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由美国等12个环太平洋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在美国亚特兰大达成一致。但是其中缺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他呼吁国会两党支持通过该协定。

10月6日，《财富》杂志随即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将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拒之TPP门外，实在是大错特错。文章还进一步作出分析，美国即便把中国排除在TPP之外，但由于全球供应链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国亦可以通过借道越南等TPP创始成员国，实际享受到TPP的一系列好处。因此，美国此举也根本达不到其所设定的目标。

文章最后呼吁TPP的支持者思考一个最为基本的议题：既然缺少顶级贸易合作伙伴的参与，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美国愿意主导TPP这样的“贸易”协定？

2015年10月5日，12个环太平洋国家的代表在美国亚特兰大就TPP协定达成一致。协议若最终成立，将涵盖全球经济总量的40%

原文编译如下：

本周一，来自美国和其他11个环太平洋国家的商贸部长或已达成了一份期待已久的贸易协定。但是，这份协议的正式达成还会存在不少障碍，国会也要考虑是否通过TPP协议。

在那些TPP的鼓吹者看来，这份协议将能够帮助美国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因为中国并不是TPP的成员国。这种论调在美国国会和其他的政策论坛听来似乎挺悦耳，但事实上，它在许多方面存在缺陷。

首先，不要天真地以为中国会因为没有进入一张高级贸易网而受困。尽管中国的货币市场和股市还在调整当中（这一切都是在向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中国的中国近来正逐渐取代美国主要贸易强国的位置，并决心在下一个十年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投资了8700亿美元，努力扩大自身原材料和工业配件的来源地。比如，中国在孟加拉国（38亿美元）和巴基斯坦（178亿美元）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两国来自IMF的贷款——这些贷款给了IMF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

同时，中国在安哥拉进行道路交通的投资，以获得其在该国的石油储备份额。除此以外，中国在非洲积极地进行矿业投资也是众所周知。中国努力促成一家亚太地区的国际银行成立（即亚投行，AIIB，主要进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这家银行已经有47个区域内成员和20个域外成员，其中也包括TPP的成员国，比如澳大利亚、文莱、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越南。

自2005年以来，中国已经和许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也包括不少TPP的成员国，比如文莱、智利、马来西亚、秘鲁和越南。

这些对于了解TPP背后的具有缺陷的逻辑——中国被排除在太平洋贸易共同体之外——至关重要。

所有这些外交重点与对策的结果很可能出现两个重叠的贸易集团，在经济上需要彼此，但又对彼此不信任，这一切显得荒谬混乱。通过构建一个使中国成为创始成员的TPP，提高经济效率，改善与北京的政治互信，不是更好吗？

很显然，离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是不可能的。鉴于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国有能力通过TPP的中介设计、开发、生产产品，从而降低关税、轻松进入美国市场。

例如，中国可以从巴基斯坦进口棉花的棉衬衫管理供应链业务（通过其现有的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上游”操作，如在国内面料设计，针织印染。然后，中国可以将布料运送到越南（通过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同时，日本可以通过TPP将棉花运至越南。越南可以执行“下游”操作（缝纫），通过TPP把衬衫运至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如果中国直接运用这种方式，那么可以减少了5%、10.9%和16.5%的进口关税。

即使中国未能与其余五国贸易协定，自己也未能进入TPP，中国可以利用其供应链以最低关税进行多边贸易。事实上，一些中等­规模的中国企业，如天虹纺织，在TPP预期就在越南开辟了开设了工厂。­沃尔玛向中国采购物品提供给美国消费者，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需要征较高的税；而天虹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将半成品服装从中国运到越南，然后再运到美国，那么三国之间的贸易所征收的税则比较低。

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将加剧政治紧张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之间。 即使他们找到解决方法，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感激美国排挤中国的努力，相反，他们会用自己的行动包抄TPP。

中国是亚洲的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现实。

不管这些天在华盛顿的TPP辩论提出什么话题，是时候增加一个最为基本的议题：是什么让美国加入一个缺少顶级合作伙伴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编译/观察者网 陶立烽）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7日首次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表明立场，她不支持该协定。此外，美国白宫表示，TPP协定的签署会给中国带来很大压力。

希拉里当天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她表示，美国确实需要一个能够促进就业、增加工资以及保护国家安全的贸易协定。但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TPP并没有达到此前所预想的高标准，她不支持这一协定。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公开表态不支持TPP

希拉里称，TPP协定中有许多问题待解。她举例称，该协定中尚无有关操纵汇率的内容，一些亚洲国家可能会凭借这一漏洞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此外，根据这份协定，大型医药企业可能会比普通消费者获益更多。这是令她感到担忧的问题。

希拉里表示，一些贸易协定在纸面上好看，但事实证明并未给美国在出口和市场准入方面带来预期的好处。

这是希拉里首次就TPP协定表明立场。此前，另一位总统大选民主党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已明确反对该协定，他直言这是一份“灾难性”的协定。

有美国媒体认为，希拉里选择在此时表态与其目前的选情有关。多项民调显示，她与桑德斯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而桑德斯反对TPP的表态在民主党选民中获得许多支持。这些因素促使希拉里不得不出面表明立场。

本月5日，美国、日本、加拿大等12个国家达成TPP基本协定。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该协定将重新书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将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

不过，TPP协定距离正式生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奥巴马力推的这一协定能否在美国会顺利过关尚未可知。截至目前，已有多位国会议员表示对该协定持怀疑态度。

白宫：TPP协议达成，压力在中国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表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的签署会给中国带来很大压力。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说，TPP协议中包含了史上最高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他说，这些标准都具有很高执行性，如果签署国不遵守这些规则，将无法获取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利益。奥巴马说：“这一协议下，美国将书写全球经济规则，而不是中国。”

白宫发言人乔什·欧内斯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可否认的是，在提高环境标准、提高劳工标准和执行TPP协议包括的那类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这给中国施加了压力。中国通常乐于在亚洲内部发挥自己的影响，TPP的确给中国施加了很大压力。通过提高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标准，美国的经济利益可以得到良好体现。这当然也是美国向中国传达明确信号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欢迎一个崛起、发展的中国，但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样寻求真正国际存在的国家有一些要求。”

导读：资本控制世界媒体的进程是连续的，从报纸杂志到电影电视书籍，一直到互联网。其辉煌的成果除了控制美国的选举的常态利益之外还有摧毁苏联的意外战果，中国的舆论阵地也在这三十年里逐渐被渗透和攻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美国世家子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美国某常春藤大学的终身教授。真正挤进去这个羡慕已久的圈子之后的他，却没有丝毫的愉快感。因为他敏锐地发现美国大学校园中的精英分子以左倾为荣，标志就是多数人在赞美苏联。为此他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报告给了传说中的真正控制美国的金融资本理事会，警告金主们要重视对舆论的引导和控制，不然的话，金主们就是花钱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这份备忘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金主们听懂并且采纳了。从那时起，美国金主们开始用大资本收购和渗透世界主要的媒体，最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更为神奇的是，他们不光是控制了世界的舆论，而且还做到了盈利。变成了良性循环。

资本控制世界舆论的标志是，在媒体完全被资本所控制之前的世界名著多数都是将富人描述成坏人和恶人的，人们普遍认为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儿还困难。然而资本控制了舆论之后，富人们被描述成谪落凡尘的天使，贫困被描述成懒惰和愚蠢者的特征。

这不是阴谋论，而是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事件。有人会质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那就去网上查一下，就会发现浩若烟海的网络中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对有心人而言这恰恰是证明。这说明网络已经完全被资本所控制。类似的证明是穆圣没有肖像，不信的话上网查一下就会明白多数人心目中的自由世界其实是完全被控的。这都是世俗力量影响网络时代的证明。

资本控制世界媒体的进程是连续的，从报纸杂志到电影电视书籍，一直到互联网。其辉煌的成果除了控制美国的选举的常态利益之外还有摧毁苏联的意外战果，中国的舆论阵地也在这三十年里逐渐被渗透和攻陷。

资本控制媒体之后用洗脑的方式告诉世人，只要有了钱，什么人生问题都能解决。在这种语境的熏陶之下，多数人真的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如果说相对于封建领主来说，金融资本家控制的世界算是有所进步的，那也只是从捕猎转化成为圈养而已。大资本如果是虎鲨，那么普通人如虾米，虎鲨嫌吃虾米费神儿，所以鼓励小鱼吃虾米以长成中鱼，这就是不断有人被资本选中充当个人致富样本的原因，所以多数人不但感受不到大资本的血腥，反而认为发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于是这世界的真相反而被有心人轻松地掩盖住了。

资本的血腥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力，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的杰作。很多国家和民族为了摆脱资本的统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全世界多数民族和国家已经被攻陷了，依然处于有效抵抗状态的大势力只剩下中国一家。这对中国人而言是荣誉也是挑战。

资本这一基于自私的本性的人造的势力到底要把人类带向何处?我们依然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人类的贪婪可以到达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千百年来被人类视作理想的理念也可以被金融资本变成精神的毒品贩售给大众。大众在飘飘然的状态下被催眠，进而被快乐地奴役着。因为不知道这篇文字能不能为外人看到，所以写着写着就兴致索然了。

不过我们依然坚信人性中光辉的一面具有更大的力量。资本说到底是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异化产物，最终是无法征服人类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力在善的层面上更为强大，所以最终人类社会还是有希望能摆脱资本的束缚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此消彼长地永远斗争着，人类将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前进着，直到永恒，直到消失。

“TPP达成协议，中国经济是不是要不行了，我是不是该屯点美元啊”，这几天一直有读者问类似的问题，并伴随10月5日晚TPP达成基本协议而达到高峰。在2年前上海自贸区成立时，就恶补过关于TPP的知识，所以这里给大家一些基本知识，对于厘清前景有好处。

从P4到P12

TPP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也。

要说TPP的历史，得追述到2005年7月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签订的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SEP），这个协议就货物、服务、知识产权贸易和投资等相关领域给予互惠的经济合作协定。由于初始成员国为四个，故又称为 “P4协议”。

2008年，伴随美国高调宣布加入这个P4协议的谈判，再加上秘鲁、越南和澳大利亚紧随其后，P4就升级成了P8，在2010年3月15日正式启动了TPP协议的谈判。

再后来，伴随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国的掺和，P4很快扩张到了P12，于是这次协议共有12个成员国，分别为：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越南。

TPP协议其实内容很复杂，比如这次纠葛了很多天的一个细节就是药物的专利保护期长短上，不过绝大多数人关注的还是其中零关税的条款，并认为一旦把中国排除在外，将导致中国出口经济的崩溃。

毫无疑问，TPP是美国在亚太遏制中国的一着妙棋，就像它在欧洲搞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IPP)一样。

但是，将问题简化成10月5日TPP达成基本协议，然后中国经济就要不行了，这样简单化的论道，固然耸人听闻，但并非事实的真相。

基础协议达成不等于生效

对于此次的协议，新闻是这么说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谈判国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

请注意一个关键词：部长会议。

是的，这次只是12个谈判国部长级的共识，部长们还得将达成的协议带回各自的国家交由议会审批。

别的不说，就说TPP中一肚子坏水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得说服国会通过这个方案——不过马上就进入大选敏感期，再加上这个协议对美国本土就业也有可能产生冲击，这绝对会是美国共和党要炒作狙击民主党的题材，所以普遍预期在明年年初之前，TPP协议可能在美国国会连表决的机会都没有。

美国是如此，其他的谈判国也是如此，尤其是同样面临大选的日本，恐怕议会对这事儿也是有的好扯皮——尤其是考虑到要开放农产品进口关税，得动了多少日本大地主的奶酪。

协议达成也不等于立马零关税

好吧，就算 P12的国会们飞速通过协议，也不等于这12个国家之间的关税就立刻为零了。

其实，零关税是目标，过程却是曲折的。

别说这次的P12，就算是很早很早之前在2005年就达成P4协议的四个国家，你猜他们的零关税时间表是怎样的？

新加坡作为发达国家代表，当年就废除对其他三国的关税。但是，新西兰和文莱在今年也就是2015年才实现，而剩下的智利还要到2017年，这样的分步走美其名曰是有效过滤了成员国的多样性。

但是，从中你可以看出零关税的速度有多慢了！

虽然这次达成协议的细节没有太多公布，但是只要看下面这一条，你就知道未来P12的零关税又是何等的漫长：

美国将在25年内取消对进口日本汽车征收的2.5%的关税

是的！！25年内！！

够蜗牛爬吧！

协议对出口的拖累，还真不恐怖

好吧，就算TPP零关税落实速度实在是慢，但总有达成的一天。

那么，对中国影响几何呢？

这个问题，民间经济学家拍脑袋的结果不能当真。关键数据，还得经济学家来测算。

在这个领域，学术界引用次数比较多是《国际贸易问题》2013年第4期《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的测算。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P12情况下，对美国出口可以提振0.37%，但对中国则是负面的0.14%影响——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有限。

至于P13就是中国紧随P12之后加入TPP，而FTAAP则是TPP包括APEC所有19个成员国之后，可以看出中国的出口都会大幅提升。可见，类似TPP这样的东西，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虽然老美想了种种法子把我们排挤在外。

TPP封锁不是牢不可破的

虽然老美的确想通过TPP和TIPP把我们孤立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之下，但请记住马基雅弗利的那句名言：

政治中没有永久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政治如此，经济更是如此。

一方面，TPP这东西，虽然设置了苛刻的条件来阻止中国加入，但其实对中国也是一种倒逼。

如果你有印象，就该记得两年前上海自贸区的诞生，其重要的背景就是作为中国加入TPP的窗口。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5月有一个演讲可以参考：

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统一投资的协定，并且用它回过来涵盖贸易和货币，这是趋势。TPP干的就是这个事，TPP的原则是竞争中立，竞争中立包含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包含全面的负面清单管理，就是我们在上海自贸区确定的两个方向，它包含很多非歧视性的待遇，而且TPP的这些原则事实上是原来在发达经济体内反垄断原则的国际化。TTIP等等都是这样，说到这儿还有一个，美国和中国还单独有一个投资协定谈判，汪洋副总理带着谈，谈好几年了，涉及的也是自由贸易问题、自由投资问题。所有问题都聚在这里了，所以大致上现在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以TPP为代表的新的自由投资协定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更新的版本，是一个新阶段，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拿这个新版本开始要约束其他国家，拿这个新版本到处去寻求盟国，然后实现他的战略部署。比如他们的TPP环太平洋协定伙伴关系，中国是太平洋国家，但是他谈判的国家从美洲转过来到东南亚，跳过中国到韩国，然后到日本，明显的有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意图，非常清楚。

现在围绕全球治理的新版展开了一场新的竞争，其实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启动直接的原因就是应付TPP的挑战。在启动的时候，有的领导说得非常明白，所谓上海自贸区，就是在中国最发达的地方划出一块地方试行TPP原则，积极应对美国为首的这一轮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的挑战。

上海自贸区搞了两年，并且扩展到多地，这显然就是一个应对。当然，这是内部探索，倒逼改革，并未唯一的应对之招。

是的，另一方面，请记住一个高大上的词汇轮轴-辐条 (Hub and Spokes)形FTA网络。

上面的那张表格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如果是P12的结构，中国出口会下降，但是进口降幅更大——这意味着很多国家的中国市场份额要丢了。这显然不符合许多国家的利益。

怎么办，就要回到上面高大上的词汇了。TPP是一个网状结构，以目前12个国家为例，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其他11个国家都要采取领关税的政策，12个国家一共有66组双边关系。

对中国而言，不加入TPP，但可以和这些国家分别签署类似的协议啊！比如中国可以和澳大利亚签署，可以和秘鲁签署，当然因为这样的方案，仅限于中国和这两个国家，澳大利亚和秘鲁之间不会因此出现类似的关系，所以是一个类似自行车轮轴的结构，中国是当中的轴，然后周边有一堆的签署国。这个结构，就被称为轮轴-辐条 (Hub and Spokes)形FTA网络。

所以，当别人在你面前显摆TPP的时候，你不妨和他谈谈轮轴-辐条 (Hub and Spokes)形FTA网络。

其实，中国已经是这么做的了，而且还赶在TPP协议达成之前就开始挖墙脚了。请注意这条新闻：

2015年6月17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与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部长安德鲁·罗布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看到不，中国抢先和P12之中的澳大利亚就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根据此前的报道：

在货物领域，双方各有占出口贸易额85．4%的产品将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最终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达到100%；中国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分别达到96．8%和97%。

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只是TPP挖墙脚中最新的一个，第一个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是2008年的新西兰，同年P4中的秘鲁和新加坡也和中国签署了。

所以，未来只要中国开动小锄头继续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挖墙脚，TPP和TIPP的封锁，绝非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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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旅法学者、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宋鲁郑先生的《中国能赢Ⅲ》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所作序言。】

一

如同欣赏油画，审美需与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而审丑则需尽量近距离。国内学人近距离观察中国，能看到很多丑。在海外长期生活或有长期海外生活经历的学人，往往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更有信心。

旅法学者宋鲁郑先生的《中国能赢》充满对中国的乐观主义。笔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从美国归来，与国内社科人文同行中盛行的悲观主义也格格不入，有不吐不快的冲动。虽身处国内，却一直喜欢当时生活在法国的宋先生写的专栏文章，对他的论战立场产生共鸣。这些文章的集锦，就是《中国能赢》。

不仅距离产生美感，有长期海外生活经历者还有比较的优势，知道各自有难处，只是难的内容不同，也就不盲从众议。在美国住独栋房子很爽，但修房、打理前后院的开支是很沉重的负担，遑论每年2%以上的房产税。中国城里人住脚不落地的公寓楼，房价昂贵，楼里楼外的公共卫生及秩序还让人闹心，但不用交房产税，而且“装修”后就不用“打理”了。美国人享受了很多中国人没能享受到的东西。但中国人一般有现金存款，美国人一般没有，大多是“月光族”，因为养老、医疗、汽车等保险费用很高。

发达国家的人均工资已经高到一定程度，进入了第三产业时代，低端的第二产业都挪到中国这种低收入国家去了。因此，那里的基础设施完备，空气质量好，给弱势者提供的福利更令人羡慕。而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福利体系还在襁褓之中。石化、钢铁、水泥、玻璃，都是高污染、低收入企业。处于第二产业时代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不能为解决污染而强行关停石化、钢铁、水泥、玻璃之类的企业，这些企业是随工人工资增长和产业升级而被市场自然淘汰的，否则会制造大规模的失业问题。

一旦基础设施建好了，城市容纳了绝大多数人，收入高了，就可以将这些企业转移到落后国家。中国富裕了，就会通过改善生产技术和进口来满足低端产品的国内需求。“先污染后治理”这个市场规律是难以违背的。中国虽然混乱、落后、污染、贫富迅速分化，却生机勃勃，类似高铁那样更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日俱进，展示着强劲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令西方国家感到恐惧，并不断“忽悠”我们改变勒紧裤腰带搞建设的政策。

《中国能赢Ⅲ》，宋鲁郑著，红旗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二

长期在发达国家生活还比较容易熟悉其他欠发达国家。比较了其他欠发达国家才知道，接受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低端产品生产是种“大能耐”。那要求大量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劳动者和相当程度的交通、运输、电讯等基础设施，还要求开放却能保持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在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除个别城市外，做到上述这些要求非常难。在很多欠发达国家，因为缺乏产业和税收，中心城市以外的辽阔地区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开放很重要，能弥补发展程度的落差。然而，因为发展程度的巨大落差，开放会引发急剧的社会变动，使维护社会秩序变得艰难。笔者十几年前在北朝鲜随意给了乞丐两块钱人民币的“施舍”，后来才知道该国城市里的人均月工资仅合人民币7元——外国旅游者在扰乱人家的社会基本秩序。

中国人均7千美元的GDP与发达国家4-5万美元的人均GDP相比是落后的现实。这种现实导致无数落后的现象。然而还有一个现实：世界1/4到1/5的人口，以高速发展，在从1950年算起的六十年里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并准备从2010年算起的未来六十年里赶上发达国家。在未来三十年，每十年翻一番，中国的人均GDP就能达到5.6万美元。这是邓小平在1980年指的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能变——到2080年不能变。变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就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就会一直落后，就无法消除种种落后现象。

三

因为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国家，中国人大多对外国生活情形严重缺乏了解。缺乏在西方长期生活经历的中国社科人文学者经常对西方生活产生美好的想象，并用这想象来批判国内的落后。这本来也无可厚非。

然而，受冷战后西方政学两界宣扬“制度决定论”的影响，不少中国学人把中华体制视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把一切落后现象归结为“体制”问题，归结为是否模仿西方政体问题。但中国以往六十年高速发展的成功又是因为什么？宋先生援引了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的话，一语中的：“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宋先生对伴随中国走向成功的中华体制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辩护。这种辩护有用而且及时。

好东西是高价的，甚至是禁卖品，比如西方对中国实行的高科技禁运。西方千方百计推销，甚至不惜用飞机导弹毁灭百万生灵去强迫别国接受的东西，能是“好东西”？若做诛心之论，“乱中取胜”和“分而治之”或许就是目的。有政治稳定未必有经济发展，但没有政治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

是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政治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决定生产和生活方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之争。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现实中，主动或被迫模仿西制的欠发达国家比比皆是，却普遍未能解决落后问题。选票箱子解决不了吃饭和发展问题。现实中，选票箱子解决的问题明显不如制造的问题多；司法独立甚至还有如泰国那样促成司法政变的。拆了克里姆林宫，俄国未能建成希望中的白宫。东施效颦是弄巧成拙。无论什么政体，都要植根于本国的社会与文化，适合本国的具体情况。

体制不是几个聪明人主观设计的，而是在成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若《美国宪法》“穿越”到汉朝，被刘邦接受了，恐怕汉朝一天也活不下去，不会有近420年的长寿。王莽朝照书本概念治国，死得很难看。秦创郡县，隋创科举，民国创共和，可谓出色，却分别只得寿14、37、38年。《美国宪法》推行八十多年后发生了血腥的大内战，又当何论？美国体制不可谓不好，但美国在走向衰落又当何论？

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不顶用。制度不是“永动机”，不可能自动保障长治久安。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国家兴旺靠的是解决其面临的主要矛盾，靠出色的大政方针、统一的思想路线、明确的政治路线、严谨的组织路线。

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我们还需要解决体制挨骂问题。在骂声中，精英们会丧失希望，走向颓废，像苏联那样“自杀”，让中国倒在民族复兴的门槛边上。拆了故宫中国也建不成白宫，只会出白宫赝品。

四

从远近交替的观察可知，美由丑组成，正如法国高级香水由很臭的原料配比而成。我们在国内生活，每天都遇到不愉快的事，并为之愤怒。但宋先生有距离的观察在所有的丑恶之上看到了美，看到了中华体制的合理性，看到了我国未来的远大希望。世界上的成就都是有代价的，成就越大，代价也越高。美国的成功之路和中国的成功之路都不是例外。正是成功复兴的希望鼓舞我们保持乐观，不断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奋勇前行。

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在结尾中说：“希望是个好东西，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在批判中华体制的一片喧嚣声中，我们要有定力，如宋先生那样保持“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国梦”不屈不挠地奋斗。

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当时被寄予夺得诺贝尔奖厚望的屠呦呦，4年之后才获此奖项。让屠呦呦获奖的青蒿素究竟是如何发现的？青蒿素研究项目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广州日报》记者当时采访了青蒿素项目的多位亲历者，揭秘了青蒿素的研制史。

以下是原文：

本届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

9月23日，81岁的屠呦呦面带笑容地站上了美国纽约拉斯克奖的领奖台，她用双手捧起了沉甸甸的奖杯，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国际医学大奖。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被称为“东方神药”的青蒿素每年都在挽救全世界无数人的生命，拉斯克基金会将临床医学研究奖颁给屠呦呦，以表彰其对治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研究贡献。站在奖台上的屠呦呦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一份礼物。”

获此大奖让此前默默无闻的屠呦呦震惊了中国医学界，也让常人所不知的青蒿素研究进入了大众视野。在30多年前医疗技术条件落后的中国，为何能发明出全球领先的抗疟疾药？近日，本报记者先后采访了当年参与“523项目”的多位教授，试图破解中国人发明青蒿素的秘密。

对于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李国桥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李国桥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疟疾专家、青蒿素发明获奖人之一、多个青蒿素复方的发明人。

全国科学大会给发明青蒿素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523”组颁发的奖状

广州老专家未能分享大奖

李国桥回忆说，去年底，有位美国知名的医学教授推荐他填写一些表格，用于申报拉斯克奖，表格的最后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获得了这个奖，你认为还有谁应该获奖？”

李国桥当时填了两个人，第一个是屠呦呦，第二个是罗泽渊。2011年拉斯克奖日前揭晓，屠呦呦获奖，从而成为该重要奖项历史上第一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

李国桥落选，当初推荐他的美国教授向他解释：“当时推荐了两个人，但最后只定了一个人。”

迄今为止，全球共有超过300人次获得拉斯克奖，其中有80位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而，拉斯克奖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屠呦呦获奖，证明国际社会承认中国人发明了青蒿素，也让那段已被尘封的历史重新展现到了世人面前。

尘封的“523项目”

南方的恶性疟疾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瘴气”，历来让人闻风丧胆。但中国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抗疟疾的研究，源于一场秘密的援外任务。1964年，越南战争爆发，当时越南常年恶性疟疾流行，越南和美国两军都因疟疾严重减员。越南领导人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帮助他们解决这一难题，我国领导人答应了这一请求。此后，代号为“523”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正式展开。

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今年已85岁高龄，但他精神矍铄，对523项目的众多细节记忆清晰。他回忆说，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

今年已73岁的施凛荣是当年523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助理员，他当时作为军事医药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参与该项目。项目由军队抓，管理上比较严格，所有参与人员必须一心一意搞研究。

施凛荣说，523项目持续了13年，聚集了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项目的常规工作人员有五六百人，加上中途轮换的，参与者总计有两三千人之多。

屠呦呦首用乙醚提取

李国桥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灸治疗疟疾的课题研究，1967年，他被点名组织一个针灸小组，加入523项目。随后，李国桥带着小组成员深入疟疾高发地区进行治疗。为了检验针灸治疗的效果，李国桥还主动叫护士把疟疾病人的血注入他的体内，故意让自己感染。

李国桥在自己身上进行了连续4天的针灸治疗，直到脾脏、肝脏肿大，全身高烧、陷入险境，才停止了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李国桥说：“想摸索一下，通过实验我彻底死心了，针灸没办法治疗疟疾。”此后，李国桥加入了中草药组的研究。

1969年，李国桥故意感染疟疾，“以身试法”实验针灸疗法

1969年，时年39岁的屠呦呦以中医研究院科研组组长的身份加入523项目。屠呦呦与同事一起查阅了大量药方，从中找出了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其中，青蒿提取物有明显的抗疟效果，对鼠疟原虫曾有过60%~80%的抑制率。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从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受到了启发。书中记载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内容，屠呦呦由此认为高温有可能对青蒿有效成分造成破坏，从而影响疗效。于是，她降低了提取温度，由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更低的乙醚提取，结果发现，乙醚提取法的提取物对于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均达到100%！

张剑方主编了《迟到的报道——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一书，书中记录了中国发明青蒿素的不少内幕。该书称，1972年3月，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中草药专业组会议，屠呦呦作为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代表，报告了青蒿对鼠疟原虫近期抑制率可达100%的实验结果，引起全体与会者的关注。参与523项目的云省药物研究所和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利用当地的植物资源，分别开展分离有效单体的研究。

张剑方说，屠呦呦的研究对其他单位有启示作用。北京中药所在老鼠和猴子身上做了实验，效果不错。屠呦呦在一次会议上介绍了情况，云南的研究人员听后深受启发，很快就从当地的黄花蒿中提取了青蒿素，并投入了临床。

堪比“两弹一星”

当年国家科委颁发的青蒿素发明证书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罗泽渊在云南大学的校园内发现了苦蒿，特意采集了一些带回研究所。后经石油醚、乙醚等提取出了黄蒿素，未发现对心肝有明显损害，“而且临床效果很好”。

由于李国桥小组连续7年在海南、云南等地治疗恶性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全国523项目办公室决定把云南药物所提取的黄蒿素交由李国桥小组做临床实验。“我们于1974年10月~12月，先后用黄蒿素治疗疟疾18例，初步结果表明，黄蒿素对疟原虫的毒杀效果快于氯喹。”李国桥说，氯喹是当时美国人研制的抗疟疾药，药效不明显。

此后，经过两年的三次“大会战”，广东、江苏、四川等地用青蒿素和青蒿简易制剂临床治疗疟疾2000例，其中青蒿素治疗800例，有效率100%；青蒿素简易制剂治疗1200例，有效率在90%以上。

青蒿素所获的新药证书

李国桥说，一系列的实验证明青蒿素是好药，上级要求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研发新药。新药于1975年研制成功，并于1979年通过全国鉴定。

这是一场长达13年的艰苦长跑。施凛荣说，当时是特殊时期，其他项目都停了，只有“两弹一星”和523项目没有停。“大家不为名利，一心工作，跟现在不一样。发明青蒿素是一场接力赛，当时一有成果，大家就马上拿出来分享。”李国桥说。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挽救了无数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记者何涛）

经过近一周的谈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5日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泛太平洋国家在亚特兰大召开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将消除从汽车到大米在内的众多商品的贸易壁垒。

美国总统奥巴马5日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达成协议后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他呼吁国会两党支持通过该协定。

10月6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协定》是当前亚太地区重要的自贸协定之一。中方对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均持开放态度，希望《协定》与本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共同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奥巴马

TPP谈判获实质性突破 12个谈判国同意自由贸易等

据中新网消息，本轮TPP部长级会议于当地时间9月30日启幕，原定10月1日结束，但由于谈判各方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汽车业原产地规则、制药业知识产权保护等三大关键领域未能如期达成妥协，会议被迫“加时”3天。

TPP谈判于5年之前启动，最初是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的一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由美国主导，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越南、秘鲁、马来西亚等共12个成员参与。其中，美国和日本经济总量巨大，所有参与国加起来占全球经济比重达40%。

TPP谈判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等所有12个谈判参与国一起决定的领域；二是诸如某种物品关税减免等双边磋商领域。

经过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拉锯后，12个谈判国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Michael Froman)5日在亚特兰大宣布，“经过5年多的紧张谈判，我们成功达成了历史性的TPP协议，其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将在整个亚太地区支持就业、推动可持续增长、促进包容性发展和创新。”

尽管各国部长在会议上达成基本协定，不过最终协议依然需要得到各国国家最高领导层及议会的批准才会正式签署。

对于美国来说，TPP协议为其打开了日本与加拿大的农业市场，加强了对医药与科技领域技术产权的控制。如果该协议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将标志着二十年前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实质上扩大了范围，将日本、澳大利亚、智利、秘鲁和几个东南亚国家包括进来。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TPP视为美国战略重心重回亚洲的关键，并将此作为他剩余任期的第一要务。奥巴马认为，在未参与TPP的中国在地区内采取更加坚定的经济和军事姿态之际，该协议将提振经济增长，强化竞争性行业，将太平洋地区有著相似意向的国家联系起来。

未来几个月，奥巴马将面对来自国会的挑战。

美国劳工组织和环保组织对TPP协议持有明确的反对态度。周日大量抗议者聚集在会议酒店门前，高喊“停止TPP”。部份民主党议员对奥巴马所谓的TPP协议将帮助美国工人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担心这样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会使更多美国就业机会流向海外并损害环境，左翼阵营反对者要求民主党议员放弃支持该协定。

奥巴马称不能让中国书写全球贸易规则 民主党成员公开反对

美国总统奥巴马5日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达成协议后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他呼吁国会两党支持通过该协定。

奥巴马声明指出，他处理贸易依据一致原则，包括提升美国劳工与企业的经贸范围，向全球出口更多美国制造的产品，并支持国内更多及更高薪资的工作职位。

奥巴马表示，国会两党在夏天共同协助自由与公平的经贸协商，95%美国产品的可能消费者不在美国，美方不能让中国等国写下全球经济规则，美国应该制定这些规则，在坚持保护劳工与环境的高原则下，为美国商品开发新市场。

奥巴马在声明中表示，这项伙伴协定为美国农民、畜牧业与制造业者撤除各国设下的1.8万项关税，也是经贸史上最坚定承诺劳工与环境保障的协定，TPP这些保障必须强制执行。他最后呼吁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共同支持通过这项协定。

但奥巴马的呼吁未能获得国会内反对者的支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表示，他对今天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感到失望，这项协定将使美国丧失工作机会，并伤害消费者。这位代表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在声明中说：“华尔街和其他大企业再度获胜。”他矢言将在国会“竭尽所能击败这项协定”。

日媒：日本将出台措施应对农业领域将遭受的打击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TPP谈判5日达成协议，日本或将在扩大出口汽车等工业品及进口食品降价等方面受惠，但随着新设大米零关税进口框架以及下调牛肉和猪肉关税等部分开放措施，日方恐将在农业领域遭受打击。为了把影响控制到最小程度，政府将着手出台增强农业实力的措施。

5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诺奖。屠呦呦以发现青蒿素而闻名，但青蒿素的发现并非只是单纯的科学家和实验室的故事，更包含上世纪复杂的政治背景。2012年，美媒曾撰文披露青蒿素发现内幕、并称毛泽东对此也有贡献。以下是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1月16日报道，题为“毛泽东、越战和青蒿素的发现”。

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前右）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

疟疾是热带地区的灾难。在对抗疟疾的过程中，中国药物青蒿素已经被誉为自数世纪前发现奎宁以来取得的最大进展之一。

人们正在谈论，说青蒿素有可能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药物。为了非洲，美国纳税人每年要花数百万美元来购买它。

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药物是在一个历史悖论中被发现的，并且要感谢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帮助北越人，而北越人则在进行抵抗美国人的丛林战争。由于当时中国的孤立，以及西方捐款人、卫生机构和医药公司的漠不关心，它被埋没了30年。

现在，这个故事正在展现出来。但是，正如科学中过于频繁发生的情况那样，出现了多个故事版本，多个贡献者正在为荣誉而战。（2011年）9月份的时候，这种情况变得特别明显。当时，拉斯克奖（有时候被称为“美国的诺贝尔奖”）授予了一位中国科学家，而这位科学家只是曾一度投入这种药物研发的数百名中国科学家之一。

毛泽东发挥的作用则非常简单。

20世纪60年代，他收到来自北越的请求。由于所有已知药物都无法治愈当地的疟疾，北越的士兵正在死去。他命令他的顶尖科学家提供帮助。

但是，这并不容易。文化大革命当时正在失去控制，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正在遭受公开羞辱，被迫在集体农场上劳动，或者被迫自杀。然而，由于命令来自毛泽东本人，他让军队负责，于是这一项目受到了保护。在接下来的14年里，来自60个军方和民事机构的科学家聚集起来，进行了研究。

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在越南也正在罹患疟疾，沃尔特-里德军事研究所开始相关药物的研制。这一努力最终研制出了甲氟喹。后来，甲氟喹以“拉瑞娅姆”这个商标名称被卖了出去。

甲氟喹虽然药效很强，但也有严重的副作用，其中包括恶梦和偏执。2003年，由于拒绝服用这种药物，数十名美国海军士兵得了疟疾。他们之所以拒绝服用该药物，是因为有谣言说，有几个特种部队士兵因为服用该药发疯了。2002年，他们从阿富汗回到国内，杀死了他们的妻子。

“523”项目研发青蒿素

青蒿

在1967年5月23日召开会议后，中国的努力正式开始。由于是5月23日召开的会议，于是相关项目就以“523项目”为代号。

研究者探索了两条途径。一个团队筛选40000种已知化学物。第二个团队搜索传统医学文献，派特使下到农村，向中药医生打探他们治发烧秘方。

早在公元前168年的中国坟墓雕刻上，一种名为青蒿的中草药就被提及。在接下来的10几个世纪里，它受到了一些药典的赞扬。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季节性发烧之书》。农村中医将青蒿界定为西方所谓的一年生蒿类，或者界定为甜苦艾。它是一种叶子尖尖的草，开黄花。

20世纪50年代，中国乡村的一些官员曾经用青蒿茶来对抗疟疾的爆发。但是，对它进行科学调查却是一种新情况。它还有来自传统医药的至少9个对手。这些药物有一定的抗疟疾作用，其中包括一种辣椒。

在实验室里，青蒿提取物杀死了老鼠体内的疟疾寄生虫。研究者试图发现究竟是哪种化学成分起了作用，哪些植物中拥有的这种化学成分最多，它是否可以跨越血-脑障碍来治疗脑疟疾，它是否在口腔、静脉、栓剂形式中起作用等。

过时的设备拖慢了研究进度。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获知，那种致命的化学物质(最初被称为“青蒿素”，现在被称为“阿尔特密斯”)拥有一种此前在自然界中从未被发现的结构。用化学术语来说，它是一种倍半萜内酯，伴有一种过氰化物桥。在2000个病人中进行的试验显示，它以迅捷的速度杀死了寄生虫。

然而，身体排泄它的速度太快了，任何它错过的寄生虫都会卷土重来。于是，科学家开始把它和一些药性慢但更持久的药物混合，创造了现在所谓的阿尔特密斯综合疗法(这是一种新的综合疗法，其中包括甲氟喹。)。

2006年，“523项目”前副主管张建芳(音)撰文回顾了项目的历史。文中披露了一些扣人心弦的细节：项目研究人员曾经发生了小规模的派系斗争；文化大革命的街斗迫使一个实验室转入了一间地下室；项目的医生在中国南部的热带山区的偏远乡村进行临床试验，以糙米和蔬菜为生，其他医生则和越共在“胡志明小道”上跋涉。

毛泽东1976年去世。1981年，“523项目”被正式解散。不过，临床工作仍在继续。

药效显著 推广受阻

基斯•阿诺德曾经帮助军方研制甲氟喹，后来在香港大学研究疟疾。1979年，他设法进入中国，希望在那里试验他的药物。他遇到了李国桥(音)博士，后者正在试验阿尔特密斯综合变种。阿诺德博士说，他们决定进行对抗性的试验，结果中国的神秘药物击败了他的药物。

没有多久，为了回应一些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家开始索要中国医学刊物上的文章(最早的一篇于1977年发表)。当时有报道称，一位南斯拉夫的化学家正在用艾草做实验。

1982年，《柳叶刀》刊发了中国研究者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获得一个奖项，但奖金支票用的是英国英镑，无法在中国兑现。

阿诺德博士说，此后不久，沃尔特-里德研究所的科学家发现了波多马克河岸上的艾草，并提取了阿尔特密斯。然而，这种药物被埋没了。直到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对它表示支持。直到2006年，这种药物才得以推广。

这种药物推广滞后的原因是存在争议的。中国当时正处在政治动荡，虽然内外实验室在就衍生品开展工作。但于由于当时中国并无专利法，也没有采用过西方专利。因此，大型制药公司无法获取专利，赚取巨额利润。疟疾当时是一种穷人的疾病，今天的大规模捐助基金也不存在。

援助机构无法购买世界卫生组织不批准的药物。阿诺德博士说，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他试图为他的中国合作者获得许可，让他们在泰国和越南进行临床试验，但没有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作为一个联合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有大胆的举措，但20世纪90年代是其士气尤其低下、持续内斗的10年。)。

由于每年有近100万非洲儿童死亡，阿诺德博士谴责世界卫生组织的犹豫不决为“种族灭绝”。

美国军方坚持用甲氟喹，不管其花费。直到2002年，就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呼吁采用阿尔特密斯时，联合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位顾问仍然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它“还没有为黄金时段做好准备”。甚至就在氯喹和其它便宜的老药遭到普遍抵制时，他仍然在为它们辩护。

成就归属引发争议

此前人们使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

瑞典公司“诺瓦尔提斯”最终打破了僵局。它购买了一项关于阿尔特密斯综合混合物、阿尔特密斯衍生物、本芴醇、另外一种中国药物的中国专利，(这里不明白，要查原文)并获得了西方的专利，计划以“雷阿米特”的名称及高昂的价格把它卖给旅游者和军人。2001年，它同意以近乎成本的价格，以“考特姆”的药名卖给世界卫生组织。

2002年，抗艾滋、结核、疟疾全球基金创立。2005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也实施了“总统疟疾倡议”。在上述背景下，大规模购买这种药物的资金变得容易获取。现在，有关机构每年为穷国购买的几种综合药物的剂量达15亿剂。

也因此，“523项目”在世的科学家以及一些局外人开始展开对奖励的竞争。1996年，一个香港科研基金会确定了10位团队领导者。2009年，周义清(音)因为“考特姆”获得了欧洲专利办公室颁发的“年度发明者”奖。

9月份，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的25万美元奖金颁给了北京中国药学研究所的屠呦呦。拉斯克委员会称其为“阿尔特密斯的发现者”。

一些中国和西方的药剂学家愤怒了。

尼古拉斯·J。怀特是牛津大学的一位杰出的疟疾研究者。他说，“把这一发现归功于一个人是不公平的”。他说，其他一些人同样值得获奖，其中包括临床试验的领导者李国桥博士和化学家李英(音)。

阿诺德博士同意上述观点。拉斯克授奖词提到了他和李国桥博士的工作。香港科技大学疟疾研究者、历史学家理查德·K。海恩斯称，奖励一名发现者是“一出滑稽戏”。

拉斯克基金会对此不予置评。不过，它指出，屠呦呦博士的授奖词提到，“523项目”是集体的努力。

在颁奖礼举行前的一次采访中，81岁的屠呦呦博士说，她值得获奖，因为她的团队第一个分离出了青蒿的活性成分，而其它团队则针对错误的植物开展工作。

此外，也正是她重读了葛洪(四世纪的一位中医)手稿。手稿指示，要把青蒿放在冷水里泡，方能治疗发烧。她意识到，传统的提取方式煎药正在摧毁那种活性成分。她转向了乙醚，而青蒿成为了第一种可以完全杀死老鼠体内疟疾的植物提取物。

屠呦呦博士说，在人体试验开始之前，她和两位同事服用了它，以确保它是无毒的。

她说，1977年第一篇论文共有四名作者，她是其中之一。那时候，西方甚至没听说有这种药。1978年，她被挑选出来，接受了中国政府颁给“523项目”的集体奖。

然而，这一领域的甄别无论有多么艰难，诺贝尔委员会都将被迫进行甄别。诺贝尔奖的规则规定，获奖者不能超过三人。此外，奖项也不能颁给过世的人。这意味着，毛泽东没有可能获奖。

（译/新浪国际 韩子轩）

每年这个时候，诺贝尔奖综合征总会让一些国人困扰，仿佛拿不到诺奖，我们的国家一定是出了大问题。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经评价诺奖说，“最好忘掉它”。3年过去了，有些人似乎真的已经忘了莫言，但就是忘不了诺奖。

这不，就在今天16点37分，也就是屠呦呦荣获今年诺奖前不到一个小时，著名的“大嘴”、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就在个人微博上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据报道，2015年诺贝尔奖的揭晓时间已经确定。和平、经济学和文学奖项咱不说了，评上也不说明咱好，评不上也不说明咱差，本来就是两股路上跑的车。但，这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评不上，可得说说。北大、清华、复旦、交大一批所谓一流大学要说清楚：为什么总评不上？”

王旭明微博截图（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一个小时之后，网友们纷纷欢乐起来……

这位号称“发言从不念稿子、从不念红头文件、从不照本宣科”的前教育部发言人，再次成功抢镜。

在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还将长期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而西方敌对势力图谋和平演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选择，就是搞垮我国的国有经济这一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又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进一步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一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切实履行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责任。”要言之，习近平和中央文件始终强调，一定要在改革中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共产党执政中的重要作用，巩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支柱性经济基础。

　　然而，近年来社会各界一直流行着严重的错误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没有关系”，认为私营经济搞好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了。在《财经》杂志“预测与战略——后危机时代的变局”2010年会上，有学者提出了这个观点。2011年4月，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还有人则进一步认为，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资本主义股份化改造。这种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相分割并歪曲党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宗旨的言行，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思想混乱。对此，需要作深刻的评析。

(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纲领

　　毋庸讳言，从长期的历史规律来看，在社会经济基础中有什么样的利益格局，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党执政。共产党的执政同样不会偏离这一规律。1880年，马克思在《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中曾指出,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阶级,不是采取个体形式就是采取集体形式,而后者“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8-56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由于共产党代表的是劳动大众的利益，其指导思想、成员构成和来源、方针政策等必然要立足于和服从于劳动阶级的需要，而不可能服务于剥削阶级的需要。

　　政党领导是现代国家政治过程的基本特征。在现代国家的政治过程中，政党是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主体。(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第1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所谓政党执政，就是一个政党对国家权力的掌握、控制和行使，就是一个政党通过进入国家的政权机构并以该政党为主体、以国家权力的名义从事对整个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其基本目的是通过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控制政治过程，实现自己的纲领，体现一定阶级、集团或阶层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通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取得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就是共产党通过掌握、控制和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把共产党的治国主张贯彻到对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并体现共产党的宗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支柱和主体、以人民利益为立身之本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不能脱离执政基础和目标，单纯地致力于维护执政地位。

　　首先，从理论逻辑上看，国有企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这主要体现在共产党执政和国有企业发展的目标和理念上。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逐步消灭剥削现象，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共产党扩大自己阶级队伍的前提。另一方面，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下，任何一个代表私有制经济利益的政党都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可见，共产党执政和发展国有经济两者间在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国外有关学者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要素，其中既包括国家独立、一定的物质资源和技术水平，也包括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明确的政治意志等。(让一克罗德·迪劳内; 童珊：《社会主义没有模式但仍需具备的基本要求》，《海派经济学》(季刊)2014第1期)其中，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政治意志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后者显然只有通过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才能最终实现。

　　其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密切相关。国有企业从建立之初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实的执政基础，是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坚强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社会主义的“一化三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从此以后，国有经济在社会资源占有、产业分布、吸收就业、提供财政收入等多个方面占据了基础性、主导性、战略性的地位，当然地成为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坚实基础和强力保障。

　　第三，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强大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数量不断减少，但还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是我国共产党执政的最直接的阶级基础。广大的工人阶级在维护社会主义生产稳定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国有企业通过上交各项税收和收益金壮大了国家财政，为国家运用财政支出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养老、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条件提供了财力条件，推进了社会进步，夯实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检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壮大，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坚实与否。国有企业越壮大，执政的物质基础越坚实，就越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越能提高执政的有效性。如果我国国有企业经济规模、从业人员等主要指标都能保持持续增长，那么，这就是保持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体现

　　不过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对共产党执政能力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私有化(民营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会需要共产党掌权，更不可能允许共产党长期执政。资产阶级掌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以公有制为主体，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同样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主体之上。难以设想：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自身不通过国家来掌握生产资料，在经济生活中依靠中外私有企业的纳税来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命运最终会滑向何方?

　　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掌握社会生产资料并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共产党才能争取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江泽民同志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这一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清醒的深刻的认识。”(《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71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显然，如果任由中外私人企业占主导地位乃至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会落空，党对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权也会丧失。在一个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自然不会受到在经济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阶级力量的支持，更遑论执政地位的稳固了!

　　对于当下争议不断的混合所有制发展，各级党政部门必须严格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和《指导意见》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的方针，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资本的双向混合，而非中外私有企业和私有资本的单向混合和控股;应主要重点发展国有资本和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或联合所有制企业，以便夺回被外资支配的我国不少产业阵地的控制权，积极参与国内外中高端竞争，塑造“控股份、控技术、控品牌”的三控型跨国公司，成为经济新常态的“中国名片”!

(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关系到共产党执政目标的实现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基本功能看，国有企业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体现。我国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包括基础服务功能、支柱构筑功能、流通调节功能、技术示范功能、社会创利功能、产权导向功能等。这些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能充分发挥，就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社会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从根本上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目的。

　　从巩固执政党地位的角度考虑，我国国有企业的存在显然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本补偿和效率提高，进而有利于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维护。共产党作为组织，在执政过程中必然需要相应的执政成本，即在运用国家政权进行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上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等，目前这一成本主要是由国有经济来负担的。执政效率是政党在特定时期内执政成本耗费所取得的执政效果，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框架下，较少的执政成本显然会取得较大的执政效果。随着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也在不断增加，财政经常性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近年来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和阶级阶层分化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共产党的执政成本急剧上升，这客观上对党的执政资源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可以加快提高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这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其执政能力。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决定了它在社会内部问题处理上不会单纯地依靠国家权力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而是靠团结最广大的劳动大众来巩固和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这就需要通过社会占有公共生产资料的方式消除私有制社会执政党的弊端，同时也防止和铲除党内私有制思想的根源。尽管有些学者在分析苏联共产党&*下台时将之归于集权体制：“斯大林模式的寿终正寝与其说是强力摧毁的结果，不如说是它耗尽了内在的潜力。”(马尔科维奇、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 第79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但这一指责并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因为这种观点没有看到执政党中的部分人物基于自身利益会选择主动放弃旧体制的可能性，而放弃旧体制的根本标志就是要放弃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大卫·科兹则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在八十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付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 (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因此，如果不重视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发展，就会削*弱&*共产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力和凝聚力，给各类资产阶级色彩的社会思潮的泛滥成灾大开方便之门。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管理问题突出，与我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同劳动者快速流动的格局是相对应的，后者显然会加大执政党管理社会的难度。从长远看，如果没有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经济新常态就不可能有可靠的基础，就无法凝聚社会共识并防范外来袭扰导致的社会危机，甚至于连普通的自然灾害都无法调动足够力量来应对，更谈不上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了。

(四)从国际经验看，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

　　历史经验表明，化解改革时期利益多元化的矛盾是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因为利益多元化容易诱发各类非社会主义思潮，进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不断多元化，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不断壮大，国有企业数量、就业人数等不断下降，这时各界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将矛头对准国有企业，致力于弱化甚至否认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自然是不足为怪的。而这恰恰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值得警惕和需要加以防范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难设想，我国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会以削弱国有企业为目标导向。在目前我国产业竞争力整体上弱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境况下，国有经济的削弱只能导致我国的国民经济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打垮。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国际垄断资本是不可能期望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正如国家发改委夏小林研究员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进一步‘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例’，让很多国企的国有资本、国有股权都缩小到‘20%以下’和政府持‘黄金股’(甚至这种股权也可以放弃)的极端水平,并在地方出售大批中小型国企，促使财富、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向中、外私人资本集团大倾斜,就可能产生颠覆性的错误。”(夏小林：《2014年：国企与改革(下)——兼评被污名化的“国资一股独大”》，《管理学刊》2014年第5期)

　　江泽民同志指出：“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41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内在统一的，也必然是和国有经济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在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还将长期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而西方敌对势力图谋和平演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选择，就是搞垮我国的国有经济这一基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最后走入死胡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放松了对私有化思潮应有的警惕。他们主观地认为，只要有共产党政权的存在，保持党对军队、国家机器和社会的控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私有化带来的政治危险是无须防范的。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私有化改革计划下，尽管口中高喊要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结果却导致人心丧尽，组织分崩离析，仅仅在几年中就使丢掉了俄共的执政地位，同时使国家重新沦落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客的掌中之物。可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必然会重建私有制主导的社会，而任何丧失政权经济基础的政党，也都不可能长久维持自身的执政。

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李玲 江宇

内容提要：2015年10月5日北京时间17时30分，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屠呦呦教授以及众多参与“523”任务的科研人员努力，为治疗疟疾寻找了有效方法。而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是新中国国民健康状况大幅度跃升的重要原因。感谢屠呦呦们！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民健康状况大幅度跃升。一是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78年的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过我国经济水平的排名。二是初生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约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于50‰，比较60年代到70年代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指标的改善情况，中国遥遥领先。三是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健康就是生产力[1]。新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同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不仅有效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及实践。通过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改善民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医疗卫生领域的重大举措——如爱国卫生运动、防止血吸虫等传染病、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的。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医疗卫生领域，而是把医疗卫生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看待，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仍有借鉴意义。

一、“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卫生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工作，把改善人民健康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对健康进行综合治理

健康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人权。维护健康不仅仅是医疗卫生专业部门的事，而是涉及经济、政治、发展方式、社会公平等许多方面，需要综合治理。近来，这一思想越来越受到国际卫生界的重视。毛泽东一向把卫生工作放在全局考虑，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把卫生工作看作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生老病死”，关系到“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改造世界”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2]。为此，他亲自做调查研究，亲自起草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亲自倡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把改善人民健康作为移风易俗、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象毛泽东同志这样把卫生工作提高到“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改造世界”的高度，提高到“爱国”的高度，是前无古人的。

毛泽东青年时代，旧中国灾难深重，人民体质虚弱、精神萎靡，成为国家贫弱不堪的象征。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3]就说道：“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把人民健康作为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基础，认为改善人民健康是振兴民族精神的必要途径。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卫生工作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提出了卫生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方针。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就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4]。”1941年他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2年5月给延安中央医院题词“治病救人”。1945年5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5]”这些已经初步体现了他关于卫生工作根本目标是增进人民健康的思想、把群众工作和卫生工作相结合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多次对卫生工作做出指示，强调把卫生工作摆到全局高度来看待。集中体现在1951年9月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6]。它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并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后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5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时写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7]”。在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8]”。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要求对卫生工作“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9]。60年代之后，他又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运动，创造了为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

二、“预防为主”的思想：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采取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控制医疗成本。

医疗卫生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始终存在一个如何在预防和治疗之间、低成本的适宜技术和高精尖技术之间的选择问题。预防和低成本的适宜技术，面向的是广大人群，简便易行，对健康的改善效果大，社会效益好，但是经济效益差；而高精尖技术则相反。现代西方医学一度片面强调发展高精尖技术、把大量资源用于晚期治疗，忽视面向人群的预防措施和适宜技术的普及，西医传入我国之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出现这一倾向。使得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少数大医院、医务人员主要精力用于攻克疑难杂症，而忽视了面向广大人群的预防保健和普及基本服务。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纠正这种倾向，加强预防，推广适宜技术，让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惠及更多人群，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预防为主方面，毛泽东认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减少疾病，而减少疾病的主要途径是预防。1941年6月，他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10]”。在建国初期抓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是一场以预防疾病为宗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他在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中说：“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1]。他在1950年写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信中说：“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就学生健康问题致信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12]。”1964年针对干部保健说，“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13]。”并指示卫生部，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把保健医生、保健护士调回医院去参加病房和门诊工作。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积极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作法。毛泽东在审阅卫生部就此事的报告时又批注说：“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4]。”

在采取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方面，集中体现在他在“六二六指示”中。人们对“六二六指示”最深刻的印象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但实际上，除了城乡医疗资源的分配之外，毛泽东在“六二六指示”还谈到了医疗卫生技术路线的问题。他说“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15]”。这段话针对的是当时医疗卫生界存在的忽视普通群众的需求，而专注于那些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但是面向少数人群的高精尖技术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人群之间的不公平，而且会不断推高医疗费用。在毛泽东推动下，新中国头30年的经验是一种同现代医学“以治疗为本”不同的另一种思路，那就是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626指示之后，大批的赤脚医生来到乡下，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这种机制，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另外，毛泽东始终主张中西医结合，多次对此作出批示和推动。这除了着眼于继承传统文化之外，也是出于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中医在农村合作医疗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面向工农兵”的思想：建立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保基本、强基层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公平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建国初期，在毛泽东推动下，我国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就建立了覆盖城镇居民的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制度。但是，直到60年代，城市和农村医疗服务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对此，毛泽东于1965年在“626指示”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并且做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这一号召下，卫生部组织了巡回医疗等措施，但是毕竟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为此，毛泽东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又亲自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和普及和赤脚医生运动。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是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才建立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为解决我国农民看病问题起了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为解决农民看病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久随着经济调整，覆盖面大幅度下降。1962年8月，卫生部批评过去几年“在治病方面，一个时期有公社包下来的倾向[16]”。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1968年，湖北长阳等地的农民又自发搞起合作医疗，毛泽东给予了大力支持。1968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17]”。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70年代末，覆盖率达到90%。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1968年9月，他又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赤脚医生成为为我国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最高峰时全国有约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18]”。2003年之后，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以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则，这都是对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继承。

四、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体现

走群众路线，把群众“组织起来”，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技术和人才的缺乏。毛泽东在领导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挥了我们党“群众路线”的做法，把群众运动和维护健康结合起来，通过发挥群众集体协作的力量，弥补了技术和专业人才的缺乏，而且使医疗卫生成为人民普遍参与的事业，促进了社会建设、移风易俗。

毛泽东对爱国卫生运动的关注，是他关于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的集中表现。1957年2月在《关于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的批语和信》中要求，“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19]。1958年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说，“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20]”。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他批转的福建省一个报告指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体会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展开宣传活动，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户户动员，人人动手”。领导亲自动手，书记挂帅。大部分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亲自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运动，提高了群众除四害的信心。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提出年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要求。毛泽东于1月上旬,亲自检查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情况。在毛泽东领导和号召下，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通过有效的社会组织将中国政治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福利，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毛泽东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我国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成就。血吸虫病是当时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深的主要传染病之一，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四次就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做出批示[21]，推动这项工作。但是在如何开展血防工作上，卫生部门并不赞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农村缺乏安全的医疗设备，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县城开办正规的现代医院”[22]。毛泽东则推动各地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进行血防工作[23]。

五、树立良好医德医风，激发医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

医疗卫生服务十分复杂，难以监管，医务人员自身的医德医风对保障服务的质量有很大作用。在医疗卫生工作中，是单纯用经济手段激励医生，还是树立良好医德医风，用救死扶伤的荣誉感来激励医生？这是医疗卫生体制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一贯提倡，发扬良好的医德医风。抗日战争时期，他把白求恩大夫树立为“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不自私自利的精神。[24]”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为延安医科大学的题词中,提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25]。”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对卫生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他十分强调“医生一定要政治挂帅”。1968年，他在一个相关报告中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和大多数能够同工农兵结合，有些人还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26]。”在他这些思想的感召下，再加上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这一时期的医务人员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威信，医患关系十分融洽。

毛泽东强调要发扬良好医风医德

六、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对当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启示

2009年以来，我国开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还有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尚未解决。各级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重视仍有待提高，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激励机制仍然扭曲，医务人员执业环境和职业精神有待改善。财政补偿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随着改革触及药品生产流通环节和医院旧体制机制，对利益调整力度加大，改革还将面临一些阻力。这次医改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历史的延续。回顾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对今天的深化医改有如下启示。

第一，把人民健康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心目标之一，提高到政治高度。将医改进一步拓展到维护人民健康、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人民健康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实现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优势的科学发展。

第二，在改革中坚持公平优先原则。当前，虽然比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了很多，但医疗卫生资源仍不丰裕，在改革中必须坚持公平优先的原则，使有限资源优先惠及中低收入者。应该以更大的力度，调整财政资金和医疗资源向资源不足地区转移，在缴费和支付上提高医疗保障的统筹层次，强化其收入分配职能，适当限制高端医疗服务的发展。在一个时期以内，新增的各类医疗资源，原则上应该全部投向资源不足的地区。

第三，坚持适宜技术、适宜药品的路线。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许多技术密集的、高成本的医疗技术被引进我国，但其中许多是有可以更加便宜、更加经济适宜的技术替代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合适的机制设计，走适宜技术和适宜药品的发展道路。尽快遏制资源进一步向高端服务集中、向中心城市和富裕地区集中、向晚期治疗集中的状况，走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

第四，把医改等社会建设事业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加强社会建设，改善公平正义，不仅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经济增长的红利。当年，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我国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维护了基本民生。公平的医疗保障，保护了城乡生产力，为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持。我国当前产能过剩、内需不振，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较大和社会保障水平低，应该把加强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拉动内需的战略选择。

第五，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重塑白衣天使形象。当前，在“以药养医”机制扭曲下，医务人员的行为发生异化，医生形象不佳，医患关系紧张，影响医患信任和改革深化。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宣传和树立白衣天使的正面形象，号召医务人员继承和发扬白求恩精神，为体制机制改革营造积极的文化氛围。

诺奖并不是衡量科技水平的唯一指标，但屠呦呦教授获奖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值得祝贺。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也是中国医疗卫生工作者的骄傲。作为北京大学校友和医疗卫生研究者，笔者也感到脸上有光。

科学家的成功，固然离不开个人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要看到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屠呦呦教授一直在中国学习、工作，她获奖的成就——发现和提取青蒿素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取得的，她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独特的时代和制度背景。

归结起来，我们认为屠呦呦教授的成功，至少离不开三方面具有独特性的中国元素——由社会真实需要所牵引的创新导向、全国大协作的科研体制、知识公有的成果传播制度。

第一，社会真实需要所牵引的创新导向。

屠呦呦获奖是因为青蒿素，青蒿素是治疟疾的，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而且至今还是全球最佳抗疟药物。

那么问题来了：疟疾是人类最古老、传播最广的传染病之一，直到今天疟疾和艾滋病仍是对非洲危害最大的传染病，为什么在中国发现青蒿素之前，全球如此发达的医药产业并没有解决疟疾流行的问题呢？

一句话，因为疟疾是“穷人的病”，而目前我们这个地球上占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为穷人服务的，而是“付不起钱就得死”。这句话是美国经济学家John Mcmillan在《市场演进的故事》一书中说的，他指出“对于一些贫穷国家常见的疾病例如疟疾、昏睡病、黑热病和肺结核等，在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投入研究上投入很少，而这些疾病每年都要夺去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命。对于制药公司来说，推广一种新的减肥药总是要比探索疟疾的新治疗方法，能赚更大的利润。当新的药物被开发出来的时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实际上是被拒之门外的。新药物的研究往往是针对富人们的化妆品、美容药、宠物药，而对穷人的致命疾病，却视而不见”。从而他认为“全球药品市场的确反映了市场失灵最糟糕的一面”。

对比下来，疟疾治疗之所以在中国获得突破，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努力改变那种“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的制度，新中国把医疗、教育、住房，从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得起的商品，变成了全民享有的基本权利，还从国际主义的理念出发，把这种基本权利延伸到了世界上其他“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这才对于科技创新产生了强烈的、不同于利润导向的需求。

青蒿素的发明，就离不开当时中国援助非洲和越南等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这种从现实需要、或者说从最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出发的创新需求，比仅仅出于利润动机而进行的创新更人道、更公平、也更有效率，这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建设一个更对大多数人更加美好的新世界而作出的努力。

回顾历史，你可以发现，当年中国最重大的那些创新，两弹一星，牛胰岛素，杂交水稻，大型飞机，计算机以及60年代就在国际上领先的断肢再植，除了满足国防军工的需要之外，大部分都是着眼于满足最普通的人吃饱、穿暖、健康、发展的需要，既不是出于利润，也不是出于发表论文的动机。现实需求牵引使得创新资源能够更多地集中到基础性、战略性、长远性的领域，从而容易在基础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也容易获得更加长远的经济利益，从而达到“求其大兼其小”的效果。这种以现实需求出发的科研导向，是值得今天科研管理和考核体制反思的。

第二，全国大协作的科研体制

新中国头30年作出的科技成果，基本上都是“集体署名”，一些人以此来抹黑那个时代只讲集体意志、不讲个人积极性。事实恐怕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建立了全国大协作的科研体制，中国才能够在工业化刚刚起步、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创新，而且在一些领域达到了当时国际的前沿。

科学研究需要资金、设备、人才等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要素是十分稀缺的。但另一方面，除了投入要素之外，如何高效有序地把这些要素组织起来，是科研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现代科技已经远远不是牛顿伽利略那个时代，靠个人努力就会出成果，凡是原初性、重大性创新，必然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而这恰恰是中国制度的优势。

屠呦呦教授获奖的523工程，就是为了抗美援越战争的需要，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下达的任务。在研制过程中，屠呦呦教授固然起了重大作用，但全国大协作所提供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位亲历者回忆，523工程动员了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项目的常规工作人员就有五、六百人，加上中途轮换的，参与者总计有两、三千人之多。

这也是当时重大科研项目的共同做法，也就是用集体协作的力量放大有限的科研资源。杂交水稻的成功，固然离不开袁隆平的卓越贡献，但是也离不开全国几万名科研人员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在各处的试验田里长期进行的实验，离不开华国锋等领导干部组织的协作体系。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1970年立项，1980年试飞成功，仅仅比空中客车起步晚两年。据原上海飞机制造厂车间主任任治侯回忆：

飞机项目历来是世界强国皇冠上的最大宝石，运十同样如此。据统计，全国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300多家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参加了运十飞机的研制，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要求之高，为新中国历史所罕见....

如此等等，难以尽说。在当时“全国一盘棋”的号召下，参加科研攻关的几百家单位，固然不能说没有任何矛盾，但是在大方向上确实能够做到同心协力，如臂指使，“一厂一角，百厂协作，一厂一件，百厂成线”。相比较在分散的情况下靠企业自发协作，交易成本要小得多，组织效率要高得多。所以，无论是袁隆平还是屠呦呦，他们在荣誉面前都表示，自己只是集体的一员，这种表态是应当的，也应该是真诚的，这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科研领域的集体协作，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成果，那就是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普通工人和科研人员相结合的制度，使得科学研究从少数科学家的专利扩展到一线工人中间，这极大地提高了一线工人的研究能力和素质，造就了一代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著名的倪志福，王崇伦，郝建秀等从一线产业工人成长起来的国家领导人，都曾经是工人中的发明家。今天我们搞“万众创新”，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只有切实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创新才有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人以“两弹一星”的钱学森等元勋都是民国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为理由来否定新中国的教育，是站不住脚的。科技创新不仅靠尖端人才，更要靠一大批能够提供配套和协作的技术工人，以及一个能够实现高效协作的体制。钱学森常有，但这种体系完整的协作和组织能力不常有。这是值得今天过度重视精英教育的教育和科研体系反思的。

科研上的集体协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是科学研究本身的规律。当前我们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应该丢掉这个优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过分强调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研究直接和短期的经济利益挂钩，导致全国大协作的科研体制碎片化，不同的科研单位之间相互封锁，各自为战，重复劳动，缺乏协作。科研资金投入大大增加了，但是内耗和浪费也大大增加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还是要把集体协作这个法宝捡起来。

第三，知识公有的科技成果传播体制。

和杂交水稻，合成牛胰岛素等当年重大的成果一样，屠呦呦教授的成果本来也是集体创作，后来经过反复考证才确认了她的贡献。而60年代合成牛胰岛素在申报诺贝尔奖时，因为坚持以集体课题组名义而不是个人名义申报，结果错过了诺贝尔奖。这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知识公有”的制度和西方国家“知识私有”认识之间的冲突。

科技进步，光有科技成果还不行，还需要传播才能起到作用。而世界上最通用的专利制度恰恰是阻碍传播的，专利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激励创新，但另一方面，专利制度又会阻碍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传播，因此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存在着专利制度存废的长期争论，需要在激励创新和传播创新成果方面取得一个平衡。

新中国成立后，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把专利制度看做私有制的产物，作为资产阶级法权予以批判。实行了把知识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科研人员，研究成果产生之后，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和奖励，但是并不拥有对科研成果排他性使用权，而是由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科技成果。

知识公有，使得科学技术普及速度大大加快，其中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在农村依托集体经济建设的农技推广站，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实行了多次推广新型农具和良种运动，一旦有先进农具和良种出现，就可以很快推广到全国适宜耕种的地方，村民并不需要花钱去购买专利和高价种子，这是农业产量迅速提高的一大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技术储备的扩散，也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是存在矛盾的，这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些领域，由于企业和一些科研人员过于狭隘的知识产权意识，已经阻碍了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阻碍科技成果传播，成为了创新的障碍。经济学上认为，这是一种由于产权划分过为细碎而导致的“反公地悲剧”。

在我国高水平走出去的时代，也需要重新审视发达国家主导的专利制度。简单说，专利的基础规则就是赢者通吃。100人研究同一技术，第一个申请者获了专利，其他人哪怕自主研究出同样技术，也不能用了，因为第一个人有了专利权，等于垄断了该技术。欧美先一步有专利了，就意味着同样技术中国人自主研发也失去了法律上运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破发达国家对专利的垄断，首先就是要从思想上纠正过于狭隘的知识产权意识，构建既有利于知识创新激励，又有利于新技术传播的体制机制，而不能偏废任何一个极端。

在屠呦呦获奖的这个晚上，又会有很多“眦必中国”的人士睡不好觉了，于是他们又反过来用屠呦呦的获奖来抹黑当前中国的体制，或者抹黑当年的历史。其实这大可不必，屠呦呦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土地，她的成功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的成功。一个发展中大国要登上创新的顶峰是很艰难的，挫折和弯路不可避免，一切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们都值得尊重。但无论如何，这一步步的成功都会让中国人更加相信——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

（2015年9月22日，西雅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5年09月24日03:0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尊敬的基辛格博士，

尊敬的英斯利州长、普利茨克部长、默里市长，

尊敬的希尔斯主席、菲尔茨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谢谢基辛格博士的介绍。基辛格博士总能说出一些新颖的观点，他的介绍让我对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是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站，有机会在这里同各位新老朋友欢聚一堂，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谨向在座各位，并通过你们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我对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并不陌生。人们常说，华盛顿州是“常青之州”，西雅图市是“翡翠之城”。这里有雄伟挺拔的雷尼尔山、波光潋滟的华盛顿湖。电影《西雅图不眠夜》使这座城市在中国民众中有很大吸引力。目前，华盛顿州对华出口居全美之首，中国也成为西雅图港最大贸易伙伴。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成为中美人民友谊、中美互利合作的一个重要象征。

众人拾柴火焰高。中美关系发展，离不开两国政府、地方、友好团体、各界人士的辛勤耕耘和精心呵护。特别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中政策基金会、美国商会、美国中国总商会、百人会、华美协进社、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协会、布鲁金斯学会等友好团体和一大批友好人士，长期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奔走努力。中美关系持续发展，凝聚着大家的心血和汗水。在这里，我谨向所有致力于中美友好事业的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大学和智库机构及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凡的历程，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3亿多人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则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城乡有7000多万低保人口，还有8500多万残疾人。这两年，我去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看望了很多贫困家庭，他们渴望幸福生活的眼神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生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既定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大家都关心中国的发展走向，关心中国的政策取向，这里，我就其中一些主要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中国经济运行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增速仍然居世界前列。在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这是来之不易的。当前，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困难，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将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水平。现在，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潜力巨大，人民工作勤奋，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空间很大，市场空间和潜力都很大。今后，中国将更重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消费拉动，更加注重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使中国经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保持强劲发展动力。

前段时间，中国股市出现了异常波动，引起了大家关注。股市涨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这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市场的措施，遏制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系统性风险。各国成熟市场也采取过类似做法。中国股市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8月11日，中国完善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加大了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目前，人民币汇率偏差矫正已初见成效。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我们将坚持市场供求决定汇率的改革方向，允许人民币双向浮动，我们反对搞货币竞争性贬值，反对打货币战，也不会压低人民币汇率刺激出口。发展资本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定价机制是中国的改革方向，不会因为这次股市、汇市波动而改变。

——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我们改革的目标，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330多项改革措施。2014年，我们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出台70多项重点改革方案，其作用将逐步显现。改革关头勇者胜，我们将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决心，义无反顾推进改革。我们坚定不移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将继续在市场、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对外开放、民生等领域集中推出一些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

——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中国尊重非歧视性规则的国际营商惯例，遵守国民待遇等世贸组织原则，公平公正对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欢迎跨国公司同中国企业开展各种形式合作。我们将及时解决外国投资者合理关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尤其是保护好知识产权，为我们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中国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者，治之端也。”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推动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中国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将公平对待外国机构和企业。我们愿同美方就法治问题开展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提高。

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予以打击。国际社会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中国愿同美国建立两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

中国肯定境外非营利组织的积极作用，只要这些组织的活动对中国人民有好处，我们不仅不会限制和禁止它们的活动，而且要通过法律保障它们的活动，保障它们在华合法权益。境外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活动应该遵守中国法律，依法开展活动。

——中国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我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这里说的打铁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有8700多万名党员，党内也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任其发展下去，人民就不会信任和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顺应人民要求。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中国愿同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反腐追逃合作。中国人民希望在这方面得到美国支持和配合，让腐败分子在海外永无“避罪天堂”。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刚刚纪念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就是，和平发展是人间正道，一切通过武力侵略谋取强权和霸权的企图都是逆历史潮流的，都是要失败的。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真理。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我愿在此重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为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我不久前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我们愿同各国一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树立建设伙伴关系新思路，开创共同发展新前景，营造共享安全新局面。

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这符合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利益。

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要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我们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金、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目的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而不是要谋求政治势力范围。“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我们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我们积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目标，是要推动形成自由开放、方便快捷、充满活力的亚太发展空间。我们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要同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好亚太和平和安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2013年，我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达成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这是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从两国国情和世界大势出发，共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两年多来，双方按照达成的共识，不断推进各领域协调和合作，取得重要进展。我们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共同努力。我们深化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去年，两国双边贸易额、双向投资存量、人员往来总数都创历史新高。我们围绕伊朗核、朝核、南苏丹、阿富汗、中东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以及抗击埃博拉病毒、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成果丰硕的“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有力展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巨大潜力。

如何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答案就是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中国古人说：“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这其中，有几件事尤其要做好。

第一，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合作是实现利益唯一正确选择。要合作就要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冲突和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中美应该和能够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我们应该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我们应该早日谈成一个双向平衡、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深化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设，拓展在清洁能源、环保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执法和反腐败、卫生、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挖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潜力。我们应该深化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全球性挑战上的沟通和合作，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第三，妥善有效管控分歧。“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正是因为有了差别，世界才多姿多彩；也正是因为有了分歧，才需要聚同化异。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纯而又纯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存在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管控。最关键的是双方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努力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

第四，广泛培植人民友谊。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30多年前，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跨洋过海首航中国。150年前，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同美国人民一起，铺设了横贯东西的美国太平洋铁路。70年前，中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并肩奋战，共同捍卫了世界和平和正义。在那场战争中，数以千计的美国将士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赢得自由和独立给予的道义支持和宝贵援助。

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第一次去古巴，专程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次去古巴，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我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我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

在汉字中，“人”字就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形状。中美友好，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我愿在此宣布，中方支持未来3年中美两国互派5万名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中美将在2016年举办“中美旅游年”。中国将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创造更多便利条件。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基辛格博士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说：“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马丁·路德·金先生也说过：“做对的事，任何时机都是好时机。”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关键的历史当口。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美两国人民幸福、为世界各国人民幸福作出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新华社美国西雅图9月22日电）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24日 02 版）

【涌向欧洲的难民潮震动了西方世界，相当一部分民众如梦初醒，方才开始了解中东、北非的乱局及其原因。然而，也有些人早已通过一家新锐国际媒体——“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简称RT），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看着“阿拉伯之春”如何在西方的干涉下一步步演变成“阿拉伯之冬”。

当年，正是这些不同的声音，使“今日俄罗斯”脱颖而出，其下属的电视台在美国都有8500万用户。西方的态度也从轻视，转成了舆论“围剿”。今年7月，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甚至冻结了“今日俄罗斯”的账户，据媒体透露，其理由是该社总裁德米特里—基谢廖夫（Dmitry Kiselev）被英国当局列入制裁名单。此事还引发了俄罗斯外交部和大使馆的抗议。

面对当今纷乱的世界局势，作为国际媒体应该如何报道？从西方掌控的国际舆论场中突围、让西方“害怕”的“今日俄罗斯”是如何获得成功的？观察者网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今日俄罗斯”总裁基谢廖夫。】

今日俄罗斯总裁基谢廖夫

观察者网：十年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成立；两年前，普京签署总统令，让俄罗斯新闻社和“俄罗斯之声”电台与“今日俄罗斯”重组成立新闻集团。在短短的时间内，你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回望过去，在“今日俄罗斯”刚刚起步时，你们如何在全球舆论场内立足？当时的策略是什么？

德米特里：当RT初创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讲述更多关于俄罗斯的故事，向世界报道俄罗斯——因为在这之前，国际媒体关于俄罗斯的报道大都是非常有限和片面的。但有趣的是，那些吸引我们观众注意力的，是一些被其他媒体所忽略的故事，比如占领华尔街；或者是从不同角度对一些国际新闻事件所做的报道，比如利比亚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之春” ——一直被标榜为“民主的胜利”，却很快转变成暴力和不稳定。当时，RT是唯一意识到该区域的稳定存在长期威胁，并从这个角度进行报道的国际媒体。

最终，我们的同行们，包括西方的一些同行，开始认识到RT新闻的质量。RT是仅有的三次被提名国际艾美奖的俄罗斯新闻频道（2010年、2012年和2014年），RT还获得了蒙特卡洛国际电视节最佳24小时新闻节目的奖项。

观察者网：半岛电视台也曾以独特的声音扬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似乎也有所变化。2011年，当时的半岛电视台台长汉法尔，还因为被指与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经常接触、删除美国的负面内容，而被迫辞职。在西方主导的媒体环境中，“另类的”媒体是否很难坚持下去？面对压力，“今日俄罗斯”如何继续维持自己的本色与原则？

德米特里：其实RT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我们很好地抵抗了被盎格鲁-撒克逊的媒体格局所同化。反之，RT说出了相反的声音，对于主流媒体的统治性论调是一种强有力的补充。我们争取到故事发生的第一线去，给予被西方主流媒体忽略或忽视的声音一个发声的平台。我们也试图整合多样的、新生的媒体平台，比如社交媒体，去吸引最想要获得新鲜信息和意见的受众。这也是为什么RT的youtube平台（youtube.com/RussiaToday）以25亿的点击量成为排名第一的电视新闻频道。RT的网站（rt.com）以包括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和俄语在内的多个语种发布信息，每个月都有超过3200万的独立访客。这个数据打破了任何一个非盎格鲁-撒克逊媒体的纪录。

就在昨天，“今日俄罗斯”还与其他俄媒采访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阿萨德表示，欧洲没有针对难民危机的根源采取行动，“如果你们担忧难民问题，那就请停止支持恐怖分子”。

观察者网：乌克兰危机以来，似乎不少西方媒体和政客，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今日俄罗斯”的不满甚至“敌意”，7月的冻结账户事件可谓是一个高峰。你们如何看待这一局面，会怎样应对？

德米特里：任何已经形成的游戏规则都不喜欢遭到挑战。我们能看到的是，那些攻击我们的，往往是怕失去其影响力而无比焦虑的个体，不管是媒体还是政客。似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也意识到，对于国际性的大事件，全世界都渐渐不再轻信他们那些一面倒的论调。可是他们不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些论调本身，反而去攻击这些与他们论调相反的媒体平台。

观察者网：那么俄罗斯国内的民众怎么看待“今日俄罗斯”？国内是否有不同的声音？

德米特里：RT 是俄罗斯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国际媒体，却并不用俄语进行播报。但是，RT使用其多语种播报的优势和遍布世界的记者网络，也为俄罗斯观众带来一些在我们的平台之外很难获得的信息。

观察者网：“今日俄罗斯”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媒体而言，是非常成功的榜样。您对中国同行有什么建议吗？

德米特里：任何一种声音，只要可能产生足够强的竞争力，都会在发声的过程中与主流声音产生碰撞。而且，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媒体已经表达了他们对CCTV和新华社的顾虑。最重要的，是要提供独特的产出，或者声音，而且要能够最直接地吸引目标受众。

“今日俄罗斯”著名的宣传画。上图：只有恐怖分子会制造恐怖？下图：谁是更大的核威胁？

作为在“今日俄罗斯”工作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孙谦这个“局内人”也有自己的观察。她认为，RT是一个从头到脚重新打造的电视台和新闻通讯社。这种方式抛却了旧有体系的羁绊，使RT得以在障碍最小化的环境中迅速成长。

对内而言，因为一切可以从零开始，所以不必经过繁复冗长的协调和改革过程，不必如履薄冰、唯恐“踩雷”，规避相关的利益集团；而对外，也不必背着既定的名号，受制于已有的格局。

像中俄这样的国家，原有的国际媒体，往往已经被西方受众、同行和政客贴上“国家宣传机器”的标签，不信任感已经存在。而RT是一个脱离原有体系重建的媒体，可以卸下历史遗留的不公正的“包袱”，以俄罗斯本土上第一家国际媒体的形象面世，让西方世界的受众更容易接受。

而且，RT建立于互联网时代，所以是基于新媒体技术和平台的媒体，大量使用了社交媒体的力量：比如youtube和facebook。RT的视频新闻社Ruplty，提供了大量珍贵而独家的视频素材，也是完全基于互联网技术建立起来的，传送、收集视频以及直播，都建立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

相应地，RT也任命了非常年轻的总编辑。玛加丽塔·西蒙尼扬出生于1980年，被任命为RT主编时，仅25岁。无论东西方媒体，都非常注重经验和资历，主事的往往是“老谋深算”的资深人士，RT这样做算是兵行险招。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位年轻的80后主编，为RT注入了全新的血液与新一代的思维方式。

“今日俄罗斯”能杀出重围，在于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一方面是西方由盛转衰，背离事实的元叙事与宣传手段越来越难笼络受众；另一方面是新媒体的巨大能量得到了挖掘。“今日俄罗斯”或许是成功的先行者，但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挑战西方话语的国际化媒体无疑会越来越多，还世界一个真容。

（采访：“今日俄罗斯”编辑孙谦；文字整理：孙谦、观察者网岑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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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许多新自由主义学者、官员纷纷表达了质疑乃至否定的意见，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是错的。

这种国企改革方案有什么意义。他们完全无视社会上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的声音，一意孤行做大做强国企，这叫什么改革?这完全是反改革，打着改革的旗号，做着反改革的事情，是又一次欺骗舆论。

改革是解决问题的，这次的改革基本没有针对我说的问题，比如说国企垄断权问题、国企免费和低价使用国有资源的问题、不上交利润的问题、国企内部没有限制分配的问题，这些问题才是问题。在我看来更严重的是，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

只管资本不管资产，是值得怀疑的。国企动不动，能不能卖股权，能不能退出，这些都是问题。

正是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党管国企)。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你认为就是管的不够、抓的不够，然后你就管得更多、抓得更多，结果就是更遭。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如果企业本身没有市场化机制、没有活力，你再加几个部门和机构去监管它、去运营它，把监管构架和运营体系搞得那么错综复杂、重峦叠嶂，是会让它更加市场化、更有活力，还是相反?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国企监管体系，下一步还会更复杂，但中国国企是世界上最廉洁、最规范、最高效的国企吗?

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9-14/100849474.html

胡星斗

记者问国企改革与经济前景，我(胡星斗)说如果国企改革朝国退民进、鼓励民企发展也就是鼓励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方向走，那么中国经济还会有一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但如果是假改革，继续国进民退，那么效率与公平都解决不了，中国经济前景就不乐观。我希望这次是真改革。

叶檀：

目前国企改革方案是中性的，要让时间来辨别改革路径，验证改革效果，由于涉及到国企做大做强、国企薪酬体制改革、增加国有资本管理公司，市场采取了冷眼旁观的姿态。

http://weibo.com/p/1001603887321618508353

英国《金融时报》：

外界期待已久的改革臃肿的中国国企的计划，已被证明是既得利益胜过整体经济利益的又一个事例。

汪涛(瑞银(UBS)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任何改革方案都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国企改革也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它尤其如此。它不可能让市场完全满意。”

肖仲华：

从意见中关于党管企业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表述中，我看到的是“公私合营”和“一大二公”的魅影。

意见一再强调要做大做强国企，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然后又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国资要参股民营企业，这恐怕就是要搞“公私合营”模式。党组织领导下的“公私合营”万一出了问题，当然不可能是党组织的问题，那就一定是经营者的问题了。经营们，即将被混改的民营企业的经营者们会成为“阶级敌人”么?

看完整个国企改革意见，我找不到任何可以令我信服的改革举措。既了无新意，也太乱弹琴。对国企无效率和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对制约经济发展的制度性瓶颈，没有任何针对性的措施。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加强党组织的作用，似乎与市场化改革方向相悖。《指导意见》提出要“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新形势”。如何在加强党组织作用的同时来提高企业市场化程度?这颇为令人费解。

笔者认为，在不彻底解决“党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即便引入了“淡马锡模式”，很可能也是换汤不换药，难以根治“国企病”。

《指导意见》的以下表述令破除央企行政垄断变得更加困难，“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显然，央企一旦失去垄断地位的庇佑，继续做大做强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指导意见》的出台历时很久但并未取得足够大胆的思想解放与实质性突破。虽然《指导意见》在放弃国有资本控股地位、员工持股、战略性重组、国有股减持等敏感问题上均有涉及，但表述不够清晰，依然留下相当多的模糊地带。在如今官场不作为的氛围下，这样的含糊将成为国企改革的巨大阻力和不作为的借口。特别是，如何缓和党管干部与国企市场化之间的“张力”，依然存疑。对防止国有资产、利益输送的概念化警告，又足以令改革者难以施展拳脚。

http://weibo.com/p/1001603887303402590060

宋厚泽(保尔森基金会项目研究员。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和天则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这个文件不能给人带来多少关于改革红利的期望。原因很简单，中国国企最大的问题是市场竞争压力不足，降网费都需要总理出来讲话。但关于这点，文件中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办法。如果不引入市场竞争，而只是关注企业内部问题。即使能把一个垄断企业改的再有效率，垄断导致的社会损失不会有任何降低。

文件开篇就提到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就让人有点疑惑了，如果是市场决定，那么国企既可能变大也可能变小，很难保证国企一定会变得怎么样。这自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市场化不能保证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http://songhouze.blog.caixin.com/archives/134046

财新网：

本次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也透露出一些并不太清晰或在后续细节或执行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方面：第一，过分强调国有企业的做强做大做优，容易与“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的原则产生矛盾，在执行中容易导致政府强势干预企业，与确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总体思路可能有一定的矛盾;第二，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在执行中仍需要细化，否则原则难以把握，容易导致多头监管、权责不明。

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9-14/100849449.html

马光远：

实事求是讲，本次备受期待的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并没有带来大家期待的惊喜，都是老生常谈，也没有制度层面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对一些大家期待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从一些竞争领域退出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取消行政级别的问题，都没有涉及，国企改革的大方向事实上是模糊的，指导意见确定的一些目标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比如，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党的领导等等。基于此，期待本次意见出台后，国企改革的历史使命就此完成，显然不现实。国企改革还要继续进行试错，还要经历多次的反复，可能才能回到改革的初衷。

聂辉华(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坦白说，这份文件离大家期望值有点距离，总体上没有新意，在某些方面可能更模糊。

这个文件在这里回避了国企改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国企的定位。国企要不要承担多项任务，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国企继续承担多项任务，政治任务，社会任务，经济功能，如果这方面还是混合不清，你不可能对商业类国企只实行利润考核。

这次国企分类改革，把一部分国企定性为商业类国企，理论上就要在市场上竞争了。但是这次提出了要做强做大国企。如果要维护国企垄断地位，可以拿他做挡箭牌，不能随便退出和放弃垄断地位。但如果要追求国企市场化改革，也可以找到理由，因为国企要参与市场公平竞争。所以这样一个中央文件和其他中央文件一样，得看实践中如何操作。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Enterprise/Practice/201509/t20150914_234163.htm

朱海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对具体的管理说得很细，但在大的原则上犯错误。比如企业能人为地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吗?商业本身就是最大公益，任何企业都是服务公众的，因此不存在什么“公益类”企业。当政府把某些企业划为公益类企业时，就相当于默认其垄断的合法性，默认其对公益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