借助信息科技提供的便捷，增加生产、管理和营销方面的弹性。其具体做法是通过劳动契约的短期化、企业管理层级的扁平化、工作任务的分散化和外包化等手段，将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尽量多地从资本一方转移到劳动力一方。对于占现代社会大多数的雇员群体来说，任务导向的工作、低稳定性的契约、灵活的劳动时间和地点、低福利保障的生存状态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生活常态。当然，我们知道这种结果的实现并不是信息科技和生产方式自发调整的结果，它的前提是“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国家和资本力量对劳工群体抵抗的持续打压，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最终，二战后形成的“国家-资本-工会”的稳定三角关系被强力破坏，后福特式的网络化新经济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种生产关系和企业管理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数字化巫师们的鼓吹起到了鸣锣开道的重要作用。他们相关阐述的狡猾之处在于，把越来越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关系叙述成充满创新潜力和个人成功机遇，没有等级制和威权管理的网络化自由经济。凯文·凯利的名著《失控》极有代表性。在这本书中，凯利把新公社主义者的乡村伊甸园之梦变成了对信息科技、后福特主义生产实践的赞美[14]。凯利详细阐述了“新兴网络经济”应该具有的特征，所谓分布式、分散化、灵活制造、协同进化的观点，与后福特主义劳动关系改造的题中之义是完全吻合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网络经济不仅有收益递增的经济理性，还被赋予了个人实现和民主参与的积极政治内涵。

几乎是同样的逻辑，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创意产业”研究，也同样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劳动分工和“去中心化”的、生机勃勃的新型产业形态连结在一起。在这些创意产业研究专家的叙述中，未来理想的知识生产是资本力量构筑一个创意和交易的数字互联网平台，个人化的信息生产者成为这个平台上的主角，他们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才能，相互协同，创造出传统生产方式无法企及的各种信息产品。在他们看来，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创意产业实现了在商业世界里将文化生产带回原始的、个人化的、分散化的创意艺术的转变[15]。近年来，又有美国的明星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 Florida），沿着“创意产业”的思路，带着“反主流文化”的思想遗产，构造了一个“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概念。他将那些没有固定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的知识劳工形容成新经济时代放荡不羁、标新立异、充满才智和创造力的游吟诗人，认为他们是网络化经济时代的新财富创造者和新生活引领者[16]。

有关“创意产业”和“创意阶层”的论述至少有两点让我吃惊不已：一是这些学人居然完全忽视消费社会已经形成的对文化产品进行筛选的市场逻辑，如此轻易地将“自由”、“民主”、“多样化”的帽子扣在眼球和利润主导的文化生产链条上。二是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经济危机，年轻人就业困难，中产阶级大量失业，职业阶层面临巨大经济压力和社会心理压力，甚至频繁出现街头政治的背景下，这样的奇谈怪论竟然还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知识精英不断推崇的“新知”。例如，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一经出版，立刻吸引了《连线》、《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和各国政客、知识界的追捧，被当作预言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扛鼎之作。而互联网金融泡沫破裂后在美国已经失宠的未来学家们，如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广受追捧的文化偶像。

新媒体技术成为资本投机的“新噱头”

数字化巫师们构造的网络新世界，不仅为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调整铺平了道路，还为已经松绑的资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投机创造了舆论环境。20世纪的最后几年，见证了一个互联网投资的狂潮，人们不断地把赌注压在与数字网络业务相关的公司上。1999年，几位研究生发表了一篇题为《.com的增值效益》的研究报告，发现无论公司的业务是否改变，也无论其业务是否与互联网业务相关，只要是改变了名称使之包含“.com”、“.net”或者“Internet”字样，其股价市值都将有大幅提升[17]。

这是一段疯狂的时期，而投资者的疯狂离不开“赛博迷思”建构者的鼓噪，他们除了许诺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信息社会之外，还对互联网经济进行直接追捧。《连线》杂志的编辑就曾经预言，由于网络化新经济的发展，2020年美国平均家庭收入将超过15万美元，道琼斯指数将会在5万点到10万点之间[18]。然而，从千禧年开始，推动网络产业繁荣的股票市场突然暴跌，绝大多数网络公司一夜之间不复存在。我们由此见证了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裂，这也预示了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无解危机。这种经济运行逻辑只能寻找一个又一个新的“迷思”，制造新的泡沫，才能维持运转，无论这些新的投机领地是生物科技、新能源还是房地产开发。在这个意义上，“赛博迷思”实际上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和金融的放开管制寻找了第一个有力支柱，为跨国精英推动的全球经济转轨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可否认，这些传播通讯技术的发展仍然具有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社会沟通的潜在能量。然而技术的发展总是无法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权力关系。在传播领域，从铁路、航运、海底电缆、无线电报、电话再到今天的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本身成为资本投机的噱头，而且承担着支撑“未来”的重要使命[19]。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上，就会很容易地发现，每一次鼓噪新技术的过程，也是资本在这个新兴领域投机套利的过程。知识分子给传播技术赋予的神奇魔力和美好未来，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起着不断为资本开疆拓土的功能。“未来”是被资本许诺永远不会最终交割的巨大信用。资本不断裹挟人们的获利期待，在每一代新技术上下注，鼓噪每一代新技术的发展将带来革命性变化。

“赛博迷思”的政治学

本文的阐释并非暗示这些知识分子在违心地迎合精英群体的意志，以求成为资本力量的附庸，更不是要告诉读者这些曾经的反叛青年与权力精英一起策划了一场经济转轨的阴谋。“赛博迷思”参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改造，并不是简单地被胁迫的结果。这套对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政治预言，早在新自由主义转轨之前的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中就已经存在了。他们之所以在20世纪晚期受到推崇，更主要的原因是其意识形态的逻辑符合了经济转型的需要。

概括来说，“赛博迷思”的意识形态刚好可以在自然、必然、应然3个重要方面为新自由主义观念提供有力支持。所谓自然，是将经济权力调整的人为工程讲述成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过程；所谓必然，是指除了网络新经济和弹性生产的改造之外，不存在另类的经济发展途径；所谓应然，是指“赛博空间”具有前文所说的“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等众多政治正确性，因此应该成为各个社会必须加入的普世共同体。受篇幅限制，我虽然不能完整地展开对这套理念的论述，但是有必要对“赛博迷思”中最重要的几个特点进行概括，以展现它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的独特价值。

特点一：“生物隐喻”

将新媒体技术、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生物世界进行类比，暗示信息化技术和网络传播可以缝合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沟壑，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这种颇具原始宗教般神秘性的观念在“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占有一个核心地位。作为一名虔诚基督徒的凯文·凯利在他的名著《失控》中，最清晰地概括了这种观念：“造化所生的自然王国和人类建造的人造国度正在融为一体。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20]，“技术人员可以归纳和总结出生命体和机器之间的逻辑规律，并一一应用于建造极度复杂的系统；他们正在如魔法师一般召唤出制造物和生命体并存的新奇装置”[21]。在随后的文章中，凯利干脆声称“上帝是机器”，“世界不仅像一台电脑，它就是一台电脑”[22]。当然，这些论述的目的不简单地指向机器与生物的近似性，《失控》的主体部分实际上是在阐述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和交往形态，如何因为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出现而走向与自然的融合。

将机械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相互等同的观点在几十年前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和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思想中就已经有了种子。对于新自由主义方案来说，这种“生物隐喻”具有双重价值，一是创造了一种脱离真实社会的复杂和苦难，充满科幻魅力的乌托邦世界，它暗示走向网络新经济，就意味着重归自然；二是它可以将一个人为的权力攫取过程美化成一个自然进化过程，把充满辛酸血泪的自由化经济改造，描绘成在一个文明和谐的“平的世界”中实现“同一个梦想”的过程。

不出所料，“生物隐喻”的观念刚一登台就立刻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效仿，在《生物经济学：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一书中，迈克尔·罗斯柴尔德（M. Rothschild）提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事务的必然天性。对一个自然现象评头品足无异于浪费时间和精力”[23]。在另一本名著《自私的基因》中，理查德·道金斯（R. Dawkins）利用各种生物现象来佐证“欲望加利润”的资产阶级文化是一种求生和竞争的自然状态使然[24]。“生物隐喻”对于新自由主义观念塑造的启发性由此可见一斑。

特点二：“历史终结”

这是一个冷战结束之后知识分子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柏林墙刚刚被拆除，弗朗西斯·福山（F. Fukuyama）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迫不及待地宣布：“我们所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和战后特殊历史时期的消逝，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点，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最终的政治组织方式自此得以普世化”[25]。这样的论调与资本全球市场开拓的最终目标暗暗吻合，那就是要构建一个没有政治边界的、权力结构永远固定的“帝国”[26]。在文化上，这催生了两项紧迫的事业：一是将“帝国”状态叙述成历史进化到达终点的“必然王国”；二是许诺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相互决裂的“光明盛世”。

数字乌托邦所能够提供的技术奇观和大同愿景自然成为论证“历史终结”的最佳途径。这其中最重要的阐述是利用“比特”代替“原子”的想象，表明一个社会形态的必然趋势，以及数字新时代与既往历史的根本决裂。正像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讲的：“从原子到比特的变化是不可避免也不会被终止的”[27],“就像一种自然趋势一样，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无法被拒绝和阻断。去中心化、全球化、和谐性和向社会赋权这四个强大的特质一定会让它取得最终的胜利”[28]。与尼葛洛庞帝一样，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赛博迷思”阐释者几乎都带有一种宗教般的末世论情节。这些说辞“展示了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和无比优越性的基础上的新历史（或者是一种非历史），并借由传播和信息的新技术发起了一场进入赛博空间（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空间）的无冲突的冒险历程”[29]。

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数字末世情节不仅在时间上将新自由主义方案塑造成一个历史发展的终点，而且在空间上宣称数字技术将导致“地理终结”和“距离之死”。从数字技术的本质特点来看，这样的推论很容易理解，“地球村”的比喻也早已为人熟知。然而讽刺的是，当分散在暗黑星球上的全球都市亮点和那些游走在信息网络上的跨国精英、中产阶级知识劳工体验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消亡时，也正是数字鸿沟、文化认同鸿沟、阶级鸿沟和“发达/欠发达”的地理鸿沟越发显著的时代。在这里，“赛博迷思”的抽象性和空想性刚好可以让人们尽可能地将全球化的丑陋一面忽视掉，使一个充斥着权力支配和不平等的“帝国”看上去像是“同一个世界”。

特点三：“法外之地”

“赛博迷思”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构造物就是一个脱离真实社会权力关系，存在于虚拟数字世界中的“赛博空间”。这个词汇来源于威廉·吉布森（W. Gibson）1984年的数字科幻小说。但是它的思想基因早在反主流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当时新公社主义者的文化偶像巴克敏斯特·富勒曾经提出了一个“法外之地”（Outlaw Area）的概念，用以概括一种超越于尘世之外，摆脱了日常生活规则束缚，自由平等、无拘无束的新政治领地[30]。这种想法被反主流的嬉皮士们发挥成了一个充满超验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例如，在《反主流文化的形成》这本名著中，罗扎克（T. Roszak）提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宣告一个新天堂和新地球的诞生，在新天地中依靠年轻人的力量对抗工业时代的技术官僚体系[31]。如此一来，政治问题变得极为简单，那就是社员群体与外部社会的二元对立，用今天的时髦政治语汇来说，就是市民社会与威权力量的二元对立。

在数字化时代，计算机网络所形成的虚拟社会似乎把这些乌托邦设想变成了现实，这让“赛博迷思”的建构者们围绕着互联网的技术本质特征展开了一系列有关网络社会和公民政治的联想。这些联想的核心逻辑是将“赛博空间”视为一个平行于真实社会空间，代表着民主希望的新政治领地，它必将由内而外地塑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

“赛博空间”对新自由主义的第一项重要功能在于它将再分配问题系统性地排除在政治运动的视野之外。审视“赛博迷思”建构者们的著述，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多数内容都是抽象的传播科技特性和未来网络经济景观，在欢愉而简洁的乌托邦叙述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产业状况、所有权问题、网民社会经济背景等真实社会问题的讨论。特别有意味的是，流行的数字化巫师们不仅不反对信息的私有化和垄断等这些直接危害网络公共性的因素，甚至本身就是传播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积极推动者。

其实，空想乌托邦的基因早在反主流文化的公社运动中就已经十分明显。特纳曾经指出，当时的新公社主义者与新左翼截然不同，他们往往对越南战争、妇女解放、种族平权、贫困现象等真实社会问题系统性地忽视[32]。可以理解，当这一群体已经找到了解决所有问题的新媒体技术这把金钥匙，也就不必费力关注其他的革命路径了。更何况，冷战宣传早已经将社会主义要求分配正义的方案描绘成了走向集权的道路。问题是，这种只要与开放的“网络/市场”接驳，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可以平等参与的幻象，正是新自由主义拓展领地时必备的宣传理念。它把一个政治经济意义上十分复杂的平等和正义问题，替换成了一个简单而抽象的机会平等的假象，让自由自在、温情脉脉的小资文化彻底占据大众传播的主流，将那些质问传播权力本身分配不公的声音排除在外。

特点四：“威权民粹主义”

我在此将“赛博空间”的另一项新自由主义政治功能放在最后单独论述，是因为它对今日之政治舆论现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斯图亚特·霍尔（S. Hall）在分析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改革的舆论策略时使用了“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这个词汇[33]。杰索普（B. Jessop）、博耐特（K. Bonnett）等人后来也对这个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34]。他们发现撒切尔的政策虽然明显是从工人阶级群体中攫取权力，损害工人的利益，但她却总是策略性地站在工人的角度说话，和他们一起抱怨官僚主义、鼓动草根的造反活动，并许诺一种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在这种被霍尔称作霸权性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威权力量被塑造成亲民的和有代表性的，权力精英的利益被塑造成公众的普遍利益，从而为新自由主义改革营造了最为有利的舆论氛围。

这种思路对于我们理解“赛博空间”的现实政治意义有着重要的启发。在“赛博迷思”的政治神话里，内部无差异的“网民群体”一方面构筑了一个平等理性交往的“网上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不断与外部等级制社会的强权压制作斗争。他们往往被塑造成网络监控和审查制度下受到迫害的悲情英雄，承担着击溃外部强权，实现人类社会民主大业，最终打造一个让历史终结的“平坦世界”的使命。这套“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说辞反复调用“网民”、“草根”、“民意”这样的词汇，实际上掩盖了网民内部社会经济地位和传播资源占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将网络舆论本身可能出现的集权和非理性因素排除在考量之外[35]。在这一点上，它与法西斯主义对“民意”的煽动和调用非常相似。特别有意味的是，“赛博迷思”的建构者们还尤其注重召唤年轻的一代，苦心孤诣地将变革希望寄托在这些“新人”身上。例如，尼葛洛庞帝曾说：“当政客们甩不掉历史包袱的时候，新的一代人从数字化景观中脱颖而出，他们不带陈旧的偏见，摆脱了地理的局限……让数字技术成为推动人们进入更伟大的世界和谐的一股自然力量”[36]。

之所以说以上这些观念构造具有“威权民粹主义”的特征，是因为塑造“网民群体”民主代表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帝国”在全球化的地方领地中寻找生机勃勃的代理人的过程。在那些资本并未完全掌权的国家中，当网民被等同于公民，甚至人民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对抗“帝国”中这些“另类政治体”的关键力量。

正因为如此，一种亲近年轻网民和政治异见分子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变得尤其显著。而承担“雕刻师”角色的往往是著名学者和都市媒体。例如，有分析中国互联网民主力量的学者指出：“在当今中国，平凡的网民等于无畏的、有见识的、激情的以及不容易受骗的人”，他们最终将发起“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等“草根民主实践”，达到改造中国政治的目的[37]。在中国都市知识阶层中有很大影响力的《南方都市报》，在其“年度综述”中称：“网络公民的崛起，是无数次智力较量的结果……网民的每一次闹腾、愤怒、哂笑，都在为自己的生活作辩解”，总之，“谁都别想蒙网民”[38]。在知识分子看来，在中国这个“特殊社会”中，“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此时，对互联网民主潜力仅有的限制，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网络监控、互联网的低普及率和中国社会较低的公民文化素质[39]。这些叙述常常让我不禁想起哈维尔（V. Havel）关于地下政治团体的鼓噪和一整套颜色革命的文化动员方案[40]。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基本继承了文化冷战的方式，只不过是在新的时代找到了新媒体技术这种更高效的工具。

当然，在这场政治动员和主体塑造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绝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媒体，真正的权力精英也常常亲自出场。他们的言行切实让人体会到“威权民粹主义”这个词汇表面上的矛盾特质。因为，你很难相信亲切接见各国网络政治异见分子，推崇网民挑战强权精神的民主旗手，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追逼斯诺登、阿桑奇和斯沃茨的猎手；你同样无法相信，走遍世界各地宣传网络带来民主与开放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搭建了恐怖的全球网络监控系统的幕后黑手；你可能还无法相信，那些倡导信息高速公路、预言数字化生存的导师，同时也是放开资本束缚，让商业大亨垄断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本身的政策推动者。在前南斯拉夫、在委内瑞拉、在古巴、在伊朗、在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乌克兰等东欧国家，注资颠覆政权的社会运动，甚至直接投放社交媒体养成异见团体，这些事件早已是被媒体不断报道的公开秘密了。“赛博迷思”的魅影不断逡巡在这些真实世界里不断上演的故事中，将数字乌托邦的愿景廉价地倾销到全球化的边缘地带。

最后，我们可能禁不住回想起本文开头关于“游击队战士”和“数字化巫师”的比喻。在一个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时代，也许民主的真正希望就寄托在阿伦•斯沃茨们的思想和行动上。只有从空洞的新媒体技术特性和“网民/公民”的教条中返回真实社会，正视那些限制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问题，找到民主真正的敌人，并用游击战的方式夺回民主的阵地，我们才能做自己的主人。为此，我们需要斯沃茨这样的战士，我们也需要“点共产主义”这样的“反乌托邦”。

（编辑 萧枫）

[1]“著佐权”（Copyleft）是号召软件开源和信息共享的自由软件运动。一旦软件的许可协议中增加“著佐权”条款之后，用户就可以自由使用、散布和改编这种信息产品，而且改编后的作品也必须要以同等的授权方式发布。

[2]“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的概念较早来源于伊本·莫格林（E. Moglen）的“点共产主义宣言”。这种理念将自由、共享、开源等自由软件运动的理念与民主和权力再分配的社会公正问题联系在一起。它提出信息自由是民主和自由社会的基础，应该打破资本垄断，让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被大众所掌握。

[3]在这方面，弗雷德•特纳（F. Turner）写作的《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启发和考察线索。参见，【美】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4]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5]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6]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郑吉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7]参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至4页。

[8]转引自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68页。

[9] Feder, B. J., Plotting Corporate Futures: Biotechnology Examines What Could Go Wrong. New York Times, 1999 June 24.

[10]参见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11]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

[12]吴锦才：“请听北京街头书摊小贩吆喝声‘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人民日报》1986.12.14，第3版。

[13]张亮：“赵紫阳接见托夫勒”，《人民日报》，1988.09.14，第1版。

[14]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15]王维佳：“‘去中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背后：创意产业的影响及其实质”，《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6]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17]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18]同上，第3页。

[19]王维佳：“互联网政治的现实与未来”，《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0]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东西文库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1]同上。

[22]Kevin Kelly, God is the Machine, Wired, 2002 December: 180-185.

[23] 转引自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24] Dawkins, Richard.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5]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in G. Tuathail, S. Dalby, P.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07.同时参见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1992.

[26]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7] Negroponte, Nicholas. Being digital. Random House LLC, 1996: 4.

[28]同上，第229页。

[29]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30] Tomkins, Calvin. “In the Outlaw Area.” New Yorker, January 8, 1966: 35.

[31]Roszak, Theodore.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 NY: Doubleday, 1969: 208, 50, 240.

[32]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96至101页。

[33] Hall, Stuart,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1988: 123-146.

[34] Jessop, Bob, et al. "Authoritarian populism, two nations, and Thatcherism."New Left Review 147 (1984): 32-60.

[35]王维佳、杨丽娟：“‘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开放时代》，2012年第5期，第48-62页。

[36] Negroponte, Nicholas. Being digital. Random House LLC, 1996: 230.

[37] Yang, Guobin.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217, 209-226.

[38] 胡传吉：“谁都别想蒙网民”，《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13日。

[39]参见胡泳：《众生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40] Havel, Vaclav.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Routledge Revival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Routledge, 2009.

 

怎样认识当前中国媒体的现状、媒体以及舆论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怎样认识新闻和舆论乱象背后的价值观混乱，积极、主动地开展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之争，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3月29-30日，在《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的“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从政治、历史、国内和国际的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研讨。

本期摘要刊登三位与会者的发言。

潘维[1]：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统一全党和全国媒体的思想认识

我们都知道媒体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时代的原因。第三产业时代和制造业时代不一样了，制造业时代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有发言权，但是第三产业创造的产品主要是无形产品。而在无形产品里我们发现，虚拟的作为真实，比真实的真实还真实。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真实的政治，它其实是虚拟的真实，或者是被媒体描绘出来的真实。因此在这个时代，媒体就变得极其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这是我从政治学的视角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谈四个问题：

第一，媒体的功能。作为一个媒体局外人，我认为媒体有三大功能：一是传播信息。信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国内国外的信息，如果你不知道，你这个国家在文明上作为一个总体的概念就会出局。还有政治信息，也就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信息，人民对这类信息是感兴趣的，因为关系到人民的命运。今天是信息社会，要求媒体自由，因为必须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因此，自由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是评论政府的政策。媒体掌握新闻话语权，代表社会的各种势力来评论和评价政府所做的事。人民是有权利评价政府的，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的，做得对不对、好不好，人民有发言权。这是媒体的第二个功能。

三是塑造价值观。媒体塑造价值观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以及报道信息所使用的概念和词汇来实现。任何一种媒体、任何一家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不仅仅选择事实，而且选择使用的语言和概念。这种有选择的信息传播表达了媒体或媒体人的价值判断、价值体系，因此就有塑造人民乃至政府的价值体系的作用。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说，过去西方教会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之后变成大学文科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今天这个排序要变过来：第一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主要机构，第二是大学文科，第三才是教会。

价值观对于政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方法有四种：第一是执法，维持社会整体秩序。第二是代表最强大的社会集团，叫代表性。第三是平衡利益——现在与将来、部分与整体、变化与不变的利益，这是政府的责任。第四种可能是最复杂、最高级的一种管理社会的方式，就是把各种利益凝聚在一种正义观里，也就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最大机构，所以受到政府的密切重视，要么政府出面管理，要么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三大功能中，自由传播信息与塑造价值观这两者是天然矛盾的。就是说，因为媒体有塑造价值观的功能，政府出于治理的需要，不可能不干涉新闻自由、传播信息的自由。这一点，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一样。

第二，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如果我们简化说，这个世界有一种东西叫专制，那么是否被认为是专制并不在于选举制，也不在于一党制，甚至不在于外国人怎么贴标签。比如英国治下的香港，既没有政党制度，也没有选举制度，但不论香港居民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称它为专制社会。什么原因呢？专制是个坏词儿，它跟集权程度没关系，而且集权的程度也没办法来判断。它靠什么来判断呢？就是人民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自由，也就是揭露高官违法行为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缺少这种自由，这个国家就被称为专制国家，包括它本国的人民也都会这么认为。反之，如果媒体有揭露高官不法行为的自由，这个国家通常不会被称为专制，本国人民也不会认为自己国家专制。所以，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就在于，新闻媒体有没有揭露高官做不法之事的自由。

第三，对我国媒体现状的思考。我谈四个方面：首先，30多年来我国的信息传播自由已经有了飞跃式的进步。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两报一刊就是媒体，媒体就叫两报一刊。这种情况是我们不满意的，因为既不可能有独立，也不可能有创新。那是一个缺乏创新的时代，是一个新闻媒体闭锁的时代，也是一个无知的时代。今天来看就更清楚了，第三产业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谁能够创新，谁就有前途；谁不能创新，谁就没前途。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我们的媒体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一方面是专业化，一方面是国际化，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手机报，等等，都给人一种进步的感觉。我也认为，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是极其敬业的。

但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为什么是自上而下？因为我们是官方而非教会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从上而下看，我们的价值观真够混乱的，底线都突破了。而且有各种表述，谁也说不清，记不住。如果美国人说就一个词——自由，欧洲人说也一个词——民主，伊斯兰教国家说，我就一个“伊斯兰教”，中文的表述简洁明了也能说清楚。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简单好记，而且是官方和人民共同认可的。

今天西方人宣扬“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分两类，一个叫民主法治，一个叫专制人治，制度决定一切。这是冷战后兴起的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是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认识。到底历史是制度塑造的，还是制度是历史塑造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制度，还是制度塑造一切？大量的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制度不是决定一切的。但是这种制度决定论，最后被归结为民主法治是好制度，其他都是坏制度，而且大家都不得不跟着这么说了。

这其实不是西学的精髓。但是这样一来，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就被接受了，特别是我们由此上了西方人的当。什么市场与政府干预两分，国家与社会两分；以人为本，而不再谈以民为本。结果以人为本变成了以个人为本，造成个人主义膨胀到荒唐的地步。学校连体育课都不敢上了，怕被学生起诉。哪个学生摔了胳膊折了腿，甚至跑步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因此学校体育课就不上了，运动会不办了，春游也不搞了，到了这种极其荒唐的地步。

这是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为什么不提以民为本，而非要提以人为本呢？既然以人为本，因此一个人就可以挟持所有人。比如住房拆迁，99%的家庭都同意了，拆迁费也合适了，就有一家人不同意，成了钉子户，最后没办法，就拿钱摆平。结果先迁走的人觉得吃亏了，99%的人都不高兴，共产党因为一个人得罪了99%的人，那你日子还过不过了？所以，中国今天价值观混乱是自上而下的，是从上头开始混乱，从精英群体、知识界开始混乱，不是从老百姓开始的。

第三个方面是文风问题，官八股盛行，洋八股盛行，导致我们的媒体让人感觉特别不好。官八股表现为言必称领导人曰，洋八股则是言必称阿伦特曰。我刚看完一本杂志，里面一半文章都提到汉娜·阿伦特，把我们今天的社会形容为极权主义社会。虽然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但人家就是这么来回说。为什么有官八股和洋八股的两极化、对抗化？跟文风有关系。改造我们的文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会官八股？是有一批从年少到年老都在那写文件的人，跟社会没接触，认识脱离实际，写出来的东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同时又是左一句右一句，全面的、辩证的，让人不知所云，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不会“说人话”。洋八股是用一种特别蹩脚、劣质的翻译语言在那故弄玄虚。比如讲中国农村，上来先说外国某思想家说过一句什么话，然后就着这个话来说中国农村，其实那人跟中国农村什么关系都没有。洋八股言必称西洋理论，长句子、怪词，什么现代性，这个性那个性，总之是拿洋人来褒扬自己，吓唬别人。

应当认识到，现在这个时代，知识不再被少数专家所垄断，人民的知识已经普及了，民智大开。我在学校讲课时，有学生指出我什么地方说得不对，我会对全班学生说，刚才我说错了，最新的发展是这样的。所以别吓唬别人，今天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跟老百姓说话，老百姓是不买账的。另外我觉得，没有青年就没有未来，与青年的沟通交流出现障碍是今天官方媒体的一个问题，也是洋八股媒体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方面，新媒体出现的新情况，即粗俗化、快餐化的倾向。到处都在骂街，骂得可难听了，这使得学者们避之唯恐不及。对于这个倾向不可任其发展，它破坏舆论环境，扰乱民心。所以要净化我们的舆论场，增强正能量，消减负能量，纠正错误的舆论导向。

最后谈谈怎么办。第一，政府对媒体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怎么管的问题。不放开新闻监督的自由，是管不好媒体的。不解决官方自己价值观混乱的问题，也管不好媒体。政府不改善自己的文风和作风，也是管不好媒体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提个建议。可以像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样，召开一个广泛的、有深度的研讨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让媒体从业人员说说怎么来改进。目的不是为了所谓的百花齐放，而是让全党和全国媒体从业者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在一个先进的方法上，来改善媒体目前的状况。如果不让大家讨论，自以为是，觉得我就最正确，那媒体也就会自行其是；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所以需要一个充分的讨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当年毛泽东听了一个星期的讨论，每天听完后不发一言，但是晚上回去自己总结，最后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一篇经典文献。就是在这个文献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这是一个先进的做法，是延安作风。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谈政府管媒体的问题，而怎么去管是需要大家一起讨论的。要让各方面的人充分发表意见，才有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第三，如果说，意识形态之战、话语系统之战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生命攸关、一个政权生命攸关的事情，那么就必须建立这样一种认识：共产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就是能把媒体变革成认同这个国家、支持国家发展事业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说今天的政治是一种认同的政治，那么谁能够在这种认同政治里领导打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战，打赢话语系统创新之战，谁就是我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如果建立起这样一种认识，那么最出色的人才就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上。

乔良[2]：中国今天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辩论

先讲一件事。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军报》转载的。《军报》原文是报道我军潜水艇上一名士官，技术超强，几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成功排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运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改为：《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络编辑的立场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媒体人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商业考虑，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传英模人物的报道，可能就没人看了；说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有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这样当然会伤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误导舆情。

下面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对媒体不要急于去批评指责，应该先反省我们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媒体今天的状况？我同意潘维说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比如价值观问题，宣扬价值观理所应当，但是你得言简意赅，让大家过目不忘。而且要经得起推敲，比如“北京精神”那四个词儿，其中一个是“创新”。作为一国之都，只把创新当作精神是不够的，必须有保持传统、传承文化的一面，这是首都的责任。比这更早的还有《北京市民公约》，把“无私奉献”也写进去了。这个是对党员的要求，怎么能作为市民公约呢？

现在有些部门在提出规范、制定规则方面经常是草率行事，连语义推敲都做不到，就向全社会颁布推行。结果说了也白说，对民众毫无吸引力和约束力，反而使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混乱。所以，在分析现今全社会信仰缺失、思想混乱的状况时，我们首先要检讨自己，是我们的思想贫血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六神无主。以其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话语平庸，而话语平庸说到底是思想平庸。平庸的话语怎么能让别人听你的，信服你？

对媒体更是如此。官方话语平庸陈旧，且一遍遍说个没完，谁还愿意听？要想让媒体听你的，或者让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必须从领导讲话、中央文件开始，推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话语。没有新鲜话语，就会脱离世界，也脱离自己的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要勇于承担，有错的地方必须改正。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如何应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今天，国内不少媒体方向迷失、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媒体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这些媒体方向上的迷失，也造成了对大众舆论导向的迷失。看看国内那些稍微有点特色的媒体，几乎都是以立场见特色。这个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反对。这一立场定位看似是非分明，实际上是立场决定是非。这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或者说是屁股决定脑袋，失去了正确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今天许多媒体的通病。

再有，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这和政府导向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想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而媒体行为则变成了个别记者行为的整体放大。包括我前面讲的那篇潜艇报道被改标题，和媒体的商业动机有很大关系。媒体置新闻真实和职业操守于不顾，和我们今天整个新闻体制有很大关系，更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直接关系。对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高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自律自不待言，加强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尤为重要。

媒体管理不能仅仅用压制和封堵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网络都是压不住也封不住的。压制网络舆论需要技术支持，有了技术支持，又无法判断哪个信息可以上网哪个不可以，最后只好用关键词的办法，干脆封杀了事。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一种有效的和可取的方式，不如尝试创新一种更先进的方式。应该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而不能仅仅依靠宣传部门的官员去管理。

第三，不能再让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造成的“精神错乱”传染全社会。国内不少媒体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影响的精神错乱。相对来讲，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能植入人心。这是因为很多人今天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向正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思”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动。

当西方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这里，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自己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了么？如果认真问他这个问题，他除了把从西方搬来的民主教条背一遍，还能说出什么？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得认真，压根没弄清楚民主是怎么回事，就成了“民主”和“宪政”的坚定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却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美国人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于是他开始大讲民主的历史，说了个把钟头。

我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的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是民主发展史上的事件和转折点，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产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而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的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你讲什么民主？不懂得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在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的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按契约来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三百年。而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才不过一百年，真正稳定发展也就几十年，你给我三百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的契约精神的建立，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这一点，你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么？那你不是政治幼稚，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第四，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像三十年前刚改革开放时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不争论？我们今天是否已经走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和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可能化为泡影。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它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到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明白。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不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学生给我递条子追问一个问题：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问他们，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政府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都是有限的。你以为自由是什么，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已经成为关于自由的定义：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度也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生存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4亿中国公民，当一个人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他们与生存在93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3亿美国公民，所享受的自由空间会是一样的么？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倾向，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压制别人表达不同观点。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很起劲的人，他们即使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专制的态度，几乎不允许别人讲话。这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味道吗？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到达民主和自由呢？

第五，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开始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二十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我们可以不喜欢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不可否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超越英国，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尽管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交易的信用体系和交流的价值体系。

毋庸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走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或者说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我们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某种意义上说，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也就可能为世界的未来解开难题。但眼下来看，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说到底，还得从最基本的话语问题开始。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话语体系改变了，才有可能赢得话语权。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遏制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改变，这是远比反腐败更困难的事。

现在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体制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确立和弘扬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道理。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道理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

黄平[3]：诉诸群众，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

今天的舆论环境，我们都身在其中，感受都很深。如果说改变舆论环境也是一场战斗，那么可以借用一个词，这是一场“文化上甘岭”。记得很早中央就提出，要牢牢掌握主流媒体。我那个时候就感到，就算国家牢牢掌握着主流媒体，但是如果各大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没什么人看，甚至连干部都不认真看，那也没有多大用。

而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多少人信，而是商媒、外媒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流的，甚至有些官媒背后的标准也出了问题，在自觉不自觉中，也把西方的标准当成了我们的标准。如果标准出了问题，即使形式上仍掌握在自己手里，实际上也丢失了。

我很同意首先从文风着手。就如同当年延安整风，为了端正思想路线先从党八股整起一样。当然，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这为摆脱教条主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奠定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风基础。记得几年前在一个学习座谈会上，谈到文风时，我不加思索冲口而出说了十个字：我们现在的文风“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后来在一个访谈中，也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了。但文风问题过去这些年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很多东西不仅味同嚼蜡，而且不知所云，惨不忍睹、惨不忍闻。

当然还不只是文风出了问题，历史虚无主义也很严重，不光涉及一些基本历史事实，也包括价值标准、思想路线等大问题。潘维、乔良说价值观的概括要简洁，的确如此。过去“仁义礼智信”就很简洁，“为人民服务”也很简洁。而且要让人感到中国特色，而不是拿到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能用。如果说我们要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本身的正当性或者道统，那还得再思考、再提炼，要让人民听得进，记得住，留得下。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它被说成是个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趋势。我们说不走前苏联亡国的路，很多人以为只是不采用“休克疗法”；无非是转轨的速度慢一点、节奏缓一点、方式稳一点，但总的趋势还是要朝那里去。我们的正面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失语的，有人说是患了“集体智力低能症”。现在的网络、微信等新舆论环境，甚至一些传统媒体，不仅很混乱、很失序，甚至基本倾向也很有问题，所以才出现大量影射性甚至颠覆性的段子、小道消息和传闻，许多是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在传统媒体乃至学术环境里，也有一些学者说是重写历史，实际上是拿着国外的钱专门搞一些“细节”，用细节的小真实来颠覆历史的大道理。一些很严肃的学者，讲来讲去都是些细端末节，许多也真假难辨，但是颠覆的却是大历史、大逻辑，其实就是要整个颠覆近现代历史。

除了现象层面无硝烟的“上甘岭”，在理论层面也需要认真思考。我们本来是有丰富的理论资源的，但是由于这些年来片面理解“不争论”，也由于过于追求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私人利益，有意无意之中把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理论资源给扔掉了。现在的舆论环境，甚至包括整个思想领域，一个最大的问题，用老祖宗的话说就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着变化。当我们的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时候，那舆论阵地怎么守得住？舆论环境怎么能不发生变化？

但这又确实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所以列宁讲，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当年的延安道路是创造了奇迹的。那时候既没钱也没技术，小米加步枪而已。井冈山时期如此困难不用说，经过长征到了延安后，也非常困难。就是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延安整风时期，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那三篇著名的整风文献，其实还有《论持久战》、《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大量窑洞里油灯下写出来的文献，共产党首先解决的是思想建设问题。在一个连无产阶级几乎都没有的社会，现代工业几乎也没有，但是通过思想建设，抗战胜利前就已经解决了文化领导权（今天所谓的话语权）的问题。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解决了政权问题，但不解决经济问题，肯定是站不住的。但即使在解决了政权问题后也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不解决文化领导权问题，仍然不能解决正当性问题。葛兰西提出这个问题，是说共产党或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还得把传统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争取过来。这就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我们党的这个历史确实是创造了奇迹！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就是说，一定要有硬实力才会有软实力。延安那会儿有什么硬实力呢？可不但青年学生，连大量民主人士乃至工商业者也都支持或同情共产党。诸如此类的命题有很多是经不起历史事实和逻辑理论检验的。共产党从井冈山到延安，一路走下来，恰好不是先有了硬实力才发展起软实力。这个问题，我跟一些老前辈争论过，他们当时在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但是说到发展是硬道理，我说，你们知道吗？至少在一些地方，发展是硬道理被解读为赚钱是真本事。然后由此又发展出一个命题，叫财大才能气粗。如果照这个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就没有办法解释了。现在来看，共产党当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风风雨雨，破破烂烂，怎么能如此走下来，最后走到北京，走出一个新中国？

但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在没有硝烟的“上甘岭”上，我们有时候连游击战都没做到。今天的中国，一方面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很接近了；但另一方面，在世界舆论环境层面，老实说，我们还在延安，还是西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面对西方的舆论，我们当然还只能是游击战。但越是游击战越要讲主动性、正当性，越要分清敌我友。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看清楚，究竟什么东西不是可以简单地说不争论的，比如是非、立场，包括国家立场和人民立场这样的大是大非，恰恰要敢于争鸣、敢于亮剑。如果这个不解决，只是有钱、有技术，用钱和技术来搞文化“走出去”，不但浪费了钱，效果很可能还适得其反。一些官方人士在国外讲话，不只是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而且不断地认错、不断地道歉，甚至不断地求饶：我们没有侵犯人权，没有用犯人器官做试验，没有迫害少数民族、破坏少数民族文化……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标准已经是人家的了。这种情况下还出去讲什么呢？无非就是辩解辩解，那还不如不讲。

最后说一点，我们今天能做什么？为国分忧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是一个担当。我认为，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鲁迅当年就创造了奇迹，整个白色恐怖下，一个人、一支笔。主席后来讲，鲁迅是一个旗帜。在今天世界舆论环境西强我弱的条件下，对于思想者的力量，我们决不能忽视。包括传统媒体，更包括新媒体，一定要用新的语言、新的方式。尤其是对年轻人，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的一套再也不能要了。

恩格斯晚年讲到马克思时说，他和马克思这辈子最苦恼的，就是没有碰到过一个势均力敌的论敌。杜林也好，蒲鲁东也好，比起马克思来实在差得太远了，但是还不得不跟他们论战。列宁也一样，一开始和很多二流三流的人论战。后来列宁发现，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述诸群众，述诸无产阶级。其实毛泽东也是走的这条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中国道路，就是这样一条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既是工作作风，更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对于错误舆论，论战是必要的，鲁迅当年也不得不论战。但实际上，可能走出当前的舆论困境就是要直接诉诸群众，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么多年了，有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重难返，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何况世界的舆论环境大气候是那个样子。但是问题已经看准了，就得一步一步地做，一开始也许不是全社会，但是先要有一些思想平台。这些思想平台，不管是传统媒体或者其他新形式，应该开展真正的思想探讨——无所谓是官是民，地位是高是低，找到真正的问题，认真严肃地来讨论、来争论，而且用新的语言、新的文风。这样才能改变新八股和由此形成的失语，改变游而不击或无力还手乃至一味求饶的窘境。

（编辑：苏歌）

[1]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2]乔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

[3]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

 

3月29-30日，《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7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近年来，国内一些媒体制造假新闻、新闻敲诈案件不断被曝光，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质疑。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在相当程度上公权私用，非但不能很好地服务社会，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反而腐蚀社会道德、败坏社会风气，严重损失了社会公信力。正如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所言：媒体的种种不良不法行为，“毒化了整个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社会秩序，违背了新闻出版工作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损害了新闻队伍的形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有的媒体沦为国内国际资本的代言人，不再坚持新闻的人民性。更有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新闻话语权，以及新兴媒体的便利和监管上的漏洞，与国外敌对舆论相互呼应，借用“普世价值”的名头，抹黑我们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

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一些民众思想认识不清，盲目跟风，对我国发生的事情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评判，新闻和舆论场上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泛滥。以今年2月东莞扫黄为例，竟然出现了一些媒体和网民是非不分、无视司法，“笑贫不笑娼”的咄咄怪事！毋庸讳言，这样的媒体已经成为污染我国新闻和舆论环境的重度“雾霾”，成为破坏社会安定的“最大变数”。

舆论斗争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如果不能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

怎样认识当前中国媒体的现状、舆论斗争形势、媒体及舆论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怎样认识新闻和舆论乱象背后知识界的思想斗争以及背后各种不同的国内外势力？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研讨，从媒体和新闻学，同时从政治、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对问题的表象和实质进行了分析。

本刊将连续摘要刊登部分与会者的发言。

熊蕾 ：中国媒体的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

今天中国媒体有很多人玩世不恭，要不就是和当权者掐着干。你让我往东我非得往西，哪怕我不得不顺着你的意思评论，我在自己的博客上也得把你讽刺挖苦一通。某些媒体毁人的本事真不小，甚至还有把人逼疯的本事。有人说，中国媒体已经沦陷为西方的工具了。可能还不能说是沦陷，但是离心离德的情况非常严重，或者说是貌合神离。

这有媒体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甚至有些相当一级政府的领导人在追逐私利，你要媒体保持社会良心，我觉得很困难。不排除有些从业人员还有这份良心，但是社会大环境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让有这份良心的人非常难。有的媒体人自发对一些公众关心的、关系国民健康和生态安全的热点问题去进行实事求是的采访调查，结果遭到封杀，甚至被解雇。人家记者是有一腔报国心的，并不是为了私利，结果遭到这样的待遇。这让媒体怎么能做一些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媒体的很多问题，跟大环境、跟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

媒体自身的素质也值得检讨。不光是媒体，整个中国知识界一批人在宣扬“普世价值”。可是宣扬“普世价值”这么起劲的人，却有一点就是不跟美国接轨。美国的知识精英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度非常高，而这些中国知识精英认同度非常低。看到有人对国家利益认同，他居然能说出“爱国贼”这样的话，恶骂你。但是美国从媒体到科研人员，跟中国同行们完全不一样。

又比如美国孟山都公司，我最近查看了英文维基百科，发现它确实底儿潮。从1943年就开始和美国政府合作，参与过“曼哈顿计划”。此后它给美国政府做了很多事，落叶剂（“橙剂”）、滴滴涕，都是孟山都参与或主打的产品。后来滴滴涕遭禁，又因为“橙剂”赔偿越战老兵上千万美元，要是一个中国企业早就撑不住了，它还能撑到现在，而且越撑越好。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撑着它能行吗？这样背景的一个公司，中国不少人还跟着它跑，有人揭露还遭到封杀。孟山都在美国都很难做到的事，在中国却畅通无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孟山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同度这么高，和美国政府的合作这么密切，中国媒体却不说。美国媒体不说的，中国媒体也就不会说。

再比如美国的一些政治明星，这个国务卿、那个国务卿，这些人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可是中国媒体肉麻吹捧的大有人在，成版成版说谁谁谁多了不起，谁谁谁器重他了，比你的民族英雄还英雄。这些人不用花钱就在中国“买”了这么多版面，做了这样的宣传，咱这不是冤大头吗？中国一些媒体就能干出这样的事来，然后也没有人说这有什么不正确。而另一方面，有见解、有分析能力的媒体却有可能会被灭掉。新华社有一位记者写了很多文章，指出中国金融对外资开的口子太大，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风险，结果文章被禁止发表，哪怕在内参上都不能发，就能这样封杀。所以我认为，中国媒体的现状不是媒体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李希光 ：中国今天舆论的背后是什么？

我刚从巴基斯坦回来。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前国家计委主任谢立克请我到他家喝茶。他谈了对中国的一个观感：西方正通过影响或收买中国某些精英，来搞垮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搞垮中国的国家认同。他还说，巴基斯坦之所以今天这么乱，发展不起来，主要是没有一个统一强大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国家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前舆论界存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媒体问题，更不是记者的问题。问题出在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官方主流媒体的标准出现问题。纵观中国今天的舆论景观，首先，传统的新闻界，特别是有影响的官方主流媒体，在新闻标准和政治标准上出了偏差。过去几年来，每当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几乎没有自己的议程设置、新闻立场、新闻语境、新闻语言和政治正确性标准。他们使用的语言、语境，特别是判别是非的政治标准，基本不再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所讲的政治标准了，而是照搬西方媒体的观点、立场、语境和语言文字。有的时候，我们在收听国内某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时，还以为是在收听美国之音呢。其中不排除有媒体人在新闻采写编辑中为了图省事，直接从外媒翻译过来当成自采的新闻用。近年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办了中文网络版，所刊载的专栏和评论多是国内“公知”的文字。但官方媒体不知就里，还当成西方的主流观点，转载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和网站上。其实，西方媒体中文网的很多东西在其母语版上是看不到的。

第二，传统主流舆论场“八股”照旧，新兴媒体舆论场“八卦”充斥。中国的新闻界，官媒的“八股新闻”内容空洞，语言文字老套，在塑造社会舆论方面很少建树。在当今网络时代，新闻界最盛行的是以丑闻、秘闻、绯闻和传闻为主要内容和报道焦点的“八卦新闻”。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八卦新闻”是有强烈主观选择性的，特别是涉及政治人物、国企传闻的报道，都是为某个政治或经济集团的政治议程或经济议程服务的。

第三，新兴主流媒体操纵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一个概念，意思是，通过炒作，让你在媒体和网络上看到某个人出事儿了，使你一想到这个人，就想到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人还做过其他的好事。这种议程设置的短期目标，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就是让你不停地道歉，不断地认错，不断地讲自己现在做错了什么，过去做错了什么，正在做错什么，让你的政权毫无合法性可言——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你就是一个不断道歉认错，但就是不愿下台的政党。这种议程设置的长期政治目标，是颠覆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现在有的宣传干部常常内疚地说，“我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让人觉得给共产党做事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当前国内舆论界主流话语的议程设置，在经济领域的目标主要是：一要国企私有化，要求国企对国际资本放开；二是恨不得农民的土地也要华尔街资本进来抢购；三是高铁和铁路。当年媒体和网络一哄而起，猛烈炒作温州动车事故，攻击高铁和铁路部门。事实上，温州当时还没有铺设高速铁路轨道，高铁是2013年7月1日通车的。但是一些公知和媒体联手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高铁是杀人列车”。严格讲，铺在专用铁轨上的“高铁”是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比汽车、飞机和其他国家的火车和铁路都安全。但问题是，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政府的一些人胆怯了。据报道，美国前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在离任前，带着一帮华尔街的投资者到新疆考察南疆战略铁路的投资建设。由此可见，网络和媒体大肆炒作“温州高铁”事故，正是为了实现“华尔街化中国铁路”的重大议程设置。说到这再补充一句，前面谈到的巴基斯坦的谢立克先生还跟我说，美国正在通过联手中国的富人来搞垮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最终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

第四，舆论背后的力量。今天国内这种舆论环境的形成，是其背后四种力量互动的结果。第一种力量是资本集团；第二种力量是政策部门（包括经济部门、宣传部门、网络管理部门）；第三种力量是思想界、教育界和智库；第四种力量是媒体本身。

千万不要小看智库和思想界对中国舆论形成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各种财团、智库、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通过与中国大学联手合办智库、合作办学，以及安排访问学者、开办系列讲座、举办年会论坛等等，在知识分子中培植代理人。在中国和世界重大事件发生时，抢在第一时间安排美国学者前来演讲、开座谈会，主导相关事件的学术思路和议程设置，直接影响中国知识界的独立判断，甚至影响政策部门对事件的研判和决策。

今天中国顶尖级大学的教授要想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创建一个研究中心十分艰难，这和十多年前很不一样。今天有的知名大学给开办智库设置了极高的资金门槛，达千万元以上，而政府很难出这个钱。那么，一些境外财团、基金会就趁虚而入，出资帮你设立智库。拿了人家的钱，你的研究中心开研讨会、撰写研究报告、提出政策建议，都会在无形中考虑出资方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比如，智库出资方如果对投资中国高铁有兴趣，研究中心就会写一份相关政策建议，召开研讨会，邀请政府领导来致辞甚至演讲，同时请媒体现场采访。媒体通过渲染性的报道，就形成了一个政策议题。一旦有机会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办公会或通过两会代表委员变成两会上的议题，就有可能成为国家政策，境外资本集团的目标可能就这样在中国得到实现。“温州动车”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今天很多引起关注的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常常是“新闻判断”高于“科学判断”，以媒体的新闻“价值”来研判事情的真实性。因此需要指出，在今天的舆论乱象中，政府要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而不是“决策的新闻化”。

最后，要警惕“网络舆情报告”和“微博问政”导致政府陷入他人的“议题陷阱”。现在有不少机构都在向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报送所谓“网络舆情”报告。有的官媒舆情部门还在全国各地县设立通讯员，任务就是动员当地党政部门订阅他们按照某种政治或经济议程、有选择性地编写的“网络舆情报告”。有的通讯员甚至带有威胁性地暗示说，“你们县每年花几万元订阅我们的舆情报告，我们保证帮你们铲事儿，保证你们不会发生舆情事件。”

近几年来，有的政府部门和领导用开办“官方微博”的办法来应对“舆情事件”。其实，微博问政非明智之举。有人说，开办微博只有两个作用，要么去骂别人，要么等着别人来骂你。官微开办后，政府的相关领导就再也睡不成一个踏实觉了，每天都被微博上可能出现的问题牵心挂肚。时时刻刻要看看大V们在官微上说了啥、大V的粉丝们跟帖说了啥。结果大V和他们的粉丝们在围观和围攻什么，党和政府就得去关注什么。按照议程设置理论，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你只要关心别人提出的问题，你就被人牵着鼻子走了。有一种势力就是通过威逼政府开设“官微”达到议程设置的目的。

怎么面对微博最好呢？最好是釜底抽薪。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干部都不要去看某些机构编写的网络舆情，也不要去看微博；重新回到群众路线上来，走到网络之外的群众中去，了解没有被网上的资本力量操纵和窜改的社情民意。这样一来，党和政府就能专心致志地思考、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而那些试图靠微博来改变党和政府正确决策的境内外政治、经济势力，就没有市场了。

李北方 ：保障人民“被听到的权利”是党和国家的责任

伦敦的海德公园有个“演讲角”。世界各地的“演讲角”很多，这个最有名，已经成了著名的景点。演讲的人各种各样，内容五花八门，传教的也不少，听众以游客为主。去那里看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言论自由。

这当然只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模式，但它是印刷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模式，是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遗迹。这种模式隐含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思想的场域也是个自由市场，经过沟通、辩论、交锋，真理可以胜出，共识可以达成。

这种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方式在今天仍然很有影响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不少人为新媒体的发展鼓与呼，说微博给每个人提供了发言的平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成了记者，好像技术的发展会自动带来更多的言论自由。

然而，这种理解方式在当今的条件下，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可以说在报纸兴起之后就已经过时了。因为在以“演讲角”、咖啡馆闲谈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时代，每个人在传播观点的能力上大体是平等的。当然绝对的平等不可能，嗓门大的、表达能力强的就有更多人围着听，但差距也不会太大。这也就是说，每个人既享有表达的权利，同时还享有大体平等的“被听到的权利”。这两者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对确保言论自由而言，缺一不可。

进入印刷资本主义时代，个人在传播观点的能力方面差距就拉大了。媒体为言论的发表设置了一定的门槛，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出书的门槛就更高了。一直到今天，对很多人来说，名字被印成铅字还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言论被媒体发表，其所能到达的范围就比口头表达广多了，影响力也大多了。于是，随着传播技术手段的革新，“被听到的权利”就变得极度不平等起来。到了电视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后，这种情况就愈发明显了。

媒体为言论发表设置门槛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不难理解。这种设限以专业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决不会停留在以客观为特征的专业主义。很多力量会借专业主义的掩护向媒体渗透，攫取“第四权力”，所以大众媒体在兴起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再封建化”的状况。在市场条件下，对媒体渗透最深的是资本。一方面，媒体的生存依赖资本的资助；另一方面，资本的意识形态生产能力强，对媒体从业者的思想的控制能力也强。所以，市场条件下的大众媒体虽然以专业主义、公共平台为标榜，但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公共的。一部分声音会经由媒体放大，一部分声音则会被媒体遮蔽。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没有改变这种现状，只是让问题变得更加隐蔽化了，以平等权利被推进的表象更巧妙地掩盖权利不平等的事实。中国网民据说有六七亿了，而在网民群体中，表面看每个人都有在网上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被听到的权利”的差距就太大了。有多种力量介入了这种差距拉大的过程。以微博为例，每个新注册的用户都会被系统自动添加一些关注对象，或者经常收到系统对一些所谓大V的推荐。薛蛮子就是这样被打造成舆论领袖的，而他把舆论往什么样的方向引导，也是清清楚楚的。大V和草根用户都在微博上发言，在这方面的确是平等的，但实际影响却天差地别。用薛蛮子自己的话说，他每天评论转发微博的感觉就像皇上批奏折似的。草根用户呢？喊破嗓子都没人会理睬。

媒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功能是议程设置。近年来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媒体提出的要求最后通过国家政策得到落实，这意味着被国家权力支配的大量资源，最终流向了媒体所要求的方向。细分析可以看到议程设置的路线图：先由新媒体挑起话题，并集中炒作，然后纸媒体和电视跟进报道；这些报道再回到新媒体上进一步发酵，直至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媒体越重要，媒体的公共性就越重要。媒体的公共性来自于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心声的呈现。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媒体，无论表面上装作如何客观、公正、职业，都只能是一种欺骗性的伪装。

我国的媒体在整体上很让人失望。从如今的媒体生态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的媒体。这一类媒体有各种类型的形式，已经形成了集团军的模式，包括国家名义上控制的一些报纸杂志（比如所谓的“南方系”和多数的都市报），也包括绝大部分新媒体（主要是四大门户网站）。这些媒体几乎完全沦为资本的代言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外资势力的代言人。它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对立的，而且它们也形成了一整套制造话题、炒作话题的机制，薛蛮子便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另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不那么强的媒体，也就是国家控制程度还比较高的那些，姑且称之为体制化取向的媒体。老实说，这些媒体过于死板，对人民群众缺乏感召力，对有害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声音缺乏战斗力。国家为了实现宣传目的而向这些媒体的大量投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在这样的媒体现状下，人民群众“被听到的权利”几乎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宣传部门应该说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已经有所改进，比如近期媒体上开展的“走基层”活动。但是表现形式需要推敲，质量亟需提高。这里需要遵循的是真正的群众路线精神，首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倾听人民群众声音的前提下，拿出真正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表述；并将其源源不断地输入公共空间，与其他声音一起构成完整的舆论生态，一起完成议程设置。

坚持以18世纪的视角看待言论自由的那些人认为，国家是言论自由的敌人。他们以此反对国家对媒体的任何介入，并将媒体完全开放视为应该推进的改革方向。这种观点表达是资本扩展领地的诉求，是不可取的。根据正统的媒体观念，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但随着社会不可逆转地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前进，这种观念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是不能达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准的。

美国学者欧文•费斯提出，国家有责任介入言论自由领域，培育全面、公开的辩论。国家的责任是“试图通过确保把各方的意见都呈现给公众，来为集体性的自治建立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其手段不限于简单地增强弱势群体的势力，甚至可以为了听到另一些声音而压低某一些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一定是言论自由的敌人，更可能是朋友。

费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这么认为。所以，党管媒体的原则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党和国家对媒体要进行干预，这些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要对管理和干预的方式进行改革创新。扶植能够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讲话的媒体，向这样的媒体开放言论空间，以此监督资本权力的僭越，也监督不符合党的宗旨的政府权力的僭越。唯此，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被听到的权利”。这正是党和国家的基本责任，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有的组成部分。

刘瑞生 ：人家对准你的下一代，你怎么应对？

我的研究领域是新媒体，主要是网络舆情、网络传播。当前中国的网络舆论是什么特点？很多人很幼稚地期待网络舆论是自由民主的，是代表民意的，但其实不是这样。例如新浪微博这样庞大的舆论场，真正主导其导向、影响力最大的是少数意见领袖。这说明，舆论导向完全为少数人所操控，而其最深层次的影响是政治倾向。在诸多微博舆论热点事件中，最活跃的意见领袖，八九成都是具有一定自由化倾向的“公知”。特别典型的是2013年初的“南周事件”，非常明显，这些有影响的意见领袖几乎全都参与其中，甚至是有组织的。西方媒体甚至称“南周事件”是给新一届中央领导施压、在规模和参与方式上都有所突破的“2013年第一社会公共事件”。总之，在资本、技术和政治多种力量的博弈下，网络舆论安全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最大变量”。

在这种背景下，从去年七八月开始，有关部门部署打击传播网络谣言的大V。今年2月，中央专门成立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这说明中央领导集体已经高度重视网络舆论安全，是有担当的。以前有人可能还把网络意见领袖视为有影响力的时代宠儿，甚至给他们营造形象。即使他们经常发表“出格言论”，也认为要以团结为主，不敢斗争。但这样没有边界的纵容，反而把网络舆论阵地的制高点拱手相让。下面讲几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社会转型期媒体的根本变化。在社会发展转型期，媒体风险性作用很大，特别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发生动乱时，媒体是一个极高的风险性因素。亨廷顿曾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宁可有秩序而无自由，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大众传媒也发生了急剧转型。首先是从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是商业化主导，这就极易被资本和经济利益所影响。第二是功能变了，以前的功能是宣传喉舌，现在媒体的功能极大丰富。第三是媒体的类型转变。从新闻和舆论影响力来看，传统媒体式微是个全球现象，现在影响力最大的是新媒体。在这样一个媒体格局已经完全改变的时代，怎么来打造社会主义媒体？社会主义媒体怎么来影响舆论？其实，只要有媒体就有一定会有控制。美国很讲究控制媒体、影响舆论的手段，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并超越美国。

第二，当前媒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安全问题。在全球开放传播的媒介环境下，美国早就把“网络意识形态”上升为它的一个重要战略。那我们在战略上怎么应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应对不足。

二是商业化转型对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影响。纵观世界，根本没有理想化的媒体，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近30年来美国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在急剧下降。西方早就有学者认为，全球媒体都在走向垄断，所谓“穷民主，富媒介”，大媒体是为资本代言的。那么中国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也必然会受到这种影响。

三是意见领袖问题。以西方向我们兜售的所谓“普世价值”为例，其实西方的学术书籍很少使用“普世价值”这个词，也就是一些西方政客在那讲。严格说它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可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一个甚嚣尘上的“思潮”了？而且它也不是西方学者推介的，恰恰是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有意包装并推销的；其用意并不是为了学术争鸣，而在于为改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进行舆论造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学术、理论、宣传上去全面应对，反而正中其下怀，助长了其影响。这说明，近年思想领域中由意见领袖所引起的一些争论，其实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但我们却每每在议程设置上滞后，被动地被意见领袖“牵”着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四是新媒体的影响。新媒体是在市场化环境中产生的，包括各大网站。在管理上，宣传部门能管的只是一小部分。一直讲党管媒体，现在在市场框架内，党的宣传部门怎么去管新媒体产业？现在最主流的传播方式已经不是大众传播了，微博、微信活跃起来，占据了我们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时间。这意味着，信息的传播、我们意识形态的构建，正急剧转向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尤其对于青少年，影响极大。美国之音去年3月专门制作了一部8集系列网络视频专题片，在它的中文网站播放，就叫《中美网络博弈：下一代的新冷战》。可见美国已经把“冷战”对准中国的下一代，那你怎么应对？

五是正面话语权缺失，造成政府的公信力缺失。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是西方媒体；在传播影响力最大的新媒体领域，有话语权的是商业媒体和海外中文网站；在舆论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微传播。大量的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妖魔化中国社会、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在西方媒体、商业媒体、海外网络和微传播社交网络中比比皆是；在网络上，爱党爱国的人士及其声音往往受到谩骂和攻击。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话语权和公信力缺失，最终影响党的公信力。

六是在市场化和新媒体化的大背景下，主流媒体分化的问题严重。市场化导致主流媒体去创收，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媒体的政治分化则进一步引发人们对党内存在不同政治态度的猜疑。为什么有些媒体被西方称为“中国最自由的媒体”？为什么有些鼓吹普世价值、颂扬西方资本主义宪政和歪曲中共党史的媒体能够长期存在？网络自由主义不过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延伸而已，根子还在于政治立场的分歧。

第三，如何评估这些问题。不同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媒体，影响有多大？怎么评估它的风险性，怎么应对？我们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但到底管什么，怎么管？在新传播环境下，目前这个问题似乎不够清晰。在媒体管理上，表面上管得很多很严，但更多是治标，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其实管得很不够。美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管控比我们严得多，媒体并不真正自由，例如在微博上记者是不能随便攻击甚至嘲笑总统的。

我们要辩证地看社会主义媒体的发展。在现代媒体建设中，我们经验不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国内一些知识分子把西方媒体作为参照物，但西方媒体发展了几百年，媒体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利和专业化水平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博弈和演进的过程，所以不能简单用西方媒体来比照中国媒体。但是，我们的媒体一定要超越西方媒体，以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言论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权利诉求，这个任务很紧迫。

很多人认为，传媒学界是一个西化程度比较高的领域。其中一个原因是，新闻学理论研究难以深入。很多关键问题，如党性与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法、舆论监督等问题，研究得不深入。还有的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其实是拿马克思主张的新闻出版自由“反观”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体制，然后把美国的很多东西给神化。实际上，在西方并没有“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更多是一些具体的，如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等。

最后是几点建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重建并打造一个升级版的社会主义媒体。不仅仅有喉舌功能，还要有信息传递功能，并充分发挥上下沟通的功能。乔良和王湘穗写《超限战》，我们现在的媒体战也是超限战，不能用常规思路。特别不能迷信舆情，被一些舆情的假象牵着走；目前中国舆情调查的水平其实是很低的。我们需要建立真正的舆情机构，调查真正的舆情，发现舆情中的真正问题。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工作。

党管媒体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应对艰难挑战中成长壮大的，对于当前媒体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相信，通过改变观念、调整机制，是可以提高管理水平的。抓好意识形态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的方式。

我们自己要设置议程。这么多年来，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往往是被人牵着鼻子走，非常被动。人家设置一个议程，我们就跟着辩论；还没辩论清楚，人家转移了，又一个议程出来了。我们今后别上这个套，甩开他，自己说自己的话。就像张维为老师说的，做一种辩争。谁说得更好，谁的话能取信于人，让人相信你说的有道理。目前来说，战略上的话语主动权是最重要的。

 

对比西方媒体对重大事件报道的两类工作方式（主动与被动）和工作目的（控制舆论方向、抢占话语权与信息传播），一般就可以反推出事件的性质，甚至倒推出事件是否由西方插手或预谋。

从西媒报道方式看马航失联事件

马航失联后，就法媒的动向（法媒与美英媒体密切联动），对比几个月来对乌克兰局势的报道，有一条分明的界线。对乌克兰的报道是舆论走在事件前面，即传媒主导事件、制造新闻。几个月来主流媒体的报道，扑天盖地灌入民众脑袋里的是：乌克兰“腐败”的“独裁者”（他是民选合法政权的事实可以被明目张胆地抹去），背叛乌克兰人民的利益，投入“邪恶”的“暴君”普京的怀抱，遭到人民的反对。人民要“西方民主”，不要“俄罗斯专制”，通过和平合法的抗议，赶走了这个任期都没做完的民选“独裁者”，建立了“民主政权”，奔向西方“民主自由”。这是对法媒几个月来乌克兰报道内容的提纲挈领，其中引号中的词语均为西媒锁定的“接力”词语，用来事先定性，垄断解释权（不让受众有任何自我判断）。

相对于对乌克兰的报道，西方对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就被动得多。这里的“被动”只是相对于他们的“主动”而言，即跟踪事件而非策划事件的走向。这是辨别一件国际大事是由西方直接策划还是偶然突发的关键所在。“直接策划”的典型特征是舆论走向由西方媒体挑头、在传媒的鼓点下完成。当然也有直接策划但不想让人知道的事，那时“集团”会一致守口如瓶。

在“直接策划”与“偶然突发”之间，还有一类“中间事件”，比如“昆明3.1暴恐案”，既不属于“直接策划”，又非完全“偶然突发”，而是暗中由某种势力长期鼓励和推助，那么西媒的工作方式又会大大区别于对前两种事件的报道方式，相对会比较低调（对2008年“西藏3.14暴恐案”的高调是因为直接策划），但控制解释权（西方主流媒体一致回避了恐怖袭击的定性）。

一些国人以为西方各国政府谴责了恐怖暴力而媒体不跟随，乃传媒“独立”的表现，殊不知民选政客可以换人，传媒却是绝对的集中垄断，核心人物是终身甚至世袭制的。

由此，大致可从西媒颠倒黑白的程度、主动和被动程度、高调或低调来判断一起国际大事是什么性质。当西媒的颠倒黑白消失，事件属偶然突发，就有一定的百分比可以定性了。那么从西媒对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方式看，也可将此事件划入后一种。在西媒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中，我们也只能在这一部分看到大致客观的信息。

西方媒体“使命在身”

西媒有组织的接力体现在：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这需要一支意识形态自愿军团有组织有纪律地秘密配合（公开配合则会失去公信力），看似各自“独立”的传媒在平时可以各行其事，为的是在战时（对必传递性信息）实行众口一调地接力。

从这个角度看，马航失联报道属于“平时”工作，新闻的属性也可划入“非传递性信息”，即不必统一口径接力的信息，一般媒体可各显其能。但报道方式依然，则根据乘具（飞机、火车、船等）属于哪国，乘客的构成，报道方式都会有显著的或微妙的不同。

比如，因为飞机上的大部分乘客为中国人，西媒一上来一致采用了低调、避免人道视角的报道方式，我们几乎看不到西媒关注受害者个人命运，投向中国乘客家属的镜头极少。这是为了避免为中国人制造悲情气氛。而如果这150人是美国人，又确定是恐怖劫机，那报道方式非要炒得全世界都为机上人掉泪为止。只有在需要妖魔化对手时，西媒才会制造悲情氛围、放大受害者的个体命运。2009年法航飞机失事，因为是自己的航空公司，尤其不能妖魔化空客或波音，事发后报道便集中在寻找失事飞机和失事原因，机上的法国乘客便成为无名无姓无画面的整体，个体命运在这种情境下是不被张扬的。如果那是一次恐怖袭击，报道方式会完全不同。

要注意，西媒从最初的低调逐渐热乎起来，那是因为事件不再仅仅是发生100多中国人的空难（在西媒眼里，西方之外的世界死个百把人的事故，一般不算一回事），而成了航空史前所未有的奇案。如此越胀越大的全球话题，解释权怎可丢给“世界下层社会”？西媒一旦变被动为主动，它们就有能力也有手腕掌控信息源头、截获解释权。尤其自部分中国乘客家属大闹吉隆坡新闻发布会之后，西媒已找到这起事件中“可下蛆的缝”，使命感更成倍窜升，一天天把中国乘客家属的悲情推向事件的中心。这就是开始制造舆论以图主导事件了，往往是西媒嗅到了事件往某个方向发展的利用价值。如能炒得中马关系恶化，甚而令中国政府成为民怨目标，干吗不多加把柴火？他们做这些事都是精细而敏锐的，干这种职业的人，很少只图一个饭碗，而是使命在身。因为有计在心，都深知怎么隐藏自己的意图，操纵画面、选择词语，绝少流于偶然。

只有面对偶发事件，西媒与中媒的工作目的才在某个点上重合——那就是追逐真相。为什么说只在某个点上重合？因为追逐真相并非西媒的主要任务，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主导舆论方向、垄断话语权，为此一要始终掌握信息源头，二要牢控解释权。这两点才是西媒存在的理由！

如果一个媒体的工作目的只是为了传播信息（或者说保障知情权），“掌握信息源头和牢控解释权”这么高标准的存在理由势必有点专权的味道。而这是审视西媒和中媒必须明白的核心分界线：西媒是统治权本身（重要组成部分）；中媒则是介于统治权和民众之间的力量。自古中国读书人就扮演着这个角色，与作为最高权力本身的西方教士完全是两个性质。中媒在近几十年不知不觉地成为西方的传声筒，也是因为它有别于西媒的本质。

如果将马航失联事件的传媒竞争比作又一次的话语权争夺战，西媒手段占上风是没有太大悬念的。对于基本没有争夺话语权意识、更不会将“掌握信息源头和牢控解释权”作为存在理由的中国传媒，无论是选拔人才还是工作目的和工作方式都与西媒不成对手，没有沦为传声筒已是万幸。

中西媒体交手背后浮出现实

话语的胜利首先是实力的胜利。在马航失联客机报道中，中西媒体的力量对比，最警世的揭示并不是中国媒体如何不敌对手，而是世界的内核与外围，它的内核在哪里、以及身处外围的我们在哪里。这些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被忽悠着用GDP看世界，有些得意忘形。此次马航事件，中西传媒在第一线交手让一些平时人们不太在意的现实浮出水面：

首先，这个世界很多核心技术仍然垄断在西方集团手里，比如飞机发动机。技术垄断不光意味着资金向某个方向流淌、工业化领先与落后，更意味着内核对外围的全盘把控。这是一种无孔不入的监视和控制，连每台飞机发动机如何运转的原始数据也在他们手里。这就是为什么一架马来西亚飞机失联，掌握第一手调查秘密的是英美、而非当事国。如果此次空难不是前所未有的扑溯迷离，这种力量对比还不会暴露得如此之深。这才是当前世界最触目的真相。“外围”传媒与“内核”传媒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就算同处“内核”，离中心远的也同样没有这个“能耐”。

其次，各类“国际组织”、有些甚至是联合国名下的“国际组织”，实际的主人还是西方集团。这折射出的依然是内核主导、外围附庸的关系。20世纪随着殖民帝国的终结似乎被“独立”淹没掉的世界秩序本质，在这次马航失联事件中像浮水放掉、露出了河床的本来面目。此次美英记者频得内幕消息，而非中国记者，便是明证。以为信息世界具有某种大同希望的人，被泼了瓢冷水，被迫看到了话语战争的强军和弱旅，以及强弱折射出的既成世界等级。19世纪以后我们接受的这个现代概念的“世界”，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一两个强国单凭军靴就能踏出来的，更不是我们头脑里那个建筑在绘图册上的地理概念，而是有着严密的组织者和统领者、在各个关键点掌控情报、设定规则、策动方向的“世界”。在这个统治与被统治的秩序中，信息的分配也没有多少平等可言。当然，在注定作传声筒和少作甚至尽可能不作传声筒之间，还是有回旋余地的，一切都取决于弱势方的自我意识。

第三，要看清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别看表面上一堆“友好邻邦”，其实世事艰险。一起奇特的空难便暴露出像马来西亚这类看起来中等发达的国家，多多少少还是由前宗主国和大英帝国的接班人美国牵着线（通过操纵上层建筑），这是这个国家鲜少动乱和流血、得以发家致富的前提条件。事发后，马方与美英分享调查内幕，而非与亚洲友好邻邦、事件的最大受损方中国来分享，在民众看来有悖常理和情理，但我们应该心中有数。如果马方事发后与中方优先分享调查内幕，那这个政权还能如此安稳？还能不被西方成天揪住“民主”、“人权”的小辫子？恐怕在分享之前，就被“颜色”或“花朵”革命掀翻N次了。

第四，到目前为止，西方记者几乎在世界各国都可直入上层建筑，不是直接通过操纵台上就是迂回于台下的反对派。要注意，应邀出席新闻发布会或采访高官名人，不等同于进入上层建筑，被动的接近只能起传递信息的作用。只有能对之施加影响、并从中获取内幕才称得上进入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记者离目标还远着呢。而直接或间接操纵所在国政治、搜集情报、影响所在国上层建筑思想是西媒驻外或特派记者的本质工作。

当一国的上层建筑暗中掌控在西方集团手里，西方记者基本上是进了自家后院，有各种早已设好的门让他们登堂入室。在有些国家，这些记者甚至分享着决定该国政权生死的大权。中国媒体人最大的问题是对第二手信息的分析与辨别能力都乏善可陈，但当好“防火墙”总可以吧。

有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话语战争是一场高智商、硬实力的博弈，也有上百年领先和落后的问题。要追赶先得认清自己要什么，然后才知挑什么人、以何种手段追赶。承认落后还得看清薄弱点在哪里。富与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强弱，但这不是决定性的杠杆。自由不自由更是有意让人偏离正确答案的人造鱼饵。大把撒钱，广设言路，招一堆只会外语的人铺将出去，根本扭转不了劣势。到了今天，中国不可再犯19世纪后半叶的致命错误，以为购得军火就能建成现代军队。关键在人，以及引领这些人的大脑之谋略。

 

2014年2月9日，央视对东莞多个娱乐场所涉黄进行暗访报道。同一天，东莞迅速部署全市统一查处行动，广东警方也以雷霆之势掀起为期3个月的全省扫黄专项行动。截至2月12日13时，全省公安机关共清查各类娱乐服务场所18372间次，共查处涉黄场所187间，抓获涉黄违法嫌疑人员920人，刑拘121人、行政拘留364人，停业整顿歌舞娱乐场所38间，桑拿按摩场所156间。

扫黄行动如火如荼，舆论场则更喧嚣沸腾。继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产业之后，以一些“网络大V”及南方都市报评论、广东发布为阵营，微博舆论场掀起了反央视、挺东莞的言论战。尔后，《人民日报》连发四篇社论予以反驳，舆情陷入对峙和激辩。关于央视及其背后公权力的讨论，甚至超过对扫黄打非本身的关注度，议题出现明显漂移。

本次事件中，一方面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舆论动员力和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力更为凸显，另一方面舆论场阵营分化加剧、舆论博弈更为激烈。本文从舆论阵营分析和微博热点分析入手，通过东莞事件案例，捕捉并探讨当下舆论场的发展趋势和微妙变化。有名人称东莞扫黄“目的是救党”，此结论透露出的关键信息是，这次南方的媒体和广东发布等力挺东莞阵营的齐声呐喊，更像一个媒体化的政党在行动。

舆情脉络分析

据有关数据统计，从2014年2月9日至2月25日，共有涉及东莞扫黄事件的相关新闻10706篇（含新闻网站转载），论坛主帖10921则，博客文章4680篇，微博主帖832943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

舆情可以分为：爆发期（2月9日-2月10日）、发展期（2月11日-2月13日）、高潮期（2月14日-2月17日）、回落期（2月18日-2月25日）。

媒体舆情脉络

2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焦点访谈》等多档栏目曝光东莞多个娱乐场所存在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该报道引动了舆情爆发。2月10日，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主流媒体跟进报道东莞扫黄举措，舆情热度迅速飙升。

舆情发展期。参与媒体数量持续增多，观点鲜明的评论文章层出不穷，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是非界限岂能模糊》、环球时报的文章《骂央视，反主流，这种乐子莫成瘾》、光明网的评论《东莞扫黄，关键是反腐》、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大V不该为“东莞色情”选边站》等，均将矛头对准南方报系与网络大V，舆情进一步发酵。

舆情高潮期。2月14日新华社发表东莞公安局长被免职的通稿，东莞市委对扫黄工作不力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随后，2月16日当地媒体《东莞日报》刊登4名镇党委书记的公开道歉书，人民日报发表第四篇评论《治理责任不可含混》。媒体对东莞色情业背后的“保护伞”的揣测与打探成了高潮期的主基调。

舆情回落期。全国各地的扫黄行动分散了媒体对东莞的集中关注，评论转向对东莞扫黄后经济发展的讨论。在此期间，2月18日，东莞召开娱乐服务行业专项整治工作会议；2月21日，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对东莞扫黄遭非议进行表态、力挺主流媒体的政治责任；2月22日，东莞一副市长声称“扫黄后若经济上不去将留笑柄”等均引发媒体小幅关注，但整体呈回落态势。

网络舆情脉络

舆情爆发期。自 2月9日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起，网络舆论场就掀起不小的波澜，网络大V“作业本”、“五岳散人”、徐昕、李银河、罗永浩及南方都市报评论、广东发布等连夜发出抨击央视的言论，炮制煽情口号“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等，一时间“东莞挺住”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与主流媒体舆论场形成对峙格局。

舆情发展期。网络舆论场关注话题逐渐深入与分散，观点趋向多元。如四月社区的帖文《“东莞挺住”不过是南都“绝望的呐喊”》，凯迪社区的帖文《东莞扫黄：“太子辉”梁耀辉好日子到头了？》、《央视对东莞的色情业报道是否客观公正？》，中华网社区的帖文《梁石川：拿东莞扫黄替卖淫者脱罪或是伪命题》，共识网的博文《胡赛萌：央视曝光东莞涉黄背后的权力博弈》，网名为“钞太平”的博文《东莞事件的舆论立场分析》等，各种观点的碰撞，网络舆论场活跃度继续攀升。

舆情高潮期。广东对东莞扫黄不力人员的问责成为网络讨论的焦点。面对汹涌质疑，网民将当地政府部门免职东莞公安局长这一行为解读为对中央的初步交代。对此，独立学者司马南提出，“必须追究东莞泛黄的主要领导者责任”，西祠胡同的帖文《严小康何以当上东莞局长?》将矛头指向广东省领导。与此同时，对央视的批评声音并没有停止，如网民“王东Money”在微博上发起“央视、东莞你支持谁”的投票，将舆论的对立与分裂进一步直观化。

舆情回落期。由于没有新的爆料与发现，网络舆论场的话题转移到如京津冀持续雾霾、中央反腐新进展等其他领域，舆论热度日渐回落到平稳水平。在此期间，网民对色情行业该不该合法化的讨论仍有余音。

综上，在舆情爆发期，央视报道为网络关注设置议程，但网络大V和南方报系发出“东莞挺住”的声音，又引发了以央视、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央主流媒体针锋相对地回应反击。在两大阵营胶着对峙下，舆情进入发展期，观点碰撞激烈，甚至从扫黄打非主议题偏离到媒体责任、新闻伦理、权力庇护等次生议题。

随着地方官员被免职和发出道歉信，舆情关注度在走向高潮的同时，也逐渐向理性讨论回归，各地扫黄打非行动渐次出现，中央以扫黄来反腐的决心和行动力愈发显现，舆论平稳回落。此次舆论事件，并没有明显的潜伏期，但纵观八项规定、扫除“四风”到近期整治政法腐败，东莞扫黄事件的发生并不偶然。

此事件再次表现出，在媒体时代，网络舆论更容易聚焦、瞬间点燃、集中爆发；社会舆论泛政治化特点愈发明显，舆论场分裂已经从暗处走向明处。除央视等中央主流媒体和南方报系明显对峙外，商业媒体开始站位，地方媒体或暧昧不清或前后矛盾，舆论场博弈恐将愈发激烈，网民对央视等中央主流媒体报道风格的习惯性反感将成为博弈的软肋。

舆论阵营分析

话题一：“东莞挺住”与“挺央视”的辩论

围绕央视报道的激辩在三大观点阵营中最为突出。这一阵营辩论的焦点并不在卖淫嫖娼是否合理合法，而在于对中国的所谓“公权力”的质疑。在时下网络许多问题的辩论中，几乎都可以按照质疑或支持“公权力”的标准分为正方和反方。

以@作业本和@徐昕为代表的一些大V发文称，“央视无情，人间有爱，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天，我们都是东莞人！”短时间内便获得上万转发量，引发舆论高潮。

《南方都市报》评论官方微博@南都评论也发文：“东莞挺住！舆论对央视暗访东莞色情业的揶揄和反弹，不仅是对报道本身的不满，更是对权力僭越要管住公民下半身的恐惧的本能反应。”

@五岳散人发表博文对央视的报道表示不满：“做小姐的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我哪怕要曝光此事，也只会找背后的原因，不会用猎奇的手法拍下她们跳艳舞的镜头哗众取宠。一个掌控着巨大媒体资源的机构，它的使命绝对不该是如此做新闻。”

在2月12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骂央视，反主流，这种乐子莫成瘾》之后，@五岳散人又发表博文，赤裸裸地对央视进行调侃：“央视代表中国主流社会？那就是说中国是城乡结合部更年期女性为主流的国家了？”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广东发布”，2月10日起持续挂着“东莞挺住”的内容。“东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东莞你好，不要害怕诋毁，请告诉他，因为挚爱，我们不会出卖灵魂”等，被认为是对央视的直接反击。

除去微博上的言论，平面媒体中《新京报》社论《东莞“扫黄”重点不在“小姐”》也隐晦地批评央视“找错了重点”：“杜绝色情业泛滥，关键不在于抓了多少‘小姐’，关了多少经营场所，而在于当地是否依法打击这个产业背后的犯罪，铲除背后的权力‘保护伞’。”“如果司法机关和媒体老是不能找到真正的重点所在，无疑就是对这个产业的变相纵容。”

此外，外媒对大V与央视的PK也颇为关注。《新京报》在微信的电脑版“爱微帮”上发表的文章《外媒评“东莞扫黄”》中提到：《华尔街日报》调侃说，央视“曝光”无疑是为东莞做了一次免费宣传。《纽约时报》则指出，东莞的性产业有目共睹，央视的偷拍式“曝光”很荒唐。

另一方面，从2月13日到16日，《人民日报》连续4天刊发署名“钟新文”的系列评论文章，分别从是非界限、文明底线、媒体责任和治理责任等方面，表达对“东莞扫黄风波”及其引发的舆论波澜的思考。

2月18日，《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对东莞扫黄唱反调有违公序良俗》，支持央视，“央视等媒体曝光东莞色情业泛滥，可谓扫污浊、扬正气，从大处说可利国利民，往小处说也可重塑一地的良好秩序，在微博上有少数人嗤之以鼻，甚至故意唱反调，真是可叹更可笑，可悲复可鄙。”

《法制日报》的《东莞扫黄为何被搅变味》以及《光明日报》的《东莞需要“挺住”什么？》则批评一些网络大V哗众取宠、一些网民跟风起哄的行为，指出“东莞需要‘挺住’的是城市精神，更应该‘挺住’基本的道德和良知。”

话题二：色情业合法化的辩论

围绕色情业合法化的争论由来已久，此次东莞扫黄事件之后又再度复燃。网上一些大V借此宣传合法化的好处，但普通网民大多数反对色情业合法化。

@文史女教师发表微博称：“政府为什么不正大光明承认性产业合法化呢？这样做好处有三：一是可增加财政税收；二是定期检查性工作者的健康，防止一些疾病的流传；三是杜绝相关部门的灰色收入。”

灰鸽子会肥在果壳网上发表日志《想哪儿写哪儿》，提出卖淫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消失，而扫黄动用的社会成本和警力成本太高，不可能持久，如果只是把色情中心从东莞赶到其他地方，意义何在？

以上是支持色情业合法化声音的几条典型观点；对此，新华网评《重拳扫黄也要清扫某些人思想上的“黄流”》反驳道，“这种思想观念无疑是荒谬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在微博上评论称：“性的市场自由被等同于性自由，是东莞被挺的原因。事实上，性交易中女性被剥削与欺凌，甚至制度性人口贩卖与强制的伴生，从来就无法依靠自由市场来解决，而是相反。”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也参与进来，其官方微博发文称：“性工作者和所有人一样应当享有选择自己工作的权利，不应当因为工作选择而受到歧视和侮辱性的对待。”关于性工作者的社会问题，本来存在争议，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选在2月9日晚上发出这一论断，让人怀疑其批评指向。

作家@宝中堂创作了一个生动的小故事反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想象一个未来世界，17岁的女儿要买一个iphone10s手机，没有钱问父母要，父母不给，女儿就去已经合法的院子里卖淫，不，进行性工作的打工。父亲知道后，大怒下打了女儿一记耳光，女儿找到了媒体，搬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条例，对父亲进行了深刻的普法教育，要他尊重女儿的人权，最后父亲因为家暴被捕。”

作家陈希我发表博文《嫖娼的政治学》，从政治的角度解读此次扫黄行动，认为谁掌握着政治权力，谁就拥有性的特权。建议“如果确实要彰显法制精神，那么该杜绝的应该是高档的卖淫场所，而不妨保留底层民众的嫖娼空间。”

对此，《环球时报》社评《合法化，中国色情业决走不到的彼岸》指出，“广东扫黄是一个重大信号，它意味着中国始于2010年的大规模扫黄运动并没有中断，色情业从非法向半合法灰色地带过渡的通道仍被牢牢堵死，卖淫嫖娼活动在中国继续具有高风险。”

话题三：东莞模式及未来发展的辩论

随着扫黄行动的推进，舆论渐趋平稳，讨论的重心转移到东莞城市的未来发展上。在这一话题上，阵营分化没有前两个话题那么明显，报道基本都围绕东莞转型与产业升级进行，但有些媒体有意无意地强调“扫黄”给东莞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而另外一些媒体则反驳这种说法。

《新京报》文章《东莞涉黄业发展史：95年前后出名 97年渐成“性都”》提到，文化专家吴祚来曾撰文建议引进法国“红磨坊”发展模式，将东莞改造成有中国地方特色的情色之都。东莞应该发展的不是色情产业，而是情色文化。

财经网转载大公网的文章《东莞扫黄致色情产业链断裂 20万人另谋生计》，称“东莞居民对当局严打地下色情业‘喜忧参半’。东莞色情业直接和间接至少提供20万个工作岗位。有部分商家担忧色情产业链断裂，影响生计。”

2月11日香港《新报》发表报道《反腐必须扫黄 东莞经济另寻活路》称，“尽管很多网民都认为，扫黄的副作用并不小，对经济和民生有重大的影响，但大方向是值得支持的，因为反贪腐是大工程。但是，东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始终还是要解决的。中央政府和广东省如何救活东莞，减少当地居民的民怨，也是当务之急。”

《环球时报》对所谓东莞扫黄导致巨大经济损失予以驳斥，报道《外媒关注东莞扫黄风暴:负面形象将使其引资更困难》中，记者就“扫黄给东莞带来经济损失达500亿元”这一说法采访东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得到“这一说法完全不靠谱”的回应。文中还引用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郑梓桢的话称，“不能说这么大的城市是靠色情事业支撑的，那是对东莞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的否定。”

《华夏时报》2月21日的报道《东莞：痛并迷惘着色情产业链突然断裂》也认为扫黄影响经济发展和“反腐影响经济”的论断同样经不起推敲，“除去肿瘤的世界工厂更健康”。荆楚网的文章《“莞式服务”不能成为东莞的内涵》则提醒相关部门，长久致富之路怎么走要想清楚。

美国《侨报》2月11日载文《东莞该挺住什么？》指出：色情业这种灰色产业在东莞发达的背后，是东莞模式的衰落。以吸引外资和制造业起家的东莞经济，近些年来面临着人力成本上升、技术人才短缺之困。东莞色情业的此番整顿，舆论应该讨论的是像东莞这样的城市及其产业如何升级转型，服务业如何创新而高端，更关乎中国发展。

微博热点分析

本次事件中，微博成为舆情发酵、升级、观点激辩的主战场。有鉴于此，课题组应用X—GOT的微博数据挖掘工具，对微博热点予以发现和梳理。

蒲公英图（图5）揭示出本事件中最为活跃的微博聚集热点及其推动力量。其中，蓝色实心圆代表舆论风暴中心，由此生发的红色实心圆代表引发活跃转发和评论的微博。被蓝色圈住的为媒体微博原创，被紫色圈住的为大V微博原创，被绿色圈住的为政府微博原创，被紫色圈住的为企业微博原创。红色实心圆周边的绿色实心圆均为与之互动的其他微博博主。

由图5可见，在东莞扫黄事件中，产生较大微博影响力的，为媒体原创微博；但是，央视、人民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原创微博，互动的以普通网民为主，头条新闻、南方报系等商业媒体原创微博，则相对有更多的网络大V起到关键性的二次传播作用。

表2显示出在东莞扫黄舆情中，最活跃的5个微博。排在第一的东莞官方微博“莞香花开”在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后，14:00发出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东莞下了场不小的雨”引爆舆论。排在第二位的是央视新闻，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产业也成为微博交锋最突出的话题。人民日报从2月13日到16日，连续4天刊发署名“钟新文”的系列评论文章，分别从是非界限、文明底线、媒体责任和治理责任等方面，表达对“东莞扫黄风波”及其引发的舆论波澜的思考。大V“于建嵘”2月17日 11:53就“东莞扫黄”分析当下形势，称“上在集权，有意治乱反腐，目的是救党；政界大佬各有利益和顾忌，观望为主”挤进了微博排行的前五。

点评与反思

在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泛滥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广东发布”立即推出“东莞你好”，其用意究竟如何？不得而知。而广东媒体《南方都市报》官方微博“@南都评论”发文《东莞挺住！》，直接指责“东莞扫黄”，各路“大V”公知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蜂拥而出，异口同声地反扑央视，“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天，我们都是东莞人”、“平安东莞”、“天佑东莞”这些看似熟悉而又陌生的口号弥漫整个网络空间，令人联想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汶川挺住”、“汶川不哭”等通过央视等主流媒体的传播、已经耳熟能详的口号。时过境迁，而今网络上的一些意见领袖使用央视的表达方式来反对央视，“央视无情人间有爱、天堂里没有央视”，这些表面上看是对央视报道的不满，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舆论是很容易被持有优势媒体资源的利益集团操纵的，政党化媒体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服务，操纵舆论。以“东莞事件”为例，央视的报道究竟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网民的关注？支持和反对央视报道的人比例各有多少？支持和反对那些咒骂央视的公知的比例有多少？网络平台提供商可通过删帖、封帖、置顶、推荐等方式影响舆论的比例和方向，在“东莞事件”发生后，打开某微博平台，话题榜第一的就是“东莞挺住”，满屏看到的都是咒骂央视和支持东莞的声音，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在《南方都市报》官方微博“南都评论”发布了《东莞挺住》的微博后，跟帖中出现了大量的普通网民反对的声音，但很快被删除。

有大V称东莞扫黄“目的是救党”的结论透露出的关键信息是，这次南方的媒体和广东发布等力挺东莞阵营的齐声呐喊，更像一个媒体化的政党在行动。作为执政党代言人的传统中央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优势受到极大挑战，新兴媒体已经成为国内对执政党不满的利益集团所把持的优势资源，这些集团可以利用每天发生的任何一件事，进行舆论动员、社会动员、政治动员，其手法之娴熟，渠道之畅通，网络平台阵地就好似其家园一样。如果政策许可或治理松弛，聚集在某些媒体周围的经济、社会力量形成独立政治势力的可能性很大。此类媒体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小觑的角色，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最大变数。

此类媒体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成熟的营销策略。很多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通过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通过屏蔽什么、不屏蔽什么，删什么帖、不删什么帖，在微博里重点推荐谁、封杀谁，来制造民意、引导舆论，营造政治氛围，甚至通过与某些舆情编写部门紧密合作，有选择、有议程地呈报“舆情报告”和“舆情排名”，影响高层决策部门。网民和大众并不清楚某些大众性媒体的政治意图，结果在诸如东莞扫黄和乙肝疫苗等舆论事件中，民意被绑架。本来作为政党与群众联系纽带的媒体集团演变成了议程设置者、甚至政治动员者和组织者。正如麦克奈尔说，“今日的政治已经进入媒介化时代，倘若不能正视媒介在政治过程的角色，将不能了解政治活动的真相。”

 

西方政府不使用“宣传”一词，将“宣传”贬为“洗脑”。其实，西方政府十分重视“洗脑”，只是将其包装为“公关”。近些年，中国宣传工作在方式方法上有了不小的改进，但对于西方现代洗脑（公关）技巧仍然缺少研究，甚至一些官方媒体起到了西方传声筒的作用。

美国洗脑业遥遥领先

2013年夏，美国政府紧锣密鼓，掀起一波又一波指责中国黑客袭击美国网络的舆论浪潮，而中国方面则反控在遭到的网络袭击中，来自美国的黑客最多。在这场口水战即将进入高潮前，美国政府突然鸣锣避战了。原来这时冒出一个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员斯诺登，爆出美国政府代号为“棱镜”的大规模全球监视项目，其中包括组织黑客长期入侵中国的民用电信网络，窃取了无数的通讯资料。

美国通过高调指责对手来掩护自己行为的战术，并非始于今日，而早就驾轻就熟。洗脑就是较早的一例。美国政府一方面以鄙夷之情严词谴责洗脑行为，占据道德高地；另一方面则不断改进洗脑方式，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化洗脑于无形中，取得了非凡成就，在这一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2003年伊战前夕，尽管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投票反对入侵伊拉克，连美国的盟国法国、德国也极力反对，但是根据盖洛普公司开战前一天的民意调查，有76%的美国民众支持小布什发动伊战。这可以认为是美国政府对民众洗脑的一个指标性成就，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众被蒙骗了，小布什的开战理由纯属虚构。

2013年10月16日，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网播出了一个称为“儿童圆桌会议”的节目。当主持人问到：“我们欠中国1.3万亿美元债务，怎样才能还清？”一个6岁美国男孩的回答是：“我们绕到地球的另一边，杀死每一个中国人”。不可思议，一个6岁孩子怎么会对地球圆型的概念、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地理位置知道得如此清楚，这到底是一个“神童”，还是他下意识地复述了成年人向其灌输的仇华洗脑言论？答案应该不难得出。

作为著名的主流电视网的、有相当知名度的主持人，他的反应更说明问题。这位主持人一本正经地回复：“杀光所有中国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子。”他可以辩称为“调侃”，可一个6岁的孩子能理解这是“调侃”吗？完全不可能。接着这位主持人高声问孩子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容许中国人活着（Should we allow the Chinese to live）？”有孩子大叫：“不容许!”对此，他居然一笑置之。只有美国人经长久洗脑后，才会狂妄地认为美国有当然的权力主宰别国人民的生命，才会无意中向孩子们灌输傲慢、狂妄、愚昧的霸权思想。

新闻洗脑术的经典案例

高明的洗脑术不会直奔主题，而是潜移默化，在细节上做文章，让细节来说话，并且以新闻的面貌示人。伊战初期发生3件著名假新闻，堪称是洗脑术的经典范例。

2003年4月2日清晨，美军紧急召开记者会，宣布几个小时前美军突袭伊军驻守的医院，成功营救被俘的19岁美国女兵杰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并发布了一段5分钟的“实况录像”。在这段采用夜视镜摄影设备录制的“影片”中，突击队的两架直升机抵达医院上空时，画面突然变成一片漆黑，接着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黑暗中可以看到子弹划破天空的闪光和听到突击队员“冲！冲！冲！（Go，Go，Go）”的吼声。好一阵后，画面又回到可视状态，是医院内摇摇晃晃快速闪过的镜头，只见从医院大门冲出一队美军士兵，抬着一具担架，急速上了保持启动状态的直升机，立刻升空飞离。接下来就是林奇在美军医院受到良好护理的感人场景了。

实际上，是伊拉克医生通知美军来接走负伤的林奇，美军出发前很清楚医院里没有一个伊拉克军人，医院所在的城市也没有伊拉克军队，他们已在两天前溃败逃跑了。记者会上美军发言人故弄玄虚，不回答营救行动中与伊军交火的问题，称不便具体透露。虽然发言人闪烁其辞，但“新闻”节目的受众，在漆黑画面，混战一片的无言细节中，被洗脑了一把，很自然地接受了一个美军“英勇奋战”的诗篇。这里洗脑的画面上没有一句解说，而效果远胜于慷慨激昂的说教。

在美军占领巴格达的凯歌声中，许多美国人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个欢欣鼓舞的伊拉克人，动情地对着摄像镜头说：“谢谢你，布什！谢谢你，美国！”这十几秒钟为布什歌功颂德的画面，感动了美国人，冲淡了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质疑和反对声。倘如观众知道这个画面是广告，就不会有如此效果了。然而，这确确实实是一则广告，攻占巴格达之前在美国制作，而且出品部门不是电影公司或电视台，而是美国国务院。电视网把这段政府预先制作的“现场采访”悄悄地同其他伊拉克新闻片段混合在一起播放。这是深得现代洗脑术精髓的高明之作：洗脑，但不能让你察觉。

像这种公关作品冒充新闻的手段，美国政府早已驾轻就熟。《纽约时报》在2005年3月13日发表长篇报道，标题是《布什政府开创了一个电视新闻预先包装的新时代》，专题介绍美国政府雇用公关公司炮制对其政策歌功颂德的新闻和电视节目，花钱收买名家和专栏作家撰写支持其政策的“独立评论”，用这些手法操纵舆论，引导民众。

2003年4月9日，美国CNN、福克斯等主流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天巴格达市民举行大规模起义（a massive uprising），无数人自发涌进巴格达市中心的菲尔杜斯广场，把萨达姆的大型雕像拉倒，并向美军欢呼致敬，庆祝美军解放巴格达的历史时刻。但电视摄像机没有提供广场的全景图像，只有局部人群熙熙攘攘及向美军感谢的近景。据后来揭露的事实，这又是一次精心组织的假新闻。此前美军先行清场，禁止巴格达市民进入。当时广场上的美军士兵、摄影记者、以及由大型军用飞机从美国运来的萨达姆反对派，总共不到150人。这些两天前还住在美国的伊拉克人，充当了“市民大规模起义”场面的道具和演员，雕像其实是用长铁索被远处的美军重型卡车拖倒，当然演员们受命使劲握持铁索，以便让新闻记者拍照为证。一张事后流出的广场长镜头显示，整个广场只有在雕像前有一些人，由于菲尔杜斯广场非常大，看上去的感觉就是一小撮人而已，完全不存在市民大规模涌进广场起义的报道情景。

新闻霸权的现实

同假新闻本身相比，美国政府和媒体合伙造假以及新闻霸权势力，更令人吃惊。女兵杰西卡•林奇被俘和获救，菲尔杜斯广场上拉倒萨达姆雕像，这些事件完全没有一手遮天的可能性，但美国主流媒体还是敢公然报道假新闻。

当时追踪伊拉克战争的国际媒体大本营，设在巴格达18层楼的巴勒斯坦大酒店，而这个大酒店紧挨着菲尔杜斯广场，完全可以俯视广场上发生的事。显然美国军方和CNN等主流大媒体不忌惮在各国媒体的鼻子底下“睁眼说瞎话”，将根本不存在的巴格达市民大规模起义的“新闻”，向全世界广为播报。美国军方和美国主流媒体有恃无恐，是因为能进入伊拉克采访的媒体和记者都需事先获得美军的批准，而这些记者们很清楚，与美军闹别扭，会被立刻赶出伊拉克。

杰西卡•林奇被俘和获救的故事，美国媒体就表现得更离谱了。林奇在伊拉克医院接受了9天的治疗，但美国军方和主流媒体将就在眼前的伊拉克医生、护士和其他目击者视如无物，而是以取悦美国民众、美化美军、创造英雄为“新闻”准则，随心所欲作报道。这件事的洗脑谎言与事实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军方和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主流媒体，无中生有地报道林奇遭遇敌军后浴血奋战，杀死了多名敌人，直到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林奇身中数弹，并被刀刺伤，因枪伤和刀伤失去知觉被俘。有些媒体更夸张，称林奇被俘前举枪自杀，但因为子弹都打光了，所以没有自杀成。事实上，林奇的车队开错了路，意外开到了伊拉克军队的阵地，在突围的慌乱中，林奇乘坐的装甲车高速撞上前面一辆美军装甲车，驾驶员当场死亡，林奇负重伤，全身多处骨折，失去了知觉。在遭遇伊拉克部队后，林奇没有放过一枪一弹，只是跪在装甲车里祷告，一直到出车祸昏迷。林奇被俘后，伊军看她伤势很重，就把她送到一所民间医院。

林奇身上没有枪伤和刀伤，美军医生肯定一目了然，但他们任由军方和媒体胡说。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场上占绝大多数，但没有一家就近采访林奇住了9天的伊拉克医院，而是凭空捏造新闻，最后因为英国的《卫报》记者去那个伊拉克医院实地调查，才使美国“新闻”露了馅。

第二，美国媒体报道林奇被俘后受到残忍虐待，身上一些伤口是受审时留下的。事实上，根本没有人审问林奇，她被俘后就被送到医院，受到伊拉克医生和护士全心全意的救治，受到当地可以提供的最好护理。伊拉克医生对英国记者说，林奇一到医院就作了一次全身检查，除了车祸造成多处骨折，没有找到其他任何伤。过了一天，医生又给林奇作了一次全身检查，没有新的发现。林奇被安置在这个医院唯一的高级特殊病床上，尽管人手紧缺，医院还是专门配给林奇一名护士。为了安抚林奇的情绪，这位护士为她唱歌解愁。当时血源紧张，伊拉克医护人员捐出自己的血输给林奇。相比于伊拉克战俘惨遭美军凌辱虐待的不堪丑闻，“民主国家”军队的素质，真令人不禁摇头。

第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突击队强攻萨达姆精锐部队烈士旅驻守的医院，经过激烈交战后成功救出林奇。事实上，医院里根本没有一个伊拉克军人，而医院在两天前还用救护车尝试将林奇送到一个美军公路检查站，但在接近时突然遭到检查站美军狂射，林奇差点被美国兵打死，这辆救护车幸运地逃了回来。接着医生冒着危险，将林奇在医院的信息传递给美军，请他们快来接人，因为林奇伤得很重，需要更好的治疗。而美军得到消息后，却精心等待适合造假的时机才去接人。伊拉克医生对英国记者说，当他看到美军半夜用直升机来接林奇，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医院乃至整个城市都没有军人，完全可以白天来。而美军冲进医院后，对医生、护士极为粗暴，马上将他们及其余病人全部绑起来或铐在床架上。

在《卫报》记者不知趣，败了美国同行的兴致后，林奇的美国主治医师们急急忙忙宣布，林奇患了失忆症，不记得被俘后发生了什么，而且这些失去的记忆很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在媒体疯传林奇浴血奋战、负伤被俘住院时，医生们不澄清；当真相开始浮出，为了阻挡人们向林奇核实，医院就透露她永远不可复原的“失忆病情”了。不难看出，这是军方、媒体、医院的系统性造假行为。幸好林奇本性单纯正直，她被“失忆”了一阵后终于出面说话，坦诚伊拉克医生和护士讲的全是事实。林奇又表示，她的生命幸亏伊拉克医生和护士的全力抢救才得以保存，伊拉克人是她的真正救命恩人。军方与媒体合伙导演的这部英雄主义大戏，到此被迫戛然落幕。

林奇获救事件，本来是伊拉克人可以引以为傲的人道主义范例，但由于没有话语权，真相被彻底抹杀；而在这个事件中，原本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美国人因为握有新闻霸权，反过来趾高气昂大作文章、滥发“新闻”。至于林奇，虽然只需要保持“失忆”状态，就可坐拥纷沓而至的荣誉和种种好处，但她顶住军方压力道出事实真相。在我看来，林奇真是一位名至实归的美国英雄。

新闻自由是空洞的命题

新闻自由理念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不能抹杀，应予肯定。然而，并不是那些将“新闻自由”喊得冲天响的国家就有了新闻自由。从实践来看，新闻自由话题虽然喊了几百年，至今还是一个空洞的命题。

首先，抽象的新闻自由没有立足之地。新闻能影响舆论，舆论能引导民众。舆论是杀伤力强大的信息武器，可以用来帮助维持社会秩序，也可以用来颠覆社会秩序。如果舆论不停地发鼓噪之声颠覆秩序，影响到社会稳定时，任何政府都会出手干预，决不会听之任之。新闻自由问题，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可操作定义，但是迄今未见有这样的定义；即使在自称有新闻自由的美国，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定义，媒体对新闻的取舍是以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实用主义为准则的。

第二，新闻自由只适用于资本，不适用于记者。如果媒体有一篇报道政府不准发，媒体可以用新闻自由原则抗争。媒体发的报道归根结底要由记者撰写，但记者却没有新闻自由的权利。如果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报道，而媒体老板出于某种原因不准发表（比如该报道是揭露一个大广告客户的丑闻），这种情况下记者不可能用新闻自由原则抗争。你如果要坚持发这篇报道，老板就叫你卷铺盖回家，你打官司也没用，法律不会支持你。

第三，出现了所谓的新闻自由与新闻霸权、新闻资源垄断共存的反讽现象。美国号称为新闻自由的国家，但新闻资源被几家大媒体集团高度垄断，全国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只得跟从它们的指挥棒转。这种状况特别有利于垄断大媒体搞洗脑作业，因为洗脑术的要诀是不能让受众感觉到洗脑，而“新闻自由”的桂冠可使新闻貌似客观独立，从而起到隐蔽洗脑的作用。

伊战前美国媒体大规模系统性地制造假新闻，宣称伊拉克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伊战中美国媒体又故技重施，营造美军正义之师的形象。这些足以说明美国媒体的新闻伦理道德水平低，表里不一，无资格为人师表。

而西方的新闻自由，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依托新闻霸权，享受选择性报道的自由。美国新闻界仍然延续冷战时期的态度，只喜欢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越耸人听闻兴趣越大。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名女孩在唱歌，但歌声其实来自另一个女孩，这种假唱确实不好，不过也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不是歌咏比赛，没有演员表，要突出的不是个人。如果这点造假的事儿发生在美国，实在是太过寻常了，并且性质又同电影中替身演戏差不离，肯定没有一家媒体会感兴趣。但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美国主流媒体就反复播报，处理得像是一个什么超级大丑闻，美国《时代》杂志年底还将此次假唱事件列为当年世界十大丑闻之一。可讽刺的是，美国媒体大规模制造伊拉克战争的假新闻穿帮后，对于这些真正的超级大丑闻却从未作出哪怕是稍微像点样儿的反思。

ABC电视网借小孩之口公然播放“杀死每一个中国人（kill everyone in China）”，这种赤裸裸的纳粹极端主义言论，理所当然地激起在美华人的大规模抗议，抗议持续了一个多月，并且组织了全美27个大城市在同一天抗议游行，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却全都装聋作哑，不予报道。这又一次印证了西方的“新闻自由”原则屈就于冷战意识，演绎成为选择性报道新闻的自由。

其实，现代所谓的新闻自由这个词，就像普世价值、言论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名词一样，主要是作为洗脑武器和颠覆武器，向美国不喜欢的国家输出。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于这些词的概念十分冷漠，甚至厌烦，认为是政客们玩的假惺惺游戏，所以使用的频率非常之低。

西方洗脑术以及新闻导向与管理的启示

古代打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今打仗，军队未动，舆论先行。近年来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莫不如此。小布什深谙此道，通过制造假新闻引导舆论，硬是鼓动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民众支持他发动一场毫无由来的战争。新闻导向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

打仗如此，改革也一样。重大的改革依赖舆论先行，如果不能成功引导舆论，改革很难平稳进行。中国新闻业肩负着引导舆论、协助各项重大改革平稳进行的重要使命。这就涉及到新闻业本身的改革。

然而，新闻业的改革又特别难，没有适合中国的现成模式可以借鉴，因为迄今为止各种新闻理论都脱离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西方媒体说一套，做一套，不足为师，但他们一些实践证明有效的方法，还是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首先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

无论称为宣传、洗脑还是公关，其行之有效的关键，是让受众在潜移默化或不知不觉中接受。这些内容前已详述。虽然按照西方新闻理论，宣传是宣传，新闻是新闻，两者不可混淆，可这是虚幻理论，西方新闻界口是心非，用此来说教，自己却不遵守。美国媒体利用新闻形式为小布什大造战争舆论就是一个实例。

然而，新闻造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当受到谴责。造假不能持久，新闻从业人员须记住林肯的名言：“你可能一时愚弄所有人，也可能永远愚弄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不仅不能鼓励新闻造假，并且无论是新闻从业人员还是网络上自由撰稿人，都不得有造谣不受惩罚的自由，法律要在这方面发挥威慑作用，维护正常的传播秩序。

其次，构建大媒体集团。

美国由几个大型媒体集团发布全国性和全球性的新闻报道，地方媒体只采访报道当地新闻，超出地方范围的新闻，就转发大型媒体集团的新闻稿。这种格局使新闻资源高度垄断，算不上是正道，但从新闻管理来看，确实有效，防止了新闻乱象。

中国也可以考虑组建大型媒体集团报道全国和全球的新闻，而地方媒体只采访报道当地新闻，涉及全国和世界新闻就转发大型媒体集团的新闻稿。记者有自由写稿权，但没有自由发稿权；大型媒体集团内部设置审稿发稿的程序细则，将新闻按政治敏感度分类，给予不同的审稿级别。比如说，体育新闻审稿级别最低，重大政治新闻审稿级别最高。另外将新闻报道的期限同审稿级别挂钩，一次性报道的新闻，其审稿的级别低于连续追踪报道的新闻。

美国大型媒体集团报道的国内政治新闻，来源主要是政府部门，同时政府官员频繁接受采访，引导舆论。因此，美国政府有很多软性手段可以影响控制大媒体，比如媒体不听话，就将不对其提供新闻或不接受其采访作为惩罚手段。中国政府也应当考虑增加软性手段来引导舆论。

第三，适度开展舆论战。

其实，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从未中止过，中国即便一味退让，也无济于事。俄国原总统叶利钦对西方民主体制佩服得五体投地，掌权后急不可待地向西方投怀送抱，到有生之年来日无多时，才经由冷酷的事实醒悟到，西方民主俱乐部绝不可能平等地接纳他，美国人给他设计的所谓经济“休克疗法”，目的只是要搞垮俄国。普京上台后即适度开展同西方的舆论战，提升了他在国内外的声望。

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网发生的反华、辱华事件并非偶然，这是美国媒体对中国长期舆论战的自然延伸，源自美国统治精英的政治需要。例如，美国军事力量毫无争议是世界之最，军费开支也是世界之最。伊战已经结束，但2012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仍然占到世界军费总开支的41% 。然而军方永远想获得更多的拨款，主要方法就是带动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多年来在国会讨论年度军费拨款的前夕，军方一定会推出一份吹捧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平日里不可一世的美军，这时竟然把自己描绘成一幅可怜相。

另一方面，受长期冷战宣传的影响，美国人也乐见竞争对手国的负面消息。媒体迎合这种心理，不断播放中国的负面新闻，然后归结为意识形态原因，归结为体制问题，转移美国民众对自己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他们盲目相信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以满足美国人特有的自大心理。

掌控新闻霸权，对世界舆论呼风唤雨，这些都是西方的软实力。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西方现在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软实力，是通过冷战得以壮大。中国的软实力与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亟需提高。但软实力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接受挑战，不回避有限度的冷战，会有助于突破西方软实力霸权，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影响。

美国人的宣传方略：“高明的洗脑（宣传）术不会直奔主题，而是潜移默化，在细节上做文章，让细节来说话。”换言之，无须直奔主题纠缠于意识形态，可以采用实证导向的方法，用事实来做文章，让受众自己得出结论。中国应当推出一批说服力强、具有可读性、讲事实摆数据、经得起验证的作品，向中国民众介绍一个真实的美国，破除中国民众和知识界对美国制度的迷信，凝聚自信心，走自己的路，创建中国模式。

 

近30年来，土耳其一直将全面私有化作为实现其经济繁荣的“主要法宝”。表面看，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颇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经济总量排世界第十七位。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私有化政策引发的恶果严重而深远。2013年5月底以来，因马克西姆广场改建引发的持续抗议，不过是土耳其私有化政策负面效果的冰山一角。土耳其发展之路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通过全面私有化释放“改革红利”

20世纪80年代，主张自由放任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当时，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均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西欧国家还将引入市场改革作为入盟必要条件。受此思潮冲击，土耳其成为最早一批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

在此之前，土耳其奉行进口替代战略，1927年曾专门颁布《奖励工业法》，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工业化。到80年代时，土耳其国有企业已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1983年厄扎尔上台后，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主要政策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等。从1984年到2001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进程缓慢而有限。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制度性措施：一是l994年制定《私有化法》，为经济私有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高级理事会和私有化管理机构。

上世纪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向土耳其提出加快市场化改革的建议。特别是1999年12月欧盟将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更刺激了私有化改革的力度。从2001年开始，尤其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AKP)上台执政后，土耳其私有化进程明显加快。2003年5月18日，埃尔多安政府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将几乎所有剩下的国有资产都列入私有化或拍卖行列，国有企业涉及能源、交通、银行、工业、烟草、桥梁等领域，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卫生、教育、住房等等。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9年年底，土耳其共有270家公司、l03家机构、22家未建成企业、8个收费高速公路、2座博斯普鲁斯桥、1家服务单位、524家不动产和6个港口的国家股份被私有化。私有化收入（出售国家资产所得）由此大幅增加。据统计，1986-2003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总共只有80亿美元，但2003-2012年的9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总收入已达535亿美元。埃尔多安政府已表示，2013年土耳其还将加速各行业私有化进程，计划出售的国有资产包括电信、化工、银行、钢铁、体彩、热电等领域。同时，电站、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进程也将逐步推进。2013年前五个月，土耳其私有化收入l4.62亿美元，还有47个大项目正履行私有化审批程序，涉及金额90.33亿美元。

截止目前，土耳其政府己完全从水泥、畜牧饲料、乳制品、林业、饮食服务、石油分销行业退出；旅游、钢铁、纺织、海运和肉类加工行业中，国有股份50％以上已被私有化。同时，电力、通讯、银行、石油、烟草、盐业、航空、港口、高速公路等公共基础性行业均被私有化，或面临私有化命运。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强调国家干预，土耳其继续高歌猛进地推进私有化战略，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实不多见。

全面私有化使土耳其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表面看，大规模私有化给改革土耳其带来不少短期利益：从2002年正义发展党上台到2011年，土耳其GDP年均增长5.2％，高于l990-2000年的4.3％，以及l980-1990年的4.6％。按GDP计算，土耳其已成为世界第l7大经济体——正是这种表面的经济成功，持续强化了土耳其政府对市场的偏执信仰。然而，土耳其经济私有化释放的红利短暂而有限，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深刻而复杂。

首先，私有化并未提高经济效率，反使国家发展潜力被提前透支。从实际效果看，土耳其全面私有化并未使企业经济效益根本好转。“许多经济学家希望基础设施私有化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变得更加低效。由于缺乏投资和未能更新设备，这些转型后的基础设施部门非但没有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赫德森指出，主流经济学家推动私有化的说辞是这些公司部门缺乏效率，而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看中了其垄断租金。私有化不过是国际金融资本攫取垄断权和租金的一场运动，而不是为了提高效率的运动。就一般情况看，l974-1991年期间，官方统计的国有和私有企业平均效率相同，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私有化后，土耳其制造业部门的效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1984-2004年的20年间，土耳其共有188家企业被私有化，其中65家已经倒闭，8家被清算，l6家因违规遭到处罚。换句话说，私有化之后，反使企业经营效率下滑。

土耳其实行新自由主义30年来，既没有使民众真正增加财富，也未使工业结构真正转型升级。当前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投机资本流入、高额外贸赤字、高估土耳其里拉币值。相较于GDP的数字增长，广大民收入却停滞不前。据《中东季刊》统计，土耳其大约40%的人口每月收入低于773里拉（415-419美元）的最低工资，年轻人失业率达18%（有的统计数字高达22%）。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城市，60%的人口生活在棚户区。GDP等经济指标表面风光无限，背后则是暗流汹涌，危机重重。

土耳其政府一味靠出卖国企筹措发展资金，用这种“杀鸡取卵”、“崽卖爷田”的方式，虽可暂时满足政府和民众的眼前需求，却牺牲了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力。土耳其大幅消减国有企业，使国家制造业技术进步缓慢，长期被固定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中低端位置。

其次，日渐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深陷“依附性陷阱”。欧美在国际上提倡新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很大原因是他们的私人资本力量已发展上百年，实力强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力量远逊欧美，“这些国家政府过早放任自由竞争，则落后国家中最为先进和知识密集的产业必将趋于消亡。”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土耳其充其量算个“半边缘国家”，无论资金、技术、品牌乃至组织管理水平，均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土耳其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私有化和自由开放政策，很容易变成国际大资本对其国内幼稚产业的扫荡式摧毁，为国际大资本向土耳其渗透、控制提供难得良机。

私有化使土耳其日益丧失经济主权。一是越来越多的本土行业被外资掌控。由于国内有实力的大资本有限，因此该国大部分私有化项目，需要依靠吸引外资完成。2001年后，境外资本大举涌入。据统计，在土耳其私有化过程中，有35%是外国投资者。该国许多私有化项目是国内和国际资本以“战略伙伴”方式联手完成的。2011年，土耳其的境外直接投资共l57亿美元，主要投向银行(59亿美元)、能源(42亿美元)、制造(32亿美元)等领域。2012年，土耳其本土企业参与并购共l40宗，价值l50亿美元；外国企业参与并购ll9宗，金额l30亿美元。由此，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公用服务行业落入外国资本之手。二是经济对外依赖严重。1980年之前，土耳其外贸占GDP比重低于l5％，2011年这一比例增至50％左右。由于进口多于出口，导致其贸易赤字不断增加。2011年土耳其贸易赤字创造了1050亿美元的新纪录。三是外债激增。1979年土耳其外债为ll0亿美元，1989年增至450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债总额进一步上升，2011年外债已高达3066亿美元。

由于土耳其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捆绑紧密且产业层次较低，发达经济体稍有风吹草动，土耳其经济便会出现巨大波动。l994年，土耳其爆发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的首次经济危机，GDP下降6％；l999年到2001年，土耳其又接连发生两次经济危机，数百亿美元外流，各大股市交易指数暴跌，经济濒临崩溃。2008-2009年，土耳其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受损程度远比其他新兴国家深重。2011年土耳其经济增速超过8％，但2012年增长率仅有2.2％。每次发生危机，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求助欧盟以及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而后者为土耳其提供资金援助却附加条件，那就是进一步加大开放自由化和私有化力度。正如当年拉美国家(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为偿还外债，采取债务与股本交易(debt-equity swap)政策，通过加大私有化来减少外债。负债累累的土耳其同样只能饮鸩止渴，越来越重视私有化及其获得的收益。土耳其2013年政府预算中，超过22亿美元靠出售国有资产。这就使国家日益陷入“经济危机—负债增加—卖国有企业”的恶性循环，由此导致经济更加脆弱。在这一过程中，国际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卷入土耳其经济重建，逐渐掌控了土耳其的经济主权。

第三，“劫贫济富”加剧贫富分化，埋下社会动荡祸根。据报道，土耳其政府某高级领导人曾涉嫌将两家媒体公司，以11亿欧元的价格卖给由其女婿担任执行董事的卡里克股份公司（alik Holding），而这笔钱又是由国有银行支付的。私有化过程就是贫富分化和腐败加剧的过程。“私有化大大加宽了有钱有势者与贫穷的弱势群体之间的鸿沟。本来旨在托起所有船只的不断上涨的潮水，其实却使更多的船沉了底。财富并没有涓滴下来；财富从处于底层者被吸吮到了位于顶层的少数人那里。”

政府企业在转为私人企业的过程中，公共服务目标让位给资本盈利目标。“为了赢利，大公司必须降低自己的成本，所以付给其雇员的薪水和福利必须显著低于公共部门的雇员。即使与后者相同，也一定设法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率。” 因此，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往往是大量裁撤工人。土耳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私有化以来，失业率急剧飙升。l990年失业人口大约150万，2009年为350万，平均每10年增加100万。l990年土耳其失业率为7-8％，2000年为l0％，2009年为l4％，但到2012年该国失业率仍达l0％。调查显示，工人收入在私有化后普遍降低。92％的水泥行业和87％的石化行业工人称，被解雇后的收入水平比在国营企业工作时明显下降。

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社会财富分配必然向资本家倾斜，导致收入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中期，土耳其私人制造业实际工资下降l9．6％，国有制造部门下降l5.4％。如果以1997年实际工资指数为l00，私有企业2003年的实际工资指数下降到82.2。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在推行自由化政策第一阶段(1984-1997年)，GDP增加l25．8％，人均收入增加60.6％。但接下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增加38.3％，人均收入只增加9.6％，年均增长不足l％。

私有化政策必然挤压和牺牲劳工利益。土耳其政府的家长制特点和右翼政策结合，借助政党组织确保政令畅通，依靠福利或扶贫计划取悦赤贫阶层，对左翼力量进行选择性打压。具体地说，这种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任由资本力量侵占公共空间。不仅越来越多的国企被私有化或拍卖，而且很多公用事业部门和公共空间也被私有化。例如，伊斯坦布尔著名的Karakoy、Tophane、Sallpazari海滩，以7.02亿美元价格被拍卖，此后便禁止公众入内。这次规划改建位于黄金地段的塔克西姆广场、拆除盖齐公园，同样是私有化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将其变为上流社会场所，将普通民众赶出去。除非遇到来自草根阶层的强烈挑战，否则正义发展党会继续推行城市和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二是以反恐名义严厉镇压劳动民众的反抗。例如，2010年，土耳其工人举行大规模抗议，反对将TEKEL(前烟酒国有垄断企业)私有化。执政党宣称抗议者是反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另类”，严厉打压。据美联社报道，过去10年，世界上共有35117人被指控为恐怖分子，土耳其就达12897人，占总人数的1/3。 多年来，土政府一贯压制工会组织，直到2013年，土耳其政府仍在将数千名工会组织成员投入监狱，土耳其工会密度从1999年的10.6%下降到2011年的5.9%。国际劳工组织将土耳其列为最不尊重劳工权益的国家之一。

三是挤压中产阶级。正义发展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向赤贫阶层提供食品、燃料、医疗等补助，但这些用于再分配的财富，主要来自对中产阶级征税，而不是向富人征税。这种做法导致本来是社会稳定中坚的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加剧两极分化。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基尼系数本来呈现下降趋势，但80年代又开始上升。目前，土耳其20%最富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最穷的20%只占总收入的6%。土耳其是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

贫富悬殊导致该国阶级矛盾凸显，社会动荡。2013年5月底以来的民众大规模持续抗议发生后，政府宣称“抗议者与恐怖主义有联系”，大量抓捕抗议示威者。有评论认为，土耳其经济模式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它包括极端经济自由、肆无忌惮的榨取利润、私有化、违法乱纪、忽视工人权益、投机资本流入等，由此造成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脆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而成为引发经济社会不稳的动乱源。

教训与启示

第一，新自由主义是戕害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

土耳其的遭遇并非个案。在拉美地区，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巴西等国，都曾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道路，虽然赢得了暂时的经济增长，但是始终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深陷贫富分化、经济脆弱、外债激增、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经济遭受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的打击，匈牙利、波兰GDP损失20％，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下跌40％。在中东地区，埃及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时，埃及工业总产值的50%、银行、保险业的90%由国营经济支配。1992年埃及成立带有美国背景的“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目的就是将全国350家国有企业（合计总资产1000亿美元）私有化。2000年，埃及政府宣布私有化“提速”，矿产、交通、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重要行业统统被私有化，结果导致贫富悬殊、腐败丛生，乃至最终爆发民众革命。2011年阿拉伯剧变很大程度是新自由主义泛滥所致。这次土耳其大规模骚乱同样如此。大量事实表明，私有化在短期释放“改革红利”之后，随之而来是无穷无尽的动荡与危机。

“迄今为止，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尚未有全球化导致繁荣的已知案例。世界上24个合乎逻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遵循全球化教义的任何处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并非是NICs(新兴工业国)，而是约l30个NNEs(无法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体)或者是更糟的UCEs(无法治理的混乱实体)。” 世界银行2006年统计，l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

很多媒体不加批判地接受了“GDP崇拜”，而忽视那些衡量国家富强稳定与否的真正指标(如工业化程度、贸易结构、贫富分化程度等等)，由此掩盖了表面繁荣背后的深层问题。“全球主义教义是一种富强国家戕害其第三世界牺牲者，确保他们永远无法挑战帝国列强和分散其注意力的智力镇静剂。”

第二，摒弃私有化道路、壮大国有经济成为大势所趋。

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弊端日渐显露。强调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再次成为世界新的潮流。自2008年9月起，美国政府相继宣布以相关机构优先股认股权证或普通股为交换，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等大型金融企业注资。2009年6月，以债务转股形式获得通用汽车公司60%的股份。2008年10月，英国政府宣布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并成为诺森罗克银行、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莱斯银行的最大股东。2009年2月，德国通过《救援兼并法》，允许政府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实行国有化。在石油产业，“国进民退”现象越来越显著。西方私营的跨国公司生产的石油只占到全球10%，储备量只有3%。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既取得了瞩目成绩，也积攒了不少问题。幸运的是，中国未像土耳其和拉美国家那样，彻底陷入依附性处境，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完全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中流砥柱作用，使实现“中国梦”有了坚实的物质支撑。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壮大国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