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末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一场“革命”很快遍及阿拉伯世界。西方社会当初迅速将其命名为“阿拉伯之春”，似乎意味着以“民主自由”为宗旨的这场“革命”将给“专制极权”的阿拉伯世界带来一个春天。西方对于这场“革命”的价值观褒贬非常鲜明。然而，从那时至今将近十年，这场“革命”究竟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什么？现实并非像西方描绘的那般明媚，人们看到的不是美好的春天，而是战乱、动荡、社会失序、经济倒退的冬天。

中信出版集团新近出版了《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此书揭示了西方媒体冠以“革命”、“春天”名义的报道中所没有的另一个真相，这个真相也是西方主流媒体刻意隐瞒或故意忽视的。该书是中信出版社“文化交锋丛书”中的一本译著，作者是以法国情报中心德纳塞为主的来自美英之外8个国家的中东问题专家。因此，该书是当今世界美国、英国主流媒体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通过分析大量事实，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阿拉伯“革命”并非完全自发的民主革命，而是一场由美国精心设计的民主政变。从推翻现政权的战术看，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但从繁荣稳定的政治承诺看，没有一个实现。当“革命”蔓延，西方并不支持所有“革命”。阿拉伯“革命”呈现出复杂的图景。

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

要理解这种复杂性，首先要了解阿拉伯国家本身。任何事物起变化，外因和内因都会发生作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革命”与其自身社会肯定有关联。这些国家多年来积累了不少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民众会投身“革命”的原因。但是，本国社会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如何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们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有的主张借鉴西方，有的主张回归本国传统，有的则带着西方使命，成为美国的代理人。

其次，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来自于操纵它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表现出目的和手段的变化多端。人们一般都强调美国在中东是为了石油等经济利益，这个结论无可否认，但并不是全部。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近年来，美国石油进口大为降低，自己则成为名列前茅的产油大国。美国在中东的策略显然不只是简单地想要获得那里的石油。小布什总统曾经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有人说这个计划失败了，也有人说阿拉伯“革命”正是这个计划的既定步骤。然而，美国社会不是单一的，不同的人对于“民主”有不同的理解。“911”后，美国在全世界大力反恐，中东是反恐的重点地区。中东地区宗教氛围浓厚，恐怖主义往往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伴。但人们容易忽视的是，美国本身也有强大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上述种种，使得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行为动机变得十分复杂，公开和隐蔽共存。这也是《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想要说明的。

“911事件”对美国的冲击

“911事件”对于美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当时一位美国人对着镜头充满悲伤和愤怒地问：“他们为何恨我们？”这很快通过媒体传播，成为全美国的共同问题。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全球最先进、最文明、最富裕的国家，认定自己是全人类的榜样，是“历史终结”的灯塔和唯一答案。然而，美国人心目中如此美好的美国，却遭到很多人的仇视，甚至不惜舍生忘死地伤害美国。因此，“他们为何恨我们”并不只是“911事件”后一时的流行语，而是美国对于其标榜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的最深困惑。冷战之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是对这一困惑的理论思考。“911事件”不过是让这一困惑扩散到每一个普通民众那里。美国此后很多中东政策的行为和动机，都可以沿着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寻找答案。

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国家之一。亨廷顿指出，“911事件”后，美国信教人口超过了90%。发达国家中，欧洲各国的信教人口大都在50%以下，有的甚至只有10%。美国如此高的信教人口比例，大致与美国眼中孟加拉国、泰国、格鲁吉亚、中东等“落后”国家属于同一数量级。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的各个流派，其中又以新教最多、最为核心。美国社会的这一特点常常被人忽视。从基督徒的角度说，“他们为何恨我们”，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他们是魔鬼。所以“911事件”后，“魔鬼”、“邪恶国家”等词汇成为美国政客的常用语，其实这种做派本质上与恐怖分子称美国为“撒旦”完全一样。可以说，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狂暴打击主要基于这个宗教理念。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背后的深层动机

如果不找到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美国越是反恐越是会催生新的恐怖主义。美国在反恐名义下大规模使用武力，猛烈打击恐怖分子，只能造成更多对美国的仇恨。“他们为何恨我们？”美国反恐给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答案：是美国自己在制造仇恨。因此，在人们看到美国多位总统大张旗鼓强硬反恐的背后，美国还有一些柔性手段，例如，通过某些政治交易，试图消解、弱化阿拉伯世界普遍的反美情绪。但是美国的软硬两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向我们揭开了这一幕后的深层动机。当美国软硬皆施时，由于舆论需要，人们更多看到“硬”的一面，“软”的一手被隐藏了。

“他们为何恨我们”描述了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反美主义”情绪。反美在阿拉伯世界相当普遍，而且非常鲜明地与伊斯兰宗教信仰有关；有学者称之为“伊斯兰主义”，并认为它是恐怖主义的土壤，而恐怖主义则是反美主义中最极端的那部分。美国强调反恐只反“极端”，而不是普遍反伊斯兰，还提出“温和伊斯兰”的概念，体现了美国“软”的一面，具体就是在中东推进民主。在美国，宗教问题是不容易深入触碰的敏感问题。由于美国人长期对自身宗教信仰的偏执理解和简单的“民主-专制”两极思维，他们认为自己的宗教就是民主之源，而反美主义就是反对美国民主，就一定是极权专制。于是，美国发现在中东存在很多“假民主、真专制”的国家。美国认为，只要把中东假民主改造成真民主，阿拉伯的反美主义就会消失或弱化。这就是“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含义。

二战以后，中东出现了一批靠军事政变上台的“上校”们，他们大都掌权多年，甚至是终身执政。如萨达姆、卡扎菲成为专制主义或者反美主义的典型。那么，阿拉伯世界不满专制“上校们”的反对派民主力量是谁？基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传统，反对“上校专制”的力量中，伊斯兰主义是很强大的一部分。因为，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上校们”所处地位都类似20世纪初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凯末尔主义同样是世俗化的革命，而反对世俗化的伊斯兰主义经常被“上校们”镇压。由于伊斯兰信仰在中东地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校们”有时也会借助这一传统，但本质上是世俗的，例如卡扎菲对女性平等的认识和做法与正统伊斯兰主义完全不一样。因此，美国认定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在阿拉伯世界实际上转换成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让伊斯兰主义上台，让温和伊斯兰、世俗伊斯兰的民主取代“上校专制”。由此，人们看到在所谓阿拉伯“革命”中伊斯兰主义纷纷变成政治力量出现在政治前台。但是，由于伊斯兰主义与恐怖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利比亚、叙利亚等民主政变演变成武装夺权或内战的地方，民主反对派中有大量恐怖分子的身影。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美国自身并不是单色的。在“民主国家不打仗”或“民主会消除反美主义”之类的观念下，美国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还存在反伊斯兰主义意识，他们认为伊斯兰主义不会带来进步；但是为了消除反美主义，让温和伊斯兰上台，同时保证美国石油供应的安全，他们也可以接受伊斯兰主义。这种观点在当时可以简化为一句话：“给他们教法，给我们石油”。沙特阿拉伯就是践行这种观点的典型例子。为何沙特阿拉伯也有反美主义？那就是极端和温和的区别。这里有一个现实悖论：上校“专制”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大都获得显著进步，例如，萨达姆早期曾经被联合国视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进步的典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人均收入甚至超过意大利等部分欧洲国家。而且，他们大都注重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包括试图拥有核技术。而美国支持的“温和伊斯兰”在这方面乏善可陈。美国右翼认为，“温和伊斯兰”没什么文明进步，就由他去，只要实现美国的目的：压制反美主义、同时保证美国利益即可。美国右翼改造阿拉伯最大的手笔就是在伊拉克实现民主制度。从现实角度看，他们的目的似乎达到了。

但美国左翼与右翼很不一样，他们真诚地认为：民主的确可以带来文明进步，这一点在奥巴马政府那里显得尤其特别。美国历任总统没有一个不是基督徒，但奥巴马的基督徒身份常常遭到某些美国人的质疑，包括现任总统特朗普。奥巴马在任时，有一次在中东演讲时公开承认自己小时候是个穆斯林，因此，阿拉伯“革命”在奥巴马任期内发生，体现了美国左翼认为民主是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的幼稚以及对“温和伊斯兰”的天真想象。阿拉伯“革命”后的情况普遍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

奥巴马时期发生的阿拉伯“革命”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这场“革命”是由美国在幕后精确定制的。它允许伊斯兰主义走上政治舞台，但条件是不反美。埃及穆兄会就是一个典型。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埃及穆兄会经历了非法、合法、半合法的起伏历程。在阿拉伯“革命”中，穆兄会第一次靠民主掌握了政权，但穆兄会内反美主义始终存在并相当强烈。“革命”期间，穆兄会为夺得政权，高度配合美国的设计方案。几百万人长时间进行街头“革命”，没有一句反美、反以口号，没有焚污美国国旗。在美国支持下，埃及穆兄会如愿以偿。然而，“革命”时期严格执行美国设计的方案，“革命”成功后，穆兄会立即卸下伪装，露出一贯不变的反美本色。所有伊斯兰主义都把霍梅尼革命当作巨大榜样，包括IS伊斯兰国，都想掌握国家政权并实现政教合一，例如要求在宪法中加入伊斯兰教法是宪法源泉的条文。美国的民主痴迷者很快发现自己上了当，为防止在中东出现第二个伊朗，便再次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靠民主上台的穆兄会。

美国定制“革命”的悖论（二级标题）

对于“革命”背后的美国动机，《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有专门章节，但更多呈现的是“革命”期间的现象，尤其是美国定制“革命”的具体手段。例如，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由美国控制，使得民主革命或民主政变能够体现“非暴力”。在“革命”的具体操作中，很早就开始物色能够精准执行美国定制方案的代理人，包括政治人物和媒体意见领袖。由于阿拉伯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大都起步较晚，因此，美国培养的网络意见领袖主要针对青年人。为防止“上校专制”的网络封锁，美国还开发了网络专用软件。其他民众的动员主要靠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但他们的消息源，几乎都来自美国“钦点”的网络领袖。《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的作者指出，这些网络消息有大量虚假成分，目的只是为了引导无知民众按部就班地沿着美国定制的“革命”方向开展行动。

自建国以来，美国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理论，然而美国每一条貌似正确的政治理念，都能在中东找到符合及违背的例证。例如：

“专制制度必然反美”：IS伊斯兰国似乎符合，但沙特阿拉伯并不符合，当年与美国亲密无间的伊朗巴列维国王也不如此；

“民主制度不反美”：今天的伊拉克似乎符合，但埃及穆兄会靠民主上台又是反例；

“宗教自由等于民主”：今天美国主导设计的伊拉克似乎如此，但美国根本不承认伊朗的民主；

“民主必然带来繁荣”：阿拉伯世界“革命”后，没有一个国家兑现，相反，倒是美国眼中的专制体制在历史上有不少亮眼的发展成就；

“美国支持非暴力民主革命”：阿拉伯“革命”期间，人们在西方主流媒体看到的似乎确是这样，使用暴力的都是“上校专制”的暴力机关，但是在巴林等国同时发生民主革命却遭到镇压，美国却视而不见；

……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很多。为什么会这样？

美国主导的阿拉伯“革命”之所以复杂，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贯提倡和推行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有严重缺陷。简单地说，美国把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平等、宗教与世俗、和平与战争等等概念混淆在一起。单独看一对概念，似乎挺有道理，如果几对概念放在一起，经常会彼此冲突。而美国强大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习惯于两极化简单思维，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缺乏大局上的综合意识。在社会发展与发展理念之间，美国用先天不足的价值观体系，要给中东国家定制一条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明之间蜿蜒前进、绕过种种障碍的精巧路线，同时符合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多项利益和价值观，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美国对此从未深刻反思，二百多年来始终不改自认绝对正确的自大感。。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傲慢地宣称“历史终结”论，美国像工程师一样为其他国家定制社会方案和革命的做法，短期内还会继续，并将扩散到其他国家，而美国左右翼方案的差别，充其量只是如同出自不同品牌和设计师的时装。例如，当年美国为俄罗斯定制的“休克疗法”与今天为中东定制的民主革命方案就很不一样，但结果都没有达到美国所许诺的美好前景。当然，美国可以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为例，证明他们的定制是成功的；对于不成功者，美国又惯于将责任推诿给别人。面对美国“定制革命”大量失败的事实，人们必须对美国锲而不舍、乐此不彼地为别人定制“革命”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为认识这一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编辑 宋斌斌）

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工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点和先行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力行业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快行业转型升级，在发展速度、规模和质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迈入电力大国到电力强国的发展阶段。

——数量上，供给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20.1亿千瓦，全社会用电量7.23万亿千瓦时，电网规模稳步增长，跨省区输电能力大幅提升，结束了电力短缺的历史，保障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满足了城乡生产生活需要，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明显提高，发电、电网规模均居世界第一位。

——结构上，产业持续升级优化。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和发电量持续增长,电网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水火互济、风光核气生并举的电源格局和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全国联网的电网格局。截至2019年年底，水电装机规模3.6亿千瓦、并网风电2.1亿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2.0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居世界第一位。

——水平上，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坚持自主创新，充分发挥国家示范工程、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推动了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超超临界发电、大型循环流化床、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大型水电开发、第三代核电、光伏、风电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的研发与应用。能源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装备国产化水平显著提升，多项自主关键技术已跃居国际领先水平。

——质量上，节能减排成效显著。为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持续致力于发输电技术以及污染物控制技术的创新发展，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有条件的燃煤电厂均实现超低排放。目前，煤电机组发电效率、资源利用水平、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二氧化碳排放控制水平等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体制上，改革持续深入推进。按照市场化改革方向，电力行业相继实现了政企分开、厂网分开和主辅分离。2015年以来，在电价改革、增量配电、售电放开、交易机构设置、电力市场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中长期交易和跨省区交易电量逐年上升，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试点工作初见成效。2019年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已达到2.3亿千瓦时。

——国际上，竞争实力明显增强。主动参与“一带一路”能源转型和电力发展，电力企业的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日趋增强。2019年，主要电力企业实际完成对外投资193亿美元，新增电力对外投资项目26项；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488亿美元，出口设备和技术合计超过52亿美元，涵盖火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输配电等工程领域。

电力发展中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驱动了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也带来了一系列资源、环境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尤其是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

随着能源转型意识的普遍提高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正进入一个从“高碳”向“低碳”、从“黑色”向“绿色”过渡的能源大转型时代。

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突破100亿吨，接近美欧日的总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我国承诺在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但从近两年统计数据看，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还在上升。因此，面对世界性能源转型的大趋势，电力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我国能源依然是“以煤为主”的高碳结构。2018年，我国煤炭消费占全球50.5%，煤电装机占全球48.5%（美国占12.9%、印度占10.9%、欧盟占7.7%）。就2019年我国电源结构而言，煤电装机已超过10亿千瓦，占比为52%，发电量占比为62%，明显高于38%的世界平均水平。为落实《巴黎协定》中的节能减排目标，欧洲各国已相继公布了淘汰煤电的时间表。

2010年美国煤电装机比重为45%，2018年降至25%。BP在《能源展望》（2019）中预计，2040年全球煤电将显著降低，可再生能源将超越煤炭，成为最主要的发电来源。虽然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力度在不断加大，清洁高效利用水平逐年提高，但煤炭消费包括煤电比重依然很高，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已成为我国能源转型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巨大挑战。

无疑，电煤（即煤炭主要用于发电）占煤炭消费的比重是衡量煤炭利用的先进指标。目前我国电煤消费比重仅为51%，而美国为93%，欧盟为82%，俄罗斯为64%，世界平均水平为78%。但从能源转型的趋势上看，煤炭用于发电比例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加大煤电的投资比重。

其次，高比例发展清洁能源任重道远。能源转型的核心是低碳转型，本质上就是由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我国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约为5.4亿千瓦，但经济可开发量约为4.1亿千瓦，且开发难度依次加大，成本越来越高。目前，我国核电装机仅为4874万千瓦，天然气发电9022万千瓦，发电占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短期内都不可能成为主力电源。因此，电力转型的重点只能寄希望于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新能源（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4.1亿千瓦，其中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风电装机1.27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1.03亿千瓦。近年来，通过综合施策，弃风、弃光率虽有明显下降，但若继续高比例集中开发西部丰富的风能、太阳能，仍将面临市场消纳、输电通道、储能设施、灵活性电源等一系列问题。分布式发电具有能源利用率高、污染排放低等优点，近年来在中东部采取多种形式取得较快发展，但在电网连接、供电质量、储能设施、燃料供应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通过试点，以分布式能源为基础的综合能源模式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地质勘查、电网、燃气、热力等基础设施规划，迫切需要与城市规划同步推进，城镇范围内的电力、燃气、供热、热水的特许经营，以及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充电设施发展，都强烈要求打破各自为战、独家垄断的商业模式。

其三，燃气发电已成为电力转型的短板。与煤电相比，燃气发电的调节性能好、效率高、二氧化碳排放少，基本不排放烟尘及SO2、放射物、重金属及大量固体废物；既可以提高大电网的调节能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也可通过分布式能源系统，实现电热冷气水的多能供给和能源的梯级利用；结合风电、光伏、储能等技术，形成微电网群或能源互联网，建立起低碳高效的综合智慧能源体系；同时还能为天然气消费起到很好的削峰填谷作用。但是，我国燃气发电占比一直很低，尽管近几年有所增长，但仍不足4.5%，远低于世界23%的平均水平。究其原因，一是燃气成本高，且没有辅助服务市场价格；二是不掌握核心技术，燃气机组长期依赖进口，工程造价和运维成本居高不下，缺少经济性的燃气发电，只能寄希望于地方财政补贴。实际上，液化天然气（LNG）进口资源充足、价格比较稳定且有下降趋势，但因为我们市场机制不健全，存在一些体制和机制性障碍，目前还难以推动燃气发电的快速发展，补足电力供给侧改革的这一短板。

其四，电力体制改革亟需在关键环节取得重点突破。20世纪80年代，电力行业实行“集资办电”政策，基本解决了电力短缺问题；2002年，通过“厂网分开”，在发电环节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发展和技术进步；新一轮电力改革，力求通过“三放开、一独立、三加强”[1]，建立有效的电力市场运行机制。从中央到地方，5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改革配套文件，组织了大量的相关改革试点，在电价改革、增量配电、售电放开、市场建设、交易机构设置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诸多成效，但依然步履艰难，问题很多，在关键环节尚没有重点突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市场结构、独立的市场交易平台、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完备的市场监管体制和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新的改革文件虽然支持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电源发展，但在跨省区电力交易、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开放电网公平接入、建立分布式电源发展新机制等方面，仍有许多体制性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电力技术特性定位电网企业功能，改变电网企业集电力输送、电力统购统销、调度交易为一体的状况。”目前，我们距离这一改革目标相差甚远。

推动电力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纵观世界能源转型，总体上已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一是清洁电气化。包括推动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强调加快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生产生活中的电气化水平；二是加速脱碳化。降低煤炭比重，推动石油消费达峰，提高天然气、生物质能、氢能利用水平，研发推广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三是能源高效化。全面提高各个领域的能源利用效率，依托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云大物移智”等），推动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建筑和智慧城市的融合发展，形成分布式与集中式相容的新型电力和能源供应消费体系。其中，清洁电力是转型中的关键，随着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成本的不断下降，将进一步加快能源和电力转型的历史进程。

“十四五”正值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起步的战略节点期，也是全球谋划在2050年前实现碳减排、碳中和、净零排放进而推动能源转型的加速期。因此对如何做好电力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把握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充分认识能源和电力低碳转型的紧迫性与重要性。2019年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全球能源转型路线图2050》报告指出，按照《巴黎气候协定》实现平均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给总量中的占比必须达到三分之二，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的占比要从现在的20%增长至50%，满足全球86%的电力需求，需新增风能、太阳能发电装机约140亿千瓦。可以预见，全球能源转型势在必行，可再生能源技术一定会主导电力的新增装机。因此，制定能源“十四五”规划和中长期能源规划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煤电退出，高比例发展新能源，柔性输电，新能源在建筑、交通、工业领域应用、能源互联网等方面做好战略性筹划和技术性安排。

第二，总结国内外能源转型的成功经验，提出能源和电力转型的中国方案。纵观世界性的能源转型，全球有164个国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约145个国家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如德国能源转型要逐步消除核电和煤电，实现减碳和零碳目标，利用智能电网、能源存储设施等灵活调节风光发电的波动问题。在新能源替代煤炭的过渡时期，重视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并通过制氢和生物质燃气，实现气体能源的绿色发展。国情有别，各有侧重，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和先进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近年来，我国能源企业和地方政府在新能源开发、多能互补、智慧能源、分布式能源、综合能源服务、绿色建筑、绿色交通、低碳城市、零碳园区、氢能利用、储能技术、生物质能源、垃圾发电、污水处理、微电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各个方面也有大量的创新实践，涌现出许多成功案例，迫切需要系统梳理、总结提炼、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高质量地提出能源转型和电力转型的中国方案。

第三，瞄准能源和电力发展的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占领制高点，开拓新方向。创新是能源转型的第一动力，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能源和电力领域的科技创新步伐，吸收借鉴基础学科与前沿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推动能源领域学科交叉与融合创新。依托重点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协同创新，围绕高效太阳能、海上风电、高效储能、燃料电池、氢能技术、燃气轮机、高温材料等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抢占战略制高点，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加强与优势国家和地区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消纳、高效储能、先进能源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国外先进能源技术和装备的引进、消化、吸收。聚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与电力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相互融合，提高电网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构筑更高效、更清洁、更低碳、更经济、更安全的现代电力运行体系。

第四，深化改革不动摇，建立公平开放的电力市场体系和协同高效的政府治理体系。按照中央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要求，继续深化对区域电网建设和适合我国国情的输配体制研究，结合国资、国企改革，提出输电、配电、调度（交易）机构改革意见，尤其是要创新配（售）电体制，支持分布式能源、综合能源和能源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深化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改革，推动电力、燃气、供热、供气、制冷、地热、信息通讯等相关产业的跨界融合、统筹规划与综合监管。加快制定和修改能源、电力、监管及市场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为推进改革和市场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编辑  杨利红）

   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关于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国际新动向，促使我们思考，我国应以什么立场和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如何在中美竞争和博弈中赢得主动？北京大学路风教授新近出版的《新火》一书对于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带来深刻启示。

《新火》与路风教授的另外两部代表作《走向自主创新》和《光变》在主题和文体上一脉相承，都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过讲述具体行业的案例和企业故事，探索中国为什么、以及如何走自主创新道路。《新火》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破解中国高铁、核电、液晶面板、数控机床的发展之谜，追寻中国技术进步之源，揭示产业发展的逻辑，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国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路风教授在《新火》的序言中写道：我国战胜技术封锁、“脱钩威胁”并保持国际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自主创新。作者认为，自主创新更体现为一种能力，即一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后来居上并立于不败之地的技术能力或国家能力。自主创新的概念和战略，本身就是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概念和战略凸显了国家主体性和能动性，它的主体是中国工业和中国企业，它的能力最终汇聚并体现为国家能力。

国内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只要给出足够的优惠政策以满足其逐利需求，资本就会用脚投票，超越其母国的利益而选择他国。虽然资本无国界，但资本的所有者和实际控制者是有国界的，他们受其母国法律、政策、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资本家与其祖国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博弈。比如：在2019年美国制裁和打压华为公司的系列行动中，在华美资企业必须按照美国政府指令对华为“断供”，既便这么做会损害其商业利益。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虽然美国大量相关企业提出异议，但最终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决定。美国甚至动用其长臂管辖权，限制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向华为供应芯片。

国家之间是有清晰的主权和利益边界的，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世界的现实。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美国优先”战略做了典型的示范。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是以国家名义发动的。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的爆发，组织抗疫的主体是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欧盟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欧盟各国不仅自顾不暇，各扫门前雪，甚至发生成员国之间互相截获防护物资的极端现象。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打破了新自由主义教条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神话。经济全球化不是只有互利共赢、平等合作。美国要的全球化，是维护其霸权地位、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其依附的全球化。一旦中国的崛起动摇其霸权地位的可能性，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即使面临新冠肺炎在美大爆发并需要中国支持的情况下，美国依然升级对华为的封锁，并在国际舆论上造势，企图把抗疫不力的责任“甩锅”中国。

这些严酷的现实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其警醒我们认清，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甚至斗争。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依旧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在此形势下，任何以全球化的名义淡化国家意识和国家能力的说辞，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来说，如果自由贸易和投资不利于其国家利益，它们会弃之如敝履，果断实施国家保护主义。在历史上，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都是通过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来促进科技创新、扶持民族工业 ，进而实现国家崛起的。

比较优势论主张发展中国家以资源优势和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贸易。路风教授深刻剖析了“比较优势论”的实质，指出其是一种静态的、不思进取的发展观。而自主创新战略着眼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一种力图改变在技术上落后地位的动态的发展观，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意志。

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可以遵循比较优势，以获得急需的国际市场、资本和技术。但如路风教授所讲，技术能力是内生于特定组织或国家的，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因此，从中长期来说，我们不能只算眼前经济账，要算提高国家能力的大账，要紧绷自主创新这根弦，占领技术制高点。面对美国在科技上的咄咄逼人和无理打压，面对国际斗争日趋激烈的现实，我们必须坚定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提高国家技术能力，唯此我国才不会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上被卡脖子，才有应对极端情形和最坏情况的底气，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获得持久的动力，我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才会获得终极保障。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即使勒紧裤腰带，也要搞“两弹一星”、搞国防尖端工业、搞工业化的原因所在。

在参与全球化中增强我国经济自主发展能力

有人以为，自主创新就是“关起门来自己搞”，并把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对立起来，由此批评自主创新是“闭关自守”、否定开放创新。路风教授结合中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从技术能力的角度对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自主开发与技术引进的关系做了透彻论述。作者认为，自主创新并不排斥技术引进以及国际合作，中国当然可以从技术引进中受益，更可以从国际合作中受益；但技术引进和国际合作的效果取决于工业组织的“吸收能力” 即既有的技术能力基础；而要提高吸收能力就必须坚持技术学习和自主开发，把引进当作辅助手段。《新火》中涉及的四个工业部门都从引进或国际合作中受益，但受益的原因恰恰是它们不仅具有自主开发经验积累起来的能力基础以及引进消化能力，而且在引进合作之后又果断地走上更高层次的自主开发的道路。

作者说，“中国核电和高铁的发展都是从全盘引进开始，京东方是通过收购韩国企业的液晶业务进入半导体显示工业的，而沈阳机床集团也是从国际合作开始研发数控系统的。但是，它们后来获得成就的原因都是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核电发展中保留下来的自主开发路线，最后翻盘压倒引进路线；高铁则是国家战略的变化使自主开发路线代替了引进路线；京东方把收购的技术资源用于自主建设生产线；沈机的数控系统研发团队则是放弃国际合作的幻想，走上完全依靠自主开发的道路。”

作者有两个核心思想，一是提出吸收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概念；二是国际合作要以我为主，力避陷于技术依赖。二者一体两面、互为因果。中国企业和工业引进技术或进行国际合作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而只有坚持技术学习和自主研发才能真正提高技术能力。自身的技术能力越强大，国际合作的效果才越好，才越有信心和底气开展力度更大的国际合作。即使面对美国举国之力的打压，任正非依旧表示，华为“要拥抱世界，依靠全球创新”。为什么华为敢于高举开放创新和国际合作的大旗？其背后是华为通过自主创新建立起来的雄厚技术能力基础。路风教授的技术能力观给我们以哲学方法论的启示。我们可以从国家能力的角度思考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对外开放。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国家能力包含组织动员能力、国防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经济自主发展能力等，其中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又包含粮食生产能力、工业生产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战略物资保障能力、国内市场的容纳能力、自主发行货币的能力等。

习近平总书记讲：“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增强广大民众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1]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核心目标是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即增强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增进人民福祉，唯有如此我们才有能力去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家能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抗疫总体战中，我国展现了强大的组织能员能力、工业生产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正是由于我们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我国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新冠疫情，并在其后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医疗和物资援助。

《新火》的启示是：在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扩大金融开放的进程中维护我国经济主权，增强我国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力避在技术、市场、资本上受制于人，应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产品、技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只是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理想状态。每个主权国家都会对产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对外和对内投资有规制。我国是超大型国家，发展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国外的技术、市场、产品、资本只能起互通有无、调节余缺的作用。

我国有战略核武器，美国不敢轻易对我国动武。但我国在经济上有受制于美国的一面。一是在技术层面，我国在部分高科技产品和关键核心部件上还依赖从美国大量进口，比如中高端芯片、软件、高端科研仪器、电子元器件等；二是在市场层面，就单个国家来讲，美国市场依旧是中国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即便2019年受贸易战影响，中国对美出口仍达2.89万亿元。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源，在于我国以低附加值经济活动参与全球分工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内需不足。从中长期来讲，我国要在中美博弈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增强国家能力，尤其是经济自主发展能力。

增强我国的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应主要在技术和市场两个方面发力。在技术层面，实现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必须是“基础广泛”的升级，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

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不能自发带来中国企业和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中国企业和工业还要在技术创新上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并敢于在自主创新上大胆投资，才有能力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提高创新能力。各级政府也要增强促进经济自主发展的意志和能力，在关税保护、政府采购、产业补贴等产业政策上创造有助于自主创新的宏观环境，支持、鼓励、鞭策中国本土企业的能力成长。中国本土企业和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带动配套企业和相关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并带来大量高质量就业，从而提高国民整体收入水平，扩大国内有效需求。这样一来就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进口高科技产品和元器件逐步实现国产替代以及国内市场容纳能力逐步提高后，我国便可以更加自信、从容地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也就不惧美国再搞什么贸易战和“脱钩”威胁。

在现有的经济全球化秩序下，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内部问题相互作用、高度互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以低劳动力成本和低端产品以及大力引进外资的方式参与全球分工，与美国制造业的外迁和美元的全球扩张是相互关联的。在这种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中，美国受益最大的是资本家和企业主，美国的大量传统工人则因失业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中国方面受益最大的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和地区，当然它们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也最大。美国普通民众对华负面情绪的上升，与此不无关系。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遭受国际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与我国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直接相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最后以《新火》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中国今天能够走多远，是因为昨天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中国明天能够走多远，也取决于今天付出多少努力。”

（编辑  季节）

2020年1月29日晚17：45，农历正月初五，隔离病房床头的对讲机响起：“7床、7床，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拿好水卡，下来办出院手续。”我起身，慢慢地整理好这几天带进病房里的大包小包，想着昨天病房新装的热水器我还没用过呢，昨天下楼看见穿着隔离服靠着门休息的护士也忘了拍照……戴好口罩，我穿过污染区，推开半污染区的门来到护办室，经过消毒、确认信息后，护士交给我一沓材料，说：“水卡放在桌上，你从清洁区的这个门出去吧！”终于，时隔一周，我又重新呼吸到了室外新鲜的空气。似乎这是我生命中最为漫长的一周，也是我记忆中最为特别的一周……

佳节返乡突发疫情

我在武汉大学上学，1月18号从汉口站坐车回家，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图书馆借了本书，和同学们道了别，一切都很普通平常。18号中午我从宿舍到汉口站，街上的人络绎不绝，车站的人熙熙攘攘，大家都大包小包，置办物什，准备过年。我的家乡在安徽霍山，一个毗邻湖北英山的山区小县城，爸爸照例来车站接我，我重新拾起乡音、开心地和爸爸分享这半年的学习见闻的那一刻，这一切和之前的过年一样平常，我还想着今年过年可以帮爸妈做一些菜，学学他们的手艺，再和姥姥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况，准备撰写回乡记……

然而，平静的生活下正暗藏着一场危机。只是一两天的时间，微博热搜的内容就发生了质的转变，微信群聊和公众号的消息都越来越急迫。我开始紧张起来，频繁地刷手机，然而获取到的大多数都是冗余和重复的信息。22号，事件进一步扩大，“疫情”这个词开始被广泛使用，有人呼吁武汉返乡人员自主隔离14天。当晚8点，我连忙准备温度计、医用酒精和外科口罩，但走遍了县城的各个药店只买到了一袋口罩、一瓶100毫升的75度酒精和药店里最后一支温度计。我紧张地回忆着回家的这些天里都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什么人，想着以后怎么自我隔离，怎么让他们少去接触其他人。偏偏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咽喉有些痒，脸颊发烫，于是赶忙去量体温，抽出温度计的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心脏剧烈地跳动，果然，低烧37.4。我脑海里闪过在网上看到的各种临床症状，深吸了一口气，连忙让我爸开车带我去县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嘱咐家人戴好口罩手套，尽快把我从武汉带回来的所有行李消毒处理。去医院的路上开着车窗，冷风嗖嗖往车里灌，我坐在后排，一言不发，爸爸也是沉默。然而，连续的刹车提醒我，空气里弥散着慌张、不安，甚至还有一丝恐惧。下车的时候，爸爸说：“有了病就治病，不会有事的。”声音旋即消散在漆黑的夜里。

紧张有序的县医院

来到分诊台已经快9点了，县医院只有急诊通道还亮着灯，护士们都已经配备了口罩和防护帽。简单问询后，护士递给我一只充满了酒精气息的温度计，一面开始详细询问我的相关信息，我汇报了18号在汉口站乘车以及在武汉上学的情况，护士接过话茬，“这几天从武汉回来的人蛮多的……”。

“那他们都检查了吗？有问题吗？”

“这个具体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这时旁边的一位保洁大爷说话了：“这个季节本来生病的就多嘛，昨天来了个从武汉回来的学生哭的不得了，结果检查了还不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爸爸这时还在一旁向医生了解情况，还在问这个病治疗有没有特效药，具体表现为什么症状……我连忙去解释，护士说：“叔叔，您还没有您儿子了解的情况多，他们年轻人早就在网上知道了。”护士接过体温表，“37.5，去后面的感染科吧”。爸爸问：“现在发热门诊不在门诊部了嘛？”“那当然啊，现在特殊时期，特殊对待。”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县医院已经有所准备，将发热门诊搬到了独立楼栋。进入感染科，有一位医生和两位护士正在值班，这时他们还没有配备防护服和护目镜，仅仅只有防护帽和口罩。医生先再次确认了我的各项信息，然后询问相关症状，安排检查血氧、血常规，进行胸部CT平扫。做完全部检查已经是十一点多，报告显示肺部状况良好，血象有炎症反应，持续低烧。护士发给我一张卡，说，“今晚你就要住这里了，去二楼的七号病房，待会儿我过来给你输液。”我看着医生桌上一沓沓的文件，问这位医生：“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忙啊？”“别提了，我今天文件照片还没有上传完呢，明天专家会诊的材料也没准备好。”

晚上十一点半，我躺在了病床上，原本是双人间的隔离病房临时改成了单人间，房间充满了消毒水的味道，柜子、窗帘一看就是临时安装的。我的手心汗涔涔的，聆听着自己清晰的心跳声，精神高度紧张。不一会儿，护士推着车停在门外，进门后确认我的姓名，然后给我打点滴。我看着手上的吊针，盯着注射液流进我的体内，此时一种说不清楚的“抽离感”涌上我的心头。窗外又响起救护车的鸣笛，担架的落地声和滚轮声格外刺耳。我打开手机，铺天盖地也全部都是关于疫情的各种消息，有的很沉重、有的让人揪心、有的又很有力量，我不清楚我究竟应该去相信什么，一切都淹没在一片想象的汪洋里。随着信息的不断更新，我的心跳和呼吸也愈发急促。两瓶点滴打完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我几乎是立刻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恍惚之间，护士又推门进来，往我的床头卡上挂上了“空气隔离和飞沫隔离”的牌子，送了我两瓶免洗酒精消毒液。她拿着采血针和五只小管子，说：“要求又严格了，还要再抽一点血去送检。”我含糊“嗯”了一声，再一次昏睡过去……

恐慌的蔓延和自我调整

23号清晨醒来，我整个脖子和额头布满了汗水，确认体温37.2，但是还是昏昏沉沉的。突然，“全副武装”的保洁人员推开了房门，更换垃圾桶、还给卫生间配了一把新拖把。吃完早饭，四五个医生一下涌进来了，他们耐心地询问我的症状、我的体温。我惊讶地发现昨晚的值班医生竟然还在上班。我说，我不咳嗽，也还算是有力气，吃饭也很好，就是嗓子很痒。医生们小声地交流了一下，告诉我再继续观察，并准备推门离开。我心里一阵惊恐，赶忙问了一句：“那可以确诊吗？可以做核酸检测吗？”医生说：“那还要等疾控中心过来调查了解情况以后才能做决定，你目前情况还好。”又过了一会儿，爸爸来送东西，隔着玻璃窗，我们短暂地交流了一下。他叮嘱我：“儿子，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我们，我们什么都经历过，要相信国家，相信医生，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不会有事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能点点头，反复嘱咐让他们做好隔离观察。

回到病房，又是紧锣密鼓的诊疗安排，护士过来输液，亲人们都打来电话询问我的状况，并反复宽慰我，几个知情的朋友也来慰问，我一一答复。手机上最新的消息不断更新，但是只能令人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多。我把网上患者的基本症状和检查结果看了又看，又比对着我的检查报告，心情跌宕起伏，一会儿怀疑自己马上就要离世，一会儿又暗示自己只是普通的伤风感冒。逐渐地，我发现我所有的行为表面上异常“镇静”，但内心的风暴一直没有平息。我搜集所有相关信息，反复想象各种可能的未来，又反复回忆我留在武汉最后几天里的一举一动，见了什么人，有没有暴露在感染源面前的风险。在病房里，一有功夫我就挤出消毒液反复搓洗双手、清洁物品，甚至反复搜索着有关“治愈”和“死亡”的相关话题，和朋友聊天也在反复确认症状，控制不住地一遍遍拿起手机……终于，在一轮轮接连不断的心理折磨中，我感受到了异常的困倦，下午躺在床上感觉浑身燥热，背部疼痛，感觉每一次的呼吸都发烫，渐渐地，我又陷入了昏睡当中。

再次醒来，依旧是满身的汗水，我艰难地扭动头部，发现右下颌的淋巴结隐痛，我的神经系统又一次紧张起来，燥热的感觉和酸痛的背部又开始提示我，这次可能不是一般的感冒……新一轮的疯狂心理活动又开始了，任何一点点的不适感觉，在我的过度关注下都被放大了许多倍，体温显示我已经烧了整整一天了。我第一次觉得时间是如此的漫长，体验到什么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下午的病房很安静，只有空气净化器的风扇声，我看着已经被洗得发干起皮的双手，开始反思自己异常的心理状态：似乎更多的恐惧来自于我漫无边际的想象与臆测，来自于不断接受冗余的信息，来自于被隔离的个体和个体被隔离的感觉。难道我就这样脆弱吗？

晚餐准时送到。护士特别叮嘱我，“一定要多喝水，多吃饭，多休息，吃好喝好睡好才能更快地恢复”。我挣扎着爬起来，觉得不应该再把精力耗费在过度关注其他信息上面。我用手机给自己定了一个体温、症状记录表，一个饮水提醒，制定了专门的阅读手机信息的计划，然后认真地把饭吃完，虽然食不知味，但是我知道必须要把它们吃干净。之后我又接了满满一壶开水，把水杯放在床头，再一次昏睡过去。

恍惚之间，我听到隔壁病房的患者和医生大声地争吵了起来，似乎是临近除夕，患者想要尽快出院，但是医生说特殊时期要按照规定来，发热结束观察三天之后才可以出院……两边就这样僵持不下，最终医生无奈地做出了让步，要求病人签个保证书……

回归真实的共同体生活

24日我再次满头大汗地醒来，紧接着就是真切的饥饿感。爸妈早就准备好了饺子和鸡汤中午给我送过来。他们还告诉我，家里在准备贴春联，虽然今年的年夜饭不能和我一起吃，但是以后还有很多欢聚的机会。返回家乡的同学们也开始在群里分享近况，观察家乡在疫情下的变化，记录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同时也在不断鼓励我。老师了解到情况以后，也和我进行了很有建设性的交流，帮助我分析疫情下的恐慌心理，告诫我要在经历和体验当中学会找到一种平衡。与此同时，网络上的各种消息也开始有序起来，困难和希望都更加真切地展现出来，整个社会正在慢慢地被调动起来，暴露问题，解决问题……隔离病房外的生活还在有条不紊地运转。许许多多的人和我同时体验着既类似又相异的真实，而一切并没有我之前臆测的那么糟糕。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全部配备了护目镜、面罩、防护服、手套和鞋套等等专业防护装备，我的床头上也挂上了护理巡视记录单。正如新闻里报道的那样，防护服里面本来就非常闷热，还要用密封胶带再缠起来，医护人员的头发都被汗水打湿了，带着手套工作也有诸多的不便。从排班的时间表来看，护理人员工作时长是八个小时，工作间隙他们只能靠着墙休息一小会儿。即使是这样的工作条件，他们也非常有耐心，不断提醒我放松心情，注意饮水和休息。除夕夜，医生们又都过来房间里问诊，除了关怀以外，还强调了特殊时期，希望患者理解并配合工作。

因而24日整整一天，我都沉浸在自己身体渐渐康复、局势渐渐明朗的积极情绪中，我还在微博上写了一小段日记：“……这次疫情的扩大确实暴露了许多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困难面前，首先还是应该团结起来，共迎时艰，做好自己能做的，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社会责任。非典的时候我还在上幼儿园，汶川地震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隔着电视屏幕，我们只有幼年的模糊记忆……但是这一次一切都是那么真实而有冲击力。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报道即时信息的新闻工作者，遵守秩序的经营者和市民，积极配合治疗的患者和家属，当然还有我目前经历的这一切……虽然有很多困难，虽然有一些令人发指和令人费解的人和事，但是生活归根结底还是属于自己的。生活需要通过这些鲜活丰富的事件来向我们展示某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某些让人敬仰、让人感动、让人铭记的东西，也是为了这些，我们会尽我们之所能让生病的事物恢复健康，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活的地方变得更好。”

至少在我的身上，无尽蔓延的惶恐心态最终并不仅仅是通过个体的理性和坚强而被遏制，惶恐最终消散在可以看得见、可以被心灵真切感受到的共同体生活里，来自于他人发自内心的关怀，来自于每一位劳动者恪尽职守的态度，来自于疫情面前每一位公民的互帮互助。而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中，都带有一种令人动容的超越性。

康复后新的成长与新的生活

断断续续低烧两天后，我的体温从25日开始恢复正常。在爸妈的外援支持下，单间病房里的生活也渐渐地变得规律起来。即使我在如此狭小的生活范围内，也能感受到生活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我发现输液并没有因为我的症状好转而停止，并且从27日开始，我每天清晨都要被抽4小瓶血送检，下午还要在隔离病房检查肺部X光。医生嘱咐我，连续三天体温在37度以下才可以复查出院。虽然从头到尾我的肺部影像都没有任何问题，医生确诊的症状也是“上呼吸道感染”，但是病历抬头还是写着“新冠状病毒肺炎留观病例”，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得更加严格。同时，病房外的空地上开始准备搭建活动板房，每天还会有身穿隔离服的工人进来给病房安装热水器，看得出来，医院在为一场“持久战”做准备。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打电话来询问和登记我的信息，有学校的、有卫生部门的、有社区的，他们不仅询问我的状况，让我注意保护自己，也保护好身边的人。家住农村的亲戚也在微信群里发来视频和消息，聊着哪些地方的路已经封闭，号召大家过年不要走亲访友、聚餐打牌。另一边，我许许多多从武汉返乡的老师同学们早已投入到各自的社会学观察当中。虽然他们身处自我隔离的有限条件下，还在积极地了解家乡防疫的举措，心系疫情下社会治理的新关切。

与此同时，各种问题也不断地暴露出来。社会上开始出现少部分人对于武汉人甚至是湖北人的歧视，对返乡过年的人实行过当的隔离和防卫，并且这些人的个人信息遭到了严重的泄露。同时，封城后继续坚守在武汉市内的市民也做出了不小的牺牲，医疗物资的匮乏、封锁的交通、居民的日常生活起居受到影响。还有更多的大众心理健康问题暴露出来，很多人出现应激反应，产生恐慌心理。然而，暴露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疫情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共同努力之下，照得清楚人性，照得清楚社会发展结构的困境。虽然，现在的我几乎还没有能力去分析这样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它背后的成因，但是我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生活还是在继续。

实际上，正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我，也并没有完全从恐慌和过度的敏感当中彻底地走出来。今天是我从武汉回家的第14天，社区的人还上门叮嘱我们一家，出院后五天内都要汇报体温，整个小区已经限制人员进入。如果之前的症状只是普通感冒的话，我已经过了潜伏期。然而，家人不经意的一声咳嗽都牵绊着我的心，过度的紧张情绪也在不断消耗着我的精力，小县城传来疑似病例的消息也无形之中加重了我的精神负担……但是我需要学会去平衡，处境比我还要艰难的人还有许多许多，更加可敬的还有那些在疫区坚持战斗的人们。我需要尽快从被隔离的遭遇和紧张当中恢复过来，重新进入正常的学习生活。或许是我被保护得太好，过去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那么平稳和顺。生活永远是五光十色、真实鲜活的，我们只能不断地向着未来准备好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勇敢地面对生活。

经历过这样一个没齿难忘的庚子春节以后，我不仅在逆境当中重新认识了自己，发现自己虽然已经在读研究生，但是依然非常稚嫩，需要进一步的磨砺和学习。同时，在我亲身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当中，也加深了我对于生命、对于社会、对于家国的思考。这些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感动，将会一直伴随着我。

（编辑  杨利红）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广大民众的心。疫情爆发初期，城市地区、特别是作为疫情首发地的武汉市引起了公共舆论的特别关注。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农村的疫情防控状况也开始成为社会关切的重要方面。

农村的疫情防控工作进展如何？在这里，笔者谈一谈自己的观察和经历。

从武汉返乡

我与妻子于元月17日乘坐高铁从武汉返回家乡，计划年后直接回单位上班。

早在2019年12月30日，我便已经注意到了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此后一直关注有关新闻报道，因此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不陌生。

返乡前夕，我注意到有关报道称，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不排除有限度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的特征。当时的心态是相对轻松的，总觉得这个新病毒离我很远。我当时认为，尽管高铁站的风险很大，但只要做到快速进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上车之后，我基本上就解除了对此次肺炎疫情的警惕。到了怀化南站，我们乘坐汽车到了J县，一路上并没有感到异样。直到20日至21日，有媒体报道称：武汉市已经有十余名医务人员被感染，而国家也将此次爆发的新型冠状肺炎列入了法定乙类传染病、并按照法定甲类传染病进行防控，我们这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们立刻到药店买了一些口罩，并尽量避免外出，在家中自主隔离，随时测体温。由于体温一直正常，且未出现干咳、气短等症状，在此期间我们参加了几次家庭聚餐。

我们计划于元月23日从J县回到M县。此前，湖北省已经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应急响应，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专家钟南山、曾光等也建议民众“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除此之外，武汉市也在23日“封城”。诸如此类的“重磅消息”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了此次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为避免给家乡父老乡亲和自己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没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是乘坐私家车到达M县老家。在此期间，我们全程戴了口罩，且没有与其他人接触。

在23日以前，我们主要是通过官方渠道和主流媒体了解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情况，对疫情的防控也都是随着自己所获得信息的变化而做出改变，具有典型的自发性。

村民小组长

就在我们回到M县老家的那一天，湖南省针对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启动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应急响应。到家的当天晚上，我们就亲身体验到了何谓“Ⅰ级应急响应”。

我们大概在23日下午4点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村民小组长便来到家里，登记近期返回本村人员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现住址、返乡前地址（特别关注武汉）、返乡日期、检测情况（身体是否出现不适）等。

我们村是一个有1600余人的山区大村，下辖4个村民小组，也是4个自然村。各自然村之间相距很近，单个自然村的居住较为集中。我们家所在的3组有250余人，以田姓为主。村民小组长50多岁了，他热心助人，是大家公认的大厨，远近的红白喜事，几乎都请他义务掌厨，由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现在以种田为主，偶尔开三轮车，搞运输挣钱。他对于整个村民小组的情况了如指掌。即使像我们这样刚从外面回来、尚未走出家门的，他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情况。

村民小组不仅是村内各种信息的汇聚地，也是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机制。尽管出发点都是为农民好，但很多扶持农民的好政策并不一定能立刻得到民众的理解和信任。这就需要依靠村组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做好解释沟通工作，消解群众的暂时不理解和不信任。比如，这次因为疫情而进行的人员登记工作，有些农民不一定能理解，因为他们对疫情的情况不了解，也不希望自己被“特别关注”，需要通过村民小组长的耐心解释，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

村民小组长的工作方法也极具群众性，不是刚硬地执行政策。小组长到我家之后，并不直接切入主题，而是先聊了一会儿家常，在我这个本村人看来，这就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关怀，之后才切入主题，表明来意：由于疫情，按上面的要求，他来做一个返乡人员基本信息的登记。他还道了不好意思，因为过年前夕到别人家里谈疾病是忌讳。不过大家都是本村人，能够理解。

由于我们对疫情的了解较多，所以很配合他的工作。我问他：如果遇到有人不配合怎么办？他说“猴子不上树，多敲几次锣”，多解释解释，也相当于宣传了国家的政策，让老百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解释了几次也说不通，就直接问他：“你信不信我？信我就把这个表给填了”。一般情况下，说到了这个份上，再不愿配合的村民也会配合的。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息往往是真实的，这与城市社区有较大区别。城市社区是“陌生人社会”，由于社区干部与社区居民不熟悉，缺乏信任感，可能会有意识地谎报电话号码、返乡时间等重要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要比农村困难得多。由于城市社区往往缺乏农村“熟人社会”这个重要资源，故而亟需构建出一种不同于农村、能够适应城市社区特征的新型工作推进机制。

填完信息后，村民小组长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民传达政府的最新政策，发放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宣传册等等。目前，我们家先后收到的宣传材料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关于有效防控新型肺炎疫情的十条禁令》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消毒技术要求》。据村民小组长介绍，这些材料他每家每户都要送到。

此外，村民小组长还需要对农民某些不合时宜的行为进行及时的劝阻。比如，当时我们小组有几户要办乔迁新居的酒席，他们年前就已经下了请帖。但遇到现在这个形势，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就应该把酒席取消或推迟；但农村的特殊性在于，取消酒席不仅涉及主人家的“面子”，还涉及因为没有做成事而造成的“忌讳”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村民小组长上门去做耐心的说服工作，打消他们对疫情的侥幸心理。

上述这些工作，尽管费时费力，但最终能够办成又很妥帖，这就是村民小组长开展工作的基本方式和独特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意外的响应

采集信息后的第二天上午，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声称自己是J县公安局的民警，询问我一些基本情况。报告完毕之后，他还嘱咐我别外出，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就到附近医院或乡镇卫生院检查。

从这个意外的电话来看，在省里启动了“Ⅰ级应急响应”之后，包括各级部门、各个渠道都在进行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工作，从县、乡镇、行政村，最终落脚到村民小组；此外还有交通、公安（包括交警、铁路警察等）和卫健部门等系统。各个口径收集信息的能力、收集信息的方式有很大差异，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复和差错。但这些信息帮助政府提升了疫情防控的基础能力，为后续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要实现县域范围内各个部门的动员，离不开党委和政府的统筹和推动。从省、市两级一直向下，县级和乡镇也先后成立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县委书记亲自调度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压实责任，推动全县各个部门行动起来。

在村一级成立护卫队，成员主要包括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村干部、小组长和村医等。护卫队的成立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不少地方出现了“封路”行动。 我问过：“封路”或“封村”的行为，是政府的安排，还是农民的自发行为？一些在基层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这大都是村里的自发行为，体现了农民群众对疫情的重视程度，但同时也要为医务、消防等人员应急救护预留通道。在村护卫队的基础之上，有些地方还创造性地利用微信群（不需要直接接触），每天上报各种相关情况，以确保安全。

据我观察，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的行动，主要有：对高速路口和车站等特殊地段的车辆及人员的排查，对广场、农贸市场、娱乐活动场所等公共场所的清扫、消毒和关停，传统集市、圩场的取消和劝导，对娱乐场所等容易出现密集人群的地方的管理等。此外，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响应和大力宣传政府的号召和倡议。

“警察的响应”虽然只是一个插曲，但却使我意识到：此次疫情防控的背后，很多人在默默地付出；而推动这些部门及相关人员行动起来的，是我们的国家体制。这个体制体现出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力量，当然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乡村医生的守护

在警察响应之后，我们迎来了乡村医生的响应。我们村的乡村医生已经快80岁了，在村里有近20年的执业经历。按照上级安排，他依照名单逐一上门排查。乡村医生的职责是给每一位排查对象提供水银体温计、口罩（还提供了一瓶150毫升的酒精和1包棉签）等物品；并且进行首次体温测量，并做好登记。

乡村医生与村民小组长的角色很相似，具有很强的“群众性”。一般来说，乡村医生是农村中比较受尊重的人，他们对村里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但与村民小组长不同的是，乡村医生主要对与疾病相关的情况（如病史）非常熟悉，他们的工作内容更具专业性。乡村医生进门之后往往直接切入主题，不会拉拉杂杂讲太多其他不相关的事情。据他介绍，在合乡并村之后，全镇还有5个行政村没有村医。这些无村医的村，是由乡镇卫生院派出医务人员到村里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全镇乡村医生中，有两位已经近80岁，本地村医老龄化较严重。

乡村医生的主要任务是为从武汉来的人员测量体温、每天2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下午两点）上报到乡镇卫生院。首次测体温需要亲自上门，并送上体温计（每人1支）和口罩（每人1个）并指导使用，劝导重点对象及其家属居家隔离，尽量不要外出。此后，可由重点人群自测体温、自报情况，乡村医生也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获取信息。

乡村医生的工作虽然很细微，但却非常重要，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体系的“网底”，是医疗卫生事业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也是落实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抓手。然而，现在我国村级医疗卫生事业基础比较薄弱，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不高。

近年来，我在全国多地开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专题调研，发现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全国乡村医生队伍的情况都不容乐观。湖南省作为一个中部省份，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从2013年开始，湖南省启动了“本土化乡村医生”培训计划，专门为村卫生室培养医务人员。尽管标准稍低些，但实践证明，它比较符合湖南农村的实际情况，有效调动了民众参与“本土化乡村医生”培训的积极性。7年来，为基层输送了超过5000名乡村医生，部分村医毕业后回到村里执业，部分人拿到了执业助理医师证。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毕业的年轻“乡村医生”与老村医们一道，守护着农村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家乡的观察也让我想起了调研期间遇到的那些没有乡村医生的“空白村”。我联系了孝感市的一个村医，他告诉我，2019年，通过派遣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到村里开展巡回医疗，全县摆脱了“空白村”。在此次防疫工作中，他们的主要做法是把每个村分成几个片区，由村干部和党员群众分片负责。每个村的乡村医生（包括巡回医生）负责对所在村进行技术指导。但也有一些地方，苦于乡村医生的缺乏，只能启用村组干部、积极分子等其他非专业人员。

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事业还存在很多薄弱之处，“强基层”依然任重道远。

乡镇卫生院的行动

此外，我们还经历了一次乡镇卫生院的响应行动。

乡村医生给我们首次测量体温时，我是36.5℃，妻子是37.2℃。按照我们的理解，37.2℃在安全范围内。但没想到，第二天，镇卫生院的院长带领两位副院长和公共卫生科的主任驱车来到我家，亲自为妻子做登记，并再次测体温。

因为要负责全镇的疫情防控工作，乡镇卫生院医生的身份角色和工作方式更具专业性和直接性。他们的来意很明确，方式也较为直接：重新确认了妻子的基本信息，然后进行体温测量，体温测量的结果是36.9℃。

在我们经历的这次事件中，乡镇卫生院的作用是对乡村医生的初步排查结果进行确认、完善和纠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乡镇和村两级是互补关系：没有乡镇卫生院的指导，村卫生室就是盲目的；而没有村卫生室的落实，乡镇卫生院就是无力的。在村医比较健全得力的地方，乡镇卫生院的职能就能更好地发挥，解决那些村卫生室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在村医缺乏或不得力的地方，乡镇卫生院就需要冲在第一线。

我们自己的响应

面对此次疫情，我们自己也做出了响应。回到老家之后，我们坚持自主隔离，坚决不外出；每天随时给自己及家人测体温，观察自己和家人的情况，并详细记录下来备用。

最难做的工作是说服父母等长辈。有不少好友向我抱怨说：过年期间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说服自己的父母戴口罩，有些子女甚至向父母说了一番“狠话”，但效果却很一般。

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给自己的父母和长辈做工作，需要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和最终的效果。此外，也可以试着寻找一些能改变父母想法的关键人物。例如，村民小组长、村干部、乡村医生等等，就属于这种关键人物的范畴。

我个人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家父最初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够重视，经我们介绍后虽有所改观，但在村中好友的多次邀请之下，还是去了别家串门。母亲出面之后，他才回到家中继续隔离。但两天之后，又想要出门。当时，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家父对中医药有浓厚的兴趣，于是拉着他一起研究我国各地最新发布的新冠肺炎防控的中医药方案，这才有效缓解了“燃眉之急”。家庭内部的响应属于更为微观的层次。现在，我意识到疫情防控工作的长远方向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这是非常微妙但又极为重要之处。疫情面前，我们能做的，就是管理好自己，并积极地帮助身边的人。生活治理是一项需要做更多群众工作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展下去的特殊工作，它不仅在目前的疫情防控中具有基础性价值，而且应该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坚持下去。

小结

农村如何开展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以上主要介绍了三条线索：

一是通过利用县、乡、村、组四级行政组织的全覆盖特征，对全人口的基本信息进行有效采集和管控；

二是通过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防疫组织的专业优势，对全人口特别是重点人群进行医学监测和服务；

三是我们自己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影响身边的人做起，为疫情防控筑牢微观的根基。

实际上，基层还有很多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机制创新，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为实质性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智慧。在这里，我想呼吁社会学的研究者积极参与到相应的研究中来，科学助力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编辑  宋斌斌）

在中国各地，疫情的阴霾正在逐渐消散。如今的上海，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餐厅和酒吧已经恢复营业，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回到了公司办公。唯一和以往不同的是，我们走进公共场所都需要测量体温。

我投资了哈啰单车（中国最大的共享单车公司），在他们的业务数据中了解到，单车使用量已经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七成。疫情就此结束，是此时每一个中国人最强烈的愿望。

在这个重要转折时刻，我想分享一下我所感受到的关于中国政府与社会的五点体会。

中国人民信赖他们的政治制度

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发布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指数高达82，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位居榜首。而根据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调查，超过80%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前进方向表示满意。然而，无论在国际主流媒体还是日常讨论中，却鲜有人提及这些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是西方人对中国现实情况的理解一直受到自由主义叙事的左右，这一叙事将中国描述为“威权主义政党国家”，在本质上不可能赢得公众真正的信任。在先入为主的心态左右下，人们并不关注各种民调数据所显示的结果：中国人民信赖他们的政治制度。

对于关注中国的人们来说，文化与制度差异客观存在，而缺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比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现今，在大自然力量的磅礴冲击之下，人们终于有机会一窥真相。

1月23日，中国政府决定对武汉实施“封城”，这一措施随后扩展到整个湖北省，覆盖人口达5600万，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疫隔离行动。两天后，中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超过7.6亿城市居民被要求居家隔离，非必要情况外不得外出，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大部分村庄也被封闭起来。当时全国报告的感染病例共571例，死亡17例——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感染和死亡人数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

这些防疫措施的力度和广度举国上下震惊。在2000万人口的上海，往常车水马龙的街道一夜之间变得空空荡荡，行人与汽车都不见了踪影。起初我认为这种局面只会持续一两周，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防疫措施却没有松动的迹象。人们继续宅在家里，街上仍然空空荡荡。

数亿人及时响应，自觉地全面贯彻政府的防疫措施，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个人也始料不及。到过中国的人都会发现，在街头执法的中国警察没有配枪，处理非恶性违法行为时很少采取强制暴力措施。因此中国人往往“不拘小节”，甚至会为一张交通罚单和警察争论不休，这在一些其他国家是不敢想象的情景。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此次疫情期间，人们面对持续如此之久的大规模封城和隔离措施，能做到贯彻始终，除了高度信任政府的忠告并自觉服从指挥，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当然这也是出于自我保护，毕竟没人愿意得病。但如果我们拿其他国家来对比，会发现有些国家，大批年轻人在疫情初期公然违抗政府禁令和警告，聚集在海滩和夜店；还有一些地方，甚至至今仍要出动警察来采取强制措施。显然，光靠人的自律性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人民高度信任他们的政府提供保障的能力和专业性，才能达到这种服从程度。

在与民众的沟通上，政府不遗余力，每天都会通过各大媒体公布官方疫情数据，这包括全国数据和各省市数据。每时每刻，电视上都会有专家详细介绍病毒的特性，以及国家不断调整的应对措施。每一份报纸都在宣传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建立在信息畅通的基础上，而不是盲目服从。

中国的民间社会生机勃勃

1月23日，当中央政府为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疫行动发起总动员时，全国民众的力量凝聚到了一起。50万名志愿者奔赴湖北抗疫前线，冒着健康和生命危险开展医护、检疫和后勤工作。全国有200多万名公民注册并担任志愿者。他们鼓舞人心的故事和影像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刷屏。尽管许多咖啡馆和餐厅的生意蒙受了惨重损失，却仍然向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品和饮料。一张武汉社区工作人员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从头到脚挂满了几十个药包，要派送到各家各户。全国几乎所有居民小区都设置了24小时检查岗，由志愿者和保安负责控制人员出入并测量体温。许多社区还组织志愿者登门看望老弱病残，为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想象一下，在这个14亿人的国家里，每条街道、每个社区、每个村庄都在同时上演同样的一幕！

正是由于政府与民间力量相互信任、合力抗疫，并及时采取大量细致有效的措施，迅速纠正了疫情爆发最初的混乱，确保能触达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才让人民迅速恢复了信心。与此同时，政府和各社会机构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大量信息，通报疫情和冠状病毒的特性。公众大规模地通过社交媒体参与讨论，促进了信息的传播。现在，西方顶尖专家和权威人士在CNN、BBC等国际电视节目里所谈论的病毒在硬表面上或以气溶胶形式存活时间等各类防疫问题，这些早在2月就已是亿万中国网民的热搜话题。

政府自上而下地呼吁以“人民战争”战胜流行病。在民众的响应下，中国的确打了一场自下而上的人民战争。过去，我曾或多或少地默认了许多政治思想家的一个普遍假设：在所谓的“威权主义政党国家”，中国民间社会力量薄弱，无法蓬勃发展。现在我终于认识到，这一假设建立在自由主义对民间社会的定义基础上，将民间社会与国家割裂看待、甚至放在对立面上。然而，如果我们按照民间社会的古典概念，即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政治共同体”来看待疫情期间的中国民间社会，它并不具有与国家割裂的必然特征，全民参与抗疫所取得的成效表明，中国的民间社会充满活力。

在中国，市场之上有国家

在中国乃至许多国家，市场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让人争论不休的话题，似乎必须在“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非要这样考虑问题，那么可以说在此次疫情当中，国家大获全胜。除了最顽固的新自由主义者以外，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强化市场角色的同时维持和扩充了国家能力，才免于遭受难以想象的灾难，否则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条生命可能就此消逝。

1月下旬，防疫战争刚刚打响，国家便迅速地行动了起来，中央政府协调全国医疗资源快速向湖北集中。截至2月15日，包含2.5万余名医务人员的217支医疗队，先后从全国各地奔赴湖北，带去了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近2万台呼吸机被运往湖北，使得疫情中心总体上没有出现呼吸机短缺的情况。

武汉在十天之内建成了拥有1000张病床的方舱医院。紧接着，湖北省各地修建了16所方舱医院，病床数量达1.3万张。这些都是借用会议中心等现有建筑搭建的临时医院，用于轻症患者的隔离收治。中石化是工业口罩的上游原材料生产商，公司重新设计和调整生产线，扩大医用口罩产能。一些汽车制造企业也改造了装配线，转为大批量生产口罩和其他医疗用品。口罩的日产量从1月份的2000万只增加到2月下旬的1.16亿只。

这些事都是谁做的呢？从全国各地派往湖北的医护人员大多是国有医院的公职人员，医院建筑商和大部分口罩的生产商都是国有企业。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整个行动的协调程度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每周甚至每天，中央政府都向各省发布新的措施，各省政府接到指令后，有一定的调整余地使其适应当地情况。然后，各省也以同样的方式对所属市县各级政府下达指令。反过来，自下而上的渠道也保持畅通。地方政府将调查结果和建议呈递给北京。例如，建造方舱医院的想法是一个专家团队提出的，他们在实地研究武汉情况后发现，现有医院无法解决大量轻症患者交叉传染的问题。他们把研究结果和修建方舱医院的提案送到北京，24小时内便得到了批示并开始落实。

国家还迅速采取行动减轻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例如向企业提供直接补贴，特别是帮助中小企业不解雇职工，而是继续发放最低工资并缴纳医保金。在各地政府倡导下，国有企业物业纷纷减免了承租商铺、厂房、写字楼的租金。

党旗高高飘扬

在这场危机中，三个过去相对默默无闻的人物脱颖而出、誉满全国。在疫情初期发出警告的李文亮医生，他最终在工作岗位上不幸染病去世。国家公共卫生权威钟南山医生，他与美国的安东尼•福奇医生类似，是抗疫战斗的领军人物。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医生。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地区，甚至不是同一代人，但却有两个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医生。第二，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

在这场病毒造成的苦难当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战斗在抗疫最前线的核心力量。张文宏医生所在的医院距离我家只有两条街。他的一段讲话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获得了巨大关注。在视频中，他讲到了上海医疗救治组的组织工作时洪亮有力地说道：“让党员先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疫情期间，中国互联网上每天都流传着这样的影像：一批批党员志愿者奔赴武汉之前，面对党旗宣誓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生命。在抗疫前线殉职的496名医护人员、公职人员和志愿者当中，有328名是党员。党旗高高飘扬，这是用生命换来的辉煌。

中国没有“坏皇帝”

 多年前，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明了一个术语，叫做“坏皇帝问题”。这个词是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在他定义的威权政治体制里，尽管可能出现好的统治者，但却没有办法防止坏的统治者获得权力并破坏国家。而西方一直视中国为威权政治体制，也因此习惯性地将中国领导人看作皇帝。此文不辩论该理论是对是错，但是有一件事在我心目中已经无可置疑：中国不是威权政治体制，也没有皇帝，只有需要为这个国家的前途担负责任的决策者。

 1月28日，习近平主席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并借这个机会告诉全国人民，他直接负责抗击疫情的工作。在那个时候，中国民众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茫然无措，从未感到未来如此充满不确定性，作为领袖所必须承担的巨大风险与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机会主义和临阵退缩从来不符合这位领袖人物的禀性。武汉乃至湖北大规模封城的决定会造成巨大而难以预测的后果，而这个决定需要他来定夺，所有后果也只有他一个人来承担。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拯救了整个国家。他主持了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布政策指令并公诸于众；他戴着口罩出现在电视上，还面向17万名一线政府官员和志愿者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这些做法过去是没有先例的。他亲自领导了这场“人民战争”。

新中国的任何一代领导人，都会受到很多的质疑和诋毁，这些诋毁更多来自国外，习近平也不例外。毫无疑问，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里，这些攻击不会消停。然而在我相识的人中，无论是商界人士、政治评论员，甚至是那些很尖锐的反对者，都对习近平主席在这场几十年不遇的重大危机中所展现出的领导力表示认可。我相信，在这场疫情过后，他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威望将会达到新高。

习近平的领导提高了政府整体在民众当中的信誉度。显然，一些地方政府在疫情早期，行动有所延迟。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对此有怨气。但要知道，中国当时对新冠病毒知之甚少，一时间措手不及很正常。现在，中国民众骇然发现，即使数月来14亿中国人连续不断地“吹哨”——甚至可以说是“拉响警报”——大声疾呼世界警惕新冠肺炎的危险性，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治理体系仍然在疫情面前接近崩溃，人们才开始认真思考应对疫情的决策复杂性。

中国在此重要关头，有习近平这样的领袖可谓国之幸事。我借此机会吐槽一下福山教授的理论，回他一句：中国只有伟大的决策者，没有“坏皇帝”！

对我个人而言，就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样，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我人生中迄今为止经历的最大变局。作为一名商人和政治学学者，疫情当然对我的生活造成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但对我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一个当父亲的情感。我的子女就读于上海的公立学校。1月27日，上海宣布推迟原定于2月的春季开学日期。孩子们自然兴高采烈。但他们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太久，大约两周后，上海市教育局下令学校复课，仅比原计划晚了十多天，只不过改用网络方式教学。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全部课程的改造使之与网络学习模式相适应。从那一天起，网课每天上午8点开课，下午4点下课。语文、数学、物理、英语，各种课程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被搬上电脑屏幕，和平日没有区别。每天晚上孩子们交作业，把练习簿拍了照上传至网课系统。第二天早上，老师把批阅之后的作业发下来，要求学生订正错误。孩子待在家里挺好，只是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工作量大大增加，搞得焦头烂额。

3月19日早上，按照过去两个月来养成的习惯，我一醒来就拿手机查看前一天的疫情数据。我看到：全国确诊病例：80928，死亡病例：3245，新增本土确诊病例：0！

我冲下楼去给孩子们通报好消息。当我走进餐厅，也就是他们的临时教室时，屋里忽然响起了国歌的前奏，我看到孩子们身穿全套校服肃立在电脑屏幕前，正在每天的升旗仪式中行注目礼。

我戛然止步，怆然涕下……

（编辑  季节）

百年不遇的大封锁

   2020年4月7日，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大爆发阶段，一位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老朋友赵穗生教授，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则让他很感伤的新闻：位于丹佛市中央火车站附近，见证了128年辉煌历史的“布朗广场酒店”（Brown Plaza Hotel），突然无预警的歇业。《丹佛邮报》的记者很感慨地写道，这座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从1892年开业至今，从来没有歇业过一天。它挺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冲击，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不曾让这个丹佛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标性酒店关门歇业。[1]

   无论用哪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流行病给社会带来的价值选择难题、社会压力、心理震撼以及生计损害都是空前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是空前的，在短短4个月内就席卷了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它引发的全球金融震荡与债务危机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失业人口比例将直追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给许多国家带来的生活秩序与生产活动的冲击也绝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它对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运行带来致命性打击。它让原本人潮汹涌的芝加哥、阿姆斯特丹、迪拜、新加坡、香港等空运枢纽机场顷刻之间门可罗雀，并让原本衔接得天衣无缝的全球供应链处处显露断链危机，主要经济体连续数月处于休克状态，全世界四成以上的人不得不遵守不同程度的禁足或隔离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14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把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命名为“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凸显这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是百年来所仅见。[2]

   疫情的未来发展态势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没有专家可以断言全球社会何时可以摆脱病毒的肆虐，但很多世界政治经济问题专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对“后新冠病毒世界”提出各种预测。

   不少国际知名的观察家把这场疫情定位为历史分水岭事件，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将带来结构性的改变或启动新的趋势。值得重视的预测有四个方向。

一，对全球化前景的悲观预测。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 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专辑上发文称，“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将一去不返”，新冠肺炎疫情将是压倒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得过普利策奖的知名评论家加勒特（Laurie Garrett）预言，跨国公司将会重新评估跨国远距供应链在灾变下的脆弱性，它们会设法将全球供应链进行收敛，让生产资源调配在空间上更紧凑，增强供应链抵御突发事故风险的韧性。[3]

   二，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陨落的预测。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3月刊的《外交事务》发表关于“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的评论。他们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说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大英帝国的无能为力，并使其丢失了超级大国的资格的话，这次抗疫或许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场抗疫中展现政治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并在全球抗疫行动中不再能扮演国际公共财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4]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沃尔特（Stephen Walt）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能力声誉之死”的尖锐评论。他认为，美国过去享有的国际影响力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美国拥有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复合体；二是盟国的坚定支持；三是其他国家对于美国能力的信任，相信美国在各专业领域具备世界上最称职的能力，可以制定出最值得信赖的标准与正确的决策。但是在这场关键的能力检验上，特朗普政府却暴露出疏忽、失职、无能与慌乱，让美国国家权力最重要的三大支柱之一彻底崩解，难以修复。[5]《大西洋月刊》的主笔写道：“病毒并没有打碎美国，而是揭露了一个早已破碎的国家。这些问题存在已久：腐败的精英阶层，僵化的官僚体制，冷酷无情的经济，四分五裂且心烦意乱的公众。”目前，全世界正在目睹美国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牛津大学著名欧洲历史学教授艾希(Timothy Garton Ash)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感到极度悲伤”，这次新冠肺炎危机动摇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基本假设。过去凭借价值观与国力的巨大影响而成为全球领导者和世界榜样的美国，在二战后数十年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这次是战后70年来第一次，在一场全球危机中没有人寻求美国扮演领导角色。[6]

   三，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前景的预测。很多观察家都预告这场疫情将导致西方民主体制的衰败，以及西方国家将失去良好治理的话语权。他们的担忧来自两方面。

首先，这场灾变必然大幅扩张国家的权力边界，让各种限制个人自由与侵犯隐私的措施趋于合理化，甚至常态化。紧急权力的扩张必然巩固在位的强人领袖，或让更多有强烈威权主义或民粹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政治土壤。[7]

其次，在这场对政治体制的决策质量、学习与纠偏、应变与灵活、协调与统筹、执行与贯彻、调度与配置、动员与号召，以及公民政治信任最严酷的考验中，西方民主体制明显败下阵来。因为最严重的疫情扩散，最惨烈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居然集中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到美国，无一幸免，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8] 过去发展中国家都是将西方民主国家奉为圭臬，深信西方体制具备最佳的公共治理能力，能为公民提供最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保障。[9]

西班牙前外长帕拉西奥（Ana Palacio）担心，自由民主能否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后存活下来，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长期经济困局已经让欧洲公民失去对本国体制的信心，而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经济危机必然进一步恶化，人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怀疑必然加深，它在世界思想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将更为脆弱。[10]

《彭博新闻》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和《经济学人》政治版主编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病毒应该唤醒西方”的长文，他们忧心忡忡地提醒西方政治领袖，这场大流行病显示西方的核心机构无法履行保护公民的基本职责。他们的结论是：“西方世界毫无疑问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即西方国家能否可以像以往那样面对挑战，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自欺欺人，最终让出全球领导地位？”[11]

   四，对新自由主义步入历史终结的预测。很多社会评论家都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给过去40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棺木钉上最后一枚钉子。左翼批判学者纷纷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将新自由主义的贻害暴露无遗。[12]为了让资本拥有者享受短期利润极大化，过去40年以市场的优越效率为名，将国家能力逐步掏空，在全球化旗帜下，许多国家经历了产业空洞化，构造了一个极为脆弱的金融结构，每一次危机爆发都依赖国家出面抢救。[13]在新自由主义发源地的美国与英国，政府对防疫与公卫体系的投资严重不足，公共产品属性的新疫苗研发已沦为制药集团的牟利工具；行政官僚体系的专业能力全面下降；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都陷入贫困边缘，缺乏工作与收入保障，普遍欠缺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

在过度市场化的美国医疗体系中，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集团都听命于一批拥有MBA（工商管理硕士）学历的专业经理人（而不是资深医学专业人士）。他们最重视的是财务报表，而不是维护病患健康或保护医护人员。在疫情爆发高峰期，许多美国医院的第一线医生护士，严重缺乏专业防护装备，由此导致出现极高的医护人员感染率。

这场危机也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经济萎缩，各种市场机制都失去功能。美联储为了缓和股市的极度恐慌，推出无上限的债券回购计划，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扩张了四兆多美元。金融市场的正常资产定价机能全部失效，逼近零的长短期公债利率也完全失去指标意义。曾经是新保守主义阵营大将的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的采访中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他判断新冠病毒危机会促使西方社会重新找寻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他说，我们将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或称为镶嵌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国家三者并存。全球大流行病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14]

   应该如何来评断上述这些对“后新冠病毒世界”的各种预测呢？客观上来说，这场大疫情给各国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各种短期冲击都已经陆续浮现了，但危机究竟是否会给世界秩序带来永久性的改变，或扭转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呢？

   任何一场大流行病的爆发都不是这种病毒天然本质（如感染途径、传播速度、发病率或致死率）的单纯展现，而是这种流行病的天然属性与特定社会条件的互动结果。要回答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必须把这场“庚子年大疫”放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结构、制度与文化脉络之中，以及放在疫情爆发前已经形成的历史发展趋势之中来进行分析、推敲与判断。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对照的角度来看，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后导致的感染与死亡人数规模（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比例）会远小于“西班牙大流感”，但当前的全球疫情所造成的短期社会经济冲击，肯定会超过一百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简单：

首先，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人员流动，在规模、空间距离、移动频率与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人际交往与大型群聚活动，都远远超过20世纪初期。这不仅导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与扩散，也让任何对人员流动的严格管制措施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的高度细密的国际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极为频繁的跨境金融交易与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世界各地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息与金融联结与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一百年前。世界任何角落的社会运作的短暂休克，都会打乱距离遥远的广大群体的正常活动。武汉是全球汽车零部件的重要生产基地，武汉全面停工就会波及邻近国家大汽车企业的装配线；医院使用的橡胶手套60%在马来西亚生产，正当全球订单快速增加时，马拉西亚政府开始实施人员移动管制，立刻导致全球供应严重短缺；华尔街股市暴跌之后，全球风险性资产全面崩跌，游资快速流出新兴市场，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立即浮现。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思维的驱动下，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数群体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数最小化、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极大化，甚至寅吃卯粮的状况下。这种在悬崖边缘的金融操作、生产方式、社会管理、劳动雇佣或个人财务模式，会让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之冲击出现数倍或数十倍的放大效果。

   第四，21世纪很多社会长期信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让多数人很难承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自己关联群体的生命与健康的急剧摧残，尤其在一个信息流通极为迅速的网络传播时代，他们被这些震撼的消息与画面所笼罩，无所遁逃。不同社会处境下的人群之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别，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或当下生活在叙利亚、阿富汗或南苏丹的百姓，因为饱经战乱与天然灾害，都有更高的承受能力。相对而言，长期生活在安逸状态下的人们，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能力，他们难以接受医院尸体成堆来不及火化的这种悲情画面，他们更无法相信一个原来讲求宠物生命权的文明社会，居然有一天会面临必须在让大批年长者死亡与让经济大衰退之间进行抉择，甚至让医生不得不做出有限的呼吸机让哪些病患优先使用这样的生死判决。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医疗体制应对传染病危机的能力要远超非西方国家，远超发展中国家。但事与愿违，西方发达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爆发的新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爆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对自身的体制与文化自信、自尊与优越感遭遇到一次颠覆性的打击。让西方社会原本就有浓厚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倾向的政客与群众特别焦虑与挫折的是，在对抗新冠肺炎过程中最关键的医疗资源，从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制药的原料，到测试新冠肺炎所需要的化学试剂，居然都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15] 

大封锁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将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转，各种不利于全球化的因素都会因这场疫情而变本加厉。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进动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严重流失，新自由主义意识思维指导下的超级全球化让国家失去经济主权，削弱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并导致经济整合的风险剧增与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量中产阶级与劳工长期陷入经济困顿，社会安全网减缩，贫富日趋两极化，激进右翼与激进左翼反全球化政治势力纷纷崛起。

第二，中美关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对华鹰派占据政策主导地位，加剧构筑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冷战，并试图让世界两大经济体全面剥离。

第三，美国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转向激进单边主义，抛弃国际领导责任，摆脱所有国际规范与多边体制的约束，对无法支持自己政治需要的多边国际组织进行抵制、打击或干脆退出，导致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开放贸易体系濒临崩解。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结构持续恶化，负债比例不断创历史新高。各国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勉强不让资产泡沫危机全面爆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增无减，美元的币值信用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开始产生相当作用。世界贸易增长减速，跨国直接投资规模缩水，跨国金融机构收缩全球业务，跨国企业面对中美科技战与贸易战的风险，被迫重新评估全球产业布局，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制造业基地部分移出中国大陆，转入东南亚、南亚与墨西哥，适合全面自动化生产的也有少量迁回美国。

   很多研究机构对全球化前景提出悲观预测，因为他们认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会助长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个趋势可能加速进行：

一是经济民族主义抬头；

二是中美战略对抗加剧；

三是全球事务群龙无首，多边协调与合作机制加速崩解；

四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熄火，债务危机加深，欧美经济滑向日本式“零利率陷阱”，新兴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强化下列趋势：一是强化各国社会精英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祸福高度相依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独善其身的孤岛；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浅无能，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现，以及疫情失控导致的经济重创；三是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需要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应该提升多边体制功能，而非削弱国际机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力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16] 四是加速5G+物联网、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激发全球范围5G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各种替代人员群聚与空间移动，依托云端与虚拟世界的经济、社会活动将大量涌现，有效追踪与控制病毒扩散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会加速推广。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金融时报》的评论中指出，新冠病毒后世界的面貌取决于人类社会在这场危机中如何面对两个关键抉择：一个是选择极权监控还是公民赋权，另一个是选择民族孤立还是全球团结。如果我们走上分裂道路，各国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不但会让疫情危机更看不到尽头，也很可能引发更大的全球灾难。[17]

逆全球化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而言，目前出现的各种悲观预测有明显的盲点，我们也必须正视下列因素：第一，不宜高估国家退出全球化与区域整合这个选项的现实可行性；第二，在与中国彻底经济剥离这个议题上，美国社会精英并未形成统一牢固的共识；第三，全球多边体制的韧性能够经受美国缺席或抵制的考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强烈意愿，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也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第四，全球化仍拥有广大社会支持基础，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早已面临困境，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为全球化挖掘新的动力与开辟新的路径。

   经济民族主义的情绪必须面对客观现实。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很快就会发现，本国的经济社会常态运作根本脱离不了全球相互依存结构，闭关自守与寻求经济上自给自足会削弱自己社会生存发展条件。欧洲国家不可能选择去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仍有很高的期待。

   在疫情爆发高峰期，不少国家饱受无法自行生产防疫物资之痛，也饱尝争夺防疫医疗用品与设备之苦，所以在疫情消退后，条件允许的国家必然会将医疗资源视为与粮食和能源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建立战略储备，以及确保一定比例的本国自制能力。

但毕竟只有少数富裕国家有能力储备大批的医疗资源，也只有屈指可数具备高端医疗科技与完整产业体系的大国，才有能力全方位地生产从医用口罩、呼吸机、断层扫描仪、病毒检测设备、药品原料、抗生素与疫苗，到加护病房设备等医疗产品。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与应急储备有其极限，要有效应对像新冠肺炎这样的急速爆发的大流行病，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建立一套应急资源互助机制，以及医疗物资紧急生产动员与跨国调配机制，一方有难八方驰援。中小型国家及落后国家更需要这个互助机制，大国必须通过这套机制集体履行对小国的救援职责，否则自身也难逃池鱼之殃。从长远来看，建立一套完整的健康与公共卫生全球互助机制势在必行。

   跨国企业全面收缩全球供应链的选择也必须通过经济合理性的检验。这场疫情冲击，突显了跨国产业供应链缺乏因应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他们必然会重新考虑如何降低远距离供应链的断链风险。主要工业大国也会顺势引导本国企业重新布局，从跨地域的水平分工转向空间上更紧凑的区域垂直整合。因而有些研究机构预测，全球产业供应链可能重新组合为三大垂直整合体系：以美洲市场为腹地，围绕美国为核心的供应体系；以欧洲市场为腹地，围绕德国为核心的体系；以亚洲市场为腹地，并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体系。[18]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在疫情消退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大移转未必会发生，因为大规模移转需要新的投资，跨国企业在因应经济衰退时对大笔资本支出会更保守；更何况，中国政府展示出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以及能在相当短时间内有序复工，如果新冠病毒将来反复爆发，就降低供应链风险而言，中国反而有比较优势。[19] 所以合理的推测是，未来跨国企业会试图分散供应链的风险，避免集中于单一国家。但是最具制造业竞争力以及产业供应体系最完整的中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占最大的分量，尤其是高附加值的产品。此外，中国自有品牌的高端制造业也将持续在世界市场上扩大份额。[20]

   美国反华派所鼓吹的全面发起对中国的经济冷战，让中美经济彻底剥离，本来就是损人不利己的选项，而且杀敌五千可能自损一万，所以很难贯彻到底。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鼓吹制造业回流美国，特朗普更高举这个目标作为自己的当选承诺，但要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因为美国产业空心化已久，许多产业部门的供应链早已消失，各专业领域的技术工人都难找。许多美国跨国企业都明白，如果把生产线迁回美国，它们不但会失去中国市场，也会失去海外市场，而且还需要关税保护或美元大幅贬值才能竞争。如果美国政府强迫许多大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那么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将立即下降，通货膨胀必然上升。对一个负债总额早已濒临爆表的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导致利率上升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马斯克非常清楚中国的比较优势，所以他把特斯拉的前途押在上海的超级工厂上，这个关键性决定经过了新冠肺炎危机的初期考验。作为在中国大陆最早复工的企业之一，特斯拉上海工厂2月10日起就开始全面复工。据中国工信部合格证产量数据显示，其复工后产能已超过疫情前。等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爆发，3月下旬特斯拉在加州费利蒙（Fremont）的整车工厂被迫停产，上海工厂成为唯一能制造整车的特斯拉工厂。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于2019年1月正式动工，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工建成，高效的项目审核与建设速度引发全球业界瞩目，让特斯拉的股价从谷底反弹。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二期工程也已开工，规模比一期更大，预计2020年底完工。

   少数更激进的反华派甚至主张全面发起金融战，把中国逐出全球美元支付系统。与上述极端主张一样疯狂的是，最近少数美国政客鼓吹向中国索取天价赔偿，以弥补本国在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无论美国政府以何种理由冻结中国政府与企业在美国的资产，或是切断与中国的金融往来，就是准战争行为，形同发动一场相互毁灭的金融核大战，这样也会自毁美元霸权的长城。此举只会逼使中国壮士断腕，宁可牺牲巨大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全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与贸易圈。一旦美国出此下策，只会迫使中国全力推动本币贸易结算，加速推广人民币数字货币，扩大与各国双边换汇规模，中国人民银行也将不再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当美国也必须用人民币才能购买中国制造产品时，美国就很难继续靠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逆差来弥补国内消费透支与储蓄不足的问题。中国不再扮演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角色时，必然全面动摇全球财富拥有者继续以美元资产作为价值储存工具之信心，美元霸权的终结将加速到来。也正因为如此，华尔街金融资本一定会全力阻挡这样的灾难发生。

   特朗普政府的激进单边主义的确削弱了许多现存的多边体制。但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暖、大流行病、保护主义，以及经济大萧条风暴等这些迫在眉睫的全球性危机，反而更突显全球政策协调与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在G20成员中，没有国家跟随特朗普的反时代潮流做法，美国的长期盟友也反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从未松动他们对现有多边体制的支持。在2020年4月15日特朗普公开批评世界卫生组织（WHO）并宣布暂停拨付资助经费后，刚从医院返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过发言人表示，英国不会跟随美国暂停拨款的决定，并强调世卫组织在全球对抗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随后举行的G7视讯峰会上，特朗普完全孤立无援，六国领袖都表达对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21] 特朗普对WHO的敌视立场也不代表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或众多专业群体：美国医学会（AMA）公开呼吁请特朗普收回成命；比尔•盖茨夫妇马上宣布在原先对WHO捐赠1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追加1.5亿美元；由美国流行乐坛天后“女神卡卡”（Lady Gaga）发起的全球慈善演唱会“一个世界，一起在家”，在几个小时内为WHO设置的团结基金募集了将近1.3亿美元。

   其实，在过去3年里，所有国家都对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不抱任何期待，各国都在设法如何在美国退出甚至阻挠的情况下继续让《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世贸组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持续运作。绝大多数国家的决策者都清楚地认识到，在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威胁时是别无选择的，必须同舟共济。中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医药科技强国都明确支持以紧密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新冠肺炎特效药与疫苗的研发，而且承诺成果由全球分享。

2020年的关键大选

   当今美国社会高度分裂，从奥巴马上台到特朗普执政，美国政治精英间的裂痕不断深化。2016年大选，希拉里与特朗普给美国选民提供的路线选择截然不同，2020年的11月大选又将是一场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以及世界政治格局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抉择。这场大选的结果对世局的长远影响绝不次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由于特朗普在应对新冠病毒危机上的表现荒腔走板，他能否顺利连任还是问号。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陷入困境，全球化的红利与风险的分配严重不均，全球性金融危机频发。在发达国家，经济开放的社会支持基础流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发社会强力反弹。过去几年，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必须修正的呼声此起彼伏。要重建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就必须让经济全球化服膺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必须配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能让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独惠跨国企业、跨国金融资本或垄断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兽。这次新冠病毒在西方带来如此严重的健康与经济灾难，除了源于西方人对亚洲人种族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而导致轻忽疫情风险外，过去30多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贻害也暴露无遗，尤其是在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协同发展伙伴推进的经济合作新模式与区域融合新路径，会在疫情消退后在广大发展中世界得到更高的认可，将为全球化注入新的融合动力，也有助于世界经济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严重衰退。“一带一路”倡议本来就是应对逆全球化挑战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有效策略，这个策略有四个重要的抓手：第一，中国在能力允许范围内提供更多补充性与替代性国际公共服务产品，包括提供跨国信息、商务与金融基础设施，创建多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在绿色农业、新能源、医疗卫生、智能化治理等领域的知识分享、技术支持与人才培育；第二，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区域+1”政策协商平台、官方投资基金的杠杆、指针性开发项目、教育与文化交流计划等机制深化南南合作；第三，协助发展中国家加速打造数字经济与网络社会，让个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社会企业等都有机会（绕过跨国企业）直接参与全球范围的经济分工、产销合作或金融互助；第四，建设跨区域甚至跨洲际的运输、通信、能源、信息、金流与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四个抓手可以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激发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让经济融合覆盖更多的潜在受益群体。

   在新冠肺炎疫情消退后，中国协同全球经济伙伴开辟全球化与区域融合新路径的积极作为，必然会遭遇来自西方国家更险恶的阻力与更恶毒的攻击。在新冠肺炎危机爆发前，西方政客与媒体已经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发展模式进行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并不断抛出“锐实力”、“债务陷阱”、“数字极权主义”等诬蔑性的概念。中国治理模式展现出来的相对优势，削弱了西方国家政治精英的优越感，尤其是中国作为广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新型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提供者，现在又成为全球防疫援助大国，更让西方国家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必然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诋毁与攻讦，西方媒体与智库也会炒作全球化“去中国化”的议题，对中国的海外合作项目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项目”，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必然变本加厉。

   但是他们无法阻挡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新路径，因为这些新路径并不依靠美国或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或区域贸易协议；也不必担心美国利用科技与网络封锁来阻挠，这是因为在所有关键领域，中国都可以提供功能相当的平行系统。但要提防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大陆制造动乱与内战，或设法扶植亲美政治势力。其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可给陷入经济停滞的欧洲带来各种商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机会之门将为欧美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与专业人士而开。

   深化南南合作的势头并未被疫情打乱。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第一季虽然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对欧盟与美国的进出口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仍增长3.2%，对东盟的进出口增长6.1%。而且东盟第一次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已经退居第三。此外，2020年第一季中欧班列共开行了1941列，同比增长15%，有力保障了疫情时期对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

   从比较长程的角度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历史前进的脚步加速。过去认为牢不可破的结构开始全面松动，过去认为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出现明显退潮与反转，所谓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轮廓日益清晰，全球秩序进入剧烈重组阶段。有四重历史趋势同步出现转折：第一，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顶峰的单极霸权体系开始式微，美国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在各领域的支配能力下降，国际领导威信大幅衰落；第二，曾经被誉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终点的自由民主体制走下神坛，西方代议体制治理失灵问题日益严峻，合法性基础动摇，人类历史回归政治文明多元并举的常态；第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过去30多年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超级全球化”明显失去动力，全球社会裂解与再融合力量交替涌现，更能响应包容性增长需求的，以南南合作为增长动力的新型全球化模式蓄势待发；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人类历史进入后西方中心时代，世界经济重心快速向亚洲转移，新兴经济体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社会规则与标准制定。上述四重历史趋势的前进方向，不仅没有因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爆发而改变，反而会因这场大流行病而加快步伐。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更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已知风险的“灰犀牛”，也不是一般未知风险的小概率的“黑天鹅”，而是具有深度不确定性、却可能产生类似恐龙灭绝式影响的“巨陨石”现象。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对全球经济和各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已经成为百年未见的大事件。可以预计，疫情将重塑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改变世界格局，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疫情的发展趋势

目前看来，对新冠病毒似乎没有特效药。能够控制疫情、对感染者康复具有显效的中医药并没有被世界广泛接受，因此无法在全球发挥作用。人们期待的疫苗，即使一切顺利，至少还要12-18个月才能规模化应用，这意味着全球疫情在短期之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根据人类应对传染病的经验，要实现有效控制需要三个条件，即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观察此次疫情的情况，凡是认真按照这几条去做的国家和地区，都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从中国和韩国两国经验看，疫情发生初期存在短暂的机会之窗，抓住了就可能将疫情控制在局部地区，就有可能集中调动全国力量投入抗疫，就可以极大压低全国感染率、死亡率，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凡是不认真落实管控措施的国家，疫情基本都失控，正在被迫陷入“群体免疫”陷阱。

所谓群体免疫，是指人类与兽类群体面临传染病时，在60-80%的个体被感染后，群体有可能获得对此种传染病的免疫能力。这是人类无力或无意应对传染病时出现的一种最糟糕的局面。按照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群体免疫一般规律计算，全球75亿人，假若感染率为70%即意味着感染50亿人，按照目前全球感染\死亡率6.8%计算，将可能会导致3亿多人死亡。这当然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就可能会被动坠入“群体免疫陷阱”。从总体情况分析，未来的全球疫情将在有效控制和群体免疫的两极状态之间徘徊。

具体而言，全球疫情将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扩散化。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目前全球疫情还处于“大流行的早期”。从今年1月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地区爆发以来，短短几个月间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相继爆发疫情，目前已经确诊感染500多万人，仍在以每天10万人左右的速度增加，死亡达40多万人，确诊死亡比接近7%。据科学家研究，气温对新冠病毒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可以推断，全球疫情还将继续扩散。

反复化。严重的疫情对各国经济造成很大冲击，许多人因疫情影响而失业。基于经济压力，许多国家不顾疫情并未得到控制的情况，纷纷解除隔离，急于复工。世卫组织发布指南，强调各国在放松管控措施之前，应就三个关键问题做到心里有数：首先，疫情是否得到控制；其次，医疗保健系统能否应对放松管控措施后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弹；第三，公共卫生监控系统是否有能力检测和追踪确诊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并掌握疫情进展。实际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做到这几点要求。不难想见，一旦放松管控，疫情很可能二次爆发。

长期化。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在最近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成为长期问题，很难预测何时可以战胜病毒，它可能成为永远不会消失的流行性病毒。哈佛大学在一项研究中根据4种冠状病毒的病死率和传染性，加上季节传播、免疫持续、交叉感染等3个参数，构建了一个疫情发生率模型。其研究结论是：除非抗体可以永久有效，否则疫情就将持续爆发；即使有了疫苗，新冠肺炎疫情也将流行到2025年。从目前对COIV-19病毒跟踪研究情况看，该病毒经常发生变异，感染者获得的抗体保留时间不长久。如此可以得出结论，疫情很难在短期内过去，将会长期化。

   复杂化。疫情爆发对各国政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一些应对不佳的国家和政客希望通过“甩锅”来转移矛盾、减轻自身责任，不惜上演荒唐的“索赔”闹剧。这非但破坏了各国合作抗疫的政治基础，也引发了国际政治的新争端。疫情给经济活动按下暂停键，居家令的实施更是导致社会生活陷入紊乱，个人自由与公众利益、维持经济活动与管控措施等都产生了严重的矛盾。疫情不再只是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也在制造人与人、人与政府、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类由疫情引发的人祸，使全球抗疫陷入乱象丛生的复杂矛盾之中。疫情本身变化具有的未知特点，加上疫情引起的社会动荡，使得未来疫情的发展与演变更加波诡云谲。

疫后世界将会发生的十大变化

疫情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已经造成、并还将继续造成巨大冲击，这一冲击的力度足以重新塑造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全球化的进程。许多战略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对疫后时代的世界变化，都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几乎所有的预测都认为，新冠疫情将永远并深刻地改变世界。在我看来，疫后时代的世界格局将会发生以下十大改变。

一是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面临瓦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建立起了由其主导的全球体系，其中包括关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组成的四梁八柱。近年来，在“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思想的驱动下，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纷纷“退群”，导致大量国际组织停摆、国际协议废止、国际间合作日趋弱化。在此次疫情中，美国先是暂停缴纳世卫组织会费，继而威胁要退出世卫组织。就像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科里·沙克所说的，美国在全球应对疫情中没有通过领导力测试。全球目睹了美国政府狭隘的自私自利和拙劣的应对不善，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此前美国已表现出无力、也无意继续维持现行世界体系，疫情更加速了这一趋势。

二是世界将会形成多个力量中心。单中心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就像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约翰·艾伦所判断的那样，国际权力结构可能重塑。从目前全球力量格局演变的趋势看，未来世界应不会走向无中心的失序状态，也不会呈现双中心的对垒。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应该是形成多个力量中心相互制衡的局面。这种多中心的局面，也最容易被世界接受。

三是洲域共同体将引领新全球化。与美式全球化体系裂解同步，世界将出现若干洲域共同体的集聚。一些地理上接近、有共同历史文化，在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经济结构、科技与文化等方面能够互补、在广义安全方面愿意合作的国家将积极开展全面整合，形成“洲域共同体”。每一个共同体不是以单一因素和短期利益为缔结纽带，而是基于结构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长期合作过程不断塑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超国家合作的“洲域共同体”将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将由此萌生。

四是并行体系将取代垂直分工的全球产业体系。在疫情冲击下，根据资本利润最大化原则、按照价值链等级分配利润的现行垂直分工体系，暴露了严重的安全脆弱性，遭受了致命性冲击。在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寻求更安全的产业链的共同作用下，全球产业体系重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全球产业链将出现脱旧钩挂新钩、长链变短链，链式变圈式的变化。全球将出现若干并行式产业体系构成的经济圈，形成运行更加安全、分配更加公平的产业体系，以往单一、垂直、等级式旧体系将被取代。

五是美元体系将被颠覆。为了挽救疫情冲击下的美国经济，美联储采取“无限制宽松”的方式挽救美国金融市场，直接介入美国资本市场购买股票、债劵，导致美国国债的进一步提升，这实质上是在严重透支甚至是破坏美元信用。一旦美元信用丧失，美元体系就将失去全球货币的主导地位。届时多个区域主导货币将取代美元体系，为经济活动提供新的信用和满足流动性需求。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新的网络结算系统已经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六是全球化将迭代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全球化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更像是生命的演化，无论是顺流直下或遭遇拐点，方向的变换并不是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全球化是一种演变，此次疫情促使全球化进程的迭代发展，产生多样性全球体系对单中心全球体系的替代。而大量互联互通新技术的运用，特别是5G技术带来高数率、低延迟、节省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容量和大规模设备连接的广泛应用，可以推动生产体系与生活体系连接、生产疏离化和生活疏离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鸡犬之声相闻，不必频频往来”的生存状态，全球化将有可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七是寻求发展与安全的均衡。新冠疫情爆发，说明人类的全球化进程侵入了其他动物的生态链。据预测，全球病毒有160万种，人类知道的不过3000种，了解的病毒就更少了。疫情的发生给世人提出了警示，人类发展要防止超越增长的极限、保持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减少对其他生物链的入侵，在发展与安全上保持均衡。维持好与其他生物的共存共生状态，这是人与自然、人与病毒的相处之道。为此，疫后将会建立跨国制度性安排，为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与安全的均衡提供保障。

八是建立全球共同安全保障体系。疫后时代，各国各区域将从建立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起步，寻求全球性的共同安全保障。频发的疫情将迫使人民摒弃排他性安全观，逐步树立共同的安全观，负责任的大国更需要努力提供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各种公共安全产品。在此次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中国提出建立全球抗疫物资储备中心、转运枢纽、将疫苗作为全球抗疫的公共产品等重要举措，这是对建立全球共同安全保障体系的第一推动。

九是以文明包容应对全球新挑战。在应对此次疫情中，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中华文明表现出色，成功地战胜了具有深度不确定性的新冠疫情。而欧美发达国家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中，总体表现不佳。这说明，在人类必将面临大量全球新挑战的情况下，保持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成功应对新挑战的关键。因此，各国、各地区各种不同文明之间应推进文明包容，不搞文明冲突与对抗，否则难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未来人类面对新挑战，只能走文明包容、合作应对的道路。

十是重建未来世界秩序将共商、共建、共享。在新冠疫情冲击和美国放弃全球领导责任的双重打击下，世界有可能经历一段礼崩乐坏的失序过程。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不再由美欧代表的西方世界主导，也不会由中国或东方、南方国家主导，而是由多文明、多中心的国家共同体，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建立多元一体的世界新秩序。重建世界秩序的过程，可能要先从建立区域秩序开始，再通约各区域的利益，构建起全球秩序。

以上变化，有的已经在发生、有的则是有较大概率发生的变化。当然，人类社会的变化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对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小概率事件，也要保持足够的警觉，这其中就包括中美关系的全面脱轨。

渐行渐远的中美关系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降到40年来的一个低点。疫情在美国爆发后，中美关系更加恶化。5月15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可能完全中止与中国的关系。导致此次中美关系紧张的直接起因，是特朗普政府为了推卸抗疫不力的责任，向中国“甩锅”。更深的背景在于，由于疫情的影响，中美双方力量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美国难以接受这种局面。从目前情况看，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加糟糕。

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政治对抗加剧。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各派政客开启了反华竞赛模式。在美国疫情爆发后，特朗普政府开始以对疫情污名化的方式挑起种族主义式的攻击，不断发出“甩锅”叫嚣，还一再表示要惩罚中国。在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客和媒体的操弄下，美国已有两个州开始起诉中国，要求中国赔偿；18个共和党州的总检察长以“联盟信”的方式，要求国会问责中国。最近共和党泄露的选举指导方针中，把与中国对抗作为竞选的基本手段；民主党选举人也极力效仿，表示对华态度要比特朗普更加强硬。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美政治对抗会愈演愈烈。

经济部分脱钩。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政府就一直在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这其中有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考虑，也有对美国产业安全的担心。此次疫情爆发后，美国对医疗防疫、基本药品产业链对中国的严重依赖感到严重不安。出于中美战略竞争和产业安全的需要，也根据前段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实践，美国智库提出与中国经济“部分脱钩”建议，主要在高科技、报告和政府信息，选择“局部脱钩”战略，从加强金融与商业管控、控制高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减少对中国生物科技和药物生产的依赖开始与中国局部脱钩。

疫情的爆发，加快、加强了中美部分脱钩的趋势。最近，美国加强了对华为等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打压、议员提议终止中国留美学生60天签证、特朗普亲自施压美国联邦退休基金撤回与中国相关股票的投资等，凡此种种，正在全面、快速推进与中国的脱钩进程。

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是美国不计成本的战略竞争手段。对此我们不应以经济性标准去评估，不应再有“中美不应脱钩、不能脱钩、脱不了钩”的一厢情愿。要做好部分脱钩的实际准备，积极做好新形势下产业升级、产业链重构的工作。

民意对立加深。受政客和媒体的操弄，美国许多民众接受了“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中国制造了病毒”、“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中国把病毒传染给了美国”、“中国数据造假”、“中国囤积医疗物资卖高价”等等众多谎言。

据美国皮尤公司近期调查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中有66%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有意思的是，民众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还不够，应该更加强硬一些。这种民意进一步刺激政客，要对中国更强硬才能迎合民意。美国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对中国的无理打压，也使得中国人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好感。中国媒体和外交部对美国政客指名道姓的批评与讥讽，也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普遍赞许。

挑衅与反制愈加频繁。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国会通过对台、对疆等涉华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军方在南海、台海动作频频，放风要随时准备与中国开战；美国施压世界卫生组织要让台湾成为观察员；美国国务卿给台湾领导人发电报祝贺就任；特朗普说要切断与中国关系、鼓励向中国索赔等等，频频对中国进行挑衅、挑起争端。面对美国主动挑起的争端，中国只能被动反制，却无法阻止美国挑起新的挑衅，这使得两国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进入特殊的混合式冷战。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处于全面博弈之中，美国人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以冷战方式对待中国，还不断拉拢盟国共同打压、对付中国。可以说，中美已经处于冷战之中，或者说已进入一种特殊的混合战争的状态，涉及到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法律战、网络战、金融战等诸多领域。美国正根据混合战争的思想将这些领域的竞争与博弈组合起来，上升到冷战的程度，作为与中国全面竞争的基本方式。据美国战略专家研究，美国正在认真准备对中国的战争。如何守住不发生热战的底线，是两国面临的严峻考验。

中美关系存在破局的可能。维持中美斗而不破的关系，是我们的善良愿望和努力方向。然而，美国觉得中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美国全球统治地位，中国觉得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毫无道理。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反向运动，造成双方间的互不信任与互不适应。疫情的冲击，导致美国经济的加速下滑，加重了美国的危机感和打压中国的紧迫性。特朗普放话要完全中止与中国的关系，其中固然有极限施压的讹诈成分，但也不排除这是其战略选项之一。以往中美关系是斗而不破，谁也离不开谁。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美国可以容忍中国的有限发展，更愿意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在当下中美间恶语相加、怒目相向，甚至剑拔弩张的背后，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危及到它的利益和霸权地位，美国无法接受中国的继续发展。而中国不可能放弃继续发展的权力。因此，美国继续加强打压、全力遏制中国发展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美关系已开始渐行渐远，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坏处是各过各的日子，破局造成疏离。从好处想，这或许正可为两个大国避免相撞提供了必要的安全距离。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美国，加速了美国的衰落，这也会诱使其“帝国衰落综合症”的严重发作。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大国博弈。中美关系走向恶化，不是因为美国换了总统。美国两党和各派精英对打压中国已经形成了共识；也不是因为中国的哪个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办了哪件惹美国不高兴的事，而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挑战了美国霸权秩序。除非中国不发展，永远甘心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在产业链底层干污染最大、消耗资源最多、最辛苦、收入最低的活。否则，中国就要准备在每一点发展、每一步前进时遭受美国的打压、付出代价。

我们必须丢掉幻想，积极斗争。首先是丢掉对美国的幻想。对一个信奉霸权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无法实现的，只能与其霸权主义和霸凌行为做坚决的斗争；此外，还要丢掉速胜论的幻想，因为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还很雄厚，而中国处于将强未强的阶段，美强中弱是一段时期里两国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不要幻想在短时间里就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既要有敢于斗争的底线思维，也要有善于斗争的战术素养，还要有长期斗争的战略耐心。

（编辑  季节）

 当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后者与国民的健康水平密切相关。那么国民的健康水平，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没有一个可衡量的硬指标呢？我们认为人均预期寿命（medium life expectancy ，MLE)和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率就是这样一个指标。

人均预期寿命、国民幸福指数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出于对GDP指标的不信任，1970年不丹国王首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最近一些年，欧美一些学者倡导GNH这个衡量体系，国家统计局也引入了这个概念，研究推出中国的幸福指数。

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从2006年起编制GNH指数。该指数由四级指标体系构成：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每一级又由若干个指标构成，指数的计算采用加权平均法。仔细分析这个指标体系就会发现，社会福利、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这些指标最终都会影响人的健康，所谓幸福指数是部分“因”，健康指数是“果”。

在我们看来，幸福指数是个不靠谱的指标体系。首先，“幸福”是主客观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主观因素是不可衡量不可比较的。其次，决定幸福的客观因素很复杂，涉及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马斯洛（经他自己修改后）提出人的6个基本需求层次，就存在不完整和相互交叉的问题，很难进行可衡量的清晰分类；而且绝大多数决定幸福的因素都无法精确量化。相比而言，MLE及其增长率是衡量群体健康水平的指标体系，是单一的、可衡量的、精确的指标体系。绝大多数决定幸福的因素、它们所发挥的作用，最终都会体现在这个指标体系中。或者可以说，人的寿命长短最终体现了人的健康程度，也最终体现了人生活的幸福程度。

1990年，联合国设立了人类发展指数（HDI），包含三个组成部分：由人均寿命（出生时预期寿命）衡量的人民拥有长寿和健康生活的能力；由教育（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人民获得知识的能力；由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的人民拥有像样的生活水平的能力。自1990年公布首份《人类发展报告》以来，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HDI又增加了三个补充指标：调整不平等因素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多维度贫穷指数（MPI）、性别不平等指数（GII）；2014年又补充了性别发展指数（GDI）。

根据联合国《2018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是86名，不平等因素调整后的发展指数排名（IHDI）是81名，都处于全球中间水平。表1是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排名比较。IHDI排名前五的是冰岛、挪威、日本、瑞士和芬兰。

我们认为，用MLE及其增长率与GDP及其增长率，共同衡量国家的发展程度，比用GDP单独衡量要科学、全面和准确的多，也比GNH和HDI精确、简单、更容易衡量。像GDP一样，MLE本身是可以精确量化和不产生歧义的；同时，像GDP一样，MLE对它所反映的状况，要说明的问题并不精确。但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和公平程度，这两个指标体系同时衡量将是更好的量化指标。

从MLE增长率的比较看国民健康状况

MLE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

公元前，欧洲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仅20岁左右，以后持续缓慢地延长，1850年左右达到40岁，两千年延长了一倍。平均每百年不过增寿一岁而已。随着工业化兴起，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迅速上升，1850-2015年的165年间，欧洲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40多岁，平均每10年约增长2.4岁，尽管这一期间经历了多次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折损上亿人口。

中国195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比欧洲1850年略高，从这一角度看，两地的发展程度相差近百年。但是1950-2015年的65年间，中国以平均每10年增长5岁的速度，迅速缩小了与欧洲的差距。也就是说，从人均MLE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决定性地迅速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程度。2015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相当于发达国家1990年的水平。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使这样多的人口脱离贫困、享有健康和幸福，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这个事实不容任何怀疑。

仔细研究可以看到，这个成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尤其显著。1950-1980年30年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了54.5%，高过印度50%、韩国40.6%的增长率，也高过同期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平均每10年增长了8岁。这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延寿实践。而1980-2015年35年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从67.8岁增长到76.5岁，增长了12.9%，平均每10年增长了2.5岁，和发达国家165年的平均10年增长数额差不多。

对比1980-2015年的35年间，世界平均15.9%的寿命增长率、世界（除中国外）欠发达国家寿命增长率20.8%、新加坡14.3%和韩国22.4%，以及印度25.4%的寿命增长率，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与我们发展程度相近或低于我们的经济体，我们的MLE增长率明显落后了。虽然这35年间我国MLE增长了12.9%，大大超过美国的7%、英法德的10-11%的增长率，但这不太能说明问题，因为人的寿命不可能无限增长，寿命增长率在发展过程中递减是必然的。从67-68岁到76-77岁这个区间，中国从1980年后用了35年，欧洲从1950年后也用了35年左右。说明改革开放后的40年，我国MLE并没有超常增长，这一时期经济迅速发展与人民健康水平的改善没有同步，即没有充分体现在人民幸福程度的提高上。

对比美英法德这四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非常说明问题。

1950年时，英国MLE最高，为69.4岁；美国其次，为68.7岁；德国第三，67.5岁；法国最后，67.1岁。到1980年，法国最高，美国其次，英国第三，德国第四。到2015年，法国最高，英国其次，德国第三，美国敬陪末座，而且美国与法国的差距已达到3.2岁，用发达国家平均10年的增长数额来计算，美国与法国已有13年的发展差距。

为什么美国和法国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与改革开放前的30年有这么大的差距？可以观察到的两个明显的原因就是：法国比美国的贫富差距小，中国前30年比后40年的贫富差距小；法国比美国的医疗体系更平等更有效。这正是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为综合分析一个国家的医疗健康发展状况而发布的两个指标系列。

家庭医疗财务负担极大地影响LME，贫富差距决定着家庭医疗财务负担

2018年6月，世界银行和WHO联合发布了第一份全面量化分析各国医疗保健体系的报告，名为《跟踪全民医疗健康覆盖——2017全球监测报告》。此报告创立了两个指标系列来综合分析一个国家的医疗健康发展状况。

第一个指标系列是衡量医疗财务负担。它支持了贫富差距与健康状况的关联关系。这个指标主要分析重大疾病发生后，有多少人口需要花费其家庭收入的10%和25%；以及有多少人口会由于自费医疗负担过重而变成极其贫困（日生活费1.9美元以下）和一般贫困（日生活费3.1美元以下）。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医疗财务负担”方面，不仅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世界平均值、东亚和东南亚平均值，甚至差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南非、土耳其、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2016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美国2001-2014年间收入和预期寿命关系分析”，David Cutler等8位学者研究发现，收入越高的人群预期寿命越长，收入最高的前1%美国男性在40岁时预期寿命是87.3岁，比收入最低的末位1%男性40岁时预期多活14.6年。研究还发现，收入最高的前5%美国男性在2001-2014年间每年寿命增长0.18年，14年总计延寿2.34年，而收入最低的末5%美国男性同期每年寿命增长仅0.02岁，14年总计仅0.32年。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美国在2013-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逐年下降0.03%，2013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8.94岁，2018年为78.81岁。结合上文分析，美国与法国在MLE方面已有13年的差距。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在新自由主义统治美国的40年间，美国的人权纪录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美国有世界最昂贵的医疗服务，而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是唯一没有医保全覆盖的国家，有2000多万人没有医保。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不升反降的唯一原因。

我们在《中国应尽快建立公平税收、支出及其法律体系》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中国从1978年到2015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

中国在过去40年间，处于收入底部50%组的人群，所占国民收入份额从27%下降到14.8%，最富的前10%人群却从27%增加到41%，贫富差距加大程度高过同期的欧美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之后40年，中国MLE增长率的缓慢与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密切相关。改变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降低贫富差距。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统治的这40年，对中国的发展理论也有渗透和影响。新自由主义在美国造成MLE不升反降（即幸福程度降低），而且在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造成MLE的增长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且大大低于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这个差距之大是不能轻易用寿命增长递减来说明的。

医疗覆盖率是影响MLE的重要因素

世界银行和WHO创立的第二个指标系列是“全民医疗服务覆盖综合指数”， 由四大类16个指标总和分数构成。这16个指标是：生育与母婴保健类（家庭生育计划，怀孕与生产，儿童疫苗，儿童医疗），传染疾病类（结核病治疗，艾滋病治疗，疟疾治疗，饮水安全和卫生设施），非传染性疾病（心血管病防治，糖尿病防治，癌症筛查和治疗，吸烟管控），医疗能力（医院床位数，医生护士的密度，获得关键药物的可能，健康安全保障）。

    我们根据这个报告整理的一个表格，主要对比了中国与美、英、德、法、日五大发达国家和韩国、新加坡两个亚洲相近国家之间的差距。

在这个报告所评估的178个国家中，中国排名36位，领先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178个国家中最高的是86分（没有说明是哪个国家），最低的是22分（索马里），中国是76分。

从表5的分项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生育计划、儿童疫苗、结核病治疗这三项，中国排名最高，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在消灭疟疾方面，中国和其他表内国家一样都已做到消除，特别值得自豪的是，在消除国际疟疾肆虐方面，中国做出了独特和突出的贡献。

在国际健康监管核心能力指数（测量一个国家对重大疾病做到早期预警、风险降低和系统管理的能力和效率）这个综合指标上，中国仅低于日本和韩国，与德国和新加坡相当，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对于一个有14亿人口的超巨型国家来说，中国在提供健康基础服务上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有直接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在饮水安全、孕期保健、儿童医疗（以儿童肺炎治疗为例）、艾滋病治疗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发生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这和我们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有直接关系。

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是最失败的改革政策之一，也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政策之一。世界银行和WHO的这个报告表明，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建立起来的基础健康服务受到的冲击不大，我们的医疗卫生在这个领域的成绩还是比较好的，尽管我们有严重的疫苗质量问题。

医疗质量也是影响MLE的重要因素

在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高血压、高血糖和与吸烟相关疾病方面，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前两项是所谓富贵病，是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这三项都与我们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健康教育相关。WHO关于健康预期寿命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发达国家患老年病的生存年限比我们高两年左右，在60岁时，预期带病生存年比我们高一岁多。这个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发达国家对老年病的控制比我们好；其次，发达国家在60岁之前对疾病的治疗比我们好，预期寿命比我们高4～6岁，也就是说，中国人在60岁之前去世的比率比发达国家高得多。显然医疗质量是影响人均预期寿命的一个主要问题。

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是68.7岁，高过美国的68.5岁，而我们的总体寿命比美国少2.1岁。这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比美国人健康得多，而美国在维持非健康人的寿命上比中国厉害。

中国千人有1.5个医生，而我国2018年发布的数据是千人2.4个医生，两者差距较大。在万人医院床位数方面，中国低于日、韩、法、德等国，但高于美国和英国。最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比新加坡高近一倍，而新加坡的医疗健康水平高出我们很多。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

最好的医疗改革就是让人民少生病、不生病

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一个根本方向，不是治病而是防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健康卫生医疗事业面临着两难选择：即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到底是把普惠卫生医疗、还是把医疗质量提高放在更重的位置上？这两个方面都需要重视，但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普惠卫生医疗应该是我们的重点。

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的情况看，中国个人大约负担医疗费的30%，与日本和新加坡相当。欧洲国家的个人负担率大约在20%到0之间。应该说中国的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与我们的发展水平是相当的。另一方面，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收入比起来还比较重，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国家财政的医疗卫生健康支出也是大势所趋。

我国的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6.4%，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那么，政府财政的医疗健康卫生支出应该着眼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重视普惠卫生医疗。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首先是个社会问题。毫无疑问，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提高个人支付能力，改善全体人民的基本健康环境，特别是对空气、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等的安全保障，仍然是改善中国基础医疗卫生条件的主攻方向。

近年来政府大力开展消除贫困的攻坚战，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村卫生环境，通过新农合等措施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打击疫苗犯罪，实行药品国家采购，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环境保护综合治理等等，逐步改变“重发展、轻人民生活质量”的偏向。通过持续的努力，中国在环境健康和全民医疗服务覆盖综合指数上将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加强医疗卫生教育，使国民自觉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基础医疗卫生的工作做好了，群众少得病、不得病，个人的支付水平将会下降，国家财政的负担也会减轻。所以从健康环境方面来预防疾病，是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有效途径。

健康的生活工作方式对预防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三高和癌症）起到很大的作用。在中国，慢性病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70%。其他国家情况大体如此，据美国疾控中心统计，可以通过预防性措施而避免的慢性疾病占美国总医疗支出的75%，这些疾病还使得国民经济每年减少2600亿美元产出。

从公平的角度说，那些不注重自己生活方式健康的人（吸烟、因饮食不当导致肥胖的人），凭什么国家要为他们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支付过多成本呢？

在这方面，新加坡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典范。新加坡人均预期寿命83.3岁，全球排名第四，其医疗开支仅占GDP的4.3%，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其医疗服务体系的有效性在2014年被彭博社评为世界排名第一，被《经济学人智库》在166个国家中评为第二名。新加坡不仅有亚洲最好的医疗技术，还以严格的成本控制和政府强有力的监管措施，达到了最好的国民健康结果。

新加坡的成功，首先源于其科学系统地促进全民健康、激励个人改变生活习惯，惩罚不良习惯、提供有效的社区健康管理加综合医院的预防疾病模式。

新加坡有最严格的控烟项目，那里随处可见“根据法律禁止抽烟”的标志，一切室内和电梯，所有公共场所都不准抽烟，违者重罚。

为了控制肥胖症、糖尿病的发生，新加坡健康促进局从饮食、运动方面推出多项措施和计划。2014年推出健康饮食计划，符合健康食品标准的食物打上标签。从上世纪90年代起，新加坡推出了“全民健身操”和社区体育运动项目，公众通过国家健康生活方式活动获得相关知识，政府鼓励群众参加健康行动，如推出“国家步行大挑战”活动等。

新加坡在医疗基金设计上有独特创意。每个人有自己的“医保账户”保健储蓄计划，一般是薪酬收入的8%-10.5%，政府对低收入人群还有补助，以保证每人医保账户的余额够支付公立医院的体检、门诊和住院费用以及退休后的医疗费用。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设立了大病、长期慢性病和住院补充计划、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救助基金、支持需要长期护理病人的生命护理计划、支持低收入残障老人的长期护理基金、针对全民根据不同家庭收入情况提供的“高收入低补贴、低收入高补贴”的社区全科医生和牙科健康补助计划（CHAS）以及预防疾病的全民筛查计划，等等。新加坡的医疗保障计划既体现了国家的责任，也体现了个人的责任。一个高效公平的医疗保障计划，应该让那些对自己健康不负责任的个人付出较高的成本。

日本从1978年至今进行了四个“国民健康促进行动”，每10年为一个大计划，设立具体的各种健康和医疗指标，全社会总动员，多方参与。还成立了国立健康营养研究所和都道府县政府的健康促进机构，提供健康知识的专业指导。日本在市町村各级的福祉部或保健局设置了健康促进机构，配备专业人员，促进基层健康行动。日本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教育等活动，使国民广泛了解生活习惯病，培养平衡膳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充足的睡眠、减少疲劳和紧张、保持心理健康等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2013年6月，日本内阁还通过了“日本复兴战略”，提出“延长国民健康寿命”主题。新加坡和日本注重健康教育，建立一个人人懂健康人人负责健康的社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人均预期寿命MLE和GDP应该成为衡量我们发展程度的双指标

过去几十年医疗改革中的经验教训给我们启示：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首先就是要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我们的医疗事业，决不能以市场化运作的盈利为目标。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他还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

1990年，邓小平提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实现公平发展，是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课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降低贫富差距，这就必须致力于消除贫困，逐步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我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时也需要用制度和法律的因素来限制暴富、巨富。在党和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已经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转换经济发展中心课题的任务。

要实现公平发展，有一个科学合理恰当的目标体系非常重要，这就是要把人均预期寿命与GDP一样列入发展的衡量指标，使我们的发展既有一个衡量发展的指标，也有一个衡量公平性的指标。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时常有人把它比作“黑天鹅事件”，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雷德·戴蒙德。① 这恐怕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新冠肺炎在发生之初，绝不是“黑天鹅”事件；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比应对“黑天鹅”事件要困难得多，因为它属于“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Decision-making under deep uncertainty，简称DMDU）。

何谓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按确定性程度来划分，公共政策的决策环境可以分为三种情况。②

第一是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这里的确定性是指“已知之已知”（Known knowns），即决策相关的信息都是已知的，且已纳入决策者的视野。“灰犀牛”事件便属于这种情况。按照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的说法，“灰犀牛”事件有三个特征：（1）可预见；（2）大概率；（3）影响巨大。③ 前两个特征都指向确定性。在确定性的条件下决策，应该可以权衡各种政策选项的优劣，找出最佳或次佳选项。如果对确定性的条件熟视无睹、蓄意忽略便是失职，应该而且可以追责。

第二是一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在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决策恐怕都属于这一类。所谓一般不确定性是指“已知之未知”（Known unknowns），即决策相关的某些信息是未知的，但决策者已经知道未知因素的存在。“黑天鹅”事件便属于这种情况。《黑天鹅》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指出，这类事件也有三个特征：（1）出乎意料；（2）影响巨大；（3）事后可解释、可预测。① 由于存在已知的不确定因素，这种情况下的决策无法精确地判断各种政策选项的优劣，决策者最终的决定不太可能是最佳选择，只要后果足够好，就算不错了。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决策，就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最佳决策，不应该出现任何纰漏。政策研究者最初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但近几十年研究下来，他们的结论是：任何决策都是一个“胡乱应对、渐进调适”（Muddling Through）的过程。②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失误进行追责，只会迫使决策者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应对。

第三是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一般不确定性不同，深度不确定性是指“未知之未知”（Unknown unknowns），即决策相关的关键信息是未知的，且决策者并不知道这些未知因素是什么。这类情况既不属“灰犀牛”，也不属“黑天鹅”，如果硬要找比喻的话，它可以称之为“陨石来袭”。作为对比，“陨石来袭”事件的三个特征是：（1）不可预见；（2）小概率；（3）影响超大。由于具有这三个特征，面临深度不确定性的局面，决策者最初无从知道到底存在哪些政策选项，当然更无法判断各种选项的优劣。

近年来，国际上有些学者对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③ 各种思路似乎可以归结到一句英文谚语，叫做“我们无法引导风向，但可以调整风帆”（We Cannot Direct the Wind, But We Can Adjust the Sails）。与“摸着石头过河”相比，这种策略非常注重时效性，因为如果不及时调整风帆，航船可能随时会面临灭顶之灾。时效性表现在决策的各个阶段，首先要尽快收集分析关键信息；其次要迅速做出决策；再次要动态评估决策的代价与收益；最后要及时调整政策，以减少代价、扩大收益。

很显然，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有赖于四种能力：（1）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2）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3）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4）快速的调整转变能力。不管一种政治体制的四种能力有多强，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决策，出现错误、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还要执意坚持追究出现政策偏差的责任，不是欠缺分析能力，便是别有用心。

新冠肺炎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中国首当其冲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属于最后一种情况。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表现在对三组关键问题的研判上。

第一，是还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危害性极大的未知病毒大流行疫情吗？首先要问的是，疫情涉及的是已知病毒，还是未知病毒？如果是已知病毒的话，就转化为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相对比较简单，可以运用已知的有效应对方式处置。一旦确定是未知病毒，要追问两个问题，它的传染力有多强？它的致命性有多大？如果传染力不强的话，哪怕死亡率很高，只需部署重点诊疗即可；如果致命性不大的话，哪怕传染力很强，可以当作普通流行性感冒处理。反过来，如果像武汉在2020年初面临的情况那样，未知病毒不仅传染力很强，而且致命性很大，就必须提出下一组关键问题。

第二，封还是不封？为阻断疫情传播，要不要采取最为严格的封闭措施？2020年1月23日这一天注定会载入史册，因为这天武汉采取的全面封城措施，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恐怕都是第一次。如此当机立断、破釜沉舟，需要非同一般的意志力与决断力，与此后多国面临类似局面表现出的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复还是不复？封城不是目的，而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极端手段，代价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天文数字的经济损失。疫情一旦出现好转势头，负责任的政府都会考虑，何时、在什么条件下复工、复产、复学？与“封还是不封”史无前例一样，对这组问题的判断，也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

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难度

在上述三组问题的研判上，对第一组问题的研判最为艰难，因为无论是一线医务人员，还是疾控专门机构、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政府决策的拍板者，他们面临的局面都是“未知的未知”，最初做出的判断，往往是不正确的；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经过不断的试错调适。

先看一线医务人员。虽然他们是患者的最初接触者，但要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绝非易事。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被称作“疫情上报第一人”，她于2019年12月26日至29日先后接诊发现几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7日，她把情况上报医院，医院随即上报区疾控中心。当时她比较确定，这是一种病毒性肺炎；但是具体是什么病毒，并不清楚；其传染性与致命性，更不清楚。12月30日，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微信群中传播有关可疑病例的消息，说是确诊了SARS冠状病毒。SARS或非典是已知病毒。应对已知的非典疫情，中国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2019年3月，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全国两会上对媒体表示：“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① 该说法也许没有太大问题，但问题在于，2019年底出现的病毒与SARS病毒很不一样。2003年的非典危机，全国一共只有5327个病例，死亡349人，可见SARS病毒的传染力比新冠肺炎低得多。

如果2019年底、2020年初，政府当时不采取谨慎的态度，不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贸然将新出现的疫情错误地当作另一次SARS应对，会不会因低估新病毒的危害性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即便对于负责流行病疫情防控的专门机构而言，当出现一种由新病毒引发的疫情时，认识其性质与危害，也需要一个学习、认识过程，不可能如某些人期待的那样，马上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

对另一种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认识就是一个例子。2012年9月22日，英国发现一例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次日，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其“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系统”对此进行了通报。9月25日，丹麦又发现5位疑似患者；同日，世卫组织发言人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不应被称为“类非典病毒”；此后一段时间里，它被称为“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9月29日，世卫组织称，尚无新型冠状病毒人际传播证据。9月底10月初，中国卫生部表示，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的可能；国家质检总局则要求，采取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但中国疾控中心以及相关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来看，这种病毒应该不会严重影响我国”，“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紧张恐慌”。10月7日，香港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致严重呼吸系统病的疑似病例；不过3天后疑似病例已被排除，中国卫生部再次表示：新冠状病毒不同于非典，且中国尚无此病例。英国花费了几乎两个月时间，到11月15日才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完整基因组测序结果。当月，世卫组织报告，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6例，死亡2例。一直到次年2月中旬，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才达到10例。2013年2月19日，瑞士研究机构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类，但没有明确提及病毒在人际间传播的可能性。这时距发现第一例新冠病人已经过去了几乎5个月。而世界卫生组织当时仍坚持，暂时无法确定这种病毒能否持续在人际间传播。2013年5月15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新发现病毒引发的疾病命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命名不大满意，担心名称可能会导致区域歧视，但还是默许此举。几天后，广东省惠州市发现了中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病例。从2012年9月到2013年6月，在中国，虽有媒体零星报道，但这个“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至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有人在搜索网络时“惊奇地发现”，原来8年前中国已与“新冠病毒”打过交道了。①

2019年，全球27个国家报告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大约80%的病例由沙特阿拉伯一国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对这种新冠病毒的判断是：“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传播，但迄今在世界任何地方均无持续性人际间传播情况记录在案。”② 2020年1月26日，即武汉封城三天之后，《中国科学报》发表了一位科学界作者的看法，“从目前的情况看，SARS的发病数发病率最高，MERS的病死率最高，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要比MERS的发病率高，但死亡率低。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否比SARS严重，需要未来疫情的发展来判断”。③ 这符合人们通常的思维方式：在面对未知现象时，习惯于借用已知的经验来进行研判。遗憾的是，已知的经验并不总是那么可靠。

不管怎么说，“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已被证实相当低。试想一下，如果它刚出现时，某些国家的政府或世卫组织就紧张兮兮地在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动员民众抗疫，不惜拖累经济发展，也要采取严格的封闭措施，今天的人们会如何评价？

另一方面，尽管世卫组织和各国政府在疫情判断上一直都小心谨慎，过去十余年，不少有影响的医疗政策研究者与评论者还是认为它们过于草率，多次造成虚惊一场。

2005年，美国医学教授马克·西格尔出版《错误的警报：关于流行性恐惧症的真相》一书，认为人们夸大了流行病的危害性。他指出，炭疽、疫苗短缺和SARS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即使出现，其风险也比车祸或冠心病致死率低得多。作者宽慰读者：“今天，发达国家公民的生活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更加安全、轻松和健康。现代医学几乎消灭了曾经是常见杀手的许多疾病。科学技术为我们防止自己身体不受伤害、保护我们的财产、并警示我们即将发生的灾难提供了无数种装备。除此之外，现代情报搜集技术可以在威胁刚刚冒头时便查明对我们安全的威胁。”①

2009年3月至2010年8月，H1N1流感引发全球性流行病疫情时，美国和加拿大的不少报刊都发表专家的文章，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夸大了H1N1流感疫情，造成巨大经济社会损失。如加拿大《环球邮报》一篇文章的题目便是“虚报的大流行成本几何”。② 虽然这期间也有人认为，世卫组织敦促准备充足的疫苗恐怕是必要的，③ 但由于指责的声浪太高，世卫组织不得不专门发表声明，回应批评它谎报疫情、为医药企业谋利的指控。④

2015年，在《大流行？姑且听之：危险公共文化中的戏剧性事件》一书中，英国医学教授卡洛·卡达夫认为，大流行的危险往往是相关人士建构出来的，并不是现实存在的威胁。他建议人们，今后凡是听到大流行的警告，一定要抱着姑且听之的态度，不应盲信。⑤

由于警告不断，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危及全球的重大疫情一直没有出现，不少专家认为，可以造成大量死亡的疫情已不再会出现。2018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播出的一档节目，题目就叫做“为什么病毒难以转化为致命的流行病”，其引言是，“寨卡病毒，禽流感，西尼罗河病毒，尼帕病毒：不断有人警告世界上有一种新的疾病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灭绝，但事实并非如此。”⑥

直到2020年2月，当新冠肺炎的病例还集中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时，在欧美媒体上还不时可以看到一些专家的说法：不要夸大这种流行病的严重性，并提醒本国政府记取过往数次虚惊一场的教训。

世卫组织与各国政府对大流行疫情的判断一直相当谨慎，却仍有不少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批评它们，太多次喊“狼来了”；连“狼”真的来了时，他们也还不相信。试问如果这些人成为决策者，他们应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水平有可能会更高吗？

一线医务人员、疾控专门机构、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都是专业人士，在深度不确定的条件下，连他们都不可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同样的条件下，政府必须快速决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应对？既要避免为虚惊一场付出沉重代价，又要准备出现最糟糕情况。这岂不是难上加难？初期出现误判几乎在所难免。既然如此，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不应追责，因为追责的假设是，行为人明知会出现某些坏的后果，却没有采取措施加以避免。现在国内外天天喊追责那些人强调有人“隐瞒真相”，其潜台词是：政府官员已经知道新冠肺炎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上报，或没有及时公之于众。实际上，新冠病毒是前所未知的病毒，在疫情初期，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科学依据，证明这种新型病毒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大流行。“真相”尚且不明，何来“隐瞒”之说？而在最终证实病毒可以人传人、且极有可能引发比流感更高的死亡率之后，政府立即向公众发出了警告，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最为严格、全面、彻底的防控措施，这还不够吗？有人能够做得更好吗？

因此，判断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质量，决不应着眼于决策早期过程有哪些失误，而应看在多短时间内决策者消除了不确定因素，以及深度不确定条件转化为确定条件后的决策后果如何。

中外疫情防控表现的对比

2019年12月底，武汉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不明原因”这个说法告诉我们，那时的情况充满了深度不确定性。仅仅十天后，国家卫健委专家评估组已初步确认新冠病毒，排除了第一个不确定性：不是已知病毒，而是未知病毒。2020年1月12日，国家卫健委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可以使全球共享，比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基因组序列所花费的时间短得多。1月20日，国家医疗与防控高级别专家组排除了第二个不确定性，“有人传人现象”。次日，中国科学家评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人传人能力，排除了第三个不确定性：新病毒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不同，可能出现持续性人际间传播，也比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传染力所花费的时间短得多。这三大不确定性被排除后，湖北省于1月22日率先在全国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两天后改为一级响应）；1月23日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1号通告，宣布封城。相比2012-2013年一些国家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表现，中国决策者消除不确定因素的速度之快，实在是可圈可点！

这样，到武汉封城时，对“是还是不是”、“封还是不封”两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排除了不确定性，从“未知之未知”转向“已知之未知”。很快，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在1月29日之前相继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并迅速压平了疫情曲线。到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该组织最高级别的警报）时，疫情的性质以及疫情的防控已由“未知之未知”变成为“已知之已知”了。而那时，在中国境外仅仅发生了82个病例，无死亡纪录。① 正如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所言：“中国政府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决定封锁武汉非常果断，通过封锁武汉，中国能够让世界有时间来应对疫情，这不仅仅是正确的决定，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他们应该如何应对疫情的紧急威胁”。②

全球其它国家与地区，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就是在这种确定条件下遭遇新冠肺炎的，已经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与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相比，它们离武汉远得多，与武汉的人员交流少得多，医疗设施的水平普遍高得多。同在“已知之已知”的条件下，照说它们的疫情控制理应比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简单得多，表现应当好得多。但遗憾的是，现实并非如此。

截至2020年5月2日，除湖北以外的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疫情防控表现总体相当好。不管是看确诊还是死亡人数，人口近4000万的福建省（356/1）比人口近2400万的台湾省（429/6）表现好；人口1250万的深圳市（423/3）比人口745万的香港特区（1039/4）好；人口1100万的苏州市（87/0）比人口565万的新加坡（17101/16）好；湖北的邻省（如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表现比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好。① 欧美发达国家这次抗击疫情的表现更是令人大跌眼镜，如果计算每百万人口新冠肺炎死亡率，排在140个有数据可查国家头20位的，除伊朗外，全是最发达的国家。即使计算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死亡率，至少有10多个欧美发达国家排在中国前面，包括美、英、法。② 与美国的纽约市（840万人）和纽约州（不到2000万人）比起来，即使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1120万人）与湖北省（近6000万人）表现也好得多。

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已变为“已知之已知”以后，那么多国家与地区的表现如此令人失望？也许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除了“已知之已知”、“已知之未知”、“未知之未知”之外，还有一种“未知之已知”（Unknown knowns）。③ 出于侥幸心理也罢，妄自尊大也罢，自欺欺人也罢，患得患失也罢，视而不见也罢，其它缘由也罢，有人会拒绝了解他们本应能够了解的东西，结果“可知的已知”却变为了“未知的已知”；明明可以在确定条件下决策，却非要回到一般不确定条件、甚至深度不确定条件下闭门造车。一些国家白白浪费了中国为它们争取到的一两个月宝贵时间，这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个原因而错失抗疫良机，完全应该追责，而且应该一追到底。前面提到，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质量取决于四种能力：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快速的调整转变能力。而这四种能力的不足也是这些国家应对疫情不力的原因，这就不仅是追责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而属于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湖北、中国大陆肆虐一段时间后，从2020年2月下旬开始节节败退，越来越多的省市区下调应急响应等级。5月2日，随着湖北省宣布将突发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至二级，全国31个省区市均宣布解除一级响应，其中绝大多数已降至三级或四级。即使还存在疫情反弹的风险，但我们已不太可能再会回到深度不确定条件下。

然而，未来30年，深度不确定的情况也许还会频繁出现。疫情过后的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中美经济是否会脱钩？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会受到多大威胁？美国会不会联手它国为中国拉起一道新的“铁幕”？ 现在，恐怕谁也没有把握回答这些与中国关系十分重大的问题。除此之外，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结构、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也会长期困扰中国与世界各国。既然越是重要的事情，越是涉及众多利益相关方的事情，越是影响久远的事情，不确定性越严重，各个领域学者应该携起手来，积极推动有关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研究。

（编辑  宋斌斌）

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单纯地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20 世纪70 年代初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立足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又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的全球大循环”[1]。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这“三个世界”构成的国际经济基本结构中，东亚、俄罗斯和中东横跨欧亚大陆，在地缘上本是一体。哈·麦金德曾经把这个地区称为“世界的心脏”。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欧亚大陆这个“心脏地带”被碎片化地分割开来。自汉武帝开拓西域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长达1000 多年，欧亚大陆上的交通与贸易支撑起整个世界的发展。在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之前，西方世界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经过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或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必须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中介。

1500年之后，这一世界结构反转了，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必须以西方为中介。这种交往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海洋霸权、货币霸权、能源霸权和国际政治霸权体系中。

当前，上述欧亚大陆的结构再次面临根本性变革。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能源进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能源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输出国，这将改变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严重动摇自1972年以来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的地位。

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而中东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前一句话强调中东国家的重要地位——储藏丰富的油气战略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后一句话讲的是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领土等矛盾错综复杂，不能审时度势的大国将被缠住、拖垮。中东关乎中国的外交、能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于2016年首次访问中东三国，并在阿盟的总部发表了“共同开创中阿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不在中东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填补真空，而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文明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政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理解“新时代”，需要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因为“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任务。

经历70年的奋斗，我们党已经发展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党，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

今天看来，中国的经济能力、财政能力、军事能力都是排在世界前列的，而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其实是“制定规则”的能力，是推行和落实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能力。我们曾经着力于推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是很少考虑，现代化首先意味着一系列的规则和法则。

实干兴邦，我们的行动能力是强大的，但是这还不够，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必须在思想能力、理论能力、话语能力上做到强大——所谓强大，是指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领党和人民，面对世界变化和时代的要求，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的地位。

晚清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总体来说是“倒逼性”的，打不过洋人，方才有了洋务运动这种器物性改革。洋务运动暴露出体制机制的低效和腐败，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这种制度性改革。戊戌变法再失败，这才有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种面向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改革。而因为到头来一切改革都失败了，所以才爆发了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开始的革命是旧中国崩溃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正因为一切变革往往都是“倒逼性”的，所以面对挑战，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出了一个问题，就制定一个章程去解决，难以主动思考制度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更难以主动去思考现代世界治理法则的问题，只是追随别人制定的法则，即被动地“与世界接轨”。

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于道路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思考，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明确指引，中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全面思考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规律问题，并不遗余力地用这样的思想去教育党、培养人。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是我们的三大任务，其中根本在政权建设，而政权建设之根本在于制度建设。[2]

所谓道路问题、理论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制定规则的能力问题，这一切指的就是政治能力。

如果丧失了制定规则的自信与能力，我们就只能被动追随别人制定的规则，而这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长期以来，我们最大的“短视”，就是不愿意去主动思考道路问题、理论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以为那些问题是“虚”的。而历史证明，正是这样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害了我们。因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就只能被动接受西方制定的那些规则，甚至在经济上接受美国的“征粮派款”，在政治上唯西方马首是瞻。所谓“一手强，一手弱”，就是指政治建设上的问题。

要解决短视的问题，就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意味着一系列法则与规则。现代化能力归根到底是制定法则的自主能力，而今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就必须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就必须明确回答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怎样建立这样的制度的问题，就必须直面我们制定法则的能力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起，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正是从这两个目标的结合出发，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经过长期的奋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为标志，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理论。

与此同时，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必须清醒看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国内外一直存在各式各样的议论，一个主要问题就在于：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怎样建立这样的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的思考和表述，还不够明确、清晰。怎样理解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转变，怎样理解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这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所谓“思想上清醒”，就是指我们要对自己的奋斗史有一个连贯、严谨的叙述，以说明我们的事业的历史合理性。

一段时期以来，按照一些人的主张，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无非就是确立一个西方式的制度。因此，无论要不要搞司法独立，要不要搞宪法司法化，要不要搞多党选举——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我们没朝着西方制度去改革，他们就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稳定，未来还要改，只有改成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才会真正稳定。一遇到风吹草动，这种声音就会甚嚣尘上，这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的最重大的一项成就，就是明确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完善”放在第一位，这首先就是落实邓小平说过的——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定型”。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就是明确地向世界宣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根本方向已经定了下来——用一句话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绝对不是回到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但更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定型。

习近平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这就是向世界宣示：当今世界上只有两种治理体系，一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治理体系，另一种就是资本家当家作主的治理体系。中国所倡导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什么是政治正义？这是一个必须从根本上讲清楚的问题。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在于其私有制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在西方，确立主权者、确定治理者，历程是非常艰难的。要建立主权，只能通过暴力。

洛克在《政府论》中说，西方世界之所以陷入长期的革命、动荡、分裂与宗教战争，就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治理体系，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合法的治理者，以此来确定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直到通过宗教战争，国家完全垄断了暴力，国家成为私有财产的保护者，欧洲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

西方的历史发展证明，在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化为基础的社会，要建立一个共同体，何其艰难。简而言之，除了动用大规模的、持续的暴力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暴力战争和暴力革命史。

西方的老百姓接受暴力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不得不接受，另一方面就是他们认识到只有暴力才能保护私有财产——这就是日耳曼人的思维，也是一切西方“宪政”的要害所在。

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工具，就是掠夺、积累私人财富的工具——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实质，也是西方制度的实质。

美国在立国之初，面临的就是主权者和治理者缺位的问题。因为没有合适的治理者，所以只能用一纸合同把13个州统合起来，而这个合同就是美国宪法，这也是美国宪政的起源。

通过南北战争，美国人才真正领悟了《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们的教诲：民主制度容易造成内部的党争，因此是不可取的；市民社会的财产制度会导致贫富分化，从而瓦解一个共同体，也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唯一可取的就是建立一个一致对外的霸权制度，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去海外掠夺财富。

正是所谓“西方文明”把人类推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这一残酷的现实迫使全世界人民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觉醒了的苏联率先走上了劳动者政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路——社会主义道路。

从霍布斯的《利维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西方的制度就是暴力压迫和掠夺财富的制度。其核心是绝对私有制，它远离了公平正义。因此，马克思指出，西方的历史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史前史，即离进入文明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

毫无疑问，在历史上，西方文明在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没有谁能够否定西方文明的辉煌成就，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始终伴随着对于私有财产的掠夺、保护与确认。因此，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西方制度和法治的优越性，恐怕都难以否认：保护并扩展私有制，这是西方法治的主题，也是西方制度的根本。在这样的法治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更重要的是，不可能有制度的稳定。实际上，如果规则的制定者不掌握压倒性的暴力，这个制度就不可能维持。

因此，只要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有真正深入的研究与了解，就可以懂得，当今世界的严重不平等、不公正，暴力与剥削，都与西方文明的扩张有关，也都会认识到，今天，照搬西方政治的发展道路不是人类的出路。

马克思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定居文明”。马克思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值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席卷世界的时代。

马克思指出，定居文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稳定持久的公共工程、公共设施，而中国的国家和政治制度就是在修建、维护和管理这些公共工程、公共设施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是一个在共同劳动中形成的共同体，而不是在迁徙和掠夺财产中形成的军事游牧组织——马克思的这种论述是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最佳注解。

从中国历史上看，我们自秦统一以来，就致力于建设比较完善的治理体系，其鲜明特点就是依法治国，法治所针对者、国家所管理者，就是道路、灌溉、长城、盐铁、文字——这些资源是公共的。与西方的政治是维护私有财产的工具不同，中国的政治是维护公共财产的工具。对政治的理解不同，这是由两种文明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起码是在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和老百姓之间分配的，而国家对于土地有着根本上的支配与调控权。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西方那样的绝对私有制，这是根本的“中国特色”，是基本国情，它决定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

总结历史，我们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到，汉唐的发展之所以没有持续，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不够完善。放任门阀士族和私有制的发展，最终导致政治和政府丧失了公共性，丧失了权威。

而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的问题大致是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大，政府管理公共事业的能力和效率不断下降，所谓“法愈严而政愈疏”揭示的就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二是随着外部发展空间和市场的萎缩，中国所建立的治理体系则没有有效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而是致力于消解社会生产力发展集聚起来的能量。

特别是明代以来，当西方奋力开拓世界海洋市场，攫取白银资本之时，中国的治理者不但没有自觉应对世界大变局，反而使治理体系更为极端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僵化的治理体系的“反作用”下，中国的发展被抑制了，最终造成了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千年以降，最早走向“近世”的中国产生了一系列追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与革命的重要思想，其中包括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基层治理、大学之道在亲民、勇于担当、勇于斗争、调查研究、文明互动等，这些先进的政治思想依然是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借鉴。

总体来看，寻求富强与开放、追求稳定与有序，这是中国长期治国理政遗产中彼此联系、不可偏废的两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政治与治理乃是一项公共事业，“天下为公”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主题，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抑制绝对私有制，防止管理公共事务的治理者异化为公共财富的掠夺者和盗窃者，并不断强化治理者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与革命的一个根本主题。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学习了建立和改造现代社会的学问，但是，如果没有对中华文明“天下为公”传统的继承，如果没有对于中华传统文明最优秀成分的支撑，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

毛泽东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的眼光应该是比较远大的。习近平指出，推进政治建设，我们必须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而这就要求我们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三种资源的融合点，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政治的根本基础在民心与正义。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挡的。

离开政治、政权建设，离开党的建设，经济、军事、社会建设就没有基础。从这个角度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现代化。

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空前的提升。我们的物质基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雄厚，而我们的不足则在于在上层建筑方面。在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意识形态领域长期照搬西方的东西，文化自信心不强，对自己的东西说不清楚。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正向推动能力有待加强。

政治制度建设关乎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总结概括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我们首先就需要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想清楚、讲明白。

习近平深刻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3]

话语权，在根本上是文化领导权。丧失话语权，就是丧失文化领导权。

现代西方治理体系是以“法治体系”的面目出现的，而这一法治体系以程序的正义掩盖了其为了保护、积累和掠夺私有财产，必然进行残酷的斗争与镇压的实质。米歇尔·福柯指出，西方所谓的程序正义，就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的逻辑之上的，而在结构之外，仿佛什么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治理体系已经异化为一架法律机器，我们在其中只能看到程序的逻辑运行，而看不到西方治理体系形成的历史。

制度和法治的核心不仅在程序，而且在其“目的”与“运行”。法治与制度的目的是为公还是为私？这里讲的就是目的问题。法治需要人去推行，任何治理体系都不能离开治理者，一切政治都与治理者的能力有关。离开了制度的推行者，程序再完善，也是一纸空文。

必须认识到，无论在中文还是西方语言中，“法”与“律”都不是一回事。“法”所涉及的起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自然法层面，包括宗教律法、理想信念、道德规矩、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国家层面，即“律”的层面，包括立法、司法、释法，也包括行政规章、地方法规；三是民间习惯法层面，包括乡规民约、家风家教、地方习俗。

实际上，“法”包含着“律”，而不等于“律”。进一步说，“治国理政”包含着“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内容，但“依法治国”与治国理政之间并不是“等号”的关系。

近代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走着艰辛曲折的道路，在“自然法”缺位、主权缺位、正义缺位的背景下，被动追随程序化的立法。这就把政治制度建设等同于“法治”，又把“法治”等同于立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中国的一切制度改革、立法改革都不过是照搬一些西方的条律。旧中国之所以“无法无天”，就是说旧中国没有公平正义可言，旧中国的一切司法改革，无非没有目的、没有基础的形式化改革。

比如，清末的所谓“法治改革”，其实质就是“修律”，同时也就是废除“礼制”，全盘接受西方的“律治”。无论“立宪”还是“修律”，之所以都没有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因为这些移植来的法条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在割断了法治与社会联系的同时，也割断了中国的历史。

国民党于1948 年实行“宪政”，1949 年政权垮台。当国民党把《六法全书》搞出来的同时，这个政权也走到了尽头。这无非证明：国民党与晚清统治者一样，都没有把精力放在追求公平正义上，而只是做表面文章。如此政权，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它连治国理政的能力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依法治国”了。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开辟了中国法治的新时代，因为我们明确了法的目的、制度的基础就是公平正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劳动法》第一次赋予普通劳动者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障法，更规定了妇女的一系列权利，使法律有了空前的社会基础。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劳动者和女性的权利，在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有那么多的农民士兵和劳动妇女无怨无悔地跟随红军踏上了万里长征路，他们铁了心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初心”，就是革命乃是实现他们权利的唯一道路。

政治上的先进，是最根本的先进，只有政治先进，法才能先进。在中国现代治理体系中，起着根本性作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起到的是“自然法”的作用——它代表的是公平正义，而这是法治和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

一切法治、一切制度，都离不开为谁服务的问题。

看一个制度好不好，首先要从政治上看，而不是从程序上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被写入了党章。“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理”，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自然法基础，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制度文明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和“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

追求天理、国家与人民的统一，这是中国制度文明的根本特征。如果翻译为西方的说法，这就是把自然法、国家法令和人民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使中华法系有了一些鲜明特点。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依法治国”，其关键就在于运用法治的规范性的话语把中国的制度说清楚。

第一，把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党的思想路线明确写入我们的法治体系。所谓“依法执政”，首先是依照党章、党规、党法来执政。

第二，宪法统帅的国家法体系，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包括国家立法、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

第三，特别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风民俗、乡规民约是制度有机构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惯法体系，这叫法治社会。

从这个角度说，法治体系的第一部分把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明确写入我们的法治体系，这解决的是自然法层面的问题；第二部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解决的是国家法的问题；第三部分，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解决的是法治社会的问题。

所谓“全面”，就是指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只有把这三个方面都讲到，而且将其统一为一个整体，才是全面依法治国。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目标，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高度统一。这种制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长期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也批判地继承了包括西方法治传统在内的人类制度发展的成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治国理政的能力——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进行制度建设与制度改善的能力。

这一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从中华文明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内在联系中清晰准确地论述了什么是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5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我们不仅能够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治理好，而且可以努力推动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造中国与世界，正是怀着这样的初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的成功不仅是指技术和经济上的成功，中国成功的核心在于制度的成功，在于政治上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始于1927 年。在这一年的8 月1 日和9月9 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这两场起义的目标都是打回广东去，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并从那里开始，重新进行北伐。

从江西到广东，直线距离不过1000 里。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这就是通向胜利的距离。

他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仅是此后的万里长征，就需要纵横两万五千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从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实际上，正如地上本没有路一样，历史上本没有“井冈山”这个地方，中国共产党经营最早、最成功的“红区”，是指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中段，具体来说，就是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与湖南的茶陵、酃县之间。“井冈山”之得名，其实来自毛泽东的一篇名文——《井冈山的斗争》。

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那些可以耕作的平地被称为“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小“五井”。所谓“井冈山”，就是指以宁冈为中心，由“五井”构成的山地。是毛泽东发明了“井冈山”这个名字，这个美丽的名字是对中国历史地理和制度的凝聚与升华，蕴涵着中国土地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初心——于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条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光辉灿烂的道路就此开辟。

1928年，中国南方遭遇了数百年未遇的冷冬，这一年的11月25日，在滴水成冰的冻雨季节，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雄文。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4项任务：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关于革命性质的理论探索。

围绕着这4项任务，从井冈山出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土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新中国，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打垮了中外反动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新中国巍然屹立，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就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那个伟大力量称为“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说过，“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4]。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学问，而当今世界最大的学问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历程中所形成、产生的学问。如果我们只是把书本上的学问当做学问，把外国舶来的东西当做学问，而忽视了我们自己手里这门最大的学问，那么我们的学问和知识就是比较渺小的。

大国大党，应该有也必须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问”。

为了夺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胜利，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基础、思想能力还是不够，我们希望胜利、渴望胜利，但我们的本钱还是不够。这里的本钱主要是指思想的本钱、文化的本钱。

目标确定之后，需要的是埋头苦干的定力。毛泽东《愚公移山》一文所讲的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

在纪念长征胜利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这样指出：

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5]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5000年的长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编辑  季节）

2018年6月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卡脖子”问题在中国日趋凸显。电子制造是全球化的代表性的产业，分工最为彻底，由此衍生的“卡脖子”现象更普遍。在什么样的跨国产业结构下，会出现利用这一结构来对一国进行施压（所谓卡脖子）？什么样的国家会出现“被卡脖子”？我们从全球化分工最彻底的电子制造产业（含半导体的各领域、各环节、以液晶面板为代表的平板显示产业、各种电子元件生产企业、上游装备企业及材料企业、消费电子代工产业以及早年相关联的无线电、仪器仪表、家电产业）的全球发展演变历史进行分析。核心要害是：国家和地区选择何种进入产业链的方式，为什么在某些时期形成了何种均衡（尤其是上下游不同环节的分工），什么样的企业商业策略和政府的政策是能够成功的，什么情况下则会失败或从曾经的成功中跌落。

世界上电子产业发展的几类模式

美国的早期模式，以美国为主要原型

这一模式是在当时工业革命下应运而生的将各种发明实现产业化。主要驱动电子产业的需求包括：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统计、电力-发电-电灯产业(欧洲乃至大部分美国的公司)、电报电话、航空驱动的无线电需求、好莱坞影视需求、科学测量、石油勘探需求等。

代表性公司如美国通用电气、西屋电气、AT&T-西部电气(Western Electric)、IBM、飞科(Phico)、摩托罗拉公司，以及在产业发展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大部分公司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诞生。发电、电机、电话、电报及后来的无线电，在早期是不分家的，从业者经常横跨上述领域。20年代产生了电子管(真空管)这一时代性的里程碑产品。50年代中期发现了半导体，1957年出现了仙童半导体，1968年其创立者之一诺伊斯离开仙童再造英特尔。

这些企业都属于美英早期模式。这些产品通常来自发明家(有的是科学家-工程师)，绝大部分都在美国国内生产。1965年之后，飞科等家电(电视)公司把最后的组装程序外包到中国台湾、韩国。

创立这样的企业、产业，高度依赖于企业家的出现。美国在这方面十分典型，比如通用电气的爱迪生、AT&T-西部电气的贝尔、IBM的沃森、摩托罗拉的加尔文、惠普的休伊特和帕卡德等。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RCA的萨洛夫(Sarnoff)。他在美国和日本两国的早期电子产业中发挥了重要角色。他创办了美国无线电公司(RCA)，通过销售收音机取得成功；1926年又建立了全国广播公司(NBC)。RCA从创办到60年代，是美国电子类技术科研的中心，萨洛夫中心支持了大量未知领域的探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大批研究人员到萨洛夫中心考察，RCA当时同意以授权的方式把自己的发明“卖给日本人”，由此奠定了日本战后电子产业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初技术型企业家的作用日趋凸显的过程中，全球人才的归附引人瞩目。从一战前后到二战前后，欧洲大陆大量科技人才赴美，英国人才也倾向到美国创业，美国长期享有最丰富的技术型创业人才，并且放手让其自由成长，加上二战后军方对科技产品的采购和支持，国家因此获得层出不穷的创新成果。

这一时期，所有这些公司的生产链都是“完整”的，从研发、设计到制造，和造汽车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会有一些上下游产品的分工，比如很重要的电子管，会有专门公司制造，但在工序上并没有出现企业间分工。

日本战后崛起时期——有效的“吸收-创新”模式

日本通产省在二战后的重工等产业的崛起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更倾向于仿造性的追赶政策。在电子制造产业，是靠先锋企业中大胆的工程师及支持他的企业家（或企业家兼工程师）采取承担风险的动作而成就的，往往是结合自身发现的科学现象和在美欧考察过程中发现的对方先走一步的成就，采取谋求授权的方式来启动事业。21世纪日本在消费电子终端品牌上败北于美国、韩国和中国后，仍然以上游电子元件、装备的形态继续保持全球优势。日本民族在传统“工匠精神”影响下，善于做长时间的精细化琢磨，从而将一批电子科技产业化，融入生活，进而大规模的降低成本，成为畅销世界的产品。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包括：夏普(早川电气)的佐佐木正（“火箭”博士）主导了电子计算器的开发；诹访精工的诸角信二主导了石英表、电子表的开发；三洋的桑野由纪主持了非晶体硅电池的开发（应用于电子表、计算器等消费电子产品）；索尼的岩间和夫全面支持CMOS感光芯片的开发（用于摄像机和电子照相机）。此外还有佳能、雅马哈、星电、斯坦利电气、日亚化学等公司，开发了CD唱片、硅片级音乐合成器、激光打印机、LED等产品。诹访精工（Suwa Seiko）是精工集团(Seiko)分公司，它代表了日本二战后最具代表性的创新精神，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产业化的液晶面板产业——日本能够实现整条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装备和化学材料）的分工布局。2019年日韩间爆发贸易战，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少量关键原材料让韩国的重量级产业遭到重创。这就是“卡脖子”的经典模型。

虽然日本这批企业的很多技术得到RCA等美英源头授权，但这些技术并没有直接用于产业化，而是在开发的早期就被慧眼识珠的日本企业研究人员请求授权，所以美英得到的授权费并不高。其实，核心并不是简单地把别人的某个成果搬过来，琢磨怎么降低成本（这曾经被人误以为是日本模式），而是敢于冒风险去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把美欧已经放弃的技术做成产业。就是说，日本的电子产业成果主要是非权势企业，即二战后在主银行体系之外或边缘性的企业为主力做出来的。这些企业构成了日本中坚企业的主体，其中有些企业如发那科(富士通的干部衍生出来的分支)等则进一步成长为全球性大型企业，在装备、元件、材料等领域获得垄断性地位。

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液晶面板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在其中是“带头群体”，因此出现了对美国企业的“再带动”，其代表是美国应用材料和康宁玻璃。即一批以日本主导的平板显示产业带动的伙伴企业，专做零配件。因此，即便日本终端品牌出现衰落，苹果等终端名牌整机企业盛行，但日本平板显示仍然可以服务于美国终端产品，上游仍然有美国企业，形成“美-日-美”的互相交错的格局。这是天然不会发生“卡脖子”的技术战。日本在产业发展中的历程可圈可点，但当事人并非料事如神，所有的探索都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创新是面向未知的，只有去试才有收获，而且市场机会往往来自出乎意料的地方。

日本通产省着手在大企业中间组织协调，为主流趋势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及大企业相互之间协调。比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半导体内存领域的投资。到80年代初，在日本早期的先锋企业的成就和通过日本通产省协调的主力综合电机企业，对内存等重点领域的成功布局，使日本电子产业进入巅峰时期。此时爆发了美日贸易战，其中半导体是重要战场。贸易战主要集中在市场开放问题（日本自愿约束出口，市场向美国开放），没有出现所谓“科技战”现象——即利用上游的卡脖子环节让另一国下游产业瘫痪。这不仅是政治同盟问题，而且与日本企业在产业中具有核心位置有关。比如，索尼20世纪70-80年代领头的CMOS感光芯片，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智能手机时代——因为不论镜头出身的企业如何演化发展，加各种修饰性的镜头，其核心还是主摄像头，而用什么样的主摄像头取决于CMOS感光芯片的大小。因此，如今在中国地位已经很高的舜宇、欧菲等企业在摄像头模组仍然受制于掌握了CMOS感光芯片的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

日本模式后来盛景不再，与走错发展路径（点错科技树）有关。而这些发展路径，带有比较浓重的通产省色彩。同时，20世纪80年代电子产业开始加速复杂化——随后的全球化适应了这种复杂化并进行全球性分工，而日本企业未能及时调整，更多是一种大企业（综合电机企业）间的横向合作，1986-1990年，地产-股市泡沫的捧杀使得日本错过了先机，让韩国、中国台湾配合美国的市场需求赶了上来。

日本20世纪50-70年代模式乃至90年代液晶产业的形成对中国有极大的启迪。中国是大国，日本也是和美国正面贸易冲突的历史当事国，但日本即便在泡沫破灭后仍然在世界产业链中具有核心的位置，而且其中的核心支撑是一些理工类出身的企业家、工程师，符合“创新出现于（政治地位意义上的）边缘地带”的规律。

韩国、中国台湾模式——全球化模式中纵向分工模式的创造者

韩国、中国台湾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在所谓强人（政治强人、产业强人、产业官僚）的支持下，以本地企业为主，抓住全球化分工的机会，切入一个环节成长起来。这个环节，最开始是简单劳动密集部门，后来集中资源切入资本投入较重的环节。这两个地方都是人口不多的中小经济体，故而都有动机结合邻近的人口大国——中国大陆(最新是越南、印度)进行海外扩张。但它们是有自己的本土品牌的。它们先是搞了世界最早的出口加工区，但很快发现这种模式的缺陷，美日企业并不会传授技术，因此他们都得出结论：要有自己的产业。

产业早期积累的基础。在出口产业发展之前，主要来自鼓励本地消费的粮油加工、化肥、重工等领域及面向出口的纺织加工领域，由此发展出一些有一定资本的早期企业。这些企业在后来的电子产业发展中扮演不同角色，韩国企业演变成财阀，自己干电子产业；台湾地区有两种企业，一种是当投资人，投资留美归台人员创办的企业（通常技术含量较高），一种是自己亲手干，常见于台湾本地人出身的企业家，通常做偏劳动密集型加工的部件产品。

人才基础。韩台两地均有时代赋予的优势：美国一些技术创新的核心人物对韩国有所偏爱，如硅谷之父、斯坦福工业园创立者弗雷德·特曼对韩国尤其照顾，应朴正熙邀请策划建立韩国科学研究院(KAIST，1966)，韩国随后吸引了大量留美技术人才。台湾则有大批早年大陆留美人才，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半导体与计算机大潮萌动时就崭露头角，后来更有大批新一代年轻人留美攻读理工科，这些人都为70年代中后期启动工研院及衍生机构提供了人才基础。

韩台抓住机会。首先是电子产业的前身——以收音机、电视为代表，韩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开始做。这与同时期的轻工业纺织鞋服、玩具是一样的。这一产业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收敛到印刷电路板、配件(如注塑按钮、键盘等等)、电子代工组装等领域——其最大的成果就是富士康。

韩台是世界最早的大规模垂直分工中的加工环节承担者。韩国的财阀如三星的品牌形象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渐建立的，到21世纪才真正巩固，而台湾则长期不存在知名品牌。是否能出现上下游垂直分工，这在产业与产业之间是不同的。有的产业如电子产品，“成品较小且结构不特别复杂”就容易抽取出加工环节，有的产业比如汽车产业则不太容易。所以日后韩国做了汽车产业（上下游就比较完整），而台湾则没有做成汽车产业。

第二个机会，是内存DRAM、半导体代工、CMOS（试图跟随日本）等泛半导体领域为先行，液晶面板显示为略晚但并行发展的重资本投资、高技术密集型产业。

从1983年起，韩国三星启动进入半导体内存制造领域——这是一种追赶模型，因为当时日本综合电机企业刚刚逼迫英特尔彻底离开内存领域，正处于巅峰状态。三星在1987年收获成果，90年代初站稳脚跟，之后形成资源集中到顶级财阀手中的模式。

台湾则从1976年起在工研院电子所引进RCA的二手7微米生产线，1978年剥离建立第一家企业联华电子(台联电)，1986年工研院院长张忠谋筹资建立台积电(第一大出资人是荷兰飞利浦[1])，在90年代

早中期奠定半导体制造代工模式。由此衍生出一众半导体企业，进入CMOS等多领域，与当时兴盛的电脑代工组装(韩台第一种模式)共振，并促成半导体设计业繁荣催生联发科。与韩国相比，中国台湾在重型投资领域的长跑中落入下风，更多的是层出不穷的创业，不断抓住散落机会，成为服务美国体系的“繁星”式配套企业。

韩国实施的战略路线：走多线竞争的道路

不同财阀之间的竞争、以及财阀内部多个团队竞争（至少两个）；同时大胆押注，采取滚动投资（即某个技术水平的产品还在研发中，就提前开始建造下一代产品的基础设施），到20世纪90年代，由三星带头，逐渐形成所谓“逆向投资法”——越不景气越扩大投资。

中国台湾实施的战略路线：把研究院改造为孵化机构

台湾把工研院改造为孵化机构，分离出去的企业偏重于产品开发，基本上是一个成果剥离出一个企业。台湾大部分企业（除了台积电这个主干）的布局相对短促，除非在某个领域做到极大（如大立光）。

21世纪之后，台湾企业发生的很多交易属于财阀之间各家的买卖重组。台湾企业分三类代表：一类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一类是以台积电为代表的重资产、高度复杂、技术密集性的半导体代工业（半导体制造环节员工多，一般是中高学历人员），第三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有一定科技含量（创业者为技术人员），但又要依托较多劳动力，因此通常在大陆设厂的各电子部件产业。

当代电子业三大部件：各类半导体、显示面板（液晶或OLED）、电路板（这也是智能手机中前三类价值最高的零部件），都成为韩国、中国台湾支配或参与（至少参与代工生产）的部分。其中前两者是重资产、高科技密度型，主要为若干知名韩台企业把持(直到近8年崛起于中国大陆的京东方)。第三者为有一定技术含量同时兼劳动较密集型的产业，为一些不太知名的大中型企业所把持，且和临近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相互关联。例如近十年借助智能手机稳步成为世界最大印刷电路板企业的臻鼎（鹏鼎），便是富士康体系衍生出来的公司。

                              （编辑  季节）

纵观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及军事变革的耦合与互动，都深刻影响乃至重塑了全球竞争格局。无论是蒸汽机时代的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抑或电气化、信息化时代的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其背后蕴含的逻辑是一致的。即谁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前沿科技发展所标示的战略机遇，主动创新、顺势而为，谁就能够在新一轮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当前，面对科技智能化、社会智能化及军事智能化的滚滚浪潮，围绕人工智能领域而展开的全球竞逐已然展开。各国政府、企业、社会及军事机构等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前瞻布局、科研攻关及推动应用落地。在这场事关战略主导权的科技、产业及军事全方位竞逐中，中美两国都具备各自的基础和优势，不同的国情也决定了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路径不会相同。如何在智能化浪潮的“世界型”中闯出“中国式”，把这场人类历史上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抓好、抓实，考验着我们的战略认识、产业基础及谋划能力。

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阶段

自1956年美国达特摩斯会议十个年轻科学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开始算起，60余年来，人工智能发展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

1956-1976年是第一个阶段，当时的人工智能主要是基于逻辑符号的推理证明。科学家们开发的主要技术和工具有逻辑运算、演绎推理及一些如Lisp、Prolog的编程语言。当时的科学界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充满乐观的激情。比如科学家西蒙和纽厄尔在1958年就提出，十年内计算机将成为国际象棋冠军，人工智能将发现和证明有意义的数学定理，甚至将能谱写优美的乐曲等。但实际上，计算机“深蓝”击败人类象棋冠军发生在1997年，而不是在1968年之前。可见，这些科学家当时提出的预言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乐观预期。1973年，英国著名应用数学家詹姆斯·莱特希尔在评估报告和电视节目中两度用“海市蜃楼”来表达对人工智能前景的悲观判断。在他的报告结论中，虽然支持人工智能研究自动化和计算机模拟神经和心理过程，但对机器人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子领域的基础研究提出了严重质疑。由于这个评估报告是詹姆斯·莱特希尔受当时英国科学研究委员会（SRC）的委托所做，以致后来在1973-1974年期间，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大幅度削减了有关人工智能研究的经费。大家认识到，在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都不完备的初期，以攻克认知为目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就使人工智能发展第一次进入冬天。

1976年到2006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重点是发展基于人工规则的专家系统。以日本第五代计算机为代表的大规模逻辑推理，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知识图谱建设，是这一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典型。从1982年开始，日本通产省开始主持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工作，目标是要构建一个具有1000个处理单元的并行推理机，推理速度将提高1000倍，连接10亿信息组的数据库和知识库，并具备听说能力。然而，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到1992年便草草收场了，花费了约850亿美元。斯坦福大学从1984年开始通过专家来建设知识百科全书。截止2015年11月，这个知识百科全书已经包括23万多个概念、实体和200多万个三元组。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网络搜索引擎的崛起，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威力开始显现出来，百科全书也开始链接外部的知识库（The CIA World Factbook等），但仍然无法挽回人工智能发展的颓势。在这个阶段人工智能发展得到的教训是，知识不能靠专家手工表达，这个系统必须能够自主学习，这样才不至于挂一漏万。

2006年至今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目前主要是发展基于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科学家辛顿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利用大数据神经网络降低数据维度的方法，加快了机器学习和训练的速度。之后，蒙特利尔大学的班久、纽约大学的莱昆也发表论文，分别从算法角度和稀疏表达方式，提高了机器学习的效率。这三位科学家在2019年3月27日共同获得了图灵奖。2016年被称为是这一轮人工智能发展的“元年”，这一年会下围棋的“阿尔法狗”出现，并战胜了人类围棋冠军。同年出现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美国空军的智能空战系统打败了人类飞行员，当然这是在一个约束条件（特定任务场景）下完成的任务。从2006年科学家提出神经网络，到今天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的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由大数据、算法及算力共同发力，由科学家奠定理论、引领方向，产业界与学术界深度合作，融资机构介入，开放开源的创新架构。这些都使得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崭新的特征。

从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到认知智能，这是目前公认的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就目前阶段来看，得益于算法的优化、算力的提升，以及计算机硬件水平的提高，计算智能已经发展得非常充分，感知智能也日益成熟，认知智能也在持续突破。尤其是随着芯片技术的不断攻关成功，未来认知智能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

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部署

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对战略前沿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趋势研判必须非常敏锐，这种敏锐性体现的战略远见往往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运走势。

1944年11月17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券在握的时刻，美国总统罗斯福出于对如何尽快而有效地把战时的成功经验移用于和平环境的战略设想，给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信。信中，罗斯福提出了四个问题，希望布什能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磋商并尽快回答。倘若我们将其与日后美苏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对抗，以及最终以苏联解体为终结的历史进程相联系，难免会感慨美国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以及万尼瓦尔·布什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深谋远虑。万尼瓦尔·布什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题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战略咨询报告，认为“无论是和平环境还是战争环境，科学仅仅作为整个队伍中的一员在国民福利事业中起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进步，那么，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不能保证我们作为现代世界上的一个国家的兴旺、繁荣和安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美国全球霸权的确立、维系和扩张，正是得益于科学技术这个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大国崛起的有力杠杆。因此，对于万尼瓦尔·布什的贡献，G·帕斯卡尔·扎卡里在《没有止境的前沿——万尼瓦尔·布什传》一书中曾感慨道：有人把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而万尼瓦尔·布什就是“美国世纪的工程师”。

当前，面对智能化的浪潮，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从战略规划、科学研究、人才支撑、学科建设、项目落地、产业统筹等方面，相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的发展规划方案。

美国联邦政府于2013年、2016年及2019年连续规划出台助推人工智能发展的文件。2016年5月份，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在其直属的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NSTC）之下，设立了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分委会(MLAI）。同年10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规划》发布，其中针对人工智能研发提出了七个战略规划：其一，对人工智能研发进行长期投资；其二，开发人机协作的有效方法；其三，理解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其四，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其五，开发人工智能共享公共数据集和测试环境平台；其六，建立标准和基准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其七，更好地把握国家人工智能研发人才需求。美国联邦政府在规划、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可谓起点高、筹划早、措施多。

除了整体规划之外，在防务安全与军事作战领域，美国也进行了积极部署。2017年7月12日，美国发布《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报告，认为随着未来科技的持续进步，人工智能将像核武器、飞机、计算机和生物技术一样，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变革性技术。报告提出了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安全政策目标：其一，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其二，支持和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其三，灾难性风险管理。围绕这三项国家安全政策目标，报告提出了11条具体发展建议。2019年2月，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在《改变2050年陆战游戏规则的潜在科学技术》中开列出一系列前沿技术，尤其是在自主无人、激光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除此之外，由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克主导成立的防务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也不断发布有关人工智能与军事应用的报告，对算法战、认知中心战等持续关注。还有美国国防部建设的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该中心于2018年6月由美国国防部发布备忘录成立，旨在加速国防部大规模采用和整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进程。着眼管理未来国防科研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也一直在规划部署人工智能科学研究项目及相关武器装备项目，尤其是类脑芯片、算法战、无人机蜂群战等领域的相关项目，助推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落地。

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与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积极部署、统筹规划，力图在战略前沿技术领域占据主动、赢得未来。按照武汉大学公布的人工智能报告，目前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竞逐的态势如下：

其一，在人才领域，美国的人才总量比较大，人才的结构相对优于我们。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科研论文比较多，但层次要比美国低一点。由于近几年陆续有海归人才回国，在人才方面我们未来的发展态势比较好。

    其二，作为竞争主体，中美企业之间的较量十分激烈。美国拥有一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顶尖公司：下围棋的人工智能系统就是谷歌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开发的；微软公司主要专注于语音识别和图象识别；“真北”芯片、类脑芯片等都是IBM公司致力于突破的领域；脸书公司偏重于计算机识别、用户心理感觉分析等基础研究领域，并且与美国国防部有深度合作；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做军用无人作战飞机、军用机器人等。我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百度、腾讯、科大讯飞等一批知名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相应突破。

    其三，人工智能各分支领域发展的比较。据《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人工智能公司》报告显示，中国有27家公司上榜，主要分布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视觉、芯片硬件、机器智能、医疗、金融、智能制造、机器学习、垂直应用等领域。在这些领域，目前还是美国公司居多数，处于前沿地位，中国企业数量相对比较少。

总体而言，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具有先发优势，中国起步要晚一些。按照武汉大学的统计，美国最早的人工智能企业成立于1991年，我国是在1996年，而且我国34.5%的人工智能企业是在2005年以后成立的。因此，目前美国在该领域还是有一定优势。在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态势下，中美在科研领域也有一定的合作。此外，数据也显示，2012年前中国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多于美国，但之后美国不仅超过了中国，而且大幅增长，后劲更足一些。在融资水平方面，中美几乎持平，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融资量首次超过了美国，位列全球第一。因此，美国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态势非常警惕，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势也非常明显。2019年2月11日，特朗普就曾经签署人工智能倡议，明确提出要从人才追赶、限制投资、提高监管、人才制度等方面，对中国进行遏制。

着眼未来，我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仍然具有一定优势。这包括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完善的创新生态链、企业数量的规模优势，以及我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优势。当前，我国在原创算法、高端芯片、高精度传感器及其他关键部件等方面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也还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开源的开放平台。此外，要打通硬件系统产业链，主导人工创新的生态，也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未来中美两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依然将是合作与竞争相互交织，在战略前沿技术领域的竞逐会更加激烈。

有深刻的认识，才有精准的行动。相关认识透彻了，才能在实践中规避盲动。当今世界，科技创新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密切相关。综观人类历史上曾发生的五次科技革命（其中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科技创新能力决定着大国博弈的成败，也关系着大国军队的生死荣辱。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这一完整链条上，原点的迟钝与错失，直接影响着世界舞台上竞争者的不同命运。适者兴、违者衰，主动者赢、被动者败，毫无例外。近代我国也曾错失过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变革的良机。如今，从信息化向智能化变革的浪潮正风起云涌，面对新的“变革浪潮”“机遇风暴”，我们能否站立潮头，主动创新，顺势而为？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敏锐研判世界科技创新的发展大势，紧紧抓住和利用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的机遇。通过创新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战略前沿技术，成为新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竞赛领域的重要主导者、新竞赛范式的重要引领者，制胜未来而不是尾随未来。

                        （编辑  杨利红）

我们现供职于驻在黎巴嫩的某国际组织。这个国际组织，既是驻在国黎巴嫩疫情防控的参与者，其自身也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实施具体防控措施。由于来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工作人员居多，欧洲式思维方式成为该组织防控疫情的主导思路。临近庚子2020年新春思乡情切，我们一行三人加入了跨国返乡的春运行列，春节后又因任务需要辗转回到黎巴嫩。往返海内外，穿越万里，亲历中外霄壤有别的抗疫氛围，感慨万千。

全球化的世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打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网站，熟悉的世界地图上，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红。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病毒，短短时间内几乎已攻陷全世界。从网络上流传的病毒国别传播动态图，可以清晰看出疫情大流行加速的趋势。

在这场百年罕见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里，我们就像洄游的鱼，无法预知前路风险，无法想象会面对怎样的明天。

1月1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满怀即将回家的喜悦，从贝鲁特出发，经伊斯坦布尔中转，返回各自家乡过春节；

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除夕前夜突闻惊雷，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我们猝不及防地卷入到这场战“疫”之中；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担心疫情加剧，各自临时更改计划，举家匆匆返回常住城市；

2月9日，农历正月十六，是我们从家乡返回常住城市后居家隔离的第十四天，原计划返回黎巴嫩的航班取消，归期难定；

2月21日，农历正月二十八，在担心和不舍中别离远行，经莫斯科中转返回贝鲁特。此时，国内累计确诊病例7.46万例，① 伊朗18例，意大利6例，美国15例，我们所在的黎巴嫩确诊第1例。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当天各国累计确诊12.57万例，其中，中国8.09万例，伊朗9000例，意大利1.25万例，美国1100例，黎巴嫩61例。

此后，全球疫情呈现中国国内逐步控制、管控有序，国外多点爆发、加快流行的态势。截至4月25日，全球确诊279.09万例，其中美国89.05万例、西班牙21.97万例、意大利19.29万例，黎巴嫩696例，共有185个国家出现疫情。

“人权”与“自由”，承受不了生命之重

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国际舆论对我国采取的“封城”等应对措施多有非议。《纽约时报》评论称，“封城”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自由”；《卫报》称，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的严厉措施，“可能会让事情更糟糕”；半岛电视台报道，中国的疫情应对“加剧了人权侵犯”。我所在办公室的黎巴嫩同事哈桑捧着浏览新闻的手机说，“人权这个东西，在你们中国，没有”。对这些质疑，国内媒体给予了正面回答。“生命权是最关键人权”得到国人的高度认同，也赢得了一些国外媒体的尊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指出，中国是从对人权的真正理解入手的，在致命的流行病中，关键的人权是“活着”。

然而，当病毒开始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肆虐的时候，国内一些自媒体纷纷惊呼，为什么欧洲人这么“不怕死”？一时间，国人对欧洲人不愿带口罩的行为，对某些国家的“群体免疫”言论不寒而栗。他们真的是为了所谓的“自由”，连生命都可以舍弃吗？

 诚然，中外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对“生命”和“自由”的解读存在一定差异。西方文化深受宗教影响，可以通过祈祷礼拜忏悔等方式，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谋得安慰勖勉。而中国文化更讲求“未知生，焉知死”，其中饱含对生命的敬畏。西方人追求自由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欧洲同事而言，咖啡、派对、酒会，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不会因未知的风险而轻易放弃自由呼吸、享受阳光的权利；而中国人在面对可能的危险时，往往更易于让渡部分个人自由，以成就社会整体安全。

疫情之下，绝大多数国人并未觉得自由受到管控措施的侵害，而是有一种被保护的安全感。国外媒体的报道普遍以偏概全、以点代面，有些甚至是诋毁污蔑。而西方人同样也没有“为了自由不顾生死”的主观意愿。以自由为名漠视生命，只是在舆论、认知、习惯牵引下的表象。从舆论角度看，疫情初期国际主流媒体对各国特别是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没有充分报道；从认知角度看，一些专家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混乱引导和片面解读导致国外大众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存在较大误区。我们身边的欧洲同事相信戴手套比戴口罩更有效；从大众习惯角度看，为了某种疾病而改变生活方式，是一个不情愿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

事实扭转了错误认知，教训改变了不合时宜的习惯。随着疫情在国外快速爆发，西方国家出现高感染率、高死亡率和医疗资源挤兑，原本对疫情不以为然的人们终于明白，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无论国籍、种族、阶层、贫富，所有人都是渺小和脆弱的。全球同此凉热，世界命运与共。

疫情如大考，依靠集体是最优策略

突如其来的疫情颠覆了日常的生活，无疑是令人沮丧的，心理历程也随疫情发展而跌宕起伏。特别是在国外期间，远离集体，安全感逐渐减少。而在国内，置身集体中总有一种被保护感。我国依靠制度优势取得的抗疫成就告诉世界，谁能学好中国经验、善用集体力量，谁就能更好地控制疫情。

我们曾与身边的欧洲同事多次探讨。对他们来说，“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根深蒂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能够出台提倡保持社交距离、控制人员流动、取消大规模聚集等政策，就已经尽到了政府本分；抓落实主要在个人，不遵守政府倡议的个人行为，其风险应该由个人自行承担。这种模式在平时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面对高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疫情，“各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最大问题在于：个人对风险的不可控性并不自知，但疫病却总能借由那些缺少防护的个体传播开来。集体共同防疫的优势在于：每个人必须关切集体中其他人的利益，也就必然要求纠正个人的出格行为，这才能更好地防止不可控风险的发生，对这个道理，很多欧洲的同事们都能接受，他们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学，而是学不了；不是不想把大家都管好，而是没有像中国这样给力的集体和制度”。

我们的驻在国黎巴嫩，是一个尚未实现彻底和平，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很脆弱的中东小国，大家都非常担心疫情的发展情况可能失控。但从目前看，黎巴嫩的疫情控制较好，累计确诊人数600多例，且连续多日新增确诊控制在个位数。黎巴嫩取得的抗疫成绩，与集体的力量是分不开的。政府军严格执行国家“总动员令”，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主要宗教发挥凝聚、团结的巨大作用，各主要政党为抗疫工作提供大量资源。在我们所处的黎巴嫩南部地区，被西方广为诟病的黎巴嫩真主党，派出大量医务工作者抗击疫情，在各村镇协助布点设卡，进行体温检测和疾病筛查。这些平时矛盾重重的地方，因疫情暂时放弃分歧、团结一致，在全国构筑起防疫措施有依托、基层防控有落实的严密网络，也算是疫情带给这个战乱国家的意想不到的收获。就连之前认为中国没有人权的黎巴嫩同事哈桑也说，“欧洲国家之所以搞砸了，就是因为他们没好好学中国，而我们是照着学的，学得还不错”。

疫情隔离各国，也在割裂世界

随着各国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和“封国”，喧嚣忙碌的世界瞬间安静下来。我们所在的国际组织暂停了工作轮换和探亲休假制度，一位半年没回家的土耳其同事在地中海边北向遥望、感叹地说，“我知道家就在那里，可边境封了，回不去呀”。

疫情隔离国与国的边界，也割裂了世界舆论。似乎世界上有着两个各说各话、互不相干的舆论场。我们在国外的工作生活中感到，外国媒体和外国人，对中国发生的事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关注，除了身边人身边事，这些媒体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新闻和美国人的态度。乌拉圭籍同事罗瑞娜说，“我告诉我的家人这个病毒是什么样的，要怎样防护，可他们还一直认为只是普通流感”，“他们只看本国和美国的新闻，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报道”。

疫情隔离了国与国的联系，也割裂了人与人的关系。一旦某国宣布“封锁”，这个国家的同事，即便他一直呆在黎巴嫩没有回过国，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隔离”了。过去各国同事欢聚一堂的场合难以再现，有限的聚会也都是在本国人员之间进行，不同国别的同事之间的距离远了、心也远了。

来到黎巴嫩工作，我们都有身为中国人的荣誉感，工作中也因祖国这个坚强后盾而自信满满。疫情之前，外国同事和当地百姓对中国人是普遍认可和友好的，但在国外疫情爆发后，这种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外国同事见到我们就避而远之，原来的朋友想打招呼又退而却之，当地百姓高喊“Corona China”怒目向之。旅途中转伊斯坦布尔时，由于尚处于疫情初期，机场免税店到处是中文标识，店员都在努力招揽中国顾客、笑脸相迎；返回经过莫斯科时，国内疫情已相当紧张，所有人都对中国人如临大敌，避之不及。

行胜于言，中国正在赢得世界的掌声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总体战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这是4万多名勇敢逆行的医务工作者在疫情火线拼出来的，是3万多名闻召而来的建筑工作者在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中抢出来的，是数十万名基层工作者在防控一线守出来的，是一千多万武汉人、十四亿多中国人隔离家中熬出来的……

我们在更坚定更自信的同时，也一步步赢得了世界的认同和赞赏。意大利同事帕尼尼说，“我们开始没做好，但现在越来越好，因为你们的医疗队教会了我们中国的方法，看到你们的成功，我们也看到了希望。”加纳同事马丁说，“中国给我们非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提供了援助，什么时候你们都不会忘记我们，中国好样的”。黎巴嫩当地雇员安东尼说：“我是基督教徒，你知道我们最近周日做礼拜时向主祈祷什么吗？我们求主保佑的是，黎巴嫩能够像中国一样控制住疫情。”

2020年4月8日零时，武汉解封。按下长达76天“暂停键”的这个中国都市，正式重启！

在这一天，我们遇到的几乎每一位外国同事，不论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不论是亚洲人还是拉美人，都向我们表示衷心祝贺。

在这一天，曾经高喊“Corona China”的当地百姓，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一句“China Good”让我们倍感自豪。

在这一天，当金色的夕阳归入沉静的地中海，一年中最大最圆的超级月亮跃出海平面，暗夜不再孤寂，希望正在重回人间。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