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宁*：金融资本主义和世界三大经济圈的博弈

讨论问题，要有理论框架。“量化宽松”不是简单的印票子。美元脱离了贵金属锚之后，为什么没有出现通胀？传统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薛暮桥当年在山东解放区处理边（区）币、法币和伪币关系的理论，可以作为认识当前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关系的参照。西方的“特里芬悖论”也是类似的理论概括。

王建提出“虚拟资本主义阶段”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概念，值得重视。历史上资本主义曾经历过商业资本主义和产业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列宁将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概括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则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分离”。当前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金融资本相对独立，金融服务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二战后门类齐全的美国实体产业风光不再。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国的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措施。

美国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技术角度讲，美国的“金融创新”将MBS（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ABS（资产支持证券）变换为风险不同的CDO（担保债务凭证），从根子上就是行不通的。风险对应着概率，“同一样本的概率不能分割”是概率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不管用什么样本、怎么变换，都不可能把来自同一数据基础的概率（风险）分成高的和低的两部分。所以，这类“金融创新”就是一个大骗局。金融资本玩的是“钱生钱”，来钱更快的是赌局，最后把赌局玩成了骗局。金融的基础是信用，现代商品经济是信用经济。而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金融资本自己摧毁自己存在的信用基础。

所谓量化宽松，就是用发票子的办法，把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债务都赖掉。但800户“不合格贷款者”的房子，则基本上都被银行收走了。美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回升将不尽人意，增长最快的还是金融服务业。经济回升的收益，大部分又落到极少数富人手里，多数国民的收入并没有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但美国经济也不会很快崩溃。因为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代替美元，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产业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美国是农业立国，一半多耕地闲置，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国际金融资本争夺的焦点不再是资源控制权，而是货币控制权。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加速向虚拟资本主义过渡，已沦为巨额贸易逆差国，国际收支需要大量的资本流入来平衡，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必要条件。世纪之交欧元的出现，不仅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而且成为美国金融资本货币控制权的最大威胁。无论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制裁伊朗，以及目前的乌克兰冲突，背后都有国际金融资本争夺货币控制权的影子。美元的强势地位已经难以单靠经济手段维持，于是就制造“溃疡面”，挑起局部冲突，驱赶国际资本流向美国。

前苏联解体后，形成“一超多强”局面。西欧国家成立欧盟，发行欧元，和美元发生了利益冲突。但欧盟还没有能力脱离美国的影响，在很多问题上依然跟着美国起哄。本来伊朗是要用欧元结算，欧洲却帮着美国制裁伊朗。现在又跟着美国在中东打击IS组织。

乌克兰危机是大国制造的“溃疡”

今后的发展趋势会怎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经济。现在全球拥有10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圈有3个：北美、欧洲和东亚。今后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主要是这三大经济圈，其中的核心国家是美国、欧盟（实际上是德国和法国）和中国。因此，如何处理我们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如何处理我们与亚洲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关系到我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美国量化宽松结束后，日本、欧盟跟着搞量化宽松。原因很简单：在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谁搞量化宽松，谁的货币就贬值，谁的资产就升值。反过来也一样，资产价格和国债价格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欧洲的QE政策正是要解决希腊和西班牙的经济问题，实质上是德国和法国为避免危机，同意发票子给他们买债。关键在于这两国是否愿意承担这个代价。而对普通民众的福利不能做减法，只能做加法。现在美国为什么不敢加息，因为一加息它的股市泡沫就要破了。

谁搞量化宽松，谁的货币就贬值，资产就升值

美国农业丰收，民众生活成本降低。进口中国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低价，日子比较好过。虽然没有新一轮的创新产业驱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停止量化宽松后，股市跌下来，资金朝着债券市场回流，对我们这样的债券持有大国有利。欧盟量化宽松后，债务负担下降，也有利于经济的恢复。总的来看，国际经济正在缓慢复苏。

曹远征*：世界经济走势与中国经济对策

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成为基本特征，并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除技术进步缓慢，潜在增长率下降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去杠杆”为标志的“修复资产负债表”进程尚未结束。金融危机是长期以来的高负债率所致，去杠杆成为危机恢复的必由之路，但如果去杠杆过快，又会引发新的金融动荡，政府又不得不加杠杆以对付过快的去杠杆。去杠杆导致了经济低迷，而政府的“加杠杆”又导致了低利率的持续。与此同时，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财政赤字的扩大和金融风险持续化的隐忧。从政策走向上看，发达国家认识到侧重于总需求管理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是有限的，通过结构改革促进供给侧变化，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将呈现出长期性和艰难性。

由于各发达经济体所处的危机恢复阶段不同，也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2015年各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步将更加明显，并造成各国经济增长率、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分野，国际资本流向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当前，要特别关注美联储加息可能引起的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动，以及由其可能引发的类似卢布危机的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一方面，需要会同其他国家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协调美联储加息的步骤安排；另一方面，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做好预案，留下余地，保持弹性。

曹和平*：美国经济的长期走向

美国战后的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是它的宏观管理有系统的理论支持。1980年以前是以总需求管理理论为主导，1980年后是总供给管理为主导。两个时期的宏观理论较好地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使得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根据凯恩斯理论，公共部门需求带动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三驾马车推动经济增长。战后的美国经济，为总需求管理提供了施展的条件。艾森豪威尔在第二任期开始修筑高速公路网，公共部门投资成为先导。但要商业投资跟进，前提是要有确定的盈利模式，否则就是投资灾难。当1950年代第一批高速公路修好后，1940年代福特发明的汽车流水线技术已成熟，可以以中产阶级买得起的成本进行批量生产。美国人在高速公路每隔约一公里处都设置进出口，收取汽车过路费用，这就成功地收回了投资。可见，总需求管理的合理性，还需要内置一维技术变量来耦合，这才能推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升级和进步。美国的幸运在于，这个过程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1960年代的汽车产业配合了高速公路产业的总需求管理决策；1970年代的大型家电产业重复着1960年代的逻辑；1980年代的电子通讯和微机技术又重复着1970年代的路径。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汽车产业配合了高速公路产业的总需求管理决策

在这3个10年，每次经济碰到下行期时，新技术就推出新的产业群，抬起下滑的商业周期。经济周期和技术发明周期的这种耦合，其背后的逻辑确实有些难于理解。

到1980年代，总需求管理碰到一个巨大的问题：经过前三个10年，宏观管理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美国的经济周期平均为5.4年，每一次周期性调整（货币政策）都会把通胀抬高1-2个百分点。到里根时期，通胀已超过两位数，刺激工具却不能带来明显的影响。1980年代出现的电子计算机产业群并未有效吸收从传统工业部门甩出的劳动力。这就是流动性陷阱和滞涨。

此前，经济学家拉弗证明：在给定条件下（经济逼近充分就业附近时），对企业减税，反而会增加全社会的总税入，因为税基增大了。“总供给管理”理论遂被里根接受，减税政策成功地将美国经济推出了滞涨的漩涡，迎来了1990年代的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时代。

这种经济周期和技术发明耦合的时期持续到世纪之交。但2003年后，我们还没有看到新的主导产业群的出现。在新能源产业，光伏板和页岩气面临困境；新材料和生命科学的产业群还没有看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要达到1990年之前那样4%-5%的年增速，可能性非常小。按需求增长的趋势分析，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1%-3%之间，是个合理的预期。

美国2014年第二、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年化率达到4.6和4.9%。其原因，一是页岩气投资、房地产和汽车业恢复，加上高端服务中介的增加（新经济成分），使得就业增加。第二，美国GDP增长中消费需求占75%；每年4月15日交完税，6月份退税，增加了家庭消费倾向。第三季度经济的增速中，军工支出有一定贡献。经济是否稳定好转，需要连续三个季度稳定的数据，而第四季度增长率预计是2.6%。美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但要达到4%以上增速的可能性很小。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曾经问过斯蒂格利茨教授，美国经济需要多久能恢复？他说至少需要6-7年。显然他对美国经济的感觉更好。

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经济近期增速恢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回流，比如生产性投资、就业人口等数据增长等。对此我并不认同。美国的农业占GDP的1.5%，工业占10.2%，服务业占82.3%。虽然近期制造业增长较快，但权重太小，托不起整体经济。比方说汽车业，美国年销售汽车1600万辆，市场已经饱和。而我国汽车产销为2400万辆，价格比美国还贵。美国技术再进步，还是在我们这边生产比较划算。美国作为全产业的制造业体系已经不存在，如果再转向制造业主导，将是“天价”成本。而只有像苹果这么高的利润，金融资本才会参与。

美国制造业规模小于中国，和厂商中间品市场相关的创新金融在美国不具备对应的规模。这一类创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众筹和众投类产业链金融发展迅猛，而美国的非银机构还没有这种配套运行。

美国的房地产金融是有长处的。它的“两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商，而是对房地产零售市场的全国管理账户企业，内置了商业战略保险和政策再保险制度。如果房地产业出现问题，“两房”会以上述两类保险的体系性设计，把退出市场的房地产资产托管于再保险账户，然后再送回到资本账户中去。全国总账户管理资产成池后，不断剥离、优化和重组，在保护一线房地产项目平台商（房地产公司）的基础上，让整合的社会资本市场消化该行业的溢出风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两房”的利润在过去两年又挤进了前3名行列。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类体系设计。

崔之元*：西方“新常态”和欧洲名义负利率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7日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是对我国目前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的客观描述。

“新常态”概念是美国太平洋管理公司的艾瑞和格罗斯于2009年首次提出的，这是较为负面的词。他们认为，危机后西方经济进入一种新的常态，它和过去的周期性运动不同，不会简单回到危机爆发前的就业和增长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去杠杆化不会在短期内完成。美国前财长（曾任哈佛校长）拉里·萨默斯也认为，西方经济有可能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期，传统的经济刺激手段已经用尽，却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对重要的金融机构实行临时国有化。这是因为单靠市场很难完成去杠杆化。连坚守新自由主义的格林斯潘也对此表示支持。比如1美元的账面资产，危机爆发后市值只剩下0.11元，大量垃圾债券、有毒资产由私人持有，他们不愿以这么低的价格出售，剥离坏账的初始价格就难以达成。如果实行临时国有化，这些有毒资产的初始定价就不那么重要了，政府先注资，再收回坏账就比较容易。危机爆发后，花旗银行实行36%的国有化，皇家苏格兰银行60%国有化（后重新私有化），目前AIG还是79%的国有化。量化宽松就是在利率机制调节失灵的情况下，直接以“数量”手段购买国债和公司债、处理有毒资产。它说明市场和价格机制并非万能，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数量调节就变得至关重要。

希腊出现债务危机

2015年1月22日欧洲央行宣布了量化宽松政策，规模达8000亿欧元，时限为16个月，2016年9月结束。

欧洲的名义负利率。现在，日本和美联储的利率已经降至0附近，欧洲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从去年6月份降到-0.1%，10月更降到-0.2%；今年1月瑞士银行在瑞士央行的隔夜存款的利率为-0.75%。这是空前的。此前经济界认可因通货膨胀出现的实际负利率，但不相信会出现名义负利率。但不可能的事情在欧洲真实发生了。

这一奇特现象是本次危机后西方经济剧烈变化的缩影，它对西方经济学界的冲击也是剧烈的。2009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他的一个学生提出了一个实行名义负利率的方案：由央行宣布一年后从1到9随机抽取一个数，凡是货币的序列号以该号结尾的，就不再能合法流通。这就建立了“-10%”的年名义利率。曼昆提到，“名义负利率”的系统倡导者是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1862-1930）。

格塞尔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追随者，也是著名金融改革家，1919年曾在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任财政部长。格塞尔说，蒲鲁东最重要的洞见是认为货币比劳动力和商品更具竞争优势，他试图把商品和劳动力提到货币的水平，但失败了，因为改变商品的本性是不可能的。格塞尔则主张改变货币的性质，“商品由于库存的必要而受损失，我们必须让货币承担同样的损失。这样，货币就不再优越于商品和劳动力……货币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价物，蒲鲁东的问题迎刃而解”。

格塞尔曾提出“邮章货币”方案。他认为，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服务（公共流通工具），因此必须对它征收少量的使用费。当时邮章是征收这类费用的主要方法，曾在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实践过。1932年，奥地利沃格尔（Worgl）市的昂特古根伯格（Unterguggenberger）市长，为消除该市35%的失业人口，发行了相当于1.4万先令的“邮章货币”，它由当地银行同样数量的存款作担保。这种“地方性通货”须每月在货币上盖一个邮章（买相当于面值1%的邮票）才有效。这样，持有“邮章货币”的人都想快些花掉它，这就为其他人提供了工作。两年后沃格尔成了实现全部就业的城市。

凯恩斯明确表示对“邮章货币”的支持，他在《通论》（1936）中讨论了格塞尔的改革方案。“邮章货币”可以看作是分离货币的两种传统职能——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和作为价值储存的货币——的一种改革，它消除了货币的价值储存职能。这种分离有助于解决衰退问题：当货币兼有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功能时，任何人在经济衰退时期都会储蓄更多，消费更少，这将加剧经济衰退。而“邮章货币”方案不是废除市场经济，而是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创造有更多均等机会的市场经济。欧洲的量化宽松容易引发内部矛盾。德国退休金等社会基金参与股市投资的程度低，量化宽松造成的货币增量，不会像美国那样推高股市价格。欧洲由经济危机引发政治、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比美国更大。一系列事情都说明，我们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杨凯生*：旁观欧洲QE政策出台

今天欧洲的一体化，建立欧盟，创立欧元，是两次大战后逐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40～50年代，让·莫内提出了“超国家主义”的“共同行动”原则，对弱化欧洲国家之间的对立情绪，推进西欧乃至后来的欧洲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欧盟以及欧元区各成员国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尽管使用统一的货币、有相对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各国政府都要尽力满足本国选民的吁求，他们的财政政策难以一致。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欧洲为什么在应对危机方面不如美国有效。

欧洲今天的情况提示我们，在这个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如果财政政策是相互独立的，那么货币政策要真正实现一体化并不容易。欧洲这次出台QE计划分两个层次，一是各国央行出资，二是本国买不了的由欧洲央行买，这和美国有区别。各国央行买多少，如果不行欧洲央行可以买多少，比例如何，搞得很复杂。看来是大家相互妥协的结果。很难马上有明显的效果。

民粹主义至上所导致的福利主义的格局，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下，哪个政党上台也受到掣肘，很难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他们的QE也好，什么也好，实际上最后的投入都主要用于消费和福利了，而没有真正有效的资产作为支撑。

刘军红*：日本经济触底回升，美国加息政策影响三方博弈

安倍上台两年多来，日本经济起伏不定，伴随多种风险。但日本毕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之一，它的出口是观察世界经济的先行指标。

安倍经济学与日元贬值

过去两年，日本的出口在波动中增长。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表现不错，出口金额继续增加，数量开始回升。对美出口增长8.4%，对欧洲出口增长3.6%（全年增幅2.4%），对亚洲出口增长0.4%。其中，钢材出口，以及对美、对欧出口的较高增长率值得注意。

“安倍经济学”导致日元贬值。前一段出口增长主要表现在金额上，就是企业不降价、不扩张份额，只从日元贬值中增加收益，这和企业对日元贬值时间长短的判断有直接关系。去年10月31日央行宣布扩大量化宽松规模，日元贬值呈现长期化趋势，日本企业开始调整战略：部分商品降价，通过增加出口数量扩大出口金额。

日本去年经济增长情况：2015年12月“工矿生产动向”反映，工矿生产增加1.0%。其中电子零部件（特别是对亚洲出口）增加5.2%，汽车增加2.8%。工矿产品库存减少0.4%。失业率降到3.4%，接近完全就业水平。扣除物价上涨（2.6%）因素，提高消费税后的实质工资上涨-2.5%（冬季奖金增长5.26%），实质消费支出增加0.4%。2014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率为3%，前两个季度是消化消费税增加的负面因素，第四季度触底回升。

2014年年底，IMF、世行和联合国全面下调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预测值。但为什么日本对欧、美、亚洲的出口反而增长？是不是日本企业的触角探知到世界经济回暖的苗头？如果是这样，就需要判断：美联储加息会不会提前？

一般预测，美国可能在今年6月份或以后加息，但也有不同看法。美国商务部公布了2014年四季度数据，全年增长2.4%，低于市场预期，高于2013年的数据。2015年GDP预测值是3%，高于潜在增长率（2%），故市场认为加息的环境已经确定，问题是加息的时机。美国量宽政策从2014年1月起就逐月减量。最近美联储金融工作会议（FOMC）声明中，没有2014年10月份终止量宽时的表述“加息之前，还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加息会提前。但同一声明也说“要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考虑政策的改变”。对应的是，10月日本追加量宽，2015年1月欧洲也声明将于3月起追加“购买国债式的量宽”。所以还不能贸然猜测美国加息的时间。

最近日本的学者也在讨论：货币理论要重新审视，通胀的决定因素不一定完全是货币政策，汇率也不是完全由利差政策决定。比如从美国的角度看，低油价是影响物价的因素之一，但如果消费因油价下降而回暖，会形成推升物价的力量。这两个力量谁强谁弱？这可能是美联储决定是否加息的因素之一。再如汇率，低息的一方与对象国之间形成利差，出现资金外逃、本币贬值，但低息的一方又会吸引投资。投资选择可能是影响汇率更主要的因素。这样，美联储可能需要考虑本国资产价格和一般物价动向这两方面因素。如果更多考虑资产价格，加息的步伐可能会加快；如果更多考虑一般物价，就可能延期加息。

总之，美国政策的变化，一是会引起日、美、欧三方金融政策的博弈，另一个可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

所谓“安倍经济学”不外乎金融、财政两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量宽政策。日本的“QQE”（质和量的宽松政策）启动之后，引起外资流入，推升日本股价上涨，并引起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央行总资产是300万亿日元，接近3万亿美元；美国的央行总资产是4.4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后货币增加逐月减少，而日本量宽加速，日元贬值的趋势则形成。日本央行资产占GDP的比例是60%，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日元在日美欧三大货币中最弱。日元的汇率现在处于1973年以来最低的水平，美元指数则是40年来最高水平。所以，量宽背后，存在着货币力量关系的重新布局。[①]

牛新春*：中东政治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油价可能小幅回升

中东能源对中国或者整个世界经济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源能否稳定供应，取决于中东的政治形势。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中东进入大动荡时期，过去几年形势持续恶化，一些国家处在解体、崩溃边缘。201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中东局势不可能好转。

目前国际社会很关注“伊斯兰国”。它是中东各种问题的集中体现，但还不是中东最根本、最重大的挑战。“伊斯兰国”只是一支一万多人的武装，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算不了什么，然而催生“伊斯兰国”的根本矛盾却非常重要。

一是伊斯兰教与现代政治的矛盾。伊斯兰教从不提政教分离，而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二战后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按照现代政治的原则建立了主权国家，长期镇压伊斯兰政治势力，政教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近30年来政治僵化、经济停滞、社会分裂，人们对现代政治的信心流失。虽然大多数穆斯林不认可“伊斯兰国”的极端主张，但要求回归伊斯兰传统，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思想在中东老百姓中非常流行，这是“伊斯兰国”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

其二，经济结构畸形造成社会分裂，阶级矛盾尖锐。中东国家经济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依靠能源出口，如伊朗、沙特、卡塔尔；另一类主要依靠国际社会援助（主要是石油国家的援助），如约旦、也门、埃及等。两类国家的共性是靠天吃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分配财富。生产低迷、失业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掌权者同时掌握财富，成为富人；而大部分人没有生产性收入，靠国家救济或补贴，年轻的失业者成为赤贫，看不到希望。

其三，教派矛盾时隐时现。伊斯兰教大体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派间既有历史恩怨，又有现实的权力斗争。伊朗、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属于什叶派国家，埃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属于逊尼派国家，两边存在地区权力之争。而沙特、科威特、巴林等国内部还存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形势非常复杂。

其四，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在对美关系上的矛盾。出于维护政权生存的需要，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是美国的盟友，但因美国偏袒以色列、美国意识形态对伊斯兰文明的侵蚀，大部分阿拉伯人都有反美情绪。这是引发“阿拉伯之春”和过去四年中东局势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

已经发生革命的国家，埃及回到军事独裁，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则处在内战中，国家完整能否保住都成问题，更谈不上政治稳定。没有发生革命的海湾国家多是君主国家，形势也日趋严峻。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它们纷纷采取政治改良措施，试图缓解国内矛盾。但随着发生革命的国家先后陷入动乱，这些国家看到改革比保守更可怕，都倒回去了。中东目前的局面不稳定，迟早会出问题。

2015年，中东经济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不论是石油国家还是非石油国家，它们的财政状况都和石油价格密切相关。目前大部分预测认为石油价格可能会回升，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回到高位，其价位可能远低于中东国家的财政需求。这些国家要改变畸形经济结构，必须消减政府补贴，发展工业。但因政局动荡，政权生存受威胁，大部分国家却增加补贴、收买人心。

西方经济停滞与资本泡沫共存

过去几年，我国同中东主要国家的关系稳定并有所改善。2011年中东动乱，人们担心我们的能源供给受影响、贸易受损。但在中东最乱的时候，能源供应增加，价格反而下跌。因为石油供应不像金融，一个地方出现动乱，先乱金融。而只要政府不垮台，石油供应就有保障。我们和中东的贸易额也在持续增长，2011年2800亿美元，2013年3035亿美元，2014年还会增加。中国和土耳其、沙特、伊朗等国的关系持续改善。中国在中东主要国家的投资机会很多，那里虽受油价下跌的影响，但都作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要大规模投资，修铁路、挖运河、修水电站、建核电站。这些领域我们有优势，但也要防范风险。

何自力*：资本主义进入停滞混乱期?量化宽松是饮鸩止渴

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到“新常态”，是对过去旧常态的否定。所谓旧常态是周期性经济运动，新常态则意味着以往经济周期已成为历史。西方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无限循环的过程。这种危机与繁荣的交替，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事情。新常态意味着，资本主义已进入持续停滞和衰退时期。这一历史变化是和“去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

一直以来，人们使用“后工业社会”来描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三、四十年前，丹尼·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智能化的社会，所有人都从事高水准的工作，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有规划性。但当前的现实和他的设想完全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实际上处于无序、混乱、空洞的状态，正步入一个黑暗、危险的阶段。先是欧洲，再是日本，目前美国也接近这个阶段了。

美欧日普遍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饮鸩止渴”的行为。美国政府债务已超过GDP，再搞5-10年联邦政府就得破产。日本政府债务已经占GDP的250%，而安倍政府还是不得不推行量宽政策，因为增税将引发经济进一步衰退。欧盟的量宽政策基本类似。引发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去工业化”，它摧毁了原本支撑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力条件。因此这个制度注定没法继续运转下去。

这次希腊出现的左翼政府是一个信号。我认为在5-10年内，西方多数国家都将是左翼政府上台，或至少左翼思潮占据支配地位。这样才能通过激进的社会公平正义政策，把极度悬殊的社会差距熨平，才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西方目前的情况下，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根本没法刺激投资，投什么都不赚钱，因为高水平的人均GDP导致昂贵的成本，摧毁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刚才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应考虑全球化因素，现在拉动投资和生产的不只是国内市场，还有海外市场。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要考虑新经济、新技术因素，技术变量和制度变量要综合考虑。

我同意全球化的分析。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地域性的生产和金融分离。美国控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业，产业链的大部分环节转移到了中国等国家，中国很多企业实际是西方公司控股。但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体系掌握金融霸权，同时也排斥了自己的产业能力。所以，金融资本支配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不祥之兆。

西方国家纷纷采取非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

关于技术进步。美国的失业和产业结构变动有关，多数失业者很难在金融业和高端制造业找到就业机会。像苹果这样在全球市场赚钱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还是要靠国内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没有工作可做，无法维持养车、住房开支，只好不断借债。阿里巴巴其实赚的是中国制造业的钱，只是改变了营销模式。当然这引起了流通业的革命性变化。归根结底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具备生产基本生活资料的能力，这个社会才有可以生存，否则就生存不了。

朱安东*：西方经济停滞与资本泡沫共存，危机可能再次爆发

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形成密切联系。我国外贸依存度在连续几年的下降之后，2014年仍高达42%。世界经济走向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因此，认真研判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对于制定我国经济政策非常重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经7年，但世界经济远未恢复，许多国家还处于停滞。据世界银行资料，2013年有数据的174个国家，仍有42个国家的人均GDP尚未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包括英国和法国）；美国、日本刚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德国只增长6%。危机后各国经济增长率均低于危机前（除极少数例外），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下降近1%，欧元区2010-2013年的年增长率只有0.6%。IMF今年1月份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下调了对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并且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大量人群还生活在危机的阴影中。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3年全球失业人口达2.02亿，比2007年多3180万；因长期失业放弃找工作的有2300万，到2018年可能上升到3000万。不少地区贫困状况加剧。

同时，许多国家的资本市场已进入新一轮繁荣，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泡沫。IMF对全球房地产市场发出警告，指出：在有数据的27个经合组织国家中，19国的房价租金比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其中加拿大和新西兰分别高出87%和80%。即便在美国这个房地产市场尚未完全恢复的国家，部分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州）和城市（如洛杉矶）可能已经出现房地产泡沫。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及其对实体经济的重要影响，一旦泡沫破裂，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将造成重大打击。

许多国家的证券市场泡沫重现。经合组织统计的42个国家中，18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达到或超过危机前的高点。2014年9月，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土耳其、智利的股票指数，分别超过危机前高点的138%、83%、86%和63%。下表列出在国际市场有重要影响的一些股票指数在危机前后的表现。

表1  部分国家和地区危机前后股票指数

国家	股票指数	危机前最高点：A	危机中最低点	2015.1.30：B	B/A(%)
美国	纽约股票交易所综合指数	10312	4226	10537	102
	标准普尔500指数	1565	677	1995	127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4165	6547	17165	121
	纳斯达克指数	2859	1269	4635	162
英国	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	6732	3512	6749	100
德国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8106	3666	10694	132
韩国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2065	939	1947	94
墨西哥	墨西哥IPC指数	32836	16891	40951	125
阿根廷	阿根廷股票指数	2351	829	8490	361
法国	法国CAC40指数	6168	2519	4604	75
日本	日经225指数	18262	7055	17674	97
中国香港	香港恒生指数	31638	11016	23117	73
俄罗斯	俄罗斯RTS指数	2360	498	737	31
巴西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73517	29435	46908	64

数据来源：雅虎财经网站（finance.yahoo.com）

判断股票市场是否出现泡沫的一个指标是市盈率。耶鲁大学的席勒计算了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包括的股票经过通胀调整和周期调整后的市盈率（CAPE），他用此指标曾较准确地预测了上两次金融危机。2014年12月，这一指标已经高达27.3，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16.6，接近了危机前的最高水平（27.5）。这意味着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相当严重。

“经济停滞与资本市场泡沫共存”的出现，与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用财政资金挽救了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大型金融机构；2007-2011年这些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重平均上升了30%以上。此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西方国家把危机的原因指向社会福利支出，普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大众急需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就严重影响了消费的增长，拖累了经济复苏。

关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性质，它是国债的危机还是外债的危机？如果国债占GDP的比重高就发生危机，那么日本是最该发生危机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时，日本国债占GDP的比重超过220%，而西班牙只有不到70%。相反，“欧猪”5国的外债占GDP比例均超过100%（西班牙达到160%），而日本只有40%左右。可见欧债危机主要是外债危机，但却被当成国债危机来处理，为此大量削减社会福利，这里面显然有问题。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是“饮鸩止渴”，那么其货币政策可以说是“扬汤止沸”，虽然在危机刚爆发时防止了金融市场的崩溃，但其后又导致资产泡沫的重现，并严重影响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金融稳定。

出现危机爆发的迹象之后，美国从2007年9月17日开始连续10次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一直降到0.125%。此后英国和欧洲央行也连续多次降低基准利率，最终分别降到0.5%和0.15%。相应的金融机构从贴现窗口以及从隔夜拆借市场获得资金的利率，也降到极低的水平，欧洲央行去年甚至把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这极大地降低了各国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成本。

但这些政策工具用到极致之后仍无法解决问题，于是西方国家纷纷采取非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购买国债、有问题的抵押支持证券（MBS）等形式，向市场注入巨量资金，导致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与2007年相比，现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分别增加了3.96倍、3.74倍、1.34倍和0.79倍。这种极端政策的目的是向市场注入资金，降低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刺激投资和消费。但由于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消费未能复苏；加上全球性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实体经济不振，注入市场的部分资金再以超额储备回到中央银行的账上。美联储账上的“其他金融机构存款”，从2007年初的265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14年7月30日的2.87万亿美元。这些资金部分进入发达国家和新经济体国家市场，造成股市（资产）泡沫，严重影响其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面对这种历史罕见的局面，现有的经济政策难以让西方发达国家走出困局。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应该增加社会福利、减少贫富分化、加大政府投资。但在目前条件下难以实施，毕竟现在发达国家公共债务的平均水平已高达GDP的1.1倍。为使实体经济复苏或不再陷入衰退，必须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又将加剧资本市场的泡沫程度。要遏制泡沫发展，就应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甚至提高利率。但这一方面可能戳破新兴经济体和/或发达经济体的资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接打击实体经济，导致经济危机。在不久的将来，又一场危机很可能难以避免。

西方国家发展到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集团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相关政策归根结底要维护他们的利益。华尔街利益就代表美国的利益。

哈贝马斯在《论欧洲宪政》（2011）一书中指出，权力从人民手中滑落，技术官僚早就在筹划一场“悄然的政变”。最近两位美国学者研究了美国在1981-2002年出台的1779项政策，就富人、利益团体、普通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结论是：美国可以被认为已成为一个寡头政治的国家，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小撮富人手里，他们在金融界或军事方面处于高位，在政治上强势，普通民众对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西蒙·约翰逊（2007-2008年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中直斥美国已变成一个“香蕉共和国”，通过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人员流动（“旋转门”）、对高等院校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治捐款的作用。政府中的监管者、立法者以及学者都信奉“有利于华尔街的就是有利于美国的”这个信条，认为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通的资本市场对美国的地位至关重要。

金融资本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加强。美国曾规定向各类竞选人和政党捐款设立上限，以防富人操控选举，但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的限制，2014年4月又取消了个人对竞选活动捐款额的上限。

正是因为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生态，西方各国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减少各项金融管制，危机爆发时动用公共资金救助大型金融机构，甚至在危机中还在给金融高管们发巨额奖金。危机后继续采取有利于金融资本的政策。多德-弗兰克法案[②] 在国会通过之后，在实施中金融资本仍不断进行抵制，甚至鼓动各种力量试图推翻这个法案。

目前的“经济停滞与金融泡沫并存”局面，更使西方国家进退维谷。停滞、危机和动荡可能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

王湘穗*：全球危机将继续深化

对2015年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是，全球危机还将继续深化。

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已进入新阶段

第一，危机在2015年有可能出现第二轮爆发。首先是因为导致2008年全球危机的所有原因都没有解决。金融过度投机愈演愈烈。美国股市继续创新高，金融市场投机风险不断累积。美国J. Lyons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伙人Dana Lyons认为，基于标普100的期权的多空仓比值（OEX）是股市一个重要指标。从未平仓量看，空仓已是多仓的2倍多，这是美股将要显著调整的重要信号。这种情况过去15年只发生了15次，而2014年一年就出现过7次。这至少是一个重要信号。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仍然严重失衡，不到虚拟经济1/10的实体经济要支撑巨大的金融泡沫。泡沫问题不解决，全球危机就还将反复爆发。

其次是皮凯蒂讲到的99比1，即财富分配问题。2014年美国经济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多数被1%的社会精英阶层拿走，据说这个1%中的99%也基本没有份，也就是万分之一的人才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分配，一定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诱发大的危机。目前美国国内政治是被金融资本集团控制，华尔街控制华盛顿，华盛顿控制全世界，国内外政策都要服从于金融资本集团利益。这无法实现对抗危机的社会动员，而且会导致更多的政治上的矛盾。再就是大量失业。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是“没有就业的增长”，因为增长主要来自金融服务业。此外还有移民问题、医疗问题等等。以上这些因素正在叠加、酝酿、发酵。

第二，全球危机正在扩散。各国不再像危机刚爆发时强调合作、协作，而是像1920～30年代那样，以邻为壑。美国已搞了几轮QE，经济形势有好转，结果日本也搞QE，欧元区也搞QE。QE就是用货币霸权转嫁危机，表面符合市场原则，本质上是向外部转嫁危机。不仅仅用金融手段或贸易制裁等手段，还通过制造社会动荡、冲突，制造“溃疡面”等，影响他国的经济“基本面”，比如在乌克兰、中东或中国周边制造热点。最近石油价格暴跌，各种因素夹杂其中，其实是国际金融资本在操纵大宗商品市场，导致价格大幅波动，驱动与控制资本的流动，越来越多地使用超经济手段的玩火，把经济危机引向社会领域，向国际政治领域，向安全领域扩展，这绝非世界之福，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动向。

第三，威胁中国经济的“狼来了”。中国经济情况，从自身的矛盾和外部环境分析，从2014年四季度用电量、能源结构、运输数据看，中国要有防范危机意识，要有全球危机在深化、可能对我们造成严重冲击的准备。首先是精神准备，有了精神准备就不会措手不及，就容易对形势做出正确判断。这时候更要相信摸石头的感觉。实事求是，这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决定政策。我们的改革，包括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等，都应纳入全球大趋势和国家大框架里综合考虑，不然的话进退失据、宽严皆误。

第四，中国只要“守本”加“创新”，形势就乐观。守本就是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要强化实业，抑制投机经济。中央鼓励创新，我们应该把创新理解得宽一点。比如说“一带一路”就是战略的创新，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能够建立25亿人、30亿人的大市场，这需要长期努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2025：变化大于继承的世界》提到，如果中国和上合组织一道完成亚欧大陆的经济安全整合，世界权力中心就会发生转移。

从技术到产业的创新，曹和平讲互联网和电商的结合。技术与产业结合可以产生新的业态。电商在美国的发展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它的配送成本高。马云的创新，在于“互联网+电商+中国国情”。中国除了阿里巴巴的因素，还有大量农村小伙子拿三轮车、电瓶车推出来的城市物流网，这种技术创新和人力成本优势组合起来的新业态才有竞争力，至少是更适合中国。它的成功就是脚踏实地，把互联网与中国实际结合。硅谷的美国人不会有这种产业感觉。

光有技术不行，关键在如何产业化。这就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创新机制、体制。现在我们的科技、产业、投资评估体系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需要。在一些新技术中，有些是取得重大突破的战略高技术，也很难得到支持，产业化的路走得很困难。企业有成果、领导有批示，在机关里公文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落实，这不是个别现象。所以，我们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有很大空间。如果能上下同欲、鼓励支持创新，中国就可能在全球危机中间获得最大的机遇，收获最大的成功。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决定未来的状况。

最后，崔之元提到西方国家的负利率现象，我认为这里确实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皮凯蒂讲资本增殖永远超过劳动增值，而负利率就是对资本增税。这说明资本主义也在试图自救。负利率具有主动改良的意义。只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能接受吗？这说明全球危机发展到了现在，再用常态的方式解释不了。

新思路：在动荡不定的世界中寻求新的发展契机

曹远征：中国的产能是面向全球的产能，由于世界经济的低水平波动将会长期存在，中国产能的过剩将长期持续。除了促进出口的措施外，以全球视野配置中国产能将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选择。立足点是产能的国际合作，这不同于传统的产品出口和对外投资，而是实物资本的输出。需要产业部门、对外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密切合作。应加快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尽快形成以大项目融资为特点的全方位统一安排。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下行，资产价格便宜，应协调各部门加快海外原材料基地的建设。

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已进入新阶段。不仅“离岸市场+清算银行”的模式基本确立，而且人民币已开始进入不少国家的外汇储备。与此同时，为防范新的金融动荡，周边国家建立金融安全网的需求日增，其核心是加快本币化进程。这就构成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契机。可以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以产能合作的大项目融资为龙头，深化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其中，打通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之间的联系十分必要。可将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实验与“一带一路”的建设相结合，既稳妥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又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打好基础。

丁宁宁：中国现在是出口和进口双双负增长下的顺差，在人家量化宽松的情况下保持强势人民币没有道理。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出口，有利于持有的美债保值，也有利于对外投资。

我们的资本账户基本上都开放了，就剩三、四条是控制游资，不用着急开放。目前必须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控。如果想保持相对独立的产业政策、推结构调整，金融就不能完全开放。

国内最大的政策问题是银行机构要先学会做好银行，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管。不要为虚名（为改革而改革）而招实祸。改革开放初期银行是“口袋”，现在变成“当铺”了。欧洲工业化过程中的台账监督这一套，我们的银行还没有学会。只会搞土地、房地产抵押贷款，面多了掺水，水多了加面。不仅贷款如此，理财项目上房地产占压的资金更多。其实2014年央行就开始放松银根了，为什么钱到不了实体经济，主要是被房地产的呆账压死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产业结构就调整不了。现在全世界都几乎是零利率，我们却搞这么高的利息，对内把企业逼得破产，让国际资本来收购、控制我们的产业。在沪港通、深港通、金融自贸区等开放试点中，要对国际上的投机性游资加以限制。

要解开银行和房地产这个死结，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发债来购买地方的不良资产。在落后地区直接购买银行债，同时换官员、换思路；先进地区则应禁止银行和房地产企业勾结、发新贷还旧贷，按破产程序处理房地产呆账，政府低价收购破产房地产商的资产，改造一下就是安居房，没有必要搞重复建设。房地产呆账难以清理的原因是官商勾结。既然开始打击腐败，就应当同时清理房地产呆账。只有解开了这个死结，银行才能恢复贷款活力，钱才能流向实体经济。现在命令大银行对中小企业定向贷款，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美国、欧洲的大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中小企业。应成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由政府背书，然后才能借助大银行的网点，去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曹和平：吸取美国宏观管理的经验教训，结合自己的经验，走出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路子。

第一，立足于已有的发展积累。例如从现有2万个各级各类产业园区中选取数百个有潜力的园区，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切入点，可以优化城镇布局。

第二，金融改革应将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改革置于优先位置。大的商业银行已成体系，整体改革推进不易。而将省会城市以下直至县级的、达到“门槛行”条件的非银机构发展起来，就能充分动员地方多年积累的各类资产性资源，再与银行系金融机构对接，将出现中央和地方两个轮子推动改革的局面。

第三，我国人口13.6亿，城市居住人口已达10亿，而OECD的34国人口总和是9.3亿。而且我国具有与美国相当的工业规模，且实体产业链比美国长，有条件支持自己的产业链金融。我们的经济规模，可以支持以电商技术平台为表，以第三方市场平台为里形成的新型经济模式，推进长链产业、长链市场和长链金融共成长，从而推动国民经济体系的升级转型。这可能是我们为21世纪的增长刻上中国特征的一个现实选择。例如阿里巴巴连接了数百万个商业银行不屑一顾、主管部门不许纳入结算的商铺，其内置结算的效率是主流商业银行无法想象的，其中可能孕育着未来的金融业态。如果允许目前出现的1500家P2P互联网金融中介向产业链金融过渡，那么超越美国就具备了中国的特色基础。

杨凯生：由于我们现在资本项还没有完全开放，外汇还有一定程度的管制，因此美国的QE，欧洲的QE政策，对我们的冲击是可控制的。但全球化的口号喊到今天，完全拒绝资本市场的开放也不现实，只能“说五分，做一分两分”。哪一天适应能力强了，再放一点。但要保留住最后的手段和底线。

有人说中国也有债务危机，这当然需要注意。但和欧美比，中国的债务相对低得多。我们的债务是投入到有形资产，由政府掌握。说中国要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

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

我们和西方的问题不一样，没有必要把我们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现在经济下滑，很多人担心速度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更要注意适度。受欧洲QE的影响，不少人希望实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值得警惕。中央一再说要保持政策的定力，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原因是我们的产业结构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产能过剩问题，如果积累下去，将来会形成我们所特有的负担和矛盾。稳增长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调结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在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时会把调结构摆在突出的位置，一旦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又把它放在后面。当然防止经济增长失速也不可掉以轻心。

结构调整是财政的责任或功能，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政策，很难管到结构，因为货币运动是洼地效应，哪有钱就往哪去。关键是结构调整，财政政策要有担当，结构调整是需要成本的，成本怎么支付？以什么样的渠道来列支？要列支多少，多长时间？比如说河北，如果要下压3000万吨的产能，有多少工厂需要停产、关门或转产？人的问题，资产的损失怎么解决？债务如何处理？财政准备拿多少钱？中央和地方各拿多少？社会公众需要承担多少？银行呆坏账准备核多少？恐怕要逐笔算账。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曹和平，北京大学教授。

*崔之元，清华大学教授。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①] 2001-2006年小泉执政期间，当时央行实行零利率，新发国债不超过30万亿日元，实行财政紧缩政策。5年半中，每年财政支出递减约10%。直到2007年10月，形成日本战后最长的经济负增长期。（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还债负担有所减轻。）30万亿框框在安倍上台之后打破，现在国债规模控制在40万亿。

*牛新春，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何自力，南开大学教授。

*朱安东，清华大学教师。

[②] 美国国会2010年7月通过，旨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核心内容：1、扩大监管机构权力，允许分拆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机构、禁止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市，限制金融高管的薪酬；2、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赋予其超越监管机构的权力；3、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2014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该报记者奔赴东西南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听了近百堂专业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呲”在东北话中是责备、挖苦的意思。编者注）

公开信大致概括出“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存在的三类问题：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对党的创新理论不屑一顾，动辄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归结为理论的失败；第二是缺乏政治认同，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甚至唱反调，把发展中的问题视为政治基因缺陷；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把社会上的顺口溜和网络上的灰色段子当作论据，吓唬学生“社会险恶”，劝导学生“厚黑保身”。公开信呼吁，老师职业高尚，大学课堂庄严和特殊，“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公开信发表之后，引发舆论场强烈反响。一方面，《环球时报》、光明网、新华网等主流新闻网站力挺《辽宁日报》，“自干五”和进步学者、独立网站也纷纷批评公知、反思“呲必中国”，并探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另一方面，公知大V对公开信予以围攻，质疑其暗访的形式，扣之以文革的帽子。

舆情走势分析

自2014年11月14日至11月23日，共有涉及《辽宁日报》公开信的媒体报道477篇，论坛主帖2966则，博客文章1375篇，微博主帖20731条（不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

图1  网络舆情走势图

图2  媒体舆情走势图

由图1和图2可见，自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公开信之后，网络舆情集中爆发，于11月15日达到顶峰，此后稳步回落；媒体舆情则经过几天的酝酿，11月17日达到顶峰，并在19日出现小幅反弹。

11月14、15日，媒体报道以转载《辽宁日报》公开信原文为主，该文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晚，网上出现《新闻学子致辽宁日报编辑部的一封公开信》称，“这篇文章中其实全都是评论性的话语，我没有看到多少真实可靠，提供准确姓名准确来源的采访信息。”一些公知大V也纷纷表态，在微博上围攻《辽宁日报》，引发网友热议。

11月17日，人民网发表《大学老师“讲授中国”既不能夸大成就，也别抹黑现实》，成为此事件中媒体转载次数最多的评论。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李拓认为，大学老师如何给学生讲中国不是个小事。“客观认识当前中国的发展成就和面临的问题是讲授者应该秉持的价值标准。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是信息时代的讲授者和传播者的神圣使命。”

11月19日，媒体舆论场出现一次反弹。这主要是由于千钧客的评论《炮轰<辽宁日报>为哪般？》在这一天得到媒体大量转载。文章指出，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是一些人最拿手的本事；《辽宁日报》正义的呼唤和善意的提醒，在这些人的逻辑变换下变成了“妖魔化中国”。“当我们一些高校教授教学导向的的确确出现了问题，但有媒体能够主动担当、敢于亮剑破题的时候，我们为那些青年学子们感到庆幸，因为我们还有改过的机会。”

关于《辽宁日报》公开信的舆情在20日之后明显减少，但此事引发的关于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舆论议题分析

通过对舆论议题予以梳理和分类（图3），情况如下。

图3  舆论议题分布图

第一类，对《辽宁日报》公开信的原文转载，约占9%。

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的公开信，立即被腾讯、网易、搜狐、新华网、凤凰网、观察者网等多家媒体全文转载。在各类论坛、博客、微博上也均有转载。

第二类，对“呲必中国”现象的批判，约占17%。

11月14日，中国青年网发表《国平：“呲必中国”不能成为课堂必备课》，指出高校课堂上的“呲必中国”现象与“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并不是一回事。“你可以指责一些丑恶现象，但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对国家的信心。你可以批评一些不良风气，但不能从心理上消解对祖国的爱、制造对国家和社会的对抗情绪。你可以谈谈对现实问题的切身感受，但你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15日，新华网发表评论《“呲必中国”的高校老师如何教书育人》。文章称， “令人忧虑的是，面对舆论……的质疑，有人仍不以为然，甚至将其与‘学术自由’和‘发牢骚、讲怪话’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认知误区。”只有摒弃“呲必中国”怪相，以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占领大学课堂，才能不悖“教书育人”的教育宗旨。

龙敏飞16日在光明网发表署名评论《别让“呲必中国”成为下意识的习惯》，探讨了批判的“度”的问题。他指出，批判“从来都不应成为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更不应是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抹黑’。如果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动辄就是情绪化的批判社会与国家，必然会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带来误导”。

长江时评《高校教师何以“呲必中国”？》则进一步提出，“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把西方说得毫无瑕疵，这已经不是理性和学术讨论研究的范畴，这是蛊惑舆论，煽动不满情绪，已经游离在犯罪的边缘。”学校作为管理方，必须要承担起相关责任，对此类言行坚决予以披露和制止。

第三类，探讨高校老师应该如何讲中国的文章，约占总量的14%。

16日，光明网发表滕朝阳的评论《高校讲坛不是教师的私人领域》。作者指出，“国家花钱办高校，家长花钱送子女到大学深造，学校为教师提供讲坛，是希望教师们为莘莘学子传道授业解惑，小而言之是使之能安身立命，大而言之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进步造就有用人才。因此，高校是充分意义上的公共场合，讲坛绝不是教师的私人领域。”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课和行为应该有基本的底线和规范，绝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1月17日，军粉团在新浪博客上发表《高校老师的样子——兼评<辽宁日报致高校教师的信：请不要这样说中国>》，指出“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高校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子？至少，“他不应该是被洗脑的独立思考者；不应该是被腐蚀的人格残缺者；不应该是忘了本的追名逐利者；不应该是被风干的行尸走肉者。”

人民网19日发表《如何“讲中国”非小事 价值塑造是大学教师首要责任》，“广大教师作为办好中国特色教育的主体，要对自身所处的中国特色教育体系有明确认同，对自身承担的价值塑造的责任有着自觉的追求。每一位教师都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做良好社会风尚的积极推动者。”

此外，党建网微平台发表了《苏长和：大学教师当用中国概念来解答问题》。指出网上针对《辽宁日报》的一些批评意见太极端，有的甚至充满着话语暴力，“我认为这种批评方式盛行只会助长社会的乖戾之气和对立情绪，违背了我们倡导的协商民主价值观。因此，有必要学会如何将这种情绪性意见引导到建设性轨道上来。”作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作者认为授课必须注意知识的平衡、鉴别和转化。“窃以为，我们学者面临着在中外交流互鉴中构建自己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历史性机遇。与其在‘西化’中打转，不如肩负起‘化西’的责任来。”

第四类，支持《辽宁日报》，反对网络大V围攻，此类议题以媒体评论为主，兼有“自干五”网民发言呼应，占总量近28%。

《环球时报》社评《评辽报批“呲必中国”引激烈争论》认为，“辽报触发这个问题，……遭到不少反对声，反映了舆论场在这方面的高度在意和敏感。自由派主张不对批评中国做任何限制就是言论自由的底线，这……与中国现实的国家政治路线和高校治理原则都严重矛盾。官方媒体如何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以及如何得到高校大多数教师的理解值得商榷，但把它指出来却很必要，而且解决这个问题，早晚都将是高校治理的一项绕不开的工作。”

求是理论网18日刊发千钧客的评论《炮轰<辽宁日报>为哪般？》。文章中提出疑问，“但凡上过大学的人都清楚，一些高校教师在讲台上口无遮拦、恶意抹黑中国的现象实不少见，《辽宁日报》不过是以官媒身份直视并揭开了一角。”“在一些高校讲台出现问题的时候，媒体监督高校何错之有？贺、郭们极力阻击媒体舆论监督和善意提醒，就如‘劝解’一位病人，你所得的病是神圣的，不要去医治。”

红歌会网也发表《为<辽宁日报>鼓与呼》、《李旭之：接力声援<辽宁日报>》等文章，对公开信表示支持与赞成。

网络上支持的声音也很广泛。如@梅枚称：“高校本是教师分享自己研究成果的地方，现在却成了某些教师倾吐垃圾的地方。作为一名教师，把自己对社会的不满让不经世事的学生去承担，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戴旭网络义勇军叁师认为，“辽宁日报做到了认真调查，我想辽宁日报发现的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是的确需要严肃面对的。高校的政治老师要有更高更好的讲课能力，要能够深入浅出地阐述政治问题！化枯燥为生动形象通俗易懂！”

@太阳花评论：#为敢于亮剑的媒体点赞#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都是客观存在并激烈进行着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容含糊其辞，不可迁就妥协，不能后退半步，必须敢于亮剑！

第五类，自由派大V对《辽宁日报》的抨击，此类议题以网络讨论为主，约占总量的22%。

《辽宁日报》的公开信受到了一些“公知大V”的口诛笔伐。他们用混淆概念、扣帽子、搞双重标准、恶言咒骂、把矛盾扩大化等方式，对辽宁日报进行攻击：一是质疑《辽宁日报》的暗访形式，将公开信与文革挂钩。二是批评《辽宁日报》没有资格对高校教师“发号施令”。三是认为《辽宁日报》的调查方法不够科学，言之无物，得出的结论无法成立。

如中国人民大学某教师微博称，“辽宁日报派出记者暗访，整黑材料。这不是正常的采访报道，而是文化特务和间谍之行。”“是在收集罪证、最终治这些教师的罪。”

清华大学某教授评论，“辽宁日报……以罕有的本报编辑部名义发出的东西，可以理解为辽宁省委对全国高校教师的要求。一个地方党委对全国高校教师发号司令，不觉得奇怪吗?”

某记者在门户网站发表评论《大学老师讲课不需要谁居高临下教》，称 “媒体这封来信，初衷可能是善意的提醒，但客观上却放大和渲染了这种问题，让舆论和高校教师产生抵触。”“评论很容易让人产生‘立场先行’的反感。空洞抽象地提向‘高校教师’这个符号，只会让所有教师跟着被污名化。”

某学院副教授19日在中国网发表的评论《教师与媒体都应有大局意识》，认为“公开信在不科学不严谨的调查之上，得出的有关于‘相当数量的社科类高校教师缺乏对国家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的结论’是不恰当的。”“此篇报道一出，很容易给人以‘运动’的信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和谐。”

第六类，针对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约占10%。

《东方日报》发表《中国意识形态之争激化 高校成主战场》称，“中共意识形态目前遭受巨大挑战，网络、媒体和大学讲堂基本上自由派一统天下，很多高校老师在课堂上公开反体制，讽刺执政当局，……不仅赢得一片掌声，更在舆论上迅速走红，成为青年学生的思想启蒙领路人。”充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并预言，“利益多元化以及思想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当局光靠整肃虽能收一时之效，却无法实现长治久安。”

多维新闻的《意识形态全面开战 着急又紧张的中共》则认为，“中共所感受到的危机首先是来自社会意识形态舆论风向的剧变，正统意识形态正在被‘抽空’。”更指出，“中共高层不得不审视当下高校意识形态的乱局……在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论战中，丧失学生便等于丧失未来。个中局势之紧张的确可以用时不我待、刻不容缓以蔽之。”

而乌有之乡召开的座谈会上，则将《辽宁日报》比喻成勇撞“冰山”的辽宁冲锋号。虽然这篇文章仅揭露了一少部分问题，分量还不够大、力度还不够猛，文风还不够尖锐，但已经是多年来所未有过的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了。

舆论阵营分析

反驳公知和大V的观点

主要观点：公知和大V对《辽宁日报》一文的集体围攻，本质是围攻习近平领导下的党中央，利用教育系统围攻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隋锡君称，所谓的“新闻系学生”给《辽宁日报》的指责是部分人有意的操纵：大学是专门的育人的宣传部门。而且是长期和正规的向学生宣传思想的部门。大学生是国家的人才储备，培养什么样的思想价值观和思想方法的学生，是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大学讲台不容亵渎和颠覆。”在他看来，公知和大V在过程中为了混淆视听而不惜将大学生作为攻击的工具使用。

@司马南针锋相对地指出：“贺某某骂《辽宁日报》与求是网是‘一群毛贼’，……文章并无一处提到贺，但他却如芒在背，以至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毛贼’以泄私愤。我在欣赏贺教授醉拳般失态表演。”

@眉中王指出，“曹某前次抹黑林治波，今次又炮轰辽宁日报，让大家清楚的看到他反对的是林的爱国情怀，拥抱的是大学的思想混乱，对他而言这很正常。但我不认为这仅是曹个人的言论，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中国青年报 的观点吗？”

@倾听指尖认为大V对该文章的批判，对于社会发展和解决问题没有建设性：“什么是批判精神？绝不是张口就喷，绝不是玩命的鸡蛋里挑骨头，批判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所以，那种以上帝的姿态张牙舞爪的所谓高人，那些以为他是真理、不允许他人批评的所谓知识人，绝对没有批判精神，说他们抹黑是客气的，其实他们就是一帮做婊子立牌坊的贱客。”

@龙行泰州认为秉持批判思维不意味着没有言论的边界：“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也，大学课程不是传销，大学老师也要有师德，教师应该对于自己的言论负责，应该遵守《教师法》。不要把批判精神，当作评判社会的标杆，逢中必反，逢美必夸。”

力挺《辽宁日报》的评论文章

主要观点：肯定《辽宁日报》文章的正面价值，认为他们能够在混乱的舆论场引来一股清风。

@思想火炬借朱继东所做的两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座为切入点，提出希望大学能够有更多的老师把传授有价值、有能量的内容放在教书育人的首要位置：“要真正纠偏，就必须有更多朱老师这样的优秀学者走进高校多讲座，用正能量拨乱反正，使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成为更多师生的共识！很精彩的两场讲座！”

@司马平邦肯定了《辽宁日报》文章符合新闻原则：“辽报关于中国大量高校教师在课堂上‘黑中国’的报道是符合新闻原则的，有理有据，真实可靠，但在技术层面上它也有两个失误，一个是打击了一片……，另一个是对那些真正‘黑中国’的大学老师没有具名，如果具名报道，大家都会哑口无言。”他进一步提出，需要在党内端正意识形态的工作，将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锅的个人清除出去。

英国伦敦前经济政策署署长@JohnRoss431支持《辽宁日报》关于教育者要有爱国心的观点，“我看到大家都在热议《辽宁日报》致高校教师公开信……我完全同意《辽宁日报》的看法[good]。美国的大学和中小学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当然，中国的大学教师也有许多爱国者。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常被中国少数高校教师的‘呲必中国’现象所震惊。”

在网民@枫林仙看来，任由老师向学生灌输有关国家的负面信息，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实话说，中国的大学生不了解这个国家的现代历史和现状，而且许多学生都毫无兴趣，且对此浑然不知。这时候，一个高校教师在讲台上向他们灌输说，这个国家一无是处，会有什么效果？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来？这么干的教师自己也恰恰是不了解这个国家。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

对《辽宁日报》文章的围攻与批判

主要观点：回避《辽宁日报》所提出的问题，就该评论文章的素材搜集方式大做文章，夸大和曲解文章观点。

有评论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辽宁日报发表文章的动机，试图通过降低该报道的公信力来减弱报道的影响范围：“辽宁日报说的抹黑祖国，也不真正指的祖国。它说的实际是抹黑政府。之所以把祖国搬出来，是为了说得大义凛然，方便动员爱国情绪。祖国这时可能一脸茫然，扯我干什么。”

有评论将矛头直指大学制度：“微博上骂我在课堂上放毒的人，没有一个听过我的课的，连一句我怎么放的毒都说不出来。同样，大学对教师给予停课处理，也没有拿出像样的理由的，没有程序，没有公开的辩论，甚至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反倒是那些上课不认真，又没有水平，上课胡扯的人，不会受到任何处分。大学，只在意政治正确！”同时，他还指责辽宁日报的证据搜集手段低劣。

@富敏荣律师表示“《辽宁日报》不能代表中国媒体，……因为在资料获取的方法方面有明显的缺陷，从而导致漏洞百出，令人啼笑皆非，完全谈不上专业水准。千万不要把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的那一套再搬出来！”

西南大学一名教授在微博上撰文，批评《辽宁日报》将讲述国家阴暗面和不爱国等同起来不符合事实逻辑：“中国怎么能被抹黑呢？国家具体是由什么组成的？当然是土地和人民。土地和人民能抹黑吗？所谓‘抹黑中国’不过是无稽之谈的伪问题！”

人民大学某教授对求是网对个别高校老师点名批评进行攻击，称：“它真的毒化和恶化了在社会公共讨论领域的空气。让人有今夕不知何夕之感。……把对老师的那点尊重也完全放弃了。在一定程度上‘坐实’了人们对《辽报》公开信的警惕和不寒而栗之感。”

《大博弈》、《反思中国》作者克里斯托夫·金试图用西方踊跃的课堂氛围批评《辽宁日报》所倡导的课堂“只许赞美”，通过偷换概念来实现反击的目的：“课堂里本就不该出现赞美，……你是一个求知奋进者，就绝不会抱怨老师深刻剖析和批判权力的不公和社会的堕落，希望《辽宁日报》明白这个基本道理。”

@五岳散人认为，不是老师讲得不好，而是政府做得不好：“辽宁日报那个公开信说‘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其实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讲中国，不是老师该反思的问题，而是执政者该反思的的问题。”

某人评论【“辽报”诸公真可笑！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刻度？居然把知识人应有的批判精神说成是抹黑中国，实在太抹黑中国媒体！】中提到：“中国的路，肯定不会笔直，但用西方的刻度来丈量，是行不通的。大学老师，当然懂得这道理，应把这道理传授给学生。”

对事件没有发表明确态度的观望立场

主要观点：辽宁日报所提出的话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

@学者刘宏从该事件讨论网络社会改变了媒体的影响格局：其实，怎么看辽宁日报事件？用历史的想象来看，至少人民日报没有全文转载，这和30多年前的情况不同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网络并不产生元影响。但是，今天所有的影响基本上都要通过网络这个管道。可以说网络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影响格局，也给中国的政治生态平添了某些不确定性。

作家@何三畏希望引起进一步讨论：辽宁日报作为一个省级党报，派记者“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异地监督，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形成13万字“暗访笔记”，将在报上连续报道，向高校教师发出强烈的政治指控。

@地瓜熊老六称，希望辽宁日报能够进一步公开相应的资料，在以正视听的同时，为广大网友的讨论提供依据，让公知无话可说：“既然辽宁日报整理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那么能不能公开一部分，让广大网友欣赏一下，高校老师在课堂上的风采…”

总结与分析

《辽宁日报》的这篇公开信，用实证的研究和深情的笔触，提出了高校圈“呲必中国”的现象，指出“大学课堂上的中国”缺乏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与党中央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背道而驰，对正在形成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的高校学生毒害之至。

作为党的报刊，《辽宁日报》鲜明提出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严重问题，因而遭致披着学术外衣的公知大V的抨击和嘲讽。网上部分群众指出，多年来，他们以高校为据点，饭碗越端食越多，却一直在做着喊着“砸共产党的锅”，公开信的号角令之胆颤，高校意识形态肃清将势如破竹。

值得一提的是，从林志波、王光伟，到周小平，再到此次公开信遭受的公知大V发动的围剿和引发的争议，数据分析表明，今年以来舆论场中“自干五”的队伍愈发壮大，力挺党中央的正能量声音不断汇集，曾经一些摇摆不定、暧昧不清的媒体，在本次事件中，也坚定地发出观点鲜明的声音。恰如人民论坛网的年终盘点所言，“2014年，思想舆情主流继续呈现出稳定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中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凸显，争论有所升级，引发一些新的困惑和迷茫。为此，应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妥善处理思想理论领域存在的问题，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让人民群众成为中国梦的参与者、实现者。”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

在参会的72位代表中，受邀参加的周小平、花千芳两位草根网络作家，备受舆论关注，并受到一群自由派和南方报系公知大V的集中批评，表面上是质疑其网络作家身份，对他此前博客文章中呈现的事实和观点进行抨击，其实际指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尖锐的分歧和对立。

舆情走势分析

自10月13日至10月27日，涉及周小平的媒体报道共有1830篇，论坛主帖3122则，博客文章2001篇，微博主帖28504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另有大量网贴已被删除或屏蔽，无法查询）。详见网络舆情走势（图1）和媒体舆情走势变化（图2）。

图1  网络舆情走势图

图2   媒体舆情走势图

整个舆情经过分为：平静期（10月15日以前），爆发期（10月16日-10月20日），反复期（10月21日至今日）三个阶段。综合网络和媒体舆情走势可以发现，网络舆论场关注度的最高峰出现在10月17日，即第二阶段爆发期，媒体舆论场的最高峰较晚出现，在10月23日，即第三阶段反复期。

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主要通过博客和微博在互联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从2005年开始，其注册的新浪博客账号“周小平同志”共发表135篇博文，2013年6月发表博文《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阅读量超过70万，成为其博文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此后，周小平的观点被更多人所熟知。同名微博账号有52万粉丝，共发表156条微博。

10月15日以前，涉及周小平的公开媒体报道并不多。但在网络场域，周小平作为“自干五”的代表一直在聚拢年轻网民的心。10月13日，《环球时报》发表北大教授张颐武的评论文章《周小平的意义》，作者说，周小平的文章最重要的特点是他对中国的认同，这也是引起诸多年轻人共鸣的最关键原因。他其实是找到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共同情感和选择。该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舆论关注。

10月16日-10月20日期间，周小平因受邀参加15日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座谈会并被“点名”鼓励而爆红，文艺座谈会相关情况的报道及对其意义的解读成为舆情第二阶段的主基调。例如《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寄语周小平花千芳:望创作更多正能量作品》，《新闻晨报》特稿《周小平其人:主张弘扬正能量 年少时曾愤世嫉俗》，《环球时报》评论《围攻周小平不是网络大V的光荣》等等。“周小平是谁？”、“为什么会被如此高规格的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草根作家也能上大台面？”等话题引发舆论热议。

10月21日起，网络舆论场和媒体舆论场均有一定程度的反弹。该舆情阶段由于公知大V对周小平的各种围攻与抹黑，如方舟子打假、李银河点评、杨恒均反驳等典型，评论观点出现激辩。例如《国际在线》的文章《正能量就是最大的“底气”》，“无论什么人，什么地位，只要他站在国家的立场，为党和政府发出正义之言，自然会得到政府和多数民众的支持。”再如《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为何有人将周小平视为眼中钉》，作者指出，“舆论场上却出现了对两位青年找茬攻击、谩骂诋毁的另一种声音。这些声音没有建设性，甚至缺乏起码的善意。当然，自发地站出来支持两位青年的网友也不在少数，从而形成了激烈的交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尖锐的分歧和对立。”

舆论议题分析

本组利用舆情软件对抓取到数据的舆论议题予以梳理和分类，如图3所示。

图3   舆论议题分布图

第一类，关注周小平、花千芳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此类议题集中在舆情初期，以客观报道和转载座谈会发生事实为主，占总量的21%。

《人民日报》16日刊文《习近平寄语周小平花千芳:望创作更多正能量作品》，提到在座谈会上，总书记在讲到互联网文学时，停下来问：“听说今天来了两位网络作家，是哪两位啊？”并在座谈会结束后，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新华网文章《媒体披露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网络作家身份》、《成都日报》文章《四川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等也对周小平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进行了关注。

第二类，媒体对周小平的专访报道，此类议题主要出现在舆情反复期，占报道总量的11%。

10月24日，《人民日报》记者在对周小平进行专访后，刊发报道《必须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周小平表示，“我强烈认识到只有回归中国文明的自信，我们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网民心里保存有对国家的热爱，而且对互联网灰暗的情绪是天然抵触的。这个时候像我们这样一些人用我们的方式告诉他们，你的国家有光明的一面，我们把光明点出来的时候，就会赢得很多人的认同。他未必认可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数据，但他认同的是我对家国的情怀和对光明的认同和追求，这是没有人能驳倒的。”

此外，海外网还邀请周小平在演播室进行访谈，并编发报道《周小平:年轻时写过很蠢文章推崇美日批评政府》，分享他对文化价值观的认知和感受，回顾了其成长的心路历程。

第三类，转载周小平此前的博客文章，此类议题占报道总量的9%。

如10月16日，《参考消息》在第10版参考论坛对周小平的3篇博客文章进行了刊载，分别为《梦碎美利坚》、《飞吧，中国梦》和《他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旗帜》。

第四类，支持周小平，反对网络大V围攻，此类议题以媒体评论为主，兼有网民发言呼应，此类议题占总量的近36%。

10月17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围攻周小平不是网络大V的光荣》指出，周小平如此突出的原因，在于像他这样愿意公开站出来传播正能量的人太少，一直被自由派大V们看成“自干五”的代表，而这次网络大V围攻周小平的原因大概是妒忌和不服气。文章称，这几年像周小平这样的人出来一个被“修理”一个，很多人被吓住了。原本就有名望的人往往与互联网躲得远远的，主流社会站到网上并坚守自己影响力的人寥若晨星。文章认为，当周小平这样的声音多起来时，互联网的多彩才会合成健康的多元。

10月2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论“周小平思维范式”价值所在》称，周小平……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思维范式”，而质疑周小平的人则是最自卑的，是对历史的无知，对西方现代化的盲目崇拜。评论指出，中国在百年历史进程的探索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但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没有从历史的局限思维中走出来，依然难以摆脱“文化自卑”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在这个时候我们恰恰最需要的就是“周小平思维范式”，也就是“新轴心时代的文明自信”。

10月23日，法制网发表网评《周小平惹着谁了》指出，一些人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攻击周小平，如果不是简单的“羡慕嫉妒恨”，更复杂的原因是他们对国家网络治理的不满意，对国家所倡导的网络正能量的不高兴，周小平作品中明确的对中国的信心，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了。文章认为，周小平参会，代表的是网络正面的、积极的力量，爱国、理性、独立的思考。我们挺周小平，是因为他不跟风，不受骗，不怕围攻，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

针对部分网络大V攻击周小平的言论，吕永岩在乌有之乡发表《评公知对习近平文艺座谈会的反击》指出，普世公知恶咬两位网络草根作家的原因在于，他们撕开了美国被转基因普世公知精心装扮的含情脉脉面纱，露出了美国赤裸裸强奸世界的真实面目。对此，网民@吴法天发表微博认为，“自干五的阵营坚持正能量，应理直气壮继续传播”。

10月24日，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在《环球时报》撰文《为何有人将周小平视为眼中钉》指出，舆论场上出现了对周、花二人的找茬、诋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意识形态尖锐的分歧和对立。一些人对他们进行攻击，主要是借此宣泄对高层、对体制的不满。希望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能够在循循善诱和严格管理中不断改善，经过扶正祛邪、激浊扬清，最终形成一个健康向上的主流价值观，让爱国者饱受攻击的现象彻底成为历史。

对于网络大V的攻击， 10月19日周小平在新浪博客发表文章《我待祖国如暖男——真相不会向无知妥协，文明不能向失明低头 我的中国情怀》进行回应。文章称，“我周小平的一些文章观点无非是说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尊重自己的民族英雄，要心怀希望，努力去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所谓的反驳者并非真心的来批评你，或善意的指出你的错误，而是恶意地希望通过鸡蛋里挑骨头，顾左右而言它，以混淆视听的方式来试图达到用无知去掩盖真相，用失明去回避光明的目的。”

第五类，自由派大V对周小平的的抨击，此类议题以网络讨论为主，约占总量的23%。

新浪微博认证为“南方都市报副刊自身编辑的侯虹斌”的网民发微博质疑称：“连百度都查不到像样的资料，还能越过无数网络大神们成为代表？”

此外，另有网民扒出多年前的网页，称“2009年分贝网因涉及色情运营，包括周平在内的多名高管被公安机关调查”，网络大V称此周平系周小平，并对之围攻。如媒体分析师@假行僧老巩发微博称，“开黄色网站的谣棍周带鱼@周小平同志已经给扒得差不多赤条条。接见这样的他们，是不是有点降低了档次。”

 

舆论阵营分析

围绕文艺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周小平等人，网络舆论场形成了观点鲜明分化的两大阵营。

支持周小平阵营

第一类代表人物：陆弃、登峰俯白云、老辣陈香、王德华、余亮。

主要观点：公知和大V对周小平的集体围攻，其本质是围攻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抵制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只会搞乱舆论秩序。

青年学者@陆弃认为：“抹黑周小平是有组织的活动，先是众多段子手、营销号发声，大量类似微博出现在网上。接着大量大V进行转播，评论中夹杂着粗俗、下流的语言。周小平不过是一个用文章作武器的爱国者，他唤醒了一部分青年人的觉醒。有些人这样就害怕了吗？是怕房奴起来造反，还是怕学生让某些教授没饭吃呢？”

@登峰俯白云评论说：“……他们害怕的不仅仅是他们两人，而是从这个座谈会体现出的对文艺界的趋势，这个趋势令他们感到恐惧，这正说明现实文艺界和网络急需进行整顿的必要性。”

@老辣陈香发表微博称：“文艺座谈会后，网络舆论场把热点都投到小平老花上去了，导致座谈会主要精神传播被冲散，导致两位蓬勃青年被各种烙烤。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评论，窃以为这才是言归正传。请网友们回归关注座谈会主旨，加深认识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历史使命和价值取向。”评论指责网络推手们试图转移话题，干扰视听。

中国文明网发表《周小平的标本价值是言论自由》指出：“网络上，对于周小平的观念持否定态度的人很多，你可以不同意周小平的观点，但是不能不让周小平说话。如果超越言论自由限制人家说话的权利，那就是一种强权和暴力了。……整个网络表达方式中，周小平都表达着自己对于中国发展的认可，以及中国道路的肯定。这样的一种正能量的文字，其实也正是中国现在所稀缺的吧！”

评论员王德华在环球网上发表文章《有人一谈周小平，就散发出浓浓的酸菜味》指出：“那些谩骂祖国的人,建议好好读一下《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周小平用生动的例子和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国家强则个人兴。我们的社会处在发展的阶段，价值多元，社会矛盾加剧，很多我们相信的‘真相’其实不是真理，而是一种谣言。这种谣言从内部分化了我们，让国家的发展没有形成统一的向心力，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这种伤害是无形且深远的，我们应提高警惕。”他进一步指出了那些一味指责周小平的人，只专注于“起底”和“添黑”，却不能为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提供正面的支持力量。

媒体人余亮发表文章《周小平花千芳与这个时代知识人的纠结》，他认为网络大V对于周小平事件反应过度，片面指责周小平其实是忽视自身责任的表现， “周小平、花千芳的作品确实话语朴素甚至粗糙。他们和公知搏斗毫不留情，对有些社会问题乃至自由主义的东西也缺乏深入理解。但是自诩比他们聪明深刻的知识分子就别老责怪人家了，你们的责任更大。胡闹在先的就更不要委屈，总要有点自我批评的精神。”

第二类代表人物：陈里、袁小靓、干越白丁、正气昂扬。

主要观点：肯定周小平的观点的正面价值，强调社会讨论需要珍惜周小平这样的观点和声音。

三农学者@陈里赞扬了网民能够分辨真相，追求理性和事实的精神，“写给小平的话:国家和子民犹如母与子。爱，一定是深埋心底。儿不嫌娘丑，民不嫌国贫，反之亦然。……大多数评论都是理性而公允的，因为大家的情感都是一致的。向前走，别回头，小树要长高，枝枝杈杈要砍掉，大路通天走，坑坑洼洼要填平。感谢网友，为你祝福。”

自由撰稿人@袁小靓肯定了周小平的勇气和执着精神：“和小平说近日饱受围攻，此文写到凌晨四点，爱国热血，填塞胸臆，沛莫能御。靓姨以为，不信者恒不信，因谣言不会止于笨蛋。”

@干越白丁发表文章《像周小平那样“一网情深”爱祖国》，谈到“作为一个80后的网络写手，没有太多的华丽文章，也没有太多的高深之作，却以一个普通网民的身份，从不同的视角，理性地看待目前中国的发展现状，为广大网友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进步的中国，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

@正气昂扬发表《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周小平”们》：“我们的时代需要真正坦诚正义的批驳者，更需要坦荡正气的弘扬正能量者。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建设法治中国，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正能量吗？”

北大教授张颐武发表《周小平的意义》，呼吁为周小平提供更多的空间：“周小平的文章，当然还有诸多缺点和问题，带着年轻人的不成熟，但这些文章给我们的是中国年轻人的志气和梦想。这种志气没有被舒适的生活消磨，没有被虚幻的忽悠所沉迷;这种梦想没有被生活的浮躁所摧毁，也没有被物欲所困顿。而是努力认清自己的命运，承担自己的责任。”

围攻周小平阵营

代表人物：方舟子、西门不暗、中青报曹林、詹涓。

主要观点：以周小平年轻资历浅的特点，集中批判周小平文中某些与事实不符之处而质疑其“谬误”。

在此次事件中，虽然公知掌握着舆论的主要资源，但是网民对于周小平的正面评价和肯定声音占据了上风，认为对于年轻的网络作家的观点应该保护，而非利用他缺乏经验为理由进行扼杀。公知和境外媒体的微博账号发现无法在观点上取胜，便将舆论注意力转向方舟子被封号，试图左右视听，搅乱舆论场。

@方舟子批评周小平的观点缺乏事实基础：“周小平只是在梦里游了趟美国，然后就开始信口开河控诉起美国的罪恶。他的这些胡言乱语，……有的……只要上网一查就知真假。”方舟子对于周小平《梦碎美利坚》一文中的种种描述逐一进行反驳，例如针对周小平所说“美国很多城市的服务业工作者薪资在3到5美元之间”，方舟子表示，自2009年7月以来，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是每小时7.25元，只有两个州最低工资比这个低，是每小时5.15美元。“周小平在梦里发现了美国哪所城市的服务业工作者薪资在3到5美元之间？”

对于方舟子和周小平的争论，《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西门不暗说：“作为方舟子一生的敌人（方舟子说的），在评价周小平的文章上，我支持方的做法，对于他被封号，更感不解，真理越辩越明，封杀是什么理由？”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詹涓june 说：“一个人在网络上的所有痕迹就这么完全抹去了，如果再发声，寻衅滋事这么一个现成的罪名恐怕也会扣下来。什么是恐怖，这就是恐怖。我不是方粉，但鄙视所有对方舟子落井下石的人。”美国媒体也试图借助方舟子被禁言事件，转移关键话题，试图将公众关注点从方舟子和周小平的争论，统一转向中国网络监管、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等问题。

@中青报曹林对此评论道：“一向争得喋喋不休的网友在这个问题上竟然表现出了惊人的团结一致，左中右群殴，挺有意思。劳资啥时没爱过国呢？只不过没像一些投机犯把爱国挂嘴上表演，拿爱国当生意做。”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

    1942年5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做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毛泽东系统地回答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促发文艺工作者自觉服从革命事业需要，起到团结人心、鼓舞人心、同仇敌忾的作用。

    72年后，习近平同志召开的此次文艺座谈会所针对的问题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舆论形势之下，文艺工作能否依然坚持“为人民群众”的基本方针，这是关乎意识形态工作大局乃至执政根基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应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语重心长，用意深远。

然而，关于周小平的围攻、质疑、激辩遮挡了文艺座谈会的核心信息。公知大V和部分媒体通过制造热闹的话题，转移舆论视线、混淆舆论视听。一方面，利用某些人的嫉妒心态，突出周、花“网络作家”的身份，制造“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的争议；另一方面，放大、抨击、嘲讽周的文章，上演被封号禁言删帖的戏码，似乎发表爱国言论就是无耻、批判美国就是偏激，借题发挥，攻击党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路和网络治理的方式。

文艺座谈会引发的争议凸显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公开和激烈。要警惕公知大V及利益集团支持的媒体通过制造热闹的话题，在中央和群众中间设置沟通障碍，上令无法下达，真情无法传递，让群众只看到喧嚣的碎片，而看不到真实的全景；中央主流媒体切忌掉入议题陷阱，应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扩大主流声音，弘扬社会正气。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共同应对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将引发消费能力下降，储蓄率下降，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然而，人口老龄化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涉及人口与人口政策，涉及社会、经济、金融、保险、财政等问题。因此，人口老龄化加速对于面对老龄化问题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全球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若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未来社会的发展将陷入一个不可知的状态。

跨学科国际研讨

专家建议，通过改革和科技革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积累长期可持续的人力资本。

在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中心日前联合举办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和政策应对国际研讨会”上，来自30多个国家80多位海外学者，100多名国内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媒体共同为应对这一难题进行研讨。

 

潜在增长率正在下滑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人口学家蔡昉提出中国面对的老龄化难题，他说：“目前，中国遭遇了‘未老先富’的难题。”蔡昉认为：“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得益于我们有较充裕的劳动力，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而且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走向世界，出口保持了高增长。”这也是“中国奇迹”形成的原因之一。

蔡昉介绍，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估算在1.4左右，与公认的低生育率国家日本相当，即使现在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也不见得能够逆转生育率偏低的大趋势。他分析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在2010年左右消失，结果就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根本性转变，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发生，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普通劳动者报酬快速上涨。中国从2010年到现在，平均潜在增长率降低到7.6%，到2020年间，潜在增长率会进一步下降到6.2%。”他认为“从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来看更像1990年前后的日本。”

虽然调查数据已经显示，中国未来五年的潜在增长率下滑了1.4%，但蔡昉同时也提出，中国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改革来提振经济增长速度，寻求不同的刺激办法。他说：“中国经济放缓并非外部需求放缓，而是显性的比较优势指数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缺乏竞争优势，只能从供给方的角度来争取提高未来潜在增长率，而办法就是改革。”

提升潜在增长率的具体办法是什么？蔡昉提出四项措施：第一，中国还有潜力具体提高劳动力供给；第二，提升教育水平；第三，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包括提高生育率水平；第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改变劳动力供给不稳定的局面。蔡昉建议，未来要通过改革和科技革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积累长期可持续的人力资本。

 

推迟退休、提高生育率应对老龄化

一些国外专家学者建议中国可以采用延迟退休与提高生育率并重的方式来保持其经济增长动力。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何安瑞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问题，需要政府施以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要有长期的投入措施。他强调，人们的思维定式认为，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低，又是不愿消费的群体，由此，老年产业的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却表明，中国老年产业的供给率仅为10%，大量老年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可见，人口老龄化不仅是挑战，也存在大量的机遇，关键是要打破定式思维，抓住机遇。另外，他建议，中国可以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退休制度。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整体生育率低于2或者出现负数，都会令财富积累和GDP增长受到影响，生育率对于中国非常重要，对于未来可能会更加重要。

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梅森通过研究发现，与其他一些国家老年人的差异在与，中国的老年人难以聚集更多的财富来支持他们的孩子。中国人的退休年龄相对太早了，他们本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梅森表示，在美国，老人们的工作年限由他们自己决定，如果他们决定延迟退休，那么他们退休后每年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养老金，大约每年增加8%。

2013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2亿，占到总人口数量的近15%。而中国现在仍在执行20世纪50年代初的《劳动保险条例》和有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政策的规定，现行职工退休年龄为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梅森认为，中国还可以进一步放开对退休年龄的限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罗纳德·李认为，中国的老年人现在都很健康，生活条件、营养都改善很多，完全可以工作到65岁甚至70岁，他们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工作多久。

针对提高生育率，蔡昉指出，尽管全国各地陆续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已近一年，很多年轻夫妇还是选择只生一个孩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久前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7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妻提出“单独两孩”申请，与此前官方提出的预期差距较大。他认为，推迟退休和提高生育率从长远看都是发展方向，但是就目前来讲，这样做还有困难。

罗纳德·李教授认为，或许中国可以考虑降低人们抚养孩子的成本。“中国已经在教育和医疗上增加了很多投入，但是在家庭支出中，花在孩子教育上的钱仍然很多。”他说。

与会学者围绕老龄化应对问题展开了高层次、高水平的沟通。他们对中国近些年来正在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加快构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从今年开始，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础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包括农民工，给予充分肯定。

（编辑季节）

中国的市场化实践是要将私有化控制在一场可以规制的范围内。完全的市场资本主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21世纪资本论》，一书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称赞为“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 。其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也因其书在世界上声名鹊起。皮凯蒂受本刊邀请，带其新书参加了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等于11月14日联合举办的“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进行了学术演讲，并接受了本刊组织的与部分学者和媒体的专访，给中国学界一个近距离了解其学术思想及其著作内容的机会。

中国学者和部分媒体主要围绕皮凯蒂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进行了提问，虽然在此书中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数据和结论大多是围绕发达国家的，但是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同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发展中国模式很重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李玲教授针对皮凯蒂在书中所讲述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段时间，欧洲地区的资本因战争的破坏，因而劳动收入和资本回报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提出了她的见解，她认为这也有社会主义的推动因素在内。

皮凯蒂认为，李玲教授所指的来自前苏联等社会主义体系的竞争促使西方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他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认识到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存在威胁到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一点很重要。西方国家政府之所以建立福利制度、累进制税收系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1914年之前，法国政府并不想采取累进制税收政策，俄国革命之后，来自外部政治制度的威胁取代了法国的国内矛盾，采取累进制的税收政策可能会更好地应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

皮凯蒂表示，现在已经不存在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是还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件好事。中国将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有益的补充。他认为中国模式很有意思，比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功。有时候西方人士会质疑，中国现在是否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他们认为中国几乎要转向与俄罗斯相似的私有化发展方向。皮凯蒂认为，贫富之间的差距未来在中国发展中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但中国并不想成为第二个前苏联。中国现在的模式适合自身的发展，但是仍然有些风险，似乎在向与私有化类似的方向发展。他认为，中国应当建立完善的税务系统，进行更多的金融转移，中国已在全球参与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在全球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李玲教授对此很赞同。她说：“20世纪社会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体系学到了很多好的制度，例如，前苏联的福利制度是很完善的，二战之后，大部分西方国家借鉴其经验建立了自己的福利制度。”

依靠什么方法可以把资本关进笼子

在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开始兴起，更加强调外向型发展模式、更加强调经济的私有化。正如皮凯蒂所说，在70年代，公共福利开始下降，而私人财产开始上升，而这只是在重复过去的轨迹。李玲说：“如果遵循这些思路，就会对中国更有信心，也许在21世纪，中国可以挽救资本主义，但是很不幸，中国现在对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政策更加关注，坚定地相信的‘市场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

李玲问：“如何才能将资本关进笼子，依靠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否依靠账户转移？”皮凯蒂答：“我认为账户转移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如果中国能公开每年的税收具体情况，将会对此非常有帮助，从人们每年的所得税标准和税收变化的情况，可以获得更多财富转移的信息。”他认为，中国需要建立更加广泛的税收体系，向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征税将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中国正在寻求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在社会系统内部保持平衡非常重要，在税收系统中保持收入税和财产税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私人财富在中国增长很快，这是好事，但是需要注意保持平衡，不能向劳动性收入索取一切，只对劳动性收入比如工资收入之类征税，必须向拥有更多财产的人征税。在中国，如果向那些来自农村或者低收入家庭的人征收财产性收入可能会很困难。我认为，征收遗产税和房产税会对国民账户发生转移很有帮助。但是我认为光有税收制度是不够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也很重要，在21世纪，更多的人能接受优质教育对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在北京就有很多优质的教育资源。”

寻找更多的研究经济学的路径

李玲教授再问皮凯蒂：“你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教授，美国有很多人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大部分都是在研究微观经济，很多人只是遵循传统的研究方法，专注于应用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你是一个例外，你是如何做到的？”皮凯蒂说：“我回到巴黎进行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在MIT的时候，他们的研究系统不能让我完全认同，法国经济学的传统与其不同，更多关注于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内容，以及经典的经济研究思想。我回到法国的原因是，我希望研究能更紧密地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如果要解释经济现象，需要搜集更多的历史数据和经济数据，看到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现状，然后才能进行理论总结和研究。数学确实非常有用，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过于复杂的数学经济模型。我认为对于经济学，简单的数学方法就足够了。关键是应当寻找更多研究经济学的路径，增加更多社会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的成分，不能单纯的教授经济学理论。数学有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为了了解经济学，不得不运用数学的方式，难点在于平衡。为了分辨哪种方式有用，研究者需要去了解数学方面的知识，但是并不能只看数学模型。我想未来这方面教育会得到改善。”

“你的书中提到了新的信息技术，大数据将会改变世界，你认为大数据将会如何改变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李玲问道。“我想对于新一代的经济学研究者来说，单纯依靠数学模型来进行理论研究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应该推动经济学者去寻找更多的数据，从而发现更多的研究路径。现在可以利用的数据越来越多，研究者需要不断验证自己的理论，但是过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将会使一些经济理论研究更加难以理解。”皮凯蒂说。

李玲教授对这个问题阐释了她的想法：“上个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和努力，因为缺乏大规模的数据支持，无法更好地进行社会资源分配和经济管理。现在有了大数据的支持，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有可能会进入到新型的经济模式，这可以被称为‘计算社会主义’。”皮凯蒂对此回应道：“即使是在大数据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活动也是非常复杂的，处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的经济活动差别很大，如果运用数据进行管理和分配，可能只是一种方式，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可能有更多的人有效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财富分配，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从未有过的组织经济方式。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会找到更好的社会组织形式，如果你愿意，可以称其为新形式的社会主义，我认为这将是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社会财富的配置。”

 

皮凯蒂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

青年学者齐昊博士对皮凯蒂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写过评述文章《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文章中指出，皮凯蒂在研究不平等问题上，通过整理收入退税和财产税的数据来取得收入和财产的微观数据，这就突破了以往关于收入和财产分配数据通常来自抽样调查的途径，而这种方式会让富人钻空子，瞒报收入和财产，最富裕阶层在调查样本中代表性不足，结果会低估不平等的程度。

掌握了数据，说话就有分量。皮凯蒂利用税收数据克服了研究缺陷，并把最富裕的阶层从幕后推到了台前。齐昊认为，皮凯蒂对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仅从表现资本主义历史上不平等的演变，该书就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具有巨大贡献。

齐昊认为，皮凯蒂以事实批判了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的流行观点，事实并非像库兹涅兹所认为的那样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好转。但是如果我们不同意这是自然的变化，那么如何改变不平等现象？齐昊就这个问题与皮凯蒂进行了交流。他说，在上世纪40、50年代，前苏联国家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高水准的税收体系，现在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抗争因素或政治表现来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象？皮凯蒂表示，这是很难简短回答清楚的问题。但他认为历史可以找到他自身的出路。有时候我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自身准备如何迎接变革，欧洲对未来的发展并没有确定的认知，但是从机构、政治组织形式、社会活动等方面做好准备的方式。皮凯蒂说，他不那么悲观的原因之一，就是新的科学技术可以用来帮助形成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社会活动，但是向好的方向、或坏的方向发展，不确定性很高。

齐昊提出，皮凯蒂的书用事实纠正了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若干错误。例如，从新古典理论来看，不平等问题实际上从属效率问题，而凡是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有效率的，凡是有效率导致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说到不平等问题，新古典理论言必称技术变革、技能需求变化和全球化，理由是这些因素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资差异增大。新古典理论造成了两个“忽视”，一是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的分配而片面重视工资差异，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焦点。

中国在转型期面临的问题

中国同样面临严重而不平等问题。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最富有的财富有1%的家庭占有全国1/3的财产。对比皮凯蒂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财产的不平等高于英国和法国，已和美国不相上下。中国正处于改革的转型期应如何去做？

皮凯蒂说，现在前苏联解体了，而完全的市场资本主义可能也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转型中也会面临风险。他强调，“一定要将私有化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例如税收、账户转移等措施，让私有化比例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他说，在当天早餐会上，他和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先生讨论，中国国有企业国有成分要降到什么程度？私有化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中国会出台房产税和遗产税等问题。他认为，这些改革是要匹配的，如果仅仅将企业私有化，而并不出台房产税、遗产税等，那么中国很有可能产生极端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极端的不平等。现在在西方，人们开始忘掉与中国的制度差异，人们把美国的富豪和中国的富豪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果这样改革，中国还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不同？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执政党，但是这个不同点不足以弥补制度缺陷。由此，中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对中国的前景非常重要，对其他国家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地球。

皮凯蒂强调，前苏联的影响力曾经很重要，但是现在中国改革的模式更重要。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应控制资本主义多一些；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应更积极一些。

 中国未来是世界未来重要的一部分

《环球时报》记者在专访中问，实行累进式税收是控制不平等的重要部分，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你认为中国政府存在什么优势和劣势？皮凯蒂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推行税务改革的时机很好，中央政府力量强大，国家很大，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很小，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太小了，需要吸引外部投资，这些国家控制金融和财政不是那么容易。他说，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乐观，中国的未来对于全世界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季节编辑）

 

2014年11月14日，《经济导刊》杂志社邀请《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参加《经济导刊》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中心联合举办的《公平和发展：资本和人本》论坛，在论坛上，皮凯蒂进行了题为“21世纪资本论”的精彩演讲，引发到会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新闻媒体的关注和热议，本刊将其演讲内容进行辑录摘编，与读者分享。

分析财富问题需要足够数据

今天来到这里感到非常荣幸，很抱歉我不能讲中文，希望你们可以理解我。我非常高兴中国的公众可以看到我写的《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取得了成功。我的书引发了大家对于财富和收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收入不公平、资本的累计、以及私营经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等问题，这个话题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也都引起了争论。

这本书当中载有关于西方收入的历史，人们一直在争论这种不平等性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在很长时间内这种争论是缺乏数据支持的。在19世纪有很多的书籍，包括卡尔·马克思等人都写了很多关于不平等问题的书籍，但当时鲜有大量的信息和数据的支持。在20世纪，经济学家开始收集历史的数据，包括英联邦国家、美国和法国，5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开始收集关于国民收入情况的数据，美国是最早计算GDP的国家，之后经济学家经常采集所得税数据，以便计算国民收入进入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占的比例。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60年代不断出现层出不穷的理论争议，在发展过程当中，不平等性也出现破浪式的逐渐下降或者上升的情况。这本书比以前的数据更丰富、更广泛，我们现在有广泛的网络，从很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年份获取了大量数据。我与其他30多名学者一同收集了不同国家的历史数据，研究跨度为三个世纪，最早回溯到18世纪。我的研究结合了20个国家有关分配的庞大数据库，用15年时间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马克思相信不平等性会一直存在下去，我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采取相应制度设计下，它是可以下降的。我希望能通过我的研究为未来提供一些结论性的建议。平等性要求我们选择一种制度，有很多的机制是可以在平等性问题上产生作用的，给我们的平等性带来不同的动态发展。

这本书结合了两种不同的数据，一是财富和收入不同的历史数据，二是财政数据。目的就是让大家从关注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转移到更加关注不断增加的资本和财富的不平等，这两个现象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收入不平等造成财富不平等，反之亦然。长期看来，更重要的主题应当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希望传达的一个理念。

这本书所使用的是世界收入数据库，所有国家都包含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当然还有一些国家现在还没有进入数据库当中，例如中国的数据信息就不在其中。而本书出版的成功之处在于，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主动向我们提供各种数据，所以现在我们要扩展，让巴西和墨西哥都加入进来，当然更希望中国加入进来，这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快照，之后我们会进一步增加更多国家的数据。我们的持续研究有这个需求，我们试图从大数据的角度，从21世纪来看待资本，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得出结论。

我们的研究特点就是使用了很多的数据，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解读历史。

关注导致国家分化的力量

我们可以举例分析，例如从美国的数据库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我们从美国国民收入最高的群体当中得到的数据，究竟这些数据有怎样的意义，希望利用很多不同国家历史的收入数据，主要是所得税数据。税收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以借此了解我们的统计和社会各个类别的数据，如果你不了解所得税，对于收入是一无所知的。

最初的所得税数据来源于美国。1913年美国建立了所得税制度，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都要比美国晚几年建立。对于财富可以追溯到更远，财富的登记远远早于税收，有很多的房地产等级就非常早，18、19世纪就已经有房产税了。

关于收入所得税，当时美国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收集关于国民收入的数据情况，来自于美国的数据表明，10%首富占国民收入百分比的曲线反映出收入的不平等性，1930年到1948年期间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从50%降低到30%左右，在总的收入不平等性方面出现迅速的下降。

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对经济发展比较乐观，当时的研究结论普遍认为，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地降下来，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好消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增长也会带来一定的平等。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个阶段收入差距的减小与二战的冲击度有关，而收入差距的减少并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50-70年代有一个平缓的阶段。前10%所占的比例非常稳定，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从社会的增长当中受益，但是从1980年开始不平等性迅速增加，出现很多关于商业周期、市场繁荣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2000年和2010年左右两次股灾也导致不平等性的下降，恢复之后，这种不平等性又开始迅速的提升。通过美国的数据可以看到，2012和2013年基本回到了2007年之前的不平等性，这种趋势一直在继续。金融危机不会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但是不平等本身会造成金融危机。不平等性迅速增加之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他们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会下降，10%的首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迅速增加，限制了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在美国每年增长10%，在中国却可能要翻倍。1980-2010年之间，美国GDP平均增长1.5%，这对于其他人口不是一件好事情，富有的人增长速度太快。有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导致大家收入的停滞，导致金融系统更为脆弱。

2000年，美国的高收入阶层水平已占到国民收入的45%~50%，这一变化幅度令人印象深刻。很多人担忧，这一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这涉及到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财富和资源的配置与平衡。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趋势。如果国民收入大量分配在10%的人口中，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欧洲的收入差距增长要比美国慢得多，这个趋势并不明显。

在美国，人们获得技能的机会是不平等的，美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而要进入好大学，父母要有财富能力，这进一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加大。而在美国底层，上好大学的教育机会是有限的，获得良好的教育是让穷人缩短与富人收入差距的一种方法。在中国也存在这种问题，教育可以提升人们的劳动效率，要减少不平等现象并不仅是依靠累进税，虽然累进所得税是很重要的，但投资于教育更重要。要把知识和技能传播给社会底层人民，最终减少贫富差距。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这一点更重要，一定要尽可能地把知识和技能传播给社会各阶层，这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教育包容性机制，使普通人具有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而不是精英阶层才能得到好的教育机会。

在不平等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美国失控时期高管的收入远远不成比例，而美国经济增长大部分是资本获益，也就是集中于10%的人，很多金融大公司的高级管理者在收入上将其他人远远甩在了身后。如何解释这个变化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高级管理者的技能和生产力较其他工人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另一个解释是，这些高级管理者拥有制定自己薪酬的权力。第二种解释在我看来，更加切合客观实际状况。如果美国一个管理人员的工资每年从100万增加到了1000万，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生产效率的增长，背后则是非常复杂的原因，比如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美，以及这些管理者处在权力的位置上。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这些高管的纳税水平过高，他们就难以说服股东和董事给自己再涨工资，因为如果薪金上涨，其中大部分也会上交给国家。但随后美国税率开始下降，成为企业高管薪酬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国家出了问题总是指责是别国的责任，美国是典型的例子，美国人和欧洲人互相指责，例如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贸易问题，是日本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导致了金融危机，导致了国际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其实美国国内的不平衡更加严重，50%的国民收入都来自于前10%的收入者，国内的不平衡远远大于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

还有一个因素跟财富有关，我们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财富的不平等，把注意力转移到财富分配的趋势。资本收入比的本身不是什么不平等的指标，只是本国拥有多少资本，是每年GDP或者总输出的几倍，我的定义是，任何一个家庭可能拥有的资产包括房产、经济资产和各种资产减去所有的债务。这些国家的历史不同，有时候不妨进行一下对比研究，衡量这些国家资产的总和。一战之前财富和国民收入比居高不下，一战之后下跌了，原因是资本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为了给战争融资，很多私人储蓄在这段时间变成了公债，公债继而被战争破坏，剩下的私人财富没有多少。一战之后，通过了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外汇监管政策以及租金管制政策就产生了很大的改变。资本的积累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一结构变化可以用三个因素解释，它们互相补充和强化，使得振幅非常显著。长期来看，最重要的因素是增长放缓，特别是人口增长放缓，加上高储蓄率的影响，会自动导致长期资本/收入比结构性提高。但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渐进式私有化以及将公共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的过程，其次，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长期赶超现象也在80年代至90年代加速。

有些人认为我对资本的解读过于悲观，我本人没有那么悲观，有更多的资本和资本收入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如何能使获得资本的机会相对平等。积累资本远远胜过积累国债和债务，欧洲的私人财富或者私人资本的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过公债的增长率，欧洲国家正在变得财富越来越多，虽然他们也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债台高筑。法国有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银行或者卡塔尔的酋长拥有一切的东西，以前觉得全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拥有整个世界，现在他们怕欠债，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富裕的国家还是有很多私有财富的，富裕的国家比他们想象中要富裕很多，帝国主义的财富问题在欧洲尤其严重。

新型的世袭资本主义出现

世袭制资本主义的回归就意味着资本收入占的比例比较高。图1展示了一些国家的资本/收入比在较短时期内年度序列数据的不断变化，表明全球8个最发达国家私人资本与国民财富的比例变化轨迹。总体的变化趋势很清晰：在把泡沫因素排除后，我们看到的是1970年以来，私人资本在发达国家强劲的回归，或者说，出现了新型的世袭资本主义。

我们这里指的财富主要是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资产，包括房地产、 金融资产减去金融负债等。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资本当然是一件好事，财富收入比正在回到很高的水准。意大利和日本等增长比较慢的国家，与美国不同，特别是欧洲部分国家和日本的人口增长已经是负的。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很值得参考，因为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增长缓慢，就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将变成更加重要的因素。财富的集中度，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会变成严重的问题。

资本收入占国民整体财富的比率不断增长，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其同样的资本存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股票市场的资产，或者拥有房产。在资本收入比率增长的情况下，就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人力资本的情况，也要关注资本的问题。财富不平等现象与100年以前相比正在加剧，过去十几年资本占财富的比重不断增加，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不仅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低收入水平的国家，资本在财富总量占比的水平正在不断增加。

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在1970年相当于2-3.5倍的国民收入，在2010年相当于4-7年的国民收入

图1  1970-2010年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状况

中国公共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很高

对于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情况，由于缺乏历史经济数据，我只能进行非正式的讨论。据我所知，目前中国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定期公布所得税情况的国家。中国比较大的问题是所得税数据很难获得，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视的问题。由此我们只能拿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就是将他们自我提供的信息拿来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我们不知道在每一个收入阶层当中，所得税的总收入每年的变动是怎么样的，比如说，100-200万美元之间总财富的人每年的变动怎么样，200-300万之间、300-500万之间或者财富阶层的所得税变动。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打击腐败，这可能是更系统的做法，如果公布地方所得税的数据，再细分每一个收入阶段，也许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目前阶段我们无法把中国所得税相关的数据拿来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CIR是资本收入比快速的上升，资本包括房产、经济、金融资产、个人和家庭的资产，我在欧洲分析过，中国最近的财富或者资本收入比前几年有所上升，主要是房价上升。中国与其他国家比较大的区别是，公共资本在国民总财富占的比率大约是30-40%之间，这个比率中国是很高的，而且中国正准备要颁布一些公共资产的报表，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而在欧洲的一些富裕国家，这个数字为0%~10%，有些国家甚至是负数，公债超过公共资产。因为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虽然政府的资产的比例正在下降，但是国有资本在中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中信集团就归政府拥有，以前政府拥有100%资本，最近中信到香港整体上市后，政府拥有78%的股权，这将是缓慢的改革为混合制的过程。中国公共资产所占的比例更高，税收与经济总量的比例是20%。如果比较中国监管资本和西方监管资本的方式，就会发现中国的特点是国有资本比例更高，税收种类更少；西方则相反，这两种方式都值得学习和借鉴。中国需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收入才能管理好教育和养老金等社会性支付，还要开征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等。然而，西方国家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资产，公共财富的增加可以成为控制不平等差距的方式之一，毕竟公债超过公共资产这种现状并不是很理想。我想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在多种方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说到财富的不平等问题，我们很难把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性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是家庭经济调查初步的数据给我一种印象，那就是最近15年不平等的现象开始上升，不平等的差距已经非常明显，正处于与欧盟和瑞典差不多的水准，最近上升到接近美国的水准，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更需要透明度，如果能对遗产和财富进行累进式的税收制度，可以让所有的群体从经济增长当中分一杯羹。 

国民财富私有化让个人财富卷土重来

通过从20世纪70年代到最近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私有资本占国民收入比重分布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累积了很多的财富，而在其人口增长有限，经济增长也很有限的情况下，财富会流向什么地方呢？可能有一种预测是流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另外还有一种现象背后的因素就是把公共资本转移为私人资本。

公共资本是各种资产减去公债，比如意大利公共资本是负的，也就是说公债是超过公共资产的，如果将意大利所有的学校、医院、金融资产总加起来，全部卖出去也还是无法偿还整个国债，这就是意大利目前的情况。当然我并不建议这些地方把所有公共的楼房进行私有化，连孩子上学的教室都需要付房租，我不建议这样做，但已经有了这样的趋势。每年公债的利息很大，而且公债超过公共资产的规模，国家已经开始对公共楼房私人业主支付房租了。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对本国境内要付的利息超过对大学和高等教育投资，比如前者是6%，高等教育的开支不到1%，这是很严重的失衡现象。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现象，因为公共资本占的比例更高。如果公共资本占的比率接近为零就很危险了，意大利已经是负的了，其他国家也是接近为零的，比如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因为公共资产接近公债的总量，一般公共资产被看作是GDP的100%左右，公债是GDP总量的80%左右，虽然是正的，但区别不是很大。如今欧洲私人财富的规模是巨大的，但公共资产却非常有限。

在这段期间，可以看到公共资本在下降，私人资本在上升。私人资本卷土重来的部分原因是国民财富的私有化。意大利的案例尤其能说明这个问题，其公共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是有盈余的，从1970年到2010年，公共资本的降幅与国民收入相当，同时期私人资本则从1970年相当于2.5的国民收入提高到2010年的7，成为公共资本最低的，政府对一部分的公共资产进行私有化，直接卖到意大利私人居民的手中，从70年代开始，公共资本是100%左右，然而私人资本是300-400%，所以政府拥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资产，也就是中国现在的水准。这将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包括美国、欧洲的组织方式及历史上的表现，从1970年到现在都值得我们研究，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历史背景才能了解这些趋势。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公共部门资本向私人部门的转移并不局限于1970年之后的发达国家，实际情况要广泛的多，所有大洲都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最近数十年乃至全部资本历史最广泛的私有化运动发生在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现有的估计数据显示，在21世纪初的十年中，俄罗斯和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私有化财富约为4年的国民收入总和，而净公共资本极少。由于资本所有权从政府转移到了私人手中，致使一些人暴富，而更多的人陷入贫困。

资产收益的不平等

许多经济学模型都在假设，资本收益不受资本所有权的影响，即无论资本拥有着的财富大小，资本收益都是相同的，但是这一点有待推敲。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富裕者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往往会高于那些财富规模不大的人，这背后存在若干原因，其中最为明显的解释就是，一个拥有1千万欧元的人肯定要比拥有10万欧元的人更有能力聘请到优秀的理财师或者财务顾问，他们就可进行更加好的投资选择，那么在资产管理中就可能出现“规模效应”，资产管理规模越大，平均收益率就越高。假若投资者的收益丰厚，他就比那些普通人更愿意承担风险。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最富阶层的资产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其增速要远远高于社会总财富的平均增速。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财产和财富，但现在很多人无法获得房地产和物产，在中国，只有劳动力的收入。有人从家庭财产中获利，比如在北京和上海买一套公寓很不容易，必须有很高的劳动力收入，但并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财产，更多的拥有者是企业家和非常有钱的富人。当然我们不想让最富的人占的比例太大，我们希望中产阶级在占有整个国家的房地产和物产中的比例比较大。

全球顶级富豪的财富增长率

目前，顶级富豪的排行榜能够反映出一些财富增速情况。这些富豪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的比率。从1987-2013年的世界最顶尖亿万富翁的财富，比平均财富增长率大了3-4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倍，其中前45名富豪的平均财富同期从30亿美元增加到350亿美元。这种趋势并不能永久持续下去，否则到21世纪末，全球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

世界财富人物有很高的流动性，最高端的精英阶层并不永远是那些人。最顶尖的人平均财富是多少很有研究价值，福布斯亿万富翁中，美国的、日本的亿万富翁很有名，现在还有墨西哥、中国的，这是好的现象，因为有流动性。最顶尖的富豪财富增长率超过了平均30倍。有人会说，其中有很多是创业者，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这种差距的存在。而这种机制会自动导致资本分配的两极化，导致全球财富的分布处于高位群体的财富增长远快于低位群体，那么贫富差距自然会无限制扩大，在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这种贫富悬殊或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加大。在未来的五六十年，这些人的比例在国民财富当中的上升速度，情况会有很多种，我们不能真正预测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如果看杂志了解财富恐怕有点令人悲哀了，最好是可以看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信息，只能从杂志上看。西方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以来一直反对国际信息的传播，或者是跨境的传播，我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进行信息的公开交流。

金融管制放松将带来资本收益的不平等

现在有一种解释，认为最富的人增长速度更快是由于金融放松了管制。金融混业经营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资产组合，比如说银行可以移动几百万，几千万去做衍生金融产品。关于回报率相对经济增长率，大家并不是获得同样的资本回报率。仅局限于传统的银行信贷业务，例如去中国银行存款，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财富增长。从美国著名大学的基金增长情况看，大学基金非常透明，有很好的数据，它们不断地发布金融财务的报表，当然从福布斯那里得不到这些大学的基金赚了多少钱的数据。但是我们观察各高校基金的投资策略，就会发现所有的高校基金都重视多元化投资策略，关键在于投资组合中的精巧设计和规模效应。中国政府买了不少美国国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并不这么做，它们的资产投资有很多金融的衍生品，比如私募基金等等，过去几十年一直这么做。小的大学每年财富增长率是6%，最有名的大学增长是10%。哈佛大学每年是0.3%的行政管理费，在三四百亿美元中，每年拿出1亿美元支付给金融顾问或者理财顾问，有1亿美元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越是名牌大学回报率越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金融回报方面差别如此大。

在美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可能也有这样的看法，亿万富翁慷慨激昂，把他们的钱捐给教育或者卫生机构，因此我们恐怕不应该给他们增税，等着他们捐钱就行了，这恐怕有点夸张。哈佛大学每年发布的信息显示，捐赠每年不到基金的0.5%，根据他们10.2%年的回报率来说，0.5%太少了，对有的人来说它的捐款非常有用，但比起10%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税收创新对现代再分配中的作用

最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更透明的个人所得税，我们可以调整政策。20世纪在税收方面的一个创新就是累进所得税的发明和创新，这一制度在消弭收入不平等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却遭到国际税收竞争的严重威胁。累进遗产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是20世纪第二大财政创新，在近几十年也遭到挑战。

抵消不平等性当然还有很多方法，如何分布财富，通货膨胀对于重新分配财富很有用，通货膨胀使有的人从中受益，有的人从中亏本。应该用正确的观点来看，比如通货膨胀应该如何保护穷人，保护中产阶级，有时候还可以通过司法系统来更好地调整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俄罗斯就有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寡头政治家控制金融，如果有可能可以把他们送进监狱，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调节，但这种策略效率并不是很高，中国恐怕不想走俄罗斯的道路。在伦敦、巴黎到处买房子，俄罗斯的寡头靠着从俄国收红利来生存，这是一场恶梦，中国不想这么做，我们要认识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希望发生，但它们仍然有可能发生，因此要有更强的财务金融的透明度，建立起透明的关于资产财富收入的税收制度。

看看西方税收的历史情况，永远会有很多令人惊奇的地方，它并不是很平静的历史。最高的所得税在美国，还有英国、德国、法国。100年以前，大家说我们永远不会有累进税，很多人也怀疑个人所得税会不会发展起来，然而很快它们已飙升到很高，特别是美国，1980年，所得税高达到80%多。当然这只是涉及每年超过几百万人。如果100万人征收80%的所得税，并不会打败或者消灭美国的资本主义。

遗产继承税的征收中国未来也会考虑。我并不能说40%左右的遗产税就是正确的，是中国应该采取的数字和水平。中国开始征收遗产税的时候可能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5%或者10%，慢慢的进行提升。所有发达国家在税收方面过去的比例都曾经很高，但并没有打败、破坏和消灭资本主义，我们应该用更加平衡的做法，不能把所有的税收都放在劳动收入方面，要很好的管理。如果劳动收入达到100万元，税会很高，如果通过你的父母继承100万元，那么付的税就要少得多。中国恐怕要考虑较少的征收遗产收所得税，主要目的显然不是要提高附加收入，而是要减少这类收入和巨额遗产，也是一个让大家共同变得更加富足的办法。遗产税和所得税之间要获得更好的平衡。

每年征收财产税也是非常重要的，建立更好的知识产权，通过每年最低的税收标准，根据财产和物产的价值，通过法制原则建立起经济发展模式。美国、英国征收很高的财产税，税收收入很高，中国可以比这些国家做得更好，因为中国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中国已经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从其他国家的错误中用中国的方式走向共产主义，同样也可以学到其他西方国家的很多经验，建立更好的财产税体系。

西方国家也面临限制因素，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采用的财产税都是200年以前创立的，基本是以房地产税和土地税为基础，那时候的财产就是这些，很少有金融资产和金融债务。这就是一个问题，现在美国出现的金融资产财产比房地产的价值高得多，有时候金融财产达到几百万、上千万，更重要的是要对净财富收税，包括财务金融的资产和债务，让它们累进式的从零税率逐渐征取，有时候征了税之后财富就比较少了，收入少的时候就不用付税。如果中国未来考虑引入累进税，很重视累进过程，而不是采用19世纪旧的税收制度来管理和运作，相信中国会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肯定要比西方做得更好。

每个国家都有民族主义，不光在中国，在法国和美国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国家是独特的，不需要从其他国家学东西，这是错误的。其实有不同的方法，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学到东西，各国对税收制度的探索和创新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借鉴。

我写这本书和我的讲演都是想做出这样的贡献，我向大家提供了很多技术的统计数字和资料，同样也包括很多历史上的参考资料，以及有关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收入和财富的人群如何从国民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的信息，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包括人们的生活，巴尔扎克和其他的人物产生的影响，我们谈的就是人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

（杨利红翻译、季节编辑）

政改纷争的本质是管治权之争

玛雅：香港政改纷争发展为非法“占中”行动，严重损害了香港的社会、经济和民生，引起国内外密切关注。在内地民众看来，香港人放着好日子不过，瞎折腾什么？但是不难想见，“占中”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你在新著《香港的独特民主路》中分析，过去30多年香港走了一条独特的民主化道路。从香港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怎样认识这场政治风波？

刘兆佳：我一向主张从香港的独特性思考香港的政治现象，包括香港的民主发展。认识香港的民主发展不但要着眼现实，还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香港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和英国的关系、香港的历史背景和香港内部政治势力的对比。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辨析香港的民主化道路，认识它的独特性；也才能了解，为什么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不能解释香港的民主化现象，其他社会的民主发展经验也不能生搬硬套于香港。

玛雅：香港回归前在英国统治下一个半世纪，与西方世界紧密接轨，成为一个高度自由化、法治化、商业化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西方的”华人社会。为什么香港没有走上西式民主道路，而走了一条独特的路？

刘兆佳：纵观香港数十年的民主化道路，其民主发展来源于一些独特的因素和动力，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发生，拥有它独一无二的变化规律，所以呈现具有本身特色的民主形态与运作模式。

香港的民主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因是香港前途问题的出现。当时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在1997年后的政治安排展开谈判，香港将面对从英国殖民地到中国特别行政区的政治身份巨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变迁。在此之前，英国人在香港一方面实施开明的怀柔管治，包括尊重法治、人权和自由，保护私有产权，有限职能政府，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等，另一方面将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殖民政府手中。在回归问题出现前，英国人因为没有“撤退”的需要，从未在香港启动民主化计划，反而尽可能隐瞒真相。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论是出于反对殖民主义或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力，香港都没有出现过强大的民主运动。在香港，政治学关于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发展的理论完全不适用，民主化没有伴随自由化而发生。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前途问题乍现，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也随之启动。由于缺乏强大的政治组织和公民团体来推动民主，香港人虽然民主诉求上升，但香港的民主进程却只能由中英两国来主导。英国人为了稳定香港人对殖民政府的支持，从而实现“光荣撤退”，在回归前十几年加大了怀柔管治的开明度，包括开启所谓民主改革。中国政府认为，香港在结束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后，能有一个民主程度更高的政治体制，将是香港人和内地同胞乐见的事，同时也彰显香港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新的政治权利和当家做主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民主化只能配合和促进一国两制下香港政治、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有利于香港与内地的融洽相处，特别是要建构良好的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显然，中国政府的这个目标是英国人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中英双方对香港民主化的内涵、目标、规模和速度有着严重且不可弥合的分歧。

在香港人中，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九七”回归的恐惧和忧虑，无论是反对派还是建制派，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从两国政府手中夺取政治权力上。在声称为香港争取最大的“高度自治权”的同时，两派势力之间展开了权力争夺。

玛雅：争夺对香港的执政权？

刘兆佳：是。他们的权力争夺以及与中英政府复杂的政治互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香港的民主化过程。这个过程迄今尚未完结，还在跌宕起伏中持续，不断造成社会的分化和内耗，损害香港的稳定与发展。

玛雅：由此观之，眼前发生的“占中”行动是一次权力角逐，是管治权之争？

刘兆佳：直观的看，这场政治风波，是各方政治势力就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展开的激烈政治较量。背后的问题，关涉香港未来民主发展的路向选择、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以及一国两制下国家和香港的政治、经济利益。

玛雅：用内地的话说，是方向道路问题。

刘兆佳：香港学界很多人，尤其年轻一辈，早已服膺西方民主政治。他们想在香港建立西方民主政体，实行一人一票选举、政党轮替执政。他们甚至希望，香港的西式民主实践能够拉动中国的民主发展，使香港成为中国走向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即便西方民主最终只能在香港植根，至少也可以让香港发展为独立政治实体，达到完全自治，在一国两制下发挥“民主抗共”的作用。

这样的立场是中央和香港的建制势力坚决反对的。中央和建制派基本上从落实一国两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民主改革，强调要服从大局，民主政治只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达致其目标的手段。即便作为目标，民主化发展也不能凌驾于其他重要目标之上，不能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破坏中央和特区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香港不能蜕变为“反共基地”或“颠覆基地”，让境外反华势力有机可乘。以此为故，香港特区政权绝不能落入与中央对抗的人手中。

玛雅：这对反对派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既然他们想要香港成为独立政治实体，就一定要将中央政府置于特区门外，以免干预香港事务，那香港的管治权就必须由他们来执掌。

刘兆佳：反对派中有些人相信，香港回归并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香港推行民主政治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种急迫感的驱使下，这些人在接受香港回归的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承诺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在他们“民主回归”大旗背后，当然是想成为回归后香港管治者的“雄心”，希望“九七”能为他们带来执掌政权的机会。

反对派民主改革的立场甚为具体，争取的决心也很大。但是在推动民主化和香港的经济社会改革上，他们的主张却颇为空泛和模糊。毕竟，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夺取管治权更重要；唯有权力在手，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才可能实现。为此，他们视中央政府为对手，集中力量向其施压，同时与建制派争夺权力，形成尖锐对立。

基本立场南辕北辙，使香港不同的政治势力难以在共同接受的政治框架中共存，香港社会各界在回归后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命运共同体”，以致政治冲突连续不断。各方争斗不休的一个后果，是一套颇为复杂和臃肿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在这种恶劣、紧张的政治环境中，不但特区的管治效能被削弱，稳定和发展受损，香港的民主化道路也崎岖不平、前景不明。

玛雅：“占中”行动失控，使得香港的民主之路雪上加霜，这对香港长远的民主发展意味着什么？

刘兆佳：不论“占中”最终结果如何，香港的民主化进程远未完结，与其相关的政治冲突会延续不断。这意味着，香港在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探求民主的道路注定是艰辛和曲折的，而其“终点”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对于追求民主政治的人来说，维持理性、耐心和包容共济的精神十分重要。事实上，香港政治的未来，必须通过中央与香港人的共同探讨，来找寻在一国两制下对国家和香港都有利的民主发展路向，找到一种切合香港实际的民主改革方案。这种探索过程将是漫长的，甚至是相当痛苦的，最后结局未必对所有人都是最理想的，但却对减少分歧和摩擦，以至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有正面意义。

一国两制在香港基本成功

玛雅：有观点认为，香港在回归17年后出现政治动荡，表明一国两制的实施不成功。你有何评价？

刘兆佳：我认为，一国两制基本成功。一国两制方针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原本是用来处理台湾问题。由于香港回归问题出现，就把这个构思稍加改变，用于香港。当时中国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与中华民族的荣辱息息相关。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1997年6月30日，英国对新界为期99年的租约到期，就要把新界交还中国。而交还新界，就意味着交还整个香港，因为离开了新界，香港和九龙也难以为继。中国政府认为，1997年是合适的时机。那个时候不收回香港，往后恐怕更困难。如果不能收回香港，照邓小平的说法，他就成了“李鸿章第二”，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所以，中国决定收回香港。

但是怎么处理香港问题？中国提出了一国两制方针，以期和平地与英国解决这个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当时来看，要达到几个目的：首先，要让中国在恢复香港行使主权后能够保持香港人的信心，尤其是投资者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中国政府深知香港的资本家和专业精英对共产党和“九七”回归的恐惧，为此，作出“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的承诺至为重要。同时，要维护香港长远的繁荣稳定，保持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使香港在回归后能够继续发挥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通过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施，发挥推动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战略效用。

玛雅：就是说，一国两制是从现实出发，理性作出的符合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战略选择。

刘兆佳：一国两制方针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同时照顾并促进国家和香港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之时，从阶级斗争转向改革开放，推动现代化发展。在这个历史时刻，香港回归问题出现，国家和香港之间产生重大的利益重叠。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国策下，香港对国家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冷战时期，在西方围堵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利用香港独特的地位，还能保持一定的外交和经济的主动性。中苏交恶之后，香港成为中国和西方接触的一个桥梁。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认为，香港能够在新时期为国家的发展继续发挥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利用它独有的各种优势——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高度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各行各业，作为世界贸易、服务、金融、资讯中心的地位，等等，为国家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本质上，一国两制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延续，是为在香港回归后使国家发展与香港发展能够有机融合。所以，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香港人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基于彼此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因此是“互利共赢”的安排。一国两制让香港得以保持繁荣稳定，而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会让共产党得以通过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提升管治权威，巩固执政地位。既然一国两制方针是建筑在重大实际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坚固基础之上，则其生命力和持续力无可置疑。

玛雅：从实施情况来看，一国两制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

刘兆佳：整体来说，一国两制是一个对各方——中国政府和内地同胞、大部分香港人、西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都比较合适的安排。中国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同时保留了一个对国家发展有价值的特区。香港得以保持繁荣稳定，在新时期继续为国家现代化事业发挥作用。

一国两制也保持了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满足了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的需要，使他们能够体面地从香港撤退。同时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香港的利益也得到了照顾。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US Hong Kong Policy Act）。这表明，美国接受香港回归中国这一现实，愿意继续支持香港。

最后一条涉及台湾问题，我反而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玛雅：为什么？一国两制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的，如果在香港成功，不是可以起到示范作用？

刘兆佳：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西方民主体制，在政治发展方面比香港走得快得多。无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如何成功，都不会对台湾有太大的示范作用，不会增强台湾人对实现统一的愿望。反而它的重要性在哪呢？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可以让西方以及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政府有诚意、有能力履行国际协议。香港回归后能保持繁荣稳定，西方对台湾的将来就会增加一份信心，减少支持台湾独立的动机。西方原来就不想因为台湾独立跟中国过不去，既然中国提出一国两制来实现两岸统一，既然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西方对台湾不论是政治责任还是道义责任都会有所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西方介入中国统一进程的可能性。

玛雅：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实施情况评价如何？

刘兆佳：香港人大体上持正面评价，当然不是所有人。到目前为止，虽然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时高时低、起伏不定，总体来说，还没有哪一股力量想要放弃一国两制，或者说认为还有更好的对香港前途的安排。有极少数人提出所谓本土主义或“港独”意识，但只是一种情绪宣泄，而不是针对现实的政治纲领，在社会上也没有得到共鸣。

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惶惶不可终日，担心香港原有的“好东西”——自由、人权、法治等会失去，几十万人移民走了。回归后，香港人惊喜地发现，不但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了下来，而且繁荣稳定超乎想象。很多外国人来香港，也觉得回归后发展不错，与他们国家相比并不逊色。但是慢慢的，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令很多香港人产生不满。这种局面的出现恰恰说明，香港人已大体上认可一国两制，回归前最大的担忧已不存在，所以开始有新的期许。现在人们关注的是新问题，比如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贫富悬殊等。这些问题在回归前根本顾不上多想，也不是重点。

总体来说，虽然碰到不少问题，一国两制基本是成功的。它是适合香港的一种安排，也是适合国家的一种安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其他更好的安排，能够取代一国两制。

玛雅：有分析认为，香港政治风波表明，“爱国爱港”理念没有被香港人接受，国家认同没有树立。香港回归，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一个协议，就在1997年实现了。但由于长期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与内地社会制度不同，香港人与内地人社会文化交往甚少，没有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的感情基础。在这种形同路人的情况下履行一个两国间的政治协议，香港虽然回归了，人心却没有回归。现在出现问题，意味着需要回过头去构建思想基础，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身份认同和观念的转变远比一个政治安排的落实困难得多。

刘兆佳：假如是这样的话，它所带来的问题，应该在回归后马上出现，而不是十六、七年后才出现。根据香港的民意调查，回归以后，即使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很多人，特别是中等阶层，承受了资产大幅贬值的痛苦，又遭遇了非典冲击，香港人对一国两制都没有动摇。2003年发生《基本法》23条立法风波，几十万人上街，但事件平息后，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优惠香港政策——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旅客赴港“自由行”、内地企业来香港投资或上市，以及人民币业务的开拓等，帮助香港渡过经济难关。这反而让香港人更加感到一国两制对香港的重要，对中央的信任度有所提升。假如还是在英国统治下，中国政府会不会这么积极帮助香港恐怕也有疑问。

香港现在的问题是最近两年出现的，需要具体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央政府和部分港人——不是全部港人，多了一些矛盾。你说的情况的确存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大部分香港人跟内地同胞处于一种隔绝状态，彼此在社会、文化、制度、价值观上形成了分歧。这个分歧现在还在困扰着香港人跟内地同胞之间的关系。再加上发展水平不同，物质条件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这种隔膜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化解的。但话说回来，一国两制正是针对这种差异的情况提出的，就是要让香港保留原有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让香港人可以放心回归。所以，尽管在回归之后经历了不少挫折，也有对中央不满的情况出现，但总体来说，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没有动摇。

中国崛起改变了香港人的心理预期

玛雅：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一部分香港人的不满情绪，让反对派可以呼风唤雨，有这么大的煽动力？

刘兆佳：首先我要说，第一，还没有太多香港人说一国两制对香港不好，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第二，现在出现问题，不是因为一国两制本身，而是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使部分香港人对香港的未来多了一份忧虑。这方面的大前提是，因为中国崛起太快，对香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港人害怕自己原有的“好东西”保不住，会逐步消失。

一路以来香港人有一种看法，就是在一国两制下，内地长期依靠香港，香港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输出各种各样的影响力，经济上的、金融上的、价值观和制度上的。的确这种看法也不完全错误，香港有不少法律、制度可以让内地一些城市参考，来改善它们的法律和制度环境。

玛雅：尤其是广东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深圳魔幻般崛起，无疑得益于它特殊的地理优势。

刘兆佳：香港一些城市管理经验或民间团体参与公共服务的经验，都可供内地参考。香港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内地吸收外资的地方。香港金融机构对内地的金融改革，特别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基地，还在继续发挥影响力。

但问题是，回归以后，中国崛起太快了，中国作为经济体相对于香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到香港投资，现在香港股票市场超过一半的市值来自内地企业。内地人才来香港工作的越来越多，内地学生来香港念书的越来越多，内地游客来香港旅游购物的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原来的心理预期改变了，一部分人开始感到忧虑。

以前香港人的心理预期是，香港单向对内地的影响和内地单向对香港的依赖，以及这种想象连带出来的优越感。现在随着中国崛起，香港对内地经济依赖越来越多，内地同胞来香港就业、念书、旅游购物越来越多，香港人跟内地同胞接触也越来越多。本来大家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不同，产生碰撞是难免的，香港人对这种情况并不担忧，觉得香港比内地优越，不怕跟内地接触，更不怕竞争。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香港人开始忧虑，觉得自己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能不保。与内地往来越来越密切，内地不好的东西会不会传到香港来？比如贪污腐化、不按程序办事、经济垄断，以及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还有，内地人才济济来香港发展，不可避免挤压了一些香港人的发展空间。比如我们中文大学，本地学生面对内地优秀生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奖学金或者是出去交流、进修的机会让内地学生拿走了。

对于国家崛起，香港人喜忧参半。一方面产生了民族自豪感，一些过去有成见的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不断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忧虑，越来越怕来自内地的竞争，怕失去自己原有的优势，所以对自己的信心有所下降，同时对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

玛雅：香港人出现这种失落感，是因为觉得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受到了影响？

刘兆佳：这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怕失去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这关系到什么是香港人的问题。一路以来，香港人都认为自己是一种独特的中国人。独特在哪呢？根据我的研究，就是对内地同胞有一种很简单、同一、典型化的看法，觉得内地同胞差不多都一样。见到一个内地同胞的典型，一个心态就是把这个典型跟香港人的典型进行比较，来建立香港人独特的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就夸大了香港人优越的方面，也夸大了内地同胞落后的方面。比如说，内地同胞没有拼搏精神，我们有拼搏精神；内地同胞过分依靠政府，我们讲个人奋斗；内地同胞没有法治，我们有法治；内地同胞没有自由，我们有自由；内地同胞没有公德心，我们有公德心……

这种对比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认为香港人之所以是香港人，是因为我们具备了一系列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这些很多来源于西方。所以，香港人一方面跟内地同胞比，把自己当成另类的特别优秀的中国人。同时跟西方人比，用西方标准来建构自己的社会认同。香港人没有办法把自己跟西方人分开，因为相比西方人他没有独特性。没有独特性他无所谓，觉得被当成西方人更好，这突出了他相对于内地同胞的所谓自豪感。

玛雅：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一个半世纪，难免被“同化”。

刘兆佳：香港人的西方身份认同跟殖民统治是联在一起的。英国人对香港的管治一路以来都是怀柔政策，这使得香港和其他殖民地非常不同。英国人想在这个荒岛上建立一个商埠，需要各方面的人来这里开发。所以使用比较文明的怀柔管治，通过法律手段建构一个稳定的投资发展环境，吸引人来香港做生意、做劳工，特别是内地中国人。

英国人也不担心香港独立，因为来香港的人都是为了发家致富，不是推翻殖民统治。有些人是来逃避内战或政治动乱，或者逃避政治迫害。这些人不愿意任何一个中国政府来统治香港，无论是满清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可以说，在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管治中，英国人其实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特别是共产党政府的“政治补贴”，很容易实行怀柔统治。所以，虽然是殖民地，没有民主政体，香港所拥有的自由、人权、法治和善治，相比西方国家绝不逊色。

玛雅：1997年我在美国留学。香港回归那天，有位教授对我说，“香港回归中国，殖民统治结束了，你一定感到非常自豪。”我当时不知道，对于香港人来说，结束殖民统治并不是一件自豪的事。

刘兆佳：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殖民统治不是一件难受的事。他不是因为中国不行才被迫接受殖民统治，他是自愿接受殖民统治。香港人知道，中国要收回香港很容易，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所以不收回，是因为保留香港为殖民地对中国有好处，所以他不觉得继续成为殖民地是一件丢脸的事。加之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商埠，吸收了很多来自西方的思想，香港人觉得殖民统治是西方向香港传送价值观的一个纽带。所以殖民政府在香港的认受性很大，是香港人习以为常、安身立命的一种统治。这也是香港人抗拒回归的原因，觉得殖民统治是好事，换一种统治还有不确定性。之所以香港人感到比内地人优越，这也是一个原因。

从内地人来看，特别是近十几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对香港人缅怀殖民统治的心态很不以为然。这也是两地同胞，尤其年轻人，产生矛盾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认为，香港现在出现问题，主要是部分港人多了一些担忧，怕原来的“好东西”保不住，而原来的“好东西”又跟殖民统治有关。为什么有些人回归后很多年没有提港英政府，最近两三年却突然缅怀殖民统治，有些年轻人还把港英时期的旗子拿出来飘扬一番？为什么有些人产生了所谓本土主义，甚至“港独”意识？我想，一定程度上也是害怕失去原有的东西，失去他赖以感到自豪的身份认同。

玛雅：近几年香港人与内地游客多次发生摩擦，是不是与这种既优越又失落的心态有关系？

刘兆佳：有关系。在这种心态下，一部分香港人对内地同胞产生了抵触情绪。在大家面对面接触时，这种抵触情绪演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一些小事情都可能爆发言语间的伤害。甚至容许西方人做的事情，比如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他不容许内地同胞做，采取一种比较严苛的态度。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把对内地同胞的抵触情绪转向中央政府。

实际上，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使香港人产生了一种自豪感。但同时，有些港人，特别是年轻一辈就觉得，既然中国国力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更不能容忍内地出现违反法治、人权的事。内地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贪污腐化、贫富悬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香港人看到也不高兴。这些问题经过媒体广泛报道，引起一些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央和内地的负面情绪，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崛起带来的对国家的向心力。

玛雅：香港人对内地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回归后，内地一些贪腐现象侵入香港，破坏了法治和廉政。十八大以来，中共加强廉政建设，反腐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对香港人改变对中央的看法应该有积极作用。

刘兆佳：这肯定。一些大老虎被抓，对香港人改变对中央的看法有正面作用。更重要的是，如果香港人到内地工作、跟内地做生意，越来越能按明文规定办事，而不需要潜规则，肯定对改善香港人跟中央的关系有好处，对改善香港人跟内地同胞的关系有好处。

国民教育的目标是“不要跟中央对抗”

玛雅：此次风波，经济原因占多大成分？众多普通市民和青年学生上街，但是真正追求民主的人并不占多数。1992年克林顿和老布什竞选美国总统时，克林顿阵营打出一个口号：“It’s the economy，stupid！”我最近在网上也看到这句话，说香港问题“是经济，蠢货！”

刘兆佳：其实从经济来看，回归这些年来在中央的“惠港”政策下，在香港与内地经济紧密联系下，香港的发展是不错的。假如你回归前在香港居住，现在的繁荣超乎当时想象。香港过去5年平均增长3%-4%，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是高的。而且就业情况理想，几乎全民就业。当然，香港人对经济情况肯定也有不满。第一是贫富悬殊，第二房价太高，第三年轻人就业和发展机会不比从前，第四就是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特别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玛雅：一方面“惠港”政策和两地合作带来香港经济发展，一方面贫富悬殊加剧引发不满情绪，这是否意味着，回归给香港带来的红利没有被普通民众共享？

刘兆佳：这的确是个问题。中央2003年后的各种“惠港”措施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促进了两地之间、香港人与中央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效果正在逐步减退。此外，两地经济合作带来的好处没有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商界、金融界、旅游和高端服务提供者的手上。部分香港人感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居住环境受到破坏，原来相对于内地的“优越感”受挫，对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的怨气也油然而生。

但是据我看，经济层面的不满并不是抗争行动的主要原因，抗争行动的核心不是经济目标，是政治目标。你很少看到什么行动是针对大财团，或者针对贫富悬殊，主要是针对特区政府的一些政策和处理问题的手法，比如国民教育。2003年之前，“七一”游行很少人参加，就几千人。只是2003年反对23条立法，再加上对特区政府管治的不满，才引发大规模游行。这两年游行参加人数有所增加，而且年轻人比较多，主要还是针对一些政治问题。年轻人受西方政治理念影响更大，对香港殖民地的过去往往从正面看，因为他的成长过程是在英国人怀柔统治达到高峰的时期。年轻人也有向往民主的一面，不满意政府被大资本家控制。经济上，楼价太高他们买不起，也产生了怨气。所以他们渴望通过争取民主来改变社会经济状况，认为改变选举办法是一条出路。当然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玛雅：有观点认为，香港回归后有一个必要的工作没做，就是去殖民化教育。而且只讲“两制”，不讲“一国”，造成香港人“我行我素”，对国家缺乏认同感。你怎么看？

刘兆佳：坦白说，无论是西方价值观，还是反共意识，在香港教育界都十分明显，很多老师、教授都有这种心态。但另一方面，从一国两制的构思来说，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教育方面的要求。没有说要改变香港人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对中华民族的态度，或是放弃他们原来的政治观点。基本是说，你只要不搞颠覆内地政权的活动、不做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可以。回归以来，在中央长时间“不干预”的情况下，香港的反对派得到了广阔的政治空间，把他们那套观念通过学校和媒体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进行宣传，造成一部分港人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负面看法越来越多。

问题是，在香港推动国民教育，要说服香港人也不容易。从他的角度来说，你允许我保持原来的政治立场。即使改变也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强大了，香港人对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态度自然会越来越正面。这方面的确有效应。中国经济发展了，香港对内地经济上的依靠越来越多，这让香港人改变了原来跟中央对抗的立场，知道对抗中央对自己不利。但是香港人还没有到主动、积极照顾国家利益的地步，只是从愿意对抗到不愿意对抗。

搞国民教育，目标应该放在哪？假如是使香港人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恐怕在短时期内很难做到，毕竟很多人在政治立场上跟共产党差距很大。通过学校教育，你找不到老师跟你配合，还会引起香港人的反感。他会觉得，为什么突然我要爱国，我要考虑国家的利益？一国两制没有这个要求啊。而且他会把国民教育当成是爱国教育，爱国教育又等于是爱党教育。这种情况下，你要在这方面推动，要香港人支持共产党、支持中央政府，短时期内没有这个政治条件。

玛雅：比较切合实际的目标是什么呢？

刘兆佳：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不要跟中央对抗，对抗对香港没好处。特别是两地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跟中央对抗对香港经济发展没好处。要有一些国情教育，让香港人认识到，香港和内地都需要发展，香港的发展机会跟内地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要让香港人多了解一些国家的情况，问题在哪里，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什么困难，在国际上又遇到什么挑战。而且要让他们知道，这和香港日后的发展有实际联系。

第二是增强历史教育。要让学生多了解一点中国古代历史，这可以产生民族向心力。而且也不会触动一些老师的神经，以为要把他变成共产党的宣传工具。

总之需要一步步走，不要以马上就使香港人拥护共产党为目的。要用事实加深香港人对国家发展的了解，让他们更加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减少跟中央对抗的意愿。坦白说，在13亿人口中，有几百万人不太爱国也没什么关系。由于香港殖民地的历史，又是一个国际商埠，香港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淡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重要的是，你要让他知道跟中央政府对抗无益。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很大的成绩了。

玛雅：要对他晓之以理。

刘兆佳：晓之以理，某种程度上也动之以情。的确回归以来，中央给香港的支持不少，所以才有香港人的民族自豪感上升，跟中央对抗的意愿下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在学校、在社会上，特别是从媒体上，得到反对中央、丑化内地的信息还是不少。怎么把这种情况改变过来，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政治斗争，需要用一些比较务实和有效的方法去逐步改变。

在我看来，由于西方目前所遇到的困难，不少国家在走下坡路，以及西方在很多事情上双重标准，西方价值观在香港人当中的影响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兴起，也迫使香港知识界重新思考，究竟香港将来往哪走？哪个发展模式才是最有利于香港的？香港怎么处理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通过政改争论，也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带出来了，让大家重新去思考。

西式民主不是香港的明智选择

玛雅：反对派既然把西式民主视为香港政治的未来，就应该“遵守游戏规则”。以破坏法治的“占中”行动向中央施压、逼迫梁振英下台，以损害香港的社会、经济和民生为代价，来达到极少数人的政治目的，这不是民主，是亵渎民主。据一些已经退出“占中”的学生说，很多学生示威者是被硬拉进去的，并没有所谓“民主诉求”。这让人不能不质疑：假如反对派得到特区的管治权，香港真的会有他们想要的西式民主吗？即便有，西式民主真的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吗？

刘兆佳：不少香港人认为，在原有的法治、自由、人权、廉政和善治的基础上，民主政治能让香港与西方世界完全接轨，至于如此的话，会对香港和国家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则不在他们考虑之列。特别是反对派和有“本土”、“港独”意识的人，认为只有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变成西方式民主国家，香港的前途才有保障。香港如果能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起到先锋作用，这不但是香港的光荣，也是香港人的“历史使命”。我认为，这是背离现实政治发展的幼稚观点。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表明：结束“一党专政”不可能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必然经历艰辛痛苦，国家和人民付出沉重代价，能否“成功”也未可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一旦出现政局动荡，香港能否经受得起没有人能说得准，但香港人珍而重之的繁荣稳定必将告吹。

退一步说，就算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姑且不论是否真的对中华民族有利，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能否取得全国人民同意，给予香港人特殊优厚的待遇呢？事实上，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人作为中国公民所得到的权力和利益远比内地同胞多，但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却少得多。况且，中国国内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在“民选”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制定财富“再分配”和“平等化”的政策下，香港人能否保有自身的利益也是未知数。因此，从任何角度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一国两制方针才能为香港带来清晰的未来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漠视共产党和香港的“共同利益”，意图改变中共在中国执政的现实只能是“搬石头砸自己脚”。

从香港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出发，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至关重要，关系香港的存亡续绝。任何试图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和特殊条件来改变内地体制和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地位的行为，只会贻害香港，是置广大香港人的利益和命运于不顾。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已发出严正警告，对来自香港的威胁不会置之不理，必然采取果断措施保护共产党政权和国家利益。早在回归前多年邓小平就说过，“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玛雅：很多人认为，“占中”行动的实质，是极少数香港人依托西方势力、以政改为借口煽动民众闹事，挑战中国政府，反对共产党。他们意图搞乱香港，以搞乱香港来搞乱中国，遏制中国崛起。据报道，美国一些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与“占中”不无干系。香港立法会已发起动议，对“占中”的幕后策划和资金来源展开调查。你对这个问题如何分析？

刘兆佳：香港回归时，西方人和香港的反对派一样，把民主化和政制改革作为一国两制的主要目标，并把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为检验一国两制成败的试金石。他们坚持香港走西方民主道路，希望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对内地产生政治、经济影响，推动中国走向和平演变。

现在不一样了，西方人越来越把香港当成中国的一部分，不像以前当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对香港的动机恐怕也会转变，在遏制中国的意图下，是不是有意让香港成为中国的麻烦制造者？起码是叽哩哇啦。最近的政改方案，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都出来发声，给予香港反对派道义上的支持。这代表什么？是不是在他们的对华政策中，香港的角色有变？是不是在他们和中国的大国博弈中，香港不需要再是稳定制造者，而是麻烦制造者？

玛雅：西方人把香港当成一颗棋子，由他们来操控，与中国博弈。

刘兆佳：从遏制中国这整个一盘棋来说，大棋子有大棋子的作用，小棋子有小棋子的作用。在这方面，西方人也不是什么阴谋，他是阳谋。香港回归时，西方人说得很清楚，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会对内地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逐步把中国跟西方拉近，使中国效仿西方发展模式，成为西方的追随者或附庸国。

问题是，这么多年过去，中国没有走亲西方的路，中国崛起反而对西方模式构成挑战。我最近看了很多分析中美关系的书，美国的主流看法是，中国不会走西方的路。一个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更加维护自己的利益，蓄意改变现行国际秩序，挑战美国霸权。特别是东海、南海争端，中国想把美国从西太平洋赶出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重返亚洲，建构美日军事同盟，恢复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建立TPP……这些在中国人看来，肯定是要遏制中国。所以整个来看，香港在西方对华政策中是什么角色？西方对香港究竟是什么盘算？值得留意和思考。

当然，西方不会图谋香港独立，也不会指望反对派成为香港特首，因为没这个可能。但西方目的何在？是不是让香港产生不稳定因素，给国家带来麻烦，削弱中国国力？同时使香港失去对台湾的示范作用，拖慢中国统一的进程？又或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成为威胁中国金融安全的地方？

玛雅：这使得香港局势更加复杂，更具变数，给中央政府解决香港问题增加了难度。

刘兆佳：中央把目前的问题视为管治权之争，所以要考虑一系列问题：假如反对派当权，会不会把香港变成反共基地？会不会跟西方势力勾结，推动中国和平演变？会不会使一国两制走向另外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对香港不利，对国家也不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政改问题上，中央和部分港人之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特区政府权威薄弱，中央政府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同时保护特区政府不受太多冲击，采取了主动积极的态度，先把这个球接过来，主导整个政改。

另外，香港回归这十多年，不断有人挑战中央权威，策动对抗中央的行动，试图搞坏特区的环境。所以在过去几年，中央越来越积极地使用它的权力，希望能够拨乱反正。过去中央和内地学者很少就香港事务发言，现在要夺回话语权，改正一些偏离《基本法》、不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的情况，重新树立中央权威。《白皮书》的发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肯定会让一部分港人，特别是争取民主的人，对中央更加不满，导致冲突步步升级。

从中央来说，必然更加从保险的一面来处理香港问题，从国家主权和安全方面来考虑。是不是在某些方面减少对香港的依赖？比如人民币离岸中心，以前只有香港一个，现在新加坡、伦敦、纽约、法兰克福，越来越多。这是不是减少对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依赖的一个部署？所以，不管西方的图谋是什么，中国政府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对香港产生了新的担忧，并采取相应对策。

在这种种情况下，政改方案不可能有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只能由中央说了算。未来一段时间，反对派的对抗情绪可能还会增加，矛头不光是中央政府，还有特区政府。中央和一些港人之间、特区政府和一些港人之间，建制派和反对派之间，主流精英和传统爱国力量之间，各种矛盾还会继续发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香港的稳定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

中央政府与反对派的政治角力

玛雅：中央自始至终态度都很明确，特区政权不能由对抗中央的人来掌握。邓小平说得很清楚，香港的事，必要时“中央就要干预”。可是为什么过去30多年香港的反对派势力发展到这么大？能与中央支持的建制派和“爱国爱港”力量分庭抗礼？

刘兆佳：这起因于英国人的“光荣撤退”大计。香港的反对派主要是公共服务、自由职业、媒体、教育、社会服务等行业的精英，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新兴力量，他们需要借助殖民政府开放政治空间在政治上冒起，所以希望英国人在回归前实施最大限度的民主改革。英国人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和厌恶，对香港人的“同情”，希望在殖民管治结束前“还政于民”，在香港建立完全自治的政治体制，从而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价值观，以及延续英国的影响力，让中国政府的权力徒具空文。于是，他们扶持新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认同西方政治理念和怀抱反共意识的反对派，与他们结为“非神圣同盟”，共同对付中国政府、建制派和“爱国爱港”力量。

由于香港人普遍对“九七”回归感到忧虑，对内地同胞怀有政治优越感，认为民主政治可以维护香港的法治、自由和善治，这使反对派势力及其主张颇有市场。尽管在中国的反制下，英国人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落实“光荣撤退”大计，但却为香港后来的管治和长远发展制造了障碍，留下诸多后患。尽管在英国人离开后，反对派失去了“靠山”，但在部分香港人挥之不去的“恐共”情绪阴霾下，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能量。相对于“爱国爱港”力量而言，在民意、舆论和选举等方面仍占优势。

回归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很多挑战中央权力、不符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事，反倒是反对派指责中央。比如香港法律界老是说，人大释法就是破坏香港法治，就是破坏香港司法独立，有些事情法院的判决不符合《基本法》，也不做什么。

十八大报告说，要在香港问题上更积极、更进取、更有所作为。从中央角度来说，这是要把香港拉回正轨。但是对部分港人来说，特别是反对派，中央政府要改变对香港的政策，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减少香港人所拥有的政治空间和权利。这种情况下，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手法出现变化，自然会与一部分港人产生摩擦。虽然在我看来，《白皮书》没有改变一国两制的内涵，只是肯定中央在一国两制发展中的角色。但要把这个情况扭转过来，当然引起香港人一些疑惑。

玛雅：反对派得以兴起是拜港英政府所赐，英国人走后“靠山”就没了，却在17年后掀起这么大的风浪。而中央一直扶持的建制派却没能起来，这是为什么？

刘兆佳：我的看法是，由于过去的一些做法，让反对派及其支持者产生了一些现在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期望，助长了反对派里的激进势力。因为反对派老是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觉得中央在最后关头可能会做出让步，这纵容了反对派里的激进势力，让相对温和的务实势力抬不起头。

玛雅：反对派屡试不爽，每每逼迫中央让步，这次“占中”也是打的这个算盘。

刘兆佳：可这次不同了，他们错误估计了中央可能作出的强硬反应。过去两年来，中央政府高调表明立场，认为这种情况非得扭转不可。这肯定会引起香港人反弹，因为香港人已经习惯了反对派的说法。现在突然说，你们的看法不是中央的看法，那他肯定不满意。最不幸的是，这种冲突随着特首普选这一政权争夺的过程出现，必然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这种局面很不理想，但是这个坎儿恐怕绕不过去，只能慎重去面对，逐步把冲突一一化解，起码约束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总的来说，很多问题都是过去两三年发生的，不是源于一国两制，而是源于内地的变化、香港的变化，以及国际上的变化。但是从一国两制的角度来看，必须面对这些变化，积极妥善把问题处理好，理顺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我不认为中央政府希望改变香港原有的制度和价值观，那样一来，香港对国家的价值就没了。中央政府要改变的是一些港人在回归这么多年后还不接受共产党在中国执政这个事实，还要挑战中央权威，还要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之外搞对抗性行动。这些根本不是一国两制之下想见到的。一国两制没有说要把香港搞成独立政治实体，没有说要不断挑战中央权威、否定国家现行制度的合法性。

所以对反对派来说，必须接受共产党在中国执政这个现实，不要妄图冲击中央的权威和权力；要在《宪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进行活动，把政治目标和行动都局限在香港；不要妄图让香港扮演它不应该扮演的角色，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共基地”或“颠覆基地”，让香港来左右内地政治发展，推动中国和平演变。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在经过一连串斗争、冷静下来后要想清楚，究竟是要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框架下来运作，争取自己的权益，还是不断挑起风波，试图改变一国两制的安排。这就是目前斗争的核心所在，也是香港将来走哪条道路的关键时刻。

香港不会成为动乱之都

玛雅：分析认为，“占中”的最大危害是撕裂了香港社会，造成支持者和反对者尖锐对立。同时，短期内对香港经济造成严重伤害；若长期持续，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国际信用评级都会受损。你对香港的前景担忧吗？

刘兆佳：我不太担忧，香港不会成为动乱之都。大部分香港人不热衷于民主斗争，主流民意希望保持繁荣稳定。这次“占中”行动风起云涌，但你看过去数十年，虽然民主化和政改争议闹得沸沸扬扬，香港社会基本是安定的，经济也取得了一定发展。一般而言，政治与社会、经济的联系相当紧密，但在香港，政治纷乱并没有完全渗透到社会和经济领域。

这与香港人的政治文化、尤其是“矛盾民主观”不无相关。香港人的民主观又与殖民统治的历史不无相关。政治学讲“路径依赖”，香港独特的殖民地经历“限定”了香港的民主发展。

首先，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既然香港的繁荣、稳定、自由、人权、法治、廉政、平等机会等“好东西”都来自威权型的殖民管治，则民主改革便不重要。不但不重要，人们甚至担心民主化会对这些“好东西”产生负面影响。第二，既然大多数人在殖民管治下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实际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除非有足够强大的理由，变更现状就不是选项。第三，在对殖民管治颇为满意的情况下，香港难以孕育反对力量和反对派领袖，民主运动纵然有规模也有限。第四，在英国人怀柔管治下，香港出现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华人精英阶层。这些人是香港的中流砥柱，是维护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保守力量。既然民主化会让民众力量抬头，危及主流精英的利益，他们自然对民主改革持反对或保留的态度。

玛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流精英大多是建制派，是一国两制“天然”的支持者。

刘兆佳：主流精英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和照顾，不需要动员香港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事实上，发动群众对他们不利，因为他们必须愿意牺牲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满足群众的诉求，才有可能取得民意的支持。因此，香港人因“九七”问题而上升的民主诉求，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利诉求和民粹情绪，对主流精英来说是严重的政治威胁。香港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和隐约出现的要求政府实行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声音，更让主流精英感到如芒在背，促使他们对民主改革采取更谨慎的态度。民主化同时也意味着“反共”势力抬头，以及由此衍生的香港人与中央政府的冲突和对抗，这对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绝对不利。所以，主流精英选择与中央政府合作，作为应对香港政治环境变化的策略，对民主改革则主张渐进和缓进的步伐。

玛雅：这也就是说，香港的民主运动没有群众基础，更没有主流精英的支持，民主派在香港很难成大气候。

刘兆佳：所以我们看到，回归十几年来，香港人民主诉求的升与降往往是实用或功利思想驱动的。当人们对时下一些社会经济情况不满、对特区政府的施政不认同、对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有意见、对内地侵犯人权的事件感到义愤、对财团的巧取豪夺表达愤怒的时候，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便会骤然响起，激烈的抗议行为也会突然爆发，但往往冲动过后便无以为继。当真的有人提出政制改革时，人们的热情往往开始冷却，无法支撑一场经久不息的运动。

所以，尽管在中央和建制派眼里，反对派所领导的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战绩”，但对于大多数反对派来说，香港的“民主”发展步子太慢，全面民主化的目标甚为遥远。这种急切感使得反对派内部怨毒不平之气不断走高，斗争手法也愈发走向偏激。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里的激进势力冒起，与相对缓和的务实派产生了分化。群龙无首和激进趋势导致他们与中央和建制派的斗争不断升级，香港的政治斗争没完没了。这种紧张局面窒碍了特区的有效管治和香港的长远发展，加剧了香港人对政治的厌恶和疏离感，越来越不信任连同反对派和建制派在内的所有政治势力。尤其是高度依赖群众支持的反对派，明显损失了推动民主运动的政治能量和动员能力。

玛雅：“占中”行动渐失民心，遭到香港社会强烈反弹。有市民说，“占中”是违法行为，不是民主。参与者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他们“没有资格争取民主”。

刘兆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占中”会被年轻人的激烈行动劫持，而主要的民主派政党失去了领导力，反而被年轻人牵着鼻子走？其实这正揭示了香港民主运动的危机所在。香港的抗争行动越来越由年轻人主导，说明反对派的主要政党失去了社会支持，其领导力被更激进的反对势力所取代。而年轻人比较偏激，政治现实感不足，在情绪化的情况下容易引发更激烈的对抗行动，必然导致主流社会越来越不接受他们的行动。根据政治学理论，当一个运动或行动出现年轻人主导和激烈化趋势，就表示正在走向衰落。衰落过程中，也是社会冲突甚至暴力行为最容易出现的时候。“占中”行动也一样。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的反对力量越来越强大，反而凸现其走向衰败的颓势。

玛雅：所以你不太担心香港目前局面和未来发展，因为民意希望尽快结束混乱，社会恢复理性和正常？所谓“阳光总在风雨后”。

刘兆佳：一路以来香港人习惯了平静的政治生活，不习惯冲突和对抗。香港是个商业社会，香港人总体来说很理性，注重稳定与发展。当社会冲突超出一定范围，演化为激烈对抗，人们会担心破坏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和民生，打击投资者信心，损害香港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这个时候，主流民意会出现保守主义的反弹，对这种行为进行阻止。换句话说，香港社会具有自我调控能力，不会成为动乱之都。

我不太担忧香港未来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矛盾冲突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将潜在的问题暴露出来，有助于双方看清对方的底线，了解对方的关切，减少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找到重新调整各方关系的契机，从而建立比较合适的关系。

毋庸讳言，现在的情况不乐观。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一国两制是有效的，不需要放弃或改变。相比155年的殖民统治历史，回归17年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立一种适当的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香港人与内地同胞的关系，以及香港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总的来说，国家还会不断发展，还会为香港的发展带来很多机会。而香港大多数人是理性的，主流意见是要和内地继续发展经济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的民主派只能在政治现实的夹缝中找出路，量力而为，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勉强争取，走向对抗。要知道，香港回归中国后，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必然出现重大变化。而且西方很难再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为西方自身难保、自顾不暇。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对港政策，离不开香港和内地的良好关系，因此香港人必须要与中央政府合作，与内地同胞和睦相处。在这个基础上去思考，香港未来往哪走？走一条什么样的民主路？

（编辑 苏歌）

 

在中信集团发展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每一个中信人所释放出向上的能量，也能洞见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将中信办成真正的公司

中信的历史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信的历史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创新的典型案例。改革开放缔造了中信，中信几任董事长在多个场合都曾表示，中信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一直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连。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中信就走过了什么路。

探索一条与过去不同的路

35年前，中国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老一辈革命家凝聚共识，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请荣毅仁出山，为改革开放发挥作用。

1979年10月4日，以荣毅仁为代表的一批中信事业的开拓者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此后的岁月中，中信肩负国家对外开放窗口的重任，多次冲破体制障碍，走出了一条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成长与发展道路。

邓小平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他希望中信能以公司的运作方式走出一条新路，看看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行不行。小平同志给中信的任务是引进外资、引进管理、引进技术，被称为三个“引进”。但到底怎么做，谁也没有经验。

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起点，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种种理论羁绊。如何走出一条适合时代发展方向的国有企业发展之路，如何探索出一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当时谁都没有把握。阻力越大，冲破阻力的力量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在改革开放中，中信的窗口作用得以迅速放大，具有了推动制度变革的示范作用，它所承载的时代价值早已超越了发起者最初的设计。

改革开放之初，来自体制的缺陷和弊端让人们期待破题之策和破解之人；急需一个勇于开拓却又埋头实干的先行者开辟出新的战场，用当时的话说“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与资本主义打交道。”中信以一股全新的力量，撬动了体制变革，成为第一个按经济规律办公司的开拓者。

创业时的艰辛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国家百废待兴，国力有限，除了政策上的一点优势外，中信和其他国有企业相比，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何况当时中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夹缝中求生存，被认为是国有企业中的“另类”。原董事长王军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回忆创业伊始，他感叹地说：“中信公司创办初期，国家实际拨给的资金只有200万元，公司该怎么办？中信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是中信曾经面对的重大考验。”

荣毅仁为中信公司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公司化运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模式。那时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异端，谁也不敢冒此大不韪，但又不甘不明确公司的经营规则；荣毅仁明确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体现了改革的魄力。按经济规律办事正式写入中信公司章程，当社会上还在为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争论时，中信已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试行。

对此，王军深有感触，他说：“许多年来，我在多个场合都反复强调，荣毅仁确立了中信走什么路的问题——这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将中信办成真正的公司。”借鉴和采用资本主义国家能为我们所用之处，大胆探索和试验，把国际上通行的一些方法在国内经济建设中逐步推行。

中信公司投资的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

当时，在长期封闭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信在众多业务领域中，吸收和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不能不说是历史的突破。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这一论断今天已经为社会广泛接受，而中信恰是最早的实践者。

由于中信公司所选择的发展模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创业的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曾经有人预言，中信的模式必定会失败，但是中信人顶住了各方压力，在体制的围堵中执着地开拓前行，一点点打破原有的格局，不断建立新的市场规则，不仅在国家对外开放中起到先行作用，也为国内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让中信人深感自豪和欣慰的是，中信公司所开创的事业，今天已经为中国成千上万的企业所模仿推行，在国内普及，这是最大的奉献！

创新是中信的生命力

很多人汇入中信这个大舞台，是渴望投入到这样一个刚刚起步的崭新事业。他们谈到自己为何加入中信时都说，吸引他们加入中信的不是它的条件而是它的体制，它所干的事业是“与众不同”的。的确，中信从创业开始就不断在各个领域创造“市场第一”。

中信所涉足的领域没有一个是国家垄断性行业，从诞生就是在竞争性领域生长，它是如何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障碍和旧观念的束缚？王军说：“创新是中信的生命力所在。”

仪征模式

中信注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荣毅仁的第一支螃蟹就是创造“仪征模式”。

1978年，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开工建设，这是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特大型的化纤企业，但是当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后，因缺乏资金面临下马，荣毅仁决定采用在国际上发行债券来解决仪征项目的困境。新中国奋斗了几十年，固守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局面，虽然在国外发行债券已经成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近乎是天方夜谭。在传统思维框框下，为什么要到国外发债？突破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就要迈过无数难关。

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这是新中国首次在国外发债，此举使得国际资本找到与中国发展对接的轨道。时隔不久，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相继在国外发行了债券。

中信的融资方式不仅解决了建设资金，还解决了效率和机制问题。过去，国家与企业长期是“父子关系”，企业赖国家的账，这相当于儿子不还老子钱，早已经习以为常；现在借钱给“儿子”的是外国资本家，有严格的法律契约约束，儿子再也无法赖账了。投资模式的变化带来整体效益的变化，仅仅用3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仪征一期工程，这一投资模式后被称为“仪征模式”。既集借钱者、用钱者和效益享有者的利益与建设单位于一身，让建设单位自负盈亏，用借来的钱增值，再用增值的钱还债和进一步发展。破除了过去在项目建设中，给钱的是一个部门、用钱的是一个部门，收钱的又是另一个部门，大家都不负责任，国家资金投入很多产出却很少的弊病，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倒逼中国企业投资建设体制的改革。

从“巧克力大厦”到PPP模式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之初，上百家外商常驻机构落户北京，涉外饭店和公寓却屈指可数，市场需求显而易见。当时中国不存在商业房地产，中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房地产部门，首度试水商业地产。中信没有用国家一分钱，自己投资、自己建设，冲破了房地产不能作为商品买卖的限制，建成首个涉外办公大楼——国际大厦，被为称“巧克力大厦”，后来也被称作“小联合国”。国际大厦进入市场，让北京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看到了房地产的力量。

经过几十年的创新整合，中信地产成为细分领域的排头兵。随着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中信房地产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新的格局，从过去简单的土地红利带动增长向集约、有内涵、注重公共配套，夯实产业的方向转变。中信地产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在新一轮的区域开发中，探索以PPP商业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城市运营业务，形成具有中信特色的城镇化品牌和中信地产差异化发展优势。

首开中国咨询业务

中信成立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1981年在中国首推咨询业务。当时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弄明白什么是咨询，更不了解做项目还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计划批准了还需要什么可行性咨询呢？面对封闭多年的中国，外商进入中国没有可靠的资源，没有法律保障，没有专业的中介服务，商业咨询业的短板极大制约了外资在中国的落地。

咨询公司编写的大型工具书《中国投资指南》，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向海外介绍中国投资环境及有关政策法规的书籍。中信与英国朗曼公司合作，在全球同时发行中英文版本，后来又相继在海外出版日文本、繁体字版本，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高层案头必备的工具书。该书在英国推介时，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场讲话，可见其影响力。

当时，咨询公司开展的所有业务都成为市场首创，例如可行性研究、律师事务、会计师事务……随后，经济咨询业务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租赁落地中国

中信是第一个在中国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第一个成立中外合资租赁公司的。中信成立伊始，荣毅仁就注意到国外迅速兴起的融资租赁这一商业模式，并设法进入中国。融资租赁是集融资和融物、贸易和技术更新于一体的产业，在全球发展为仅次于银行融资的金融业五大支柱产业之一。1981年4月，中信与日本合资成立中国东方租赁公司，并与物资部发起成立中国租赁公司，得以将这一全新模式引入中国。1987年，中信实业银行租赁部在国内第一次以租赁形式为中国民航引进大型飞机，成为唯一进入我国民航飞机租赁市场的金融机构。整个80年代，在外汇资金极其短缺和多数企业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争相进入租赁市场，推动这一朝阳产业在中国孕育成长。

海外投资先行者

中国是海外投资的后发者，而中信是海外投资的先行者。

海外战略是中信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凭借其在海外30年积蓄的宝贵经验，中信公司“走出去”的先发优势无人能及。

中信公司投资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信就成为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领军者。1984年，中信率先走出国门，在境外利用外资。这本来是符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的，但是报批项目被某主管部门打回来，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流入，而不是资本流出，到海外投资根本是南辕北辙。”有些人从意识形态上扣帽子：“列宁说过，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行为。”本来从发展经济学上来讲，这是最基本的开放阶段性的道理，当一个国家真正发展起来，形成进入全球市场的初步能力时，开放将从第一阶段的“引进来”转入第二阶段，“走出去”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中国也必然要从开放初期阶段的产品贸易、购买资源转入资本和企业走出去，形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整合生产要素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各个角落，“中国海外军团”也成为全球投资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当年中信出海显然是犯了“天条”。由于存在观念的障碍，中信每走一步，都要受到来自其他部门的“管”：政策管制、计划的管制……，这些阻力都没有挡住中信出海的步伐。

为了解决国内日益高涨的木材需求，1984年，中信在美国投资了第一家海外企业——中信美国西林公司；1985年12月，中信澳大利亚公司以项目融资方式收购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其中采用的杠杆租赁模式成为许多中国公司学习的典范，也成为MBA课堂上必讲的案例。随后，中信到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越来越多。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外承包工程成为中信大规模“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数个来自西亚和非洲的“总统一号”工程给中信走向全球市场带来数张名片，建立起投资、资本运作、实业带动工程承包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对传统工程承包的方式进行了创新。

率先“走出去”的战略给中信带来了深层价值。中信不仅为国家引进了资金和资源，同时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进行磨砺，不断创新投资模式。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张极井是中信最早的海外征战者。他说：“海外投资经营的‘试错’就是宝贵的学习过程，培养了一批人。”这都为今天中国大批企业走出国门进行了积累。

企业首家创办银行

中信是第一家开办银行的企业，也是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

为了最大限度地引进外资，上世纪80年代，中信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不同币种的债券。然而对中信来说，拿美元相对容易，得人民币却更难。为了一些国内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中信公司不得不用外汇购买人民币，这也让中信的汇率风险日益加大。尤其是日元升值，加大了中信偿债的负担。如何利用市场手段找到新的发展动能，办银行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出来。1987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信实业银行，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企业办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成立后创造了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的诸多第一。

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市场

中信是中国第一家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市场的公司。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用卫星需求大涨，国内的通信卫星资源匮乏。由于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控制，卫星进口没有可能。中信冲破了长期封闭垄断的中国通信市场，成立了亚洲卫星公司。作为我国为国外发射的第一颗卫星，亚洲一号卫星对我国卫星发射服务打入国际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继亚洲卫星公司诞生后不久，中国国内陆续成立了不同资本背景的卫星公司，使电子通信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亚洲卫星组建8年后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心脏，1996年6月18日，亚洲卫星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证交所同时挂牌上市。

中信独特的DNA

中信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并且也是当时中资企业中唯一的蓝筹股公司；

中信是第一家企业办出版社、企业办国家期刊杂志；

中信成立了国内第一家金融性控股公司……。

35年以来，中信在相对封闭的社会条件下起步，开创了无数市场第一，走了一条艰难探索的道路，始终如一地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成为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先行实践者和领军企业。

是什么使得中信有了今天？中信的魂究竟是什么？王军曾不无感慨地说：“是市场化的道路，是创新精神！”

改革是根本，开放是使命，创新是动力。改革、发展、创新，中信的三位一体构筑了中信独特的DNA。

中信整体上市后，有媒体将中信此举说成是“中信变轨”，这恰是对中信改革发展的误读。中信的每一步都不会是、不能是、不愿成为“变轨”，中信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改革动力和开放视角完整的统一。

中信的道路不是单一的特定创新，不是盲目的改革，不是没有方向的开放。在中信的发展道路上，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寻求市场机遇、发掘市场潜力、创新市场模式。改革、开放、创新是密切联系、彼此依托的整体。

邓小平同志为中信公司成立五周年题词

回顾中信35年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一条主线，这就是邓小平为中信题词所说的“勇于创新，多做贡献。”开拓创新赋予了中信一种敢于改变和推动历史的勇气，一种对于中国走向强盛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中信不断探索建立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业务组合和组织架构，业务发展的布局更加清晰，为中信整体上市奠定了坚定的基础，最终在中信人的共同努力下实践了上市的梦想。

梦成于今，路行已久。

香港是海外发展的桥头堡

1979年中信公司刚刚成立，就将目光投向香港，同步成立了中信香港公司。当时，香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对于内地改革开放和中信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中信走过初期创业，就开始调整战略，在香港规划发展新的版图。

力挽狂澜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银行危机中，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的香港嘉华银行在挤兑风潮中摇摇欲坠。

嘉华银行向中银集团和汇丰银行求援。1985年6月，中银与汇丰达成一致，联手支持嘉华银行，帮助嘉华银行暂时渡过了难关。但是到1985年12月，受新加坡新马财团财务丑闻拖累，嘉华银行再度陷入困境。1986年3月，中信公司对嘉华银行进行重组，成为我国第一家企业在海外收购上市的商业银行。

此次收购对中信来说是商业模式的又一杰作。1992年中国内地才恢复股市，而中信通过海外兼并收购方式拥有了香港上市金融机构。

20世纪90年代，中信嘉华银行年年盈利增幅都在30％以上，1992年更是高达42％，中信入主嘉华银行，不但对收购双方有利，更是对香港金融界和整个商界都大有裨益。“嘉华模式”后来成为政府处理问题“银行”的样板。

香港回归前夕出现了一个新词：“九七大限”。无论褒贬，这反映出香港各界对前途的担忧。一些企业迁移到其他国家，但是也有一些香港的重要企业选择与中资背景的企业合作。香港电讯是香港主要通信经营公司之一，属于环球通信机构英国大东电报局集团的成员公司。香港电讯的股东急于出手20％股份给具有实力的中资公司。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信香港集团认为此时股价下跌，正是参股的大好时机。但中信收购意向报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时，有些专家却对这一收购行为“上纲上线”，居然认为中信是帮助英国人在“九七”前撤出。中信领导认为：“英资要跑，谁也挡不住；中资不进来，美资、法资、德资就要进来。在香港回归以前中资企业应该尽可能地进入香港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介入香港经济，尤其是公共事业。”这种高屋建瓴的见识，体现出中信作为大型国企的使命感，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指出：“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中国的国有公司加入香港基础设施领域，应该受到鼓励。”这也为国有企业进入香港起到一个带头作用。随后，中信香港没有动用国家一分钱，超额完成收购的全部融资安排。中信的进入，给香港很多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后，中信香港持续持有国泰航空、香港电讯、港龙航空、香港东区海底隧道、澳门电讯等股权和权益。

为国家、为民族的复兴和改革、发展开放搭桥铺路，一直是中信人的信念。

获得发展资本

中信香港的并购资金主要来自借贷，在相当程度上透支的是政府的信用，债务负担过于沉重，且回旋余地极小。如果能够拥有一家上市公司，就可把中信香港旗下的资产注入其中，这样就能把中信香港依靠借贷所购资产的债务转移到上市公司。此时，中信香港急需一个连接资本市场的新平台。若想在短期内上市，只有一条路:买壳上市。这就是说，通过购买一家上市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取得上市的地位，然后注入自己有关业务及资产，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

此时，泰富发展映入眼帘。1989年8月，中信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专门负责收购泰富发展。泰富发展成立于1985年，是一家小型地产公司，1986年，通过收购新鸿基旗下新景丰上市。经过一系列运营，中信香港成为中信泰富第一大股东， 获得了对泰富发展的“壳”的控制，中信香港将旗下的优质资产，包括港龙航空股权、国泰航空股权及澳门电讯股权、香港电讯股权等分别注入中信泰富，使得后者跳跃性地实现资产扩张，实力迅速壮大。这一过程其实是一种双向流动：中信香港将资产及业务注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则不断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来收购这些资产和业务，以此来实现集团公司的资产变现，从而使中信香港获得了继续发展所需的雄厚资本。

在全面收购恒昌完成后，中信泰富业务迅猛发展，1990年净资产为7亿港元，到了1996年12月，中信泰富市值达到了957.8亿港元，居香港市值最大上市公司第十位。

以创新谋变求强

1993年8月，中信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市场发行的第一笔债券，也是自1911年湖广铁路债券在美国发行以来，美国投资者认购的第一笔中国公募债券，对此国内外给予高度评价。但此时，中信也渐渐步入还债高峰期，每年连本带利所要偿还的金额平均在5亿元左右，必须尽快“输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中信公司18年来的运营轨道，依靠发外债起步并发展的中信，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处在高额外债偿债的压力下，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全部用于偿还外债。戴着镣铐跳舞，中信怎能展翅高飞？

中信的债务融资曾经创造了中国第一，但随着时代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外债融资遭遇偿还问题，“借新债还旧债”的路子越来越窄，这成为发展的重要瓶颈。中信的调整是，把工作重点由债务融资转向股权融资，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负债率。

突破分业经营籓篱

1997年，中信的金融业已经具备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期货等金融板块，中国还没有哪家公司有着中信如此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但根据中国法律，金融混业经营被严格禁止。同年，中信联手央行对全球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深入的研究，参考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方向，设计自身的金融业体制。

1997年，王军提出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

2002年12月5日，中信控股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中信集团本部不再是一个金融机构。集团下成立了中信控股，由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过渡到“法人分业、集团融合”。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中信控股公司的成立和运作，成为一个最好的实验室:打破绝对分业模式，积极探索混业方向。中信控股交叉产品的设计紧锣密鼓，但前提是严守分业经营的原则。

2004年1月，中信控股的第一项金融交叉产品——中信金融通在上海推出，这款旗帜性的产品让客户们真正体会到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同的服务。作为一名探路者，中信控股的设计和实践，成为中国金融业前行的宝贵经历。

随后，中信提出了在香港建立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的方案。其基点就是以中信嘉华银行为平台，整合中信在海外的金融业务，打造中信海外金融舰队。王军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 5年后在香港得以实现。

在中国资本项目还未开放的时日，中信国金就拥有了一个成就自己的特殊机会:让那些在中国内地、香港及中国台湾从事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企业成为中信国金的重要客户，并利用中信国金的金融控股平台以及与内地中信金融企业的协同效应，为这些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业务。

有了中信国金，在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战略中，中信集团凭借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已经先人一步了。不断求新，不断求变，中信一直在尝试各种模式。

虽然中信集团几乎拿到了全部的金融业牌照，当时真正能为集团贡献价值的部分还仅限于中信实业银行和中信证券。

不久，证券业务快速成长起来。中信证券一开始仅有2亿元资本金，但是按规定资本金达到10亿元才能做全国的业务，2002年底，中信证券顺利上市，充实了资本，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中信证券迅速成为中信集团投资银行业务的龙头，并快速成长为中国证券业当之无愧的第一。

从2007年起，中信实施了再造信托工程，短短三四年中，中信信托急速发力，从行业第25位跃升至行业龙头。中信信托公司董事长蒲坚总结了中信信托的服务模式，简练地写下了中信信托的经营理念：服务境界＝无边界服务＋无障碍运行。无边界是一个贯通边界的动态过程，清除障碍，满足需求，创造价值;对外无边界，对内无障碍，实现无边界需要创新，实现无障碍需要协同;服务和运行的关键在于态度和艺术，服务和运行以客户满意为最高宗旨。

2009年3月，习近平同志视察中信重工

2002年底，中信实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5.85％，不良贷款270亿元，这成为中信的最大难题，这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2005年前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相距甚远。

时任总经理孔丹分析：“中信实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它的问题是历史遗留的窟窿，唯一的方法是拿钱注入，增加资本金。”钱从哪里来？向国家、央行伸手吗？中信决定走最艰难的一条路——自费改革。用八个字表述这条路就是“先注资，再股改上市”。为达到自费改革目标，中信集团要求各部门勒紧裤腰带向银行输血，消化不良资产。经过整整5年艰苦奋斗，直到2007年中信银行在沪港两地成功上市。

面对国内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信没有向国家伸手，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承担了巨大的财务成本，共向中信银行注资272.5亿元，累计核销不良资产248.7亿元，使中信银行净资产大幅提高，资本充足率提前达到监管要求。在此基础上，中信顺利完成了银行的重组、改制、上市工作，开创了中国国有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成功范例。

实业兴邦

在国家提出振兴装备制造业和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的重大战略机遇降临的时刻，中信重型机械公司的改革被提上议程。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我国“一五”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进入90年代，这家企业和很多国有企业一样，濒临破产。作为政治任务，中信接下了这个辉煌不再的包袱。1996年该企业亏损近9亿元，长期拖欠职工工资。

2004年，新任总经理任沁新提出“云层理论”。他说：“海拔高度超过云层，在人们的眼中不过几座山峰而已，你只要紧盯这几座山峰，就会永远位居全球市场竞争的第一方阵。云层之下，极易被激烈的竞争所淹没。因此，要保持云层之上的优势必须不断地进取和创新。”

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的精神。焦裕禄同志曾在这里战斗、生活了9年。习近平同志说：“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弘扬光大在兰考。”中信对焦裕禄精神的追寻一直不曾停止，中信重机事业在艰难转型时期，总是用激情和意志战胜一个一个困难，这种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精神，正是焦裕禄精神的生动践行。焦裕禄的精神由杨奎烈续写，他用生命诠释了新时代焦裕禄精神的内涵。

凭借顽强拼搏，中信重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06年公司收入突破50亿元，企业跨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此后，公司开始实施“新重机工程”，构建一个包括重铸铁业工部、重型锻造业工部、重型热处理工部的全新制造工艺体系在内的系统性工程。经过持续大规模、高起点的技术改造，中信重机形成了整套现代化、高水平的工艺加工制造体系，成套能力和工程承包能力。这样一个制造体系和生产制造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为稀缺的资源，这使得中信重机在大型设备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

中信重机一举成为世界一流的高附加值的大型铸锻件生产基地。习近平主席在考察中说：“这里代表了世界先进制造业的水平”。

同样走在产业最前沿的还有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技术最先进的世界级轮毂制造基地。

中信戴卡的研发中心有着很强的自主研发、同步研发能力，在海外设有欧洲研发中心、北美研究中心和日本研发中心，是中国第一家能与国外主机厂进行同步开发的轮毂企业。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得中信戴卡有着稳固的地位，掌控国内几乎所有高挡车的市场份额。

面对中信实业板块中的若干优势企业，可以总结出多种商业模式，但所有这些成功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找到了自己的利基，并成功实施了利基战略。中信这些成功企业通过“归核化”的战略成为细分市场上的领先者，并构筑各种进入壁垒，逐渐建立起持久的竞争优势。

海外战略

30多年来，海外战略是中信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

2008年6月，中信集团召开海外工作会议。会上，时任董事长孔丹把新时期下中信“稳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提高到“中信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和实现集团愿景的必经之路”的重要高度。

对外承包工程是中信“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95年中信承接了德黑兰地铁项目，伊朗人把此工程称为“总统一号工程”。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工程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中东第一条地铁，也是中国公司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实施海外工程。德黑兰地铁项目已成为中信公司在中东的一张名片。

2005年，中信与巴西电力集团签订了坎迪奥塔二期工程承包协议，这是中国公司在巴西签的最大火电厂项目；同年，中信又与委内瑞拉住房部签署2万套社会住房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合同，这是中国在委内瑞拉正在施工的最大工程承包项目。

2005年10月，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向全球招标，这是一个世纪工程。中信的竞争对手来自全球64个顶级工程公司组成的7个投标联合体，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承包商。虽然高手如林，中信并未退却，精心准备，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仅参与招标的法文标书就达760公斤，最终中信中标成功。

建设中的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项目

在这个“技术集成”能力极高的项目实施中，中信帮助中国近百家勘察、设计、施工、物流企业和设备供应商进人阿尔及利亚市场，带动中国近6亿美元的机械设备出口和上万人的劳务输出，同时也为阿尔及利亚提供近10万人的就业机会，打破了中国走出去企业单一作战的格局。时任总经理常振明总结：“这就是中信的管理模式，我们自己队伍不大，但能找到最好的合作伙伴。这是创新，也是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中信将此工程作为“政治工程”来完成。“经济工程”与“政治工程”有何差异？常振明在战前总动员时说:“东西高速公路是政治工程，是总统工程，是中阿两国的友谊工程。因此，工期第一、质量第二、成本第三，确保工期是我们的最大目标，最后才是我们挣不挣钱的问题……，我们的措施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变被动为主动，帮助政府解决问题。”讲政治就是要勇于担责任，在这种原则下，工期就是最大的目标，虽然及时全面竣工中有道不尽的苦涩和汗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称赞：“这不仅是你们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张名片，更是你们在整个非洲的名片。”

这张名片把中信人又带入了更多的国家。

2007年，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总承包商将参与安哥拉的重建和开发。安哥拉社会住房项目成为我国国外承包工程的又一里程碑。在安哥拉这个最大住房项目中，中信建设集团摒弃传统工程模式，帮助安哥拉规划了一个覆盖建筑产业链和社区配套本地化运营计划。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中信深耕安哥拉市场创造了条件，目前形成了包括住房、农业、矿业、旅游等在内的多个业务板块。

中国新一阶段的“走出去”势必将集中我国各个领域的优势资源，共赴海外开辟更高层的业务。中信建设以“中信联合舰队”的模式整合资源、集中优势，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超大型工程交付能力，实现与国际领先承包商相抗衡的竞争优势，促进中国企业有序地走出去。同时配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输出部分过剩产能，引进更多国外资源，形成以工程为核心的资源全球优化配置。中信建设在安哥拉项目中将中国在家电、建材领域的产能有效转移到国外，同时为我国引进矿产、粮食等资源提供有利条件，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为国家获取战略资源和缓解建筑工程相关产业产能过剩承担了作为国有企业的责任。

经过多年的实践，2014年中信建设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优势，创新性地提出了“以投资、融资和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差异化经营战略，打造了“中信联合舰队”的商业模式，探索并形成了工程、金融、资源、实业“四位一体”的业务架构。

不辱使命

金融、实业，国内、国外，中信集团各个行业都在不断整合、创新，正在从“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转变成“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型企业集团，并在更多领域同时发力。

在中信35年的跋涉中，“创新”是贯穿全部发展历史的精神和从来不变的发展方式。几代中信人不辱使命，贡献了自己的精神和汗水。今天的中信已经家大业大，扬帆出海整体上市。但是中信人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创业和创新精神。

这，就是中信的生命力所在！

链接：

中信上市大事记

·2008年，中信集团将“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的企业发展战略的表述调了一个个儿，改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

·2014年3月26日，中信泰富正式对外公告，与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将以现金及配售新股(代价股份)形式收购中信股份100%股权。新中信成功引入了境内外共27家投资者，总认购金额达532.7亿港元。

·2014年8月25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宣布,在获得所有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后，已完成对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改名为“中国中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

·2014年8月27日中信泰富更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CITIC LIMITED)”。

·2014年9月1日起公司以此名称开始股票交易。

中信的改革、开放与创新大事记

·1979年，在邓小平直接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出面创办中信公司。

·1979年，中信成立时设立房地产部，是中国第一家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企业。

·1980年2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务的子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

·1980年11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租赁业务的子公司中国东方租赁公司。

·1982年，中信公司在日本发行企业债券，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发行债券的企业。募集来的资金投入江苏省仪征化纤。

·1985年12月，与美铝签约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是第一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

·1986年，组建中信嘉华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同年，中信泰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中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

·1986年，中信房地产公司成立，是中国首批具有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

·1987年4月，经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信实业银行正式成立。

·1990年4月，亚洲卫星公司发射亚洲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成为亚洲地区第一家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和商用卫星运营的公司。

·1993年7月，中信实业银行代理中信公司在美国成功发行2.5亿美元扬基债券，这是自1911年以来，中国企业首次进入美国市场发行的公募债。

·1993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并入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

·1994年，中信实业银行代理中信集团向日本金融机构发行0.5亿美元和50亿日元商业票据，这是中国企业首次以自己的信誉在国外发行商业票据；是国内银行业首家开展速汇即付业务的银行；是国内唯一承销国外债券的金融机构。

· 1996年，中信实业银行作为牵头行和代理行筹组2.69亿美元伊朗地铁项目，是当时国内融资规模最大、参加银行数量最多的出口信贷业务，开创了国内银行以银团方式提供出口信贷的先河。

·2000年，由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

·2002年12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中信证券向社会公开发行4亿股普通A股股票，2003年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2006年11月，中信银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2006年12月，中信银行整体改制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4月，中信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同步上市。

·2009年5月，中信银行收购中信国金70.32%股权，中信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交所发出公告，宣布以135.63亿港元现金收购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70.32%的权益，每股对价为港币3.35元，市净率为1.43倍。此次收购对中信银行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

·2011年7月，中信银行先后完成A+H配股融资工作。本次A股配股认配率达到99.01%，H股总体认购股数达到此次配股总数的300%以上，均居同业前列，最终共募得资金人民币257.86亿元，成为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迄今为止最大的再融资项目，以及2011年以来香港市场最大的再融资项目。

·2011年9月－10月中信证券首次完成H股发行。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信证券总资产2714亿元，净资产877亿元，净资本348亿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证券公司。2013年，中信证券各项主营业务排名继续位居中国证券行业前列。

（编辑  季节）

 

“自费改革”到“自费留学”，中信人如是概括整体上市的艰难历程。

“自费改革”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压力。中信的发展历程中，经过了多次的整合，这些整合工作没有依靠国家一分钱。中信仅仅依靠国家投入的2.5亿注册资金进行了滚动发展，至2013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达42997亿元，净资产2719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751亿元，净利润378亿元。在这条道路上，无论是1992年在王军引领下的公司内部整合；还是孔丹统帅下的中信银行改造最终完成，都是中信在发展进入新的转折期时为了摆脱自身经营困难主动进行的自费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WTO，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都需要在2005年达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8%的基本要求，但当时中信银行显然不能满足此要求。在政府的支持下，当时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性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随即启动的股份制改造，这些银行也得到了国家大量的资金注入，使身染沉疴的金融系统一次性根除病根。此时，中信银行没有向国家伸手，完全依靠自救自行消化解决了高达270亿的不良资产，将资本充足率从5.2％提升到8%，脱胎换骨，成为中国领先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充分体现出中信的发展改革不是依靠政府的投入，而是走了一条自费改革，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道路。中信依靠自身力量，利用自身良好信用在境内外市场发债筹集资金，同时，完成了对旗下重要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被誉为“自费改革”的典范。

“自费留学”——到海外去融资，去寻求更大的发展平台。2009年，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常常在各种场合宣传他对中信未来发展的战略构想：“中信集团整体上市，借资本市场，再融资600亿到700亿，搞100亿美元回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各种业务整合。……我现在不能仅仅想一个淮海战役,我得想整个解放战争呢！”

孔丹说:“我们希望把集团整体上市作为一个契机，把加强协同效应、风险管控、战略管理及相应的资源配置作为推动集团经营方式转变的抓手。”对于中信集团来说，整体上市之所以重要，其意图在于实施推进国际化战略，以上市倒逼体制机制的新型改革以破解中信集团所面临的规模和利润增长的客观瓶颈。

而今，中信集团又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走上了去海外整体上市的“自费留学”的探索之路。

成功的交易

2014年9月1日，随着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中一声清脆的锣声，“新中信”登场。

这一天，中信股份境外整体上市仪式在联交所展览大厅举行，在近百名各方代表的见证下，交易代码为“0267”的中信泰富更名为“中信股份”。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之梦成为现实。

整体上市

这是一项令全球资本市场瞩目的交易，也是牵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改革大局的尝试。

2014年3月26日，中信泰富正式对外公告，与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将以现金及配售新股形式收购中信股份100%股权。中信股份包含中信集团绝大部分净资产，股东权益高达2250亿元人民币，所覆盖的行业和领域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高度契合，包括金融业、房地产及基础设施业、工程承包业、资源能源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行业。

此次交易中，中信集团顺利将其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全部资产注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更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通过此次整体上市，加强了新中信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常振明董事长表示，中信必将成为投资者投资中国市场、直接参与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想选择。

对于中信的此次交易，《华尔街日报》评论道：中信集团的新计划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标志着中信集团再次成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者。

此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中信泰富改名为中信股份。至此，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范例，并被境内外市场高度关注的中信股份境外整体上市工作已顺利结束。

“此次整体上市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举措，是国企改革的一次尝试和探索。”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如是说。

买中信就是买中国

中信集团整体上市是迄今中资企业最大规模跨境并购交易，也是香港市场最大规模的上市公司配售。

在此，我们拿中信和其它的交易进行比较，可以一窥中信交易规模之巨。2014年1月7日，中国房地产企业绿地集团在伦敦签署房地产收购投资协议，宣布总投资达6亿英镑的RAM啤酒厂住宅项目；1月9日，葡萄牙政府宣布，中国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成功中标，以10亿欧元的报价购得葡萄牙储蓄总行保险业务80%股权，凡此种种，虽皆是大宗交易，但规模不过百亿，业务品种单一，和中信此次大规模、综合性极强的交易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此笔交易对于香港市场而言，其巨无霸形象更是直截了当。新中信在2013年的营收达到4100亿港元，高于亚洲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香港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这些营收中，三分之一来自金融服务，五分之一来自资源和能源，超过和记和九龙仓(Wharf)的营业利润之和。按资产计算，和记和九龙仓目前是香港最大的两家企业集团。

中信在路演中不断被提及的，就是中信集团充分发挥了经济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走出了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信誉与形象，取得了显著的经营业绩。中信集团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其中，金融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实业涉及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等行业和领域。

可见，按资产和行业跨度来说，买中信就是买中国。

两大创举

说中信集团上市成功，绝非虚言。

本次交易中，中信集团通过与在港上市子公司中信泰富签署认购协议，由后者收购中信集团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100%的资产，实质上是将中信股份整体注入中信泰富，一举实现境外整体上市和迁册香港两大创举。

交易模式亦是大胆创新。中信的整体上市以大宗交易方式，由中信泰富以173亿股股票及425亿元人民币现金作为对价，支付给中信集团，购入经评估后的中信股份225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此宗交易创下香港股市历史上最大规模交易，新中信从总资产、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方面，都是香港市场综合性企业之最，由此新中信取代中信泰富成为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公司。    

中信集团以利税形式将现金上缴财政，实现了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减持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回收现金的一次成功实践。这种形式，为财政部一直尝试编制的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提供了借鉴。简单说，这次交易是国家拿了现金而上市公司分文未取。新中信的股权结构中，财政部占据78％的股份，持股约200亿股，这就意味着，中信股份的股价每上涨1元钱，国家就多200亿元的价值。通过交易结构不难看出，本次交易成为盘活国有资本的一次有益探索，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到国有资本管理的转变提供了实践经验，为国企以更少的资本撬动更大的资产做出了积极探索。

与此同时，迁册香港实现了中信股份股东结构多元化和全球化，将进一步推进中信集团整体的“走出去”战略，中信股份可借鉴香港成熟的公司治理经验、健全的法律体系及专业化的国际人才，成为一家更为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企业。

常振明指出，此次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业务的多元性和规模，扩大资产和资本，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他强调香港拥有独特竞争优势，是继续发展的理想基地，香港也是中信的“家”，中信会“一如既往地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财政部王保安副部长在出席中信上市仪式并致辞时，对中信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中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并稳步发展，在“引进来、走出去”，探索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应用先进商业模式中始终处在最前沿的位置，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几年在深化改革、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一刻，常振明想起了美国经典电影《MISSION  IMPOSSIBLE》（《碟中谍》）中无所不能，屡屡完成在他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传奇英雄，他引用此著名影片的片名，回眸惊心动魄的上市征程，心潮澎湃。知易行难，这种感受的背后却是中信人为整体上市付出的智慧与汗水。

战略选择

最大的问题浮出水面：中信该选择何种方式上市？

关于上市路径的选择，当时在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两个可能性，最终的思路更加倾向于通过香港市场实现整体上市。

中信为什么不发A股，为什么不能IPO呢？

中信自有难处，困难之一是市场估值和监管要求的矛盾。

中信公司作为一家综合性企业集团，在国际市场上有综合企业折扣。举个例子来说，综合企业的资产估值如果是100元，资本市场的出价可能只有90元，甚至80元，这就是所谓“综合企业估值陷阱”。在香港，像中信这样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企业更是少见，投资者面对庞然大物，习惯简单化地在估值上打个折扣。但财政部明确规定，国有资产不能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卖股票，用打折的价格发行上市是财政部不能允许的，因此无法选择IPO的方式。

为什么选择“借壳”而没有选择国内发行IPO的原因比较简单：囿于目前A股市场同一资产不能两次上市的规定，中信集团可选择的只能是海外整体上市。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实现多层次的价值，比如说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对于公司成立以来只从国家获得过2.5亿元资本金的中信，它的发展始终离不开资本市场。很多国有机构的股改上市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注入，但我们这次整体上市希望保持一个特点，即自费改革。”2010年时孔丹说。

困难之二是资产评估问题。中信股份旗下资产大多数已经上市，而其三分之二的净资产来源于中信银行，当时中信银行正面临银行估值的低谷，其H股股价仅为每股净资产的0.7倍。实际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就是其市价，也就是说，中信银行的股权价值只能以股价来计算，中信股份所持的中信银行近67%的股权价值在其净资产的基础上折了600多亿元，如果按照这种对价去发行新股，国有资产将遭受严重损失。

对于没有在香港IPO，常振明也指出，目前整个中信股份下面已经有很多上市公司，如果再去IPO，投资者会感觉非常困惑。通过注资中信泰富借壳上市的模式，对中信泰富和中信股份都会是双赢的局面。

考虑到中信系公司已有很多在内地和香港上市，担心集团再IPO给投资者造成混乱，所以最终选择了注资的形式。可见，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虽然众多公司是二次上市，但绝非二次融资，而是二次创业，是“专科”检查与“全科”之关系：透过CT或是核磁共振，中信的每一个子公司都是健康的，但这就如同一个健康的人一样，每一个器官的健康并不代表这人的整体健康，还需要血脉、筋骨、精气神，中信的整体上市犹如将一个个已经检查健康的器官，如何在一个人的整体上，通过血脉骨骼联通起来，打通任督二脉，展现精气神，展现炯炯有神、孔武有力、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中信。

借壳机遇

几经权衡，注资中信泰富映入眼帘。

1986年就已上市的中信泰富是地道的香港本地企业。中信集团于20世纪90年代初收购了中信泰富的控股权，一度达到80%的持股比例。在中信的倾力支持下，中信泰富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信泰富相继入股国泰航空、港龙航空，投资建设了海底隧道，进入了香港的货运物流业、买入香港电讯，还在新界拥有垃圾处理站等，在香港经济中影响力不断增加。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期间，外汇期货危机使得中信泰富元气大伤。当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巨亏公告，预计总亏损为155亿港元，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随即向大股东中信集团求救。中信集团调集了集团总部和中信集团在香港的人员组成几个工作组，分别从中信泰富的核心业务、衍生品、银行贷款、审计、法律等领域协助中信泰富“善后”。11月1日，中信集团确定了解决中信泰富问题的方案：一方面紧急向中信泰富提供15亿美元备用信贷，随后中信泰富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向中信集团定向增发14.5亿股股票，替换上述备用信贷。增发完成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增加到57.6%。

由于中信泰富的股价较低，使得中信集团在资产注入后还能获得较高的股权比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信泰富在经济下行阶段遭遇的困境正好给中信公司整体上市创造了一个机会。

综合考量

如何确保维护股东利益，成了中信决策层重点考虑的大事之一。

由于本次资产注入由于属于关联交易，必须获得中信泰富占比42%的公众股股东的认可。这些股东中间，很多是常年追随中信泰富的老股东，也有加入的新股东，近两年来中信泰富的股价一直低迷，发行价格如果太低，对小股东不利。而对财政部来说，股票价格高又会增加其入股成本，不利于国有资产未来的保值升值。中信集团过去有97%的股份属于财政部，上市后的中信股份按照港交所规定要保障15%流通股，财政部股权要减到最多85%，12%的股份将主要卖给机构投资者。

常振明解释，如果收购采用全部向母公司发行新股的方式，新的中信股份股权将有超过90%的部分由集团控股，这会违反港交所规定的最低公众持股比例（15%）。因此，中信泰富必须对外部股东配售一定数额的股份，这将变相摊薄了国有持股。

“引入外部股东客观上是为了满足交易所的流通要求。合理摊薄国有持股本身已经是一种突破，混合所有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可能一步到位。”常振明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界定了不同企业功能和混合所有制，我们作为国企改革也是一次新的尝试。整个中信到香港上市或说注资到香港，则有利于促进国企改革和下一步商业模式的创新，亦是混合所有制的实践。”

一步险棋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中澳铁矿项目风雨飘摇之际，常振明以黄蘖禅师此语自勉，绝非偶然。厘清了上市的路径，明晰了上市的难点，更艰难却现实的挑战摆在了中信团队的面前：如何稳定中信泰富的股价和如何讲述新中信的故事。

稳定股价

本次交易不仅交易规模大，其复杂程度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既是大宗并购又具有IPO的性质。上市工作启动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论证和监管审批的工作历时冗长，而一旦启动，又必须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把握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交易，这期间内部工作的艰难自不必说。对外的信息保密也至关重要，万一信息泄露导致股价波动超出各方承受范围，将使交易窗口立刻消失。

中信泰富的股价每天都在交易，未来如何波动无法预测，而此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的临时停牌、信息披露、公告、股东大会、监管审批等复杂的流程，任何一个环节把握不好都可能导致股价异动，从而对投资者的心理和小股东情绪产生影响。任何风险，都会导致交易随时停止。

常振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情忐忑：“公告前担心定价太低小股东不满意，公告后担心涨的太多投资者不认可，跌了又担心是不是市场不认可本次交易，每天都如履薄冰。”

股价是关键，毕竟“涨也不行，太低了也有点问题，跌的太低了，小股东投票就有问题了。”此时，股价成了常振明最担心的，根据香港的证券法规，如果交易得不到小股东同意，那么中信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因为对于很多小股东来说，长期持有中信泰富股票损失很大，不过，若是没有中信集团的反向注入，中信泰富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太好，这种局面下，小股东没有“为难”。但到了投资者这里就有了问题：嫌贵！

引入战略投资者

引入投资者的压力也不小。

2014年从3月公告到6月股东大会，要在短短两个多月内，锁定至少满足15%公众股比的认购规模，在当时低迷的市场环境中谈何容易。

于是乎，中信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新中信配售一没有举行大型投资者路演，二没有公开接受认购竞标，想要入股必须得到来自中信集团的独家邀请。获得邀请后，由来自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的高管一对一现场约谈，买卖双方谈的不是入股细节，而是未来合作的可行性以及机构对中信整体战略的意见。

就这样，与传统IPO招揽财务基石投资者不同，收到邀请的战略投资者本身熟悉中信的业务优势，更在乎国企改革的前景。

最终，战略大获全胜，中信共引进了27家中外战略投资者，投资者结构既为多元化又有全球背景，国家社保基金认购股份最多。这些投资者都比较认可中信集团的长期发展战略，有的在产业上与中信有长期合作。

中信的比较优势

中信拥有丰富的“卖点”：中信的资本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在国企改革中能释放出潜在红利；中信的各项业务布局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域高度契合，如城镇化建设、资源能源的进口需求及环保等可持续发展行业等；中信在金融实业方面均有较强的实力，在境内外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品牌；中信管理层十分稳定且经验丰富。

总的来说，买中信就是买中国，上市后“新中信”凭其体量和市场地位将成为港股市场上不可或缺的蓝筹股，而且中信多年的骄人业绩也说明未来能够给股东创造长期回报。

随着交易的不断推进，市场情绪逐渐由质疑转为支持，股价稳步上涨，到8月底交易最终完成前，股价最高涨到16.88港元，相对于入股价格，涨幅超过25%，市场热情可见一斑。

2014年9月1日，新中信如期上市。

新中信扬帆

整体上市并非是中信集团功成名就的标志，却是集团开启新的漫漫征程的起点。

新商业模式

对于新中信而言，下一步主要工作是进行整合，将两家的部分业务真正实现合二为一。

常振明表示，中信作为综合性企业集团，金融和实业应并举发展；“将来希望能成为50%对50%的比例，目标是希望金融和非金融能够并行发展、更加平衡，实业业务的利润能够上升。”

目前，中信金融资产无论是从收入还是利润等方面都占据了集团的大半壁江山，但是未来集团要在巩固中信金融综合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和协同效应，将实业类资产做大做强。

“一方面，我们在地产、装备制造等业务领域根据新的市场形势和行业发展趋势，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业务结构，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环保、农业、新能源和医疗养老等领域积极拓展。”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炯说。

 “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所涉及各个领域的领先者，如果我们做不到行业的领先者，我们就会和这个行业的领军者合作，带动我们的快速进步。” 王炯进一步说。

倒逼改革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

王炯表示，经过各方齐心协力，中信股份完成了整体上市这一艰巨和复杂的工作，成为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大型上市企业集团。公司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开拓创新，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管控体系，提升公司管理效益和质量，实现中信持续发展的整体目标，成为一家受市场信任和让股东满意的公司。

本次上市，中信直接引进了包括国资、外资和民营资本等27家投资者，他们和中信泰富最初的中小股东一起，共计占据公司总股本的22%，这些投资者的引进也成为中信对国企混合制改革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实践的“软性约束”。

中信还将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国际化人才资源、健全的法制环境、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等方面优势，更为深入地推进集团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

上市后，中信将接受国际资本市场的审视，将符合境外的监管要求，这是一次自我挑战，将倒逼中信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司治理机制。这场改革将新中信内在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活力极大地解放，必将使得中信向更加治理完善、管控有力、运作高效、文化先进的现代企业集团大步迈进。

常振明指出，中信坚持“改革、开放、创新”的精神，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已成长为一家国际大型企业集团。今天，中信再一次站在了中国国企改革的前沿，并凭借中信与中国经济高度契合的业务结构，依靠中信经验丰富并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团队，努力打造更加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现代企业集团，并继续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这不是结束，甚至不能说是结束的开始，只是开始的结束。” 常振明在上市后一次内部通报会上引用了他所钟爱的丘吉尔先生的一句名言，这也预示新中信二次创业已扬帆起锚。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围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同时，习总书记就政治制度模式、“普世价值”等涉及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亮明旗帜、划清界限，凝聚了全党的共识，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提，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从新中国的发展历史看，只要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就绝不会放弃“分化、西化”和遏制、牵制中国的政治图谋。在新形势下，我们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战场，依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较量，其本质依然是两种制度模式、两种价值观念的斗争与较量。在新形势下，我们要高度警惕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历史虚无主义、质疑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等错误思潮的危害，以及上述错误思潮在不同时期的诸多“变种”表现。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重温邓小平关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实践和重要论述，十分有助于深化对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蕴含的历史传承、理论接力、定力和担当精神的深刻理解。我们要从中汲取营养，旗帜鲜明地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驳，澄清是非，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形成

稳定问题，是任何执政者难以回避的首要问题。中共从局部执政起，就清楚地认识到，要把政权、社会稳定下来，必须经过长期复杂的艰辛探索和努力，形成一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邓小平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早在1992年1月，他就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372页。以下引用《邓小平文选》处均用volx,xxx体例）。

邓小平的维护稳定思想来源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其主要起源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2] ，并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之路。但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vol.2,332），“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所以没有能够完成”（vol.2,335）。这些问题使我们在建国后未能防止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上的浮夸、“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等。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进行了认真思考、探索和实践。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就安定团结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进行了专门阐述，指出“1957年，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讲了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当然，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vol.2,44）。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再次阐述了毛泽东概括的目标，并明确指出，“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vol.2,176）。

为了巩固人民的社会主义江山，邓小平根据所处的时代主题和时代背景，把毛泽东概括的“良好政治局面目标”和后来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等思想综合起来，概括凝练，提出了“稳定”的思想。

在当代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努力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争取稳定的内外环境，始终是邓小平高度关注的关键问题。他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从“中国的最高利益”（vol.3,313）出发，形成了关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思想。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凸显，维护稳定作为首要和前提条件被提出来。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vol.3,82）；“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vol.3,286），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借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经验教训、分析应对西方对华“西化分化”战略的基础上，邓小平冷静分析形势，指出“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vol.3,320）。1990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vol.3,360），“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vol.3,361）。

邓小平以稳定与发展为基础的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指导并保障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使我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乱局的背景下，始终保持“风景这边独好”。

目前，我国进入了发展新阶段，更需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3] 。习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4]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5] 。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来源和发展，将使我们对党的理论发展创新脉络有更加清晰的把握，对习近平总书记“217重要讲话”精神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内在密切联系有更深刻的认识。

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基本内容

国家制度由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构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的。作为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关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思想内涵，也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社会稳定、思想稳定等内容。

政治稳定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政局、政策稳定，是邓小平关于维护政治稳定的两个支柱。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vol.2,164）。针对当时党内有些人淡化、甚至漠视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vol.2,358）。1980年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一开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在其他条款中将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四项基本原则载入国家根本大法，成为国家意志和不可动摇的治国原则。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邓小平多次讲的关于党的稳定、中国稳定、国际局势稳定等，属于政治稳定中的政局稳定范畴；为了国内的政治稳定，邓小平要求必须做到政策稳定、改革开放要讲究稳妥、改革开放的步子要迈得更稳更好等等，是指政治机构和政治运转的良好有序，属于政治稳定中的政策稳定范畴。

经济社会稳定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原则下的经济社会战略稳定、战术稳定，构成了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中经济社会稳定的基本内容，并把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作为维护政治稳定，乃至党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工作来抓。

邓小平的经济社会稳定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 （vol.2,319），“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vol.2,191），“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vol.2,178）。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风云变幻冲击下，“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vol.3,371）。

除了从战略上重视关心经济社会发展外，邓小平还十分注意从战术上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如，针对经济建设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他预见性地强调要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要注意经济稳定、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等，“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6] 。

思想稳定是检验一个政权是否稳固、检验政治和经济社会是否稳定的风向标，是事关稳定的重要基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外各种势力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推销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最终目的是“和平演变”。邓小平告诫全党要保持警惕，并亲自领导了反自由化斗争。

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vol.3,181），“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vol.3,211）。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1989年11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也干不成”（vol.3,344）。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任务，1987年3月，邓小平对美国务卿舒尔茨说，“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vol.3,208）。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邓小平提出不能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只能依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vol.3,208）。他也预言，四个现代化实现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了，人们就会信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

同时，在维护思想稳定方面，邓小平围绕反精神污染、反“一切向钱看”、正确地借鉴和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断；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信念，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有统一理想、信念，要有共同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要坚决防止人心涣散。

邓小平关于维护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稳定的三方面内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其中一方面出问题，都会影响其他方面的稳定。要从各个方面排除一切不稳定因素，以实现整体的稳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的，“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7] 。

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主要特点

深厚的历史感

邓小平从中国近代以来长期混乱、积贫积弱的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发展，从国际上一些国家滥服西方开出的“民主”药方所造成的动荡动乱中，洞察到保持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首要条件。

邓小平用通俗的语言，揭示了稳定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vol.3,244）。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不允许乱”（vol.3,286），“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vol.3,212）。

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都是运动，而且统统都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vol.1,32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强调，“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8]，“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vol.2,251），“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vol.2,25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整顿和恢复各方面秩序等的艰巨工作中，处处从维护稳定大局出发，正确处理了复杂的矛盾，一个全党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开始形成，“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来之不易的成就”（vol.2,159），“我们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 （vol.2,159）。

习近平总书记在“217重要讲话”中也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9]。

鲜明的时代性

邓小平理论关于维护稳定的思想，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总结和丰富发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努力，造就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是遗存和新出现的问题也，对安定团结局面也构成了挑战。邓小平敏锐地提醒全党，“还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共同负起责任，维护、保障和发展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vol.2,251）。

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动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自由化的核心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 （vol.3,123-124）。针对“西单墙”事件，他强调“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vol.3,379），“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vol.2,252）。

针对西方国家思想文化渗透，邓小平尖锐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vol.3,40），“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vol.3,44-45），“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vol.2,251）。

针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邓小平坚决地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vol.3,379）。

针对影响稳定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vol.3,199），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改革“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vol.3,113），“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vol.3,364）。

针对党和政府的某些工作失误和腐败现象，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vol.3,379），“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惩治腐败”，"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vol.3,313-314）。

邓小平高度重视霸权主义、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国际和周边国家（地区）局势动荡对我安全稳定造成的威胁。1989年9 月，邓小平与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谈话时直言不讳地说：“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vol.3,325-326）。

针对刑事、治安案件高发，尤其是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频发对社会稳定造成的直接危害，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vol.3,33-34）。

对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体现的这种鲜明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见改、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0]。

宽广的国际战略思维

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也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对世界和平的高度责任感。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vol.2,241），“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vol.3,282）。

在国家关系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界，而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本准则。邓小平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vol.3,330）。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的正确指导和具体指挥下，我国调整了外交方针，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坚持原则、灵活务实的态度，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十分重视中国的稳定对世界的影响。我国作为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上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的情况如何，会被人们看作发展中国家如何，社会主义如何，世界局势发展如何。邓小平指出，“中国如果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vol.3,357），“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vol.3,158）。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vol.3,383）。

如果中国乱了，问题会很大。“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打起来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何谈‘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何止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vol.3,360-361）。

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1989年2月，邓小平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谈话时，再次强调“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选举，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vol.3,285），“中国就将重新陷入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这不但是全国各族人民所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甚至仅仅愿意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vol.2,176）。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也强调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共赢、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11]。

深厚的定力和历史担当

改革开放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厚定力，很大程度体现在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中。“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vol.3,123-124）。

邓小平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vol.3,379）。当年，面对内外挑战和压力，面对改革开放中的诸多困难，邓小平沉着地告诉全世界，“凡是影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vol.3,286）。1989年2月，他告诉同美国总统布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vol.3,284-285）。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对此进行了深刻阐述，指出：“我国国家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总之，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植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形成于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战略及其新表现掀起惊涛骇浪时的“我自岿然不动”；形成于面对国内外各种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狂潮时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形成于改革过程中触及深层利益带来抵触与阻力时的“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12]；形成于在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中慎重而大胆推进改革的“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13] 。邓小平的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是斗争经验和治国理政经验的综合结晶，是确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14] 的正确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有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及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巩固了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鲜明阐述，与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中体现出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一脉相承，是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有效治理国家能力的动员令。

 

[1]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372页。（以下引用《邓小平文选》处均用volx,xxx体例）

[2]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3年12月26日。

[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22-23页

[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09页

[5]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6] 李捷：《基本路线的确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国当代政治史论稿》（2013年11月），第178页。

[7]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8]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308页）

[9]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第1版。

[10]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第1版。

[1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14页

[1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21页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7页

 

“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经济导刊》：最近你的著作《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出版后产生较大影响，“唱响中国”是这本书的主调吗？你在选择采访对象时有哪些考虑？

玛雅：我写这本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唱响中国，表达中国立场。就像我在序言中所说：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是为了以事实和分析告诉自己的人民，6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从而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激发和增强追求中国梦的正能量。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也是向世界表明，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从另外的起点和路径，同样走近了世界文明的制高点。

这本书汇集了15位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战略思想家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的观点，总结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分析中国在今天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以及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展望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将为世界所作的贡献。全书从事实和理论层面阐述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依据所在。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改革与发展方向、国家产业战略、医疗改革、地缘环境与外交战略、中美关系、中共执政地位、民主政治建设、反腐、爱国主义、中国梦等话题。这些都是关涉方向道路和国家前途命运、关涉国计民生和内政外交的大问题，回答了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

选择与这些专家学者对话，是因为他们是以“中国立场”在思考，在探究，在求真，他们的思想既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助于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出版这本访谈录，是要为这样的中国思想的表达、积累和传播做一件有益之事。

《经济导刊》：为什么选择“唱响中国”这个主题？

玛雅：2008年12月，我的第一本访谈录《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由三联书店出版。随后，香港三联于2009年9月推出繁体字版《当代中国思想界国是访谈录》，在海外发行。海内外相继出版这本书，对我是一个鼓舞。我感到，以访谈录的形式记录和传播优秀的中国思想是个好方法，应该坚持做下去。

为什么选择“唱响中国”这样一个主题？是发自内心，也是应运而生。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记忆深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大悲和北京奥运会的大喜。2008年对于世界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始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裹挟着世界经济大退潮。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中国在遭遇“5•12”大地震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很快走出了灾难的阴影，并于8月成功举办了史上最精彩的奥运会。2009年，中国率先于世界各国走出了金融危机，实现复苏，GDP增长9.2%，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伴随中国骄人的成绩，国内外却不断传来刺耳的噪音。大地震发生时，国内有人抛出“天谴论”；奥运火炬传递中，在西方“文明”国家遭遇阻挠；金融海啸之下，有西方学者预言，中国将是最后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国家之一，而美国是第一个。

为什么中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却被国内外很多人恶言相向？为什么美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被唱衰的却是中国？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是非标准，还有没有公理？！然而，面对这样的黑白颠倒，如果中国人自己不站出来说话，又有谁会为我们发声？更何况，那些唯恐中国不乱的人还在叫嚣“中国崩溃”。所以，2009年初在计划出版第二本访谈录时，我就确定了一个主题——中国立场，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国。

时机也巧，2009年是建国60年大庆，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90诞辰。官方和民间都在纪念这两个重要的日子，学界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在2009年采访潘维教授作《共和国一甲子探讨中国模式》，2011年采访章百家教授作《六十年中国外交的目标与选择》、采访乔良将军作《中国的崛起需要战略智慧和战略耐心》时，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突出一个关键词：中国。

《经济导刊》：为什么用了现在这个书名：《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玛雅：当时我正在进行采访，为完成这本书积累文章，时代华语图书公司策划了一个选题——“中国为什么能”，并希望由我来作这本书。这个选题与我想要表达的“中国立场”很接近，我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那么究竟“中国为什么能”？或者说要表达什么样的中国立场？在我看来，就是要说清一个事实：中国60多年来的道路是成功的，这个成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这也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这个立意与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相吻合，所以在最后确定书名时，就用了《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有人说，这个书名很“潮”，很有点儿畅销书的味道。也有人说，这本书正当其时，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其实，我既不是一个“潮人”，也不是一个“超人”，我只是恪尽一个中国新闻人的本分，说自己应该说的话，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欧美同学会纪念会上的讲话）。

中国学派：高举坚持中国道路的思想大旗

《经济导刊》：整个采访过程历时多久？对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玛雅：我从2012年8月开始采访到2013年7月书稿杀青，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此前完成的几篇文章，我都进行了修订更新。全书15篇文章中只有史天健教授那篇保持了2009年的版本。史天健老师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学者和兄长，他于2010年病故，我收入了这篇文章纪念他。同时，就像我在导语中说的：“文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学术精神今天依然弥足珍贵。对于我们，史天健先生留下的，绝不只有回忆。”

在采访写书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出色的思想，受益良多。我深深感到，在经历了60多年的努力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功而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成功和独特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的。如果问，完成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什么？那就是，中国需要自信，需要话语自信，需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

张维为教授说，中国崛起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中国知识界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潘维教授说，中国道路非常成功，显然也非常独特。因此，是时候总结中国模式了。中国模式挑战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这一理论模式的建立，大可称为“中国学派”。

曹锦清教授说，有一部分人要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精神准备。这是赌国运，赌民族的命运。如果到了这一天，要重新审视二三百年的人类现代化过程，整个知识结构会不会因中国崛起而变动？完全可能的。

他们这些话显示了中国人的自信，有振奋精神、激励人心的力量。由此我感到，《中国为什么能》的出版十分有意义。就像书的封底所言：“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中国需要积极的能量。”我很高兴这本书将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让世界听到“中国学派”的声音。我自己作为一个新闻人和政治学人，希望能为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尽绵薄之力。

《经济导刊》：如何定义“中国学派”？中国今天的主要思想派别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你自己属于哪一派？

玛雅：看过我书的人，一般认为我是新左派。我有左翼情怀，注重平等，主张共同富裕。但另一方面，我的全部民主政治理论都是在美国接受的，对“民主政治 + 自由市场”的美国模式的优长之处，我有深入了解，我也认同自由主义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我是自由主义左派——尊重民主但不迷信民主，尊重市场但不迷信市场，尊重科学但不迷信科学。

其实我觉得，本土派、民族主义、新左派或自由主义左派，都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立场，我更愿意定义自己为“中国派”。有位很有名气的网络写手在对我《亲历美利坚》一书的书评中写道，“千秋不改，家国情怀”。就家国情怀而言，就从中国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发表意见而言，我认为，和我志同道合的思想界、舆论界朋友们，都是“中国派”。我非常认同潘维老师提出的“中国学派”主张。我认为，中国学派的使命，就是高高举起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大旗。

《经济导刊》：网上有人说，玛雅看着也像个纽约客，竟长了一个“西柏坡的脑袋”。你怎么看自己？

玛雅：这个评价太高，我受之有愧。“西柏坡”那代人是无敌于天下的，共产党那时是朝阳，马上就要建立新中国，实现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我希望中国强大，很多我的同时代人都和我想法一样。就像曹锦清老师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这些有着近代记忆、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认同的。只要对近代有点感觉，对追赶有点热情，对这个梦的成功实现是寄予深切希望的。”包括今天的“80后”、“90后”也都有中国强大的梦想，要这么说，长“西柏坡脑袋”的人多着呢。

我猜那位网友可能是不理解，我在美国被“洗脑”多年居然还这么爱国，这么正统。这和我的成长环境、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我出生在军人家庭，自己也在部队入党，这决定了我对中国传统和中国革命理想有所继承，我不是数典忘祖的人。所以我写《中国为什么能》这本书完全没有悬念，对我来说，共产党永远不能变质，红色江山永远不能变色，这个信念与生俱来，是流淌在血液中的。就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平所说：“只要长江长城还在，黄河黄山还在，中国就在，我们的希望就在，就不会失去信心和底气。”

再说出国学习也不是为了西化，而是为了提高强健自己，回来报效祖国。尤其我在美国生活多年，经过不断比较，知道西方文化中要学什么，对自己的文化要珍惜什么。我的这种认识也许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从美国学成归来、深知“市场 + 民主”美国模式的人，包括我采访的多位学者，并不是美国的追捧者，不是所谓的“普世派”，而是坚定不移的“中国派”。

中国道路：走向成功的“人间正道”

《经济导刊》：书中有一篇对经济学家林毅夫的采访。有读者说，此前林毅夫的思想并没有这么鲜明的“唱响”基调。林毅夫自己也坦陈，求学时代根本没有料及后来的巨大思想变化。如何解读他的这种转变？

玛雅：林毅夫教授的观点能这么好地契合这本书的主题，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之前我对林老师的理论思想并没有深入了解，选择采访他是因为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是经济学界对未来时期中国的发展最乐观的一位学者——我不可能采访一个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的学者，还指望能作出一篇唱响中国的文章。但是通过对林老师的访谈，又读了他送给我的几本书，我惊喜地发现，我不但采访到了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而且他的观点正是我想要表达的中国立场。

如何解读他的转变？其实跟踪林老师的思想演进，他这些观点由来已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形成，并且系统地发表于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后来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这本书基础上的深化和延伸。林老师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既大胆解放思想，走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又不盲目追随西方发展理论和模式，而是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在创造出一个经济奇迹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实际上，从林老师的观点中不难发现，他本人的思想演进也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结果。1987年，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他发现，中国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却是有效的。相反，前苏联东欧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些事实促使他放弃了那些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自己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思考在当时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市场化改革一步一步向前进。同时，他反思发展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制度的同时，政府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样的见解，相比国内一些学者书生气十足，整天抱着经济学教科书，谈论实现书中那种没有政府干预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要高明得多。

林老师说，他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他认为，任何经济改革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和增长的质量，而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共识，也不能根据某种教条。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问题本质的新的理论观点、思想体系。我觉得，一个严肃的经济学者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会得出他这样的结论，成为一个“客观主义者”。

《经济导刊》：很多人认为，现代民主政治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你认为，中国在深化改革、日益民主自由的同时，该如何清晰化我们的底线和利益边界？

玛雅：发展民主，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实现少数精英的所谓“普世价值”，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尊重民主，但不能迷信民主，更不是把西方的大选照搬过来就民主了。选举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至少是不成功的。很多人拿印度说事儿，这是肤浅的，只看到表面，没看到实质。在民主政治理论中，印度民主被称为“权贵主导的民主”（elite-dominated democracy）。这种所谓的民主品质非常低劣，而这正是印度民主搞了60多年，老百姓今天仍然如此贫困的原因所在。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12全球饥饿指数报告》，印度的饥饿问题比朝鲜还严重。像这样的“民主”，中国宁可不要！潘维老师说过一句挺形象也切中要害的话：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要是照样建的话，那一定是假的。假白宫就不是自由的标志了，只能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事实上，前苏联的悲剧就在于，其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们不明白，他们的国家不可能变成美国。拆克里姆林宫是一回事，建白宫是另一回事，克宫与白宫的基础不一样；斯拉夫人的活法与美国人的活法不可能一样，因为“民族基因”不一样。

中国的成功在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从1949年到今天，一甲子时光，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积贫积弱的穷国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建国头30年，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创造了持续30多年接近二位数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对外扩张掠夺，内部保持了稳定。这在人类现代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精彩一幕。这些说明，中国毫无疑问是有自己独特性的。所以，应该研究我们的成功所在，同时发现问题所在。我们发展民主的底线和边界，应该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以国家安定和人民福祉为代价。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开放国门时，美国舆论曾经预言，我们会渐渐变成他们。但是美国人失望了，我们没有变成他们，却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强劲。中华民族的实用理性决定了，我们不会在一个偏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在转型过程中，会在不断试错中校正偏差，掌握进度，走向成功。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有海纳百川的气概。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也应该走自己的路，那就是，坚持中国本位，探索中国模式，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中国需要大战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

《经济导刊》：乔良将军非常认可你对他的采访，《21世纪中国战略大视野》一文全面展示了他对中美战略和经济博弈的观点。大家也知道，乔良近年有一些观点被热议、激辩，你对这些争论怎么看？

玛雅：乔良将军这篇访谈的确非常出彩，有见地，又有气魄。其中有些段落，我现在读起来都津津有味。比如他说，“总有一天，中美之间会出现直接的货币竞争，会出现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竞争，会出现一种政治体制与另一种政治体制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以中国今天的体制去和美国竞争，而是我们创建一个新的体制去和美国竞争。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以，我们应该看得更远一些，不要被眼前这种形势遮蔽了大的目标，所谓莫为浮云遮望眼。要是眼前出什么事我们就关注什么事，出黄岩岛事件就关注黄岩岛，出钓鱼岛事件就关注钓鱼岛，那我们就永远不是一个能够高瞻远瞩的民族，一辈子就只能是走到哪算哪，永远不可能有希望。”

这段话说得非常精彩。这就是战略眼光、战略思维，这样的眼光和思维正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因为中国的崛起，因为这种崛起必将挑战和改变当今世界格局，对于中国来说，今天是一个大时代；对于世界来说，今天也是一个大时代。《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中国的文明规模、历史规模和人口规模，只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挑战和改造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大的国家发展战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需要大的文明发展蓝图。这就需要大的战略思想家，需要来自官方、民间、军界、学界出色的战略思想。

至于网上对乔将军观点的争论，我没太关注过。我看过他博客上和陈志武教授辩论金融与国家安全那篇文章，他的发言逻辑缜密、有理有据，非常有说服力。我认同他的观点，希望这样的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也希望《中国为什么能》所表达的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

《经济导刊》：在书的压轴篇《中国梦：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中，金一南将军谈到，要把我们的事业传承下去，实现多少代人百年来的愿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整部书也充满了这样一种历史感和使命感，以及对未来光辉愿景的期冀。那么，假如面对这样的批评——“情感有余，理性分析不足”，你会如何回应？

玛雅：如果被批评“情感有余，理性分析不足”，我觉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本书的定位是合适的。这是一本访谈录，是一个新闻人与专家学者的对话，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如果想要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可以直接去看这些学者的书。这本书更多注重可读性和传播性，兼有理性和感性，雅俗共赏、通俗易懂。如果一本访谈录太过学术，学界以外的人有几个会去看呢？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这是一本“国是”访谈录，是高端访谈，既有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的作用。也就是说，既要讲“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大道理，又要有“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的肺腑之言。金一南将军这篇专访，我追求的是一种精神——是他写《苦难辉煌》所要找寻的这个党这个军队的力量，可以说是灯塔效应。前面的好几篇文章——胡鞍钢、林毅夫、高梁、史天健等，有数据，有图表，有事实分析，有理论阐释，理性多于感性。金将军这篇，我突出的是爱国魂，是中国梦，那它当然是一篇充满激情、激荡人心的文字。其实，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同的读者喜欢不同的风格。有读者告诉我，在电视和网络视频上多次看过金将军的演讲，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拿到这本书还是爱看他这篇，百看不厌。

《经济导刊》：书中唯一一位女学者是卫生经济学家李玲。医疗保障是全民关心的民生问题，是不可忽视的政治议题。目前李玲也是公众瞩目的热点人物，你对她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持何种态度？

玛雅：我非常认同李玲教授的观点，可以说我和她“心有灵犀”。比如我问她，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有什么优势？她很惊讶，同时也很高兴，这正是她想要表达的立场。她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讲‘普世价值’，不提社会主义了。这么说吧，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远远好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做得比较好的都是学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很多领导干部，都对这个毫无概念。在他们脑子里，凡是社会主义的都是不好的，资本主义的都是好的。事实上，整个社会福利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

刚才谈到兼有理性和感性的问题，李玲老师这篇很能体现这一点。她的表述很性情，语言生动活泼。比如我问她：“三年基层医改是一次给执政党加分的实践？”她说：“加太多分了。某种程度上，这三年医改巩固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民生领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我们很多人的理念是，社会领域还是要分，卖医院，卖学校，分到每个人的责任。这个理念一定要改变，医改能不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理念的共识。政府到底应该干什么？以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来实现给老百姓提供民生保障？怎么能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优势丢掉，去学别人的劣势。奥巴马为什么没这么干？他干不了。他要是有我们这么一批公立医院在手上，睡觉都笑醒了。我们有公立医院，却要卖掉，这是本末倒置。所有民生领域的建设和创新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优势，你把优势丢掉，你的执政基础在哪么？”

谈到政策建议时，她又展现出一个严肃学者理性的一面。她的表述非常专业，我写稿时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搞准每一个字，不要把她的意思弄错了。李玲老师这篇访谈，读者反映很好，她不愧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是当今中国女性学者中的佼佼者。

《经济导刊》：在企业领袖中，你唯一选择了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作为采访对象，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玛雅：选择采访向文波先生有这么几个考虑：

首先，三一重工是全球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作为这本书里唯一一个企业，三一的分量足够重。三一创建于1994年，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20年的时间发展成为世界之最，赢得国内国际广泛赞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国企？高梁研究员是研究国有资产的，他那篇谈国企发展比较多。这篇选择一个民企，可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第二，从中国出发进军世界，三一人对国内外市场的风起云涌、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路风尘，有着真实的切身体会，也有着深远的战略思考。向文波作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对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有非常强的意识，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如此。他的思想很深刻，而且能知行合一，不愧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翘楚。

第三，三一人有为中国贡献一个民族品牌的境界和为中国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的气概。最重要的是，他们心想事成，真正做到了。向文波说，“我们希望将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与祖国联系在一起。三一这么多年来踏踏实实做实业，都是缘于对这个国家的爱。我们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希望中国强大。”这话朴实无华，却能触及人心，它让人真切感受到，什么叫做家国情怀。

中国经济强大了，优秀的企业很多。前段时间我看了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大国重器》，觉得中国人真的很棒。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成长令人振奋和自豪。将来有机会，我希望能采访更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家。

坚定走中国道路的信念，迈向新的30年

《经济导刊》：本书的受访者大都是目前学界的风云人物，他们许多情感、观点也趋同，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显得乐观自信，可以想见，会遇到某些批评甚至抵触。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和抵触？

玛雅：批评和抵触很正常，是意料之中的事，国内外唱衰中国的大有人在。比如章家敦那样的人，唯恐中国不崩溃，喊了多少年了。这种人已经失去理性，连为了证明“普世价值”都谈不上了。他们是为了证明“中国崩溃论”，所以见不得中国好；中国好了，“中国崩溃论”就成了胡说八道。其实那就是胡说八道。国内很多人也一样，一旦祭旗，就没了退路，不惜让中国崩溃，也要证明他们心目中的“普世价值”是历史的终点。

当然也有善意的批评。这些批评者忧国忧民，也希望中国好，只是他们看问题的一面比较多，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比较悲观。我非常理解他们，中国今天的问题确实不少，而且有些积重难返。就像我在序言中说的：“我们国内的问题很多，困难重重，诸如思想上对道路、制度和方向认识不一致，经济上进入了结构调整的困难阶段，社会建设也遇到大的阻碍，尤其是，腐败正严重侵蚀着执政党的肌体，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国际上需要我们与其他国家相互适应，寻求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所以，我们唱响中国，但并不回避问题。这本书的主调是乐观向上的，同时也不乏忧患意识。比如腐败问题，在张维为、潘维、曹锦清、金一南的几篇文章中都谈到，不断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读者说，我提问题很尖锐，有挑战性。其实我不是挑战，我只是把问题抛给学者，让他们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如果不能说服我，又怎么能说服读者？

需要提出的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道路的认识问题。很多人，包括很多党政官员，对我们国家的道路和制度没信心，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对改革的方向也有争议，很多唱衰者其实就是“改革者”们自己。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说真的，如果那种思想得不到遏制，中国有可能倒在复兴的门槛上，那太令人扼腕叹息了。

《经济导刊》：所以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玛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并不容乐观。就像潘维教授指出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蒙昧主义流行于世界，也在我国流行。照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中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60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法掩盖了一个事实：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是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直至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这些基础，中国不曾拥有，将来也不会拥有，也不应该拥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学界和政界居然有很多人把这种民主与专制“两分法”奉为圭臬。中华体制缺少“合法性”的说法就是这样变成了我国的主流话语，让“根本改革政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几代英雄满怀理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如果我们东施效颦，忘记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础和高昂“成本”，我们的国家就会走上不归路，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我们唱响中国，不是因为中国不存在问题甚至危机，也不只是回击国内外的唱衰者，最主要是为了坚定走中国道路的信念，防止东施效颦，走上失败之路。就像潘维老师说的，中华民族走到了一个新30年的十字路口，未来向何处去？是保持伟大复兴的强劲势头，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崇高愿景，还是改旗易帜，从此走向衰败，走向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该在中国模式之中。

未来30年，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中国就能打赢经济仗，打赢制度仗，打赢信念仗，打赢虚拟世界的传播仗。到那时，中国人将会对自己国家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和制度深怀自信，中国模式也将为世界所尊重。

中国模式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经济导刊》：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如何回应那些唱衰中国的人？

玛雅：王绍光教授用过一个比喻，我现在和年轻朋友交谈也经常用这个比喻：一棵大树，如果你盯着一片片树叶看，上面尽是虫眼；但是从远处看整个大树，它挺拔茁壮地站在那里，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中国今天就是一棵大树，有虫眼，但是郁郁葱葱。你再看世界这片树林，放眼望去，有哪一棵树比中国长得好？离近了看，哪棵树的叶子上没虫眼？美国没有虫眼吗？欧洲没有吗？日本、印度、俄罗斯……哪棵树没虫眼？哪棵比中国长得茂盛？西方为什么诟病我们，日本、印度等国为什么跟我们叫板，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被视为中国威胁，不就是因为木秀于林吗？

所以，尽管看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我仍然充满信心。就像张维为教授说的，首先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说得清，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模式还可以继续改进和完善，未来它会越来越好。

至于那些唱衰中国的人，我觉得，他们很多人言必称希腊，却不明白一个道理。民主政治理论有一条：一个政权的存亡，并不仅仅在于这个政权本身，还在于有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它。如果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给民众提供另外一个选择，那么这个政权即使有问题，也不会轻易倒台。中国今天很多人说共产党不行，执政没有合法性，腐败严重。但是有谁能说出，如果共产党不行，又有谁能行？普世派、宪政派有人在做“总统梦”，然而，中国老百姓多年以来对国家发展高达70%-80%的满意度，是他们做梦可以逆转的吗？更何况，有苏联的前车之鉴，共产党的领导人深知居安思危的重要，否则为什么“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力反腐，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网上广泛传播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者李世默2013年6月在TED环球大会上的演讲。李世默先生给了那些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人一个响亮的回答：“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经济导刊》：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玛雅：“另有选择”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那么害怕中国模式，百般诟病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像史天健教授说的，政治最怕的就是有alternative（其他选择）。只要存在一个可能替代现行制度的选择，人民就会想，是不是换一个制度对我们更好？前苏联倒台后，西方一片欢呼：end of history（历史的终结），没有其他选择了，就西方民主这一条路。可是后来发现，中国没有实行西方民主，不但经济发展起来了，而且比起很多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的国家，发展又快又好，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另外的模式。2008年以来，当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在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陷入忧虑和无奈，中国的中央领导集体所表现出的领导力、决策力和执行力，令他们不得不望洋兴叹。中国模式的存在与成功，对西方整个意识形态的基础构成一个巨大的挑战，意味着向全世界昭告，除了西方市场民主模式外，还有一个其他的可能的选择。

反观西方，就像张维为老师说的，希腊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现在破产了。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也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的90%。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结果却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际上也破产了。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所以张老师说，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

只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就能得出张老师的结论：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而且中国现在一手好牌，未来是值得我们乐观期待的。“那些叽叽喳喳的负面声音，是一个民族成长当中的正常现象。就是一点小杂音，不足为虑”（曹锦清老师语）。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反而是最应该被唱响的。我出这本书，就是要表达这个立场。

《经济导刊》：国内媒体中唱响中国的人似乎不多，你觉得你这样做有用吗？

玛雅：有人说，中国媒体已经“全面沦陷”，美国的洗脑很成功。这话也许言重了，却也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资深媒体人李希光先生最近撰文指出：“资本集团势力已控制了中国最有影响的网络媒体资源和部分传统媒体资源，同时对几大官方媒体、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进行了深层的渗透，有的传统主流媒体正版与其官方微博在重大敏感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人格分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共同富裕的媒体或记者编辑，在官方媒体的微博版里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出这本书，也是回应国内媒体那些唱衰中国、否定中国道路的人。这样的人今天很多，声音很大，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不能充耳不闻，坐视不理。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希望《中国为什么能》的出版能像石头激起浪花，激发更多的志同道合者“逆势而上”，扭转舆论界尤其互联网上唱衰的偏向，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国，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就像习近平说的，“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年轻一代中爱国主义者越来越多，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在全书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个问题中，我引用了“四月青年”的一句话，寄托对广大爱国青年的希望：“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