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而历史虚无主义却打着“反思历史，还原历史”的旗号，按照自己的政治诉求，任意否定、歪曲历史，颠覆科学的历史结论，制造思想混乱。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厘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发生背景与具体形式，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运用正确历史思维分析现状、认清趋势和把握未来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特邀北京大学教授梁柱老师来系统分析一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相关内容，并谈谈如何正确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保持历史清醒。

访谈嘉宾：梁柱（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

 

一、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

梁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我们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为什么却出现这样的思潮呢？我想大概有两方面原因。

一个原因，从国际方面来看，一个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这是低潮的产物。从80年代，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处在困难时期，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跌入了低谷。我们说革命，特别像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前进和后退交叉出现的。所以低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低潮反应在我们队伍的内部，有些人就会悲观失望、惊慌失措、另找出路，不相信我们的理想了，不相信我们的制度了，不相信我们道路了。所以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一些举旗的人，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人，这就是低潮现象。同时，也是西方对中国，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物。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用一切办法来向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向中国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念，输出他们各种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并从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希望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发生变质，产生各种思潮。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正是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呼应。

这股思潮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仍然顽固地表现出来，这其中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观原因就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定时期内不能做到邓小平所提出的两手都要硬，不能对这种错误思潮进行英勇的亮剑，所以使他们有恃无恐。但这个思潮对我们危害极大，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梁柱：这个思潮的表现形式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从我们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了纠正社会主义；从我们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走到了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从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走到了否定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合理性；从丑化、扭曲中国人的形象，走到了否定我们五千年的文明。

 

三、历史虚无主义是以学术面目出现的伪科学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是以学术面目出现的，但却是一种伪学术伪科学，是服从于它的政治属性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有非常明确的政治诉求，那就是为了颠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它采取一切造谣、捏造、无中生有的手段来任意改变历史。

 

四、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英雄人物 

梁柱：没有英雄的国家是悲哀的，有了英雄而不加以尊重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是一种象征。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我们党的斗争历史，都充满着千千万万的英雄。这些英雄在今天却受到了一些人的亵渎，比如我们说黄继光堵枪眼，他说是不可能的；我们说邱少云忍受了被火烧，一动不动，他认为超出了生理界限是假的；再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把它说成是偷老百姓的东西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用事实说话，要维护我们的英雄模范人物，这是不能亵渎的。因为亵渎我们的英雄，就是亵渎我们的民族。所以他们这种言论出现以后，引起人民公愤并不是偶然的。人民群众是有是非观念的，我们要相信这一点。

 

 五、年轻人应该继承先烈遗志

梁柱：今年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经常说，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世世代代都不能够忘记这一场战争。这一场战争的的确确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这一场战争的胜利的的确确是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我们年轻人要继承先烈的遗志，要有不可动摇的爱国、报国之心。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有最深厚最圣洁的爱国情感的中国人，有最敢于担当的报国精神的中国人，这样才能把我们国家建设强大起来。要用我们国家的强大，来回击想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这样的残余势力。要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主权。要捍卫我们的安全。

我们的前辈做了英勇的牺牲，一代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年轻人要有高度的爱国责任感，这样我们民族复兴的任务就一定能够实现！

 

很多老同志有回忆录。时间和精力允许，回顾从青少年时代走向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经历，总结一生，对后人有所启示，也是向党和人民的汇报，作为党史、军史、国史的一些补充，很有意义。

我和力群同志的经历有点接近。“七七”事变以前，我们都在北平上学。在我们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天天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爱国群众和进步青年的黑暗现实。那时候如饥似渴地读进步书籍，苦苦思索救国救民的道理，后来接触到共产党，就豁然开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投身到党的队伍。

我们党培养干部，有一条叫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我们这些人从延安整风的时候开始懂得，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知识分子一定要和工农相结合。抗战胜利以后，力群和几个同志徒步从延安到东北。路过晋西北，亲见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情形，深感正是这些贫苦百姓，在艰难中支持我们的党，舍生取义，拼死抵抗侵略者，继承和延续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那时候各地急需干部，到处都想“截流”他们，安排在县委、地委机关。他一个心思，就是要到基层。他在吉林榆树县的一个区里，贯彻中央的《五四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大刀阔斧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和浮财给贫苦农民。翻身农民的政治激情高涨起来，到处涌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干部带头上战场的“参军热”，迅速扭转敌强我弱的局面，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为了和平解放新疆，他作为中央的联络员，奉命带一部电台进去，在各民族上层人士中间开展工作，同时深入了解、向中央及时报告农牧民的生活状况和政治情绪，是得到毛主席的肯定的。后来在中央办公厅和《红旗》杂志社，调查研究，深入群众，也成为他的经常性工作。

“文化大革命”是对领导干部的冲击，也是一种党性的锤炼。后来知道，无论怎么斗、怎么压，力群都坚持说真话，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五七干校五年半，有空就接触当地群众，白天挨批斗、劳动，每天晚上三个小时读书。他的自述中有一个书单，从《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和一大批其他历史著作、中外文学作品。一部《资本论》，一字一句读了三遍。还完成了《学习〈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初步整理了《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他说，在干校的读书和写作，为1975年恢复工作，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帮助邓小平同志进行整顿，做了很重要的准备。

党的十三大以后，力群退出领导岗位，年纪大了，听力、目力衰退，仍然孜孜于读书和写作，特别是按照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承担起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编纂国史的任务。应该说，他是很合适的人选。不负中央的重托，2012年，他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和前四卷，经中央审定正式出版。这也是对他晚年为党和国家工作的认可了。

读力群的自述，想起两位老一代革命家对他的评价。王震同志在新疆和他一道工作，称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两人相约，谁死得早，活着的人就负责把死者的骨灰撒到天山。他完成了王老的嘱托。“文化大革命”以后，先念同志说：力群这个人，浑身骨头没有肉。

力群的骨头是硬的，有一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情、骨气和原则性。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只有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谈到牺牲的同志，谈到老百姓的生活艰难，他会禁不住掉泪。谈到相熟的同志，他总是说，这个同志有什么长处，做过什么好事。对他来说，误解、毁誉、个人的荣辱进退，一概置之度外，认准的真理，就坚持下去。对待自己的同志，有话说在当面。对一些同志的批评，不能保证每一句话都正确，但是总是善意的、坦诚的，从来不做对党不利的事情。和力群一起在《红旗》、在研究室工作的同志，尽管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对力群正派耿直、勇于承担责任和保护同志的品质，看法是一致的。

我亲听小平同志说，力群是我们党的理论家。这是很高的评价。共产党的理论家，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和中外文化的根基，并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和解决现实问题。他是称得上这样评价的。力群多年做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面对歪曲党的理论和历史、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敏感，总是勇于挺身而出。到底是随风偏倒的小草，还是独立支持的大树，在社会的大变革中间，很容易区分出来。力群年届百岁，他的历史，已经给他写下了结论。

我想，读力群的自述，老一点的同志会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年轻同志会从他的一生中看到，一个从旧家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怎样成长为一个党和人民需要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邓力群自述：1915—1974》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股市走到今天这一步，直接原因大家都没有异议，那就是证监会对杠杆管理不当，加上舆论塑造不当。结果是跌起来没底，救起来不容易。

那么，是不是从一开始证监会就不该管，国家舆论导向就不该有？现在是应该把一切交给市场，还是要兢兢业业救市？未来要如何改善市场制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对金融市场本质的认识问题，本文专门憋着等到陈平教授和史正富教授的文章贴出来再交稿，就是为了踩高手的肩膀，可以提升讨论的层次。

唱牛和救市 都是大国阳谋

陈教授论均衡理论的不存在，加上史教授论双层市场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从金融市场的本质出发，理解政府塑造这一次牛市的意义和当前救市的必要性。

科学意义上的非均衡说的是，任何制度设计都不能实现新古典理论强加给金融市场的殷殷期许，尝试让金融市场自动均衡并有效配置资源，就是在设计注定失败的永动机。当前的牛市并不需要满足永动机的标准，如果政府的牛市目标既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又能安全的做起来，就应该做。

同样的结论可以从史正富对“双层市场“的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中得到：股市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股票价格的形成机制服从贵买贱卖、追涨杀跌，这是正反馈而非回归价值的负反馈。

特别重要的是，史正富指出，大众的投资行为——可以叫做主流偏见，也可以叫做理性预期，还可以叫羊群效应或者价值发现等等不同的名字——都是资本-权力-市场三者共同形塑的结果，在任何一个股票市场中，谁掌权，谁就制造他自己的牛市和牛股，以及别人的崩盘。

这不是阴谋论，都是青天白日下的阳谋。

从我的角度，可以顺手再为金融自由化的棺材钉一颗钉子：当美国金融市场规则不符合自由化理论时，其运行就比较稳定，较为符合新古典理论的期望；而当美国金融市场规则自由化政府不插手时，其运行完全不稳定，从黑色星期五到次贷危机，投机造成的内生泡沫和危机一个接一个，和新古典理论的期待相去远矣。

证据就是，我们发现自大萧条以后，以八十年代里根自由化改革为分界，之前的美国监管严格，股价运动并无产生泡沫和危机的正反馈机制；之后，正反馈机制逐渐加强并在九十年代后进入高潮，导致危机频发。

这个发现并没有关于交易者是否理性、信息是否充分、供求是否均衡之类的任何假设。只需要承认市场价格的运动是很多交易者交易的结果，就可以从无假设的一般群体随机过程计算出危机爆发点，并且诊断危机。因此，这个事实足可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而新古典自由市场理论不能解释此事实。

股票价格形成的基本原理说明，其运动和企业的某种客观内在价值没有特别大的关联，相反，企业经营往往是股票价格的结果而非原因。试想，如果不是资本在互联网企业完全没有盈利的时代长期大量流入，如今会有互联网企业存在吗？如果没有长期高估的股市，美国企业的高管又怎么在市场上把大把的期权套现？

和美国的一贯做法一样，中国政府所有影响股市的努力，也都是为了响应市场经济中的要素市场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定内在要求。既然牛市都是形塑出来的结果，本轮牛市就是中国的大国阳谋。有人不承认一点，既反对政府唱牛，也反对政府救市，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搞世界第一大市场经济体的，也是不懂科学的妄言。

改革牛其实是增长牛 长期看无泡沫

中国必须提升股票价格，除了国家希望促进的创新升级、企业上市等目标外，应该还要解决一个大问题：中国股票的估值不应该以美国股票的估值为标准。美国股票市盈率平均数值不高，那是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率低，产业日益空心化，市盈率20倍的企业真能20年回本很不错了。

中国经济最多花十年翻一番，普通偏好一点的企业60倍市盈率也可能是20年回本。现实是，美国产业多少年都每况愈下，实体企业靠金融谋生，但股票不但没有破净，还坐拥10倍以上甚至更高的市盈率，反而是中国大量蓝筹股破净了。

以美股估值评价中国股市是否有泡沫毫无道理。美国股市估值10倍PE可能也高估了，为什么有人认为泡沫一定出在中国？按要素市场的运行规律，这实际上是形塑中国股票价格的权力部分的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这种不对称的话语权极有利于外国资本，要让中国资本在国际上有话语权，对中国股票定价的权力恐怕要抢过来才行。类似的问题还很多，不解决好，中国资本市场不能开放。

因此，大国金融还是要把市场整兴旺了才行，史正富一言蔽之：中国股票的“泡沫”只是静态看看的时候有，长期看，哪里有泡沫？我们的改革牛其实是增长牛，现在实体经济困难不假，但是过去的高增长就不需要补涨？这种情况不把市场兴旺起来，这么委屈国内投资者，那是没有办法参与国际竞争的。

当然企业创新不确定性极大，我们事先难以估计可以实现的市盈率，才需要市场机制给风险定价。但是我们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市场，比西方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制还远未成熟。所以我们不说中国股市的估值就一定应该做到像美国一样高的离谱，无节制暴涨会导致过高的金融资本收益率，确实只会走美国和台湾走过的道路，挤出实体经济，放大金融危机。

只是这么一跌，争夺资产定价权的这一战被战略性的打软了。好在打软了不是打败了，先要救市，把股市兴旺的势头尽量维持住，实现目标的时间晚个几年，我们也还等得起。

当然，现在牌没打好，是因为监管层推动牛市的方法不太对头。双层市场毕竟也都是市场，股票市场的主导力量可以形塑大众心理，但也不可能绝对的驾驭它。强行推杠杆加上强行去杠杆的结果是做对了的牛市，却被新古典经济学的本本主义打成了一场危机。

即使打一手好牌也有出错牌的时候，但是牌不能不打，打错了也不能不想法补救，这就是近期一直在做的举国救市。

救市可以速成，但是这一波大跌应该推动哪些重大的机制变革，这些变革的方向应该在哪里？我认为还是要从上述股票市场的本质出发进行分析。

由于任何来自外部的可用资源都是资产价格波动的放大器而非稳定器，比如融资融券，比如期指对冲，比如新增加的投资者，比如安静祥和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制度（相当于没有来自外界的限制）。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抑人”：在尊重双层市场基本规律的前提下，既抑制形塑市场的资本和权力，也抑制跟风投资的一般投资者，目的是尽量的减弱追涨杀跌的正反馈机制。

但是，尽管出发点一样，但陈平教授的药方我有些赞同，有些不赞同，有些有补充，具体来说，有以下5点：

个股期权已经走得太远

由于非均衡具有科学上的普遍意义，从对冲机制出发的制度设计不能平衡市场，反而会成为放大市场波动的外界资源。融资融券制度作为一个波动放大器的实现路径我们已经清楚了，有意思的是这一轮暴跌中用股指期货对冲自保也成为了波动放大器，做空的自保者最终也把自己坑进去了。当对冲自保者做空期指以避免抛售现货时，由于期指对股指的指标作用，股指应声下跌。

期指做空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结果千股跌停，自保的基金被赎回的时候发现股票卖不出去了。这相当于做空者从期指融资，在现货市场给自己做了一个绞刑架，何苦来哉？

就因为期货市场被赋予了不能承受之重，只好与跑路的融资盘为伍了。这一点我同意陈平教授，严禁社保基金和国有银行的资金进入金融衍生品市场。但这远远不够，必须严控衍生品的规模和种类，大部分衍生品是谁也不能进入的，比如现在个股期权的推出，就已经走的太远了。

短期停止股市交易不是好选择

短期停止股市交易不是好选择，关键战略目标会因此受极大影响。例如，假如我们的目标在于争夺股票定价权，就要有信誉。就像改革开放之初吸引外资，我们就必须表现出外资政策的一致性，不会动辄把外资关门打狗。

遇到这种暴跌，政府也不能关门打狗。你资金进出随意，我有实力保你平安。只要显示足够的实力，直接准备充足的资金来印证救市决心，代价比关门打狗小。停止交易大众会更难相信情况会好转，罗斯福的招数，确实是无奈之下的选择，也是我们的最后武器，轻易不要动用。

窍门在救市以后怎么办，是救市资金高位套牢吗？其实回到双层市场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就可以发现，救市资金有序的制造股票价格波动，就可以实现当前杠杆盘的软着陆，同时自己安全撤出，或者等待未来的长期收益。美国的救市资金往往就是这么处理的。

必须限制主力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形塑市场的重要武器，切断正反馈的第一条日常制度是必须对其有所限制，自己掌握主动。如今大多数金融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都很业余。同一机构发布的报告，不但不同的报告间相互冲突，就连同一报告中也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逻辑都不能一致。是大名鼎鼎的国际大投行们专门雇佣不识字的研究员吗？

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这些报告实际上是在依据结论的需要挑选论据和论述，实在推不过去的地方就天马行空糊弄糊弄。当前需要什么结论来形塑市场认知，这报告就怎么写，具有客观中立的外表就行，因为除非是有相当训练的人，根本看不出这实际就是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面写的场景。

比如，现在就要先把中国股市泡沫论好好拿出来讨论一下，美国股市一直都具有比中国股市高得多的估值，为什么单挑一个市盈率来说中国有泡沫？限制主力话语权，不能不许大摩们说话，而是要靠中国人多有几个史正富、李世默那样的行家，能读出大摩们的业余。不能让业余的媒体经济学家糊弄大众。水平有高下，自然慢慢把话语权的软实力接过来。问题在于，现在很多中资机构也学会了这一套，这是不好的趋势，话语权必须善用。

必须限制主力资本 降低其流动性

切断正反馈的第二条日常制度是限制主力的资本。本轮牛市是大国阳谋，但是也有主力资本借机爆炒股票，这是老鼠仓在搭大国阳谋的便车，实质上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从中国中车和创业板的炒作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小票，还是正儿八经的国家战略，都是会被主力资金利用的。中国中车炒成这个样子，就算它未来经营再好，价值再高，短期内也不会涨价了。

限制主力资本在于查处恶意坐庄，主要依靠的有两条。

技术上监控异常交易是我们能做到的，关键在于主力资本不能享有和散户一样的流动性。否则主力资本可以随心所欲影响盘面，就更容易完成从建仓到出货的动作。例如，可以监测协同交易的账户，一旦发现，就要限制其交易。

再如，中国股市已经有很多限制主力流动性的举措了，比如T+1，但现在看来还是不够，主力有仓位就可以实现T+1下的T+0。目前有人呼吁取消T+1，明面上是呼吁让散户可以在大跌时逃跑，实际上是方便坐庄。为此，可以实施非线性的T+n，仓位越重n越大，不能卖出的时间就越长，进一步降低主力的流动性。

托宾税不可行，应建立资本利得保证金制度

托宾税总体上不能减少正反馈。首先，它不对称，助跌不助涨。虽然上涨动能减少了，但是下跌时，托宾税因为明显提高了投资者的成本，投资者可能会在更高的价格抛售，使得价格在下跌过程中正反馈加强。

第二，它在政治上不可能，涨价收税，跌价为什么不给补贴？尤其是危机时提高交易税身兼两大弊病，首先就是助跌；其次就是大家都在亏的时候怎么加税？

减缓正反馈应该建立的是，限制所有交易者的所有行为的双向阻尼（指响应时间，观察者网注），这一点资本利得保证金可以做到。

当投资者有盈利时，不管是账面上的还是已经实现的，都必须按比例缴纳保证金，减缓上涨速度；反之，当出现减值时，这些保证金就按比例返回投资者账户，以便投资者减缓下跌速度。保证金应该由基金投资于债市，实现股市二级市场对经济一定的融资功能，而且如果出现流动性危机，救债比救股安全。基金投资债市的利息部分应属于股市投资者，可以在股票下跌时发挥更大的稳定作用，也是对投资者抑制自己跟风行为的奖励。当然，这个制度要有一些技术保证，防止投资者反复转账抹去盈利记录，躲避缴纳保证金。

（本文特别感谢陈平的批评指正）。

唐毅南：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发挥更好作用”。如何理解这一重大命题，经济学界和社会都产生了多种不同认识。

有一种较为广泛的观点认为，目前进行的改革只是初步实现了普通商品市场的市场化，而要素市场仍存在严重的政府干预和价格扭曲现象，因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是指通过下一轮深化改革，实现生产要素部门的全面市场化，以形成全面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

应该说，这一说法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力，然而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以教科书经济学看世界，是对真实世界的市场体系茫然无知所形成的似是而非的浅薄看法。

本文旨在说明，在当代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市场体系并不是一个统一、同质的平面世界，而是存在着生产要素和普通商品两个显著不同的子系统。

现代期货与金融交易所的普及使基础生产要素有了生产投入品和金融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国家政治权力与公司资本权力对要素市场的介入与建构使战略性生产要素市场成为具有权力等级结构的市场，其结果是，这些战略性基础要素市场往往远离自由竞争，其价格形成远离均衡价格；国家、资本与市场自发力量的互动博弈决定战略性要素的供给能力与价格水平；由于要素价格是普通商品价格的重要构成，国际性要素市场上的博弈建构便决定着一国普通商品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双层市场的存在说明，一国经济体系的生存与发展首先取决于国家参与建构的战略性基础要素市场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取决于双层市场各自的治理模式及相互关系。这一双层市场视角对我国深化体制改革中更好处理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对现代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的发达、落后和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提供了经济学的新解释。

现代市场体系的内部结构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市场经济是个单一的、原子型静态平面体系，其内部不存在结构，各个组成部分的运行规律与价格机制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中，生产要素和普通闪频的功用与运行机制是显著不同的。习惯上，土地、资本、劳力成为传统生产要素。加上知识产权、能源、环境等要素后称为广义生产要素。因此，理解生产要素市场的运行机理就成了正确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按照产品的使用性质，把国民经济划分为提供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和提供消费品的第II部类。而本文所说的是市场分类，考虑的不是以产品的使用属性，而是其交易属性，由此把市场分为两类：

普通商品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买家购买产品的目的或是用于生产新的产品，或是进行消费，满足生活需要。总之，关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投资品市场：这个市场上的买家购买产品的目的不是用于生产别的产品，或是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即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交易只是赚取价格差的工具。

历史上，生产要素本来是作为一般制成品的原材料和设备而存在的，但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兴起，特别是商品期货交易的发展，许多生产要素转变为投资的对象，成为交易所的交易品种。由此，生产要素的购买者出现了分化，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家，即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它们购买生产要素进行实际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另一类则是在交易场所活动的投资者，他们买进是为了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卖出。

历史趋势表明，随着交易的发达，越来越多的纯投资者加入以生产要素为载体的投资交易，使得生产要素作为投资品的交易规模呈跨越式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同时，生产型购买者也越来越深的参与到投资型要素市场的交易，不知不觉中把原本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商品期货，变成了价格投机的工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实体经济对要素投资品的定位。

这种情形在当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阶段，纯投资类交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生产经营型购买者的交易规模。仅以原油为例，2012年两大期货市场（Nymex和ICE）原油的主导合约交易量超过三千八百亿桶，而当年全球石油的产量和消费量都堪堪超过三百亿桶，也就是说，纯投资类的交易规模至少是使用型交易规模的10倍多！

需要强调的是，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现从制度安排上，把本来是生产投入品的东西变为交易所内进行金钱交易的投资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金融强国，比如英、美，正在布局把越来越多原本不是投资品的东西，打造成投资交易的对象，比如生态环境，通过节能减排的说法创造了碳交易与碳金融，其实是图谋把先发达国家的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成本。

商品期货行业的发展使得生产要素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是商品属性，二是投资品属性。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是生产的材料、设备等物质投入；而投资品作为投资者买进和卖出的对象，其属性则体现在金融市场的交易过程中。

相应地，市场体系中形成了两个子系统，一个是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一个是作为消费品与生产投入品的普通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运行所产生的要素供给及要素价格直接进入普通商品市场的生产过程，构成实体企业的成本，从而直接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由此可知，要理解普通商品市场的运行规律，必须首先理解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运行规律；要判断普通商品市场和整个市场体系的效率必须首先判断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的运行效率。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代世界，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和作为投入品的要素市场，在地理空间上也是分割的，前者集中于发达国家，后者集中在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国和生产国，因此，要理解国穷国富也离不开对上述双层市场的解剖。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框架既无法解释真实世界中的市场运行，也不能解释不同国家的兴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能说明基本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的区别。

广义要素市场中的权力和价格建构

之所以有必要把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区分开来，重要原因是这两个市场虽然是整个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两者的结构、运行机制和价格形成规律都显著不同。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在内部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造成赢利模式的不同。

首先，是需求形成和需求曲线。在普通商品市场上，价格上涨时需求减少，价格下跌时需求增加，避涨追跌。在经济学上，成为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但在投资品市场上，买入是为了高价卖出，由此造成追涨杀跌的行为模式，相应的，它的需求曲线便不再向右下倾斜。

其次，市场主体的性质不同。在大多数普通商品市场中，买卖双方都是由众多同等的厂商或消费者组成。因此，任何个体对价格都没有重大影响，而只能在价格的指挥棒下调整自己的买与卖。但是，在真正的广义要素市场上，买卖双方都呈现巨大而鲜明的差别，就买家而言，尤其是那些为了投机的目的而来的买家，在市场权力（Market Power）上存在着等级划分。

不妨把要素投资品买家分为三类：①是主控型投资者，股市俗语中称为“大鳄”，主控型投资者的市场权力分别是购买力、组织力和话语权。所谓购买力，是通过巨额资金的投放或撤离，直接推高或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塑造市场预期；所谓组织力，指通过全球性机构网络的信息控制、关联交易、组织同盟等协调行动，判断市场和塑造市场；所谓话语权，即通过雇佣专家、搞定政客、以及全球舆论发布等改变一般投资大众乃至全社会对投资准则的看法。②是信息丰富型投资者，他们与市场交易中的关键作手（Operator）保持关系，先于公众掌握信息，这部分买家对应证券市场中较为重要的投资机构。③是跟风的价格预期者，俗称散户。这类买家对未来价格的判断主要来自市场舆论。

其三，赢利模式不同。在普通商品市场中，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之手的引导下，通过满足买家（消费者）的需求，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赢利模式。但在要素市场上，由于参与者之间的市场权力存在等级差异，并且需求规律常常由避涨趋跌变为追涨杀跌，所以，也可以通过对价格涨落的下注来获得利润。进一步说，拥有重大市场影响力的“大鳄”，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人为地塑造市场走势，放大、甚至制造价格涨落的泡沫，从而谋求暴利。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上，“无形之手”自发运动的一个内在趋势就是产生出损人利己的赢利模式，拥有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可以通过引领价格的涨落，塑造价格波动，人为制造不同时点上的巨大价格差异，由此攫取暴利。

资本权力与要素价格的形成

从上述三个“不同”可以看出投资型要素市场，和作为投入品和消费品的普通商品市场，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广义生产要素市场如何运行？其价格是如何决定的？这是现代经济学长期忽视、几乎处于空白的领域。此处仅简述如下。

晚近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理论认识到，金融投资领域存在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和泡沫现象，但是为什么会有大起大落和泡沫呢？它以为是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为什么广大投资者都是非理性的呢？其实，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非理性（跟风）行为的背后，是具有超级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是这些大鳄们出于私利制造价格波动、形成泡沫涨落，从而扭曲的市场。他们以金融资本的购买力为基础，从一己私利出发，利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制造出跟风行为。这些人既有大规模机构的组织动员能力，又能雇佣研究力量影响社会舆论话语，将他们所希望的价格变动灌输到广义投资者的认知结构中去，引发跟风行为。

这样，在价格上涨出现时，追涨杀跌的买者就会大量跟进，于是价格上涨引起又一轮上涨的预期，也就是所谓教科书所说的正反馈机制。在正反馈机制下，原本一次性的价格上涨，会引起连续的、自我实现的涨价预期，形成多轮次的价格上涨。最后，当主控型投资者的盈利目标实现并开始逐步退出的时候，价格上涨就了到临界点。这样一个较长时段的价格上涨运动机制，最后一定在资本大鳄完成退场而引发的恐慌性抛售与市场狂跌中告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勒将这种现象称为“非理性亢奋”，索罗斯则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暴涨-暴跌模型，应该是行家之论。在这个周期性的涨跌中，自发的市场力量确实发生了作用，大众投资者也确实作出了各自的自发选择，但他们是在主控型投资者的战略布局和市场操纵下而行动的，其实是在个人选择表象下的跟风行为，是非理性的从众盲动；因而在多数情况下成了资本权力实现其赢利目标的工具，而资本权力也正是在塑造和引领价格波动的过程中才得以创造出交易赢利的巨大机会。

国家权力与要素价格的形成

现代要素市场的实践表明，不单是资本的权力，更重要的，国家的政治权力也直接介入要素市场的运行和要素价格的形成。原因很简单，广义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土地、能源、矿产等基础要素，在全球的空间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即使是大国，也大多必须经由国家间经济往来才能解决基础要素的供给缺口。也就是说，基础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求解的，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或学界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得到解决。因此，国家就成了市场体系的场内实体。

当然，国家政治权力参与要素市场的工具多种多样，远非市场自发力量和资本权力可比。比如：

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通过调控货币政策影响货币供应量或者说流动性，同时影响利率水平，从而直接改变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作为世界货币发行者的美联储，更可以通过其美元政策，直接影响与改变全球资本供求格局与国家间发展活力。

政府的“经济外交”：政府部门直接向相关国家施压，构建平台，就关键要素的价格如汇率、关税等进行谈判，甚至动用经济制裁等极端手段来改变关键要素价格。前者如关于日元汇率的广场协议，后者则是不时见诸新闻媒体的种种事件！

国家经贸立法：通过立法，除了可以调控国内市场的运行，也可以针对国际关系，从而改变要素的供求。比如，美国用《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豁免了对许多衍生品的监管，比如掉期交易、场外能源衍生品交易、部分混合金融工具等，直接推动了衍生品泡沫的膨胀；又比如，英国于1651年通过了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航海法案（The Navigation Acts），直接提高了对英国海洋运输行业的需求，增加了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和国家海洋运输能力，而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为对外倾销工业品，又于1849年将其废除；再比如1970年代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直接通过调节产量也就是市场供给来确定石油的国际价格；再比如对知识产权的各种立法，用意都在使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和技术这样的关键生产要素的难度增大。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本文的分析架构中，原来作为军事、政治行为的殖民行为，其实是国家最高形态的要素战略行为，借由武力支撑，直接获得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价格管控，使得不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要素支撑。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伊拉克的萨达姆之所以遭到美军的“斩首”待遇，根本原因还是他谋求石油定价去美元化，触动了美元霸权这一美国国家利益的命门。

总而言之，国家作为一个有强制能力的政治实体，不论对内对外，都具有比资本权力更为直接、更为多样的手段和工具来影响和改变重大要素市场的供求形成和价格水平，从而对一国市场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家-资本权力的协同与要素价格形成

既然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各自都能对要素价格的形成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二者的结合便同样是极为重要的了。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与资本的结合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国能否实现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有效整合，决定了一国对广义要素市场的影响能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经济体系的运行环境和整体效率。

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整合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利益结构，取决于国家自主决定本国发展政策的能力，也取决于一国政府和企业的传统关系。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各色各类的国际组织和相关的各类法规条约无一不是国家间要素获取能力的博弈。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的相互关系

如上所述，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在主体结构，运行机制与价格形成都存在显著不同。但是，作为同一个市场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又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因此，要全面、准确的把握现代市场经济，就需要对其两个组成部分的各自特点和相互作用同时加以把握。

要素市场是政府市场体系的基础层面，它的运行结果就是一国的要素供给能力。而普通商品市场的运行所解决的问题则是一国经济的竞争、创新、资源配置这类可称为市场竞争优势的内容。

要素市场运行产生的要素供给能力是普通商品市场运行的前提，决定着商品市场运行的好坏。要素供给的好坏决定了普通商品生产过程能否正常进行，而要素的价格水平则决定了普通商品生产的成本。因此，一国普通商品部门的竞争力在很大城府上是被其基本要素供给能力决定的。

当然，一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为主的普通商品市场核心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要素市场形成的要素供给能力，同样也取决于该部门自身资源配置效率与创新能力。如果说前者是普通商品市场效率的内生动力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它的外生助力。对于一国经济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而言，二者同时存在，缺一不可。

有上可知，对于这两个运行规律截然不同的市场，就不能简单套用相同的市场治理结构；相反，应该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不同的市场类别探索与建立适应的各自需要的市场治理结构。这里说的市场治理结构，是指具体市场领域中的政府、核心企业、以及市场自发力量这三者的职能与相互关系。我们说不同市场中不同的治理结构，也就是说要针对不同市场领域的特征，形成不同的政府、核心企业与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我们认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本适用于普通商品市场，即在普通商品市场上，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与自发运动基本上可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那么，政府主要职能就是维护公平竞争，比如反垄断、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产业规制行动。也就是说，在普通商品市场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更好作用则体现在为市场正常运行提供维护性规管方面。这也就是近似于古典经济学中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守夜人”的定位了。

但是，在要素市场这一领域中，本来就是由国家、核心公司、市场自发力量三者共同参与，形成该市场的实际运行结果。因此，这一市场领域中的市场治理结构与市场运行结构是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在这里，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再是决定性的。在这一领域，市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即使国家不介入这一市场运作，资本权力的操纵仍然会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即使一个国家迷信市场万能而远离要素市场，其它国家的政治权力照样会毫不留情地全力介入，以争夺本国要素供给优势。

双层市场与国富国穷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真实世界的经济体系中，是要素市场的运行结果直接影响普通商品市场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一国经济体系的整体竞争能力取决于双层市场的治理关系；因此，政府如何构建这个双层市场的关系，便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效能与效率。

就是说，在传统教科书所述及的公共服务提供之外，也有综合运用经贸、政治、外教及舆论等综合工具，有效参与全球性重大生产要素市场的规则制定、资源开发与市场交易，从而营造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利的要素供给能力，以保障要素供给，实现合理的要素价格。但是，政府在履行这一协调整合职能的时候，又必须注意另一方面，即建构基本要素供给能力的过程不会对普通商品市场的公平竞争产生长期压制性的负面影响，从而可以保持普通商品市场的竞争与创新活力。

从双层市场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西方崛起、亚非拉不发达和中国道路等重大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我们知道，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话语17中，西方世界崛起为发达国家是因为率先建立了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政体，从而激发了竞争与创新活力，推动了技术与产业革命的发展与升级，得以创造出产业领先、收入增长的社会经济。

而对比之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沦落为不发达和贫困落后之地，则是因为政治失灵导致了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市场体系在政府压制与绑架之下，扭曲变形，丧失活力，非但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推动创新与企业家创业，反而成了政商勾结，设租寻租的场所，其结果自然是经济停滞，分配不公，贫富分化，陷入诸如“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困境之中。简答说，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描述的世界，西方社会的现代崛起像是一首平和悠扬的田园牧歌，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落后则是自作自受，命不如人！

由本文的基本理论推断，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不可能单纯依靠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而必然要经过政治-资本权力的整合解决长期发展所需要的重大生产要素供给。细查英国工业革命发轫至今的各国发展史实，完全符合上述推断。大体说来，由于对基本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相互关系的不同治理方式上存在模式之别，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崛起和亚非拉广大地区的落后。

第一类，西方世界的崛起：战略性要素供给体系与竞争性普通商品市场。历史表明，英美等国的崛起过程中，既有私有制市场经济充分竞争和创业创新的精彩篇章，也有国家与私人公司携手开发全球基本要素供给和海外市场的运筹谋划。马克思提出“资本原始积累”18这一概念及其主要表现方式，说明了由圈地运动、殖民侵略、奴隶贸易、美洲白银开发、关税制度等工具组合而成的基本生产要素攫取体系，是英国这样的先发国家能够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美国的崛起除了借用了英国资本与技术外，更是建立在对美洲大陆原住民的奴役和土地侵占的基础之上。至于东亚率先工业化的日本，固然有明治维新之功，但来自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才是解决日本工业化资金、原料供应及市场的最大力量。

第二类，不发达国家：依附性要素行业与扭曲的普通商品市场。既然西方世界的崛起依靠了对后发国家基本要素市场的战略性攫取，那么，西方的发达必然意味着亚非拉基本要素产业被绑架在西方崛起的车轮之上，丧失了自主发展的可能。

在早期出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形式中，先发国家的资本在暴力支持下直接开发亚非拉地区的丰富能源资源，成为先发国家工业化的动力，而亚非拉地区则沦为矿产与原料产地，除了在矿产地形成少数由矿产所有者、庄园主及殖民者聚居控制的城市、形成依靠进口的畸形消费，而这些地区的本地产业则被扼杀，广大劳工沦为奴隶半奴隶状态，在恶劣条件下工作，却只勉强生存的最低工资。结果，国内市场狭小，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大土地所有者和其他富人便倒向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保护。

在这种畸形情况下，表面上看是私有财产保护不力、市场发育不良，而背后则是先发国家的掠夺性资源开发扭曲并固化了这些后发展地区的畸形经济与社会政治结构。

平心而论，西方世界崛起过程中都经历了复杂尖锐的内部阵痛，发生过诸如暴动、起义、战争、革命等多种危机的挑战，但是借助殖民地提供廉价的资源、扩大的市场以及输出过剩人口和社会矛盾的冗余空间，西方渡过了这些灾变，成功崛起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地区则陷入体系的边缘，长久依附于中心的运转。

国际著名学者如沃勒斯坦，彼得•伊文斯，贡德•弗兰克，国内学者如北大的韩毓海等人，对此过程都有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可以说，西方世界率先崛起的过程既是一个内部制度创新推动技术与产业革命的经济增长历史，也是一个外部殖民扩张掠夺亚非拉人民资源的政治压迫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终结了旧式殖民主义。但西方发达国家便改为依靠历史形成的产业、金融、政治、军事等多种优势，巧妙构建了一套由国际机构与国际条约构成的新控制体系。

这一新体系下，广大亚非拉国家有了一定的工业化机会，现代产业经济有所进展，但是在历史形成的基本要素市场严重依附中心国家的约束下，发展的自主性严重缺失，对外部资本、市场、技术、管理全面依赖，经济发展长期被迫附庸于中心发达国家的发展节奏，时断时续、时高时低，往往出现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惨局，最终形成依附式发展的格局。

第三，中国道路：战略自主性要素产业建构与一般产业发展体制的动态匹配。如果说，西方世界由于将全球基本要素供给的战略性建构和国内普通商品市场的竞争性运行相结合，故而率先崛起为发达国家；亚非拉地区由于对自然禀赋的能源、资源、劳动力等基本要素丧失自主开发的主权，并由此引发国内普通商品市场的萎缩、扭曲与畸形，从而掉入长期落后的陷阱；那么，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获得成功，新生的共和国着手谋划国家经济发展之时，上述两种道路自然就被否定了。

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惨痛教训摆在那儿，只能走基本要素产业的自主发展之路；但西方先发达国家的掠夺扩张搞工业化的路也不可学，因此只能走自己的中国道路。现在来看，这条自主工业化之路的特征就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内外环境，确定不同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相应采取不同的基本要素产业建构和普通商品部门发展的体制安排。这个“环境-战略-体制”的战略选择体系实际上已经存在了65年，并在这65年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建设成为蒸蒸日上的世界经济强国。

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处于内忧外患、列强联手图谋扼杀新中国的时代环境中，国家独立与生存成了头等大事。而当时又是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落后国情。在这些内外约束下，新中国的选择只能是建立相对集权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以此对接当时苏联的工业化项目援助，并有能力把农业剩余最大限度的集中起来，用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既首先打造工业化的基本要素供给能力，也尽快形成必不可缺的国防工业基础。

当然，在这一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一般性商品部门的竞争与创新活力是被压抑了；而且由于缺乏市场，价值规律难以发挥作用，造成了产品供求失衡和投资规模失控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效率上的损失。就是说，前30年的集权型计划经济一方面实现了基本要素供给能力的自主发展和国家初级工业化的成功，但因整体效率的下降又使这一发展难以持续。

在此背景下，经由第二个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一般商品部门实现了市场化，激活了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活力，释放了市场机制在普通商品产业中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与此同时，国家对基础性要素产业仍然保留了战略管控，这涉及到对资金、土地、外汇、能源、基础原材料等关键生产要素，涉及其产能布局、贸易政策、技术引进、使用方向等多个方面，更涉及到对这些关键要素的价格控制。

虽然，这些对关键生产要素的管控肯定存在种种微观效率损失，而且也因此饱受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和诟病，但是，从宏观来看，这一组关键要素的管控体系的最大功能，其实是在充满地缘政治和全球市场双重风险的环境中，为中国经济保障了基本要素（包括外汇）的充裕供给和资本、土地、能源等关键要素的相对低价，从而建构了世界性的成本洼地。

这一切又在一般制造业部门市场化活力的互动激荡之下，汇合成中国式工业革命和超常规增长的宏伟乐章。其结果，中国这个人口最多、负担最重的大国，仅仅用30年的时间，便成就了人类经济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广久远的产业革命，实现了从初级工业化向中后期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跃迁。而这当中，对基本要素产业的战略建构和对一般制造业的市场化改革二者之间的互动配合，乃是关键所在。

准确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双层结构，我们更能看清新中国65年发展道路的正确性，更能理解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在发展道路上起承转合的连续性。前一个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促成了农业剩余向工业资本的大规模转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从而为后一个30年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基本要素保障。

而后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则通过激活普通商品市场的创新发展活力，把上述自主要素供给体系的内在优势释放出来，实现了普通商品产业的革命性发展，而反过来以大规模市场效应强力拉动了基础要素产业群（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更为亮丽的崛起，从而造就出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奇迹。

可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基，后30年为前30年结果。

 

共同富裕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回答：“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的回答：“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列宁的回答：“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邓小平的回答：“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概括地说，共产党人之所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其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劳动人民从剥削奴役的制度下解放出来，过“最美好最幸福”、共同富裕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制度最本质的特点，其他社会主义的要求和特点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

共同富裕，要有物质条件做基础，这就要求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不断增多的社会财富。共同富裕，还要有经济制度的保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无论生产力怎么发展，都不可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这就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恩将公有制称作“社会所有制”，意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人民所有。但公有制经济及其运行，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机构来掌握和管理。由劳动人民掌握的国家代表全民占有生产资料，这就是国有经济。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生产力还没有获得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存在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主要是以国家所有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和归部分劳动群众所有的集体所有制。

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也是快速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条件。公有制既消除了不断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也消除了旧中国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在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的经济制度下取得的。没有公有制，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改革搞好搞活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扩大对外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等，都是服从于社会主义的两项本质要求：快速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完善为制度安排的。

公有制的得失成败事关共产党执政的成败

实行公有制，搞社会主义，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只有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实行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因此，实行公有制的得失成败，是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人执政得失成败的重要标志。

搞私有制是用不着共产党的。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跟着变，共产党就失去其执政的经济基础。前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共产党被解散或失去其执政地位就是明证。

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还不会消亡，但它是人民的国家。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掌握国家政权的。其执政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搞好搞活和发展壮大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的兴衰成败，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其主导和带动作用、有效应对国际竞争和经济危机。搞好国有经济，是保证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基本条件，是应对国内外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有效手段，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不再受侵略与屈辱的重要支柱。如果失去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也就失去了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手段。

警惕私有化思潮对国有经济的销蚀

正因为我国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手段，西方某些势力直言不讳地宣示，要通过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手段实现“和平演变”。我国2000年出版的尼克松的《透视世界》一书中讲到：“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而且“战斗还远没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销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0年9月的《背景材料》中提及克林顿的讲话：要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使中国“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给“为人权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

要重视我国国内的私有化思潮对国有经济的销蚀作用。有人否定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宣扬私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中央否定这种提法)；反对讲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断言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党的执政基础；有人将国有企业贬损得一无是处，极力主张取消国有企业。

不言而喻，国有经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体制性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但这不是制度问题和要不要取消的问题。需要真正坚持和完善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切实实行“两个毫不动摇”。既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因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现实的趋势；但也不能搞私有化，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切实保证。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已危机重重，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声名狼藉，但有人企图在中国搞新自由主义，制定全面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蓝图”。可以肯定的是，党中央和广大人民是决不会赞同的。

 

[1]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博导。此文原载《人民论坛》2012年总第366期，本文略有删节。

 

2015年6月5日，中央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这是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会议指出：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从而使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企改革中落到实处。选人用人要实现党管人才和市场选才有机结合。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国有企业中的各级党组织要承担好从严管党治党的责任。这为坚持和完善党对国企改革的领导确立了行动的指南。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有企业也经历了持久的改革历程。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它们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且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国企改革仍处在进行时，仍有大量问题急需通过进一步改革予以破解，这包括国企制度与机制问题、国有经济布局问题、国资监管问题等。

必须看到，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产物，也有不少问题是改革过程中盲目市场化改革的消极后果。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才能将国企打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格主体，才能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中国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旨在完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历史扬弃，这赋予了国家职能和国有经济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的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决不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或自然垄断产品，它应当成为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进步的骨干力量，成为抗衡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的骨干力量，成为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骨干力量。

依据上述功能定位，中国国企改革的战略目标应包含以下三重内容。第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不仅包括国企本身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而且也包括先进技术的推广，带动整个中国企业界技术水平和效率的提升。第二，推进产业升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不是“温室实验”，欧美垄断资本集团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实践的外部大环境，这种“中心-外围”体系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瓶颈。要求优化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加快国有企业向产业链高端的升级，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实现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带。第三，协调社会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众多的非公有制经济及相应的按要素分配方式，这是不同阶层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积累和消费的失衡，阻碍经济稳定发展，也对社会政治的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国企改革必须注重提升劳动者地位及收入水平，通过股权融合和示范效应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保护劳动者权益，推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形成比较合理的结构。

我们的改革从根本上是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它应当是协调劳动者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创造性探索过程。国企改革的领导者必须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必须能够代表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

我们的改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来自于非公有制的竞争，特别是来自于欧美垄断资本集团的竞争，使得改革过程充满风险、挑战和困难。改革的成功，需要有效协调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引发的竞争与矛盾，特别是需要抵御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倾向。

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利益协调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三重战略目标，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国有企业要实现技术进步，需要超越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技术垄断。国有企业要实现产业升级，需要根据动态的比较优势条件优化产业布局，需要通过产业整合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要实现利益协调，需要兼顾劳动者的短期和长期利益，需要引导非公有制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

显然，这些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长远规划、整体布局和有力调控。因此，指导国企改革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必须具有改革定力和全局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具有改革定力和的卓越的领导力。要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要实现国企改革的多重目标，就必须牢固树立党对国企改革的领导地位。

在以往的国企改革实践中，党的领导曾一度被边缘化。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层面，党委在企业经营发展等重大决策的影响力呈明显下降趋势，国企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倾向也因此越来越突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就必须依照其历史属性和战略目标，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因此，要坚持和完善党对国企改革的领导，保障党委在企业制度建设、股权改革、行业重组等重大决策中发挥应有的引领方向的作用。

 

关于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既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问题的根源还是和国有企业的地位、改革的目标和途径有关。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否定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倾向性观点，这种意见认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就应当是私有化，其依据不外“国企低效论”、“国企垄断论”、“国企腐败论”、“与民争利论”、“产权不清晰论”等等。这些理由，或否认因技术条件决定的垄断行业必须由国有经济控制的必要，或无视在重要的竞争领域中大量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锻炼成长、为综合国力作出重大贡献的事实，或是抓住国企一时一地出现的问题，以偏概全，无限放大。

关于国企改革的途径，则在理论和实践中，以“管理层收购”（MBO）为代表的“损公肥私”的改制浪潮被一度广泛宣传和推行。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以种种方式低估国有资产的价格，有时收购价格甚至大大低于每股净资产，从而导致巨量国有资产损失。公有制经济被削弱，私有制经济急剧扩大；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生计无着，而少数人则一夜暴富。

为加快推行这种错误的“改革”，一些人制造了“私有制必然优于国有经济论”，甚至“腐败有利、腐败有理”论，公然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挑战道德底线。其意图显然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把中国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

习总书记指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企改革变成少数人发财的机会。

6月5日中央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要建立包括国企内部、出资人、纪检巡视和社会各方面在内的，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要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和重点决策环节的监督。各类监督主体要权责分明、协同联合，增强合力。

新一轮国企改革，要防止借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行私有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当前一些地方在推进“混改”的过程中，让国企把经济效益好的子公司、部门专门剥离出来，引进私人资本或外资控股，使少数人变成所谓“合法的暴发户”。这种倾向值得引起关注。为了加强产权保护，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做好以下工作：明晰产权关系；搞好产权登记；完善公司章程；规范公司治理；强化资产评估；规范产权流转；加强资产监管。具体实施路径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仍然要坚持增量改革、混增量而不是混存量的原则，以增量变化盘活国有资本存量。增量混合可以采取非国有股权的协议转让、定向增发等方式。

要谨慎对待不公开、不透明、没有竞价，容易产生利益输送关系的非公开定向增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与外资结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强化最终控制权评估，防止境内公司控制权的境外转移；鼓励员工持股，但应当基于利润增量，而不能打资产存量的主意，不能把员工持股变成瓜分国有资产，要规范员工股权流动机制，防止员工股权外流和私下恶意收购。

 

* 蔡万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4月30日，习总书记在政治局第22次学习时发表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4•30讲话）。6月16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天津市蓟县召开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研讨会。中宣部原部长王忍之、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有林，有关专家张木生、忽培元、高梁、郑一民、李昌平、朱启臻、周立、董筱丹等21人，在一起交流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的体会，并就当前城乡关系和农村农业方面的实际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从总体把握习近平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

到会专家们指出，我们党和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逐步缩小乃至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思想、关于实行土地社会所有、组织农民合作通向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以及在当代条件下的实践和探索。同时也参考借鉴了先行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习近平同志在4•30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一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

习近平同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原则。他指出，要把工农、城乡作为整体，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统筹谋划、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强调要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强基层党建和政权建设、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形成双轮驱动。

专家们表示，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观点，包括此前一系列有关“三农”问题的讲话所表述的意见，是出自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凝练，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关于城乡统筹理论和政策思想的全面发展，也包含对我们工作中一些失误的纠偏。这个讲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十分切合实际，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

正视当前城乡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专家们指出，19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城乡经济交流，推动了全国的改革。30多年来，我国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民、农业、农村的各种问题也在积累。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农业比较优势下降，以及二元体制的束缚，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再次拉大。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种全会决议第一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在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一体化”指导思想。近些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免除农业税，对种粮农民直补，免费义务教育，建立新农合、农村低保和养老保障制度，实现电、水、路、宽带等“五通”，以及大幅度提高农村扶贫标准等等，为此国家每年投入近万亿元，多数农民是满意的。

在城乡间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农民收入总量提高的同时，农村社会和城乡关系的其他问题在继续积累。

第一，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集体经济衰落，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医疗、民办教育、信贷服务以及水利交通设施的建设维护等，也逐步消亡。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曾经是东部地区农村经济支柱，为本乡村成员平等地提供了各项公共服务事业，1990年代末在私有化大潮中退出历史舞台。此后乡村贫富分化加剧，“先富带后富”少之又少；基层党政机构涣散，农村社会再度趋向原子化、宗族化。

第二，近20年，随着工业的起飞，城镇化加速发展，同时造就了“农民大规模进城转入非农就业”和“农地大规模转入城建”两大趋势。

农民大规模进城带来的问题：（1）保留承包地使用权的农民进城，导致耕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市场关系进入土地领域，农地关系大变动，派生出耕地经营权的多种流转形式（转包、租赁、入股、抵押等），导致土地关系的不确定性，隐含着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侵蚀；（2）青壮年大都出门打工，农业成为副业（务农收入平均仅占农民收入的1/3）；农村留守老年儿童成为普遍社会问题。（3）受“二元体制”的限制，进城的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和市民不对等，城里落不下，乡村回不去。

从积极方面看，土地流转有助于改善人地比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正视确保农民土地权益、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方向、保证基本农田等问题。

农地大规模“农转非”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各地政府以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和强制性“土地流转”为抓手，大规模投资建城的“城镇化”。因工业和城市快速扩张对土地的渴求，和我国耕地紧张之间的尖锐矛盾，各地方政府纷纷采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式绕过耕地红线，将散处广大村庄的建设用地（宅基地）集中，用于城市扩建；“农转非”的土地增值收益遂成为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受阻，政府愈益依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拉动（2009-2011年此两类投资增速达到20%-30%），大拆大建之风日盛。这又引致原材料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扭曲。

没有工业支撑的城市扩张，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然导致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猛增、金融风险增大。据权威机构数据，前几年我国每年住宅开工1200-1300万套，现在建城镇住宅已达4500万套，预测未来10年每年新增住宅需求不超过1000万套，房地产扩张空间十分有限。很多二、三线城市新建成住宅已过剩，“鬼城”越来越多。这种“城镇化大跃进”的代价，将要由后面几代人偿付。

也有专家指出：大拆大建风，使很多地方变成百城一面、千镇万村一面。一些新城大建罗马柱广场、西洋楼，崇尚西方口味；自然村大量消失（1998-2008年全国自然村从360万个减至270万个），田园风光被破坏，村庄有如兵营。农民“上楼”造成生产生活不便。在一些地区，大量农民进城无事可做，给社会安定带来隐患。同时，也导致农村社会瓦解，乡村文化和历史风貌受到破坏，体现传统文化建筑（庙堂）被拆，群众失去陶冶精神的场所，西方传教者乘虚而入，群众被天主教、耶稣教拉走，教民迅速增加。

端正统筹城乡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认识

专家们认为，出现上述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把“市场决定”和“美国经验”盲目套用于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城镇化道路的研究上来。比如：

照搬经济发展-城镇化率相关性的“国际标准”，将加速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新增长点”，甚至提出“消灭农村”。这种思想影响到各省区发展规划，例如某省计划“5年内拆掉1/3乡村”。

极力推进耕地私有化、以便利土地的集中、私人资本的非农投资。

反对政府对土地用途的管理，主张放开“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取消对农业的补贴，只需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进口低价粮食，即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

城镇化不能将农村“化”掉

到会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思路决不能以西方农业模式为范本。西方大农业模式的实质，是政府和资本结盟剥夺小农、在农业推行资本主义工厂化。后发展国家步发达国家后尘，用城市化把农村淹没，如南美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80%-90%，结果形成庞大的贫民窟，造成严重贫富差别和社会问题。西化分化的发展中国家成了长期的失败国家。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20%，耕地仅占全球7%。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等于美国的1/367，假设未来95%的劳动力进城，农村劳均耕地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67。

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价值观，都不允许我们照搬资本主义城市化模式。我国工业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但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民没有被吸纳到现代产业中就业。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城市化，结果产生的是几亿流民、而不是城市市民。

要立足经济社会全局，通盘考虑中国的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的动态关系。乡村是我们化解经济社会危机的缓冲地带。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和后工业化国家，城市能够为进城农民提供多少稳固的就业机会，至今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农村现行基本制度，为那些在城市留不住或不想留下的农民，保留一块基本的生活居住空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后立足点。

要端正对农业的认识，不能陷入“惟市场化”误区

有专家指出：粮食（农产品）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需品，事关社会安全，是准公共产品。粮食安全政策要求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到和买得起足够的粮食（农产品），需要保持相对低价。这就是“市场失灵”。

要认识到：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是弱势产业，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包括发达国家规模化、专业化最成功的农业也需要大量补贴，无一例外。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世界，他们是把粮食当做战略产业看待。

我们有必要调整农业结构、改革补贴机制，用好财政资金。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必须端住自己的饭碗。我国进口农产品已相当于9亿亩土地的产量。保护18亿亩耕地底线和13亿人的粮食安全，事关国家战略全局。

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也不是严格意义的个人财产（国家对土地用途有严格法令，对农业生产实施干预）；农业不能作为个人发财手段。农业领域的“惟市场观”的错误在于把农产品当成了一般商品。

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土地的私有化、国有化都是资产阶级纲领，土地社会化永续利用才是正途。

专家们回顾了66年来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没有停止过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探索，一定不要否定我们的历史。建国初经过土改和合作化、公社化，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历史性的创举。它支持我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起步，在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动员了经济剩余，把积累率提高到20%以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30年内，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体系，在广大农村建成3.6万座中小型水库及种种基础设施，为此后的经济起飞提供了起码的物质基础。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的农村基本土地制度，也为亿万农民提供了“耕者有其田”的最后保障，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中国的农村生产关系的两次历史性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付出过沉重代价，但不能抹煞它的开创性意义。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今天农村改革必须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以农户为基础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决不搞土地私有化。中国如回到私有化小农的分散经营，必然加剧两极分化和土地兼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重视发展集体经济，实现“二次飞跃”

专家们指出：当前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大户、鼓励公司（资本）下乡发展农业产业链，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率。但前提是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坚持耕者有其田，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农村改革初期提出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联产承包、家庭为基础的联产责任制”应该坚持。

也有专家指出：提高农业效率不仅要竞争，互助合作机制也须臾不可缺。现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实际上只完成了1/3。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实行的“综合农协”制，涵盖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限制资本下乡，保证村社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和平等享受公共服务，这样的模式很值得我们借鉴。最后的前景应该是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组织起来重塑农村共同体，自主参加城市化、自主保留比例合理的农村。现在应该是认真研究实施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集体合作“二次飞跃”的时候了。

历史证明，乡村是我国化解整体经济危机的稳定器，但前提是有农村基层组织作为依托。我们不仅需要“激励型”体制改革，也需要进行“包容性”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使得农村可以用较低成本发挥社会治理与维护稳定的作用。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措施的一些建议

从规划布局、要素配置到公共服务全面协调城乡发展

统筹规划城市化发展。城市群与产业群相结合，与中小企业相结合；促进大城市和广大中小城镇均衡发展。城镇化决不能搞大跃进，不许强迫命令。纠正在城镇化口号下片面发展大城市的攀比。

纠正土地“农转非”扭曲因素，合理配置城乡土地资源。取消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重建地方主体税种----房地产税。挤出住宅投资的投机因素，纠正土地资源盲目开发、扭曲配置的基础。这应该是城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必要措施。农村建设用地的余量和新开发的土地，可以用于加强集体经济，产权落实到户，让农民成为股东；与城市建用地同权同股同价，把它证券化，地票可以上市、也可以退市。

规范农地确权和流转。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委托推进农民住房抵押权、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试点。稳妥推进农地确权、所有经营承包三权分置、土地流转，规范土地用途管制。对公司下乡、农业大户要制定政策，进行规范管理。

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进广袤的农村。让农村享有公平的教育、文化、医疗、养老、基本建设等公共产品。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外贸消费，现在需要将消费放到首位，消费首先要加大公共消费，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

发达城市不仅为本地、也要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的支援）。要组织有效的竞争，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双赢。只有中国政府有这个能力。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殖收益；允许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向农村建设投资。统筹配置城乡义务教育资源，整合城乡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统筹城乡低保，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促使基本国民待遇均等化，方便人们自主选择就业与迁徙。

将过剩产能用于解决进城农民工住房。城市政府（不含超大城市）提供廉价城市土地、购买低价的钢铁建材建设廉租房，可把它证券化，借、租、卖给不能回到农村的青年；将来他们在城市立足后可以退券还钱。这样给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腾出时间和空间。

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推进新型合作化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方式。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发展各类农村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探索新型合作组织：对农村保存下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合作组织要鼓励，对多年坚持乡村基层建设工作的优秀专家要切实给予支持。专家们特别提到中国乡村建设院李昌平主持进行的村社内置金融实验，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创举：通过村社内置金融为纽带，解决农村社区组织涣散、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支持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提高农民收入；增强了集体经济实力，落实了双层经营体制，坚持了共同富裕方向。同时保留了绿水青山，让农村更像农村，成为城市人越来越羡慕的农村。这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城镇化大趋势中的新农村建设探索

李昌平提出：设想未来几十年农民不断进城，我国农村的前景大体是1：3：6的格局。

10%的村庄将进入城市。他们的土地增值收益比较大，只要农民抱团进入城市，日子会过得很好，否则收入就会分化。

60%的村庄会逐步空心化。这部分村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适应城市化趋势、构建新型农业主体和农业现代化的模式，而不是新村建设。有两个选择，（1）资本下乡圈地，（2）把农民组织起来，参照日本台湾农协的形式搞农业合作经营。合作经营更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

30%的村庄人口不会减少。这类村庄将会发展成中心村（镇），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要适应在我国已经出现的“逆城市化”趋势，这些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根据本地特点定位（自然，区位，文化），可发展特色产业、特色品牌、特色品位、特色家园，例如民俗、采摘、古村旅游、养老服务等，把农业变成服务业的一部分。再通过信息化智能化、带来农业、加工、流通业态的改变，拉长农业产业链。随着食品安全受到重视，食物本地化运动将会兴起，农产品流通半径将会缩小。生态文明的兴起给农村带来发展动力。这样的村子500年都不会落后。不久的将来，中国大概有4-5亿老人，让他们在这里过“半农半X”生活，更符合人本性的需要，可能比大城市群更有吸引力。一些地方在新村建设中往往靠领导主观意志决策，结果建了很多的“鬼村”，实在劳民伤财。

加强基层党建和政权建设

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央已决定每年选派40万名大学毕业生到村级任职，这是改变基层党政组织的重要举措。没有有效的基层党政组织，或者基层行政事务被少数大户操控，则国家财政的公共服务投入就找不到地方代表、被少数“精英”截留俘获；甚至土地台账管理和各项数据统计也无法准确，更不用说对耕地的保护；中央的支农政策也难以落实到每个农民。鉴于我们的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已久，这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有专家建议，中国两千多个县，县委班子是国家稳定的根基。要加强干部的培训，可考虑选拔几百名优秀的县级领导，到中央培训后派到关键县任职，赋予县域建设任务。

要从战略高度理解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同志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既具有长期发展战略安排的考量，也符合近期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拉动内需增长、为经济结构调整争取时间的政策考量，也是出于对当前城乡关系发展的具体问题的考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一思想，和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到会专家认为，中国农民曾经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和民族振兴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了初期工业建设所需大部分积累（也有学者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不断提供资金支援农业）。而当前，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还高度不平衡。特别是还有7000多万人口的贫困农村地区。习近平同志说，全面实现小康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近他在考察贵州时也对农村扶贫给予高度关注。我们离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只有5年时间，任务十分紧迫。我国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完全有条件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的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讲话，纠正认识上的偏差，坚定不移地把“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从而逐渐实现城乡居民的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联通化、居民收入均衡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中国共产党人历经９０多年艰苦卓绝奋斗创造的奇迹、中国共产党今天的领导核心地位，决不是机缘巧合，而是深深植根中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探索不息、奋斗不止的结果。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份重任，并且交出了成功的答卷。这支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在斗争实践中，披荆斩棘、愈战愈勇，坚如磐石、百炼成钢。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我们不仅要为党取得的一个个伟大成就而自豪，更要探究党的力量之源、成功之道，从中坚定信念、汲取力量再出发。

一、世界政党政治坐标中的中国共产党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１９８８年断言：“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２０世纪各种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２１世纪将成为世界上一个头等大国。”

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成功地将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兴强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１３亿中国人民。９０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改变成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其担子之重、难度之大超乎想象，而我们党依靠人民做到了！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执政成绩单，印证了党的执政能力，以实绩奠定了世界瞩目的大党地位。

自有政党政治以来，执政党上台时往往奋发有为，受到人民拥护，但随着时间推移，变得墨守成规，逐渐令人失望，最终不得不下台。这是西方政党政治中的一个执政“怪圈”。在世界政坛上，某个政党代表某些利益群体是普遍现象，经过选举上台后以政策倾向回报选举赞助者也司空见惯。这种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必然导致政党的执政目标难以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覆盖全体人民的愿望，自然得不到人民的长期拥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在于成功地解决了为谁执政这一根本问题。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直至献出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生命。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不少艰难曲折，也犯过严重错误，但初衷不改，宗旨不变，以自己的行动纲领和崇高理想，以不懈的奋斗和日益提升的执政能力，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执政已达６０多年的大党，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丝毫懈怠，清醒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凌云壮志带领人民进行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会见记者时昭告天下的“施政宣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朴实、坚定地宣示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方面坚持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另一方面反腐倡廉正风肃纪，净化政治生态，密切了党群关系，健强了党的肌体，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在长期执政实践中，我们党革故鼎新，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内在基因极为强大。“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习近平总书记的宣示掷地有声！当前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时刻保持清醒，坚定“三个自信”，狠抓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以优良作风和崇高理想把党和人民凝聚在一起，续写着新的历史华章。

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

许多国际人士认为，当今世界最应被深入研究的国家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问题从来都是决定国运兴衰的第一位问题，也是政党执政的第一位问题。古今中外，由于道路、制度选择错误而导致政权失败、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在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曾出现３００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但大浪淘沙，大多被雨打风吹去。当时的许多中国人也曾幻想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救国救民，结果却是大小军阀割据、贿选暗杀成风。曾让学界纳闷的是，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当时中国国民党最具备成为这场革命领导核心的条件，但历史却在这里拐了个弯，中国民主革命最终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国民党为什么错失历史机遇？原因在于道路、制度选择。国民党主张以三民主义救中国。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国民党最终沦为地主、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必然是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交织的矛盾体，当时多达７０％的中国农民没有土地，国民党却漠视亿万农民的呼声。执政几十年，不仅没有推动时代进步，反而使中国陷入了山河破碎、战乱频仍、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的境地，最终丧失民心。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主张用社会主义救中国，并找到了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开辟了中国命运的光明前景。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一些人断言共产党搞建设会得零分。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最终失败，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但是，我们党团结依靠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振兴中华的梦想开辟了新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我国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完善，使我国全面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大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总体进入小康社会。这些成就，令世界瞩目。

６０多年后的今天，党以辉煌的执政成就向世界昭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西方那些政客原来对我们党的探索不屑一顾，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走西方道路。当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的发展已离不开中国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正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虽然一些西方人士口头上不愿承认中国道路，但有识之士对此高度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使命和价值追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光明的前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执政理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治国理政鲜明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治国理政奋斗目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治国理政施政方略。“谋定而后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地推进治国理政的各项工作，无论是国际舞台上“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战略的提出和快速实施，还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狠抓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无论是推动司法改革，还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论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还是毫不动摇“打虎”、“拍蝇”反腐败，等等。世人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正在发挥日益强大的作用，中国正以一个大气谦和、信心满怀的大国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三、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

世界贸易组织前任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接受法国《快报》杂志专访时说，自从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体制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４０年大幅减少。

中国共产党不是靠“一党专政”实现长期执政的，也不是靠一党之力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促进力量。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世界政党政治中独一无二的新型政党关系。这种带有中华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商量办事等浓郁特色的制度设计，是我们党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融合的“天才创意”，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秘密所在，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目前，我国党外知识分子有８９００万，占知识分子总数的７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障了优秀人才和社会英才向执政党汇聚，形成实现共同目标的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一切积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完全正确的历史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既不符合我国实际，也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决不能上那些口蜜腹剑者的当！战略机遇稍纵即逝。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更广泛更牢固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协力奋进。

坚持“三个自信”，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还是那位尼克松，赤裸裸地鼓吹动用军事、经济、技术的力量和手段来瓦解我们的制度，并挖空心思地谋划了四个步骤的“攻略”：崇拜“西方标准”；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对中国的一切给以虚无；动摇中国人的理想信念，摧毁其自信，瓦解其共识，消解凝聚力，消磨其斗志。这些险恶的招数，针对的正是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事实证明，“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斗争”、“攻心战”之类，作为西方颠覆我们制度的战略战术，一直在付诸行动。遗憾的是，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反而羞于提及，在大是大非上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对此，我们必须澄清模糊认识，扎紧思想篱笆，绝对不能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中迷失自我、误入陷阱，犯下“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错误。

有些人声称，实行多党轮流执政，有利于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更好地反映民意。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相互倾轧、排斥异己。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避免了西方政治舞台上“凡是对手支持的我就反对”等偏狭，极大地减少了内耗，并且照顾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西方的多党竞争或两党竞争必须有私人资本的支持，金钱政治不可避免，多党竞选本身就是赤裸裸的“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表面热热闹闹，实质都不会改变资本左右政坛的性质。这就是西方民主的“显规则”！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党，即财主党。”美国的富豪们想要影响一下白宫、国会山，那是家常便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在党的领导下，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可靠、最管用的制度，必将引领中国人民承载梦想、走向新的辉煌。

习主席2014年12月曾经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就世界大势的问题讲话：“如果我们对于世界大势认识不清，甚至茫然无知，就难以把握时代的脉搏，我们的事业就难以有新的开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这说明认识世界大势非常重要。

天下三分：来自历史经验的大势研判

什么是世界大势？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世界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人们习惯于中观视野，观察大势非常困难，需要综合运用历史经验、理论框架和现实分析。看大势必须懂历史，知道从何而来，才懂得现状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知道未来向何处去。沃勒斯坦[1]等学者的世界体系理论把世界作为整体来认识、把握，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框架。对现状的分析，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三者结合起来，看大势就容易明白。

按照沃勒斯坦的定义，资本主义体系就是经济结构上保障资本持续积累的一种世界秩序。

图1  漫长的世纪和体系积累周期

1500年之前，世界各地区总体上是各自发展，虽之间互有联系，却没有形成“共时性”的影响。从十六世纪开始，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开始萌芽，逐渐覆盖到全世界，成为人类全球化的一个阶段。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在500年间，经历了由几个国家主导的百年周期。也就是伊比利亚-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每个周期都经历了从实业扩张到金融扩张的发展阶段，在总体性的金融危机后让位于下一个周期。而我们正在经历美国周期的“危机之冬”。

美国的衰落并不是一个特例，每个霸权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这符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的百年周期律。作为一个周期主导的国家，美国代表了一种经济模式，有一套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建构了一套全球化的秩序，拥有最大的经济规模、最强的军事力量、最多的盟友，还有强大的美元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世界治理能力和经验。但是它已经过了最强盛的阶段，不再是二战之后那个雄冠天下，也不是苏联解体之后一超独强的美国。它的竞争力在下降，它的适应能力也在下降。美国的形还在，势已衰，但尚未竭。

美国衰落后是不是有个新的霸权国家来取而代之呢？我认为不会。美国之后尚无霸主。因为美国是一个单体的洲际国家，从国家综合实力来说其它国家难以超越。以前各周期的权力转移存在一个从小到大的规律，比如从伊比利亚半岛的王国和城邦制的热那亚，转到荷兰联合省这样的城市国家，再转到英国这样民族国家，再向美国这样洲际国家转移的趋势。作为美国来讲，什么国家要想再超越它都将很难。这表明今后再由一个国家控制全球的模式已行不通了，这种由单一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过时了。一个国家来支配世界事务，除了国家力量自身的局限之外，也还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美元体系中的特里芬悖论，一国货币难以克服成为国际货币后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可能预示着1648年建立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了。欧盟的建立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未来的基本趋势就是“天下三分”，将形成北美、欧洲和亚洲三个大的经济圈，世界将成为可以包容多元文明的多极化世界。这些力量极已不是单一国家，甚至也不再是传统的盟国体系，而是区域共同体。所以，我们中国并不是追求当美国式的世界霸主。三分的三，既是空间划分，而更多是《道德经》中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三是多样性、多种模式的三。天下三分，就是说世界上不是美国主导的单一核心的世界体系，也不是单一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它是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各种各样发展模式的世界。

从“一超”、“两洋”到“三圈”

在“一超独大”的格局难以坚持的情况下，美国设计的是“两洋格局”。就是以北美自贸区为中心，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两翼，分别主导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格局类似不太对称的蝴蝶，一边是跨大西洋的经济圈，另一边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圈，军事、安全上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太平洋地区的美日韩澳新等同盟体系，这是美国的设想。

图2  美国设计的“两洋格局”示意图

美国战略界有人提出要搞“大西方战略”。布热津斯基说，我们要继续把跨大西洋作为世界的轴心。但是，欧洲人希望摆脱美国成为独立的一极，认为其实欧盟才代表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方向，欧洲不能再继续受美国的控制和支配。因此，跨大西洋合作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共同体，最多是貌合神离。今后将呈现欧盟继续“脱美”，欧洲人的欧洲发展趋势。

重返亚太战略最初是正在竞选总统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她认为，太平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21世纪的太平洋仍然是美国的世纪。现在美国要重返亚太，介入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并推出TPP，提出把亚太部分国家组织成一个所谓“高水平”的统一市场，都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亚太地区。在设计这个战略的时候，美国有意把中国和很多东盟国家边缘化。一个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战略设想把最主要的国家排除在外，恐怕这不会是一个好的战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和东盟会慢慢地“脱美”，导致环太平洋地区分裂为西太和北美。

现在看来，“两洋格局”将会成为一种过渡阶段。美国想“一肩挑两洋”，亚欧通吃，但通吃的结果就是人家不跟你合伙，想散伙，这是美国战略的一个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问题，主导国家要将自己国家利益实现最大化，你自己最大化了谁还跟你合作？这也是他们战略上的一个悖论，装不下世界多样性的制度体系，就没有办法成为新的有竞争力和可行性的世界体系。“两洋战略”把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排除在外，无论美国如何努力，只能成为一个过渡阶段。

从数据可以看出趋势。1993年，北美自贸区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欧盟占26.5%，西太平洋地区占21.8%。到2013年，北美占26.8%,欧盟占24.6%，西太平洋地区占到世界总量的23%，三家已经很接近了。如果把俄罗斯、中亚、南亚国家也加进来，亚洲经济圈的规模可能已经是排在前面了。将三大圈进行比较：北美的经济存量比较大，底子比较厚，军事强，但是资源透支；欧盟经济发达，社会矛盾小，但军事上存在短版；亚洲人口多，发展快，政治、安全整合不够，资源相对紧缺。目前三大圈的内部贸易显著增加，外部贸易相应减少，呈现内聚化的趋势。

图3 “三大圈”示意图

成为全球级别的区域经济圈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足够养活这个圈的基础资源和市场体系；第二，有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第三，有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当然，还要有相应的政治、安全、文化条件保障等等。日本很早就想搞东亚经济圈，可是它在政治和安全上不能独立，虽然经济总量较大，并形成了“雁行模式”的产业链，但还是没有实现。现在世界上够条件的就是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三家。在三大圈里，核心国家是美国、法-德、中-俄。其他的为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或制造业体系不完整，或市场不够大，人口比较少，或没有独立的金融体系、政治地位和安全保障，只能加入到几个大的圈子里面来。

这种区域化体系的发展，与处在瓦解之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一起，正在成为世界体系演变的新趋势。未来围绕大国形成的区域体系，可能会成为全球化的新主流。认识世界大势的发展趋势，为中国做战略选择指引了方向。

中国的战略选择：建构泛亚共同体

简略的说，战略就是运用力量实现目标的方式。战略的基本要素就是目标、力量、方式。确定战略目标，必须要根据大趋势、根据自己的能力，目标和力量决定了选择方式和手段的范围，选择方式的正确与否，是三者的辩证关系对达成目标有直接影响。

未来大势就是天下三分走向多极化，有可能会出现三大经济圈。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央已经确立了，就是“两个百年”和“四个全面”。它的特点是一种内敛性的目标——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显然这是一个有限目标，经过努力可以达成的目标。那么，中国的战略能力怎么样呢？从中国自然禀赋和综合实力判断，中国没有外部资源的支持，仅靠自己的基础条件和自身力量尚不足以完成国家复兴的目标，很难完成13亿人的现代化，更不足以成为一个全球性主导国家。基于对大势的判断，也基于对中国力量的认知，中国的战略选择将通过区域合作来完成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

所以，立足于区域，建设泛亚区域共同体，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而不能像美国人那样，在全球性“天命观”的驱使下选择全球性扩张战略，更不要试图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的新霸权国家。

目前，“共同体”有70多个定义，概念比较复杂。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率先提出，要倡导人类共同体的意识。习主席第一次出访俄罗斯时候，就提倡建立命运共同体。此后，在上合首脑会、印尼国会、亚信峰会，在周边外交会议上，习主席不断地讲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建设人类共同体的概念。习主席对共同体概念有细致的区分，对东盟国家、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讲命运共同体时，有“穷哥们儿”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含义。而在印尼国会谈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时，提出中国与东盟要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它的本质是建立区域共同体，需要用合作方式解决区域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问题；他在法国、德国则讲中德、中法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就是说我们发展程度不同，还“高攀不上”，但有共同利益可以合作。

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泛亚区域的共同体。建设区域共同体，才能够解决我们比较缺乏的资源、市场等等问题，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巩固的经济圈和安全区，这些是解决中国未来发展和稳定的最重要问题。

所谓“泛亚区域”，不是指早期地缘政治学中的“泛区”概念，而是不局限在亚洲区域的意思。比如俄罗斯就是好邻居、好伙伴，是全面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与非洲国家也要进行深入合作等。“泛亚共同体”是在欧亚非大陆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是有共同的目标，有相互认同和归属感，通过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超国家组织。现代交通、信息技术提高了广域合作的基础条件，可以通过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进行泛亚区域的合作。

传统国家体系的合作主要通过“结盟”方式，这是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特征。这是现代化早期欧洲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战略选择，欧洲国家间结盟是为了保持均势，而力量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所以经常要打仗。欧洲几十个国家打了几百年的仗。二战之后，欧洲尝试建设欧共体，通过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所以说，欧盟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是泛洲际体系世界新秩序的胚芽。

建设泛亚共同体，顺应了世界大势，符合区域国家利益、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建立区域共同体是审时度势的选择，谨慎而有为，进取而不冒进。天下三分，中国不排斥跟世界其他区域的合作，中国得一居而足矣。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世界体系的多极化，决不当替代美国的霸权国家。

“一带一路”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蓝图涵盖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通过建立基础设施网络，把亚欧非大陆的发展中国家组织起来，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解决现代化发展问题的一个新思路，因为就目前中国产业技术的综合水平以及资源、市场条件，在国内的发展空间基本到“天花板”了。所以要和周边国家合作，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经济整合。这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摆脱现行世界体系边缘地位的难得机会。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156个项目开始，经过几十年努力发展了拥有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从企业角度观察，这种大而全的体系的某些部分可能不经济，但是从国家战略和战略竞争力角度来讲，却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大国竞争力的核心。这对于建设区域共同体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骨架和灵魂，一个地区必须拥有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资源才能得到充分使用，才能制造出人们生活所需的制成品，金融服务业才有利润的基础来源，也才能建立统一而有内聚力的大市场。欧洲国家就是从煤钢联盟起步，经过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及类似“空中客车”飞机这样的高端项目牵引所形成的完整产业链的整合，逐步走到统一货币、欧洲联盟的阶段。

泛亚区域共同体的建设，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逐步推进。渐进，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基本方针。先要把东盟+中国的自贸区做好，再把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南亚地区的合作、东北亚的合作、海湾国家的合作、以及与伊朗等国的合作搞好，从周边国家、次区域合作起步，逐步向大区域推进。

区域共同体的目前结构是金字塔形，有基础资源、市场、完整的制造业、金融业和服务业。而从未来看，这个结构应该是网络式、比较平等、节点式的，多个区域重合、互补式的，和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心结构不一样。

图 4 区域共同体经济结构：金字塔+网络式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投资，亚投行就是我国为推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相关方的资金需求而发起，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由此可能改变现在围绕美元体系、欧元体系形成的国际“币缘”政治体系。我们有可能围绕亚洲共同体建立起新的币缘圈，可以促进亚洲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也有助于防止全球金融资本的冲击。

“一带一路”还要推进发展和安全一体化。2014年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发布的上海宣言中讲，要倡导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现在搞经济合作，如果不把安全框架建立起来就会出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上合组织的扩容，形成泛亚区的安全框架。

“一带一路”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风险比较大，比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复杂，比解决欧共体的问题也复杂得多。世界范围内的恐怖袭击在“一带一路”地带非常密集。要建立共同安全框架，反对霸权国家的控制，推进跨国、跨文明合作，化解文明冲突。这样解读“一带一路”，就可以看到其背后的战略意义。

建设“一带一路”是大好事，也是大难事，要把握一些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合作共赢，但要循序渐进分步走，不可能很快见到成效，不能视为短期的任务，要用50年、100年时间进行这件事；还有是综合一体的原则，经济带的建设其实包括了相关地区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的互动与合作，而且应该区分层次。有些是相对短期的计划，比如与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比如中-巴经济带的建设。从总体上说，“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任务，不能一蹴而就，是大家的事，不是中国的独角戏。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前期主要是扮演倡导者的角色，抱开放态度，与各国原有计划对接，如光明之路、欧亚经济体等；在实施过程中，中国是“老大哥”，要多干活、少分利，给予在先、急人所难，应具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普渡众生的慈悲之心。

中国要帮助“穷兄弟”共同发展。像当年毛泽东决定修坦赞铁路一样，帮助非洲国家建铁路、建医院，已经几十年了，非洲人民仍在怀念，中国人真帮我们发展。这是大仁。而非洲兄弟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大义。习主席说，要有新的义利观。这是做好“一带一路”的思想前提。

美国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90%的利润到了美国，10%左右归其他国家，中国在其中只占很低的份额。不管以“自由经济”还是什么理念包装，只要你把大部分的财富拿走了，就改变不了剥夺他国的实质。中国跟发展中国家合作，却可以把利润的30%留下，或者更多的利润留下来，真心帮助它们发展，这是最大的德政。发展中国家都发展起来了，与中国之间互为市场，14亿人的市场就会变成40亿人的大市场，中国的经济也可以得到长期发展。中国能够把希望带给大家，让大家共享成果，这是最大的竞争力。再就是尊重各国选择，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比如沙特跟也门的问题，我们还是劝和。用中国特有的、与人为善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对世界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不仅要对投资的经济性进行认真评估，也需要对投资地的政治生态进行评估。中国企业应该接触一些反对党，多了解、多接触、多做工作，不能仅与军政府打交道，要跟各方面打交道、做工作，包括不同意见的人都打交道，听取意见，改进设计规划，这样投资项目就会建立在比较好的基础之上，工程项目不仅是经济项目，也会改变当地的社会形态，是复杂的社会工程，这些问题需要以合作的方式慢慢解决。投资项目与社会运动一样，没有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要发展，就会有问题，但是只有往前走，社会才能更好。原来世界体系下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需要把枷锁去掉，其他的只能慢慢来，只能通过合作解决。中国人不要居高临下，更不要试图扮演上帝去解决一切问题。中国走出去，不能学习西方殖民血腥的统治方式，但我们一定会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想出不同于殖民者、不同于黑水公司的方法。我们要学习研究的新问题也很多，这些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解决。坐而论道，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做“一带一路”，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13亿人的国家是我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也是我们最重大的安全目标。13亿人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我们在实业立国、实业兴国、完成工业化。

中俄必须背靠背、手拉手

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对于泛亚共同体建设非常重要，因为两国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可以互补，我们保证他们的市场需求，他们保证我们的供应。这是“背靠背”的关系，相互依靠。还要发展“手拉手”的关系，发展重大工程项目的合作，促成产业链的互补与整合，然后在货币等领域进行合作。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有一个核心观点，欧亚大陆国家如果能够把这部分大陆整合起来，就是所有海权国家的梦魇，既是英国的、也是美国的梦魇。大陆国家要摆脱海权国家的压制，就必须紧密合作。2015年上合组织如果请印度、巴基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国，亚洲地区的安全框架就有了大模样。若把伊朗、蒙古再请进来，再与东盟、海湾国家、东北亚国家衔接，泛亚经济合作就有了安全保障。

中俄关系是建立在21世纪全球大环境的基础之上，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正在向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这与沙皇俄国和满清政府时期的关系完全不同，与苏联时期的中苏关系也不一样。只要中俄联手，发展合作，从中亚、东北亚到南亚、东南亚的一个大经济圈、大安全区就成形了。就像下围棋，点了关键的妙手，几个子以后，未来世界的三个圈就俨然成形了。可以说，中俄合作是实现“一带一路”和建设泛亚共同体的关键。中国和俄罗斯最大的战略共同点在反对全球霸权国家，追求各国的平等地位。

中国要有比较完整的对未来大势的认识，确立国家战略，然后各部门共同去推动这个战略。要有文化自觉，也要有战略自觉。我们的领导人是有这种战略自觉的，因为从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的把握上看，明显有侧重点的变化。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再访索契，包括参加红场阅兵，都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妙手。下棋如果下出妙手，步步都主动。中俄战略接近使得中国的国际战略这盘棋的大模样很好，迫使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由主要进行遏制，逐渐转向接受事实。有些美国政客和军方人士有打压中国的极端想法和计划，但时日越长，美国越会觉得这些想法太不现实。中俄的战略合作，可极大地对冲中国面对美国组织的海洋国家盟国体系的压力，对冲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压力。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知。

我们要提升中俄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源领域，要向制造业的高端发展，形成深度的产业链、价值链整合，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

博弈式共生的中美关系

中国希望跟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不承认这一共识，并非中国的看法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地方，主要是美国人不习惯由中国来定义两国关系。美国人从来都是主动定义国家关系的一方，接受了中国的提法，感觉丢了主导权，所以美国不认同，美国还没有做好平等地对待中国的心理准备。

现在开始进入衰退期的美国，仍然要独占利益。中国只要进行共同体建设就要受到美国挑战，但中国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中国总得发展。难点在于，中国要继续发展，还要避免与维持霸权的美国相撞，这就在考验中国的战略定力和技巧。我们一些人对美国的思考方式不了解，经常表态，说我们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不想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人也认定中国是战略竞争者。但美国人说，我们不讨论意愿问题，我们只讨论能力问题。因为你有能力威胁我，你就是我的对手，我就要对付你。如果你是小国，你说跟我作对我不会理睬你，因为你没能力。意愿可以一天改变，能力却不是随便改变的。

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战略正在不断变化，就是从遏制战略、接触战略、对冲战略、重返亚太，一直到现在。奥巴马前不久说，如果有什么奥巴马主义的话，就是要一面保持接触，一面发展军力，其实还是“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的老套路。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大体上有三派：一派主张继续延续现行的政策；另一种认为中国“太不像话”，主张教训一下；还有就是主张一次性让步，然后与中国全面合作。占主导的还是第一种意见。可见，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还是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是基于美国利益，基于对形势研判，基于中国的能力，基于国内各派利益的平衡。总之，是根据美国利益，基于现实考虑的。

中美具有不同国家利益，也是具有共同全球利益的大国。中美之间主要存在三大矛盾：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金融型国家和实业型国家的矛盾。同时，中美之间还存在两大合作需求，就是保持国际环境总体安全的需求，保证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这就是中美关系既矛盾又合作的现状。也因此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博弈式共生的关系。

中美两国是全球这盘棋上的弈手，大家都在下棋。在这个棋盘上，你吃我的子，我吃你的子，互相斗得很厉害，但下棋的前提是双方都保持棋盘不要被踢翻，不要把桌子掀了，这就构成共生关系，国际政治要讲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中国希望平等共享，但是美国人希望利益最大化，怎么办？中国只有通过博弈和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博弈的要义，在于不是由一家决定结果。我是“臭棋篓子”你可能赢，我是高手你可能就赢不了。输赢是双方落子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要争取当个好棋手。

对美关系要讲辩证法，要想成为美国的朋友，先要当美国打不败的对手。美国尊重强者，这是它的战略文化。我们去美国访问，美国军方对中国军方很尊敬，因为朝鲜战争我们曾跟美国交过手。他们认为中国是值得尊敬的对手。战略要审时度势，否则将软硬皆误；能顺势则进退皆宜。

目前的世界还处于大危机之中，处于格局、周期、体系交替的多重转折点上。未来世界的基本趋势很可能是“天下三分”，走向多极化。在未来世界上，中国要争取成为世界力量的一极，切不要争当全球新霸主。为此，应该把建设“泛亚共同体”作为中国大战略，这有助于达成两个一百年和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要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推进共同体建设。而中国成败的关键，在于把自己的事办好。

 

 

*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1]伊曼纽•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一直高度重视，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4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专门就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习近平同志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

充分认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安排，通盘考虑，统筹谋划，通过城乡互动、互助、互利、互惠，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谐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对于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社会传统深厚，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关键任务，是夺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也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土地革命。我们党正是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同时为在历史进程中最终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奠定了根本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为满足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我国长期实行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即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我国从一个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为主的国家迈进，广大农民作出了伟大贡献。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贫困问题也积累到了必须予以解决的地步。这也是改革最初从农村起步的历史大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不仅推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也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同时还为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发挥了探路作用。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为标志，我国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到了城市。三十多年间，我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总量从世界第十一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这其中，“三农”仍然发挥了支撑作用。除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维持外，农村还通过另外两条途径为国家经济发展输血。一条是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在“低价补偿、高价转让”过程中产生的巨额级差地租，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条是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成为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群体，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中人力资源的积累。在国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三农”问题再度突显出来，城乡相对差距一度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益扩大，并在本世纪初期超过了改革开放前水平，不少乡村也因不断“失血”而走向凋败。

近年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从彻底免除农业税到实行对种粮农民生产直接补贴，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到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大幅度提高农村扶贫标准到分类指导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出台等，“三农”问题得到很大改善。但由于我们对“三农”的历史欠账太多、基础薄弱，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仍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当前，我们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必须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以此彻底解决好“三农”问题。

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部消费需求拉动因素相对偏弱，增长主要靠城市工商业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且投资越多，所积累和形成的产能越大，对出口的依赖也越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持续低迷，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外需明显下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到了一个拐点。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农村长期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激发出来，正是推动我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首先，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可以带动农村消费需求。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相对收入不高。目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仍然以生存型的实物性消费为主，而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仍偏低。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持续推进，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将不断提高，消费结构随之不断升级，消费需求也将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随着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城乡居民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将逐渐均等化，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民对于未来收入、支出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也将会大力助推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

其次，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可以促进农村投资需求。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还比较低下。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就必须在水、电、路、网等方面加大投入，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加大投入。这些投入所产生的投资需求将成为拉动我国内需增长的重要动力。农村和农业方面的巨额投入，也将带动大量的水泥、玻璃、钢材以及其他工业产品的消费，通过创造有效需求，疏导部分相对过剩的产能。这将与“一带一路”开放战略一起，形成内外“双管齐下”，化解我国过剩产能，为经济后续可持续发展腾出巨大的战略空间。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将促进城乡互动、区域联动、优势互补。东部地区的发展将重点推动产业升级，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型产业；中西部依次梯度承接一些劳动密集型、并符合环保要求的产业；县域经济将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及其加工业。由此将带动中国经济总体结构提升，最终实现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良性发展的局面。

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全面小康。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们离实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只有五年时间，而我国农村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集中在14个连片特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道路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拦路虎”与“硬骨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通过全面建成农村小康，带动全面建成小康目标的实现。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全面部署。

没有农村的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繁荣稳定。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在“三农”领域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其中，在尊重体现法律规范和道德理念、体现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传统乡规民约的同时，还要重点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三农”各项工作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我们常讲，“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支部”，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党的农村政策千条万条，最终都得靠基层党员干部来落实。在相当一段时间，很多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涣散，家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趁虚而入，削弱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重了“三农”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必须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而这又将有力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在农村的有效落实。

全面把握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目标原则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涉及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大战略，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

从国情出发必须尊重传统。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从中国国情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应该尊重乡村文明，保护乡村文明。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特别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完全可以保留村庄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确保乡土文化的根不断，不使农村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从国情出发必须尊重基本制度。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一定要守住“三个基本”底线不动摇：即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动摇；坚持农村工作的基本准则——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不动摇。一定要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告诫：绝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搞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从国情出发，并不是不遵循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普遍规律，不是不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其他国家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形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循环；也有失败的教训，出现了严重贫富分化、大量失业、交通拥挤、供水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我国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借鉴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特别要看到，我国是有着13多亿人口大国。目前，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国家，大多数是发达国家，人口大多不超过1亿，最多的美国也只有3亿人口，这些国家人口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亿多。因此，我们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没有先例可循，只有充分考虑我国历史和现实，在探索中前进。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回应农民关切，实现农民利益。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回首改革开放3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与参与，推动着改革认识和实践的不断突破和创新。农村改革从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到浙江温州乡镇企业的崛起，从广西宜山农民首创的“村民自治”到吉林梨树农民最先“海选”村委会，无不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但一段时期以来，农民在中国改革中的话语权一度被削弱，这既伤害了农民的创造力，也是造成“三农”问题累积的重要原因。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要让农民与其他阶层一样平等参与改革进程，要善用农民的参与热情、畅通农民的参与渠道、完善农民的参与机制，及时总结农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亿万农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事业上来。

坚持农民利益至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生活得更好。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他还专门指出，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要把农村都变成城市，把农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把农民“逼上楼”、“赶上楼”。他批评过这样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大拆大建，做面子工程，搞城市建设就像“摊大饼”似地不断向郊区扩展，带来许多“城市病”，使人民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有些地方政府错误理解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打着城镇化和新农村的旗号，在农村违法违规大举“合村并点盖楼计划”，征了农民的地，拆了农民的房，再让农民筹钱买楼，把农民集中起来。这种“以城吞乡、逼民上楼”的事，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还给农民带来许多不便，种地要走很远的路，储粮要费力弄到楼上。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从一件件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抓起，办好每件具体实事，真正做到利民、惠民、安民。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继续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不断深化改革，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当前，体制机制改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涉及面更广，情况更加复杂，必须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其中。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是一项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大任务。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系统谋划，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切实做到“全局一盘棋”，实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必然涉及到一些深层次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对认识还不够深入、但又必须推进的改革，要大胆探索、试点先行。有些改革涉及深层次制度因素和复杂利益关系，一时难以在面上推开，要发挥改革试点的侦察兵和先遣队作用，找出规律，凝聚共识，积累经验，创造条件。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必须坚持试点先行，不要大哄大嗡。

积极贯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改革举措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必须顺应我国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加强发挥制度优势，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坚持和完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努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更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性举措。

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习近平同志强调，推进城镇化，要以人为本，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要看到，大量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没有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他们顶着城市的“半边天”，为城市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两栖”状态。新型城镇化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城镇落户的准入条件，逐步扩大“农民市民化”的范围和规模，逐步解决长期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问题，让他们能够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

要优化城镇化布局。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人多地少是我国基本国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而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由“乡”到“城”的转变。这就要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作用，优化和提升城镇功能，增强辐射和带动作用。

要综合施策。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把优化发展城市群和提升中小城市小城镇结合起来，把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增加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和引导产业转移结合起来，把完善城市管理和治理“城市病”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必须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要实现“三化”同步，千万不能让工业化、城镇化压倒了农业现代化、打败了农业现代化。

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不是要消灭乡村，而是要促进乡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业生产成就举世瞩目。必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针对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机制在农业农村中不断变化、现代农业技术和装备更普遍应用等新情况，在尊重农民意愿、不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前提下，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发展合作经营，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

建设美丽乡村。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同质化，而是要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异化协调发展。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我国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仍然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发挥规划先导作用，延续我国文化传统，重视乡土文化、尤其是古村落对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和作用，充分体现农村特点，因地制宜，积极发展村民自治，加强农村社会治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美丽乡村。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习近平同志指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既直接又有效的手段。为此，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实现“三个一体化”，即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社会保障一体化。

推动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在我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农民在劳动、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交换上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有效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就必须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农业是受市场和自然双重因素影响的产业，经济效益相对低而社会效益重大。因此，要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农村建设资金缺口太多，仅仅靠国家财政投入远远不够。各行各业都要积极支持农村建设，企业和社会组织要采取投资筹资、捐款捐助、人才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积极支持农村发展。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必须长期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的方针，使公共财政支出进一步向农村倾斜，统筹城乡交通、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估制度，督促各地落实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国家标准。建立并完善城乡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统筹推进农村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有效整合。持续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改善教育、卫生、文化、民政等公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条件，重点向薄弱地区、薄弱领域倾斜，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

推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在坚持“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的大原则下，认真贯彻落实已出台的城乡养老保险衔接整合政策，加强养老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把更多已进城居住和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加快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动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统筹发展。还要特别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关爱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让亿万农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卢周来，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问中国装备工业：战略性产业、支柱性产业，装备工业的重要性体现在哪？

当年毛泽东主席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必须起步发展装备工业。前不久习近平主席说“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中国的装备工业一直是国家高度重视的产业，并给予政策支持。

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工业的脊梁。2014年5月，习主席在参观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时说：“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他特别指出，装备制造业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我们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

国家对本国装备制造业的关注和支持，在2006年以来发布的各种规划和决定中得以体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被确定为中国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求其规模在装备制造业中占比进一步提高到25%，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

2011年3月16日发布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在制造业方面明确提出了“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的目标。

2015年3月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呼吁最多的仍然是需要得到国家的关注与政策的扶持。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不到位。

由于目前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国内装备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越来越严峻。中国的装备市场是跨国公司必争之地，以低价格换市场是他们争夺中国市场的手段之一，这种不计成本的低价竞争，使国内很多装备企业难以支撑。工资水平上涨，国企税负过高，导致装备制造领域很多企业（包括国家重点企业）面临经营危机。特别是前些年，一些企业受市场鼓舞而进行大规模投资扩张，在快速变冷的环境中已陷入生存危机（已有一些重量级企业被迫退市），而抢得转型“先手”的重要企业则保持了继续发展态势。企业的分化十分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装备制造企业，是否应该实行支持政策，就尖锐地摆到我们面前。

“现在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支持装备工业，实际上有些政策难以落地，传导不到企业。”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一针见血。

“装备工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这些因素均要求国家针对装备制造业要给予政策倾斜。”秦川机床集团董事长龙兴元指出，“我们希望优化政府服务职能，完善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行政环境；加大税收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减少企业运营成本。”

近年来，我国装备企业在家门口内与跨国公司争夺市场，但是在重大招标中，我们却常常在报价中败下阵来，问题出在何处？“当前我们执行的招标法有问题，最底价中标方式隐患巨大，而且对研发投入大，产品质量优的企业不公平。”杭州前进齿轮集团董事长茅建荣对现行的采购招标制度颇有微词。杭齿是中等规模企业，而重型零部件的研发涉及基础型研究，投入大，见效慢。有些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标，不设门槛，大小企业都可以来竞标。“最低价中标的后患会给我们的建设项目，比如核电、大乙烯，煤化工、输变电及发电等大型工程项目，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国家能源局副司长黄鹂也对此问题发表了看法。最低价中标，一时可以降低用户的初始投资成本，但竞标方的恶性竞争，将导致过分压低制造厂商的收益，甚至迫使制造方在材料及工艺等环节降低标准，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从根本看，造成了行业的不健康发展。特别是重大装置事关生产安全、环保、寿命和可维护性（包括技术的可获得性与安全性），要求厂商有相当的资质和条件。还不是简单的购置成本问题，更不能以单一的当期财务指标作为评价和监管的标准。

“最低价中标的后果带来的是产品质量的下降；廉价低成本的设备使客户运营成本上升；制造企业疲于应付成本下降，没法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有专家尖锐指出，“最低价中标，本身是招标人员的不作为。”

“我们更应借鉴国外通行做法，着手研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管，为‘国货国用’提供保障。”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指出。在发达国家，政府采购制度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目前在国际上仍广泛施行。由于政府采购规模巨大，利用政府采购推动本国科技创新和重大产业发展，是各国的普遍做法。

据了解，美国有《购买美国货法》，奥巴马就要求政府采购美国货。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购买中国货法》，现在是否已经出现立法的时间窗口？

二问中国装备工业：市场主体、创新主体，企业的主体地位在哪？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是市场主体。企业兴则经济兴。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政府责无旁贷。要继续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为企业松绑。”但由于政策执行中的扭曲，尤其是在处理政府、市场和企业关系上，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同时存在，企业的主体地位被层层削弱。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哪些该有所为，哪些该有所不为？”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提问。看似是改革中多年要解决的老问题，但是在政府和企业关系中却一直摆不平，他深有感触：“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越强大，企业活力越弱，政府越弱，企业活力越强。”

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指出，“深化改革和激发企业的活力，是个老话题，但是现在提更有现实意义。什么叫改革？我的体会是，当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不适应的时候，这就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促进企业的活力。坦率地说，现在国有企业作为体制内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现阶段仍然很严重。”

“体制上的障碍造成的机制束缚，机制不活，企业肯定就没有活力。”任沁新一语中的。

    不容回避的是，现在国有企业依然是由各级国资委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管理：管人、管事、管资产。——“决策机制、投资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等等，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几乎现在国有企业在自主权上是越来越小。”“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增加企业的活力。”这几乎成为企业老总的共识。

“应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性质，回归企业本质的属性。”由于历史的原因及社会舆论的关心，近10年国有企业的有关管理部门加强了对各级国企的监管力度，包括领导层薪酬、资产运营和重大事项报批等制度的建设。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国有经济这个系统中，如何正确处理行业监管和给企业经营投资自主权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分寸，仍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中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装备工业的管理体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一些在各个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较早从工业部下放，在市场竞争中经过优胜劣汰、大浪淘沙，目前已成长并具备核心竞争力。这些企业是我国工业体系中各环节不可或缺的“战略要点”，当然也是国际同行瞄准的竞争对手。要准确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进行分类管理。正如济二机床董事长张志刚所说：“在我们国家现有情况下，对企业的要求和管理一定要区分是竞争性企业还是垄断性企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切忌一刀切。”中国一重作为我们中国工业链条当中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企业，在共和国工业史上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重董事长吴生富强调要根据国企不同情况采取不同考核方法和标准：“我们在底下说，咱们政府初衷是好的，但老想开一副药方把所有的病都治了，天下哪有这样的药方，它若能治好一部分企业，也一定能药死一部分企业。”这道出了当前政府管理企业的症结所在。

如何准确定位装备工业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脊梁和命脉作用，如何拉动其突破困境，这是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三问中国装备工业：低端混战、高端失守，产能到底过剩在哪？

    “有规模、缺实力，有数量、缺巨人，有速度、缺效益，有体系、缺原创，有单机、缺成套，有出口、缺档次。”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蔡惟慈用这“六有六缺”概括了我国装备制造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也形象地说明了我们产能过剩的本质是低端的过剩，而高端的产品还远远不足。

蔡惟慈指出，当前装备工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需求不足，就机械工业的总体而言，需求绝对量仍然是在增长的，需求不足主要体现在和高速增长期相比较，这两年增长的幅度下降。

“多年以来尤其是前10年，机械工业一直在高投资的轨道上，一年的投资差不多4万亿，几乎两年就可以再造一个现有的机械工业的规模，这样一种能力的扩张确实不可持续，产大于销、供大于求的矛盾问题远高于其他部门。”蔡惟慈说。

“装备工业本身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是为基础建设服务的，其增长基本反应我们国家经济建设、重点工程开工的大致情况。目前下滑预示着我们很多产业已经到了一个峰值，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总工程师隋永滨也持相同观点，并且表示对未来的困难要有充分思想准备。“无论是国内，或者是国际，市场需求将会深度下滑，这是在两三年内很难逆转的。”任沁新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在产大于需的背景下，产生了恶性“价格大战”，导致了企业的效益下降。装备工业去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4%，但是利润只增长0.16%；而在过去若干年里，装备工业全行业一直是利润增长速度高于主营业务增长速度，可见形势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逆转。

面对大规模高速工业化时期的需求爆发性增长期的结束，我们的装备工业该如何适应新常态下调整升级？

“化解需求不足的矛盾，首先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否则解不开这个扣。”蔡惟慈进一步说，“我们要把对需求不足的思考更多的放到关注如何解决恶性竞争所导致的行业的效率非正常下滑的方面。”低价倾销带来的危害可以说是后患无穷，弄不好要毁了整个制造业。

“要鼓励缺乏生存能力的企业从落后的产能和过剩的竞争中退出。退出很痛苦，但没有企业退出，这个市场做不好。”蔡惟慈建议，“要使我们的供求关系恢复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供应能力要略大于需求，而不是远大于需求，有竞争但不能过度竞争。否则结构调整非常难进行下去。”

从行业数据中可知，我国制造业在低端领域中小企业数量最多，很多属于缺乏细分竞争优势的一般性企业。这一现象已存在多年，经济下行时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化解过剩产能，要鼓励不适应或不强壮的企业有序退出。“不要指望所有的企业都救活，如果各级政府的措施是救活本地所有企业的话，会更加加剧现在的严峻形势。”张志刚说。要使优胜汰劣成为现实，否则无法减少严重过剩的产能，机械工业永远无法走出这个困境。

破产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作为。制造业是强者生存的世界，需要的是生机与活力。装备工业是一个有着广阔上升空间的领域，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攀登，正逢其时。对于一些企业来讲，退出竞争过于激烈的领域、另辟蹊径，也许能找到新的蓝海，创造和培育新的市场。就全行业来说，让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实行协同或整合，千方百计地提升竞争力，在创新升级的过程中成为赢家。

四问中国装备工业：我们走出去、外资闯进来，市场到底在哪？

 “走出去”似乎是时下装备工业最为热门的一个词，无论是新闻发布还是论坛交流，“你们产品出口了吗？”总是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但我们看到的是——在刚刚举办的国际机床展CIMT2015上，展台最大的是德玛吉森精机公司，记者问其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德方人员回答非常干脆：“中国市场太大了！”面对如此大的国内市场，面对外商不断地兵临城下，我们该如何应对。

新年伊始，国务院即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动我国装备“走出去”工作。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这是推动我国产业升级、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选择，也是提升地区间合作层次、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与有效利用的必然选择。

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之下，大力倡导中国装备“走出去”是很必要的。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增量”，一大批骨干企业制造设备、工艺先进，技术能力大幅提高，需要通过“走出去”来找到新的市场和突破口；国际上，很多国家需要中国相对强大的基础建设能力支持，需要中国装备的输入。这无疑给中国装备和中国制造“走出去”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和战略契机。

但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国内庞大的投资品市场潜力：

——“中国是世界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占世界30%份额。”

——“从2002年到2014年，我国连续13年成为全球的第一大消费国。”

——“核电在建机组26台，规模2800万千瓦，占世界在建核电站四成以上，也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在建规模最大国。”

背靠这些“世界第一”，我们清楚看到，中国装备工业的市场潜力其实就在眼前。

在我们大力“走出去”的同时，跨国公司早已毫不留情地“闯进来”。西门子、GE、卡特彼勒、德玛吉等国际巨头无一不把中国看做全球最大市场。

“我们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谈装备走出去，李克强总理亲自为中国装备走出去‘站台’，显然这一国家战略非常重要。但是同时在国内市场上，大力推进装备国产化，逐渐以自主创新产品替代进口是我们发展民族工业的目标，这也是两条腿当中另一条非常重要的腿。”专家议论道，“走出去与留得住，对我们国内的装备制造企业都是考验。走出去，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是要真本事；留得住，守住我们自己的一方水土，需有大智慧”。

为落实2014年[国发]28号文中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精神，东三省启动了多个建设项目，有机场，有港口，有核电，有工业项目等等。投资规模很大，涉及装备采购应有几百亿。政府相关部门是否有考虑，除了走出去之外，留得住也是我们的任务。“如果市长、区长纷纷带着队到国外去考察，争相购买国外设备，那么真是愧对我们东北三省这么强大的制造业。”“面对目前一方面产能过剩开工不足，另一方面又在花巨款进口高端装备的现实，我们如何通过国家的政策，通过政府强力的引导，把国内装备市场把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隋永滨指出。

五问中国装备工业：国产化首台（套）在用与不用间的挣扎，敢“吃螃蟹”的人在哪？

重大技术装备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具有新技术密集、系统成套复杂、附加值高、带动性大等突出特点，是衡量国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高技术壁垒面前，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的诞生，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实现高端突破的标志。然而，即使有国家政策的鼓励，这些高端产品走向市场的道路依然困难重重，国资背景的用户不愿用首台（套）是公认的“老大难”问题。   

重大技术装备是制造业的脊梁，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最近表示，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必须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重大技术装备，解决首台（套）应用的机制问题。

但不容回避的是，用进口的还是用国产的，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始终伴随争议。

早在1983年，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技术要更新、要赶超世界先进，有以下几条路可走：一是进口外国的机器、电子设备和其他高科技产品，这个方法很简单，但不保险；二是走国产化的道路，这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但是是可行的；三是搞技术改造，这很困难；最后一条路就是闭门造车，完全靠自己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这在实践上是不太可能完成的。

同年7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国发[1983]110号文件）指出，“在依靠我们自己技术力量的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合作设计、合作制造若干套重点建设项目的技术装备，力争在前十年内把这些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才能为后十年的经济振兴打下牢固的基础，才能使四个现代化立于不败之地”

30多年来，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在前沿领域还存在空白，高端领域明显落后，核心部件受制于人等。这其中，首台套应用难是制约瓶颈。

本国装备制造企业“替代进口”的首台套产品，由于之前没有运行业绩，即使通过了技术性能检测和试运行，但它的可靠性和各项技术指标，在没有进入实际生产的考验之前，由于没有以往的销售业绩，毕竟用户不托底；国产新设备也难免和外国成熟产品有差距，必须在长期生产运行中不断改进完善。这是国家自主的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成熟必须经历的过程。这当然要求国内用户给设备制造厂商以支持，甚至承担一定的风险。当然风险损失不能仅由使用方企业独自承受，国家有责任给以政策的支持。

目前我国工业领域的用户，在对待国产重大装备的采购问题上，决策者对使用首台套顾虑较多，担心设计制造达不到技术要求，影响正常生产，受到责任追究；二是招投标中存在歧视性条款和“潜规则”现象，致使国产首台套装备在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客观说，我国一直存在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用户不敢、不愿用首台套已是公认的“老大难”问题。如何用投资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必须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认识。

提倡和鼓励自主创新不意味着拒绝学习先进和保护落后。在装备制造领域，多数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来自学习消化外国技术并集成创新，它们必然要与国外公司在国内市场开展公平竞争。但是，对国外装备的过度进口（其中很多是国内企业完全可以制造的产品），和人们长期形成的“国货不如洋货”的传统观念，客观上造成自主创新技术在推广应用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如果自主化技术装备得不到广泛应用，自主创新企业的积极性将会极大受挫，创新驱动将难以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将成为一句空话。

（编辑  碣石）

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邀请行业内部分重点企业领导人和管理部门、研究部门资深专家，召开了“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情况与对策座谈会”，共同分析行业态势，商讨解决之道。

到会的企业领导均来自国内装备领域的一流企业的董事长。他们有重型设备领域的一重（吴生富）、中信重工（任沁新）；生产高端机床的沈阳机床（关锡友）、秦川机床（龙兴元）、济南二机床（张志刚）；生产大型石化装置的沈鼓（苏永强），生产重型设备配套件的杭州齿轮公司（茅建荣）。

上述企业，都位于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要工业领域。多年来，他们怀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团结广大干部职工，一道苦练内功、锐意改革，不仅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增长了才干，而且大力投入技术研发，开发新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有的跻身行业领先地位。他们发展轨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国有企业的地位、潜力和运行特点的理解。我们将对有关企业进行系列报道。

近3年来，我国工业处于下行通道。今年1季度，工业经济无论环比还是同比均创近年来的新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装备工业备感压力，据反映，一些大路产品的价格和3年前相比已经“腰斩”，情况之严峻可见一斑。

装备工业是为各经济部门提供“工具”的行业，在我国工业领域具有重要地位。这个行业的特点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力密集，子行业多、服务面广、产业链长且关联度高、相互替代性弱。我国装备工业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很高，国有、民营、外资合资企业三分天下，互有长短，属于充分竞争性行业。

装备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对整体经济增速敏感。由于它的增长取决于投资需求的增长，而经济的高涨和低迷都极大地影响投资者的预期，这样装备工业就有所谓“加速效应”，它的增幅波动总是大于整体经济的波动幅度。经济处于低迷时，装备工业界的“供大于求、过度竞争”现象尤其明显。进一步说，我国的装备市场已经是高度国际化的市场，当今全球经济萧条时期，很多跨国装备企业从自己的生存考虑，依仗自己强大的技术能力和跨国营销能力，加强了在华的布局，这使得本国装备企业的竞争压力倍增。

这是不是说，我们要听任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在“优胜劣汰”法则中自生自灭？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方面，装备制造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我们只有坚持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才能学到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另一方面，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部分是“国之重器”，是国民经济未来产业升级的阵地、也是国防安全所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处理好竞争性和战略性的关系，是我们装备制造业政策思路的关键。

装备工业是工业体系的核心，综合国力的根基。发达国家（或称工业化国家）通常都是装备制造领域的强国，他们在这一领域处于技术进步的引领地位，有很强的品牌效应，这是西方之所以能保持全球产业链顶端地位的根本。任何大国也不会放弃对本国核心装备企业的控制和关照。不可能想象美国会放弃通用、德国会放弃西门子、日本会放弃三菱等等。而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上世界强国，也必须在装备制造领域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

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起步时，就高度重视发展装备工业，因而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就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由于我国工业底子薄，加之体制机制的束缚，技术研发和产品更新能力差。改革开放以来，以国有企业为主题的装备制造企业经过大量淘汰，至今仍处于国有系列的各子行业骨干企业，已经过了“脱胎换骨”的竞争锤炼，并在管理经验水平、技术研发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本世纪初“黄金10年”中，一大批各行业骨干企业抓住机遇，升级拓展，打造出不少国际一流产品，生产条件有较大改观，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涌现出众多世界第一。有些企业适时启动经营模式转型，在实现机械和电子通讯技术结合的基础上，发展了成套装置设计能力并大力开展终端客户服务业务，有效地增强了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但另一方面，因不同行业情况各异，很多企业并未及时实现有效转型。一旦市场出现“断崖式”跌落，这些企业背负的成本和产能压力便愈显沉重。

综合到会企业领导人反映的情况，目前国内装备企业面临市场环境是严峻的。一方面，行业“供大于需”矛盾尖锐，价格竞争激烈，一些具有实力的国际巨头企业甚至使出亏本倾销的手段，装备产品价格的下跌速度大于原料降价速度。另一方面，从企业经营成本看，国内资本类市场畸形发展、银行利率高，使得贷款难、贷款贵的矛盾不得缓解；工资水平上涨，国企税负过高，地方税费加码。两边挤压，许多企业处于困境已是不争的现实。

同时还有一个值得高度正视的现象。位于国际竞争一线的企业家们反映：美欧数年来实施的“制造业回归”方针，在一系列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已经开始初见成效。当西方已经意识到实体经济----制造业的重要时，我们不能放松工业现代化的努力，不能片面强调“虚拟经济”的作用。

当前，国内投资市场的低迷并非绝对量的萎缩，装备工业应该还有不少市场机会。但是当前国际装备业巨头加紧在华布局竞争，“国内用户偏向进口装备”、“国产首台首套装备没人用”的老问题就尖锐地凸显出来。这就再次提出了一个讨论多年的老问题：是否要明确“政府采购优先考虑本国装备”政策、是否要对以装备为核心的制造业骨干企业以各方面的政策支持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重点骨干企业，不能任其在低迷的市场环境、白热化的竞争中倒下。从长远看，要敦促和支持他们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眼前要通过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给以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2015年3月31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总编巴伯专访。这是李克强总理首次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新华网与FT中文网同时刊登采访全文。李克强就世界非常规货币政策、中日关系、人民币汇率、中国经济等作出回答，在谈到亚投行是否要挑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时，李克强表示中国不会打破现有国际秩序。

实录如下：

李克强：很高兴和巴伯先生再次见面。我们去年见面的时候，世界经济复苏发生了新变化，现在还不断有新变化发生。这次与你见面也表明，中国愿意同已经深度融合的世界经济发生密切联系，也愿意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金融时报》派到中国的记者中文水平很高，如果不见面，很难分辨出来是外国人在说中国话。

巴伯：李总理，很高兴再次来到北京，继续与您进行“战略性”对话。上次与您见面时我们谈到了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我们看到，美国、欧洲、英国以及日本央行推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目的是维持经济增长势头。上次我们对话时您曾经问我，是否认为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结束之时世界经济会面临风险。当时我向您表示，我认为风险是可控的。随着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您是否赞同我这一看法？

李克强：我目前还是半信半疑。因为在推动量宽政策的时候可能是鱼龙混杂，什么都能够在汪洋大海中生存下来，现在还很难预测一旦量宽政策退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美国最近对于是否加息，虽然没有更多的争论，对加息的时间也不确定。坦率地讲，实施量宽政策是比较容易的，无非是印票子，但是世界金融危机乃至导致经济复苏低迷的结构性问题怎么解决？还是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在这方面不少国家没有迈出大步子。当然，就像病人生病一样，我们先得给他吊水，打抗生素，否则治病的时间可能都没有了，但是总有一天要撤掉激素，撤掉抗生素，让他自己的肌体能够正常恢复。所以我不反对量宽，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进行结构性改革。

巴伯：我刚刚结束了对东京为期9天的访问，主要考察日本经济采取的一些实验性措施，另外用一个小时采访安倍晋三首相。我想问您的问题是，随着日元和欧元对人民币贬值，您是否担心这会挫伤中国的竞争力，是否会迫使中国采取使人民币贬值的措施？

李克强：中国一直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扩大人民币双向浮动的区间，完善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有小幅贬值，但这不是我们自身造成的，可以说是美元走强造成的。现在人民币总体上处于基本稳定的水平。我不希望看到人民币继续贬值，因为我们不能靠贬值来刺激出口，不注重扩大内需，否则中国的经济结构很难得到调整。企业不能仅仅靠或者主要靠人民币贬值来增加出口量，而是应该练“内功”，使自己的产品技术创新，质量有大的提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主要经济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我们不愿意看见货币竞相贬值的状态出现，那会出现货币大战，逼着人民币贬值，我觉得这对世界金融体系不是个好结果。最后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进程，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巴伯：能不能借这个机会跟您分享一下我访日期间对日中关系的一个较深印象。这是来自日本最高层的信息。我曾多次有机会采访日本领导人，他们传递的信息是日中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他们特别提到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跟日本首相安倍的会见。您是否赞同他们关于日中关系已经有所改善的想法？这是持久的还是暂时的问题？在今年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以及日本首相将发表有关谈话的时候，两国关系是否会再次出现问题？

李克强：中日关系目前还处在比较困难的时期。双方有改善的愿望，但是改善要有基础，这个基础的根子还是怎么正确认识二战这段历史，怎么能够汲取这段历史教训，不让战争重演。你在日本的时候也许听到一些人说，战争都过去70年了，跟现在也没什么关系，都是前人的事情，中国怎么老是揪住不放？这不是中方要揪住不放，而是历史不能忘记。70年来人类没有发生大的世界战争，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记取了那场愚蠢的战争的教训。根据政治学的一般原则，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既要继承前人创造的历史成就，也应当承担前人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这才真正对一个民族有认同感、责任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世界各国都会有些纪念活动，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我讲过，这对中日关系既是检验也是机遇，我们能够以史为鉴就可以面向未来，就有改善两国关系好的机遇。我特别要明确一下，我说的这个“愚蠢的战争”是指军国主义发动的愚蠢的侵略战争，而对于反法西斯战士我们无上尊重。

巴伯：我能不能问一个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问题。英国似乎开启了各方争前恐后申请加入亚投行的热潮，您对此是否感到高兴？

李克强：我们倡议建立亚投行初衷是，亚洲基础设施特别是互联互通建设还有很大资金需求，需要多个多边融资机构给予支持，而且亚投行是开放透明的，欢迎域外国家参加。英国表态要参与亚投行，中方是欢迎的。我们同英国要进一步建设共同增长的伙伴关系。而且我要强调，亚投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都是并行推动亚洲发展，我们倡导建立这个银行不是要另起炉灶，应该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中国要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且愿意做其中的建设者。如果这个体系需要改革，中方也愿意与各国一道，共同推动这个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

巴伯：我在中国常听到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在建立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时没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并参与其中，所以现在要打造一个新秩序。我感觉您并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您所要向我传递的信息是，这些机构可以相互补充，亚投行并不是要挑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李克强：首先我要明确，中国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建设。我们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创始成员国。中国虽然一度比较封闭，但是开放以后一直在国际金融经济体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国际金融经济体系也为中国发展创造了很大的空间。比如，我们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合作，学习了很多先进理念；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企业懂得如何更好地按照国际规则参与竞争。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中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只有互利才能共赢，才能符合多方利益，也符合中国根本利益，所以不存在打破现有秩序的问题。

巴伯：您把中国描述成“非常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高兴听到这种描述。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您是否也持乐观看法？

李克强：中国对TPP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我们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东盟自贸区和我们将要建立的中韩等自贸区都是并行不悖的，对TPP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一直认为，要两个轮子一起转，一个是双边的、区域的自贸体系，可以多彩纷呈，进行各自有特点的安排；另一个是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规则、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还应该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

巴伯：我想把话题转向中国经济。中国正在推进历史性的经济转型。如果需要您为自己的工作成绩打分，从1到10，您会打几分呢？是8分？还是9分？

李克强：如果我做的工作由自己来打分，这好像不符合一般的规则，也不符合我们应该由人民来评价的原则。到底是多少分，还是由人民来评价，我自己尽力而为。

巴伯：您担心中国经济出现通胀，特别是房地产领域会出现泡沫吗？

李克强：中国这段时间的通胀率比较低，1月和2月份都不超过2%，甚至1月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有人还认为中国是不是有通缩问题。当然我已经回答过，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CPI指标三分之一以上由食品价格决定，而去年中国农业大丰收。但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给中国生产价格指数（PPI）确实造成了很大压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被通缩”了。当然，我讲的这个“被通缩”是打引号的，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出现了通缩。

我们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采取多种措施，因地制宜，因制施策，加大保障房建设，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既要鼓励自主改善型需求，也要防止泡沫。坦率讲，这几者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进行调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努力做，而且相信能做到。

巴伯：中国政府已经开启了非常强有力的“反腐运动”，一些大老虎和苍蝇纷纷落马，这个运动结束了吗？

李克强：反对腐败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长期的任务，很难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现在确实在加大反腐力度，同时也在加强制度建设，比如我们在推进简政放权，通过约束政府依法行政、担负应有的职责，激发市场活力，打掉寻租空间，铲除腐败，这是长期的斗争。如果要翻译成中文的话，这个词是“行动”，而不是“运动”。

巴伯：这确实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反腐行动。我曾经跟一位知名的西方企业家谈这个问题，他说，他到中国的一家石油公司参观，几乎不认识在座的人，因为去年曾经在同一间会议室与他见面的人都已经“不见”了。

李克强：中国大多数公司仍是运行正常的。我们不希望外国公司跟他们中断联系。

巴伯：我这种说法只是表示西方企业对中国政府反腐印象深刻，好像一挥魔法棒，这些腐败分子都消失了。另外在中国有种说法，称外国媒体中有些敌对势力。作为一名西方记者，我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朋友，这种说法让我感到担心。您觉得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吗？您是否能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感到放心？

李克强：自改革开放以来，来中国的外国记者越来越多，现在60多个国家在中国有常驻记者。我们欢迎外国记者来华并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来中国，希望他们向世界传递客观的、真实的声音。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外国记者都要遵守驻在国的法律规定。有些外国人没来过中国，对中国不了解，有很多误解，这是正常的。媒体真实的报道会打消他们的疑虑。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中国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希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关于采取敌对行为的，在中国境内就有暴力犯罪、分裂犯罪、恐怖行为，应该依法处理。另外，像贩毒行为，一些国家的量刑与中国不同，但中国有过鸦片战争的惨痛历史，对涉毒犯罪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巴伯：我们今天在香港厅会见。中央政府提出的有关香港政改的一揽子方案即将在香港立法会审议通过，您对这一方案是否满意？您是否担心香港会出现更多“占中”游行的混乱情况？

李克强：对香港我们一直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这段时间以来，香港虽然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但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正确的，香港会保持长期繁荣和稳定。香港厅的这幅画里，香港夜景灯光灿烂辉煌，蕴含了这三个关键点：“一国两制”是有生命力的；香港特区政府是有能力的；香港人民是有智慧的，有问题我们都能解决。

巴伯：感谢您今天抽出这么多时间与我交谈，今天的交谈进一步激发了我与您进行下一次交谈的愿望，也许下次会谈可以是记录在案的交谈，在北京、伦敦甚至在香港进行。

李克强：你们已经记录在案了。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可以负责。我们谈的很好。你有连珠炮发问的能力。你还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

巴伯：我们今天是一个报纸两个记者。请皮林提问。

皮林：中国政府采取了包括汇率、银行存款准备金以及房地产市场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外界感觉中国政府担心经济增速放缓的步伐可能比预想的要快。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7%，您是否担心中国经济放缓的速度会过快？

李克强：我现在还无法向你说明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是多少。过一段时间，中国统计部门将依法公布，我们也不会干预这个数据。但是从总体运行情况看，中国就业情况总体稳定。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稳增长根本上是为了保就业。我们的确有经济下行压力，所以从去年四季度到现在，我们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都采取了微调政策，当然不是量宽，而是定向调控，应该说是起作用的。

我们的目标是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不仅要实现7%左右的增长率，而且要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环境有所改善。现在看，我们一方面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激发市场活力，最终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我们有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十万亿美元，今年再增长7%左右的速度应该说是不容易的，需要眼光、耐力和勇气。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要交出答卷，当然是由人民来打分，也欢迎巴伯先生来打分。

 

3月1日下午，由中信改革和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经济导刊发起的“中信学人茶叙”，举办了“没有健康哪有小康——全面深化中国医改”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的李玲教授主持。多名医改专家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参会，对医疗体制和医改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2009年是我国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时点。中央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人民健康权益、建设基本制度为关键词成为新一轮医改开端。

6年的医改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群众看病难（特别在大城市）、看病贵仍是不争的事实，医患矛盾也没见好转。“两会”期间，医改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大众的的意见是检验医疗改革的第一标准。那么，我们医疗卫生领域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

一些媒体追热点，片面放大了“社会办医、转诊”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要关注，但不可忽视医疗改革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可忽视建设医疗制度体系这一基础工作。医改的本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简单沿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市场化思维，在医疗领域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专家认为：要遵循正确的原则，不能把已经定下来的好的改革框架置之不顾，盲目追风。要总结经验、找出现有体制的症结，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下决心革除弊端。

SARS的警示：唯市场的医改基本不成功

2003年5月16日，大批抗“非典”物资运往小汤山医院

2003年震动全国的“非典”，成为反思此前医疗改革的契机。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国营单位公费医疗，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这体现了低收入时代公益性医疗卫生的特点：尽力扩大医疗服务覆盖面，但因财力所限，实行了“单位福利制”。随着时间推移，其中的大锅饭、养懒人等弊病也日益显现。

改革开放初，在公立医院推行“以药养医”创收、职工收入和绩效挂钩等措施。在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瘫痪。而社会医保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才起步。

公立医院的实行创收机制，使它走进了一个怪圈。医院只认钱不认人、看病贵、医患矛盾等问题日益突显；群众反映强烈，政府压力也很大。

“非典”之后，根据医疗系统的调查：当时城市医保覆盖率只有20%，农村参加社会医保的人不到5%，医疗服务的满足程度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身份和财力。全国患病的人中，49%应看病没看病，32%应住院没住院，70%的住院病人因无力支付医药费提早出院。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和“高精尖”领域；公立医院给病人多开药、多检查，浪费医疗资源，增加人民经济负担，追求收益最大化。

此时，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关注民生。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引起有关各方激烈的争论。目前医疗体制的问题，是市场机制不够吗？由此，医改的方向，是市场化还是公益性，是追求效益还是保障人民健康？

2006年，中央形成了基本意见。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健康关系千家万户幸福；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这一精神也体现在十八文件中。2009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医改的宗旨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重申了十七大文件的精神；并就医改的各个主要方面，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划。

2009以来医改的成就和缺陷

患者到药房取药

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包含五个方面：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药品保障供应体系，以及监管体系。俗称“医保、医院、医药”。

专家们指出，几年来医改取得了明显成就，但医改的五项制度建设仍面临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些方面的改革严重滞后。继续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的任务还很艰巨。

医改取得了明显成绩

医保基本实现全覆盖。这些年，医保筹资水平、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正规社会医保覆盖面约10%，2005年15%左右。现在，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险覆盖了99%的人群。10年内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创造了奇迹。虽然保障水平还不高，运行中还存在问题。

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展很快。我们接受了“非典”教训，注重预防为主。各级政府相继投入资金，多年没有落实的城乡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起来了，解决了“有无”问题。政府每年为13亿人每人平均提供40元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包括若干种免费服务项目，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病的监测、农村免费体检等。现在的问题，一是管理没跟上，跑冒滴漏多。账目水分大，有些机构拿了钱造假报销；二是服务还不到位，广大群众对这一免费服务没有获得感。

医疗服务量迅速增长。目前（2014）全国门诊量约76亿人次，住院病人超过2亿（2007年门诊量42亿，住院人数7千万）。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看病4.2次，我国超过5次。美国住院病人占人口比例，最高年份10%，我们是14.7%。我国的医疗技术基本已和世界先进水平持平，但付得起高水平医疗费用的人很少，虽然医保可以报一部分。

门诊和住院服务增长这么快，但医生、护士和床位没有同步增加，超负荷工作。我们的医疗成就是靠医护人员辛勤劳动换来的。医疗体系的负担极不平衡，北京医院门诊病人近40%是外地人，住院的50%多是外地人。医生的工资水平差距很大。

成绩的另一面往往是问题。过去10年，高血压病人增加了1倍，糖尿病病人增加了5倍。我们忙着扩大医院，没有把主要精力去防治群众的常见病。

“医保、医院、医药”改革任重道远

医保制度不完善，监管水平低。

第一是在农民、城市居民和一些职业人群之间，医保资金筹集和保障水平的差距较大，报销范围小，自付比例在34%以上（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是财政、医保、个人支付比例3：5：2）。第二是医保支出增长太快，远超医保筹资的速度。2008年全国医疗费用总支出1.2万亿元，2014年达到3.6万亿。过去3年，医保费用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3.6%，是GDP增速的1.6倍，难以控制。很明显，如果公立医院仍以“以药补医”、过度提供医疗服务以追求盈利，再大的医保蛋糕也经不起这么快的消耗。

对医保费用和医疗机构的监管水平低。社会上骗保现象较多，有人收集别人的医保卡、造假病例报销，两边分成；有人持卡到医院拿药转卖给药贩子，甚至有药贩子联手集中大品种药转卖给药厂。需要建立统一监管机制，严格执行监管规定，提高医保监管水平。

公立医院改革出现反向趋势。

专家们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医疗服务系统改革滞后。医改文件指出，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质，以公立医疗为主导，鼓励社会发展；公立医院的离退休费用由财政负担。到2014年，财政经费在公立医院费用支出中只占7-9%，离退休费用的相当部分还是靠医院以创收来解决。

这些年，几个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但目标不明确、思路不一致。或产权改革，或提升服务质量，或“四个分开”（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盈利非盈利分开、医药分开）。一些改革措施专注枝节问题。如调整医院服务价格、解决以药补医，规定三甲医院的药费控制在50%以下。但总量支出不控制，结果医院拼命给病人做检查、把分母做大，以便多开药，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在于医院以挣钱创收为核心目标。

改革开放前，公立医院的经费大部分由财政支持。1954年实行“以药养医”，规定医院药价在批发价之上增加10%，当时医生开处方和本人工资无关，所以没有药费上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药养医”本是为缓解财政困难，但短期政策变成了长期政策。我国公立医院职工已经30多年不吃皇粮了，个人的各项工资性收入完全靠服务收费。

简单照搬企业改革的办法，让医院到市场上赚钱，背离了“非营利机构”的性质，必然导致医患之间对立。医务人员的利益最大化，就要开大方，让病人多吃药、多检查、多生病；老百姓的利益是重预防，少生病，合理用药。医患之间利益与目标的对立，是不合理的体制造成的，不能全怪医护人员。

让医院赚钱，显然是多数老百姓看不起病的主要原因。有一个时期，甚至还要让公立医院交税。现在一些地方的公立医院还是政府的钱袋子。前几年，各地以发展的名义，要公立医院大搞设施建设，将大部分投资费摊入医疗费，让病人承担。这是2012年以来医疗费用增长持续高于人均GDP增长的原因。这严重地侵蚀了其他领域发展的成果和医保资金。

当前，公立医院的改革处在十字路口，至今并没有形成大家认可的体制模式。专家们说，今天我们的公立医院哪一家是不营利的，公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国外的公立医院不是这样办的。两年前世界银行调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了。

药品供应和药价是老大难问题

医改文件要求：药品供应要建立基本药物制度。要按广大群众健康的基本需求和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合理确定目录；用招标方式确定一批基本药物的生产企业，对定点企业给一定的税费优惠，国家控制基本药物价格。如果暂时不能免费提供，就以成本价向社会提供。

改革至今，已编制了包括520种基本药物的目录，然而基本药物制度对人民用药公平的作用不大，药价贵的问题依然不能解决。有关部门出台了规范药品采购的规定，对问题的针对性并不明显。

有专家指出：大陆的公立医院和香港的公立医院，同规格、同厂家的药品，大陆药价一般是香港的10倍。比如我们的某种药，出厂价18元，到医院180元，加成15%到患者手上就是213元。香港公立医院价直接统一向药厂招标，出厂价15元，到医院也就是20元。大陆的耗材（导管、支架等）比台湾贵7-14倍，因为台湾统一向厂家采购。

这么高的差价到哪里去了？首先是药厂的成本增加了。我们有200-300万医护人员，医药代表也是300万。每年近百万大中专医学毕业生，1/3去了药厂和经营企业。价值链的其他差价，成为从药厂到医院各个环节的灰色收入。多年来药品这么大的问题，除前任药监局长郑筱萸被查办之外，没有认真管过。因为药价高了，药厂、医药公司、医院都有好处。一般患者和医保支付方，对药价没有切肤之痛；吃公费医疗的开了进口药，还可以拿去卖。

全面客观总结———医改的方向问题

本轮医改的目标是要惠及全民、回归公益性、非营利性

2009年医改遇到了哪些现实的阻力

专家们认为，2009年医改的方向完全正确，方案的架构也很合理。但为什么医改遇到这些困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背后的观念和机制问题是多年积累的，归结为如下：

第一，改革的理念问题。30多年改革的基本路子是放权、让利、创收。“放”很简单，允许创收也符合一些人的趋利倾向。但本轮医改的目标是要惠及全民、回归公益性、非营利性。要扭转多年形成的“向钱看”的社会风气，扭转“创收机制”，确实不容易。

第二，医改涉及整体的医疗卫生制度。包括保险制度、服务制度、公共卫生、监督管理等，都需要联动整合，协同推进。医改是新一轮改革的先行者，率先提出了“建制度”的问题。这既需要我们各级各地主持医改的干部具备正确的理念，还要有突出的能力。但这一条件目前还没有完全具备。

第三，由于理解的偏差和多年的惯性，一些相关部门在政策执行中有明显的选择性。公立医院本应该改革创收趋利机制，但却一味将鼓励民营医院、或者公立医院的“混改”作为着力点。

分歧在“为什么人”的问题

2013年以后，关于医改的争论又热闹起来，在实际中又偏向市场化路子。争论的背后是理念的不同。专家一致表示，必须厘清对医改的基本原则的认识，不能把已经确定的改革框架置之不顾。

医药卫生是一个特殊领域，不能生硬的以一般经济学道理硬套。医疗卫生政策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不仅是简单的“看病治病”。它关系公平正义，因为医保是社保体系的一部分，好的医疗制度应该有改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政府应该承担责任。

有专家指出：医改的核心是“为什么人”，这是根本的理念，是方向道路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在非常穷困的时候就建起了公共医疗系统和保障系统，迅速提高了人均寿命，普遍改善了社会卫生健康状况，获得全世界的赞誉。毛泽东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时我国80%多的人是农民。有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政治方向，医改问题就不复杂。

医疗体制改革，改好了得民心，改不好失民心。人的一生躲不过“养小、送老”两件大事，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是基本民生问题。教育要求人生起点的公平，人的生命终点应该有体现公正的尊严。医疗和教育是越来越均等还是越来越不均等，是追求“高端、一流”还是追求老百姓的基本权益，这是根本的方向性问题，决定着民心的向背。

医院是赚钱的还是治病救人的？把医院当作企业办，是受了唯市场论的毒害。古今中外，对医生人格境界的要求总是高于一般人的标准。而我们现在的医院，给病人重复检查，动辄上万；重症病人家属自己搬不动，医护人员却袖手旁观，连西方的私立医院也没有这样的。一些医院到了设警务室的地步，难道还不想想根源是什么？老百姓议论：现在中央政策真好，要是把医院再整顿一下就最好了。

医疗的公益性不可能由“市场化”实现，这是医改的前提

医疗服务有两个基本特征：医患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医药和医疗服务费用的价格没有弹性。医生可以诱导需求、创造需求；医生对病人几乎有绝对的支配权。

如果没有制约，医院是最容易赚钱的地方。该吃什么药、如何治疗，哪些是必需的，病人都没有选择权，是医生在主导消费。医生想赚钱只需开大处方，病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还会感谢医生的“好意”，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浪费。而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在迎合甚至鼓励医院做这种事。

医药卫生领域具有鲜明的“市场失灵”特征。放任市场机制，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需求，和现代社会“医疗保障均等化”的潮流完全相悖。对医药和医疗服务价格必须严控，否则将不断挤占社会其他领域的收益。这是必须澄清的基本理论前提。

实行全民医保是国际潮流

从国际经验看，由苏联开创的全民免费医疗，二战后已经在英国和欧洲普及。美国早已给低收入人群免费医疗，因而获得道义制高点；现在也推动全民医保。而今日本有公立医疗系统，韩国有，南亚有，中亚有，中国的台湾、香港有，英国有，全欧洲有，拉美有，非洲一些国家也有了。

有人拿撒切尔夫人在医疗服务系统的“市场化改革”说事。但英国只是调整了医院的管理模式（搞内部市场），政府的医疗卫生的责任没有变，老百姓的医疗卫生权益没有变，福利水平没有变。政府对医疗卫生系统的投入不减反增。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国极为自豪地展示了其全民免费医疗系统，因为那是一个比美国强得多的系统。

片面强调社会办医——不符合医改方向?

全民医保正在普及，为图正在医院收费窗口结算的人们

现在有一种认识误区，就是片面解读“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以为社会办医是医改的核心内容或基本途径，是要公立医院“改制”，引入社会资本把公立医院变成营利性医院等等。这不符合2009年以来历次有关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指导思想产生偏差，必须纠正。

有一种意见认为，通过社会办医可以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其实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公立医院改革是要更好地发挥公益性，社会办医则是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适应多层次医疗需求。公立医院现在的问题是约束激励机制、投资方向出了问题，如果这两点不变，有没有社会办医都有这个问题。所谓私立医院可以发挥“鲶鱼效应”，一帮沙丁鱼里面放条鲶鱼有激励作用，但一帮螃蟹里面放一条鲶鱼，不可能有什么影响。

专家指出，中国社会对民营医院的社会信任度不高。据调查，76.6%的居民更信任公立医院，更信任民营医院的只占3.4%。偏向社会办医可能进一步加剧医疗服务的逐利性。

事业单位改革，应当区分“政府外包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私有化”这两个概念。有人主张用“加强监管”作为有序推进“服务私有化”的条件。看一下今天社会诚信方面的实际情况，想想数万家医疗机构将需要多大的监管成本，就可以明白，这是一厢情愿。

这两年社会办医越来越热，各路资本，包括一些正规投行、保险公司也兴趣昂然，认为本行业的“春天来临了”。跨行投资者显然缺乏专业能力，民营医院良莠不齐。社会办医应该优先鼓励非营利医院，但现在进入的大量社会资本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出现了“非营利股份制医院”、公立医院参股成混合所有制医院等荒唐现象。股权最主要的就是资产处置权和剩余索取权，非营利医院根本不应该有这两种权利。在社会领域，公共资本的目标是为社会公益服务，而社会资本进来是为赚钱。好像一匹马往东拉、一匹马往西拉，这个车将变成什么样子？

原欧盟主席普罗迪不止一次说：从公立医院来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如果公立医院办得好，私立医院就没有空间。香港97%为公立医院，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大，想搞平衡，实际上平衡不了。

最近，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有些地方为解决本地的发展和就业问题，饥不择食，把医疗卫生服务当成经济增长点，有的地方用招商引资的路数扶持“社会办医”，鼓励投资无限制、无门槛，甚至给予财政补贴，这样盲目发展“医疗产业”问题更大。其结果将进一步压抑内需，加剧供需不平衡问题。相反，如果建设起一个好的医疗卫生体系和保障体系，让老百姓看病无后顾之忧，就能起到拉动消费的积极作用。

至于发展健康产业，这和医疗卫生是两回事，不能混淆概念。

有专家认为，我们对社会力量举办新的非盈利机构估计过高。比如现在社会上很多登记为非盈利机构的，一方面享受政府优惠，同时又拼命去挣钱。国外非盈利机构发展好的有两个前提：一是较高的社会道德水平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如宗教的作用），而我们目前处于社会转型中；第二，遗产税是非盈利机构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非盈利机构就不可能大发展。

明确医改核心——加强顶层设计

医生深入基层给老人看病

要坚持2009以来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总体布局

专家们一致认为：深化医药卫生改革，首先要充分肯定2009年医改方案所提出的基本思路，全面理解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思路，坚定不移的执行下去。

2009年医改方案是具有完整架构的顶层设计。其中提出：坚持“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方向，坚持它的公共服务性质，落实政府的责任；坚持政府主导，在理论和实践证明有效的领域，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坚持保基本、强基层，根据经济能力，保障群众最基本的权益；建立完善的基层公共卫生体系，以提高服务的整体绩效。

完善医疗保障体系

一是坚持“保基本、保急需”原则。我国医疗整体投资水平低，尤其应该强调公共卫生、促进人民健康、保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现在一些地方动不动增加保大病的项目，造成很多问题，这和方案缺乏定量的目标和操作细则的规定有关。例如规定“各地医疗报销费用跟当地经济水平相适应”，地方换个领导就以“民生”为由，提高报销比例或增加报销项目，导致医保费用支出急剧增长。比如一桌人都吃窝头咸菜，有人非得来份鲍鱼，其他人就只好喝粥了。另一个是保急需，不能让病人到了医院因没有钱被撵出来。急诊病人没钱，任何医院都应无条件接治。建立急诊病人核销制度，这是健康社会的体现。

二是强化对医疗服务的监管，医疗保险应该除承担经济风险（报销）外，还应起到抑制道德风险（监督）、引导资源配置和协议定价的功能。现在我们的医保只有出纳报销一个功能。卫生行政部门也不是简单的服务，在目前的医院创收机制情况下，必须严格管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服务行为，让老百姓得到合理的服务，而不是追求经济利益。

完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网

专家指出，要建立以预防和促进健康为主的体系，让多数人通过预防和早期干预，尽可能不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有病通过基本医疗服务（医保、公立医院）分担经济风险。目前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网虽已建立，但缺乏执行机制。要重点关注社区居民的就地就医问题，让群众在合理的半径内能找到他信任的医生，如广州某医院在社区内建立了“首诊医生签约制”，就是基层的创新实践。强化医患合同，实行医养结合，这是基层医疗发展的方向。对地方已有的经验给以总结，加强体系建设，逐步完善。这需要卫生、人社、医保基金各方面形成合力。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是整个医改的核心

回归医院的公益性

专家一致认为，公立医院改革是整个医改的“牛鼻子”，而公立医院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形成共识。首先要定义什么叫公益性，营利性，以及政府对公益性医院的责任是什么，投入保障到什么程度，对服务的监管（医保、服务标准）等等，这都是必须弄清楚的大问题。

公立医院改革，必须回归公益性、不能与盈利性挂钩，服务于医疗的公平性。关键是要把公立医院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统一起来。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保证医院的投入，包括公共财政投入和医保投入，个人也适当分担，确保运行。二是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建立符合医务人员特点的薪酬制度，保证他们的收入来源的尊严。

有专家指出：现在欧洲各国（政府主持）的工资谈判，主要是医生薪酬，这成为（国家雇员）薪酬标杆。因为医生职业技术含量高，风险大、信息垄断强，且工作累、环境差。一般情况是，同地、同期、同级别的教授比医生低15-20%，公务员比教授低15%-20%，形成人力资本的阶梯。医生这样的高素质群体，如没有第三方补偿，让他们跟患者进行交易是荒唐的。我国医务人员的薪酬差异较大，如何制定合理的薪酬标准，需要仔细研究。

医院要分类改革。我国共有1.9万所公立医院，其中15%是工业和其他部门举办的，10%是集体所有经济举办，其余是政府举办。政府应根据自己的能力、人民群众的需求，集中精力办好真正的公立医院。可以先搞试点，比如每个县有2所县医院属于政府预算管理，按照公共产品对待，提供基本医疗。医生工资适当提高，和医院的服务收入脱钩。

城市的各类公立医院定位不一样，不一定由政府全包下来。如大学的附属医院，投资多元化的，有科研、教学、人员培训等职能，教育部门是主管单位，可按照管办分离、政事分开，建立现代医院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有一些专科医院，政府无法兼顾，可以采取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等措施。企业所属医院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

多数专家认为，如果按照上述改革思路，我们的财政是有能力承担，养得起医疗体系300万员工的（2014年，我国总的医疗费用近3.6万亿元，一半用于药费，其中多半是浪费。县级以上医院给用于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只占总支出的27-28%，而OECD国家及香港的公立医院支出中，70-80%是医务人员的劳务费。）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建公立医院，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办不起公立医院。

过去医院在趋利这条道上走的挺“顺”，现在要转到公益性的路上，是整套制度的变动。一方面要有投入，同时也要做好细节的设计，能够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性的支撑。公立医院的改革也是如此。如果只进行原则的指示，没有细节的规定配套，改革就没法落实。

药品问题

2014年的葛兰素史克腐败案件

一是要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第二，药品的流通必须置于严格监管之下。各大国对药品生产和流通都实行严格的准入制（我国6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监管难度太大）。第三，要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政府招标采购，形成低药价（略高于采购价）提供给老百姓，同时保证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和创新能力。这也是各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

2014年葛兰素史克腐败案被曝光。中国13亿人口的大市场，却没有哪个机构牵头，出面和葛兰素史克谈判专利药价格，而是把大市场拆成小市场，任由跨国公司剥削中国患者、攫取暴利。医药流通领域多年的乱局，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药品的高额利润，败坏了医疗卫生体系，还败坏了国家治理体系。医药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面临着反腐败、建制度的艰巨任务。阻力尽管大，但只要真想改，就没有什么改不动的。

医药管理改革的原则，应考虑让医保当好守门员。在体制安排中，不要让医保和医疗的利益形成对立，而是尽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两方合作建立医药成本控制机制。这是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

搞好医疗体系的信息化基础建设

动用直升机全力救治伤员

医疗体系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信息化建设可以解决很多传统手段不能解决的医管混乱问题，有助于加强监管，更好地沟通各管理部门、各医院之间的信息，更有效地控制医疗成本。

比如，公开诊疗费用信息。同城市各医院对某类型疾病的单次诊疗费用，甚至具体医生的处方费用都可以公开，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公众监督。

比如，把医院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开，按同样的标准、同样的考核方式，把同等级医院每年的主要指标费用，质量、管理程度、满意度等向社会公布，让老百姓可以评价服务质量和价格，来选择医院。

有关单位已开发了医疗智能审核系统，可以用于对各医院、各医生的工作纪录进行全程实时监控，并实行“三医”联动。可用于信息采集、数据整理，到医院行为评估、医生行为评估、用药行为评估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从诊疗的规范性，财务的合理性两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对医患关系、药物供应商、医保、医疗等环节进行评价。这一数据还可进行发展水平、人均费用增长等等建立分析模型。从而形成信息披露和纠偏的机制。

细节制度研究不可忽略

在支付制度改革上，要研究基于临床路径的病种的成本核算体系。从现在按项目付费或按药品加成率付费，改成按病种付费和人头付费，核算病种的成本。支付方式的改革，相应地要求财务核算规定的调整。从而为上级部门对医院的监管和医患之间的谈判提供依据。

医改操作是一个核心问题，即医保报销的标准。一方面要满足人民健康权，同时也要兼顾经济承受能力。如何区分医疗服务的“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如果“基本医疗卫生”的范畴没有操作性定义，完整的制度就不好建立。如果以大病治疗的费用划分，那么药品、医疗项目的成本价格是动态的，“大病”也不容易界定。一些地方按一时的财政状况贸然扩大“大病报销”范围，将面临极大的支付风险。也有专家认为，应按照贫富程度的区别（支付能力）来界定。总之，应将细节研究透彻，为具体制度的调整做准备，落实到操作层次。

其实，医改不复杂，预防、看病、吃药、报销，这几件事综合起来，一把手抓就可以做好。像安徽，真想为老百姓服务，真有能力，就做成了。医改真正的生命力是实践，基层已经探索出路径，有精兵强将执行。医改的路就能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