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竞争性选举制度与国家治理

邵善波

2016-10-28 11:57:57

中国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基本是两回事，集中发展自已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必然及唯一的出路。引入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放任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不是一个...

本届美国总统选举出现的现象，不仅美国人关注，全世界都在讨论。很多人质疑：美国政治制度出现了什么问题？民主制度出现什么问题？是因为民主过多呢，还是民主不够？过去数年“颜色革命”在多个国家造成乱局，西方民主体制正面临五十多年来未见的挑战。

西式民主的源起

民主体制源起自古希腊的雅典，但存在的历史不长，口碑也不好。

    雅典被马其顿灭亡后，此制度消失。在其后的二千多年中，民主不是一种受到推崇的制度。直到美国经独立革命脱离大英帝国，民主制度才以另一形式再出现，成为人类社会治理体制的一个选项。不过，美国立国时进行选择，是帝制还是共和，而并非民主还是独裁。美国不少建国者倾向帝制，要拥华盛顿为皇帝。在美国建国的制度建设过程中，民主这主意并不受欢迎，当时制定的宪法及制度，处处防范政党、选举及其可能引起的各种副作用。从订立间接选举制、三权分立到人权修正案，无不是为了限制民选政府的权力，以及压制民粹主义的抬头。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重新出现时，民主经历了如此一段不光彩、现在也是无人愿意多谈的历史。

    但是从二战以后到现在，民主变成了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普世制度”。到了此阶段，西式民主己经形成了一种硬性的定义，扼要地说，就是“多党制，定期的竞争性选举，由民众决定谁人执政”。更准确的说法，是西方的民主以“周期性的，全开放及普及性的，以零和竞争的多数票决来决定由谁掌握公权”。这定义其实是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学术界，为针对他们的独裁主义对手，即“共产集团”，而按自己的制度总结出来的基本原素。打造出来的论述及标准并不是为了发展自身的制度，而是因应冷战需要，用于对付社会主义将之作为量度各国政治制度的标准。据此，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未符合这些条件，即使有选举，也不能算是民主。而民主体制会因应其优越性而最后胜出。苏联的解体，令这种论述达到巅峰。有人更宣称“历史的终结”，即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已使人类社会进入了理想国，终极的优良社会组织体制已经出现。现在回顾，对西式民主制度产生这样的迷思，至今不过二十多年。

我们应如何解读这段历史？

价值观与制度构建

当我们谈及“民主”时，可有不同含义和层次，它可以指一种制度，也可以指一种价值观。一个制度的建立，其背后必然有一种相应的价值观，两者关系密切，但并不等同。人类社群各有不同的历史、哲学和宗教信仰，各自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组合，当中有部分可能相同或相似。例如美国的立国价值观是“自由、平等、与寻求（个人）快乐／幸福（Happiness)”，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则是“自由、平等、与友爱（Fraternity或译博爱）”。这种分歧反映出两者对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取向不同，其一较偏重个人，另者则较偏重群体。此外，就算同一组合内，不同的社群对于有冲突的价值观，也会分别轻重，并作出不同的平衡和取舍。

不同的价值观，及对一些相同的价值观作出不同的看法，这必然会反映到制度的设计里。因为有不同的价值观，也因为有些价值观是互相冲突的，而各群体作取舍时又有轻重之分，制度形成时就要做出妥协，所以两个社群设计制度时就算价值观有相同之处，形成的制度也不一样。例如美国人既重视自由，也重视公平、平等，但这两者有时是冲突的。如对选举经费的问题上，美国人可以容许个人及企业花无限量的金钱投入，这是“自由”，但如此一来，就与选举的公平与平等发生了矛盾，因为各候选人的资源差别太大，竞争难以公平。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自由更重要，花钱支持竞选人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这其实是将个人自由放在公平之上，也是对自由作非常广义的阐释。香港社会也重视个人自由和公平，但选举开支有上限，并严格执行，这是将公平放在个人自由之上。所以，即便有“普世价值”，也不等于有普世通用的“模式”或“制度”。

普世价值不等于普世制度

    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是不是普世的呢？这要看所指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是通常来讲，“参与、平等、自由、个人基本权利”等具有普世意义，但西方其实是以自己的方式体现这些“普世价值观”，当中出现冲突时作出自已的平衡和取舍，从而塑造自已的制度与模式。但其他拥有相同“普世价值观”的社群，不一定要用相同的方式去体现，应按照自身情况，作出平衡和取舍，故此，西方的民主模式不可能是普世模式，即便认同一些西方民主背后的价值观为“普世价值”，也不一定要认同西方的民主模式。

    我们不必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但对引入西方的政治体制，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很多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其实是在鼓吹一种经济与政治“制度”，说得准确一点，是经济层次上的极端自由市场制度，政治层次则是西方的自由民主、竞争性选举制度。

制度构建的基因

    除价值观以外，政治制度的构建也包含一些前提、理念、信仰、假设、意识形态，和宣示（assertion)。对于西方民主制度构建的基因，除了通常谈及的自由、平等、人权外，还有什么呢？西方学术界对此有很多论述，结论也较一致。

    个人的自由、平等无可否认是这套制度的出发点，前提则是对独立的个人自由意志存在的肯定。这“个人意志”其实也是一种宣示，这亦引申出“个人大于群体”的价值取向。个人比群体重要，群体是为个人存在，而个人不一定以群体为前提。

    西方选举制度高度肯定竞争，这与进化论的出现，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制度有重要关系，接受“适者生存、物竞天择”是其基础。

    西方选举制度也肯定多数决。这是一个机制，是个无奈的妥协。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明白，多数决并不是达到真理或最优决定的方法、也不是真假对错的取决标准。但在民主的制度下，多数决是一个简单而又便捷的办法。制度的设计者其实也知道这方法的缺点，历史上也曾用不同的方法以减少简单多数决的负面影响（如威尼斯）。

    西方的政治制度设计，也包含“政府是个不可避免的恶”以及“人性本恶”这两个前提，这当中有历史及社会背景。民主制度前的欧洲政府，无论是贵族或是宗教政权，善政是少数。至于性本恶，则来自宗教的原罪信仰。

    以上并不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全面论述。总的来说，西方的民主体制建基于一套来自其自身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传统及一些假设、前提及断言，并不仅是一种价值观的组合。

    单从制度构建中的价值观来看，仍有值得探讨的地方。自由、平等、权利等价值观，可以说现在都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同，但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民主也是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价值，但我不会将之纳入“普世”范围，因为大家对此还没有共识。其实对自由、平等、权利等也存在不同的理解。这些理念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分歧。西方文化对这些价值观的认知，认为是来自于自然的、天赋的。这是个宣示，当中没有对与错、真或假的问题，只是观点。这些概念都是先验的，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唯物主义者同时可以认同“自由、平等、权利”为可贵的价值，但并不认为它们是天然的，而是社会组合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在大多数人的认同下，在条件成熟时渐进地引入。

总的来看，一个政治制度的构建，除了涉及一些共通的价值观外，也涉及信仰、宣示、前提、妥协、取舍。就算是一些共通的价值观，也可以因其以唯心还是唯物为基础，因而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代议制度取代直接民主

西方在十八、十九世纪恢复使用的民主制，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原装版本有很大差别。希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由有资格的公民直接投票决定群体的重大事务。美国立国以来的民主体制，则为代议制民主。除了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使用“公投”，公民并不直接决定社会的大小事务，而“公投”这种直接民主手段，多不为支持西式民主的学者及政客欢迎。事实上，设计代议制度也是要防止直接民主必然出现的民粹主义。代议制度的推动者Edmund Burke在1774年对一些地方选民讲述这个问题时[1]，指出政府的管治与立法，是需要理性及作出判断的行为，不是一时的倾向。政治代表不仅只有卖力，更要有独立的判断。如果他只顺从选民的意愿，并不是为选民服务，就是背叛了选民（大意如此）。香港回归前，立法局议员是委任产生的，各有其界别背景，上任前政府都会告诫他们，在立法机关内，他们所作的发言及决定，应以全香港的福祉为基础，而不是从他们各自界别的利益出发。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不是现实。在委任制度下能达到这种理想尚有点可能，在选举制度下，则只会是一个美丽的幻想。近代民主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放任的自由前提下，即社会上的群组、利益集团、个体可以自由集结、发挥，通过公开及不公开的程度，争取自己的利益。

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以下一次选举作为对议员问责的牵制。如议员的表现违背了大部分选民的意愿，他将在下次选举中冒败选的风险。故Edmund Burke上述的崇高要求，与选举政治的基本运作是不一致的。

    代议制度（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实际上是掏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内涵。选举制度与其说是选代表，实际上是“选主”1。当选者不是代表，而是替代人民作决定。这不是要否定选举机制，只是指出选举的真正性质和运作实情，它与一些民主理论所宣称的并不一致。

竞争性选举作为制度核心的理论

    自由、开放的选举，是西方民主体制的结构核心，制度设计以此体现其“人民作主”的核心价值。这理论建基在“主权在民”的理念上，然后将一个选人的程序，说成是一个授权的过程。但选举其实并非授权程序。有论述者更将这个程序演绎成体现公众意志（general will)的方式。在这三个论述基础上，民主理论进而将选举演绎为政权、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是必需具备的原素。这种论述将人民主权、授权、合法性捆绑在选举机制上，使选举变成整个制度的核心。

    竞争性选举作为合法性来源的说法，其实是一种信念，或者信仰。但也不能否认，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而言，选举制度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感觉”，对胜选上位的政治人物的承认和接受，对建立公民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感，都有非常大的效果。问题是，这是否就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种合法性在国家治理失效时，会不会同样有效？

西式的选举前设是自由、平等与权利。故选举权要普及、平等，每人的票值尽量平等：有自由开放的参与，提名门槛低，各人可自由参选；社会上的群体要有结社自由，各种利益、族群、政见，可组织共同体，维护及扩大自身的利益及权力，组织或支持政党通过选举，自由博弈，争取上位执政。政党及参选人可以以各种手法拉票，只要不违反法律。选举过程中，各方各派各党通过公开辩论，争取选民的支持。其假设是选民通过这些程序，可以充分了解各种选择，从而作出明智决定。

此外，选举过程中还有两个非制度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金钱，花钱支持或反对某候选人被认定是体现言论自由，如没有相当的资源，就连参选也不可能，能投下大量资金已成为参选及胜选的必要条件。二是大众传媒。在言论开放下，舆论平台的操控变成选举成败的重要因素。而这方面的公平公正，只能以行业的专业操守作为制约，产业开放作为制衡。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和操作环境下，社会出现分裂，强化、突出分歧是必然的结果。美国的政治生态搞成现在的状况，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变成这样，而是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现这些情况。

美国制度的演化过程

    虽然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立国后最初的150多年，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并没有落实民主的“普及”这项基本原则。非白人，女性，没有资产的人，都没有投票权。真正普及的选举权等到1965年才出现，即“民权法”通过之后。而该法真正发挥作用，还要经过各州引入运作、逐渐广泛落实和成熟，过程长达10到20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及民主才真正在美国获得落实，广大的公民才能够全面发挥选举权的力量。加上两大党在这过程中，修改了它们的候选人提名办法，这才使普通选民也可以参加决定党的候选人，因而大大加强了党内的民主。

    可以说，美国直到近二、三十年，才大约落实一个以周期性、全开放的（即普及的）、零和竞争的、多数票决选出操控公权的人的政治体制。这种说法看来较为极端，但符合事实。直到今天，美国才以较接近其定下的民主体制的准则，去落实民主体制。美国人现在面对的问题，其实在其设计的体制中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在很多引入选举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早已见怪不怪，看看台湾、香港地区，情况就很清楚，更不要说美国直接主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了。基于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特朗普（Donald Trump）会这么成功。特朗普的讲话反映了很多共和党人和一般美国人的一些内在感觉、情绪和期望。理性、逻辑在这里并不重要。

    美国200年来慢慢地开放选举权，从间接选举逐步发展到直接选举（但总统选举仍是间接），经过了180年左右才达到选举权上的基本平等。随着种族、性别平等的进展，美国到现在才开始面对一个比较普及和平等的选举生态。但当制度认真地按设计的原则操作时，即选民更普及、提名程序更民主、信息更开放、言论更自由，加上互联网的影响时，制度的运作就出问题了。当所有的问题都放到台面上来争吵，谁能拉到最多支持票谁就当权，谁就可操控政策的决定时，这个体系就一定会产生分裂。美国以前的选举没有导致大分裂，或分裂并不严重，是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的普及民主。自立国到上世纪末，美国很多政策的决定，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都由几个政客头头关起门来谈妥，再拿到议会上通过就解决了，这是公开的秘密。西方民主建基于承认和肯定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个人，不同的族群存在和分野，和他们之间的公开与不公开的博弈，只要这些行为是符合法律的。

    以前不分裂不是因为它的社会较文明，人民教育程度高，以前能控制分裂，并非源于制度，而是来自社会因素，如较一致的种族结构或宗教信仰，经济发展良好（或不太坏）等。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制度内在的分裂动力，就难受压制。其实这些现象广泛及不断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渐进过渡阶段，一夜间就按美国政治学者的一套理论引进自由民主体制，其失效是自然的，能够成功只是例外。而现在，美国的政治正走向“第三世界化”。

    西方对竞争性选举的迷信和论述，可以归纳为几个关键的认识误区：

    1、选民是理性的（但其实选民的投票是以情绪及价值观决定的）：

    2、公开辩论、言论自由会引至公众的正确理解和决定（但其实选民的决定主要靠感觉）；

    3、多数决会作出最佳的选择；

    4、选举产生的领导及代议士，大概会以群体的整体及长远利益为考虑基础。

    其中最关键的是“理性选民”这个神话。选民的投票取向当然有自身的理由和道理，但多数不是理性的，特别是涉及一个群体的长远考虑或利益。美国搞选举工程的人近五、六十年发展出来的策略，首先针对的不是能吸引选民支持的“好政纲”，而是首先找出能挑动选民群体的“情绪因素”(emotional factors)。这一手段已由美国输出到欧洲及其他地方。“选举工程”，已变成一个高度发展、非常专业、成熟的行业，与学院内的自由民主体制论述，完全是两回事，例如找出关键性选民群组、拉票工作集中几个关键州、广泛使用负面攻击手法等，都和传统的民主理论无关。

国家治理与竞争性选举制度的矛盾

    美国（主要是联邦政府层）出现严重的治理困难，是个不争的事实。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美国己变成一党政治，议会政治己沦为“否决政治”（vetocracy），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相反地，他对中国“能办事”的表现非常欣赏。学者福山对中国的制度也非常关注，他提出国力、法治、与民主作为检视政治制度的三个指标。福山不否认自由民主体制会削弱国家能力，但他相信美国制度仍有强大的自我修正能力。他不仅对自由民主制度还抱有信心，同时仍维持“历史终结”观点1。国力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矛盾是个现实。独裁制度在国力发挥方面有优势，这是其吸引之处，但它存在内在的坏基因，如不稳定、难持续、传承有问题，即福山提出的“坏皇帝”问题。这是独裁与民主过去几十年来的二元选择争议。

    现在的关键问题，不再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之间二择其一，而是在这两者以外，是否还有第三、四种选择。西方学者所称的“威权制度”（Authoritarian system），是否就一定不能解决福山所谓的“坏皇帝”问题。事实上，西方对自己的一套，已有非常尖锐和深刻的批判。比起反对西方民主的人，他们批评得更厉害、更深入。但归根到底，他们还是回到丘吉尔所说的，我们的制度是个坏制度，但它在人类试用过的所有制度之中，却还是最好的。

    接受一个千疮百孔的政治制度，而放弃提出更好的选择，是个难以理解的态度。西方文明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乐观主义为主调，相信社会将不断变得更好，但为什么会接受上述结论？是不是真的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相信西方民主制度有很强的自我修正能力，但面对当前在美国出现的这么严峻的问题，却又看不到什么大变的可能。中国模式为这个问题提出了新选择。福山认为，就算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优胜的地方，因不能被人复制，故无法形成对西方制度的挑战。在此，他起码肯定了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的存在。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

    “中国模式”是富有争议性的课题，有关讨论反映了新中国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到了如何面对自已、如何面对世界、如何面对现代化问题的阶段，争议当中夹杂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与西化的问题，也涉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当前的分歧不仅是“中国模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连根本有没有“中国模式”、应不应该用“中国模式”这名词，都有不同意见。中国的政治制度、运作及发展模式和其他国家不一样，这是客观事实。尽管我们不一定完全理解它，并且制度还在变化、发展中，制度的理论也在形成中，虽然严重滞后。

也有意见认为，中国目前的制度问题很多，缺点明显，对很多情况仍未有解决办法，故不形成一个模式。但模式不一定是要完美的。世界上可能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完美无瑕的模式。故此，是否有问题、有缺点，不足以否定一个模式的存在。探讨“中国模式”主要是指解决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构建、理论、运作、发展方向的研究工作。一个模式是整体、相对稳定的、系统的问题，不仅是道路、方法、方向的问题，或一段时间、阶段内的现象或表现。故此用“中国道路”也不是很准确的。

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议，其实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矛盾。这与有没有“普世价值”的争议是相关的，如果将“普世价值”改为“西方体制”，这种分歧的真正问题就会变得清晰。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争议，是一个关于西方的自由市场主义与自由民主竞争性选举制度是不是普世“制度”的问题。如果西方的模式是“普世适用”的模式，是“现代性”的标准，那么，自然就没有和不应有什么“中国模式”了。

“中国模式”的基因

    批评西方民主制度不难，提出另类选择则不容易。探讨西方民主制度要了解现代政治制度的构成，以及构建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及阐释。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国家对不能抄袭西方制度的一些机制，如三权分立、政党轮替执政、两院制是明确的。在过去三十年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对领导人的上任经验要求、任期及年龄的限制、退休制度、隔代接班安排、接班预先进入等，都是重要的制度创新。现在急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为这些机制构建理论，总结已有经验。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建树，就是分析我们制度的构建基因，以及这些要素与西方的异同和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模式”的基因，构建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建设。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基因含概要素，以下是一些初步想法和建议：

    l、以人为本；

    2、以大多数人（不只是简单多数、或绝对多数）的利益、取向为先；

    3、天下为公，世界不属于某一国、某一族、某一人所有；

    4、群体为先，不能将个人置于群体之前；

    5、人性本善，或无先天本性，弃性恶论；

    6、以群体和谐为重、为贵；

    7、肯定“民主”作为一价值观，选举是工具，是民主程序的一种，不是全部；

    8、肯定竞争，但竞争要控制，有序、理性；

    9、不以选举作为人民授权的程序，不以之作为政权、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或必要来源；

    10、政权、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历史的选择，持续力来自有效回应、处理社会的问题，并带动社会持续发展；

    11、政府是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前进的必要工具。政府是对市场管理的关键角色，政府对经济发展、产业发展要有所作为和参与；

    12、让自由市场发挥其应有作用，但自由市场并非万能；

    13、用人坚持德才兼备。

 

中国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基本是两回事，它们的内涵只有部分相同，背后的根据、理念多数不一样。中国有其与西方很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建立新中国的六十多年的发展，以及西方的经验来看，集中发展自已的政治制度己是一个必然及唯一的出路。引入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放任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不是一个选项。国家下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再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来应付。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论构建工作得从最基层做起，其迫切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编辑：迟晨光）


*邵善波，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1]Edmund Burke在 1774年向布里斯托尔的选民所做的演讲。

1王绍光，《民主四讲》，商务印书馆

1佛朗西斯·福山、约翰·米尔斯海默与彼得·卡赞斯坦2014年11月18日在康奈尔大学进行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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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世界关切 提出中国方案

本刊编辑部

2016-10-28 11:53:45

智库建设，健康中国，国家治理，中国体制，G20杭州峰会……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几大热点话题，...

智库建设，健康中国，国家治理，中国体制，G20杭州峰会……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几大热点话题，在2016年9月10日举行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海外顾问座谈会上，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针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谈论国是，观点碰撞，以期为世界经济复苏和中国改革转型建言献策。

政体合法性的跨国研究

在当代社会中支持一个政治体制，使它能够稳定地运作，合法性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认为，合法性和正当性，是任何一个现代政治体制运行的基本条件，否则它很难稳定，也很难有效统治。执政体制要靠一般公民的自觉性，即使不拥护，至少是接纳和认可。没有自觉性的支持、守法、以及尊重，执政就缺少基本合理性。

??? 近几年，东亚民主研究中心在亚洲14个国家或地区做了《东亚民主调查》（2011年-2015年），针对政体合法性问题也做了一些量化研究，并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做了抽样调查。此调查把相关研究细分为四个方面：认同合法性、相对优越合法性、效能合法性和忠诚合法性。其中，认同合法性是指出于价值信念而拥护这个体制。相对合法性，是指尽管人们对这个体制有各种不满意，但它与其他体制相比还是比较好的，或者更适合，从而宁愿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生活。效能合法性，认为这个体制可以解决国家和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解决老百姓最关切的一些议题。忠诚合法性，是指不会轻易地背离或抛弃它，即使处于困难时刻，它也还是值得支持。

??? 朱云汉指出，中国大陆政体的政体合法性不算低，在整个亚洲属于中上水平。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相当高。而西方认为民主化的台湾、日本、韩国，其合法性非常低，这与它们这几年的运作出现问题，如内部政治冲突、竞争两极化有关系。

在朱云汉看来，这反映出老百姓生活中很具体的一些感受，比如住房、教育、养老、医疗以及环境。在医疗方面，美国医疗体制是一个最坏的典型。从效率与公平来讲，台湾的医疗体系几乎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生态体系既有市场机制的效率和成本控制，又有公平性和覆盖性。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和超越性

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也引发了“中国模式”的热议。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教授胡晓波说，美国的学生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近三、四十年改革变化的首要原因。当然有不同意见，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认为，没有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都经历过。他也提醒中国，千万不要走到巴西那个模式。

胡教授认为，从政治战略角度看，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的提法有现实意义，可以凝聚社会。邓小平说中国走的是任何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其实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自己的特点，都不能说是照搬哪个国家的。但如果仅把中国的特点归结为“摸着石头过河”，就很难对它做出合理的解释和预测。“中国模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出一个理论框架，要知道它的原动力和过程，为别人提供借鉴。”

前些年，刘遵义、钱颖一写过一本书，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没有受害者的改革”，这主要从分析80年代中期的双轨制入手。但目前中国社会情况是基尼系数不断增大，社会出现分化，以及老百姓生活中具体出现的一些感受，如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环境等。这都是需要高度关注的。关键问题是要在给定的制度下，如何把不同利益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一个发展的奇迹。

黄亚生批评中国学者只看中国自己的事情，所以提出的理论解释缺乏足够论据。首先需要进行横向比较，从中才能分析中国模式的特色，当然也可以进行扩展比较；另一方面，中国理论必须总结三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它的原动力是什么，改革的受益者，以及在这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它的普世价值和学术价值又是什么。美国人总是为自己制度中的非民主缺陷或者双重标准做辩护，但他们在为自己的制度所做的理论说明是很下功夫的。

??? 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总结，一方面可以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中国在发展中的超越性；另一方面也是在重塑世界（不仅指西方）的学术话语权。“其实，西方在理论建构方面，如果没有中国的经验，或者不能够拿到中国来运用，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理论。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现象，但它只有解释中国的现象才能具有更加普遍的价值。”

???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表示，中国道路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实践性。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包产到户”就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30多年的探索过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间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到今天中国已变成第二大经济体了。思维是跟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不是一个先验的模式。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确实有自己的特点，需要总结走过的路，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

知识分子作用与智库建设

胡晓波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依靠知识，这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所在。

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是要有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据此提出独到的见解。“独立思考不一定是不为人民服务，不为国家服务。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是注释型的学者。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毫无疑问，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智库已经融入国家决策的开放性平台之中，成为中国政策决策体制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社会传播力也在不断提升。

关于智库的作用。国内一般认为，智库要为国家服务，服务大众。然而在美国，智库和政党的差别在于：党是一个选举工具，而智库是一个政策工具和选举工具，重点在政策上下工夫。

胡晓波介绍，在美国，智库相对政党或党派有一定的独立性，智库具有政策性的利益集团的背景。国内对智库的作用更在意它的科学性，而在美国，智库的政策性研究更具有利益集团的背景。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下，话语权的建立非常重要，有些智库通过各种形式把它的研究成果和议员层交流，也就是游说活动。换句话说，智库是把政府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它实际上是为其背后的各种利益集团服务。

?胡晓波表示，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下，话语权的建立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倾向于共和党的智库频频出现，因为他们资金雄厚，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找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公共政治环境下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智库其实是官学的结合。

??? 也有学者指出，在美国，学者和政府官员互动交流的机制，以及学者在政府、学校和智库之间的轮替机制很值得借鉴。“美国建立智库的制度，你可以教三年书，在政府工作三五年，再到智库研究三五年，再回去教书，他们的互动非常好。美国在智库方面是全球最成功、最成熟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湘穗认为，中国与美国的智库完全处于两种不同的生态，最重要的是资金来源不一样。“美国的智库有协同协作，经常交流，这样才能形成智力的成果。现在确实需要类似于今天的学者共同体，为国家利益、人民福祉或者学术进步协调、协作，发声，这就需要一种方式的创新。”

当然，智库的形成和品牌的建设需要长期的工作和知识积累，没有十几年是搞不出来的。仅靠行政命令命名的智库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智库的成长也不能仅靠市场经济或“招商”。

不要低估中国体制的韧性

香港大学教授王绍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67年历史，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中国的体制将是一个有很强韧性的体制，不像很多人想象得那么脆弱。首先是对中国广大普通群众要有信心，他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洗礼下成长的，这是根深蒂固的。我们要用毛泽东《矛盾论》的眼光看待现实的世界。在具体政策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常态。在大的政策方向上目前没有问题。要相信党，就是相信政策和体制本身也有很大的韧性。

从国际环境来讲，现在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合法性问题。什么叫合法性，什么叫正当性？好的选项有很多，但不一定是可行的；另一方面，有很多可行的办法又不一定是最好的。

提炼地方经验? 布局健康中国

???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表示，国内的问题，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社会治理。现在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才是老百姓最关注的。 她认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第一是理念，第二是制度。要实现理念和制度的建设，现在更应该重视社会主义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就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公平正义，给人民以信心和希望，为人民提供安全福利、便捷舒适的服务。李玲表示，健康中国已经进入5G时代，要围绕这个理念进行制度设计。

中国的医改推进多年，到今天之所以没有突破，首先不是利益集团问题，而是理念不明确、没有系统的制度重构。多年来我们的医院成了挣钱的机构，这个不是简单取消事业编制或取消药品加成就能解决的。要系统地重构整个生态环境，并围绕它进行制度重建。

在中国，地方上总能冒出“星星之火”。福建三明是医改成功的突出案例。三明是个穷地方，2013年有12个县，280万人口。它的医改也是被逼出来的。当时全市医保亏损3.5亿，必须改革。当时的市委书记认为，必须改变医院靠卖药挣钱、让老百姓过度医疗吃药的局面。改革是综合性的，实际上是重构系统。医改的核心第一是政府，改革办医、管医体制，然后是医保服务以及配套的药品门槛。这样建立了新的机制， 每个齿轮联动起来，效果非常好。政府办医了，改革使得药品加成取消了，耗材不让创收了。

??? 因为改变了整个生态环境，路变了，路标也变了。医院院长必须按照政府办公立医院的要求“开车”。院长的年薪封顶，而且必须通过年终考核。由于整个激励机制发生了变化，医院就真正回归到它本该做的事情上。

三明12个县的22家医院医改齐步走，从医保亏损3.5亿元变为结余5000万元。虽然还是那个穷政府，政府没有增加投入，但医生的收入上升，老百姓的负担下降了。而医药企业之前因过度卖药赚取的高额中间利润被挤掉了。如果不改革，一年的药费是14亿元，改革后不到7亿元，省出的7亿元给了医生、患者和医院，皆大欢喜。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项改革确实触动了既得利益，但这个模式存活下来，还在不断完善。和福建其他市县相比，三明市的费用增长和药品占比大幅下降，这就把之前那个扭曲的分配比纠正了。目前整个福建省正在推行这个模式。

??? 李玲指出：地方的实践，是中国学者和智库难得的宝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丰富自己的认识。中国的改革不是在白纸上做理论设计实施的，而是在现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地方干部有很强的执行力，我们的理论和他们的实践结合起来，将会产生巨大的正能量。

同样属于欠发达地区的甘肃，多年来孜孜不倦地推动健康中国，把地方治理与健康中国组合起来，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特色。这种基层治理的实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今年8月份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道路，提出把“健康中国”的建设作为优先发展战略，开启了治国理政的新篇章。

李玲认为，我们有传统的大一统制度，加上共产党这个现代政党组织以及开放的体系，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我们的政策，应该更多地从基层创新中得到启示。

加快国资体制改革? 迎接高科技变革

谈及目前已经步入深水区的国企改革，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认为，如果像有些人认为的国有企业改革意味着“全盘私有化”，那你可能永远看不到改革的进展。但如果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提升国有企业的活力，那它需要的是国有资本运行体制的改革，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挑战，而且是全世界都要面临的挑战。

当前西方的一个趋势是，资本的终极所有者逐渐退出企业的具体经营，大多数资本会转移到社会上，由替身所有者来主持，这就是资本管理行业。现在世界上名声最大的是美国的资本管理集团。

?? ?当前，各地在国企改革和国有资本运行体制创新方面的动作挺多。大家都在试，试的好就脱颖而出，影响别的省份，自发扩散。然后国家开展调查，中间可能有政策争论，最终出台文件，大面积开展，实践从来都是这样。

?? 通过对北京、上海、长三角以及广东省几个城市的调研，史正富发现，中国这一轮的高新科技创新将站在世界前沿，10-15年内，中国高科技产业将全线崛起，直接挑战美国的一流地位。现在成千上万的海归创业团队，跟中国本土的优秀科学家结盟，高科技的创新创业正在打一场人民战争。不仅是中央的钱，地方上的多层次资金，包括家庭的钱都参加了，这是个不得了的事儿。高科技领域的变革是空前的，它将产生新一轮资本运营方式的变革。

一个典型例子是安徽省政府。过去全省各个部委支持企业创新或技改的财政资金，都是撒胡椒面，也没什么效果，现在他们把这些财政资金收上来，再调动一些资金，凑成一个盘子，然后全国招标寻找资本管理行业的人才。这项改革力度很大，争论也很激烈。

具体运作上，政府拿出30%的引导资金，其余从社会上募集资金，完全实行市场化操作，但政府规定哪些行业不能投资，这就把政府产业层面的战略意图与团队的市场化选项结合。考核指标上，需要达到一个标准回报率。政府资金先要保证6%的年复合回报率，但不干涉基金的微观项目选择。改革实施一年后，政府引导资金从原来的49亿元变成70亿元，基金总体规模达到600亿元，并且投资方向从单纯的创业创新扩展到产业并购和跨境整合。

?? ?史正富认为，资本运营体制的改革是改革的核心环节，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社会资本、公有资本、国有资本没有丢失，相互融合，将来中国就将是国有、公益、民营资本三分天下。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同。如果没有财产权的多元化、社会公益资本占主导地位，就很难保证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而成为私人老板的代言人。

??? 国有资本运营体制的创新，不能仅仅依靠一个中央政府解决，一定是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在分散创新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参与总结，国家的政策最后才能够慢慢地建立起来。

??? 最后史正富指出，很多大基金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把一个国家战略性基金，部分地变成追求微观盈利的基金，或部分受制于中央，但相当部分划给小团队，实行利润考核。这样它选择的项目与社会上民间的小型基金同质化了。这种战略性基金的考核、信息、风险控制、人才等机制，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参与全球治理 办好中国的事情

今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举行，这次盛会引发了全球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表示，我们不准备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从顶峰开始下滑。

王湘穗表示，我们最重要的战略，就是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要突出人民性的问题。中国的事情的好坏，基本标准不是看舆论，而是看经济的成长，看人民的福祉。这个事情办好，中国就立于不败之地，对世界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要把方向、目标、旗帜的问题提出来，明确“初心”的含义。要让13亿人共同富裕，要从强调效率向更多地强调公平转变。

王湘穗强调，把中国的事办好，必须参与全球治理，中国要为全人类做贡献。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搞好“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形成一个更大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带动其发展。

在危机时期，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各国同时解决问题，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 “一带一路”是有利于解决全球性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

加强沟通协调? G20峰会成功转型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张宇燕认为，这次G20意义在于：首先，实现了一个转型，即从2008年之后的应对危机转向长期治理这个平台。原来每年只有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这次确立了贸易部长会议，从而在机制化方面往前迈了一大步。

其次，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应对世界经济问题。本次G20的财长行长会上提出，一旦世界经济出现大停滞或者下一轮危机又来了，这20个国家要采取联合行动，协调相关政策、稳定世界经济增长；而且第一次达成协议，承诺不进行竞争性贬值以求扩大市场份额。

??? 第三，在投资领域推出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世界贸易领域已经有WTO了，现在很多争议集中在投资领域，主要是投资保护。现在全球共有3200多个双边投资协定。这次由中国提出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意见，这将为今后实行全球投资协调机制打下基础。

第四，通过了以创新为中心的增长蓝图，列出了九大领域和一系列指标，每两年评估一次。此外，在基础设施以及反腐败、反逃税领域，大家也达成一致，并正式对外公布执行。

现在世界经济遇到的挑战比较严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年初表示，未来两年美国发生衰退的概率在50%以上。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三大问题，第一是高债务，现全球债务（私人、政府、企业）总和是GDP的300%，这是历史从来没有过的，这和低利率有关。第二是政策风险，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空间几乎用尽了。第三是西方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很低，1973年美国是5%，现在G7成员除了加拿大之外，其他都在0.5%左右，因为钱没有投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向房地产和股市，抬高资产价格，导致资源错配，出现一堆僵尸企业。

重视理论创新?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几十年来我们的注意力都在体制上，甚至变成制度迷信。大家把什么问题都说成是制度问题，如民主与专制的问题、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的体制问题等，推进全面、深化的体制改革，短期内推出几百项改革措施、方案，各地必须限时拿出改革方案。

潘维指出，在改革体制的同时，我们也要做点微观的事情。他认为，不是制度的性质决定一个国家治理的表现，而是一个国家治理的表现决定了一个制度的前途。治理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民自治，另一个是政府治理。“治理的目标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让人民在一个有严格规矩的社区里生活，这可能才是我党前途所寄予的地方。”潘维表示，同时，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也是我们的关键问题。从更大的意义上说，这是个理论问题，我们要有方向感，否则就会出现各种糊涂的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宇则认为，在经济的基本理论方面，要恢复国家的概念。例如过去的提法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现在则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代替。我们不能不讲国家只讲政府。“现在的改革，大家都讲发挥市场作用，这个维度很必要。但是从另外一个维度看，现在的主要矛盾和大量的问题不是出在市场作用不够，而是国家治理能力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宏观调控的主体不仅是政府，而是要综合利用党、政府和法律的力量。 全方位调控包括宏观、微观、社会保障、民生等方面，过去讲宏观调控总量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现在的调控理论提出来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调控，并把它放在基本制度里边，而不是放在宏观经济政策里边。

提升民族精神 重塑国家信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认为，现在中国物质上的发展总体上不错，但精神方面的发展是弱项。这个精神应该是支撑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东西。“它是很庄重的，它包涵了一种无限性可能性的东西。这样，国家和民族才有不断凝聚、持续的力量。这其实就是解决一个信仰问题，它不是宗教，而是信任（belief）。”

??? 对此，赵汀阳从人民日常接触的案例加以说明。国家信任的基础首先落实在银行。银行是第一基石，银行必须可信。这些年我们银行的表现如何？出现很多金融诈骗、电信诈骗，银行负有部分责任，但更应该把它提高到国家安全的层面。

另一个是在舆论上打击警察系统的倾向。这些年警察不断被丑化，但如果没有警察，这个社会就无法生存下去。

??? 第三是公共服务。如果一个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高铁、疫苗等等全都被丑化为不可信的东西，那我们凭什么相信一个国家？

??? “摧毁这个信任体系的直接结果，是逼迫所有人见利忘义。”赵汀阳表示，人本性是自私的，但不一定非常贪婪，如果一个国家可信任，人就不至于完全忘义，但是如果没有可信任的东西，人一定见利忘义，其结果就是没有社会存在。???????

体现世界关切? 发出中国声音

???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政治理念方面赋予了人民主体地位以全新内涵，逐步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的人民主体地位思想。他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黄平指出，中国革命最成功的经验，是把马克思说的“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中国无产阶级曾经比较弱小，更谈不上技术和资金，但一旦农民组织起来，就改变了近代中国的面貌。谈论中国道路的正当性离不开人民，因为这是人民创造的，他们是历史和社会的主人。

“如果人民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即使因为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发展阶段、文化差异等原因，引发金融风暴以及下岗、通胀等情况时，他们也觉得这很正常，就像人的身体有时生病。”黄平表示，要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只是把人民当作扶贫对象，要重新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样不仅会赢得知识分子，也会赢得人民群众。

黄平认为，中国梦是能够凝聚13亿国人的很好的叙述，包括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带一路”、两个一百年。世界关切中国方案，不能只讲中国，我们提出的关切不止是中国崛起和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今天的中国一定要讲世界的关切，以及在世界关切下，形成利益共同体。

??? 现在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可轻视。除了美国以外，日本、欧盟各国、瑞士、丹麦等很多国家已经是名义负利率，这种现象过去200~300年都没有出现过。这说明，为了刺激投资，西方已经走到了极端的地步。今天世界遇到的危机是从来没有过的，现有的理论已经不足以解决和应付。有人将现在状况称之为动荡与重组，黄平认为，已有的东西失灵、失职、失范、失序，整个世界都在重组、重塑、重造、重建。并且在重建过程中，我们在理论上还是短板。

“在这个不确定时代，风险社会确实已经到来了，应该进行理论范式的转换。其实自然科学早就开始发生范式转换，把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作为常态。这样我们遇到挑战，问题，危机，就不至于惊慌失措。”黄平表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有潜力在未来为人类提供一个中国方案，有世界关切的中国方案，而不同于过去300年的道路，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

（编辑? 宋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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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误导，坚持中国自身发展道路

李若谷

2016-10-03 21:00:42

一些发达国家借助自身在国际舆论、规则和组织中的主导优势，长期不遗余力地炒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三次产业结构、人民币汇率问题，...

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成长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对当今世界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整个西方并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国际力量,与中国的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归根结底，仍脱不开博弈和较量。中国的大多举措都被发达国家或是误解或是曲解。尽管中国无意称霸，但国际上有股势力对中国的猜忌和质疑从未停止。个别发达国家不断炒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个，即诱使中国放弃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破坏中国的发展，以维持自身在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科技领域的霸权和主导地位。

下面略举西方误导我们的几例。

 

一、经济增长、投资消费与产业结构

中国经济如此大的经济规模多年来持续的高速发展，是个别发达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应付的。他们极力“唱衰”中国，称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加剧了内部不平衡，导致二三产业失调、产能严重过剩、债务和金融风险激增，这种模式难以为继。更有甚者，背弃中国入世时的承诺，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谋求对中国的出口进行歧视性的打压。他们甚至试图改变WTO的规则，用TPP、TIPP等方式改变贸易规则，架空WTO，以便让中国再次屈从他们的苛刻条件。他们极力鼓吹中国应减少投资、发展第三产业、以消费推动增长，而自己却在积极推行“再工业化”。

增长的动力，只能来源于产出能力的增加。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包括最有影响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也都表明，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实现也必须以相关领域的投资为基础。

没有任何经济理论认为消费是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欧美发达国家偏重消费，是由于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大量产业外移，经济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消费需求成为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在中国显然不适用。而且长期依靠消费拉动的政策，成为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生产和消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但生产（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近年来，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呈现出一些的新变化，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明显上升，而第二产业比重相应下降；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2015年的贡献率达到60.9%，比资本形成总额高19.2个百分点。但这种现象需要进一步分析。

消费和第三产业对经济的突出贡献是建立在投资和第二产业增长明显放缓基础上的，其增量作用并没有显示。从历史数据看，当前我国第三产业增速并没有显著提升，其占比扩大更多是因为第二产业占比大幅下降（图1）；同样地，消费增速其实也在放缓，只不过投资放缓程度更大（图2）；但由于GDP增长已大幅下降，消费的贡献率显得高了。但是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的上升并没有抵消投资下降的影响。相反由于投资的下降，使消费的增长也在下降（图3）。


图1  中国二、三产业增速，1992-2015年（%）

                 数据来源：Wind

 


        图2  中国消费与投资增速，2000-2015年（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图3  中国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

数据来源：Wind

 

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具有相当高的消费率，甚至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但这能否说明他们的经济结构更加健康？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均消费率达到过70%以上，[1]但与今天人民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相比，难道当时的物资短缺才更加可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积累、高投资，我国经济难以取得快速发展。相比之下，最近几年我国投资增速显著下降，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但经济增长动能也随之减弱。尽管经济增速放缓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投资的大幅下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而消费和服务业难以对经济产生持久的推动作用。例如，近年旅游业发展比较快，出行人数不断增加，但如果进一步分析，旅游业收入增长仍然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图4  中国旅游业总收入和GDP增速，2005-2015年（%）

数据来源：Wind

 

我国仍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考虑到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与欧美国家也相去甚远，投资仍有很大空间。2015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925美元，距离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平均43178美元的水平有很大差距。[2]目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也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左右，根据瑞银的估算，2013年为美国的1/7、日本的1/13，[3]仍处于需要加强积累和增强生产能力的阶段。日本和韩国过去的经验也表明，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投资率上升是正常现象。1952-1973年是日本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日本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保持了较高水平。即使是工业化完成后，日本投资率的下降也花费了较长时间，直到二十年后的1993年才降至30%以下，那时日本的人均收入已超过32000美元（当年价格）。

表1  日本储蓄率与投资率变动

1952

1955

1960

1965

1970

1973

1993

2007

2014

GDP增长率（%）

--

--

--

5.8

10.7

8.0

0.2

2.4

-0.1

人均收入（美元）

--

230

440

890

1920

3460

32320

37700

37583

百万以上城市人口比重（%）

22.1

25.4

31.5

36.2

40.0

41.7

46.7

48.7

65.3

工业增加值/GDP(%）

--

--

--

--

46.0

45.7

36.7

29.3

-

储蓄率（%）

--

24.2

34.0

34.0

41.0

38.7

31.8

25.8

22.3

消费率（%）

--

75.8

66.0

66.0

59.0

61.3

68.2

74.2

77.7

投资率（%）

--

23.6

29.6

30.4

36.2

37.1

29.5

23.4

21.8

贸易余额/ GDP（%）

--

-0.2

0.4

1.4

1.3

0.0

2.2

1.7

-3.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Database；The Statistics Bureau and the Director-General for Policy Planning of Japan

 

韩国经济的高增长期是1963-1993年。30年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投资率的峰值为1991年的38.9%。1993年以后，韩国的投资率也没有快速降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9%左右。

表2  韩国储蓄率与投资率变动

1963

1973

1983

1993

2000

2008

2014

GDP增长率（%）

9.5

12.0

10.8

6.1

8.5

2.3

3.3

人均收入（美元）

120

410

2050

8330

9910

21570

24758

百万以上城市人口比重（%）

23.1

34.4

44.7

51.1

49.3

48.1

45.9

工业增加值/GDP(%）

20.0

29.2

38.5

41.6

38.1

36.5

38.2

储蓄率（%）

7.5

22.4

27.9

36.1

33.4

30.0

35.1

消费率（%）

92.5

77.6

72.1

63.9

66.6

70.0

64.9

投资率（%）

14.1

24.2

29.5

36.3

30.0

29.3

29.2

贸易余额/ GDP（%）

-11.1

-3.2

-1.1

0.4

2.9

-1.2

5.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Database

 

对于我国这个发展还很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增长仍是第一位的。特别是中西部及城镇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发展余地。保持投资较高增长既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也能有效阻挡外部风险的侵蚀。

要正确理解积累、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既不能过分压制收入和消费来为投资和生产积累资金，也要避免超前消费，像欧美国家那样。因为这是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本末倒置，如果过度鼓励消费而不注重积累和投资，将会使经济丧失长期增长动力。以产业空心化为代价压低投资则更不可取。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去搞消费拉动增长。既使将来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了，也不能搞过度消费。个别发达国家现在也正在改变消费推动增长的模式，提出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

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下降。现在的年轻人又更加注重消费，等老一代人退出劳动力大军时，我国储蓄率下降的幅度恐怕会更大。到那时支撑投资的基础会进一步受到影响，因此要提早重视。


               图5  中国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1995-2014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当前，第三产业已逐步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并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这是有先决条件的。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降低建立在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基础上，使经济资源得以向更具比较优势的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三产业比重如此之高，也是建立在对海外市场的占领之上。如果把这一现象看作是经济结构从低端向高端发展的必由之路，则是不对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提高，全球的制造业和消费者支持了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而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我国的制造业下降，服务业将随之会下降，因为我国的服务业主要面向本国制造业和消费者，还没有能力为全世界提供服务。所以，如果中国放弃制造业，服务业也会垮台，这是给中国经济设置的陷阱。如果服务业可以拉动经济长期更快增长，是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那西方还提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及工业4.0干什么？

第三产业是为第一、二产业服务的。离开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第三产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个别发达国家经济过度依赖第三产业有着内在联系，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对主要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工业比重高、且高附加值制造业比重大的国家在危机前后经济增速变化更小，恢复速度更快，说明经济韧性更强。特别是，德国、韩国之所以在发达国家中受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与这两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适度比重是分不开的（表3）。

表3．发达国家危机前后GDP增速情况（%）

国家

危机前GDP增速

（2002-2007）

危机后GDP增速

（2008-2013）

危机前后GDP

增速变化

GDP增速历史

波动情况*

高工业比重组

2.89

1.18

1.71

2.08

韩国

4.97

3.15

1.82

3.49

德国

1.36

0.60

0.76

1.78

日本

1.59

0.17

1.42

2.40

瑞典

3.28

0.65

2.63

2.06

波兰

4.51

3.08

1.42

1.82

奥地利

2.37

0.64

1.74

1.87

挪威

2.38

0.64

1.74

1.44

英国

2.94

0.21

2.73

1.97

加拿大

2.61

1.45

1.16

1.85

低工业比重组

2.54

-0.43

2.96

1.89

比利时

2.23

0.47

1.76

1.81

意大利

1.07

-1.45

2.52

1.97

西班牙

3.48

-1.06

4.55

1.53

美国

2.69

0.93

1.76

1.84

丹麦

1.76

-0.70

2.45

2.05

荷兰

2.06

-0.13

2.19

1.91

法国

1.84

0.36

1.49

1.32

澳大利亚

3.51

2.66

0.85

1.54

希腊

4.17

-4.94

9.10

2.9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OECD

注：GDP增速历史波动情况采用相邻两年GDP增速变化绝对值的平均计算得出。

 

三次产业间并不存在所谓“最优比例”或国际标准，各国只能根据自身国情及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来调整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现在说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要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第二产业，其根据要么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要么是世界各国第三产业普遍占GDP的2/3左右这一现象。但如果看一看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表现，可知这一“高级”的产业结构没带给他们好处，对克服危机，保持发展无益。因此我们不宜向这种所谓“高级”的产业结构发展。

当然，这不是不要发展第三产业，而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要适合本国的需要。中国的服务业主要面对的是本国的制造业和消费者，中国的服务业扩大，应该以制造业的扩大为基础。由于产能问题和成本上升，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发达国家曾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危险，连纺织业这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向发达国家转移，如不采取措施扭转，前景是十分可怕的。

近年来，全社会杠杆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与其他经济体横向比较，中国债务总水平并不及日、美、英等发达国家，不过企业债务负担是最重的（图6）。


图6  主要国家实体部门债务规模和结构比较（GDP占比，%）

数据来源：李扬，张晓晶，常欣等著：《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7月

 

中国的企业负债偏高，不仅与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有关，也与企业负债构成有关。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150%多，国有企业负债总额79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16%[4]，中国企业总负债中超过70%为国有企业负债。2005-2013年的8年间，国有控股企业资产从14万亿扩大到97万亿，而其实收资本中的国家资本仅从1.5万亿上升到3.3万亿。[5]因为直接融资一直不发达，企业要发展只能更多依赖外部融资，特别是银行贷款。因此，从账面上看国有企业债务率很高。但去杠杆也要从给国有企业注资、减税上想办法，而不仅仅是限制发展。


图7  中国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及资本金情况，2005-2013年（亿元）

 

一些西方媒体反复强调中国政府和企业债务问题，就是想让我们不敢投资，束缚手脚。如果真的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经济才会陷入失速和危机。

 

二、收入分配、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扩大了收入不平衡。他们提出，如果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必须提高劳动工资，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其逻辑是让消费者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增加消费。但关键在于，工资、福利和收入的提高需要有一个参照标准，那就是劳动生产率。如果脱离了这个标准，不切实际地提高工资、福利，只会适得其反，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将造成伤害。

当前我国投资效率已有所下降。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即增加1元GDP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低时的2元多上升到2014年的8元多（表4）。[6]这与劳动生产率不高有密切关系。

表4  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1980-2014

年份

ICOR

年份

ICOR

年份

ICOR

1980

4.04

1992

2.32

2004

4.58

1981

5.48

1993

2.58

2005

4.21

1982

3.30

1994

2.85

2006

3.94

1983

2.83

1995

3.44

2007

3.64

1984

2.18

1996

3.75

2008

5.56

1985

2.48

1997

3.90

2009

5.96

1986

3.68

1998

4.66

2010

5.78

1987

2.97

1999

4.76

2011

6.66

1988

2.97

2000

4.39

2012

7.79

1989

6.43

2001

4.57

2013

7.74

1990

6.77

2002

4.44

2014

8.09

1991

3.16

2003

4.42

2015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作者计算

 

2007年以后，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即呈上升趋势，2011年增速更达到16.8%。尽管劳动生产率也有所提高，但并不足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2004～2011年，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工资年均上涨速度2.7个百分点。[7]近年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一些企业反映，个别发达国家的投资成本比中国低三分之一。


   图8 中国劳动生产率，2005-2013年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库、Wind

 

从长期看，劳动者收入提高是使居民更好分享发展成果的内在要求，但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我们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提升有限而劳动力成本却大幅上升，导致竞争力下降了。在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竞争力下降意味着削弱经济增长的能力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而这正是国际上敌视中国的势力所希望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时期各种不平等现象，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发达经济体10%-30%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提升的必要。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率提高一倍、两倍，中国的增长速度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有些发达国家一再批评中国产能过剩，要我们去产能。但为何波音、空客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为他们面向全世界市场；问题的关键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品的唯一性和产品的技术含量。

中国一些产品产能之所以过剩，第一是我们的产品不具有唯一性。第二是国际贸易的规则被改变，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被颠覆。因此，要战胜贸易保护主义，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是唯一的路径。而实现这一点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加大科技研发和创新的投入。

 

三、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能源战略等方面的全球性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世界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利益博弈、谈判纷争不断。西方国家突出宣扬全球变暖的人为因素，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建立国际“碳减排”规则，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

我国现代地理学和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曾指出，“历史时期的世界气候是有变迁的”。“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3℃的摆动”。“从八世纪初到九世纪中期，长安可种柑桔并能结果实”。可见，“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地球已有46亿年的历史，气温一直不停变化。人类对气温的科学观测和研究仅有100年左右的历史，目前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手段也只能粗略地推测上百万年的气温数据。在此背景下，我们对全球气温变化趋势的任何预测都可能失之武断，或缺乏充分依据。我们不应忽视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但全球气温的升高也可能与地球自身的周期性变化有关。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碳排放因素的作用需要慎重对待。

自国际气候谈判开启以来，发达国家始终坚持以生产排放为计量标准，对消费活动的碳排放则避而不谈，实际上是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将传统制造业包括众多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已经在全球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的格局。如果建立起仅针对生产而不涵盖消费的“碳减排”规则，解决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的巨大压力就会落在发展中国家身上，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形成冲击。个别发达国家一定要拉中国搞减排，但有些排放大国却始终不愿意承担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节能减排技术和资金援助上也毫不积极。例如，个别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如果它们真的关心“气候”、“减排”问题，为何要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设限，不让它们的老百姓用上更便宜的清洁能源？同时，发达国家对于飞机这个高排放产品却不提限制[8]，因为飞机是它们出口的强项。这充分说明它们保护环境是假，保护生产力、竞争力才是真。因此我们对于碳减排也要坚持科学合理的原则，绝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寻求平衡。

在当今国际形势渐趋复杂的环境下， 我们没有时间去慢慢调整结构、慢慢发展，要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七八年上一个台阶，抢先冲破敌对势力围堵中国的布局企图。破局之道只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发展科技、支持创新，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尽管消费占到经济总量的约六成，但日本经济仍难见起色。如果我们也放慢投资、放慢增长速度，就有可能重蹈日本二十多年经济停滞的覆辙，在西方大力推动“再工业化”的形势下，这将再次拉大我们与发达国家间的距离。

四、汇率和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是靠印美元度过金融危机的难关，因为美元仍是主要国际货币，让全世界替它分担了风险和损失。美元不是数量违约，而是价值违约，这就是它的经济和货币没有垮台的原因。因此它会不遗余力地捍卫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打压人民币也就成为必然。

2002年之后，人民币汇率不断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由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被政治化、多边化，成为转移个别发达国家国内压力的出口，但更多的是要遏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很明显的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国际上从未有过意见；而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时，一定会有人指责人民币被低估。西方部分学者不断指责人民币低估是造成国际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他们却故意回避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货币全部大幅贬值，发达国家一再要求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顶住巨大的贬值压力，保持了人民币的稳定。这难道不是在要求中国人为“操纵”人民币的汇率吗？当有需要时，就把保持汇率稳定视为应该的；而不需要时，就把稳定汇率视为“操纵”，这是典型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看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缺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逐渐清晰，但受到的围堵也是明显的。

人民币虽然被纳入SDR篮子，但也丧失了一定灵活性。今后人民币汇率如有大幅波动，就会受到IMF的制约，甚至制裁。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背后的经济和贸易实力是第一位的。当前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发展经济，而货币和汇率应保持灵活性。

五、工业化与后工业化问题

西方鼓吹中国应减少投资的说法中一个重要论点就是：中国已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增速和投资要降下来，这是自然的。西方计算工业化的主要指标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人均GDP，产业结构的比例，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等指标，但这些指标并不全面。

中国几乎可以生产所有的工业产品，但生产这些产品的设备，从纺织到核工业，高端的设备几乎全部是进口的。一旦外国封锁这些设备的出口，我们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会受到严重影响。在不少产品上我们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所以，中国的工业化是初步工业化，还是受制于人的工业化，离真正意义的工业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自称进入“后工业化”是肤浅的自赏。

中国必须加大对这些高端设备的研发与制造的投入。只有中国自己能全部掌握这些核心技术，才能算完成了工业化。

六、如何应对误导的策略

目前，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及社会问题上处于二战以后最混乱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会多次出现。为了抓住发展的机会，我们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几年我们的GDP增长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投资效率在下降。如果不能培养出新的、先进的产能，经济就有长期陷入低迷的危险。而投资是创造先进产能的重要条件，现在投资在下降，说明培养新的、先进的产能的力度有限。

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外交事务》杂志2016年7、8月号发表题为《民主在变弱》一文，文中说：“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证明一个国家无需自由化也可以实现繁荣”。作者对“民主”失去影响力很担忧，但他也认为民主在一些国家的影响力还是上升的，如尼日利亚、突尼斯及缅甸的例子；同时又认为“威权模式的资本主义也失去了一些光泽，因为中国的增长已显著下降，而油价的下跌已削弱了俄国和其他石油生产国的力量”。从这里可以看到：第一，经济增长的快慢已被西方部分学者看作是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之一；第二，西方的部分学者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以证明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失败的。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的事务指手画脚，有很强的目的性，就是要阻止、延缓中国的发展。只有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才能清晰地看到其中的逻辑。

中国必须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利益，首先是发展的权利和发展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工作仍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应该放手去做，而不是被外界舆论或“质疑”所干扰。

（一）投资力度必须加大，商业性投资的决策要交给市场和企业，让企业真正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由于我国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很大的投资需求，无论是铁路、城市管网还是公路及清洁能源都有大量投资空间。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更需要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既可防止经济下滑又可以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有些项目建成以后可以分情况出售给市场经营体按商业原则运行。目前国际上也出现了利用私人资本做公共事业的说法，对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也要注意研究。

（二）去杠杆要给企业注资。资金的来源可以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发债，所得资金给国有企业注资。适当增加政府的负债，减少国企的负债。发债可由央行购买。美欧日的央行都在做这类事情，不会引起通胀，因为企业会把部分借款还给银行，资金从另个渠道又回笼了。同时也要考虑阶段性地为企业减税费，增加其资本金。

（三）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试点把大型银行的二级分支机构有步骤地法人化，但不允许他们跨区经营，使之变成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主力，也可以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试点。实行中要按有关法规办，有必要也可由全国人大通过临时性法规。

（四）要发展和加大对高端制造业的投入，要有特殊的人员、财务、投资相应政策，以便产生实际效果。

（五）去产能应有配套政策，有些产品如水泥、平板玻璃可以大量转移出去，包括一部分钢铁产能也可以转移出去，发展中国家急需这些产能。但要有政策支持，例如低成本的资金、税收优惠、国外风险的覆盖等。还要大力支持产业的集中，这其中也要认真研究一些产业的民营化问题。例如应研究钢铁、有色等行业是否应鼓励民营化。

在发展中切记被误导，要坚持自身的判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跳出为我国经济发展所设陷阱，那就很有可能落入一些发展中国家那种发展停滞的状况，长期不能自拔。当我们的绝对实力还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时，要保持应有的灵活性，牢牢地抓紧经济发展这个原则不放松，坚定不移地增强经济实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力发展军事实力。

 

（编辑  苏歌）


*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1] 中国国家统计局，作者计算。

[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3] 汪涛，聚焦中国经济热点问题，《金融发展评论》，2015年第5期。

[4] 财政部，2015年数据。

[5] 财政部，国资委。实收资本不包括利润留存。

[6] 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当年GDP增量，两个数据均采用计算后的实际值（2000年价）。

[7]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年鉴2013》相关数据计算。

[8] 欧盟曾提出对飞机征收“排放税”，后不了了之。

阅读全文本刊摘编

中国要攀登科技、工业和金融的制高点

陈平

2016-08-07 16:39:11

作者历经多国实地考察，联系中国发展道路的特点，从自然科学到历史、经济及当代世界格局、中国在世界的定位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

 

 

本文将讨论两大问题：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定位，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前者是历史的反思，后者是未来的展望。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都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探讨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简明介绍我们正在探索的“代谢经济学”和“史观经济学”的主要框架，我们的起点是斯密《国富论》的内在矛盾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

第二，破解西方中心论的神话，讨论世界史上三大文明的竞争演化，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地位。

第三，破析世界银行制造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的政治意图，看清中国当前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

第四，结合当前形势，探讨中国建设全面小康，占领科技、产业、军事、金融制高点的可能途径。

对西方中心论和空想资本主义的反思

经济学的统计误差将误导经济决策

我今天对历史定位的观察，始于我怀疑世界银行对各国收入水平的排序。

经济学的数据分析和科学观察非常不同。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实验是可以控制的，所以知道在测量什么。经济学中，大量的数据是政府或企业给的，怎么定义和测量，经济学家不清楚，误差多少也不知道。所以，经济学数据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需要亲自去观察比较，才能估计误差的量级。现在的经济数据，我认为误差极大，这表明经济学离经验科学还差很远。

对东欧和中东的实地观察挑战西方中心论

我自己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做了两次系统性的实地比较观察：

第一次是观察东欧、苏联、中国转型经济。我先后去过俄罗斯、匈牙利、波兰、德国，有些国家进行数次考察。我发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一般均衡理论所导致的休克疗法是完全失败的，而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价格双轨制，使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越东欧全盘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转型模式。但是我们国内现在有一批人却在鼓吹“华盛顿共识”以及“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模仿东欧的全盘西化模式。历史实践可以检验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即价格放开会保证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在实践上不可能，因为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生命周期，价格收敛的速度大不相同。农民养鸡几个月就可以卖，建工厂、电网要几年到十几年。英国、美国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包括国际贸易逆差，持续了几十年到上百年。

第二次观察从希腊到中东，由此否定了西方中心论的迷信：所谓西方科学民主，东方专制愚昧；世界文明的历史就是西方文明的传播史。

2010年我第一次到希腊，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对希腊建筑的美非常崇拜，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是以希腊的雅典来代表西方民主、科学的最高成就。其实，我对经济问题的兴趣，始于最早研究李约瑟问题，包括为什么科学发展起源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很多人想当然认为中国专制、封闭、保守。韦伯讲资本主义兴起和新教伦理有关，作为对比的就是儒家阻碍科学进步。

2013年我先到了埃及，看了金字塔和埃及神庙，后来再到雅典，去看了雅典神庙，逐渐对东西方文化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了认识。我又从埃及去伊朗。2015年去了伊朗，今年6月去了土耳其，正是在伊斯坦布尔第二次恐怖袭击之前。我觉得我必须亲自去中东，才能明白为什么英美不断发动中东战争，才能明白中东和中国有何关系。

我从雅典到中东的观察得到什么结论呢？就是开始质疑西方中心论，为什么西方模式的政治经济不可持续。证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是不可持续的。进一步比较马克思和毛泽东观察到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我认为中国的革命经验已经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当年的预想。

重新理解斯密国富论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由来

作为经济学家，我试图回到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内在矛盾去，以理解当代的经济学问题。

斯密的《国富论》解释了以前各个国家为什么要追求国富。中国人天天梦想国家富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在也都想着我们如何致富。其实斯密没有回答What is wealth？什么是财富？斯密不知道，也没有给出答案！他把没有答案的东西放在书的标题上面，不是忽悠吗？当然他是有贡献的，把问题提出来就是一半的贡献。有两个经济学家是以提问题而不是给答案做出贡献的，一个是斯密，提出了什么是国富(wealth of nations)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马尔萨斯，质疑人口和资源的关系能否匹配。虽然马尔萨斯的预言不见得正确，但是他启发了达尔文，达尔文启发了马克思。所以我们做科学的人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

斯密引用政治学家霍布斯的答案。霍布斯写的《利维坦》说“Wealth is power”，今天我的翻译“财富是权势”。权势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可以是好东西也可以是坏东西。列强侵入就是靠战争和资本的权势。西方经济学着重讲优化资源分配，怎么优化法？部分靠科技，部分靠权势。为什么美国在全世界要建700多个军事基地？为什么要打金融战争和货币战争？因为要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讨论权势，经济学和政治学就分不开；而西方经济学把古典政治经济学改名为新古典经济学，好像经济学是一个客观中性的纯粹经济学，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导。其实政治和经济不可能切分，而且经济和战争分不开，我们清楚，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战争，不是单纯的生产需求。

那么资本主义扩张，究竟追求的是财富（包括自然资源和货币财富），还是权势？权势究竟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产权，什么叫产权，产权不仅是剩余索取权，还是控制权，也包括定价权，还要包括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奥巴马为什么要搞什么TPP，他公开说不能让中国掌握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美国要掌控游戏规则。他们改变游戏规则就可以让我们在市场上竞争成功的企业不战而败地出局，这并不是什么公平竞争。大家都在讲法制、宪政，资本主义的法制是谁制定的？不是民众投票决定的，也不全是利益集团决定的，也不是谈判桌上谈出来的，而是打胜仗的赢家，拿武力，拿大炮、导弹、航空母舰换取的。建立民法典的拿破仑是用大炮打垮贵族的骑兵，然后在被征服的欧洲国家推行拿破仑法典。

斯密是空想资本主义的鼻祖，一方面，他承认“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接近市场规模就会产生垄断，争夺市场规模不但可以用价格策略，也可以动用资本和军事的力量，必然产生争夺市场规模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幻想国际贸易会由“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贸易平衡，无需政府干预，幻想“道德情操”可以弥补市场竞争产生的社会问题。这都说明斯密对政治的理解，远不如他对经济的了解。幻想经济可以和政治、生态约束分开，这是空想资本主义者共同的弱点。哈耶克和科斯更加强化了斯密空想资本主义的倾向。

霍布斯•鲍姆谈“英国病”和金融自由化的后果

2012年我到英国讲演，结识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亚丁·马克，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见霍布斯·鲍姆，他认为这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写了著名的三本“时代”，即《革命时代》、《资本时代》、《极端时代》等。当时他已经95岁。我觉得真是幸运，见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往往比经济学家的视野更广阔和深刻。所有的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归根到底是由历史检验的。

下面的观点是我与霍布斯·鲍姆谈话的最重要的观点。大英帝国兴起的秘密是什么？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实。他说，如果你想通了，你也就搞清楚了今天中国的地位。英国的高峰在1850年，当时英国工业生产占世界一半，但是并不赚钱。我问霍布斯•鲍姆，那英国靠什么赚钱？他说靠两样：第一个是控制海运，海运是垄断贸易通道，没有强大海军不行，就跟美国今天要控制国际航道是一样的；第二就是金融。英国1850年就明白了这两条盈利的捷径，结果从那以后，英国的制造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为什么？过度发展金融，输出制造业，于是造成国力衰落，最后输掉国际竞争，输掉海运和金融的霸权。英国从顶峰到衰落接近70年。我在2009年澳大利亚的国际会议上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病”，类似经济学熟知的“荷兰病”，即利润高的某个产业挤出利润低的其他产业。霍布斯•鲍姆的故事让我明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英美病”，美国只是重复了英国金融霸权由盛而衰的老路。

我讲霍布斯·鲍姆的故事，就是因为今天中国有人想走以前英国同样的老路。我们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了，但是利润很薄。国内一些人说我们是“粗放增长”，应该输出低端制造业、搞高端服务业、搞金融等等。美国出了这么大的金融危机，我们国家竟然还有一批经济学家崇拜美国模式，要搞金融自由化，开什么玩笑？

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宏大。讲历史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而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远远超过教科书里的模型。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强大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欢迎我们去，我们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追求高收入？还是要占领制高点？

1962年我上大学，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几代人艰苦奋斗，那个时候大家吃不饱饭，还要造原子弹。为什么？陈毅当时给我们学生讲过话，他说希望一个口袋里面要有原子弹，另一个口袋里面要有钱，否则外交部长不好当。我的班主任曾是志愿军司令部的，下乡劳动就给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战争故事。当时中国多难啊？可是照样打败了美帝。现在中国发展了有些人反而崇拜美国已经走向衰落的老路，不明白我们要干什么。所以我们要学马克思、毛泽东，重新反思历史、展望未来，才能拿准中国的历史定位。

“史观经济学”研究要从认识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开始

在研究分工、市场和协作的关系时，我发现了斯密的问题：分工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机制协调。我认为亚当·斯密真正的贡献是《国富论》的第一卷第三章。这章中他讲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是经济学非线性本质的最好的解读。只要土地资源有限，再怎么扩展市场，你的发展空间也是有限的。

争夺市场规模是市场竞争的核心。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绝对不是像新古典讲的什么价格均衡、优化资源分配，哪有这回事？互联网给大家免费使用，是为了先把市场份额给占了，一旦占据垄断地位，后面的竞争者进不来，再怎么提价是我的事。市场价格机制的核心，是策略定价，不是成本定价，更不是边际定价。不了解市场规模竞争本质，就会让新古典经济学误导中国的发展战略。国际市场根本不是完全竞争，根本不是完美市场，而是垄断竞争，美国寡头控制的国际市场，西方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不是西方改革濒临破产的福利体系和军备竞赛，而是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

1968年我们就观察到，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是因为西方经济封锁，1979年改革开放，突破了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市场限制，从而能开拓世界市场。2012年，国际熊彼特经济学会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为什么崛起”，我把1987的论文改了标题，把原来不容易看明白的“分工起源”改叫“代谢增长论”，也就是用中国崛起的现象来挑战主流新古典的经济增长论。

首先我们挑战索罗的“外生增长论”，即把人口和资本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鼓吹经济趋同论。国内经济学界近来流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索罗模型的残差，拿来忽悠什么中国的“粗放增长”，否定中国工业质的飞跃。

其次，我们挑战罗默的“内生增长论”，它讲知识资本是南北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因为经济学认为知识是积累的。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领先，知识积累自然领先，应该永葆富贵。搞科学的人都明白，知识不只是积累的，更是新陈代谢的，要不怎么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呢？所以我们对中国崛起的理解，理论上可以叫做“代谢增长”。再进一步可以发展成“代谢经济学”。

现在主流经济学思维最大的问题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宏观就是简单的微观加总，这是不对的，有机体的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重新构造经济学的体系，要学习马克思的大历史观。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把世界史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应当发展新的经济学框架，先做“史观经济学”，再顺序研究宏观，金融，微观，制度。

重构经济学框架，研究新的发展方向

我们重构经济学框架的出发点就是斯密《国富论》没有解决的内在矛盾。从这里可以引出经济学发展的不同方向。

《国富论》讲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大家都赞成。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提了，因为新古典的均衡论和优化论无法解释分工的演化。

《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的标题“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这是斯密最重要的贡献，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提了。其经济学的含义，就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是竞争市场份额，而不是竞争价格或成本。这点，像马云、任正非那样的企业家都很明白，但是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不明白。

《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讨论“限制进口国内可生产的货物”时，为了证明“国际贸易会自动平衡”的猜想，给了一个例子。假设有个荷兰商人从柯尼斯堡（今俄国的加里宁格勒）买了玉米装船运到里斯本，船空着回去不合算，他们装了葡萄牙产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去。这个极为简单的外贸例子，斯密就来了个逻辑跳跃，断言说国际贸易一定会自动平衡。问题是，来回船装的东西，一船粮食和一船水果或葡萄酒的总价值怎么会一样呢？新古典经济学再把“看不见的手”推广，说所有政府干预都是扭曲市场、降低效率。但这么多人读《国富论》，竟然没有发现斯密的逻辑错误。

在历史上，美国贸易逆差从1970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几十年了，打了各种各样的热战、贸易战和汇率战，压日元、人民币升值等等非经济手段，美国实现贸易平衡了吗？没有。19世纪英国进口中国茶叶造成的贸易逆差持续了170年。英国种植贩卖鸦片，打了鸦片战争还是解决不了贸易逆差问题；接着又在印度西北部种茶，英国政府补贴修铁路，这全都是“看得见的手”，直到1900年才扭转了逆差。

幻想靠市场交易就能协调国际分工，以为汇率调整就能解决国际贸易的供求平衡，这是经济学理论的乌托邦。我把斯密叫做“空想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也看到资本主义初期的殖民主义，看到财富和权势的联系，却幻想市场能自动均衡，道德可以约束贪婪带来的战争和动乱。后来的哈耶克、科斯在亲身经历两次大战之后，依然坚持空想资本主义的幻想，否认资本主义带来的市场内生的不稳定性，这就不是简单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对人类发展方向的信仰问题了。

中国道路的贡献在发现协调分工的新模式

本文讨论的基本问题，是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差别，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斯密理论的局限只有一句话：“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市场对分工的协调最多只有一半，另外的一半靠的是政府、社会、科学家，靠其他的非市场机制。中国搞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市场经济，优势远远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因为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的大国，尤其是大帝国。如果看不到这一历史现实，就没有理论自信，也看不到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

 

图1  “代谢增长论”示意图

图1是理论生物学两个物种竞争模型，我们用来描述两种技术或产业的竞争。当开发出更多资源的新技术（绿线）出现后，竞争市场份额乏力的老技术（蓝线）产出就下降了。总产量是红色的包络线，是两种技术产出的加总。换言之，两种技术竞争，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两者共存；要么一个灭了，一个兴起。任何一种技术、产业的生长都受资源限制。技术的发展路径，开始一定是S型曲线，如果没有挑战者也会饱和。这叫逻辑斯蒂增长，其过程中知识是积累的，内生增长理论只对这半个过程成立（如绿线）。但现有技术一旦面临新技术的挑战，新技术打开的资源空间比旧技术高。比如传统农业资源只有耕地，工业化开发新的资源，如煤、石油、核能，结果老的技术就衰落，新的技术就上去，两者加起来的宏观产出，就又有增长又有波动，这就是我们宏观经济学天天看到增长和波动的叠加。

我们的理论创新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源头，不是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噪声或周期波，而是一系列小波（wavelet）的叠加。小波的产生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市场规模限制是市场竞争最基本的非线性特征，和市场经济非均衡的根源。小波的叠加绝对不是线性叠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新古典经济学线性均衡论的数理模型就加以改造。新古典经济学用布朗运动来描写市场价格变动，市场参与者理性决策的结果，是市场价格像一个醉鬼，在均衡态附近随机游走。政府对一个醉鬼市场什么也干不了，只好听之任之，即使出了危机，也只能等市场自身复原。

如果宏观波动是小波叠加的结果，在小波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作用可以完全不一样。技术研发初期市场难以介入，政府和社会支持的研发对技术创新起决定性作用，技术起飞阶段规模递增，市场泡沫可能出现，技术饱和阶段必然出现垄断，技术衰落期消化或落后产能更需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可以用这个图形来解释大国的兴衰。显然，市场和政府在技术竞争的过程中是共生演化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纯粹的市场，也没有可以脱离市场的守夜人。政府、社会、企业、家庭都是相互影响的参与者。

中国要攀登科技、工业?金融的制高点

中国今天的定位

我个人的看法，中国今天的世界定位相当于1900年的美国。人均GDP不反映真正的国际竞争力。为什么？英国工业革命的高峰在1850年，那时人均GDP 约2300美元， 1993年中国就达到了。如今英国的人均GDP比1850年增加了10倍，但是英国的世界地位已经从当年的世界霸主跌落为二流国家。因为金融等服务业虚高的GDP并不代表英国真实的国际竞争力。观察中国的世界定位和历史使命，要关心的是中国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离世界制高点的距离。

我们以1900年的美国作为中国国际地位的类比，因为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达到世界第一，超过欧洲主要国家的产量之和，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掌握科学、军事、和金融的制高点。中国现在制造业生产规模世界第一，但是没有掌握科技、军事、金融的制高点。

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用去工业化、城市化的办法提高人均GDP。因为人均GDP测的不是国家真实的发展程度，也不是居民的生活质量。测的只是商业化、城市化的程度。中国提出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真实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危机中的高收入国家。

我认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掌握科技、工业和金融的制高点。先看历史经验，美国到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占领金融制高点，1969年发射登月飞船成功，花了70年占领科技制高点。但是1971年以后，美国黄金和美元脱钩，军事、金融的霸权就开始动摇了。美国全面掌握制高点的时间也就几十年。关键是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路径，能否摆脱美国已经百弊丛生的老路。

看历史大势，我对中国前景非常乐观，还要看我们自己犯不犯错误，能否抓住历史的机遇，能否避免前车之鉴。要看我们拿什么战略和体制去打我们的战役。

先“知彼”，后“知己”

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是我的朋友。他经常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Do American do, don’t do American say”! 就是说，你学美国你不能照他说的做，要学他自己怎么做的。美国天天高唱自由贸易，看不见的手，但是年年发动战争，用看得见的手控制制高点、话语权、和定价权。我们古人以前有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很多经济学家一天到晚讲的都是中国问题。却不懂很多所谓的中国问题，反面也是中国的潜力。今天你得先“知彼”，后“知己”，西方发达国家的困难和危机，本质都是富贵病。中国和西方比，看起来比西方穷，但竞争学习的能力比西方强得多。要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照抄西方是不可能超越西方的。

得人心者得天下

在全球经济社会动荡加剧的形势下中国怎么办？中央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如能实现，就是新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如今怎么得人心，最基本的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三峡工程移民约130万，中国这么样强的政府，花了十年时间，协调了16个省才安置这130万人。可以想象，现在突然200万难民到了欧盟，他们能吃得消吗？其实现代化造成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是移民问题。科学技术越发展，旧产业淘汰的越快，再教育和就业就越困难。企业要盈利就裁员，把社会责任推给政府。单靠市场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教育成本高涨。各国都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越不愿意生孩子，老龄化更快。养老、医疗、教育、住房都是单靠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国在西方市场失灵的公共服务上如果还在强推市场化，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必须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

我们批评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要明白经济效益不等于社会效益，也不等于生态效益。要占领世界制高点，照抄西方去超越西方的路不可行。

招才引智

各地新的发展方针应当是招（人）才引智（慧）。我们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不多。为什么不招才引智呢？如果在中国生态良好的内地三线的小城，建设十几个中国的剑桥，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来工作生活，何愁科技制高点？历史上英国剑桥、德国哥廷根大学都在小城市，但是出了多少科学家？剑桥旁边就是牧场，生态和学术环境比中国现在的北大、清华、人大好得多。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的中医养生又是比西方医疗更好的保健，足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把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都吸引到中国工作。现在西方经济危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愿意到中国访问。可惜中国好大学都在大城市被高房价套牢，请来科学家，很难把他们留下来。如果规划好，选几个点建新的大学，十到二十年之内，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大学基金会模式

中国的制度优势使其整合能力比西方高得多。要占领产业制高点，必须调整目前内向的国资监管体制，转为外向为主的竞争体制。一个可操作的办法，就是组建十几个竞争性的大学基金会，让著名大学分别主导几个产业的整合。大学基金会可以竞争，清华搞汽车，交大也可搞汽车。我在美国念书的德克萨斯大学，搞新科技很厉害，它的大学基金会，资产规模州立大学第一。德州政府办学划拨给学校大片土地作为资产经营，地下发现石油，学校用土地租金支持科研。德克萨斯大学成为美国高科技新的中心，恰恰因为土地租金不是拿来炒房地产，而是养科学家从全世界买人才。哈佛的大学基金会在私立大学第一大，才能买全世界的人才。

每个大学基金会建一个综合性的科学中心，产业政策和战略资本相结合，立马就有十几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集团军，每个集团挂的都是国际认可的大学基金会的旗号，把科研-产业-营销-金融整合成世界一流的集团军，要发展飞机还是生物制药，都不用发愁融资的困难，银行贷款还是发债发股票都好操作。做大做强不成问题，可以放手在世界各国投资兼并，和任何跨国公司竞争。如果西方想封杀中国的大学基金会，我们也将对等封杀哈佛、耶鲁的基金会，看谁承受得起。十年之内搞十几个大学基金会，占领把全世界主要的研发、产业和营销的制高点。

在股票市场争夺企业控制权

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实体经济失去国际竞争力，政府没钱做长期投资，只能拿钱救金融搞短期投机，把股票市场炒高。美国股票升值，其金融杠杆可以使美国公司的股市价值是德国企业的几倍，于是利用金融优势吞并德国和日韩企业。德国日本经济的起飞期，都想尽办法抗拒美国资本对他的兼并，但是德国成功，日本失败了。因为日本的广场协议和东亚金融危机后被迫打开金融市场，日本实体经济由此走下坡路。中国主动让美国资本投资核心企业，控制中国核心企业股份的巨大份额。金融危机后院着火，这些西方企业看中国股票市值高就赶快抛出去套现，没有像当年搞死苏联东欧重工业那样，搞垮中国的核心企业。但要警惕其中的巨大风险。

在大宗商品市场争夺产品定价权

美国现在称霸世界的经济实力从1971年开始就动摇了，为什么还能继续掌握金融的制高点？任何人要买石油要拿美元交易，他就掌握石油美元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各国相信美国国债不会赖账，用美国国债来保值增值。美联储加息减息，就能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美联储选准时机减息，美元贬值，就把中国借给美国的外债蒸发掉一部分。代价是美国资本外流。然后美国再选择国内时机加息使美元升值，引发国际资本回流，打压中国的股市。美国资本借机把中国的股市抄底，又赚了中国和新兴国家一大把。如果美国经济持续不振，美元动摇怎么办？金融资本流动有两个规律：要么流向高回报的经济增长区，要么流向低风险的经济安全区。美国经济竞争不过对手，就在对手周边敏感地区发动战争打击对手的信用。如果竞争对手是欧元，就发动中东战争、巴尔干战争、东欧战争。如果竞争对手是中国，就在在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制造矛盾，打击人民币，马上国际国内资本就逃离去了美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但是没有定价权，定价权在美国和伦敦的金融寡头手里。真正长远的合作共赢之道，是资源进口国和资源出口国建立长期互利的合作关系，既分利也分损对此有现成金融的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可以拿来投机，也可以拿来协作，叫影子期权。比如我们按过去十年的历史价格平均得到的油价50美元一桶，双方协商一个合理利润浮动空间，比如在均价基础上浮动10%。如果涨10%，卖家赚，跌10%，买家赚。超过10%的部分我们分。赢家把超额部分回吐一半给输家，反过来我损失时，赢家倒贴他损失的一半。这必须是国家的垄断出口商谈判，因为国家才有经济合同的连续性。这样就绕过美国的金融中介，不需要石油美元，美国的金融霸权就削弱了一半。

在国债市场争夺金融控制权

现在西方国家最大的经济问题，是“荣国府欠债太多，要问刘姥姥借钱”。刘姥姥他们家勤奋，存钱。荣国府花没了，就发债，中国手上拿的都是美国的白条。美国一旦还不起债，中国人的积蓄就灰飞烟灭。看世界银行加冕的高收入国家，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富国都负债累累，国债发不出去只能高息借款，将来还不起，国家也会破产。而日本欧洲的富国增长无望，国债的利率从零到负，美联储也在考虑负利率来刺激经济，因为量化宽松不起作用。即使如此，资本市场为什么还买他的国债？因为投资股市的钱将来赔的比负利率的国债可能还多。现在的怪事是欧洲日本发债利率是负的，美国差不多是零，中国民间融资却是高利率，导致经济下行。中国在国际上可以发低利的债，1%的利息就比美国国债高，为什么中国国内还有融资难问题，还要10-20%的利率，过去国内企业借美元日元债，人民币贬值就增加融资风险。为什么不发人民币的债券融资？

中国金融的大机遇在哪里？我们可以把中国长期的基本建设，比如说西水东调、高铁、电站的投资变成人民币的长期债券，开放国债市场，不让投机人买，让世界各国的养老基金买。美国的不少大公司已经没有核心股东了，保护产权是空的，因为散户不关心企业的长远利益，只是追涨杀跌。退休、养老基金会成了西方大公司最大的股东。美国2008的金融危机，股票市场蒸发一半。通常养老基金为了保值，还有一半资产会投在美国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现在国债收益率几乎是零，还走向负值。所以西方福利社会的金融基础岌岌可危，处在破产边缘。

    现在西方政客鼓动蓝领工人工会反中国，理由就是中国出口的廉价产品把西方的制造业和福利社会打垮了。建议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国债，可以当世界各国福利底线的救世主。你买我的长期建设国债，利息低、价不贵、好处是没有风险。因为中国政府不会破产，中国老百姓最勤奋，中国政府公信力世界第一，说到就能做到，中国开工项目绝对如期建设，别的国家修高铁，私有制征地就征不下来，基础建设项目会撕裂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修高铁，修电站都行，因为全民分利。发低息的人民币长期债权，人民币自然国际化，不需要全面开放资本账户，挡住西方的投机资本。美国、欧洲、日本的养老基金和退休基金不受政府地缘政治控制，自己独立操作的资本都会买中国的国债，因为没有更好的竞争者。如果西方老龄社会的稳定绑在大中华经济区的战车上，一小撮军工寡头要跟中国打仗，岂不是掘自己的金融坟墓？总之，西方占据金融制高点的地位也是很不稳固的。

（编辑  迟晨光）


□本文根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导刊》联合举办的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3期摘编。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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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坚：农村土地信托改革的兰西模式

本刊编辑部

2016-07-13 15:24:16

土地信托流转方案的指导思想是：首先要符合宪法、符合我国农地集体所有这一基本制度，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14年以来，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和哈尔滨市兰西县合作，通过信托方式，对全县共约300万亩农地进行流转，实行集中经营。其基本流程是：（1）村集体成员作为该村农地的共同所有者（每个合法成员对共有的土地拥有一份平等而无差异的权利），根据自己意愿，将土地使用权委托给村委会（或和政府相关的一个公共机构），后者成为土地使用权代表，行使相关权利。（2）村委会或相关机构将整理好的土地信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运用市场化运作经营土地资产（由农业产业公司承包经营）。信托公司将土地的固定收益和增值收益直接分配给农民本人，保证农民利益不被侵害。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人，有权监督代理人（信托公司）。

部分农民已离开土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另一部分就地转为农工。

中信信托设计了土地信托凭证，使得共有制的土地固化到每一个特定的对象，且确定的权利是均等化的。这样土地流转本身就是确权过程，农民的土地权益变成可携带的财富。土地信托凭证已在信托公司登记，银监会和证监会正在上海自贸区建立信托凭证流转中心，未来拥有信托凭证的农民可以拿它在市场上流转，从而具备了资本属性。

运用信托模式实现土地流转，规范了土地流转的程序，为金融支持农业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标的，方便和保障农村融资。同时，实现了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促进了农机具的升级和大型化，促进了农业科技的应用，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土地经营者凭借经济地位和规模优势，借助互联网，集成和分享知识、社会关系和资本，打通上下游环节、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运用金融机构的信用中介功能，一方面化解可能面临的资金、信用风险，同时发展信息中介功能，解决农副产品销售问题，建立了完整的闭环信用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收购了当地粮食交易所，和黑龙江农业科学院达成了股权交易。

土地信托流转方案的指导思想是：首先要符合宪法、符合我国农地集体所有这一基本制度，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土地的资本转化，实现资本对农民、农业、农村的金融支持。这样，兼顾了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经济，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实现了农民、投资人和市场的共赢。

 

土地信托化改革初探

土地改革有很多的方法，各地都在实验，但是总的看，缺乏合适的、相对完整的、自洽的理论指导。5年前，中信信托董事长蒲坚先生提出了土地信托化的想法，并且从那时开始进行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探讨和研究。

通过信托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可以在确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确保农民利益的同时，实现土地的资本化运作和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中信信托当时对兰西的土地流转方案进行了设计。大体情况是：农民以10年为期限，把土地委托给村委会及相关机构，后者以4000亩为一个单元，信托给中信信托，中信信托把这4000亩土地委托给一个种粮大户或者一个组织去耕种。

农民在土地流转后，将拿到一个凭证。这个凭证后边有一个合同，说明你有多少亩土地，每年分红数额。土地承包人每年把钱给中信信托，中信信托再付给委托人（农民）。有的农民留下继续种地，有的外出打工，也有农民拿这个凭证抵押给中信信托，拿到贷款再去做三产。

黑龙江的耕地面积很大，而且是成片的，有条件进行规模化经营。通过信托方式将土地集中连片，可以增加15%的耕作面积，规模化种植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粮食生产出来以后能不能卖出去，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价格？中信信托和黑龙江省商量收购了哈尔滨谷物交易所，并利用这个交易所进行粮食期货交易，用以稳定粮食价格。同时还把方圆200公里以内的粮库都收购了，以便稳定收购价。

蒲坚认为，今天中国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土地流转问题，另一个就是老年社会到来的问题。现在老年社会到来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看护工。由此，在土地信托试点工作开展后，中信信托在兰西建立了一个学校，动员全县从土地游离出来的人参加培训，并给养老院培训护工。将农村中剩余的知识含量不高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向养老休闲服务产业转移是一个发展中的新趋势。去年，蒲坚出版了一本著作《解放生命》，集中讨论如何把这个事情串联起来。

三性耦合论与土地信托模式

蒲坚在他的著作《解放土地》中深入研究了土地信托这个模式的基本方法论，将马克思“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理论，纳入土地信托的宏观框架，把人、土地和所有制耦合到统一的共同范畴之中，把它跟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

蒲坚说，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有不少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为此他专门请教过很多研究土地的专家，翻阅相关历史，探究究竟是土地在先，还是人在先？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历史学家、土地学家、物理学家都认为，一定是土地在先。

蒲坚表示，其实任何土地的开发，土地的理论都应该从一个出发点开始，那就是从我们自身，从人开始。如果不从人开始，所有的认识都会出现偏差，尤其在中国目前的理论框架下。《人类简史》这本书中提到，人类具有物质性、社会性、知识性。马克思讲，就现实性而言，人不是单个的抽象物，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知识性是人的更重要、更本质的属性。由此，蒲坚用三性耦合论来演绎和推导出土地信托模式。

土地流转与所有制

如果研究土地不涉及到产权，不涉及到所有制，肯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实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所有制，一个是个人所有，一个是共同所有。公有无非是共有制的一个形式。蒲坚认为，应将所有制的思考置于知识共有与个体分化占有的对立统一体当中来研究，是为了重新建立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提出的目标，就是如何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依法对土地所有权的共同占有进行个人所有的重新确权。这是蒲坚在研究信托，土地流转过程当中持有的一个基本理论逻辑。这个理论逻辑最后导引出一个结论，就是通过信托方式实现了将分散的私有财产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从而建立共有制。

土地信托的十一个要求

在实践当中，土地流转或土地改革应该做到如下要求。

第一，确权要均等化。去过农村的人或者在农村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要把一个村里或一个集体所有的土地均等的确权，不是在学堂或研究室里的分配概念，一人一块就行。但到现实中就会发现，这个土地根本均等不了。吉林省一个副省长花了一年的时间去调研，最后说实在是做不了。为什么？比如一个村集体有1000亩耕地，有的地块靠着山，土壤成分是这样的，有的土地在沟边，土壤成分又是那样的。要把一村的耕地均等进行分配，现实是做不到的。农村现在集体所有制承包权当中的矛盾，基本上都来自于确权。有一种办法是后来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后三类再分别按人头均分，这样分出来的土地就是比当初承包时还碎片化的土地。这种模式，既不符合现代耕作技术的要求，也不符合规模的要求。而均等的确权，对我们国家这种集体所有制或者公有制的产权制度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不用一种新型的方式和思维进行确权，基本上是做不到确权的，而且矛盾还会不断地出现。

第二，土地确权要有凭证。比如把100亩土地按照人头发100个凭证，然后你就占有了这个土地当中的百分之一，你拿到的这个凭证是均等的，凭证后边所附着的价值是均等的。土地能不能均等的确权，能不能登记凭证化，就成为土地流转甚至土地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第三，要有资本属性。如果没有登记，这个土地就没有资本属性，它的价值就不能确定，也很难进行抵押、土地登记。

第四，要可携带。随着城市化进程，解放土地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最终为了解放人。随着土地的流转，农村的青年大多数流动到城市里来了，所以他能不能把自己在流转过程当中的土地变成一种可携带的财富，就成了土地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土地登记之后，土地凭证就附着了价值，而且可以跟着人走。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能不能把自己土地的收益权带到城里来，是土地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五，是可交易的。通常土地只可以转包、转租，不可以交易。但是一旦把它资本化、凭证化了，是可携带的，也就可以交易。信托业协会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信托凭证可交易的平台，现在正在实施。只要大家带着土地流转的信托凭证，他就可以在那个市场上进行买卖，并把它换成现钱，所以是可交易的。

第六个是可继承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国家政策。假定农村中一个农民人老了，但他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嫁到外地，老人的承包地她不能带走。土地可继承。在土地信托模式下，就可以把信托的受益凭证登记过户，从而可继承。这样，集体所有权的土地就可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农民的利益就得到了完整的保护。

第七，是有利于土地集约化。土地流转的目的之一是使土地集约化。能不能集约化，是土地流转或者土地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西方发达国家土地私有，在那里上高速公路有的本来可以走直线的地方却非要转个大弯，很多是因为土地私有制造成的。中信信托已经在12个省市做了20多单的土地信托，土地集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比如说一个村耕地的承包权账面上有100亩土地，通过信托方式把土地整理后，100亩土地就会变成115亩，即增加15%的耕地。这就是集约化带来的一个重要的效果，因为土地整理连片后，原来的道路就减少了，原来那些田埂、河沟，耕地周围的土地也都利用起来了，所以土地集约化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价值。

第八，知识的利用。中国的农民利用知识种地的程度也在40%到50%，基本上是凭经验干。比如说施用化肥，中信信托在安徽做实验的时候，请德国拜耳集团对当地土壤进行调研，发现当地使用的化肥多了40%到50%。我们的农药残留量为什么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知识，没有分析土壤，没有分析植物的特性，而是盲目地根据经验使用化肥和农药，因而知识的利用是农业改革的重要方面。如果不能通过土地流转和集约化，知识根本就无法利用，增加知识的含量，就可以使成本降低，效率提高。

第九是质量均等化。我们在兰西看到，农民到粮库送粮，各家玉米的水分，颗粒完整性都不一样。质量差一等，每斤就差8分到1角2分。我们搞规模化科学化种植，也就当土地实现了大规模集约化和实现质量的均等化。

第十是共同分享。土地流转以后，有人认为，金融机构和大资本的介入，就会剥削农民，甚至造成农民失去土地了。其实土地信托化恰恰就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土地信托化改革首先强调共同分享机制，不仅在这个土地当中保证农民的基本收入，还可以有未来的增长收入，从而努力做到让农民得到比他自己种地更高的收入。

第十一是看护人机制。围绕着土地的分分合合，土地的交易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出发点。如果把土地看成一种集体所有，或者国有的土地，如果它在流转过程当中，在符合现代技术和现代要求的前提下，必须要建立看管人机制或者看护人机制。这个土地信托平台实际上起到了这样的看护人的作用，土地必须在法治化和市场正当性的监管下进行流转，进行规划。并且，中国的信托跟美国、日本的信托最大的差异就是，信托公司有专门的监管机构，不会侵害老百姓的利益。

土地信托的收益和成本

“我的一个梦想或者理想，就是要把土地用物联网和互联网的模式，与我们未来的价值有机联系起来。”蒲坚这样憧憬，他希望看到，信托公司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信托平台，左边挑着土地，右边挑着人民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互联网时代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在网上买东西，但是现在网购当中一个最大的结点就是信用。蒲坚表示，互联网解决了信息传递问题，但是没有建立起一种信用的规则。如何建立信用才是当下世界尤其是中国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他期盼用信托模式来解决信用问题。他说：“我的梦想是，信托公司把土地变成自己的土地，并把土地委托给那些大规模、有能力生产的企业。”

例如，天津天士力药业生产的丹参滴丸是中国唯一一个通过美国FDI审查的，它有接近20万亩土地在种植这个药材，但都是一家一户的。中信信托正在和天士力谈合作问题，通过土地信托，按照一种非常科学的现代化的种植方式，把农民反聘回来进行培训，把他们变成公司的职员，让他们去种植，这样就可以获得土地收益和劳动收益所带来的双重收益。为保障农民受益，除了农业保险之外，还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防范保障基金。

土地信托平台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幅度降低成本。如果一个信托公司有5000万亩土地的信托规划，就可以跟化肥厂、农药厂、种子厂进行大规模的采购，总体成本大概会下降40%。蒲坚希望信托公司可以把降低的成本拿出5%返给农民，这就是农民共同分享的利益。

因为土地信托给信托公司，生产的原材料都是信托公司指定和经过标准认定的，因此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可信任的。这个时候，信托公司实际上通过信托关系确立，成为物业小区的管理者。通过信托机制，信托公司把这些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到指定的小区。这个信用不是农民直接建立的，也不是生产者直接建立的，也不是靠广告建立的，是依靠信托平台跟消费者率先承诺搭建的。如果出现有害的东西，将由信托机构出面赔付。建立了这两个机制，其实就把土地和城市联系在一起了。

试点信托银行

在土地上耕作的老百姓怎样获得金融支持，我们怎样才能把非常便宜的金融送到农村去，这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蒲坚设想的模式是：你把土地信托给信托公司，信托10年，每一亩土地每一年的收入比如1000块钱或者2000块钱；你还可以把这个信托凭证抵押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就可以给你贷款。这是因为这个凭证背后有未来10年的收益做抵押，这样整个过程就完整了。在相关制度安排方面，蒲坚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实行信托银行或者试点。

比如说对从事农业信托，以及农业信托改革的信托公司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只要一条就可以，就是允许这样的信托公司吸收一定比例的存款，但存款一定要用于农业。其实在日本、中国台湾都有这种模式，我们只不过是政策上需要突破。

最后，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切改革，必须要有重要的约束条件。

第一个就是不强调个人主义，要强调集体属性。多次来过中国的基辛格总结说，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是崇尚集体属性的，是崇尚家庭的；是一个整体、系统的思维模式。

第二个就是共同富裕。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回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来，要兼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集体属性和共同富裕。另外还要兼顾竞争、自由、发散的市场原则，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知识。

蒲坚认为，信托模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调试的转换器，信托绝不仅仅止于土地，也不仅仅止于金融，信托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当中一个崭新的生产关系。

 

点评：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

在中国农村产权变革的时代，是继续把土地的经营权变成私人的所有权，然后像欧美模式那样，几个农民大户再次变成地主呢？还是在集体产权的条件下，按照新型的公司制、信托制去探讨新型的公有制？在这个背景下研究土地流转，凸显了兰西模式对中国的开创意义。这样大规模的农业股份公司，只有诞生在今天的中国。而农业又关系着未来很多新兴的产业，蒲坚教授的梦想是，左手是解放土地，右手是解放土地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而科技、土地、市场、资本的结合，就是他说的耦合三要素。

我们如何沿着中信兰西模式继续推进蒲坚教授的土地信托理论，使中国模式成立，从而避免欧美的私有化道路，他们今天社会主义思想又重新抬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怎么看待这个兰西模式都不为过，因为它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价值。

 

贺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大的证券研究所所长）：

蒲坚的演讲中有几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土地信托使私人财产转化为社会财产，这很有意义。

第二，互联网解决的是信息问题，信托解决的是信用问题，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马云虽然在互联网上创造了很大的奇迹，但是金融和信誉的问题光靠互联网，可能远远不够。

第三，信托原理用于土地制度改革，但是不局限于此，兰西模式仅仅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开始。

第四，信托模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节的转化器。

点评三点：

第一点，土地信托制度改革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土地是重要的资源，也是重要的资产。土地的合与分推动了历史王朝的演进，这是一个规律。兰西模式通过信托的方式促进土地的流转，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样板。

第二，信托制的土地改革，是中国的一种金融创新。信托在历史上本身就是一个金融创新，最早产生于英国，当时英国对有钱人的遗产要课以重税，为了合理避税，于是信托模式应运而生。委托人把他的资产交给信托公司受托人来打理，然后指定受益人是他的子女，信托公司创造的利润分给受益人。

现在我国各种金融机构业务创新能力最强的就是信托，比如高速公路收费信托、城市的管线信托等等。兰西模式的信托创新应当鼓励，这种金融创新会极大地提高农村的生产力。

第三，为了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改革，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兰西信托模式提供了一种具有实操性的方法。农村土地信托化也引起我们的联想，农村土地能不能进一步推行股份化等等。

 

李永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

中信的兰西模式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这是从土地权力的末端入手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很多学者要推动中国土地的私有化，搞了很多这样的理论，但中国的土地二元制，它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是个政治问题。所以说这种改革是很难促进的。但是兰西模式恰恰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模式，把中国的信托法制度和中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结合起来，不仅符合法律，而且也符合农民的需要，这是积极的、务实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姚峰（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解决土地问题有个三权问题，就是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习总书记讲如何处理好三权问题，他提出“两保一用”，就是要保持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民承包权，用活经营权。

 

（编辑  高梁 宋斌斌）


¨本文是根据蒲坚在2016年6月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合作举办的“中信大讲堂”的演讲摘编整理。

* 蒲坚，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原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信托业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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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金融异化发展误国

张云东

2016-07-07 16:58:31

本文作者强调，要让金融重新回归服务实体的经济本原，与实体经济无关的坚决不干。我们要破除金融迷信，要清醒认识美国金融市场的...

编者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体系内在结构产生异变，以全球性货币金融市场、全球流动性金融资本、全球范围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背离为特征的金融资本主义成为主导。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货币金融决定实体经济的价格体系和分配体系，大宗商品价格与实体经济供需脱节。企业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市值最大化。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真的能创造经济繁荣吗？2008年发生的一场在世界范围极具破坏力的危机已经给了我们答案。美国金融资本畸形发展，抽取实体经济的收益，造成本土产业空心化和全球经济严重失衡。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

拨乱反正首先是价值观的正本清源，本文作者强调，要让金融重新回归服务实体的经济本原，与实体经济无关的坚决不干。我们要破除金融迷信，要清醒认识美国金融市场的复杂结构和衍生工具不是现代经济的必然选择，而是华尔街利益集团的选择。复杂并不是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根本不需要那么复杂。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美国金融已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不再将立脚点放在为实体产业服务上。在金融领域，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模仿美国，一切金融创新不能离开金融本原，放任金融错位发展。

实现农业、工业、科技与国防的现代化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重大历史使命，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国家竞争力的基础。目前中国正在从制造业大国往制造业强国迈进。虚拟化的经济将使中国实业发展、乃至中国经济难以为继。金融业务的发展，决不能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向。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动脉，是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企业、政府乃至居民须臾不可离开的供血系统，是整个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真理和谬误就一步之差，越雷池一步，天使就会变成恶魔。如今，以美国为样板的中国金融市场的浪漫发展，不仅在盈利规模上喧宾夺主、超过了中国制造业；而且在业务模式上颠覆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原，由“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自我服务的“金融交易模式”。今天中国经济下行，实体经济不振，固然有诸多原因，但对金融的错误定位，漠视金融的放任无序发展，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且，经济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的错位，市场秩序的混乱，贫富差距的拉大，民众心态的浮躁等等乱象无一不与金融异化发展有关。在金融发展问题上，我们是该醒醒了，是该停停步子，把望思考了。我们应该深刻思考金融的本原，思考金融的功能定位，思考金融的业务模式，思考金融的规模经济。放任金融发展，载舟之水则会覆舟误国的。

 

金融自大挤压实体经济

正如美联储原主席保罗·沃尔克所言，19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发生的最大、也是最不幸的变化，就是金融已由当年的“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金融已不再是为实体产业提供资金融通、配置资源而安身立命的服务者，而演变成为自我服务不断追逐交易标的的牟利者。美国前财长助理布拉德福德·德隆教授说，金融成为一只吸附在实体经济身上的吸血乌贼。美国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和产业空心化，正是这种不幸变化的必然结果。

如今，跟在美国身后的中国金融也在亦步亦趋，尽力模仿美国金融市场包括重复他们的错误，贪婪地截流宝贵的资金，与实体经济争利。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加不断创新纪录，但还时不时出现“钱荒”，还经常听到呼唤“央妈”放水的声音。究竟何故？值得深思。2015年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了14%，比2014年12.2%的增幅提高了1.8个百分点。截止到今年的1月份，广义货币M2存量高达141.6万亿。相比下降的GDP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不断增长的货币供应量不能说不多，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善。钱去了哪里？除了一部分资金在金融杠杆的帮助下继续流向房地产市场之外，金融的高回报成为分流吸噬资金的沼泽湿地，放水再多，资金也很难流入实体经济干旱的田野。

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绕开传统业务，“创新”利润环节，层层加码，使资金价格贵得实体企业无法承受。另一方面各类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金融市场规模急剧扩大，市场结构和产品愈发复杂。但是这种扩张与变化和我们所期望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却几无相关，目标高度趋同地涌向金融交易。银行、信托理财业务大多都是以钱炒钱的金融交易类产品，还通过股权质押、股票交易配资为资本市场提供百害而无一利的交易杠杆牟利；保险业跨界经营融资平台，利用非资本的短期资金四处杠杆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牟利，并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证券业开展助涨助跌的融资融券业务，为客户提供杠杆融资赚的盆满钵满；以避险为名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为投机者跨市套利提供获利条件，使资本市场变得更加凶险；一些市场机构利用技术、资金优势公然开展严重破坏资本市场“三公”原则的高频交易，洗劫广大中小投资者，大发横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金融的放任发展，使有志于此的各路神仙各显神通，为所欲为，分享丰厚的资本盛宴，而资金的稀缺性所决定的此消彼长却使得实体经济被不断挤向边缘。

继2014年金融机构贡献的所得税创记录地与制造业所得税比肩之后，2015年这种本末倒置的荒唐扭曲又更加严重。2015年，一方面金融业企业所得税8572亿元，增长13.9%；另一方面，工业企业所得税7425亿元，下降了5.3%。金融业企业所得税竟比工业企业所得税高出15.4%。金融业的这些收入所得，部分来自高利息收入，另外相当部分都来自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金融交易收入，且所占比例呈快速扩大趋势。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倒挂现象愈演愈烈，不仅严重地挤压了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而且使得中国经济虚拟化，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为继。这需要我们高度警惕，深刻反思金融战略和金融体制。我认为，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要入正轨，就要限制金融的无节制发展。

 

金融暴利腐蚀实业精神

金融业这些年来的疯狂扩张，其主要原因是金融业来钱易、来钱快、来钱多。牧人逐水草而居，商者受利欲所驱，这本是人之天性使然，无可厚非。但现代经济社会却有内在的生态规律，维持经济生态平衡是政府的天职，责无旁贷，不能借口市场决定，放任自由主义泛滥，放任金融无序发展，那必将导致可怕的经济生态灾难。

实体经济虽然是经济的本源动力，但因研发投资风险大、投资回报周期长、资产流动性差等原因，在财源滚滚的金融面前十分弱势。如果我们不保持清醒，放任金融疯狂增长，放任金融规模随性扩张，放任金融投资收益与实体经济投资收益严重倒挂，那谁还会耐得住寂寞，眷顾实业？超高的金融利润不仅侵害现今实体经济的利益，最要命的是这种超高利润示范会腐蚀民族的实业精神。资本将逐金融利益而去，人人都想搞“资本运作”，无人愿意投资费钱、费力、耗时的实业；社会精英、青年学子也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扎堆投机时髦的金融，不屑钻研从事国之根本的中国制造。长此以往，虚拟化的中国经济将靠什么支撑？失去原动力的中国经济将难以为继。

好在今天的中国实业界里还有坚守制造业痴心不改，为研发制造中国的深海钻井平台投下了血本，功绩卓著的中集集团麦伯良；潜心研发、精工制造、硕果累累名满中外的华为集团任正非；豪情万丈为国制造、为国争光的格力集团董明珠等中国制造业的脊梁、新时代的民族英雄。我们应该弘扬这种献身实业，制造报国的伟大精神。我们更应动员引导更多的资源支持这些顶住房地产、金融、“资本运作”等金钱游戏诱惑，痴心不改，长期坚持实业“抗战”的优秀企业。我们应该重建金融市场模式，为中国制造服务。

 

金融“创新”制造系统风险

金融“创新”如今是最时髦、最能迷惑人的概念。首先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创新”者的动机，看看“创新”的产品，就不难明白是怎么回事。无论是华尔街的原创者，还是我们的模仿者，有谁考虑过实体经济的需要？无一不是在为自己敛财牟利。他们“创新”的衍生品，哪些能把资金导入实体经济？无一不是巧取豪夺的工具。

其次，金融衍生品在微观上能够对冲风险的理论貌似成立，但市场实践却做出了相反的裁决。美国长期资本公司拥有两位因金融衍生品定价模型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以及“华尔街套利之父”、前华府和美联储财金高官等一大批金融天才，号称“梦幻团队”。但长期资本公司却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栽在了看似风险不大的债券市场衍生品交易上。不甘心失败的这个几乎是原班人马的团队又东山再起，且吸取教训大大降低了杠杆，但又还是无法摆脱覆灭的命运。这惨痛的市场实践告诉我们，金融衍生工具对冲不了风险，只会制造风险。

第三，如果说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在微观上尚有概率或然的不确定性，但是其在宏观上的巨大危害却必然无疑。即使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立论在微观上是成立的，但是这些微观行为的叠加却会产生核裂变般的不可控能量，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破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不仅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冲击影响今天依然在持续发酵。

2015年我国股市剧烈震荡，就是不明就里、不求甚解，盲目模仿美国的“金融创新”，放任金融浪漫发展、让杠杆交易、衍生品跨市套利肆虐的结果。本来是一个为实体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支持的资本市场，却把各路巨额资金以各种形式投入股市炒作；原本为宏观经济减杠杆的直接融资市场，在这里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加杠杆的投机交易的盛宴，其逻辑让人费解！

短短两三周之内，杠杆牛市的大喜转瞬间变成大悲，实体经济短缺的巨额宝贵资金被股市交易裹挟不知所踪，中小投资者被洗劫，宏观经济景气信心严重受挫。唯一感到庆幸的是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开放，否则那将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些被某些人盼来“解决中国投资者结构问题，对冲中国散户”的华尔街大鳄将全面血洗中国金融市场，那时候我们想救市恐怕也会束手无策，无从所救。那将不会是一场“系统性风险”那么简单，而势必会演变成一场颠覆性灾难。

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直至今日，我国金融界依然对美国这场危机缺乏清醒深刻的认识，似乎形成一种共识，认为美国金融市场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走过了头，而中国还远远不够。这是一种糊涂的危险观念。为了流动性，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为了解决不良资产，我们不仅搞资产证券化，还开始了风险极大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我们不会不知道美国2008的次贷危机正是资产证券化或准确的说是不良资产证券化惹的祸，为什么还会如此自信，假设我们不会重蹈覆辙？也许我们知道“度”在何处，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一旦上路，任何力量都无法控制其发展程度。我不否定资产证券化的积极意义，但两害相权，我们不能饮鸩止渴，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与此同时，现在又出现了要搞信用违约互换（CDS）的动议。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用一种风险工具去对冲另外一种风险产品，只会把这个市场搞得更加复杂，引发更大的潜在风险。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过程中，美国金融界最担心的就是经投机杠杆反复翻炒，高达62万亿美元的这个貌似避险工具的CDS市场风险总爆发。因此，不要指望用孕育风险的衍生品避险，还是敬而远之为好。

 

拨乱反正回归金融本原

中国金融如此放任发展，正如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回顾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处置过程的那本书的书名《峭壁边缘》一样，我们正在一步步滑向峭壁边缘！当务之急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审视金融战略、金融定位，敬畏存在巨大风险的金融市场。要破除金融迷信，破解金融迷思，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金融市场复杂的结构和衍生工具绝不是现代经济的必然选择，而是华尔街利益集团的选择。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本不需要那么复杂，为借贷双方、买卖双方、投融资双方提供简单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中介服务即可。复杂并不是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简洁倒应是金融市场的哲学。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金融市场复杂化和金融危机是现代经济的必然规律、代价和宿命。但是，如果我们放任金融发展，就必然要承受金融危机的沉重代价、甚至是颠覆性代价。在金融安全问题上，制度和方向正确与否是决定性的，我们不要指望金融人理性、节制、内控，也不要指望监管。经验证明，贪婪会冲垮所有的堤坝。

美国虽然有保罗·沃尔克等有识之士深深忧虑金融的放任发展对美国的严重危害并试图力挽狂澜，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强大的华尔街利益集团决定了美国金融已无回头机会，势必深陷周期性泥沼、慢慢消耗，直至美国时代的结束。我们中国还有机会，这种机会来自于我们的制度优势。但是所谓机会往往稍纵即逝，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如果我们不清醒深刻，不珍惜把握，那金融的放任发展势必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千古遗恨。

中国金融怎么发展？近年来我们似乎感觉到金融的困局，不断地在讲金融改革，但我们认定的金融改革方向是否正确却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跳不出新自由主义的窠臼，继续按照金融自由化的方向改革则是雪上加霜，中国危矣！我们唯有改辕易辙，认真开展一场全面的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首先是价值观的正本清源，让金融重新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应该一切唯实体经济是从。所有的金融活动、金融产品要与实体经济比对，有益于实体经济的就干，与实体经济无关的就坚决不许干。要特别警惕当今盛行的“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为自己牟利的金融现象。

拨乱反正，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坚持“产业服务模式”，反对“金融交易模式”。中国金融的价值规范应该明确为：鼓励直接融资，限制金融交易。所有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活动都必须遵循这个价值规范。

鼓励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对于实体企业的重要作用大家都知道，毋庸赘言。遗憾的是直接融资始终是中国经济的短板，是中国金融之痛。究竟何故？问题何在？很显然我们这些年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大部分金融资源都自觉不自觉地流入金融交易市场。因此，我们应该下决心把直接融资作为金融市场建设的首要任务、主要工作，全力以赴搞好资本市场建设。建设资本市场我们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创新”添乱，不要急功近利，不应投机取悦有关各方。我们应该潜心思考，保持定力，踏踏实实地搞好市场基本建设即可。所谓基本建设，一是要集中行政和市场资源支持资本市场建设，打破部门割据，把所有属于直接融资的证券买卖行为都纳入证券监管部门统一监管，而无论其所在行业和所在市场，以便执行统一的行为监管规范，杜绝监管寻租，为形成一个统一协调发展的资本市场创造条件。

二是建立以透明度为纲的市场哲学，构建以会计师、律师、媒体、公众、监管者为主体的信息透明度保障系统，监督发行人向市场提供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的经营信息和风险报告。用严刑峻法惩戒虚假信息的提供者和中介责任人。

三是严格执法维护市场秩序，无论牛市熊市，不论股指高低和市场情绪，坚决刚性执法，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市值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市场公平预期。

四是把资源优化配置作为资本市场的主旨、主线，纠正放任劣质上市公司存续，、姑息绩差股恶炒的错误观念和灰色市场文化。优胜劣汰，坚决不让垃圾股挤占市场资源，对借壳重组实行与发行上市同一标准，严格限制。实行最严厉最坚决的退市制度，遏制绩差股炒作泛滥，吐故纳新，使资本市场恢复健康，实现资源配置优化。

中国资本市场二十多年成绩巨大，积习也甚重。我们一方面要扎扎实实加强基础建设，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上市制度，努力使市场供求趋于平衡。另一方面也要破除美国迷信，革除既有市场弊端，使其适应为中国实体经济筹融资金、配置资源的大任。

限制金融交易

对待道貌岸然、纷繁复杂的金融交易，我们不要迷信，不要犯懵，应该自信，多问几个为什么？凡与支持服务我实体经济无关者，一概摒弃。

第一，限制金融机构规模无序扩张。如今，浮躁、浮浅、短视的商业文化使人们对金融趋之若鹜，人人想插足金融，各种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然而，增加的金融机构大多都集中在金融交易领域，做的都是以钱炒钱的生意，这样必然要增加交易环节，推高资金价格，增加资金成本，吞噬挤占实体企业利益。因此，除允许增加一些与直接融资有关的金融机构，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之外，不要幻想增设新或新型金融机构就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严格限制增加商业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争利。

第二，严格金融许可监管。金融是高风险行业，应该首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防范风险，保护消费者、债权人、权益人利益特别是中小客户利益是金融行业的首要任务和基本前提。因此，一是要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和非法经营，不能漠视放纵，时紧时松，线上线下标准不一；二是要加强准入监管，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放松管制，提高效率，为实体经济增强活力的良政。但是，从金融行业风险特性和消费者保护角度来看，金融负面清单管理还值得商榷。因为最高明的监管者也会落后市场半拍，不可能开出前瞻性的负面清单。如果在金融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当“聪明人”受利益驱动搞出一些损害实体经济，损害投资者利益并风险巨大的自我服务套利创新时，等监管者发现将会为时已晚。不仅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和破坏，而且还会因利益集团的游说、阻挠很难纠正。中国金融监管已经相当粗放了，再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金融安全将何以保障？

对于互联网金融也应实行许可监管，我们应该清醒认识所谓互联网金融，它仅仅只是金融业务的新技术载体，并非新主体。传统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具有互联网技术优势的企业转投金融行业也可以利用。但这种可以提高金融业务效率的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并未改变金融的基本特性，并未改变金融的规律和规则。反倒是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传输扩散效率决定了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更大，需要加强更具针对性的严格监管而不是放松监管。对于新技术，我们应该支持敬畏，但不能换了马甲就不知是何方神圣，就无所适从。

第三，清理整顿理财市场。如今的理财市场五花八门，发行机构众多，理财产品繁多，管理缺乏规范，投资者保护欠缺。且理财收入大多来自各种交易类产品。虽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百姓的理财需求，但是却抬高了资金成本，难为了实体企业，并且对客户、对金融系统都潜伏了大量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应该高度重视理财市场乱象，对理财市场认真清理整顿。可以考虑将理财产品纳入债券市场规范，统一监督管理。

第四，清理整顿各种地方金融交易场所。发展直接融资支持实体经济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但金融的高风险特性决定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需统一规划，有序设立，不能放任地方随意批设。2011年针对各地争相设立金融或类金融交易场所的乱象，国务院发文要求清理整顿，遗憾的是清理整顿不了了之，匆忙验收。导致出现了涉案金额430亿元，投资者超过22万人，危害严重的庞氏骗局式的“泛亚”事件。在严肃查处追究“泛亚”案件的同时，我们应该举一反三，清醒认识还可能存在类似潜在的更大隐患和系统性风险，重新严肃开展对各种地方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治理金融交易泛滥乱象，防患于未然，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障金融安全。在清理整顿完成之后，再统筹规划部署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第五，明确金融交易规范，维护市场秩序。发展直接融资必须有一个健康、稳定、有序和高效的二级市场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而且这个市场应定位明确：支持直接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为投机交易服务。因此，这个市场应该是证券转让的现货市场，非杠杆化，满足投资者交易和资源配置即可。不能把资本市场变成金融投机家利用资金、信息、技术优势予取予夺，巧取豪夺，洗劫中小投资者的场所。

有鉴于此，我们一是应该禁止银行资金进入股市，使股市本末倒置，走向自己的反面，把为实体企业融资的市场变成一个与实体企业争食、挤占实体经济资源的市场。二是保险市场应该注重投保人利益和险资安全，在坚守主业的前提下，让保险资金扮演好股市稳定投资者的传统角色，不能异变为一个撬动巨额资金进行杠杆交易的风险偏好者，警惕其高回报融资风险，警惕非资本的期限错配杠杆收购给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带来风险。三是应该禁止以交易技术创新面目出现，利用技术优势、资金优势进行明显违反市场公平原则的高频交易等交易方式，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等市场弱势群体利益。四是应该重新审视融资融券业务，清醒认识杠杆交易并非资本市场流动性所必须。融资杠杆会助长股市疯涨，透支股市动力。而当股市反转下跌后，它会不同于没有融资杠杆的市场（大多数投资者仅仅是账面浮亏被套，券商、银行无虞，国家也无需救市）的情况。加上融券对股市下行的助推，融资杠杆使用者会被强制平仓，真金白银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极端情况下的集体踩踏也会危及融出资金者和银行，引发系统风险，逼迫国家救市。不争的事实是，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融资融券对于直接融资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应牢记去年股市血的教训，再也不能继续演绎宏观经济去杠杆，股市加杠杆的荒唐逻辑了。

对于金融衍生品我们更应保持清醒，不要再受华尔街的蛊惑。既然没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证明金融衍生品对经济源泉的实体经济有用，既然美国的实践已经证明衍生品从微观到宏观都风险巨大，我们为什么还要不信邪，非要蹚那浑水，自我作乱，给自己和国家添大麻烦呢？

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不应该折腾，也经不起折腾。客观地看，金融是我们的软肋，是我们国家安全最薄弱的防线。因此，我们不能放任金融无序发展和资本账户自由化误国误民。常言道，知易行难。但在金融发展战略方向这个问题上却是知之艰，行之惟艰！如今金融利益集团已经开始形成，业内模糊观念普遍，要在金融领域开展一场拨乱反正的金融改革非常困难，似乎已无可能。但是这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我们应深刻反省，痛下决心，坚决改革，把金融重新导入正轨，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原。否则，我们有可能倒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门前。

（编辑  宋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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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陈平

2016-07-07 10:26:53

经济发展是国际竞争，市场如战场。如果错误地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发展必然会走弯路。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转型，中国实现高增长&...

 

经济发展是国际竞争，市场如战场。如果错误地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发展必然会走弯路。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转型，中国实现高增长，走出了自主发展的新路。今天中国又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能否避免西方已经陷入的泥潭，看清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风险和机遇，确定新的发展战略，将决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道路。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主要原因为内因，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舆论界存在很多认识误区，比如媒体经济学家以改善环境、解决房地产泡沫等名义，游说中国经济必须减速的声音很大，经济下行趋势日渐加深。

一、经济下行的主因在媒体经济学的形势误判

这次经济下行的原因何在? 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建认为，内因是主因，而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外因是主因。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我们必须先知彼，看清国际大局，才能更好地知己，因而，我们应当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对策。否则会错过战机，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世界主要国家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表现（见表1）清楚地表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2008-2009年是最低谷，2010年开始反弹。中国在危机期间，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从2011年开始，增速放缓。

表1：金融危机前后各国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局

 

http://i.guancha.cn/news/2016/02/04/20160203153434669.jpg

图1：2000年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局

 

2010年后西方经济缓慢复苏（见表1与图1）。如果中国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应当缓慢复苏，在西方经济复苏之后中国经济没有理由反而开始下行，而且从2012年后，经济增幅不断下降，去年降到6.9%。从时间点来看，201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滑是由内部原因主导。

2012 年以来，中国政治外交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投行的建立，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巨大，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急不可耐地想加入亚投行，一举突破美国围堵中国、重返亚洲的阴谋。可见，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已经为世界所公认。美联储如今是否加息，也要看中国经济的走势，不能再像往日一样为所欲为。

然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走势相对偏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媒体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中国的4 万亿刺激，实质是在反对中国的有为政府。舆论好像是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量化宽松成功了，值得中国崇拜，中国的财政刺激失败了，中国道路要改弦易辙，美国模式仍然是普适模式，中国应当重回市场自由化的轨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笔者初步判断，这是因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准确地说是媒体经济学的舆论误导，导致金融等有关部门对形势误判，才会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自捆手脚，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大家原来以为速度放慢，可以解决改革遗留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阴影下，采取紧缩政策，只会事与愿违，过剩产能不断扩大，经济下行越来越严重，结构调整也越来越困难。东欧转型时期搞休克疗法的教训，几乎从未被中国主流经济学重视。恰恰相反，中国一批坚信西方普适价值的经济学家，反而力推东欧的“高人权增长”，在金融危机时借机否定中国的“大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彻底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自主道路。

二、国内媒体经济学误导经济决策的四大谬论

过去几年，中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要求经济减速，主要理由有四个：

1. 中国财政政策失败，美国货币政策成功，要求限制中国的有为政府

理由之一是：中国4 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是失败的，美国的量化宽松(QE) 是成功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要向美国看齐，而非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

美联储的量宽花了3.5 万亿美元，中国的4 万亿换成美元，其实不到6000 亿美元，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但是美国的成果怎么样呢？

我认为，美国没有多少实际成果。美国的投资没有增加，银行惜贷。只不过汽车消费因为低利率恢复起色，但美国房地产市场远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特别严重的是，美国经济很难看到长期增长的势头，所以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奥巴马最重要的经济顾问、哈佛前校长萨默斯给美国新常态的定义是：“经济长期停滞”。其实是处于日本股市房市泡沫破灭后“失去的三十年”的状况。

如果按照金融危机前的状态，美国年平均增长3%-4% 的水平，美国未来10 年到20 年的年均增长也就是2%，欧洲为1%-2%，日本连1% 都难以维持。

更严重的问题是，西方推行量化宽松是因为债务缠身、议会政治瘫痪、无法推行有效财政刺激，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其长远后果目前还难以估量。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领袖们都承认，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空前扩张，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但是在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利益集团反而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巨资助救金融寡头，丝毫不敢触动虚拟经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约500 万亿-700 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 的40 倍，世界GDP 的11 倍。美欧日先后推行量化宽松的结果是加剧货币战争，货币互换投机的交易量，已经从危机前2007 年的14 万亿美元，猛增到危机后的25 万亿美元，每日货币的交易量从2007年的3 万亿美元，猛增到如今的5 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这实际上给经济全球化埋下了定时炸弹。

中国的投资不到6000 亿美元，最精彩的效果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高铁突飞猛进，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而且整体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这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留下来的成果，如果没有4 万亿，中国能不能十年就建成这些高铁，甚至这些项目能不能上马都将成为问题，且不说还有其他一系列民生工程的效果都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

中国主流媒体中有一批媒体经济学家，他们崇美崇洋到了荒唐的地步。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反思卢卡斯带领的芝加哥学派的“反凯恩斯主义”，只有中国的媒体经济学家，还在全面恢复鼓吹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换了个面目，把“反凯恩斯主义”和“反大政府”连在一起，无视中国道路改革成功的现实。

2. 用日韩经验质疑中国高增长的可持续性

理由之二是：舆论怀疑和反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抛出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不可能超过东亚“四小龙”。世界现代史上像中国这么高速的增长，日本只持续了20 年（从1950-1960 年代），韩国只持续了30 年（1960-1980 年代），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高增长超过30 年呢？这个理由非常有影响力。

这种通过和其他东亚国家比较来贬低中国高速发展的可能性的说法，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发展太快造成的，而且环境污染、房地产泡沫、产业升级等问题都不可能在高增长的过程中解决，所以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实际上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这些问题恰恰在高增长期解决比停滞期更为容易。但中国媒体压倒性地质疑中国维持高增长的理由，就是日本、韩国的高增长没有超过30 年的先例。

中国和日本比较，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1 倍，国土是日本的25 倍。中国人口是韩国的28 倍，国土是韩国的97 倍。中国发展的空间，应当比日本和韩国大多了。而中国地理最主要的特点是，中国有一条胡焕庸线，即从黑龙江到云南的黑河腾冲线，中国人口的96% 集中在黑河腾冲线的东南，而这条线的东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6%。也就是说，中国还有60% 左右的国土没有充分开发，过去30 年仅开发了沿海地区。

为什么沿海地区开发的奇迹不能在内地重现？特别是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设想，我认为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雄图大略。历来大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先兴起于海洋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日本，因为海运成本比陆运低，进出口贸易便宜，海军的机动性也大于骑兵和步兵。但是技术的发展需要资源，陆运技术的发展可以比海运更快，后起的德国、俄国、美国和中国，都是大陆国家，凭借规模经济挑战海洋国家，最终能够战胜海洋国家。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中国改革开放前30 年中沿海的投资布局是跨国公司主导（因为他们要把中国的加工产品运到海外，沿海物流比较便宜）。那么现在这个局面要改变了。现在，内陆的渝新欧铁路货运已经延伸到了欧洲。如果“一带一路”成功实施，一定要先开发内地，尤其是大西北，恐怕30 年也开发不完。

3. 中国制造业“饱和论”，鼓吹去工业化和金融自由化

理由之三是: 中国经济必须转型的理由是，中国制造业已经饱和。这种观点对经济、企业界、金融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需要重点论述。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粗放型增长，效益不高，要提高效益，就要发展服务业。

出过国的人知道，中国的餐饮、旅馆服务业，比国外发达多了。东欧转型去工业化后，大家去东欧旅游，餐馆里有多少顾客？20 世纪80 年代，日本工业达到高峰，全世界都是日本游客。现在中国工业超过日本，不仅全世界都是中国游客，日本也靠中国游客维持经济。没有制造业的发达，哪来服务业的繁荣？

其实媒体经济学家所说的发展高端服务业，说白了就是金融服务业，就是要金融自由化，他们认为金融可以赚大钱，做制造业利润很薄。这个说法现在在中国最有诱惑力，但也是最危险的。金融可以空手套白狼吗？脱离实体的金融效率能持续吗？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估计在12 万亿-22 万亿美元之间，美国把从中国赚到的大量利润转回到美国，危机发生了就找替罪羊。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批评说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美国人过度消费，是因为中国人低息借给美国的钱太多了。如此荒唐的理由，中国的媒体经济学家居然能够全盘接受。事实上，过去三十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幅度，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难以想象。

现实中，美国几万个桥没钱修，美国这么能赚钱，为什么不改善基础设施，要搞房地产泡沫？既然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为什么去搞次贷危机？所以美国所谓的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害，远远大于利，事实上，已经把美国经济架空了。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自己的分析，最有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MIT 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2009 年在著名的《大西洋月刊》上写过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叫《安静的政变》。文章中说，美国经济在20 世纪70 年代前为什么重视实体经济，因为当时美国是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美国里根总统搞了减税革命后，债务急剧增加，导致美国金融集团取代了实体的工业集团，已把美国的工业经济架空了。所以金融危机的根源，类似发展中国家的政变，即金融寡头集团取代了军工寡头集团。只有拆分金融寡头，才能走出危机。但是奥巴马总统没有勇气采纳他的建议。

英国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2012 年在他去世之前几个月，曾经在家里跟我对谈。当时我提出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病”的观点，金融的高利润挤出了其它实体经济产业，霍布斯鲍姆补充说，应该是“英美病”，英国早已因为同样的病走向衰落了。他说，1850 年英国工业生产占了全球一半，但赚钱不多。赚钱最多的是海运和金融。因此，英国从1850 年后就开始搞去工业化，结果一战前英国就开始走向衰落。

最近一位意大利裔美国经济史学家阿瑞吉写了一本书，叫《漫长的二十世纪》，这本书总结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几次金融霸权盛衰的周期：最开始是意大利的热那亚建立金融资本强国，接下来是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他发现一个规律，每一波的金融霸权更迭，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都是金融恶性扩张取代实体经济导致帝国的衰落。

从这一点来讲，金融过度扩张导致实体经济衰弱，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如果把金融扩张作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弄不好就会把我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比如现在的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就值得我们警惕。互联网金融的试验必须逐步推进，不能一哄而起。金融监管，不能搞“负面清单”，不能取消金融从业资格的认证，因为金融涉及的规模太大，反应速度太快，后果难料。

现在中国最应反思的就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是坚持实体经济，还是学美国搞金融投机，自我毁灭？

4. 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意在中国成为美国的依赖经济

理由之四是：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理论，这是当前主流经济学家非常流行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正在误导中国经济转型。

前苏联、东欧推行休克疗法的时候，鼓吹经济自由化的是一些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比如诺奖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哈佛经济学家萨克斯、匈牙利的科尔奈，他们好歹还是做过一些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但是这些年来，忽悠中国的世界银行报告的一些作者，比如世行2012 年提出《中国的2030》的报告，里面提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这一报告的作者，完全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该理论提出者把历史上过去50 年里，101 个国家无论大小的人均GDP 放在一起做一个统计回归，得出结论说，能够从低等收入国家跨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只有13 个，然后拿这些国家作为中国下一步经济转型的榜样。

显而易见，他们的方法论很成问题。假如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把跳蚤、青蛙、大象、人类放在一起，拿一个指标做一个回归分析，得出生物演化的规律，你们能相信吗？但世行的计量经济学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来看看这13 个国家暴富有什么窍门。

有一些窍门你想学也学不到，有的国家（赤道几内亚）发现海上石油，一夜暴富，可惜只有一百万人口，而且是独裁腐败的国家，值得中国学习吗？在13 个国家里，10 个国家人口加起来还不到中国一个省，最少的冰岛人口只有30 万，多的以色列几百万，葡萄牙、希腊一千万，就是把日本、韩国、西班牙全算上，才仅相当于中国的5 个省，何况中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

一些小国可以提出一些发展经验，比如小国可以发展旅游、房地产、离岸金融，暴富很快。这对有地理条件的某些区域经济也许可以借鉴，但是对人口是发达国家2 倍的大国而言，不可能以此种模式维持基本的就业。在过去金融危机期间，世行推荐的样板国家，其中有一半恰恰是受到金融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比如著名的冰岛银行危机，还有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都陷入了富国困境，失业率达到20% 以上，年青人的失业率高达50%。欧洲目前的难民危机，实质就是西方国家的就业危机。西方资本主导的城市化模式，解决不了外来移民为主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才会形成恐怖分子自杀式袭击的经济土壤。世行在金融危机之后仍然继续鼓吹这些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样本，我觉得这真是非常大的讽刺。

世行理论最大的误导是，否定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公认共识：拉美和东亚国家陷入的是“依赖经济陷阱”，因为跨国公司控制当地经济发展，不为当地人造福。最好的例子就是阿根廷，20 世纪初的时候，富裕程度和美国相当，却始终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路子。

即使发展最好的“亚洲四小龙”，包括日、韩、新加坡、中国台湾都属于依赖美国的经济。比较典型的是日韩，在二三十年高增长之后陷入停滞，真正的原因正是他们的经济政策无法抗衡美国的压力。他们战后一直有美国驻军，没有独立的国防、科技，扛不住美国金融自由化的压力。当时日元被美国逼迫大幅度升值，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被迫开放金融，将核心企业股权廉价卖给跨国公司，所以在高增长之后未能持续发展。

中国要超越日韩，只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历史上建立独立的科学、军事、金融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现在除了美国和中国以外，还有谁拥有如此独立完整的科技体系和经济政策？历史上的文明大国甚至大帝国，要全盘西化搞现代化的国家，如土耳其、伊朗、印度、埃及、墨西哥、巴西，情况怎么样？哪个能比得上中国？

所以中国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领导人，要分析清楚中国下一步发展目标，只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有掌握科技军事的制高点，才会有独立的金融和稳定的经济发展。

如果中国经济学家没有自己的理论，盲目地去搭世行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的便车，不但会失去金融市场话语权，也会失去国际合作的话语权，这一点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三、判断世界大势，看清中国定位

习近平主席在军队改制时提出的战略目标，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要占领军事科技的制高点。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要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不能满足世界银行提出的什么高收入水平。

为此，我们不但要客观认识中国道路的成就，坚定中国道路的信心，也要认识我们和竞争对手的差距，认清大局，抓住时机，提升中国的发展地位。

1.人均GDP的发展速度，中国道路远超西方和东亚模式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即使用人均GDP的统计指标，中国道路发展的奇迹也是史无前例的。目前各国公认的可做国际比较的经济史数据，是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汇编的《世界千年经济史》。我们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1950年），中点（1978年），和可比数据的近年（2010年），把中国人均GDP的发展历程，做国际美元度量的横向比较。

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448美元，不仅低于当时的伊朗（1720美元）、土耳其（1623美元）、马来西亚（1559美元）、菲律宾（1070美元）、埃及（910美元）、越南（658美元）、印度（619美元），而且低于清代中国（1870年为530美元），古代日本（1150年为520美元），古代欧洲（公元1年，意大利为800美元，英国、法国为600美元），近代美国（1650年为587美元），近代俄国（1885年为865美元），近代韩国（1820年为600美元）。和周边国家比，中国只略高于蒙古和缅甸。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978美元。这相当于英国的公元1600年、法国和德国的1700年、美国1820年、日本1890年、韩国1953年的水平。换言之，新中国头28年按人均GDP测算的经济发展，相当于法德700年、英国600年、俄国400年、日本390年、美国220年获得的进步。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032美元，超过了前苏联的7733美元，接近俄国同期水平（8660美元）。这相当于韩国1990年、日本1969年、德法1962年、英国1958年、美国1941年的水平。换言之，中国改革开放32年间的发展，等于英国的400年、德法的260年、美国的120年、日本的80年、韩国的37年。

加起来，中国1950-2010年60年的经济发展，相当于英法德1000年、日本470年、俄国430年、美国340年、韩国170年的发展。我再一次提醒大家，中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日本的11倍，韩国的28倍。这足以证明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优于西方模式和东亚模式。原因是亚当·斯密讲的分工加贸易，只适合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作坊时代。铁路、电网、计算机出现后的大工业和网络经济，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协调。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协调的能力远远超过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毛主席说，人的因素第一。中国的有为政府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科学家、实业家、受过教育的工人、农民的积极性，是比西方劳力、资本、资源三要素更重要的比较优势。

2.真实的中国经济已经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按区域比较，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032美元，接近东欧的8678美元，超过拉美8个富国的7770美元、前苏联的7733美元。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2015年的GDP规模为19.5万亿美元，已经超过欧盟的19.2万亿美元和美国的18.0万亿美元。这清楚表明国际经济的三大格局中，中国最具经济活力。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1%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已经超过美联储加息的影响。这足以证明中国经济规模的话语权。

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中国2015年为14300美元，低于巴西的15800美元、墨西哥的18500美元、土耳其20500美元、俄罗斯23700美元、希腊25600美元、波兰26400美元、西班牙35800美元。世界银行把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故意划在土耳其之上（其实早在富国俱乐部OECD 1961年成立之初，土耳其、希腊就是成员国），东欧国家之下。

依笔者的亲身观察，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南欧国家，内地的发展也超过拉美和部分东欧国家。中国整体的平均水平估计可超过前苏联和东欧，肯定高于拉美。所以中国真实的人均GDP水平，应当在15000-30000美元之间，平均值在25000左右，可能已经跨越高收入国家的下限, 至少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不远。

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并不是什么防止“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而是缩小内地和沿海的区域差距，同时防止沿海大城市陷入西方的“富国病”。国家统计局低估中国GDP的原因，第一是还没有全面的财产登记制度基础，报税的人口不及一半，金融的信用制度基础薄弱。第二，地方政府为了降低税负，低估实际的服务业收入，忽视农民的建房投资，对灰色经济的监管相当落后。第三，从西方引进的国民经济统计制度，原本是为资本主义体制设计的，搬到国内必然严重低估非私有部门的经济贡献。如果改进中国目前的统计制度，估计人均GDP和居民财富的真实数字会大幅增加。这可以加强宏观调控的可靠性，以及增强大众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中国的经济才有健康发展的空间。

如果考虑内地发展的巨大空间，中国目前基本不存在民生产品的过剩产能问题，主要面对的是淘汰技术落后、高污染的设备问题。经济下行的根源，既不是需求侧的消费不足，也不是供给侧的产能过剩，而在区域布局的人口、资源、生态、体制的失衡。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难扭转，西方议会制政府反而是寸步难行。

3.中国的国际竞争定位类似于1900年的美国

如果不看人均GDP的指标，而看国际竞争格局。我以为中国目前的国际定位，不像1970年代的日本，而类似1900年代的美国。原因很简单，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但是科学制高点在德国，海军和金融制高点都在英国。所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主导地位，而是后来在两次大战中寻机下注，改变力量平衡。

美国在二战后，才取得军事和金融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州立大学，都设在小城市，地价便宜，才能在二战之后，接受数以十万计的欧洲科学家和百万计的各国人才。历史上的科学中心，如英国剑桥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都建在乡间的小镇，学者才能避免商业和政治的干扰，专心研究。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办商学院可以，办一流的理工科大学非常困难。只有麻省理工学院难得例外，因为波士顿主要是教育而非商业中心。美国到1970年代才真正超越苏联建立起在科学与教育的主导权，从而确保美国军事科技的主导权。但是，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金融危机进一步打击石油美元的地位，美国的金融霸权已经动摇。

中国目前和美国的差距，军事技术如航母、航空发动机至少落后30年；金融监管还处在美国大萧条以前的水平；科学研究的国际地位大约和法国1970年代的水平接近。如果中国能调整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布局，利用金融危机大量吸收西方培养的科技人才（我指的不只是海归中国人，还应像美国那样吸引全世界的科技人才），估计少则10年、多则20年可以全面完成科学、教育、金融和军事的赶超。中国的军事科技只要和美国接近，美日军事同盟阻碍中国统一的企图就成为泡影。

如果中国金融能避免目前模仿美国金融的老路，对内坚持资本账户管制，使国际投机资本无法入侵我国实体经济，同时扩大“一带一路”的金融战略，打造几支在国际金融上能打硬仗的队伍，发现和重用类似粟裕这样的金融将才，我估计10年时间，中国金融也可以掌握世界的话语权。为此，国资委有必要调整政绩指标，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改为次要目标，把占领相关行业制高点作为战略目标，为稳定民生的产业政策保驾护航。

美国早在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4万亿美元的2008年初，就已经承认中美两国已处于“恐怖平衡”的阶段，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实力，相当于1970年代前苏联的核武器实力，足以毁灭美国，同时毁灭世界。换言之，中国如果在适当时机运用金融实力，可以不战而迫使美国放弃美台条约，以交换中国在其他地区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妥协，祖国统一大业将不难实现。

中国经济下行，目前唯一的隐忧是沿海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不但有可能像日本、中国香港那样挤出制造业，造成大学生和年青人的就业危机，更大的祸害是动摇中国科技教育的基础。因为中国的重点大学集中于沿海大城市。高昂的地价不但动摇科技队伍的人心，也无力接收海外可能大批归来的人才。

举例言之，笔者任教20年的北京大学，1990年代分给教授三室一厅的住房，月租不到10元人民币，如今北大附近的商业住房，月租高达5000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买房高达400万-500万元，相当于教授20-30年的工资。退休老教授当年的通勤时间为骑自行车不到半小时，如今中年教职工通勤时间为1-2小时，年青教职工生活压力更大。如此不合理的房价扭曲，导致北京、上海重点大学的行政管理重点是用各种方法办班创收，而非真正的科研攻关。而二三线城市新建扩建的大学，生态和居住条件良好，但是招不到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也使当地的产业更新缺乏动力。目前降低利率、放松户口等措施，治标不治本。因为带动大城市房价高涨的源头是学区房，计算机技术用机器人取代人力，导致教育成本和就业压力大增，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源头都是教育和医疗机会的差距。中国教育布局的不平等远大于美国，而和日本接近，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严重程度，也就和日本接近。不从根本上化解房地产泡沫，中国去库存的政策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加剧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投机，绑架年青一代的就业、婚姻和家庭。为政者必须高瞻远瞩，不能急功近利。

依我的国际观察经验，中国经济目前下行的“危”，不难转化为改变科教布局的“机”。中国目前不缺资本，只缺人才，包括科技、金融和创业的人才。没有人才的资本是死的，能够驾驭资本的人才是活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把工作重心从“招商引资”转为“招才引智”，才能实现中国超越美国的发展模式。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的主要方式不是高薪和重奖，而是创造安定、健康、合作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环境。新常态要有新政，认真落实邓小平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以高教布局的改革为抓手，带动科研、工业、医疗、城乡布局的整体调整，从而化解房地产的存量，吸收基础工业的过剩产能，奠定下一个三十年高速优质增长的基础。

目前美国、欧洲深陷中东冲突和难民危机，日本经济气数已尽，安倍经济学失败之际，就是日本重新考虑从19世纪的脱亚入欧，改为脱西（方）入亚（中国主导的东亚）之时。美日在东海、南海兴风作浪，给中国发展独立科技、自主强军帮了大忙。中国只有在科学教育占领制高点，才有军事科技和工业技术的制高点。

建议中央把发展战略视为国家安全同样的高度，建立国家级跨部委的机构，统一协调科技-教育-经济-国防-外交的布局和棋局，制定25年的长期远景规划，协调五年计划之间的连接。

只要看清形势，把握机遇，中国在十年内不难掌握科技、军事和金融的制高点，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如果能保持下一个三十年的高速健康增长，中国梦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

 

（编辑  季节）

 


*陈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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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的思考

李若谷

2016-07-06 17:03:11

我国尚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因此需要钢铁等基础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绝不能重蹈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覆辙，更不能削弱基础...

近年来，关于我国钢铁产能过剩的探讨有很多，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产能利用率不高。2015年我国钢铁产能约12亿吨，产量约8亿吨，据此计算，产能利用率不到70%，得出产能过剩结论。二是钢铁行业亏损。目前虽进口铁矿石价格有所下跌，但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更多，2015年四季度以来，钢铁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

但产能存在虚报和瞒报现象，上述数据不一定反映了真实情况。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2014年唐山、邯郸地区高炉利用率分别为95.28%、92.34%。尽管2015年受市场连续低迷影响，部分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民营钢铁企业以检修高炉为名减产，两地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88.9%、85%左右。而中国未来发展对钢铁需求量到底是多少似无人计算过。

一、对我国钢铁需求的不同视角

首先，目前钢铁产能过剩是建立在较低建筑标准的钢铁需求上的。在各国标准中，对钢筋的屈服强度级别大致可分为300兆帕（低）、400兆帕（中）和500兆帕（高）三组。我国城市建筑以钢混结构为主，建筑用钢国家标准为300兆帕，实际使用中335兆帕钢筋实际用量为70%左右，广大农村地区建筑标准更低；而日本与美国的主力强度级别是400兆帕或420兆帕，欧洲、英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主力强度级别则达到500兆帕。[1]近年来中国水、旱、地震、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包括玉树地震、鲁甸地震（表1），以及近期刚刚发生的深圳人工堆土垮塌事件，建筑标准相对低下，在面对自然灾害及人为事故时带来的惨重伤亡已经给了我们切肤之痛。提升建筑标准应被提上议事日程。此外，由于抗震防灾性能更佳，推广钢结构住宅的必要性也大大凸显。如果在全国推广的难度较大，至少地震带地区和重点城市的建筑应为钢结构。

表1.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大地震造成的人员死亡情况

地震

时间

震级

死亡人数

唐山地震

1976年7月

7.8

242,000

日本阪神地震

1995年1月

7.3

6,500

汶川地震

2008年5月

8.0

69,197

海地地震

2010年1月

7.0

222,500

智利康塞普西翁地震

2010年2月

8.8

750

玉树地震

2010年4月

7.1

2,220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地震

2010年9月

7.2

0

危地马拉地震

2012年11月

7.4

39

鲁甸地震

2014年8月

6.5

617

尼泊尔地震

2015年4月

7.8

9,018

推广钢结构住宅将大大提高钢材需求量，并改变供需结构。钢混结构用钢量每平米50-60公斤，主要是螺纹钢、盘条；钢结构用钢量每平米约120公斤，主要是中厚板。近年我国钢结构建筑用钢量仅为3000万～4000万吨/年，仅占全国钢材产量的4%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钢结构建筑用钢量约为40%左右。[2]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比例，仅此一项每年就增加钢材需求4.5亿～6亿吨。但推广钢结构的难点在于：第一，成本问题，钢结构每平米造价要高出150-200元，开发商为追求低成本而不愿采用；第二，与钢结构配套的三板结构（屋面板、墙板和地板）限制了钢结构的应用；第三，政府推广力度不大、存在分歧。房地产开发收益政府拿走相当部分，开发商利润薄，推广钢结构需要政府补平每平米200元的差价。推广钢结构，水泥的用量会减少，水泥生产者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钢结构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钢结构寿命长，并且50、100年后可循环利用，省掉了炼铁环节，减少了水泥等建筑垃圾，更加节能环保。

第二，众多薄弱环节也迫切需要加大基础产品投入。过去三十多年，我们集中有限资源进行重点领域建设，总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留下了一些短板，由暴雨洪涝引发的城市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我国排水系统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受限于建国初期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客观情况，当时的设计主要考虑是否完善排水系统及如何节约成本，而没有充分考虑可持续性的使用，因此造成了给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的问题。我国排水管道口径一般在1米以内，[3]承载能力十分有限。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2011年版室外排水设计规范，我国一般地区的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4]为1-3年，重要地区为3-5年，特别重要的地区可采用10年或以上标准。[5]而在实际操作中，70%以上的城市排水系统重现期小于1年，90%老城区的重点区域比规范规定的下限还要低。[6]在北京，只有天安门广场以及奥林匹克公园附近能达到5年一遇的标准。[7]虽然2014年新修订的设计规范中相关标准已经大幅提高，[8]但现存管网仍迫切需要改造。如果按照每公里投资1亿元[9]的标准计算，仅北京要将地下管网全部改造，就需要近万亿元的投资（表2）。这不仅对钢铁等基础产品产生大量需求，也能够在经济下行时期起到稳增长的作用。

表2. 北京与世界主要发达城市排水管网建设情况对比

　

北京

东京

伦敦

纽约

柏林

巴黎

城市面积

（平方千米）

16411

2188

1577

1214

883

105

排水管网长度

（千米）

9344

15800

2000

10600

9500

2400

排水管网密度

（千米/平方千米）

0.57

7.22

1.27

8.73

10.77

23.72

重现期（年）

1-3

5-10

-

10-15

-

5

第三，中国人口数量巨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薄弱，包括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在内，全民人均指标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定阶段，与发达国家在同一阶段的人均消耗相比，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此，得出我国钢铁已“产能过剩”的结论应更科学与慎重。

据概略统计，自19世纪60年代炼钢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以来，美国钢铁生产累计产量超过80亿吨，即使资源贫乏的日本钢铁生产累计产量也达到53.8亿吨。我国钢铁工业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当前累计产量虽然达到88.2亿吨，但人均产量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异依然明显。截至2014年底，美国、英国的人均钢铁累计产量约26-28吨，工业化晚一些的日本为41.4吨，而我国的人均累计钢铁产量仅6.4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表3）。我国人口是美国和日本人口总和的3倍，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房屋、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发展需要消耗更多的钢铁。

表3. 主要经济体钢铁生产情况对比（1870-2014）

　

美国

英国

日本

中国

总产量（亿吨）

84.4

16.8

53.8

88.2

人口（亿）

3.2

0.6

1.3

13.7

人均存量（吨）

26.4

28.0

41.4

6.4

资料来源：1870-2009年数据引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经济研究部课题组，“发展基础产业推进结构调整”，《经济与金融》，总49期；2010-2014年数据引自世界钢铁协会网站。

 

二、当前我国钢铁行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产业结构不合理。当前，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并不是第一大问题，产能分散问题比产能过剩问题更严重：经工信部认可的产能在100万吨以上的钢铁业联合企业[10]有305家，若以单工序钢厂计算则超过2000家。行业集中度低，产业布局分散，滋长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和个别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并带来环保问题，在客观上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垄断与投机，干扰我国物价稳定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同时降低了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难以充分施展。据企业反映，我国高端钢生产在技术上突破难度不大，尤其是民营企业敢于投入，能够承担风险，在技术攻关上具有优势。但民营企业往往难以获得市场准入，或由于研发周期长但融资期限不匹配而受到制约。

高污染高耗能问题较为突出。落后产能不仅增加能耗、污染环境，主要产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的资源、能源不相匹配，而且妨碍新产能作用的发挥，甚至导致产业链脱节，影响未来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

三、如何去产能

我国尚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因此需要钢铁等基础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绝不能重蹈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覆辙，更不能削弱基础产业，落入西方打压我国基础产业发展的圈套。要解决当前的种种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技术进步、整合产业、储备产能。在去产能过程中应避免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后果：

第一，产能一旦形成瓶颈可能会导致下一轮无序投入。要充分考虑提高建筑标准、推广钢结构建筑、加强地下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和薄弱环节对钢铁等基础产品的需求。要结合这些需求规划产能，因为一旦产能压缩，再恢复不仅需要时间，而且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无序投入，加大产业波动。

第二，削减产能要与中长期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结合考虑。高精尖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依赖基础产业的发展。如果过度依赖外部进口，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可能因为缺乏工业生产的支撑而停滞不前。产业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形成一定的产能规模，才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技术革新与调整。限制产能，不应对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基础产业和投资的急速收缩会大幅度降低整个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并对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整个上、下游产业链条产生不利影响。尽管当前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快，吸纳就业的作用增强，但这也是依托于钢铁行业（例如目前河北省港口、物流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这主要受益于其到港的矿石大量增加）。如果工业长期受到压制，生产减少了，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也就失去了服务的对象。

第四，去产能要注意不诱发金融危机。我国基础产业的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非资本市场，在压缩产能的过程中，要注意对银行体系安全性的负面影响。防止银行体系进一步收缩信贷，从而导致经济剧烈震荡。

四、对下一步产能调控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基础产业的发展。对于技术落后、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不高，造成污染的钢铁产能应坚决去掉。做大做强中国的基础产业，应该将这些产业的投资交给市场，由投资者自己决定是否投资。政府主要负责对产品的技术水平、环保标准、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检查落实，切实保证企业真正在平等的市场条件下展开有序竞争。也许在放开基础产业投资的初期，会出现一定的产能过剩，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过剩局面将由于企业间的良性竞争而消失，产业会相对集中，产品的质量将得到有效提高，成本将不断下降，污染和能耗将大幅度降低；而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产业链条、产业结构、经济效益及发展方式都将迎来更符合持续发展的局面。

第二，从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优化产能结构，变分散为集中。造成当前部分基础产业产能过剩乱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基础产业的过度分散。过度分散必然导致过度竞争，而过度竞争必然导致地方保护和市场失灵。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用提高产品标准、质量要求和环保标准的方法，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自然淘汰，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行业集中整合来推进市场良性机制发展。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类似阶段，都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产业的适当集中。在这个阶段完成后，再转而通过反垄断法等方式限制市场垄断。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同时也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基础产业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第三，以必要的产能储备来支持结构调整。产能与实际产量、实际消费量之间会有一定的富余，但这些富余产能并不能简单地判定为“过剩”和资源浪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处在快速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扩张时期对于基础工业产品的需求增长迅速，对于这种需求的快速增长幅度，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比率来衡量，因此生产厂商有必要保持一个相对高的产能储备，以应对需求的快速增长，抓住市场扩大的发展机会。

第四，通过增量调整来实现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在世界经济还面临较多不确定性时，去产能应防止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以及解决就业、构建社会保障、保持金融稳定性、财政承受力等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没有以生产为基础的服务业是不牢靠的。经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也应保持适度较快的增长，因而要注重通过优质的增量对存量进行结构调整。

第五，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高端产品领域的优势。应认真研究钢铁行业是否可以允许优秀的民企并购国企等问题。在钢铁行业，国有企业的活力不及民企，如能放开双向的并购，可能对产业结构调整、产能的整合优化有积极作用。也许在政策上、法律上并无限制，但在实际操作上可能很难落实，例如资金来源、职工安置等，如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优秀的民企不太可能并购国企。


[1] 王丽敏，2009，《从国内外钢筋标准的对比分析看高强钢筋应用中的问题》，2009年全国建筑钢筋生产、设计与应用技术交流研讨会。

[2] 姚兵：《全力提高建筑用钢比重》，《中国建设报》，2014年12月22日。http://www.chinajsb.cn/bz/content/2014-12/22/content_148017.htm

[3] 高立新，2010，《我国城市市政管网现状与发展趋势》，第12届全国塑料管道生产和应用技术推广交流会。

[4] 在一定年代的雨量记录资料统计期间内，等于或大于某暴雨强度的降雨出现一次的平均间隔时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1年版）。

[6] “城市如何不再‘逢雨必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3日，第2版。

[7] “大城市为何频频内涝”，《人民日报》，2012年7月24日，第4版。

[8] 2014年新修订的《室外排水设计规范》中关于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规定为：特大城市50-100年，大城市30-50年，中等城市和小城市20-30年；经济条件较好，且人口密集、内涝易发的城市，宜采用规定的上限；目前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分期达到标准。

[9] 据调研，石家庄地下管网投资为每公里8000万元，据此估算北京约需1亿元。

[10] 可从事冶铁、延压、轧钢等多道工序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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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e

中信国安集团改制：炒作与真相

本刊编辑部

2016-06-12 16:27:27

编者按：进入8月中旬，中信国安集团的改制重组成为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其中也不乏质疑和批评“国企贱卖”的说法。这...

 

编者按：进入8月中旬，中信国安集团的改制重组成为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其中也不乏质疑和批评“国企贱卖”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公众对习总书记所说“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有广泛的认同，对国企改革历史中的某些教训有充分的警惕。这使我们对坚持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有了更大的信心。

    但必须说明，有很多质疑和批评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对网络披露的企业信息作了片面或错误的解读，并使用了一些不当语句对中信国安集团进行抨击。

为此，本刊转载中信集团官网公布的《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有关情况的说明》，并在此针对社会关注的两个焦点问题，对该集团改制的依据、过程和财务变更状况作一简要的分析。

第一，关于中信国安改制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中信国安集团是中信集团所属全资子公司。从2012年起，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精神，按照“公平交易，合法合规”的原则，进行股权多元化方案的论证和制定。经过两年多的论证和准备，严格按国家规定的程序，最终将方案报请主管部门审议批准后实施。

第二，中信国安改制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2013年末，中信国安集团合并净资产155.1亿元，其中归属于中信集团的权益10.6亿元；由专业机构评估、经主管部门审核并备案的中信国安集团净资产，归属于中信集团权益的评估值为21.2亿元。以该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引入外部投资者增资款80亿元，中信集团持股比例由100%降至20.945%，仍为第一大股东。这一交易不仅贯彻了市场公平公正原则，而且使中信集团权益增值约100%，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中信国安集团的改制，是中信集团股权变更大局的一部分。中信集团的资产属于全民所有，所创造的业绩也是为全国人民所共享。在中信国安改制问题上同样贯彻这一宗旨，这是无庸置疑的。

 

附：关于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有关情况的说明

近日，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一事引起了社会关注。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情况

中信国安集团原为中信集团全资子公司。在中信集团整体改制上市过程中，受国家电信产业开放等政策限制，中信国安集团未能纳入拟上市的中信股份。为促进该公司可持续发展，2012年2月中信集团决定对中信国安集团实行改制重组，引进外部投资者进行增资扩股。

2013年4月，中信集团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报送《关于引进投资者对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有关事宜的请示》，同年8月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向中信集团下发《关于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有关事宜的批复》，原则同意中信国安集团进行增资扩股。

2013年10月，中信集团、中信国安集团与广东中鼎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民营投资方共同签署了《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5家投资方将以现金方式对中信国安集团增资80亿元。

2013年12月初，经中信集团申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下发《关于变更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投资方有关事宜的批复》，同意变更增资扩股投资方。12月中旬，增资扩股资产评估结果完成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2014年1月，中信国安集团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成立了新一届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2014年3月完成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至此，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基本完成。重组后该公司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财务状况明显改善，为今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中信集团持股比例由100%降至20.945%。

二、中信国安集团资产评估情况

为依法合规推进改制重组，中信集团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开展相关工作，认真履行国有资产管理程序，遵循市场原则与广东中鼎集团等有意向的投资者开展了公平、公正交易。

截至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中信国安集团合并总资产826.3亿元，合并总负债671.2亿元，合并股东权益155.1亿元，归属于中信集团的权益为10.6亿元，其余主要是归属于合并报表单位其他股东的权益。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为本次增资扩股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并出具了专项审计和评估报告。根据国有资产管理要求，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专业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进行了审核并予以备案。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中信国安集团母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为21.2亿元，与中信国安集团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比较，增值约100%。该评估值作为增资扩股的定价基础，体现了中信集团在该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

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是按照中信集团整体改制上市方案要求作出的重要举措。我们将积极推进后续工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努力达成改制重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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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普选提名机制之争：政治与法理

强世功

2016-06-12 14:36:56

内容提要：2013年发生的“占领中环”运动将香港地区的行政长官普选问题提前提上了议事日程。目前，争论焦点集中在行政长官提名委...

 

2013年1月16日，戴耀庭号召发起了 “占领中环”运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迫使特区政府和中央不得不将注意力从经济民生转向政制发展问题，行政长官普选被提前提上了议事日程。

需要注意的是，发起“占中”运动的既不是公民党、民主党这样的反对派政团，也不是“长毛”这样的激进力量，更不是带有“港独”色彩的极端力量，而是以戴耀庭、陈建民这样一些温和理性的学者以及朱耀明这样的牧师形象来主导。这样，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占中”运动并非政党活动，而是社会运动。可以看出，在这场行政长官争夺战中，从政治议题的选择、政治时机的把握到对政党与社会力量的调配，反对派及其背后势力经过了精心的谋划，政治技艺堪称老辣。

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短兵相接

从港英政府推行代议政制改革以及基本法起草以来，中央及建制派与英国政府及反对派就普选问题展开了漫长的政治博弈。香港回归之后，普选争议始终围绕两个问题展开：首先是何时落实普选，其次如何普选。就前者而言，2007年人大决定明确了2017年可以落实行政长官普选，之后落实立法会普选。对于后者而言，过往集中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的存废问题上，如今集中在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提名机制设计上。

反对派战略目标的根本性调整

从基本法规定看，行政长官普选有利于中央及建制派，而立法会普选有利于反对派。行政长官普选采取提名委员会这个独立的机构来提名，这有利于建制派始终通过行政长官掌握着香港的行政管治权。因此，中央和建制派都强调香港的政治体制属于行政主导。然而，在立法会地区直选中反对派占据明显优势，只要立法会实现地区直选，反对派就可以掌握立法会的主导权，从而左右香港政局。因此，反对派始终把政治目标放在废除功能界别、实现立法会普选上，以至于始终强调香港的政治体制乃三权分立，甚至强调立法主导。需要注意的是，香港市民普遍认为行政长官必须是能与中央沟通的人，倾向于由建制派的人来担任；而立法会需要监督特区政府和中央，因此支持反对派议员占主导。香港市民的这种普遍民情，也强化了中央与特区、建制派与反对派在行政长官普选和立法会普选上的政治预期。

然而，从2012年以来，反对派对其长期政治战略目标做出根本性调整，即从争取在立法会废除功能界别，转向全力争取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与建制派和中央展开空前激烈的较量。这种战略目标的调整是经过精心考虑的，特别是由于香港社会民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内地与香港的冲突摩擦不断增加。反对派意识到，他们推出的候选人完全有可能当选行政长官，若失去这次行政长官普选方案设计的主动权和参与权，就有可能彻底丧失夺取香港管治权的机会。

正是基于这种政治计算，反对派把争取通过行政长官提名这道门槛视为最关键、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因此，反对派对其力量进行调配，一方面运用社会力量发起“占中”、以瘫痪香港来要挟特区政府和中央，另一方面通过法律途径来争取。甚至扬言，如果行政长官普选方案不能保证反对派推出的人成为候选人，反对派就将在立法会“捆绑”否决普选方案。

中央公开表态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

鉴于行政长官在一国两制架构中的重要性，中央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的立场不仅影响着建制派力量的政治立场和取向，而且影响着香港社会各界和普通民众的政治态度和取向。“占领中环”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提前打响了普选战，建制派究竟如何回应，首先要看中央的政治立场。

2013年“两会”期间，中央高层明确表态，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要爱国爱港。同年3月24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乔晓阳系统地阐述了中央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的立场，即“中央政府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的人担任，是一个关系到‘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能否顺利实施的重大问题，讲得重些，是一个关系‘一国两制’成败的重大问题”。然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如何在建制派与反对派之间拿捏分寸，以维持“一国”与“两制”的平衡，这无疑需要高超的政治技艺。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基本上采取不干预策略，让特区政府和香港建制派在前台处理与反对派的政治矛盾，甚至处理涉及中央核心利益的23条立法等，从而保持中央在香港社会相对超脱形象。因此，即使面对23条立法引发的香港大游行，中央也可以通过更换行政长官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以至于香港市民即便对特区政府不满，但对中央一直保持很高的民意支持度。

然而，随着中国内地迅速发展给香港地区带来的压力，香港经济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特区政府管治权威不断下降。这种情势使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上逐渐走到前台，与反对派正面相遇，从而给香港市民造成了中央“干预”香港高度自治的印象和感觉。香港社会内部矛盾也转化为香港反对派与中央之间的矛盾或香港与内地的矛盾，由此引发了最近一些年来香港激进力量反中央、反内地的激烈反弹。香港市民对中央的好感、信任度逐年下滑。

从政治策略上看，有观点认为中央仍应当在幕后，从而保持一个灵活的选择空间。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央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必须公开并坚持自己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发展壮大建制派的力量，与反对派展开有力的斗争。

究竟中央应当选择哪种政治策略，可以见仁见智。但在平衡“一国”与“两制”的拿捏中，该坚持的立场必须鉴定，该妥协的身段必须柔软，而不应墨守成规。无论如何，“开弓没有回头箭”，政治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既然中央已经明确公开自己的立场，就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这个逻辑与运作下去。而这场政治较量首先就围绕基本法第45条行政长官普选提名机制展开。

行政长官普选提名机制的争论焦点

基本法第45条规定：“在行政长官实行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然后普选产生。”究竟什么是“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什么是“民主程序提名”？这两个法律问题必然成为反对派与建制派乃至中央争论的焦点。

 “提名委员会”的功能设计与政治逻辑

基本法为行政长官普选设计了一套特殊的提名制度，即由专门的“提名委员会”这个机构来提名。提名委员会的设计体现了政治多元主义理念，其中有社会各界别代表、各地区代表、各政治力量代表。因此，提名委员会乃是个超党派、超地域、超界别的政治机构，它发挥着现代政治中政党提名的功能，同时它又超越了政党的偏狭性，代表了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乃至于代表了香港的整体利益。

从基本法起草的背景看，提名委员会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为了在香港多元社会结构和多元政治格局中有效地达成共识和妥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抑制当时已开始萌芽发展的政党政治。香港回归之后，频繁的政治选举不断刺激香港政党政治的发展，形成建制派与反对派两大阵营的对抗。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多元主义和职业代表制的功能界别制度受到了挑战。

从基本法设计提名委员会的政治逻辑看，香港社会的争论应该集中在如何组建提名委员会以体现“广泛代表性”。按照反对派过往的政治逻辑，也应集中在废除提名委员会中的功能团体选举为目标。然而，反对派的政治策略却干脆绕开复杂的提名委员会构成问题，将矛头直接指向简单明了的提名程序，主张提名机制设计必须确保反对派推出的参选人最后能成为正式候选人。为此，反对派在话语策略上将“民主程序提名”形象化地比喻为“筛选”，并与国际人权公约中普选的“平等”原则对立起来，认为提名机制包含“筛选”而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普选平等原则。然而，从法理上来讲，通过提名机制来“筛选”，恰恰是选举制度的必然要求。

作为“筛选程序”的提名机制

从法理上讲，民主选举包含两个含义：一是公民拥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二是需要将多数人的意志统一起来变成整体意志。前者强调人人平等，后者强调多数人决定。这两个原则实际上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公民社会的政治原理要求每个人平等地转让自己的自然权利，从而形成多数人意志，并将多数人意志上升为每个人必须服从的主权意志。这个原理尤其体现在选举法中，选举法的要义在于如何尽最大可能地集中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分散多数人的意志。由此，从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衍生出公民的提名权和被提名权，只有被提名的人才能最终享受事实上被选举的权利。这样，选举中必须有提名机制这样的制度安排，将公民的被选举权集中到少数候选人。由此，提名机制就意味着“筛选”，提名某个人就意味着“筛选”掉其他没能获得提名的人。

从选举法原理看，问题不在于“筛选”，首先在于谁来筛选，是政党提名来筛选，公民提名来筛选，还是其他的提名机制来筛选？基本法第45条明确规定，“筛选”的主体是提名委员会这个独立的机构，它代表香港社会的整体意志进行“筛选”。至于“筛选”是否合理，首先要看提名程序是否符合程序正义。

提名程序的设计原则应遵循“程序正义”而非“结果导向”

提名程序既然是一个程序设计，就要符合程序正义，避免任何实质意义的“结果导向”。现代社会中程序正义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现代社会乃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价值和意识形态，尤其在实质性问题上陷入了韦伯所谓“诸神之争”的困境，程序正义才区别于实质正义，摒弃了对实质后果的追求，而是通过对各种利益和价值之间保持中立，通过程序机制的自动运作来得出实质后果，从而体现公正。

如果说提名委员会乃是一个超党派的政治机构，那么，“民主程序提名”必须是一个不包含任何政治目的或特定后果的纯粹程序的设计，从而保证能够有效地实现提名委员会的政治独立性。如果“民主程序”的设计是“结果导向”的，甚至为“民主程序”附加某种特定政治目的，无疑会影响到提名委员会的政治独立性，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

然而，反对派对提名程序的设计恰恰包含了一个“结果导向”的实质要求。用李柱铭当年的话说，行政长官普选要有“非北京马房的马”出闸参赛。现在，反对派正是按照这个实质性的结果要求，作为提名机制设计的标准——如果不能提出反对派提出的人，提名机制就是不符合普选标准的“假普选”。从实质结果来要求提名程序设计，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属于“输打赢要”，显然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在反对派对提名机制设计提出这种实质要求的同时，建制派也对提名程序设计提出了不同的实质性要求。建制派主张必须确保普选的行政长官属于建制派，于是有人主张提名程序要发挥“安全阀”的作用，将反对派提出的候选人“筛选”掉，从而确保行政长官候选人都属于建制派的人选。换句话说，恰恰是反对派和建制派对提名程序设计的实质性要求，不断加剧彼此的分歧和担忧，以至于提名程序的设计背离了基本法确立的规定。反对派提出种种不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提名程序，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

 “爱国者难题”：政治问题必须转化为基本法问题

建制派之所以从结果导向来要求提名机制要发挥“安全阀”作用，就在于坚持“港人治港必须是爱国者治港”的政治原则，而这个原则也是当年起草基本法时，在争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的政治原则。

如果说邓小平提出了爱国者治港这个政治主张，那么乔晓阳的讲话试图为邓小平的主张提供学理依据。为此，乔晓阳特别把“爱国者”这个形象化的术语转变为更为具体的“不能与中央对抗的人”。

从中央与特区关系的宪制原理看，香港乃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只要出现与中央对抗的行政长官，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国家安全就缺乏保障。从香港与内地互动的政治现实看，如果出现与中央对抗的行政长官，必然影响到两地的互动，影响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

但问题在于“谁是与中央对抗的人”或者说“谁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政治标准，而不是一个具有明确意义的法律标准。爱国者问题在香港很容易引发争论，导致政治分化。如果说“爱国者治港”乃是基本法的政治原则，那么这个政治原则一定已经隐含在行政长官普选的制度设计中。“爱国者治港”这个问题应当回到基本法上来，把围绕爱国者治港的政治争论转化为基本法问题，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目前政治争论的困境。

从基本法第45条的规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基本原则：

其一是政治共识原则。行政长官是否属于爱国者的决定权和判断权不是由中央、香港特区、建制派或反对派哪一个单独决定，而是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居民、香港建制派与反对派经过相互协商之后共同决定。

其二是政治发展原则。对行政长官是不是爱国者的政治审查，必须在制度上循序渐进地从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向香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选转变，而这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进程，是由中央与特区、建制派与反对派经过相互协商之后共同决定。这就是基本法附件1最后规定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五步曲”。对于中央来说，就要争取扩大爱国者的光谱，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其三是政治程序原则。在行政长官普选中，基本法差不多按照“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程序原则，对行政长官的政治忠诚问题形成了一个审查流程，将行政长官是否爱国爱港的判断权首先交给了独立的提名委员会，然后交给香港市民，最后才交到中央手中。这样在行政长官是否属于爱国者的问题上，首先需要经过提名委员会的提名审查。提名委员会的提名程序设计，就是用一个程序性的审查机制，将每个提名委员个人对行政长官是否爱国的政治审查，变成了这个机构整体的政治审查。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建制派、反对派，还是特区政府或中央，都不能越俎代庖，在提名阶段和选举阶段，代替提名委员会和香港市民来决定究竟谁是爱国者。提名程序设计之所以要坚持程序正义，正是为了回避建制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分歧。

可见，“爱国者治港”的政治原则已经转化为基本法第45条的具体规定。在理解基本法第45条规定的基础上，不一定要特别强调爱国者治港这个实质性政治原则，更不能把“筛选反对派”或者“确保反对派入闸”之类的实质性追求带入到基本法设定的程序设计中。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和提名机制的设计必须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确保提名委员会的独立性，尤其确保提名委员会在行政长官是否属于爱国者问题上的独立判断权。因此，在提名机制问题上的政治争论，理应回到基本法的规定上来。正如乔晓阳在讲话中反复呼吁的那样，香港社会各界需要就行政长官提名问题通过理性探讨达成共识。

反对派“新的筛选机制”为何不可行

反对派批评提名委员会的提名是为了提出对自己有利的新的“筛选”机制。故此，他们提出了“三轨方案”，即在基本法规定的“提名委员会提名”之外，另增加“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这两种“新的筛选机制”。然而，在基本法规定提名委员会提名的前提上，“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不仅缺乏基本法上的依据，而且也不符合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违背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选举权必然派生出提名权。为了有效集中选民意志，每个公民需要将自己的提名权让渡给一个机构或者组织来代表自己有效地行使提名权，使提名权有效发挥集中选民意志的政治功能。公民如何让渡自己的提名权，必须要通过宪法或选举法这样的宪制性法律专门规定下来。

各国选举法中，往往规定由政党代表民众来行使提名权，各政党的党内提名过程就是一个“筛选”过程。由于政党提名面临着政党代表性不足的难题，以至于不少国家在选举法中规定用公民联合提名或社会机构提名来补充政党提名。由于提名权转让乃是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宪制安排，采取怎样的提名机制取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宪制安排。

香港并没有实行政党政治，目前的香港政党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公司或社团，无法承担起公民转让提名权这种社会契约意义上的政治责任。因此，基本法中专门规定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这个专门机构来提名。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香港居民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将自己的提名权转让给了“提名委员会”这个机构，由这个专门而且独立的机构“代表”每个香港居民行使其提名权。因此，香港居民也就不能将其提名权再次转让给政党或通过公民联合来行使。任何政党提名或公民提名的主张，都不符合宪政原理。

公民推荐：影响提名委员会的独立性

反对派也意识到，“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缺乏基本法上的依据。因此，有些人将“公民提名”修正为“公民推荐”，即在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提名程序中，不能局限于提名委员会委员个人的联合推荐，而要向公众开放，接受公民联合起来推荐的参选人。提名委员会可以在这些不同推荐方式产生的行政长官参选人中，通过民主程序来最终提出行政长官候选人。

初看起来，这样的主张似乎符合提名委员会提名的制度安排。然而，恰如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逻辑上行得通的，在经验中并不一定能行得通。选举制度的设计并非法律逻辑的产物，而是根据各种政治实践形成的制度选择。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提名委员会的构成不可能规模很大，参照目前的选举委员会的规模也就一千多人。因此，提名委员会委员联合提名的参选人最多也就获得一千多票的支持。假如提名委员会接受“公民推荐”的参选人，那么这个参选人在政党操作下完全可以获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普通选民的推荐票。一些参选人可能获得几百或上千选举委员的联合推荐，而一些参选人却获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市民的联合推荐，那么提名委员会在“筛选”过程中，就面临政治难题：它筛选掉哪些参选人？这样的政治难题必然影响到提名委员会的独立性。换言之，提名委员会不再是一个代表香港社会的独立机构，不再是一个各党派之上的超党派机构，而必然受到党派政治和市民联合推荐的压力。这显然违背基本法设计提名委员会的政治目的。

假如提名委员会要考虑公民推荐的参选人的支持度，自动接受获得公民推荐人数比较多的参选人，那就意味着提名委员会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沦为政党提名的表达工具，其结果必然导致各政党和团体竞相展开政治动员，吸引更多的选民联合推举参选人。这样，在提名委员会提名之前，各政党就已经为推荐参选人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以至于在香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选之前，整个参选人推荐过程就变成了预选过程，使得行政长官普选提前上演。这显然不符合基本法提名机制和普选的制度安排。

可见，反对派试图用“公民推荐”来实现事实上的政党提名，从而架空提名委员会，让行政长官普选在推荐参选人阶段就正式上演，这显然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也不符合普选的基本政治逻辑。

 

 


[1]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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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舆情事件的重要警示

源清智库课题组

2016-06-12 14:34:11

内容提要：2014年6月，网上出三个热点，招远杀人案、律师规范草案的修订、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媒体管理的强调。...

 

 

2014年6月间，网上出现若干热点，一是招远故意杀人案；二是律师规范草案的修订；三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媒体管理的强调。

热点一：山东招远故意杀人案

事由：5月28日21时许，为宣扬邪教、发展成员，张某某等6人在招远市罗峰路麦当劳快餐厅内向周围就餐人员索要电话号码，遭吴某某（女，35岁）拒绝后，认定其为“恶魔”“邪灵”、应将其消灭，遂实施殴打，致被害人死亡。

一群丧心病狂的邪教徒残忍杀害了一位无辜女性，舆论场本应同仇敌忾、齐力声讨、打击犯罪。但招远血案后的舆情却一度朝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谴责公安、指责政府、攻击体制、谣言四起，以至于罪犯分子和邪教猖狂被弃之不理，所谓体制导致人情淡漠、政府包庇嫌犯却成为网络津津乐道的主话题。

招远案舆情有诸多蹊跷之处：如舆情并未即日发酵，反而在两天后的周末集中爆发，而促发舆情高涨的，恰是一段完整记录案件经过、拍摄角度极佳、不抖不晃的网络疯传视频；再如受害者明明是“中年妇女”，却被媒体和网络传播为“活活打死少女”；还如警方第一时间的案情通报，却被质疑公文写作、有意掩盖……何以如此？值得分析。

根据系统的统计，从2014年5月28日至2014年6月23日，涉及山东招远邪教杀人案的相关新闻5197篇（含新闻网站转载），论坛主帖96731则，博客文章23021篇，微博主帖近40万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

舆情走势图如下（图1、图2）。对比两图可见，网络和媒体舆情走势显著不同，网络于6月3日出现舆论最高峰，而媒体报道高潮出现于5月31日。整个舆情过程可分为：潜伏期（5月28日-5月29日）、爆发期（5月30日-6月1日）、震荡期（6月2日-6月9日）、平稳期（6月10日至今）。

舆情趋势01

图1 舆情走势图（网络+媒体）

 

舆情趋势02

图2 舆情走势图（媒体）

 

舆情脉络分析

此次舆情事件有明显的潜伏期（5月28日-5月29日），案发当晚及次日并没有引起网民围观。事发当天，@赖桅发布最早一则配有现场图片的微博，“山东招远市麦当劳发生打架事件，也许是信仰问题也许是宗教问题，人性的丑陋”。但关注者寥寥。

次日，@招远市公安局主动通报称“5月28日21时许，张某等6人在招远市‘麦当劳’快餐店内与同在该店就餐的吴某发生口角，张某等6人对吴某进行殴打，致吴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招远市公安局出警民警快速反应，将他们抓捕到案，经初步审查，张某等6人对殴打吴某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随后，@给我便宜一些发布长微博描述案发过程细节，指出“行凶者挨桌要电话号码”、“警察到达现场用时超过三分钟以上”等，并称“还原事实真相！请扩散！！！@新浪新闻 @招远市公安局”。不过，上述微博也同样并没有即刻引发网民的注意。

媒体方面，事发后两天内，仅有大众网刊发一篇报道《招远六人殴打一人致死警方当晚抓获打人者》，内容主要引自招远公安局的通报微博。

舆情的集中爆发始于5月30日，一段手机拍摄的现场视频突然在微博上疯传。视频显示，打人者用椅子和钢制拖把猛击受害者头部，手段残忍。随后，新华社、中新网等多家中央媒体开始介入报道；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大规模转载；新浪微博@头条新闻予以关注，该案舆情热度急剧上升。

5月31日，招远公安局发布第二次通报《招远警方破获“5·28”故意杀人案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邪教犯罪》，召开发布会公布现场监控视频，媒体关注度和网络关注度均达到第一个波峰值。舆论爆发期，媒体和网络舆论场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公知和大V介入，消息多样，谣言四起。

31日， @何兵、@于建嵘、@任志强、@作业本等网络公知和大V从“对行凶者使用某某”、“公安偏袒凶手”、“中国人集体耻辱”等多角度发表微博（具体观点见后文意见阵营分析）评论该案件，催生了网民的愤怒情绪。

在此舆论氛围下，网络谣言四起，有传说是女子拒绝搭讪，也有称两人因情事发生口角；对于嫌疑犯的量刑，传播较广的是“邪教杀人的定罪仅仅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媒体方面，早期针对此事件的报道，多聚焦于被害者的女性身份，多篇报道称其为“少女”（死者实际37岁）；犯罪嫌疑人张立冬的保时捷跑车十分昂贵，不少媒体将其塑造为富商形象予以强调报道。

第二，讨论目击者的“冷漠”、麦当劳的安保义务。

施暴现场无人施救现象引起广泛讨论，如刘子瑜在“浙江在线”发表评论称，“发生惨剧时无一人上前勇敢制止施暴者的可恶行为，病态式的‘围观’已经太多了，中国人的冷漠叫人一次次的心寒”。

与此同时，麦当劳安全保障问题同样引发热议。就网民质疑麦当劳冷漠，麦当劳31日发布微博，称已将店内监控录像交给警方，事发时有员工上前阻止而受伤。《新京报》发文《“招远血案”，别苛责麦当劳“没应急预案”》，称要理性对待此次暴力事件。

第三，案件细节被挖掘。

自5月31日起，连续有关于施暴方和受害人的生活细节被披露和报道，而且施暴现场的细节描述也被披露。当晚，央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视点》等多档栏目播出犯罪嫌疑人张立东与记者的对话，杀人嫌犯家中写着“残杀、虐杀”等更多案件信息被披露。

舆情的震荡期（6月2日-6月9日），舆情关注度以整体下降为主调，但同时又有小范围的舆情波动。媒体评论文章增多，且成为论坛和博客转载对象，微博舆论场很快被其他社会热点事件转移。此舆情阶段，党媒官媒的评论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舆论导向，引发理性思考。

6月2日下午，招远警方通报，5名嫌疑人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经招远检方批准，被依法逮捕，舆情压力由重减轻。次日，中新社等媒体报道《山东招远“5.28”血案遇难者亲属事发地祭亲人》，死者亲属到麦当劳门前做“头七”祭奠，疑似邪教人员冲击现场，加上媒体跟踪报道全国其他邪教组织犯罪，网络舆情出现较大幅度反弹。4日，招远官方回应称冲击现场者并非“全能神”邪教教徒，舆情才逐渐回落。

在此阶段，@辣椒二舅有关“键盘侠（keyboard man）”的漫画引起热议，该漫画以招远案为由，描述了部分网民在现实生活中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却习惯在网络上大放厥词的一种现象。《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激励见义勇为不能靠“键盘侠”》，文章说，一个社会最大忌讳，就是有人设置出两套道德标准,遇事置身事外,网上义愤填膺,这种“分裂”,无助于健康社会风气的养成,也无助于走出“见义不为”的困局。

舆情的平稳期（6月10日至今），媒体报道数量明显减少，网络舆论场也没有新的爆料，全国上下一致打击邪教成为主流声音。

舆情议题小结

表1 舆情议题演化

舆情阶段

议题概况

潜伏期

•    招远市公安局微博第一次通报

•    目击者发布事发过程的长微博和现场图片未受关注

爆发期

•    一段手机拍摄视频疯传

•    招远市公安局第一次通报公文体用语被诟病

•    现场目击者被指冷漠、麦当劳安保义务被探讨

•    谣言肆意传播，如“官商勾结”、“量刑轻”等

•    招远市公安局第二次通报及新闻发布会公布监控视频

•    央视多档节目曝光“全能神”邪教

震荡期

•    受害者头七悼念

•    公安机关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

•    “键盘侠”(keyboard man)成了饱受争议的新词

•    理性评论文章出现

平稳期

•    全国上下一致打击邪教

 

舆论阵营分析

山东招远命案的舆情形势较为复杂，舆论爆发后各种谣言四起，网络上对公安是否包庇嫌犯和围观人群为何冷漠的讨论最为热烈。许多公知大V纷纷发声，将民众的愤怒引向政府和体制。所幸清醒者也很多，公知裹挟民意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反对公知的声音也同样强烈。

表2 舆论阵营分析

任志强等公知大V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和公安不作为甚至包庇罪犯；法律、教育等体制问题导致社会冷漠、人人自危；政府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任志强发表微博称：“……招远事件让整个中国为之震惊，公安让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这个社会如果连公民在公共场所活动时的生命都失去了基本保障，那还谈什么中国梦？要严惩黑势力，树民风正气。政府要首先给社会一个交待。”

@于建嵘的微博称：“面对招远事件，人们为何愤怒？……将人活活打死的现场竟然没有人对受害者伸出援手，社会如此冷漠，将人人自危；这还在于，人们担心公权机关因行凶者的权势，而放纵罪犯。我理解这种愤怒，因我也一样。我呼吁依法处理。”

@一毛不拔大师发表评论称：“招远这事让我联想起两个问题：一是法律对公众场合打人医院打医务人员等，只要后果不严重平常处理很轻微，助长了坏人使用暴力的气焰。二是坏人打你你一还手派出所为了省心多半定成双方打架斗殴，正当防卫定义也很模糊，我认识若干朋友见义勇为后，到派出所结果各打五十大板都再也不想管闲事了。”

@袁裕来律师的微博【山东招远麦当劳杀人疑犯的姓名该不该公开？】认为，“……公安机关和央视大张旗鼓地曝光嫖娼案件，本案疑犯在公共场所杀人，其姓名也保密，难以服众”。

@纪许光则认为，“由招远命案想到，为什么所谓‘邪教’在中国可以迅速壮大？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那么容易被脑控？是因为当政者对民众正确选择信仰的引导不够；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时候，对正当宗教管控太甚！”

另一方面，以观察者网、张忆安说史、司马平邦、书香满心等学者、评论人为代表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公众都自发起来揭露公知煽动人心的企图，呼吁对事件的理性判断和依法处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公知影响网络舆论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意图，提醒政府和公众提高警惕。

@观察者网发表微博【岳峙：招远事件中的谣言与真相】，作者指出：“招远事件在短短几天里已经演绎出了各种谣言版本，大V和意见人士教育我们，我们不怕凶手，怕的是警察。如果说十年前，我们相信有图有真相；五年前，我们相信，有视频有真相；在今天，大家大概都相信，有谣言才有真相。”

@书香满心发表评论【招远邪教杀人案，警惕公知营销账号裹胁民意】指出：“凶杀案引发民众愤怒。正常情况下人们会把愤怒投向罪犯邪教；但在有人刻意引导下，这股愤怒却指向了政府公安体制和国人。其主要手段就是利用公知和营销账号抓住一切机会黑政府和体制的心理，运用水军和机器人转评，转移视线裹胁民意。”

@司马平邦在微博中谴责道，“连招远惨案的主凶自己都在电视上坦然承认自己就是‘全能神’的邪教，但微博上仍然有如@袁裕来律师@孟非这样一大批公知仍在替行凶者辩护，将矛头指向执法公安，何也？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公知教本身就是邪教一种，你见过邪教谴责邪教的事吗？”

@戴旭网络义勇军叁师也发表微博【山东招远邪教杀人案告破】称：“在案件侦破间隙，众多大V疯狂造谣、传谣，相互配合，唯恐天下不乱，大V们，我也要学学你们——弱弱地问一句，你们属于‘五纵’编制吗？你们到底拿了西方和日本相关基金会多少钱？”

@我是周周007G的微博【公知唯恐天下不乱。】评论道：“山东招远快餐店里发生一起暴力事件，出警后迅速将犯罪六人抓获。这种事情各国都有。美国校园杀人，日本邪教地铁烧死数百人。但中国公知不答应了，造谣攻击煽动，意欲何为？！”

@孙君红发表微博称：“招远事件，我不相信阴谋论，邪教的结论符合逻辑，不能因为不认可政府的公信力，就把一切都往上推。什么都不信那是判断力的问题。愤怒的对象应该是杀人者，只要一切按律处理，就行了。”

@观察者网的微博【林凌：邪教杀人，你们杀政治】指出：“山东招远血案，有人跳出来痛心疾首地追问：围观的人为什么不帮忙？我们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变成了这副德行？你们曾说政治低于个人，道德低于自由，否则就是专制社会。围观者好容易践行了理论，你们不夸上两句，怎么反过来说中国人冷漠没血性？”

@张忆安说史发表博文“中国的‘颜色革命’渐露魔影”，从视频的拍摄、网络水军如何抹黑公安和政府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山东招远命案实际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并指出“这种网络暴恐袭击，目的也不会仅仅是夺回水军们逐渐失去的网络话语权。一方面，这是在试水，试探政府对类似行动的反应时间、对抗手段和打击力度。另一方面，这是演习，为更大规模的网络暴恐袭击做准备，为接下来现实中的大规模群体事件造势。”提醒政府提高警惕，不要重演北非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的悲剧。

由上述分析可知，公知大V、营销账号在招远血案的舆情发酵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他们通过散布所谓“打死少女”、“出警延迟”、“路人冷漠”、“包庇犯罪”等谣言吸引眼球，使得本案从网络信息海洋中“脱颖而出”，激发网民的愤怒和围观。

进而，微博疯传的记录案情现场的视频一箭双雕。一方面，残忍的视频有助于刺激情绪，让“教育和体制导致国人冷漠”的观点更有市场；另一方面，残忍的视频会引发普遍的恐慌，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案的细节传播越广、公众情绪越强烈，越能达到邪教组织实施案件的目的——“在全国打击暴恐的时段用吸引公众关注的惨案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引发社会恐慌感；用残忍的手段警告民众不信此教就会有生命危险，告诫已信的教徒不要妄想脱离。”[1]

第三，如果案情发生后，没有人为的刻意引导，舆情的矛头必然是对准罪犯和邪教。然而，本案的舆情矛头却指向公安、政府、体制，推手的痕迹极为明显。血案发生后，大V们却避开凶徒，谴责周围人的冷血和餐厅的无情，并攻击所谓体制让国人道德低下，口口声声感到“羞耻”；然后，指责公安出警不力、包庇犯罪、不公布犯罪姓名，造谣案件存有隐情，邪教徒将被轻判等，最后仍然归罪于体制和政府，企图引导舆论认为这类凶案的发生是现行制度的必然。

从昆明恐暴案到招远凶杀案，暴徒愈是凶残，目的愈是昭然，大V制造策划的舆情却愈是炮火猛攻体制和政府，“网络暴恐袭击”愈演愈烈，这一现象值得警惕。当然可喜的是，舆论阵营的分化业已形成，反对公知、揭露阴谋的文章层出不穷，如何在重大事件时进一步放大正能量的声音，值得探讨研究。

热点二：围绕律协修订草案

事由：全国律师协会近日修订了两份草案，分别是《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加的条款里，对律师网上言行，做了较为严苛的规定。修订说明称，全国律协认为，近年来，律师执业活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有的律师不遵守保密义务，随意公开、披露、散布因委托行为而知悉的委托人或当事人的秘密和隐私，个别律师甚至触碰挑战法律底线，恶意运用诉讼权利，鼓动助推舆论炒作，煽动向办案机关施压……

据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秘书长韩嘉毅透露，全国律协修订后，草案并未发到各个专门委员会，而是直接发到了部分省的律师协会征求意见；草案遭到南方报系和网络活跃律师的强烈反对。

支持方：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以观察者网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平台，以及一些草根网民。

主要观点：修订草案只是规范律师在法庭之外的言论，尤其针对一些利用舆论误导公众、干预司法的公知型律师，从而真正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

光明网评论《不许律师在网上胡说八道，这是个正能量》，指出现在确实有不少擅于利用舆论和网络的律师，配合媒体的片面报道，就司法个例发表一些不理性、不负责任、情绪化的言论，误导公众对个案的认知，从而激发民众对司法不信任的情绪，让非法律因素影响乃至迫使司法判决的改变。《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修订草案不是剥夺律师的言论自由和话语权，只不过是规范律师在法庭之外的言论，从而既保障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又避免舆论对司法的干扰，进而真正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功能。

观察者网特约评论员岳峙发表评论《不能任由死磕派律师“砸烂公检法”》，一针见血地指出，网上某些公知型的死磕派律师，当司法判决的结果屈服于他们的诉求时，他们要求独立司法；当司法判决不利于他们的诉求时，他们要求干预司法。以话语暴力的方式“砸烂公检法”，谋取私利。任何行业的职业道德和从业规则，理当随着环境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倘若律师行业的规范不能与时俱进，那将势必造成新的不公正。

律师法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认为，律师的表达权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纯粹自由的，律师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在职业行为规则的逻辑内考虑其言论，而不是把自己简单等同为公民。

@柳三强发表评论称，“死磕律师完全违背法律理性、法治规则。概括的说就是律师越权想当法官”。

@节操满满的小地主则表示，这次修订草案“喜闻乐见，大快人心”。

 

反对方：以徐昕、迟夙生、王甫、袁裕来、周泽等为首的一批律师，一些大学法学院的学者，南方报系媒体等。

主要观点：律师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约束律师是法治建设倒退的表现。

@徐昕将一篇名为《严惩死磕派律师？全国律协修规或将引发史上最强烈反弹》的微博置顶，称“保障律师权即保障公民权。律师代表公民，代表市场，代表社会。律师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中国法治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尺，律师权利保障应上升到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来理解”。

@迟夙生律师发表微博称，“这样的‘规则’一定是标准勾兑律师的杰作，这是勾兑律师为了扫清行受贿道路上的障碍，高歌猛进深入走向司法腐败的号角，把写这样‘规则’的人直接逮捕基本不冤”。

@袁裕来律师发表微博【任人宰割的律师？】，认为修订草案有“专门对付死磕律师之嫌。为何不公开征求意见呢？最重要的是，律师受到惩戒是否有救济权？”

@刘金湘律师则发表了一封对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执业规范和处分规则草案的公开谴责信，上面征集了85位律师的签名，声称对于草案中违反宪法和律师法的规定，保留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申诉、控告的权利。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发表评论称：“律师制度是国家政权的基本制度，破坏律师制度，就是颠覆国家政权。全国律协，你们想好了没有？”

《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修订引争议律师遭遇网络“封口令”？》，指出律师们认为，现实中庭审有诸多弊端，庭外通过网络鼓呼、抵抗不公是不得已之举，此次草案是要“缴了他们的枪”。

《南方都市报》也发表社论《规范律师执业，赋权仍是重中之重》称，理论上的舆论干预司法、妨碍司法公正的情况，在司法秉公裁判的前提下，是不会也不可能出现的。而在司法实务中，权力与权力者对司法活动的操控，已被许多个案的教训证明是目前干扰司法的主要方面，因此更充分的舆论关注和尽可能的司法公开是有好处的。

热点三：围绕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加强媒体管理

事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下发通报，要求各新闻单位对记者站、网站、经营部门、采编部门进行集中检查清理，认真纠正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把好新闻采访关，禁止记者站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

通报指出，各新闻媒体要把好报道审核关，禁止记者站和新闻记者私自设立网站、网站地方频道、专版专刊、内参等刊发批评报道；把好经营活动关，禁止记者站和采编人员开办广告、发行、公关等各类公司，禁止记者站和记者从事广告、发行、赞助等经营活动，禁止向记者站和采编人员下达广告及发行等经营任务。

支持方：《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自干五”网民。

主要观点：广电总局的通报被误读、曲解、夸张，本意是禁止记者以批评报道为名进行新闻敲诈。而中国媒体记者水平良莠不齐，也确实需要加强管理。

《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打击新闻敲诈”正是为捍卫批评权》，指出对通报的正确理解应该是：禁止记者以批评报道为名进行新闻敲诈。并认为相关部门及时做出回答和澄清误解，这种沟通值得赞赏。

《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单仁平：媒体记者的正当批评不可能被禁》。作者解释了通报的背景，并指出限制正当批评的时代在中国已经过去。但是，中国媒体只能与本国国情相契合，对中国的社会治理发挥建设性作用，这包括批评报道。这些应当是中国媒体和媒体人自我认识的基石。

网友@梁帅silence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如果允许记者自由批评，发现歪曲事实报道成风怎么办？二、你认为现在中国记者的水平，能否开展自由批评？

@保守主义周小羊则认为徐昕等大V的言论是曲解夸张，“总局的意思是遏制新闻敲诈”，跟限制言论自由毫无关系。

@浏阳蔺春文发表微博称，“坚决打击新闻敲诈和虚假新闻，才能还舆论清朗秩序！‘双打’绝不是不允许批评性报道，而是如何正确实施舆论监督。不能把舆论公器变成一些人非法牟利的渠道，这也是一个社会良心问题。为新闻广电总局点赞”。

反对方：以李承鹏、任志强、孙海英、徐昕、丁来峰为代表的一些媒体人、公知、大V。

主要观点：广电总局的新规定限制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使政府的权力无限膨胀。

@李承鹏发表微博称：“刚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定：禁止记者私自开展批评报道。这是一个病句。批评就是批评，如果批评都需要领导恩准，那就不叫批评，叫撒娇。下命令的这个组织也该改名为‘国家撒娇测试中心’。”

@任志强将此事曲解为：未经批准不得发微博！

@演员孙海英评论道：“一定要回到文革时期的状态！放个屁都要被打成反革命！”

@徐昕用【One world, one voice】这种套用北京奥运会口号的形式来讽刺广电总局，并编出段子：“CCTV记者问路人：你对广总局出台新规‘禁止记者私自开展批评报道’怎么看？路人摸了摸后脑勺，半天憋出一句：‘你是说以前记者能自由开展批评报道么？’”

媒体人@丁来峰撰文《广电总局的超级牛皮癣》，认为“禁止记者私自开展批评”，是组织给“批评”下了新定义，即领导可以自我“批评”，领导之间也可以互相“批评”，但轮不到小记者、小百姓来批评。这样做限制了新闻监督，阻止了社会进步，使政府的权力得不到制约。

@新闻点评这样评论该事：“广电的这份禁令和今天通报的八起新闻敲诈典型案件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因为某些犯罪分子的新闻敲诈行为而禁止所有记者开展批评报道，就像因为有人多生孩子就禁止所有人生二胎、因为有人骑摩托车抢劫就禁止所有人开摩托车一样，是典型的滥用权力。”

三个舆情事件的重要警示

上述三个热点看似孤立，但实质反映出律师、公知大V、南方报系、财经媒体，已经构成有共同政治诉求的坚固利益联盟。操纵舆论是这一利益联盟达成诉求的武器，而中央近期一系列动作让他们感到畏惧和惊恐，“缴了他们的枪”，才疯狂反扑、抱团质疑。同时必须看到，从去年的打大V、抓推手，到今年全面整肃新闻敲诈和记者勒索、打击与大V沆瀣一气的律师群体和境外势力，支持党中央的进步学者、“自干五”和媒体阵营在不断扩大，与大V阵营一成不变的面孔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三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制造险恶舆论的公知大V都是那百十来个人，但是，新浪微博等网络媒体平台在这期间，通过网络后台运作，24小时不断地向每个用户的首页推介关注这些人，而那些正能量的微博博主则被挤压、边缘化或删除，特别是某些官方主流网站屈从于公知大V的压力，主动删除了与之相关的新闻和帖子，甚至有的部门好像做了错事似的，还要出面澄清。

这三个舆情事件给党和政府的重要警示是，在“极端重要”的思想宣传、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党和政府不可语焉不详，不能支支吾吾，要理直气壮，勇于担当，必须运用政治资源和政策资源对那些严重动摇军心、撕裂国家凝聚力、分化社会、制造不安定因素的舆情制造者加以治理。


[1]书香满心，“招远邪教杀人案，警惕公知营销账号裹挟民心”，大众网，201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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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银行开启“后美国时代”

陈平

2016-06-12 14:32:59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格局有何影响？陈平教授认为，金砖银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美欧失去信心的产物，也是金砖国家长期对...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格局有何影响？陈平教授认为，金砖银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美欧失去信心的产物，也是金砖国家长期对话互动的结果，它将弥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不足。最早呼吁中国出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恰恰是受华盛顿共识之害最深的拉美国家。

有不少西方媒体质疑金砖五国本身在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对此陈平教授指出，金砖国家之间的差异远小于西方集团，且各具优势，正好可以互补发展。既然是互利合作，就应当承认各国的利益考虑是正当的，不应当批评对方有什么“小算盘”，要研究的是如何权衡短期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问：2014年7月15日，金砖五国领导人在巴西发表《福塔莱萨宣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外界都把这看作是发展中国家为摆脱美国、世行和IMF的抱团行动。在您看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对金砖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哪些壁垒？

陈平：按照现行的国际秩序，美国控制世行，西欧控制IMF，他们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主要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世行政策尤其取决于美国的财政部，决策投票权美国独大。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行与IMF的决策，这造成几个重要后果：

第一，西方通过世行和IMF的贷款或救助，都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考虑。例如，在东欧转型时期，对波兰、匈牙利、捷克等自由化情绪强烈的国家免除债务，并给予大笔优厚的贷款，但对乌克兰、俄罗斯的贷款不仅条件苛刻，而且数量很少，加重其转型危机。

第二，保护债权人的产权和维护借债国人民生存权之间存在矛盾。金融贷款是有风险的，问题是风险由谁来承担？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比较稀缺，谈判又缺少话语权。20世纪70年代油价高涨期间，西方银行争相给拉美产油国贷款。结果80年代石油生产过剩，油价大跌，导致拉美国家产生严重的债务危机。美国害怕邻国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导致大批非法移民流入美国，于是就只救墨西哥，却不救巴西，导致巴西经济的大幅动荡。

第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同。西方国家出台金融政策只管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对外转嫁金融危机。举例而言，华盛顿共识要求金融自由化，汇率浮动，对外资开放，不得实行资本账户管制。一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良好，西方国家增长停滞，西方国家就实行货币宽松政策，降低利率，汇率贬值，转嫁其债务负担。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发展中国家，造成股市泡沫或房地产泡沫，引发这些国家产生通货膨胀，汇率升值，出口下降。随后西方国家又放慢量化宽松或提高利率，大量热钱又撤离新兴市场，导致股市房市的泡沫破裂，汇率贬值，企业大面积破产，失业率上升。新兴国家的货币政策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

第四，危机期间，西方往往采取双重标准。在经济衰退时，美国采取刺激政策，降低利率，政府救助陷于困境的大企业。但是，发展中国家如果陷入危机，资本外逃，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为了保护债主的利益，却要求受援国提高利率，开放金融市场，使西方资本可以廉价收购民族企业。例如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给韩国的贷款条件就是要金融自由化，对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使西方资本得以趁火打劫，廉价收购韩国核心企业的大量股份。韩国经济学家曾告诉我，在金融危机之前，韩国大企业的外资比例不到5%，危机后上升到50%左右。韩国企业艰苦奋斗几十年，到头来却发现只是在给西方企业打工。

第五，IMF和世行的西方高级雇员的待遇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又没有竞争风险，因而他们养尊处优，完全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只是照搬西方国家的惯例，造成西方国际机构出台的政策严重脱离当地的国情，和当地人民产生严重矛盾。

所以，发展中国家希望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愿望由来已久。这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美欧失去信心的产物，也是金砖国家长期对话互动的结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从2013年3月提上日程，到今年正式确定成立，大概用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您认为，金砖国家在此时急切地想要成立这样一个经济组织，和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的金融政策之间有什么关系？

陈平：第一，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停滞。2009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二届G20峰会，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都公开宣布，华盛顿共识已经结束，必须改革国际金融秩序，采取措施防范危机重演。当时，连西欧国家都接受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打算小步改革世行和IMF，在增加资本的同时扩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美国签署任何改革协议。

第二，美国、欧盟、日本在危机期间，拒绝改革国内金融体系，在利益集团内斗下也无法推行凯恩斯政策，只能相继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大印钞票，利用美元、欧元、日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权地位，对外转嫁金融危机，大量热钱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导致发达国家的低利率、低通胀，和新兴国家的高利率、高通胀，增长率大幅波动，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国际投机资本乘机大施兼并民族企业，控制发展中国家，强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依赖。而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基础投资，因为周期长、收益低，很难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所以发展中国家早就希望中国能站出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

第三，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初，曾对西方国家表达过合作共渡危机的善意，但是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和日本，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把中国的和平崛起作为对西方的主要威胁。美国发现世贸组织已经难以制约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又另搞美国主导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试图绕过中国，建立新的保护西方的游戏规则，再强迫中国等新兴国家接受。但这促使新兴国家开始团结起来，自主抱团发展。

问：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及西方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这是不是也给了金砖国家发展的机会？

陈平：我发现，最早呼吁中国出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恰恰是受华盛顿共识之害最深的拉美国家。2009年9月，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期间担任过巴西财政部长，和美国谈判债务重组的巴西经济学家，在圣保罗组织了一个国际研讨会，主题竟然是《危机之后：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吗？》，这让当时的中国人难以想象。会议请我去做主题发言。说实话，过去我出国做经济学基础研究近30年，只是业余关心中国问题。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是在巴西经济学家的邀请下逼出来的。2009年我在巴西的讲演，第一次总结了中国道路的十条经验，系统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的谬误，受到与会经济学家的极大欢迎，当即要求把我的英文讲演译成葡萄牙文发表。会后阿根廷的财政部长就来问我，中国有无可能给拉美国家贷款？我建议他和中国有关方面接触一下。

会后，组织者还安排我访问巴西总统的战略规划部，他们给我演示巴西的发展规划，把巴西和中国的大地图并列，仿照中国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布局，要发展巴西的基础设施。他们开宗明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有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而巴西的规划只要出炉，就立即招来西方的批评？我的回答是，中国能实行独立的发展政策，能管制资本账户，挡住国际热钱的冲击，因为中国有独立自主的工业科技和国防体系。巴西经济学家给我介绍了他们的发展经验。事实上，巴西一度发展比中国还快，巴西的土地资源丰富，人民热情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巴西一位日裔经济学家告诉我，殖民地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缺乏自主意识，不像中国、日本有自己的历史，对西方经验只是选择性吸收。过去巴西的发展战略主要受欧美思潮主导。在贫富分化、受跨国公司控制的基础上搞民主，只能强化国内的阶级对立，降低国际竞争力。倒是危机下出现的军政权敢于发展国有企业，但金融和技术依然依赖西方。几十年吃尽苦头之后，才转向学习东亚和中国的经验。

巴西经济学家的认识水平，远在中国台湾、香港的经济学家之上——他们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依赖，比拉美还深，不少人存在殖民地心态，不能只给他们送钱赚，更得让他们体会被殖民之苦，才能放弃对西方的幻想，看清世界大局。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才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边缘区，比以前更难过。日本十年停滞后，经济的稳定已经离不开中国，但是政治文化还没有脱西回亚。这次经济衰退如果持续下去，东亚的政治变化也将到来。

美国在重返亚洲、利用历史问题制造麻烦牵制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外交走向拉美和非洲，实在出乎西方的预料之外。巴西足球虽然没有进入决赛，在发展中国家依然一流。中国民众千万不能重美欧轻拉美。巴西的生物能源和中型飞机工业都比中国先进，工业发展水平在印度之上，速度比俄国快，人才比南非多，和中国也没有地缘冲突。如果中国能和巴西首先搞好合作互信的关系，再加上俄罗斯需要中国的支持对抗北约，金砖银行必能突破西方的障碍稳定发展，从而改变东亚的政治格局。

令人惊奇的倒是，中国国内这两年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争论，竟然发生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和主流媒体。可见国内受全盘西化教育的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的认识还落在拉美和印度的经济学界之后。

这次金融危机中，金砖五国除了中国之外，都受到国际热钱的巨大冲击。西方国家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看成是中俄联手对抗西方霸权的努力，这是不对的。我的观察，金融危机在西方的复苏缓慢，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金融危机引发的西方衰退至少和日本一样会停滞十年或更长，这迫使原来亲西方的巴西、南非和印度，决心走独立自主的路，学中国而非西方的发展模式。这才使各方超越上海合作组织的欧亚体系，建立横跨亚欧非美四大洲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如果金砖银行能稳定发展十年以上，最终会成为“后美国时代”金融新秩序的开始。

问：金砖五国最初只有经济联系，随后政治色彩逐渐加强。那么，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考量，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能否撼动美国称霸的全球秩序？

陈平：如果金砖五国能在实践中创出一条合作发展的新路，必将撼动美国的金融霸权。我们来看如下的事实：

依据联合国统计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数据，金砖国家的人口达30亿，占世界人口的42%，为美国人口的9.5倍，欧盟人口的6倍。真实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2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7%，为美国的1.3倍，欧盟的1.5倍。外贸总额为3.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7%，为美国的1.7倍，欧盟的1.4倍。外汇储备达5万亿美元，为欧盟的6倍。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初期协议资本即高达1000亿美元，而IMF和世界银行的资本也不过3000亿美元的规模。欧盟2007-2013年用于援助转型国家的结构整合基金也就4600亿美元的规模，平均每年不到800亿美元。据说，中国在非洲的外援和投资，这些年早已超过世界银行，所以西方开始攻击中国是“新殖民主义”。

由此可见，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哪怕最初只发展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几年后就可能超越IMF和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规模，摆脱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如果金砖银行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吸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可以考虑给急需基础设施投资的东欧和南欧国家贷款，则美国主导的金融霸权体系将不得不和金砖国家合作，最终成为多元体系，否则就有被新兴国家边缘化的危险。因为金砖国家除了南非之外，经济增长率都高于发达国家。

问：在整体目标和具体运作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世行、IMF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陈平：第一，世行和IMF的整体目标是建立和维护美国主导、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辅助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只是发达国家的依赖经济。在冷战时期，还是西方围堵社会主义经济，约束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工具，所以，金融政策和西方的政治密切相连。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整体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从经济结构看，俄国、巴西、南非都是资源输出大国，中国是制造业的输出大国，印度是服务业的输出大国，五国之间有很强的互补关系。金砖四国都急需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又有世界最强的基础设施的装备和施工能力，与其投资美国国债，汇率间接受美元控制，不如投资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形成长期的伙伴关系。

第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股份结构是平等的，没有一国能控制理事会和日常经营，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但是行长和理事长分别由印度人和俄国人担任。这不但在道德上对美国金融霸权提出挑战，而且在国际政治上打破美国试图拉拢俄国和印度制衡中国的图谋，是极为高明的政治安排。美国口头上唱民主的高调，在国际事务上却是一家独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超越了美国和前苏联的国际金融模式。

问：有不少西方媒体质疑金砖五国本身在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很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些差异的干扰。在您看来，金砖五国之间应该如何协调，最大程度上避免因为“差异”造成的发展障碍？

陈平：依我的观察，金砖五国之间的差异，要小于西方阵营之间的矛盾。因为金砖国家的共同目标是经济发展，摆脱对西方列强的依赖。西方国家的格局，实际上是维护二战后美国的霸权。美国至今在西欧、日本驻军，只要有巨大的贸易逆差，就用军事政治压力迫使欧元、日元升值。在危机中，美欧日先后实行零利率政策，恰恰是互相打货币战争，转嫁危机。由于美欧日的技术水平相同，人口老化的程度也类似，所以美欧日在经济上的竞争关系，远大于金砖国家。至今德国、日本的精英并不服气美国战后的独霸格局。所以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技术封锁，德国、日本和其他西欧国家只是半心半意地服从，暗中大挖美国市场的墙角。

历史上，中国和拉美、非洲从无殖民关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进口自然资源，大大提高了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使巴西、南非、俄罗斯的出口都获得巨大收益。中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两国之间的依赖远远大于分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扩，加深了俄国对西方扩张的戒心。这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最大突破是印度的积极参与。如果中印在金融发展上能实现合作，并在未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就可以突破美国围堵中国的包围圈，真正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粉碎西方关于中国新殖民主义的宣传。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外交上的最大突破。就此而言，我不同意西方媒体的宣传。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成长空间远比发达国家更大，所以合作共赢的机遇也就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金砖银行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内讧，而是受援国的腐败。因为发展中国家缺少管理和技术人才。西方培养的人才又多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要求高官厚禄，但发展中国家养不起。结果高管贪、员工偷，本来可以盈利的贷款也会打水漂。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是培养新一代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而且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让周边居民分利，才会减少腐败和偷盗的风险。这也是中国模式发挥的最大机会。

我建议，中国专家可以自告奋勇主持金砖银行的培训项目。对接受贷款的国家的项目，举行分期分批的干部轮训，带他们去参观中国的红色基地，介绍中国的革命史和改革史，并到中国有关的公司和大学去实习培训。如果金砖国家不能培养出一代有志于独立发展的人才，并和民众建立同心同德的关系，则任何开发银行都难以持续。

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主要来自地域、资源、人口和技术的差异，这些条件差异和发展目标的差异，恰恰有助于发展贸易和互补合作。发达国家的差距越小，同质竞争的程度越高，反而增长空间越窄。举例言之，俄罗斯资源丰富但是地广人稀，军工先进，民用经济落后，和中国正好互补。印度软件业发达，制造业落后，和中国也是互补。巴西和南非的资源出口换取中国的工业品和基础设施投资，都是立刻可以上马的项目。

用开发银行的形式，对基础设施给与长期贷款，借贷国可以保持基础设施的主权，有利于建立长期的信任合作关系，比中国单独到金砖国家投资控股，大大减少了政治风险和西方离间的可能。既然是互利合作，就应当承认各国的利益考虑是正当的，不应当批评对方有什么“小算盘”。要讨论的只是如何权衡短期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中国在“全国一盘棋”下的统筹规划经验，可以介绍给新兴国家参考，这比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万能的短期行为，更有利于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

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应该在金砖国家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平：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总部设在上海，预示着上海将成为东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心，长远而言，将超过伦敦、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的地位。中国扮演的角色，第一，要让金砖各国常驻上海的人员宾至如归，成为吸引金砖各国金融人才的中心，建立长久的人际网络。上海的对外服务能力，包括语言和文化交流能力都需要大幅提升。例如，上海的文化娱乐事业过度西方化。如今拉美音乐舞蹈风行美欧，非洲的音乐舞蹈也对西方通俗文化影响很大，但拉美和非洲文化在中国的市场很小。上海的文化界和服务业要和金融界与时俱进，把国际化从美欧化过渡到真正的世界化和多元化。

第二，中国人应先当学生，后作先生。中国是农业国，现代金融的历史很短。印度人在许多国际金融机构任职，英语的写作和沟通能力都强过华裔；巴西和美国在金融谈判上有丰富的国际经验；俄罗斯和西方强权的对抗经验也大于中国人；南非有处理合资矛盾的经验；这些都值得中国人学习。上海高校国际研究的重点是西方发达国家，亚非拉的历史、文化、语言研究都有待升级，除了培养英语人才之外，还应兼有俄语、法语、西语、葡语等多种语言的人才。上海各大学的经济和金融学院，在和金砖国家专家的交往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总结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从而建立超越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金融学。

所以，中国可以更多组织外国金融员工参观中国各地，并和有关大学合作，一起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国内媒体大肆批评的国企和土地政策，在非洲国家却是积极仿效的对象。因为他们吃尽跨国公司垄断之苦，没有国企和跨国公司竞争，哪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最近我在牛津大学开会，遇见埃塞俄比亚的总统顾问，他们正在中国帮助下大搞基础建设。我问他们的土地政策，回答是和中国一样，是地方政府控制。他表示非洲国家必须学中国的土地政策，才能有钱搞基础建设，土地私有化是一条死路。相比之下，金砖国家许多人对中国的发展经验非常好奇，但是中国人自己却很少进行总结。

第三，中国要多出资，多出力，多干事，少出头，才能多交朋友，减少其他国家的戒心和误解。要重新发扬毛泽东时代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谦虚谨慎的作风，避免土豪式的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的气派。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国际接轨，学的是美国而非德国，极大地拉大高管和员工的收入差距。我建议，中国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高管，可以用个人名义把应得的报酬降低一级或捐给社会，出差自愿降低对方招待的规格，才能突显中国模式和美英模式的差别。西方诺奖经济学家中只有斯蒂格利茨才能做到，他在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巨大声誉。西方的权威是金钱和武力造成的，中国的影响要靠以身作则来建立。建议中国派出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德才兼备，待遇适当，不可学西方的高薪特权传统。

第四，要在各个业务部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金砖银行整体必须盈利，金砖各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长期亏损补贴。但是金砖银行的利润也必须低于商业银行，才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口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内的运行有许多经验，能否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也要进行实践与总结。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是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能成功，将是国际金融后美国时代的起点。上海的高校和文化界也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期待金砖银行十年有成。

 

                                                                                                         （编辑  季节）


*陈平，中国经济学家、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普里戈金的学生。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员。

文章摘编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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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开局 筑梦中国

本刊编辑部

2016-06-10 15:12:03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为更好传递两会声音，本刊特集中展示中国中信集团以及中信...

决胜开局 筑梦中国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为更好传递两会声音，本刊特集中展示中国中信集团以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部分两会代表、委员，两会期间关于改革发展等热点话题的发言。其中，针对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压缩过剩产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以及激发大企业“双创”活力等话题，常振明委员、杨凯生委员、汪晖委员、张树华委员、任沁新代表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建设性意见。

 

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怎么做

文/常振明*

供给侧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在企业中尤其是国有企业中比较突出，比如在钢铁、能源、建材等行业供需不对称、产能过剩，库存量很高。2015年我国生产的粗钢产量为8.04亿吨，相当于全球钢产量的一半，所以钢铁价格持续下跌，许多企业整体亏损严重。这些行业的特点是投资大、企业负债率高，与其他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容易通过高负债寻求高速发展。因此，国有企业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低成本、补短板的任务十分艰巨。

重要的是转变国有企业的机制和商业模式

如何在国有企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微观上，我认为转变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过去关注的是如何提高产能，进行大规模生产，提高产量。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单位生产成本，增加竞争力。而现在则需要通过技术革新等来增加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需要采用小批量灵活的生产方式来满足不同客户和市场的需要。而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直接涉及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

现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为企业转变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手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也是从供给侧入手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当时，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投入不变、人力减少的情况下，使农业生产大幅提升。今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正好相反，是如何去产能。我认为必须用改革的方法来推进结构性调整。

国企改革须采用“一司一策”

一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积极推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方面，一是实践方面。

顶层设计方面。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并先后出台了11个配套文件，各级国资委又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进行了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这些指导意见和文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是相贯相通的。

我也看到很多网上的评论说国有企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这么多文件出来了，动静不大。我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执行者，我认为，在实践中，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整体来看，每个国有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国有企业所处的历史不同、所处的行业不同、他们面对的外部竞争环境不同、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不同、每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商业模式也各不相同。国有企业的改革要“一司一策”，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方向和原则，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制定自己的战略，确定未来的商业模式。

对国企需要按功能界定分类，国企分成商业类、公益类两大类。中央下发了《指导意见》，全国17个省级国资委，还有40多家央企，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了改革方案。2015年国企改制和重组的步伐在加快，南车和北车、国家核电和中电投、中远和中海运、五矿和中冶等12家央企正在重组合并，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按照日程稳妥有序地推进。

实践中，“一司一策”中每个企业都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困难和难点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国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将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有利于激发企业和企业的员工创新的热情，最终给全社会和人民带来实惠。我相信国有企业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的改革目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编辑  季节）

 

完善压缩过剩产能的措施和办法

文/杨凯生*

去产能、去杠杆，不仅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也事关“十三五”规划的全面落实。为了把压缩过剩产能的工作做好，我们要认清与前些年相比目前压缩过剩产能有什么新的情况和困难需要重视和解决。

首先，我们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有所不同。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是在经济比较热、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更重视对过剩产能的压缩，而在经济偏冷、发展速度下滑的关头，往往较多强调要稳增长、保就业。其好处是尽可能减小结构调整和产能压缩对各方面带来的冲击。但这种纠结带来的问题是，市场一直无法真正出清，一些过剩的产能不仅难以有效压降，甚至还不断有所增加，导致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今年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央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果断地将压缩过剩产能作为当前的重点任务更加突出提出来，这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产能过剩这一影响和妨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痼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压缩过剩产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困难有了更大的应对勇气和决心。

其次，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与上世纪90年代集中实施的企业改制、转型、一批企业破产关闭的情况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同。当时所涉及的企业主要是国有独资企业，涉及的人员主要是国企职工，企业的负债也主要来自国有独资银行。在那样的条件下，企业关停并转和职工安置所需的成本，不管用何种方式分摊、由谁负责，实质就是财政是从左口袋掏钱还是右口袋掏钱的问题，是今天付钱还是明天算账的问题。因此当时可以设计出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安排，例如企业即便是已经抵押给银行的资产，变现后也要先用来安置职工，银行要放弃优先受偿权；国家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要按账面原值收购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而相关损失最终都是由国家财政承担；同时，对部分经营存在困难但仍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企业实施债转股，将银行对这些企业的债权转为股权，等等。当时，这一系列时间换空间的政策设计之所以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那时企业和银行产权结构是单一的，政府能够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和处理这些问题。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化程度已经明显提高。国有独资企业数量已经不多，需要压缩的过剩产能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国有企业中，几家大银行尽管还是国家控股，但已在海内外上市，中小银行的股权结构则更加多元化，因此，当年的一些行政化政策措施现在已经无法再简单施用。如何在当前情况下做好压缩过剩产能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细化措施和方法。

建议首先算清压降过剩产能的成本账。各地究竟有多少企业属于产能过剩行业，它们的净资产还有多大，资产转让变现前景如何，它们在银行的贷款情况怎样，资产抵押情况如何，所牵连的上下游涉及面有多大，各类职工安置费用需要多少，当地新增就业岗位的容量还有多大，等等。

同时，还要考虑清楚哪些需通过财政渠道解决，哪些应该由其它股东负责；需财政解决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该如何合理分担，以什么形式分担；哪些要通过社保渠道解决，社保渠道承受能力如何；究竟有多少贷款本息已经确实难以偿还银行，相关银行核销不良贷款的财务能力究竟有多大，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银行风险的底线在哪里，等等。

只有把这些账算细了、搞准了，才能分清各类市场主体的责任，才能把有关工作任务真正落实，才能做到既坚决把过剩产能压下来，又切实保证社会安定平稳。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依法办事，一定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要努力避免一些阶段性措施所可能带来的机制性问题，防止给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增加新的困难和障碍。（编辑  宋斌斌）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一些思考

文/汪晖*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的目标，“十三五”规划又明确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问题。创新工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平台和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强调深入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前者表现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后者落实为建设50-100家国家高端智库。

智库建设与基础研究脱节问题

我在这里结合大学和学科发展来谈谈重视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创新的问题。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也由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我国建设高水平的智库是不可避免的任务。近几年，国内智库的建立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和广泛的现象，但由于一窝蜂上马，目前智库建设与基础研究脱节的现象十分普遍，而重点高校重视智库建设甚于基础研究的情况也多有表现。我认为忽视基础研究的持续建设，对于建立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十分不利，也必将成为对策性研究的瓶颈。

基础研究创新中的问题

没有基础理论的创新，将无法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范式和新方法。基础研究的创新是奠基于基础学科和体现学者们长期研究的产物，尤其需要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在基础研究方面，现在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改革时期的普遍现象，即在缺乏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的大规模范式移植，许多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未经检验，也未及与历史和经验研究结合，就已成为新学科的基础范式。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创新几乎就等于移植。如果我们看这二十年来的博士论文，即便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许多命题和框架也是对国外中国研究范式的套用。当然套用也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说没有积极的方面，但学术创新不可能建立在简单套用的前提下，更不用说美国区域研究的若干范式是在冷战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高度的自觉和学术批判能力，简单套用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另一个方面是学科老化。一些传统学科积累深厚，但研究课题重复、琐碎，难以吸引杰出人才，无法形成创新。这些学科的常规研究仍然在持续，每年生产大量的硕士生、博士生，但其成果难以构成新思想的地基，也难以出现真正杰出的、具有顽强创造力的人才。由于学科和学位制度的限制，多年来倡导的跨学科对话和研究难以落到实处。在高等院校，即便同一个学院的不同学科之间也常常难以形成富有成效的对话和碰撞，无法在科技整合的平台上促进传统学科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需要改变两个偏向：

第一个偏向是自我中心的学科分布和学术格局。所谓自我中心，主要是指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能够在国内和国际拥有发言权和获得承认的学者大多是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等领域的学人，而在世界历史领域，在国际学术领域获得广泛承认的学人较少涌现，像季羡林等学者那样在国内外都拥有很高学术地位的中国研究学者近乎绝迹。中国的学术研究以中国自身为对象，这是很自然的，但如果中国学术领域在其他区域、其他文化的研究中没有自己的独特建树、没有获得广泛承认的学者，对中国自身的理解也会是片面的。自我中心倾向的另一个表现是：许多外国研究实际上是中外关系研究，如有关“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中国在非洲”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本身很重要，弥足珍贵，但相对而言，对对象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独立研究反而较少受到重视。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个偏向是主要以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等为中心，尤其是以英语国家为中心，对于非西方地区的研究却处于较低水平。一定程度上，这与三十年来留学生的分布有关。发达国家可以提供奖学金，吸纳大量留学生、访问学者，而非洲、拉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无力提供相应的资助，国家也未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现在常常谈软实力，其实这才是软实力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在中国研究范围内，边疆民族区域研究也处于落后状态，相反，这些领域也恰恰是19世纪以降西方东方学和日本亚细亚研究的重要学科对象，积累深厚，其范式和问题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影响也很大。对于亚非拉国家和中国民族区域的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的研究尤其滞后，在高考和研究生招生中，一流人才很难流入这些研究领域。没有国家支持和大学引导，这些领域的发展是较为困难的。

清华大学投入很大精力和资源，创立了发展中国家博士培养计划，吸引相关语种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进入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专业研究，专门培养研究诸如巴西、巴基斯坦、缅甸、印尼、印度、阿拉伯国家等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人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筚路蓝缕的计划，它重视基础研究，而不是基于建立智库。但困难也是明显的，在相关领域，我们没有学术积累，没有精通相关领域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良好师资。清华的方法是与国外机构合作培养，广泛利用世界各国在相关领域的学术资源。由于相关领域人才匮乏，这些多年训练而成的学子，毕业之后也极易被国家机构和跨国公司吸纳。如果没有一定的支持和引导，这些人才就不能为奠定相关的学科发展提供人才资源。

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积累，不能只注重短期效应。这一点尤其需要重视。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对于更为全面和广泛的学科分布的要求大大提高。现在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也有许多相关课题和智库研究围绕这一计划而建立，但真正通晓这些地区的语言、文化、宗教、风俗、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学术人才极为匮乏。没有相应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的长期建设，高水平的智库建设也是会落空的。

各种学术资源围绕人才培养进行布局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政府工作报告》的用语如供给侧改革等等，到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基本理论范式，“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征均很匮乏。就此而言，这个目标有意义。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欧洲形成的时候，不是指一个专门学科，而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推广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的解释，就只是辩护性的知识；如果不能对人类普遍的历史现象—尤其是对金融化资本主义和互联网经济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做出系统解释，就构不成真正的理论和学科。因此，提出这个目标的同时，尤其需要处理好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前者针对的是生搬硬套和随意移植的现象，后者则是立足于中国经验，探索全部人类现象的努力。没有各基础学科领域的发展，这个目标势必沦为空洞的命题，而产生的是一大堆没有实质意义的论文、著作，尤其是投入巨大、产出有限的所谓项目。

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建设是通过长期积累和相互碰撞才能产生的，高度依赖研究者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现在资源多了，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到各地方、各高校的项目，科研成果评估、职称提拔、工作录用等等均参照申请项目的情况。但从项目议题的设置到项目成果的评估，很难贴近学术研究的具体脉络，造成很大的浪费。基础研究需要注重常规研究条件的改善，从时间配置、学科整合、常规性研究资助、图书及网络资源条件、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到跨学科、跨文化、跨国际的对话、讨论和独立研究，充分尊重研究者的意志和相关学科的规律，在学科积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整合和理论创新。

由上所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依赖于一批高水平的杰出人才，各种资源应该围绕人才的养成而重新布局。为此，不能用行政方式管理学术研究，不能用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学者，不能用短期的政府目标改变基础研究的长期格局。现在将适用于官员的出国规章制度、报销制度和项目设置制度用于学术管理，已经给正常的学术研究造成了障碍，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及时纠正。（编辑  宋斌斌）

 

“双创”助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文/任沁新*

 通过学习政府工作报告，我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了更深的感悟。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自从李克强总理去年“两会”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在一系列“双创”新政策以及互联网新技术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创新创业的活力得到激发，不仅小微企业，很多大企业也纷纷加入创新创业的行列，引入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平台，触发了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变革，汇聚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结合自身特性  探索和实践“双创”

中信重工对大企业“双创”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公司利用创客空间模式，结合自身特点搭建了四个层面的创客团队：一是聘任18名首席技术专家牵头组建了18个技术创客团队；二是聘任了5名大工匠，以此为引领建立了22个工人创客群；三是在海外建立了两个以行业知名国际专家为核心的国际化创客团队；四是通过协作开发平台、远程服务平台、标准服务平台、人才培养平台等，集聚了一批社会创客群。“双创”活动创出了品牌。创客团队紧贴《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战略需求确定课题，开展攻关，创出了中国制造的金字品牌。在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信重工两项创新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创出了效益。矿物加工核心装备技术创新团队开发出九大主机设备，近两年海外订货近40亿元。余热发电技术创新团队研发的“纯低温双压余热发电技术”，已从水泥行业拓展应用到干熄焦余热发电、烧结机余热发电等新领域，累计新增合同总额70多亿元，新增利税10多亿元。5个大工匠工作室创客团队2015年取得技术创新成果98项，创效1586万元。社会创客群依托公司“双创”平台和创新项目合作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实现经济规模超过100亿元；创出了团队。创客团队直接参与者超过800人，影响带动了1000名技术人员和4000名一线工人，使研发、工艺、制造各环节融为一体，有效解决了全价值链的创新问题；创出了机制。在国有大型企业，通过这种形式来做“双创”，使得人才培养、选拔和激励形成完整机制；创出了活力。2013年以来，公司新产品贡献率达到70%，成套订货占新增订单比例达到60%，出口产品占比达到50％，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持续保持行业领先。中信重工入选全国首批5个“双创”示范基地备选名单。

“双创”是国有大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通过近年来的双创实践，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双创绝不仅仅是中小微企业的事，更是国有大企业转型升级的必需。正如李克强总理考察中信重工“双创”工作时指出的：“你们以开展创客群活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你们的实践证明，双创不仅是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之路，也是大企业的繁荣兴盛之道。”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搞“双创”，更侧重“创新”，其中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围绕国家战略和国家重大装备进行，同时与市场对接，满足需求、创造需求，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创新的成果，并通过有效方式实现成果的转化，对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推动“双创”中，国有大企业还承担着平台作用，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依托大企业人才、技术、品牌、市场等优势资源搭建“双创”平台，吸引企业内部员工和外部创业者立足该平台创业更容易成功，对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

技术创新和生产活动面对不同机制

对于国有大企业而言，从事“双创”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资源，是机制。

首先，从“创新”方面来看：创新活动和生产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活动。从性质上说，创新是智力活动，生产是按照既定技术和管理规范进行的日常性的创造价值的活动；从流程上讲，技术创新要的是创意性，而生产要的是标准化、流程化和严格的质量管理。技术创新主要靠人的智慧，生产活动则是操作者、机器设备（工具）与管理诸要素的结合，目前的趋势是人参与的越少越好；在成本控制上，技术创新往往需要持续的投入，而生产活动必须注重控制成本；在机制上，创新活动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需要的是试错机制、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而生产活动就是控制缺陷和惩罚机制，因此两种机制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从“创业”方面来看：国有企业要推动和参与社会性创业，现有制度设计存在诸多不适应，必须深化企业改革，将内部创业创新平台纳入企业治理体系，给予内部创业创新项目全方位支持；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内部创业团队与国有企业利益捆绑起来，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企业内部人员创业积极性和吸纳社会创业人才；也要通过制度建立“防火墙”，防止对企业主营业务造成影响。同时要改革国有企业人事制度，出台企业内部人员离岗创业政策。

多管齐下激活“双创”活力

作为“双创”的践行者，中信重工将按照李克强总理的嘱托和期望，从三个方面深化“双创”工作：

一是抓住互联网时代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创客群，辐射带动社会创新创业，正像李总理在视察中信重工时说的:“希望我们工人创客群，我们的技术创客群，以及我们向社会招募的创客群，并且通过互联网+发展起来，把我们的品牌，把中国的装备，通过你们走向世界，不仅是在世界上显示竞争力，而且能够打出我们的金字招牌。”

二是设立创新基金，携手基金、信托和众筹平台，对有创意、有技术、有需求的个体性创新项目给予创业基金支持，调动有个性的创业型员工走社会化创新创业之路。

三是以国家建设“双创”示范基地为契机，加快建设中信重工“双创”基地，通过创新投资机制、运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打造以中信重工为核心、高校院所参与、辐射带动其他创业主体成长发展的产业创新生态群落。

为激发大企业“双创”活力，增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从激活企业创新机制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科学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更加注重自主创新的评价，鼓励国有企业在“双创”中发挥更大作用,开发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

第二，鼓励和支持国企建立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基金，并研究改进创业投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在遵循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一般要求和规定的同时，又符合创业投资的特点。

第三，研究科技人员股权和分红权激励等措施，形成相关实施意见，建立创新成果利益合理分享机制，充分激发创新活力。

第四，建立“双创”利益共同体，对“双创”项目，允许国有企业投入一定比例的引导资金或扶持资金，与发起人、核心技术团队、社会资金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对于国有企业出于创新、创业目的在资金、资产和资源上的投入，应建立必要的风险免责机制，形成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第五，在确保国有利益的前提下，进一步授予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使其可自主决定成果转让、评估、投资、入股，以提高“双创”成果转化率。 （编辑  宋斌斌）

 

凝心聚力  推进改革与发展

文/张树华*

从全局的角度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

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北京市提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四个中心”定位，并分别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优化首都核心功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近期（2017年）、中期（2020年）、长期（2030年）目标之一。

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强调， 2020年首都“大城市病”问题得到缓解。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目标不只是北京市行政机关搬出中心城区。一些媒体担心，这是否不能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反而会又一次浪费资源、摊大饼、瞎折腾。

为保证中央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建议：

1.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中央部门和军队服务机构应带头。除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应严格按照与全国政治中心定位的关联度，确定中央附属机构是否搬迁的标准。可考虑尽量将央企总部、中央机关直属事业单位搬出中心城区。同时，应突出行政副中心定位的单一性，控制好通州发展边界和规模，谨防通州成为城市“摊大饼”的一部分。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单位的同时，应考虑重新调整和布局首都核心功能区内部的布局。

2.推进职住一体、同时疏解教育和医疗资源，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保证北京市行政机关顺利搬迁的关键。人口疏散地应将职住一体化建设放在首位，确保迁出地与迁入地公共服务均等化。北京市政府要把解决疏散地的住房问题作为头等大事，鉴于目前通州的发展已过度依赖房地产的现状，解决职住一体问题要尽量避免“圈地盖楼”的老办法，探索利用购房补贴、集资购买等方式盘活周边存量房。同时，要实现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均等化配套。迁出多少人，就要按比例迁出中心城区的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等公共服务资源。要以迁入迁出地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引人、稳人。专家呼吁，目前为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应从东、西城和海淀等教育资源过度集中的中心区，按比例迁出部分中小学校和医院。这样即能解决教育资源平衡的问题，也有利于解决由于中小学过度集中中心城区，常常造成的交通拥堵和超高的人流车流等问题。

3.立足长远、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规划调整和布局在京企业总部和高校。转移北京市的产业资源、教育文化资源，承接地不能局限于津冀两地，更不能局限于搬到京郊，这样会浪费更多的土地和空间资源。要综合考虑产业性质、国家东中西部发展、全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等多种因素，以实施“十三五”规划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契机，优化全国产业和高校布局，助推“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

以高校为例，建国后30年，国家几次全国性调整高校布局，为中西部的科教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近些年北京等大都市却利用虹吸效应，集中了越来越多的高校。目前，在京高校达90多所，在校生规模高达百万，吸纳了全国大量的教育资源、优质生源。由于在京大学生就业意向往往倾向于留京，滞留北京的毕业生也就越来越多。与之对照的则是，深圳、东莞、海南等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高素质人才资源仍然短缺匮乏。以建设通州、昌平、房山等大学城的方式迁移北京城区高校，不过是缓解“大城市病”的权宜之计，长期来看，既无益于减少人口存量、控制人口增量，也不利于国家教育事业良性发展。因此，两全之策可考虑，北京以“城内不留大学，郊区不留非名牌大学”为目标迁移高校，同时，综合平衡全国教育资源分布，吸收建国初期“三线建设”的有益经验，对在京高校进行跨京津冀地区乃至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整。在京的农业、林业、矿业、石油等专业类高校可以迁往相应的产业地区。

齐心合力抓好改革关键问题

2015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证券市场的动荡（股灾，涉及1.4亿股民），以及2016年年初以来各地楼市暴涨，股市、楼市、汇市连同通常意义上的市场（消费、旅游、服务等市场），“四市”一起闹心，造成社会中弥漫着焦虑、不安等情绪。有关部门应及时准确把握社会心理和民众诉求的变化，密切关注干部群众的情绪导向，及时正确引导舆论，有效调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激发更多的正能量，齐心合力推进良性改革落地，促发展，安民惠民。

第一，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促发展，通过有效改革，切实把经济工作搞好，缓解居民就业和百姓生活的压力。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抓好经济工作，才能充分体现政治、文化、社会和党建等各方面工作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当前应集中全党智慧打好经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这场硬仗，特别是抓好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断提振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第二，扎扎实实做好民生工作、筑好民心工程。从国际上看，任何一国的政治家搞改革不能只遵循政治的逻辑或只有经济的考量，不能回避绝大多数民众的诉求。民为邦本，民心是治国安邦最大的政治。党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党一直以来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追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老百姓面临就医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难题。老百姓对日常生活中商品服务质次价高、食品药品不安全、旅游天价消费等问题反映强烈。

民生工作关系到人心向背，当前的工作要扎扎实实为百姓做出真成绩，出实招、干实事、谋实效。多开展一些民心工程，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消费环境、旅游环境，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买的用的安心，玩得开心、活得舒心，少一些焦虑紧张、多一些获得感、幸福感。

第三，切实做好各类改革方案、政府发展计划等的衔接。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着力加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措施系统集成。要做好各类改革意见与政府工作和“十三五”规划以及各部门规划的衔接。

第四，上下合力，使好的改革措施落地。改革要甩开膀子干，而不只是关在办公室里写。过去改革讲究各地先行先试，鼓励基层部门摸石头过河，现在则强调“顶层设计”，要求各地不能抢跑。要避免改革用力不在实际上，出台的改革构想、方案和意见再多，顶层设计再好，均需要落实。据称，有的部门平均10多天就出台一份新文件。360多项改革文件，各地还要出台配套文件落实，有时基层干部看都来不及，根本无法好好消化。这样到头来只能是败坏改革声誉，浪费大好的改革时机。

第五，改革必须回应社会关切、着力解决问题，关键是抓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改革贵在行动重在落实，改革大局方针已定，现在的关键是行动，是落实。韩正3月6日在《人民日报》写道，不针对问题不解决问题的所有工作都是官僚主义，不解决问题的任何改革都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和科技进步迅速，改革一定要切合实际，切忌一刀切。近两年，各地（全球范围内）网络约车，方便快捷，节约资源，深受广大乘客的喜爱。各地都有发展，但某部门却要发文规范，说是非法。遭到包括网民在内的社会民众调侃。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其中不乏民粹化影响。到头来不仅没有节省支出，还影响了行政效率。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第六，改革需要大勇气、更需要大智慧，否则难以实现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成效应该体现在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获得感上。搞改革，不能在自己的圈子里兜来兜去。有的政出多门，有的朝令夕改，有的不得要领，结果遭到了民众的吐槽，值得反思。

政策制定要查实情，解民意，切实注重真问题，把握好主题，回应社会关切，为民众之所需，解民众之所困。切忌改革泛化、庸俗化、民粹化。不要辜负了老百姓对改革的真诚支持，对改善生活的热切期待。

第七，千方百计调动干部积极性，带动全社会积极向上。当前社会思想多元，搞改革很难。习近平同志比喻说，好吃的肉都没了，只剩下难啃的骨头了。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凝心聚力，齐心合力，攻坚克难。

宏伟蓝图已定，今后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精耕细作。从严治党要充分相信基层、相信干部主体，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支持作风正派、敢做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编辑  宋斌斌）

 

 


* 常振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

* 杨凯生，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 汪晖，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任沁新，全国人大代表，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张树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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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

王维佳

2016-06-10 14:39:23

 

对舆论进行管理和调控，一直是现代社会治理中富有争议的问题。大众媒体在公众舆论和思想塑造方面具有强大影响力，舆论管控的核心任务是如何限制和规训媒体权力、特别是商业媒体的权力。在西方政治思想领域，这是社会文化共识、公民教养等共和主义诉求与个人权利至上、自由竞争市场等民粹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新闻业成为一个成熟产业，新闻操作也树立了自己的行业伦理和自律规范，完成了专业主义转型，对媒体进行社会管理的争议因此进一步复杂化。

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有所不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民族解放、去殖民化的历史中，树立现代国族意识和防止外部文化殖民成为新兴民族国家发展传媒事业的一项重要诉求。这带来了两方面影响：其一，政党政治主导的媒体通常在大众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二，面对国际传播力量不平衡的实际状况，对媒体的管控多了文化主权和舆论安全的考虑。因此，文化多样性和自主性等理念常常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治理大众传播的合法性来源，这充分展现了启蒙思想内部的矛盾性。正如不能把成熟市场新闻业简单地冠以“自由”之名一样，也不能把对媒体舆论的管控简单地冠以“专制”之名。认真地分析传播治理模式生成的本土历史背景和政治思想源流，才是理解媒体行业社会调控方式的稳妥路径。

具体到中国的现实，虽然“党管媒体”的政治语汇并没有被替换，但历经近百年的历史，在政治目标和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党和媒体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调整。在媒体行业高度市场化的消费社会中，如何理解“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这样刚性的政治约束要求？这些传播治理理念的缘起、发展和现实中面对的影响、挑战，都是非常值得认真分析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宣传工作是最为核心的任务，媒体传播被要求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此时，党的宣传事业整体规模十分有限，政治家所办的报纸，目标和职能都十分清晰，思想和舆论的统合力基本算不上一个问题。相比之下，如何了解基层、发动群众、塑造共产主义理念中的革命主体，才是宣传工作最重要、最明确的目的。在传播实践中，从事新闻工作的知识分子面向劳工、走向基层、服务大众，与社会底层相结合，由此形成的“群众路线”传统是党办媒体中最重要的政治特色。

在这段时期，《每周评论》、《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都开始大量关注劳工问题，他们不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传播共产主义理念，而且展开与工人生存状况和抵抗运动相关的调查，更可贵的是，这些媒体都开辟专栏让工人发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农村，沿着同样的方式，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农民运动的机构主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农民报刊，宣传农民革命的墙报、传单、标语、漫画等宣传品更是到处可见。[1]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群众路线”凭借组织工作的完善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编辑和记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层去采访，还被要求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共产党报刊普遍实行通讯员制度，数以万计遍布基层的报纸通讯员为党办的这些新闻媒体提供了大量群众新闻，打破了新闻职业的分工边界，推动了新闻的大众化。这种所谓“群众办报”的理念，“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2]相比新闻专业主义，显然更具有民主进步色彩。

除了延续“群众路线”的传统，延安时期还有很多重要的形势变化，它们是媒体“党性原则”得以树立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延安知识分子和文化干部的队伍空前壮大，思想工作的复杂性非建党初期可比；另一方面，革命斗争的外部环境让统一思想、大局意识、纪律原则成为一种客观需要。这些新的变化要求将作为“文化干部”的新闻工作者，从思想到行动紧紧纳入到党的纪律和党的组织中。

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一种以党的组织系统为依托，并接受党的领导的宣传管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一般都设有党报委员会，统管一定范围内的传播活动。同级党委的宣传部负责人对党报负直接领导责任，并要经常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当时报纸杂志必须送上级党的宣传部审查。新闻工作者“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及到党的影响；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3]这种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宣传管理体系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甚至在媒体市场化、职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要求新闻宣传领域中不可动摇的政治要求。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4]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在多次会议中强调媒体舆论的重要性，而且反复使用了“舆论战场”、“舆论斗争”这样的词汇。而针对新闻媒体管理，又再次强调“旗帜、导向、中心、大局”这些似乎与后现代媒体消费文化针锋相对的理念。从这些重要讲话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执政核心对舆论环境的高度警惕和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意识到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媒体传播领域正面临很多复杂待解的问题。

首先，从媒体行业的生态看，通行了几十年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路径已经让大众传播业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无论是“党媒”还是其他类型的媒体，都渗透了大量商业化和资本化的元素，产业属性自然包含着逐利性的本质。在市场化过程中，知识分子还来不及把“新闻商品化”的问题讨论清楚，“群众”就已经转变为“受众”，而“受众”又进一步被市场营销的规律细分和筛选。“眼球经济”这个看上去“政治脱敏”的指挥棒，让新闻媒体从议程到风格、从题材到立场都逐渐转向有利可图的一面。“数量众多”、“消费能力较强”，这两个标准的公约数就是“眼球”最值钱的都市中产阶级以上群体。以这个群体的需求为圭臬，别说达不到“群众路线”所要求的民主标准，连面向普罗大众的公共服务功能都很难实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国历史中最倚重的群体，逐渐成为被包括党媒在内的大众媒体忽视和抛弃的群体，这自然是媒体市场化改革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当年“群众路线”得以立足的制度基础正在逐渐被消解，可想而知，依附于此基础上的“党性原则”也将遭遇严峻的挑战。

其次，“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的新闻宣传理念源自20世纪革命建国的历史，它们紧紧依附着“平等解放”、“独立自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在中国，这些进步主义政治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逐渐淡化。彼时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媒体市场化改革，但是借由否定文革而否定革命现代性叙事，借由文化的逐步商品化而构造中产阶级文化的进程已经开启。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创造新的政治话语，并借此把自己塑造成“现代化”的引领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媒内部的一些文化干部对“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质疑就不难理解了。在他们心目中，“党性”已经伴随革命年代的消失而消失，它已不再代表“人民性”的，只有他们自己——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知识群体，才是人民性的真正代表。

如今，在商业媒体塑造的，充斥着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小时代”中，进步主义政治的基石进一步被瓦解、抵抗和嘲弄。在都市舆论场中，任何侵犯“消费者主权”和“文化自主选择”的理念和行动都会招致敌意。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和政党从“公共”、“教化”出发进行舆论干预会被轻易地贴上“专制”的标签。与此同时，“小时代”的文化缔造者，那些自诩为公共知识人的都市中产阶级，则努力借此机会把自己塑造成民众的代表。

那么，脱离了国家、政党管制的媒体权力何以能够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知识分子给出的回答，是源自美国的“专业主义”。在媒体商业化运营的前提下，“专业主义”已成为媒体权力掌控者获得更多独立性的金字招牌。如今，“专业主义”已经广泛渗透进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实践中，正在逐步对“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的彻底替换。

由此可见，政治现象和政治后果的出现，其出发点不一定是政治性的。作为一种政治表象，媒体舆论环境的变化是发展理念、制度结构、经营模式、人员队伍、文化心态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它既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原则动摇、思想混乱、“别有用心”，也很难仅仅凭借理念、手段上的改造得到解决。在不断强调“党性原则”底线的同时，更应当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是当前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对“群众路线”这个新闻宣传理念的灵魂的钳制。对媒体融合、文化产业发展、市场化改造等关键政策的讨论，有必要纳入复杂政治后果的考量。怎么样把对媒体内容的政治要求和对媒体产业的政策管理协调统一起来，这是真正稳定传播治理格局的关键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当前的新闻宣传管理面临很多棘手的制度基础问题，也不应当忽视中国共产党强调“党管媒体”的重要政治意义。在我们的时代，对媒体权力进行正当性约束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公共问题。近几年来，欧美各国传统民主体制的运转都频繁遇到媒体力量的冲击，形象公关和危机应对代替了审慎的政治调研和理论辩论，被消费文化塑造的“受众”代替了具有公共意识的选民，市场细分和无限过滤的定制化信息带来了政治意见极化的现象。这些“媒体失控”的现象反映了媒体权力脱离社会公意和政治正当性的危险后果。欧美一些国家大选中的极端化现象，正是这一进程的生动表现。

与欧美相比，中国的媒体舆论环境当然也面临很多类似的问题和困境。然而，在媒体市场化发展如此汹涌澎湃的时代，仍然能够强调政治导向、党的领导、党性原则，这也显示出中国政治体系和传播体系引人注目的特点。只不过，让“党性原则”获得合法性的关键，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怎样为“党性原则”找回“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和活力源泉。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意识的强调和对媒体管理者的规训远远不够，逐步通过政策来改造媒体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途径。

 

（编辑  季节）


*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1]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51页。

[2] 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168。

[3] 博古， 党与党报.[N].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2-9-22。

[4] 对以上这段历史的梳理，请参见作者的专注《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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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

刘晨光

2016-06-10 14:36:09

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近平同志先后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三家中央级主流媒体调研，紧接着下午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近平同志先后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三家中央级主流媒体调研，紧接着下午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向我国新闻领域重申了必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党性这一重要原则。这对于正本清源，廓清多年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这一讲话也引起了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之关系的讨论。

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在根本上源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列宁强调，党是“人民的代言人”，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和“有组织的部队”。《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坚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即党性，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马列主义新闻舆论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

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的非正式机关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中，便提出了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在给一位读者的公开信中，该报指出：它是一份彻头彻尾有党派的报纸，如果有人认为它是无党派性的，那是对它的最大侮辱。 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社》一文中更为明确地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即把新闻舆论工作视为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部分，一贯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对此，毛泽东同志有许多精辟论述。在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民的谈话》中，他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论。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创刊九周年之际发表《检讨与勉励》，在党的新闻史上第一次提出“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同样说：“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

舆论环境的变化和所谓党性与人民性之争

当下重新强调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与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整体形势的变化有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会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提出挑战。经济成分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社会阶层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的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精神需要和思想诉求也更加不容易得到满足，主流的新闻舆论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吸引力。一个客观现实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有死灰复燃之势，意识形态领域不仅充满杂音，甚至出现一定的混乱。不仅如此，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无孔不入，通过传播所谓“普世价值”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始终存在，同时非传统、难管理的新媒体技术和思想舆论平台也处于爆炸式发展阶段，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越来越处于守势。从主观方面看，在“不争论”的前提下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工作，这方面的政治敏感性和实际本领都较欠缺，工作变得更加被动。在这种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性和导向性确实需要加强。

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尤其重视党的文化领导权和话语领导权建设。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重申了“党管媒体”的原则，强调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重建党的文化领导权和话语领导权。

在当前媒体环境下，党中央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建设的努力遭遇一定的舆论反弹，其中一个典型的质疑，就是拿“人民性”原则来抵制和否定“党性”原则，使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

事实上，这种论调毫不新奇，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人提出过“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的错误观点。 1989年11月28日，江泽民同志也曾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敏锐指出，“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除了以“人民性”对抗“党性”之外，另一种将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的表现，是以“党性”压制“人民性”。近年来有少数党员干部发出过“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诸如此类的诘问。这种极端荒谬却又很典型的官僚主义习气需要我们反思：有些看似非常“讲政治”并声称为“党”说话的人，是否真正理解“党性原则”，是否真正理解“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搞碎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正是党的先进性使其具有代表性。党性的先进性不是指党凌驾于人民之上，而是指对党员干部的要求高于对一般民众的要求，党员干部要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人民的一份子，必须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

关于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中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李瑞环同志曾作过十分精确的阐述。他说：“我们的新闻事业是党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新闻的党性同新闻的人民性，两者是统一的。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集中的代表者。因此，党的耳目喉舌当然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工作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是完全一致的。”

联系群众，整顿党风，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当然，“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就理想状态而言，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首先，党性原则的内容是丰富的，要求是严格的。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坚持和实践纯洁、严格的党性，特别是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党性原则，是个难度很大、不容易把握的课题。其次，党在具体工作中难免会有失误，做出某些错误决策，历史上，党的领导人的某些言行有时也会脱离实际；再者，“人民”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代而有所变动，人民内部的各种关系和矛盾，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消长；最后，党、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之间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复杂多样的因素，使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中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勇敢面对现实，面对难题，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新闻舆论阵地的实践工作中，努力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这为新闻舆论工作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提供了基本原则与内容。在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中，需要着重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在坚持党性原则时，一定要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辟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当前，新闻舆论工作者也应对如此，必须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中，深入到“四个全面”和“一带一路”国内外战略布局的具体部署和实施中，深入到各行各业、各阶层各群体的工作、生活与奋斗中，从正在进行中的火热群众实践中获得鲜活素材和灵感，吸取无穷智慧和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坚持党性原则不致沦为单方面的形式主义政治灌输，才能真正摆脱官僚主义作风，才能增强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供给”。总之，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到群众中去”必须以“从群众中来”为前提，才可能受到群众的欢迎与喜爱，才可能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第二，在坚持人民性原则时，一定要兼顾“服务群众”和“教育群众”、“满足需求”和“提高素养”的双重目标。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和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他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又说“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因此，新闻舆论工作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服务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落脚点。但同时，他从来没有把人民群众看得完美无瑕，似乎只能歌颂而不能批评，而是认为“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只不过，即便是批评教育，也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爱护人民、提高人民的心态和热情来说话。当他说“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时，所突出的正是源于人民性并高于人民性的党性，是党作为人民的先进代表的能动性。教育和提高人民的过程，也是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是使群众有所觉悟、认识到自身根本利益并采取正确行动的过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致力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新闻舆论工作应该在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文化水平、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人格修养方面有所担当。需要强调的是，只有认识到人民也是需要教育和提高的，而不是把人民理想化完美化，才能避免民粹主义陷阱。毛泽东在1957年著名的《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他就提出：“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这里显示了清醒的现实意识和健全的政治智慧。

第三，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关键是要吃透党和人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辩证“师生”关系。毛泽东同志强调：“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对于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应该永远互为师生、在相互学习中共同进步这一“师生辩证法”，习近平同志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并将之用于指导新闻舆论工作。早在1989年宁德地委书记任上，他就说过：“新闻工作者担负着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神圣职责，教育者应先受教育，应严格自律，正派、公正、廉洁，要有更高尚、更严格的政治操守和职业道德。”新闻舆论工作从“师生辩证法”的视野出发，可以很好地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既不犯落后于群众和时宜的右的错误，又不犯超前于群众和时宜的“左”的错误，从而以稳健革命的态度，推动新闻舆论工作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1959年5月，在同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的著名论断。2002年12月24日，在与浙江省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坚持政治家办新闻”的要求。在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这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兴业之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干好中国的新闻舆论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造就一批懂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优秀人才。

 

（编辑  苏歌）


*刘晨光，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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