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在即 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起航

城市群IP的升级

珠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提升中国地位作用的必然选择。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三大城市群和经济增长极，珠江三角洲是其中之一。论规模，论目前的实力和综合竞争力，长三角是最强的。由于珠三角具有毗邻港澳得天独厚的优势，2008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复实施珠三角改革规划发展纲要，将珠三角的改革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依托港澳为窗口，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群。现在我们发现，城市IP打破了区域内珠三角九个市的行政分割，通过产城融合，产融结合，在一体化进程中，形成了三大经济圈协同并进的局面。这就使得珠三角一体化格局进程加快，城市群与粤港澳形成了大都市圈。

首先， 实现途径包括六个“同”：规划同编、产业同步、金融同创、设施同建、环保同治、公共服务同享。这使广东成为全国经济实力最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区域，GDP达到一万亿美元，人均GDP1.7万美元，增速年8.3%。工业化的进程也比较快，先进制造业占了工业总值的54%。珠三角区域城镇化水平达到84.8%，比整个广东省高19个百分点。

从2003年的CEPA到2008年的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再到2014年的深圳、珠海、南沙自贸片区，我们的侧重点都是整合粤港澳三地资源，为国家战略大局服务考虑。港澳是世界级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中心。把珠三角城市的发展、进而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不仅仅是从区域城市群向国际城市群的价值提升，更重要的是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其次，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参与国际高端竞争的周期载体。2015年，广东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2016年国家正式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列入了“十三五”规划。2017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现在这一规划已经开始启动。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香港、澳门互利合作”。

世界三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

翻开世界的版图，我们会发现一个全球性的规律。沿海的湾区聚集了发展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国际一流湾区普遍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度发达的经济、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完备的基础设施、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应该是具备向一流湾区、世界级大城市迈进良好的条件。“一国两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制度红利。我们有三个关税区和三个自贸片区，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核心城市，还有七个拓展城市，这完全可以和纽约、旧金山比肩媲美。

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面积为5.6万平方公里，人口6600万。2016年大湾区的GDP为1.3万亿美元，接近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的规模；进出口总额、机场客运量、港口吞吐量在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将它打造为世界级的城市群，一点不过分。

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级的城市群，构建高水平参与国际竞争经济合作的平台，既是粤港澳自身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助推国家提高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客观要求。它肩负着三重使命。

第一个使命，是3地融合发展和集聚创新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和世界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同时联手港澳，探索世界高水平的投资贸易的规则，构建开放型新格局。

第二个使命，构筑和“一带一路”对接融汇的战略枢纽。面向广大南亚、东南亚市场，通过资源对接，把世界的工厂变为世界的市场。使中国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中找到自身的国际定位，提高话语权，甚至掌握一定的定价权。

第三个使命，构建区域合作新机制。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起到协调、带动的作用。同时拓展港澳发展的空间，促进港澳长期的繁荣稳定。

中国样本：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要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粤港澳大湾区未来作为世界级的城市群，也必须打造中国特色的样板。

中国样板的目标，是跻身国际第三大湾区和世界第三大城市群。我们打造世界最大的湾区，在硬实力方面条件已基本具备，但软实力、包括创新人才方面还有差距。目前世界三大湾区，东京湾是产业湾区，旧金山是科技湾区，纽约是金融湾区。而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城市群的IP，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下，最终实现“产城融三结合”的大湾区，实现经济共融、城市共享、产融共兴、生态共美、体制互补。我们要形成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让基础设施更为完善、完备、便利，资源配置和集聚外溢的功能更为强大，生活圈更加优质和优美，东西方文化和谐共融。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一流的金融、贸易、航运、智造、服务和创新中心，成为我们中国特色的样板。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定位，一是全球最发达、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三是全球科技产业的创新中心，四是宜居、宜业的优质生活圈，五是世界闻名的互鉴高地。

粤港澳共建世界级城镇群空间格局示意图

打造中国样板，必须优化大湾区城市发展的格局，构建“一环三带三格局”的网络化空间格局。一环三极，包括香港和深圳、广州和佛山、澳门和珠海三大极，引领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三带包括多个节点：大湾区群落打造沿海发展带，大西南拓展带对接北部湾地区，东南拓展带做强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五个节点城市。从而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区域，带动广西北部湾城市群联动发展，并对接东南亚、南亚、欧美市场。

实现的路径：由于“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遵循的最大方针，也是最大的制度红利，城市IP就是要坚持“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构建一个政治上两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的世界级的城市群。

中国样板的保障体系包含三个部分。首先是政策的保障，争取国家更多的先行先试改革权限和政策支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第二是机制保障，建立粤港澳大湾区中央-省区高层对话机制，发起设立国际湾区联盟，促进IFF国际会融公共外交和F20国际网络建设。第三是投入保障，政府出资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基金，推广城市运营PPP模式，撬动更多的资本搞建设。

要凸显中国特色，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中国元素。首先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构建发达完善、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基础设施的现代综合网络，共建一个世界级的港口群、机场群、轨道交通网、海陆空综合交通物流中心枢纽和城市综合管网体。现在要提前考虑的是，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在把香港连接到珠海、再连接到深圳以外，还有粤港澳五个大机场加上多个通用机场的资源整合，以及城际轨道连通，水资源的跨境保护等等。这里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中信集团与汕头PPP合作的广东模式。

中信集团以500亿元撬动数千亿的社会资本参与，打造了一个168平方公里、可容纳90万人口的高端化产城融合的滨海新城，实现了从房地产开发商向城市综合运营商的华丽转身。这也是在孔丹董事长任内中信创造的模式。建一个新城不是房地产，而是产融结合，产城融合的合作模式、市场化运营、分类别开发的运作模式，多种类基金，多手段等资的融资模式，提升低价、分享溢价的盈利模式，合同法定，风险分担的风控模式。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尝试，这个模式受到省长高度重视，推动了广东省PPP模式的展开。

第二个元素是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依托珠三角广深及七个城市的自主创新示范区，我们将建设四个创新级----香港、深圳、广州、珠澳，形成一个科技创新走廊，共建粤港澳地区分工合作的全球产业创新中心，凸显它在世界级大湾区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现在要考虑的是大湾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应用，创新人才的发展制度，还有原创性、前沿技术的突破等等。

第三个元素，构建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发挥大湾区各城市产业优势，加快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实现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品牌化，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基地的集聚区，构建起高端引领、协同发展、优势互补、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要超前考虑的是，大湾区中香港与广深国际金融核心圈的构成，如何让香港成为离岸的人民币定价中心，以及形成粤港澳跨境的高端产业园，怎样实现利益共享。

第四个元素，实现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完善口岸和人员、物流往来便利化机制。要实现湾区群落居民来往港澳和内地通行证便利化，推动扩大内地与港澳高端人才互认互用，成为全球资源和资本配置的重要节点。现在考虑的是广东自贸区如何在湾区里扩区，允许自由港放宽外国高层次人次签证。

第五个元素，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推进产城融合、产融融合的城市化进程，构建蓝色生态湾区、世界级全域旅游区、智慧城市群等，成为人民富裕文明程度最高，公共服务最完善的一流城市群。

第六个元素，打造湾区更多的国际重大合作平台。正在展开的国际合作平台有三个新区，还有中新、中德、中以、中韩等方面的合作。粤港澳深度合作的平台包括产业合作的平台--南沙、前海、金银，还有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园。

第七个元素，也就是第三重使命，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圈层模式。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任是要向内地拓展，以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群”为核心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辐射带动泛珠三角8省区，推动南中国趋势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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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城（余姚）

城市IP的提出

IP（intellectual property）是知识产权的英文缩写。这最初是一个法律词汇，随着近几年互联网产业的发展，IP这个词被广泛应用——不仅应用在理念和概念方面，而且出现了以IP为标的物的市场交易行为，交易规模大、频率高且成果颇丰。我们将IP概念和城市运营理念、城市运营三要素（产业、土地、资本）相结合，提出了城市IP。

我们当下正生活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产物是什么？是IP——知识产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同时，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强化知识产权(IP)创造、保护、运用”，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综合这些以创新为核心特征的表述，可以理解为中央正在创建中国未来IP时代。

什么是城市IP

IP已经演变出一种新的内涵和理念，被社会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美好的、富于市场价值的事物，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是推动社会和市场创新的原动力。

在“互联网+创意产业”的时代背景下，IP应用于各种产业当中。我们在研究IP概念的过程中，最先追溯到体育赛事，很多马拉松、自行车、NBA等赛事，这些赛事把一场单项的体育运动扩展到以健康为理念，带有文化性和商业性的体育赛事，这便是体育赛事IP。体育赛事的IP在国际市场上售价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一场简单的篮球比赛，植入了媒体和广告商信息之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市场和商业行为。

近几年,在影视圈、文化产业、创意产业中也出现了很多IP的概念、IP的策划、IP的交易和IP的运营等市场行为，并且随着传播渠道和平台的增多，创意创新类行业的优质IP需求量越来越大，交易频率也提高。我们会听到很多朋友说，今年买了三个IP，卖了十个IP。什么叫卖了IP？实际就是卖了十个具有独特性、原创性的剧本。据统计，具有IP特性的剧本改编成的影视剧，其收视率、卖座率更高，这说明我们的观众对IP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我们将城市IP的本意和源头衍生出的市场行为，结合城市投资、城市开发、城市运营的实践，以及我们碰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综合分析，提出了对城市运营IP的理念。城市IP是指关于特定城市价值提升的创意及其实现过程中的资源要素整合。光有创意，没有实现的能力，没有资源的匹配，不能称之为城市的IP，只是一些无法落地的想法。

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很多大中小城市转型升级的想法，这些想法背后是以创新作为前提的。没有创新，很难达到转型和升级的目的。我们接触了很多城市的案例，城市创新的结果不应该以GDP数值的上升与否作为标准，也不是以创新了CBD的建筑高度、建筑密度作为标准，更不是以城市获得了哪个机构或是哪一项排名为标准。城市创新的结果，应该是城市IP的培育和孵化得到充分发酵，城市各类IP得到全球旅行者和本市居民的认可，城市的灵魂得到塑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构筑，这个实现的过程和结果才是城市创新的最终目的。

战略IP

住建部两年前在一个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城市不管怎么建，主要核心还是建三类城市。第一是推动建设绿色城市，例如，“海绵城市”是推动落实城市IP战略重要的方法、工具和模块之一。习总书记在浙江视察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了十九大报告，这个提法就是中国绿色城市最大的IP，这一句话解释了所有内涵。第二，智慧城市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为我们的城市在智慧型城市的转型和创新方面，给出了明确方向和具体实施的内容，这是智慧城市战略IP的分解。第三是建设人文城市。例如养老和文化创意类的产业落地一些小镇，这并不是构筑一个高科技的城镇，而是一个带有人文特性、人文关怀的城市。关于人文城市的IP，十九大报告也有所涉及，报告中提到人和自然要高度融合，和谐共生，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这些非常具像的表述都是我们这些市场的运作主体应该配合地方政府落实完善的一些投资内容、建设内容和运营管理内容。

中国城市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城市IP的培育打造与长期的持续运营！

城市IP的实践

设计与创意IP

中国城市运营论坛永久荣誉主席何镜堂院士在建筑设计领域提出了“两观三性”的理论体系——我们理解其就是建筑设计和创意IP的结合。所谓“两观”就是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就是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倡导的发展中国学派、倡导中国道路，形成我们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理论体系是完全一致的。

何镜堂院士主持设计的大厂民族宫

景观设计领域的创意IP，比如俞孔坚博士若干年前提出“野草理论”，他坚决反对买国外的草种植到中国的土地上，他的“野草理论”认为，一个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结合才是真正的中国地标——这些都是具有引领性的表述和实践。

俞孔坚博士主持设计的上海园博会中的后滩公园

特色小镇与运营IP

当下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特色”两个字体现在哪儿？大家根据不同专业角度、不同利益诉求讲“特色”。我们认为“特色”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小镇自己的IP。这个IP是在把握小镇客观条件下，因地制宜，综合小镇所有可拥有的特性资源要素，形成小镇自己内在的运作逻辑和运作特征，形成可市场化、可持续化发展的有别于其他小镇的“特色”小镇。成功案例，比如乌镇的IP即是——“江南水乡+互联网”；“阿里+大数据”成就了云栖小镇的IP。

湾区经济与产业IP

2017年7月1日，在习近平主席见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湾区经济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

湾区经济和城市IP的关系是什么？中国湾区经济热火朝天，发展条件好，竞争力强。如果中国湾区只针对其区域的GDP、大学数量和国际湾区进行对比，那么就只能停留在GDP的比较维度，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点。所谓湾区经济是经济地理学概念，湾区代表一群有灵感的城市，这些具有灵感的城市群如何站在世界湾区城市之列，跳出“唯GDP模式”去跟别的国家进行比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向。

我们都希望中国的湾区经济作为引领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新引擎，能够形成中国湾区发展的IP，代表中国说话。

     全球四大湾区数据对比

在产业结构方面，世界级大IP公司迪士尼，依靠IP不断更新产品和设施，2015年财年收入折合人民币3457亿元，超过BAT。美国的经济结构显示，美国的经济有60%到70%的比例来自IP的收入。全世界票房排名前20位的电影中由IP改编的电影有16部，也就是说在当今“互联网+产业”的影响推动下，要充分理解和发展IP产业，它在全社会的经济收入结构中占比越来越大。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正在告别粗放型、数量型的发展，转向集约型、质量型的发展阶段，如何转型则是很难的问题。人们常说土地财政不好，但土地财政又是很实际的东西，没有地怎么实现平衡？如何让粤港澳湾区和杭州湾大湾区率先走出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应该提出一个倡议，这就是发展城市IP。只有通过城市IP持续地培育、孵化和打造，才能够推动中国城市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

城市IP的探索

基于以上的思考和实践，我认为要真正去探索创建中国的城市IP，一定要跨界、融合、协同。中国的产业要向外发展，形成外部协同圈，包括同银行的协同圈。只有各方面的互相交织，只有跨界，才能产生IP。纯粹单一的行业、单一的产业很难产生超级IP。跨界、融合、协同，需要搭建和推动城市IP的孵化平台、投资平台和运营平台。没有投资的IP是无米之炊，没有运营管理的IP是空中楼阁。

城市IP的探索案例

从项目孵化到投资到运营，需要全链条的服务，目前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机构和项目，走在了探索的前列。

中信滨海新城。

中信集团的汕头中信滨海新城的IP——创建北回归线上的湾区天堂，这是中信滨海新城被市场广泛接受的IP术语。这个IP一听就很阳光，很健康，有海岸线，让人感到愉悦，这正是这个项目的特性。

中国云城。

华晟基金正在宁波余姚推动的中国云城IP，是打造长三角的产业升级孵化基地，打造国内外知名的智能制造孵化基地，在项目城市设计、投资、招商、产业运作等运作环节中正在践行和逐步实现我们这些IP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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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光密度图

中央十九大报告中涉及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容，重点提及两点，一是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另外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分提出“加快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城镇化对中国而言是制度问题

按照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的阐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要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确定的四大战略任务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城镇化对中国而言是制度改革问题，主要的措施有五个方面，分别是推进人口管理制度改革，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健全城镇住房制度，生态保护制度。

从灯光密度看城市群分布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中国未来城市群主体分布格局，共有20个左右大小不一的城市群。根据灯光的密度，可以判断城市群的基本分布格局。灯光密度越高说明该城市群的发展相对成熟。从灯光密度图可看出，中国大陆地区，最成熟的城市群是长三角城市群，灯光密集度和范围都是最大的。其次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第三是京津冀城市群。中国西部地区有一个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城市的城域城市群，其发展潜力很大。另外，还有一个在规划中的城市群，是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城市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从灯光密度图可以看到，中间地带的灯光密度稀疏，虽然这片区域有很好的资源环境承载条件，但是还需要发展一段时间才会见到成效。

积极推进城市群协调发展

增强中心城市竞争力，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直辖市、省会城市、重要节点城市等一类中心城市，是我国城镇化战略格局中最重要的支撑。目前，我国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上和500万以下的大城市有124个，500万以上和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9个，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7个，这些城市构成了我国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主体。在未来推动中国城市运营发展过程中，这些城市需要进一步强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支撑能力，更好地发挥对周边城市和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提升城市集聚能力

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攻方向，不能让所有人口都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流动。为了增加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中小城市需要通过提升城市功能、增加要素、聚集能力，吸引更多人口。目前，我国大概有381个常住人口在50万以下的小城市，中等城市有138个，这些地区是连接城市群、核心城市、中心城市与小城镇、乡村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辐射带动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有效的实施离不开城镇化战略的支撑。

发展重点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

我国人口规模大，空间分布广泛。据统计，在小城镇就业居住的人口有两亿多人。目前我国建制镇有2万多个，其中10万以上人口的镇已经超过300个，加上全国各地正在培育的上千个特色小镇，可以说，我国小城镇的建设星罗棋布。如果发展的好，小城镇可以起到连接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的桥梁作用，有利于空间结构利用和城镇体系优化，也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如何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基础设施网络为支撑和引领，构建城市群内城市和城镇之间的“纠缠”关系，是我们面对的新课题。

构建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一定要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实现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开放的发展环境。同时，需要以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作为支撑和引领。城市群之间要构建便捷快速和功能齐备的立体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统筹规划城市群内的空间格局，优化生态空间分布，在城市群内部形成强化保护绿色空间的一种合力，形成和不同城市之间的补偿关系，合理进行产业的分工调整，发挥各自的优势。

城市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城市IP。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IP，才能被别的城市所需要，才能形成城市之间、产业之间的“纠缠”关系。当然，我们还要适当分散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一些城市功能，建立跨行政区的统筹协调机制，这需要跨区域协调和利益共享等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城市群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主导地位

我国20个左右的城市群，聚集了全国75%左右的城镇常住人口，约占全国GDP的88%。不仅如此，我国城市群常住人口的数量还在不断上升。预计今后中国85%甚至更多的城镇人口会分布在这些城市群地区，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还会进一步增加。另外，中国95%以上的创新成果都分布在这些城市群。因此，构建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会缩小城市群相互之间的地区差距。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也就基本形成。

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目前在各类城市和城镇进行异地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有近3亿人。如果他们中的大部分能够在目前就业的城镇和城市落户，加上已经具有城镇户籍、从小城市转移到大城市的8000万人口也能够在就业所在地落户，那么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布和人口的空间分布就会变得更协调。这才是更本质意义上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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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背景，即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中央早就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显然需要有创意、创新。这是我们追求升级版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按照五中全会“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这一口径，2016年是41%。另外大家更熟悉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57%多一些。但这是很多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而形成的指标水平，因为常住人口中，包括前几十年近3亿从农村迁徙过来的人口，而其中两亿多人并没有取得城镇的户籍，也就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市民化的公共服务待遇。要真正使城镇化按照我们的意愿达到应有水平，一定要把这个欠账补上。

所以，目前我们的真实城镇化率才40%出头，而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水平要到70%上下，才会走完它的高速发展阶段，转入比较低平的发展阶段。我们在70%的城镇化率到来之前，如果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还要30年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给了我们超常规发展的机会，会释放巨量的需求。同时这也是弥合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建城区和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将会一轮接一轮地扩大，产业也会有一轮一轮地升级，以及人力资源教育和升级等等，这些方面相结合，就是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创意创新，首先必须在通盘规划和设计层面进行有效的供给。最典型的就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最高决策层决心要走出一条新路，即建设雄安新区。这是在前面几十年的问题纠结、矛盾累积的倒逼之下，不得不采取的大手笔。其实这在其他的区域也有共性: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辖区内，无一例外要适应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处理好动态地优化自己辖区通盘的国土开发和城乡建设规划的问题。这里就需要较高水平地优化整合关联城市建设与运营的各类资源要素。

规划先行、多规合一，高专业水准，智慧化要求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证明，在必不可少的规划初始环节上，要强调它的先行和多规合一。一个政府辖区的国土开发，面对这样一个棋盘，必须考虑各个棋子配合以后的综合效应。全国如此，任何一个地方辖区也是如此。我们追溯建国之初北京搞城市规划的经验，里面有非常清楚的一些教训——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梁陈方案才得到认同，大家才看清梁陈方案的高水平。但当时，不仅是我们很多决策机关的领导人很难理解这一方案的水平，就是其他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也几乎一边倒地不认同，导致梁陈方案很快被否定，本人还受到批判。现在来看，北京旧城改造和通盘建设，生米早已做成了熟饭，大家只有为之扼腕。

现在我们希望，新一轮在通州潞河镇建北京市副中心、在雄安新区建首都副中心的方案，应该有尽可能高的规划水平。这种规划，不能以政府体系之外的市场主体，和政府的基层单位作为主体，让他们以“试错法”形成结构优化。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是最高端的政府管理部门，调动所有可能调动的专家群体的智慧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中的可取因素，然后由决策层在可选择的方案里拍板确定具体方案，这就是规划供给的理性选择。在这个选择之后，应规划先行，多规合一。

各个管理部门都有自己的规划。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有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规划，有公共交通体系规划，有环境保护规划，还有区域里各个部门自己的城乡发展、社会事业、教育、医疗等一系列规划。他们之间怎样形成高水平的协调配套关系？过去互相之间往往不能很好地协调对接，在具体协调过程中各个部门互不买账，类似于“九龙治水、非旱即涝”。实际生活中间的这种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多年。

所以，总结经验，必须要强调规划先行，多规合一，尽可能形成专业上的高水准，适应城镇升级发展要求。雄安新区在协同发展的诉求下，应该形成导向，让方方面面在规划过程中多规合一。当然，雄安开发的决策和开发规划是在绝密状态下先做出来，然后才逐渐披露相关信息。但在进一步推进过程中间，显然大家要越来越知情，一起推动优化。

在大的发展方向上，智慧城市是大势所趋。雄安新区也好，其他的建设区也好，后续跟进网格化覆盖全域的智慧城市管理，一定有很多创新的客观需要。比如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需匹配“天眼系统”的创新；又比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网格化管理思路，既然水域有河长制和湖长制，那么城区可否有“格长制”？都是可以探讨的。海绵城市、综合管廊、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的乡愁文化、人们在美好生活方面高水准的要求，都需要在信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到城市建设运营中。

供给侧要素优化整合，建设与运营“守正出奇”

我们要在城市创新建设中，贯彻中央所强调的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作为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要使各种要素优化整合。首先可以理解为，顶层规划是高水平的大规划，紧接着是大资金、大手笔。在建设运营过程中间，供给侧改革必然追求“守正出奇”：守正是认识和顺应市场的作用，这个市场作用从全局来说是决定性的资源配资机制，要充分地让市场发挥作用。但是不要以为，在城市建设领域简单照搬别国和我们之前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就可以一路现代化了。我们面临特色国情、特定发展道路上的一系列挑战，必须经受风险管理的考验，出奇制胜。

可以说，前些年的汕头滨海新城的连片开发，和现已成为国家级PPP示范项目的固安产业新城的建设运营，都是“守正出奇”的案例。汕头滨海新城发展要做几十年，切入点是圆汕头人的百年之梦，即面对海湾最宽阔的地方建成海底隧道。一百多年前汕头人就有这个想法，但无以实现。中信了解情况以后，形成大规划、大手笔，以中信这样有实力的市场主体与地方政府合作签PPP协议，把这个海底隧道作为启动环节的关键项目。

2019年海底隧道建成开通以后，按现行方案设计，社会车辆过隧道将完全不收费。这最适应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因为这是一个免费的新干道，全天候的交通体系就此在汕头海湾区域形成。这样的基础设施供给，一定会进一步激活濠江区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宜居城市等等已有要素的潜力，接着要做的是所有这些要素推动下的一轮轮土地开发与综合发展。

中信如何实现企业投资的回报呢？就是未来几十年开发过程中，在方方面面协调之下，对不动产一轮一轮开发中的溢价部分，中信要参与分配。这是以大规划、大资金、大手笔为支撑的。中信具有这样的战略耐心，而且也一定会在国有企业之外使其他各种企业跟进。有那么多子项目，那么多后续项目的开发，民营企业参与进来是理所当然的。这是非常好的创意创新思路和实践。我们高度评价这样定制化的解决方案，相信经过方方面面的探讨和认同，会守正出奇地落到现实。

民营企业方面，在前些年甚至连PPP概念都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在原来默默无闻的河北固安县，华夏幸福与政府合作，从事产业新城建设运营的连片开发大项目。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一连片开发项目成效斐然，其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在规划环节，政府承认自己没有这样的专业能力，但是愿跟民营企业合作。企业以3000万人民币请来美国的专业团队设计整个开发方案。政府参与设计，而且要由政府认定，并确定以PPP的形式运作，这称之为“政府主导”。应该说，当时固安县政府下决心连片开发的决策，是有较高水平的。政府批准方案后，由政府提供项目用地及其他方面的合作，企业负责筹集资金和招商引资，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十几年间，固安迅速崛起，产业的支撑匹配新城连片开发，使得整个城市面貌一新，老百姓享受的医疗、教育等等，都可以跟首都中心区等地的高水平机构合作，其生活水平一下得到跃升。固安老百姓谁也没想到十几年后生活可以过得这么好。这些经验，正符合十九大强调的发展现代化经济社会的精神。为人民服务，需要我们有高水平的供给能力，让人民的美好生活一步一步得到实现。

在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之下，联系实际，强调“守正出奇”，还要落实到总书记几次强调、十九大报告又再次强调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以制度创新为龙头，再加上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打开我们的潜力空间。守正要出奇，就要以有效制度供给来提高风险承担能力。

积极创新开拓，探索“城市IP”

我们谈到“城市IP”，其定义是关于特定城市价值提升的创意及其实现过程中的资源要素整合，对应特色城市运营建设、特色小城镇开发等，从这个定义来讨论是很有学术内涵的。我感觉有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是定制化的城市建设运营创意和解决方案。比如濠江区也好，固安也好，特色小镇建设，特定的价值创意需要先行，即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定制化的供给侧解决方案。这涉及制度供给、政策供给，以及其他的资金、人才等各种各样的所需供给。

第二是使资源要素调动潜力、形成活力的优化整合。政府优化运作机制、引导方向，需要贯彻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我们的认识不能走极端，有的学者说产业政策应该予以根本否定，这是完全违反实际生活经验的。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体都不可以在政策制定方面这么处理。但要注意，产业政策的方向容易认定，但它的实现机制具有难度，很容易出现一些政府想干好事但结果却不好的失败案例。

所以，要强调第三个和城市IP相关的要素：资源要素的整合在实现过程中，要有高水平的、理性的供给管理。政府的管理一定要具备供给管理特征，要处理结构问题，但供给管理一定要理性，要有“度”的把握。传统体制下高度集中的管理是典型的供给管理，很多结构问题的细节都要政府审批，把供给管理推到极致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非理性的。我们现在讲供给侧改革的供给管理，必然是追求理性的，尊重客观规律，进而是守正出奇的，有所作为的，把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结合在一起。

比如产业政策，它的实施机制必须遵循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首先在认定支持方向以后（比如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支持要以经济手段为主，要有优胜劣汰的机制，要有阳光化特征和多重审计监督。比如过去已有一定经验的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现在地方政府特别看重的产业引导基金，引导基金是服务于产业政策的实施。有政策就有区别对待，处理得好是顺利推行中的加分，处理不好就是设租、寻租带来乌烟瘴气局面，是失分。这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应该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有一个好的创意与规划，带出实践过程中资源要素的整合，而这个整合机制如何优化是最关键的。我们要从机制创新这方面，解决好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探索与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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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适应理论视角下的特色小镇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特色的打造也是经由千百万人共同努力才实现的。为什么有些城市IP有生命力，有些IP却是死城、空城、鬼城的代表？这只能用第三代系统论，也就是复杂适应理论（CAS）来解释。所有复杂系统都是由其内在的主体，经过相互之间复杂的交织和互动，从下而上产生一个隐在的次序，这个次序在一个时间节点产生它的IP，然后产生像特色小镇这样新的经济模式。由此它具有以下规律。

特色小镇作为复杂系统是动态变化的

一个城镇的生命力，首先表现在其特有产业的发展上，它又是这一聚集区社会生活大系统的一部分。任何系统都是动态变化的，这些动态变化不仅是技术上或结构上的变化，也可能出现颠覆性、破坏性的质的变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和各色企业，适应这些变化，并从中培养出学习和协同能力，这造就了小镇特色产业的不同演化阶段。

1.0版特色小镇：小镇+一村一品。这些小镇是为周边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服务的，比如“金华火腿”、“西湖龙井”这些传统名牌产品，都是聚集在小镇加工提炼，形成集散中心。有些小镇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2.0版特色小镇：小镇+企业集群。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农民在创业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由中小企业聚集形成的小镇，甚至形成产业集群，比如纽扣小镇、袜子小镇、衬衣小镇。我国众多“袜子小镇”生产的袜子约占国际同类产品数量的50%。我在杭州当市长时，看到工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杭州居然也有这样的特色小镇。以小镇为核心形成的企业集群，活力充沛，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3.0版特色小镇：小镇+旅游休闲。这类小镇在上个世纪末开始兴起。例如不少山区小镇没有引入现代工业，保留着明清留下来的IP。这些小镇就是单纯的居民聚集点，是没有产业的一个“壳”。这些非常具有特色的壳被大家喜爱并加以改造，形成了3.0版小镇，最典型的就是乌镇。所以要有确定的IP，而且这个IP是城市的。

4.0版特色小镇:小镇+新经济体。是原来没有特色的工业文明小镇重新改造，加上本世纪进入城市的新经济体，成为产业修缮、生态修复的重要载体。

特色小镇的“特色”要有深度和广度

知识经济和一般的经济最大的区别是，知识经济本身能够创造资源，不仅是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知识经济是怎么来的？强有力的IP是怎么来的？它是通过一系列颠覆原有产业后产生的新企业和城市的多样性之间相互作用，这样正向循环产生了新的产业孵化器。所以4.0版特色小镇的新产品、新结构、新创业生态等“特色”的形成，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城市所提供的各种“正外部性”协同作用、共同演化的结果。

特色小镇的IP要有深度和广度。所谓深度，就是看这个小镇是世界唯一，还是全国唯一，还是全省唯一。所谓“唯一”的等级，反映了特色和竞争力的强度。特色的广度是什么？如果一个小镇拥有多种特色，那么它的广度就比只有一种特色要好，IP就具有广度。从特色深度和广度角度思考，我们要逐步改造原来没有特色的小镇，通过产业植入升级原本特色不足的小镇。

经济社会系统具有复杂性

特色小镇作为一个复杂经济社会系统，它的“特色”是小镇的企业家、科技创新者和艺术家三者之间互动而涌现产生的。所以特色小镇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本身就是孵化器。我们可以规划出一个孵化器，但将来依靠什么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有五个方面的特点是确定的：第一，任何特色小镇必须和周边小镇有差异；第二，有新奇的发明或创意；第三，环境是绿色的，不能黑烟滚滚；第四，能够和城市周边环境互补；第五，小镇是可体验的，是可观、可游、可住的。

经济组织的复杂结构的产生因素

特色小镇作为新经济体，小镇的IP是从下而上生成的，需要内部创业者给它充分的自由度，让它对外部能够自适应，然后才有动力，有机会从下而上建造一个特色小镇。4.0版特色小镇的产业和空间的活力，源于其个体自适应所形成的“自组织性”，因而政府对小镇的管理模式，应该采取一些基本策略：激励而不取代，简政而不专权，护航而不包办，评估而不刮风。

政府评估特色小镇要遵循十大特性

传统的评估指标有GDP、财政收入、就业，但这些评估指标并不适用于特色小镇评价，政府正确评估特色小镇应遵循以下方法。

（1）自组织。好的特色小镇是由下而上生成的空间和产业组织。我在金华当书记时遇到一位小学没有毕业的农民，他当时讲，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把中国小说里描述的、现实中没有的园林建起来。经过40年建设，他成功地把一个个园林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最新的“圆明园”投资了300亿元，逐步形成了东阳横店影视小镇。这个小镇就是从下而上自组织规划建设的典范。

东阳横店影视小镇拥有秦王宫、明清宫苑、广州街·香港街、清明上河图、明清民居博览城、华夏文化园、梦幻谷、屏岩洞府、大智禅寺等景区，是中国最大的影视体验主题公园群，集影视旅游、度假、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旅游度假区。

（2）共生性。好的特色小镇能补“主城”缺陷，能发挥“城市修补、生态修复、产业修缮”的作用。如果小镇和城市周边的环境是同质化的，不能互补，就要失败。杭州玉皇山紧靠西湖，因为下面是皇宫不能动土，农民就在当地建了一个陶瓷市场，经营了30年，但今天到了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倒下，变成了一堆废墟。有人认为这个地方可以利用，就把这里打造成一个不需要打地基的园林，然后引进基金经营，共谋共策，打造成基金小镇，目前基金规模已达到一万亿元，已集聚各类基金公司和配套机构720余家，专业人才1600多名，管理资产规模突破3600亿元。

（3）多样性。多样性驱动创新性。比如，成都“鬼城”德源镇最初没有人气，当地就建设了一个双创基地，组织了一批农民，需要什么就为其增添什么，丰富了它的多样性。现在，便捷的基础设施促使之前的空心小镇成为国家中西部最大的创客基地。

（4）强联接。小镇要与目标城市形成若干“强联接”关系，有“反磁力”效应。比如成都的安仁镇是个古镇，面积不大，却聚集着35座博物馆和27座老公馆，而且把当地民间的染布、木艺、刺绣、酿酒等各种手工艺生产者聚集在一起，成为四川最大的文创基地。我认为创意产业有两种，一种是现代时尚的，一种就是古代的。

（5）集群。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在于“马赛克”。这些“马赛克”就是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集群。有竞合关系的集群就有生命力，而我们现在很多工业区、经济区是杂拼起来的，企业之间没有关联，没有集群关系。

（6）开放性。中国经济一定要面向世界，要在全球的价值链里分得一杯羹，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柳市镇有100万人口，县里的农民持续40年不断创新，最终使当地成为我国最大的电器生产基地。所以，小镇的产业要高度开放，要融入到全世界的创新产业链，而且向微笑曲线的两端不断延伸。柳市镇有“中国电器之都”之称，是“中国断路器生产基地”、“中国防爆电器生产基地”、“中国低压电器出口基地”。

（7）超规模性。城市有独特的IP就会成功，而不在于城市规模大小、人口多少。比如保定庞口镇，是一个农机小镇，市场年交易额达到300多亿元，是中国最大的专业农机城。这个特色小镇就是基于农民大量的农机需求，基于农业现代化IP涌现出的一个小镇。

（8）微循环。微循环和长距离循环是完全不同的绿色发展模式，这种微循环能在节能减排方面采用适用的“分布式”新技术，成为绿色发展的领导者，造就绿色发展的新机会。

（9）自适应。小镇需要企业家有内在自适应的能力。我们国家在东北三省投资机器人、数控机床，现在南方涌现出一批为新一代机床进行专业生产的小镇，数控机床的产值已经超过了东三省。现场调查发现，有东北的技术人员去南方创办机器人企业。小镇可以充分发挥创新精神和自适应能力。

（10）协同涌现。好的小镇能与周边其它特色小镇形成协同合作模式，从而涌现生成“特色小镇群”的高层次结构。当年阿里巴巴上市以后，有750名中层骨干要自我创业，自主创业就要选择周边的小镇。于是在阿里巴巴总部附近涌现出一批小镇，把有志创业的人聚在一起，其中一个就是云栖小镇，小镇里创业的人都是从阿里跳槽出来的。这种协同创新的成果很显著，杭州市的经济后来居上，超过了宁波。如果小镇单枪匹马，从上而下的划定IP，就可能失败。只有内部涌现的协同才有生命力。

总之，用CAS理论对“好的小镇”、“差的小镇”进行分类，体现在十大特征上的差别就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一方面IP很重要，但我们还要区分IP的优劣，要清楚其产生的原因，这样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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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结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现代城市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水平，是人类创新智慧的体现，更是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高速成长的周期中。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人口膨胀、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资源紧缺、文化缺失等问题。如何提高城市发展水平，提升城市资源价值，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更加美好，让人类城市文明更好地传承发展，这是城市运营的核心问题，也是城市运营的终极目标。

为探讨新时代我国城市运营的创新路径，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的联合指导下，“2017中国城市运营论坛”近期在京举办。本次论坛以“城市IP——面向未来的城市创新之路”为主题，众多城镇建设和城市运营领域的嘉宾，就“城市IP”与“创意设计”、“特色小镇”、“湾区经济”等主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共同为中国城市运营事业发展献计献策。

什么是城市IP？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指出，城市IP是城市精神灵魂，是城市内涵的集中表达，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层面的东西。发掘城市IP、树立城市IP、提升城市IP，有利于探索城市的活力起源，提升城市的整体价值，也将为城市运营投资指明方向。

中国城市运营联盟理事长林竹表示，城市IP是关于城市特定价值提升的创意，以及在实现创意的过程中各种要素资源整合的过程。城市创新的结果就是城市IP培育和孵化得到充分的发酵，城市的灵魂得到塑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构筑。而“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法则是中国绿色城市最大的IP。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名誉院长、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看来，地域性是城市发展的根基，文化决定了城市的内涵和品位，而时代则体现了城市的精神和发展，这就是城市的IP。未来的城市发展要打造属于自己城市的精神。

2017年1月，中信基金会联合中国城镇化促进会、中信PPP联合体、中国建筑、中银投资、华晟基金等50多家机构，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城市运营联盟”。该联盟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为参与新型城镇化实践的各类市场主体搭建一个专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资源共享协同平台，以促进中国城市IP创新孵化器的发育和产业金融资源的整合，推动城市运营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过去完全依靠政府资金和平台的老路，改变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同时吸纳社会资本的新发展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业内专家指出，面向未来，城市群建设、粤港澳湾区建设、区域内部大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特色小镇培育，都将成为我国城市运营的战略重点。

目前，城市群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化的主流趋势。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规划中，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等九个城市，将与香港、澳门共同构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从珠三角城市群到粤港澳大湾区，是城市群IP的升级。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世界级城市群的中国样板，必须优化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格局，政府要在政策、机制、投入方面予以保障，通过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等七大要素，凸显中国特色，要做到联动开放、区域协调、务实创新。

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特色小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建设特色小镇，已经成为全国城市综合开发运营中的热潮。目前特色小镇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融资、产业落地、政策不明朗和体制人才滞后等。打造特色小镇应重点提升资源分析把控、顶层设计、产业培育、产业金融结合以及运营管理五项能力，取得长远收益、产业收益、制度收益和精神文化收益。

新时代需要新作为，新征程呼唤新智慧。在全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之际，不断探索创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和路径，不断丰富城市运营的商业模式和理论体系，可谓正当其时。让我们紧紧抓住新一轮城市化建设的重要机遇，共同打造中国城市发展新的引擎，共同开创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时代”。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严明党的纪律，严厉惩治腐败，形成反腐败压倒性态势，赢得了党心民心，厚植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兴，经济兴，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坚定不移地展开金融反腐败。

关键词：金融反腐败   表现形式  原因分析   巡视监督   风险

全球化金融发展背景下金融腐败的危害性

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跨金融行业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传统金融领域及金融产品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同时，跨国界的金融集团不断涌现和发展壮大，金融市场全球化趋势也日渐明朗。在此形势下，因腐败导致的资源错配会形成更广范围的危害，而以往在一个市场、一个领域或一个国家内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和国界出现，危机处理难度大大增加。金融是全球治理的关键领域，两大趋势深度结合，将中国金融推上了参与治理和引领变革的历史风口。

金融腐败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重大威胁

改革开放以来，历经数十年的筚路蓝缕，我国现代化金融体系已经建立，并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的枢纽作用。但是，金融领域无处不在的利益诱惑也导致一批批金融蛀虫出现，滋生了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腐败行为。“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金融腐败将广泛冲击我国经济系统稳定健康。

第一，金融腐败往往涉及金额巨大，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严重。不同于其他领域，金融体系直接履行经济资源管理、传导与分配职能。金融体系各业务环节潜藏的巨大利益诱惑，有可能驱使腐败分子寻找暗箱操作空间和权力寻租途径。这些内在特性导致金融腐败涉案金额居高不下，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

第二，金融腐败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侵蚀监管体系。除了单个案件损失巨大外，金融腐败更具备了链条化、区域化、行业化特征，并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容易沿着业务链条进行传染，进而在特定行业集中爆发，从而扩大其危害性，致使相应行业市场秩序被扰乱，并通过利益输送侵蚀监管体系。2013年至今的债市反腐成果显示，债券市场的腐败已形成多种专业化操作模式。比如先设立丙类账户，然后通过过桥、代持等手段隐藏真正的交易对手，实现利益输送；或者以分级产品和私募产品为媒介，实现更大额度利益转移。这些模式串联起了一个个绵长的腐败链条，不仅导致一些从业人员和监管干部接连被拉下水，更严重破坏了债券行业运作机制的效率与公平，阻碍债市有序发展。

第三，金融腐败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阻碍经济发展和转型进程。目前有一种有害论调，认为“金融反腐影响了经济增长”、“适当容忍腐败有利于经济复苏”等等，这是极其荒谬的。无论基于理论还是现实，金融腐败都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无论是短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是中长期产业政策，都需要高效的金融市场作为政策信号传导途径，需要适当的金融工具作为调控手段。金融腐败必定会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减弱宏观政策工具调控效果，进而阻碍我国经济稳定增长。

第四，金融腐败危害总体国家安全。金融腐败既具有一般腐败行为的破坏性，损害社会规则的公正性，它对经济金融秩序具有范围更广的破坏性，甚至危及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进而危及总体国家安全。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

金融腐败可能在全球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危机

随着全球区域性金融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一国金融腐败也成为区域经济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在金融腐败催化下，一国金融市场内部风险将迅速积累、膨胀，同时为外部投机者提供可乘之机，最终酿成波及多国的区域性金融危机。1997-1999年，一场以货币急速贬值为标志的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对亚洲各国造成了严重损失。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梳理出金融腐败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的作用机理：

第一，金融腐败破坏金融市场功能，严重扭曲金融资源配置。在金融腐败影响下，金融资源被大量配置到由特殊利益集团主导的行业。这不仅使得大量中小型企业缺少信贷资金、难以正常发展，同时也使得部分低效率、低利润企业得以畸形发展，导致产能过剩和杠杆水平过高。

 第二，金融腐败助长奢侈性消费，经济呈现虚假繁荣。通过权钱交易，金融腐败的参与者瓜分了大量国家利益和社会财富，进而用于追求奢侈性、炫耀性高消费。

 第三，金融腐败导致监管薄弱，金融风险加速积累。亚洲金融危机前夕，印尼、泰国、韩国等金融体系腐败问题呈蔓延趋势，以权谋私、利益输送、官商勾结等行为屡禁不绝。这一情况整体弱化了监管系统效能，导致风险防范措施形同虚设、错漏百出，加速了危机到来。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腐败风险

“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大幅推进，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我国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至关重要、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但如果防范意识薄弱，在全球化背景下容易产生新型腐败风险。

第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持续加大。“十二五”时期，我国证券期货行业的双向开放渠道不断丰富，机制不断优化。沪港通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简称“沪港通”）顺利开通，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OFLL）制度正式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LL和）RQFII税收政策得以完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获许在上海自贸区内注册设立专业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截至2017年3月末，中国已批准QFII投资额度902.64亿美元，涉及境外机构近300家，批准RQFII额度合计5414.04亿元，涉及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简称“深港通”）正式开通，进一步为跨境投资者创造了便利条件。同时，“沪伦通”和“沪巴通”也已提上议程，未来有望实现中国股市与英国、法国股市互联互通。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近年来，随着金融基础设施与配套体系建设日趋完善，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已合理布局并成功构建。

 第三，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在中国金融体系不断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首先，外部风险的冲击增加了监管难度。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客观上增大外部风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显著加大了了中国金融监管的难度。一方面，随着汇率弹性提高，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力增强，短期资本流动足以冲击资本市场的价格和杠杆水平。因此，外部冲击与国内金融机构风险、市场风险、实体经济风险等彼此交织、相互传染，局部风险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不断提升。

其次，随着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监管问题也呈现出国际化、复杂化趋势。单一国家难以在全球性问题前独善其身，跨国跨地区金融监管成为大势所趋。如何有效参与全球性金融监管合作，成为中国金融监管的新挑战。在全球经济弱复苏乱局下，国际资本的快进快出成为常态，仅仅监控境内金融活动不足以防范金融危机，各国还需要通过监管合作，加强对国际游资的整体监控。在跨国金融业务蓬勃增长、国际金融体系愈益复杂的情况下，只有加强监管信息的交流沟通，各国才能准确判断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态势，对负面冲击及时作出适当反应。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机制尚不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尚不完备，更需要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借鉴和吸收国际经验，以防范金融创新中的潜在风险。

最后，除了主动攻克以上难点外，新形势下我国监管部门还需要不断防范自身监管漏洞，杜绝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可乘之机。历史上，国际投机资本捕捉监管漏洞、扰乱一国金融秩序的教训屡见不鲜。在1992年“英镑危机”中，索罗斯抓住了欧洲汇率机制的非合理性，利用金融杠杆大举做空英镑，从中获利逾10亿美元。为防范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中国货币部门正在进一步增强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建立和健全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外债和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体系，有效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买卖、转移外汇资金活动。而这些举措都需要廉洁的监管队伍、严明的纪律作风和高效的监管机制才能实现。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化金融反腐

数据是世界的一个本质特征。大数据时代来临前，数据使用就受到重视。保险业堪称是这个世界上的大数据始祖，因为在“大数据”这个名词还没流行之前，保险业早已使用大量数据进行建构和评价风险。也有学者认为，数据治国“是指要凭借对数据的有效收集、处理和分析来治理国家，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

2015年9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目的是要通过促进大数据发展，加快建设数据强国，释放技术红利、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强金融系统反腐工作，要善于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理解数据、运用数据，打造“数字化”反腐铁笼，不断提高监管水平。块数据理论强调，权力数据化和数据权力化是未来政府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内容，依托大数据实现政府行政流程的再造以及制度安排的优化，是廉洁政府建设的要义。在大数据时代，企业或个人关联交易行为信息已被多维度记录下来，而人脑已无法处理、收集和利用这么庞大的数据，必须运用基因图谱技术，通过对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行为轨迹分析，发现金融风险和腐败行为特征。要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建立金融业云计算、大数据应用技术规范。尤其要加快开发金融主导下的全方位大数据反腐系统，建立“照镜”计划，从“资金异动、账户异动、资产异动”入手，完善金融反腐信息情报系统，为预防金融腐败提供助力，增强金融监管干部和从业人员自我约束意识。

大数据基因图谱技术

企业或个人经济行为的表现根植于其关联关系，而关联关系就像DNA（脱氧核糖核酸）一样，其特征决定了企业或个人未来行为，并最终演化为不同的关联风险。通过对风险定量分析，可以发现和预警金融风险和腐败行为。大数据基因图谱技术通过鉴定企业经济行为[①]，测定行为特征表现，找出与其有相同特征的交易对手，然后用图示方式表达出来。即以企业和个人作为单个节点，在每个节点上标注其经济交易行为数据和时间窗口，通过复杂网络算法和决策引擎技术，计算出企业关联关系基因图谱，再对每个关联群的活动轨迹进行定量分析，得出金融风险的类型和程度。

企业经营是由人操控的，企业风险由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组成。对错综复杂的企业关联关系进行分析，实质是分析个人与企业的关系。在企业投资网络中，复杂的自然人多处投资、多家公司兼职、多层次隐性控制，实际上表现为人的行为风险。如对企业和个人的电话、地址、家族关系关联分析，可以清晰得出人的经济活动轨迹，再通过对这些轨迹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发现腐败行为的蛛丝马迹。证券市场有“三敏感”的说法，即敏感人、敏感信息、敏感账户。只要证明嫌疑人的特定身份属于敏感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其账户有敏感异常交易行为等基本事实，嫌疑人无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就可认定构成内幕交易。在大数据监测系统下，这样的内幕交易就有了突破口。

大数据金融腐败预警框架

金融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及社会危害极大。盘根错节的利益群体、多重控制的复杂经济网络、跨区域多领域运营等因素，使得互联网金融、新金融业态下的腐败风险与欺诈风险极为隐蔽。仅依靠传统监管方法，根据因果关系、逻辑演绎等手段，无法快速达到识别异常风险起源、规模、传导机制及事前预警的目的。

大数据金融反腐，采用多元异构、跨域关联，基于全量数据，利用关联图谱技术，通过股权控制、高管关系、资金往来、社交信息等，可以描绘目标企业、法人的社会经济利益网络拓扑图。同时，通过多维度标记拓扑图各节点涉诉信息、舆情信息、行政处罚等诚信黑名单数据，把握结构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违约风险，实现图谱可视化，可以量化、模拟、演绎金融反腐中的多种风险（如内幕交易、洗钱、利益输送、非法集资、涉毒涉恐等）。不同时点企业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不同，通过大数据动态实时监测，可以描绘监测目标的风险状态，高维度俯视风险起源、传导、爆发、处置的全流程。

具体来说，大数据金融反腐创新应用的框架如下：一是梳理金融反腐领域中的痛点、难点；二是集成监管要求及重要风险领域的多维数据；三是通过计算机学习风险事件的数据特征，建立黑白名单训练集；四是通过统计金融经济专业技术，结合机器学习建立风险监控模型；五是定性、定量化输出风险监控结果；六是结合监管流程，建立反腐风险识别、追踪、监管、处置、预警一体化的大数据应用平台。通过充分运用计算机爬虫技术、图计算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机器学习技术、行为特征抽取及预测技术、大数据集成分类聚类脱敏清洗挖掘融合技术、三维自动交叉验证技术、大数据处理建模技术和算法技术、预报预测预警技术、在线监控技术、大数据可视化技术、交互技术、黑箱处理技术、仿真技术、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信息结构化技术、隐含信息可视化技术等手段，为金融反腐提供帮助。

建设金融腐败预警核心指标体系

一是建立舆情联动监控指标。通过对每日舆情信息分析，设计出金融机构经营异常行为指标，运用大数据基因图谱技术，实时进行关联分析，对于超过指标阈值的机构进行预警。

二是建立线索追踪模型及处置机制。对于获取的案件举报线索，包括自然人、法人、事件和行为信息，从事件和行为信息中提取自然人、法人数据，以自然人、法人为核心，通过大数据基因图谱技术，整合民政、户籍、社交网络、舆情、投资关系、管理关系、重大经营活动、通话记录、出入境等数据，建立被举报自然人或法人的分项关联图谱，交叉确认，建立灰度值阈值模型，对于超过指标阈值的进行预警，为人工定性确认提供更多线索和灰名单。实行反腐监管要素数据全覆盖，构建全面的工商、关联方、诉讼、税务、社保、民政、专利、产权、招聘、招中标、社交、交易流水数据库等，为企业、个人实时画像、识别腐败、欺诈风险提供大数据监测预警分析平台。利用机器学习异常风险事件，抽取金融腐败特征行为，快速捕捉核心控制人、核心关联人、核心企业，分析违法违规企业股权关系、风险网络节点、异常流水特征和资金端与资产端错配，以及高管代持、司法事件、广告舆情、资本市场交易等。通过事前预警、事中监控，多维度、快速高效、交叉核验，实现金融反腐反欺诈监测预警功能。

三是建立识别高危企业的监控指标。运用大数据基因图谱技术，建立一套识别金融风险高危企业指标，通过对高危企业风险监控追溯到与其交易的金融机构。

四是建立金融招标采购腐败预警指标。财务数据可以造假，公开招标、投标信息则让企业间重大商品交易关系无所遁形。通过整合多个招中标网站数据，运用算法挖掘招中标关联关系，迅速识别交易路径，对于偏离路径的金融机构给予及时预警。

利用“区块链”等金融科技领域新技术

近年来，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趋势，合理利用这些技术可成为重要的反腐利器。例如，金融科技已受到关注。金融科技是“金融”和“科技”的高度融合，涉及支付清算、电子货币、网络借贷、区块链、众筹等领域。据估计，到2020年，全世界每分钟大约会有100万笔交易进行支付。金融科技的未来取决于五大游戏规则，即客户体验、金融与科技的结合、资料货币化、加密技术以及法规修订的改变。在高度变化的环境中，上述每一项对金融业的未来都举足轻重，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到底有多深，目前还不可预测。

当前，金融科技领域最前沿的技术之一——区块链技术，引起了各国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当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日益普及时，金融调控的组织架构将面临一轮深刻的调整”。[②]

   区块链是一个由使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块构成的弱中心化数据库，任何发生在区块链网络上的交易均会以约定的算法记录到系统上。通过网络共识算法，每笔基于区块链交易的新信息都会向全网广播，并经各个节点逐一确认、保存，将收到的交易信息形成新区块，确保区块链系统信息不可篡改、无法作假、可以追溯。[③]

概括起来，区块链有四大技术特征：一是去中心化，精髓是不允许出现不受约束的权力；二是分布式账本，目的是让谁都说了算、谁说了都不算；三是智能合约，核心是构建一套网上的规则和法律，把不守信、违约的人，以至于将来所谓不受管理的“超级机器”扔进虚拟世界的“监狱”，让他们失去在互联网上存在的价值和自由；四是不可篡改的时间戳，既能把道德、规则和法律植入人脑，也能植入机器，做到可追溯、可信任，让网络空间的道德、规则和法律有一个可证明的载体。

同时，节点在验证时盖上时间戳，提供交易时间证明，保证同笔交易的唯一性。区块链就是根据时间顺序相连接的区块构成的完整交易信息链条。2015年以来，部分国际化大型金融机构开始积极探索应用区块链技术对传统金融业务进行改造升级。我国金融机构对于区块链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但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已经意识到区块链技术的重要性，并在相关领域开展应用研究。2017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称，已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旨在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深入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稳定、支付清算等领域的影响，切实做好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指引。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实践，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

供应链金融是指利用融资和风险缓释的措施和技术，对供应链流程和交易中营运资本的管理和流动性投资资金的使用进行优化。由于供应链金融具有参与方多、贸易链长的特点，所以供应链金融风控的重点在于贸易的真实性，及上下游企业整体的信用评估。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可信任性、透明性以及基于时间戳的可追溯性提供的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将有效缩短现金周转周期，降低交易失败成本，并且通过组建区块链网络，供应链上所有交易被记录在链条上的公共区块中，各方都可以确认交易的真实性，避免中心机构的垄断。

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无法作假、可以追溯”的特点，若能合理利用，对抑制腐败、打击腐败将起到积极作用。一是当区块链技术广泛应用于支付后，支付信息在区块链系统上的完整记录，保证交易信息可以追溯，可以实时统计资金的流向和用途，准确追踪交易信息；二是运用区块链系统可以提升金融机构内控水平，实现数据实时监控，减少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三是可以实现永久保存监管记录和审计痕迹，能够马上识别任何细微的造假，为监管和审计等提供便利，有效提高金融机构内控和内审能力。

总而言之，在大数据等新技术助力下，金融反腐将是整个反腐败工作中最容易实现控制的部分，也是最有可能率先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目前，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已经进入深水区，并有望率先取得成绩，摸索出规律，积累好的经验，为其他领域反腐败工作提供借鉴。

（编辑   季节）

多年来，不少金融从业者和金融服务使用者，甚或少数监管者对金融发展现状及现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习以为常，缺乏对金融本原的文化自觉。因此，为了更有效地落实中央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定位，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当今金融现象背后的金融文化影响，加快构建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

金融文化现状

金融脱离本原的创新实质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中的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的代理。把资金持有者手里的闲置资金转移到资金需要者手里，这种转移配置的资金融通中介的专业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避免资金持有者的风险喜好和资金需求者的风险状况出现错配，即风险错配；避免资金持有者与资金需求者对资金供求时间预期的错配，即流动性错配。金融中介的职责就是根据资金供求双方的风险喜好与状况，以及对流动性的不同预期合理匹配资金，满足双方需求。

二是金融中介代理服务应该能够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便捷、高效、中介成本更低的代理服务。即能够为资金持有者带来较高回报，降低融资者的资金成本。这正是金融中介在经济体系中担当的角色和存在的价值，也是金融的本原。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逐步异化，金融中介由产业服务的代理人变为金融交易的参与者，自我服务的委托人，金融似乎有了独立生命，经济也不再是金融的基础，让人误以为现代经济都是围绕金融运作的。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以美国金融为样板的我国金融界一些专业人士，非但不吸取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继续沿着华尔街的足迹亦步亦趋地大搞“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推出；杠杆交易以融资融券之名登场；高频交易等放任发展；银行、证券、保险等违规跨行混业经验，种类繁杂、层级复杂的理财产品空前繁荣。金融大鳄绑架小投资者的杠杆猎购四处出击，整个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金融业自我服务的饕餮盛宴，参与者大多都赚得盆盈钵满。金融暴利让一些上市公司、实体企业和其他行业巨头眼热，纷纷投资参加金融交易，脱实向虚跨业发展成为热点。

与此同时，金融的繁荣与“创新”却增加了许多金融产品运作环节，提高了实体企业等金融服务使用者的资金成本，使实业发展失去融资依托，并因此劣化了我国经济结构。近年来，金融业利润和实体企业利润此长彼消，金融业缴纳的所得税总规模跟整个工业部门所得税贡献相当，2016年则更上一层楼，金融业所得税8802亿元，工业企业所得税7329亿元，金融业比工业企业高出20%。金融的放任发展，其赚大钱、赚快钱的示范效应，加重了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趋向。

通过存款-贷款-存款的多重复杂演化创造出来的资金，在多重金融产品的作用下不断地创造出更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加大了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杠杆化，造成了更大的市场泡沫，给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人们对于金融自我服务、经济脱实向虚和金融安全等问题有所认识，一些专业人士也对金融市场发展和防控金融风险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但总体看，对于打着“服务实体经济”旗帜夹私货的现象、以及金融自我服务回潮的问题防控力度不够。对于这些基于外部样板观念影响、内部利益冲突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反省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拨乱反正，构建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唯此，金融才可能回归本源，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走得更坚定，走得更远。

流行金融文化特征

一是各个市场主体中很多金融从业者、金融服务使用者包括部分监管者，对金融脱离本源的现状不假思考，感觉理所当然，一切仿照美国样板去做。

二是有些人崇尚自由放任的市场，将无限衍生视为技术创新，认为金融复杂化是市场进步的需要，是发达程度的表现，而不考虑资源配置的方向，配置给谁？

三是金融领域中的大众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重视，普通投资者在利益驱动下也不去质疑规则与潜规则和自身利益的关系，自身权益受“中介溢价”侵蚀却浑然不知。

四是在“零和游戏”的金融交易中，一些金融机构凭借业务特权及专业、信息、资金等优势，恃强凌弱，丧失职业道德底线，自我服务，陶醉于利润和高薪奖金之中。

五是在炒作交易致富发财的氛围之中，一切向钱看，市场各方漠视和容忍金融市场的操控行为，放任被巧妙包装的研究报告和媒体股评误导，熟视无睹。

六是金融市场专业机构和市场炒家青睐“市场波动”。“专业人士”创新衍生工具多方套利，加剧了市场波动，形成了金融衍生品是进行对冲风险、也是平抑市场波幅的“共识”。

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当今流行金融文化的根源。

流行金融文化根源

（1）新自由主义误导。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市场推崇市场万能机制，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放任金融机构追逐利润最大化，鼓励个人利益至上，全然不顾公众利益、经济全局问题。

（2）大众利益与金融中介利益冲突。大众利益本应是金融市场的价值目标，唯有大众利益得到保障，金融市场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才可能长治久安。遗憾的是，大众在金融市场中是弱势群体，处于强势地位的金融中介在资本的控制下凌驾于客户利益之上。当出现利益冲突时，投资者被迫接受较低回报、融资者不得不付出较高成本，已成为市场常态。不同的利益动机和不同的行为，就构成了金融文化，现今的金融文化已成为金融中介的利益动机主导的文化。

（3）西方金融利益集团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金融中介的私利更加强势，具备在市场中的影响力、专业地位、广泛的人脉、游说能力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当他们推行的金融产品对客户的影响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出现争议时，或者他们投机套利的交易行为或自营业务受限时，他们总能过关斩将。

（4）金融服务受众缺乏对金融现象和市场潜规则的辨识能力，缺乏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一盘散沙的个体投资者，无法形成一种抗衡甚至是平衡市场不良文化的力量。

（5）我国金融市场一些相关人士把美国市场视作天经地义的先进样板，不明就里、不辨菽麦，甚至对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金融工具也照搬照抄，引入中国当作“创新”，自觉不自觉地欢迎甚至政策鼓励以利润为导向的金融“创新”，不断引入不知服务何人、风险极大的金融衍生品和杠杆交易，而不进行金融本原价值判断。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加强监管，更为重要的是应坚决摈除西方新自由主义金融文化，构建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型金融文化。

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构建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金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国的金融文化毫无疑义理应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范畴。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在中国金融文化建设上，在中国金融制度建设上，我们必须高瞻远瞩，保持高度清醒，必须要有高度的制度自觉，不能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学习借鉴西方的同时，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线。在金融领域里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构建我们新时代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用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引领我们社会主义的金融市场建设。

制度自觉、文化自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前提，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

我有幸参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创建，也经历过早期的对西方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的学习和模仿。应该说早期的这种学习和模仿是必要的、有教益的，这是一个必要的学习和发展阶段。但是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建立27年后的今天，我们好像还无法摆脱简单模仿的思维定势。各方面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层面的样板模仿学习上了，很少有人考虑金融战略方向，很少有人关注金融文化，更很少有人考虑根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我们的国情、面临的任务和经济社会的需求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这个大课题。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们的价值观表现、精神追求、生产生活状态和行为方式。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区域特性和制度特点，继承于历史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

金融文化是金融制度提供者（决策者和监管者）、金融从业者和金融服务使用者的价值观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方式与状态。说到底，金融文化是对金融与经济本原依存关系的认识与实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本，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共同利益为至上目标；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为本，以少数人的资本私利为“神圣”目标。

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对金融的属性理解就不同。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以金融交易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在“零和游戏”的金融交易中大搞投机套利，掠食中小投资者，损害实体经济，不断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金融显然不应以本原异化的美国资本主义金融为样板，应当坚持服务大众利益，要为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中介服务。优化融资结构，适度保持银行信贷主体地位，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限制非信贷股票债券融资，缩短资金链条，降低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特别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一、二级市场关系，在为一级市场融资提供流动性服务的前提下，限制金融交易，反对金融交易复杂化和杠杆化。

西方金融界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金融乱象的病根是金融文化异化了，呼吁重建金融文化。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在自由主义哲学之下，再加上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金融异化问题，唯有在社会主义中国可以解决。我们应该有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原则不允许利益集团凌驾于社会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之上，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我们战胜不义和纠正错误，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唯有我们才能构建出符合人类社会经济生态规律的健康金融文化。

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要理直气壮地以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社会主义文化观念为前提，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导向。要旗帜鲜明地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并着重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反对金融交易模式，限制金融交易、限制投机套利。对待金融交易产品要质疑服务谁？谁参与？谁获利？金融机构要树立不欺骗客户、不向客户推销自己不愿沾手持有的风险资产这一道德底线，等等。

树立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要靠教育、引导、弘扬，要培养从业者的文化自觉。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用制度落实文化，要用可为­——不可为的界线引导规范文化。说到底，金融文化还是要落实到指导金融制度建设上，唯此，才能对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积极影响。

用社会主义金融文化重塑市场

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金融服务业开放也已是既定政策。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一方面会对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对我国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对象、金融秩序和金融监管形成很大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如何使外来金融服务中介纳入中国金融发展轨道，抑弊兴利，为我所用,特别是与此同时有效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一是防范不良金融文化对我们的扰乱；二是警惕外来金融机构以金融创新为名在金融交易中投机套利，分流实体经济资金供给，引发金融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并掌握话语权，用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理念引导金融制度建设，用制度引导规范金融服务业务方向，是保证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成功最重要的基础。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原则，界定金融服务业务范围

    要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不能漠视、默认金融市场现状中严重的不良倾向。要破除“金融市场复杂化是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趋势，市场愈益复杂的结构化、杠杆化是有效资源配置、对冲风险的必需”等金融迷信。更要警惕的是，在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气候下，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帜，行自我服务之实，妨害实体经济发展的现象。

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管举的是什么旗帜，都要分析其产品属性、业务方式、参与主体，谁人得利，与实体经济有什么助益关系？利益传导机制、传导方法、传导路径如何？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上，一定要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制度红线，不能有灰色地带。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这一论断把金融宗旨和金融风险防范的辩证关系讲透了。因此，我们在金融风险防范问题上应该彻底转变观念。不能依赖被动监管，放弃产业融资服务宗旨，大搞衍生品“创新”，必定会产生金融风险。不要指望靠监管防范风险。监管作用是有限的，在贪欲面前，无论监管大坝有多高多大，也会被贪婪的洪流冲垮。

坚持产业服务模式，反对金融交易模式

中国金融近年来杠杆化、泡沫化、自娱化，违规混业流行，结构复杂，秩序混乱，透明度混沌等金融乱象的病根是“金融交易模式”。金融中介醉心于金融交易投机套利，或诱导客户参与各种金融交易，使社会金融资源配置扭曲、恶化。因此，要使中国金融拨乱反正，重回产业服务正道，就必须对症下药，拿“金融交易模式”开刀！虽然金融交易是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承担了为融资提供流动性支持和价格发现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在金融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是对金融产业服务的间接支持。当金融交易本末倒置，成为金融的主要业务模式时，整个金融业就异化了。严格地讲，金融交易是“零和游戏”，虽然金融交易创造货币，但它不创造价值。金融交易成了金融机构自我服务、投机套利的滚滚财源。金融交易市场已经变成一个自成体系、自我循环的金融“飞地”。不仅造成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而且对整个经济、社会乃至国家安全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彻底解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并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唯一的战略选择就是：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严格限制金融交易。

转变观念，把握重点，重视一级市场建设

资本市场是通过直接融资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重要场所，如何加强资本市场建设？资本市场建设的重点在哪里？这个看似常识的问题却长期陷入误区。毛泽东同志说：“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确定资本市场工作重点时，我们首先应该找到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虽然一、二级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长期以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把对资本市场的注意力集中在二级市场上，给予二级市场太多的关注。因为二级市场关系到太多人的眼前的、现实的利益。实际这是一个误区，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在二级市场。

资本市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筹集资金，而这项任务是通过发行市场即一级市场实现的。因此，无论从资本市场设立的宗旨目标，还是从实现途径来看，一级市场都是资本市场的主战场。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资本市场的发展重点就找到了。

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相继开始交易以来，已经经历了将近30年的发展，但直至今日仍无法满足各方期望。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对一级市场融资能力的培育上，没有把一级市场作为工作轴心，反倒是一切工作都围绕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服从二级市场。这些年来，我们的股市没有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倒是二级市场的行情成了有关各方人士心情的晴雨表。上上下下天天关注股指行情。关心的结果是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关系本末倒置，一级市场的发行规模、发行节奏要看二级市场脸色。一级市场的发行计划要根据二级市场的交投是否活跃，股指是高还是低来制定。最不可思议的是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曾九次为了二级市场而长时间停止新股发行。空窗期短也数月半年，最长一次高达一年又三个月，不惜以牺牲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维护二级市场。二级市场过于低迷会严重影响一级市场集资能力，市场会自动做出调节的。发行与否是一个集资者和投资者博弈权衡的商业行为，市场接受不了，集资者自然会知难而退，无需监管者操心。但是一个正常持续和可靠的一级市场，对资本市场集资能力和投资者的信心却十分重要，对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贡献能力更自不待言。对二级市场的认识误区还反映在为所谓的流动性提供杠杆交易工具，为对冲风险提供衍生品，结果适得其反，加大了市场波动，增大了市场系统性风险，伤害了投资者，反过来又损害了一级市场的融资功能。2015年的股市震荡，不能不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深刻教训。

让人欣慰的是，证监会一年多来已经加大了对一级市场的倾斜和融资能力培养，新股发行持续加快。

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把一级市场融资功能培育作为资本市场的重中之重，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一级市场，服务一级市场，服从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要正确定位，规范二级市场建设

    金融二级市场是市场各方利益聚焦，参与者人数最多的地方，也是参与者被利益驱使，很难清醒、自觉，极易迷茫难以自拔的地方。因此，在二级市场尤其需要社会主义金融文化为其指点迷津，为二级市场正确定位，规范二级市场建设。

（1）二级市场定位。二级市场的服务对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二级市场是为一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配置资源、转移风险的流动性支持和融资价格发现的。没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就没有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二级市场也是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透明、便捷、安全和低成本交易支持的。二级市场保护正当交易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交易原则，为投资者提供交易便利，但二级市场不鼓励维持正常流动性和正常配置资源交易之外的杠杆交易，限制投机套利交易，不提供杠杆工具、套利交易工具的制度支持。

（2）二级市场规范。规范二级市场建设，必须围绕社会主义的金融价值观下的市场定位来进行，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就是要加强市场透明度建设，维护市场秩序，坚决打击虚假信息、非公平交易、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

有所不为：一是正确看待股指。

以平常心看待股市潮起潮落，不以股指高低作为衡量股市优劣的标准。除非股票异动，股市震荡波动，监管者不必每天关注行情（市场监察岗另当别论），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市场融资能力培育，市场规律规则研究，市场秩序维护，投资者保护和金融风险防控上为要。

二是正确认识流动性。流动性是市场融资能力的保障，适当的流动性是一个健康有效市场的基本条件。市场正常的原生态的流动性来自于市场交易标的物的整体价值水准，交易标的的盈利增长前景，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喜好差别，不同投资者资源配置的时空差别。正是这种价值和差别，以及投机者的参与润滑，在正常的宏观周期经济环境下构成了一个良性的原生态流动性。但是真理和谬误仅一步之遥。以流动性为名介入资本市场的融资融券，打破了原有的流动性均衡。在熊市环境下，因投资者的集体悲观预期趋同，无人使用融资杠杆，于流动性无补；在一般市道环境下，市场流动性并无问题，融资杠杆的使用者往往都是投机者，投机加大了股市波动，加大了个股的非理性分化和市场投机氛围；当市场预期趋于集体乐观的时候，融资杠杆就厉害了。它会造成流动性泛滥，迅速加大市场泡沫，迅速冲顶透支牛市。而当市场预期逆转之时，2015年的股市悲剧将会重演，使用融资杠杆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融出资金的证券商可能集体平仓出逃而出现踩踏灾难。这时候，平日无人问津的融券可能就被派上用处，与股指期货跨市做空一道加速股市下跌。总之，建议重新考虑融资融券问题。

第一，融资融券是一个投机工具，不符合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这是一个价值观误会；第二，融资融券与正常的流动性无补，其双刃剑助涨助跌，损害投资者，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即使我们加强节制监管、尽可能防控其风险，仍将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第三，如今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减杠杆，但我们担负直接融资重任，而以为宏观经济减杠杆为己任的资本市场的交易活动却在加杠杆。这样一来，不仅挤占了支持实体经济的数以万亿的宝贵资金，也与国家战略逻辑不符。

三是理性认识高频交易等技术工具。

高频交易风靡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年在我国资本市场开始渐渐流行，2015年我国股市大幅波动中就有人利用高频交易赚得盆盈钵满。

对于高频交易之类的程序化交易现象，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警惕，不要想当然被所谓的技术进步迷惑。在判断其是否应该允许引入之前，首先应该了解它被什么人拥有？为什么人利益服务？

高频交易的使用者一般都是财力雄厚、技术实力强的专业公司，为了提高交易速度，他们往往把服务器安装在交易所主机附近，或者铺设光缆专线、租用通信卫星。由此不难了解：这种纯逐利交易和支持一级市场融资毫无关系，获利者是市场专业炒家；二是普通中小投资者无力和他们竞争，不符合资本市场的公平交易原则，这种交易方式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高频交易具有很大的技术风险隐患。2010年5月6日，美国标普500指数闪电崩盘，20分钟下跌了6.2%，账面损失8,620亿美元。事发当天，所有的人都深感震惊却不知祸起萧墙，直到很久才知道是高频交易惹的祸。

因此，我们应该在我国金融市场禁止高频交易。

警惕金融衍生品的巨大破坏力

2008年由金融衍生品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界却自信满满“不信邪”，依然无视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巨大风险，“义无反顾”地憧憬着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繁荣”。近年来相继推出一系列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期权甚至场外期权交易。这些东西均被视为金融创新以及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被认为是完善市场结构，管理风险的最好方式。

香港前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先生对金融衍生品一直持否定意见。他最近撰文指出：过度聚焦于利润和花红的金融文化，催生了金融机构赢得零和博弈的欲望，“投入大量精力去建立被格林斯潘美名为尖端金融的运作手段。创造复杂的财务安排和商业模式，迟早会令金融机构面临前所未见，无从量化并因此无法管理的风险，在不知不觉间甚至会酿成系统性危机”。他还说：“监管机构似乎有一种集体倾向，会向以利润为主导的创新意念伸出欢迎之手。例如，监管机构接纳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及产品，却没有质疑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对实体经济的功用。”久经沙场、在国际金融界广受赞誉的任志刚先生的真知灼见应该引起我们深思。

衍生工具既非社会主义金融文化逻辑，与服务实体经济毫无关系，还挤占实体经济资源，洗劫中小投资者，不断地制造和利用市场波动投机套利，不断地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金融危机。这些以衍生品工具投机套利为生的金融机构，往往把自己也搭了进去，除人人皆知的雷曼兄弟的惨痛教训需要牢记之外，拥有两位因金融衍生品定价模型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华尔街套利之父”、前美联储副主席、美国前副财长等一大批金融天才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及其“梦幻团队”连续两次覆灭，这些惨痛的市场实践告诉我们，金融衍生工具对冲不了风险，只会制造风险。

可能还有人会有幻想，虽然衍生品有风险，但只要加强监管，层层设限，利用技术手段抑弊扬利就可安全无虞。

笔者认为：首先，衍生品在中国资本市场出现是一个战略方向的错误，它不符合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是与服务实体经济对立的，不存在尺度把控的问题，也不必浪费监管资源。

其次，衍生品就像毒品，你不能指望瘾君子克制。有人说，美国衍生品交易爆发危机的原因是场外交易，我们要搞的衍生品是场内（交易所）交易。姑且不论衍生品的场内交易有无风险，曾几何时，国内的场外期权交易在“创新”的旗帜下做得风生水起，场外商品期货期权等竟也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帜。目前开展场外期权交易的机构众多，期权标的广泛，交易对手复杂，但无规则，仅靠自律。而近期场外期权市场规模陡增，市场透明度更成问题，高杠杆风险、跨市影响风险、借道隐蔽违规风险、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风险都在积累。然而方向错了，不能再指望监管，优秀尽责的监管者也会防不胜防。

衍生品就像一个魔咒，你只要打开盒子，它就会不断衍生裂变，愈益复杂，直至无以量化无从管理，爆发系统性风险。近年来我国因衍生品交易的发展，市场复杂性、风险性大增，国内金融界颇具影响力的有关人士提出要推出信用违约互换（CDS）管理风险的动议。正如任志刚所言，“只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或借口，他们便会冒险。最常见的便是以恶名昭彰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去管理信贷风险及市场风险的改变”。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用一种风险工具去对冲另外一种风险，只会把这个市场搞得更加复杂，引发更大的风险。2008年美国最担心的就是62万亿美元的CDS风险总爆发。不能指望让金融衍生品避险，还是不相为谋为上。

保护散户利益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重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金融理所当然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信仰人民，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就是要保护普罗大众的利益。

中国的资本市场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散户为主的市场，并因此而被广为诟病。虽经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机构投资者培育，但这一状况未见明显改善。纵观美国机构投资者成为市场主体前后美国资本市场的变化，我们发现机构入主上市公司之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行为模式等都随着股东的变化而变得短期化了。市场更不理性了，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事实是机构并不比散户更加理性和高尚。中国资本市场散户为主的状况大概也是中国特色。我们应该正视散户为主的现象在我国资本市场将长期存在，保护散户将是我们长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重要任务之一。

金融交易是零和游戏，永远是少数参与者得益，和其他参与者的损失相匹配。而散户是零和游戏中的弱势群体，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损失者，保护散户理应是监管者的责任。

保护散户除需要开展投资者教育、投资产品适当性管理、打击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之外，最重要的是应该用制度筑起防治非公平交易的篱笆，使大众投资者的利益保护较为有效。

首先，金融中介机构应该恪守客户代理人天职。尽其所能为客户竭诚服务，并收取与服务相匹配的报酬。由于金融中介机构享有优于客户的资讯、时机、通道等业务特权，对同一交易标的容易发生偷步抢跑，极易产生内幕交易或准内幕交易等问题，应该禁止金融中介机构从事自营交易。

其次，金融开放要注意保护散户。2015年股市震荡之后，有人认为中国股市的主要症结是散户问题，应该引进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对冲中国的散户，这哪里是“对冲”呀！分明是要来“割韭菜”。因此，金融开放首先应该规范我们的金融制度，不为金融自我服务留下漏洞，不为投机套利提供“割韭菜”、“剪羊毛”的制度便利。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明确了资本市场在新时代的历史重任，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提供了历史机遇。用社会主义价值观重塑社会主义金融，让金融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编辑  迟晨光  季节）

腐败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腐败的滋生蔓延既有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监督不到位的原因，当然还有经济上的诱惑。几百年来金融体系演进表明，全球金融发展既是一部大胆创新的历史，又是一部充满波动的历史，充斥着大量腐败问题和大案要案，令人触目惊心！金融体系作为现代市场体系中资源配置最集中和最重要的场所，其各个金融子市场具有高度关联性，金融杠杆的运用和金融机构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金融风险的爆发往往会危及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至今仍未结束。尤其要警惕带来新的风险和灾难。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40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再次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金融兴，经济兴；金融稳，经济稳。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金融反腐。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惩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成效卓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金融反腐是反腐败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金融腐败对于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有着巨大危害，而金融反腐对保障金融体系安全运行，有效执行国家发展战略和平稳渡过经济转型意义重大。近几十年来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呈现关系复杂化、业务混合化、利益多样化特点，这使金融腐败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也给行业监管与反腐败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腐败的定义及其一般性规律

金融腐败有着其他行业腐败行为所不具备的特殊性。金融行业的跨期交易性使金融腐败租金支付更具隐蔽性。金融行业的“三高”特征决定了金融腐败行为发生的冒险性。金融行业的资源配置功能决定了金融腐败问题影响的外溢性。

金融业的行业特征

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有两个维度：一是降低腐败预期收益，即减少腐败租金和寻租机会；二是提高腐败预期成本，即加大查处和惩治力度。

1、地位的重要性。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几乎所有的实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金融市场，而且特别依赖于信用程度。一方面，金融能够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实体经济对金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没有金融，实体企业不能发展；没有实体企业，金融就是泡沫。美国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银行是一个在晴天借给你雨伞，但却要求在雨天收回去的地方。”经济学家林毅夫说：“现代经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发达的货币信用经济，或者说金融经济，其运行表现为价值流、资金流导向实物流，货币资金运动导向实体经济。”

2、经营的特许性。金融行业具有风险外溢性。因此，政府往往会对金融业实行牌照准入或特许经营，对其资质提出一定要求。这就使金融行业客观上具备了一定的垄断性。

3、领域的专业性。金融行业不仅有诸多细分行业，每个细分行业也有独特的业务模式与众多金融产品，且金融市场瞬息万变，从全球宏观经济，到微观企业经营情况，到市场情绪气氛，都会令其产生波动。金融领域无论金融业务还是从业人员都有很强的专业性要求。

一是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性系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通常来说，以规模巨大、耦合度高、透明度低、动态而且开放为一般性特征的复杂系统，同时具有两个最本质的特征，即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的非线性以及系统的自适应性和自组织性。前者使系统呈现貌似随机的不稳定状态，后者则使系统内部结构会产生一定的有序性与稳定性。现代金融业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从过去较为简单的形式，逐步发展成规模庞大、错综复杂的动态变化系统。动态变化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开放型系统，不仅其内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层次多，且受人类决策行为这一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二是金融体系的演变进一步提高了其专业化和复杂性。金融体系从市场结构、参与主体，到金融产品都在不断丰富和演变。

三是金融从业人员的专业性。金融从业人员通常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胜任，有些金融业职位必须持有CPA证。

4、市场的创新性。金融创新是以信息与科技为基础，以创新活动为手段，金融创新有效率性、时滞性、非均衡性、高风险性、虚拟性五个基本特征。创新对金融业发展影响广泛而深刻。没有金融创新，金融可持续发展就难以落到实处。当前，金融市场上各类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层出不穷。在融资领域，体现为将分散的小额资金聚集起来，有偿提供给资金需求方使用。网贷、众筹等金融业态快速发展，呈现出关系复杂化、业务混合化、利益多样化特点。

金融腐败的定义

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相比，金融腐败有其特殊性，如果基于一般腐败概念规定金融腐败的定义，难以全面准确反映金融腐败特点。世界银行认为，金融腐败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公共部门的官员接受或索取贿赂；二是私人部门积极行贿，以规避公共政策和程序，从而获取竞争优势和利润；三是公权力的滥用可能没有明显的贿赂体现，而是由赞助或裙带关系、盗取国家资产或转移国家财政收入而产生的腐败。这个定义涵盖了世界银行所碰到的绝大部分腐败问题，为学术界广泛采纳。金融腐败的内涵极为广泛，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监管当局相关方面的非规范行为。

腐败的根源在于对权力的滥用，权力过度干预经济是腐败之源。“寻租的本质在于‘权力揽买卖’”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商品差价寻租，到近年来的要素寻租，包括土地批租和公司上市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等，均存在权力腐败的踪迹。金融腐败的根源在于对货币资金这一稀缺资源垄断性配置权的滥用。由于资金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金融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直接。金融机构通过寻租制造稀缺，提高融资成本，从而扭曲资源价格，导致资源错误配置，由此造成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低下。金融腐败本质上是由于金融资源的垄断性所带来的权力寻租行为及其现象。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金融资源一直是市场稀缺资源，这使得金融领域相对于其他领域发生腐败的可能性增大。从金融监管体制机制角度审视，还应从其中所包含的道德风险来定义金融腐败。

由于金融行业的独特性，金融腐败有其不容忽视的特点。一是金融行业的跨期交易特点决定了金融腐败租金支付的隐蔽性。跨期交易是金融活动的基本特点，而跨期交易方式使得金融腐败行为具有不同于其他腐败行为的复杂特点，具体表现为腐败租金的支付与非规范金融交易时间上的不一致性。一方面，金融腐败交易呈现长期性，如干股受贿、期权腐败等腐败形式，往往时间跨度较长；另一方面，金融腐败行为更加隐蔽，延长了腐败证据链条，加大了腐败行为因果关系判定难度，进而也加强了反腐败工作难度。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金融业信息化程度提高，犯罪分子借助计算机网络跨国境划转资金，使犯罪行为越来越难以察觉；而有的犯罪分子在达到犯罪目的或罪行即将败露时携款外逃，躲避法律制裁。在这一背景下，腐败往往时间跨度较长；腐败现象“高智能化”“国际化”特征愈来愈明显。

二是金融行业的“三高”特征决定了金融腐败行为的冒险性。“三高”特征即金融资产价格的高波动性、金融资产的高流动性、金融体系的高信息不对称性，这些特性使其容易成为产生腐败活动的温床。第一，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幅度较大。金融腐败行为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通过滥用监管权、泄露内幕信息等方式在资产价格波动中谋取利益，从而加大了金融行业发生腐败的风险。第二，由于金融市场工具丰富多样、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等机构推出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产品，使得金融资产流动性不断提升，为腐败行为及其非法所得提供了快速、隐蔽的变现渠道，使腐败获利得以迅速转移、洗白。第三，金融体系所特有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导致局外人很难准确理解金融业务与工具属性，产品风险与收益不对称，投资信息披露不健全和不透明，外部监督者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

三是金融行业的资源配置功能决定了金融腐败影响的外溢性。金融行业具有调节和调度社会资源配置职能，直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和发展。一方面，如果金融监管人员利用监管权进行寻租、偏离监管目标，就会导致金融政策和监管措施失灵，破坏市场交易规则，扰乱市场秩序，引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后果。另一方面，掌握金融资金配置权的从业人员如出现腐败问题，很可能错误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向，导致金融机构的经营陷入困境甚至倒闭。在更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乃至经济危机，使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偏差。

借鉴有关理论文献，结合我国反腐和司法实践，我们将金融腐败界定为：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行为主体在现行不完善的金融体制机制下的道德风险行为，即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行为主体以掌握某种垄断权（行政权或资源配置权）为基础，不按行政规则或交易规则办事，以损害公共利益或其他主体正当利益为代价，以实现自我利益或关联主体利益为目的的。

金融腐败的表现形式

金融反腐要重点盯住金融腐败的三种形式：一是把公共权力当作私有资本；二是把公共资本变成权贵资本；三是把中国资本变成外国资本。从我国已经发生的金融腐败案件看，金融腐败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滥用权力、利用职务便利、泄露敏感信息等谋取私利，以及参与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1、利用审批权力谋取腐败租金。从本质上说，腐败与相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权密不可分。垄断容易产生特权，特权必然难以受到约束，从而成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胡鞍钢指出：“行政垄断已是目前中国最严重的腐败形式”。[5]

当前，大量的贪污贿赂问题之所以频频发生在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比较短缺的行业和部门，垄断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金融市场中，金融腐败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利用审批权进行设租寻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金融监管部门要对金融市场准入和机构业务范围实行较为严格的管理和限制，而有的监管人员借市场准入审批权，有意识通过拒绝批准、提高准入门槛或提出不合理要求，以及故意拖延审批时间等方式进行“设租”，谋求“腐败租金”。

2、利用敏感信息攫取非法利益。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同的人掌握的信息是存在差异的，拥有更多信息的人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反之，就会处于劣势地位。而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如果把信息传递给劣势地位的人，就能够在市场中获利。金融行业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突出。

3、利用职务便利换取腐败期权。一些金融监管部门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和手中权力，为企业违规放贷或逃避债务等提供便利。腐败分子往往不急于直接向企业或个人索取回报，而是与对方暗通款曲，达成“君子协议”，在辞职下海或退休后，通过高薪任职、分给股权等方式换取回报，对腐败期权进行变现。从本质上说，腐败期权化是权力寻租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种延伸。

相对于一般腐败行为，期权化腐败有三个特点：第一，性质模糊。由于期权交易不直接涉及金钱而是交易某种权力，形式比较隐蔽；兑现往往又是间接的，内容比较隐蔽；腐败分子以“扶持企业”为借口进行权力操作，过程比较隐蔽。此外，交易方也比较隐蔽，因为可以不是在职人员，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第二，成本较低。期权往往难以举证，一方面缺乏有形证据；另一方面由于时间长，往往证据毁损、证人缺失。第三，收益灵活。权力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既可以享受权力回报，如为便于离职后遥控权力，可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也可以享受资本回报，如为了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在位时即为企业谋取足够的留存收益。[6]

中国金融腐败的新趋势及危害

复杂性、传染性与交叉性是金融腐败的新趋势和新常态。近年来，随着金融行业高速发展，在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冲击下，金融腐败行为更具复杂性，跨行业、跨市场腐败传导更加便利。

金融腐败的新趋势

与其他领域相比，金融行业业务范围更广泛，业务主体更分散，且专业性更强，这为行业监管与反腐败工作带来了较大难度。

1、金融腐败的复杂性。随着创新业务、创新模式不断拓展以及混业经营越发普遍，金融业务尤其是部分风险大、竞争激烈、技术严格、产品多样的部门和岗位的专业性要求日益提高，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金融腐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2、金融腐败的传染性。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互关联，由此决定了金融腐败的传染性。具体而言，金融腐败的传染性主要受社会关系和业务关系两个因素驱动。社会关系驱动是指腐败在同学、朋友、亲属间传染，体现为金融腐败窝案、亲缘案件增多。业务关系驱动是指腐败在不同机构、不同个体间以业务交叉点为纽带传染，体现为宽领域、长链条金融腐败案件增多。

从业务关系驱动来看，腐败传染性在新常态下的金融领域更加明显。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大金融业务监管力度，单独作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单一业务模块独立犯案的概率也在降低，少数人长期一手遮天掩盖违纪违规行为的现象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新常态下金融业务向综合性、复杂性、创新性发展，同一业务链环环相扣，不同业务链交叉点众多。腐败分子为了变现腐败利益，提高了犯罪隐蔽性，有业务驱动下金融腐败传染的主观需求。有的腐败分子通过私刻银行印鉴、存款单位印章及更换银行客户预留印鉴卡，以及使用伪造的转账支票等手段，将单位存入银行的资金转入本人或本人操控的账户，涉案金额达数亿元。在此过程中，腐败分子首先用高额好处费作为诱饵贿赂拉款人等，将存款单位资金“引存”到指定银行，再腐蚀拉拢银行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共同犯罪。有的银行腐败案件涉及凭证式国债业务、融资业务、存折印制业务、财富管理业务、存款业务等多个领域。有的信用保险公司腐败案件涉及信贷、咨询、股权质押、跨境、信用证等业务，部分出现全业务链腐败、跨地区多支行腐败。

在以上因素驱动下，金融腐败通过沿业务链传染、金融行业间传染、金融与非金融行业间传染以及境内外传染四个途径来实现。沿业务链传染指在某单一金融业务上，腐败在客户端、执行端、决策端全过程传染，该类型腐败主要由业务关系驱动。金融行业间传染指腐败在股票、保险、期货、投行、债务等多个细分领域传染，该类型腐败主要由社会关系和业务关系双重驱动。金融与非金融行业间传染指腐败在金融行业以及汽车、航运、房地产等行业间相互传染，该类腐败主要由社会关系驱动。境内外传染指腐败行为通过境内外业务引进、资金交流等方式而传染，该类腐败主要是由业务关系驱动，其间，伴随着风险传递。特别是腐败在沿业务链传染与金融行业间传染双重作用下会演变为行业腐败。

3、金融腐败的交叉性。随着交叉性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创新高速发展，金融行业间交流日益增多，各细分行业关系更加密切。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等融资渠道的发展，使得金融行业同越来越多的行业产生交集。金融自身综合属性不断提高，是金融腐败跨行业、跨领域蔓延的主动成因。一方面，金融内部跨行业腐败增多。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动能强劲，除银行代理保险、银证转账、银行代理基金等交叉业务发展之外，外汇期货、股指期货、利率远期等金融衍生品的增多加强了不同金融标的、不同金融市场的联系。以往金融腐败主要集中在银行系统，但随着行业发展趋向混业，金融腐败领域越来越广。从近两年查处的金融腐败案件看，大都涉及券商、保险与银行等多个行业，部分案件甚至涉及监管机构。另一方面，跨金融与非金融行业腐败案件也呈增长趋势。随着股票发行、债券发行、投资并购的兴起，金融人才越来越多地涉猎实体行业。一系列腐败案件及其触目惊心的数字，揭示了金融腐败跨行业跨领域发展新趋势。

无论腐败形式如何多变，最终都归于利益。一旦涉及经济利益，就会涉及资金转移。一方面，由于现代金融交易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通过貌似合规合法的操作，可以将贪腐所得“洗白”。特别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资本运作，资金来源将难以被发现。因此，金融领域成为腐败资金的最佳去处，这是金融腐败跨行业跨领域发展的被动成因。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由低阶向高阶演进过程中，金融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现在，无论是国民经济运作，还是社会公众日常生活，都与金融有着紧密联系，腐败行为也不例外。例如，房地产开发的金融贷款环节是腐败重灾区，房产变现涉及担保抵押公司，房产的分散登记需会计人员协助。而在交通、煤炭等行业发生的一系列贪腐大案中，也都能看到金融机构、金融从业人员活跃的身影。由于金融在当代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金融腐败被牵扯进其他行业腐败中，被动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腐败特点。随着金融行业混业程度不断提高，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

金融领域的技术性与金融腐败的治理难度

近年来，随着持续的技术创新，重塑了金融业务范围，改写了原有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并对现有监管思路和监管模式提出挑战，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治理金融腐败的难度。

1、技术性提高了金融腐败的便利性。随着高技术含量设备被引入金融行业，借助高科技手段的智能化腐败案例不断增多。有学者指出，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变成难以驾驭的“魔鬼”。这种通过“金融创新”的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加大了风险，更具“夺命力”。

2、技术性提高了金融腐败的隐蔽性。技术革新重塑了金融业务范围。随着ICT技术的普及，伞形信托、P2P平台融资、股票收益互换等一些附属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逐渐衍生出来，这些新业务领域需要信息技术支持才可以维持正常功能，除了能够配置资金外，也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金融腐败通常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权力寻租，即为了捞取不义之财而滥用职权；二是不作为，即在本职岗位不尽责，没有完成应有义务，这种形式的腐败往往不易引起重视，但对社会危害极大。技术革新带来的金融业务范围重塑，为这两种腐败提供了新的土壤。例如，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某券商股票收益互换业务被推到风口浪尖。应当说，这项业务本身是合法的，且持有国家认可的牌照资格。但由于其业务设计较为复杂、买卖双方权利不匹配等原因，产生了违规的可能性，增强了违规的隐蔽性，使得该业务成为权力寻租的集中点之一。再如，伞形信托、P2P平台融资等业务在发达金融市场部分已得到验证，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但相关业务自身的高杠杆属性和复杂性，使得该业务自开展以来就不断累积风险，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加以处理。由于新型业务模块的拓展，市场曾一度聚集数万亿元资金。但对这些业务，监管机构以前未曾涉及或较少涉及。监管人员难以跟上业务发展速度，监管结果难以准确衡量，监管责任难以有效划分。

另外，技术革新带来了金融业务流程优化。改变了原有业务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对金融腐败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流程优化使得依靠流程不透明等技术上固有缺陷而产生的腐败现象大大减少。1993年至2001年，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持续作案，联手盗取银行资金483亿美元。当年全行电脑没有联网，对总体资金缺乏准确及时的审核手段，造成该案长期未被发现。另一方面，随着新技术发展，资金转移更加便利，尤其是跨境资金转移，短时间调动大额资金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资金分散处理更加便捷，金融腐败成本随之降低，同时也提高了金融腐败隐蔽性。可以说，流程优化减少了低端犯罪，但可能发生规模更大且更加隐蔽的金融腐败。

3、技术性提高了行业腐败的可能性。当前，行业性腐败问题较为突出。行业腐败与行业“潜规则”密切相连。比如，一段时期以来，在某些行业里送红包，收红包，形成了行业“潜规则”。这些规则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下，歪风邪气取代了正常的制度规范，行业性腐败随之产生。金融行业一些“潜规则”是金融行业产生行业性腐败的基础。金融行业的特性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提高了金融行业腐败的风险。现代信息技术缩短了金融创新周期。传统金融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周期比较长。随着金融产品创新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借助于互联网时代快速、高效的产品研发特点，金融产品研发周期由原来的以年或月为单位变为以天或小时为单位。以2012年银行理财产品为例，建设银行总共发行3405款产品，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发行新型理财产品超过2000款。监管机构受限于监管制度，在面对数量众多、周期短暂的金融创新时显得力不从心。目前，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模式和法律关系并不匹配，法律本身的特征就是滞后于实践，是由实践所决定的。而部分领域法律的缺失、监管的空白导致金融行业腐败形成。

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了金融业与非金融业、金融行业不同子行业间的混业经营。互联网企业可深度分析客户数据、挖掘客户金融需求。经过跨界合作，目前已构建了集金融、非金融各业务模块的商业模式。如资产证券化产品、二维码移动支付、飞机延误险、微信银行、余额宝等是相关模式的代表，大大增强了金融业务的横向纵向关联性。虽然使得单一环节、单一业务金融腐败难以变现，但增加了腐败沿业务链传导的能力，整体表现为金融腐败行业化发展趋势，同时加快了金融模式被效仿的速度。随着信息披露的增多和信息传播的加快，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已不再是商业机密，任何能够取得超额收益的经营模式都会被众多参与者竞相模仿，金融监管套利就是其中之一。金融机构在不违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通过金融交易、业务转移等方式降低自身所面对的总体监管要求，从而谋取额外收益，进一步强化了相关特性。在多重因素作用下，金融腐败有可能成为一种行业腐败。

金融行业的创新性与金融腐败的道德风险

中国金融体系活力持续释放，金融创新在多个层面快速发展，并对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金融创新的好处是有更多人可以分担风险，但坏处在于其中的道德风险。

特别是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推进，因监管缺失而产生的金融腐败道德风险可能进一步积聚。

1、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均衡。通过创新突破旧的规章制度限制是金融创新的原动力之一。凯恩的金融创新理论认为，“规避创新”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的行为，金融创新即产生于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监管过程中要预测防止不寻常的低概率的“黑天鹅”事件，这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也要防止由于整体的预见缺失而造成的灾难性的“红天鹅”事件；更要防止本来有能力、有机会阻止的高概率、破坏力极强的“灰犀牛”灾难。“黑天鹅”挑战我们的想象力，“红天鹅”挑战我们的预测力，“灰犀牛”挑战我们的应变力。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一个相互博弈逐步均衡的过程。以规避制度监管为驱动力的金融创新，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失去有效的制度控制。进而危害投资人和金融机构自身利益。金融危机前，全球金融市场为了追求高额收益和竞争优势，部分国家出现了倡导金融领域自由化经营和放宽金融管制的趋势，这虽有助于金融创新，却会使道德风险不断积聚。

2、过度的金融创新带来监管缺失和危害。当前，创新是金融行业重要特点之一。金融创新带来金融业务领域扩展速度远大于金融监管改革带来的监管领域扩展速度，造成部分业务和地区出现金融监管缺失现象。这一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备受关注。2013年出现“影子银行”现象，“影子银行”是不受银行监管体系约束的信用中介机构，其核心功能是规避政策监管，这个问题和2015年互联网金融问题凸显，都是金融监管缺失的体现。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金融监管缺失一直伴随着整个市场的发展，越是金融创新活跃的区域缺失越明显，也越容易发生腐败问题。

金融监管的滞后性与金融腐败的“套利缝隙”

在互联网经济下，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很可能在短时间内使得监管套利形成模式，并加速成为行业模式。“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领域，由于其思维方式、业务模式、风险控制与传统金融机构存在天壤之别，现有金融监管体系难以覆盖其风险。”[7]监管框架和监管理念必须适应市场融合的变化，市场与监管匹配度越高，产生腐败的可能性越低。目前，金融混业趋势越来越明显，而金融分业监管体系由于内部利益复杂、协调难度大，与市场匹配存在一定滞后性，容易形成“套利缝隙”和“监管协调的空白”，极易诱发腐败。

中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人民银行承担央行职责，专注于三大支柱性职能：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市场监管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履行，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随着金融创新发展，中国金融行业业态发生了改变，传统分业监管模式逐渐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其弊端在多个领域加速暴露。

监管缝隙。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加速，新形态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层出不穷。但在分业监管模式下，金融监管前沿却难以保持同步推进。越是在亟待规范的金融新生领域，越容易形成“三不管”的监管缝隙，这一问题在互联网金融、创新金融服务、影子银行业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保护等领域大量存在。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模式下，现有监管体系并不能全方位覆盖P2P网贷、股权众筹等互联网创新融资平台各业务环节，存在诸多模糊监管区域。

2、监管套利。在某些业务领域，不同监管机构从不同角度出发具有一定的监管权，导致监管重叠，而这进一步形成了监管套利。为保证金融市场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相同性质的金融业务应当受到同质监管。但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部门对形式不同、本质相同的金融业务监管标准、方式和力度有较大差异，导致金融机构通过政出多门的监管体系，获取不当利益。一旦存在监管套利，金融机构在逐利性驱使下，就会涌向监管最宽松、最疲弱的体系。相反，严格完备的监管体系则被逆向淘汰，这就为金融腐败和金融风险留下了空间。

3、监管倒挂。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中信、平安等大型金融控股集团迅速崛起。从监管角度来看，这些大型金融集团能够形成跨行业跨市场风险传导，对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意义重大，应当受到比小型、单一金融机构更加严格的监管。但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部门目标设定、决策机制以及执行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分管不同市场的监管部门也处于平行层级，使得各监管部门间的监管协调变得困难，并在微观层面形成监管倒挂。即对单一业务金融机构的监管行之有效，而对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的协同监管、合作监管相对乏力，造成风险中心与监管重心不匹配。

4、监管割裂。除了在微观上形成监管倒挂外，金融监管协调难也会在宏观上形成监管割裂，不利于宏观审慎管理执行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在混业经营结构下，跨市场风险传导渠道更多、速度更快、力度更大。在分业监管格局下，金融风险的识别和应对仅囿于本市场，难以形成对整个金融体系资产规模、资金流向和风险水平的全面评估，限制了监管部门对系统性风险的判断。

                                        （编辑   季节）

最近两年，国内外均有不少机构或学者提出中国的债务问题，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十分严重，将会引发债务危机甚或金融危机。这已经成为部分人士“唱空”中国的重要依据。为了解和清楚这些判断和预测是否有根据和道理，我考察了中国的债务水平、特点及其历史变动和国际比较情况，提出对我国当前债务问题的判断。 

西方诟病中国债务问题的有关说法综述

近年来，众多国际机构、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媒体、知名投资人及经济学家等发表了对中国债务问题的看法。

麦肯锡在2015年的报告中，较为全面地比较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杠杆率[1] 水平，显示中国全社会杠杆率由2007年的158%上升至2014年的282%，累计上升124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样本中的多数发达国家和各主要发展中国家。[2] 此后，其他知名机构陆续发布对中国债务水平的估计值，均介于230%到350%之间（表1），并对此表达担忧。

表1 部分机构对中国债务水平的估计值（%）

  数据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BIS，EIU，VisualCapital，新闻报道，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整理计算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策略师Ruchir Sharma研究了过去50年全球最严重的30个债务狂潮，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私人部门债务与GDP比值在5年内增幅超过40个百分点，且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其中中国的债务狂潮是战后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大的，或许难以成为例外。[3] 高盛在报告中指出，历史表明，每一个债务快速增长的大国都将经历金融危机或GDP增速持续放缓，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同样的命运。[4] 著名投资人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认为，中国经济由债务推动的状况就像是2007年至2008年债台高筑的美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由巨量信贷扩张支撑。对中国持有看空情绪的知名投资人还包括杰弗里·冈拉克（Jeffrey Gundlach）、大卫·泰珀（David Tepper）、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等。[5]《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表示，中国的债务激增并没有带来趋势增长率的上升，反而是下降，债务问题存在高风险，一方面债务大幅增加会掩盖短期风险，但长期可能导致恐慌；另一方面，一旦银行出现问题，将危及整个金融系统。[6]

针对中国债务问题爆发的潜在风险点，外界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可能上升。2017年5月，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3调降为A1，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出现减速，政府财政实力将会有所削弱，政府直接债务负担占GDP比重会继续上升。[7] 此外，标准普尔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认为中国将继续依赖信贷增长、政府通过债务融资进行公共投资以维持经济增速，使未来2-3年政府表外借贷仍将持续。为此标普可能在今年或明年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8] 瑞银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仍属可控，但需密切关注其上升速度，更加隐蔽的准财政支出的迅速增加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隐患。[9]

第二，企业债务问题凸显。麦肯锡测算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达125%，其过去几年的上升幅度是各经济部门中最大的。[10] 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表明，2016年末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3%，比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值分别高77个和64个百分点。[11] 国际金融协会（IIF）估算中国企业债务占GDP比重为175%，居全球首位。[12] 汤森路透给出的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0%，是美国该比率的两倍，并在过去五年出现严重恶化。[13]部分机构还认为中国公司债市场面临更多违约风险。标准普尔预计，到2019年，中国的公司债规模将占到全球公司债总额的40%。[14] 彭博称，在中国被评为顶级评级的信用债，却和其他国家的高风险垃圾债具有相似的特征，约57%的中国AAA级债券发行人可能存在违约风险。[15] 美银美林分析师认为，相比股市，管理债市可能是更危险的事，因为债市规模更大，道德风险将成为重大问题。[16]

第三，国际机构认为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问题被低估。截至2017年6月末，银监会公布的不良贷款率为1.74%，远低于部分国外机构的估计值。其中，麦肯锡估计的不良贷款率为7%左右，并指出如果没有相应遏制措施， 2019年不良资产率可能升至15%，并会引发银行资本金的严重损耗，届时需要高达8.2万亿元人民币进行弥补；[17] IMF估算，中国银行业中，企业贷款的潜在损失相当于GDP的7%左右（据此估算的企业贷款不良率约为9.3%）；[18] 里昂证券、见地研究对中国不良贷款率的估计值更是分别高达15%-19%和20%-21%。[19]

第四，金融杠杆率升高和影子信贷问题。由于同业存单快速增长、央行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投放货币等原因，2016年我国金融部门杠杆率升至126%，[20]这也成为外界关注的风险点。瑞穗证券认为，中国近年来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降低了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同时降低资金使用效率，推高实体经济资金成本，并增加了资金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21] 瑞银指出，一方面对影子信贷的有效监管较少，另一方面影子信贷增加了多层中介，这都增加了融资的风险和成本；政府将无法及时发现金融隐患，也无法应对金融风险和避免系统性危机。[22] 

中国债务水平的变动及国际比较

金融危机以来，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下，我国经济杠杆率水平显著上升。我们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为准进行比较。其数据显示，我国全社会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由2008年的141%上升至2016年的257%，累计上升116个百分点。其中，2016年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杠杆率分别达到46%、166%和44%，均较2008年大幅上升，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在全社会债务总额中占据多数。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2016年我国257%的全社会杠杆率水平仍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明显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表2）。与2008年相比，我国全社会杠杆率上升了116个百分点，高于样本中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各主要发展中国家。[23]

表2  世界主要国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对比，2016年 （单位：%）

数据来源：BIS

注：上升幅度指与2008年相比，全社会杠杆率水平上升的百分点数。

债务结构的主要特点，一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相对较高，由2008年的96%快速上升至2016年的166%，无论绝对数值还是增幅，均高于各主要发展中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成为国外舆论关注的焦点。

二是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不高，由2008年的27%上升至2016年的46%，与主要发展中国家水平相当，且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地方政府债务占比较高，此前社科院报告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央政府债务的近三倍，[24]特别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缺乏透明性，成为最大风险点。

三是居民部门杠杆率仍处于相对合理水平，由2008年的18%升至2016年的44%，虽然上升速度较快，但其绝对水平低于绝大多数样本发达国家，略高于各主要发展中国家。 

中国债务状况的主要特点与风险评估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全社会债务水平处于相对合理的范围，尽管近年来债务增速较快，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但其本质与国外情况差别很大。

一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主要源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我国非金融企业负债情况，以国有企业负债为主，2016年国企杠杆率已上升到117%。[25]由于国企资本金长期得不到补充，自有资金少，资本市场发展慢，企业很难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所以一直依靠负债发展。再加上国企管理还有不少问题，企业税费负担较重，没有能力自我补充资本金。2003年至2015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20.0万亿元扩大到140.7万亿元，而实收资本仅从4.5万亿元上升到11.2万亿元，[26] 因为国家虽没有为国企补充资本金，但却提供了隐性担保。

二是间接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体系推高杠杆率。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社会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和债务性融资比重高，而股权融资占比相对较低。我国2016年新增社会融资中，贷款类融资占比为72.8%，债务性融资比重接近九成，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仅占7.0%（表3），而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融资以股权融资为主，债务性融资占比均不及三分之一。截至2016年底，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社会总融资存量[27] 分别是GDP的425%、370%和406%，而我国这一数值仅为278%；但由于股权融资不计入负债，这样在融资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我国的借贷主体需要承担相对更多的债务，进而推升全社会杠杆率水平。此外，我国股权融资需要较长的融资周期，国内上市公司通过增发方式融资大概需要一年半左右，容易错过优质的投资项目，而借款要快得多。这也是我国企业海外收购多用借贷融资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这条路堵死，或经过更多审查手续，将不利于企业抓住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慎重。 

表3  我国社会融资结构（%）

数据来源：Wind，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整理计算

注：表中数据为2016年数据，贷款类融资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三是债务主要投向生产性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而非福利支出。仅凭债务水平一个指标，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的健康程度，还要考察支出方式和资产构成。我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且财政支出中医疗、社保等福利支出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政府支出以生产型为主，私人部门负债也大量投向生产性资产，对经济能够产生促进作用，这种债务有可持续性，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强。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调研组数据，截至2014年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4万亿元，其中只有2.9万亿元用于民生领域，约占19%，而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性支出占据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明显高于我国。以2016至2017财年为例，美国、英国、日本政府财政支出预算中，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支出的占比分别为47.6%、49.9%和33.1%。[28]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在短期提升总需求，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2016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为16.2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20.4%。

四是储蓄率高且以内债为主。评估一国的债务情况，除了看总杠杆率水平，还要考察其债务结构。日本虽然全社会债务水平较高，但由于具有高储蓄和低外债特征，债务持有人以国内银行和居民为主，故并未发生过严重的债务危机。2016年我国全社会杠杆率为257%，远低于日本的371%，与韩国大体相当；我国储蓄率高达45.8%，远高于日本和韩国；从外债余额占GDP比重、内债占全部债务比重这两项指标看，我国外债水平也明显低于日、韩两国（表4）。而塞浦路斯、希腊等近年爆发债务危机的国家，都同时具有储蓄率低、外债水平高的特征。

表4 部分典型国家储蓄率和外债水平（%）

数据来源：IMF，World Bank，BIS，Bloomberg，Wind，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整理计算

注：各国储蓄率和中国内外债数据为2016年，其余数据为2014年。内债占全部债务比重使用BIS的全社会杠杆率数据及World Bank的外债和GDP数据计算。 

五是银行业经营稳健，且影子信贷风险可控。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6358亿元，不良贷款率1.74%。如果按国外机构估计的不良贷款率极端值20%计算，不良贷款额为18.8万亿元。尽管中国经济增速略有放缓，但仍处于世界前列，银行业资产大幅恶化的可能性很小。随着经济发展，部分不良资产有望转化为正常资产。从2000年前后我国大规模不良贷款处置的情况看，不良贷款回收率在30%左右，[29] 国外一些研究调查出的回收率水平往往更高。[30] 如果按照30%的回收率计算，最后真正形成的不良资产极端值为13.2万亿元。而我国银行业监管不断改进，商业银行的审慎经营已成惯例，已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净额为15.5万亿元，贷款损失准备金为2.9万亿元，两项总和超过18万亿元，可以完全抵御国外机构所宣扬的极端情况。

在影子信贷方面，中国影子银行的资金大多从银行吸收过来，虽然通过通道业务输送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但最终投向仍以实体经济为主，其风险大体可控。这其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客观上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负担，但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具有优势，且银行经营审慎，影子银行不会出现大的风险。如果发生局部问题，也往往通过重组或由银行承担等方式予以解决。从规模上看，2015年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约为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的75%，而美国和英国影子银行规模占GDP比重分别高达143%和290%。[31] 影子银行问题并没有西方说的那么严重。 

西方炒作中国债务问题的实质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均通过综合评估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展示主权国家的信用状况，并将多个评级因素对评级对象信用质量的影响浓缩到评级符号中。评级不仅仅是对当前状况的判断，也包含了对未来的预见。[32] 以穆迪的评级方法为例，其将信用评级影响因素划归为四大类：经济实力、制度实力、财政实力以及对事件风险的敏感性。[33]

从主权债务风险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制度、财政实力均处于良好水平，对风险事件的耐受力也较强，特别是政府负债率，中国在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在大型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相对合理水平（表5），当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并不算高，且2017年3月末我国对外金融净资产高达17319亿美元，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部分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往往过于悲观。以穆迪为例，2017年5月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A1级，与政府负担沉重、经济增长迟缓的日本处于同一水平，但日本的主权评级却维持不变，且评级展望继续维持稳定。从实际情况看，2016年中、日两国政府负债率分别为46%和239%，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分别为257%和371%，GDP增速分别为6.7%和1.0%。显然中国的债务状况明显优于日本，穆迪下调对中国的评级缺乏依据。 

表5 2016年部分国家政府负债率对比  （单位：%）

数据来源：IMF

注：负债率指政府债务总额与GDP比值，部分国家数据为IMF估计值。

穆迪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的依据是存在问题的。穆迪指出，未来5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下滑至接近5%，财政实力将有所削弱，政府直接债务负担占GDP比重将继续上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将增加政府或有债务。事实上，我国政府债务规模一直保持合理增长，经济增速也有望高于穆迪假设的5%。由此判断，中国政府的债务风险指标与2016年相比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过去四十年，除了广国投之外，中国未发生过大的政府和国企债务的违约事件，所以穆迪对中国政府或有债务的判断与担忧也完全没有依据。

当前，西方炒作中国债务问题的实质，在于误导和动摇我坚持发展的决心，使我们不敢进行投资。对西方炒作我产能过剩问题，我们要认真分析。例如钢铁产能问题，在坚决消灭落后产能的同时，必须制订政策扩大钢结构建筑，增加使用量，保持与发展先进产能。应看到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十分需要的，国家应制订有利于企业将其产能转移的政策，要堵疏相结合。总之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判断，坚持正确的道路。否则将丧失对未来发展的掌控权。

有关建议

现代中国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百年奋斗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希望中国发展强大起来。他们何时真心诚意帮助我们出谋划策，助我强盛过？他们是能封锁就封锁，封锁不了就怂恿、联合盟国或与我有分歧的国家对我遏制。在经济上，他们总是耸人听闻地夸大问题。例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宣布中国的银行已技术性破产，而在我们实行银行改革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争先恐后地要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中国各银行的股东。遗憾的是这个“战略合作”只维持了十年左右，结果一个个赚得钵满盆盈，背后偷笑。生意场上欺骗对手是常态，关键是对手必须清醒，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受其骗，这是我们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过去西方曾不止一次预测过中国经济要垮，但一次也没有实现，我们也从没有相信过这些“预测”。今天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西方有关中国债务问题的判断。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水平上升较快，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在增加，但我国债务问题并未像一些国际舆论所宣扬的那样严重。因为我国债务的95%均为内债，且我国储蓄率高，因而不会爆发不可控的债务危机。

现在是西方处于经济发展方向混乱的时期，也正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时期，是前40年改革开放、科技、工业积累的爆发时期。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必须加快发展。尤其不能被西方的误导所欺骗。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非市场化的管理体制、金融体制与已经基本市场化的经济之间的矛盾制约我们的发展。在政府具有有效的调控能力的情况下，不存在不可控的危机。既要促进发展，又要控制风险，但发展还是第一位的。我们要辩证看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杠杆率问题，在不轻信西方误导的同时，也要加快推进各项改革，积极化解潜在债务风险。

一是必须要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我国较低的股权融资比重，是企业杠杆率高的重要原因。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健全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尽快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和市场间转板、退出机制改革。

二是对国有企业注资，不再提供隐性担保。资本金不足已成为限制国企发展和推高其负债的重要原因。通过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率也是一种办法，不过要综合考虑银行作为上市公司的利益及其股东的利益。从根本上，还是要尽快针对国有企业建立常态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建议中央与地方政府可以用发债的办法补充国企资本金，适当增加政府负债，降低企业负债。资金来源可考虑由财政部和地方政府发行特别国债和地方债，由人民银行认购。企业可使用注入的资本金偿付一部分银行贷款，从而抵消央行购买国债时的货币增发量。过去在解决地方一些金融风险时，也采取过地方政府向央行借再贷款的办法。这些借款可以用30-40年分期偿还的办法解决。在企业可以比较便捷地获得股权融资前，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补充必须制度化，政府不再对其提供隐性担保。此外，对技术可行、订单充足，但面临流动性困难的国有企业，还可通过政策性银行发放中长期资本金贷款。

三是要抓住时机发展，加大投资力度补短板。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在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补齐短板，加大投资力度。投资要投向制造业、投入研发，关键是选准领域和对象，这方面应放手让市场、企业去决定。

四是要加快各项改革。一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以改革体制机制为重点。对国企、民企要同等对待，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在健全法制的基础上，放活对企业的管理，对一些管理人的不法行为，违法、违规者必究，列入黑名单，阻其发展前途，逐步建立起社会信用和信誉体系。加强管理、反对腐败，弘扬正气。二是推进税制改革，采取宽税基、低税率的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三是要改革以巴塞尔Ⅲ监管标准为基础的银行监管规定，因为该标准是以西方情况为基础制订的，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不相符，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在借鉴的原则下制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防控风险的监管规定。

                                （编辑 王蕴）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最近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业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近两年来，受我国经济运行下行、实体经济回报率走低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和金融运行不协调的问题日益显著。

金融脱实向虚的不良后果

2014 年7月，政府首次提出金融“脱实向虚”问题,提出要促进金融信贷资金归位。金融“脱实向虚”导致两种不良后果呈现：一种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或是进行套利活动不能进入实体经济，或是流转链条拉长，虽然最终可能还会进入实体经济，但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另一种是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过程中出现配置错位，主要表现是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等资产市场、不进入制造业，从而加剧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

从宏观层面看，金融“脱实向虚”主要表现为“三个背离”：即金融增长与实体经济增长的背离、货币与经济运行背离、金融资产收益与实体经济利润背离。但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提出并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进程的加快，实体经济正在逐渐企稳，经济效益有所改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背离性增长有所缓解，金融“脱实向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金融与实业相脱离的内在因素

金融“脱实向虚”，既有金融市场建设及发展不充分、低利率和资产荒加剧等原因，也有制造业特别是传统产业面临较多困难、对金融吸引力下降等原因。

从金融理论看，通常认为，金融和实体经济走向分离，是因为金融资产价格依靠信用来支撑，不存在边际产出递减倾向，而实体经济则由于不具有金融这些特征而容易陷入增长困境。这种增长的剪刀差加快了金融与实体经济背离的速度。

当前我国存在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背离，属于金融发展过度产生的背离，即由于金融业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发达过度，逐步脱离于实体经济。其内在矛盾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发展越快，其自身所要求的交易方式越灵活、周期就越短，这是实体经济所不具备的特征；二是金融的逐利本质使得过于发达的金融业可以将力量延伸至经济领域的每个角落，并优先选择回报率高者合作，而实体经济部门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其发展通常呈边际报酬递减趋势，因而与金融逐利的本质要求相悖；三是金融快速发展中，所经营的产品具有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所要求的收益需要与承担的风险匹配，而实体经济发展较为平稳。为此，要促进金融“脱虚向实”，需要从金融、实业两方面采取措施，促进金融与实业的和谐运行和有机融合，形成良性循环共生共荣的关系。

保险业与实体经济发展高度融合

保险业作为我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始终坚持以服务经济社会、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建设为己任，在政策制度制定、市场发展引导、实践业务操作、行业规划目标等方面，持续保持着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促进。

从保险业务端看，到2016年，我国保费收入达到3.1万亿元，先后超越德国、法国、英国，跃居世界第三位；2017年预计保费收入达到3.5万亿元，有望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保险业服务大局能力显著提升，2016年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2373万亿元，是GDP的32倍。大病保险全面推开，巨灾保险实现突破，农业保险持续拓展，商业税优健康保险正式启动，商业税延养老保险即将试点，全方位扶贫保障体系初步建成。2017年上半年，农业保险为1.16 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17 万亿元，同比增长14.3%；支付赔款100.9 亿元，同比增长37.9%；1083万户次贫困户和受灾农户受益，增长43.7%。责任保险为安全生产、医疗卫生、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密切关系公众利益领域提供风险保障96.8 万亿元，同比增长76.5%。保险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减震器和推动器，为经济运行、民生保障、市场增长、社会稳定提供重要安全屏障和助力支持，发挥着风险补偿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功能。

从保险资金运用看，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是通过银行存款转化为银行贷款对实体经济间接融资，截止2017年6月底，保险机构在银行存款超过2.16万亿元，其中多为长期协议存款和定期存款，成为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的重要资金来源；二是通过购买债券、股票等金融工具对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截止2017年6月底，保险资金投资各类债券和股票合计超过6.76万亿元，包括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等；三是通过股权、债权、基金等方式对实体经济项目融资，截止2017年6月底，保险资金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产业基金、信托计划、私募基金等方式投资实体经济超过4万亿元，投资领域涉及交通、能源、市政、环保、水务、棚改、物流仓储、经济适用房、工业园区等领域，如京沪高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上海市博、粤东西北产业投资基金等重大项目，都有保险资金的身影。特别是保险资金在支持国家战略实施上也做出积极贡献，截止2017年6月底，仅从项目融资看，投资“一带一路”6994亿元，投资绿色金融5923亿元，投资长江经济带2351亿元，投资棚户区改造1241亿元，投资京津冀协同发展1120亿元，投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300亿元。保险资金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成为价值的发现者、引领者和创造者，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强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两个维度

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提出，金融要“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之本，也是金融业健康发展之本。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液，应该对振兴实体经济发挥重要的正面作用。可以说，金融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与实体经济是密切联系、互促互生的。因此，金融业需要继续锚定正确方向，发展国家、人民和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事业，成为实体经济和中国制造的助推器。就保险业而言，要从两个维度继续强化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一要继续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核心功能，为实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要坚持“保险姓保”的根本要求，大力发展农险、巨灾险、企财险等险种，发挥损失补偿功能服务实体经济；重点发展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校园安全、地震巨灾等领域的责任保险，创新公共服务，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健全以科技保险、保证保险、专利保险等为重点的创新支持体系，为创新提供更为全面的风险保障。同时，要大力发展长期寿险、意外险、健康险等能够平滑居民生命各阶段支出的人身保险险种，减轻社会公众意外事故和疾病带来的财务负担，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发挥优化社会治理的作用；继续推动保险业在大病、健康、养老等领域深耕细作，为社会公众改善民生质量、做实风险保障、提高生活品质提供优质服务。

二要充分发挥保险资金优势，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保险资金具有期限长、规模大、稳定性高且运用灵活的独特优势，已经成为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要继续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建设以及军民融合、《中国制造2025》等重要战略实施；积极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以股债结合、资产支持计划等形式推进直接投资，提升金融体系投融资效率；积极参与医疗、养老、健康等产业投资，探索投资长期护理和老年用品领域，提高社会公众健康养老水平。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业的最高目标，是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需要。金融业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和监管部门的系列文件精神，在国家实体经济建设、金融市场发展、民生民需保障和国家战略实施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完善金融立法、强化金融监管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按照风险和收益匹配的原则，确定金融产品的功能、法律关系和行为准则，以实现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法律解释的灵活性。金融行为的监管，要以金融产品的法律属性与功能为基础；金融机构的监管包括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风险控制、风险处置、市场退出等行为的监管。重点讨论了对财富管理市场的整理和完善金融立法的问题。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我国金融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同时，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重要的任务，我认为，完善金融立法，强化协调和金融监管，是完成上述三项任务的重要内容和抓手。

金融立法的思路和理念

有些人提出，我们的立法工作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滞后性。为了更好地完成立法工作，能够使我们的国家走向法制的轨道，我个人认为，立法上需要做两方面的改进，第一个就是更加强调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因为人大常委和各部门代表委员的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有限，可以在立法的过程当中，由人大常委会主导，同时邀请行政主管部门和业务专家、法律专家共同组成立法的小组、团体，这样既可以避免部门利益法制化，也有利于民主立法。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电子商务立法过程中就遵循了这一原则。第二个是我们应该加大法律修改的频度，不要每次都是对整部法律的修改。其实，其他国家经常对法律进行修改，凡是条件成熟了的条款就可以进行修改，这有利于法律及时跟进形势。在金融立法过程当中，除了及时修订相关法律之外，把一些基础的理念、基础的思想可以通过法律固定下来，让它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扩展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简单讲几个关于金融立法与监管的想法。

首先，金融是一个具有强外部性的行业，因此必须监管。监管的基本原则是将金融活动的负外部性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从这个角度出发，尽管有金融相关的立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活动都一定要实行强监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证券法》在少数范围内是有一定豁免的。例如，面向合格投资人的一些证券活动可以豁免向证监会注册。我们国家的司法解释中，标的金额在20万-30万元的民间借贷并没有纳入到金融活动当中，尽管上述行为已经建立了资金池，但是由于它的负外部性较小，所以并不纳入到强监管当中来。

其次，金融是人们财产权的应用，要按照风险收益匹配的原则确定金融产品的功能、法律关系和行为准则。如果能够在我们的基础性法律中对此得以确认，就可以实现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法律解释可扩张的灵活性。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综合大家的一些看法，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信用货币的创造；二是价值跨期转移的契约；三是时间错配的风险管控。信用货币的创造就是货币政策。所有的金融活动，不管是投资、融资还是支付，它都是有一个价值的延迟转移，都要缔结一种契约，这一契约非常重要；因为是价值的跨期转移，所以它有时间错配的风险，而最核心的是管控风险。

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有四项，第一是金融机构（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功能（债权关系），第二是证券机构作为融资中介的功能（债权或股权），第三是保险机构在大数法则下的经济补偿功能（互动关系），第四是资产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功能（信托关系）。

上述金融功能是由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来实施的，而它所运用的这些产品有不同的法律关系。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债权债务关系。它的本质就是承诺保本付息、还本付息、投资人要承担债务人风险。不管它有什么样的花衣服，只要具备了这些特征，就属于同一个种类的金融产品。由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机构发出的承诺是存款和贷款，而由非金融中介发出了这样承诺就是债券和固定收益产品。

第二类是权益关系。包括收益权和管理权相结合，投资人要承担投资风险，只要具备了收益权和管理权的结合而且要承担投资风险的，都属于这种法律关系。它表现形式是股票和各种权益凭证。

第三类是经济补偿关系。保险就是大数法则下的互动关系，投保人承担保险机构倒闭的风险。

第四类是信托关系。即以受托人名义为委托人管理财产、收取管理费用，委托人享受收益承担风险的法律关系。

再次，金融立法就是要明确行为的准则、监管的边界和市场准入与退出的条件和方法。相同的法律关系的产品要按照同一规则运行，并按照同一标准监管，这是行为监管。另外相对于机构而言，就是功能监管。有人从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目的出发谈行为监管。而我认为，行为监管的基础是产品的法律属性与功能，机构和个人从事金融业务，或通过金融中介机构买卖、投资金融产品的时候，他所有的行为都应该遵守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应该基于该金融机构的功能和这一金融产品的法律关系。所有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都要按照这样的规则来行事，这就是行为监管。

机构监管，是对一个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风险控制、风险处置、市场退出这一系列行为的监管。而功能监管并不完全局限于监管当局颁发牌照的机构，即使有牌照的机构，当它从事了另外一个功能和具有另外一种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时，它必须获得那个监管当局的许可，这是功能监管。基于这一原则，行为监管就应该做到，你有牌照的我要按照相应规则进行监管，没有牌照的人从事这一个金融行为，我更要监管。我们过去金融监管混乱，就是因为监管当局只管自己发了牌照的机构，而社会上还有很多没有经过许可就做金融业务的人，却没有人管。如果我们监管当局遵守行为监管的原则，即谁从事了我监管的这种牌照所指的行为，不管他获没获得有效牌照我都要去监管，获得牌照的要严格管，没有获得牌照的更要去监管，只有建立这样监管的理念，才能够让我们的监管具有全覆盖性。

从资管市场看金融立法的完善

资管市场是目前最重要的市场，但认识不统一。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这里我从资管的立场来谈立法的完善。

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最乱的是财富管理市场。财富管理应该说是大资管中最重要的市场，但是也是认识最不统一的市场。

我们现在资管规模有多大？我们是一个间接金融的国家，2016年全年人民币贷款余额大概106.6万亿，而资管银行表内、表外的理财产品，还有在做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再加上证券、基金管理公司的各项资管计划合起来大约有102.1万亿。从余额上来说，基本上是和我们的人民币贷款余额相当，除掉当中的重复计算，有人估计我们的资产管理的产品是60万亿到70万亿，可见规模之大。

我们国家的社会财富、个人财富的积累促进了中国财富市场的发展。2016年底，单位的定期存款大约是30.8万亿，按照瑞士信贷的测算，2016年中国的中产人数达1.09亿。在控制社会杠杆率和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的背景下，财富市场的发展作用更加重大。盘活存量、增加直接投资数量是新形势下融资的方向，由专业机构进行集合融资更有利于提高投融资的效率。

当前资管市场争议最大的，是对银行理财产品的看法。在102万亿的资产管理当中，银行基本上占到了三分之一，即30万亿元。集合投资计划的本质特征，一是按照份额供给资金，二是由第三方进行管理为委托人利益投资，三是投资人承担风险享受收益，四是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用，合伙型私募基金还可以按合同分享部分利润。这都是信托的管理特性，而且集合投资在世界各国均被认定为证券。

这些理财产品即集合投资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区分金融产品主要是看投资的风险承担和收益的分配。银行存款的特征是由银行承担风险，投资人及存款人享受固定收益，因而保本保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均已由监管当局定性为结构性存款，要缴纳存款准备金，占用资本金。银行发行不保本、不保收益的理财产品符合集合投资的所有特性，发行超过2000份以上的产品应该进行公募基金管理。现在银行发行的不保本的产品基本上有一个预期收益率。不保本又保预期收益是对市场规律的扭曲。银行理财产品近30万亿元，应该统一认识、新老划断、正本清源。

所谓“不保本又保预期收益”是指，现在去买银行的理财产品，都会填写或签一个风险承诺书。但实际上是银行的理财产品它有亏损的时候，然而在老百姓心目中从来都不是自担风险的产品。当产品出现了亏损，银行为了自己的声誉，可以腾挪一下自己的利润，或者把好资产放到里面，保证了预期的收益。从投资者角度看，它作为一个信托产品，既然我承诺了承担本金的损失，也签订了风险承诺函，应该说除了管理费用之后的所有收益都应该归我投资者。但去银行买理财产品的，哪有一个产品最后的兑付高出了预期收益率的？因为银行认为，我对亏损的产品给了补贴，盈利就自然应该归银行所有。实际上即使宣称“不保本”的理财产品，也会因为利益的调剂而变成了刚性兑付。所以对理财市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理念上的误导，不可能让理财产品回归资产管理的本性，也不可能让市场培育起风险自担的文化。

对产品法律关系认识的不统一，是不公平竞争的根源。不同资管产品的不公平竞争，也源于对产品性质的不同认识。银行也觉得很委屈，既然我们都是资管产品，我们不能够加入到资本市场，不能去投资股票和债券，必须绕道或通过通道投资。但是基金可以开户。证券公司的集合的资管下，基金可以开户，现在可能经过协调集合的信托也可以开户了，唯有银行不可以。我想银行如果能够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在经营一份财务上有真正独立的集合计划，这种开户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银行的资管计划当中，大家对另外一个问题抱怨比较多，即同样都是公募基金，但是公募基金投资非标的产品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是理财的计划却不受限制。银行理财之所以能够得到比公募基金更高的收益，主要是它投了一些非标的产品。非标的产品主要是银行自己的一些贷款产品。它的收益比较高。银行认为，如果我按照公募基金管理就不能来投非标产品，那是对客户极大的损失；而基金认为不能投非标产品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通过法律的修订，把这些最基础的金融功能和法律关系界定下来，还有实践中适应新的情况发展的做法也可以通过法律明确下来，这样对我们的资管市场的稳健发展是有好处的。

首先，是修改证券法。应该将集合投资计划明确列为证券，扩大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国家已经看到资管市场的乱象并想解决这问题，但我认为，如果不明确它的法律关系和它的金融产品的属性，仅制定统一的标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什么叫证券？从中国文字上看很好界定。，证就是证明，券就是一张纸。证券的定义代表着一定财产权益的可均分、可转让或可交易的凭证或投资合同。我认为按照这一定义去评估证券产品，包括美国证券法当中的那一系列的列举，基本上可以涵盖。不能分割的凭证比如房产证，它是一个凭证，但是它是不能够分割转让的，除非把它证券化，或者把所有的房产证的房租收益作为抵押发行证券（即我们的收益），因为权益是可以证券化的。权益的证券化就是房地产投资收益凭证（REITs）。如果我们不能够拓展证券的定义，我们现在很多权益的证券化都不可能得到合法的地位。中国那么多文交所、科交所、股交所，实质上就是相关权益的证券化。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问题上得到共识，就可以极大地增加我们财富的流动性、增加财富性的收入。

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的真实全面披露，是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防止价格操纵和内幕的交易。监管的边界就是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面向特定对象或合格投资人，有200人的限制。当然这200人规模太小，随着我们金融秩序的稳健，以后可以逐渐扩大到500人、1000人，但是如果连200人的界限都控制不好的话，急于扩大人数实际上会带来一定的混乱。

其次，证券法里，有必要把基本的理念，就是把集合投资计划作为一个证券的调整范围明确下来。集合投资在世界各国均被认定为证券。这对于监管的统一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现在大家都承认基金是证券，为什么集合投资计划不能承认是证券？我认为应该承认。证券公募基金还是投资二级市场的，私募基金是一种证券，证券法也就可以调整了。

除了证券法这个基础性的法律以外，特殊的法律就是《证券投资基金法》。我建议将该法律名字改为《投资基金法》。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上，厉以宁教授牵头起草《投资基金法》，最后争论了五年没有确定下来，那一届财经委为了完成立法任务，在前面增加了“证券”变成了《证券基金法》，实际上把《证券投资条例》上升为了法律。当时的争论焦点是什么？主要是认为基金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投资基金法》怎么能够涵盖这么多的基金？实际上，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资金的来源。对投资监管的限制也取决于资金的来源。

监管金融活动的时候，最核心的立法原则是明确资金的来源。谁“玩”自己的钱给他自由，“玩”大客户的钱让他们承担风险，“玩”小客户的钱必须重点监管，因为它涉及到公众的利益，会有搭便车的问题，因而必须有监管当局来监管。如果你通过基金的方式向社会大众募集了资金就是公募资金，投资方向通过法律给予一定的限制；如果是少数人的资金，则限制由合同约定。非公开募集的资金通过合同约定投向，不管是投资未上市的股权、债权，还是已上市的股权、债权，或者是另类投资如文物、红酒等其他投资方向，只要投资人相信资产管理人，愿意签订这样的合同，就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的立法不必去立什么股权基金法、什么证券基金法、什么另类投资基金法，只要你把这是公募还是私募确定下来，公募给予一定的约束、私募要严格合同要素。我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章有一个非公开募集内容，就是约定了合同的要素。

另外，要拓宽公募基金的渠道，银行理财产品适应了非合格投资人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需求，就是它投资非标的产品，但是产品以5万元为起点，实践证明风险还是可控的。我们应该通过修订基金法，适当扩大公募基金的投资范围，即在一定的比例内投资非标产品。非标产品有一个会计核算的问题，因为标准上市的可以有市值评估，没有标准上市需要确定一下估值方法，银行现在是按照历史成本法来估值。在拓宽了投资的标的之后，可以适当提高投资人的门槛。

最后，就是要修改信托法，对营业信托列专章给予法律地位，并明确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保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我们现在只有信托关系法，没有信托的经营法，而这种信托经营的机构的立法，分别在银监会和证监会，这样管理很乱。在大资管时代，为了统一市场，我们应该在信托法当中对于资产管理机构、对于信托经营给予法律的明确。

（编辑  季节）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较高的储蓄不断转化为投资，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1]。但是，中国高储蓄率状态不会一直维持下去。2010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已经开始下降。据IMF预测，在2022年之前，中国国民储蓄率将持续下降至接近40%的水平（图1）。金融危机后，中国快速增长的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与高储蓄的支持密不可分。中国储蓄率如若出现过快下降，会给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稳定带来深刻的影响。

图1 中国国民储蓄率变化（1982-2022年）

数据来源：Wind

目前，中国主流经济学说主张中国转向基于消费和服务的增长[2]。如果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一重要且复杂的转型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消费升级、内需扩大，还应重视国民储蓄率的变化。虽然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处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必须警惕储蓄率过快下滑对经济健康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储蓄率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总体呈现波动上行趋势，具体变化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缓慢上升期（1978-1994年）、调整回落期（1995-1999年）、快速上扬期（2000-2010年）、持续下降期（2011年至今）（图1）。其中，从2000年开始，储蓄率进入快速持续的上涨阶段，这种趋势得以维持并在2005年之后变得更为明显，到201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峰值51.2%[3]，随后逐渐回落。

从储蓄的部门构成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储蓄构成了中国国内储蓄的最主要来源，几乎占据了国内总储蓄的半壁江山。2010年以前，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一直缓慢提高，随后逐步下滑。在国民储蓄率的持续下降期，居民储蓄率对国民储蓄率变动的贡献率高达69%，成为拉动国民储蓄率下滑的主要力量。企业储蓄是三部门中变化最为显著的。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仅为11%左右，从2002年开始已经与居民储蓄基本相当。可以说，2008年之前，中国储蓄的增长主要归因于企业储蓄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后，企业储蓄率迅速下滑，后又叠加居民储蓄率的下滑，两者共同拉低国民储蓄率。政府储蓄在三部门中始终占比较低，但在2000年至2008年间，政府储蓄占GDP比重也呈先快速上升随后保持平稳的态势（图2）。

图2 中国各部门储蓄占GDP比重的变化（1992-2014年）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相关数据测算得出。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普遍较高，而发达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排名一般相对靠后（图3）。2015年，中国储蓄率仍处于全球前列，不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主要新兴发展中国家。比较中美韩三国的储蓄构成可知，不同于美韩两国以企业储蓄为主导，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几乎平分秋色，但居民储蓄相对更高（图4）。

图3 国民储蓄率的国际比较（2015年）

数据来源：Wind

图4 国民储蓄构成的国际比较（2014年）

数据来源：Wind

影响中国储蓄率的因素及其变化趋势

中国储蓄率下滑的可能诱因与形成高储蓄率的原因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很多，包括收入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居民消费倾向、企业利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以及财政收支等，下面分部门依次讨论。

居民部门

改革开放以来，同国民储蓄率相似，居民储蓄率总体也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2010年，居民储蓄率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滑（图5）。虽然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因素众多，但居民储蓄的来源主要是可支配收入中未用于现期消费支出的部分，即居民通过节制或延缓现期消费而持有的可支配收入的余额[4]。因此，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可以由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相关因素中发掘。

图5 居民储蓄率与国民储蓄率（1982-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1.居民收入

根据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储蓄率由当期收入与预期的长期收入水平之差决定，当期收入超过永久收入，人们会把超出部分的收入储存起来，储蓄率因而提高，反之人们会减少储蓄以维持既定的消费水平。因此，居民收入的变化无疑是影响中国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而大部分增加的收入转化为了储蓄，导致居民储蓄率随之提高。近年来，虽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在不断增加，但增长放缓，居民储蓄率也随之出现下降（图6）。

图6 居民储蓄率与居民收入增长情况（1990-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2.居民消费支出

在消费支出层面，人口年龄结构、消费观念、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金融发展等都是影响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常是缓慢的，它对储蓄的趋势性影响是渐进的，但却是持久的。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性人处于工作年龄阶段时储蓄倾向最强，而在老年期储蓄倾向则较低，因此，工作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储蓄率提高，同时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

按照抚养比或工作年龄人口占比的变化，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前人口年龄结构的稳定期。其次，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少子化”现象以及60后和80后婴儿潮人口持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共同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至2010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且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最后，2010年后，伴随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抚养比开始回升，工作年龄人口占比则逐渐下降（图7）。

图7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1960-2015年）

注：工作年龄人口指15-59岁的人口；抚养比为（14岁及以下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15-59岁人口

资料来源：Wind

根据人口红利分析框架，在高出生率以后的10-20年内，会出现储蓄率快速上升期，迎来储蓄潮，之后随着退休人口占比的增加，储蓄率会出现下降的趋势[5]。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以及婴儿潮一代带动的80年代出生高峰后，都出现了居民储蓄率的快速上升。伴随着95后00后出生低谷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期，消费性人口将迅速增长而生产性人口增长放缓，老人赡养比提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必会引起居民储蓄率的下滑（图8）。人口老龄化本应是一个上百年的演进过程，但计划生育政策促使中国在几十年内就完成了。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数据，2015-2030年的15年内，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由9.7%增至17.1%（图9），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高收入国家完成相似比例的变化平均历经47年[6]。老年人口比重快速提高的同时，储蓄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占比则呈现显著下降[7]。2015-2030年，我国25-4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由40.9%降至33.6%。因此，有较强储蓄能力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发生较大变化，而消费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显著上升，国民储蓄率有可能出现断崖式下滑。

图8 出生率、居民储蓄率和老人赡养比（1962-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图9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2015年和2030年）

资料来源：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

消费观念。消费观念的变化也是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之一。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处于人口红利阶段，年轻的劳动人口较多，且绝大多数劳动人口经历过温饱都不能实现的贫困阶段，普遍对消费的要求不高，习惯将收入储蓄起来留待将来花费。而如今中国的人口中，每6位就有一位是90后。接下来随着00后加入消费大军，年轻一代成为中国消费的主力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历史趋势。由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比老一代人更高，年轻人拥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多年轻人不仅是没有储蓄的“月光族”，还会负债消费。根据OMD产业报告，38%的90后没有储蓄，36%过度消费，只有26%有适当的储蓄，大部分人自称“活在当下”。同时，123求职网针对39岁以下年轻上班族的调查显示，27.3%的年轻人正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更有13.4%的年轻人为“零存族”，即没有储蓄。2010年以来，居民消费性贷款，尤其是短期消费贷款，在居民贷款余额中的比例由不足8%显著增加到接近15%（图10）。因此，相比上一代人年轻时期，作为当前劳动大军主力的新一代年轻人，其较低的储蓄意愿会使居民储蓄率下降。

此外，电商平台等购物渠道的多样化进一步提升了年轻人的消费意愿，网贷平台、信用支付（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等新型支付手段的出现使消费更为便捷。2012年以来，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年均增速在200%以上。由于互联网的使用者以年轻人为主[8]，便捷的消费方式更提高了年轻人的消费倾向，使得年轻人储蓄意愿进一步降低，进而加速居民储蓄率的下滑。

图10 不同期限消费贷款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2010-2016年）

资料来源：Wind

社会保障体系。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个人储蓄存在挤出效应[9]，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国家，储蓄是养老保险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而且，中国人素来有“养儿防老”的传统，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了人们出于养老目的的储蓄。目前，中国的“二孩”政策已经放开，并初步建立起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8.7亿人，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亿人，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2.16亿人、1.78亿人、1.82亿人。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中国政府组织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力争到2020年各项保险法定人群基本覆盖，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的目标。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会减弱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从而降低居民储蓄率。这一点在农村居民储蓄率变化上表现最为明显。2010年后，农村居民储蓄率出现快速下滑（图11），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和完善是农村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10]。

图11 中国农村储蓄率[11]变化（1980-2015年）

资料来源：Wind

企业部门

目前，在中国国民储蓄中，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企业储蓄明显上升曾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储蓄变化的重要特征，而金融危机后，企业储蓄率呈现波动下滑的态势。企业储蓄的变化主要受企业利润（收入）变动的影响。2000年至201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在GDP中占比与企业储蓄率均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图12）。企业利润不仅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也与行业的市场结构、要素成本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息息相关。

图12 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占GDP比重与企业储蓄率（2000-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要素成本。要素成本的变化是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一直以来，由于要素部门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滞后，中国的要素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偏低。这种成本扭曲不仅反映在众所周知的廉价劳动力和利息、股利等资金成本上，还体现在相对隐性的能源、土地补贴政策和环境成本上。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短期生产成本，增强了企业的短期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使企业获得了一定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不断积累推动企业储蓄率上升。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国内要素条件正发生变化，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和环境等供给约束日趋增强。2002—2015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从12373元上升至62029元，年均增长13.23%。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回升[12]（图13）。工业用地价格也不断攀升，2011年至2016年，全国重点监测城市工业地价水平由652元/平方米增至1055元/平方米[13]。要素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企业利润的压缩，企业储蓄率随之降低。

图13 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1992-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行业市场结构。由于历史（原有体制和政策）、行业特点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石油、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控制，进入门槛很高，竞争受到限制。考虑到行业所涉资源的稀缺性或特殊性，垄断性质固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因为缺乏公平准入和鼓励竞争的机制，这些因经济安全等原因而保持国有主导地位的行业得以独享高额利润，在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促使企业再投资比例和储蓄率不断升高。随着我国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部分行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因行业结构高度集中而存在的超额利润将逐渐减少，企业储蓄率也将逐步降低。

金融市场发展。不发达的金融媒介与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强企业的储蓄倾向。相反，金融市场化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途径，将减少企业为再投资进行的储蓄。相关研究指出，企业从银行获得的信贷资金越多，其所受的融资约束就越宽松，越倾向于减少储蓄[14]。近年来，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使得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不断增多。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增加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机会，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网络借贷（P2P）、质押融资等业务的开展丰富了企业的融资方式。2010年以来，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和企业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逐渐上升（图14）。这样一来，企业通过储蓄和自筹资金进行投资的需求减少，企业储蓄的意愿减弱，从而带动企业储蓄率下降。

图14 企业股票和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2010-2016年）

资料来源：Wind

政府部门

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低位徘徊后，于本世纪迅速上升，并逐渐保持平稳（图2）。影响政府储蓄变化的因素可以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财政收入。充足的财力是政府部门储蓄的有力支撑。过去十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始终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有些年份甚至能高于经济增速两倍以上。然而，自2014年开始，财政收入增速降至个位数，且在2016年，财政收入增速近十年来首次低于GDP增长速度（图15）。企业利润下降导致的税收收入减少是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财政收入的增速下滑显著减少了政府储蓄的资金来源。

政府支出。中国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将较大部分财政资源用于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同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但是，随着中国财政体制由“建设财政”不断向“公共财政”转型，投资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将会下降。同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会促使政府加大对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就业与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力度。公共服务支出具有较强的刚性特征。政府非投资性支出的增长将进一步拉低政府储蓄率水平。

图15 中国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2005-2016年）

注：GDP增速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增速；财政收入增速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增速

资料来源：Wind

储蓄率下滑的国际经验

当前，中国储蓄率的下降虽然时间较短，但很可能是长期趋势的开始。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增长放缓和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变都是诱发储蓄率下滑的因素。

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储蓄率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以日本为例，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日本的储蓄率非常高，但随着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其储蓄率迅速下滑，由1970年的40.4%降至2015年的27.0%（图16）。日本国民储蓄率的降低与其“失去的20年”基本是同步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有相似经历。在20世纪8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两者的储蓄率也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日渐成熟，韩国与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储蓄率也逐渐开始下滑，然后趋于平稳。20世纪80年代末至2015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储蓄率分别由峰值的41.7%和40.3%下降至35.6%和34.7%（图1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储蓄率的上升。近年来，受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储蓄率面临下行压力。

图16 随发展阶段变化的国民储蓄率（1970-2015年）

数据来源：Wind

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阶段与储蓄率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选取世界银行统计的不同经济体总储蓄率和人均GDP数据构建散点图，可以发现在相差20年的时间里，储蓄率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近似呈现“L”型变化（图17）。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储蓄率下降是一种长期趋势。

图17 储蓄率与人均GDP散点图（1995年和2016年）

数据来源：Wind

综上可见，人口老龄化、年轻一代消费倾向增加、经济增长放缓、要素价格上升、社保体系完善等多重因素都会导致我国国民储蓄率的下滑。由于影响储蓄率下滑的多为结构性因素，因而我国储蓄率的下降也具有趋势性，无法回避。这一点在国际经验的验证中也得到了证明。但是，上述不同因素叠加的连锁效应很可能引发储蓄率的断崖式下跌，如不能提前预判、有效预防，会对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必须提高警惕。

储蓄率过快下滑的影响及建议

多年来，中国以高储蓄、高投资引领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对自身高消费、低积累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同时，却长期鼓吹中国应减少投资和储蓄、以消费推动增长。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之一，调结构、补短板都需要在动态的过程中进行，都需要大量投资，因此，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十分必要的。

提早重视和防范储蓄率下滑的负面影响

虽然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处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随着拥有较高储蓄倾向的60后、70后群体逐渐进入老年，其退休后的储蓄能力开始下降[15]，故不再储蓄而进入花销阶段。同时，90后、00后年轻群体的消费习惯已经养成，未来即使进入储蓄能力较强的年龄段也很难改变其较低的储蓄倾向，这使得新一代年轻人的储蓄较上一代降低。因此，这种“一停一降”的影响有可能使国民储蓄率出现大幅下滑。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速维持在10%左右，而储蓄增速不断下降，由2013年的11.6%下降至2016年的7.7%，而且始终低于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图18）。因此，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误导和炒作，我们需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坚持自身的判断和正确的道路，对于储蓄率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要提早重视和防范。

图18 居民消费支出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2008-2016年）

数据来源：Wind

短期储蓄率的过快下滑不利于投资与发展

未来储蓄率如果过快下滑，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储蓄率过快下降必将引起投资增速放缓。储蓄率的变化与投资增长、经济增长相互作用，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图19）。我国当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和升级作用十分关键。短期储蓄率的过快下滑会严重制约投资增长，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需要密切关注。

储蓄率过快下滑将严重影响金融稳定

目前我国的高储蓄为高债务提供了缓冲，储蓄率的过快下滑容易引发债务风险。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整体债务快速增加，债务占GDP的比率在2007到2015年期间提高了约100个百分点，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重要政策目标。金融领域至今依旧保持稳定，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的高储蓄率支撑了较高的信贷增速。如果储蓄率快速下降，而同时债务或投资并没有出现相应的调整，则势必会带来融资成本的上升，增加债务偿还的负担。若中国增加外债融资，也会增加金融风险的外部脆弱性。因此，储蓄率过快下滑会对我国金融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图19 中国的投资增速、储蓄增速和经济增长，1970-2015

数据来源：Wind。

优化投资结构，着力提高国内投资效率

尽管我国储蓄率的下降不可避免，但还是需要尽早对储蓄率过快下滑的风险作出应对。一方面，不可因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处在较高水平而盲目乐观，鼓励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消费观念，以免造成储蓄率加速下降。

另一方面，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储蓄率大幅下滑，必须在当前储蓄率仍较高且相对稳定的时期，优化投资结构，着力提高国内投资效率。为此，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要落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编辑  王蕴）

2017年6月19至22日，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传统基金会等机构邀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首席顾问于品海博士等一行六人赴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与美国主要智库进行密集的对话与交流。访问团成员还有：美联储圣路易分行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资深访问教授文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项目联席主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创建人孙哲。

几天的交流中，中方学者明显感到议题的重大改变：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变为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秩序的话语权从美欧中改为中美欧。美国关注的议题不再是自由化和人权，而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是否会挑战或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美中关系的走向是竞争还是合作。

中国与西方经济学对话

6月19日上午，访问团到访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John H. Coatsworth，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Merit E. Janow，副院长Terry Culver，美国前财政部长Jacob J. Lew，全球经济治理中心主任Jan Svejnar及多位教授座谈，商议未来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国和西方经济学对话”事宜。

林毅夫教授表示：在缺乏西方主流理论所认为的诸多必要前提条件下，中国过去30多年平稳实现了经济转型并取得快速增长，而按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转型的国家却遭遇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这表明，现有主流理论并未揭示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维持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和西方经济学家应进行反思，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帮助仍占世界85%人口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由林毅夫教授创建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致力于立足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理论的自主创新，建设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基地和旗舰型智库机构。智库研究和咨询项目致力于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模型和诊断工具应用到全球和国内的实践中。自2015年中心成立至今，已多次展开国内外的实地调研工作，形成了一整套特有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分析工具，取得了大量的一手数据资料，帮助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贝宁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

中国在世界的新兴地位和美中关系

6月20-21日，访问团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多家美国主要智库展开为期两天的对话。出席对话活动的主要学者有：传统基金会总裁Edwin Feulner（富尔纳）博士、亚洲研究中心主任Walter Lohman、卡图研究所货币研究副总裁Jim Dorn 博士、马里兰大学教授 Phillip Swagel博士、中国军事研究专家 Dean Cheng (成斌) 博士、海军分析中心(CNA)副总裁兼中国研究部主任 David Finkelstein（冯德威）博士、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日本与亚洲研究的高级副总裁Michael Green博士、彼得森研究所的前所长C. Fred Bergsten、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Lardy、Jeromin Zettelmeyer、 Sherman Robinson、 外交委员会中国部高级研究员 Ely Ratner、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Bonnie Glaser、中国研究副所长Scott Kennedy （甘思德）博士、亚洲经济高级顾问 Matthew Goodman、中国研究高级顾问 Christopher Johnson，以及其他美国研究亚太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安全、军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6月20日上午，传统基金会举行“中国在世界的新兴地位和美中关系”专题对话会。对话会分为两场：第一场主题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第二场主题为“十九大后的外交政策”。

在“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对话中，林毅夫教授对中国国内与国际经济政策进行了阐述。

国内方面，就中国双轨渐进改革问题，林毅夫教授指出，转型之前中国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快速增长，但也保留了一系列的扭曲和干预，导致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随着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对国有企业的保护补贴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种优势。上海自贸区进行外国投资负面清单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将向全国推广，以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国际方面，林毅夫教授详细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经济学根据。他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在国际社会扮演更多角色，承担更多责任。中国的角色不是向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是利用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优势”，提出自己对全球发展与合作的新思维、新想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发展机遇。

林毅夫教授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理念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连通性。中美要找到合作的契合点，奥巴马时期这种契合点体现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则是中美合作的契合点。双方应该就此展现合作，展现表率作用。

针对美国学者对中国“搭便车”的质疑，于品海博士认为：中美的确存在非常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很好地诠释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走向。在过去三四十年，人们一般是通过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来理解中国。近几年中国发展和转变的轨迹正明显地发生变化。于品海博士认为，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的决策过程或治理文化中，意识形态不再扮演重要角色。换位思考已经成为中国观察事物、表达看法的重要方式。双方完全可以建立一种平台，各抒己见，弥合彼此分歧，求同存异。

在“十九大后的外交政策”对话及随后的交流中，中美双方学者就包括产能过剩、国企效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观点交锋。

文一教授从新工业革命史出发，颠覆了新制度经济学中包括制度决定论和产权决定论在内的基本假设。他指出，英国“光荣革命”并非导致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而中国早已存在的产权制度也没有催生工业革命。是英国二、三百年重商主义产业政策下乡镇企业的繁荣，尤其是纺织业的繁荣，其前提包括英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航海法令，动用海军开辟海外市场和大西洋三角贸易，保证海外纺织品的倾销和纺织原料（棉花）的供应，同时消灭印度等地的竞争产业，才能实现英国纺织业的规模经济，引发工业革命。市场是昂贵的公共品，只有远见政府才能提供；分散的私人企业不可能投资市场的基础建设，因为周期长，代价高。迟至19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之际，英国的产权和法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是黑社会和民间的私法而非政府的法庭统治着社会和市场。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驱动力来自于中国政府的自下而上的一系列市场创造和产业扶持政策和强大能力，包括保障社会安定、建立社会信用，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同样的全球化环境，中国的增长远比印度、东欧、拉美快得多。

陈平研究员在2012年的熊彼特经济学国际会议上，提出代谢（波浪式）增长论，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收敛式）和内生（发散式）增长论，说明技术、产业和资本都是小波式的新陈代谢，才有可能出现大国兴衰。陈平教授指出，亚当·斯密的基本贡献，不是“看不见的手”，因为国际贸易不会自动平衡，而是“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生态资源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地理环境的资源限制导致中国和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分工模式——中国是节省资源,消耗劳力；西方是节省劳力，消耗资源。这种经济文化差异在两千几百年前就开始了。罗马时代每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规模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上百倍。工业革命的基础是规模生产，这才会在十五世纪人少地多的西欧对外扩张殖民；西方工业革命只是延续了西欧规模农业的发展。发展至今，西方的分工模式面临重大挑战，规模经济引发生态危机、气候暖化，难以持续。科学革命和信息革命引发的非线性作用产生新的复杂经济，创新竞争从比规模、比成本、变成比创新、比多样。例如中国餐馆的菜肴种类比西餐多好几倍，中国的日用商品种类也比西方丰富得多，从而能创造大量中小企业，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中国的双轨制也比东欧休克疗法更好地兼顾创新和稳定。中国的分区试验也比西方的议会制度更有效地解决技术换代过程中，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社会转型。这就改变了经济学的思维范式，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普里戈金的“自组织”，我们提出的“经济复杂性”，都从方法论上看到人类社会的本质是“演化的多样性”，否定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趋同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接受多元演化的世界观，就不难理解当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包容而非排他性的思路，解决中美与世界面临的问题。

贾庆国教授从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演变，以及近年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经历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外交的发展走向。贾庆国教授指出：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先是从敌对到融入，后是从融入到开始在某些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其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崛起中的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备受屈辱的中国，但也还不完全是一个富裕发达、备受尊敬的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具有双重性和矛盾性，这使得中国在界定国家利益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面临极大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开始经历从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处理多方关系的过程，这里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在不断摸索和改进。

孙哲教授就中国发展的双重性和以及中美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评述。孙哲教授认为：中国的自我期许和世界的对中国扮演“有良心的大国”的期待之间还有很大差距。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内政建设上一直以反腐及环境保护为重点；在外交方面确定了新兴大国关系、人文与公共外交、海洋权益等几个重点目标。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显然成为中国外交发展的优先目标。十九大之后，中国内政和外交上的种种挑战仍然存在。例如，中国构建全球伙伴网络的困难，中国与几个邻国之间在边界问题上的潜在冲突、意识形态与人权方面的较量交锋以及中国现代国防力量壮大后引发的争论等等。

厘清疑虑，增进理解

本次访问之行的对话和交流活动中，不难感受到美国精英知识界对于“中国崛起”弥漫着的“美国焦虑”。中美双方智库针对尖锐话题进行正面碰撞，有助于双方厘清疑虑与误解，增进理解和互动。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作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之一，将继续在推动国际交流、促进思想碰撞中，推进世界对“中国经验”的理解与接受。

（编辑  碣石）

编者的话：

吐尔孙•艾拜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伊始，为了凝聚青年学术骨干，支持青年学者成长，促进青年学者交流，扩大青年学者影响，组建了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吐尔孙即为促进会博士生，后转进为青年学会会员。数年来，中信基金会和本刊努力通过自己的平台、窗口和渠道，支持和推送青年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和在社会实践中的事迹，吐尔孙正是其中之一。我们在本期中推出的是这个维吾尔族优秀青年学者想与大家分享的一些他的成长故事和切身感受。

我叫吐尔孙·艾拜，最近看到很多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在网络、微信、博客上的发声文章，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故事和看法。

我出生在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他去世的时候我和弟弟还在上小学，那之后生活的重担便全落在没有工作的母亲身上。初中毕业后为了尽快工作，我考入莎车师范学校，但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希望就此落空。母亲不忍看到我的失落，便把我送到县高三复习班备考大学，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为了备考，早晨天还没有亮我就起床早读，晚上吃完饭就看书，有时半夜醒来发现趴在书上灯还亮着。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我参加高考被复旦大学录取，2009年又考上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工作。2014年9月，我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录取，攻读博士学位。2016年，我进入新疆团校工作，2017年，根据组织的安排，我来到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

回眸走过的历程，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这是一场无数感动和感恩的旅途。作为一个从南疆走出来的博士生，一路走来要感激的人和事真是太多了。我能走到现在得益于母亲的坚持和执着，得益于学校和老师的关怀，得益于亲朋好友和热心人士的无私帮助，更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以及欣欣向荣的时代背景。

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感到幸运。

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陪母亲去买菜，她为了几毛钱和商贩讨价还价，显得很可怜，当时我说了一句：只是几毛钱，你给他就是了。母亲看了我一眼，付完钱就走了，一路上一语不发，眼睛里含着泪水。现在每每想起那一幕，我都为自己的无知而悔恨。在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学校的老师得知我家境困难，主动为我联系勤工助学岗位、帮助协调解决助学金，并帮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在清华园，也有一些来自贫困国家的同学，他们得到的奖助学金用不完就寄回家里，足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我想，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国家和时代，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通过勤奋耕耘实现梦想的时代，可以让我有机会追逐自己的梦想和人生价值。

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团结友爱的国家感到幸福。

在内地求学的十年，是充满感动和感恩的十年。学校的老师不仅授予我专业知识，更是让我懂得做人做事的准则，涵养一种家国情怀。硕士生导师郭庆光教授为我推荐实习和工作岗位，手把手地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博士生导师李彬教授如同父亲般照顾我，为我制定阅读书目名单、研究计划和博士论文提纲，使我的学业顺利又丰富。可敬可亲的史宗恺老师，始终关注我的成长，每当想起他那慈祥的面孔时，我心里无比温暖和感慨；临近毕业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是新疆培养出来的孩子，新疆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少数民族高材生，应该回去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他真诚的嘱托，让我不再犹豫，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在家乡工作的每一天，我都感觉是充实的，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更好的服务群众、锻炼成长、体现价值。

我为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感到自豪。

2011年6月，我在就读研究生期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我还记得我向培养老师说的话：“我亲眼目睹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群众在党的关怀下安居乐业，融洽相处，幸福生活，我的成长也离不开党的培养和关心，我希望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回到家乡工作和驻村期间，我更坚定了这个信念。

在我的老家莎车县，小时候我走过的土路、逛过的巴扎、住过的土坯房、喝的涝坝水、点过的煤油灯，现在都变了样子。我工作的巴克墩村，笔直的柏油路、漂亮的抗震安居房、甘甜的自来水、水泥防渗渠、整齐的农田，还有幼儿园小朋友最喜欢的羊肉抓饭。看到这些，想起我小时候陪母亲买菜的场景，他们是幸福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群众做工作，是光荣和自豪的。

与这些幸福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疆维吾尔族群众身上的“暴徒”标签。当看到部分维吾尔族青年同胞被“三股势力”蛊惑、欺骗，走上实施暴恐的歧途，成为“三股势力”的“炮灰”，成为被各族人民群众愤恨唾弃的犯罪分子时，我心里无比痛苦和悲愤。作为一名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我想在这里与青年朋友们分享几句心语。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认清“三股势力”的罪恶本质和险恶用心。

2015年4月，我在共青团中央挂职时到喀什调研，一个女孩子对我说：因为被“三股势力”蒙蔽，她哥哥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并受到惩罚，我们非常想念他，惋惜他的愚昧无知，父母眼里从未断过泪水。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期间我也亲眼见到，那些父母、妻儿为家属的罪行撕心裂肺、痛哭流泪，他们后悔为什么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亲人。

借此机会，我想和维吾尔族青年朋友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反思：我们从小听到的倡导和平、友善的伊斯兰教什么时候变成了倡导伤害无辜群众、破坏幸福家庭、将穆斯林群众推向痛苦深渊的伊斯兰教？那些打着“民族”“宗教”旗号，散布谣言和谬论、曲解历史、蛊惑人心、制造暴恐事件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自己不先去所谓的“天堂”？在全国同胞记忆中，维吾尔族勤劳、好客的印象什么时候被“暴徒”取代了？在全国同胞记忆中，维吾尔族的热情、好客，什么时候被“检查身份证”“拒之门外”代替了？五一夜市、人民公园什么时候被取消和安装一道道安检门代替了？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只要我们擦亮眼睛，认清“三股势力”的罪恶本质，配合党和政府铲除“三股势力”的生存土壤和空间，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些美好记忆的场景就能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道路上。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维吾尔族，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青年人怎么样，这个民族就怎么样。近几年，我们身边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尼格买提、努尔艾力、西尔艾力、古丽米娜等等，他们在全国各种平台上为维吾尔族青年代言，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他们在成功的背后，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青年朋友们，父母养育我们、国家培养我们，是期待着我们有所出息，有所作为的。对父母的孝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更应该付诸实践，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学习，储备丰富的知识、练就生存本领，才能过上幸福生活，才能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人，赢得别人的尊重。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国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有义务学好国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求学就业经商机会，掌握现代前沿科技，通向世界，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维吾尔族文化。驻村期间，每当我走在乡间小道上，都会有村民让我帮他们翻译填写材料或解释生产生活产品的用法、协调生意来往等等，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时也往往会遇到语言的障碍。现在，他们学习汉语的意愿非常强烈，我们开办的双语夜校每期都座无虚席，部分村民甚至站着听课，因为他们后悔在上学的时候没有学好汉语，迫切地想把落下的功课补回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学好汉语？！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未来。

睁开眼睛看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这样的国家。几经强权、宗教极端和民族矛盾的折腾，已经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数以万计的人们流离失所，在痛苦和饥饿中挣扎，在死亡和恐惧的边缘徘徊。这正是“三股势力”企图引诱我们的方向，难道这就是我们希望追求的生活和未来吗？看看我们站立的红色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政局稳定，社会秩序井然，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过着温馨安康的日子。我们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繁荣昌盛的国度多么的幸运。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殷切关怀，我们可能仍过着朝不保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更不用说接受好的教育、住在舒适的房子，享受好的医疗待遇。我们要认清谁是敌人、谁是真正的恩人，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抱有一颗感恩的心，时刻谨记党的关怀和恩情，沿着党指明的方向前进，追求属于我们的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

青年朋友们，我相信，可爱的故乡依然凝聚着无数人深深的眷恋，维吾尔族儿女对这片土地依然爱得那么深沉。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新疆各族兄弟姐妹团结一心，一定能把我们的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新疆，我的家！新疆，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