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的观察看，未来可能保守主义会在美国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里面长期起主导性作用。另外，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对手。我们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也好，别的对手也好，也会是长期的政策导向，而且不会因为美国的党派的更替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态度。从现在看，美国的基本的民意，或者多数的一些政界人物，经济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在这一点上看法是基本上一致的。

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国涉及的法律风险

这20年来，中国银行业加快了全球的布局，目前有大约23家中资银行在6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总共设了1400多家，市场总额达2.3万亿美元。而且多家银行在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布局。除了我们现在海外机构在海外的金融资产以外，各家银行的总行，还有一些分行把大量的资产摆布在美国，当然也有摆布在欧洲的。中资银行在国际金融中心布局，这个对于提高资本运作的效率，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整个集团的流动性，开拓本土欠缺的市场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现在在海外的资产摆布，在美国这么多银行加在一起应该比我们美元类的外汇储备还要多，应该有2万亿美元以上。它的分量是能够伤筋动骨的。

但在国外的布局越多，特别是摆布的资产越多，面对法律上的风险就会越突出。从这几年中国银行经济管理实践碰到的实际案例，以及最近一段时间，包括我们三家银行面对的一些法律诉讼来看，我们在美国涉及这方面金融业的法律风险大概会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我们在美国的机构本身直接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规定。但相对来说，这是比较容易防范的。在美国，我们的机构就应当全部按美国的规矩来做。

第二类，我们在美国的机构和在其它国家的机构，包括在中国的机构，我们所做业务中的客户里可能涉及到美国的制裁名单，也就是OFAC制裁名单，这个制裁名单里的机构或者个人，如果跟某一家银行的任何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并不一定在美国），如果跟它有业务往来关系，那就可能会涉及违规。

第三类，我们的机构在中国、在世界各个地方，有很多客户可能涉及到业务造假的问题，涉及到侵犯人家的商标权等知识产权问题，这些客户如果被美国的法院提起诉讼，按照美国长臂管辖，我们可能要面对很大的法律风险。

今年6月下旬，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报道，三家中资银行在美国的法院被认为藐视法庭，有可能被切断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所谓切断联系，就是把它放到制裁名单里。

我们现在跟美国做金融业务面对的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超越行政的司法。我们的中央银行、银保监会跟美国的一些行政机构沟通，它会说他们的司法超越行政，我们行政部门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虽然可以替企业沟通，但是左右不了法院的立场。

二是超越主权的司法。就是所谓的长臂管辖权。最初长臂管辖权只是在美国国内的。因为美国各州的立法和司法是相对独立的，当被告人的住所不在法院地界，但和该州有某种最低联系，该州对于被告人具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在州外对被告人发出传票。在他们长臂管辖权最初的定义里有两个要点，第一是某种最低联系，第二是属人管辖权，而不是属地管辖权。实际上美国早已把这种长臂管辖权延伸到美国之外了。现在只要认定外国被告与美国的法院之间有某种最低限度的联系，就可以把外国企业或者个人纳入管辖范围。按照美国的法律判决，外国企业要承担责任而无论这个外国企业或者个人的行为是否发生在美国。

另外一个就是在反恐融资方面，美国有超越别国主权的规定。最主要的法律就是2001年通过的《爱国者法》，其中311、317、319条款规定，只要被怀疑初步洗钱的牵连，就可以采取特别的措施，所以这是很严格的。后来他们又有些新的法律规定，主要是说由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OFAC）来统一发布制裁名单，只要被纳入这个名单，金融机构就不能够与列入制裁名单的组织或者个人发生任何业务的往来。

两年以前，美国的一家法院在审理一个涉及制裁朝鲜的案件中，认为中国的三家银行的分支机构是案件被告的开户机构，所以要求这几家银行提供相关的账户和客户的资料。

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如果说案件的被告或者被执行人在银行的分支机构，包括美国以外的分支机构有业务往来，美国的法院是有权要求银行履行跨境送达、调查取证、协助冻结、扣发财产这几个方面的义务。

但是目前在这方面，中国的法律跟美国的法律是有冲突的。根据中国的《商业银行法》、《民事诉讼法》等等法律，银行有为存款人保密的义务，只能执行中国司法机关提出的调查取证要求，国外的司法机关只能通过国际条约规定的途径或者外交途径，经中国主管机关的准许，才能够在中国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否则国内的任何机构、个人都不能够对外国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资料。根据中国法律，我们这三家银行就向美国的法院提出抗辩，认为美国的法院对中国国内的银行分支机构是没有管辖权的。而且中国的法律禁止银行直接向境外的法院提供客户信息，我们的三家银行也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跨境取证应该通过《海牙公约》所规定的司法协助途径。

但是美国的法官不理睬我们的这些抗辩，他们判定从2018年11月10日起，每天向这三家银行罚款5万美元，直到银行向美国法院提供相关客户资料时为止。据了解，这几家银行也缴纳了一些罚款，但是按照中国的法律，不提供账户资料。这一段时间，两国贸易战已经延伸到科技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法院的法官提出，这三家银行拒绝遵守法院的传票，藐视法庭，可能把它们列入制裁的名单。我认为这是最为严重的威胁，实际上，美国占据国际金融业的垄断地位，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全球货币，不管是支付、结算，还是外汇储备或是投资货币，美元占的比重都在三分之二以上。另外通过SWIFT，还有其它一些国际系统，所有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都是可查、可控的。如果我们的金融机构被列入这个制裁名单，那就意味这些机构会被清除出国际金融体系。

2005年也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案件，当时美国的报纸报道，说中国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和其它银行，涉嫌为被列入制裁名单的朝鲜机构和个人办理业务，所以要对中国银行还有其它一些中资金融机构提起诉讼，我们也接到了这方面的传票。但当时他们没有真正对中国银行动手，倒是对澳门汇业银行动手了。澳门汇业银行是一家很小的银行，这家银行被OFAC列入了制裁名单，理由是该行为朝鲜涉恐融资业务提供了服务。这家银行一列入名单，马上发生了支付危机，最终被接管，这是2005年的事件。

此后还发生了一些类似的问题，但处理的结局不一样。从2010年开始，美国司法部组成了一个专业调查小组，对一批跨国银行进行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认为，某些银行，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六七家银行涉嫌为伊朗等国转移涉恐资金，同时为墨西哥的贩毒集团转移资金。不过，这些银行最终没有被列入制裁名单。汇丰银行支付了19亿美元达成和解，荷兰国际集团支付了6.19亿美元达成和解，渣打银行支付了3.27亿美元达成和解。而且这个和解协议中特意注明，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承诺不对这些银行以及银行的任何高管进行刑事诉讼。

最近，美国国会的一些文件披露了2010年的情况。根据这个披露的文件，当时美国的司法部长霍顿，跟财政部、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等联合执法部门进行协调，说服他们接纳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评估起诉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将会带来什么潜在影响时，如果金融机构大到难以起诉，就需要考虑可能导致的全球金融灾难以及对第三方（雇员、客户、投资人、养老金领取人以及公众）造成的负面影响。当时英国的财政大臣奥斯本也写信给美联储主席布朗克，对汇丰银行表示担心。

最近也有一些报道披露，某些银行，包括汇丰银行为了避免更加严厉的处罚，他们跟美方达成了针对中资科技龙头企业的一些秘密协议。从现在最新的全球银行排名来看，我们这三家银行都名列全球的前25位中，与汇丰在全球的排名是不相上下的。我们要看到，这三家银行是中国的银行，他们主要的客户是在中国，如果美国把它们列入制裁名单，可能首先影响的是中国。如果是这样做，那就是在贸易战、科技战的同时，又挑起了金融战。如果美国走到这一步，可能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的金融业，进一步我们肯定也会采取一些反制措施，这可能会影响全球的金融业，进一步影响到美国的金融业。

另外一个案例，两年前，有一家中资国有商业银行纽约分行的首席合规官涉嫌性骚扰，所掌握的证据也是可信的，所以这家分行决定辞退这位首席合规官。于是这个女首席合规官，她要求大额补偿，提出了几千万美元的补偿要求，非常的过分。而且她威胁说，你如果不给我这个补偿，或者我们双方达不成让我满意的补偿安排，她就会向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举报这个分行的违规问题。

当时这个分行的领导人认为，这个首席合规官的性骚扰问题是可以做实的，而且他们自信自己在合规上不存在什么实质性问题，所以就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这个首席合规官果然就去举报，金融监管部门于是进场检查，在检查中发现了问题、认定了违规事实，罚了他们大约两亿多美元。我们中国有关机构也出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如果打金融战，实际上对我们在美国的资产的影响还不是第一位的，真正影响的就是这些机构。如果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就会被从全球金融体系中剔除出去。这方面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像上面说的这几家银行，人家一说它涉及这些问题，它的股票马上就下跌。一旦被列入制裁名单，问题就很严重。当然也许会像渣打银行、汇丰银行一样，交罚款取得和解，但是一动至少是几亿美元，就看和解与最终谈判是什么结果。我自己觉得金融战应该比科技战更厉害，程度更高。那就跟热战差不多。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内，美国将要把中国看作竞争对手甚至看作敌人，在很长时间内，这种根本的态度不会有太大的转变。因为确实我们现在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经成为它最大的竞争对手。

如何避免中美博弈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美国的金融霸权的地位，在10-20年内难以改变。现在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比例还很低，在一些交易业务里和支付业务里，人民币比重略为高一点。但作为投资货币、储备货币，人民币所占的比重极低。

另外，现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程度很小，境外的机构和个人持有我们境内资产的比重也就是2%左右。我们也不敢让它持有太多，它什么时候资本撤出，我们的金融市场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两种情况很难在短期有所改变，这应该是可以预见的中期趋势。

要避免在中美博弈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法律风险，要注意几方面问题。

第一，我们既然要涉足美国的市场，在合规上就要守住清白。按照美国的规则，司法管辖的地域是可以超越国界，而且合规的标准是超越主权的。即使我们在中国办业务，也要注意不要涉及美国OFAC的制裁名单。

我们通常认为，我们只要遵守联合国的规定就可以，联合国的一些制裁名单，央行都有转发，但实际上这是不够的。如果要在美国做业务，设立金融机构，它的财政部的制裁名单还是要注意的。

另外，有没有可能通过一定的司法沟通，协调双方的法律冲突。我们要了解目前的法律冲突主要在哪些方面，比如说在司法管辖权，还有跨境取证等等方面，我们现在在应对法律冲突方面还没有协调一致。

第二，在美国以及西方很多国家的法律实践中，当事者的道德瑕疵可能会影响他举证的可信度，但并不影响他举报的权利。可能你说话法庭不一定采信，但是举报的权利肯定是有的。所以被举报的一方，如果说被坐实了存在问题的话，肯定还是会被依法处罚的。他有问题是他的问题，你有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们在海外发展业务，要适应西方国家不同的法律环境。一般来说，西方国家的法律规范是严密的，法律是他们政府一再宣扬的制度优势，而且这也往往成为政府机构用来推脱行政协调责任的理由。但我认为，这并不表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法律执行，是不能够伸缩的硬杠。诉讼双方律师的水准、声誉和现场发挥，通常会影响法官的裁决，而且原告的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只是民事诉讼的话，根本的目的还是金钱，诉讼双方可以以一定的代价达成和解。即使对方是政府机构，即使涉及到反恐融资这样一些比较重大的涉及违法的问题，也可以用金钱达成和解，只是代价比较高而已。实际上这种和解的制度也是美国法律一个很重要的处理问题的手段。

第三，在做这方面工作的过程中，要重视舆论的力量。我觉得尽管我国这些年有很好的发展成就，但仍然缺乏引导国际舆论的能力。现在国际舆论仍然是由西方国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的。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内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主张我们中国的权利、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等。如果在香港、新加坡、伦敦，更不用说到美国，就可以感受到那里的舆论环境是跟中国完全不同的，它的舆论环境都是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这种舆论环境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我们有时看到西方媒体、美国媒体，比如《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和评论，这些评论有时就是政府机构有意透露的信息，是用来施加舆情的压力。我们不要把这些文章仅仅看作是一个报道而已。它们在很多时候体现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我们要做好媒体的工作，要注重跟西方的一些媒体打交道。打交道最好的办法是给媒体一些钱登广告，碰到事情的时候，它不会把你说得那么差。我认为，我们要注意跟西方有影响力的公关公司建立业务合作的关系。在西方、在美国的官场、舆论场中，知名的公关公司的工作有可能比我们更有效率，也更加专业。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列系列“逆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目的在于：恢复美国实体经济的优势地位，摆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重新塑造绝对有利于美国的世界贸易格局，维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保持美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阻碍中国信息产业升级占据领先优势。

关键词：特朗普  逆全球化  经济政策

特朗普上台以来，打着“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采取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对许多国家开始加征关税，与中国打贸易战，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高度不确定性。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推动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为什么现在转向采取“逆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取向？分析特朗普的有关经济政策，可以看出其背后三个方面的目标和企图。

一是企图恢复美国实体经济的优势地位。

以制造业为主要标志的实体经济曾经是美国的骄傲，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为美国的霸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本土制造业不断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以金融、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空心化”态势日趋严重，2010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尽管美国仍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高端位置，GDP位居世界第一，但其经济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第三产业。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0%（同期中国只占51.64%），其中虚拟经济占了很大部分。这一结构也使美国经济存在很大隐患：一是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消费品，使得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二是易于形成两级分化格局，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激化社会矛盾；三是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极易产生金融泡沫，泡沫一旦破碎便会产生经济危机。为此，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提高实体经济地位的举措，如启动“亿万基建计划”、签署“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的行政命令，鼓励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回美国，大幅降低企业和个人税收负担，提高进口产品关税，增强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等等，他想通过这些举措让美国制造业回流，从而恢复美国实体经济的优势地位。

二是企图重新塑造绝对有利于美国的世界贸易格局。

现有的世界贸易格局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等。二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美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优势明显，降低关税有利于美国产品的出口，有利于维护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超级地位。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优势不断减弱，由过去的贸易顺差变成了贸易逆差并不断扩大，同时也削弱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强势主导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达成《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增强美国产品的出口优势。《广场协议》也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就面临着特里芬悖论的窘境，各国贸易使用美元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美元势必会不断流出美国并不断沉淀，这必然导致贸易逆差。与此同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又要保持币值稳定，这就要求美国贸易顺差的支持，因此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解决这个悖论，一个办法是推动世界货币的多元化，如推动欧元、日元、人民币成为与美元一样的世界货币，但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对特朗普来说，如果能再次达成像《广场协议》那样的政绩，对于巩固美元的强势地位和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他以贸易逆差使美国吃亏为理由，向中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国家施压加征关税，退出了与多国已达成的贸易协定。按照美国统计，2018年，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达到4191.6亿美元。这些举措表面上是为了减少美国当前巨大的贸易逆差，深层次的原因是保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维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三是企图保持美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长期以来，美国高科技发展保持全球领先，在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中占据着高附加值的位置。美国的产业升级能够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高科技的绝对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前，世界进入了一个以信息产业升级为代表的产业链重组的关键时期，历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哪个国家能够抓住机遇、占据先机，就能够乘势而上，实现更大的发展。在全球信息产业升级来临之时，美国长期以来在信息产业遥遥领先的绝对优势受到削弱，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十分迅速，而且还在加速信息产业升级的力度。当前中国GDP已处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与美国不断接近，中国以华为为代表的５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于带动产业升级有很大的牵引力。中国正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旦成功，将与美国在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位置形成竞争。如果美国失去在全球产业链高端的优势地位，美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的结构就会失去支撑，变得非常脆弱。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特别是采取各种手段阻碍华为的发展，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目的就是延缓中国的产业升级进程，保持美国在高端产业的领先地位。

特朗普的“逆全球化”经济政策充分体现了“美国优先”、保持美国独一无二超级大国地位的战略企图，并且这种为了美国利益想尽各种办法的状况还会持续，而美国的经济政策走向关系到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塑造。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欧洲自2008年欧债危机之后，经济下行压力一直存在，而作为“欧洲引擎”的德国却保持了自身经济的繁荣与稳定。本文从德国独特的经济政策——社会市场经济这个角度出发，结合其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分析德国为何在历史上创造了经济奇迹，并在当代仍然是国际社会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关键词：德国 社会市场经济 经济政策 竞争力

“社会市场经济”的由来

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纯粹的市场经济给资本主义带来过恶性通货膨胀、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联邦德国总体上倾向于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结合的经济模式。1948年，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被任命为联邦德国经济管理署主任，他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构想，并开始对当时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成效卓著，使得社会市场经济被联盟党确认为其经济政策准则。1959年11月15日，社民党在“哥德斯堡纲领”（Godesberger Programm）中宣布接受这一理念，社会市场经济已成为德国社会普遍认可的经济模式，也成为德国经济模式的专有名词（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常常被称为“莱茵模式”）。

社会市场经济的显著特点

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集合。社会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在竞争经济的基础上，将自由、主动与社会经济进步相结合。”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所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既不像英国典型自由市场经济那样强调市场的作用，也不像日本那样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而是一种强调“平衡”的、将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所谓的“平衡”，主要包括两种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之间的平衡，以及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可以将社会市场经济概括为“处于有限的国家监管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征：第一是市场经济。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本质上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它明显有别于前苏联、民主德国等曾经实施的计划经济。尽管社会市场经济也十分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不是政府指导一切的机制。第二是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灾难曾经席卷过资本主义；“纯粹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抽象、极端的概念，其实在各国经济运行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规范。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前者崇尚个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主张经济上的成功应来源于竞争；后者则把公平视为核心价值，主张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市场经济的两个特点正对应着它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不是将“自由的市场”与“国家的控制”简单混合，而是一种经过几十年发展的、成熟的、充满灵活性的经济体制。

社会市场经济的具体表现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主要体现在国家政策、银行体系、劳资协议、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

德国的国家经济政策通过秩序政策和进程政策发挥作用。秩序政策，或称监管政策，目标是为市场流程建立法律和制度框架，纠正市场不完善之处。进程政策的目标则是纠正德国社会在收入分配、财富分配、机会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属于一种稳定政策的措施。

德意志联邦银行是一家独立性很强的中央银行，位于法兰克福。尽管它的董事由政府选派，却不受政府指导。就独立性而言，德意志中央银行已经成为独立体制的代名词，并且被众多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组织所推荐。

劳资协议自主权或称“工资自主权”、“集体谈判自治”，是德国在基本法中规定的权利，即关于薪酬的集体协议不受国家对工作和经济条件的干预。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德国是一个典型的福利国家，但不是一个保姆型国家。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平衡，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德国社会特别注意在“通过竞争达到富裕”和“人人享有富裕”之间寻求平衡，既能激发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又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也很注重“通过必要的政策保证竞争秩序”和“过度干预损害经济活力”之间的度的把握，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

在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指引下，德国在上世纪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被称作“黄金时代”。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德国是当今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欧洲第一大经济体，这表明了德国经济拥有持久不衰的活力。当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是不会一成不变的。作为一种实用的、充满灵活性的经济政策理念，社会市场经济也在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

除了紧跟时代的适应性，社会市场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维护竞争秩序的重视。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主张是“只有一种市场竞争秩序才有可能提高人民福祉和导向社会公正”，即国家应优先建立和维护市场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虽然德国有一批世界知名的大企业，但是德国国内数量更多的是活力十足的中小型企业，后者被认为是德国经济的重要活力来源。由此可见，保证公正有序的竞争秩序是德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在当代成功的原因还归功于德国人的自信。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一段话印证了德国对自身经济政策和建立“有序竞争”的自信：“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就是有序竞争的基本思想，我们应该把这种思想向整个欧盟推广。”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目前全球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模式之争。中国模式之所以优势日显，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西方“中心—外围、核心—边缘”世界观之上，无法容纳大多数国家参与其中。本文提出全球化中国版“一带一路”的理论框架，希望为“一带一路”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版本  一带一路  指导理论

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同，取得了重大的建设成果，正在成为一种崭新的全球化模式，推动着新型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从改革开放40年看中国道路优越性

在有文字记载3000年人类文明史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中华文明是领先于世界的。英国剑桥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Needham）在《剑桥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佐证了这个论断。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在传统科学技术方面一直领先于世界。从欧洲文艺复兴结束的16世纪开始，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我们的国际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

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还占全球的32.9%，而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的GDP只占全球的4.6%。^[1] 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认为中国的改革是逐渐向西方的发展模式靠拢，其学界政界大多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将会符合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欧洲的统一和北约东扩使美国得以完成确保“边缘地带”西侧的安全，但美国还要关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东侧的安全，特别是东侧有两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和印度。为此，美国应该着力鼓励中国参与中段边缘地带（包括中东和中亚）的地缘经济建设，并邀请中国加入“跨洲的安全安排”，即“扩大后的北约与俄罗斯、中国、日本建立的合作性安全协定”。^[2]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很多学者从历史类比的角度出发，认定西方的发展模式是人类发展的普遍模式，中国迟早会与之并轨，这时的中国发展模式还未显现出其特殊性。

2001年，中国经过十余年艰苦的谈判加入了WTO，我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世界。中国GDP占全球的份额从2001年的4.6%，增长到2011年的10.43%；美国则从32.4%下降到21.72%。从2010年起，我国成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第一的经济大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一反常态，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乐见其成，转而坚决把中国排斥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中国发展态度转变的动机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全方位地阻遏中国的崛起。

特朗普执政伊始，就决定美国退出此前一手组织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对中国提出的各项政策和主张横加指责、频频搅局。从2018年起，美国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战，使出种种解数，企图阻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特别是中国在无线通信领域技术发展的势头引起美国的恐慌，为此不惜拿出麦卡锡时代的手段，无理由逮捕华裔科学家、驱逐中国学者，限制人才的流动和交流，企图迟滞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进程。美国政府的做法和手段，完全置斯文于不顾，几乎到了图穷匕首见的程度。

中国坚持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摸索出了一条优于美国、也优于现行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体制的自主之路。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主张各国人民共同发展进步，互利共赢。这种源于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发展理念，最集中的写照就是“一带一路”，它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全球化中国版本。

“一带一路”：全球化中国版本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倡议，是有着深刻理论与现实背景的。

从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出现端倪开始，由于经济的发展，贸易活动越出了地域界限、走出国界，各国不断出现争端乃至战争。为了消弭战争，促进欧洲经济的发展，欧陆国家签订了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领土主权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国家边界空间形态的演化受到国际法的限制。领土空间控制的范围受到约束的同时，经济空间的开拓行为就表现为经济交往空间范围的拓展。^[3] 与此同时，由昂格鲁-撒克逊国家主导的海洋秩序，却为人们展现出另一种理论情境，即整个世界要在海洋观约束下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自由的空间。在这一法则下，每个民族均可以与另一民族自由交往，自由地从事贸易。这可能就是当今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利益单元、而经济却在不断全球化这种现实悖论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理论诱因。这一要素流动自由与国家利益分置的悖论，经过数百年博弈，演变成为当今全球化的理论悖论，即生产要素要求全球自由流动，而民族国家基于主权却排斥完全意义上的要素自由流动。“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在于全球相互依赖正在接近他们的制度限度，制度合法性正在褪色。”^[4] “旧有全球治理结构的提升空间有限，中国为此需要提出新的国际制度战略，应对全球治理问题。”^[5]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更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加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构建了一种不同国家可以共同发展、不同文化与文明可以求同存异的地缘政治想象，从而超越了主要由近代西方国家构建的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也就超越了西方世界在面对域外世界的文化与文明方面的差异时，要么进行征服、要么坚持同化的既有路径。“一带一路”将打破长期以来陆权和海权分离的格局，推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连接成陆海一体化，形成陆海统筹的经济循环和地缘政治格局。^[6]“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能够帮助中西南亚等国家发展经济，从而带动中国西部进出口，西部经济的活跃，东部企业也会融入，进而平衡东西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改变了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理论悖论的路径。世界主义观点认为，人们要有“世界意识，无国别意识”，“推崇世界的多样性”，承认“一切都是平等相同的，但每个人却又都是不同的”，“国家若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合作”。^[7]

然而，国家间的合作又受到许多限制。经济全球化要求商品、资本、人员等在世界范围内顺畅流动，表现为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移民自由等；现实中，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实现的，总是存在各种难以突破的障碍。^[8] 现代西方地缘政治想象将世界划分为具有等级制的空间、集团与国家，并赋予它们政治意义：这里是现代的，那里是落后的；将世界区分为“平稳地区”与“狂暴地区”、“稳定的中心”与“威胁重重的边缘”，这不利于全球化的推进。^[9] “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西方的地缘政治想象，超越了历史类比与通感的惯性思维，改善了重商主义的地缘经济学，代之以合作开放、合作共赢的新地缘经济学，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地缘经济学。^[10]“一带一路”要求的国际环境就是国家平等，文化文明多元共生，生产要素得以最大范围地在全球流动。关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北京“习奥会晤”时阐述的那样：“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承前启后、开创未来，把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主张和倡议都秉持开放包容原则。”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矛盾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竞争和美国贸易霸权基础之上的，多数主体是私有单元，奉行激烈竞争的生存方式，政府和民众力量很难参与进去，也难以实现利益单元之间的公平。“这一现实使得一切政治方案都要顺应经济的逻辑，否则便无法落实，世界秩序也必须得与世界市场的逻辑有同构性，这正是美国所主导的当代世界秩序的根本特征。”^[11] 这样一种具有鲜明市场霸权与资本主义特征的全球化，在公平方面是存在制度缺陷的。在现实的全球化环境条件下，市场力量很容易形成霸权，并对其他市场主体造成损害。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客观结果，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的经济调控能力都被削弱。在自由市场环境下形成的全球化框架，很难顾及到其中的大多数参与者，而是让具有竞争优势的少数市场主体得以张显自身的诉求，缺乏竞争能力的大多数市场主体则只会在市场中处于从属的地位，甚至蒙受屈辱。如果全球化不能解决公平发展的问题，那么这一全球化的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就像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力量，它可以随时带动强大的经济力量摧毁和破坏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从教育、医疗、住房到婚姻、家庭、亲情，无不被市场经济的力量所渗透、影响。”^[12]

这种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脱离，是随着全球化的演进而逐渐形成的。在前全球化时代，一国内的经济活动会受到国家政治的约束，而不至于对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形成很大的伤害，而当前的全球化时代，经济活动已然越出国界，但是跨国政府却无从谈起，市场力量成了失去控制的脱缰野马，变得为所欲为，这可能就是当今全球化存在显失公平现象的重要原因。

“各种地缘政治思维同经济全球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各种地缘政治思维都着眼于‘占领’、‘统治’、‘控制’，而经济全球化则诉诸于‘自由’、‘交换’、‘开放’。所以，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逻辑基础；经济全球化设想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自由竞技场，规则透明，裁判公正；而现实的地缘政治状态则如同荆棘丛生、险象环生的崇山峻岭，道路阻碍，盗贼猖獗。”^[13] 这种矛盾、对立的原因，是基于现行的全球化构架，其中西方理论界主张的斗争、冲突，是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求。”正如美国地理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在《边缘地带论》中对二战的描述：“现在我们面对着这样一幅场景：全球的主要国家都正在参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其目的是争夺物质力量。”“每个国家都会觉得，它们一定要保护自己视若珍宝的价值观，必要时可以为此动用武力。” ^[14] 这种文明冲突的观念在西方人的思想里仍占主导地位，并时刻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与实践。在当今世界，“制造业是以能够带来规模效应的区域性集聚为前提的，基于非连续性政治空间观的民族主义政治不会太过影响制造业的效率。金融资本则天然地以全球为单位，倘是民族主义政治，则无法有效地主导金融秩序”。^[15]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产出水平的大幅提升，世界各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导致全球化进程与日加快，全球统一的市场业已形成。中国奉行的是文化包容政策，与任何文化都能和谐相处，这样，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市场培育方面，就有明显优于现实全球化的特征，也势必成为未来全球化的新版本，从而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福祉做出我们的贡献。

目前全球化奉行中心——外围、核心——边缘的地缘政治经济观，难以推动不同发展模式国家地区间和谐发展。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分析西方现实世界时写道：西方人普遍认为，“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非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西方，特别是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垄断’行将结束”。

相对于西方学者普遍持有的不平等的地缘政治经济观，我国学者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相对于‘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僵硬地将世界地缘政治空间区分为中心与边缘，‘一带一路’构想实现了一种典范转换，即传统的以中心与边缘之间区分为特征的地缘政治想象及相关（如政治、经济、道德等）等级关系的崩溃，代之以不同国家、地区、文化或文明的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空间思维。”[16] 对此，汪晖教授进行了评价，“这种历史观是必要的，因为所谓互为中心、互为边缘、起源的非起源化，就是超越自我中心的等级史观，不是像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样，将世界建立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其余地区为依附于这个中心的边缘或亚边缘的等级体系。”[17] 西方人信奉的中心——外围、核心——边缘世界观，是基于自身感受并运用历史类比方法得出的武断判断，它们并不能真实反映当今全球化发展的现实，而且是当今全球化面临巨大困难的重要主观原因。它认为世界的发展进步是线性的，所有国家都会循着西方模式的路径演进，而没有考虑世界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这一现实，这就把全球化带入了死胡同。它以市场力量推进全球化进程，就是为了让自身通过“带血的”经济发展优势地位得以巩固，让后发展国家为自己的发展做垫脚石。如此，西方经济的发展模式很可能是非西方经济的灾难，它不能真正解决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与融入全球化的问题。

西方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源泉是分工理论，也可以说，是分工理论发展了国际经济学，并支撑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所有分工理论的源头，并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国际贸易理论则与分工理论紧密联系。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引领者奉行中心——外围、核心——边缘世界观，导致世界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享有相同的发展环境条件，不同等级国家的民众不能自由的跨国流动。这恰恰违背了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从而形成最优的配置效益。这其中最难以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也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这也就让市场经济体制效率大打折扣。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民族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立法排斥，和国家内各民族间基于文化差异的隐性排拒，这使得全球化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障碍的源起都是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和利益的分置。我们在此引入民族经济学理论，进行一个全新视角的新纬度研究。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

中国自古就拥有文化包容发展的禀性，民族间融合多于分解，从而形成了今天基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大市场，这可能就是我们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大部分时间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

“数千年来我国各民族之间为了达到经济生活上的相互需要而彼此交往，相互补充，绵延不断，最终把我国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需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中华大地各民族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灿烂文明。”^[18] 这方面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19]

基于民族文化视角的经济学研究，正是当今现实版全球化面临的短板，也是源于西方中心——外围世界观的西方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提出了用民族文化纬度研究中国版全球化面临的经济学问题，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诠释世界经济，寻找到解决全球化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案，对领未来的经济实践并有所裨益。

我们的研究不仅提出一种有别于现实版全球化的理论框架。在独具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框架之下，我们希望推出关注公平、具有道德含义的世界观、互为核心的地缘政治观的全球化新模式，以取代广为世人诟病的美国版世界观，造福人类社会。

第一个问题是公平问题。当今世界，既包括民族国家间的不公平，也包括民族国家内部各群体间的不公平，还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不公平。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版全球化过度依赖市场机制作用，缺少强有力的具有道德含义的力量对市场势力进行制衡，从而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国际格局。构建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理论框架，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交往理论为基础，通过生产力的进步，促进各民族国家经济的世界化，使经济活动脱离狭隘的民族属性，普遍形成世界属性，从而规避当今建立在各自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借助无道德属性市场机制的利己主义弊端，建立起更接近公平正义的全球化新模式。

第二是世界观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式的世界观，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观，美国寻找并不断变换着“敌人”，冷战结束后的多极化时代，先是伊拉克等“恐怖主义国家”，现在又把矛头转向对美国具有“威胁”的中国。在西方所谓“敌人”的转换过程中，文化的同质性或异质性是一个重要标准，它倾向于将文化具有异质性的国家当作敌人。而中华民族自古强调文化包容，正是包容性才有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和规模巨大的市场。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民族都进行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具有开放包容心态的中华民族所倡导和引领的全球化，将可以形成规模范围最大的全球市场，形成开放包容的全球观，带来世界市场规模范围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是地缘政治观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地缘政治观，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非西方是世界的外围，在他们的概念中，世界的发展就是以西方为榜样的线性发展过程。在这种地缘政治观指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拒绝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平等合作，拒绝承认非西方模式的价值，片面要求这些国家效仿西方模式。实际上只是将广大非西方国家作为其发展的附庸。这样只能引致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反弹。因此，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开放包容地缘政治观，摒弃西方中心论，也不奉行自我中心论，强调尊重各自民族文化传统、平等相待，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形成了彼此联系、和谐一体的地缘政治观，用来指导发展新型全球化的实践。

（编辑  季节）

中美竞争，合则双赢，斗则双输。但不管怎么样，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重中之重，是通过切实有效的政策组合，推动中国经济走上中高速、高质量的增长轨道。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需求不振，企业利润下降，资产价格风险积聚，系统性金融风险凸显。2018年，国家陆续出台资产管理等新规，大力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一些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更加严峻。中国推动高质量增长路在何方？

高质量增长的内涵

国防安全是高质量增长的保障。中美贸易战犹酣，如果我们没有震慑对方的本钱，只能处处受制，所以要大力加强国防建设。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艰难爬坡阶段。现在，5G领域中美竞争已经敲响了警钟，我们很多科技型产业，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有大量工作需要加强。例如半导体，建设一个芯片厂动辄需要数百亿元级的投入，加上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完善产业链甚至为万亿元级别的长周期投资。仅靠市场投资推动和发展这些行业很难。

中国还要推动绿色发展。生态资产如山林、水体、土壤、大气的维护，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要让人民有幸福感，生态环境各项要素的改善，都有大量工作要做。另外，中国从青藏高原到东南沿海呈现三级地形，要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改造成中华民族永久性的安居乐园，所需投资是天文量级的。比如调水工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改造工程等等，都是万亿元级别的系统大工程。

改变收入分配长期恶化的趋势也是艰难的挑战，尤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兴起之后，收入分配的问题和相应的财产分享问题将更为突出。资本收益增长率高于劳动收入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是大趋势，这意味着收入分配的鸿沟任其发展将会越来越大。国家提出要提高全民财产收入，但在房价高企、股市风险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另类途径解决收入分配扩大的问题。

民生财产的积累也是一个大的难题。

上述五大问题，外加新型城市化，实际上都属于供给侧投资，是为优化中国的自然资产、生态资产、科技资产、国防安全资产以及民生收入财产的投资。这种投资的特征是：第一规模超大，动辄千亿、万亿元级别；第二是周期超长，10年甚至20年，长时间内没有回报；第三投资的回报很难独占，不具备排他性；第四是不确定性，涉及到地缘政治、国家的公共政策走向等，甚至会遇到很多未知的难题。

这种规模巨大的投资在需求侧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持续10年以上的投资周期造就了中国最大的旋转空间，将会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率1-1.5个百分点。其次，它创造了极大的需求，水泥、钢材、工程机械、化工材料等当下过剩产能将会变成有效产能，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经过多年投资后，中国有可能在科学技术层面和主要的产业层面上，全面赶上发达国家。

因此，这些大规模、长周期项目应归于国家战略投资层面，由发改委规划和指导，组织各方力量进行开发性投资。这种没有短期盈利、而会对经济社会带来长期性收益的投资，我称之为跨区边际投资收益递增。有几个原因导致这一类资产的产生：一是这类资产产生的产品收入弹性大于1，人均收入越高，对它的消费越多；二是它的需求是刚性的，比如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等等；三是这类投资大多数是大宗的、垄断性的、刚性的，它不属于市场竞争范畴；四是产品生产的技术变革缓慢，可替代性较低，如古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我们后人。

实行货币供给双轨制，成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

国家战略投资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这涉及到我们未来20年巨大的增长潜力与现有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市场化的金融体系是央行把钱放给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这个金融体系是顺周期的，它支持的投资是有短期回报要求的，我们巨大的储蓄无法用到这种长期项目上来。

我提议可以改革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实行货币供给双轨制，在现有的货币发行市场轨道之外，设计一条按照国家战略规划、央行精准定向直接投放货币的直通轨道，成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央行直接向战略投资基金出资，由战略投资基金投入战略性工程，央行间接成为重大工程的直接股东，并可以带领相关机构少量跟进。这样，重大工程的融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支持超长投资周期。

这里将牵扯到金融体系进行较大改革。比如当前近3万公里的高铁，铁路总公司是负债经营的，它一年的利息就是8000多亿元，投资成本每年都在增长，如果融资成本与GDP增长不相上下，高铁将永无赚钱之日。但如果央行作为投资、负担高铁一半负债，这种资本可以10年内不要回报，10年以后将会获得永久性回报。

我把这个货币供给双轨制下的第二轨道融资方式叫“宏观金融工程”。宏观金融工程支持宏观战略投资，它的投资，可以持续不断地打造中华民族永久性、战略性的基础资产，它在未来长期内可以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自然生态的改善、民生资产的增长，进而打造一个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的轨道。

有人问，央行可以去当股东吗？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可以？这也契合当代金融体制近20年的变革，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编辑  三友）

案例：宏观金融工程——中铁公司长期资金运行

●现状：已营业高铁2.9万公里，负债5.27万亿（2019/3）；2018年利息8067亿；总资产8万亿；负债率65.63%

●政策：央行主导出资2.27万亿，设立“中交/中铁长期资金”，以股权/准股权方式形式注入中铁总公司，公司将同额资金归还银行/债权机构；央行以定向回收注销先前释放给这些机构的各种“灵活便利”（SLF/MLF/TMLF）工具，收回等量货币，退还各银行相应的抵押资产包

●效果：货币总量未变；中铁总股本增加/债务减少各2.27万亿；负债率下降28个百分点，年利息减少超三千亿；营业利润至少增加150倍（2018年利润20亿）。央行资产表中应收相关银行账款减少，对中铁总股权投资增加，数量均为2.27万亿。

●宏观负债率下降，央行资产质量上升

内容摘要：在过去十年中，伴随着居民财富的快速积累，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取得长足的发展，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纷纷涉猎私行业务。凭借着强大的零售网络，商业银行在高端财富管理市场积累了一定的优势，但市场格局远未形成，机构间的竞争势必将日益激烈。当前阶段，商业银行在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时，在客户获取、经营理念、客户细分、专业能力、资源投入等方面存在不足。

关键词：商业银行私人银行 发展问题 对策研究

2007年，中国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合作率先推出私人银行业务，标志着中资私人银行正式登上舞台。在随后十多年里，我国高端财富管理市场发展迅猛。根据瑞信的报告，中国的超高净值人群数量、百万富翁人数（以美元计）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先后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国内私人银行市场的主要特点

第一，高端财富市场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根据波士顿咨询报告，2013-2017年，我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平均增速是16%，[1] 2018年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高达147万亿元人民币。[2] 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近几年增速较之前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其中，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财富积累速度明显要高于普通家庭。2013-2017年高净值人群财富实现年化24%的增长，超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超过3000万元的家庭）的财富年均增速更是高达29%。

目前，国内高净值人群数量大约为167万。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房地产等传统快速创富方式难以为继，预计未来高净值群体数量的增速将会有所降低。但随着资产配置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高净值人群的资产将会从房地产、企业股权更多地转向金融资产，预计未来高净值人群个人可投资资产仍将维持高速增长，快于社会整体财富增长。波士顿咨询公司通过测算认为，2023年中国高端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可达82万亿元人民币，是现有规模的（2018年为39万亿元）两倍之多。国内高端财富有市场，有发展潜力。

第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作为主要参与者，凭借着强大的网点和零售客群，银行系私人银行在国内高端财富管理市场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其中，招商银行处于领跑地位，数据显示，2018年招商银行私行管理资产规模达到了2.04万亿元，成为第一家突破两万亿大关的商业银行；第二名中国银行约6000亿元，户均管理资产近2800万元，显著高于其他同业，体现出深度经营高净值客户的能力。

然而，由于展业限制、监管要求等因素，银行系私人银行难以完全满足高净值客户定制化、多样化等要求，这为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高端财富市场创造了机会。尤其是，分业经营使得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将凭借特定产品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商业银行还远未能在私人银行市场树立优势，银行系私人银行管理资产规模占其零售业务的比例不高，大大低于高净值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在总财富中的占比，反映出商业银行在高净值人群中的渗透率有待提升。

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越来越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谋求转型，纷纷将私人银行作为经营发展的突破点。资管新规的出台对传统信托业务模式造成了较大影响，高端财富管理已经成为信托业内寄予厚望的转型方向之一。2016年以来，多家券商已正式设立了私人银行部或者家庭财富部门。此外，律师事务所、家族办公室等新兴财富管理机构也开始进军高端财富管理市场。可以预见，下一阶段各类私行机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势必日益激烈，对高净值客户的争夺将日趋白热化。

第三，客户需求日益多元。目前，高净值人群的职业特点正在发生变化。企业主依然是高净值人群的绝对主力，不过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人才的市场价值越来越高。企业高管、专业人士在高净值人群中的比例正在上升，高净值群体内部的诉求也正在分化。首先，财富管理目标多元化。在私行业务发展之初，资产快速增值是绝大多数高净值人群的首要目标。随着一代创富者步入生命周期的新阶段、创富来源的多元化，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目标开始分化。对于年龄较高的高净值客户，尤其是企业主来说，财富保值和财富传承的诉求最为强烈。而相对年轻、以专业人士为代表的高净值客户更倾向于财富增值。其次，对私行机构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高净值客户的需求包括金融和非金融。即使是金融需求，也不只是投资需求，某些私行客户还将有融资需求。以企业家客户来说，涉及企业经营的融资、上市需求同样重要。总体看，由于年龄、职业、资产状况、风险偏好不同，高净值人士内部子群体之间的需求呈现出较大差异。

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目前，私行机构跑马圈地的野蛮发展阶段已经结束。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要想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总体上，现阶段银行系私行业务发展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私人银行客户获取和经营能力有待提升。客户是私行业务发展的前提，稳定持续的客源是私行业务发展的基础。目前，国内大部分商业银行私人银行获客主要还是依赖分支行和零售银行部，在细分现有客户的基础上来获取目标客群。这种背靠零售的模式有助于在短期内快速累积客户和降低私行业务发展的前期成本。因为在发展初期，私行部门自身的拓展客户能力并不足以支持事业部模式，这是“大零售制”成为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私行主流模式的根本原因。而根据国际经验，当前世界排名前20名的私人银行基本上采用的都是事业部制。就国内市场来看，目前招商银行已经开始逐步转型。可以预见，由零售部制向事业部制转化是未来大势。

从持续获客角度来看，要实现真正的事业部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私人银行部已经具有较强的获客能力；二是已经渡过客户的大规模积累阶段；三是银行内部门间联动获客。所以，培养私行的独立获客能力，是私行能够向事业部制转化的必要条件。

第二，客户经营理念亟待转变。海外私行机构的先进理念是“以客户为中心”，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需求。以瑞银为例，在为客户提供资管配置服务时，会在充分了解和挖掘客户需求的基础上，为客户量身打造设计定制化方案，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目前，大部分国内商业银行仍处于以“产品定客户”阶段。尽管市面上私行产品种类繁多，但实际上各家机构产品高度同质化，很难真正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这实质上反映出“以产品为导向”的经营思维。“产品导向”强调对销量、中间收入等关键指标的考核，以销售产品为终极目标，无法保证客户利益和私行机构的动机一致，难以做到“以客户为中心”。

第三，客户细分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国内私人银行的客户细分主要是基于可投资金融资产规模对客户进行分层，差异体现在是否可享受增值服务。对于银行来说，这种分类方式简单易行，是产品驱动模式下的必然选择。但弊端也较为明显，即无法为客户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随着高净值人群结构日益多元化，不同群体在财富管理目标、风险偏好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即使是财富水平相同的高净值客户，其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需要结合其它指标对客户作进一步的细分。此外，需求也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投资类金融需求，还会有融资类金融需求和非金融需求。在具体实践中，绝大多数私行机构只将重点放在管理资产规模，对其他方面重视程度不足。

第四，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有待提高。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最核心环节是挖掘客户需求，制定个性化方案，为之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财富顾问在和客户面对面交流时，能否凭借其专业能力打动客户，赢得客户信任，对于业务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当私人银行为高端客户提供综合性咨询服务时，需要从业者对税收、投融资、法律等方面的内容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无疑对财富顾问的综合业务素质提出较高要求。显然，现阶段国内私人银行的大部分财富顾问都很难达到以上要求。由于国内私行的发展模式基本都是零售升级、产品驱动，私行机构在拓展业务时过于强调产品销售，体现私行服务的专业投资服务大多流于形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论是私行机构还是财富顾问，对专业能力的问题都不够重视。

第五，资源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内部之间的壁垒，各部门协同不够。比如，在涉及公私联动的业务方面，由于牵涉业绩考核，导致业务推进缓慢，审批周期过长，往往难以满足客户需求。表面的问题是尚未建立起完整的产品链，实质则反映出部门间的协同不够。二是财富顾问人数相对不足，业务考核体系有待完善，现阶段各银行都在扩建私人银行队伍，仅从外部招聘，显然无法完全满足需求。所以，商业银行建立了相应的内部选拔体系，通过基层推荐、层层选拔，支行向分行推荐业绩拔尖的理财经理，作为分行的财富顾问。这种模式有利于实现统一管理，同时也便于激发支行挖掘、维护客户的潜力。但在现行的考核机制下，可能会出现做财富顾问的收入反而不如客户经理的情况，激励不足，不匹配，不利于商业银行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

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建议

未来商业银行要获得长足发展，主要应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第一，搭建多层次获客体系。培养独立获客的能力，是私行最终能够独立成为事业部制的关键。许多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集思广益，着手搭建多层次的获客体系。内生获客方面，要加强部门间的公私联动营销,关键是要打破各个条线之间的壁垒，建立起切实可行的协同机制，完善考核机制，提高员工积极性。外生获客方面，可以积极发展圈层获客、转介绍等多形式、多渠道的获客方式。

众所周知，客户的开发、维护和培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具体来说，一是要结合绩效等来考察获客效果。责任落实到人，确保计划落地，要将绩效考核和实施效果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地推进私行获客能力的提升。二是打造私行品牌，发挥品牌效应。品牌意味着高质量、高信誉、高效益和低成本。强大的品牌效应能为企业带来持续性的价值回报。所以，商业银行要从一开始就树立品牌意识，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去创立私行品牌。

第二，以客户需求为中心，重塑服务理念。目前，各类私行机构都认识到未来要赢得市场，必须要以客户为中心，改变既有的客户经营模式。然而，要实现这个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和创新：首先，要“从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即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设计和研发金融产品。要求私行以客户真实的投资意愿为中心，在深入了解和反复沟通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资产配置和投资组合方案，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而不是急于推销产品。其次，从“满足客户单一需求”向“满足客户综合需求”转变。在需求细分的基础上，综合满足客户的各种金融和非金融需求。对于有特定需求的客群，要开发出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建立起完整的产品链。最后是科技驱动的服务模式创新。对于一部分基础需求，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提供便捷服务，复杂需求还可以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便捷的深度咨询服务。重点推进线上私行客户经营和互联网服务创新。

第三，细化客户经营，优化产品和服务体系。严格地讲，在现有条件下，银行系私人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单独拿出来看都是同质的。而从客户需求出发，结合不同客群特点，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性组合后，达到的效果将是不同的。所以，从设计组合角度看，没有任何一家私行的产品和服务是相同的。但遗憾的是，目前客户细分在国内私人银行领域中的运用并不充分，大部分商业银行仍将管理资产规模作为唯一重要的细分标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了解客户对于获取、留存和提升经营至关重要，对于私人银行来说尤其如此。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资源实力，合理地划分客群。

第四，提升专业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立。专业人才匮乏是目前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可以通过“内培”和“外引”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解决人才稀缺问题。“外引”方面，要引进高水平的财富顾问充实队伍，在较短时间内帮助银行有效提升专业水平。“内培”方面，要完善现有的人才培养机制，对从业人员进行体系化培训，聘请外部专家、顾问定期开展各类专题讲座，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经营能力。同时，要强化私人银行队伍建设，建立涵盖客户经理、投资顾问、产品专家的私行队伍，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专属服务。

第五，加大资源投入。一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关键要建立协同体系和机制，包括配套的分润计价规则、考核激励措施。相比其他的私行机构，银行的优势在于掌握较多的资源，可通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综合经营，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如果能建立起合适的协同经营、生态合作、分润计价等机制，则可通过撬动更多资源，打造平台效应，促进业务快速发展。二是完善从业人员的薪酬、绩效考核体系。随着高端财富管理的兴起，优秀的私行从业人员逐渐成为市场上抢手的香饽饽。目前银行的薪酬激励体系并不能较好地体现人才价值。所以，非常有必要建立与专业能力相匹配、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绩效考核体系。三是加大科技投入。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高净值客户对于便捷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使用习惯逐渐向线上迁移。根据麦肯锡调研数据，中国有接近60%的高净值客户愿意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私人银行产品服务，数字化、移动化已成为高净值人士的必然要求。商业银行要重视科技技术在私行业务发展中的应用，加大底层设施建设，要善于利用新的技术提高服务质量，提升客户忠诚度。

（编辑  杨利红）

郑京海教授一直在推动如何把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到国际学术界。今天，他的讲座报告就是为今年九月在欧洲中国经济学会年会准备的主旨报告。这是一次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又是对中国学者的总结和评价。

同学们做博士论文时，如何选择题目和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这就使我想起30多年前，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做博士论文，我选择了中国最突出的人口与发展问题，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我国人口经济系统，此后出版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青年经济学者》丛书，1989年版），对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粮食与经济发展进行综合性和长期性分析研究，同时也指出对有些变量（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国内的和国际的）未能予以考虑；我与邹平（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研究人员）合作出版了《人类·发展·前景·抉择》（学术书刊出版社，1990年版），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人口与耕地、粮食、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变动历史的关系，定量的分析了当代人口生育机制转变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同共进的新人口论，作为未来中国发展模式选择、发展战略制定的理论基础和国情依据。为此，马世骏学部委员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称这是对“人口发展协同共进”的理论命题的重要探索，是大胆的尝试。

我的国情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吸取了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因为我所面临的对象是一个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复杂大系统甚至是巨系统，主要受到钱学森先生系统集成论的启发和影响，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他倡导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定性和定量知识、理性和感性知识，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学森在航天部710所组织“系统学讨论班”，他提出了巨系统、复杂巨系统等重要概念，其中社会系统可以称作特殊的复杂巨系统了。系统方法论反映了钱学森系统综合集成思想。[①] 我当时参加了研讨班，深受启发，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国情研究思路和方法论。

钱学森力图把“两弹一星”系统科学的成功做法，应用于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他曾提出国家应当设立经济体制改革总设计部，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一设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共计16个部分、60条、336项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顶层设计、系统设计、长远设计的改革思路。2014年1月，建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8年3月，建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习总书记亲自担任主任，进一步完善了改革决策机制。

我们如何研究中国国情？可以按照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来构建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也包括政治系统。此外，中国巨系统又与国际巨系统相关，确实是巨大的复杂系统。国情研究对象就是这一巨大的复杂系统，不同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相互发展、共同进步。这也成为我们先后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四位一体”（包括社会现代化）、“五位一体”（包括绿色现代化）、“六位一体”（包括国防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来源，也为我们直接参与国家五年规划提供重要思路和政策建议。例如，只有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到中高速，能源等消费增长的弹性才能下降，进而碳排放增长率下降，同样的是主要环境污染物才能与经济增长脱钩，空气质量才能有所改善。这都反映了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需要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国情国策，使之产生决策体系的正面影响。

在经济系统内部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概念，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等。就中国而言，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我们把中国三十多个地区可以根据人均收入、人类发展指标（HDI）等重要指标将中国划分为“四个世界”。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过程、发展变迁。

这就需要做出实证分析，做到实事求是，非常务实地研究中国复杂的、动态的经济社会巨系统。讨论发展的初始条件，如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研究建国之初的初始条件，包括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条件比较，包括发展起点、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等，还专门讨论了初始选择。因为有不同的初始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如毛泽东在《共同纲领》中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就是混合经济，既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中研究改革开放之初的国际背景和初始条件，包括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这也涉及到邓小平的初始选择，即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混合经济，与毛泽东当初的初始选择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历史的继承，历史的创新。因为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时代是无法解决占世界1/4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这就必须创新中国之路，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走上混合经济是必然的选择，才能够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主体，超过了上亿登记户，才能够创造世界最大的就业规模，达到7.8亿人，比印度高出2.8亿人。

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需要去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逻辑，需要复杂系统经济思维。复杂系统理论本身就是系统科学中前沿方向和焦点。钱学森先生对复杂系统的认识，^[②] 又加了一个关键词，即开放型的复杂巨系统。^[③] 这为我们认识更开放更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提供了重要思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外而言，从封闭到半开放再到全面开放，对内而言，从内部分割到区域一体化再到全国一体化。

开放系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这涉及到现代化要素：能量、信息、数据、科学、技术、知识、各种物质等交换和转换。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有效的利用这些现代化要素，特别是在开放的背景下，利用经济全球化来有效利用全球现代化要素。

不同的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关联，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我们研究经济系统，就要考虑对自然系统的影响，这就涉及到经济发展为何要绿色发展，一味地追求高增长就会有巨大的生态代价，如何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例如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时，能源消费增长弹性系数将会大幅下降，进而碳排放增长率随之下降，再加上发展绿色能源，煤炭发电清洁化（目前已有80%火力发电机组属于超低排放），中国已经进入碳排放高峰平台期，今后有可能提前进入碳排放下降期，这不仅对中国是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有可能因中国，世界可能提前进入碳排放高峰平台期，进而进入下降期。这也反映了中国系统与世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

中国是如何应用复杂系统思维和有效方法来开拓和创新工业化道路？这就是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的方法论。应当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相当成功的，不仅经济增长率高达9.2%，中国GDP（PPP，1990年国际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从4.5%提高至5.5%，而且为中国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经过长达十三个五年计划和规划的实践，中国已经从学习和照搬苏联模式，到创新中国特色的五年规划，从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成为中国在认识处理这一开放复杂巨系统方面极为成功的案例，也解决了拥有14亿人口内部差异甚大的中国，如何通过五年规划一步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形成独特的“中国道路”，大踏步的赶上而且在许多方面正在超越美国等发达国家。

作为中国学者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原则，总结和阐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坚持下来，让历史证明，让实践检验。郑京海教授从复杂系统经济思维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向国际学术界传递了中国学术。

（编辑  季节）

经济转轨和“洛希极限”

前不久热映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中提到了“洛希极限”的概念。它指的是当地球接近木星时，在某个（临界）距离上，由于木星质量比地球要大得多，地球所受木星引力会形成试图将地球撕成两半的潮汐力。这和转型经济国家，特别是东欧那些较小的经济体，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撕裂社会的力量非常相像。前苏联解体相当于“太阳系”迅速毁灭，东欧一些小国“星球”只好自己跑路，被美国体系所吸引。这样的小国家如果凝聚力不强，在接近美国体系的某个距离上，很容易被撕裂，乌克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洛希极限”这个概念，对转型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其实许多国家的问题都是由于美国体制所引起，或者是冷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所导致。美国控制了经济、政治、军事、金融、媒体、文化等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当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来自美国体系的巨大影响时，它们需要做的，就是与美国体系保持一定距离，政策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审时度势能力非常重要。否则，本国内部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可能加剧，甚至本国社会有被美国体系“撕裂”的危险。

其实，这次从中美贸易争端，就能看到美国不自觉地运用“洛希极限”原理的影子。当中国与美国在经济贸易等方面靠得足够近时，如果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发展到足够大，中国体制的吸引力也很可能把美国社会“撕裂”。当然从中国这方面讲，也需要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洛希极限”概念可以说明经济转型中的很多问题。

再比如，小国如何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生存，也可以理解为如何在一个“二体”系统中，寻找“拉格朗日”均衡点的问题。是采取“等距外交”，还是与某个大国结盟（相当于“卫星国”）。在这种情况下，小国需要选择一种对民族生存和发展最有利的方式。

可以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组合，看作太阳系中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大大小小的天体，这些天体受到具有不同社会制度、采取不同政策的国家的影响。改革开放类似于在既定轨道上运行的经济体需要进行“变轨机动”，即从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转型，或者是经济政策的转变，这时需要“有为政府”作为推动力。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府的制度选择能力，以及通过社会动员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

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研究一般均衡理论时，借用了经典力学中的“均衡”概念。此后经济学对自然科学的借鉴，往往仅限于数学和统计学方法的“拿来主义”态度。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和标准教科书，对以新古典计划经济模型为基础的阿罗-德布鲁竞争市场模型的诠释，也仅限于机械论式的理解，抛弃了其中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内核。人们在新古典和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之间找不到交集，使得现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全无还手之力，并且对学生理解现代经济学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下面我们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出发点，以胡鞍钢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经济理论质疑的典型论述为例，对中国建国70年来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进行理论上的解读。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的复杂系统含义

胡鞍钢在一篇谈到“现有理论为何难以解释中国奇迹”的文章中认为，根据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政治因素为中国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成功经验”。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内部推动型，应对内外部的挑战，领导人主动提出，主动推动；这种改革是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自适应性，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简单地强调的改革和经济转型是以“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为准则。

为什么东西方学者对以新古典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解读有如此大的不同，这需要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发展的脉络中去寻找答案。

根据阿罗和德布鲁的说法，瓦尔拉斯是第一个考虑如何把在任意时间点上的经济运行状况，看成是一系列代表消费者和企业的联立方程组的（均衡）解。一般均衡思想故此得名。这类模型假设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企业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均衡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在瓦尔拉斯这个想法的基础上，经过兰格的努力，1936年发展出了新古典一般均衡计划经济模型，并由阿罗和德布鲁在1954年完成了一般均衡市场竞争模型的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证明。兰格模型其实是依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定价的前提下，试图在劳务市场和最终产品市场，模仿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的竞争市场定价。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十分明确的。而阿罗-德布鲁模型虽然保留了兰格的（完美）竞争市场假设，但强调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以及市场定价的重要性。

当存在收入分配失衡、规模效益和市场失灵问题时，新古典理论也照顾到了政府干预的需要，有“社会计划员”的概念（social planner），其目的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这一点往往被流行版本的西方教科书和政策文献忽略了。比如曼昆（2014）一方面认为，经济学应该像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那样没有意识形态偏好。但另一方面，他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概念不很肯定，认为经济学家在做出政策选择时，会受到不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概念无非是提供一个“参照系”或者“基准点”，而实际情况容许距离“基准点”有多远，则是需要实践来检验的问题。

即便竞争市场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达到均衡，但长期来讲，在外力的作用下，均衡往往会被打破（比如向垄断市场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政府干预仍然是必要的。西方经济学者往往没有意识到，从一般均衡状态到均衡被打破，往往是一个经济系统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这在热力学上称之为“熵增原理”。可以说，中国学者从改革之初就十分注意经济学理论中的不完备性，并不断地在政策实践中对理论进行（完备性）检验。

胡鞍钢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现代化”。他说，工业化是一个资本密集度增加的过程，中国的工业化属于后发型，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订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从胡鞍钢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体现了丰富的系统科学思维，远远超前于西方学者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认识。

一般均衡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概念，或者可以看成是复杂经济系统的一阶近似。比如当考虑到不同市场之间的产业链联系的时候，局部的市场失衡会影响到全局失衡，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在与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有着紧密联系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在西方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建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就是复杂系统经济思维的具体体现。而西方流行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和政策文献，处于维护自身主导地位的考虑，对此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做法。中国学者能够注意到西方政策文献在这方面的缺陷，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一般均衡系统除了要求产业结构的完整性之外，对经济体中其他结构性变量也很敏感，比如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等。本来，产业组织理论作为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的补充，讨论了一系列政府如何对非竞争型市场进行干预的措施。但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在西方有关经济发展政策的文献中，在非竞争型市场上，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了。胡鞍钢敏锐地察觉到西方流行理论在这方面的缺陷，指出“中国奇迹不仅需要经济学的解释, 也需要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各种学科理论的解释”。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系统科学思维。

这个看法实际上是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相当一致的。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帕累托提出最优效率概念，这是与他本人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关的。斯密“看不见的手”范式之所以引起注意，主要是其中暗含的竞争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想。而兰格的第一代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本身就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理念而开发的计划经济模型。但一般均衡框架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在阿罗-德布鲁模型被提出并进入西方标准教科书之后，就被弱化了。

其实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不仅体现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人们通常所说的平等、民主、自由，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得到简单准确的数学定义。比如“耕者有其田”作为一个绝对平等概念，就可以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被严格地定义，它在阿罗-德布鲁的竞争市场模型中，是通过对生产资料平均私有的方式来定义的。而且它同时还定义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纯粹的市场经济又和“自由”概念相联系，理想情况下它不需要政府干预，这也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普世价值”依据。

 “天下为公”的理念，其实也可以从一般均衡模型中找到基础性的理论依据，尽管它与生产资料的平均所有问题稍有不同。因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均衡解要求十分苛刻，比如它假设企业的管理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所有者，并且还是消费者；资源禀赋以及收入分配情况的绝对平等（比如每个人在企业中都拥有股份）是保证均衡解的存在性、唯一性以及稳定性的必要条件之一。而这一点，许多西方经济学标准教科书和政策文献都没有注意到，没能从一般均衡系统的初始要求来理解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所以西方文献和理论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基于意识形态偏好的选择性解读。这些局限性反应到政策层面，就难免显现出浓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

除去上面提到的结构性变量的变化会引起一般均衡系统失衡，需要有为政府的作用之外，由于一般均衡模型所直接对应的，可理解为一个类似小农经济的系统，没有考虑到工业化社会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委托代理关系、交易成本问题、以及金融市场中的非理性等等，都会对系统均衡造成不良影响和困扰。因此，我们对政府作用的必要性绝不应该低估。

结合中国学者对新古典理论的理解，胡鞍钢一直强调，不能对立地看待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从‘一只手独揽’提升到发挥‘两只手合力’的作用，再提升到充分用好‘看不见的手’、切实用好‘看得见的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线性化

陈平教授在《中国道路的争议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一文中指出，“更多的人是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简单数学模型所迷惑，以为市场供求会自动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平，否认垄断竞争和群体效应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忘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似乎普遍理性和自愿交易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战争。”

陈平认为，“世界是复杂的，是有结构有历史的，发展是多样演化的；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线性简单的，是没有结构没有历史的社会趋同理论。”“复杂科学提供了马克思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用非线性动力学模型的路径依赖和分岔现象来描写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可逆性。” “改造世界要研究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实践学习。”

而反观西方经济学文献和教科书，近30年来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本来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的萨缪尔森时期的“新古典综合”体系割裂成了几块，比如把新古典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割断。不久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百所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上，有些分论坛的院长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的困惑是，为什么在西方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之间找不到交集？

其实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本身是触及了（企业）所有制问题的，即便是在阿罗-德布鲁的模型中也是如此。比如纯粹的竞争市场要求企业一定要足够小，可以小到人人都是个体户，象陈平曾经形容的"原子经济"，或者像文一理解的小农经济（耕者有其田），也就是所有者管理的企业，并且不排斥股份制。这样的基本模型假设其实涉及到了分配问题，就是绝对平等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可是还有经济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应该是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分配问题应该交由政治程序来决定。这样就把收入分配问题从传统的新古典体系中进一步切割出来。这恐怕就是曼昆的教学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引起学生们质疑的原因，尽管曼昆一再强调经济学是“科学”。

曼昆曾经在2013年的《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百分之一辩护”的文章。后来索罗对此批评说，百分之一的富人根本用不着你给他们辩护，他们许多人的收入根本不是像乔布斯那样通过创新所得，而是通过金融交易获得的。把收入分配问题推给政治程序也不能解决问题。2014年福山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历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和政客的无能，以及政治体制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困境。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不作为”已经成了政治圈子里面的普遍风气。美国政治上的衰败，特朗普当选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且这个趋势似乎还在加剧。而美国的经济学者指望把本属于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推给政治程序来解决，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实，既便这样的问题有50%可以找到经济学理论依据，也总比完全没有理论依据要好很多。

曼昆的教材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对新古典微观一般均衡概念理解的不全面。曼昆虽然说他把经济学看作科学，但实际上还是没有突破意识形态局限。比如他的微观经济学本科教材基本上回避了一般均衡概念，这样就跳过了经济系统中需要讨论的结构问题。更为离奇的是，国外商学院里教的经济学，几乎完全改变了经济学的本质，被称之为“商务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完全忽略了一般均衡概念的讲授，而且往往忽略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社会福利分析和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应用。把本来属于 “经世济民”学问的经济学，变成了私人和企业的所谓“决策理论”，为培养学生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提供理论依据。而西方民间往往把商学院看成为散布“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发源地和堡垒、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所以，如果我们试图与国外典型商学院的学者讨论国企的重要性或者讨论公共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因为关于经济学作为“政策科学”的基本定义已经被篡改了。

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概念还是十分重要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希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强调突出“结构”的概念。陈平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结构概念，对流行的新古典理论的缺乏结构概念提出了质疑。其实新古典理论本身是有结构概念的，比如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市场结构”概念。但产业组织理论似乎被生硬地套以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名义， 被从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体系中剥离了出来。导致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本来含有的“结构”概念，通过打造所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被弱化了。

林毅夫理论中与一般均衡框架相关的结构概念是十分重要的，而这恰恰是曼昆教材中缺失的问题。应该说这是林毅夫的一个重要贡献。一般均衡系统中的结构性变量包括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治理结构、国家/企业目标、政府角色、以及收入分配等，它们其实都涉及到均衡的问题。而且它们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失衡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陈平认为需要把经济体看作一个复杂系统，他强调的观点与胡鞍钢在政策分析中的具体做法不谋而合。

西方文献在把传统政治经济学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以及产业组织理论从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体系中分离出去之后，有意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的框架下，突出意识形态倾向极强的所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将它用科学和数学的形式加以包装，做为“新自由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依据，结果导致经济政策研究领域日益意识形态化。

2010年巴西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发表的关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危机的长文，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后如何一步步走向经济金融化，以及新自由主义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具体组成。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并没有人们印象中的那么强。这是因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套用新古典一般均衡方法直接做宏观模型，就可以绕过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内核，包括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收入分配等等，为（金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主流”经济学者这样做的效果，是可以打着“科学”的旗号宣扬（金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强调“小政府，大市场”，而不需要提供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方面的理论依据。人们对这类“理论”的抱怨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化问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是由西方右翼学者打着“科学”的旗号，通过可以得到唯一解的线性数学模型来推动的。而有些极端的左翼观点则主张讨论经济问题不许用数学，并进一步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北欧有人还曾试图发起取消经济学诺奖的运动。金融危机之后，左翼学者愈发坚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说法。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确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理论脱离实际，的确很不科学。但这并不妨碍当我们做经济学研究采取独立的、科学的态度，而且适当的数学还是需要的，数据处理也需要数学和统计学。

目前，西方左翼和右翼对经济学的两种认识僵持不下，导致学科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学界甚至连经济学是为公众服务的“政策科学”，还是为私人和企业的“决策理论”这个问题都不大注意。但是，经济学性质和地位未定的状况，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很不利的。因为主要的学术期刊目前仍然被美国人把持，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它的性质和地位定不下来，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在学习和理解现代经济学时感到困惑，不利于他们国家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林毅夫认为如果搞得不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15）。

动态非线性与“经济混沌”

应该说，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线性思维，为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由于线性思维的简单化，很容易被缺乏独立分析能力的学者和政客所接受，并使得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泛滥。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古典理论本身的局限，但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机械地理解和应用基于线性模型的新古典理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体系中，缺乏动态非线性思维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毕竟在产业组织理论当中，这个局限性得到了一些弥补。比方说，具有规模效应的生产函数，会导致投入产出之间存在一个非线性关系，并可以推导出垄断定价导致利润最大化和市场失灵，结果是一般均衡系统的崩溃。这就使得反垄断和鼓励竞争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十分重要。即便不直接考虑非线性问题，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矛盾、生产与消费的外部性以及交易成本等问题，都可能导致市场机制的低效或者失灵。这些早期被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所忽略的问题，截至上世纪90年代，基本上都被纳入了广义的新古典框架和标准教科书。

但在另一方面，新古典教学似乎忘记了它与物理学的渊源，除了比较被动地采用宏观以及金融时间序列数据的“混沌”建模之外，在吸收物理学的动态非线性理论方面，进展缓慢。这里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以非线性为特征的复杂系统理论，不但不能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化线性思维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会像胡鞍钢的政策研究那样重视“路径依赖”概念，以及像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那样强调“结构”的重要性，并且像文一的中国工业化研究中那样注意到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

比如最近这些年，采用国际贸易数据计算的经济复杂性指数的研究，就是复杂系统理论在工业化方面的应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有学者采用了世界各国的贸易数据计算复杂性指数，包括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复杂性 (Hausmann 和 Hidalgo 2014)。据说这个复杂性指数用来预测经济增长潜力，比传统方法（比如计算人力资本，政府治理指数，以及国家竞争力指数）都要准确。这类研究形成了一个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具有颠覆性的结论，就是创新能力与产业的多元化有关，产业结构的复杂性反映的是经济竞争力的强弱，所以需要注意“产业结构陷阱”。换句话说，只有技术不断升级，经济才能不断成长。《中国制造2025》是符合西方“复杂经济学”理论的。

其实，复杂系统理论可以为现有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弥补的空白还很多。比如本文开始提到的经典力学中的三体问题，对经济发展以及转型经济路径就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胡鞍钢很强调改革的“初始条件”以及“中国道路”的提法，都蕴含了复杂系统科学思维。这些提法和三体问题中的“混沌”现象相关联，所谓“混沌”，即三体的运动轨迹的不可预测性及其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之间的联系，尽管系统是建立在确定性关系基础上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比如张培刚先生的理论），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往往需要依靠中央政府主导（王绍光、胡鞍钢，1993），都可以解释为和它们的初始条件相关，而且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由美国桑塔菲研究所的学者阿瑟所著《复杂经济学》一书最近发行了中文版。作者说，他不否定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的有用性（可以看作是复杂经济学的一个特列和基准点），但在有些情况下，需要考虑经济系统的非线性动态特征、复杂性以及路径依赖等问题。他还说，现代经济学越是采用数学，越是希望科学和精准，就越是发现复杂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上的重合，比如历史的重要性、结构变化、以及小事件的重要性等等。结果复杂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又把人们带回了近30多年来在西方被忽略、如今又被深深困扰的经济民主问题、产业结构及收入分配问题。

西方文献中，一般把复杂系统定义为具有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但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又相互作用（例如 Bar-Yam 1992）。这时可以注意，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假设中，往往不提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与之密切相连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的确又会根据产业之间的（线性）关系来帮助进行（可计算）一般均衡建模。符合上面复杂系统定义的例子，有地球上的天气系统、人脑、电网和交通、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经济系统等。另外，“三体”系统、双摆、蚁族、雁阵、鱼群等都符合这个定义。国内也有学者将这样的定义称之为根据“还原论”方法定义的复杂系统。

阿瑟在1999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复杂性与经济”的文章认为，复杂系统具有适应性、过程依赖、以及不停地演化这三大特征。这与胡鞍钢在中国改革过程中观察到的“自我改革、自我完善, 也是自我发展”的情况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也说明陈平所倡导的采用复杂系统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转型和经济学是非常有道理的。文一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在解释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为什么无法进行工业化时，引用英国学者的话“国家可以调和个人愿望、行动和社会目的，并增强个体在集体协作的表现。整体效应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因此通过现代复杂系统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工业化以及现代化过程进行科学的解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工业革命的复杂系统科学视角

文一在他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写道：“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作者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以及为什么中国义无反顾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向工业超级大国的惊人转型所蕴含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也为非洲难以逃离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19 世纪的大分流和欧洲的异军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国工业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释。

（编辑  季节）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战，正快速升级到所有领域，无论经济战怎么打，首先还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楚汉相争时，前线的韩信很重要，后方的萧何更重要。如果根据地没了，不管怎么打都要踏上长征路，甚至重上井冈山。   

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

中国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改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英明的判断。如果搞不清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体系改善、如何提升治理能力。

定义社会治理体系，不是制订几项具体的政策，更不是重复或者重申官八股和洋八股。加强基层政权，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法治，加强德治，加强民主，加强自由，加强集中或者加强地方积极性，加强党政基层干部不忘初心的培训，提高公务员工资，调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些政策和措施彼此间缺乏内在逻辑关系，又都称是为了改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定义社会治理体系，关系到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在我国，基础理论研究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不过重要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基于当代的认识，考古学给人类文明设定了三要素门槛：金属、文字、城池，用这三个要素区分史前和文明。也就是说，我们当代对文明的理解包含三大内容：实用技术、抽象知识和社会形态。因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定义为技术文明、知识文明和社会文明。

实用的技术是物质欲望推动的，有专利保护。抽象知识是精神需求推动的，属于全人类，没有专利保护。社会文明的驱动因素很多，差异也非常大，我们显然能判断技术和知识的先进和落后。但自从城池之后，我们始终缺乏衡量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社会治理体系显然属于社会文明。社会文明是指社会公共生活的形态，社会是指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社会生活也就是公共生活，是群体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公共生活（社会生活）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以及普及提供或优或劣的环境，也是人类快乐和痛苦的直接来源。

文化是社会文明的一部分，文化是各色人文作品以及与人文作品互动的复杂社会心态。两者间的互动，重塑人类群体的社会规范以及演化。“汉语文化”一词源自《易经》提到的“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此来看，制度包括政治体制，属于社会文明，而且范围比文化还小一些；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是西方中心的西方制度优越论，还是中国中心的中国制度优越论，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

为什么考古学用城池来标示社会状态达到文明高度？因为自从人类驯化和培育了野生动植物，就有了产业，原本狩猎采集的部落就可以定居，定居的人群开始过上稳定的公共生活，这体现为公共场所的建设。例如彰显政治权威的宫殿，凝聚精神团结的庙宇，昭示社会规范的广场等。为捍卫本群体的公共固定资产，群体成员齐心协力，深挖沟、垒土方木石为城墙，这就是城池、城邦。城池所代表的稳定的公共生活，是社会文明的第一台阶。

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建构

自从城池之后，我们为什么再难以找到衡量社会文明或者公共生活进步的标尺？因为强调精英与强调平民的悖论。这是一个魔鬼悖论，精英与平民之分，既是人类群体竞争胜利的条件，又是竞争失败的条件。常常出现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被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所击溃，也常常出现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被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所击溃。个人智慧相对贫乏的群体会因为愚蠢而被淘汰，个人智慧比较丰富的群体，也会因为社会分裂而被淘汰。

个人自由与所谓的群体自由高度一致，也不一致。差异导致秩序，它是秩序毁灭的原因，也是社会运动乃至于社会革命的原因，更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可以判断，较之群体内的阶级斗争，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才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若破解悖论只能放弃引发悖论的概念体系，去开拓新概念或者重新定义旧概念，从而完成对流行范式的替代。社会文明的进步不取决于壮大个人自由还是所谓群体自由，应跳出这些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现实领域，关注城市生活，我们能够发现融合个人智慧与群体生活的机制，并且比较准确地解释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

然而，谈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容易，建立共同体艰难，构建什么样的共同体才能现实有效？理论上的标尺，不应当是脆弱的道德文化为意识形态的应然共同体，而是因应公共生活进步逻辑而凝聚的共同体，从而有助于解释群体在惨烈的生存竞争中何以能民富国强的逻辑。

最初级的社会文明标志城池，启示我们如何建构公共生活进步的衡量标尺。与乡村不同，城市是公共生活最密集的地方，是精英与平民相互依存的最实在的共同体。公共生活的先进与落后至今依然集中展示在城市里。比较乡村与城市，深入研究城市生活，能够发现衡量社会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

衡量治理能力的五个标尺

中国共产党把对中国治理体系的改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党的核心任务。我们可以从城市生活里抽象建构改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五大领域和衡量标尺：

第一，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程度。第二，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的程度。第三，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第四，育小养老的社会化程度，也就是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第五，拥有先进武器和军人素质及士气的程度。

上述五大要素是相对的，在发展程度上几乎没有上限，而且揭示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交汇区，这种标尺是独特的，更是简约的，而且因果分明，比起西方一些国家因果混淆的经济、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发展指标，这组标尺是原因，社会文明是结果。这组标尺自成逻辑体系，因为有密集的公共财产，所以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因为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所以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因为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所以要育小养老的社会化。这都是新的理论知识。第五个要素不是社会文明本身，却是社会文明的终极保障。

抛开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关注精英与平民凝聚共同体的现实领域，从城市生活入手，从民权提升的实质领域入手。这项研究落脚于公共生活的进步和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落脚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组标尺适用于衡量中国的社会文明程度，也适用于衡量全世界各主要国家社会文明的程度。

这组标尺可以用三大要素来证伪：第一，能否支撑较大人口规模群体的内聚力；第二，能否对群体外部成员产生较强的吸引力；第三，能否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和应用普及提供较好环境。显然，这三要素是群体竞争的核心力。这组标尺明显展示出替换主流理论的企图，没有强调平民推举领导人的方式，没有强调大众对决策的参与，也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所谓自由霸权或者市场的成熟度，更没有讨论国家干预市场机制的所谓正确关系。因为那些两分的概念体系，不代表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更不能解释世界权力地图的变迁。

（编辑  宋斌斌）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是战后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从哲学层面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具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集体主义的趋向，其政治目标是在不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努力通过改良使社会向更加公平、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通过制度的设计让社会逐步进步，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更加照顾集体利益。

总体而言，战后欧洲国家的改革是在左翼的推动下进行的。社会民主党战后在北欧国家以及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曾长期执政。每一代社会民主党在执政过程中都推出政治经济改革的措施，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就是社会民主党建立起来的。从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前，多数欧洲国家都以左派执政为主。右派在间隔性上台执政时会把左派的政策修正，左派上台后又会调整推进，但社会的整体趋向还是前进的。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前，欧洲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福利国家制度不断完善。石油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全球资源重新配置，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所依赖的民族国家在与全球流动的资本的博弈中逐步处于劣势。但即使如此，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保护中低收入阶层利益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国家既拥有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同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高度私有化，这就是欧洲左翼和右翼政党相互制衡、反复博弈的结果。

从执政理念上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强调社会公正。维持经济自由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是所有欧洲国家的共同追求，右派比较强调前者，左派比较强调后者。而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国家，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国民的生存状态更加平等。按照联合国1990年首次发布的人文发展指数（简称HDI）（包括人均GDP、以预期寿命和平均寿命衡量的健康指标、以受教育年限和义务教育年限衡量的教育指标），北欧国家远远领先于北美。此后，虽然北欧国家也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相应改革，但至今仍然是比较平等的。社会民主党在治理中更强调平等、公平、公正，倡导国民要拥有公共财富的观念。在欧洲，北欧人的财富观和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财富不属于自己，而是全社会的，任何个人只能作为财富的管理者和使用者，不能作为财富的独占者。其实，中国人同样有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说法，北欧国家的特点是用高税收和继承法将财富理念制度化。北欧整体的民风比较朴实醇厚，吃喝穿用崇尚俭约，人与人之间崇尚互助，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在北欧占据优势地位，与这种社会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将社会理念制度化并在治理中不断完善。

第二，强调国家作用。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主张和传统资本主义的理念不同，强调国家的作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经济体量小，结构相对简单，“政府充当守夜人”的理念较容易实现。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如果没有适当的国家干预，经济难以平稳运行，这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欧洲国家虽然经济体量无法与我国相比，但没有国家干预也无法维持经济正常运行。例如，福利国家制度的核心是强制保险体系，国家通过高比例征税，给每个人提供保险。这种事情是任何商业机构无法独立完成的，没有这个保障体系就无法持续推动现代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主义顺应了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高福利意味着高税收，虽然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1972年起，我国与西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欧洲的福利国家政策已经显现出一些弊端，过高的福利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加上石油危机和人口老龄化，整体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财政税收不堪重负。上世纪80年代后，欧洲国家普遍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改革，同时推行私有化以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但即便如此，欧洲社会模式跟英美还是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国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第三，更讲国际责任。北欧国家都是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但是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1992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丹麦率先提出了绿色可持续发展和开放包容的概念。丹麦是一个小国，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引领了发展的潮流，近30年来其影响力一直没有衰减。现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我国发展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北欧五国提出的这些发展理念，之所以能在世界政坛发挥很大影响力，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具有很强的国际责任感，客观上也构成了他们国家的软实力。在我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很有必要汲取北欧国家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虽然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在欧洲经济社会治理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仍然无法解决私有制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问题，更难以突破民族国家边界，有效制约资本。目前，欧洲国家普遍面临高福利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社民党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执政理念开始向右转，逐渐变成中间党派，包括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社民党。由于失去中低收入选民的支持，它们对民众的影响力逐步衰减，党员人数下降，执政前景黯淡，甚至正在沦为中右政党的“小兄弟”。

但是，战后欧洲社民党的执政理念依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目前欧洲出现了一批得到民众支持的激进左翼组织，如希腊的激进主义联盟、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西班牙的“我们能”等，这些“新政党”的理念不太符合实际，组织形式也完全不同于传统政党，但号召力很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替代了传统社会民主党，用更极端的方式强调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理念，比如强调平等、人权以及改善民生，政治上强调民主，经济上强调国家干预。换句话说，欧洲传统社民党理念的群众基础还在，只是不再支持传统左翼政党，而是支持新型的左翼党派。正如德国左翼党领袖奥斯卡·拉封丹在其自传《心在左边跳动》中所说，一个社会中永远会有左翼和右翼，但是进步和发展是要靠左翼推动的。

（编辑  宋斌斌）

北欧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北欧模式，主要是指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及其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它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萌芽、诞生到崛起、鼎盛，再到陷入危机、进行转型等历史阶段。

19世纪中期，北欧各国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当时就出现了对劳工问题、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等问题的讨论，并催生了早期的社会立法活动。笔者在丹麦工作时，曾组织大使馆馆员参观丹麦工人博物馆，里面展示了19世纪末哥本哈根产业工人家庭的悲惨生活，楼内没有供水、厕所和排污等设施，十几口人挤在十多平米的房子里，婴儿甚至被放在抽屉内睡觉。在这种情况下，丹麦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政府立法保障劳工权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欧各国陆续颁布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卫生方面的社会保障法律。这些法律制度的颁布实施，不仅确保了北欧各国经济的增长，也推动了北欧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发展。上世纪20-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席卷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形形色色的福利国家理论陆续出台，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建立了联盟，确保全面的福利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得以实施。如1936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联合农民党执政，推行财政经济改革，促使经济复苏，并提出建立“人民之家” 的福利国家口号，实行失业救济、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

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为进一步推行具有社会规模的福利制度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了调整本国劳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和巩固金融寡头的统治，北欧国家接连通过了关于养老、残疾、疾病、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方案。20世纪70-80年代，北欧国家形成了受到国际认可的福利国家模式，并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1957年，瑞典和丹麦的社会公共开支在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7.4%和27.1%。1985年，这一指标上升到33.2%和35.1%。在这种既照顾社会公正、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模式指导下，北欧各国建立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度社会福利制度，并围绕这一制度形成了“高就业、高福利、高税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经济治理制度。北欧地区由原来的“欧洲穷汉” 一跃成为世界上人均产值最高、社会福利最发达的地区。

丹麦的幸福指数在世界上排名很高。我在丹麦工作过一段时间，我认为，丹麦民众的幸福感并不在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有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制度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的生活有相对的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高。比如，你开车在路边停下打双闪，路过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停下来设法帮助你。北欧国家非常重视青少年的道德品质教育，国民素质普遍比较高，注意维护公共利益。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仅仅围绕着利益展开，在公共领域就会无人关心，社会发展将有很大缺陷。在这方面，北欧的社会治理模式和运作方式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北欧模式的问题和改革

北欧模式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和新自由主义的不断扩张，北欧国家面临失业、老龄化、财政、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多重危机和挑战，经济社会治理也出现不少问题。首先是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北欧福利国家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攀升，社会保障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超过了其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承受的程度。第二是老龄化问题。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强化了养老金、医疗保健制度的压力。第三是“福利陷阱”效应问题。丰厚优渥的社会福利，导致一些人劳动积极性不高、劳动效率低下，甚至形成一批依赖福利制度、坐享其成的懒汉，拖累经济活力和社会就业率。在这一背景下，“瑞典病”、“北欧病”的说法开始出现，北欧模式在国际上也受到不少质疑和批评。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欧各国对其治理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涉及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地方政府改革和新公共管理改革三个方面，以减少政府负担为主要目标。具体改革措施包括：减少向失业人员发放福利金；实施私有化、逐步放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下调所得税税率；下调带薪病假、产假、儿童住房等补贴；延迟退休年龄；提高政府和公共机构的透明度、效率和廉洁度，等等。譬如，丹麦政府通过实施弹性退休政策，将退休年龄从过去的65岁提高到目前的67.5岁，并计划2020年提高到69岁。从2001年以来，丹麦多次对地区和地方政府进行调整，完全改变了地方政治版图，包括撤销省级和大区政府设置，合并减少市政府数量，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和权力职责等等，新一轮改革直到今年才完成。从目前情况来看，丹麦的改革成效比较显著。

全面客观看待北欧模式

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北欧模式重现活力，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肯定和赞誉。在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世界幸福指数、全球最具创新力国家、城市宜居指数等诸多排行榜中，北欧国家都名列前茅。在很多人看来，北欧是“一个鱼和熊掌兼得的特殊地区”。包括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北欧模式是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一种有效方案，福山甚至提出“走向丹麦之路” 的说法。

对于这一模式，我们要从以下几点进行客观认识和看待：

第一，北欧模式的理论基于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社会民主党或其他左翼政党在这一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其基本保障是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较好地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结合。长期以来，北欧国家一直采取社会福利“多元融资”的方法，即由政府、企业、个人和保险市场共同负担社会福利支出。正是由于北欧国家建立了较为公平、正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体系，才使其发展模式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也一直位居世界前列。

第二，在社会经济治理上“左右兼顾”。随着欧洲社民党力量普遍减弱，右翼政党的理念和主张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治理始终在左右摇摆中，北欧也不例外。在近10多年的改革中，北欧国家力图避免单纯地偏向社会主义民主或偏向自由市场，而是力求将二者的优点相糅合，继承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走“第三条改革道路”。一方面，北欧各国保留和发展了私有制，借助市场和竞争激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北欧国家政府建立了庞大的公共财政和福利部门，较为追求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调控和社会福利的完美结合，使得北欧政府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结合，尽可能地避免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缺陷。

第三，北欧模式是适应北欧国情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北欧福利国家实质上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只是把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与高福利、高税收的社会福利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北欧各国并没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中把握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因此北欧福利国家不可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实践上看，近年来受到欧洲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问题的冲击，北欧模式也在不断调整其社会和福利政策。

第四，北欧模式值得借鉴，但不能模仿照搬。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国情上，中国与北欧国家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学习北欧国家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做法，但更应当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现实出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四个自信”，自主探索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治理体系。

（编辑  宋斌斌）

北欧五国包括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总人口2500万人，虽然该地区寒冬漫长，光照不足，然而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幸福指数均位居世界前列。从20世纪初至今，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社会党、社会劳动人民党、左翼党等）在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执政地位。

欧洲社会民主党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早期多数是无产阶级政党，后来因种种历史原因，演变为改良主义的、代表工人农民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左翼政党。它们在执政中，注重维护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有些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仍然没有放弃走向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研究借鉴北欧社会民主党治理国家的经验，对我们提高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会有所助力。

北欧国家政策体制的主要特点

概括北欧五国政策体制的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行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一战前，北欧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英、德、法等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采用与英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有所差别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即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议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必要的法律和政策，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调控手段，引导经济运行。政府致力为企业竞争提供公平环境，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北欧国家也经历过不少危机，但经过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最终都能克服，并使经济体制得到改进和完善。比如，20世纪70年代，丹麦遭遇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1982年丹麦克朗和德国马克挂钩，推行了一系列严厉的紧缩计划和灵活的劳动市场政策，最终度过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挪威因信贷管理不善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政府实行了长期紧缩政策，稳定工资和汇率，以及北海石油的开发，最终推动挪威经济走出危机带来的阴影。芬兰、瑞典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社会福利不堪重负，不得已采取了降低福利水平、央行独立、严格预算管理、放松经济管制等一系列措施。瑞典改变了固定养老金收益体系，实行新的“半固定供款公共养老金体系”，使养老金运营进入良性循环。北欧国家把市场经济活力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使经济体制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抗风险能力。

第二，推行福利社会制度、注重社会投资。社会民主党把实现收入分配上的公平，作为维护工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在执政过程中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各国福利支出占GDP比重均在43%-48%之间。为全体居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比如瑞典，每生育一个孩子，父母可享受480天带薪假期；从学前教育到大学的教育均免费；由政府或雇主支付职工病假工资；劳动者每年至少五周带薪假期；从61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享受居家老年护理服务。高福利增强了居民的安全感，北欧国家基尼系数保持在0.25左右，远低于我国0.467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属于收入非常均衡的国家。

北欧国家在推进国家福利制度中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对福利基金的净贡献率越高。因此，这些国家越来越重视对社会、特别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居民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超过其所享受的社会福利。芬兰、瑞典的R&D投入占GDP的比重保持在4%左右。芬兰只有500多万人口，但有100多种工业技术全球领先。在我国技术进口来源国中，芬兰一度位居第一。芬兰科技部官员曾经说过，“总结我们的经验，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

第三，实行国家持股和员工持股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社会民主党执政初期，一度较为重视国有化。1924年后，北欧各国基本放弃了国有化计划，转而在分配方面做文章，但国有经济在北欧国家中始终占有较高比重。各国国有经济占GDP比重如下：挪威72%，瑞典68%，芬兰56%，冰岛52%，均超过我国的水平。北欧国家的大公司，几乎没有自然人和家族控股者，控股权的法人结构逐步社会化，不少企业由工会代表职工持股。

举一个例子，我国吉利公司并购瑞典的沃尔沃后发展势头良好。我不久前在瑞典碰到吉利驻沃尔沃的资方代表，我曾建议由高管持股，对方则认为，这一措施在美国可行，但是不符合瑞典的惯例。因为瑞典国民不追求个人财富，更把“炫富”作为一种耻辱而不是荣耀，社会平等理念在公众心目中已经深深扎根。瑞典的智库和企业高管认为，经济激励机制主要不是靠物质利益，人的素质提高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北欧国家，劳动已经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适应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差距只有大约20%。在当地就业的中国留学生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在街上看不到流浪汉和乞讨者。北欧国家实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第四，在农村重视并坚持发展合作社经济。北欧国家的农业发达，畜牧养殖业占农业的70%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二三产业，务农收入要高于二三产业的水平。一个农业工人可以养活200人以上的人口。一个家庭农场一般加入多个合作社，合作社开办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平台公司。农户即是公司的源产品提供者，也是公司的股东，从而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如果公司的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会损害农户利益。比如在丹麦，人口只有500多万，但其猪肉出口居世界第一，就是靠产品质量建立起来的市场信誉。丹麦计划在2020年实现有机食品率达到60%的目标，鼓励农户种植不使用化肥农药，养殖业不使用抗生素。挪威的海水养殖业非常发达，他们从中船重工定制直径上百米的巨型网箱，放在距离海岸较远的水域，以避免对近海水域的污染，一箱可以养几十吨三文鱼。北欧通过发展合作经济，把各种生产要素联合起来，实现了农业的社会化、现代化。

第五，注重发展中小城市和乡村特色小镇。北欧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注重城乡布局的平衡、结构的优化，引导生产要素向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集聚，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乡村和城市环境美丽宜居，避免大城市过度膨胀。政府主要通过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改善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公共服务、引导企业和人口在城市和乡村地区合理流动。在芬兰，教育部规定全国各地——无论是首都还是边远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都要力求平衡，对幼儿园和中小学每个班的人数、配备教师的人数、对教师职业素质的要求、对学生免费午餐的质量等，都有统一规定。北欧各国没有城乡市场之间的行政和政策壁垒，人员资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距已大大缩小。

第六，北欧国家十分重视绿色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理念是北欧国家首先提出来的，并得到联合国的认可。1992年，丹麦的社会发展指数就在全球居于前列。北欧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也已经深入人心。今年1月15日北欧五国发表联合声明，提出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即碳的零排放；并准备在今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提出倡议，呼吁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在本世纪末将全球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瑞典斯德哥尔摩为了申办绿色奥运，建立了哈马碧生态城。2012年习近平同志曾到访这里，并指示无锡要学习哈马碧建立生态示范区。目前，我们正在推动建立中国-北欧绿色可持续发展促进会，已经得到北欧各国的积极支持。

此外，北欧国家在男女平等、妇女参政、就业及同工同酬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各国前列。

北欧国家的治理经验值得认真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较中国和北欧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理念、体制、政策和实际效果，北欧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借鉴北欧社会民主党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北欧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突出成就，在西方世界独树一帜，与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北欧社会民主党能够在100多年的历史中长期执政，和他们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调整方针政策、维护人民利益的方针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承认，北欧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是成功的，学习他们的经验，有助于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二，把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北欧五国率先提出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达成全球共识。近期提出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体现了他们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担当精神。我们应当积极响应他们的倡议，并把减少碳排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保护人类共同家园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议》的情况下，支持北欧五国的倡议，更具有特殊意义。

第三，努力扩大和北欧五国的科技教育合作和贸易投资关系。北欧五国科技教育发达，对中国前去投资持欢迎态度。与北欧五国发展科技教育合作，有利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辟市场。北欧国家有先进的制造业、发达的农牧渔业和航运业，金融实力雄厚。中国和北欧之间的投资贸易仍有很大的扩展潜力，特别是要吸引北欧来中国投资，把北欧的技术、资本和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相结合，可以实现双赢。对此，北欧的智库、企业和政府也有共识。

第四，积极寻求路径以加强与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和国家间关系。比如，从扩大双方智库交流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多种发展模式和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途径等问题。同时还应改善和发展与法、德、意等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及其国家的关系。

                              （编辑   杨利红）

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形势、新进展有更深入的了解，6 月2 日，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政策科学论坛，邀请到外交部部分驻欧洲国家的前任使节，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几位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大家围绕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政策和国家举措，进行了热烈的交流研讨。

莱茵模式和北欧模式

我国学界比较熟悉甚至崇尚英美模式。实际上，西方国家尽管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和欧洲有很多差异，欧洲内部也是多样化的。专家们指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但必须放宽眼界，尤其不应该忽视对欧洲模式的研究和借鉴。

欧美各国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就社会经济政策的倾向上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社会福利程度等），可分为四种模式：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英美模式，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莱茵模式（德法奥荷等）、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介于英美模式与莱茵模式之间的南欧模式（西葡意希腊等）。

流行于欧洲大陆的莱茵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欧洲国家强调有秩序的市场竞争，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包括局部的国家计划）、强调对资本的监管。

第二，重视二次分配，在高收入、高税收基础上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公共资源分配向社会领域包括科研、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以及失业救助和养老事业倾斜。

第三，保护企业职工权益（政府、资方、劳方三方的动态博弈）、职工参与管理。比如德国的《共同决定法》规定，2000 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的成员中本企业职工必须占一半以上；企业重视利益相关者，而非单一向资本方负责。

第四，国有经济地位高于英美等国，国企收益用于社会惠及广大民众。

第五，许多国家的农村政策鼓励合作经济。

北欧模式和莱茵模式基本相似。北欧国家是福利制度的发源地，更突出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和欧洲大陆相比，北欧还有几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国家较注重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国有经济在北欧国家具有重要地位，如挪威国有经济占GDP的3/4，特别在金融、石油、电力、交通通讯等领域占绝大优势，其主权财富基金成为调整产业结构和支持全民福利的重要平台。第三，高比例的科学研究投入和高比例的教育投入，使得北欧国家在人才培养，公民素质、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都有优异表现。这是社会民主党在北欧多年执政的业绩。

有学者认为，欧洲经济模式是兼顾经济效率、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公平，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以欧洲大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主，以北欧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辅的混合模式。

和美国式的极端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相比，莱茵模式以社团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即强调社会是不同群体的组合。北欧则被认为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

欧洲有一百多年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社会民主党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欧洲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混合了部分社会主义因素。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两大制度在博弈中互相借鉴

曾经担任社会科学院领导的一位著名学者指出：研究和讨论北欧社民党的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的讨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出发，对照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和问题，探索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理念和经验教训。

从大的历史视角看，从资本主义萌芽到现在，全世界就是两大潮流在推动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今这两种制度的博弈，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主义如果只实行计划经济，不经历市场经济历史过程，就无法持续发展。但市场经济不能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和公正、公平理念相结合，资本主义也会走向灭亡。

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一路发展过来的。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产物。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缓解社会矛盾引入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从而限制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两极分化，所以才有相对和平的状态。

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得到的基本经验是，不搞市场经济不行，但如果单一重视市场经济，不提倡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等社会建设，也是不行的。从这个视野出发，有助于我们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中吸收有益的经验。

研究欧洲社民党治理模式的现实意义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领导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资本主义国家不只有一种英美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率先在北欧的瑞典上台执政，执政时间最长。这以后，社民党在西欧国家参与选举，轮流执政。在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纵观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欧洲社会民主党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施政措施还是代表工人阶级、代表社会底层、代表多数人。应该说，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理念和政策措施，对于纠正和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弊病作了贡献。

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应该承认，在欧洲、特别是社民党长期执政的北欧国家，其治理模式含有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历史实践中，确实在逐渐产生社会主义的萌芽因素，其中一些成型的经验，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借鉴使用的。比方说，北欧、西欧国家在社会公益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行普遍的福利制度。法国前总理若斯潘就说过，不是所有领域都可以市场化。

我国前30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国家为8 亿多人民提供了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改革开放40 年，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成绩显著，但是在提供社会公益方面做得不够，在教育、医疗等很多社会领域的改革政策过于强调市场化，而国家对资本逐利的行为缺乏有力制约，这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短板。我们既要促进经济增长，也要兼顾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社会稳定，不能一味求快。

我们要兼顾城市和农村、农业。习近平同志讲，不要把农村变成一个留守的农村、荒芜的农村，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记忆中的故园；提出了振兴乡村战略。要坚持农村发展的政治方向，一是坚持党组织领导，二是发展集体经济，三是共同富裕。欧洲社会民主党从上世纪至今长期推进农村的互助经济。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了国民经济主体部分。如果这样走下去，能不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中级乃至达到高级阶段？我国几千万家民营企业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除了雇佣劳动关系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形态？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怎样恢复活力？权力要关在笼子里，资本也要关在笼子里，国家对治理模式要研究，除了研究借鉴西方的治理模式之外，对中国的企业模式、中国的治理模式也要深入研究。总之面对新时代丰富的实践要认真总结，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个别上升到一般，这才是理论的创新。

      （编辑  苏歌）

中国为什么能创造出经济奇迹

    玛雅：中国人均GDP 已超过9000美元。按世行最新的划分标准，人均GDP高于400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这样来看，中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你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评价？

余永定：过去4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毋庸置疑，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一个奇迹。

为什么能创造出这个奇迹？在我看来，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有利的机遇期。这里有两层含义：从政治上讲是和平，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

        尽管几十年来国际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处于和平的环境之中。和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1840年以后，中国不断遭受列强入侵，国无宁日。20世纪30年代曾有过较平稳的经济发展，日本军国主义者打进来，一切毁于一旦。1949年以后，新中国又长期处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再看看其他国家的历史，奥斯曼帝国的马哈茂德二世从1826年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但是时运不济，从1826年到1838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大小6次对外战争，最终一事无成。所以，外部和平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玛雅：有网友统计，乌克兰由于政治军事动荡，过去几年人均GDP下降非常快，2014年还超过中国约100个城市，2016年只超过中国5个城市。由此可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保证。

    余永定：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建设曾受到政治运动干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在开始转型之时，中国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仍有效运行，保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良好社会秩序。有了外部和平和内部稳定，大家就可以专心致志发展经济了。

    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起点，其效果是惊人的。农村改革首先起步。过去城里每年都搞冬储大白菜，辛苦得不得了。我平常不买菜，有一天我爱人说，我让你去看看市场经济。我们到了一个自由市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人，蔬菜品种这么丰富！当时也没有什么投入，就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老百姓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挣钱过好日子。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赚钱欲望强烈，一旦去掉束缚，人的干劲就来了，经济马上就改观了。

    在工业领域，从计划经济到承包制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等等，都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搞活了生产流通，改善了资源配置。总之，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再一个是开放。旧中国长期落后，国家的统治集团孤陋寡闻、妄自尊大。鸦片战争打起来了，大清帝国的皇上连英国在哪儿都搞不清楚，这样的国家没法不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特别是1978年以后，对外开放使我们得以引进大量外资和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也使我们得以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邓小平推动出国留学的政策更是让大批青年人走出国门，了解和认识世界，促进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

玛雅：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深刻变化，是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积极吸引外资和开放国内市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余永定：由于初始条件不同，发展路径可能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不是中国的发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走这条路。但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成功，而中国成功了？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条件有关，换言之，是与新中国的“前30年”经济建设有关。

我在南亚国家访问时，对土地改革问题感受很深。一些国家，全国不到10%的人口占有全国90%以上的土地，阶级矛盾尖锐，恐怖袭击不断，何谈经济建设？土地改革比较好的国家也有问题，比如，人们略有些夸张地说，印度没有一条公路是直的。因为土地私有，修路不得不绕着弯儿走。印度前驻华大使跟我讲，出使中国之前，他老家那条路就在修，等他几年后回去时还没修好。在中国，北京几个月就修起一条环路，几年的时间就可以修起上万公里的高铁。

    玛雅：2004年初，国内一些媒体追随西方学者的观点，热炒“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我当时是反驳的。直到今天，我都不认同所谓印度崛起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之说。

余永定：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先是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后又进行合作化运动，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则实行土地的国有制。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使得政府可以极大地节约取得土地的成本。这就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创造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所以，无论如何都应当承认，中国以高昂代价换来的土地公有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得以走上快速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条件。

同样，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也是代价高昂。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聪明能干的技术工人。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玛雅：所以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

余永定：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间不长，市场经济的商业精神和传统还在，同苏联相比，比较容易推行市场化改革。这也是历史给中国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

如果再说更具体些，人口红利也是过去40年中国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高储蓄率、出口导向政策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

    还有一点很重要，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人的思想解放是不可分的。上世纪80年代初，“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改革开放的强大推动力，带来了后来一系列的改革开放实践。

    玛雅：怎么去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被利益集团俘获，这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所谓不忘初心，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你看来，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余永定：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meritocracy”。这个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中文词来翻译。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官员队伍中有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二是这群精英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所以政府的运作是高效的。外国企业家、商人和中国人打交道，都觉得中国官员非常能干。我的感觉是，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官员的平均水平可能是最高的。中国官员的能力和实干精神，弥补了体制上的某些缺陷。

    玛雅：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对“meritocracy”有个定义：绩优选拔制，即官员由考试入门，依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逢选必考，无功不拔。

    余永定：选拔是“meritocracy”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选拔机制不行，“meritocracy”就无法维持。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经过战争考验或种种政治历练，非常成熟。由他们选择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也都可以保证。但以后的领导人很多是沿着官僚阶梯一步步上来的。这个时候，选择就非常难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必须要和“meritocracy”相结合。而要维持“meritocracy”，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选拔机制。

    玛雅：但愿中国共产党能有足够的智慧，找到一个好的选拔机制，解决好领导人接班的问题。

    余永定：同“meritocracy”弱化相比，更为危险的是“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一些政府官员一方面保持“政治正确”，另一方面却甘当不法富豪的马仔。公器私用，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反腐斗争的重点，应该是清除这些附着在国家机器上的肿瘤。

另外我想强调，中国的成功离不开邓小平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想说，没有邓小平，中国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弯路。

前面我说了，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说，中国是幸运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全球性战争了。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助于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缺一个，中国都取得不了这样的成就。所以中国很幸运，所有这些条件一下子都具备。这可能是百年不遇的，邓小平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和大的经济体比，中国的增长还是最快的

    玛雅：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9.6%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但是过去几年，增速明显放缓。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学界和社会上对未来时期的经济走势看法不一，多数经济学家不乐观。也有乐观的，比如林毅夫教授认为，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速放缓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有8%的增长潜力。你对未来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预期？

    余永定：我认为，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阶段。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一般的共识是，中国长期、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5%左右。这个情况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是这样？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的一个最简单的公式是，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劳动供给的增长也将会是负增长，至少是零增长。根据各种权威机构的计算，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超过7%，甚至更低，所以加起来也就是6%左右。这个公式虽然很简单，却很能说明问题。所有发达国家在讨论国家经济增长潜力时，都用这个公式。

    玛雅：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对中国经济增速悲观定调，称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几年走低，2015年跌破了7%的“底线”，未来20年平均增速只有3.9%，经济滑坡可能是急剧的。你怎么看？

    余永定：萨默斯从概率论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使中国经济还在继续高速增长，也并不违背他所谓的“回归中数”。萨默斯没有说，到底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机制，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降到百分之三点几。那么你的逻辑在哪呢？分析经济增速，我不需要你给我讲概率论，你要讲具体机制。当然，这种事情是要中国人自己做的。

    玛雅：外界有人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持怀疑态度，认为近期中国实际增长率停留在4%左右。

    余永定：中国的统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统计部门希望给出尽可能准确的数据，但是中国的国情太复杂，统计上困难很多。一些地方政府提交的统计数据未必可靠，统计方法也有可以改进之处，所以统计不准确的情况是有的。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西方国家也经常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本来经济增速就不高，一调整就有1%-2%的拉伸。所以不否定中国的统计有改善的空间，但也不能一口咬定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可靠。

    说近期中国实际增长率停留在4%左右，根据是什么？如果说中国官方的统计有问题，那所谓4%左右的数据可能更不可靠。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依靠实地调查，依靠我们的直觉来判断。经济学家、企业家对每年的经济形势是好是坏肯定是有感觉的，特别是大企业。包括一般消费者，你肯定能感觉到2015年以来经济形势不如前几年，但你会不会感觉增长速度比前几年下降了一半呢？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的经济活动水平、生活水平突然下降了一半？我想不会的。

    所以，关键是看趋势。中国已经从一个比较小的经济体变成这么大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落后状况变成现在这种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均寿命大大延长，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原来高估了现在可能还高估，如果原来低估了现在可能也低估；高估低估的程度可能有大有小，但总的趋势并没有明显变化。

    玛雅：这样说来，你对中国经济增速不那么乐观，但也不那么悲观。

    余永定：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讨论中国以后会有多高的经济增速。有时过于纠缠于数字可能会使我们迷失方向。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增长速度在下降，我们知道进入了“新常态”。但是只要政策对头，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只有9000多美元。日本、韩国在这个阶段增长速度都是很快的。虽然中国经济不大可能保持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但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6%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速是能够做到的。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2%。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如果还能保持6%，哪怕5%，跟大的经济体比还是最快的，跟美国的距离会越来越小。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不要大起大落，不要硬着陆。

“十三五”期间实现6.5%以上的增长是可能的

玛雅：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硬着陆？怎么才能避免这种风险？

    余永定：分析经济增长要把潜在增长速度和现实增长速度分开来看。现实的经济增速是潜在经济增速和经济波动叠加的结果。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应该是在6%-7%之间，“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速定在6.5%。虽然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困难时期，但只要政策对头，实现6.5%的经济增长是有希望的，硬着陆是可以避免的。

玛雅：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9%。2018年增长6.6%，总量突破90万亿元。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说，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也不会改变。但是国内外对2019年的中国经济，还是有一些担忧。你是怎么看的？

余永定：我不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会很差，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应该没问题。2018年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速下滑，毕竟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由投资拉动。2018年增速低于预期，和2016年以来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这意味着，2019年我们还有政策调整的空间。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在2019年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增长。

玛雅：具体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保持增速，稳定在6.5%左右的水平？

余永定：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长期问题都无从谈起。尽管在理论上“保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但目前来看，当务之急是要保增长，因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可能是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风险。

除了增速，中国现在还需要合理的货币供给增量，即需要一个更高的名义GDP增速。作为消费者，我们谁都不希望通货膨胀，但是通胀率太低对企业生产是不利的。而通缩会更大加剧偿债压力，形成“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当然，通胀率持续上升肯定不是好事，但是现在中国通胀率在2%左右，2019年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特别是PPI。所以我认为，把经济增长速度和提升通胀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以较高的名义GDP 增速作为增长目标。

玛雅：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刺激经济增长，抑制增速下滑，需要加大财政投入。

余永定：目前情况下，可靠的方法就是加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经济政策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是继续压缩过剩产能，同时刺激有效需求，刺激需求又不能导致结构的恶化。幸运的是，中国可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领域很多，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等，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但又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只要规划合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仅能够增加有效需求，而且能够改善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下行是可能的。对此应该有必要的思想准备。特别是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将会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有必要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玛雅：长期来看，有没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点，保持中高速发展？

余永定：中国经济是否可以长期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要素投入驱动型到创新驱动型的转变，二是从房地产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到消费和国内需求驱动型的转变。前者是就长期而言，后者是就短期而言。

    现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强调创新，就是中国找到的增长点。要让经济走向扩张，必须靠新的高新技术，寄希望于创新产业。如果找对项目、找对产业，并大量投资，中国经济就会再次起飞。

    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产业都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势头。特别是在深圳等地，创新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势头强劲。我相信，只要坚持自主创新，依靠创新驱动，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国一定能在未来的10-20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

玛雅：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悬殊，这些中国今天发展中的失衡都是市场调节不了的，是政府的职责所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也得由政府来做。何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客观上，中国今天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也存在一些领域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在你看来，应该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的位置，让政府做好政府的事，市场做好市场的事？

    余永定：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市场极为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一个计划机构都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你必须对突然出现的情况做出非常快的反应，而这只能是由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来做出反应。

    但是另一方面，必须要看到市场有一系列的缺陷，有时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政府一定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的缺陷，同时也给市场指出方向。政府要制定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不宜太具体，只能是一种指导性的计划。总之，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同时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许多事情是市场不能完成的，要靠政府来完成。

玛雅：有学者认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越来越低，质疑依靠投资能否有效拉动增长。然而，基础设施的回报率决定于它的使用密度，而使用密度又取决于经济增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余永定：说得对。换一个角度，也可以从供需关系来理解。比如，现在一些地方的飞机场空着，你可以说是供给过剩，但也可能是因为当地经济没搞起来，有效需求不足。一旦经济起来了，旅行者就多了，飞机场就不够用了。

某种程度上，担心基建投资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但对基础设施投资回报，不能仅仅从商业回报的角度考虑。灯塔的商业回报恐怕不高，但灯塔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中国加大投资不能重复2009年的一些失误；投资项目的设计应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应该被更为精确地框定，融资应该更多依靠政府发行国债。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巨大，仅仅是市政建设的投资需求就很大。比如北京，为加强地铁的安全设施建设，所需要的投资就非常可观。

总体而言，稳定增长速度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2019年在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和调整的同时，应该采取有足够力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在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可以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增长潜力。由于基础设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这些领域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高的商业回报，所以企业缺乏较强的投资意愿。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玛雅： 2016年2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扼杀中国的经济：美国的终极王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它会将财富转化为军力，试图称霸亚洲。因此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战争并非毫无道理，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策略是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扼杀中国经济”成为美国官方立场。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用基辛格的话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余永定：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美冲突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必须做出调整，而且刻不容缓。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中国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地从容应对。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被美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中，73%是供美国企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加征关税必然导致美国企业竞争力下降。而这些产品中70%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加征关税必然导致这些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利润下降。华盛顿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来打疼中国，到头来被打疼的可能是美国自己。

玛雅：中国和美国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是守成大国，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结构性的。美国的对华新政策并非偶然，中国走向复兴的强国梦与美国想要继续主导世界的强权梦不兼容，这是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余永定：中国已经被美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不应抱有更多的幻想。但另一方面，不论是在地缘政治领域还是国内政治、经济改革领域，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应该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方针，尽可能稳定中美关系，避免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世界历史上，很多冲突甚至战争都是因为误会引起的。从美国301调查报告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和战略、政策存在许多误解，美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实力和潜力，而中国自己的宣传也加深了美国的误解。

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并且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可以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这是中国能够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最可靠的保证。

中国在坚持开放的同时，应降低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中国是17%-18%，美国是10%以下）。为此，中国必须彻底放弃出口导向政策，转而实行中性的贸易政策。中国必须严格遵守WTO关于禁止出口补贴的相关规定，避免使用出口退税作为刺激出口的调节手段，让人民币汇率发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

玛雅：用人民币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就要保持汇率的灵活性。美国要求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对美国说“不”，美国会作何反应？

余永定：中国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中国不能丧失本国货币的独立性，阻止资本外流以抵消贬值压力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也不能继续用自己辛苦赚来的有限的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的价值。

汇率政策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美国无权支配中国的汇率政策。中国可以承诺不会采取竞争性贬值的政策，但是不能承诺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中国应该认真倾听美国的抱怨，中国也必须对自己的人民币政策保持完全的权威，并能够在经济形势需要时放松货币政策，不论这是否会导致人民币贬值。

中国官方致力于推进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行完全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国可以负责任地承诺不去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但是必须拒绝美国提出的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的要求。

    玛雅：中美冲突越来越多，这对中国的金融开放有什么警示？

余永定：中国在过去20多年所积累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值得我们认真注意。有人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对付美国的武器，但事实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武器。这就是凯恩斯说的，如果你欠银行100英镑，你有麻烦；但如果你欠银行100万英镑，银行有麻烦。现在美国欠了中国3万亿美元，你说谁有麻烦？

玛雅：中国应该怎么做来避免更大的金融风险？

余永定：中国要确保外汇储备的安全。应该逐步有序地通过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逆差，用掉其中的相当部分，仅维持必不可少的美元外汇储备。

如何避免更大的金融风险？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前面我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有利的机遇期。从政治上讲，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高度互补。现在，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时候，中国对跨境资本流动可能造成的冲击就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从中国经济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过早地开放资本项目。还有就是，中国应保持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控制。这两条必须守住。有些事情是坚决不能做的，一旦做了覆水难收，就是颠覆性的错误。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没有变，但传统意义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繁荣，推动构建自由、民主、平等、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要看到，中美贸易冲突将会常态化、长期化，其他领域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如何管控冲突、应对危机，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眼下最紧迫的，是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做出调整，以保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平稳发展。

（编辑  苏歌）

如果问“什么是好的民主”的话，有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给你一个答案：好的民主就是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的选举。这种答案背后有一系列的假设，回答的人未必那么清楚这些假设。

这些假设都是作为先决条件存在的。第一，世界上存在的政体，除了好的就是坏的；第二，民主就是好的政体，非民主的政体都是不好的或坏的政体，这叫排中律；第三，民主只有一种形式，即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的选举，不可能采取其它形式；第四，凡是有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选举的地方就是民主的，就是好政体。如果头脑中有这些理论假设存在，就不会提出“什么是好的民主”之类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认为，民主就是好的，不是民主就是坏的，不可能还存在不好的民主或坏的民主。

“什么是好的民主？”实在是一个好的问题，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这种简单思维模式的一种挑战。

我们可以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依我所见，到目前为止，人类其实走过了三个阶段，我们现在可能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即民主可能已经进入了算法时代。 

第一个阶段，民主被看成坏东西。自从公元前500年左右有了民主这样一种东西开始，一直到大约1945年，在2000多年里，民主一直被认为是个坏东西。此前100年里，已经有些人认为民主是好东西了，但是到1945年之前，似乎还没有定论。二战结束后，大家都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了。因此，如果民主有2500年历史的话，其中大约有2400多年都不被看作是好东西。

第二个阶段，大约从1945年到1975年左右，打引号的“民主”变成了好东西。

第三个阶段，大约从1975年开始，这时有人开始置疑带引号的“民主”，希望探索实现民主理想的其它方式，由此引发了“什么是好的民主”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进入这个阶段，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是一个进步了。

什么是民主？下面，我分时段来解读一下这三个时期。

“民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它由两部分组成：δ?μος (demos) 意指“人民”，κρ?τος (cracy)意指“权力”或“统治”。两个词连在一起的意思是由人民直接进行治理。或用中国人常说的话，“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日常讨论中，有些人会有意无意地忘掉民主的原义，为民主提供替代性的定义。

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实现？有意思的是，最早使用“民主”这个概念的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据我所知，有记载的文献里最早使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是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他指出，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一切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 其实，几乎所有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不管他们对它喜欢也罢，厌恶也罢。例如，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说过：“民主制度是党争结果，平民获得胜利，他们把敌党一些人处死，一些人流放国外，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同样，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说过：“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执政官被认为是民主，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官员被认为是寡头政治”；“平民政体有这样一些特征：所有官员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全体公民统治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反过来又统治全体公民；所有的官职或者是所有不要求具有经验和技术的官职，都应通过抽签来任命”。我们看到，历史上最早使用民主概念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民主与抽签联系在一起，可见当时人们的理解，民主的实现方式就是抽签。

在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其实现方式要么是全体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公共事物；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参加管理公共事物的话，就需选出一部分人来代表其他人，而挑选这些人的方式不是竞选，是抽签。我的近作《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一书第一章写的就是雅典民主。

民主是个坏东西

回到雅典民主，即希罗多德、老寡头时代，那时人们对民主是种什么看法呢？简而言之，民主被认为是一种坏东西。在社会精英阶层看法比较一致：民主是个坏东西。古典古代史学家A.H.M.琼斯（1904～1970）发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一个鲜明的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热情支持，但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不同程度上力挺寡头制，反对民主，因为民主让普通老百姓当家作主，因为民主使用抽签的办法挑选执政者。老寡头指摘，在实行抽选的民主制下，当权的是那些缺钱、缺少教育、愚昧无知的穷人、坏人、下等人，而不是独具德性和智慧的富人、贵族、优秀分子。

这种现象不仅在古希腊如此，其实从西塞罗时期的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再到经历革命的美国与法国，在2000多年里，民主制似乎从未受到过精英们的喝彩。这方面的证据举不枚举。美国学者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1871-1929)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一本书中概括地说：“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除了马基雅弗利、瓦泰尔、普芬道夫、孟德斯鸠外，其余都是英国理论家，如霍布斯、哈林顿、弥尔顿、锡德尼、哈利法克斯、休谟和布莱克斯通。对民主派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帕灵顿列举的这些人不是所谓启蒙思想家，往往被人称作民主的先驱，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对民主制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在历史的很长时期里边，民主都是一个坏东西。经常听到有人用赞许的口吻说，西方有民主的传统。这套说辞是从西方传入的，基本是胡扯。其实，西方也有些学者不认同这种看法，并写出专著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如果说西方有什么政治传统的话，那是一种反民主的传统。这方面的著作不少。例如前些年的一本书，其标题使用“乌合之众”与“群氓”，这是西方文献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反映了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的恐惧与敌视。除了这两个词以外，欧洲历史上对民众还有众生（the multitude）、畜生（cattle）、“怪异的野兽”（monstrous beast）等充满鄙视的提法。这种态度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一直传到现代的埃利亚斯·卡内提（1905-1994）。例如，弥尔顿在《复乐园》中用“暴烈”来描述民主（fierce democracy），很多人都认同弥尔顿对民主的描述，在18、19世纪的文献中，“暴烈民主”的提法反复出现。托克维尔提出“多数人的暴政”（majority tyranny），这种提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看历史很清楚，凡是暴政几乎都是少数人的暴政，但是民主的反对者偏说多数人的暴政比较可怕，因为他们憎恨民众、害怕民众，才会去反对所谓“多数人的暴政”。第二本书谈欧洲思想史中的斯巴达传统。稍微了解一点古希腊史的人都知道，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样板，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形成鲜明对比。斯巴达传统就是寡头政治的传统。第三本书的标题是《审判台上的雅典》，其副标题点出了要害所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反民主传统”。现代民主往往声称是雅典民主的继承者，该书作者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好比通过军事政变篡夺权位的罗马皇帝自称属于前任家族一样无耻。最后一本书的标题是《与群众对着干》，副标题是“法国革命以来形形色色的反民主思潮”，可见即使到近现代，在欧美，反民主的思潮依然此起彼伏。

现在有些人把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说成是现代民主的起点。但如果看一看美国革命时期、立国时期的文献，就会发现，在革命前，美国几乎从未有过关于民主的争论；在革命过程中，其目标也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在美国《宪法》中，民主这个词完全没有出现过，因为美国的国父们根本就不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他们害怕民众，害怕民主。法国也是一样，革命前很少有关于民主的讨论，讨论的主要是君主制好还是贵族制好。法国革命的目标是某种形式的代议制，而代议制的历史很长，原本与民主毫无关系。丹麦民主史专家摩根斯·赫尔曼·汉森的看法十分到位：雅典民主对美国和法国革命都没有任何影响；这两场革命（包括英国激进党人）更多受到来自古罗马的影响。

直到20世纪初，西方对民主的疑虑还是非常深的。20世纪初，法国学者埃米尔·法盖（Emile Faguet, 1847-1916）说：“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当我写《十九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一位民主派，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几乎同时，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 1858—1932）在1908年写道：“乍一看，[在欧美各国]有关最佳政体的争论好像已经有了结果，现在受青睐的是代议民主”，但是“在那些全心全意接受代议民主的国家，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看来都对这种体制感到困惑与失望”。1913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仍认为“从柏拉图到如今，从未有过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替大众民主进行辩护”。

至少到一战之前，至少在精英阶层，民主在欧美还是被看作一种坏东西。当然，民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运动对民主的态度完全不同。丹麦学者摩根斯·汉森说，“从古代到启蒙时代，民主就是一个睡美人……当她苏醒时，所有的王子都害怕她，哲学家都厌恶她，政治家都认为她不可行。当时，在人们的理解中，民主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内斗不止的暴民统治……在欧洲，要再过大约一个世纪，民主女神才变成受人尊重的淑女”。

总之，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民主一直被看作坏东西。这种情况大约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变化，进入第二阶段， “民主”变成了好东西。这里的民主我打了一个引号，因为此“民主”已非彼民主。

“民主”变成了好东西

要让坏东西变成好东西，首先要对原来那个不中意的坏东西进行改造。当然，对已经流传2000多年的一套思想、体制进行改造并非易事。我在《抽签与民主、共和》一书最后一章进行粗线条的梳理，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150年，从1800年到1945年前后。在此期间，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试图用各种方式对民主进行改造，当被改造的“民主”已经变成让他们心安的民主时，他们才会改口说，这是一个好东西。

改造的过程是一个三部曲。第一步是对民主污名化，就是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说得一钱不值。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文献里经常有“虚假的民主”、“古代的民主”、“纯粹民主”、“直接民主”、“简单民主”等表述。它的潜台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以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民主是个坏东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民主，我不便再公开这么说了，于是就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污名化，在民主前边加上“虚假的”、“古代的”、“纯粹的”、“直接的”、“简单的”等负面形容词。第二步是创造出一种新的、带引号的民主概念。比如说“人民主权”，它听起来是一个挺好的词，直至今天很多人还在用人民主权这个说法。但是这个提法在出现的那个历史时段，强调“人民主权”实际是把“人民的治权”否定了。以前讲主权时，它与治权是密不可分的，拥有主权的人民应该同时享有治权。如果只强调人民主权，实际上暗含的意思是：主权归人民，但是对不起，治权归别人。所以，人民主权的提出有历史的进步性，但同时也有它历史退步的一面。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把人民主权跟民主连起来，就产生了代议民主。代议(representation)早就存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把代议嫁接到民主上，其结果是治权依然归精英的代议民主。“宪政”、“自由”也是在这个时段开始与民主挂上了钩，而宪政、自由本是与民主势不两立的东西。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警惕带修饰词的民主》，说的是，把代议、宪政、自由作为民主的修饰词，实际上为的是用修饰词限定民主这个名词，改变它的原义、它的内涵。第二步大概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第三步是为改造后的、带引号的民主正名。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代议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逐步流行起来。推出“代议民主”概念时，其实创造了一种新东西，被叫做“真正的民主”，仿佛以前的民主都是虚假的民主。它也被人叫做“现代民主”，言下之意是，以前的民主是“古代民主”，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落伍的东西。还有一种说法是，改造后的民主是“间接民主”，与此前那种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直接的民主形成对比。

这既是破的过程，也是立的过程。“立”就是要重新建构起一套全新的“民主”理论，它是无害的、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民主。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参与到新“民主”理论的建构工作中，包括勒庞（1841—1931）、莫伊赛·奥斯特罗戈尔斯基（1854—1921）、韦伯（1864—1920）、帕累托（1848—1923）、莫斯卡（1858—1941）、米歇尔斯（1876—1936，韦伯的学生）等。他们最著名的著作包括《乌合之众》、《民主与政党组织》、《寡头政治铁律》、《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民主的转型》。这些著作试图告诉人们，普通老百姓无非是一群乌合之众，无论怎么参与政治，最后还得精英来统治。例如帕累托的《民主的转型》，中国人对帕累托的了解主要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其实他到晚年，大量的时间花在考虑政治问题，后来他被墨索尼里正式认可，声名受到影响。

在所有对民主理论重新建构的人中，起最大作用的是经济学家熊彼特。1942年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书中对民主进行了重新定义：把原来原义上的民主说成毫无意义，他认为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赋予全体人民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一笔抹杀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民主后，熊彼特拿出了“民主的另一种理论”。按照这种新理论，民主无非是一种选取领导人的方式，其首要任务是“选举出那些掌握决策权的人”；一个政治体制只要其选举是以争取人民选票的方式进行的，它便是民主的；否则就不是民主的；除了隔几年投一次票外，民众在政治中的角色付之阙如。很明显，熊彼特论点的基本理论假设来自韦伯：精英统治不可避免。20世纪以前，无论是拥护精英统治（贵族统治）的人，还是反对精英统治的人，都不会把它与民主画上等号，熊彼特却告诉人们，竞争民众选票的精英统治就是民主。这是对民主理念的彻底颠覆！后世学者把熊彼特的理论称之为“精英民主理论”、“最低限度民主理论”或“选举民主理论”。战后，由欧美国家推广到全球的“民主”就是熊彼特式最低限度的民主。

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民主理论，实际上都是对熊彼特理论的修补，进一步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包括罗伯特·达尔的多元理论。 1956年达尔出版了影响极大的《民主理论的前言》，1961年，他以耶鲁大学所在地新港（New Haven）为案例写出《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1971年又写出《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这些著作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只要多元，就是民主。这与民主原义相去甚远。70岁时，他写出《经济民主的前言》扩展了运用民主的场域。90年代初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80岁左右，感觉他年纪越大，思想越具批判性，如他年近90岁写的《美国宪法有多民主？》。

熊彼特对民主理论进行了一次最系统的改造。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熊彼特式民主成为“民主”的标准，他的民主理论成为最经典的民主理论。至今在西方、在中国，很多人熟悉的所谓“民主”理论，无非是对熊彼特改造、包装过的民主理论。

经过150年到熊彼特，这个改造看似很成功，但实际上有三个非常清晰的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是偷换概念。很多有关民主的教科书，一方面讲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rule by the people），另一方面讲代议民主就是民主。这两个定义是互相矛盾的，代议民主已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了，而是赢得选举的政客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第二是以偏概全。民主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它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形式。但现在流行的民主理论告诉人们，民主只能说熊彼特式民主，把最低限度民主说成民主本身，仿佛别无选择。第三个是假两难推理（false dilemma），世界上本来有多种选项，但却只给人几种选项；更极端的是只给两个选项。在政治制度安排问题上，很多人的脑筋已经被彻底洗过，认为世界上的政治制度，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没有别的选项；民主似乎只有一种实现方式，即竞争性选举，别的方式统统是不民主的、专制的。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中国没有实行多党竞争性选举，必定是专制的，古巴、朝鲜、伊朗也都是专制的，美国看不惯的国家都是专制的；专制体制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些说法听起来无比荒唐。

为什么会产生这三个逻辑错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人的思维存在某种“虚假的特定性”。1987年出版的一本书，标题就是《虚假的特定性》，作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尔，虚假的特定性就是把某一种特定的东西说成普遍的东西。对于民主这种普遍性的概念，很多人却相信它只有一种实行的方式，这与把某种桌子说成桌子的普遍形式同样荒唐。昂格尔写那本书的目的，是希望找到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书的副标题所说的“激进民主”。我们不一定赞成昂格尔的激进民主，但是他的这个逻辑是对的：民主未必只有一种实现方式。

丢勒的犀牛

犀牛很久以前就在欧洲绝迹了。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没见过犀牛，但他依照他见过的画片画了一副犀牛像，后来被人称之为《丢勒的犀牛》。欧洲其他人当时也没有见过犀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讹传讹，后来欧洲人画出的犀牛全是丢勒式的犀牛。民主几乎也是一样，大家没见过真正的民主，结果熊彼特式民主就被当作民主了；只要与熊彼特式民主不同，就会被认定为非民主或专制。

把民主改换成最低限度的民主（我称之为“选主”）以后，有人便以此为概念基础，研究衡量民主的标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衡量民主质量的指数，其中最活跃、最有名的是美国“自由之家”每年公布的“自由指数”（Freedom in the World）。“自由之家”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自称NGO，其实它经费的85%以上来自于美国政府。这种政府高额资助的组织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美国会指责它们并非真正的非政府组织；但轮到“自由之家”就完全是另一套标准，说是“必要的恶”。这样一个机构，每年对世界各国打分，好像哪些国家是民主的、哪些国家是专制，全由它说了算。在“自由之家”的排行榜里，中国永远都排得很低。“自由之家”可以说完全是美国信息战的一个工具。另外还有几种看似更学术一点的民主指数。一种叫政体指数（Polity IV），另一种叫万哈林指数（Vanhanen’s Index of Democracy）。把各种各样的这类指数拆开来分析，其实它们衡量的，无非是选举是不是公开、透明、不受干扰、带有竞争性。为什么用这些指标衡量？原因很简单，其基础理念是，传统意义上的、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不是好民主；只有代议民主、通过竞争性选举实行的代议民主才是唯一可欲、可行的民主。

这是第二个阶段，时间很短，大概从1945年到1975年前后。

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的精英阶层成功地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转移到争取普选权上，包括社会主义政党以及恩格斯本人，也不例外。可以说，争取普选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是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包括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很重要的一个奋斗目标。“普选”（Universal suffrage）这个关键词在英文书里出现的频率一直高居不下。在欧美，普选大概到1960年左右基本实现了；有些国家像瑞士，到1975前后才真正实现普选。随着普选在20世纪60-70年代最终实现，“普选”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大幅下滑。但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大幅上升，例如，“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权力精英”（Power elite）、“精英主义”（Elitism）。这似乎告诉我们，人们好不容易争取到普选权后，才发现权力仍然在精英阶层手中。基辛格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情况让人很沮丧，一种是你追求一种东西，永远追求不到；一种是你追求某种东西，追到手后才发现，它并不是你想要的。普选权有点像后一种情况。为争取普选，多少人前仆后继，不惜坐牢、牺牲，好像一旦拿到普选权，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普选权最终实现之后，才有人恍然大悟，普选权好像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于是决定转而追求新的东西。

大约从6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对代议以外的民主实现方式兴趣大增，包括“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等。但代议民主（熊彼特式民主）的黄金岁月很短，就是1945-1975年这30年左右；1975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实现民主理念的其它方式。罗伯特·达尔1970年一本很小的书《革命之后》，已经提到可以采取抽签来补充票选的不足。

以上是我以1975年为界的一个理据。另一个理据是，同在1975年，由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向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标题是《民主的危机：有关民主政体可统治性的报告》。报告第一段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同一年，亨廷顿的另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19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19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他提出：资本主义民主许诺个人自由，允许大家参与政治，结果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政府施压，要求提供更好的福利，但同时谁也不愿意付出代价；这必然造成政府无从招架。亨廷顿严词驳斥了这样一种说法：“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

总而言之，到1975年，代议民主作为唯一可行的民主已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人们开始探寻实现民主的其它方式。这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人们开始问“什么是好的民主”？

什么是好的民主

要探求什么是好的民主，首先要回到民主的原意，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里我们可以追问两个问题。一是人民当家作主可以采取哪些形式？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什么？

就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而言，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1）人民直接当家作主；（2）其它方式。雅典城邦可以采取人民直接当家作主方式，因为雅典公民只有3万人左右。而现今的世界，国家的规模都要大得多，让所有的人直接当家作主很难办到。当然，在基层单位或居民小区，直接当家作主还是可能的。直接当家作主以外，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如果争取一种好的民主的话，其方式应该尽量接近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这样一种理念。

此外，我们还应关注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什么？罗伯特•达尔在《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1971）一书中认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回应所有公民的意愿”。这也可以用来衡量什么是好的民主的标尺。除了形式与目的，判断什么是好的民主还有其它标尺。在我看来有以下五条。

第一，理念上，是否注重普通老百姓当家作主的能力？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不是努力创造条件让所有人都具有当家作主的能力。主流政治学往往把参与看作一种权利，但参与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且需要占用必要的资源作为支撑。当家作主也是如此。在这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意愿、能力与资源。如果一个制度根本不在这方面做任何努力，这个民主未必是好的。

第二，是否注重拓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式？上面的讨论已经明确指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并不局限于票选一途。一个好的民主应该寻求一种能尽量吸纳人民的决策模式（By the people），包括参与，但不限于参与。政治参与其实是个很奢侈的东西，不管在哪个国家，有参与能力和具备参与资源的人其实是很少一部分人。如果仅仅谈参与会是很危险的，等于把影响政治的权力，交给一小部分有参与能力和参与资源的人。吸纳人民进入决策过程还有别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熟知的群众路线，也是一种吸纳人民进入决策的方式，我称之为逆向参与，因为群众路线要求各级决策主动深入民众，尤其是普通民众，在决策中反映他们的意愿。

第三，是否注重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一个好的民主应该寻求一种能尽量回应人民需求的政治制度（For the people）。这一条是可以度量的，现在有些跨国的民意调查，看各国在多大程度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中国的表现一直十分出众。

第四，是否具备基本的国家能力？如果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话，好的民主理念、好的民主实现方式、好的满足民众需求的意愿都未必能化为现实。

第五，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即是否实事求是。不同的国家，做法未必一样；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做法未必相同；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道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段，好的民主未必是同一种东西！加上实事求是这一条标准，我们追求好的民主时，一定要注重人民当家作主的场域；不同的场域，当家作主的方式不会相同，也不应相同。

很多关注民主的人，一谈到民主想到的就是参与全国层面的决策。国家重大决策是不是民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对所有人而言，我们大部分的人生是在工作单位和居住社区度过的；其次是地方事务，然后才是全国性事务，全球性事务。当家作主的场域非常重要，追求民主应该追求在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场域实现民主，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福祉更重要。在工作单位和居住社区，当家作主可以采取直接的方式；在其他的场域，比如地方性事务，全国性事务，全球性事务，直接方式恐怕未必合适。当家作主的间接方式并不止票选一种，而是有多种多样，比如说协商。中国现在谈协商民主的非常多，全国政协也做了大量关于协商形式的探讨。但是，谁来协商？参加协商的人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反倒是在中国基层一些地方，产生了很有意思的创新。例如，在浙江温岭、四川成都、黑龙江阿城，基层需要协商的时候，尝试过用抽签的方式挑选个人或家庭，因为政府指派会受到质疑，自愿报名会造成偏差，抽签无偏无倚，既公平，又容易被接受，还容易操作。有趣的是，这些地方之所以最初在协商时采用抽签的方式，是在实践中找到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参与也可以是当家作主的一种方式，适用于涉及利益相关方的较特殊场域。利益相关方势均力敌，且都有参与的意愿与能力，可以用参与这种方式。涉及大量参与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民众时，群众路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适当的方式。比如说制订一些全国性政策时，北上广的白领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上发声很容易；但是，在青海、贵州的偏远村落，那里的人们如何发声、如何影响决策？这种情况下，群众路线更加适用，需要掌握权力的人，深入到这些地区去做调研，把那里人们的意愿反映到决策过程中去。

人民当家作主的间接方式可能需要挑选出一些人来，代表人民整体。这时抽签就可以派上用场。我并不认为抽签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法，它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抽签确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人类进化了约300万年。过去2500年只是其中的一瞬间，从进化的眼光看，今天的人并不比那时的人聪明多少，差别只是今天的人知识多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一些做法。更何况，现代统计学已经告诉我们，随机抽签产生的样本才具有代表性。既然如此，组建应该具有代表性的决策机构时，抽签是个蛮有潜力的民主实现方式。

选举也可以作为一种民主的实现方式，我们不应该完全排斥选举，正如我们不应该将它看作民主的唯一实现方式一样。但选举有个内在的缺陷：容易被操控。这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广为人知了。因此，罗马共和国、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在使用选举的同时，往往加入抽签的成分，减少其被操控的可能性。我在书中提到两类抽签，一类叫民主抽签，一类叫共和抽签。民主抽签是只用抽签，不用选举，所有人都是经由抽签选出来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共和抽签是把选举和抽签混杂在一起，其目的不是要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人，而是防止出现一个稳定的少数垄断权力。例如，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大公的挑选方式无比复杂，是抽签与票选相结合，分前后十个步骤完成。

总结一下。在我看来，我们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此前，要么说民主是个坏东西，要么说改造后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现在这都过去了。即使在欧美，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打引号的“民主”未必是真民主，民主未必只有一种实现方式。提出“什么是好的民主”是一个进步，因为它要重启什么是民主的讨论，反思熊彼特式的“民主”到底是不是一种好东西，摆脱昂格尔所说的“虚假的特定性”，承认民主有多种实现方式。否则的话，无法讨论“什么是好的民主”。归根到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喜欢民主、支持民主，我们就应该打开思路，解放思想，而不被熊彼特式的最低民主束缚住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力打开了，我们便能在工作单位、居住社区、其它场域，以创新的姿态探索实现民主的不同方式。这样一来，我们中国也许可以在民主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破除迷信很重要。不破除迷信，无法前行。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搞不搞民主的问题时，至少有两任前总理说，我们条件还不成熟。这种回答可以解读为，条件成熟了，我们也可以搞竞争性选举。这说明非此即彼的“民主”迷信影响之深。一百年前就有人试图破除这方面的迷信，但是直到今天，迷信还没有完全破除，可能还需要一百年。当然，国家实力增强后，破除迷信也许更加容易一点。

关于抽签的适用范围。乍一听，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抽签好像很荒唐；其实投票用得不是地方也很荒唐。投票往往用于两类事情，一类是做决策，一类是选人。用于决策，投票多数决最近的例子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决，52%支持、48%反对，结果把英国带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换一种决策方式，如共识决（consensusdecision  making），情况会完全不同。我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对投票表决的弊端进行过深入的分析。

    用于选人，投票也未必是好方法。选人可以分几类，一种是选领袖，一种是选代表，一种是选办事的专才或干才，一种是选明星。

    投票不是选领导的好办法，美国选出特朗普后，很多美国人才认识到这一点。奥巴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本是一个参议员，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在中国，难以想象一位来自开封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跃变成国家领导人。关于奥巴马的政绩，一位观察家的评论不无道理：奥巴马竞选时推出的苹果手机给美国带来的变化远大于奥巴马带来的变化。连大公司的总经理都不会用投票的方式选出，更何况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领袖。选领袖，也许最好的方法还是采用培养、锻炼、考察、选拔、逐级递进，而不是选举，因为选民无法判断候选人的领袖素质。

选代表，投票也不是好办法；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这样选出来的人没有代表性。事实也是如此，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时期，用这种方式挑选出来的人都是一群精英分子，与人民大众的构成极不相同。选专才或干才，更不能用投票的方式。正如我们不会用投票的方式选择医生与教师，我们也不应用投票的方式选择各个专业的公务人员。在这方面，中国早就发明了考试制度。

投票适用于选明星。美国自里根以来，大多数总统都具有很高超的表演才能。里根是专业演员出身；特朗普参演过不少影视作品，并长期担任电视真人秀《谁是接班人》的监制与主持人；而克林顿、奥巴马一卸任就参演电影、电视剧。不仅在美国，世界各国已选出很多演艺人才或体育明星担任总统、总理、议员，以至于有人说“政治就是演艺”。如果投票不适用于选人与决策的很多方面，抽签也是如此。大部分决策不应该用抽签的方式做出，只有涉及稀缺资源直接分配的决策可以用抽签，因为抽签的结果对所有人公平。在选人方面，选领袖、选专才与干才都不能用抽签。不过，抽签可以用于选代表。学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随机抽选出来的一批人才具有代表性。所以在选代表方面，抽签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但它也只是一种办法而已，并不是唯一的办法。选代表也可以用选举与抽签搭配的方式进行。

很多人谈到选民的理性。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关于选民的调查研究。选举假设选民是理性的，但这些研究显示，选民并不理性。作为个体的选民，面临一件大事时，他马上做出的决定大概是没有多少理性可言的。理性要求占有完全信息与完全知识，缺一不可；但不管多聪明的个人，都不可能具备完全信息与完全知识。所以，理性的个体只是一个理想、一个幻象。真正要谈理性，只能谈群体理性。现在有一些有关群体智慧的研究，发现解决问题时，重要的是参与者的多样性、异质性，而不是参与者的个体能力。参与者的多样性、异质性有助于克服信息与知识的不完全性。像英国脱欧公投，实在是再蠢不过的办法，因为这是让每个单独的个体独自做出一个他们无法判断后果的重大决定。后来连英国的《卫报》都看不过去了，说如果采取抽签的方式挑选一群公民的代表来，让他们集中在一起，认认真真讨论几个月脱欧的利与弊，然后再做决定的话，一定要比现在这个决定更好。

总之，我更相信群体的智慧，相信“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相信人多智广。有件小事很说明问题。耶鲁大学所在的城市不太安全；以前那里的一个桥洞里经常发生抢劫。警察从自己的专业知识判断，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派个警车蹲守在那儿。问题是，警车一离开，又出现抢劫。后来，城市搞了个由普通市民组成的咨询班子，里面什么人都有。结果，有人提出一个主意：在桥洞里安上亮晃晃的路灯，问题就解决了。拿出这个点子的人是位电器工程师。这便是群体智慧的一个例子。这也说明抽签产生的代表群体比较容易产生群体智慧。在讨论民主实现方式时，千万不能忽略这一点。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