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计算机和手机可以被理解为将原料性质的数字和字串符号[1]——人机互动形成的数字脉冲信号原体——加工形成半成品和终端数字符号产品[2] 的机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亿万台这类机器进入车间、办公室、家庭，它们和人形影不离，且通过地下光纤和地表移动蜂窝互联网连结起来，将数字信号进行加工、传输、存储和消费。如此形成的新经济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叠加或者平行，成为国民经济整体中一个成长最快的板块——数字技术及互联网板块。

2017年，中国互联网的线上销售总量超过27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总量的32%。面对数字技术支持下互联网经济的成长前景，这种新经济的内在展开机理及对应的时代特征已经展现出来。

数字经济的定义及时代畅想

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但是直到200年之后的上世纪60年代，人们才完整地理解了工业革命和工业经济为传统的农业经济带来了什么性质的飞跃：（1）改变了生产的动力基础，工业技术将原来依赖人和动物的体力驱动的经济，升级为用化石燃料驱动的经济。（2）改变了生产的流程环节和工作场所，工业革命将依靠季节性周期的农艺生产变为车间内的流程生产。（3）改变了生产的规模和效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呈几何级数的增加。相对于大车间制造经济而言，数字经济是不是也会重复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的传奇呢？通过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及后续考察，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数字经济的定义

20世纪80年代，随着微型计算机大规模的应用，人们敏锐地注意到，与传统上替代人的体力的机器不一样，它从功能上部分地替代和放大了人的脑力劳动。随后几十年，专家们陆续用计算机革命、电子通信技术革命、信息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等概念来解释上述变化过程。

如果把不再使用传统的三维物质材料、而是用数字材料作为加工对象形成的经济活动称为数字经济的话，那么数字经济已经存在近半个世纪了。但数字经济现象在数年间不断创新，随着近些年数字技术的积累和进步，不仅是微型计算机等机器对人的存量脑力劳动的单纯替代和放大，而是以数字替代经济为基础始发点，延伸出一种与数字替代经济成分完全不同的数字创造经济。

什么是数字经济呢？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是经济人——厂商和消费者的集合——在生产过程中不依赖三维物质材料为对象的生产，而是依赖数字材料为对象来加工、存储、传输、配对、平台分发等形成生产活动，以及由线上定位、搜索、扫描、支付和终端使用等形成消费活动的综合性均衡收敛过程及资源配置行为的总和。

数字经济定义有两个方面的观察特征：一是大车间制造经济中出现数字替代经济。这种技术的出现往往使传统技术升级，大幅度节约生产成本形成替代。亦即数字替代经济（the economy of substitution）的内涵。这是制造经济向数字经济萌生过渡的特征。比如，早些年数码照相技术出现后，传统照相过程中的胶卷三维物质材料，被数码相机中的电磁脉冲单元转换成的数码所替代，节约了照相、成像、修像、复制及获取图形的实体物质材料，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再比如，过去的车床、加工件和刀具运动之间的切削关系是靠车工的技艺来调整控制的，但受自然人肉眼和臂力的限制，瞬时控制两个以上方向的变化过程是非常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多轴联动的数控车床就可以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其中，一个具有多维传感器、数据捕获输入、预设零部件图形比对、流程环节联动以及软件更新的非传统车床的数据生产过程并行在原来的基础之上，以非常高效、超级精准并节约原材料的方式完成原来的生产任务。

二是，数字技术累积出现了原有生产过程中完全不存在的图形图像获取、传输及复制过程，以此形成独特的物理设施群和对应实体机构新设，我们称其为“数字创造经济”（the economy of innovation）。还是以数码照相技术为例，当数字成像技术应用范围扩大时，巨量的电磁数码图形图像传输、编辑、制作以及动漫和流程再造，引发了厂商间数码传输通道高速化升级的需求。这一过程超出了单个企业配套高速传输设施的能力，要求社会范围的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表蜂窝移动互联网，通过地面关口站“超网”联结，引发信息通道增容及元器件单元传递通量代际升级。

对应在消费领域，类似于阿里、腾讯和头条等第三方消费平台出现，传统的百货商场被替代，引发网络预售、支付账户绑定、预付许可、路由器超高频支付、小微灵动物流中介产生，中央顶层账户系统结算以及具有价值凝聚颗粒的大数据赋值根服务器出现。显然，这些都是无数字大车间制造经济所不存在的新经济成分。

广义数字经济定义

在数字替代和数字创造二合一的意义上，数字经济不再是与大车间制造经济因成本节约优势而如影随形般出现的数字双生子（the digital twin of real economy）式的生产：凡是传统车间的零部件加工过程，都可以在节约和更精准的意义上用数字技术来生产，而是更升级一步，基于产业替代积累之后新增的厂商经济人之间的数据传输的需要，在始发数据凝聚区块，在人类有限但较高智慧[3] 导引下，生成动态数据“干-支”线区块链及网，使万物在智能互联的基础上向智慧互联、价值互联甚至美学互联等超大智能智慧网联体——成熟数字经济阶段迈进的经济活动总和。

在这个意义上，广义数字经济是继依靠人和动物的体力、对太阳和土地及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进行初级整合生产的农业经济，继依靠化石能源和机械动力、在车间内进行精细复杂批量生产的工业经济，再向依靠人和互联网资源的组合动力，在“空-天-地”一体化半径内、在“宇观-人观-微观”的绵密空间内进行智能智慧化生产的第三次经济革命，或者简称“数字革命时代”。

数字经济时代到来的技术路径演进

数字经济时代到来的征兆

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车间长流水线制造开始向多功能模块化制造过渡时，学者们发现，与长流水线的标准化生产过程不同，模块化的短流水线多功能制造所需要处理的信息难度和总量，远非在车间内部增加机件、升级布线和系统整合所能相比。更具挑战性的是，在实现上述过程的时候，需要厂商和厂商之间、市场和市场之间、经济人实体和社会实体之间在信息传输速度、规模和实时处理等方面，出现数量级的经济技术结构跃迁。

海量数字信息的处理要求在人类自身之外，不仅看得远，而且能无处不察；要求人类自身之外出现第三只“超级眼睛”等第二类“五官”，不仅能无所不在地感知，而且能够“绕地-升空-穿微”，绵密无间断地24小时可持续感知，基于卫星技术的多功能、高分辨的编组、编队甚至星座卫星，逐渐完成或逼近完成这个任务。“数字地球”是完成这种任务的科技结晶，与GPS系统以及将要完成的北斗卫星系统配套的地面服务全球信息系统GIS（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使得在地球村的宏观口径下实现了这种传输的可能。在今天，百度搜索、高德定位、今日头条和滴滴出行几乎成了人们一日生活的“标配”。

更为深刻的变化来自于下述领域。GIS系统的联通产生了下述新的需求，在人类有限的几种思维能力（比如形成理念能力）之外，在定位、搜索、扫描、识别、成像、传输、存储、色彩、记忆、场景触发、回忆、配对、粘性、绑定、反馈，甚至自成长和可持续等方面出现超自然人的传感过程，呼唤数字技术创新时代的来临。

技术的超高速进步，使得宏观管理战略家发现，人类20世纪经济资源动员和交易的诱致性制度进步（the induced 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而忽略了这一经济技术时代到来的对应规制性制度预设（the inforced institutional design），致使大车间制成品——竞争性产品资源——动员[4] 过度，非竞争性的具有正外部性的第三方市场平台资源的动员出现极度匮乏。因而，当数字技术补偿了人类经济制度演进的逻辑短板时，当出现了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以及后续“互联网+”平台类企业，头条、小米、滴滴（TMD），这些企业一个个市值越过千亿万亿大关的时候，专家们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时代辨识的困惑：凭什么“BAT-TMD”会逼近或超越中国工商银行和中石油等“共和国长子”的超大型企业呢？没有实体经济（其实是大车间经济）的支撑，它们行吗？

数字经济时代到来前经济技术[5] 进步路线的反思

提出上述问题在方法论思考上的滞后，可以用这样一个例子来比拟：到底是人体骨骼和肌肉的物理化学成分——人的实体部分重要呢？还是人体的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重要呢？一个正常身高的人，如果不加节制地鼓励其骨骼和肌肉实体增加到600公斤，在八大网络集成方面不加调整的话，那么该自然人的行为功能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正确的提问应该是：什么样的物理实体部分和系统集成部分的结合，才能使人体的功能达到最优？同样，在经济拟人体中，除却实体经济成分之外，与之关联的“系统集成部分”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新经济系统与大车间经济相比完全不同的成分——基于凝聚核数据源和智能化管理的中央顶层账户经济系统。从不同成长路径动员网络资源的企业，比如“BAT-TMD”类实体的出现，表面上看，它们是活动在搜索、零售、社交网群及平台类运营等的非实体生产行业，但更深层次却是它们蘖生于传统经济，延向新一维（异）度（cyberspace）网络经济空间之后，又在更广阔的新场景（neo-scenario）空间中整合实体经济和中央顶层账户系统的新经济成分（虽然还处在婴幼阶段），一种数字、智能和智慧资源可以大放异彩的地方。20世纪的生产方式，在穷尽性地动员车间流水线资源和对应技术之外，几乎废弃了对网资源技术的制度预设。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21世纪新经济体系的发展，完全扭转了20世纪经济技术制度进步的方向。

数字经济核心功能板块浅析及未来展望

数字经济相对独立的基础设施新群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大车间”制造经济对应的基础设施群是“公-铁-高（速）-高（铁）-港-桥-涵-隧”。当“公路-铁路-高速-高铁”在港口、桥梁、涵洞和隧道等基础设施单元配套下，将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构建成“五纵七横-八纵八横-四纵四横”的基础设施网格，“一日同城”经济和同城生活化后，沿海和内地、都市和边陲在动员资源和交易资源方面的差距大大缩小。2010年以后，在新交通设施群的支持下，中国经济倍加式快速放大。

21世纪以后，数字技术支持下的现代经济体系对应的基础设施诸群，除了上述动员物质产品生产的基础设施资源之外，还得再添上“网（地下光纤互联）-网（地表移动蜂窝互联）-网（卫星互联网）-星（授时坐标星座）-通（通讯卫星群）-导（导航卫星群）-定（定位卫星群）-遥（遥感卫星群）-器（临空和平流层浮空及指控飞行器群）-关（地面枢纽关口站）-站（基站）”。

当数字创造经济成分逐渐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和主流之后，经济活动中处理的数字通量，将会由现在呈现的海量大数据向天量超大数据规模升级，要求地下光纤互联网、地表移动互联网和天空卫星互联网在“空-天-地”一体化意义上实现“三网合一”。对应数字高速通道网将天量数据赋值、确权、授权、存储，交易互动基础设施单元将应运而生。比如，在地面陆港、河港、海港和空港中处理货运单元及编组的“港务-航道-集装箱-疏浚-运营”，在空中传输的卫星也有对应的“星座-通信-导航-定位-遥感”功能之分。当然，加上各种浮空和滞空设施单元，数字资源的生产、传输、交易和消费更为节约和经济。可以想象，在一次和二次两个基础设施群的托举之下，将从车间制造产品转向数字智慧生产，才会有可靠的基础设施基础（图1）。

数字经济核心功能板块浅析

数字资源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资源。数字经济的第一个核心板块是数字资源网格地址赋权功能。当噪音性质的无价值数字或低价值数字被基础设施单元处理归类后，具有凝聚颗粒的始发数据区块以及“干-支”区块的确权、授权、持有和交易的权利就能够有效分配和流转。这不仅能让一个国家站到数据库话语权的顶端，也为国家安全带来根本性的保障。

第二个核心板块是基于网格地址赋权、授权形成的一日管理和运营系统。这是数字经济用平台来生产（区别于制造经济用车间来单生产）的基础功能源泉。

第三个核心板块功能是网格内和网格间联通技术合成优化升级系统，智能元器件的标准化设计和制造是这种系统的车间经济底层基础。

第四个核心板块功能是网格运营数据资源价值化后分类存储部分，通常所谓的枢纽关口站及大数据库是这一经济的底层基础。

第五个核心功能板块是节点网络枢纽和综合枢纽构成的“前台-中台-后台”中央账户系统部分。这是处在顶端，但是可以和网格根部数据赋权进行瞬时联通的经济大脑（图3）。

图3  网络枢纽和综合网络枢纽构成中央账户系统

数字经济时代展望

站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高度看工业经济的成熟阶段——“大车间-流水线-模块化”的生产，虽然与工业革命早期的生产能力相比有巨大的进步，但仍属于工业经济阶段。和数字时代的经济相比，它还是个缺智少智的“蒙昧时代”经济。

在数字经济的较高阶段，智能智慧意义上的生产规模将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经济总和的几何倍加。那时候，任何一处城市和乡村的独立功能实体，都会有感知能力（feeling），它们在组网之后的互联网世界中并存，并且能够将这种感知传递（pass-on），在交互及交易过程中实现存储和场景唤醒（thinking），并能在经济体之内，经济人之外，产生一种和生物智能不同的第三种经济智能——数字经济的高级阶段。处在人类引导下的超智时代，对环境保护和宇宙诸空间层的开发将具有“人-神”合一的童话世界效果。数字技术革命将会像工业革命一样，继续延续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的人类经济增长传奇。

                                           （编辑  杨利红）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当时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中国当时也是一个内向型发展的国家，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4.1%，进口只占GDP的5.6%，在出口产品结构中，75%以上是农产品或农产加工品。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中国40年来保持了年均9.5%的GDP增长和14.5%的贸易增长率。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

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上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有很多层面，我想强调其中的四个方面：

    第一，改革永远在路上。

    第二，中国仍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第三，中美之间的经济结构互补，美中经贸关系是双赢的。

    第四，中国需要为世界的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

改革永远在路上

过去4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避免像前苏联、东欧等其他转型中国家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一个务实、渐进的双轨制转型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于传统的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同时，对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了准入，并以经济特区、工业园、出口加工区等解决了软硬基础设施的限制，迅速变成竞争优势，经济快速增长。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为渐进双轨的改革付出了一些代价，包括收入差距扩大和腐败现象的出现。在改革的初期，中国是一个收入水平低、资本短缺的国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由缺乏自生能力变为具有自生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必须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以及市场干预扭曲消除掉，才能根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的难题。正因如此，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自2013年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推出了数百项改革举措，以求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些举措的落实当然需要时间，但是，即使这些举措都落实到位，随着中国的发展，各种新的问题仍然会不断涌现，结构性问题会是一个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问题。正因如此，中国必须有改革永远在路上的态度和思想准备。

中国仍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即使过去40年来中国取得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中国仍然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中国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还大有可为。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已经处于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仅能靠自己发明，投入大风险高，百多年来年均增长维持在3%-3.5%之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具有后来者优势。在未来，中国是否还有潜力维持快速增长？答案在于中国还存在多少后来者优势，这取决于中国和高收入国家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这个差距可以由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来反映。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200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21%，这是1951年日本、1967年新加坡、1971年中国台湾、1977年韩国和美国差距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恰恰是利用了和美国收入水平差距所代表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连续20年的8%-9%的年均GDP增长率。他们能实现就代表中国有可能，因此，从2008年开始中国还有20年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的潜力。

另外，这些年出现的工业革命4.0的新产业部门，其产品和技术的研发一般周期比较短，12个月、18个月就有新一代的产品和技术，这些产品技术的开发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中国作为一个13.9亿人口的大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本供给，同时，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在新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

从上述两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国未来仍然还具有巨大的高速增长潜力，对此我是有信心的。但是，这种潜力反映的仅仅是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实现？这取决于国际经济的外部需求形势，也取决于中国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同时，还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市场失灵问题。中国政府制定“中国制造2025”就是为了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所存在的市场失灵所做的一项努力，这和德国的“工业4.0”、印度的“印度制造”，以及美国克林顿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和美国现政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作用相同。

中国充分利用增长潜力，固然不会是过去接近二位数那么高的经济增长，但应该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保持6%以上的速度。这样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中国实现其发展目标，目前，国际经济尚未完全从2008年的危机中复苏，中国保持稳定和快速增长对全球其它国家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中美经济相互补，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双赢的

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美国的人均GDP则高达6万美元。根据市场价格来衡量，中国的人均GDP只是美国人均GDP的15%。用PPP来衡量，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25%。中国的产业生产的主要是中低端、低附加值的产品，美国的产业则在高附加值的部门。贸易意味着中国可以向美国的消费者提供廉价的商品以及向生产者提供较低成本的中间品。中国也可以为美国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巨大的市场。所以，中美贸易应是双赢。

即使未来中国的收入水平达到了日本、韩国、德国的水平，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仍然是双赢的。这是因为贸易取决于比较优势，在收入水平差距大时，比较优势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所造成的要素价格的差异，收入较低的国家在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有比较优势，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当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当时，比较优势则转为专业化生产所形成的规模经济，不同的国家会在不同的产业形成专业化，各自形成比较优势。只要各自拥有比较优势，贸易就会有共赢。不管是中国人民或是美国人民，大家希望的都是有更好的生活，公司、企业希望的都是有更高的利润。中美之间不管现在或是未来都会各有比较优势，两国的贸易往来都会是互利双赢。希望能够经由交流沟通，消除误解和不信任，使得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经济理性成为两国互动贸易往来的基础。

中国需要为全球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

目前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跨过人均GDP12700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像其他高收入国家一样，中国需要向全世界做出贡献，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增长、消除贫困。

二战以后，OECD（经合组织）的高收入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援助的金额不可谓不多，但是，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深陷贫困之中。当中国加入援助国的俱乐部时，中国需要思考能不能更好地帮助其它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根据我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开始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从低附加值的农业转型到制造业，不断向上攀登制造业的阶梯，最后迈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这样一个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少数几个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经济体，都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比如，二战后的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不远的将来也会成为高收入的国家，现在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失去比较优势，给其它尚未成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窗口机遇期。中国现有制造业的雇佣人数为1.24亿人，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人数达8500万人。这8500万个就业机会的释放几乎可以让南亚、中亚、非洲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要抓住这个机遇，则这些国家需要克服基础设施的瓶颈，才能使其劳动力多的比较优势变成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他们发展的最主要瓶颈就是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有这样的认识以后，就能够了解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发展合作主要内容的精神实质，它的“五通”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抓手，在刚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也强调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非合作的重点工程。

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主要合作方式要发挥良好的作用，需要在项目设计、实施、管理上有良政，透明度、高标准，还要与其他国家和国际发展机构通力合作。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世界承当起更多责任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像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一样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消除贫困的时代。中国新的时代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的复兴，也会意味着所有国家的共同繁荣。

                                     （编辑  季节）

关于中美贸易博弈，有四个基本问题，至今中国的舆论场仍然在争论中。第一个是，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第二个是，中国“芯”为什么落后，从而使美国有能力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第三个是，中美贸易博弈的过程、范围以及对其走向的判断？第四个是，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贸易战。

有个科技日报总编演讲在网上流传很广，演讲涉及到的是第二个问题，他讲了中国“芯”落后的现状，但是他对落后原因的分析并不完整，对如何应对也基本没有提及。

我曾撰文论述企业战略、国家战略和指导思想这三个方面的失误，是造成中国“芯”落后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主观原因。在本文中，我着重于客观原因，也就是说，即便战略得当，由于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改变的客观原因，目前中国“芯”的落后也是必然的。改变这一态势，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努力，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科学技术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从经济学眼光看，科技是知识资本的一部分。全要素生产力就包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规律是收益递减，而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收益递增。中国为什么高科技落后？道理很简单，因为存量太低，增量就上不去。

知识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17世纪笛卡尔提出了以太论；18世纪牛顿提出了牛顿力学；19世纪麦克斯韦等人提出了电磁学电动力学。19世纪末，16岁的爱因斯坦发现牛顿力学和麦克斯威尔电磁学的内在矛盾，企图以笛卡尔的以太论进行研究。经过了20年的头脑实验，其间请他的数学家朋友帮助建立数学模型，先后提出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而英国的天文学家通过天体观察证实了这一理论。如果我们把相对论的提出看成是一次知识增量的话，那么早在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发现电鱼，古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关于物理学和电学的有关探讨，笛卡尔、牛顿、麦克斯伟，以及无数在相关学科进行了大量积累性研究的人，所有这些观察、探讨、实验室实验和头脑实验，构成了相对论得以诞生的知识存量。而那些在爱因斯坦不断写出论文和进行不断的讲演中，反对他、批驳他、和他辩论和与他探讨的那些人，他们的压力促使爱因斯坦一遍一遍的进行修改，以使他的理论不断完善。支撑所有这些生活和活动的费用，构成了对相对论这一知识增量和支撑它的那些知识存量的投资。这一投资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我们根本不可能对它进行有效计算。这还仅仅是这一投资的金融和物质方面，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相对论当然还有精神方面的投资、积累和增长。所有这些投资构成的知识的存量和增量，我们将其称为知识资本。有关知识资本的投资、存量和增量的关系，存在于一切创新活动中。查爱迪生的词条，可以看到爱迪生是站在多少人的肩膀上。这一知识资本关系同样存在于文学艺术和人文学科中。周恩来总理有一次谈到艺术灵感，他说艺术灵感就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这个结论真是再正确不过了。

任何有价值的思维活动，必须建立在前人大量的积累之上，还必须建立在对自己已经充分掌握的知识的合理怀疑之上，也必须建立在自己大量艰苦的观察、分析、归纳这些符合逻辑基本规律的思维活动之上。

知识资本与经济学

最早提出知识是生产力，能提高生产效率的人，应该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分工这种组织形式能大大提高生产率，并且详细论述了分工能够提高生产率的三个因素。分工协作是企业家创造的一种组织管理方式，既不属于资本，也不属于劳动。

马克思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是生产力的人。他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分工协作“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

马克思还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只有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就预见到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和20世纪经济活动的主要特点， 尽管斯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知识能提高生产率因此也能创造价值，但是他所开创的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却与他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驰。严格的说，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应该被称为资本经济学，因为它所看重的只有资本。虽然经济学在开创时，知识资本就占据了头号地位，当代经济学界关于科技创新理论也有相当的进展，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科学技术基本上被看成是经济的一种外生要素，经济增长被认为主要来源于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要素。或者把自然资源并入资本，而形成资本和劳动两要素。

早在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维布伦就指出，科学技术不应该是外部力量，而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此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本源动因。但是科学技术对经济的作用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熊彼特受马克思的影响很大，曾经担任过第二国际的经济顾问。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正是通过熊彼特的进一步研究，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学。企业家理论，从本源上说，是斯密和马克思开创的，它与主流的资本经济学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冲突。中国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既没有看到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内在冲突。在讲主流经济学的时候是在照搬教条，而在讲企业家理论的时候，不过是想从富人那里获得利益而已。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索洛用增长模型计算美国的经济增长，发现经济三要素只能解释大约13%的增长，另外87%的增长不知从何而来，索洛认为这只能解释为科学技术或者范围更广的知识带来的增长，他把这个解释称为全要素生产率。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洛的模型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并没有改变主流经济学更重视资本的格局。经济学家丹尼森计算了美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在把因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上的增长计算入知识后，知识提供了大约35%以上的增长。但其中不包括因管理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等，也就是知识的作用比计算的结果更大。即便有了这些计量上的进展，主流经济学仍然顽固地低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日本的冲击，以及被主流经济学家看不上眼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企业管理专家、未来学家、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形成了世界潮流，经济学才开始勉强做出改变。

联合国于1979年在维也纳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大会，提出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这一个方向性问题。里根总统上台后，组织讨论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问题，组建国家级芯片联盟，来对抗日本芯片的挑战。采取了一系列国家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在里根的支持下，由美国国家基金会提供资助、美国科学院组织全国各方面专家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和讨论得到的基本看法是，要改善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首先在于振兴经济，而振兴经济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促进工业的技术创新。据此，1987年初，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项新的竞争计划，核心思想就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当科学技术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时，经济学想不理睬都不可能。此后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把劳动这个要素提升为人力资本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家企图把制度要素和管理要素也纳入生产要素中，这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很大分歧，有的人，例如哈罗德·德姆塞茨教授不认为制度能构成生产要素，有的人则认为应该把制度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放在一起看，也就是知识资本要素。

传统陈旧的但却是主流的“两要素”经济学，对投资的一个主要概念就是收益递减。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了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

从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看，实际上存在着四个经济增长要素，第一个是金融资本，也就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资本；第二个是物质资本，就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自然资源和机器厂房等物化资本；第三个是人力资本，它包括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劳动，以及人力资本理论所提出的劳动的教育、培训、迁徙、询价等等成本；第四个是知识资本，它包括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内含制度）的存量和增量。这四个经济增长要素，才是真正的全要素生产力。

要说明的是，至今经济学仍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完整的要素结构，经济学的所有这些发展，都没有能够整合到经济学的整个结构中去。可见我们被教授和使用的经济学，是一种多么落后又片面的东西，依靠这样的经济学对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指引，不出问题才是怪事。

知识资本的投资特征

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主要特征是收益递减这一点很好理解。不可再生的资源越来越少，机器厂房会磨损老化消耗，虚拟经济不产生任何真实价值，多余的金融资本会转化为无用的流动性，在从大蒜到房地产再到所谓互联网+的虚拟价格上飘来飘去，最终被金融危机所毁灭。但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收益递增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都是在长期的积累和纠错中提高他们能力的；知识的发展也总是建立在无数的前知识基础上的。

2014年英国研究机构“前沿经济学”应英国政府的企业、创新和技能署(BIS)要求，提供了一份题目《科学与创新投资的回报率》的分析报告。报告总结了美国加州大学霍尔等教授（Hall et al 2009）和欧盟(EC 2005)的研究数据，发现私营部门研发投入的平均年回报率为30%，而它的社会溢出效益是这个回报率的2到3倍。该报告也分析了政府研发投入对私营部门研发投入的挤入（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平均政府每投入1美元，就会带动私营部门0.7美元的投入。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研发投入平均年直接回报率达30%，而社会回报率接近100%。这个数据实际上证实了索洛和丹尼森在五六十年代研究的数据，它再次说明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被高估，教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长和研究开发所带来的知识资本的增长，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原因就在于它是收入递增的。

这个研究也证实了政府投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政府投入对私人投入起到了带领、引导和基础性的作用。实际上，科学技术中的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究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它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公共产品投资都具有受益面宽广和回报周期较长等共同特点。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资有过清晰的论述，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不但没有发展这些论述，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做了许多无用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引进与技术研发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主要成就，就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巨幅增长，实际上它已经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但实际上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应该看到，我们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增长是有偏差的，我们在技术知识方面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基础研究，尖端研究和管理研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知识资本的收益递增，使得知识资本的存量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在衡量经济增长时，常常只看增长量而不看总量，因为总量有许多是不断被消耗掉了，所谓坐吃山空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知识资本存量对增量的基本作用无法忽视。当我们谈论知识资本这个要素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观察知识资本的存量和增量。基础研究和尖端研究缺少资本支撑，这里不多谈。要特别谈谈管理，尤其是制度这种知识资本的重要性。

经济管理是重要的知识资本

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大师马歇尔以边际收益递减作为主要基础来概括经济学时，已经关注到他总结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差异。19世纪末，一批规模化企业已经开始出现，这些企业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倾向。马歇尔研究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固形化，与新的经济现实无法相容，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希望后人在掌握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马歇尔的经济学后人出息不大。在马歇尔时代，企业的规模很小，大多数企业是循环流转式的，而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这种经济模式之上的。这样的经济模式，政府想管也管不了，因为管理成本太高。

股份制、社会化、规模化的大企业，是主流经济学从来不加以认真研究的新的经济制度，带来了新的规模化经济的管理挑战。一个大型企业，它的经济规模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如何管理这种规模的经济，是20世纪的创造。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了规模化时期，主要产业通过兼并形成了三五个企业主导或独占的产业格局，这种由管理创新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增长力是空前的，而它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也是空前的。但经济学在这种创新变革中几乎毫无作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加强了国家化倾向，它主要体现在对小企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国家指导和国家补贴，对大企业和金融业实现全面监管，国家福利制度化，以及为这些国家行为提供经费的税收倾斜政策。我们在一篇文章中将其概括为八大政策[1]，并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战后，美国成立了联邦小企业局，小企业局主要有三个职能，第一个是为小企业建立发展路径提供专业咨询，第二个是为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第三个是以政府采购的形式采购小企业产品，美国政府把大量普通的小企业纳入了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之中，不再受货币政策波动的影响。美国在二战后加强了农业补贴和指导。我们认识一个美国农场主，他有一千英亩地和200头奶牛，他和老婆，儿子和儿媳妇四个人经营，并雇佣两个季节性农业工人，算是一个中型农场。两个季节性农工实际上是非法移民，他们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雇佣。政府每年给每英亩地补贴50美元。基本上它的成本和收益相抵略有盈余，政府补贴是主要利润来源。他的主要种植物是转基因玉米，我们问他对转基因是否担心，他说，我们有大量的政府指导，有农业协会，有农业保护委员会，有农业销售公司，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这种事。虽然美国各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研发指导机构，例如小企业局有专门的研发办公室，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主要是通过四个渠道进行的，这就是国防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和教育系统。由于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是由州政府管理的，因此公共大学教育系统的科研经费主要是由州政府提供的。要说明的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和美国富人创立的各种基金会，在美国的基础研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盖茨基金会对医疗研究的投入。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资助是中国富人最缺失的。

第二次大战后，美国通过不断的立法，建立起国家管理经济的整体模式，加上大企业的规模化管理，美国的经济早已从缺乏管理的近似“自由经济”，进入了对经济实施大规模管理的阶段，主流经济学则对这种状况采取了对抗态度。弗里德曼在他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全面谴责了美国的这种管理模式，认为美国经济离自由经济越来越远，唯一出路就是撤销全部所有这些经济管理，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等等。

美国对国家经济管理的主要方向，就是求得公平与发展兼顾，风险与发展平衡。对经济实施干预的方向，是从1900年老罗斯福执政的时候开始的，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把这种倾向称为进步主义，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建立起了基本完整的经济管理模式，以后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都继承了新政传统并有所发展。

里根总统虽然号称支持自由主义经济，并且聘请弗里德曼任总统经济顾问，但他很快就发现弗里德曼那一套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里根只对新政措施在税收和监管方面做了小幅改动，加大了贫富差距，就引发了不断的经济危机。美国今天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

一百多年来，美国的国家经济管理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中国研究、分析和学习，无论主流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都没有系统的研究一百多年来美国对经济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一些在美国学习过的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实际所发表的言论，很少是通过分析美国经济实践的经验来与中国经济进行对比，他们的发言是根据经济学教条，他们的学问成了完全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学了这种经济学的人回到中国，他们的主张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符合美国的实际，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误。高科技方面的差距之所以长期存在也与此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中国经济学家不懂怎样对现代经济实施管理，他们对中国经济出现的种种问题，总是从自由经济教条的角度给以批评，从来提不出什么像样的系统化的建议。

高端芯片和高端设备形成严重的进口依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学家中一大部分人主张中国不必发展自己的能力，依赖国际分工是更经济的办法；对于高技术产品长期落后的状态没有给予很大的重视、缺乏紧迫感，一致美国突然对中国下手时，打了中国一个措手不及。

中国在现代经济或者说规模经济的科学管理方面，既需要重视知识存量更需要重视知识增量，这恐怕是中国目前在知识资本方面遇到的更重要更迫切的问题。

中美研发投入的比较

以下是我们根据收集到的一些数据，对中美研发1960-2017年投资额进行的分析，数据主要来源是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

图1：中美1960-2017年历年研发投资额

图1表明，根据世界银行和世界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1960年至2017年，美国总计历年研发投入为10.56万亿美元，同期中国研发总投入为1.95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5.4倍。目前2017年美国研发投资额是中国的2.1倍。这就是说，从1960年至2017年，中国和美国在科技研发这一知识资本存量上的差距是5.4倍，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不包括引进技术产生的存量，也不包括1960年以前的存量差距，如果把两者相抵，中美之间在总知识资本的存量上，有4到7倍的差距，虽然比以前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与经济总量一样，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但是与经济总量与美国仅差1/3甚至更少的情况相比，知识存量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差距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指路标，它需要我们加大研发投入，扩大开放引进技术，以及坚持我们行之有效的用市场换技术之类的合理避规手段，首先就需要我们加大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学习，特别是美国经济管理的经验，合理有效地指导我们的投入。

图2：美国/中国研发年投资额比值

图2表明，1960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与美国相差40倍，三年困难时期增长到60倍，恢复时期下降到50倍，文革开始后差距又继续增长到60倍，文革后期差距又逐渐下降不到50倍，但是从1976年到1979年又猛升到70倍。改革开放之后，整个80年代，虽然差距在逐渐下降，但一直保持在50-60倍以上，比文革前还差得远。从1990年这个差距才开始快速下降，到1997年、1998年，这个差距才和1960年持平。中国对美国科研投入的追赶，其实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的，2009-2017年的九年间，中国研发投入总额是1.62万亿，占了自1960年以来全部投入的83%。现在这个差距是2.1倍。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历年的情况，中国的研发投入大提升是从2009年以后，美国对中国研发投入比值才低于平均值5.4倍。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整整十年，我们的科技投入始终处于徘徊之中？1978年中国就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著名论断。1988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为什么投入会这么低？重大经济决策是不是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很大影响，一段时期并没有重视科学技术？

图3：中美1960-2017年研发占比GDP（%）

图3是1960年到2017年，中美各自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以后，中国稳步提升研发投资。但是，比较美国2.74%的GDP用于研发，我们目前只有2.12%的GDP研发投入，基于美国更大的GDP和历史积累，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研发投资比例。

广义的知识资本，应该包括所有的知识。但是经济学所讲的知识资本，主要指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知识，人文学科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实际上是有一个远近排列的，但总体上说不包括在其中。例如“红楼梦是谁写的”这件事儿，和经济的关联性就太小，花纳税人的钱养几十个人在研究这件事，这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所以，知识资本的投入，还有一个内部结构问题。

中国差距在哪里

最近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工信部对全国的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超过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上面的分析已经比较充分地表明了“中国差距在哪里”这个问题。

第一，我们与美国和发达国家知识资本的存量差距太大，目前是5.4倍，要弥补这个差距，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我们与美国和发达国家知识资本的增量投入也具有相当的差距，美国现在投入是占GDP的2.74%，我们目前只有2.12%，由于美国的经济总量比我们大，投入绝对值的差距也比较大，中国只有在增量上超过美国，才有希望在存量上逐渐接近美国。

第三，我们的经济投入和研发投入的效率性比较差，我们的知识资本存量中有大量的无用知识，怎样管理好我们的经济投入和研发投入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能够减少错误的投入和无用的投入，很可能我们用较少的知识存量，反而能获得较大的知识增量。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了大量冰箱洗衣机的生产线，结果只有极少数存活下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不构成浪费，因为竞争中最后胜出的，才是有真正生命力的。但是海尔的企业家张瑞敏可不这么看，他认为我们引进的生产线都有详尽的说明，要按照这些说明不断进行摸索，生产线就会产生巨大效益。但是中国的一些企业就是不按照这些说明去做，所以他抡起大锤把那些不合格的产品都砸了，目的是警示他的部属，不好好干就滚蛋，结果他胜出了。竞争当然很重要，但是是不是需要十几家来进行多头竞争？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产业中间有三五家的竞争就足够了，斯蒂格勒通过长时间研究证明，寡头垄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竞争。与竞争同样重要的是规则的确立与执行，以及一个有眼光有魄力的企业家群体。这个企业家群体，也应该包括国家经济的管理者，如果我们在国家、产业和企业三方面不建立科学的规则，没有具有企业家素质的群体，那么我们无论投入多少资本，只能得到低效甚至无效的结果。

中国怎么应对美国的挑战

第一、要加大研发投入，需要认真研究我们的总体投入结构，使这个投入能够占到GDP的3%左右。

第二、要调整知识资本投入的结构，首先是压缩人文学科的投入。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老师太多学生太多，由政府养的媒体太多，北京怀柔，一个区就有两三个电视台，根本就没人看，政府养的媒体泛滥也是一种腐败，它所产生的需求是一种虚假需求，是资源的浪费。

第三、在自然科学结构内部，加大基础学科和促进进口替代的领域的科学研发投入。应该对我国的事关国家战略的高技术行业的知识依赖情况进行排序，确定科学合理的进口替代战略和投入，把进口替代作为高科技投入的当务之急，适当调整进口替代型研发和未来型研发的投入比例，尽快提升中国整体抗风险能力。

第四、对发达国家和中国自己的发展实践经验，从战略的高度部署系统性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以这样的结论为基础，开展经济学教育，选拔经济学人才，形成自己的经济学传统，建立自己的经济知识存量。

第五、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要坚决破除对他们的权威崇拜，对他们言论的错误部分应该不留情面地开展批评，引导他们从实际而不是从教条思考问题。

将中国经济转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就是转移到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基础的发展上来，这样的发展才能起到收益递增的效果，这样的发展仅依靠市场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国家战略的接入，也需要国家对企业战略进行指导，更需要国家对思想战略的调整，这正是日韩的发展模式。中国思想界不能被一些教条主义者所操控引导，这会把中国带到沟里去。

（编辑  季节）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很多成就，我感受最深的成就，是在金融和货币方面。

金融货币体制的几项重大改革

我国的货币体制，从过去的年代向改革开放的新年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汇率的改革。这是非常重大的、对于货币体制有深刻影响的改革。

现在看来，当时采取的一些局部性措施，如汇率并轨、取消外汇兑换券，是我国外汇从少到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外汇兑换券是汇率双轨制的产物，在当时确实也取得了短期的和阶段性的成果。之后我们取消了汇率双轨制，实行了单一汇率。

更重要的是，直到现在都对我国的货币以及对世界的金融都产生影响的、产生密切关联的，就是实行结汇制。结汇制在当时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迅速地实行。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一个新的动作。随着时间的延续，它越发表现出巨大的力量。

结汇制实行以后，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地由少到多积累起来。最多的时候外汇储备将近4万亿美元，现在回落了一些，仍有3万多亿。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货币的成长及其在国际金融界地位的提升，包括现在人民币走出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根本性意义。

人民币在国际上没有被广泛接受之前，外汇储备成为人们信心的一个重要支柱。从这个支柱开始，人民币将会走向国际化。人民币一旦走向国际化之后，外汇储备的作用将会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但这个过程是不应该倒过来的。没有结汇制，就没有今天中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历过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是1988至1989年一次，1992至1993年一次，针对这两次通货膨胀，我国都采取了极其有力的措施加以应对和治理，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现在看来，很多方法都是非常简单的，但在当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另外还进行了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化，以及政策性银行的设立。这些都是金融界一些大的变化。从政策性金融银行的设立，发展到后来开发性金融的尝试、探索和最后设立、成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从当初资本市场创立初期的混乱局面，在深圳要排长队拿一个认购凭证，到今天我们资本市场对经济、对企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保险产业也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后期得到了加快发展。这也跟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居民储蓄的迅速增长密切相关。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也在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些都是这40年来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当前经济金融发展的新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面对、思考和实践，切实加以解决。

第一个问题，在我国经济中，也在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泛债券化的经济循环、泛债务化的经济循环。经济当中最多的是债务，最少的是资本和股本。这种极端的不对称性，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但在中国更加突出。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从国外学来的，而国外在这些问题上认识和处理可能比我们稍有进步，但是也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中国经济的股本金短缺、股本金赤字的问题变得非常突出。

这个问题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包括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变得尤为重要和尤为突出。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他们的金融是跟随着西方国家发展而来的。而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并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样发展最合理、最均衡、最有效，而是先考虑怎么对他们自己更有利，所以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他们对此并不是很关心。

这个问题存在也反映出认识的偏差，就是只看到股权和债权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当中的风险，没有看到股权和债权之间的同一性和可转化性。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果经济发展中，股权短缺，只靠债权在运转，经济运转到最后会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比如杠杆率问题，西方国家都指责中国的杠杆率过高，同时也在指责其他国家的杠杆率过高。但这里面有一个股权、债权的关系问题。股权和债权是一对矛盾，怎么认识股权和债权的关系，怎么度量杠杆率，怎么做到二者相互匹配、相互转化？我们应该看到，短期的股权会成为债权，长期的债权也会成为股权，这是可以转化的变化过程。所以对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到矛盾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可转化的一面。

现在企业的现金流首先是考虑债权。尤其中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主，贷款是企业主要的资金来源。企业无论是外部现金流的来源，还是内部现金流的产生，首先都要顾及源头带来的压力。所以，很多企业被迫在高负债的情况下困难运转，将所有的钱都给银行还了本息。这样企业难以积累自己的力量和资本。泛债务化的金融现象恐怕使现金流的单源头的矛盾走到一个极端，应该考虑它向相反方向来推进和发展的可能。

我们应该看到，单源头应该逐渐让位为多元的可能组合。单源头是主体不可变的产物，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经营主体、借债主体，他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借贷。多源头对于中国当前经济是可能的，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应该考虑到债务和股权之间的均衡。股权和债权本身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单纯强调两个方面的区别、矛盾和风险是不够的，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和转化性。比如我们过去曾经用过打捆的办法，就是把盈利和不盈利的项目搁在一起进行捆绑投资，从股权和债权的关系来看，是把短期和长期的搁在一起。这些做法都可以进一步研讨和探索。

这是我对当前经济和金融泛债务化的一点看法。

对今后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分析和认识

第一，当前通货膨胀在全世界不是主要现象，资产的膨胀、财富的膨胀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反映的是有限的商品组合的价格变化情况，各国政府都会对它采取增加供给、保障平衡的方法来控制有限组成部分的价格上涨。但是CPI没有代表整个以金融为特征的资产和财富膨胀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考虑。资产膨胀在各国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在中国，我们也很担心资产泡沫、金融泡沫，这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并深化认识，逐步解决。因为资本价格和零售物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分离、资本自身越来越多元化，可以衍生出新的迅速膨胀的方向，而CPI是可以被牢牢地管制或者调节的。所以问题就出在资产和财富的膨胀中，财富的膨胀是一种泡沫，变成需要解决的新问题。现在各国的货币和资产的膨胀非常严重，除了资本市场和其他资产的膨胀，土地和房产也形成泡沫。

第二，化解股债矛盾风险的最终出路，就是要增强股权的来源，增股化债。我们常说的“债转股”，是探索的一个有限的部分。关于股债之间的关系平衡，分析一下当前的高科技电商平台企业，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债权，主要是股权，这样企业自己就可以设法走出债务矛盾的漩涡。

第三，当前国际货币的问题。当前美联储在加息、缩表，大家都很关注。从表面上看，美国货币的过分供应是一个膨胀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这里面有股权和债权关系的因素，如果把债权化为股权，对美元的过分扩张、量化宽松问题就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的量化宽松，用央行资金购买以房贷为主的债券，这看上去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国外也对这个问题多有批评，认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像八爪鱼的脚一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但实际上，货币可以是债，也可以是股，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美国想从4.5万亿美元的央行资产负债降到3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收回货币。其实美国并没有收回其货币，因为央行发出的货币购买的房贷债券是央行和商业债券市场的一个边界，央行是可以增发货币的，央行是货币的源头，而房贷债券市场是一个有限的部分，央行购买房贷债券只不过是使央行的边界扩展到债券市场。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1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五年期，央行没有购买之前它已经在市场上发行了，央行购买之后事情怎么变化了呢？房贷公司马上就得到10亿元的现金，他欠央行的钱央行要回收，是没有固定期限的。美国现在并没有说他购买的资产债券什么时候都要银行赎回，像房贷公司也可以赎回。因此企业得到了现金，债务就从央行购买债券的一瞬间就消失了，现金可以做企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包括弥补亏损、偿还其他债务、减少杠杆率、增加股权，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到。

进一步分析，这1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在五年期到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它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是负债，五年期以后消失了，因为到期以后债券合约就自然解除了，因为他早得到了现金。银行并没有责任偿还什么债务。所以这种缩表本身是一种市场边界的调整和美元新增的减速，跟加息、调节市场心理是不一样的。当然，这是通过量化宽松在特殊环境下为处理美国金融泡沫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我们要看到并理解其中的一些关键的含义和措施，央行不是一个以盈利为中心的商业机构，资产负债表对于央行来说是不清晰的，因为央行随时可以使新的货币既成为股权也成为负债。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分析，否则容易产生一些误解。

我这里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由于美元具有全球货币的实际能力，所以美国货币把全球的财富都作为它的空间来运用和利用，来吸储。全世界的商业机构，有他们对货币的需求，但这个需求并不是全球货币含义的部分。全球的商业机构，说穿了只需要一种货币，只需要货币的一种性能。那么，多种货币是由于国家主权、经济的主权等等这些因素产生的，在多种因素作用的局面下，多种货币的互相运转关系就使得其中一个货币、最强的货币成为全球货币，而其他货币都必须跟随这个货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做法，这也构成了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中一个巨大的不平衡。人民币国际化是我们的努力发展方向，本身含有货币之间的竞争含义，但是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一种货币就够了，其他货币之间的相互汇率、矛盾、波动、套利，这些并不是大家最终的经济利益所在、发展利益所在。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考虑，以及如何调整解决。（编辑  迟晨光）

7月6日，中美340亿美元的商品互相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就这样开始了。

实际上，美欧、美加、美墨贸易战早在6月份就已经开始。美国从6月1日开始正式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6月5日，墨西哥正式宣布对来自美国的某些种类钢材、猪肉、农产品和威士忌征收15%-25%的关税，清单涉及接近30亿美元商品。欧盟对美国钢铝产品出口总价值为64亿欧元，从6月22日起，欧盟对自美国进口的价值28亿欧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对剩余36亿欧元加征关税将在日后实施。

加拿大于7月1日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是加拿大自二战以来最猛烈的贸易报复行动。

这样，墨西哥30亿美元+欧盟28亿欧元+加拿大126亿美元，总共约189亿美元，这个规模和中美贸易战是没法比的。所以中美贸易战还是贸易战主战场。

此时此刻，美国打的贸易战是340亿+189亿=529亿美元，中国是340亿美元。其他如土耳其，印度，俄罗斯也在征收美国商品关税，只不过金额不高。当然，特朗普威胁要对所有欧盟出口的汽车征收20％的关税，欧洲目前最关心的也是这件事。2017年，欧盟向美国出口了374亿欧元(436亿美元)的汽车，另外还有价值62亿欧元的汽车是通过其他渠道进入美国，也就是500亿美元的规模。不过按照种种迹象，欧洲可能会妥协。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最坏影响是什么

早在2017年1月，美国就恐吓说要打贸易战，当时国内的兴业证券和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都对贸易战的损失做了测算。

摩根士丹利的测算：假设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部征收15%、30%、45%三种税率，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分别下降21%、46%、72%；中国的总出口将下降4%、8%、13%。

兴业证券的测算也类似：假设美国对中国全部商品征收15%、30%、45%三种税率，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会分别下降21%，46.5%，72%；对出口整体的拖累效应分别为3.9%，8.6%，13.3%。

兴业证券进一步推算，如果美国对中国全部出口商品征收30%的税率，考虑间接影响，贸易战对中国GDP的影响是-0.64%；对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影响是-1.39%；对中国就业人数的影响是-0.55%。

同一时期，中金公司进行了推算：假如美国对中国所有商品全面征收5%的关税，将直接影响中国GDP增速至少0.07个百分点。

这是一年多以前的推算。最新的推算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牵头进行的研究，在充分考虑对相关行业的第二轮、第三轮影响的情况下，500亿美元贸易战会让中国经济增速放缓0.2个百分点。[1]

综合不同时期不同机构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做的三种不同的测算：

中美全面征收关税，30%的税率，GDP下滑0.64%；

中美全面征收关税，5%的税率，GDP下滑至少0.07%；

中美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25%的税率，GDP增速下滑0.2%。

另外，招商证券，华创证券，摩根大通的推算与上述结果差不多。

关于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018年6月摩根大通推算了三种场景：

第一种是美国将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其他国家不实施报复，全球GDP增速未来1-2年间将下滑约0.2个百分点。

第二种情景是，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美国关税打击的国家也将美国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全球GDP增长将下降约0.4个百分点。

第三种最坏的情景是，全球整体将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也就是全球贸易战的情况，这将导致未来两年全球GDP增长至少下降1.4个百分点。当然这不太可能发生。

中美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影响会有多大？

2018年5月，标准普尔的测算结果是：美国向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25%，中国进行对等反击，那么美国经济增速将下滑0.1%；如果中美相互对1500亿美元商品征税25%，那么美国经济增速将下滑0.6%。

总之，中美所有的专业机构基本上都认为，即使在中国出口美国商品被全部征收关税的情况下，再考虑间接影响，对两国的经济增速的影响最坏也在1%以内。

知道了中美贸易战的极限伤害值，我们心里大体就有底了。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2万亿元，出口为15.33万亿元。同年我国居民还花了13.37万亿元买了16.94亿平米的商品房，当然这13.37万亿大部分来自住房贷款。也就是说，消费已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因素。

中美贸易战的最坏后果会出现吗

所谓的最坏结果，是各个机构估计的，美国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的全部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但是目前的情况表明，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第一是关税豁免。

美国人在7月6日开征340亿美元商品的时候，同时通过USTR（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一条消息，暴露了他们的动机，那就是让美国企业可以提出申请，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进行关税豁免，豁免期为一年。[2]

USTR判定的方法有三个：（1）“该产品是否在中国之外有可替代的货源”；（2）“关税是否会严重损害提出申请的美国企业或美国的利益”；（3）“该产品是否对中国的相关工业计划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比如‘中国制造2025’”。

也就是说，即使是对这340亿美元，也并不是全部征收25%的关税，会有很多企业提出进口关税豁免，这个申请是以产品为维度的，如果某种产品有企业提出要豁免进口关税，那么这家企业申请成功之后，其他企业无需申请，进口这项中国产品也可以豁免进口关税。

第二是税率下降。

美国人在7月6日征收340亿美元商品关税，在这之后大概两个星期，也会开始对剩下的16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另外由于中国已经宣布对这500亿美元商品进行对等报复，因此美国人7月10日宣布了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美国的商品的加征关税清单。而美国这一波宣布征收的关税税率，不像第一波一样是25%，而是10%。从第一个500亿美元的25%+豁免补丁，下降到第二波2000亿美元的10%，可见美国人也是有意识控制的。这也显示中国体量的巨大对美国造成的反威胁。

按照上面兴业证券和摩根士丹利的推算，在中国出口美国商品被全部征收30%关税的情况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0.64个百分点。而目前实际的走向，大大低于各个机构的最坏情况估计。

为什么美国人要控制贸易战规模

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讲，跟中国博弈其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而且和美国经济交织很深，如果下手很轻，中国没啥感觉，如果下手很重，自己又会被大大波及。

2017年我国出口金额最多的企业，是郑州富士康，金额高达281亿美元。因为郑州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2017年郑州生产了1.04亿台手机，几乎占了苹果公司全球销量的将近一半。郑州的崛起得益于当年深圳的“腾笼换鸟”，取代深圳成为富士康最大的生产基地。

      表1  2017年我国出口金额最高的10家企业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表1中有5家台企，美国企业和韩国企业各1家，大陆企业3家（华为+华为终端+苏州得尔达物流）。华为和华为终端基本是进不了美国的，因此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可以说是以外资企业为主，这让美国感到两难。

郑州市富士康让手机成为河南省最大的出口产品，和苹果手机紧密捆绑。苹果公司是美国市值最高的企业，其2017年11月10日的市值高达8980亿美元，遥遥领先美国的各种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和能源公司。苹果的各种电子设备，可以说基本是在中国生产的。那么美国是否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苹果产品征税呢? 如果征税25%，那么成本必然会转嫁到苹果身上，苹果会面临抉择，如果通过涨价来抵消成本上升，那么必然会导致丧失部分现有的市场份额、让给三星和华为，如果不涨价，必然导致利润下降，等于征中国税却打到苹果身上。

苹果能不能搬厂

苹果能不能搬厂？当然可以搬，但是这是耗费很大时间和成本的艰巨任务。中国制造是经过长期的积累而成的，你要搬的不是年产1000万手机的工厂，而是数亿台电子设备的产能。

（1）、搬迁是需要巨额投资的。分析两个简单的数字：2016年3月鸿海发布一个公告称：将实施对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1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用于手机领域的投资。据公告显示，到2016年3月，富士康累计对大陆的实际投资金额超过67亿美元。由此可了解，要建设新手机工厂，尤其是具备中国这样的天量产能，投资是数十亿美元的规模，试问，富士康会立即投入这么大去搬迁工厂，只为了苹果分担关税成本，并且让自己在中国的天量资产就此被闲置浪费吗？

（2）、跨国投资建厂的时间单位是年，不是月。且不考虑富士康为苹果承担投资成本的意愿问题。即使富士康对投资建新工厂有100%的配合度，投资建立新工厂是需要时间周期的。首先要选址，选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需要了解当地的土地、水电、基础设施、税收、法律法规等必要的投资环境，同时还要和当地政府协调报批招工、外资投资程序等问题，这个时间通常要一两年。

以富士康美国工厂为例子。2017年7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在白宫宣布，富士康计划在威斯康星州建设一家新工厂。2018年6月28日，特朗普和郭台铭正式在威斯康星州开工奠基，特朗普吹捧富士康美国工厂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仅仅从正式宣布到建厂奠基要费一年的时间，而在2017年7月，正式宣布之前的接触、考察和各种商谈至少也要一年以上，要有两年的时间，工厂才能进入建设期。以郑州富士康为例。富士康2010年在郑州投资建厂，一年后才建好并开始生产，投产后还要花费时间进行量产爬坡。当年富士康为了在郑州建厂，从深圳富士康调集了大批生产线管理、品质和工艺管控的熟练工人、班组长和工程师到郑州支援，这还导致不少不愿调动的深圳富士康的员工离职。经过了几年的时间，苹果才逐渐将手机产能大部分移置到郑州，成为全球iPhone主要生产基地。如果要跨国搬迁建厂，那么很难把大量中国工厂的员工和工程师调集到新工厂支援和指导，因此建厂生产会更缺乏合格的管理、品质和工艺人才，导致量产优良率和产能爬坡期时间更长。

在持续数年的搬迁时间中，苹果如果被征收关税，无疑会持续加大各方面损失和成本；通过涨价对冲损失，那么其份额将被华为、三星等高端手机蚕食。这几年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经受到中国国产手机的竞争不断下滑。

（3）、苹果跨国搬迁是否值得。苹果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基地，是因为中国在各方面是最佳投资选择，就好比NBA的全明星球员，你把工厂搬迁了，相当于全明星球员被普通球员（越南？印度？）替代，而普通球员的能力显然是不如全明星的。

显然搬迁之后，无疑会在生产效率，政府支持，基础设施，员工素质（受教育水平、罢工、管理服从度），供应链响应，社会治安和稳定等各个环节损失利润。印度的各种罢工和生产效率先不谈，越南2012年的骚乱就是例子，当时大量台资和大陆投资工厂被砸。富士康在越南生产一部分可以，全部搬到越南就要考虑投资环境的风险。

另外是供应链问题。苹果2018年的全球200大供应商的778家工厂，有356家在中国大陆。即使富士康耗费巨资搬厂，那么供应链的几百家工厂呢？它们不可能全部跟随苹果搬迁，因为这些厂家的客户不只有苹果，还有三星、华为、小米、OPPO、 VIVO等全球主要手机厂家作为客户。即使代工厂搬迁了，他们直接出口到搬迁目的国就好了。若苹果独自远离全球主要供应链，将增加自己的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是对竞争力的极大伤害。为什么这么说？消费电子产品的竞争激烈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像华为、小米，OV等中国厂家，一款旗舰手机的热度基本上就是半年左右，像苹果这样的手机，一款手机的热度也就是一年，因此在供应链和生产效率上的时间损失，导致的最终损失会是非常惊人的。

三星搬迁的案例

全球大型电子品牌大多都是以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基地，而有一个例外是三星。三星的全球最大手机生产基地，逐渐从中国迁到了越南。2008年三星开始在越南北宁省建厂，2009年第一座手机工厂建成投产。2013年三星下定决心从中国搬迁手机代工厂，开始在太原省兴建第二座手机工厂，2014年建成投产。到2015年，越南超过中国成为三星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表2是韩国历年对越南的投资金额，其实主要是来自三星，尤其是2013年开始投资额突然放大，显示三星已经下定决心以越南为全球主要手机生产基地。

                   表2 韩国历年对越南的直接投资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GSO and FIA

如图1所示，到2016年，三星电子在东南亚，日本和印度的员工数量已经达到了13.4万人，而中国员工只有3.7万人了。当然三星在中国的工厂除了继续生产手机例如惠州三星外，还有比较高端的半导体存储器工厂，如西安三星等。

图1  三星公司在世界各地雇工数量

三星在印度布局，2018年投资7.17亿美元，把印度工厂由年产量6800万部提高到1.2亿部，印度成为三星手机全球第二大生产基地。印度三星大约70%的产量是供应印度市场。

三星完成从中国到越南的大搬迁，2009年三星第一家工厂建成，到2015年两家工厂达到大规模生产，前后共计7年时间，仍没有全部搬迁完。

而且，三星手机主要产能从中国迁越南后，表现并不好，不仅中国市场完全丧失份额（降到了1%以下），而且三星电子从2013年的手机占利润来源70%的手机公司，到2017年变成一家半导体占利润来源70%的半导体公司，手机业务对三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反而半导体成了核心业务。2016年是三星手机营收额的历史顶峰，之后三星手机营收一路下坡，到2017年也没有能恢复到2013年的巅峰水平。

因此，苹果这样的公司，即使被征收关税，是否从中国转移生产基地，会是很犹豫的。美国人公布的5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名单里都没有苹果手机在列，这也是美国人的难题。

全面贸易战对中美双方都是伤害

美国如果全方位平推贸易战，的确会对中国造成一定损失。假设在中美全面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损失了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就是损失8000多亿人民币，但也影响不了中国经济总体快速增长的大局。

目前美国人对贸易战规模明显是控制的。他们已经公布了2000亿美元的关税税率降到了10%，美国人很清楚，中国体量太大，下手越重自己也伤的越重，而且也动摇不了双方的国本。

中国的反制手段也很多。先仅说防守的手段。例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2018年5月以来，从6.3左右贬值到6.6678（7月12日汇率），已经是5%的幅度，这可以大大对冲美国威胁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关税的影响。

图2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走势：2018.03-2018.07

当然，人民币不应该短时间内大幅度贬值，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波动，否则对企业经营预期和风险管理会有很大影响，例如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汇兑损失已经是一个大项。

美国如果将全面进攻转为精确打击怎么应对

从中兴事件和贸易战两起事件来看，很明显，中兴事件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和震撼更大。中兴受到的损失也远远大于美方芯片供应商的损失。根据路透社报道，2017年，中兴从211家美国公司购买了约23亿美元的零部件，占其营收的大约15%。2017年中兴的营收是1088.2亿元人民币，其中税收至少100亿，员工薪酬大约170亿，研发支出130亿，这三项共计约400亿元人民币，这个损失比美国公司23亿美元营收的损失大很多。

目前看，美国继续打击中兴的可能性在降低。但是，我国的华为、海康威视、中国电科等电子信息产业公司，如果被美国继续精确打击怎么办？

即使美国从全面贸易战变更为全面技术战，搞全面平推也是不可能的。2017年中国进口了2601亿美元的集成电路，而同年全球集成电路销售额大约3401亿美元（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2017年11月28日报告），也就是说，中国进口了全球集成电路的76.5%。因此美国人不可能全面对华禁售集成电路，否则苹果、戴尔、惠普等公司将会全面瘫痪，自己最大的优势产业也搞没了。但是，像对中兴一样搞定点清除是可能的，比如对华为下手这种情况下我国也是有反制手段的。

在美方占技术优势的领域，利用市场优势定点打击美方优势企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面对这个最大客户，非垄断性的美国半导体企业会处于弱势地位。从表3可以看出，2017年全球十强的营收中，美光世界第四，高通世界第六。

         表3   世界前10名半导体公司市场份额排名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IHS Makit 

中国市场占了高通营收的65%。在2015年已经惩罚过高通一次，罚款10亿美元，美国随之在2016年罚款中兴8.9亿美元。高通在今年4月发布公告，已经和恩智浦签署协议，将收购截止日期从4月25日延期到7月25日，如果高通不能按期完成收购，将要赔偿20亿美元，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当然高通还有机会进一步延长收购截止日期，但需要恩智浦同意。

另外一个是美光公司。2017年存储器已经占到全球集成电路市场的30%，在这个广阔的市场里，美光是美国的独苗，也是全球营收第四的集成电路企业。中国目前在对美光进行反垄断调查。美光在存储器领域，技术上和规模上不如三星和海力士，后面还有日本东芝，在这样一个市场格局里，美光如果被中国市场打击，受到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全球消费电子品牌就是中美韩，韩国人用自己的存储器，美国人用东芝和美光，中国人则都用。如果美光被中国市场排除在外，那么美光只能获取一部分苹果的份额。由于存储器是研发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营收大幅下滑，那么将无力投入研发和新一代生产线建设，美光的生存就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只要中国愿意，是可以反复折腾高通和美光这类半导体公司。除了前面的不批准高通收购恩智浦，还可以进行反垄断调查，比如说高通收的专利费太高，可要求其降到0.5%，65%的客户在中国的高通，其实没有太多办法。再比如宣布1-2年后将对使用高通处理器的手机征税5%，并且逐年升高，逼迫国产手机自研或者选用紫光展锐等的芯片。美光更不用讲了，该公司本来就在同行业处于弱势地位，要处理美光，反垄断调查就是一个利器。另外我国长江存储两年后将开始大量生产，刚好可以填补市场份额。由于存储器占全球集成电路产业30%，如果美光破产的话，美国将丧失在集成电路产业30%的市场，这对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打击是巨大的。

除了美光和高通以外，中国还可以从欧系、日系、韩系、台系和国产同类集成电路厂家的领域，挑出几个领域来，单独对这几个领域的美系公司进行进口限制，优先采购非美系产品。由于中国市场在集成电路领域的体量，这些领域的美系公司将会丧失最高70%以上的销售额，相当一部分会破产，而其竞争对手则相当于受到扶持。

半导体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必须不断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和资本投入。如果一家公司损失了主要市场，那么就会逐渐落伍丧失竞争力。

选择美国无技术垄断优势的战场错位打击

美国人在集成电路领域是超强，但是中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进行反击，但是这个反击力度还是不够。你打击了美光、高通或其他中小型美国芯片公司，但如果美国人把你的高科技旗帜华为、A股市值最高的电子公司海康威视之类搞掉，这个损失是不能承受之重。

我们如何对美国的产业升级主力企业进行打击呢？

现在全世界有两大产业：汽车和电子领域。美国人在电子半导体领域很强，但在汽车部分无法构成垄断，中国在汽车领域对美系汽车进行排挤也是一个选择。

电动汽车是未来。作为美国电动汽车代表的特斯拉现在巨额亏损，不断传出各种负面消息。而中国市场是特斯拉全球增速最快的市场之一，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特斯拉2016年总营收为70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营收42亿美元，中国市场营收10.6亿美元；2017年总营收为117.6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营收62.2亿美元，中国市场营收20.3亿美元。一年的时间，特斯拉在中国市场销售额翻倍。在之前，特斯拉2014、2015年在中国营收分别是4.8亿和3.2亿美元。

由于7月6日中国进行的关税报复里面包含美国进口汽车，特斯拉没有中国工厂，因此特斯拉全线涨价，最低配车型涨价14万人民币，最高配涨价25万元。这无疑对特斯拉是个打击。 

我们可以引入特斯拉的劲敌宝马入华。

在中高端电动车领域，宝马可以说是特斯拉最大的竞争对手。

我国上汽荣威新能源车增速极快，单看5月的销量，已经逼近比亚迪新能源车的70%。看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能不能做强，一定要看上汽和吉利两个汽车行业主力部队的表现。遗憾的是这两家企业在电动汽车领域目前和特斯拉不在一个竞争层面上。

根据2018年7月10日官方信息，长城和宝马以50:50的股比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合资公司“光束汽车有限公司”，双方各持股50%，投资总额为51亿元。合资公司落户江苏，标准年产能计划为16万辆。这家公司前期生产电动汽车，第一款产品将于2021年推出，使用合资公司的全新品牌。

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不只是中国在搞，美国也在搞，如果美国人精确打击中国产业升级的核心企业，那么中国也可以反向对美国的核心企业进行打击。汽车产业又是规模巨大的核心产业，因此通过各种手段打击美国汽车产业升级的主力部队，也是一个选择。 

为什么说特斯拉是美国汽车产业升级的主力军？

2017年全球汽车公司市值前五名：丰田，戴姆勒，大众，宝马，特斯拉。特斯拉是美国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虽然在财务上有各种负面消息，但是无可否认它在电动汽车技术和品牌上领先地位。打击特斯拉还有更多办法，比方说，宣布某款特斯拉的车型没有国产补贴。在中国市场销售的电动汽车，基本全部是中国的国产锂电池，其背后的原因是2016年7月，中国通过调整补贴名录的方式，限定使用国产电池才能拿到政府补贴，日韩动力电池企业在华业务受到毁灭性打击，当然他们还是可以坚持，因为我国对电动车的补贴到2020年就会取消了。

再比如电池供应。特斯拉的电池绑定松下作为唯一供应商和技术合作伙伴，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占成本30%-40%，这个部分不降价，整车降成本是不可能的。不管是松下电池，还是和松下合作的超级电池工厂，都不看好其降成本能力。

就像美国电子领域的领军企业苹果最终选择中国公司供应电池一样，美国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军企业特斯拉，如果长期不和中国公司合作，那么就无法借助全球成本和品质控制力最为平衡的中国的力量。

以上举例特斯拉只是一个例子，美国也是要搞产业升级的，搞产业升级也是需要资金的，美国搞产业升级也同样是几十个龙头科技企业。美国可以利用自己在半导体领域的垄断优势打击中兴，也可以打击其他中国企业，中国有没有打击这些企业的能力？当然有。比方说，那些中国市场占了营收比例超过50%的企业，典型的如高通；把那些美系企业在行业处于弱势地位，处于份额下滑状态的领域挑出来，典型的如美光；把企业处于长期亏损，财务处于紧张状态的企业挑出来，例如特斯拉；把某些关键设备和原材料依赖中国进口的行业挑出来，最为典型的是中国的稀土资源，中国几乎是全球17种主要稀土资源生产的垄断者。

如何反击美国的定点清除

第一，对方制裁我国优秀企业，自己也会受损失，例如中兴每年会购买23亿美元的美国芯片。当然单看这方面，中国的损失远比美国大。

第二，中国对美国非垄断和弱势龙头科技企业进行反报复，例如反垄断调查、取消补贴、关税、扶持其主要竞争对手等等。

第三，中国是全产业链国家，打击了中国的某个企业，必然有另外的中国企业受益。例如打击中兴，但中国的各个芯片厂家却是受益者，因此可以进一步扶持这些受益者。

中兴等中国公司明年采购美系芯片的比例一定会下降，最近从英飞凌等芯片公司已经传出，中国各个主要电子公司都在寻求提高对非美系芯片的采购比例。

总之，不管是贸易战的现状，还是对美国精确打击行为的推演，中国手里都是有很多牌可打，不仅是经济上的反击措施。

中兴事件暴露了中国的弱点，那就是集成电路领域。虽然所有类型芯片都有布局，但是很多达不到有足够商业竞争力的地步，甚至还只是在研发中。但是美国企业也是有弱点的。美国政府可以对中兴进行不对称打击，中国政府同样可以对美系企业进行打击。不能把美国想象成一个没有弱点的超级强手，这个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还是我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情况。从历史上看，每当中国遭到打击和封锁，都会带来某个领域的大发展，1996年的台海美国人就这么搞过，现在中国军工就远不是20年前能比的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会在此次打击下有多大程度的发展，我们会持续加以关注。

                                            （编辑  苏歌）

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对手带来的变化

我觉得有两个词能较好地概括美国现在的对华战略。一个是美国原来对中国的定位是“伙伴”（partner），现在这个词正式地改为“对手”，但还不是“敌人”。这个词表明它对中国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第二个是美国对华战略原来是“接触”，现在改成“遏制”，明确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美国对中国其它方面的态度都是围绕这两个概念表现出来的。

最近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多事，都跟科技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在科技方面是区别对待的。美国科技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它控制着多数高科技产业的主导权，对不同的国家或经济体都有一个相应的定位。全世界就是在这个定位排序中，各国相互交往。所谓技术要素市场必然受到政府间关系的极大影响。

在过去“伙伴”关系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在科技方面的限制也是最多的。现在美国已经把中国看成“对手”了，对中国的限制范围只可能更加严厉，而不会宽松，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态度。

从经济合作到竞争

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握着高科技领域的很多核心技术，它们利用自己在全球市场的优势地位，大量投入科技研发，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同时把它的中低端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变成更多的市场价值，即获得技术的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刚开放时期，那时候所接受的外商投资企业，主要生产普通消费品，例如服装、鞋、袜等等，这种加工和贸易结构主要引入低端技术和少数中端技术，符合美国在全球科技定位的框架，而且也符合跨国集团的利益。因为它们已经开发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这些低端产能转移到中国市场还能获得技术引进分红，通过西方跨国资本的整合进入国际市场，并创造价值。当时中国主要是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低环境、资源成本，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模式确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

第二个阶段，我们国家通过引进消化，开发研制出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中端技术产业。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就是高速发展的高铁系统。高铁除部分核心技术之外，大部分还是中端制造技术。这不是美国要重点发展的产品。中国在这方面制造拥有竞争优势，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不会带来什么威胁，所以中国发展中端技术的产业，它也可以接受。当然，我们在高铁方面，有些重要零部件比如高端轴承，还要从国外买，还有一些设备也要跟外国合作，美国也没有对我们进行什么制裁限制。

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我们在一些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已经直接和美国形成竞争。美国的科技不仅仅是某一项技术的领先，实际上是一种科技生态的领先。我们讲信息技术，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多次拿到世界第一，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已经超过IBM做的计算机了。但是，美国的IT技术，包括IBM、微软、谷歌、高通、英特尔等，整个信息技术的生态，不要说超过，中国能赶上都是很难的。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赶上美国还有可能，但要想全面地赶上美国信息技术水平，至少在看得见的这段时间内，我觉得是不现实的。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状况，已经开始在某些领域进入了领先行列。美国对此是不能容忍的，它认为这对美国此前所安排的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提出了挑战，美国对此很警惕。

如果讲到人工智能、讲量子通信，IBM说它已经做出了量子计算机的原型机，英特尔说量子芯片在5到7年之内可以实现商业化应用。量子计算机是什么概念？现在运算速度最快的电子计算机的工作量，如果是按年算的话，那么量子计算机就是按秒算的。如果量子计算机进入实用阶段，目前的金融安全等等的密码系统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这些敏感技术领域，美国是不能容忍他人的挑战的。在这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特别点明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说要重点遏制我们在前沿高科技制造领域的发展，美国把这个问题看得比对某类商品提高关税更重。现在我们已经触动这些领域，要在高科技方面和美国竞争，对此美国人当然要全力打压。

在现实中，中国科技研发的生态环境跟美国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美国多年来高科技的发展之所以这么快，决非偶然，也不仅仅是靠有钱就能做到的。美国的制度保障了知识产权的价值能够在市场得到实现，而且实现的效率还很高，有关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合理分配。这套体系在美国运行这么多年，效率是很高的。比方说，电子信息产业是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率先起步的，当时各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并不是很大，但苏联和美国争霸、日本对美国的半导体争端中都没有占到上风，它们和美国已经不在一个档次上。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其中的历史经验是很值得总结的。

还以量子计算机为例，现在原型机已经做出来了，英特尔的量子芯片据说未来5-7年可以实现商业化应用，说明它已经接近实质性的突破。7年后也就是2025年，这几项技术的突破如果进入实用阶段，可能会给全球的科技格局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自己原来做的东西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想做的新东西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到那时，我们跟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是不是会进一步拉大而非缩小？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拼命地追赶发达国家，应该说与它们在科技很多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是，当我们还在追赶过程中时，对方的科技发展是不是会出现加速的情况？我想量子计算机就是一个例子，包括人工智能等等，这几个都可能是改变全世界整个科技格局、科技水平的几个关键领域。

在新的竞争格局下调整科技战略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科技人才。   

我认为，科技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应该进一步提升。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水平带来的，当然还要有大量资金投入，但首先要有科技支持。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带来战争样式的巨大变化。前不久我去叙利亚，那里曾经有一次敌方的无人机前来攻击，结果无人机被迫降到这边的机场。迫降还是客气的，没让无人机返回去打自己。就是说控制系统被破译之后，无人机的控制权就易手了。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高科技在未来军事领域的价值和它所产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高科技在经济方面一定会产生市场价值。比如我国很多企业做手机，所有手机厂商的生产总量非常大，但利润的总和却只是苹果一家公司利润的零头。所以高科技在经济上产生的价值是非常之大。人家是开创性、是从无到有，从0到1；我们现在做的是从1到10，1到20，是在人家开发的基础上加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但真正核心的东西，其市场价值要远远大于我们这个的市场价值。虽然高科技投入大，但是它的市场价值远远超过它的投入。

我们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这个第一大经济体的数字差距已经不太大了。但如果美国的高科技出现重大的技术突破，它所能释放出的市场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对未来美国科技发展的这种可能性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预估。

这样就给中国一个定位，中国的科技在发展中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防和外交方面发挥什么作用？我们过去做过多次科技发展规划，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科技进步的速度还需要大大提高。我们现在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要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要看到新的科技发展对国家产生的全面影响。

明确了科技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定位之后，现有的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也需要根据新的定位做调整。比方说，“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说了多年，但我们企业的发明专利在整个专利授权中只占到18%，而发达国家企业的发明专利占专利授权的80%以上。我们的企业做基础科学研究的只占1.6%，美国占40%。美国的科学研究投入中，企业投入比政府投入、高校投入还要多。

另外关于军民融合问题。最近比尔·盖茨讲了一句话，人家问他，现在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有没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他说不可能。为什么呢？他说：第一，我们现在领先得很多；第二，美国是军民融合的体制，中国没有这个体制。现在我们提出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体制，但是想实现新的体制改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总之，目前中美贸易摩擦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就是在新时代，我们要对科学技术的战略作用进行重新定位，对已经实行多年的科技兴国战略和人才战略等进行科学的评估，配合2025-2035年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相应的科技发展战略。这还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编辑  季节）

最近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研讨会。美方来了10多位专家，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顶尖人物；中方来了20多位学者，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坦率交流。这次研讨会上我们获得的印象是什么呢？

第一，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美关系不会沿着过去40年所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即使是美国的“知华派”、“友华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美国国内无论什么党派——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什么阶层——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尽管他们的目的并不相同。

第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这两个文件的英文版，我都是从头到尾仔细看过的。它们反映了美国政府、国会及民间各个方面整体对中国的敌意。绝大多数的专家现在已经不愿意站出来为中美关系说话了。

第四，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的期望不符，中国是有意用军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中国确定的建立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与中国的防务需求不符，而是试图建立一支与美国同样的、全球军事存在的军队。

第五，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过去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意识形态；而现在美国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倒退到实行市场机制之前的模式。

    第六，在经贸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故意拖延不解决美国的有关关切，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华盛顿现在弥漫着对华失望和失去耐心的情绪。

第七，美国认为，它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竞争。中国政府和国家强力介入市场，这是不公平的做法，不符合WTO原则，美国特别对“中国制造2025”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主导。

第八，美国的“一中”政策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内部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台湾旅行法》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反映，说明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对“一中”政策的理解已经降到了原来的最低点。

台湾问题在美国内部引起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台湾是“民主社会”，美国应该支持台湾；第二种，台湾过去自称“代表全中国”，现在它已经不自称“代表全中国”了，因此美国的政策要发生变化；第三种，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过强，已经引起了军事力量的不平衡，因此美国要支持台湾，以平衡中国的军事力量。

第九，美国虽然没有公开说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如何在现在这种环境下，创建“可以公平竞争的体制”是一个难题。

现在我们不少的报纸、新闻评论还有些专家学者，把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贸易问题或者是贸易赤字问题，我认为这是严重的误解。中美这次争端是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争端。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不符合美国的期望，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在倒退。美国过去容忍了这种贸易不平衡，现在它认为中国和它渐行渐远，因此美国不能再容忍这种贸易不平衡。美国对中国的这种“非市场经济”的竞争表示不满，认为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取代美国的位置。

如果中国的走向不能按照美国的期望发展，美国就要和中国“脱钩”，从经贸上“脱钩”——美国可能重返TPP，和欧洲搞TIPP，然后架空WTO，因为中国不在TPP和TIPP中，这等于重新构建一个世界经济贸易的规则和体制。我们过去几十年所做的融入世界经济体制的努力可能会付之东流。

我们目前并不具备开辟另一个市场的能力。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比如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17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未来这样的一些成有可能会大幅度回落。中国每年260亿美元的芯片进口，200多亿美元的石油进口，还有其它的一些进口产品，如果这些进口和市场和中国出现脱钩，中国的市场就有可能出问题。

世界市场还是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我们将来面对的不仅是美国，而是整个西方市场。有人说，西方不是铁板一块，如果是这样，我们能否争取到其中支持我们的潜在力量，还有待观察。但从美国、日本、欧洲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样一个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实际上它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欧盟拿出400多页的文件，美国“301调查”是200多页的文件，都在解释中国为什么不是市场经济。

即使出现这种状况，我觉得也不必过于担忧。美国不是曾经封锁中国长达22年吗？1927年中国失掉了100%的白区，95%的红区，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然后上了井冈山，有人认为红旗打不了多久，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来被迫长征。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8万人，湘江一战损失了近5万人，后来红军不是也走到了延安吗？最后还是建立了根据地。蒋介石封锁延安，我们又搞大生产，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中国不会被美国整垮，也不会被封锁死，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不怕这些困难的，关键是我们现在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更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和未来。

（编辑  季节）

       对于崛起的中国，美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焦躁。曾经辉煌的帝国，因自身衰老、看不得也容不下其他国家发展的更好，这实际上是霸权国家进入更年期的体现。在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的晚期，也患过类似的病症。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如何与罹患帝国衰落综合症的美国打交道。

视中国为“长期敌手”是一种认知障碍

最近，美国政府相继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等多个战略报告，其中明确定义中国为挑战美式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在首份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更是明确提出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对手”（rival）的称谓，与此前更多使用的“竞争性对手”（competitor）有很大区别，其具有长期“敌手”的意涵。这说明，在经历了几年的大讨论之后，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战略学者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敌手”。特朗普政府所发布的系列报告，正是这一共识的体现。

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中国是美国的完美对手。在今年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称，中国的间谍瞄准了全美的学术机构，特别是科学、数学等学科，他们利用“非传统”的线人如教授、科学家、学生，这些线人不仅大城市有，小城市也有，基本上渗透到了每个学科。雷强调，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已不仅仅是对“美国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威胁，而是对“美国社会”（whole-of-society）的威胁，这需要全美社会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这种近乎荒唐的看法竟然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同与附和。在美国政界，恐华、反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反华的声音越来越响、调子越来越高、例证也越来越荒谬，而理性声音越来越没有市场，主张对华友好的人士被戴上令人可怖的“熊猫派”红帽子，渐渐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每一位候任政府官员如果不表现出对华强硬立场，就会受到国会议员的刁难。而由幻想造出的可怕对手、无处不在的间谍与内奸，使得当下的美国政坛飘拂着麦卡锡时代的陈腐气息。

目前美国政治精英们正试图通过媒体渲染，把“新敌手共识”发展为弥漫在美国社会中的集体意识，为与中国的对抗创造社会基础。这些偏执的认识，无疑反映了美国精英们不愿面对现实的认知障碍。美国病了，而且病的不轻——不辨是非，也不知好歹。

需要确定的是，美国精英们把中国摆在对手位置上，不是对中国进入新时代或一带一路构想的回应，更不是对中国部分学者超越美国言论的反弹，而是基于中美两国的国家生态、发展阶段和两国国力变化的判断，更是一个老大帝国维持不切实际的利益和自尊的病态需要。

病体难调：无法统一的行动

在明确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美国政府展开了对中国的打压行动。通过军舰游弋南海、对台出售武器、渲染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阻止中国高技术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限制中国对美国高技术投资、对中国商品大幅征税、制定和签发《台湾旅行法》等多种举动来打击中国。凡此种种说明，美国精英对中国的敌意，正在从共识变成行动，中美间的对抗已超出经贸领域，开始向政治、安全领域扩散。

   近一段美国的反华、制华、压华举动气势汹汹，仔细看却并无章法。这说明，金融、军工、制造业、商业、科技等不同集团各谋其利，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美国政客，在表面上可以形成针对中国的共识，却无法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主要代表美国本土资本和实体经济利益集团的特朗普，热衷于和中国在经贸领域的竞争，他的行动已经影响到许多农业州的利益，也引起跨国金融资本集团和科技公司的忧虑。从打压中国中获取利益，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而如何从中获得更多的一杯羹，则是彼此难以调和的小九九。故而，特朗普发出与中国对抗的基调就像出自音调不定的号角，无法形成针对中国的统一步调。

下一步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程度和中国的反应。从世界局势的变化和两国利益及力量的角度看，中美关系应不会陷入壁垒分明的“新冷战”。如今的世界，已经超越了划分两个阵营进行对抗的时代。那种以冷战思维、地缘博弈思想去分析和理解中美关系，显然已不合时宜，也难以得出正确的解释。以币缘政治的视角去看，今天美国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全球货币和经济体系，才能支撑残存的全球霸权和最大化的美国利益；而正在崛起的中国，目前也需要从这一体系中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长的时间。美国作为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必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的积累为生，其中主要的就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剩余价值。危机之后的美国，需要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才能维持其已经日益空心化的经济，稳定严重分化的社会。作为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中国是当今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继续运行提供了主要支撑。因而，美国更需要从中国获取实际利益和对其主导体系的尊重。分析彼此利害与需求，就不难发现，在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不是平分秋色，而是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要更多些。

对美国来说，打压中国是为了从中国那里榨取更多的利益，如果一拍两散，导致中国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将是其难以承受之失。这是因为，失去了中国的全球体系就不再成为全球体系。若中美对抗导致中国脱离美元体系和美国市场，固然对中国当下的发展不利、对世界格局平稳过渡不利，但其直接后果就是美式全球化体系的彻底解体和美国全球霸权的戛然而止。只为求利，却不能害自家霸权的性命，这是美国与中国战略博弈的利益边界。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美国挑起中美对抗，实际上是在赌一盘棋盘不被打翻的博弈。

谋势取势 善于斗争

作为全球霸主，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对美国都是威胁，不管是以往的苏联、日本，或是今天的欧盟、中国都是如此。中国越发展、能力越强，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中国发展越快，这种威胁就越紧迫。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中国既然怀揣着足以改变世界财富等级的能力，其本身就是罪过。更何况以独特模式发展起来的中国，具有颠覆资本全球积累路径的可能，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异己力量。所以，无论中国如何表白主观上没有取美国代之的想法，在行动上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美国，却仍然避免不了被认定是美国长期敌手的国家宿命。

在此之前，中国曾经要通过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接轨来实现发展。随着中美经济规模的接近，美国一方面试图越来越多地占有直至独占中国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美国又想方设法阻止或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的贪得无厌和霸道无理，是中美矛盾的根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中国对此种局面要有平常心，知道这是中国复兴道路上必然会有的成长烦恼，坦然面对就是。

面对美国趋于强硬的对华战略，我们首先要不惧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两手对两手，既不怕事也不躲事。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就实行奉陪到底的自卫反击；对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更须坚决反制。我们要防止美国用其军事优势来讹诈中国，以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因而要坚持底线思维，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如孙子所谓“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我们要依靠自身力量和敢于使用力量的决心，慑止美国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挑衅与损害，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保卫中国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其次，对美打交道不可鲁莽，对美国虚声恫吓和挑衅刺激不与理睬。做到无故加之不怒，坚毅隐忍，处事有方有理有节。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言语不轻率、不出恶声，从容应对。不随美国刺激起舞，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们的斗争要有原则、也要讲艺术，应避其锋芒、击其隋归。只要坚持独立自主、我行我素、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不依赖，主要是不依赖美国的市场和技术。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浪潮，积极引进西方企业与技术，并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为主要出口目的地，而我们也将大量贸易顺差购买了美国的债券，转化为美国带来巨大收益的资本投资。如今这一产业链、价值链被视为不公平的渊薮，也当然是欲加之罪。根据已经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以通过积极推进和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更多顾及民生和开发内部市场，扩大与周边国家合作，推进亚太区域共同体建设，努力挖掘13亿人的潜力与市场，开发一带一路国家40亿人合作的新市场。中国只有展现出自主创新、攻关克难的姿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才能避免受制于人。美国人才会明白，中国的发展是十几亿人数十年艰苦奋斗的结果，不必靠他人的施舍也能发展下去。

中国不怕霸权，也不打算取代美国当世界霸主。一个主权国家充当世界霸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既是特朗普的“交易艺术”，也是美国经济虚拟难持续、实体回不去因而虚火太旺的表现，恐怕只能通过挑事、挫败、再挑事、再挫败的方式发泄出来。在几番折腾之后，才会无奈接受“卿本老矣”的事实，承认全球霸权已是美国扛不动的负担。未来的全球化，将是属于全球人民的全球化。到那时，美国才可能愿意与中国平等相处、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应适当拉开距离，采取既非合作又不对抗的疏离战略，用保持距离的方式避免中美缠斗甚至正面相撞，防止为其帝国衰落综合症所伤，为持久的博弈奠定基础。

与病态的美国博弈，要善于谋势取势，争取斗争的主动权。目前，我们可降低对美合作预期、适当拉开距离，做出“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姿态和准备，以不争为争，以取势求主动。中美拉开点距离，彼此才好相处。中美间若要合作，就要改变“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状，需要双方共同意愿和彼此相向而行的善意举动。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商人之道，不应左右大国间的战略关系。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降低对抗和合作的热度的疏离不争，体现了时间和正义在我们一边的底气，这种以不争为争、谋势取势的东方式智慧，可为中美关系在合作与对抗的两个极端选项之外，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

（编辑  碣石）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阐述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的同时，也对2018年政府工作提出了九点建议。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就宪法修正案草案作出说明。

国际关系风云激荡、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深化改革，攻坚克难面临重要关口。在这一背景下，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蕴含了哪些信息？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21条修改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又该如何解读？

问：今年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议，宪法第一条第二款中增写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您如何看待这一修改？

张维为：这次宪法修正案草案把党的领导放入宪法第一条。对于这个变化，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1982年起草现行宪法的时候，由于经历了文革混乱和刚刚对外开放，许多人看到国外这么发达，我们的差距这么大，几乎失去了制度自信。当时不少人质疑，新的宪法中不宜提党的领导。但邓小平说，宪法中一定要提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很多人，包括许多党员干部还是不自信。当时有人谩骂共产党，有人批评说你这是违宪，他说，党的领导是写在宪法的序言里，而不是宪法的正文中，这不属于违宪，好像写在序言中不具备与正文内容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次宪法修正案草案明确地将党的领导内容写入宪法正文的第一条，这是我们制度自信的很好体现。

过去二十多年，我们看到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颜色革命”褪色、“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看到今天西方制度陷入的巨大困境；与此同时，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我们新的社会共识已经基本形成：是党的坚强领导保持了国家的独立稳定团结，使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所以这一条修正案对于中国进一步崛起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我们要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和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党”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整个国家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绵5000年而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也是一个“百国之合”的国家，其治国理政的传统历来是统一的执政团体，中国共产党是这个传统的继续和发展。我认为21世纪的国际竞争，关键要看一个国家有没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政治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是更看好中国模式。

问：您如何认识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修正？

张维为：这个修正引起很多关注。其实从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时期开始的实践证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同一位领导人担任是一个好做法，保证了中国的稳定和崛起。但是在党章中，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没有规定只能连任两届。因此这次在宪法中做了调整，这样三者就统一起来了。但这不是终身制。我们的党章中有明确的规定，不搞终身制，出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还规定了干部的退休制度。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即四年或五年为一个任期，但对于可以连任多少次，没有硬性的规定，像德国的默克尔总理，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个任期。

我一直说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也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这包括防止坏人做坏事，包括退休机制、集体领导制度等，但它也要有“上上策”，即能让好人做好事、做大事。两者的结合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安排是比较成功的。像小布什这样在任期内可以随意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在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

问：您如何看待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过去五年经验的总结？

张维为：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五年的经验有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的成绩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这意味着我们比美国、日本、欧洲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加在一起还要多。

特别重要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的几乎都是货币宽松政策，讲白了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印钞票，这是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是为数不多进行了实质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国家。我们过去五年的这种坚持，今天使我们尝到了甜头。

西方国家现在也开始看到中国正在成为创新的超级大国，我们在新经济的很多方面已经引领全球。面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困难的时候，西方国家没有真正进行改革，而是在印钞票，股价上去了，实体经济没有上去。但是中国真的进行了结构改革。我们提出“加快新旧发展动能的转换”，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确实是走在世界前面了。

问：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国际上“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而最近特朗普宣布对钢铁及铝征高额关税。您怎么看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近期发生的变化？

张维为：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是非常大的，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5800亿美元。如果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在两国间打一场贸易战的话，两国都将深受其害。我个人认为，美国不太可能赢得这场贸易战，美国的国家利益将受到严重伤害。如果美国对钢铝加征高额关税，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铁锈地带”的那些美国消费者。

问：是否可以理解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出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上的胜利？

张维为：我想这背后也反映了中美两种模式的差别。中国模式讲的是经济要以人民为中心，而特朗普的政策是以“以选票为中心”，这只会使美国社会更加分裂。

特朗普征钢铝税，直接受益的工人连15万都不到，而由于这一决策而导致钢铝价格上涨，间接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数恐怕是其十倍之多。特朗普征税本质上是为了这个小群体的选票，他们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以选票为中心”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就是不在乎票源以外的其他人。这本身也暴露了美国选举制度的深层次缺陷，哪里还有民主可言？西方竞选制度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游戏民主”，竞选双方的差别就在于能否保住“铁杆”票源，你只要抓住1%的关键少数，你就可能赢得选举。

问：实际上，据我们所知，美国高层内部对这样做也是有分歧的。

张维为：特朗普内阁对这个加税政策显然没有形成共识。这与中国人谋定而后动的决策思路和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推出一个政策如“十三五规划”，前后进行了广泛的协商、磋商，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共识。但特朗普推出这样一个政策时，显然没有经过多少内部的磋商，还没有形成共识就推出政策，这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麻烦。这种三流的决策水平只会加速美国的走衰。

问：今年中国GDP增长目标与2017年的预期目标一样，均为6.5%。您如何看待？

张维为：今年中国GDP定的目标是6.5%，这个目标是比较谨慎的。很多人说世界经济复苏了，为什么我国的指标跟去年一样？表面看，世界经济形势有所复苏，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复苏，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很多。”这是实事求是的。

实际上，西方经济所谓的复苏，主要还是资产的复苏、是股票的复苏，而不是实体经济的复苏。这种复苏是脆弱的，水分很大。所以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外部环境可能会出现不利局面，甚至不排除出现一场新的金融危机，我们要未雨绸缪。今年的整体目标定在6.5%，在实际发展中可能会超过这个目标。2017年我们定的也是6.5%，最后实际增长是6.9%。

问：您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哪些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特点？

张维为：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大致是“加法，减法，乘法”。

一是“加法”，我们特别注重壮大经济的新功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包括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等等，这方面我们都是在做加法。

二是“减法”。首先是去杠杆以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发展互联网金融之后，产生了不少衍生产品的风险。现在中央三年内的三个攻坚任务的第一项就是避免金融风险。还有就是继续淘汰落后产能。

三是“乘法”。这是中国模式的神来之笔。强调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产生乘数效应的方法。我们从“新四大发明”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革命，第二次是电力革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都错过了。第三次是电子和信息革命，我们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不仅赶上了，而且走到前沿了。同时我们把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该补上的东西也补上了，现在我们正在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我们已经走在世界前沿了，很多地方开始引领了，而且这个势头越来越猛。我们的移动支付规模已是美国的60倍。

微信、支付宝、高铁革命、共享经济，这些变革都发生在中国，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人类历史的此时此刻，中国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可以说只有中国做到了“一部手机，全部搞定”，无论欧洲还是北美，目前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

一位美国学者说过，“习近平拥抱未来，拥抱2050年，而特朗普拥抱的是1950年”。中国人确实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我们为此而自豪，这也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编辑  杨利红）

我们今天会议主要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就各行各业的成功经验，大家互相交流，把十九大报告提出来的各项任务，特别是在发展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以及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等方面，怎么样更好地领会落实，在工作当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首先谈几点学习体会。

关于实体经济的构成

我认为实体经济主要包括以下若干方面：

第一是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稳定、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这方面不用多讲。

第二是能源矿产。这些大宗商品稳定的来源和供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它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国际市场。另外我们的口粮可基本自给，大豆和其它一些农产品也大量靠进口。在实体经济层面，我们对国际市场的卷入深度和对外的依赖性都有了相当的发展。

第三是制造业。制造业涉及很多领域，分成很多不同的行业，我们要突出重点，抓住国家关键的基础性、战略性的一些领域，同时也高度关注民生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一些产品。我想有三个重要的方向： 

一是数字经济，以设备、元器件和软件为主要内容，包括数据、通讯、计算、互联网。这些行业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当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物联网中都有数字部分，数字经济、信息经济是当前发展非常迅速、作用非常显著、竞争也非常激烈的领域和行业。

二是交通运输。我们国家这几十年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就是交通基础设施，公路、铁路、高铁、机场等。除了这些设施之外，交通工具也在迅速发展当中，高铁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设备也是我们自主设计，其中还有一些引进的部分，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汽车工业在中国发展也很快，如果说铁路运输是面对大量旅客和商业批发的大额运输需求，汽车运输主要是解决直到零售环节的门对门运输，包括货运卡车和乘用车，都在交通运输当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还有航空运输业的飞机、航天飞行器和地面装备。这些交通工具的制造生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行业，从它的原理的研究发现到应用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创新，直到形成产业，这一链条正在迅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跟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是一个既关系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又关系到民生的一个关键领域，具有无限巨大的市场，甚至需要动员全国资源、全球资源才能建成和运转。

三是生物医药行业。这个行业近年来发展非常快，从基因的重组到一些医药制造、新的原理的发现、新的制造技术的出现、合成的技术的出现，一直到临床的应用，三者融为一体。它跟数字经济、交通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把科学、技术和产品创新三者高度融为一体的新的行业，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影响非常大，也具有巨大的和几乎无限的市场。

第四个方面是服务业。服务业在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迅速增加。金融服务关系到生产资源和整个社会财富的高效率配置，关系人民群众生活的各方面，包括生活质量的提高。金融和贸易决定了我们跟全世界的密切关系。数字经济和交通运输，一个解决的是信息传输，一个解决的是人流、物流的传输，而贸易就是这些条件下实现各地商品的交易、服务的交易。金融业与服务实体经济是密切相关的，金融既是派生的，反过来它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防止虚拟经济出现的种种弊端。

第五个方面，我认为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就是教育、科研和创新，这是实体经济最基础、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完善、高效的教育体系，很多人科学知识、文化知识都很缺乏，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上不起学或成为文盲，那我们国家是不可能建成国际一流的强大、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所以，教育以及科学的研究、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创新，这个链条对我们国家来说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也可以说它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改革升级当中的短板。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教育问题、科学研究问题以及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问题，简单地归纳为科技创新。实际上，落点仍然主要是创新，而我们的创新相当多的是在产品层次，是产品的多样化和一些模式的拓展和发展，这些不能代替人类认识自然的发现和技术的研发，没有后者支撑产品创新，越往前这个难度越高。

当前的短板

有几个领域是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加以解决的。

第一是能源矿产。我们国家虽然煤炭很多，但是缺油少气，石油、天然气大量地依靠进口，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资源都在国际上。矿产方面，我们国家的铁矿石和其它一些有色金属矿包括铜矿，对外依赖度是非常高的。这是我们发展短板的一个特点，无法靠国内补，只能靠在国际上加强资源的合作、贸易开发的合作来补这个短板。

第二，现在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对海外科研成果的依赖度很高。我们善于把国外产品拿来之后经过模仿消化，掌握原理，再研发我们需要的产品，现在已经可以越来越多地运用这些原理自行研发和创新。但是在科学探索和技术研发上，我们总体来说还是依赖国外的，这一点如果不能扭转，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解决教育问题。我们要能培养出足够多的人才，科学上具有跟国外相比肩的科学探索和发现的能力，同时也要有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实践当中形成技术的研发能力，这样才能够补上我们这个短板。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人认识程度还不够，还没有深切感受到这个短板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是一个最大的制约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对科技落后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

第三，现在金融领域还存在着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够、有脱实向虚的发展倾向问题。我们国家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是以金融形式存在的。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高，这要从两方面看，支撑国家经济运转发展，不需要过大的金融，而是要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现在的金融体量过大，是多年经济贸易发展成果的积累，是最终的宝贵财富，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不能在虚拟经济的泡沫中消耗掉，也不能轻易地向国外流失，形成资本外逃，而要用在国家战略上，实现国内外的重大目标。金融怎么才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还需要认真研究，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做法，把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做得更好，才能够补上经济发展的短板。如果金融脱实向虚，自我循环，就会成为泡沫，成为更大的风险。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十九大报告当中，在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讲话当中，都把金融风险放在突出地位，要求认真加以应对和解决。我国的金融要和我国的经济相适应，而不是拿我们的金融去和欧美的经济相适应。当然世界经济和金融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我们既要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中更多地分享和受益，服务中国经济，更要把我们的资源用于我们自身的发展，发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作用。

第四，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最新变化，就是美国想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实施一些制裁措施和打击措施，摆出了打“贸易战”的态势。现在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日本，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都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以前他们把中国很大程度上当成合作的伙伴和可以利用的市场，现在他们更多地把中国当成竞争的对手。这样的看法是狭隘、片面、孤立的，这会导致他们可能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方面采取一些新的限制和遏制措施，其目的就是阻止中国的发展，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崛起，以保护他们现有的世界地位。我们如何认识形势，如何应对面临新的挑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这不是物质上的短板，而是一个还处在初步认识阶段、需要在思想和对策上加深认识的对策上的短板，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应对的。

               教育、科研和技术研发是基础

我们首先要把教育、科学、探索、技术研发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最长远、最重要的打基础的工作。

首先，我们国家受教育的总人数在世界上已经占据领先地位，但是在人均受过教育和有科技知识的人的比例上，我们跟国外先进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们不仅要靠现有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来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还要在人口平均水平上、在整体素质上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国外科技领先，在很多领域竞争力不强状况有根本的扭转，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二是要继续打牢和进一步发展基础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数学这些基本理论和基础学科的研究，要追上国际先进水平。现在国家在基础学科上取得的成绩已经开始增加，但是还处在相对落后的局面，在诺贝尔奖当中，有中国的科学家得奖了，还是寥若晨星，数量很少。我们基础学科相对薄弱，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补上我们在制造技术上的短板。我们现在有很多技术已经掌握，但还有很多技术不掌握，比如芯片的技术、一些计算的技术、航空航天发动机的技术、材料的技术等，还需要加以努力。

三是扩大产品的创新。广大大众的创新、创作，这是不可或缺的，但不可以以这些创新取代基础学科的探索研究。

以“一带一路”来开拓国际上能源矿产的稳定共赢

我们要注意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开拓国际能源和矿产，来解决弥补我国大宗商品对外依赖度高的问题，使得我们能建立起大宗商品全球化稳定安全的供应链、巩固的供应体系，而且能确保供应安全，支撑国家今后的发展，支撑我们对国外经济的带动能力。

应对美国可能的“贸易战”

我们要有充分思想准备，既不要过分害怕，也不要过分地盲目乐观，要从容加以应对。因为美国求中国的事情也很多，在当前经济互相高度融合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筹码加以应对，但是要有充分准备来应对每一次贸易摩擦事件。美国经济加息，美联储的缩表，以及美国城府减税，目前看，短期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波动和影响。但是从长远看，对美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影响要加以重视。特朗普要回归美国经济，少管国外的事情，美国是利用他在世界的地位来维护美国现在的利益，这对我们有长远的影响，我们要有应对的研究和准备。

加快金融业改革整顿发展

在国内，要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和深入整顿改革，消除脱实向虚的问题，密切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对外，要从容应对国际金融的波动。应该说，从金融的总量来说，我们对美国虽然还不占优势，但是我们有相当的体量，在世界市场上，美国对自己的容量是持续的坚守，而中国是在增大。所以我们的主动权会逐渐增加，美国的影响力还会减少。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顽强的持续博弈的过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脱贫攻坚是一项重点工作

当前国家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是我们经济发展，国内需求进一步释放和解放的一个重点领域，也是带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均衡化、社会发展均衡化的一个重要的长期发展的目标。脱贫到2020年基本目标实现以后，并不是说这些地区和沿海经济和发达地区就一样了，这个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所以我们要努力把脱贫攻坚扎下根去，带动全国的经济、区域均衡和一体化，更多地发挥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能和作用，使它跟全球的经济更加一致，经济整体的发展能有更强的活力和互相支持的能力。

                                           （编辑  季节）

2018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预计2018年GDP增长6.8%左右，与2017年基本持平。

2018年，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多于不利因素。积极因素有：“朱格拉周期”（10年左右的波动周期）反弹将拉动采矿业和制造业等周期性行业投资反弹；2018年消费增速将有回暖；出口仍然保持平稳；基建仍然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长。不利因素有：房地产周期下行，汽车消费增速回落将给经济带来下行的压力；中央出台严厉措施限制地方政府融资来源，对基建投资形成压力。

季度同比增速有望逐步抬升。根据课题组的测算，预计2018年1-4季度GDP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6.7%、6.8%、6.8%和6.9%。

表1  2018年中国主要经济数据预测

产业结构：存量升级和增量出新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阶段，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尚未根本消除；消除低效和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和出新？一方面随着新工业革命的深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正逐渐融合，实体经济本身叠加了更多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的内涵。信息化、服务化、绿色化、高端化、个性化已成为企业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相对低端的产出已无法充分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未来传统行业的升级和各种新兴行业的崛起，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有利于改变传统工业为主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提振企业效益，助力消费升级。从目前中观产业布局来看，我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细分行业的确出现了“存量产品升级，增量亮点涌现”的结构性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也逐渐呈现加速之势。

用企业研发支出规模这一指标，可以较直观地体现行业升级的状况。数据显示，2014-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规模一直处在增长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例的上升速度高于美、欧、日，目前已经超过了欧元区的水平。

(一)传统行业推陈出新

汽车业作为传统下游制造业的典型代表，由于其产业链涉及的上下游行业范围较广，因此汽车制造的发展水平往往代表一国的综合制造能力。我国汽车制造业在传统燃油车方面，其整车和若干关键部件的制造技术相对较落后。面对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压力，以及全球汽车制造的发展趋势，我国通过政策引导和配套设置的建设，积极引导新能源汽车及产业链的发展。作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201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行业的发展逐步由政策支持向市场需求拉动转变。2017年国家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明确了未来该行业的发展技术路线。我国汽车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撑。

借力消费升级，高端车市场开始崛起。随着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以及汽车普及率提升，国内消费升级开始延伸到汽车领域，居民换购逐渐转向高端车市场。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支撑，我国高端品牌国产化的进程将开始加速，虽然目前国内高端车市场多为国际品牌垄断。国产化将拉动国内车厂技术和零部件的升级。当前我国高端汽车销售占全球市场23%的份额，相关高端零件产业的发展空间仍较大，传统制造行业可能迎来质的改变。

(二)新兴行业批量涌现

从全球角度来看，目前信息产业技术创新进入新一轮加速期，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我国提出了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已经上升为一项重要目标。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17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分别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6和6.7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分别提高0.5和0.3个百分点。

2016年我国虚拟现实（VR）产业规模快速增长，消费级VR产品成为拉动市场规模增长的主力。GFK数据显示，2016年VR设备总销量达到400万台，市场规模突破60亿元，比2015年增长290%。未来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除了消费领域，制造、交通、医疗、教育、文化传播、旅游等行业应用将加速铺开，市场产能进一步释放，产业迎来快速上升期。

人工智能是新兴行业的另一个代表。2016年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元年。根据相关数据，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约700家，融资规模约为26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课题组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将在交通、机器人、医疗等领域率先突破，助力改善民生健康和提升生产效率，相关智能产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货币政策：利率中枢抬升

货币政策：2018年，货币政策基调预计仍为“稳健货币政策”。中国货币政策有五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从经济增长来看，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仍然平稳，不存在大的“稳增长”压力；从物价来看，CPI通胀回升是比较确定的趋势，全社会通胀中枢水平有望继续抬升；从就业来看，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仍然可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从国际收支来看，出口回暖和国际资本回流正在创造资本的净流入，国际收支情况逐渐好转；从金融稳定来看，由于过去几年连续的货币宽松客观上带来了资产泡沫风险和高杠杆问题，“防风险”和“去杠杆”仍然是货币政策目标中排序比较靠前的目标。因此，预计2018年货币政策不会比2017年宽松，但是流动性进一步大幅收紧的可能性也不大。

流动性环境：2018年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筑底回升”阶段，经济增速超预期回升的可能性不大，通胀的回升仍然“温和”，房地产和债券市场泡沫问题也逐渐得到了化解，因此，货币政策超预期收紧的可能性不大，与2017年相似。2018年货币政策仍然会提供适度的流动性，整体货币流动性环境与2017年相差不大。尤其对于股票市场，流动性环境仍然非常友善。

利率水平：利率中枢水平将会小幅抬高，但并不意味着进入“加息周期”。由于周期性行业产能的出清，全社会通胀水平未来将逐渐回升。与此相适应，资金利率和国债收益率水平也可能小幅抬升。但是目前中国经济回暖的信号仍然需要进一步验证，而且通胀也在政策目标容忍的范围之内。虽然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启动了加息周期，但是中国进入加息周期仍然需要等待经济进一步的回暖和通胀的进一步上升。

国际流动性环境：国际金融环境更为友善，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平稳。2018年全球各个国家有望迎来同步的复苏，因此各个国家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差异性会缩小，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将会更加均衡，中国将迎来更加友善的国际金融环境。美联储超预期提高加息次数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对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压力并不是很大。预计2018年人民币汇率将会更加平稳，不论是兑美元汇率，还是一篮子汇率指数大幅升值或者贬值的可能性都不大，汇率的稳定有望保持出口持续的增长。

信贷与M2：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进一步好转。在2017年货币政策边际趋紧、助力金融去杠杆的环境下，实体经济的融资环境依旧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截至2017年10月，年内新增信贷额较去年增长1万亿元，社会融资余额增速13%，为年内较高水平，这说明2017年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动性比较宽裕，企业资金需求也出现好转。2018年新增信贷总额将较去年有小幅下滑，从信贷结构来看，按揭和企业贷款依然会成为支撑信贷的主要成分。虽然房地产受紧缩政策的影响进入下行周期，但2018年销售可能依然维持正增速，按揭将不会出现明显下降，这也跟银行主动投放意愿较强有关。另外，2017年前十个月，新增按揭贷款占总体信贷比重为38.7%，预计2018年按揭比重将有所下降，可能为35%左右。企业贷款是2017年新增贷款中的亮点，随着中上游盈利的持续好转，企业资本开支的回升使得资金需求提振，这也是2018年企业贷款继续好转的主要逻辑。另外，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的加强将使未来银行对待基建项目的风险偏好下降，这方面的投入可能会小幅回落。总的来说，2018年总体新增信贷规模可能为12.5万亿-13万亿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将体现得更加明显。2017年社会融资增速变化的重点，一是表外业务的增长趋势，二是信用债融资的波动。随着金融监管的实质性措施落地，银行表外贷款出现明显下滑。利率易上难下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趋势，企业面临发债成本逐步上升的局面。企业资本开支的增加，资金需求回暖会使得2018年信用债市场的供给可能增加，债券净融资规模会相对上升，对社会融资形成支撑。2018年社会融资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达到13.5%左右，实体经济的流动性环境依然较为宽裕。广义货币供给方面，2017年上半年金融监管进程加速，银行表外业务派生货币的功能逐渐转弱，同时银行面临负债荒的局面加剧，直接造成M2连续下降。2018年这种趋势难以扭转，广义货币供给仍然处于低位，同比增速可能为9.5%左右。

财政政策：力度边际减弱

2018年财政政策基调预计仍将维持积极取向。2017年GDP保持6.8%左右的增长，基建投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18年经济仍然处在“筑底回暖”的起步阶段，财政政策仍然应该保持“积极”。当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完全修复时，才是财政政策回归“稳健”之时。

2018年基建仍然有能力维持15%-18%左右的高速增长。通缩的结束、企业盈利的修复重新带来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2018年财政收入仍然有望保持8%左右的增长。目前我国很多地区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国际上仍然比较落后，基建投资有很大的空间。因此，不论是从资金来源、准财政政策，还是基建未来建设空间来看，2018年基建投资仍然有望保持15%-18%左右的高速增长。

但是，伴随着周期性行业回暖，财政支持力度将会逐渐减弱。采矿业、制造业等周期性行业生产和投资的逐渐回暖，将带来经济内生增长动能的逐步修复。当经济内生增长动能逐步回暖时，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将会逐渐减弱，预计未来财政政策将会呈现三大变化：一是基建投资的增速将会逐渐回落；二是赤字率将会逐渐下降；三是准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也将逐渐减弱。经济内生增长动能逐步替代财政政策成为经济平稳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随着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加大管控力度，“防风险、去地方政府杠杆”将会放在重要的位置。预计2018年将会有一系列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的政策出台。

减税可能成为201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未来减税可能在以下几个方向：一是继续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二是扶持“三农”领域，三是鼓励周期性行业扩大资本开支，四是鼓励高科技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改革：乘势而上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改革是提高效率和质量，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经之路。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涌现出新变化和新内容，这些领域也将是对2018年资本市场最有影响的重点领域。

(一)国企改革：混改任主角

混改的全面深入推进将是2018年国企改革的重要主线。国企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去杠杆、化解产能过剩和破局民间投资萎靡的关键机会。随着2016年以来国改“1+N”顶层体系的完成，以及2016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国企等基础性制度改革，可以看出混改已被确立为国改进入“深水区”后的核心任务。

 (二)金融体制改革：监管的落地之年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金融要回归本源，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此，课题组认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加速落地，金融监管会在现有基础上更加趋严，监管对象会进一步扩大范围，力争全覆盖。以下三项监管措施可能会出台：一是今年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自查结果的处理办法将于2018年集中出台，对资管通道、委外、理财等业务有更加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二是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金融形式在监管覆盖上将做到更加全面，其中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合理降低融资成本的金融创新将被切实保护；三是市场将看到金融稳定委员会在监管框架中的实际体现，而“三会”的角色更多是政策制定的“建议者”和监管落实的“执行者”。

(三)财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房地产税立法进程可能有所加快，个税改革细则有望出台。从税制角度来看，相比于间接税，直接税的改革力度在本轮财税体制改革中明显较慢，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是其中的看点和难点。建议加快建立完善的市场化房地产税制度。一是市场此前对于房地产推行难点的担忧有所减轻；二是2018年加入立法阶段的速度可能有所加快，市场预期也会逐渐加强。房地产税的建立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短期内征收的困难仍然存在，但长期来看，对于落实中央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是有所帮助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将有助于化解目前贫富差距有所加大的情况，激发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加强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总的来看，税收体制改革在以全面铺开营改增为代表的间接税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础上，预计2018年的改革重心将放在直接税上，真正做到税种和税制上的结构性调整。

作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三大任务中推进速度最慢、改革难度最大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领域，随着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性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强，整体支出依赖地方程度将进一步加大地方债务的风险，因此加快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十分必要，促使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编辑  季节）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近十年漫长而艰辛的复苏历程。

一、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分析

从目前发展态势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更多积极因素：经济增速稳步回升，世界贸易景气指数（WTOI）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将进入上升通道，同时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回升；全球通胀相对稳定，经济信心转向乐观。预计2018年复苏态势持续平稳，且经济增速进一步回升，经济上行周期可能进一步延长。

尽管如此，全球不确定性风险仍将不断析出：首先，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投资和有效需求不足，高债务高杠杆运行的模式给全球金融系统带来巨大的波动风险；其次，各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外向系统性差，而内向边际效果锐减，宽松的经济刺激政策难以为继；第三，各国经济政策向国内收敛，国际贸易摩擦增多，贸易格局正在酝酿重大变革；第四，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低迷与竞争性汇率政策可能加剧全球性通缩风险；最后，经济长期低迷消耗复苏的信心，恶化收入分配格局，经济风险持续向政治风险转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再平衡周期可以进一步拉长，且存在震荡风险，需特别关注金融汇率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目前，美国经济表现出强劲增长态势，失业率持续降低，再工业化进程加速，社会投资逐步回升。同时，前期低位运行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间接地形成了对消费的有效支撑，削弱了通胀压力，促进了跨境资金回流，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在加强。保守派执政党将进一步加快财政改革，推进结构性减税，扶植境内制造业并限制移民，同时被迫提高政府债务上限；为缓和加息和缩表计划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冲击以及防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对冲方案，美联储加息动力恐将进一步减弱，这间接稳定了全球经济预期，并为各国协调经济政策争取了时间。

欧洲经济整体内需回暖，经济复苏信心增强，法德等国大选尘埃落定使后续风险大规模缩小，国际资本有望持续回流。预计未来经济运行将呈现平稳态势，经济增速持续回升。然而，英国脱欧的影响恐将持续发酵，未来民粹主义风暴、极右翼实力抬头以及难民问题的升级，都可能再次重创欧洲经济一体化进展。加之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难以为继，欧元区需要推进结构改革，以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实体经济空心化、就业压力加大、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并寻求消除欧元区财政政策独立和货币政策统一相互掣肘带来的问题，促进欧元区经济的均衡复苏。

日本2017年第二季度实际经济增速为0.6%，若折算为全年增速则高达2.5%，高于上年水平，也高于欧美各主要发达国家水平。日本通过稳定注入流动性，使通缩压力缓解，出口稳步回升，居民消费持续增长；同时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续走高，预示未来生产情况将继续向好。然而人口老龄化趋势影响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也给2019年进一步税改的计划带来压力。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经历严峻挑战。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贸易萎缩及流动性错配等背景下，这些国家经济存在的弊端凸显，经济增速普遍较前期大幅放缓或出现负增长。但全球经贸格局的巨变也可能给这些国家带来机遇。其中，印度货币改革的负面效应反复发酵，莫迪政府面临重大调整，但综合人口结构优势和国际资本流向，印度经济有望持续回升；巴西虽然暂时摆脱长期负增长的困局，但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仍严重不足，国内政治局势持续动荡，经济运行仍存在较大风险；南非经济低迷仍将持续，经济增长动力匮乏，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政局不稳，投资环境和消费水平短期难以改善；俄罗斯正面临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需要加速调整经济结构；东盟国家由于区域贸易环境的改善，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而以大宗商品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持的中东、北非和拉美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完全转入上升通道前，难以彻底摆脱困境。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持续发挥了高度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最稳定、最核心的发展动力。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当前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和国际贸易回暖，使得对外经贸环境整体向好。在“一带一路”建设和“金砖峰会”等国际合作机制的助力下，中国的外贸格局正趋于多元化、周边化和主动化，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减弱。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也显著提升，微观层面的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尽管如此，全球经济漫长的复苏、经济复苏的不均衡和易变性导致各国经济政策向内倾斜，贸易摩擦加剧，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这对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2018年中国经济预测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8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7%，比上年减少0.1个百分点。

从供给角度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自2012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开始逐年持续下滑，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低位运行；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减弱而下滑，以上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显著改变，这意味着2018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依然在适当区间内小幅下滑。

从需求角度来看，虽然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向好，外需不断增加，但美国的“缩表加息”配合其“降税减负”政策可能进一步促使资本和制造业回流，使得新兴经济体外部融资条件收紧、投资成本和消费机会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引发局部地区资产泡沫破裂，进而造成银行坏账增加、居民财富缩水等潜在金融风险；随着美国制造业的逐步复苏和扩张，其外部需求减弱的同时形成新的国际市场供给，从而加剧国际市场竞争。综合以上因素，2018年我国外需增速可能有所回落。

从内需来看，虽然“互联网+”为核心特征的消费新业态发展形式欣欣向荣，高新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加速，但总体而言，新的发展动能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抵消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由于三四线城市缺少产业的有力支撑，在房地产调控措施趋紧的环境下，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将逐步回落，政府债务水平也将限制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以上因素可能使2018年投资拉动作用减弱。在国民收入分配既有格局下，居民消费难有大幅提升。

2018年经济增长也存在许多积极因素。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将稳定我国的外部需求；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调查失业率保持在2013年以来的最低位；社会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新业态高速发展，消费质量不断提升。尽管上游成本压力逐步加大，但目前供给充足，成本传导较为缓慢，而国际原油供需将趋于平衡，原油价格基本稳定，对国内的输入作用有限，从而使得我国物价水平总体依然保持平稳。

从经济先行指数角度来看，根据中国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该指数由21个子指标构成），2017年下半年-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呈现微幅平稳下滑的发展趋势。具体指标预测如下：

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9.2万亿元，名义增长6.3%，实际增长2.4%，增速分别比2017年小幅回落0.7和0.2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5.1%、14.1%、3.6%和4.0%，整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小幅下滑。

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0.3万亿元，名义增长10.1%，实际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2和0.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逐渐收窄。

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0，比2017年增加0.4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PPI分别为3.6，增幅比2017年大幅减少2.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8年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将有所减缓。

预计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8%和5.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八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18.3万亿元，增长5.7%，财政支出22.3万亿元，增长8.8%。

总之，2017-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三、政策建议

    （一）以税制改革为重心的财政政策

第一，推进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宏观税负较重仍是我国保持经济增长、推进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例作为宏观税负的指标，2006-2016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由17.7%上升到21.4%。从税收承担主体来看，不仅企业承担税负较高，居民的赋税压力也偏重。

从税收结构来看，我国财政税收收入中间接税所占比重过大。不考虑关税，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这三项间接税占财政各项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00 年的57.9% 下降到2016 年的47.9%， 尽管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间接税税负更容易转嫁，造成商品价格体系扭曲。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也更具有顺周期性，限制了政府通过税收调控宏观经济的有效性。适度提高财政支出规模，推进税制改革需要统一考虑税收结构，确定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比例；适当减轻企业税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优化税种和税率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以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税收负担为基本方向。

第二，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建议今年赤字率仍然保持在3%，既保持对经济一定的刺激力度，也避免过高的财政风险。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财政政策有效性。目前在财政支出增速有限的背景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显得更为重要。要进一步探索科学的管理财政资金的办法，减少财政资金闲置或浪费；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让社会资本更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即可缓解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也可有效控制风险，提高效率。

第三，合理利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完善我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逐步提高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转变，通过综合收入、以家庭为单位纳税、完善费用扣除和税收抵免、完善累进税制等，加大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四是优化间接税制度，降低间接税的累退性和增加累进性，如对初级食品和普通药品实行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将更多的奢侈品消费纳入到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等。

（二）协调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

坚持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协调稳健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着力保持合理的流动性增速、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第一，坚持货币政策稳健性，加强其目标和操作弹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增长和预期稳定。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并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灵活调整流动性操作的方向和力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增长和适度通胀率的同时，使货币政策目标和操作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更具协调性，货币政策目标和操作要更具弹性。

在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快速发展背景下，必须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相机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适时运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回购、票据、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等工具组合，引导和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适时运用金融政策工具引导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加强流动性、资产负债和理财组合管理，从而保持合理市场流动性并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稳中有进。

第二，创新金融调控差别化方式，发挥宏观审慎监管结构性引导功能，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继续完善宏观审慎评估及差异性准备金率动态机制，着力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在协调框架，完善金融调控结构机制，强化金融资源的市场化调控和资产负债管理，加强表外业务核算和监管，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在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同时，鼓励金融有效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等创新和金融市场深化，我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盈利模式发生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比较引入关注的，一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和来自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规模增长趋稳，二是商业银行通过与基金、证券、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推进表外业务创新和同业扩张，互联网金融也随着IT技术支持得到突破性进展，从而使银行脱媒化发展迅速，金融资源配置在金融体系内。我国金融市场主体与实体经济主体相分割，资本市场结构不平衡，场外市场及资产证券化进展缓慢，使得实体经济融资结构不合理，社会融资能力受到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的制约，使大量银行表内资金转移至表外，部分属于M1的活期存款流向属于M2中的信托存款等，贷款等金融资源向最终实体的链条拉长，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存在瓶颈或社会融资成本虚高。这促使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银行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

有效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和融资结构，并鼓励金融有效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我国金融深化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一方面健全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相协调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创新金融调控差别性机制，通过窗口指导、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存贷比、差别化监管费、财政贴息和税收激励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在优化增量的同时逐步调整盘活存量，并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特别是加大对“三农”领域、新型城镇化和保障性住房、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新兴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同时注意防范房地产市场资金链断裂引发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金融市场建设，继续推动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投资者和融资中介多元化发展，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资本市场结构创新，通过发展和完善多元化金融市场，方便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

第三，完善金融市场基准价格机制，优化金融市场价格功能和社会融资成本。

要结合金融改革完善货币信贷市场和外汇市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逆周期形成机制，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条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一要继续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条件，注意平衡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和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二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逆周期形成机制，根据其中的逆周期因子动态进行调整，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目前的重点在于要继续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特别是社会存款的市场化定价范围。没有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市场均衡机制，单方面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自主权，需要依托金融机构组成的市场定价自律和协调机制，否则社会融资成本会迅速提高从而损害实体经济发展。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下，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双支柱框架必须促进内外币币值稳定的合理平衡，使人民币汇率在市场机制下的双向波动中合理平衡。容忍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过度、过快调整，既损害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会对我国的外贸转型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得一定进展，要继续鼓励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但必须跟踪国际经贸动态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对跨境资本的有效监控。

（三）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续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巩固经济结构良性变化趋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均衡有效增长，要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去产能应当立足于市场调节，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入、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切入，以改革的办法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第二，破解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优化发展环境。首先要丰富和创新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解决其融资难题，促进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其次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长效机制。再次要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和力度。解决高层次和紧缺人才问题，要从薪酬、编制、外籍人才居留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引进人才的软环境。

第三，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政策，促进政策实施并发挥效力。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已经制定多项规划和政策，大力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在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方面，将强化对创新企业的政策倾斜，通过加大政府采购、推进相关应用示范、建立补贴制度等方式方法，加大对云计算、分享经济、大数据、空间技术应用、循环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积极贯彻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部署，建立长效支持机制，推进医疗健康与养老、旅游、体育、互联网等有效融合，形成功能齐全、结构合理的产业支撑体系。对某些领域可能的投资泡沫化倾向要通过公开数据及时作出预警，避免泡沫累积蔓延。

第四，推进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与竞争。

（编辑  季节）

2017年，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速小幅回升与结构改善、动能优化与质量效益提升齐头并进，经济运行呈现“四同”特征。展望2018年，全球经济在同步复苏中趋向优化，我国经济周期性改善，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经济平稳运行仍是大概率事件。

按照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要求，我国将集中做好既利当前、也利长远的几件大事，通过提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

（一）全球经济走向缓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改善

目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综合先行指标大部分走稳趋好，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出低谷，世界经济从分化走向同步复苏趋势更加明显。从发达经济体看，制造业趋于活跃、金融市场走强、就业和通胀总体较好等积极因素有望延续，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向2.0%—2.5%的增长区间靠近。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看，贸易回暖、市场投资环境改善、大宗商品价格相对稳定等有利因素可望继续保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向4.0%—4.5%的增长区间收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机构稳步上调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也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全球经济较2017年更有起色，外需带动出口增长加快，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图1  主要国家GDP增速情况（%）

说明：资料来源IMF数据库。2017年和2018年数据为201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值。

（二）国内供需“均衡增长”态势基本确立，发展的协调性增强

目前，我国经济连续下行6年后已出现小幅反弹，市场供求关系改善将继续推动经济保持动态平衡。从供给面看，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更趋协调，工业在恢复性增长后趋向巩固，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比重稳步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预计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5%和7.8%左右。“三驾马车”增长更趋均衡，投资增长调整基本到位，消费升级势头不改，出口延续回暖态势，三大需求增速趋向同步。

2017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同比分别增长7.2%、10.2%和8.0%，与2016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1.1个百分点、回落0.6个百分点和加快15.5个百分点。预计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同比分别增长8.0%、10.2%、7.0%左右。区域经济增速差距收窄，东部地区保持中高速增长，东北、西北等困难地区向合理区间靠拢，领跑地区质量效益继续改善，彰显平稳健康运行态势，对经济大盘形成较为稳定的支撑。

图2  2017年投资、消费、出口月度累计增速（%）

（三）市场继续演奏“不温不火”主旋律，发展的稳定性提高

价格总水平将温和可控。农产品供应充足为价格基本稳定创造了条件，工业品和服务领域新涨价因素不多，重要大宗商品终端需求相对稳定，输入性通胀压力较弱。2017年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和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分别上涨6.4%和1.5%，较2016年同期分别提高8.4个百分点和回落0.5个百分点，结束持续多年“胀缩并存”的局面。预计2018年通胀水平（CPI）可能略高于2017年，不会出现明显上扬。市场在经历近两年一定程度波动后回归理性，五大市场总体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车市产销回归稳定增长格局，楼市“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支撑较好，股市窄幅波动，债市延续波澜不惊，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基础较为牢固。我国经济巨大的潜力和韧性辅之以良好的市场和价格环境，为经济保持稳中向好发展势头提供了基本保障。

图3  2017年PPI和CPI涨幅情况

（四）宏观政策取向松紧适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得以巩固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不会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也不会变。从货币政策看，全球货币政策全面宽松的时代基本结束，我国货币政策转向总体趋紧是大势所趋，但将根据形势变化，灵活有度运用各类政策工具，为市场注入合理流动性。从财政政策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结构性减税仍是政策重点，依然会在补短板、降成本方面做文章。近年来，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已超万亿元，农业、交通运输、水利、环保和公共设施等短板领域投资得到明显加强。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加减法并重”的新阶段，更加注重改革的协调性、配套性，以提效推动供给体系“存量优化”和“增量提升”并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这些政策有利于经济在结构优化中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并同步发力为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提供了坚实基础。

综合来看，全球经济在同步复苏中趋向优化，我国经济周期性改善，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预计2018年GDP增长6.8%左右，与2017年基本持平。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掣肘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结构性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实体经济效益偏低

实体企业盈利能力不强，目前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仅6%左右，远低于金融部门的15%以上平均利润率，且部分行业大量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17年实体企业利润增长明显回升，但近5年利润增速均未达到2011年水平。在内外双重挤压下，成本上升和创新不足成为制约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

（二）投资效率趋降

2017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77.3%，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投资边际效率明显下降，主要表现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大幅度上升。2007-2016年，新增单位GDP所需资本形成总额之比从2.21上升到6.11，10年间我国创造单位产出所花费的投资成本提高了约2.8倍。这种高投资的模式正在受到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和民间投资积极性下降的双重约束。

图4  投资效率变化情况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动力不强

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以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国有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长期被边缘化。目前我国小微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75%以上，但获得的信贷投放比重长期低于20%。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突出，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约30%左右，从金融机构获得的信贷资金不到20%，而信贷资金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集中，两项合计占银行信贷余额比重高达30%以上，另有一部分资金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金融组织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不完善不健全，严重制约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四）政策紧缩效应叠加可能带来的隐忧

地方房地产调控政策竞相加码，货币紧缩趋势越发明显，环保政策保持高压态势，治理金融乱象更趋严格，可能会引发房地产市场波动风险加大，金融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产业链总体配套性和协同性下降。共振效应和连锁反应可能导致社会预期发生改变，放大经济波动风险。

（五）民生保障政策功效不够

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用工荒”与“就业难”现象长期并存。下岗人员职业技能不适应再就业岗位需要，传统行业中低端岗位减少，高技能人才短缺现象比较严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量”与“质”不匹配。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脱贫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因病因学因灾返贫的风险依然存在。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地区增多，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

（六）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不容忽视

美国政府税改法案已获通过，预计2018年将落地实施，英、法等国也在酝酿较大力度的减税政策，可能对我国吸引国际产业资本形成持续压力。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将挤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美欧印等国家和地区对我发起“双反”调查，相关举动可能引发其他国家效仿，将加大我应对贸易摩擦难度。地缘政治局势不稳，朝鲜半岛、巴以、叙利亚等问题持续发酵，可能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对做好经济工作的政策建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把提效作为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通过提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在降成本、促创新方面下功夫，提高实体企业效益

近两年“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推动了“存量优化”和“增量提升”。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从“做减法”为主转向“加减法并重”的新阶段，将从市场主体根本利益诉求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大力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重点降低企业迫切期待的制造业增值税、涉企服务性收费、“五险一金”缴费率等税负水平，清理附加给企业不合理的中介费用、财务费用、制度性交易成本等隐性成本，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增强实体企业创新能力，宏观层面通过政策支持、先行先试，制定创新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改善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软环境，落实保护产权政策，激励企业家精神；微观层面帮助实体经济企业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挖潜增效，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在补短板、激活力方面做文章，提高投资效率

优化政府投资结构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并重，用同样的资本投入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经济产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产业发展短板、行业发展标准、民生、环保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资力度，压缩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困难地区财力补助。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继续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国土绿化等生态文明建设的投资力度。尽快制定针对民间投资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增强民间资本参与PPP等项目的意愿，提振民间投资信心，释放有效投资潜力。

（三）在通渠道、防风险方面求突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全球货币政策全面宽松转向适度趋紧，我国要根据形势变化，灵活有度运用各类短中期政策工具，服务实体经济需要。优化信贷配置结构，建立金融与实体经济利益联动机制，扩大投贷联动试点范围，加快发展各种风险自担的区域性小型金融机构、社区金融服务组织、村镇银行等金融主体，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服务的平台和通道，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拓展实体企业融资空间。打好防范化解重点风险攻坚战，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密切监测金融业态创新可能带来的隐藏风险，研究出台扩大银行业不良贷款转让范围、完善批量转让以及扩大不良贷款核销自主权等配套政策。

（四）在强服务、建机制方面解难题，提高重点领域改革效果

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特别是在行政体制、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要在强化现有政策落实的同时，推出更具含金量的改革举措。进一步健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加快推广负面清单管理试点，建立传统产业政府规制工具箱，创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审慎监管方式。将国有企业改革与去杠杠结合起来，加快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推动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破产重组，提高国有资本投资效率。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加快研究开征不动产税等财产税。建立公开公正的要素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机制，建立健全金融、人才要素支撑保障机制和便捷高效的要素交易机制。

（五）促互动、谋协调，提高双向开放和区域发展实效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继续精简负面清单和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全面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加快与巴基斯坦、俄罗斯等重点国别规划、平台、项目对接，推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建设。稳妥推进丝路基金增资和产能合作基金设立，推动实施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产能合作项目，打造若干示范园区和示范基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京津冀生态、交通、产业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高质量完成雄安新区规划并有力有序稳步推进建设。抓好长江经济带“一道两廊三群”建设，全面提升流域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促就业、惠民生，提高社会保障政策功效

保障民生底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特殊困难对象提供精准就业帮扶，积极开拓新型就业渠道，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以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组织好易地扶贫搬迁，加大扶贫劳务协作，落实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政策，减少贫困人口1100万人。统筹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清理规范养老保险缴费政策，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均衡地区之间养老保险负担。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长效机制。

（编辑  季节）

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提升，劳动市场持续改善，全球物价水平温和上升，大宗商品价格有所上涨，国际贸易增速提高。全球经济出现强劲复苏态势，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2017年将达到3.6%，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局面得到扭转（见图1）。

图1  世界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8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8%，世界银行的预测为3.7%，经合组织预测为3.6%。我们研究预计，2018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3.5%。我们的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较低的预测主要反映了我们对下文所述六大因素及英国脱欧进程和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的担忧。概括地讲，2018年全球经济将延续当前的复苏势头，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世界经济回暖的基础是否稳固

对于这一轮世界经济回暖，一般认为是一种周期性复苏。当一个经济体偏离其长期发展趋势一段时间后，总是要回归其原本趋势的。这是市场经济自动调整所产生的周期性波动结果。但是这一轮周期的长度远远高于平均值，不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周期性复苏。

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跟受到随机冲击之后的复苏是不一样的。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后的平均复苏周期为8.3年，其中发达经济体约为7.3年，新兴经济体约为10年。布兰查德和萨默斯的研究还表明，这一次美国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比，虽然衰退程度没有那么大，但是人均实际GDP恢复到危机之前的1.1倍水平时，都需要花费12年的时间。这些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之后会有一个较长的萧条时期，且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一样，萧条期会更长。

展望2018年全球经济形势，需要重点关注六个问题：世界经济回暖的基础是否稳固，国际贸易增速提升是否可持续，美国财政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有何外溢效应，“逆全球化”趋势会如何发展，全球债务水平持续积累会有何后果，资产泡沫会不会破裂。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金融危机后相对较长的复苏周期呢？与“冲击—传导”模式所引起的经济波动相比，金融危机的冲击方式和传导渠道都是不一样的。首先，金融危机不是一种随机冲击导致的，因为危机之前有一个很长的可观测的泡沫积累过程；金融危机的冲击，既不是单纯的需求冲击，也不是单纯的供给冲击，而是既包含需求冲击，也包含供给冲击。其次，金融危机通过以下三条传导渠道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第一，金融中介资产价值受损，信贷扩张能力下降，从而削减信贷并导致经济收缩。第二，金融中介对风险的看法发生变化，更加偏向于追逐安全资产，减少对风险资产的贷款，或要求更高的风险回报，从而也会造成经济收缩。第三，居民和企业在衰退过程中受到损失，债务负担过重，从而降低了其消费和投资支出。只有这三个渠道修复完毕后，才能真正看到强劲、可持续的复苏。

目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取得明显进步，但发达经济体长期低利率的环境没有根本改变，欧元区和日本还处于负利率环境，说明发达经济体金融中介偏好安全资产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另外，居民和企业的资产价值回升较快，但其负债水平还没有明显下降。因此，上述三个传导渠道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修复，但修复是不完全的。可见，世界经济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复苏，但还没有恢复到强劲、可持续的增长轨道上。

国际贸易增速提升是否可持续

考察国际贸易增长势头是否会回到可持续的高速增长轨道，首先需要理解导致2012-2016年期间国际贸易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原因（见图2）。

图2  世界出口额月度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WTO

总结起来，国际贸易低增长的原因主要有六个：一是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引起出口需求下降。二是商品价格下降，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导致出口额的增长低于实际货物出口量的增长。三是金融支持力度减弱，危机后金融机构需要修复资产负债表，减少了对国际贸易的信贷投放。四是贸易自由化的红利逐渐消失，主要是因为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区域贸易谈判虽然方兴未艾，但没有实际生效的重要协定。五是世界经济增长由更多的依赖制造业转向更多的依赖服务业，经济增长带来的制成品贸易比过去更少。六是全球价值链扩张速度放缓，中间产品反复过境产生的国际贸易减少。

上述六大导致国际贸易低迷的因素是否已经得到改变呢？目前,世界经济低迷状况有所好转，需求已经有所回升，商品价格也有一些回升。但是如果排除价格因素，货物实际出口量的增长没有那么高。2017年前两个季度，世界货物实际出口量同比增长分别为4.4%和3.5%，比上年同期上升幅度分别仅为3.8和1.0个百分点。金融支持方面，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有所修复。贸易自由化方面，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贸易便利化协定》，但是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以及美国与中国的双边投资条约（BIT）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加剧。服务业为主的增长趋势也没有改变。印度、越南和东欧地区虽然开始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但是还没有引起全球价值链格局大的变动。所以，国际贸易活跃的基础并不是特别稳固。预计未来全球货物出口额的增长率会在5%-10%之间，实际货物出口量的增长率会在5%左右。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会有何外溢效果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未来将由两大因素主导，一是特朗普的财税方案，二是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节奏。这两方面的政策均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特朗普的财税方案有三个核心要素，分别是减税、降低政府开支以及增加国防和基建投资。减税主要是为了增强美国经济活力；降低政府开支主要是为了平衡预算，弥补减税可能带来的财政赤字；增加国防和基建投资是主要为了安全和“使美国更伟大”。这个方案试图在增强美国经济活力的同时实现预算平衡，并降低政府债务水平。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实施了与特朗普类似的政策，其结果显示，上述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有一定效果，但是很难实现预算平衡和控制政府债务增长。

里根在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时，宣称要降低政府规模，建最小政府，要为降低债务水平而战。奉行供给学派理论的里根，大幅度削减税收，减少政府开支，并通过“星球大战”计划加大国防支出，希望以此提振美国经济。里根在任八年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从32.5%上升到了50.5%，上升幅度高达18个百分点。经历了9·11恐怖袭击，并相继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在任期间也仅仅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上升了12.2个百分点。可见，里根政策带来的后果是：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远远低于预期，对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扩大作用远远高于预期。

可见，特朗普财税改革方案的实施，政策后果很可能是：小幅的GDP增长率提升，大幅度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增长。美国GDP增长率提升，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正面的外溢效果。但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增长会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的外溢效果。其中政府债务的增长，会对利率产生上行压力，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和美元升值，并可能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经济动荡。

美联储加息和缩表节奏是另一个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外溢效果的因素。美联储已经在2015年和2016年各加息一次，2017年上半年加息两次，并已经宣称要启动缩表计划。所谓缩表，就是美联储减少其持有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了给市场提供流动性和维持金融稳定，购买了大量金融机构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幅度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并用“量宽”政策降低长期利率，“量宽”政策实际上就是美联储不断购买中长期政府债务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截至2017年10月底，美联储持有的美国中长期国债相对于2008年9月初增加了约2.0万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增加了约1.8万亿美元，导致美联储资产总额高达4.5万亿美元，是2008年9月初的4.9倍。

美联储减持中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缩表行为，将对中长期利率造成上行压力，加上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和特朗普财税政策对中长期利率的上行压力，美国未来的利率水平很可能快速大幅度提高，这一方面会抑制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会引导资本流入美国和美元升值，造成其它货币贬值尤其是新兴市场货币不稳定。当然，这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节奏。

“逆全球化”会如何发展

“逆全球化”的内在原因是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内部不平等。

特朗普正是以降低贸易逆差为由来推行其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贸易不平衡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储蓄投资不平衡，以及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缺乏国际收支的自动调整机制。特朗普对外推行减少贸易逆差的政策，对内推行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的政策。这两个政策是互相矛盾的。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会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进而会进一步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不是减少其逆差。特朗普为了实现其降低贸易逆差的目标，很可能在财税政策调整以后，在国际贸易政策上采取更加强硬、力度更大的保护主义措施，并带来更大的全球化逆潮。

发达经济体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也是发达经济体要求调整全球化政策的内在动因。事实上，发达经济体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会导致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这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来的。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中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而不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三是全球化。全球化之所以会带来不平等，是因为对全球化受损者的补偿机制运行不畅。这种补偿机制主要有两个：一是受损要素自动流向获益部门，二是直接对受损要素进行利益转移。这两个机制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中均没有很好地运转起来。

采取“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措施来降低不平等，而不针对财富集中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等采取措施，不针对补偿机制运行不畅带来的不平等采取措施，发达经济体就不能真正遏制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遗憾的是，那些能有效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国内措施往往涉及到国内重大利益调整，很难真正付诸实施。而那些作用甚微的逆全球化措施，则往往成为发达经济体当政者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种状况对于全球化的未来和世界经济的未来都是危险的。

全球债务水平持续积累会有何后果

各经济体债务水平和杠杆率上升表现在不同的部门，其中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政府债务水平偏高，新兴经济体主要是居民和企业债务水平在不断上升。

主要发达经济体虽然为政府债务设立一些人为的财政规则，如美国设债务上限，欧盟设赤字和债务超标的惩罚机制，但都没有阻止其债务水平的膨胀。政府债务的膨胀史，实际上是约束政府债务的机制一层一层被打破的历史和政府支出一项一项增加的历史。这些约束机制包括预算平衡机制、债务与偿债税源直接挂钩机制以及外部平衡机制。政府支出引起的债务融资包括战争融资、财政流动性融资、宏观稳定融资和福利融资等。今天的世界，已经严重缺乏约束各国财政赤字和债务增长的有效机制，而债务融资的理由却越来越多。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还会继续膨胀下去。

在政府债务得不到约束的情况下，唯一能够有效降低债务负担的途径，就是高速经济增长加上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然而，过高的债务反而会妨碍增速提高。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加快增长，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继续膨胀的结果，要么是债务货币化和高通胀，要么是违约。这两种情况都会带来经济衰退。

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和居民债务水平上升，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风险点（见图3、4）。

图3  非金融企业债务余额与GDP之比

资料来源：BIS

图4  居民债务余额与GDP之比

资料来源：BIS

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居民债务与GDP之比在2017年一季度末已经达到了103.6%，超过发达经济体16.2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过高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是其股权融资市场发展不充分所致，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回升是依靠信贷支撑。新兴经济体未来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会降低其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非金融企业债务与GDP之比在2017年一季度迅速上升至37.1%，虽然还远远比不上发达经济体73.8%的水平，但比2016年一季度提高了2.8个百分点，比2015年一季度提高了6.8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在一个经济体中，企业部门是资金净需求方，政府的资金供需大体平衡，且在大部分时间段内也是资金净需求方，居民是经济体中的净供给方。如果居民也大量借入债务，那么谁才是该经济体中的资金净供给方呢？只能是外国。也就是说，居民债务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后果是资金净流入，也即经常账户逆差。这种由于内部过度消费造成的储蓄投资不平衡以及相伴随着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对于新兴经济体是非常危险的。国内储蓄不足会降低其资本积累速度并损害长期增长潜力。国际收支逆差容易引发货币危机，且会造成外债不断累积，并容易引发外债危机。

资产泡沫是否会破裂

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和宽松货币环境催生了资产价格不断高涨。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在2007年10月达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最高值，当时的三大指数分别为1549点、13930点和2859点。危机后三大指数大幅下挫，此后逐渐上升，并于2013年前后超过危机以前的最高值，至2017年10月，三大指数的月度收盘价分别已达2575点、23377点和6728点，分别是危机前最高值的1.66倍、1.68倍和2.35倍。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走势也与股票市场类似。美国20个大中城市的标准普尔/CS房价指数与2006年7月达到危机以前的最高点，即207点（2000年1月房价为100）。2006年7月后房价逐渐下跌，并引发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年初，美国房价重新开始上涨，至2017年8月，20个大中城市的标准普尔/CS房价指数已达203点，即美国房价已经非常接近次贷危机以前的最高水平。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存在类似的资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现象。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在经历价格快速上涨过程，尤其是2017年与美元贬值相伴随的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增加，导致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大幅上涨。

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和量宽政策将继续催生资产泡沫。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政策则有刺破资产泡沫的风险。加息对资产价格的抑制作用往往有滞后效应，一般需要连续多次累计较大幅度的加息才会突然导致资产价格崩溃。一旦美国资产泡沫破裂，刚刚有所复苏的世界经济，可能再一次陷入低迷之中。即使美国的加息和缩表暂时没有导致其资产泡沫破裂，但有可能引起美国利率尤其是中长期利率飙升，并引起资本流入和其他市场的资本流出，可能刺破其他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可见，当前世界各国的资产泡沫已经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资产价格上涨持续时间越长，泡沫破裂造成的危害将越大。

                                                （编辑  苏歌）

2017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总体上呈现出好中趋稳态势，可以较好地实现预期调控目标。展望2018年，世界经济处于技术革命向商业化转变的关键期，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大精神必将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的有利条件仍然较多。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仍不稳固。为此，必须长期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国内外经济发展处于重要转换阶段

世界经济处于技术革命向商业化转变的关键期

2016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回暖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连续两次上调2017年、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6%和3.7%，改变了过去几年多次下调增长预期的状况。展望未来，世界经济处于技术革命向商业化转变的关键期。从长波周期看，以页岩油气革命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取得较大突破，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智能制造方兴未艾，支撑长波周期的技术革命已现端倪。从短周期看，全球经济活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速在2016年达到近六年以来的低点后，2017年开始明显回升。在长波周期和短波周期的叠加效应下，预计2018年全球经济将继续保持回暖势头。但也应注意到，前期全球过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滋生了资产泡沫，而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同步回归正常化，存在刺破资产泡沫、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美国特朗普税改计划可能引发全球恶性减税竞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动荡等因素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当前与其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不如说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未来工作重点将集中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上来。

一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显著转变。我国顺应经济发展基本规律，通过深化改革和激励创新来推动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经济逐步由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向“共同富裕”型社会转变。

二是推动供给质量显著提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努力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三是推动增长动力显著转换。我国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以健全教育体系培养人才，以打造人才队伍支撑创新，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有机衔接，促进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新产品新服务快速成长，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协同经济等新模式广泛渗透，跨境电商、智慧家庭、智能交流等迅速成长，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为经济提质增效不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大变化对未来发展提出新要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站起来”到“富起来”进入“强起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不再是社会生产能力落后的问题了，发展中存在的是城乡间、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质量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生态环境保护不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等发展不充分问题。从短期看，我国经济领域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金融领域蕴藏“灰犀牛”风险。近年来，一些市场主体行为出现异化，道德风险明显上升，而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尚不适应。金融问题叠加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形成了当前金融领域内的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贷款、企业债、互联网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隐性债务、违法违规集资等“灰犀牛”风险隐患，具有极大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和危害性。一旦发生“灰犀牛”事件，跨市场、产品关联和机构关联的金融市场特征将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尽管有关部门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融资平台无序扩张、政府购买服务异化、基金融资“明股实债”等隐性债务风险不容忽视，购买服务贷款异化形成违规政府性债务。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非常必要，但在“堵后门”的同时“前门”不畅通，使得部分基建项目出现融资难题。存在按时完成存量融资整改难度大、基建项目政府购买服务与财政规划期限不匹配，已开工项目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等问题。

三是房地产市场泡沫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全民皆房”推动房价持续快速飙涨，资产泡沫风险明显加大，使得商品房超越了居住属性，扭曲为财富再分配的金融工具，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高房价使得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及其他新市民群体买房几乎无望；高房价吸引各种社会资本涌入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而房地产市场一旦深度调整，将会打击一系列相关行业，并造成金融乃至整体经济动荡。近期部分中小房企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金融风险。

经济发展质量将明显提升

综合考虑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潜在经济增长水平，预计2018年我国GDP增长6.6%左右，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将明显提升。

图1  1978年以来我国年度GDP增速走势图（单位：%）

生产侧逐步实现市场出清，结构优化升级

工业生产稳中趋缓，结构继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钢铁、煤炭等重点领域连年超额完成去产能任务，传统行业供需关系逐步改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快速成长，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势头良好，工业发展的新动能不断累积。但是，金融领域防风险、去杠杆力度不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等成本难以下降；工业领域由补库存逐步转向去库存。初步预计，工业生产将稳中趋缓，2018年工业生产将增长6.2%左右。

服务业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分享经济、科技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五大幸福产业快速发展。但是，金融领域去杠杆导致融资等行为更趋谨慎，房地产市场销售与投资活跃程度下降，对服务业支持作用减弱。初步预计，2018年服务业生产增速将基本稳定在7.5%左右。

需求侧发展趋向均衡，增速稳中放缓

投资增长略有放缓。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成为国际趋势，去杠杆、防风险要求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社会投资成本难以进一步下降；商品房销售放慢的影响将会逐步传导至房地产开发建设领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小幅回落；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经济结构升级带动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快增长，深化“放管服”改革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初步预计，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6.8%左右。

消费需求继续发挥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保持较快增加，农民工就业形势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为后期消费稳步运行提供良好基础；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不断加速，为消费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服务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并成为促进消费的重要增量来源。但是，汽车领域优惠政策效应递减将导致汽车消费减慢，房地产调控将抑制关联商品如家电、家具、装修等消费，农村消费增长的脆弱性较大等。初步预计，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0%左右。

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世界经济呈现回暖态势，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国际贸易和投资日趋活跃，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加大，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外贸企业竞争力增强，加工贸易增长企稳回升，国内市场需求改善，有助于我国进出口保持较好增长势头。但是，美国对我国发起“301调查”等贸易保护行为，制约我国重点领域对美出口；美联储持续加息及启动缩减资产负债表，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货币政策带来一定冲击；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复杂，恐怖袭击、地缘冲突等突发事件较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波动等，我国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初步预计，2018年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长6%和8.5%左右。

物价领域延续温和涨势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工业品价格上涨对消费品价格的传导作用有限；粮食库存居高不下，食品价格上涨空间受限；货币环境难以进一步宽松，流动性稳中趋紧，不支持消费价格明显攀升。但是，肉禽、部分油料等食品价格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初步预计，居民消费价格将温和上涨，2018年CPI将上涨2.0%左右。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回落。PPI翘尾因素影响将会较2017年明显减弱，生产领域供大于求局面仍然存在；对2017年工业品价格影响巨大的国内原材料价格涨幅将会趋缓；全球铁矿石供应增加、美国页岩油气复产，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将震荡走弱。但是，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提高，环保督察力度不减，部分污染严重的工业品存在一定供应压力，初步预计2018年PPI上涨3.5%左右。

表1：2017-2018年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预测表

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针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长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切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要长期坚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稳”就是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急转弯、猛刹车、强刺激；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经济、稳物价、扩就业、增收入，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加大调结构、促改革的力度，推进结构调整和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在工作实践中，要处理好“稳”和“进”的辩证关系。“稳”是“进”的前提条件，如果急躁冒进、只考虑结构调整和改革，却忽视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问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过快下滑，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凸显，结构调整和改革也就无法有序推进。同样，如果一味求稳，缩手缩脚，不推进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将来经济增长的基础难以夯实。二者有机统一、互相影响，单纯强调某一方面都不符合“稳中求进”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要把握好“稳”和“进”的工作节奏和力度。要加强政策协同，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重在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重在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重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社会政策要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改革步子再快一些，加快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改革；开放力度要大一些，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在“破”“立”“降”上下功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列为2018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之首。当前，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因而根本途径在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破”就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目前，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水泥、炼油、造船和电解铝等行业产能过剩压力依然较大。未来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推动化解过剩产能仍是重要任务。

“立”就是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近几年来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青黄不接”是我国经济不断下行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不断培育壮大新经济动能，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动传统行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从而提升整体供给体系质量。

“降”就是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在美国出台3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政策的背景下，我们并不需要搞恶性减税竞争，但必须正视全球性减税的现实，切实深入研究制定我国普遍性减税和完善税制的应对之策。只有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取得实质性进展，制造企业才有盈利空间，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才能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坚实动力。

着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作出这一重大决策意义十分重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仍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建设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建设的主旋律不再是高速度增长，高质量发展将引领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进入新时代，追求新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同时，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编辑  苏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