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关于TPP热火朝天的讨论中，大多数都是从宏观层面解读，其中的细节却鲜有人关注。这也难怪，TPP的秘密谈判过程一直神神叨叨讳莫如深，连反对TPP的希拉里都表示，她没有拿到文本，所以很多问题都搞不清楚。TPP协议的保密性，可以说是美国这么多年来保密程度最高的。

凡见不得光之处，必有猫腻。“你穿得越多，我看得越透”，这不，维基解密的阿桑德就悬赏10万美金获得TPP协议的副本，公开了其中的几个章节，一时间引起舆论哗然。

从已经解密的内容来看，实际上TPP与以往自由贸易协议最大的区别不在于谁的关税更低，谁的合作更深，而在于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司法壁垒的破除，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国内大多数媒体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一味地解读为这丫就是冲着干掉中国来的。

在TPP的框架内，规定主权国家法律必须服从TPP协定精神（打破主权国家壁垒，关税近乎于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如果投资对象国的政府决策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权益，则投资者可以绕开该国的司法体系，直接向国际商业仲裁机构提交争议，要求投资对象国政府赔偿损失。这个超脱于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宪法，就是“ISDS”(投资者-国家争议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相比较于以前的争端解决机制，TPP的ISDS将跨国公司的权力推向了一个高峰。例如目前世界银行主导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中，允许投资者首先在东道国国内的法院打官司，并且国家接受仲裁可以不做概括性承诺，也就是说可以个案单独接受。然而在tpp就全部取消了;WTO是通过国家代理跨国公司来打官司，但是TPP下的ISDS跨国公司可以直接告国家;WTO还有一个“面向未来，既往不咎”原则，即只要你自己改好就行了，不需要赔偿。但ISDS还需要赔偿。

这个赔偿可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闹，甚至可以把一个国家罚破产。可参考“ISDS”框架下的阿根廷。

为了保护外国投资，1991 年 ， 一度被西方誉为拉丁美洲自由化改革明星的阿根廷，签署了成立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 ICSID) 的 《华盛顿公约》 ， 1994 年 正式成为 《公约》缔约国。此外在几乎所有双边条约中都完全接受了 ICSID 管辖权。

21 世纪初阿根廷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应对危机，阿根廷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令， 强迫公用事业领域的外资不能再以美元记价;实行浮动汇率使比索大规模贬值等几项项措施，使外商企业获得的使用费贬值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同时阿根廷政府冻结了公用事业领域使用费的价格， 外商投资企业不能通过涨价抵消比索贬值给其带来的损失。

于是30多家曾经参与阿根廷私有化改革的外商投资企业像食人鱼一样群起而攻之，向国际仲裁庭提起了针对阿根廷的上百亿美元的巨额仲裁申请。虽然阿根廷辩称采取处理经济危机的措施是为了保全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因此属于条约重大安全例外的情形， 应予免责。然而仲裁庭却认为，阿根廷的经济危机还不足以导致阿根廷经济和社会的崩溃，不能免责。

联系到希拉里最近表态反对TPP的一个理由就是“我对汇率操纵(条款)没有成为协议的一部分表示担心”，可见资本的狼性有多么凶残。

不要以为这和中国没有关系。事实上，早在1993 年 中国就正式成为《ICSID 公约》的缔约国。如今，中国对 ICSID 管辖权已经经历了从不接受，到部分接受到完全接受的过程。并且，有很多法律已经被迫修改了。只不过普通民众不知道而已。

“ISDS”的主导机构还是世界银行，那么TPP框架下的拥有超级宪法权力的国际仲裁机构，又是个什么东东呢？根据宋鸿兵的爆料，该仲裁所位于纽约，主要是跨国公司的高管及其合作律师组成。事实上，TPP谈判本身就不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在主导，而是跨国公司和大财团在主导。谈判顾问全部的成员大约有600多人，85%的成员都是跨国公司的高管和他们有关联的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些人全程参与拟定具体条款。从媒体已经公开的信息看，跨国集团、金融机构、医药公司和建筑公司都对奥巴马总统和国会施加了强大压力。这些人是在70年代以后，在主权之上形成的特殊资本集团。产业链遍布全世界，资本在主权国家之间流动。

从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反对声讨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支持的都是跨国资本及其代言人，而反对的除了传统维护国家利益的保守政党，主要是代表劳动者的团体以及左翼政党。

在战略上和TPP同等重要的、美国与欧盟的TTIP谈判中，围绕 ISDS条款欧盟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议，已成为欧盟运作TTIP谈判的焦点，深刻影响着TTIP谈判的进程与节奏。

从TTIP谈判启动之时起，美国决策层就一直要求将ISDS条款放入TTIP框架之中，可谓措辞强烈，态度坚决。另外欧洲社会的工商界上层人士，一直支持将其引入TTIP架构。

欧洲与美国工商界人士成立的“跨大西洋商业理事会”，欧洲最主要的几个工商业利益集团——欧洲商会、德国工业协会和美国欧洲商会，都分别发表公开立场声明，要求将ISDS条款引入TTIP谈判。2015年1-3月间，欧洲银行业联盟发表了支持声明， 由各大律师事务所和精英公司律师组建的游说集团“欧洲投资法与仲裁联合会”也加强了对欧盟委员会的游说，旨在推动ISDS条款进入TTIP协定。

但是，欧洲普通民众的看法完全不同。欧洲上百家民间社团，包括各类工会、农民协会、以及致力于环保、生物与资源保护和防治疾病等公益的民权组织，向美国和当时的欧盟贸易代表两次联名发出公开信，强烈要求在TTIP谈判中撤销有关ISDS条款的内容。

宣称代表普通民众利益的中左翼政治力量也在不断造势，加紧传播自己的观点。2015年2-3月间，“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和德国左翼党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作为欧洲两大左翼智库，联合出版了一份调研报告，抨击ISDS条款，认为其会破坏欧洲的民主，剥夺普通人的工作机会。

其实“ISDS”也不是TPP和TTIP的首创，已经隐藏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双边协议里，只是不让老百姓知道罢了。

根据沃伦提供的数字，最近几年，在ISDS机制下进行的仲裁案数量急剧攀升。从1949年到2011年的62年里，只有不到100个ISDS仲裁案;而2012年一年中，就有58起。

这样的仲裁案包括：一个法国公司起诉了埃及，因为埃及提高了最低工资;一个瑞典公司起诉了德国，因为德国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要放弃核电;一个荷兰公司起诉了捷克，因为捷克没有救助一家荷兰公司拥有部分股权的破产银行;美国烟草公司Philip Morris起诉了乌拉圭，因为乌拉圭发布了新的国内控制吸烟率的烟草监管新规。

毫无疑问，在多边框架下的TPP，将把这种机制推向更大范围，跨国资本对主权国家的挑战将达到一个高峰。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广大劳动群众的反抗不能阻止TPP，那么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资本帝国统治时代。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一股完全否定中共在抗战中贡献的歪风。一些实名登记的网络大V的相关言论流布极广。有一则耸人听闻的谣言竟然说，八年抗战，共军只击毙了851名日军。如此颠倒黑白的言论，竟然在互联网甚至部分纸质媒体上通行无阻。

在贬损共产党敌后抗战的谣言中，有四则最为恶劣。

谣言一：日本人从未轰炸延安。

从1938年3月到1941年10月间，日本人曾先后17次轰炸延安。其中，1938年11月20日的大轰炸，造成当时不足2万人的延安城死伤152人，包括抗大校舍在内的房屋近400间被毁；1939年9月8日的轰炸，再度造成我死伤58人，150余间房屋被毁。

侵华日军后来在反思其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时，曾检讨对延安认识的不足：

此外，还有所谓“圣地”问题。无论日本或重庆方面都不想放置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于不顾，但由于政治、军事以及其它方面的制约，无法将其攻破，结果使它发挥了“圣地”的作用。时至今日，才充分认识到“圣地”对革命者是不可缺少的，陕甘宁边区所起的作用是太大了。（资料编号3，第473页）

抗战后期，当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攻城掠地时，日本人越发认识到延安的可怕，甚至有通过先占领西安再从西安进攻延安的计划。对此，日方有如下记载：

求助于国共斗争来消灭共产党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姑息的看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决然地围剿消灭共产党势力。因此，曾考虑在西安作战中以延安为作战目标之一。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就曾说，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却在于消灭延安。（资料编号3，第96页）

但这一设想后来因侵华日军内部在先进攻四川还是先进攻西安、延安认识上的分歧而未能实施。

中央部5月12日召开参谋长会议，华北方面军参谋次长有末精三少将赴京出席会议，他对省部特别对田边参谋次长强烈要求实施西安、延安作战。田边次长……认为实施四川作战虽尚须视形势的发展进行研究决定，但首先单独实施西安作战则有必要。中国派遣军对上述参谋次长的作战通知，未能同意。（资料编号4，第361-362页）

谣言二：日本人与共产党代表在山西曾达成秘约。

在“日本人从未轰炸延安”的谣言风行一时后，新浪微博上接着就有人发布这一消息，并指消息来源是1947年7月23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看似有根有据。

实际上，这恰是国民党出于“亲日反共”目的捏造的一则谣言。1945年日本投降后，延安共产党政权立即将冈村宁次列为第一号战犯，要求蒋介石政府予以严惩。但迟至1947年年初，在其他许多日本战犯已被宣判或处决的时候，南京政府仍然没有审判冈村宁次，反而就如何反共不断求助于冈村，加之南京方面对各界关于冈村去向的疑问从来未出面澄清。于是，共产党背景的《大公报》不仅揭露此事，而且引用外界“猜测性”报道说，“冈村有可能正在江北前线指挥对共军作战”。为进行反宣传，国民党方面一些人欲盖弥彰，编造了一则谣言，反咬共产党与日本人“勾结”。

《冈村宁次回忆录》正好有一则此日日记，摘要如下：

7月23日 ……。

今日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均为政府系统报纸）以“毛泽东的卖国行为”为题，煞有介事地登载：1943年8月17日，冈村宁次与毛泽东于山西神池达成共同对国府军作战协定，以及该协定的内容。此报道显系捏造，但以“军闻社”通讯发表，恐引起误会。闻国防部第一处及战犯处理委员会已采取措施予以更正。

据闻由于共产党系报纸经常捏造或夸张我与中国政府军部的关系，新闻局第二处年轻人出于愤慨，乃作出此种过火的反宣传。（资料编号10，第200页）

谣言三：因为日本人“帮助中共发展自己势力”，毛泽东多次当面表示感谢日本人。

我们先引用两处正规文献所记载的毛泽东关于“感谢”日本人的谈话。

1956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南乡三郎时，说了“感谢”。毛泽东自己回忆说：

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才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1]

1960年，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说：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2]

引全了上述两段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毛泽东式的“幽默”，而决非真是要感谢日本侵略者。因为毛几乎对所有的敌手都表达过这样的“感谢”。兹举几例：

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3]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4]

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5]

毛泽东说“感谢”日本侵略者，的确还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不经过甲午战争以来这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无由实现现代性成长，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恰是经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历史才建立起来的。

我们今天反思两个甲子之前甲午惨败的深刻教训，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民众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冷漠。梁启超曾用两句话来形容当时的中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世界。”结果，整个国家一盘散沙，整个民族遭受屈辱。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这样明确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通过伟大的抗日战争成为民族中坚，就在于只有她才最终使一盘散沙般的民众团结起来，实现了民族的整体觉醒，并最终建立起现代国家动员体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感谢”日本人的侵略最终促成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那些拿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者说事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谣言四：中共军队一共才击毙851个日军。[6]

这则谣言据说最初是“自干五”的一个“钓鱼帖”，但竟然被众多网络大V和公知视为“重大史料发现”。今年6月底，有署名“小右派”的网友发了这样一则长微博：

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吻合。共军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毙敌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敌27人；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11人；115师陆房突围毙敌16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详细纪录。

这则微博一出炉，诸多实名网络大V争相转载，这则谣言在网上的阅读量已经达到百万次以上，转载量超过数万次。如不以正视听，将来又会如同此前“日本人从没有轰炸过延安”一样，由“谣言”上升为“真相”。

日本防卫厅在编撰系列战史时，关于“战果”部分并不系统，且是根据战时日军各部上报给大本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但正如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日军各部都在夸大己方战果，抑减中国方面战果。“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资料编号1，第2页）

尽管如此，仅摘录《华北治安战》中日方报告在与中共抗日武装交战中伤亡的一些零散记载，所谓“共军仅击毙851名日军”的谣言是如何耸人听闻还是一目了然：

第一一0师团报告，1938年8月-1939年10月间，师团阵亡者，为533人。（资料编号2，第156页）

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肃正作战期间，我忠勇的官兵丧失了649人，负伤1378人，甚为遗憾。”（资料编号2，第278页）

在此次作战中（作者注：即日军所谓“第二次冀中作战”），……战死71名、负伤66名、失踪2名。另据旅团战死名簿记载，从8月20日至12月3日在旅团战死276名。（资料编号2，第312页）

关于此次作战（作者注：指1940年9月23日-10月12日间日方发起的所谓“察南南境反击作战”）……仅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资料编号2，第315页）

我方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资料编号3，第161页，这里指的是1942年6月日方所谓的“冀中三号作战”期间伤亡情况）

1943年9月对中共抗日武装发起的所谓“冀东一号终期作战”，战事于11月中旬结束，日方报告说：

我方损失也较大，计战死221人，伤91人。（资料编号3，第214页）

另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仅1941年这一年：

治安讨伐与肃正作战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华北方面军的综合战果是：交战17198次。……据报告，日军损失是，战死2352人，负伤501人。（资料编号11，第79页）

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情况又如何呢？第一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方面声称每次歼敌都在4万至5万余人。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在《长沙会战》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没能给予重庆军以应有打击……我方损失竟达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资料编号12，第214页）

第11军发表的第2次长沙作战的战果及我方损失如下……敌遗弃尸体28612具……我方损失战死1591人（其中军官数108）人，战伤4412人（其中军官数241人），死伤战马1766匹。（资料编号12，第215页）

对比一下，两次长沙会战，毙敌数量均远少于同一部书中所记载的1941年中共抗日武装所击毙日军数量的2352人！

再作一个对比：1943年5月至8月间浙赣作战，日方作战部队为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对手是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指挥的第五十八军、第七十九军和第四军。日方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记载日第十三军报告战果如下：（资料编号13，第170-171页）

总计国军遗弃尸体共64430具，日方战死人数1284人，其中军官76人。

所记载第十一军报告战果如下：（资料编号13，第188页）

国军共遗弃尸体15758具，我方战死336人，其中军官22人。

对比一下可发现，浙赣会战各阶段，国民党军毙敌数量，与1942年以来共产党抗日武装在任何一次反扫荡作战中日方所记载的毙敌数量在同一个量级！

上述，仅仅是根据日方极少部分部队很零散的参与所谓“肃正作战”时的战报，不包括共产党武装主动发起的攻击，消灭日军已经甚众。不知何来“抗战八年共军击毙日军仅851人”的结论！

在评价国共抗战战果上，国内知识界有人在故意使用“双重标准”：在评估共产党战绩时，用日军大本营资料，且用不完全材料；在评估国民党战绩时，用国民党当局资料。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用一把尺子量：因为如果都用日军大本营资料时，国共两党抗战战绩如何，就将大白于天下！

简单分析，四则谣言其实都很低劣。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离谱的谣言，在互联网上不仅登堂入室，还得到众多公知、大V们的争相点赞和转载。足见有些人“为反对而反对”到了何等疯狂地步！

抗日战争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外侮所获得的一次伟大胜利。纪念抗战胜利70年，本是华夏儿女共同缅怀历史、展望未来一次契机，但一些公知、大V出于消解中共合法性的目的，大量制造和传播贬损中共敌后抗战的谣言，其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

谣言永远是可耻的、见不得阳光的谣言！

参考资料：

[1]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译序）》，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2]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3]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4]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上）》（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5]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6]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下）》（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7]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一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

[8]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二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

[9]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下）》，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

[10]（日）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1年版。

[11]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1年印。

[12]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长沙作战》，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5年印。

[13]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卷）》，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

[14]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精彩句子：

不经过甲午战争以来这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无由实现现代性成长，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恰是经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历史才建立起来的

[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461页。

[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5]《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6]对这则谣言的反驳文字曾以《从一则耸人听闻的谣言说起》刊载于《红旗文稿》2015年第8期。

1939年9月下旬，美国记者斯诺再次奔赴陕北，采访毛泽东和红色边区政府。然而，斯诺的这次再访陕北却少见提及。或许是因为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作为第一位记者首次采访陕北红军大获成功的光芒过于夺目，反而鲜有人知他的这次“再访”，几乎没有在当时报刊上留下发声音响，也就难怪人们不知晓他的“再访”行为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四卷本《斯诺文集》。其中第三卷“为亚洲而战”，忠实记录了作为记者的斯诺在中国的抗战采访活动，斯诺1939年9月陕北之行的事迹，也由此逐渐浮出水面。

本文拟多维度地厘清斯诺1939年9月再访陕北的整个过程。

中央文献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是这样写的：“（1939年）9月24日，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部分内容，时间标明是“1939年9月24日。”[1] 9月24日，斯诺与毛泽东正式谈话后，斯诺会在延安进行一些采访活动，从9月25日至30日共有6天。如果加上23、24日两天，斯诺很可能在延安最多停留8天。

毛泽东的抗战判断与延安的抗战生态

斯诺两次访问陕北，1936年是在保安，1939年却是在延安。第二次访问距离“七七事变”已有两年，中华民族正在全民奋起抗战，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也刚刚全面打响，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正在加快形成。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斯诺再访陕北，既想了解毛主席对时局的看法，也想看延安的战时生态。

由于第二次再访只有一个多星期时间，远不如1936年6月首访耗时达四个月之久，故再访在广度和深度上均不及首访的效果和影响力。但根据再访而写出的《为亚洲而战》中的延安章节，仍然有着不可小视的重要价值和出彩亮点。斯诺以记者特有的细致眼光和客观立场，精准地描写了1939年9月生动的延安情景和鲜活的延安人物，它在当时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声音，宣传了我党抗战的正确主张；它在今天已然化作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独特视角笔下的叙述，转化成为十分难得的历史文献。

历史场景之一：毛泽东与斯诺的见面谈话。如前所述，毛泽东曾于9月24日与斯诺见面谈话。依据斯诺的记录，毛泽东与斯诺还有一次见面谈话。按照《毛泽东年谱》提供的线索，估计是毛泽东在9月下旬，设宴欢迎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那次。斯诺也有类似记载，宴会完后，毛泽东陪同斯诺等人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何柱国、苏联人和斯诺都发表抗日演说。晚会又演奏了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型音乐史诗作品《黄河颂》。演出完后，毛泽东问斯诺：“你觉得怎么样？”斯诺说：“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毛泽东道：“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2]很有可能的是，正是在这天的宴会和晚会期间，斯诺再次采访了毛泽东，或者说是对上次采访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采访。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内容，《斯诺文集》与《毛泽东文集》基本相同，大概是语言障碍的缘故，毛泽东引用了孟子、孔子的话，斯诺没有记录下来，但大致意思都有。毛泽东有针对性地介绍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党地位、阶级基础、革命目标等诸方面的立场、原则和方向问题以及国内政治形势。毛泽东坚定的态度、清晰的阐述和鲜明的雄辩，给斯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斯诺写道：“他是博览的，在辩论中是一个成功的辩证学者，他有着一种很有趣味的技术。他很少对反驳者作正面的进攻。他在这里驳击一下，在那里驳击一下，从侧面抄袭反驳者，他一个一个驳倒对方的论点，直到慢慢地把它全部包围起来，然后用最后的滑稽语调或动人的逻辑说服了对方。”[3]

然而，面对国际局势最新变化及其动向，斯诺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些地方却不赞成。《斯诺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的毛、斯谈话里，均未涉及国际内容，我在网上曾见过一个当年毛、斯谈话内容的全文版本，但未说明版本来源；作家丁晓军著《埃德加·斯诺》中也以文学笔法引用了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国际问题部分，虽未见之于权威文献，但在斯诺的文章里，倒是有些描述，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斯诺记录的国际部分谈话内容的确存在。

对当时刚刚发生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共同瓜分波兰这一重大事件，斯诺与毛泽东展开了深入讨论，毛泽东支持斯大林进军波兰，认为“希特勒是在斯大林的口袋之中”；斯诺则持异议，觉得斯大林的作法不仅加强了希特勒的力量，而且还得罪了那些支持过苏联的政党和人民，斯诺甚至调侃“斯大林的口袋上有个洞。”[4]

作为英美价值观训练出来的记者，斯诺更容易站在英美立场上看待国际局势变化。毛泽东批评英国政府正在实施远东慕尼黑阴谋，延安报纸马上刊登了采访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消息报道传到重庆，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蒋介石赶紧发表声明，说英国将继续支持中国。斯诺写道：“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蒋介石）在演说中曾宣称欧战不会影响英国的远东政策，它将继续维护《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的原则。甚至有几个共产党员，也认为毛的看法太过分；他们盼望张伯伦给予中国以实质的援助，因为中国是英国自己在远东安全的堡垒。我必须声明我对毛的推测也不大同意，因为那是这么明显地违反了英国的利益；当以后几个月中英国不大阻挠中国抗战时，我断定他是估计错误了。”[5]

据悉，斯诺后来将采访毛泽东的言行，发表在英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上，而国内报纸却没有任何一家据此翻译转载，这恐怕也是斯诺再访陕北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吧。

历史场景之二：毛泽东的延安生活状态。斯诺描写的毛泽东延安生活状态，实际已成为后来许多中外作家、编剧的主要摹本。斯诺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仍住在一个窑洞中，但却改装得现代化了，包括书房、卧室和会客厅3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装饰。如此而已。我发现毛自己仍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缀补过的大衣。他压根儿没有个人的财富。”[6]斯诺是3年之后再次见到毛泽东，他仔细端详，比较了新旧变化：“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有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开始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7]斯诺的观察力，应该说是惊人的准确。毛泽东的俭朴、自信、乐观气质和工作狂热，不仅当时如此，以后也如此，一生亦是如此。四年之后，斯诺在一篇文章《1943年从重庆看中国之命运》中，又提到了再访陕北的毛泽东，他写道：担任红军领袖十余年，“毛仍然身无分文”，“他一个月领的工资还不到3美元。十八集团军里的人谁也不通过战争赚钱。军官和士兵每月只领几块钱饷，以解决个人的需要。他们吃、穿、住全部一样，而且和农民同甘苦。”[8]毛泽东不要厚禄，朱德也抛弃钱财，整个中共领导层都在无私地奋斗着，斯诺写道：“朱德是孙逸仙早年信徒之一，曾经很有钱。但他把全部钱财捐给了军队，今天已经六十多了，除了自己背上扛得动的行李外别无长物。许多中国游击队领导人都是这样的人。”[9]

作为美国记者的便利，斯诺可以近距离地长时间观察蒋介石和毛泽东，这是当时中国恐怕绝大多数记者都很难做到的事情。斯诺记下了他的深刻印象：“蒋和毛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两个人都有坚强的意志力。毛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也许跟蒋一样的坚忍；他是一个有力的、进取的和有决断的人，而且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毛主要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蒋主要是一个社会保守家。蒋是一个自是的人，他的脱离群众的性质，常在有意地强调保持中国旧有的权威人物的传统。毛却不大神秘。他决不说没有错误。我曾听到他承认错误，他是不以改变他的意见为耻的。”[10]看了斯诺的比较评论，你不能不钦佩斯诺的眼光确有独到的历史穿透力和判断超前力。蒋介石的脱离群众和共产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不正是国共两党高下有别、成败殊途的根本原因之一吗？

斯诺对毛泽东的观察极其细腻，有时到了洞察入微的程度。1936年保安采访时，他注意到毛泽东与贺子珍一边与他谈话，一边挑捉衣服上的虱子。这个经典细节，后被人们广泛称道。1939年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斯诺不仅“曾听到他承认错误”，而且“有一次曾见他笑得哭起来。”[11]

历史场景之三：延安抗战状况展示。由于有着1936年采访红区的垫底，斯诺敏锐地注意到全民抗战元素已给延安带来了新气象和新变化。

他写下了他的整体感受：“延安地区原来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边区政府经过几年切实的努力，在这里建设了有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生活。实行了免费义务的小学教育，建立了中学、中专和高等院校，包括一所女子大学。成千上万的青年经过敌占区徒步几百英里来到延安求学。建立了公共卫生系统和几家医院。那里有许多工业合作社，也有一些国营工业，但是私营工商业也很兴旺。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开垦了六十万英亩的生荒地；在政府的帮助下，有几万名敌占区的难民在那里安了家。鸦片根绝了。在我参观过的地区，有效地禁止了卖淫和儿童的奴役，而且也没有乞丐。闲散的人都组织起来劳动。每一个村子和县都有选举成立的行政委员会。边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12]

他写下了延安的工商业面貌：“延安为了鼓励商业，业已取消了一切商人的捐税。陕北的棉花、羊毛、皮革、植物油和谷类是出超的。工业生产——大部分是手工业——大大增加着。工业和生产者的合作社适应了市民和军队的许多要求。消费合作社拥有堆积农村人口必需品的贮藏库。政府的管制把物价抑低了，在那里，物价通常要比其他任何地方低百分之三十到四十。”[13]

他写下了延安的新闻出版面貌：“许多新的公共机关都位置在山麓间或在那隐蔽于小径中的新的政府建筑中。教育竭力推进着，新的印刷所替前线和后方出版着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许多外国的著作被译了过来，刊行标准本，并且用中文编著自己的历史和革命理论的教本，我有几个保安朋友现在成了作家，都拿他们著作的原稿给我看。毛泽东、朱德、洛甫以及其他军政领袖的选集都印成了普及本。有小说、报告文学、论文和关于战争的军政书籍，也有自然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译文。”[14]

他写下了延安的音乐艺术面貌：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有着500个作家、艺术家、戏剧家、作曲家和他们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各省和海外的天才者，他们在附近的村庄中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艺术家居留地，位于……教堂和寺院中。因了这个学校的创立，现在延安在艺术上也像在政治上一样成了进步分子的‘麦加’。因为在这里，群众艺术不致犯叛国之罪，他们尽可随自己意思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准’。”[15]

他写了他特别看好的延安女子大学：“在延安教育机关中完全新创，而我认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却是女子大学，一个真正女英雄的大学。它围抱着肤施附近的两座山，而由200个光景的窑洞组成，其间连接着一条整洁的公路，向下盘曲到苍翠的山谷。在其他附近小山的侧面，是纵横曲折的玉蜀黍和蔬菜的田园，学生们在那里自己种植着，每天一大清早就到田野劳作两小时，然后去上课。有400个女孩和妇女就这样学习着一切，从纺织到看护婴孩乃至复杂的英文和俄文文法。”“大部分学生是工人或农民的女儿。中等阶级家庭出身，只有一打光景是资本家。”“毕业生多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次多数是回到他们游击区的老家去领导群众组织。也有进抗大继续受军事训练。许多学生已参加了游击战。战区中妇女干部的任务，包括了动员工作，农民的教育和组织，以协助战斗的部队。”斯诺还描写了延安的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和乡村选举等等事业现状。

历史场景之四：中共武装力量的抗战显象。斯诺当然清楚地知道中国的积贫积弱以及国力衰败，但他很佩服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的性格。他真诚地写道：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最重要和最惊人的事实。这事实很简单：这个被愚弄的、落后的、贫穷的中国，这个被东京称为‘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的中国，这个被欧洲人蔑视地指出，在日本机械化部队进攻下，至多只能支持6个月的中国，毕竟仍然站着身子迎击它的敌人。”[16]

斯诺知道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他不认可中共“不是真正共产党”的看法，但他很清楚中共与苏共、欧洲共产党是有区别的，与共产国际的标准是有距离的。他写道：“在毛泽东和他的信徒中，民族的感情，似乎要比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来得显著。”“在苏联以外的一切共产党说来，无产阶级也许是没有祖国的；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自己革命的胜利中却有一个祖国。”“中国红军领袖不得不从战场上来解决他们的理论问题，而战场上的决胜，常常是拿同志的生命去换取的。”[17]尽管斯诺并非共产党员，但他支持毛泽东并理解中共的做法，因为这是中共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斯诺十分钦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精神，他写道：“倘使日军真会消灭了八路军，那么无数中国人就要失却对于最后胜利的希望。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性。”“它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它的军事技术或老于战斗的领袖们的手腕更有意义的事情，无疑地在于它极高度的革命意识。”“我们已经从新四军方面看到政治训练在共产党军队的训练中的任务，以及它在加强士气纪律方面的价值。领袖们说：八路军所受的一切训练，十分之四是政治性质，只有十分之六是军事性质。”[18]斯诺认为，中共军队在抗战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强调政治意识、革命意识、纪律意识，的确是中共军队有别于国民党军队和其它军队的不同特征。

八路军的战斗力从何而来的呢？斯诺分析道：“首先，共产党军队完全是由志愿兵组成的；新四军呢，据我所知，是国内唯一没有征兵和被强制服役者的军队。第二，它几乎完全靠老百姓的拥护而生存，这种拥护是以它所给予老百姓的待遇为条件的。第三，八路军是国内军饷最少的军队。当人们为了月无分文的收入而死时，他们一定坚信着一个极伟大的使命，对于他们的领袖一定有绝对的信任。”[19]彭德怀曾经对斯诺说过：“我们是鱼，人民是水，我们在人民之中如鱼得水。”[20]依赖千百万人民作为后盾，就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机动性，从而产生无穷的力量。

斯诺进一步剖析了“鱼水关系”，他写道：“边区最显著的一种成就，便是人民与战斗部队密切的联系。人民常常表示他们对于保卫者的感激，有儿子或女儿在前线的家庭往往收到许多小小的礼物，这在乡村生活中是十分珍贵的。除了突击队帮助耕种之外，兵士的家庭还可以免除一切谷物的捐输，并且向合作社购买物品只要出最低的价钱。在戏院和会场里，他们坐在最优越的位置，在别地方，这种位置总是替绅士们保留的。伤残军人由执行委员会给他一笔小额的恤金和一块田地。”年轻姑娘组成的编织队，曾一次“送了十万副手套和袜子给八路军”。“边区没有凄惨的难民营，只有田地和工作。”斯诺继续写道：“边区人民为什么特别踊跃输将的另一理由，似乎是由于一种公众的信任心，相信他们的金钱一定可以忠实地用于目的……不必担忧这会受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或作买卖外汇的投机，或购买婢妾。那里跟别的各处地方不同，没有从军火买卖舞弊的百万富翁，也没有剥削难民和伤兵劳动力的豪绅。……他们的代表可以向参议会核对账目。……谁要是榨取忠实人民的血汗钱，是并不光荣的。一旦揭穿之后，他们将因人民的要求，像叛国者一样丢掉他们的脑袋。”[21]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接触红军和中共一些高层领层人后，比较国民党及其精英高层，他断定：擅长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必将败于胸怀远大理想的共产党之手。张学良与斯诺看法，倒是不谋而合。

斯诺非常欣赏中共军队的游击战略与战术，认为这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强敌的有效办法。他写道：“经过战场上许多年的代价昂贵的经验，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把游击战发展而为称作全民持久抗战的一种主要的战略观念。到现在为止，它是唯一的达到了使一个全能主义的侵略者无法收获他全部胜利成果的方法，谁能说它不会是欧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获得他们的自由所要经历的道路？”[22]全民持久抗战是以中国人数和空间的最广大的利用为根据的，它力图把每一个乡村变成抗战根据地，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把日本战略的内线改变为防御的外线。斯诺对游击战的理解是：击则歼灭敌人，游以避免歼灭；既须不时出击，又须不时移动。斯诺认为国民党军队学不会、也打不了游击战，他写道：“旧式军队尝试游击战的大多数失败，都是因为缺乏严格的教育和革命的领导。”[23]

斯诺以国际视野的开阔眼光高度评价了中国游击战的伟大气势，他说：虽然与南斯拉夫游击队有些相似，但中国的游击队是世界上最大的游击组织。从长江流域到蒙古草原，到南满的白山黑水之间，成千上万的村庄都是这场“人民战争”的活动场所。战争的组织者都是有为的青年，主要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所鼓舞和训练出来的，而领导这些军队的正是中国的老红军将士。斯诺写道：“中国的游击区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教育。领导这种运动的游击区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壮大，是因为他们赢得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万的青年农民已经为这个很少为外界所知的斗争献出了生命。这个战斗地区具有中国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最民主的制度。它的政府很廉洁，可以说有效地驳斥了‘老中国通’中间一种普遍的说法，即认为中国人做了官是一定要贪污腐化的。”[24]斯诺认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力量，在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因为他们的存在，“才防止了重庆政府向法西斯主义投降。”[25]国民党政权心里明白，一旦他们对日妥协甚至投降，整个民心必将倒向延安和中共。中共的积极存在和坚决态度，成为了国民党企图妥协投降的最大障碍，逼使国民党不敢选择投降。

斯诺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游击战争的残酷和八路军的作战效力。他写道：“1938年以来，日军已作了多次的消灭进攻，对着所有主要的游击根据地，首要目标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军队的各种组织现在的作战次数约占沦陷区全部交战的五分之四。”连日军将领也称中共军队是“日本敌人中最顽强、最危险者”。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曾发表过一个统计，表明战争最初两年中，八路军和新四军“截获和破坏敌方损失的全部大炮的6%，全部机关枪的15%，全部货车的28%和全部步枪的34%。全中国俘获的敌军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俘获的。一边军队扩大，一边作战效力也增加；1939年内，他们差不多参加了全部作战次数的25%，不包括地方游击队的战斗。”[26]

当时日军在华的40个师团中，“十七个专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交战。”中共军方提醒国民政府说：“故吾人牵制全部敌军五分之二兵力”，而“他们的经费只大约等于其他军队的五分之一，以致每个官佐或士兵每月平均只领到2.72元。”[27]“在它最初三年的战斗中，八路军每月只拿军事委员会60万元，或者说，3个师的标准经费。别的军队都发给新的武器和新的装备作他们的补充，八路军只得到极少的弹药补贴。到1939年，每月的经费甚至不够养活战地的军队。……重庆对于这些战士，不供应毯子、不供给冬季军服、不供给鞋袜、不供给医生、护士或药品。在严寒的零度以下的气候中，许多次的袭击都是由这些人进行的，他们赤了脚踏过冻结的山川，在他们背后，在那些雪道上，留下了深红的点子；受伤的青年在薄薄的凝结着血的棉布短衣中发抖；许多人都因为冻伤而掉了脚趾、手指和耳朵。”[28]

国民党污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直到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网上跟着胡说乱叫。让我们看看当年斯诺以一个客观中立记者的视角，怎样来评价这种说法吧！斯诺写道：“有人贬低游击队的领导人，说他们为什么不更频繁地攻击敌人的大据点。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缺乏军火工业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使想出再巧妙的办法也无法完全克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大概有二十个师，他们有机枪、步枪和一些迫击炮，然而一向缺乏大炮、弹药、高级炸药和运输工具。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打速决的、得过于失的战斗。”“鉴于他们动员了几百万人，似乎他们的战斗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国政府那些接受盟国重要援助而却躲在安全的基地里无所作为的军队对比起来，他们的战绩是很可观的。……要是盟国对蒋介石封锁5年，象他封锁解放区不给一点援助一样，蒋介石能够维持抗日多久？”[29]斯诺的驳斥，可谓有根有据，在情在理，有很强的说服力。

中共军队作了那么多的抗日斗争，为何国外无人知晓？斯诺道：“如果全世界最近很少听到关于这些成就的消息，这不能全怪外国报界。除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封锁以外，在重庆还有严格和高效的新闻封锁。1939年以来，垄断中国对外宣传的国民党宣传部禁止了几乎一切关于十八集团军活动的消息。”[30]也正是由于斯诺客观上为中共说了好话，斯诺于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从1939年到1944年的五年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进入陕北红区采访。重庆政府彻底隔绝了边区政府对外发声的通道。

因此，斯诺对陕甘宁边区的报道更显弥足珍贵。作为一位享誉西方新闻界的记者，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理解，对于中共所从事的民族解放事业的理解和呈现，尤其令人感佩。这份记录将成为所有热爱正义的人们心中的珍贵记忆。

[1]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2] 同1，第227页。

[3] 同1，第239页。

[4] 《毛泽东与斯诺轶事》，见《解放军报》2003年8月25日，第121页。

[5] 同1，第238页。

[6] 同1，第235页。

[7]《毛泽东与斯诺轶事》，见《解放军报》2003年8月25日，第121页。

[8] 同1，第410页。

[9] 同1，第410页。

[10] 同1，第239页。

[11] 同1，第240页。

[12] 同1，第408页。

[13] 同1，第221页。

[14] 同1，第222页。

[15] 同1，第226页。

[16] 同1，第141页。

[17] 同1，第241页。

[18] 同1，第270页。

[19] 同1，第272页。

[20] 同1，第412页。

[21] 同1，第258-260页。

[22] 同1，第276页。

[23] 同1，第278页。

[24] 同1，第404页。

[25] 同1，第401页。

[26] 同1，第281页。

[27] 同1，第282页。

[28] 同1，第275页。

[29] 同1，第412页。

[30] 同1，第403页。

2015年8月1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在京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启示与思考”的座谈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资深外交官丁原洪大使等嘉宾，中信青年学会部分学者参会。与会学者围绕抗战胜利70周年的话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孔丹理事长在致辞中指出，研究历史跟研究现实一样，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样的史实，角度、立场、利益诉求不同，结论也就不一样。只有确立正确的立场和正确的方法论，我们的研究才能为国家、民族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陈云同志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就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我们的研究应坚持这样的观点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的生长发展，不是一帆风顺，道路不是笔直又笔直，思想不是纯粹又纯粹。共产党就是在曲折的斗争中、在失败的教训中学习和成长。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宝贵。

抗战胜利的深远影响

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孔丹认为，抗战开始前，中国共产党只有几万军队，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们的正规军已经超过100万。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真正的价值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学习、提高，然后形成了夺取政权的实力，形成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如毛主席写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毛泽东是中国学派的创始人，实践性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高点，它能解决问题，能打胜仗，能够夺取政权，能从弱小变成强大。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认为，抗日战争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从未停止内战，从未真正结束军阀割据的状态。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攘外”指日本；“安内”针对的不仅是共产党的，还有宁派、粤派、西北军、东北军等所有与蒋介石作对的力量。蒋介石要加强的是个人集权，重庆政府是军事管控政权。相比之下，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政权，无论国际观瞻还是国内舆论，都是形象光明，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形象恰成对照。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发表了《两个中国之命运》著名演讲，指出：中国或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也就是新中国；或者建立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分裂、贫弱的旧中国。而抗战给中国提供了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光明前景。

武廉洁（民营企业家）认为，从1931年开始的14年抗日战争史，是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的奠基期，也是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建立期。我们多年来在对外工作中坚持和发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三个世界”等思想、方针、政策、策略，都能在抗战中找到萌芽和雏形。反共反华势力不怕我们的国际战略西方化、附庸化，就怕我们中国化、自主化、毛泽东邓小平化。习主席提出了以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一系列新思想和建立两个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有助于在新时期促成多极化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

塑造、建立起新的国际和地区秩序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认为，反法西斯战争从三方面构建起战后国际秩序。一是为战后国际政府秩序提供法理基础，最直接体现就是《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为免今世人类再遭惨不堪言之战争祸乱。”各国要通过谈判而不是打仗来解决问题。日本安倍政府采用错误的历史叙述所进行的一系列动作，意在逃避甚至篡改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要予以揭露和批判。二是为战后国际贸易秩序提供制度基础，使世界不同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贸易环境。现在是全球性价值链时代，大量的产品的生产是跨国的。现在美国搞的TTP，TTIP，这是针对一些国家专门设定的有针对性的规则，这将导致世界回到二战前那种破碎化的贸易环境状态。三是战后国际货币秩序的运行基础，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之上的货币规则1973年被美国废止，货币变成了信用货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维持一种没有经济活动支撑的货币价值，比如阻碍亚投行和国际货币机构改革等，企图篡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运行秩序基础，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和反思的。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重点从法治角度谈到中国抗战胜利对国际秩序、法制和机制建设的贡献。第一个贡献是重塑秩序。这里体现在两个核心文件。一个是《联合国家宣言》，另外一个是《联合国宪章》。1840年以来，中国无战不败，在国际体系里不断被边缘化。日本侵华从1931年“9·18”到1941年，中国实际上是孤军奋战。美英召开大西洋会议，美英苏三国的莫斯科会议等重要国际议程统统没有关注中国，也没有中国参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是由美英苏中四国签署，再由其他22个国家按英文字母来签署，这里包含了对战后国际关系秩序的设想。此后，与中国相关的一些重要议程，如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意志和利益。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

第二是恢复正义。二战结束后，如何处置轴心国的战争罪犯？根据波茨坦公告第10条，对战犯将进行法律裁判，包括了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以及1956年中国的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这有别于之前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战争处理方式。它从法律上宣告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使它日后无从翻案。这是正义的进步。

第三是重建和发展国际法治。从以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然后到联合国不以武力相威胁的新原则的确立。

第四个就是人权文明。日本当时为永久地霸占中国东北，向中国东北不断移民。战后遣返这些日本侨民时，中国在经济凋敝、物资极度匮乏情况下，仍提供了大量食品、药品、燃料等物资，还有1.3万节火车皮，这是真正的彰显人道主义。相比当时美国和苏联各收容的数万日俘都被送去做苦役，中国彰显了更为珍贵的人道主义。

当前美日战略动向值得关注

丁原洪大使认为，中央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题是“铭记历史，维护和平”。因为当前现实确实值得深思，日本现在千方百计地否认、粉饰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最近安倍的讲话完全没有诚意，他虽然用了“道歉”、“殖民统治”、“侵略”等词，但都是用第三人称叙述，他不甘心情愿承认侵略中国这段历史。我们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因为虽然现在我们力量比过去强大多了，但安全遇到的威胁仍然相当严峻。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只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一天，就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威胁。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二次大战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战争一个接着一个。当前，日本安倍上台后，解禁集体自卫权，推行新安保法案，更改日本自卫队性质，进行扩军备战，在东海挑起事端，扰乱南海局势。前不久，日本政府居然把以武士道精神作支撑的“神风特攻队”事迹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说明他本身没想承认日本侵略的事实。安倍在前不久召开的7国首脑会议上，还想把欧洲拉到自己一边。所以这些动向值得我们警惕。日本正在走上一条很危险的政治道路。

美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和德国对二战罪行的态度截然相反，美国难脱干系。当年美国出于自己利益考虑，根本就没有清算日本在亚洲地区所犯的罪行。1971年，美国不顾中国政府反对，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这恰恰发生在基辛格访华前，表明美国已经把这个作为牵制中国和日本的一张牌。此后，美国又支持日本通过相关事态法，实际上默认日本插手台湾事务。最近几年特别是奥巴马上任以后美国推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明显是冲着中国来的。去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参加20国峰会时称，美国在欧洲有乌克兰问题，中东有“伊斯兰国”问题，但不会影响我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亚太地区。为此，美国将60%空军和海军力量集中在亚太地区。另外就是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最近美国刚刚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对它的安全威胁就是四个对象——中国、俄罗斯、北朝鲜、伊斯兰国。经济上，美国千方百计要达成所谓TPP，把中国排除在外。最近闹得最厉害的就是网络攻击问题。9月3日中国举行阅兵仪式，美国叫所有欧洲国家都不要来，韩国想来也不让。种种情况说明，美国实际上把我们作为主要对手。去年台湾所谓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事件”，背后都是美国。

美国想长期独霸世界，而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两者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战争形式，已经不光是军事上的常规战争，还包括网络战争、太空战争、金融战争等。最近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争论。他们原先希望所谓对华接触政策设想两大目的：一是通过经济上的自由化，促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没想到中国仍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可靠伙伴或利益攸关方，但这一目标同样没有实现。所以，美国今后要对中国加强施压，牵制中国。他们认为，由于在历史、意识形态、战略文化及国内政治等方面存在深刻分歧，所以美中两国对未来亚洲的形势有着截然不同的、而且是互不相容的观点。美国学者皮耶奇讲得更有坦白，他说美国没有一个决策者能够容忍让“中国梦”成为现实。

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压力和挑战准备。丁大使认为，我们应尽力争取与美国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对抗。但历史的经验表明，有良好愿望并不能得到和平，和平是要经过斗争得来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定要实现的，这一点中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   

程亚文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的危机已经蔓延到政治、安全领域。日本全面全面加速再军事化步伐。不过，今天的中国已不是70年前的中国，今天相对有秩序的亚洲与此前混乱的亚洲也不一样。中国一定是要强化自身实力，强化实力的核心是强化战略能力。同时要在坚持独立自强的前提下实行开放、面向世界。

第二，意识形态话语权亟待加强。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认为，当前抗战史叙述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娱乐化。比如说在冉庄地道战那个地方，甚至给游客穿上日军的衣服，演起鬼子进村的戏码，调侃、娱乐化的宣传在景区也是随处可见，太不像样。二是遗忘化。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很多有重要纪念意义的遗址被遗忘了，如河北涉县129师师部遗址、黄杨洞八路军遗址等。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怀疑和否定，不仅在舆论场流行，甚至在部队基层官兵中也存在糊涂认识，以致于网络上一则纯属捏造的荒唐说法“共产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总共打死日军851人”疯传一时。

第三，防范新形势下的技术突袭。柴卫东通过分析二战技术遗产，以及战后军事技术发展，指出中国应居危思危，防止技术突袭的威胁。他认为，技术和战争有互动关系。现在科学技术很多来源军事技术。比如移动电话是英国1960年为军事目的开发的；互联网是美国为保证战时全军统一指挥研制的。火箭、原子弹更是如此。二战期间，美国的航空、潜艇、核武器、电子高度发达；苏联是航空和坦克；英国是航空、雷达、密码；德国是航空、潜艇、导弹、生物武器；日本是航空、潜艇、生物化学武器。二战结束后，美国为独占日本和德国的生物武器，窃取技术成果，不惜与战犯共谋。美国认为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有重要价值，远比追究731部队石井四郎的战争犯罪更为重要。因此不惜与石井四郎进行交易，将日本细菌战的相关资料弄到美国。除与日本人交易外，美国还把纳粹德国的杰出人才笼到美国，包括克劳布等纳粹首席细菌战专家。美国军方一个重要人物曾经讲过，我们可以发明一类生物战剂作为战略武器，针对特定人口，发挥长期作用，使目标人群绝育，致癌或体质退化。生物武器走到今天，它的投放方式和杀伤规模可能超出人的想象。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战略突袭的理论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因为在旧有的技术装备条件下，战略突袭可以被侦查到。但在二战期间，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战略突袭变成新常态。科学技术成为第一杀伤力，第一毁灭力。当前，这种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在新技术提供的新威胁面前，如何避免被敌对国技术突袭，我们必须居危思危。

（编辑 田文林）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总是以老大的身份在别的国家问题上指指点点，更以世界警察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任何有事端的国家面前，插手与他们无关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以人权为由在中国人权问题上说三道四，这不，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于当地时间8日发布2015年度报告，对中国的情况指手画脚，妄称北京企图操控香港的“高度自治”，指责中国人权在恶化，还要求美国行政部门恢复每年就香港的实际情况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

了无新意的报告，美国习惯了戴着“有色眼镜”判断一个国家政府或组织是否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从而进行批判，对另一些存在人权问题的国家却视而不见，这些不过是政治小把戏罢了。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美国手里的牌真的不多了。

以“世界人权教师爷”自居的美国政府，习惯对他国“人权问题”横加指责、妄作评论，却对自己糟糕的人权状况百般遮掩、只字不提。这种在“人权问题”上赤裸裸的双重标准，这种把“人权外交”当做国际政治斗争手段的卑劣伎俩，早已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和不满。

就在今年5月，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对美国人权状况进行国别审查，122个国家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言，对美国在人权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的美国人权问题主要集中在执法人员过度执法，种族、宗教和性别歧视，滥用酷刑以及在关塔那摩设立监狱等问题上。

2010年11月美国首次接受审查时，各国就其人权状况提出240条建议，美国承诺履行其中171条。然而，4年多来，美国在保障人权方面履行的承诺和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有些问题甚至更为严重。

报告显示，口口声声“捍卫人权”的美国自身人权纪录仍然劣迹斑斑，并不像美国宣称的那样光彩。

首先，执法暴力屡酿惨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指出，在与警员接触时或在押状态时年轻非洲裔美国人死亡人数“比例过高”。美国在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承认，美国警员行为失当情况依然“频繁出现”。过去5年中，美国司法部对超过335名警官的不当行为提起刑事诉讼。

其次，种族歧视问题严重。《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年做的民调显示，62%的白人和65%的黑人认为美国种族关系总体恶劣。这是1997年以来首次出现绝大多数白人和黑人同时认为种族关系恶劣。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多年来并未得到改善。2014年8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审议美国履约报告时，对美国国内侵犯少数族裔合法权利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批评。美国白人警察滥用职权侵犯少数族裔合法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去年8月，密苏里州发生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引发当地民众强烈不满，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再次，核心人权条约仍未获批。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并未推动《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联合国一系列核心人权公约获批进程。在美国所有50个州，儿童仍然被作为成年人受审和服刑。

此外，美国国内人权糟糕状况还表现在其他很多方面

今年10月1日，美国再次发生重大校园枪击案，10人遇难。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不无挫折感地表示，美国是全球唯一每隔数月就会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发达国家，这是“我们做的政治选择”，他呼吁控枪已成为一项“例行公事”，人们对此感到“麻木”。美国《赫芬顿邮报》同日的统计表格显示，仅2015年，美国已经发生了45起大大小小的校园枪击案，过半发生在中小学校。只要看看这组数据，就知道奥巴马的“气馁”何来。

据求是网报道，仅2008年到2012年，美国每年因枪支暴力造成的死伤人数就超过10万。去年一年，美国至少发生50起校园枪击事件。

试问，一个让人民整天生活在枪支暴力阴影中的国家，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201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所大学枪击案现场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却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继续扩大，无家可归者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医疗服务系统运转糟糕，普通民众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有人甚至带了帐篷，扬言要长期坚持下去。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要把华尔街变成埃及的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呈现升级趋势，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华盛顿游行，如今已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纽约警方11月15日凌晨发起行动，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在祖科蒂公园搭建的营地实施强制清场。美国奥克兰警方于10月25日向示威人群使用警棍清场，事件演变为流血冲突。

占领华尔街流血冲突

占领华尔街流血冲突

在一个民主国家，这样的民主运动，理应受到美国当局的保护或支持。可是，没有料到人权被美国喊得震天响的关键词，却在美国本土上践踏成这个样子，实在是令世界各国人民不忍面对。

倘若这样的运动发生在别的国家，结果可想而知。美国政府肯定会说三道四了，类似没有“民主”不能容忍“异见人士”、“没有人权保障”不能关心民众死活之类的可恶发声，会成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引子，而大肆耍弄人权大棒，不择手段地施压。

说到底 ，美国的民主和人权只是个幌子，只是拿来要求别国的借口罢了。

“言论自由”是一项法律权利或者是最基本的人权，而在于它是使人类脱离蒙昧走向文明的最重要手段。

美国指责中国言论不自由，其实美国“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方面，也长期存在着打压言论的行为，来看看近年来的几个案例。

2010年6月7日，美国白宫首席知名记者，海伦·托马斯，因为其不适当的，对以色列攻击性的言论而被迫退休，从而失去了其作为白宫首席记者的荣誉。海伦是美国女性记者的先驱，第一位美国国际合众社驻白宫的女性总编辑，第一位美国国家媒体俱乐部的女性成员。因其在新闻报道方面的卓越成就，海伦托马斯在白宫的采访席上占有着第一排里那不可取代的位置。然而她辛辛苦苦获得的这些殊荣却因为最近一次过激的观点而走到了尽头。

2011年，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员霍尔珀林在参加一个早间节目时，误以为节目播出有7秒延迟，所以他说：“我想先对总统昨天的表现做个评价。我觉得他真是个“傻屌”。”当霍尔珀林发现自己的话被播出后，他在电视上表达了“绝对真诚的歉意”。但电视台方面认为他的言论是“完全不恰当和不可接受的”，到底还是将霍尔珀林无限期停职了。

2014年11月28日，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芬奇的公关主任劳坦在脸书上发文，指责美国第一千金在感恩节火鸡特赦大会上的穿着太不得体了，“你们是第一家庭的一份子，应该穿得有点格调”、“你们不是上酒吧”。劳坦直言不讳，有人却听出了“人身攻击”。很快，劳坦被迫辞职，并公开道歉，脸书上的短文也被删除了。

2014年8月美国“高等教育内情”网站周三称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英语系任副教授的史蒂芬·萨莱塔，最初收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印度研究项目提供的一个工作机会，但校长菲丽丝·怀斯此后一直阻碍萨莱塔的职位任用。美国“高等教育内情”与“每日公报”指出，萨莱塔针对最新一轮加沙冲突发表的反以色列推特言论，是其工作机会被取消的原因。

据新华社2014年6月的报道，美国一名男子在网上声称要杀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却为他自己招来一年监禁的刑事处罚。

美国男子尼古拉斯·萨维诺在网上留言，将奥巴马描述成“反基督徒”，称“由于违反了宪法，你要么下台，要么被打死”。几天后，萨维诺即因这段威胁言论被捕，判处萨维诺一年监禁和两年监视居住，并且没收他的所有枪支弹药。即使联邦检察官承认，没有证据显示他有计划杀死奥巴马。

2015年3月12日，美国最大西语电视台“环球电视台”(Univision)周三表示，一名脱口秀主持人因说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长得像“决战猩球”中的演员而遭开除。

由此可见，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是带有一定虚伪性的，前面也提到了，“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美国真的处理好了吗?

就在近日，中国著名公知大V、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发微博称，“在哥伦比亚大学，听美国人控诉美国警察。这个人口只有三亿多的国家，养着130万律师，律师与国民人口比是中国20倍。监狱里关押着220万犯人，监狱人口与国民人口比是中国6倍。美国的民主和法治，出现深刻的危机。”

(微博截图)

总之，一直以来，美国变本加厉地侵犯他国人权，包括海外监听项目、无人机袭击、海外驻军强奸和杀害当地人等事件都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

其身不正，何以正人?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无视自身劣迹斑斑的人权状况，何来对他人颐指气使的资格?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人权状况怎么样，13多亿中国人民才最有权利评判。奉劝自身人权记录劣迹斑斑的美国听取国际社会的建议，先从改善本国人权状况做起。

中国是任何资本都不能忽视的巨大市场。在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中，任何限制与中国做生意帮派协议，也必定反向限制帮派团伙自己。

TPP(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据说它还有一个英文名：“ABC世贸”(Anyone But China ——除了中国，谁都可以入伙)。各路专家一致认为，这个协议将极大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甚至改变世界未来的发展走势。公知们为此很是兴奋，有人幸灾乐祸地期望，TPP将有效地把中国剔除在外，从此把中国打回闭关锁国的状态。

公知的愿景历来都是选择性的，所以经常显得很幼稚。TPP当然是一个拉山头的“帮派”协议。但是，在已然被“资本主义化”了的地球上，唯利是图的资本能拒绝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么?我看压根儿就不可能。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排位，中国有一个“第一”(第一大贸易国)，和一个“第二”(第二大经济体)。这“第一”和“第二”能给中国的国际地位垫几个台阶，不好说，但其中的经济含义却是毫不含糊的：中国是任何资本都不能忽视的巨大市场。在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中，任何限制与中国做生意帮派协议，也必定反向限制帮派团伙自己。

既然限制是双向的，所以在我看来，TPP针对中国的看点，其实并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大家关注的所谓“限制”，而是在于下面几个方面：

（1）资本的游戏规则是实力较量的结果，不是和谐的结果。按资本主义标准来衡量，中国近4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成就无疑是巨大的(注1)。自打2000年加入世贸以来，到了2012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对外贸易也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1位。虽然都说资本无国界，是天生的国际主义者，但资本世界的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和谐出来的，而是用拳头和实力来书写的。奥巴马在谈到"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时，毫不掩饰地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规则”。那么，谁有资格书写全球规则呢?瞧瞧小奥那趾高气扬的嘴脸，地球人都知道，资本的游戏规则就是丛林法则。

（2）资本的命脉在于市场，不在于普世价值。公知拿TPP说事，急赤白脸地敲打中国政府，说这是在“倒逼政治改革”云云。在我看来，这不是脑残，而是幼稚。没有人怀疑，普世价值天天都在琢磨着把中国给普世了。可是，以为TPP费那么大劲，就为了让中国屌丝“一人一票”么?这太把TPP这个帮派协议当回事了。其实，资本没那么高大上，TPP关注的是市场，琢磨的是利润。普世价值当然是“必须的”，那是装饰资本吃相的餐巾和牙签。即便普世价值天天拿人权宣言让中国的右派激动不已，也还是为了市场那点事。何况小右们哪里知道，中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同样遭遇到资本内生基本矛盾的困扰：“市场哟，你在哪里?”在开拓世界市场的竞争过程中，中国资本必然遭到别国资本的强力抵制。“一带一路”VS“踢屁屁”，正是资本在争夺世界市场过程中矛盾的焦点所在。

（3）资本的生命力取决于资本扩张的力量强弱，这个力量的强弱必然体现在市场的开拓程度上。TPP的产生，在现象上似乎是世界老大主导的“美帝阴谋”的展现，但本质上，却是由资本主义内生基本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右幼指责中国不遵守世贸规则，才有被美国老大“踢屁屁”(TPP)的后果——这真是犯贱光荣的高论。有人说得好：“看到WTO已经不能遏制中国了，就抛开WTO另起炉灶搞个TPP，这到底是谁不讲规则和信用?”世界老大吆喝几个小兄弟搞个TPP来遏制中国，这本身就说明，在资本世界的游戏中，中国这个新伙伴市场份额的扩大，经济地位的上升，开始令老大感到很不爽。

（4）市场本身难以缓解争夺市场的矛盾，遑论消除这个矛盾。不仅世贸组织难以裁定资本争夺世界市场的矛盾，而且未来的TPP或TTIP也不可能平衡这个矛盾。因此，指望资本主义世界用各种规则搞定资本争夺市场的矛盾，基本上就是在做大头梦。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能够暂时有效平衡这个矛盾的路径似乎只有一个：战争。因此，TPP在未来的演进趋势，是一个可以从概率上把握的客观事件。一旦争夺市场的矛盾尖锐化，资本之间冲突的扩大和深化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对此，我越来越体会到列宁那句名言的深刻(注2)。

注1：对于改开30多年成就的评价，左右的分歧很大。为避免争论，这里采用的是资本主义评价标准，而不是社会主义评价标准。

注2：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深刻论证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著名论断。

当初谈WTO的时候，中美这两个欢喜冤家之间，就上演了一场摸石头过河的国际反转大戏。具体说来，就是两伙人都知道合作赚小钱钱比互相抡板砖打架强。可是具体怎么合作的问题上，却是各自想着自己的小算盘儿。谈判过程不但不像相亲那么和谐，反而有你防着我、我防着你，类似抓贼的感觉。好吧，不管怎么说，拖拖拉拉的搞了很久，总算是搞成了……可是在随后的合作过程之中，中国人发现很多自己特别担心的事情，那些苦苦争取来的条件，结果是毛用处都没有。而老美那边，原本是想拉着中国人给自己干活的，没想到中国人在短短的十几年之中，靠着聪明勤劳，不但各项经济指标蒸蒸日上，连国力都翻了好几番。发展到后来，有一天早上老美从被窝里爬起来，打开手机接到的第一条新闻，居然是国际银行宣布今天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自己种的仙人掌扎了自己的手，美国人心里肯定不舒服。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美国人就打算在世贸组织之外，再搞一个贸易体系，俗称“经济北约”……瞧瞧这名字起的多有出息，一看就知道又想打冷战呢。这就好比美国原本是WTO的聊天群主，把中国带进群之后发现中国只抢红包，一块钱不发还整天跟群主吵架，后来又乱发红包到处收买人心抢夺群的主导权，于是美国一肚子不乐意的带着小兄弟们重新开了一个小群，这大概就是TPP的由来。

可问题是，大家在大聊天群里玩的好好的，干啥要跟美国出来开小群呢？这个问题不用解释大家都明白，美国的拳头比较大么，打中国虽然风险比较大（当然冒然去打俄罗斯的风险更大），不适合轻易动粗。可是诸如日本之类的小跟班国家，哪有不给老大面子的道理？既然小喽啰们只能听喝，所以像开小群这种明显玩不起又不肯认输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的很了，大家都理解的嘛，呵呵。

当然开小群也是有代价的，当你是大哥是因为除了免于挨打之外，还能跟着喝汤。可是在喝汤的问题上，美国人却一直抠抠搜搜的，一点都不大方。最近美国明显的穷了下去，地主家也没余粮啊，众小弟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中国的数钱声。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TPP的谈判也是艰苦的很啊，一点都不比当年建立WTO大群的时候省劲儿。新的贸易体系就意味着新的财富分配方案，这么重大的事情，各个小跟班国家虽然大方向上必须跟大哥保持一致，可是具体的实施细则却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敢大意。于是，这一谈就是好几年啊。大家都不想吃亏，这个可以理解，美国那边因为过惯了民主扯皮的生活，也就压力不大，跟着扯皮。

这么和谐的背景之下，在WTO大群玩的风生水起的中国，一眼睛就看穿了老美的小九九。于是2015年的某一天，中国忽然开始高调宣布要成立亚投行。亲们知道啥是亚投行不？亚投行是中国主导的开发银行，简单点说就是中国出钱给其它国家做基础建设……说白了就是用这一手来抢占各个国家的基础建设市场，反正这个市场一直是空的，有人愿意做等于是帮了其它国家的大忙，所以稀里哗啦的就成立了。这事儿干的这么漂亮，主要原因除了中国出得起这笔预投资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基建能力天下第一，只要打开了市场，那么不管怎么招标都是中国占优势。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啊亲们，老祖宗几千年前留下的古训，美国人偷偷买回去好几本，跟着学。所以亚投行的威胁，一下子就被美国人看出来了，暗中给亚投行的成立下各种脚拌儿的事情，大家去想吧，或者翻看旧新闻，都可以略见端倪。无奈亚投行的这个事情，中国是以互利共赢为出发点做的……有人免费给自己国家搞建设，这不是很好么？谁会不同意？既然目标国同意，又有中国这么个庞大的拆迁大国压轴，傻子都知道这生意稳赚不赔。于是乎，不管美国人怎么不满，亚投行还是成立了，而且美国的西方盟友在这个关乎小钱钱的问题上，一致选择无视老美。逆水划船，不进则退。TPP没成功呢，亚投行先搞出来了！虽然两个组织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可是道理都是相通的，目标其实也差不多，所产生的影响肯定也是大同小异。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再也坐不住了，局势逼迫着奥巴马政府大幅度的向各国让步，比如农产品啊，比如医药行业的专利权期限啊，比如……在利益面前，人人平等，不给人家利益，自己就得不到利益，共赢这个事情再三再四的摆在美国人面前的时候，美国人其实能选择的也只能是共赢。有了中国这么个扛把子，美国的一干小跟班国家从TPP谈判之中，拿到了本来就该给自己的利益份额（当然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不会感激中国的）。消息传来，中国这边的洋奴们，欢喜雀跃，弹冠相庆，以为美国人又发现了新大陆……要我说这事儿现在高兴还太早啊，那些协议，美国政府还要递交美国国会投票通过才算数。而不幸的是，国会之中代表资本财团的共和党有很多，美国政府为了美国的大棋局不得不忍痛割肉，可是具体被割肉资本家们哪有那么容易就范的道理？农业、医药、汽车界的大老板，哪一个不是美国政府的衣食父母？这些人会乖乖的被奥巴马割肉去喂小跟班国家？

当然了，这个还不重要，不管是多赚还是少赚毕竟还是赚，可是代表工会的民主党那边，是肯定不会同意这样的协议的，TPP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样子实施的话，美国工人失业率会大幅攀升，这对民主党来说是不能承受的……利益啊利益，利益面前啥好听的都是浮云啊浮云，这年头啥都变了，国际主义活雷锋一向多的是，不过笔者真不看好他们。

且乐且玩且扯皮，走着看吧，国际大杂耍节目才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面呦，呵呵。

会议截图

9月16—17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蓟县举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讨会。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7月视察吉林时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讲话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就如何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同志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基本上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这是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党的十八大之前，有整整10年的时间，没有开过一次会讨论发展国有企业问题，没有发过一个文件指导国有企业的改革。这在一个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国家是极不正常的。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颁布暨前此习近平同志视察吉林时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讲话，让党内外看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搞好国有企业的坚强决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从而深受鼓舞。这一系列重要举措蕴涵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必将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得到充分显现。

与会同志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直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激烈复杂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焦点，是做强做优做大还是做弱做劣做小直至做空国有企业。《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这个道理不仅社会主义者明白，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样明白，甚至更加明白。众所周知，国际资本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顽固、最为贪婪的专制主义者。“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是其永远不可改变的逻辑。他们绝不甘心自己在近代中国的失败。颠覆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让中国重新沦为国际资本增殖的工具，一直是他们的既定战略。而要实现这一战略，就必须首先瓦解国有企业这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这一经济图谋和政治图谋的实施进程中，政治国际敌对势力是国际资本的奴仆，国内的一批新自由主义者则是国际敌对势力的奴仆。他们内外勾结、沆瀣一气，或对国有企业进行最为恶毒的诅咒，或向政府决策部门进行千方百计的渗透，或从内外施加各种压力……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他们的战略图谋受到了有力遏制。习近平同志视察吉林时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讲话和《指导意见》的颁布，则不啻为对他们的当头棒喝。正是因为如此，国内的一批新自由主义者才对《指导意见》那么气急败坏，那样进行丧心病狂的攻击。“什么打着改革的旗号，做着反改革的事情”呀，什么“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呀，适足见其取媚国际资本的真面目。什么是改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一切举措都是改革，除旧布新是改革，泿子回头也是改革。为国际资本奔走，把中国往彻底私有化的绝路上推，那不是改革，而是地地道道的反改革。

与会同志谈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在保障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既要支持鼓励、支持私营资本向国有企业混合，也要鼓励、支持国有资本向私营资本混合。市场空间大得很，那种把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表现。问题在于怎样操作。如果在这种混合中偷天换日，七拐八拐地把国有经济“混合”掉，那就违背了《指导意见》的根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事实证明，在国际资本占据主宰地位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如果把国有企业给“混合”掉，中国的私营资本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中就会成为无助的羔羊。这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衰毁，不仅是党和人民的灾难，也是民族私营经济的灾难。正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只有国有企业发展壮大起来，民族私营经济才有强大靠山，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在残酷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民族私营经济一定要头脑清醒，一定要明白这一发展大势，一定要打消借“混合”之机蚕食国有企业的念头，一定要对那以私营经济代言人自诩、实则是为虎作伥的新自由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一定要自觉帮助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兄弟尽管难免阋于墙，但外御其侮是大义，是大原则、大前提。

检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否成功的的标准是习近平同志暨《指导意见》反复强调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如果违背了“三个有利于”，越混合国有资本越少，国有经济的竞争力越来越差，国有资本的功能越来越弱，就必须严肃追究有关领导部门和当事人的责任，直至作出党纪、国法的惩治。非如此，则不足以保证“混合”的正确方向。不足以遏制私有化潮流的持续蔓延。

与会同志强调，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客观要求，但是对此必须作出完整准确的理解。一、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的转变，仅仅是以什么“为主”的转变，绝不意味着从此再也不去管理国有企业。二、即使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实现了这种转变，也不等于说一切党委和政府都可以不去管国有企业，而让自生自灭，随风飘摇任其所之。三、不能离开生产关系、生产力去谈论国有资产，从而把国有资产简单地理解为一堆票子。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产，核心是要形成先进、强大的生产力。如果国有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不能造卫星、导弹、航母，不具备保障国家独立发展的物质技术能力，那一堆票子只是毫无意义的数字，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到头来，那一堆票子也必然会成为人家的囊中之物。进一步的问题是：生产力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必然依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这就是说，在国有经济中，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人民处于支配的地位。离开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地谈论国有资产管理，既弄不清楚所有制的性质，又谈不到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在国有企业中，如果不能保证工人当家作主的地位，如果企业领导者和工人之间仍然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那么即使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也不能体现出全民所有制的本质。“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只是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事，对于各级党委和政府来说，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保护只有加强的责任，而没有任何放松、放弃的理由。在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必须高度警惕有人以“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为名，瞒天过海，做空国有企业。如果是那样，就是对《指导意见》的严重背离，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与会同志高度评价《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规定。有的同志回顾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加强党的领导还是取消党的领导、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片面依靠管理层的分歧。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郑重写入《指导意见》，是对以往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放弃党的领导和抛弃工人阶级的错误倾向的拨乱反正，标志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回到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上来。“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规定。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才能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落到实处；只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必须采取有力的而不是软弱的、理直气壮的而不是羞羞答答的措施，将这两条规定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如果只是把企业党组织当作一种摆设，指定一个企业领导人挂个书记或副书记便完事大吉，党组织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起不到任何主导作用和领导作用，那与取消党的领导就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让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形同虚设，在企业重大决策中起不到要监督、制约作用，广大工人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没有任何支配权，那么工人就不是主人而是十足的雇佣劳动者。为此，有关部门必须遵照《指导意见》的精神和原则，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

京津两地的专家学者37人出席会议。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有林，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原院长周新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经济导刊总编辑、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原主任高梁，商务部对外贸易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海波作重点发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提供书面发言。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由于青藏高原和沙漠的阻隔，数千年间中华文明作为一种独特的原生文明和世界其它主要文明隔绝开了。远离多文明冲突、碰撞区的中国很难理解伊斯兰、基督教、犹太教等诸多宗教千年混战中，各文明体费尽心思抢占文明制高点，和排他文化中生死较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历史上除相对中庸、包容的中华文明外，其它各大文明对外来文明都有极强的防范意识和充满敌意。西方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宗教战争，只有中原大地，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目的血流成河、旷日持久的战争。

东方文化正是由于缺少文明冲突对抗这方面的历练和危机意识，才会出现政府及社会缺乏意识形态的警觉，任由外来文化入侵，甚至出现外来文化喧宾夺主的趋势。最典型的例子是把别人的神当作自己的神，轻易用别人的文化符号取代自己优良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现象在其它宗教意识强烈的国家是很难想象的。比如我们跟随西方把公历12月25日耶稣诞生的日子称作圣诞节，这在伊斯兰世界是绝对不可能的，(台湾佛教徒称之为“耶诞节”)。

其实任何一种文明在维护文明的核心价值时都或多或少有排他性，“圣”的冠名权更是具有崇高地位而不会轻易让人的。特别是宗教社会，一旦把“圣”的名誉让渡给他人就无异于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圣”在许多文化中都有所特指和独享的。通常一个宗教国家只会把本国宗教经典视为圣经，而把其它宗教经典如基督教经、古兰经、佛经等视作一部经书而已。只有中国人不加思索分辨地接受和高抬西方文明，把“圣”权让渡给西方文化，跟着叫什么"圣经"、“圣诞”、"万圣节"…在抬高他人的同时也就把中华文明放在基督教次文明的地位，这种潜意识中价值观取向直接导致全民崇洋媚外的热潮，和无数人稀里糊涂地变成基督徒。以至于短短20年就有近亿人口加入有海外背景、组织纪律严密，排他性的基督教教会网络，无论从政治上、文化上对中华文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传统中华文化是世俗文化，对“圣”不敏感，特别是“打到孔家店”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华民族完全丧失了自信，中国人似乎只剩下阿Q、和孔乙己的传人。连孔子都去圣人化，中国人心灵中也便没有什么神圣可言。若有也只剩下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从此“圣”似乎开始与中国人无缘了。有信穆罕默德的，有信基督的，有信释迦牟尼的，有信马克思的，也有信美国西方价值观的，他们都可以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圣人，真正中国的圣人反倒彻底平民化。在现代中国，夏历八月廿七或阳历9月28日只是一个叫孔子的生日而已。好在台湾把这天，孔子诞辰日，定为法定教师节，但是也没敢称作孔圣人诞生日-圣诞节。

经过数千年文明对撞、宗教激烈冲突的西方则对于抢占文明制高点有强烈的战略进攻意识，并不择手段地推销自己的宗教。文化上打压别人抬高自己是最常用的手段，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是“中国无哲学”，绝不简单是对中华文明的无知或蔑视，而是西方知识界故意贬低、或视而不见人类唯一一脉相承古老文明，中华文明的辉煌，有意而为之的围剿，至今在西方知识界仍极具代表性。西方战略知识界清楚地知道，世界“文明冲突”，西方最大的对手是活着的，并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因此打击中华文明是西方文明竞争最大的战略目标。西方刻意贬低中华文明就是要让中国人和世界人民认为中华民族是彻头彻尾的劣等民族，中国历史再古老也不可能产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奠定西方哲学基础的“古希腊三贤”。按照西方的逻辑中国自古以来和世界许多文明都是缺乏哲学的野蛮民族，自然需要自古以来的西方文明来教化。这就是西方把希腊神话神圣化的原动力。

“古希腊三贤”及他们的著作，比如号称300万言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外至万事万物，内至人本身的肉体与心灵，抽象的数学，几何，力学，逻辑等，涉及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历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法律，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的神化。这样的超级巨著，恐怕除了想象中的神，任何一个人甚至一国在人的一生中都不可能完成。而就是这样一部被西方奉若圣典、文明源头的百科全书式的文集，却是一部到目前为止，典型的，既无同时代史籍记载又无后世考古验证，被质疑为文艺复兴时代精心创造的托古之作。然而当何新先生对古希腊史提出质疑的时候，遭遇的却是中国本土卫道士们的群起攻之。理论上讲，一部古籍，即便田野或文献考古也“孤证不立”，必须有独立证据相互印证才能采信。《亚里士多德全集》辨伪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质疑的一方不一定要拿出证据，他只要看到现有材料的缺陷就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而提出正面主张的一方必须拿出证据去解决质疑，以证明其理论的成立。在得到充分证据之前，古希腊文明史都可以归类为假说或者传说。

然而就这么一部神话般的历史却被西方封圣为人类文明的源头。西方拿这些数百年前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冒出的文化成果，在古希腊废墟上精心塑造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文化地标，并把它精心包装打扮成所谓照耀了人类历史2000年的文明灯塔。西方是怎么做到的呢?

西方采用类似宗教传播的手段，经过数代人把希腊神话打磨成宗教信仰般的希腊迷信灌输给人们，让人们相信人类现代文明起源于希腊是亙古不变的“常识”，并由此证明西方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的嫡传正统。

白种人是一个晚熟的种族，没有可以值得自豪辉煌的古代文明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发生在刚从政教合一，严格信守血统论的黑暗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在同穆斯林千年征战博弈中欧洲人意识到宗教文化之争最终是民心之争，必须抢占文明制高点，制造道德上的优越感，塑造欧洲文明是人类最先进文明真传的形象，才能更广泛地传播基督教文化。然而查遍白人自己的历史也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只好创造一个始终代表人类最先进文明的血统论。这个“一脉相承”的文明传袭既然无从来自自己的祖先，又不许来自现存的文明竞争对手，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更不要说遥远中国人，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消失的文明中去挖掘历史、创造历史。古希腊，古埃及这些已经消失的上古和远古文明于是就纳入西方一脉相承的文明传承史。他们惯用的办法是，按照需要拔高美化当年的文明程度，修史以达到古为今用，白化当时的人种以暗示种族的传承。然而据古埃及古希腊的人类学考古证明，无论是古埃及还是古希腊人，他们都是生活在低纬度的深色人种，甚至和现在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种都没有血统关系，更是跟白种人不沾边。但是在西方人的历史文学作品里这些创造了古老文明的先人们无不被西方人种化和现代文明化演绎。

为了让世界对西方文明史从古希腊到现代一脉相承深信不疑，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历史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经年累月的填鸭式洗脑，谎言在自然而然，神不知鬼不觉中变成真理。以至于如此多食用西方营养长大的专家学者已经把西方的史观当作一种信仰，誓死捍卫，不容许任何挑战和质疑，认为何新对古希腊史的质疑是大逆不道。

不可否认，许多学者和游客被希腊土地上壮观的石头建筑遗迹和众多考古发现所震慑，心悦诚服地臣服在希腊文明-西方文明的光环之下。其实也正是这些古代遗存的庞然大物和精美的艺术品让文艺复兴时代的托古者们忘乎所以，以至于编造出连基本逻辑都顾及不了的诸如300万字《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这样的超级巨著。或许他们想模仿圣经，为刚从黑暗中世纪走出的欧洲塑造一个全新的现代文明时期的神或上帝，却不小心被西方以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推广到日趋世俗化的全世界，成为现代科学论证下的笑柄。

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宗教方式推广他们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当今世界无数喝西方奶水长大的文人雅士对西方演绎拔高过的古希腊神话抱有宗教般的迷信。的确，他们花费毕生精力学习、研究，终于拿到博士，自认为满腹经纶，可以每天用知识教化别人和炫耀自己博学多识的时候，却突然有一天被指出美轮美奂的古希腊文化圣殿实则建在经不住历史洪流冲刷的沙堆上，情何以堪。为保住饭碗、维护博学之士的美誉，也要为保卫那个海市蜃楼奋争到底。

所以在中国，同迷信西方的公知们讨论《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真伪，就如同问一个基督徒是否有上帝存在一样，问的清吗?这就是迷信或宗教信仰的力量。

世俗社会的中国，很难理解西方式的通过伪造历史，通过造神，占据道义、文明制高点，进而垄断全球话语权的用心。然而中国社会只有看清这一点，才不会稀里糊涂地被人洗了脑还蒙在鼓里，中华文明才不至于被人踩在脚下，还为人做嫁衣裳。

本文作者是熊向晖之女，新华社高级编辑。熊向晖，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虽然我对历史虚无主义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每天都能接触到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一共就打死851个人等，比如国民党打了多少次大会战等等。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到这种程度了，我们确实应该很有必要谈一谈了。

现在出了这么多的国粉，我就纳闷了：他们能够获得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资料，怎么就不能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呢？到底是谁在篡改我们真实的历史？

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当时都是热血青年，他们都怀抱着救国救民的梦想，如果国民党真是在积极抗日的话，如果国民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的话，那么共产党根本不可能会吸引他们。这些上过大学的热血青年，都有自己的判断力，又不是傻子。共产党吸引了这么多人，八路军吸引了那么多人，新四军吸引了那么多人，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很多大学生都被吸引过去了。

有人说共产党骗人，可是光靠骗也不能骗八年啊？再说也不能骗到那么多的人啊？我父亲说他当时接待过陈嘉庚，他带着海外华侨的热情要回国支持抗战。但是，国统区让陈嘉庚非常得灰心，直到到了延安，他才看到了希望。还有一个孙科的内侄，他从夏威夷跑回中国来参加抗战，找到孙科，但是重庆的做法让他很看不惯。后来有人把他介绍给周恩来，然后就到了延安，他在延安呆了八个月，这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岁月了。后来他回到重庆，老讲共产党好，蒋介石就不满意，把孙科吓坏了。再后来，新中国成立，他就带着刚结婚的老婆从美国又回到中国来。

共产党能吸引那么多人，包括孙科的内侄和他的新婚夫人，这不是偶然的。后来，我认识了他们的女儿，女儿说她妈妈参加过新中国的建设，虽然很苦，但是她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就在中国的十来年。她说，共产党代表着一种希望，他们几乎一夜之间就解决了很多问题。共产党骗人能骗到这样的精英吗？如果共产党不抗战，如果共产党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能吸引那么多高层次的人才吗？

国粉们总是在吹牛说，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多么有效，打死了多少日本人。可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国民党越打土地越少，一直丢了大半个中国？一直到了1944年，还是一直在失败。而共产党是在打游击战，反而在敌占区越打地盘越多，那一亿人口不是从蒋介石那儿得来的，是从日本人手里得来的，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收复国土。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还有一些国粉们说，八路军就三个师，新四军就那么点人，怎么可能抵抗那么多人？我告诉他们说，共产党打的是人民战争。他把最广大的人民都调动起来，积极投入到抗日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这里有很多现成的例子，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地雷战和地道战就是人民战争的运用。

现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打掉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打掉的是人民英雄，打掉的是指导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抗日战争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最辉煌的时候，等于在根据地建立了一个新中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的中流砥柱，肩负着民族的希望，他所领导的人民战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们当时是做得相当出色的，因为得到了至少一亿人的认可。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们这些优良的传统没有保存下来，而是被有意无意地抛弃掉了。我们的一些领导也开始把我们优良的传统给抛弃了。

有一次，我父亲陪着胡宗南和白崇禧从西安到延安去，碰上前面塌方了，于是他们就只带着司机和警卫，找到一户人家借宿。晚上，胡宗南就跟白崇禧谈心，胡宗南就问：咱们和共产党斗，你觉得行吗？白崇禧就说国民党往上走，共产党往下走，上层人少，下层人多。连白崇禧都认识到共产党在发动和团结下层人，并认为取得下层人的心，是制胜的关键。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还有谁在走下层的路线？我们把自己的传家宝给丢了，这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白崇禧和胡宗南谈话的那个晚上，夜里外头下大雨，屋里头下小雨。老两口和媳妇三口人在家待着，白崇禧想解手，于是就拿起一个瓦盆要当便盆，结果媳妇一把夺过来说：我们家就剩下这两个宝贝了，你想用来尿，这不行。白崇禧就在屋里解手，勉强凑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雨停了，我父亲联系上了他们，白崇禧当时对父亲说：穷成这样，不革命行吗？

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下泛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共产党把自己的传家宝丢了，我们抛弃了我们优良的革命传统，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会让这种讨论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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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我们要如实地、科学地叙述近代以来我国所走过的道路，要让我国各族人民知道中国道路从哪儿来，到哪里去；中国为什么不走别的道路而要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间是相互对立、相互否定，还是递进发展、有机统一的关系；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是一部完整的历史，还是一部相互分割的历史；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准确、科学、辩证地认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统一性、完整性联系在一起，都与准确、科学、辩证地认识中国道路的统一性、完整性联系在一起。只有科学地回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是一项完整事业”这一重大课题，我们才能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动摇，不断增强走这条正确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不断拓展这条正确道路的丰富内涵，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仅仅把它放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中来认识。近代170多年来中华民族对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对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担当，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历史；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对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艰辛探索和开拓，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和历史背景中开辟、形成和发展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源流、形成脉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连续性、不可分割性和有机统一性。我们要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懈探寻救亡图存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中，深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源头；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地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深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而建立的历史功绩中，深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从而倍加珍惜中华民族历经艰辛而最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和有识之士对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的不懈探索、长期奋斗而形成的正确道路和历史选择；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艰辛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成功开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历史选择。

　　在近代以来我国17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顺应和创造性地运用了我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成功地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前，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存在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是真正地反思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真实，而是通过歪曲、贬损、丑化、恶搞历史以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它的危害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忘记、割断、孤立、粉饰自己的历史不行，歪曲、贬损、丑化、恶搞自己的历史也不行。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特别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历史的认识和解释，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正当性、政治正当性和意识形态正当性的重要内容。各个政党、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维护一个政权还是推翻一个政权，都高度重视对政党、国家历史发展的认识和解释。

　　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现代化与伟大复兴的不懈探索、长期奋斗的历史链条中来认识，就会历史地、深刻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之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然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却可以追溯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建立新中国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放到近现代以来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进程中，放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实现民族现代化和伟大复兴之路不懈探求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进程中，尤其是放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中国革命道路、建设和改革道路艰辛开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进程中，才能更加深刻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这一正确道路是历史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的完整结合；这一正确道路是党的历史、新中国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与世界发展潮流相结合唯一正确的道路抉择，是建党90多年来、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唯一正确的道路抉择。任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近现代以来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相对立起来的观点、任何把党的历史与新中国建设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相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都是错误的、片面的、有害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连续过程，而不是一个断裂、分离和互不相关的过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深刻教训。

　　我们必须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曲折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整体、实践整体和发展整体。只有从这样的历史整体、实践整体和发展整体的认识中，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历史脉络与历史源流，我们才能完整地理解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连续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从这样的历史整体、实践整体和发展整体的认识中，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前赴后继、不懈探寻、一脉相承的历史结论!只有从这样的历史整体、实践整体和发展整体的认识中，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为什么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我们首先应该看到，是经过长期不懈奋斗而形成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才使我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性转变，进入到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成功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实现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了走上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阶段。尽管这些探索既有成功，也有失误，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误，都成为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宝贵经验和必须永远记取的沉痛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准备和组成部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实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我国从此进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逐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最终得以形成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经过90多年来的不懈奋斗，最终形成的重大实践成果,是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只是其中的不同阶段，它们是互为联系的历史链条，构成一个递进的历史过程。

　　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世界发展潮流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从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五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离不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对完成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的不懈探索，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离不开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从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文明成果，离不开社会主义思想自产生到发展的世界潮流，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正是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社会主义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运动中，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进程中，中华民族成功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它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和时代要求，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注重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因而对世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他还深刻指出，到本世纪中叶，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国民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的时候，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般地说，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统一性，并不必然要求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性。相反，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必然形成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由于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来，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耕地少，发展不平衡，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越南、古巴等国的社会主义，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例如，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以及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和政治智慧，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有社会性质的统一性

　　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人认为，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变迁，认为这是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和新中国建立性质一样的，使我国社会发生了本质变化的一次历史性事件。这是一种非常容易模糊人们思想认识的观点，需要做必要的澄清和辩明。　　

　　对历史的认识，从来就是与对现实的认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相互关系如何认识，既是一个对历史的认知问题，也是一个对现实的认知问题。如何认识这样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相互关系，必然影响现实中人们对我国这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性质的认识，必然影响到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发展的认识。现实中，凡是把“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相互否定，就极易造成许多错误、片面的思想认识，要么用“毛泽东时代”怀疑、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新时期，要么用改革开放新时期否定“毛泽东时代”，要么怀疑、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要么怀疑、反对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要么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我们只有把改革开放新时期看作是与“毛泽东时代”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和进步性的发展关系、递进关系，我们才能深刻认识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辩证统一性、历史发展的进步性，自觉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对我国自184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曾集中概括为“三大历史性转变”：“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纵观这“三大历史性转变”，前两大历史性转变，事实上讲的是一种根本性质的历史性转变，即以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标志，我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后一大历史性转变，事实上讲的是在社会主义根本性质统一性的基础上实现的历史性转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创举。把这“三大历史性转变”联系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我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后，为接着完成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而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自1840年以来，我国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扫清障碍、创造前提、奠定基础。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民经过100余年的英勇奋斗，经过无数仁人志士的艰辛探索，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和流血牺牲，终于使中华民族认识到一个为实践所证明的真理：只有以社会主义引领前进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力量，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符合中国特点和自身规律的革命道路，才能成功走上完成近代以来我国第一大历史任务的康庄大道。中国革命道路积累、形成的宝贵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两者是一脉相承、历史推进的关系。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3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曲折发展的基础上，为着力完成近代以来我国的第二大历史任务——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30年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一曲折的发展历程，虽然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重大的挫折，还有严重的失误，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制度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财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迅速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基本统一、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开始了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随后又探索出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并着手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着力推进实现中华民族的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辉煌的成就”与“惨痛的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超越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沉痛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正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从这一最大的国情实际出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避免或少走弯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实现由“革命”到“建设”的重大转变，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党开辟、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以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为起点和根基的。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进程中，为全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奋斗目标而开辟和发展出来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是兴国之道，这是深入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也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找到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才能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格局，不断拓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这条康庄大道越走越宽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中国建立后长期不懈的奋斗目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完成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一历史任务的根本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指向。而“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事实上是改革开放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具体体现，是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的前提下进行的。

　　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质是通过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由不合格、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作者：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多次批评了那种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观点。他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页）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共产主义理想前进。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人老调重弹，宣扬“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鼓噪声再次泛起。为了抵御错误思想的侵袭，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关于坚持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论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一、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某些鼓吹“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人，也看到了这个事实，所以总是通过攻击马克思主义来否定共产主义理想。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空想”，“共产主义是虚构”。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

    习近平总书记把坚定理想信念同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对领导干部的学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要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不断领悟，不断参透，做到学有所得、思有所悟”，“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同上书，第5页）

    为什么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呢？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也可称为科学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能是空想。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说，当马克思和他在1847年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还是一种“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陋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1页）这时工人运动还没有科学理论来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新的科学世界观，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同时也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党宣言》就是受这个同盟的代表大会委托为它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既是马克思主义问世的标志，同时又是共产党诞生的标志。这一事实表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同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是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它的全部理论为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逻辑严谨的论证。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亿万人民的实践，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步前进的历程，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为它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证明。

    党员干部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就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研读。对于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变成科学的问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的著作中做了系统论述。这是我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不能不认真研读的著作。恩格斯1877年撰写的马克思传略《卡尔·马克思》和1883年3月发表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论述马克思生平和思想的两篇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恩格斯着重指出，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他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是马克思一生中“两个伟大的发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45、461、546页）这些论述告诉我们，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来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关键是要学习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

    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论述“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时，对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做了深刻阐述。

    第一，学习掌握唯物史观是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6页）这个论断一语中的，指明了能不能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根本”就在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否牢固。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剥削阶级偏见的影响，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被唯心史观所统治，即使是费尔巴哈那样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也陷入了唯心史观。直到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马克思总结人类文明发展优秀成果，创立了唯物史观，才“在整个世界观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57、459页）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因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社会发展是由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从此，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共产主义不再是空想，而是被马克思揭示出来的、由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决定的历史的必然。可见，对于人类思想史来说，唯物史观的产生是一个根本变革；而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通过学习树立唯物史观，就是解决好世界观这个“总开关”的问题。因此，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为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奠定世界观、历史观的基础。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习近平总书记说：“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7页）这一论述根据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运动规律，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在唯心史观支配下，都是从空想出发去谈论所谓“一般社会”应当如何如何，而马克思抛弃了他们虚构出来的“一般社会”，专门去研究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10页）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研究资本主义，写作《资本论》。他研究了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极其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活动规律。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时，他的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62页）通过这样的研究，马克思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恩格斯概括地指出，生产已经是社会的活动，而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占有，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不相容，“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5页）这一基本矛盾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冲突的萌芽，正是它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社会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不是个人的对抗，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对抗。因此，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并不是由哪一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必然导致的结果，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趋势。

    看不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长期性，就不能深刻理解它的必然性。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同时，又指出这“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他还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7页）

    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表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由于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沙皇俄国，后来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等国家取得了胜利，表明这些国家的特殊国情已经使其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当代世界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迅速加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等高新科技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显示出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我们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提出两个“决不会”的同时，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地位，他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这就告诉我们，两个“决不会”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是统一在一起的，这种统一正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表现。我们既要看到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的长期性，又要看到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最终消亡的必然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论》在西方发达国家成为畅销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新引起世人重视，人们纷纷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寻求当代社会问题的答案。这一事实再次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我们必须把认识共产主义理想的长期性和它的必然性统一起来，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向着远大理想前进。

    二、把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起来

    警惕“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对党员、干部思想的侵蚀，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最高理想和现阶段理想的统一，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

    1.坚持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党章规定的誓词包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某些宣扬“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人嘲笑说：“没有见过共产主义，愣是要为此奋斗终身！” 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在这些观点背后，隐藏着一种把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割裂开来去看共产主义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也是有些党员干部不能认清“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的谬误的一个认识论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开始，就把它看作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标志着唯物史观成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尽管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却只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决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他们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539页）可见，共产主义既是科学的思想体系，又是这一思想体系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既是一种社会制度，要是以实现这一社会制度为最终目标的现实的运动。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有了共产主义运动。它在实践中不断前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正如1982年党的十二大所指出的：“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科学共产主义已经经受了一百多年的实践检验。

    某些人以“没有见过”为理由讥讽为崇高理想奋斗，这无异于根本否认一切社会理想。因为理想之所以为理想，正因为它还不是实际存在的事物。科学的理想来自现实，又高于现实，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转化为新的现实。今天的现实，可能曾经是昨天的理想；今天的理想，可能成为明天的现实。“没有见过”，才名之曰“理想”。理想一旦成为人皆见之的现实存在，就不再是理想，而被新的更高的理想所取代了。只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支配下的不思进取的庸人，才拒斥和嘲讽一切“没有见过”的理想，把现存社会凝固化、永恒化，当作他们的“理想”。某些人宣扬“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的实质，就是把资本主义永恒化，宣布为“历史的终结”，对抗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这就是他们的“理想”。

    科学共产主义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不在于人们“见过”或“没有见过”，而在于现实中是否有其客观根据。共产主义理想的客观根据，就存在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列宁说：“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255—256页）马克思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内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其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历来反对幻想式地去预测未来。1881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写信向马克思请教：假如取得了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马克思在复信中严肃地指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这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因为，“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58页）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严格的科学精神，共产党人没有陷入空想，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远大理想前进。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1949年之前是“没人见过”的理想，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在20世纪末之前也是“没人见过”的理想，但它们都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奋斗中变成了现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管今天仍然只是美好的梦想，但是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的奋斗目标一个接着一个从理想变成现实，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实践对共产主义理想必然实现的最强有力的证明。

    2. 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某些宣扬“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的人质问：“假如你们真的相信共产主义，为什么不把财产都充公呢？”还有人说：“听说又要搞共产主义了，是不是要共私营企业主的产啊？”散布这样的论调，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居心叵测：或者是企图用“激将法”诱导超越阶段的错误，或者是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曲解为对私营经济方针政策的改变，蛊惑人心，都是要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最高纲领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的统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纠正了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左”倾路线的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提出了由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有机构成的纲领，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在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曾经发生过超越阶段的刮“共产风”的“左”倾错误。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成熟起来。党经过艰难探索，认清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6页）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经的阶段。邓小平明确指出了这个阶段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在民主革命时期，党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在心中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两个明确的目标，同时又把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践区分开来，既不能失掉将来的大目标，又不能超越现阶段的目标和政策。在今天，如果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就会模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迷失前进的方向，失去精神动力；如果忘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就会脱离基本国情，背离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6页）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为现阶段的目标奋斗，就是脚踏实地向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某些人宣扬只有把财产“充公”，才能证明“真的相信共产主义”，这是把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同现阶段方针政策对立起来，设置一个要么否定最终目标、要么否定现阶段方针政策的陷阱。某些人把我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曲解为要改变现行方针政策，是把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同现阶段方针政策混同起来，造谣生事。对于这一类论调，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作者：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近来，中美关系的三件事情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一是美国领导人没有接受邀请出席中国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举行的阅兵仪式；二是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主席仍然按照原计划访问美国；三是美国等12个亚洲、美洲、大洋洲国家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该协议将中国排除在外，很多评论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这三件事，凸现了当代中美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的两个方面。我认为，从总体来看，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合作大于竞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美两国都有一些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也将随之挑战美国在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地位，因此中美关系存在竞争大于合作的趋势。

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经济总量的各类测算指标确实正在超越美国。

据初步核算，中国2014年GDP总规模按照汇率计算已经突破10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7400多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已经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中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201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5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第一目的地国。

然而，由于中美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当代中美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远远大于竞争。

总体来看，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合作大于竞争

中美两国国土面积大体相当，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劳动力数量方面具有优势，美国在人均土地和资源方面具有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超大规模工业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于世界市场的融入，以及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的不断创新，让两国自然的资源禀赋发展为双边经济结构及在世界经济地位中的高度互补。

从农业方面来看，美国平原较多，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可耕地面积远远超过中国，适合发展农业。同时，美国农业科技发达，机械化程度高，农药、化肥、良种使用多。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中国东、中部地区人口稠密，工业、城市、交通和生态用地不断占用耕地，西部地区高山和干旱面积大，可耕地少，因此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对美国的地位构成严重挑战。

从工业方面来看，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从最低端到最高端的各主要工业门类，从袜子到钢铁再到卫星的各主要工业产品，都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而美国则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底特律等一些老工业中心凋零，产业工人流失，中低端产业总体上看已经无法与中国竞争，在大部分军用高技术和一部分民用高技术产业方面仍领先于中国。因此，中国两国在工业结构方面基本形成互补。

从能源方面来看，中国对进口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度将继续扩大，煤炭也已经成为净进口国。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尽管有媒体夸大之处，但美国逐步走向能源自给则是真实的趋势。但是，美国仍然要履行国际责任，为其北约的欧洲盟友和日本谋求稳定、安全的能源供应。因此，中美两国在维持欧亚大陆的两大能源宝库——中东和里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保证其能源持续出口方面，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副主席琼·B·奥特曼先生在应邀访问笔者所在的城市重庆时对笔者说，中东应该成为美中两国在全球事务中全面合作的起始点和试验田。长远来看，美国有望成为中国主要的能源供应来源地之一。

从交通运输方面来看，美国早已过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目前仍拥有世界最畅的铁路里程和大国中最密集的航线，其交通建设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吸取。中国则在本国和全世界大搞基建，成为打动发展中国家人心的法宝，这引起了美国上层精英的注意。奥巴马总统就曾以中国高铁的成功建设和运营激励本国交通业重塑辉煌。在美国2016年总统竞选共和党预选中民意调查领先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有个很接地气的中文译名“川普”。他在最近的竞选演说中200多次提到中国，而且对中国近些年修路架桥的基础设施建设多有称赞。

2015年9月3日，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马萨诸赛州春田市（springfield）兴建的制造基地铲土动工，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发源地、重要的科研和文化中心——波士顿的地铁生产列车。这标志着中国在高技术领域与美国的合作由单方面从美国输入，变成中美双方互相学习。在开工仪式当天，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贝克称“中国中车建厂或将促进当地实现制造业的回归，这对本州来说是一件大事，它可能成为本州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根据中央财办的最新消息，中美经贸合作的三大项目中，除非洲清洁能源项目、建筑节能基金项目之外，备受瞩目的便是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的中方联合体与美国西部快线公司合资建设美国西部快线高速铁路项目。这标志着美国在交通领域已经开始接受“中国标准”，这将对全世界产生强烈而持久的示范作用。

从金融方面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美两国由此形成了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利益共同体。美国在原则上也鼓励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中国金融“走出去”，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红票子在美国及其盟友那里越来越受欢迎，中国赴美游客也发现可使用银联卡消费的商家越来越多。我就曾于去年在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高速公路边的小店里用银联卡刷汉堡吃。

在上述几方面互补因素的影响下，中美经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目前，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统计，中美已经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把欧盟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统计，那么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各权威研究机构纷纷预测，在十年之内，中美贸易额还将超过中欧、欧美贸易额）。2014年，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美国则是中国资本输出的第一大目的地。

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建立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区等国际经济合作的倡议，有的虽然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直接的热烈响应，但由于美国仍是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影响力，美国的盟友和影响较深的国家积极参与这些倡议本身，其实也体现了现阶段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与中国崛起的兼容性。例如，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韩国等美国盟友的第一大海外投资来源国，而海外投资所依赖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和国际安全保障体系，仍是美国主导的。

现在，中美之间平均每周起降250次航班，每天往来人数上万，每年两国民众相互旅游的规模已经达达400万人次。这样频繁、密集的人员往来，正在形成利益共同体，也正在编织着“民心相通”的情感网络。

遗憾的是，美国有部分精英，没有充分意识到中美关系互利共赢的主流，而是片面的放大美国“战略东移”、TPP、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权”问题、中美之间部分工业品的竞争等枝节问题，在媒体上反复炒作，这种状况加剧了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领域的分歧，这也引起了中国不少人对中美关系现状和前景的悲观看法。希望中美两国各行各业的精英，都能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全面认识当代中美关系，形成中美经济关系合作大于竞争的共识。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塑造中美经济关系总体上合作大于竞争的这一共识将对中美两国的内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这将是中美两国16亿人民之福，也有利于世界70多亿人民共享和平与繁荣。

【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美日等国在进行TPP谈判时竟将中国排除在外，英国人罗思义赐稿观察者网认为，美日等国遏制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而且有一套步骤和算盘。但TPP能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呢？罗思义运用经济增长理论推算，TPP不足以强大到阻止中国经济发展。】

毫无疑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美日等反华势力，攻击中国的一种经济手段。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美日等国在进行TPP谈判时竟将中国排除在外。暂且不论中国会作何选择应对TPP，美日等国针对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但TPP本身并不足以强大到阻止中国崛起。因此，明白TPP是美日等反华势力，配合美国新保守派企图削弱中国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就非常重要。

“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新保守派攻击中国的终极目标是地缘政治，而非经济。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s China）指出：“维持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理应成为美国21世纪大战略的核心目标。”也即是说，美国新保守派的构想，不是如中国所倡导的与各国平等相处，而是“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对美国新保守派来说，维持美国地缘政治优势，就必须要阻止中国崛起，这包括阻止中国人民过上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即中国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鉴于中美人口存在巨大差异，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届时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将远远超过美国。

为实现这一地缘政治目标，美国新保守派寄希望于终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他们明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会因分裂主义四分五裂，国家和社会会陷入混乱，经济随之会陷入衰退。总而言之，美国新保守派想让他们成功摧毁苏联的一幕，在中国重演。

从长期战略角度来看，美国新保守派旨在通过攻击中国政治层面——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来实现其目标：引入西方式政治制度，终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允许中国经济私有化引发经济衰退。在此战略之下，美国新保守派攻击中国的顺序，与其摧毁俄罗斯时的方式如出一辙：首先是政治攻击，然后是经济攻击。

然而，正如拙文《美国反华派为何在中国股市震荡时使新招？》所分析的一样，美国新保守派的计划在中国推行的“四个全面”政策面前碰壁了，他们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幻想也破灭了。因此，新保守派攻击中国的战略顺序不得不作出改变：中国经济将首先受到攻击，其目的是，削弱中国经济，引发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终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造成中国国家地位下降、丧失地缘政治优势。

因此，新保守派攻击中国的顺序必然要首选经济，然后才是政治。TPP在此战略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TPP削弱中国的步骤和算盘

削弱和减缓中国经济的手段，必然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逆向而行。如果新保守派能给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制造障碍，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放缓或受阻。因此，通过分析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会充分明白新保守派攻击中国的计划了。但这需要正确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拙文《中国经济增长核算法要与时俱进》，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是特殊国情还是普适规律？》对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曾作了详细分析。经济增长来源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递减次序分析如下：

推动产出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我们所知的“中间产品”，即一种专门生产的物品（比如汽车零部件）在成为最终产品（比如汽车整车装配）之前处于加工过程中的产品。之所以说他对经济产出最重要，因为它反映了劳动分工的细化，而且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率。

TPP涵盖下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只是国际层面下的劳动分工/劳动专业化而已，这是为何所有的研究都证实，一个经济体越开放、越国际化，它就会越多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其经济发展速度也会越快。当然，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

比如，以如下几个国家为例：

• 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对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作出细致的研究后，在其所著的《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Productivity and US Economic Growth ）指出：“中间投入是目前美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中间投入的贡献超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的贡献。”就贸易和投资而言，美国经济在二战后更为开放与更为国际化，这是美国为何避免了内战时期美国封闭型经济引发危机的原因。

• 三位韩国经济学家Hak K. Pyo、Keun-Hee Rhee和Bongchan Ha，对原材料的中间投入研究发现：“各要素对韩国产出增长的贡献顺序依次为：材料、资本投资、劳动力投入、全要素生产率、能源。”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和孙琳琳，对1981-2000年间所有主要经济体中经济最为开放的中国大陆的研究发现：“中间投入增长是中国大多数行业产出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因此，TPP的目的是削弱由国际劳动分工所带给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从而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因此被削弱，那么中国有可能如新保守派希望的迫于压力而加入TPP，而TPP反对针对国有企业补贴的条款，会成为他们攻击中国的下一个策略——即强迫中国国企私有化，因而进一步削弱中国经济。

下面，我们再谈谈其他增长来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看TPP对中国经济影响到底能有多大？

• 全球第二大增长来源是资本积累，其对国际所有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对世界20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 。

• 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重要来源是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技能与教育）提高，其对所有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对世界20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

• 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小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其对所有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对世界20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仅为9%。

因此，美国新保守派只能寄希望于最有效的方式，以寻求阻碍中国经济发展，阻止中国参与劳动分工，降低中国的资本积累水平。

在把增长来源的贡献顺序进行一番梳理后，可以明显看出：美国新保守派的政策只能在某些领域对中国进行有效的攻击，在阻止中国国内的劳动分工/劳动专业化方面所能做的有限，这是因为中国物流体系的发展使得中国不同的经济地区，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货物与服务交易，这也使得中国拥有最成功、最专业的零部件制造商等。

同样，美国也没有能力，显著影响中国的劳动力投入（比如人口政策）这个关键因素。即使美国试图阻碍中国发展教育和提高劳动力技能的能力，例如限制中国学生留学的能力，此种影响也会微不足道。

因此，美国新保守派只能设法通过攻击拉动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以削弱中国经济发展潜力：

试图阻止中国从国际劳动分工中受益——这是TPP的作用；

忽悠中国降低投资占GDP比重，从而逐渐降低其资本积累。

一旦了解各增长来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会明显看出TPP在新保守派攻击中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TPP本身不足以强大到阻止中国经济发展，但它是美国新保守派攻击中国的全面战略的一部分。

当地时间5日，美国等12个国家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TPP”)部长级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宣告历时5年多的TPP谈判画上句号。

TPP谈判结束引来“蝴蝶效应”，将远在太平洋西岸且未参加谈判的中国“裹挟”其中，虽然中国官方回应对TPP持开放态度，但民间不乏有“中国被边缘化？”、“中国要混不下去了！”的唱衰论调以及辩驳，观察者网曾刊特稿，集合各方评论干货。

就在舆论热烈讨论的当口，今天，新华社发布了一篇文章《中国自贸区朋友圈不断扩大 开放步伐从未停止》，虽然通篇未提TPP，但是“意味深长”地指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化程度持续加深，近年来中国自贸区（FTA）朋友圈不断扩容。这不仅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这种“以开放促改革”的作法也有力推动了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

文章说，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19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 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除韩国、澳大利亚以外，自贸协定均已实施。

（点击查看大图）

另据观察者网查询，目前，中国正在谈判的自贸区有5个，包括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含东盟10国和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区、中国-挪威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另外正在研究阶段的自贸协定有5个，涉及5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哥伦比亚、马尔代夫、格鲁吉亚、摩尔多瓦。

据悉，目前TPP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与前述和中国签订、在谈、研究的FTA国家有大量交集，例如，TPP中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和智利都与中国有双边贸易协定；而东盟“10+1”里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也同属TPP成员国。可见，TPP成员国与中国仍有贸易上的“亲密”关系。

今天，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公共号侠客岛（ID：xiake_island）发文分析称，中国不加入TPP也没关系，因为TPP注定不是铁板一块。如何破？一方面可以在自己国内搞自贸区探索，比如上海自贸区。另一方面，既然TPP想搞“团伙”，那中国就搞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有媒体形容TPP是网状结构，中国搞的是轮轴—辐条形结构。其实中国老祖宗早就有这个故事了——苏秦的合纵怎么被张仪破的？连横！

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稳步推进

今年6月中旬签署的中澳自贸协定在内容上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已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整体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根据协定，中澳各有占出口贸易额85.4%的产品将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最终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达到100%；中国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分别达到96.8%和97%。

中韩自贸协定于今年6月1日签署，是中国迄今对外签署的覆盖议题范围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根据协定，在开放水平方面，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均超过税目90%、贸易额85%。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17个领域，包含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21世纪经贸议题”。

中瑞自贸协定于2014年7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和全球经济前20强国家达成的第一个双边自贸协定。根据协定，瑞士对中国99.7%的出口商品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实施零关税，中国也将对瑞士84.2%的出口商品最终实施零关税。

2008年4月7日，中国和新西兰签署自贸协定。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从2008年10月1日起逐年降低自新西兰进口乳制品关税，并于2017年1月1日前取消鲜奶及黄油、奶酪的关税，于2019年1月1日前取消奶粉关税。

除已签署的自贸协定，多项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也在快速推进，包括中国与斯里兰卡和挪威的自贸谈判，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此外，中国还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RTA）联合研究，正与哥伦比亚等开展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

中国加快双边自贸谈判步伐，不仅推动了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给民众带来更多质优价廉的商品，也为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多边自由贸易框架不断完善

从中日韩自贸区到东盟加6国自贸区、再到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自贸区，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到筹划中欧自贸区、再到推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国参与其中的区域和跨区域自贸安排呼之欲出，既推动了区域经济融合，也有助于完善以开放和共赢为宗旨的多边贸易体系。

东亚地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自2012年11月启动以来已进行多轮。3国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合计超过16万亿美元，占世界20%以上。此外，3国对外贸易额近7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额的20%以上。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有利于发挥3国产业互补性，提升3国贸易水平，促进区域价值链进一步融合。

而在更广区域，东盟10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6国间的自贸协定（“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各方已就货物贸易出价模式达成一致，同意力争于2015年年底前实质性结束谈判，并在2016年内尽快解决其他技术性问题。RCEP涵盖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经济和贸易规模占全球的30%。

鉴于亚太地区存在数十种大大小小的自贸协定，中国在去年11月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会议上决定，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希望以一套“亚太交规”来打破自贸协定过于碎片化的“意大利面碗”困境。

在这一问题上，中美已达成共识，双方将同其他成员一起落实好《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包括开展并在2016年APEC领导人会议前完成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

推进开放战略促经济转型升级

除了对外构建层次立体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安排，在国内设立高规格的自由贸易区也正成为中国开放政策的新举措，有力推动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过去，我们进口一些研发的样品可能需要两三周的时间，而现在只要3到4天，”谈及落户上海自贸区，美国药典委员会副总裁兼中华区总经理冯兵兵如是感叹，“当我们的进出口通关时间缩短到这么几天的时候，我们几乎和国外没有区别，这是自贸区一个很大的优势。”

在自贸区设立之前，美药典并不具备在中国设立全球研发中心的条件。然而，得益于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开放政策，美药典得以实现到中国创业的梦想。过去两年来，从负面清单管理到商事登记改革，从通关便利化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从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到人民币跨境借款……上海自贸区通过一系列改革创新，成为中国对接国际商贸规则、构建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窗口。

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4大支柱。这4方面的改革相辅相成，叠加效应显现，形成巨大辐射力和引领力。

耕耘改革试验田的不止有上海。今年以来，福建、天津、广东自贸区相继挂牌，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区域特点，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开放措施，与国家“一带一路”“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等发展战略有力呼应，形成多点开花、百花齐放的自贸区试验矩阵。它们在简政放权、投资贸易便利化和金融改革等领域取得的有益经验，将向全国推广。

澳大利亚创新金融研究院院长郭生祥说，中国自贸区战略范围稳步扩大，改革措施扎实推进，成为金融改革的重要抓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在资本项下放开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为经济注入新活力。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凭借自贸区这样的开放经济最前沿、新高地，中国要争夺国际经济运行中的主导权，跟踪研究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从单纯的“接轨国际惯例”转向“推动规则演化”，以实现国际经济贸易的平等互利。

观察者网综合新华社、海外网-侠客岛、商务部网站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