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转型发展是中国未来40年绿色发展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中美绿色基金主要是做绿色低碳投资的，绿色低碳投资的选择标准是投资项目要能够有利于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水平，这是确定绿色低碳投资标准最主要的一个考虑。

强化碳减排的全球共识

目前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在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大概有6种，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学术界基本的共识，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原因。根据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100年，全球气温可能上升1.1℃-6.4℃，导致海平面可能上升16.5-53.8厘米。如果真出现这种极端的局面，对人类来说可能会面临一些灾害性自然气候的影响。抑制气候变暖和强化碳减排已形成全球共识。

目前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灾害性气候现象，给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很多人认为与气候变暖的趋势是密切相关的。2021年观测到的现象是气候变暖的趋势在不断强化，全球围绕气候变暖问题共识越来越强烈。在英国召开的格拉斯哥会议上，中美围绕碳减排问题形成了基本共识，这是十分难得的。

在本世纪将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国际社会围绕这一目标都在采取行动。

中国碳减排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过去的立场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中国过去在碳减排方面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和压力，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生产大国，更是能源消费大国，毫无疑问也是碳排放大国。2020年年底评估测算出的碳排放总量大约100亿吨二氧化碳，这在全球大概占了26%左右，也有测算说占了27%、28%。

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一大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例超过了中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也超过了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例。无论是人均还是单位GDP的排放量，中国在全球的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的。现在，碳排放的总量还呈现增长的势头，过去5年中国平均每年碳排放的增速大约为1.25%。从碳排放的强度来说，过去10-15年，中国围绕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下降，做了持续的努力。

中国的五年规划把单位GDP的能耗、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为重要的发展指标并认真加以实施，每个五年计划基本上都实现了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目标。目前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约0.75kg/美元，约为美国的3倍、德国的4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不高，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收入水平在全球人均收入水平排得比较靠后，所以人均能源消费量比较大。

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是美国的一半，但是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总量都还处在增长的状态下。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但是人均排放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果再算上历史排放量的累积，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起来累积的排放量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发达国家对气候变暖承担的责任实际上比发展中国家要大，我们在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我们也有自己的道理可言。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会呈现一些共同的结构性的规律或者特征。西方发达国家碳达峰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一般是这些国家都会在服务业的产值比重达到70%左右、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的时候实现碳达峰。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结构性的特征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其实中国经济的结构升级并没有完成。服务业约占整个GDP的产值的55%左右，城市化率按最新的人口普查的结果是65%左右，我们离发达国家碳达峰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未来人口和经济活动会进一步向城市地区或者是向非农产业聚集，这个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大概是2.7:1这样一个水平，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比城乡收入差距还要更大一点。如果再加上城市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城乡之间总体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在这么大的城乡差距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从整体来说是不可能的。未来中国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占比还会进一步增加，这是中国的一个现状。

能源的消费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来看，在总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里面，煤炭占80%左右，石油和天然气分别为15%和5%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的占比非常高，这是我国能源资源的自然禀赋决定的。以电力行业为例，现在煤电的比例高达60%以上，虽然有所下降，但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煤电的替代、煤炭的替代，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

中国碳达峰和能源的关系密切，是由能源的结构决定的。从中国能源消费来看，人均能源消费还会呈现一个继续上升趋势。中国2020年的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2.35吨标准煤。和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11吨标准煤；节能或者是能效水平最高的国家如日本、德国，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6吨。在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人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消费行为的趋同，最终导致用能水平也会趋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的提高，特别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之后，用能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我们有可能要向德国、日本这样国家的水平靠拢，人均的能源消费也应该由目前的3.6吨提高到6吨左右。但是，目前中国的能效水平大概只相当于日本和德国的百分之六七十，我们和日本和德国还有30%～40%左右的差距。

所以，未来随着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或者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不断增加，除非能源的结构调整以绿能替代形成的碳减排效应，能够抵消能源消费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增加的效应，否则我们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实现起来会有很大的难度。中国面临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压力，既来自于国内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因为老百姓越来越期待有更好的生态环境、气候环境，这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人的需求层次的一种提高；也来自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种期盼。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2030年到2060年的“双碳”目标，反响强烈。对我们来说，双碳目标意味着非常广泛的经济社会变革，是涉及到各方面的一场深刻变革。

中国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

中国虽然必须用更短的时间达到碳中和，但是我们拥有的技术条件比发达国家那个时候要好，比如说我们在绿色能源——像风能、光能这些领域，现在的技术条件比他们那个时候要好多了。随着绿色能源领域技术不断创新，不断推广利用，我们在碳达峰之后到碳中和的历程上，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完成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

从现有的统计资料来看，碳排放的大户第一是能源，主要是电力部门，大概占了51%；第二是工业，大概占了28%左右；第三是交通运输。因为中国能源的自然禀赋高度依赖煤炭，能源部门在碳排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城市建筑相关的碳排放占了整个全国碳排放的49%左右，农业碳排放比例并不高。全球400亿吨的碳排放，农业大概是排放70亿吨左右，中国占比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农业排放的主要是温室气体，不是直接的二氧化碳，它主要是甲烷和一氧化二氮。

1吨甲烷相当于8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效应，1吨一氧化二氮相当于大概256吨的二氧化碳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浓度非常高。所以农业里的畜牧业是不能忽视的碳排放的一个来源。

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是中国碳减排的一个主战场，因为中国碳排放里城市占了接近80%，而且城市的经济、城市的人口各种各样的活动，实际上导致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城市的碳减排或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第一就是加大节能的力度，如果我们的能效水平提高达到日本和德国的水平，意味着我们的碳减排也可以达到相应的水平。在节能方面重点是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同时在工业、交通、建筑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居民生活领域，都要开展广泛深入的节能活动。因为节能的空间确实非常大。

第一，以建筑节能为例，如果我们拿同样的建筑空间和日本相比，中国同样面积的建筑空间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日本高一倍。如果我们把建筑节能做得更好，中国的主要建筑物都在城市地区，它带来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减排的效应是非常大的。

第二，加大加快绿能的替代，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内陆核电、燃料电池、先进储能，特别是化学储能技术、智能电网技术，包括和新能源相关的一些先进材料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利用，真正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系统。我们过去的电力系统是以煤电为主的，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系统，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这些绿色低碳的电，就要成为未来电力系统的主力电源，这是能源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中国的风光电发电能力已经达到了3亿千瓦，名列全球第一，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时将超过12亿千瓦，随着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三，推进在绿电基础上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电气化和电动化进程。过去我们很多的动力来源都是通过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未来如果能够实现更快更高比例的绿电的替代，在这个基础上推进电气化电动化，使过去高度依赖的靠化石燃料燃烧形成动力的结构发生变化，能够实现大范围的高比例的绿电替换，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电动化，中国可能就改变了工业革命、工业文明时期以化石燃料的燃烧形成动力的这样一种工业文明时代的能源特征，可能就真正构建一种具有生态文明时代的动力特征和能源结构。

我们要构建城市的低碳产业体系，因为中国的工业占整个碳排放的28%左右。在工业体系内部，比如建材钢铁、石化化工等领域是以化石燃料做原料的，今后这样一些产业都面临脱碳、减碳的过程。

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新技术，特别是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未来会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中美绿色基金非常关注合成生物学领域，通过用生物基材料来替代原有的化工原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现在的电动车如果不是建立在绿电机组上，还不能叫新能源车，只是电动车，因为可能它用的电都是用煤或者天然气发的电，其实都是有二氧化碳排放的。真正意义上的新能源汽车，必须是绿电的电动车。日常生活相关的智能的家居体系改造，也将有利于节能和降碳。

第四，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要广泛推广碳中和理念，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社区，包括零碳建筑。在未来建筑的能源配置方面，可能形成广泛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加储能设施加智能微电网这样一种能源供应的体系。随着光伏发电的能源转换效率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储能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未来建筑特别是城市社区通过综合能源服务体系、智能化的能源供应体系，形成全新的建筑能源供应，是完全有可能的。要强化城市的生态空间和森林碳汇的建设，不断地强化生态空间的密度，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这样一种环境特别有利于城市森林碳汇的建设。

第五，要加大全社会植树造林和森林碳汇建设的步伐，包括强化城市生态和绿色空间的建设和保护。中国过去一直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在过去几十年里，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2%左右提高到23.2%这样一个水平。“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高到24.1%，这意味着未来5年要把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大概0.9个百分点，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来衡量，这差不多就是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现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小一点。我们国家全部的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加起来可能是12万平方公里左右，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完成。要实现这样的森林生态建设，必须建立更加有效的生态价值的市场化的实现机制。

绿水青山是不会自动成为金山银山的，它需要有一个生态价值的市场化变现机制来实现。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很好的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森林建设生态恢复，今后需要不断强化。

城市要完善非步道、步行道和非机动车车道的体系。现在城市的机动车越来越多，在有些城市开始侵占步行道或自行车道的空间，这是不对的。从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出行方式角度来看，未来必须更多倡导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未来交通体系的建设要考虑对非机动车道空间的保护，对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鼓励是有效的，今后要强化。

智慧城市建设是绿色转型的根本出路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未来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平台超级计算融为一体的智能技术，会越来越广泛深入融进城市运行的每一个角落，融进城市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大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和城市的能效水平，大大提高城市碳减排的力度。城市的智慧能源系统，例如分布式的能源系统（见图1），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个完全智慧化的城市的能源，可以用作分布式能源系统的一个低碳的系统，它完全基于自然能转化为主的新的能源体系，是一个分布式的加储能加智能微电网的运行体系，是一个智慧化的综合能源的服务网络，是一个多能互补的智能化的体系。

图1  分布式城市智慧能源系统

终端电动车在这里既是一个能源的终端，又是一个储能的设施。它在整个能源体系里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双向互动、能够互相调节的非常智慧化的系统，能源利用效率非常高，而且可以使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包括氢能来完全替代过去那种化石能源的供应体系。一旦实现，可以减少50%左右的碳排放，是非常具有减碳空间的一个重要领域。

今后智慧的交通和物流体系，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调运高效出行系统和物流系统，可以减少单位交通工具的里程，提高交通出行效率，可以减少交通工具的能耗，起到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的作用。

智能化的城市经济体系，包括智能化的生产服务体系和消费服务体系。如果用智能技术对一个企业的生产流程、制造流程进行改造，其实花的投资并不多，但是它产生的节能效率会达到30%左右，而且这种投资的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估计用3-4年时间就可以收回全部的投资。

我们现在享受的一些配送、快递服务，其实背后都是有云平台、大数据支撑，因为这样一种配送不是乱配送的，它是有效率的，而且这种效率还会不断提高，因为智能化的水平还在进一步提高。

再就是城市的综合治理体系的智慧化建设。过去的城市治理都是分部门进行的，缺乏一个综合治理的概念。综合治理的概念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智慧化的水平还不够，各个部门都是自搞一套数字化的体系或智能化、信息化的体系，但是这些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缺乏一个顶层的设计。如果基于综合治理的理念来进行智慧化智能化的架构设计，可以大大提高城市综合治理的效率，也可以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

碳中合要采取有效的管理，今后围绕企业个人的碳足迹的计量，包括碳中合的治理、未来碳排放权的交易，一定是建立在基于数据、基于存储、基于计算、基于相互协调基础上的非常高效的智能系统。可以设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建立个人的碳账户，把碳账户形成的碳减排的积分和消费的终端结合起来，这样的积分实际上可以形成购买能力，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激励体系，可以激励人们更多地在生活中减排。

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未来一定是高度智能化的，所以智慧城市建设一定会融进城市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对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和颠覆性的影响。对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推广技术、研发更好的技术。

（编辑  季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就是其中之一。长江经济带所涉空间极为广阔，它跨越了11个省份，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1.4%，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了全国的40%。可以说，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国的高质量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有赖于长江这条巨龙的腾飞。

尽管上上下下高度重视，近些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效和成果，但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约束。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不仅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还要优化发展思路、创新方式。

长江经济带的主要特点不仅是地域广阔、地位重要，还在于内部发展不平衡、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尖锐。长江流域11个省份，分属东中西三个发展地带，涵盖了最为发达和最不发达的地区。尽管都面对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但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基本诉求迥然有别；生态环境问题多年积累、欠账较多。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问题，既关系到与加快发展的权衡，又涉及到与相关地区的协调。

无论是强化环境保护，还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快发展，都需要各个地方的积极主动工作，发挥自觉能动性。同时也要看到，长江经济带发展中一些深层问题，各地区很难独善其身地得到解决。如何照顾不同地区的发展诉求，使地区的发展能量不至于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难以发挥？如何形成开放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适宜配置？如何实现标本兼治，全面形成生态环境的保护体系？解决这些决定发展、保护的深层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各个地区的合作联动，只有合作联动才能推进长江经济带最终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涉及方方面面，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各省份的合作联动也涉及方方面面，但推进合作联动需要突出重点，且应形成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推进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

长江经济带是一个战略叠加的区域，除涉及沪苏浙皖四省份的长江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涉及川渝的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之外，还有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涉及长江经济带许多省份的发展战略。过去一段时期，中央曾颁布了一些重大区域发展文件和规划，也涉及长江经济带相关省份的部署安排，例如2020年5月中央下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1年7月下发的《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等。这些战略所涉及的重点地区不同，发展定位与要求也有差别，它们是各个地区行动的基本纲领和重要指南，影响重大。它们之间不能相互隔离、各自为战，各个地方也不能仅从实施单一的战略出发而各吹各调，否则就会因为战略差别形成战略分割，又因为战略分割加剧长江经济带的不平衡不协调状况，应当在推进全流域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下对接联通、协调实施。

在操作路径上，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一是统筹各项重大战略的基本要求，并结合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面对的重大任务，协调制定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年度工作实施方案；二是打通战略实施区域间的隔阻，实现各重大战略操作思路在地区间因地制宜地自主运用和相互借鉴，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三是鼓励重大战略实施的重点地区到其他地区联合设立功能平台，依此拓展自身发展的空间，同时带动合作地区加快发展。

推进城市群、都市圈的协同联动

城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而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既有利于城镇化加快发展，也能够有效抑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和城市病的滋生蔓延等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特别强调，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长江经济带拥有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及一批都市圈，各自实力雄厚，辐射功能强大，是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带动力量与坚实支撑。但要发挥其特殊功效，这些城市群和都市圈必须协同联动。如果各自唯我独尊、各行其是，则无益于全局发展，还会带来恶性竞争和资源的争夺，正所谓其利也显、其害也烈。城市群、都市圈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把推动其协同联动放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全部工作的中心位置。

在操作层面，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一是推进制度性相互开放，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优化营商环境和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促进各城市群、都市圈的全面开放，实现规划、规则、规制的有机衔接；二是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配置、金融资本聚集等瓶颈环节和核心资源的合作与协调，合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促进城市群、都市圈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三是以各自的比较优势为基础，合作建设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物流中心和战略试验平台，多点多面支撑区域流域协调发展。此外，为加强城市群、都市圈协同联动，有必要在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建立起适宜的组织协调机制。

推动沿带各地区重要领域的协同联动

推进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在重要领域的协同联动，既是尊重现实基础、基于各自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分工的重要举措，又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整体提升的有效途径。应当从实际出发，视不同领域的性质或特点，进行一体、双边和多边分类推进，形成联动。

从全带一体建设的角度看，长江经济带各省份间要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体确立行为标准、一体开展实质性建设。

一是推进新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无论是6300公里的长江沿岸，还是20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空间，都应按照畅通、便捷、立体、智能、坚固的要求协同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关系到未来发展，无论发达地区还是相对欠发达地区，都应该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二是市场体系的对标对接。应以统一开放、公平公正、诚实信用为导向，建立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与规则，推动资源要素自主流动、优化配置，并持续推进营商环境的改善与优化。

三是生态环境联保联治。长江经济带是一个依水域相连的大生态系统，左右岸、干支流、上下游、陆水空紧密相接、无缝毗连，对其进行保护与治理必须联动开展、联手进行。近几年，各相关区域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主要还是单打独斗，全线的联动还比较少。地区各自为战不仅影响治理效果，甚至可能导致劳而无功、劳民伤财，需要统一标准、统一行动、统一监管。

四是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这涉及长江经济带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体现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志。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可以分领域分步骤进行，循序渐进，可以实行两两合作或多方合作推进；应该统一建立标准，并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进行，特别是合力推进基础制度的建设。

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实行产业体系的统筹构建和产业发展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长江经济带发展当前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产业的重复建设。产业发展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而地区间的竞争直接体现为产业的竞争，导致产业的同构或重复建设。不过，产业结构与各地的自然环境、发展基础相关，很难实行全带一体化建设，要按照上述四个方面搞产业体系的统筹和一体化建设是有难度的。但这绝不是说对此难有作为，只能听之任之。为了避免产业间的恶性竞争，努力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产业链，可以基于全局需要、考虑各地的发展实际，实行联动协同。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实施路径，是立足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进行合理分工，进一步增强各地产业发展与自身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匹配度；同时通过区域联动，以园区、产业集群等为载体，一道发展那些共同需要的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

（编辑 尚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成绩显著，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亦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十二五”规划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就业优先战略来解决三大人群就业问题，“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到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性，完善就业政策可以为劳动力创造符合价值的就业岗位，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十四五”规划强调提升就业质量的必要性，提出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与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相关举措。

202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约为55.40万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54.53%，在GDP比重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长达9年超过工业增加值占比。同时2020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达51%。数据表明，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带动就业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下，产业结构优化的突破点着眼于服务业的发展，尤其金融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产业，成为推动新的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高端服务业由于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等优势在服务业中脱颖而出。各地更是扎实落地各项政策，例如成都市、上海市、北海市、天津市、广州市等都出台了发展高端服务业政策，加强品牌建设，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化管理改革要求，实现核心城市促进就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从政策上可以看出，我国已逐步认识到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

高端服务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概念的词，本文基于2020年GDP和现代化基建化城市指标维度考虑，选取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长沙、重庆、苏州、深圳、郑州、青岛、杭州、成都共12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厘清现阶段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与自身就业之间的关系，有效减少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对自身就业增长的负面影响，继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改善我国高端服务业就业现状。

高端服务业发展及对就业的影响现状

高端服务业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又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高端服务业价值链高、延伸性长，能有效促进新产品与新商业模式衍生，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就业数量直接增加。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代表资源配置分配完善，能提高地区投资吸引力，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和就业水平提高。

高端服务业的界定与分类

高端服务业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如雨后春笋般在工业化阶段应运而生，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是以提供技术性、知识性和公共服务为主，具备“五高四化三密集两低”（“五高”是指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四化”是指智力化、资本化、专业化、效率化；“三密集”是指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资本密集；“两低”是指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特征，处于高端部分的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作为新常态经济的火车头和经济引擎，近几年诸多学者从投入产出、功能、产业链、空间效应和服务高端性等多维角度对其界定。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是处在价值链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最显著的行业。它通过生产与投入产品、服务之间的桥梁作用转化，对提升生产效率增加附加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端服务业所涉及的具体行业在经济水平变动背景下也在不断变化。高端特性的服务存在于现代、传统或生产、消费各个服务环节或各个服务领域，而不局限于“现代”和“传统”、“生产型”和“消费型”等已有概念的禁锢，应当将其划分为一个新分类。本文考虑到中间需求率的变动性以及分类方式的持久性需求，结合分类标准，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后文统称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后文统称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后文统称科学技术服务业）这四大类均划分为高端服务业。

高端服务业发展现状

经济高速发展下，高端服务业引领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高端服务业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因此分析我国的高端服务业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里用高端服务业的产业能力揭示其发展现状。

随着生产总值不断创新高，城市高端服务业整体的生产总值也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2004年至2020年间，一线城市的高端服务业生产总值从2004年的6337亿元上升为2020年的73937亿元，增长10.6倍，高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也从2004年的597亿元增长为2020年的9672亿元，增长15.2倍，产业规模从2004年的16.1%增长为2020年的29.1%，提升了13个百分点。种种迹象表明，经济总量不断扩大，高端服务业的生产总值和产业规模呈现增长趋势，并且高端服务业生产总值增长趋势高于城市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反映出高端服务业拉动市场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占较高的地位；其次，高端服务业的资金产值率呈波浪式发展，在值10上下波动，反映出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额呈现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具体从2009年起呈下降趋势，对比发现该波动是高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波动导致。至今为止高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还不到30%，反映出当前即使是一线城市的高端服务业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其基础规模较小，这是由于发展起步较晚的缘故。

表1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相关指标数值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2020年这17年期间，从高端服务业分行业生产总值占GDP比值结构上看（表2）：信息技术服务业从2004年的26%起伏至2020年的27%，金融业在39%~49%间起伏变动，商业服务业从2004年的19%到2020年的17%，科学技术服务业在12%~14%间平稳波动。分行业下从大到小排名为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与科学技术服务业，并且金融业产业规模远大于其余三个行业。同时，将17年间分行业高端服务业生产总值结构分布画出趋势图，发现四个行业在17年间的占比保持相对的稳定，说明各行业下结构分布保持稳定，发展比较协调，影响机制基本一致。

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波动上来看：信息技术服务业从2004年的56%下跌至2020年的24%，金融业从2004年到2020年在10%以内上下波动，商业服务业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0年的51%，科学技术服务业从2004年到2020年在17%至20%之间上下波动。若分行业从大到小排名为商业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商业服务业，其占比17年间上升了28%，呈下降趋势的是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和科学技术服务业占比保持相对稳定，没有较大的突破。

各行业下呈现出各自的发展特色，发展最为显著的为金融业。金融业作为产业规模占比最高的产业，但固定资产投资额却是占比最小的，说明金融业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行业，处于发达阶段，对基建需求较少。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商业服务业代表朝气蓬勃的新行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表2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发展分行业占比分布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高端服务业中的就业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不断扩大吸纳就业规模并且提升就业标准，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因为人力的涌入，对高端服务业的就业数量与质量都会产生影响。在此，主要针对12座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关于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就业数量中的就业规模和就业增长率，以及就业质量中的人均工资、工资水平和就业结构展开讨论。

1.整体就业现状。由表3可以看出，近17年来高端服务业城镇单位的就业人数是稳步增长的，从2004年的253万人增长为2020年的1022万人，总人数增长了3倍。对比城镇单位的总就业人数，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其增长幅度对比表明高端服务业的就业人员需求空间很大，增长势头猛，是促进就业的有效途径。尤其是2013年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速达到高峰。就业结构从2004年的13.7%到2020年的23.8%，上升了10个百分点，表明高端服务业吸纳就业速度快于全行业平均速度，吸纳就业效应显著。除2011年外就业结构的占比稳步上升，加快资源配置优化的步伐。人均年工资从2004年的42886元到2020年的188784元，从总数上增长了3.4倍，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其增长趋势从2013年起表现稳定，但人均工资与全行业人均工资比值随着时间的波动表现不明显。高端服务业城镇单位的人均工资基本保持在城镇单位就业平均工资的1.5倍，表明高端服务业就业的人均工资涨幅是迎合时代需求的自然趋势。高端服务业就业弹性在0.7上下波动，因2013年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过快，其值在2013年达到高点，其余时间比较稳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表明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规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此可见，站在绝对发展的角度观察，表明高端服务业就业规模和人均工资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有所降低；站在相对发展的角度，反映出高端服务业就业规模和人均工资表现一般，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表3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就业相关指标数值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具体行业发展现状。从就业规模占比上，高端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商业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员是最多的（表4），占比一直保持着第一，均为30%以上，而其余三个行业在近几年占比差不多。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规模占比上升幅度最多，从2004年的14%上升到2020年的25%，共上升了11%，而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占比波动不大。拉长时段看，发现2010年前（含2010年）各行业占比划分明显，存在高占比和低占比行业，随后低占比行业缓慢上升，在2019年时各行业占比几乎一致。表明在这17年中各行业发展势头良好，齐头并进，尤其是信息技术服务业以绝对的发展优势吸纳就业。从人均工资上，细分行业按工资平均水平从高到低排名为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人均工资远高于其他三个产业；按人均工资增长幅度从高到低排名为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增幅倍数分别为3.72、2.64、3.55和3.36。最显著的就业质量效应是各行业在2004-2020年这17年间的人均工资都是逐年上升的，增长速度比较稳定，反映出当前的工资涨幅不容易受外界干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高端服务业所细分的4个行业的就业规模和工资水平以良好稳定的趋势发展，其规模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值得关注的是商业服务业，就业规模最大但人均工资最低，不难得知商业服务业就业门槛相对较低，拉低了人均工资平均值。与其相对的是金融业，就业门槛最高，劳动者报酬居高不下，间接导致金融业就业规模占比相对较少。

表4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就业分行业分布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高端服务业即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又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此外，高端服务业价值链高、延伸性长，能有效促进新产品与新商业模式衍生，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就业数量直接增加。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代表资源配置分配完善，能提高地区投资吸引力，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和就业水平提高。

基于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两个维度研究高端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本文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分析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就业效应，联系经济效应与外包效应两个方向研究就业数量情况，并结合关联效应、竞争效应、激励效应，有效分析就业质量水平。高端服务业通过动态调整资源配置给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同时，吸纳就业和提高从业者熟练度和专业性。在此过程中，技术进步、金融支持等生产要素通过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对就业产生间接效应。

尽管目前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依然存在消极效应，但两者之间严峻的态势处于逐年改善状态，这种改善主要来自高端服务业发展能力综合水平提高。其中对严峻态势改善起关键阻碍的因素来自于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与高端服务业就业数量，其阻碍度呈波浪式上升趋势，表明高端服务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创造效应。进一步拆解得知，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阻碍度上升是由高端服务业的生产竞争力和资金产值率驱动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阻碍度上升所致。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12座新一线和一线城市2004-2020年面板数据定量分析高端服务业整体和细分行业下的发展和就业现状，分析高端服务业就业效应的理论机制，运用协调模型分析相对水平下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效应的影响方向，进一步利用阻碍模型找出影响高端服务业正确发挥就业带动作用的主要阻碍因子，在此基础上，利用倾向值匹配模型分析阻碍因子对自身就业效应的影响度和影响路径。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当前高端服务业发展与就业效应的演进过程是遵循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虽然高端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高端服务业产业规模为28.6%，分行业下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有强大的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和高质量的就业质量，其吸纳就业能力与经济发展速度持平，2019年高端服务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为1.44，2020年降至0.8。就业结构为23.8%，人均年工资上涨3倍，稳定在就业人均工资的1.5倍，分行业下金融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

协调度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当前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效应呈现负向作用，但负向作用正在弱化，弱化原因主要来自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阻碍度分析结果指出，影响改善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效应紧张趋势的阻碍因子为高端服务业的产业能力，其产业能力的阻碍能力是由生产竞争力和资金产值率主导。影响高端服务业就业效应子系统的阻碍因子为高端服务业的就业数量，表明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创造效应。说明高端服务业应以稳定的势头发展其产业规模，并注重基础设施的搭建，以更加积极的就业应急措施去巩固高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增长率。

总之，在稳中求进的经济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是提高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相比于工资水平更显得紧促和重要，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发挥高端服务业就业效应带动作用最有效的途径是扩大产业规模和提高固定资金产值率，而促进两者共同进步的因素是金融支持和交通运输条件。基于上述现象，应先促进高端服务业快速发展，打好市场基础，再对吸纳就业困境提出解决方案，发挥其较强的就业吸纳作用。引领金融支持，拓展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成长氛围。重视培育与引进高素质人才，提升高端服务业高级人才的投入量和吸引力，从经济开放、市场调控、科技创新和金融支持等角度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促进集聚效应构建行业内竞争氛围，加快实现高端服务业就业岗位百花齐放的局面。

（编辑  杨利红）

1994年，我国《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设置了较多的管制性规范，但严格管制无法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增加投资交易成本，推升法律风险。虽然后续的法律修订陆续废止了许多管制规则，但有关公司资本的诸多根深蒂固且似是而非的观点仍需进一步反思。

大量实例分析表明，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发展，首先要在思想观念和理论上进行比较彻底的更新，相关法律制度也会从中获得营养、寻求改良。

公司资本制度的历史演进

古代社会，人们很早就学会区分“本金”和“收益”，进而又学会区分债权投资（如借贷）和权益投资（如合伙），将“本金”进一步区分为借贷本金和股本，将“收益”区分为利息和股利。但是，这些区分并未自然而然地导致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

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航程制到固定资本制的变化说明：企业保有稳定的资本是持续经营的前提条件；而区分资本与利润，仅向股东分配利润，是当时人们所构想的维持资本稳固的基本策略。

? 19世纪，美国、英国和德国公司法的资本规范，基本上是沿着区分资本与利润，约束利润分配的方向发展。美国由于各州有自己的公司法（包括制定法和判例法），因此发展出了多样化的资本规范；英国资本制度是在议会制定法和法院判例法两股力量的互动下逐步演进的；德国的公司资本制度总体上偏向管制，尤其偏重对资本筹集过程的管制。德国学者发明了“资本固定”和“资本不变”两项原则，它们后来被引入日本，进而传至中国。

? 20世纪前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被引进中国，但这并非朝野上下所有政党和政治力量的共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规划彻底结束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根基。

? 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中，人们对“市场”和“公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公司发展又不能没有“资本”。于是，人们将政治经济学意义的“资本”和会计、管理及法律意义的“资本”区分开。

? 公司资本制度的变迁，最终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走向。公司资本制度的演进脱离不了它所处的大的政治经济环境。

公司资本制度分析框架

“资本”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含义：它有时指向实在、具体的经济资源，有时则是抽象的概念。《公司法》和企业会计上的“资本”即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产物。根据现行《公司法》，公司注册资本是指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本总额”。这意味着股东的“出资承诺”就可以构成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资本具有“吸收”损失和风险的功能，但该功能只能在资本的金额范围内，在资产负债表的意义上发挥出来。而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资产金额不是必然等同于公司的偿债能力。公司的两种基本融资方式决定了与公司资本相关的两类利益冲突：一是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二是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资本形成规范

自1994年以来，《公司法》的资本形成规范既有放松管制的变化，也有加强约束的一面。放松管制的重要措施是资本“实缴制”转变为“认缴制”。此外，可出资财产的范围有所放宽，可发行的股份类型有小幅扩展。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扩展了股东的出资义务。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不仅要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承担补足出资责任，而且在公司无力清偿债务时，还须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清偿责任（“补充赔偿责任”）。加强股东出资责任约束主要是基于“资本真实”的理念，为公司债权人提供保护和救济；而放松管制则是为了鼓励投资、扩大生产。

公司筹资机动性

资本形成规则迄今为止的多次修订，增加了股东的出资期限自由，降低了公司设立成本（诸如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额、取消出资构成限制、一般性取消强制验资等），对鼓励投资设企产生积极效果。但是，从鼓励投资、促进资产资本化的目的分析，法律对股东出资仍有诸多不合理限制，股份规则也较为僵硬。

公司债权人保护

资本认缴制的实行扩大了股东的出资期限自由，由此引发与债权人保护相关的新问题。理论界提出了扩张股东出资责任的约束范围（即一定条件下强制股东提前缴资或称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主张。但是在不修改现行法律的前提下，各种主张强制股东提前缴资的理论和法律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资本报偿规范

本文从分析国际上两种资本报偿规制模式入手，逐一检讨了我国《公司法》资本报偿规范的结构和各个关键环节。

两种规制模式

? 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资本报偿规范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始自19世纪的传统资本维持模式，当前以1976年欧盟公司资本指令为代表；二是以美国1984年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第6.40条为代表的“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

? 资本维持模式的特点是：以“巩固股本”为宗旨，对利润分配和股份回购适用统一的财务约束标准，也被称为“资产负债表检测法”。资本维持其实并不是维持“资本”，而是试图通过“股本”这一会计指标，约束公司的资产总额（主要是约束公司对股东的各种支付的金额），从而达到保持公司偿付能力的目标。

? 实际偿付能力检测模式彻底背离了传统资本维持规范的规则和逻辑：通过“广义分配”概念把利润分配、回购或回赎股份、股本返还等统合起来。要求董事会在决定任何资本报偿事项前，均须对公司偿付能力做“双层检测”：一是“实际偿付能力检测”，即分配不得导致公司无力偿还其已到期和按正常营业进程应到期之债务；二是“资产负债表检测”，即分配不得导致公司资产总额低于负债总额。

“资本维持”模式和“实际偿付能力检测”模式的差异主要在于：前者是一种基于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的事前检测标准；而后者依靠董事对公司未来偿付能力作出测试和预判，是一套事后约束机制，须依赖董事行为准则、反欺诈性资产移转法以及破产法规则才能有效实行。前者的优势是规则客观、明确，易于操作，但缺点在于：固守资产账面价值，忽视资产结构，为债权人提供的保护是脆弱的。不过，各国立法和监管当局并未放弃改进资本维持模式的努力。

无论是资本维持模式还是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它们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和传统资源，因此都有“路径依赖”的特点。脱离一国的法律体系、传统和实践而评价两种模式的优劣，不仅是困难的，更是无意义的。

我国规则的特点与弊端

从表面看，我国《公司法》的“资本维持”规则与欧盟、德国的“资本维持”模式基本对应。不同之处在于，欧盟资本指令和德国建立了债权人保护的一致性或可协调的标准，而我国的各项资本规则缺少这种一致性标准。具体而言：认定抽逃出资须遵循司法解释的“损害权益标准”；股份回购规则没有以股本为标尺设定回购限制，也没有提供其他保护债权人措施；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通过允许债权人主张清偿或担保的方式为债权人提供保护，不依靠股本标准；只有利润分配规则将分配对象限于“税后利润”，体现了以股本为标准限制分配的思想。

抽逃出资规则源自上世纪80-90年代“清理整顿公司”时期形成的政策性规范。由于文义笼统、循环定义，且孤立于其他资本回报与减返规范，抽逃出资规则无法开展体系化解释。因此，适用对象和适用标准均有极大不确定性。从比较法和我国资本制度的体系结构看，抽逃出资规则并非必要规范。

我国《公司法》的盈余分配规则遵循的是“资本维持”模式，即将公司支付给股东的股利总额限制在“税后利润”提列法定公积金后的余额范围内。这是一种维持资产数额而不控制资产构成的模式。但是，通过“税后利润”控制分红总额的思路无法维持公司偿付能力。我国《公司法》的分配规则关注公司“账面上的偿付能力”，而不问实际偿付能力；关注分配决议作出前公司是否符合分配条件，而不管支付股利前公司是否仍具备分配基础，也不管支付股利后公司是否还具有实际偿付能力。分配规则与公司实际清偿能力之间的相关性极弱，需要强化相对脆弱的保护机制得到充分地执行。

我国《公司法》的减资规则将减资事项完全交给公司自行办理，并无外部机构事前或事中介入监管。《公司法》也不区分减资目的和方式，一律适用统一的规则。减资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可以概括为：公司发布减资通知和公告；债权人闻讯主张清偿或要求担保。但由于作为约束机制的法律责任不明确，这套机制很难“自行运转”。减资规则对债权人保护薄弱的关键原因，一是债权人常常没有机会及时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请求；二是债权人即便提出清偿或担保请求，也无法阻止减资继续推进。此外，现行减资程序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实质上是一种“非解散的清算”，成本巨大。

我国《公司法》的股份回购规则没有像传统资本维持模式的立法那样，设置单独的股份回购财务标准。无论股份公司还是有限公司，它们回购本公司股份都无须遵循某种财务限制规则或者偿付能力标准。股份回购规则自身没有独立的债权人保护措施，无论是法院的审判规则，还是证券交易所的自律规则，目前都没有提供有效率的、可靠的保护机制。

总体而言，我国《公司法》的抽逃出资规则、股份回购规则、利润分配规则和减资规则实际上各自为政，并未在一致的偿付能力检测标准（或债权人保护标准）基础上，形成内部逻辑一致的规范体系。在此意义上看，我国《公司法》实际上至今仍未搭建起“资本维持”规范体系的架构和主体规则。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设想

我国当前的公司资本制度形成于1994年7月生效实施的《公司法》。限于当时的发展阶段、立法背景和经验积累，1994年《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设置了较多的管制性规范。但实践表明，严格管制无法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增加投资和交易成本，推升法律风险。因此，为鼓励投资设企，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国家渐次放宽公司资本形成规范：从1994年的“资本全额实缴制”，修订为“二年分期认缴制”（2006年公司法），进而修改为现在的“自由认缴制”（2014年公司法）。但是，利润分配、股份回购、减资、禁止抽逃出资等资本报偿规范变化甚微。

回顾我国公司法的某些典型个案可见：偏重管制的资本形成规范为投资和交易设置了层层法律壁垒（诸如：转投资限制、最低资本限制、出资财产类型限制、出资财产类型比例限制、强制验资等），制造大量交易成本，催生无数避法行为，公司参与人面临难以预测的法律风险。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要有所进展，首先需要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对资本的概念、功能、资本制度的内在逻辑有比较彻底的批判和更新。现有理论只有在不断接受和回应批判的情况下，才能保持活力、持续更新和有所长进。而法律制度也会从这种批判性的理论发展中获得营养、发现弊端、寻求改良。

思想观念亟待更新

“资本”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抽象表达，它本身是抽象的、观念性的和静态的。公司偿债能力的评估需要结合资产结构和流动性进行复杂的计量和估计。理论界对“资本信用的神话”已经有所反思，但仍须进一步深化。要从资产结构和流动性的角度推进对“资产信用”概念的检讨，防止在抽象的“资产”概念上构建出新的“资产信用神话”。

资本的抽象性决定了资本“真实”、“充实”、“维持”等一系列观念的脆弱和空虚。

资本“真实”这个标准本身就是不真实的。无论是司法审判还是理论界，主张加重或者更加扩大股东出资责任的观点，都反映了在资本形成环节“充实”“巩固”公司资本、保护公司债权人的观念。但资本“真实性”本身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真实、可靠，它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模糊的。

“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是对公司债权人的‘担保’”，也是带有误导性至少是简单化、不确切的表述。实际上，资本维持规范“维持”的并不是“资本”，而是借助资产负债表的股本（或股本附加一定范围公积金）金额，对公司可处分的资产金额施以限制。但是，一个公司的资产金额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该公司的实际清偿能力。资本维持机制对公司债务清偿能力的维护作用是薄弱的。

打破“资本真实”“资本维持”的神话，我们才能对资本形成和资本报偿进行更为客观的分析，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专业人士、公司参与者方面，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出更为切实有效的改进方案。

    资本形成规范的改进设想

2013年年底的资本认缴制改革，扩大了股东的实缴出资期限自由，但公司的筹资机动性和灵活性并无显著改善。本项研究的设想是，《公司法》可以通过“授权资本制”，将公司增资扩股的一部分决定权分配给公司董事会，以此扩大公司的筹资机动性。

在股份基本制度方面，许多研究都指出，我国《公司法》应当允许公司章程设置不同类别的普通股和优先股。本项研究同时认为，刻意区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筹资手段、筹资方式并无令人信服的理由。应当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股份的类别、面值、形式等适用与股份有限公司同样的规则。

资本报偿规范的改进设想

传统资本维持模式和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虽有深刻差异，但它们都承认利润分配和股份回购具有相同的经济实质，因而两种行为在各自的规范体系内都适用相同的检测标准（或债权人保护标准）。我国《公司法》重建资本报偿规范，无论借鉴何种模式，都应当着手解决利润分配规则和股份回购规则的检测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理顺利润分配、股份回购和减资规则的关系，消除内部逻辑矛盾。具体来说，为此需要对以下问题作出回应：

第一，抽逃出资规则是否保留？无论我们选择改良“资本维持”规范体系，还是效仿“实际偿付能力检测”模式，我国《公司法》都不需要继续保留抽逃出资规则，而去除抽逃出资规则不会造成规范空白，反而有利于理顺资本规范体系，降低“找法”和解释法律的成本，避免抽逃出资规则适用上的不确定性阻碍正常的公司资本活动。

第二，利润分配和股份回购规则是否应当适用同一约束标准？利润分配和股份回购具有相同的经济实质，应当适用同样的约束标准。股份回购与利润分配适用一致规则，不仅可以理顺规范逻辑，而且可以实现股份回购与减资程序的脱钩，从而避免股份回购与减资程序捆绑所造成的各种滞碍。

第三，减资规则如何安排？这取决于《公司法》采用何种规范模式。如果我们选择资本维持模式，《公司法》有必要为不同目的的减资设定繁简不同的减资程序，并改进信息披露和责任承担规则，增加债权人的话语权。如果采取实际偿付能力检测模式，由于采用统一的资本报偿（或“广义分配”）概念，整合了资本规范体系，故不需要单独的减资规则。

第四，重建资本报偿规范，选择资本维持模式还是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这是非常关键的政策判断问题。在此分“转轨方案”和“改良方案”两种思路进行预测性分析。

1.转轨方案：如果我们选择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那将意味着启动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转轨。首先，《公司法》要构建合理的规范框架，对“实际清偿能力”及其检测标准应当有合理且清晰的规则。其次，公司参与人和各类专业人士必须抛弃一些原来熟悉的法律概念、规则和技能，学习新的概念、规则和技能。再次，《公司法》资本报偿规范的改变还将迫使企业会计准则、资本市场监管规则等作出系统性的修改。

2.改良方案：如果我们选择改良资本维持模式，即避免结构性修改，仅对现有规则加以补充和改进，那么制度改变的幅度会比较小。相比转型为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改良现有规范不会给立法机构、行政和审判机关、公司参与人以及各类专业人士增加过多的学习成本。传统资本维持模式的弱点已经比较明显，原封不动地效仿欧盟资本指令是不可取的。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新加坡、我国香港特区公司法）的经验，在一定范围内引进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标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教训，探索适合我国的行之有效的规则，是比较稳健的办法。例如，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在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活动中尝试“实际偿付能力”检测的做法，就是一个值得观察和研究的样本。

第五，资本报偿规范与其他债权人救济措施如何协调？资本规范并非债权人保护的唯一机制，债权人保护也不是资本制度的唯一目标。《合同法》（或民法典合同编）的债权人保全规则、企业破产法的债权人撤销权等规则都为债权人提供了救济手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债权人基于资本规范发起的债权诉讼中（例如与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相关的诉讼），存在大量“个别清偿”挤压破产清算程序的“集体清偿”的现象，造成对个别债权人的不公平清偿。立法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审判管理措施，应当在债务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协调上建立更有一致性的政策目标。

（编辑   宋斌斌）

   高铁是我国自主创新成功的一个典范，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到再创新，现在已经领跑世界，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多次获得习近平总书记的点赞。

目前中国中车是全球规模领先、品种齐全、技术先进的轨道交通装备供应商，是以研制“复兴号”动车组为核心产品的我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唯一一家产业化集团。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400亿元，利润总额155亿元，稳居世界500强和中国100强，是国资委确定的10家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之一。   

装备报国  打造中国高铁亮丽名片

中国中车始终以“产业报国、装备强国”为己任，实现了轨道交通装备从“绿皮车”到“复兴号”、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的飞跃，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发挥了大国重器、产业引擎的作用。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到中国中车视察，并多次点赞中国高铁，称赞高铁动车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一张亮丽名片，体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20212年6月25日，“复兴号”动车组开进西藏拉萨，标志着“复兴号”对我国31个省区市实现了全覆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面向“十四五”，中国中车确定了建设受人尊敬世界一流中车的“两步走”战略，明确了“一核两商一流”的战略定位，即以轨道交通装备为核心、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高端装备制造商和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确定了“一核三极多点”的业务结构，“一核”即轨道交通装备核心业务，“三极”即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三大支柱业务，“多点”即环保、氢能、工业电驱等培育业务。

聚焦卡点  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轨道交通装备涵盖机车车辆、工程及养路机械、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种机电设备，其中机车车辆产品主要包括高速列车、城际市域列车、城轨地铁、机车、客车、货车等。围绕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的构成要素，中国中车从上游、中游、下游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分析，进而确定下一步产业链建设的重点。

其中，产业链上游包括原材料、轨道基础建设施工机械、轨道工程建设基础配套设备等；中游包括20大基础器件、9大关键系统、10大配套产品、20大基础系统、轨道交通装备整机；下游包括试验检测与安全监测控制、机电总包、轨道交通维保运营、工业设计、工业物流等。

    根据公司发展思路，中国中车将坚持以供应链升级来促进产业链做强做优，以产业链需求推动供应链做精做深，强化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从创新链、供应链、服务链的维度来梳理轨道交通装备的“卡点”，实施专项突破。

    在创新链突破方面，为了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主型产品发展平台化、系列化、谱系化、模块化目标，中国中车将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聚焦卡点、突破重点，注重在固本培元、自立自强上下工夫，多次系统梳理“卡点”、短板，并形成了专项研究报告。“十三五”以来，中国中车先后承担并组织实施了国家科技部“先进轨道交通”专项、国家发改委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国资委“1025专项”、中国中车“85专项”等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坚持内外结合，攻克了一批以芯片、轴承为典型代表的关键核心零器件“卡脖子”技术。

以芯片为例，轨道交通、高速列车的芯片重点包括两类，一类是业界经常提到的FPCA、CTU这类共性的芯片，还有一类是大功率的半导体器械。目前中国中车已经提前完成了国家项目IGBT的阶段性目标，并开始在高速列车上批量装车和试用。通过这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既解决了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又促进了相关人力资源、制造资源、实验资源、产业资源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的发展生态。

    在供应链突破方面，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最大程度地降低进口件短供应、断供、独家供应风险，中国中车先后组织了动车组零部件放开市场、GCT攻关（国产化替代项目）等项目，逐步搭建了技术成熟、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供应及时、服务周到的产品配套服务体系，为中国轨道交通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在服务链突破方面，为构建中国工业现代供应链新生态，中国中车承担并组织实施了交通运输部的交通强国试点工作中的智慧物流专项，采用“揭榜挂帅”的方式将工业智慧物流列入中国中车“十四五”科技重大专项，依托中国中车龙头主机企业，对全产业链供应环节的物流业务进行智能化升级，优化作业准确率、管理效率、资源使用效率和决策科学性，支撑精益制造，提升绿色包装周转率、仓库使用率、车辆重载率等资源利用率，致力于实现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工业智慧物流领域高质量发展标杆。   

补短锻长  注入产业链发展新动力

中国中车坚持企业发展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市场机制与新型举国体制相结合、发展与安全相结合、深化改革与创新驱动相结合，为轨道交通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力。

    为满足产业链在链条化、区域化、协同化、共享化方面发展的新要求，中国中车重点围绕基础固链、技术补链、融合强链、优化塑链，以期形成更具创新性、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现代产业链、供应链，确保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安全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1.深入研究产业链。深入开展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供应链研究，绘制产业链图谱，进一步厘清制约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准确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密切关注产业链安全稳定风险,制订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策略。

2.厚植核心业务。聚焦主责主业，按照“数字化、高端化、国际化、协同化”的要求，持续完善自主、完备、先进的轨道交通装备整机和核心系统制造体系，引领全球行业发展。

3.建设产业集群。持续完善株洲、青岛、大连、长春四大产业集群建设。瞄准“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长三角”“轨道上的大湾区”等建设需要，主动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共建现代产业链供应链集聚地。

4.提升创新能力。聚焦“四个面向”，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交通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等国家战略为牵引，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科技任务，集中力量攻关核心技术重点项目，攻克“卡脖子”技术，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

5.实现业务拓展。聚焦产品+服务，加快由高端装备制造商向“高端装备制造商+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增强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搭建产品全生命周期技术和成本框架体系，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大数据平台，加快由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变。

6.健全供应链管理。加强与战略供应商全方位协同与合作，加大战略供应商、优选供应商的培育和潜在供应商的开发力度，实现由竞争关系模式向双赢关系模式转变，打造利于产业链建设的“朋友圈”。

7.实现数字化转型。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搭建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轨道交通装备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模式，逐步形成基于中国中车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发展的新生态。

8.保障产业链安全。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关键原材料、技术和产品，推动实施断链断供替代行动，健全关键产品多元供应商体系。将自主创新和国产化替代有机衔接，形成分类管理、规范有序、保障有力、符合国情的战略储备工作机制，着力提升供应链风险管控能力。   

守正创新  持续推动产业链做强做优

面向未来，中国中车将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巩固提升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领先领跑地位，精耕细作，守正创新，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第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持续做好重点专项的推进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揭榜挂帅，压实责任，以最严的要求、最有力的措施落实科研攻关任务，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第二，夯实原始创新成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一大批重大项目的建设与实施，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一是深入实施国铁集团提出的“十四五”铁路重大科技创新工程——CR450科技创新工程，重点开发时速400公里的动车组，通过进一步提升运营速度，极大地提高我国的铁路装备水平。

二是持续推进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通过地铁列车的示范运营和推广应用，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化、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

三是加快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工程化应用。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强化原始创新能力，打造自主可控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产业链，掌握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先发优势。

四是推进川藏铁路项目，组织开展川藏铁路运输装备重大科技攻关和一体化技术研究，研制川藏铁路成套运输装备，推动我国高原等复杂环境下铁路运输装备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第三，推动协同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积极推动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的相关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战略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促进轨道交通、移动装备业务与通讯信号业务协同发展，提升制动系统技术水平，全面提升我国轨道交通装备的国际竞争力。

（编辑  宋斌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面临着冷战结束30年来最危险、最复杂的局面。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急剧调整。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对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一次检验。

冷战后世界之变的政治学分析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做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回首最近100多年的历史，人类既经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巨大的进步。一个多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这一人类共同面临的任务依旧没有完成。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当今世界面临着冷战结束30年来最危险、最复杂的政治局面。大国间信任缺失，国际间出现了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政治对立、价值纷争、经济制裁等取代了原来的对话与合作。“混乱、对抗”成为全球政治的主题词，大国间的政治关系正演变为势不两立、剑拔弩张。

世界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颠覆了世界多数人对西方政治的传统认知，也冲击着百多年来一直带着“山巅之城”光环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一直奉若神明的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理念与逻辑已经无法解释“西方之乱”，更无力回答“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等现实发展中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多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表明，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百年来，正是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才终于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在不同道路、不同理论、不同制度竞争的关键时期，如何反思西方各国传播普世价值背后的政治玄机，如何对我国的政党制度、国家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各项实践做好梳理总结，如何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治制度及实际运行机理做出提炼，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辨识西方政治模式的基因缺陷和“政治病毒”

世界历史中每一次跌宕起伏都有其深刻的政治根源。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的变革与调整，理解中国的突破与超越，首先需要科学认识多年来世界政治演变的特征与逻辑，辨清西方自由民主的缺陷和逻辑陷阱，破解西式“民主人权”话术，树立政治自信和学术自觉。

2016年开始，世界跨越了又一个政治“分水岭”：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发生在老牌西方大国身上的“黑天鹅”事件，进一步暴露了西式民主模式的缺陷，颠覆了世界对西方传统政治的认知。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政治深陷政治单极化与社会分裂的泥潭。以司法独立、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为标榜的美式民主政治反而将政治分歧、权力争斗和种族冲突推向极致，深深撕裂了社会民众和政治精英。

从“历史终结论”到“西方民主已死”再到“美国政治衰败”，冷战结束30年来，国际历史进程的大反转与当今世界政治图景的大反差令人深思。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泛滥，导致政治撕裂和社会矛盾频发，暴露了西式民主政治的制度缺陷及其现实困境，自由思想逐步异化衍生为一种偏执的“绝对自由”。例如，在当今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国家将戴口罩、居家隔离等基本防疫措施都视同为妨碍自由的象征。西方政客防疫不力，他们蔑视科学，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热衷于政治作秀和权力游戏；对美国自身种族歧视、暴力盛行、在大选期间攻占国会等政治病症不去着重解决，却对外不断释放“对抗、撕裂、制裁”的“政治病毒”。美式民主异化变质，美国政治劣质化趋势日益显现。

长期以来，“自由、民主、人权”是西方政治学的核心命题和基本逻辑，成为西式政治套餐的标配，也成为自视为自由民主“教师爷”的西方政客手中的大棒和标签。这套命题不仅是西方政治学的模板和经典教学案例，也是观察和评判包括非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政治的唯一标杆。然而，近年西方政治乱象和政治困局、西方国家对外推行“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所导致的窘境，引发了国际上对西方民主及政治发展等问题的争论与反思。

突破西式政治逻辑和分析框架的束缚

40年来中国强劲的发展结束了西方学术界鼓吹的“人类历史终结论”，推翻了“西方中心论”。

自人类社会产生政治现象以来，研究政治兴衰与制度的成败便成为贯穿其始终的主题之一。古今中外，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社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面临着政治发展和治乱兴衰的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西式民主政治乱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失序最重要的乱源之一。西方大国加快对外输出民主，策动街头政治、“颜色革命”，非但使对象国没有收获民主，反而导致了文明冲突、恐怖泛滥、政局动荡。在西方一些国家，在民主泛化、治理赤字的同时，并没有生产出更多合格的政治产品，却造成了劣质化、极端化、分裂化等政治难题。

回顾冷战结束30年来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民主”始终都是居于国际政治领域核心位置的热门话题。多年来，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世界将自己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的政治标准。美西政客犹如掌握着“民主”的定义权，一面随意给一些国家乱贴标签，一面挥舞着胡萝卜和大棒，将民主作为政治工具，肆意对外输出或打压他国。

作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政治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主化与政治发展”始终都是国内外政治学界关注的热点、难点之一。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民主化与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在政治层面或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之一，是人类社会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变过程。那么，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带有共通性的政治现象和发展趋势，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究竟有何异同？民主化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进程是否只能遵循单一的、线性的路径展开？民主化过程是否可以被评估乃至被测量？可以运用哪些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来加以测量？要探寻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站在世界政治的宏观视角，结合政治发展、民主化的理论视角对不同地区和国家政治发展历史做出详尽的考察和分析。

苏联—俄罗斯的兴衰起伏是最鲜明的“政治镜鉴”

在世界近200个政治主体中间，原苏共、苏联以及当今的俄罗斯无疑是最接近和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有着90多年建党史、74年建国史和执政史，其兴衰史是绝佳的政治镜鉴。30年前，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政治突变，直接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政权更迭、发展道路改弦易辙。

苏共曾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头号大党，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出现“停滞状态”，陷入封闭僵化的死路，最终在戈尔巴乔夫带领下走入改旗易帜的邪路，导致亡党亡国。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结论：苏东共产党人已经丧失信仰。这些国家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台后便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一个政党失去信仰、方向迷失、自我否定、思想上失去灵魂，政治上也就失去了定力和主心骨。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则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苏联剧变关键在苏共，导致苏共蜕变的关键问题又出在苏共内部。苏共政治思想变质、苏共内部组织上的瓦解是导致国家分裂、苏共败亡的直接原因。

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败的关键。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6年多时间里，推行了一条“由削弱到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的错误路线，导致地区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在境内外反共势力的合力下，苏共作为国家政权的政治核心，作为凝聚苏联各民族的政治领导核心被动摇、打垮、推翻了，完整的苏联被瓦解也就不可避免。这验证了一个政治逻辑：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苏联，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

回想和反思30年前苏共从政治蜕化、权威散失、组织裂变直至失败和崩溃的历程，足以证明，执政党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密不可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联兴亡的历史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宝贵遗产，也是饱含研究价值的学术宝藏。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与苏共败亡的悲惨历史相反，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的历史征程中砥砺前行，跨过了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战斗力和政治领导力，交出了一份令人民满意的政治答卷。

自主自强，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

国际上围绕民主问题的争论，既是话语之争，又是理论之争、思想之争，更是制度之争和道路之争。只有冲破西式民主的话语体系，才能摆脱“挨骂”的境地，才能避免充当被西方民主“教师爷”教训的“小学生”。只有走出西式民主框架，才能与西方平等对话，也只有打破西式民主的政治逻辑，才能避免在思想上迷失、在实践中迷路。

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安邦经验和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来积累了独特而宝贵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这些光荣的历史都是政治学研究无尽的宝藏，为超越西式政治模式提供了绝佳的学术滋养和历史机遇。

中国政治学界要在科学把握世界政治生态图景的前提下，突破西式政治教条的天花板，全面总结和提炼中国发展的共同价值和国际意义。中国政治发展成就破解了“民主化悖论”，对“西式民主”袪魅，不断突破许多发展中国家遭遇的政治转型陷阱和发展困境。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人应紧跟时代步伐，站稳立场，善于从全球视野和各国政治成败兴衰中比较提炼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优势与理论结晶。通过深入总结中国道路成功的政治实践，突破西式民主理论束缚和逻辑陷阱，构建民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路径，以全面发展观和共同发展理念把握中国发展以及世界政治大势。

总结中国经验，提炼核心概念，构建中国叙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最伟大的实践。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有力地回击了西式民主一元论及其话语霸权，拓宽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非凡而宝贵的政治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全面性、协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民主、秩序、效能等政治价值的有机统一。中国政治建设以提高政治发展力为宗旨，70多年来中国持续、稳定的政治发展实现了政治稳定、政治秩序、政治绩效、政治能力、政治动员、政治廉洁等指标的协调性和全面性的增长，大大提高了政治发展力。

中国政治发展并不是照搬照抄他国现成的政治模式，而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深植于中国大地，具有开创性和原创性。其基本经验是：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发展始终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这一稳定的政治核心，有利于制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形成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方针政策，有利于集中力量调配、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维护稳定的政治发展氛围，维护社会安定，有利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增进最大共识度、形成最大凝聚力，避免因利益分裂、社会冲突消耗改革发展的认同与合力。

第二，中国政治发展很好地体现了发展目的的人民性、发展价值的包容性和发展方式的兼容性。全面、科学的政治发展避免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抽象化、简单化的议论，旨在有效驾驭民主化进程，力求超越西式狭隘的“民主、自由”说教，跨越民主化政治陷阱。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秉持全面性、稳定性、发展性、协调性、包容性，追求民主、秩序、效能等政治价值的有机统一。

第三，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秉持了全面发展的政治理念，注重政治发展的全面性、集成性，体现了全面协调性、动态发展性、主权历史性的辩证统一。全面协调性不仅要求政治发展价值要素如民主、秩序、效率的有机统一、平衡协调、因势而动，而且要求政治发展应当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强调政治发展与经济、文化、社会、人的发展相互协调和共同进步。动态发展性则强调政治发展必须以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现实国情为基础，建立多维的发展构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主权历史性强调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要立足国情，坚持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相互促进是中国发展的基石。中国稳定的政局和政治治理形式作为经济发展的保障机制，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中国全面发展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和经验原则丰富着世界政治面貌，丰富了人类发展的内涵和理念，无疑将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继续局限于“民主－专制”“西方－非西方”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而中国发展注重协调性的发展，秉承包容性的价值理念，为当今国际社会提供了非凡的答案。

（编辑  季节）

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飞跃，前所未有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但是，由于这种模式建立在高物质资源消耗、高生态环境代价和高碳排放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走出危机不能只靠道德召唤，最根本的是要建立起新的商业模式，让可持续发展成为商业上可行的盈利行为。但是，商业模式既是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也是造成过去不可持续危机的原因。全球不可持续危机的根源，在于传统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过去不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大部分都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因此，传统商业模式对不可持续起到了推动作用，绿色转型亟需新的商业模式。

碳中和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

全球碳中和意味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一个新发展时代的开启。目前有130多个国家以各种形式承诺实现碳中和目标，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70%左右，经济体量也占了全球很大一部分。这130多个国家中很多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么多发展中国家承诺碳中和达标，是一个转折性大变化，它意味着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将通过低碳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不再循着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先高碳、再低碳”的倒U型发展路径。这在传统工业时代是完全无法做到的。

全球碳中和固然是艰巨的挑战，但也是巨大的机遇。假定2050年或2060年全球化石能源枯竭，我们该如何维持经济的繁荣？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会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传统资源和能源出现短缺，就会有新的资源和能源被发掘出来。况且，现在新能源、电动车、5G、互联网等，在市场上已经成熟或趋于成熟，虽然这一转型是非常艰巨的。

碳中和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机遇，中国有可能开启下一个“40年发展奇迹”。从1978年到现在，很多人不能想象40年后的今天中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经济学模型也完全无法预见。碳中和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很多产业要推倒重来，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商业机遇。从现在到2060年也是40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肯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中国很多方面在全球具有领先优势，并且很多都是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在主导，包括光伏、风能、电动车、机器人、5G、互联网、高铁、特高压等。中国现在有约3.72亿辆汽车，每年生产和销售约2500万辆。如果全部换成电动车，将成为巨大的新增长来源。新能源的应用如果5年倍增一次，从现在到2060年还有8次倍增时间。虽然现在非化石能源只占15%左右，但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能源转型也不是太大问题。

新的商业机遇需要新的商业模式

现有的商业模式更多的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在新的形势下，无论是商业的内容还是组织形式，都面临着深刻转型。碳中和意味着，整个经济大厦会出现颠覆性变化，很多产业会推倒重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带来大量新的商业机遇。认识和抓住这个机遇，亟需建立新的商业思维和商业模式。

以汽车产业为例，按照传统路径，中国汽车产业很难赶超具有上百年技术积淀的发达国家，但现在智能电动汽车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迎来了一次“换道超车”的可能性。新兴绿色产业将是中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那么，“双碳”目标下，商业模式如何转型？

一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向发生改变。传统工业时代的发展模式是以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这种模式依赖大量的物质资源投入，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环境资源等危机。绿色发展则意味着，企业创造的价值不再过于依靠物质财富的扩张，更多的转向包括服务、知识、体验、个性、文化、环境等在内的无形价值，以最大限度地同物质资源的消耗脱钩。同样或更少的物质资源投入，可以产生更高的价值。

二是实现价值的方式发生改变。当企业创造的价值内容或产品发生改变时，对应的资源概念也就发生改变，而这种资源由于其技术性质不同，就需要用新的组织形式去实现价值。标准的企业理论更多是在传统工业化生产内容下考虑企业的组织形式，不太考虑生产内容变化对企业组织的含义。比如，生产传统的燃油汽车，更多考虑哪些零部件的生产放在企业的边界之内由自己生产，哪些从外部采购。其商业模式也很简单，主要靠卖汽车赚钱，多卖就多赚。

但是，目前智能电动汽车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概念，汽车被重新定义。现在电动车不只是简单地用电机替代内燃机，以及自动驾驶替代司机，而是对汽车进行重新定义。它不是汽车里装电脑和软件，而是电脑加汽车外壳，企业盈利不只是卖汽车的钱，还要包括汽车相关的各种衍生服务内容。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智能电动车是不同于传统汽车的新概念，需要新的商业理念和商业模式。为什么现在投资电动车的很多都是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最能理解新的绿色发展时代的商业机会，并用新的商业理念和商业模式去抓住机会。

三是市场结构发生改变。传统工业时代的特征，就是以流水线的方式生产同质化产品推向市场，也就是说市场只关心产品的物理品质和价格，不关心买者和卖者是何人。由于产品主要是满足物理功用，只要产品的物理品质和价格合适，买者也不关心生产者的个性和品德如何。这种工业产品流水线生产和非个性化的市场结构，大大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但却将产品本来可以包含的大量无形价值过滤了。随着工业4.0到来，创造价值的方向发生改变，企业可能会在一个更加人格化的市场中创造和实现价值。目前广为兴起的个性化生产、个性化订制、体验式服务，就是人格化市场的回归。这时候，产品和服务就不再只是满足物理功用，也不再是一种流水线的同质化产品。

四是企业治理结构发生改变。在传统工业时代，企业更多地关心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太考虑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外部影响。在绿色发展条件下，企业必须在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条件下，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企业的治理结构，就要转向利益相关者约束条件下的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环境后果，也会发生深刻转变。

新商业模式的经济发展机制

从市场的实现机制来看，技术的创新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新的产品和分工的出现。这个分工出现是有很多条件的。它需要有远见卓识，有能力打破“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因为厌恶风险，在没有绿色成功证据的时候，政府或企业就都不会采取行动，但没有行动又没有证据。

比如，电动车需要充电桩，没有充电桩就不会有电动车，没有电动车也不会发展充电桩。但我们知道，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是给定分工结构条件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难以为这种新的分工结构的出现提供理论支撑。它研究的是在已经有电动车和充电桩的情景下，生产多少电动车和充电桩的边际分析问题，而不是在燃油车的旧结构下考虑如何跳到电动车和充电桩的新结构上。

如果在燃油车的思维状态下讨论电动车，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商业机会，看不到潜在的商业机会。实际上，我们走到现在这个发展路径，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然性。在20世纪早期，电动车已经在美国占1/3，速度已经能够达到100公里左右，里程达到160公里。后来没有走到电动车的发展路径上，是因为产生了福特的大规模生产模式，以及燃油汽车价格大幅度下降，加上石油成为主要能源，汽车发展就走上了燃油车的轨道。所以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是由偶然因素导致的。因为不可持续，现在传统的发展道路难以持续，必须要换轨道。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市场价格进行企业决策。任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最开始出现时价格都很高，但随着市场分工与专业化的演进，价格会大幅度下降。光伏、风能、电动车的发展轨迹都是如此。目前，新能源的成本水平已经可以同传统能源在市场上竞争。如果考虑到传统能源的外部成本，实际上新能源的成本更低。按照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今后新能源会成为非常廉价的能源。

在技术创新的路径和大方向，企业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很多人可能希望在不改变现在发展方式的情况下，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低碳。他们甚至设想依靠在空气中大规模直接捕获碳来实现碳中和。虽然碳捕获可以降低碳，但是人类真正要解决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碳只是其中一个维度。如果还用工业化的逻辑“头痛医头”，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另一个例子是储能。很多人将缺乏大规模储能技术视作新能源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但是，中国现在有3.72亿汽车，如果这些汽车全部是电动车，每个汽车都是分布式的移动储能单元。如果它们同智能电网连接，可能就不需要过于依赖大规模储能技术。因此，分工结构的跳跃和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可能使技术路径完全不一样。从这个视角看，大规模储能技术路线，可能更像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

重新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

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众福祉，GDP只是手段。但是，各国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的发展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发展目的与手段的本末倒置。商业的成功不等同于社会福祉。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内在局限，过去标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难以自发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及可持续发展。相当部分所谓的现代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凯恩斯意义上通过“挖沟填沟”产生GDP的活动。中国的发展战略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回归到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

这意味着，需要对传统工业时代建立的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重新进行定义。我们尤其要避免两种倾向，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政府不当干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为重新定义市场和政府职能提供了遵循。

在绿色发展条件下，市场和政府职能新定义的具体内涵和边界在哪里，现在还无法具体确定，需要一个市场和政府相互磨合与不断试错的过程。企业需要转变思维，不再像过去那样只看短期的商业盈利或现有政策规制，而是必须将社会、环境、文化等公共因素考虑在内。

如果只考虑短期的盈利，今后就会遇到很大的政策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因为企业现在的盈利可能是靠牺牲社会福祉获得的。如果一家企业在现有环境规制下可以合法地获得大量盈利，这不意味着未来也可以，因为环境规制会越来越严格。

民众观念的深刻变化亟需新的商业模式跟进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课题组进行的大规模网络调查显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相应地，商业模式也亟需转变。但是，很多人似乎对目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这种深刻变化浑然不觉。

调查显示，人们对环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知和选择正发生深刻变化。在认知方面，55%左右的受调查人认为，环境和发展可以做到相互促进，保护环境会带来新的机遇；只有约10%的人认为经济发展必须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选择方面，只有不到4%的人愿意选择以环境明显恶化为代价，得到收入的明显提高。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也在发生深刻改变。虽然收入非常重要，但在调查中，只有20%的人将“收入越高越好”列入“什么是美好生活”前五位最重要的选项，而该选项最终只排名第八，排在最前列的则是包括基本的物质需求、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因素。

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行为、就业观念也在发生深刻改变。其中，在品质相同的产品中，90%的人会选择环境友好企业的产品；90%的人在就业时，愿意选择即使收入较低但环境友好和企业文化更好的企业。人们在选择就业地点时，更多的是考虑家庭等非市场化因素，收入只排在第六位。

这些改变亟需新的商业模式跟进。与此同时，这些调查结果，很多都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相悖。这意味着，绿色转型不仅需要发展范式的转变，也需要研究范式的转型。现在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人都希望通过技术的改进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实际上，很多时候，这是一种绿色工业文明的思维，即希望在不深刻转变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条件下，只是像换一个汽车零部件一样，就可以用新技术将现在的问题解决。实际上，我们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一定需要发展范式的转变。从生活方式上、从价值体系上都发生大的系统性转变，才真正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不可持续问题。

（编辑  尚鸣）

雄安新区是重大国家战略和历史性工程，投资开发建设体量大、密度高、周期长、标准高，需要大规模、长期限、多元化和强有力的资金支撑。开发性金融是国家战略性金融工具，有单纯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不具备的优势，能够在新区投融资中持续发挥主力作用。

开发性金融是强赋能的金融形态

开发性金融是以国开行为代表的我国金融机构，在吸收国际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探索形成的以促进发展为旨归的金融理念和方法。开发性金融以支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宗旨，依托强大的国家信用，在国内外筹集大额中长期资金，利用“投资、贷款、债券、租赁、证券”等全方位服务手段，支持“两基一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民生领域、生态环境领域、重大区域战略和对外合作领域重大项目。

开发性金融具有强大的资金动员能力。国开行是我国最大的中长期贷款银行，其金融债的发行体量仅次于国债，牵头的银团贷款规模连续多年居国内银行最前列，旗下的国开金融是银行系统最大的人民币投资机构。开发性金融以能动高效配置资源见长，主动进行市场、信用和制度建设，是连接政府与市场的金融形态，带有国家性投资银行的特点。它通过与政府密切合作，主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帮助整合资源、资产和资金资源，构造整体性、系统性的开发项目，把政府信用转化为市场信用和发展资源。通过参与重点企业发展规划，帮助整合市场要素和发展能力，培育强健合格融资主体。国开行大额资金支持的天津城市建设项目、北京副中心建设、苏州工业园区、长江大保护综合等重大工程，体现了开发性金融强大融资能力和优势。

多年来开发性金融在支持国家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和国际化发展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是一种强赋能的金融形态。与纯商业金融相比，开发性金融重视财务可持续但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更加重视运用战略投行思维整合发展要素，聚焦国民经济短板和国家战略前沿等蓝海领域，培育“青桃子”，不抢“熟桃子”，以强大信用能力，带动社会融资总量。

与纯政策性银行相比，开发性金融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强，不依赖财政补贴，在输血的同时，更加注重融资主体造血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政策性金融互相补充，共同为国家发展和市场主体提供融资服务。

雄安投融资需要与开发性金融的优势高度契合

雄安的发展定位与开发性金融的使命高度重合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了雄安发展定位和目标，提出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现代经济体系的新引擎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具体路径是建设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即“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同时，与相比高点定位和高远目标，雄安现有财力、产业、市场、金融基础偏弱，面对大规模建设和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双重任务，政府财政加大投入的同时，需要金融发挥更主动的资源配置作用，特别需要强赋能的开发性金融的强有力带动。开发性金融作为支持国家战略为使命的金融机构，能够在雄安跨越式、可持续和开放式发展投融资中发挥主力作用。

雄安的投融资重点与开发性金融支持方向高度契合

《规划纲要》和《指导意见》规定了雄安的重点建设任务，整体上以“两新一重”为主，包括：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城市地产、教科文卫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运营；与数字孪生城市相关的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命科学、高端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等新产业的投资；城乡统筹发展与乡村振兴；以及自贸试验区带动的对外投资合作。因此，雄安的开发建设具有全面系统、城乡统筹、内外联动的特点，雄安的发展是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创新产业驱动的内涵式、可持续发展。按照2016年国务院批复的《国家开发银行章程》，开发性金融主要的支持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公共服务和管理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领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以及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领域；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增进人民福祉的领域；科技、文化、人文交流等国家战略需要的领域；“一带一路”建设等国际合作领域；配合国家发展需要和国家经济金融改革的相关领域等。因此，新区的投融资重点完全符合开发性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进一步全面深化开发性金融与新区的合作是开发性金融的使命所在，势在必行。

雄安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与开发性金融方法高度一致

《指导意见》把“系统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雄安新区在承接中促提升，在改革发展中谋创新”作为主要政策目标，提出要“适应雄安新区定位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深圳、浦东等地实践表明，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是产业和金融资本集聚的前提。雄安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创新，核心也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开发性金融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形成了独特的方法，重视以金融为纽带，通过市场、信用和制度建设，把政府、企业、社会融合成统一、协调的力量。开发性金融在支持城市综合开发、更新和改造、片区开发、TOD开发（交通为导向的开发）、EOD（生态为导向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主要创新引领作用。开发性金融的创新不是简单的金融产品创新，而是市场投资模式和融资机制创新，其创新经验和方法能够适应雄安需要，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过程中发挥系统性推动作用。

当前雄安新区投融资有待进一步创新解决的问题

城市建设投资体量巨大，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边际投资能力有限

雄安建设起步高，有系统完整、高起点高标准的规划，先地下，后地上，且有规定的建设时序；内容多，涵盖新老基础设施、城市地产、生态治理、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投资结构看，建设初期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项目投入大。这些特点决定了雄安建设发展需要巨量投资。

据相关估算，新区建设共需要总投资有可能达到4.5万亿元左右[1]。另一方面，由于从零起步，雄安地方财力基础较弱，上级财力补助主要用于弥补一般性支出缺口，财政投资项目主要依靠发债筹集资金。由于债券发行多以土地专项收入为抵押，而雄安城市功能特殊，土地运作收益有限，债券还本付息压力将逐步增加，在大规模税收收入尚未形成之前，财政投资能力边际受限，面临较大平衡压力。中国雄安集团有限公司是雄安主要地方投资和建设平台，其资本实力和融资能力初步形成，需要承担大量长周期的准公益性项目投资，通过市场化经营积累资本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多元联合和系统性投资开发模式和能力有待形成，新产业投资有待形成能力

目前，雄安初步形成了政府和企业投资分工模式，政府以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主，市场化企业以准经营型项目和市场化项目为主，包括商业、办公、产业园区和住宅物业开发等。现有投资模式有以下特点：一是投资主体相对独立，联合投资开发格局有待进一步形成。国家级的雄安投资开发基金尚未设立，市场主体独立投资开发，权益性投资资金规模有限，难以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同时单一开发主体将承担更大的运营招商压力。二是投资项目相对独立，系统性开发格局有待进一步形成，有必要通过政策支持和顶层设计，加大TOD和EOD开发力度，特别是对于新区的白洋淀治理保护利用、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稀缺资源，有必要进行整合，统筹开发。三是社会资本包括民资和外资参与新区建设和投资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以拓展建设资金来源，体现开放式发展的要求。四是建设期如何培育新产业，引进新产业的投资主体，以便“以产定成”，实现建设与发展同步推动，也是一个有待创新解决的任务。

金融产业对新区建设和产业资源的配置作用有待充分发挥

目前金融集聚的效应逐步呈现，各大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陆续设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为新区项目提供了有力融资支持。同时金融机构在新区投融资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亟待拓宽，需要进一步发挥投资带动功能，引导权益类资金进入新区，更好发挥资本招商和产业导入作用，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更多投融资创新咨询，为非首都功能疏解单位提供系统性融资支持，引导和促进疏解企业参与新区投资开发。

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的建议

新区起步不久，投融资的难题亟待深入破解，开发性金融在新区初期的建设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最早参与了新区的投融资规划，提供了大额授信支持，为新区千年秀林工程、安置房建设等重大项目提供了大额长期限低成本的融资。在雄安进入大规模建设和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新阶段，开发性金融机构有优势继续发挥独特作用，以落实《规划纲要》和《指导意见》为抓手，在雄安投融资资源配置和模式创新方面进一步发挥引领和主力作用。

持续发挥开发性金融的参谋作用

开发性金融秉持“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的方法，其中规划先行是传统优势。有必要加大开发性金融对新区“融智”力度，形成开发性金融机构常态化参与新区和新区投资建设企业投融资规划、政策和创新研究过程的机制，尤其是把开发性金融综合开发、系统融资理念和模式全面引入新区，从根本上系统性助力解决新区的投融资问题。

巩固开发性金融的融资主力作用

一是继续发挥开发性金融传统的大额中长期信贷优势，在重点领域，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淀区治理与开发、片区开发、高端高新产业、优质公共服务设施、非首都功能疏解等方面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二是发挥债券银行、投资银行和租赁等综合服务优势，为参与新区建设的企业发债、资本运作和租赁融资领域发挥主力作用。

发挥开发性金融引领带动和创新示范作用

开发性金融作为一种强赋能的金融形态，其生命力和优势在于能够带动和引领商业性金融支持国家战略，促进金融资源集聚并在投融资模式创新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开发性金融在雄安投融资中引领带动和创新示范作用可以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带动优质金融资源参与新区投资建设。首先是发挥投资优势，带动大规模权益性基金参与新区建设，从根本上解决新区投资建设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国家层面上，可以在国家相关部委指导参与下，与银行和保险类金融机构、央企或地方设立以保本微利为运作原则的雄安投资建设母基金，然后通过直投或设立子基金方式，参与新区投资开发；在市场层面上，可以与有优势参与新区开发建设的大型企业，设立市场化的片区开发基金和专项产业基金，以开发性金融为纽带，带动联合投资开发局面的形成。有产业背景的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参与新区投资开发，也可以发挥资本招商的优势，带动符合新区发展定位的产业资源吸聚。在机构层面上，可以充分发挥现有机构，如国开金融公司的优势，参与新区投资建设和产业导入。

二是推动资源整合，培育强大的地方市场化融资主体。以投融资规划合作为抓手，加强与雄安当地国有投资建设主体的合作，推动政府资源和资产注入、公益性资产和盈利性资产整合式开发运营，包括文旅资源、公共服务资源的整合等。推动新区区级和县级国有投融资主体的整合，提升县级主体的信用评级和融资能力。通过引入基金，与地方投资建设企业共同对三县县城提升改造进行顶层设计和谋划，确保高点起步。

三是为参与雄安新区投资建设的企业和疏解对象提供差异化、低成本的融资支持。雄安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主要承担国家战略，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条件是新区吸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关键，这决定了雄安的投资项目收益有限，融资成本敏感度高。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差异化监管的优势，按照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积极争取对雄安新区的投资建设企业和疏解对象提供尽可能低成本、长宽限期的资金，保证战略任务实现。同时拓展投贷联动业务，允许在城市片区开发等领域实行投贷联动，以低成本的权益性资金和低成本的债务资金，保证雄安投资的低成本。国开行可以发挥最大的银团贷款牵头行优势，通过对大型项目组建银团，在保证融资资金需要的同时，引导降低融资成本。

四是引导国际金融资源参与新区建设。国开行可以利用“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优势，在海外合作的过程中，积极引入海外金融和产业资源，参与新区建设，也可以探讨利用设立的各类海外基金投入新区建设和产业发展，打通国际资本有序进入新区的渠道。

五是主导长期投融资市场的建立。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建设和产业发展，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开发性金融的优势在于大额中长期融资，可以利用这一优势，通过多种手段，积极参与并主导长期投融资市场的形成，助力新区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在当前阶段新区大规模建设和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同时推进的关键阶段，开发性金融有条件也有能力持续全面深入与雄安合作，高点定位，顶层设计，规划先行、发挥融资、融智、融商的传统优势，为重大国家战略提供大规模、全面性和系统性的金融支持。

（编辑  尚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需要很多支撑条件，其中创新驱动是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从金融支持的角度来讲，确实也需要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手段，新的体系建立才能做出对应。

按照我国的工业分类，共有41个大的行业。在我看来，其中只有少量行业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大部分的行业还处于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从1.0版到4.0版都能包括，导致金融体系和工业的对接遇到不少问题，特别是创新型企业的资金融通问题。

推动企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目标

企业是工业经济的主体，创新驱动发展首先是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要力争实现三个目标：

一是企业要参与核心技术标准的制定。在某些领域，中国制造业企业开始进入到核心指标的制定中。一些战略新兴领域，例如通讯产业，华为在技术标准制定的体制中已进入国际标准制定的范围内了。

    二是使我们的企业拥有更多的有效专利。

    三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在现代企业层面，并且在部分技术领域实现从跟踪到齐头并进、到最后的超越阶段。

    最近，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调研。我们判断，我国大部分企业还处于追赶式创新阶段，走到世界前沿的企业还比较少。我国企业总体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成果转化率不高，一些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等。其原因，除企业自身的能力建设不足之外，还有周边要素条件的制约。要想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需要在要素的投入上加大力度，增强创新发展体制机制的激励，这就涉及金融体系的创新和应对。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战略

一是用高附加值战略引领高端的技术布局。力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加强技术储备，以打通国内经济堵点，畅通经济循环，向全球产业技术链、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从战略布局角度来看，要推动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从单一产品的提供者向系统化、综合性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转变。最终的目标是打造能够自己主导的新型全球战略链和产业链，发展高附加值类型的产业。

    二是打造全球化的开放创新平台。进一步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两轮驱动”的战略目标。目前，我们在国际技术交流方面比较困难，既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有中美经济技术博弈方面的因素，中日、中欧之间也存在不少堵点。我们要搭建全球化创新平台，自己必须在一些领域具备领先性，不能永远是跟进的状态。我们要在一些重大关键技术领域，继续推进国际技术合作与联合研发活动。国内外一些知名的院校形成产学研用联合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这种战略联盟的形成也在进行过程中，重点是在运行机制、组织结构、技术发展、人才之间的交互培养上，形成一些国际合作的局面。

    三是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创新要转化为企业生存的基本能力，就是创新体制和市场对接的问题。现在，国内的研发专利向产品转化，最后为市场接受的比例是极低的。我们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率可能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我们整个创新体系和市场结合的能力还不强。以市场为导向，提高创新成果的转化率，让本土技术研发和市场之间实现更好的匹配，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产业创新发展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一、开辟企业科技创新的信贷通道。对创新型企业，要对它的全生命周期进行适当的金融支持。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或资本需求）是不一样的，应该按照企业不同阶段的收益特征，设计不同的金融服务产品。企业创新活动早期的收益不是真正的营业收益。新技术新产品发展到中期、后期才能够真正形成市场能力。尤其是对于高技术企业，如何把政府支持政策和金融服务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对这类处于创新活动早期的企业融资方式。

    二、投贷联动，创新融资服务模式。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是对企业常规的金融服务。能不能设计出互相补偿的一些机制，怎么能看得更准，用股权投资的收益来补偿贷款收益，这样可以在金融体系内形成对传统产业和创新型产业两端的支撑。这种两端支撑有一个匹配方式，要探索搭建这种联动融资模式。

    三、形成对创新型企业的融资直通车。主要是针对具有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掌握先进技术的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对于产业的高质量提升和创新发展是有决定性作用的。通过资本市场的推动作用（如优先上市），能够形成一个很强大的助力。现在有很多金融机构已经开始瞄准重点高科技企业。但是如何更好地对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公司，尤其是服务于传统产业发展转型的科技公司，做更好的评估，做更好的通道建设，形成一些直通机制，金融机构也应该有相应的推动方案。

    四、扩大债务融资工具的规模。可对创新创业企业在超短期（或短期、中期、长期）融资方面，为企业的融通便利性和降低融资门槛做一些工作。同时在高技术产业园区，应该有专门针对产业集群的金融方案。产业集群是产业上下游联通的一个平台，现在有两三百个大的产业集群，航空领域、生物制造领域、人工智能领域、智能制造领域，都形成了一些新型的产业聚集区。聚集区里的企业都有上下融通、大中小融通的模式，在这些产业聚集区里，创新型企业如何跟住它的上游企业、头部企业，或者区域市场之间形成金融融通的一些方案，能够形成区域集优的金融融通模式。

    五、推动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工信部有“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体系，今年工信部和财政部共同推动的“创客中国”总决赛，又遴选出一批优秀的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其实需要很好的金融助力，也就是赛后运营的培育。这一部分实际上是金融支持实体企业的一个重要战场。企业培育是分层次的，第一层是“专精特新”企业，第二层是制造业单项冠军，再往上是领航企业，这样构成一个金字塔型阶梯结构。不过，很多金融体系只是盯住后面两段，但对“专精特新”型企业，关注还很不够。

     建立科技融资的新体系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科技金融对工业如何对接？重点是要针对创新型工业搭建一个新型金融服务体系。现在工业互联网也好，智能制造也好，它的应用和加载正在革新传统工业的价值评估体系。这使得金融界对工业的传统评估模式、风控模式、判断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新的工业体系、价值体系的判定了。尤其是处于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这些新型工业，更是如此。这些创新技术可能今天还不是产值，但是在不远的未来，它会成长为巨大的市场价值。这样看，金融方面是不是应该建立一套新的评估体系？

比如双碳，从传统意义上看，大型制造企业有庞大的资产，有很强的信用能力，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是绿灯大开。但如果把“双碳”指标加上去，对于新的要素条件下如何去评估有创新能力、掌握新技术的企业，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可能会形成新的价值点。对这些企业就应该有新的评估方法。

（编辑 尚鸣）

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升级并不容易，其背后既有金融资本驾驭产业资本的逻辑，又有来自国家行政干预的逻辑。要改变现阶段“夹缝中生存，裸奔中成长”的尴尬境地，中国制造业亟需改变单打独斗的状态，通过国家赋能、社会支持，打造工业企业合作网络，有条件地发展以集群/链条/区域为单位的金融支持。

工业史上的五次周期性互动

过去我们讲金融支持的时候，习惯于从加法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金融怎样能够做得更多，帮助产业界实现融合发展。其实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逻辑，就是产业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来自于金融层面的困难有哪些？

我认为，除了考虑如何利用金融资源支持制造业升级之外，我们还要看到，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中，金融资本过于强势，甚至裹挟了实业——包括基于技术创新带来的实业发展。

在250多年全球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金融资本不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而是19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力量，而它和技术进步驱动的实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是周期性的，也就是技术创新出现推动实体产业发生革命——金融资本迅速反映积极拥抱——该创新行业产生金融泡沫——金融泡沫破灭，社会改革回归实业，孕育下一轮技术创新。

250年来，人们已经经历了5次完整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周期性互动：

第一次是1771年英国工业革命，实现了英国大发展；第二次是1829年英国的蒸汽和铁路时代，产生了维多利亚繁荣时期；第三次是1875年英美德的钢铁和重型工程时代，造就了欧洲的美好年代和美国的进步时代；第四次是1908年美国的石油、汽车和大生产时代，产生了战后黄金时代；第五次是1971年美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以英特尔发明微处理器为起点。这五个周期每一次都大约持续了20年，都是工业资本压倒金融资本或驾驭金融资本，并且往往孕育着下一轮的技术革命。

金融资本膨胀导致“脱实向虚”

近几十年来，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业资本越来越强，主要是因为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世界财政金融政策手段多了，人为地用“救市”等方式延长了周期的寿命。现在我们所处的信息产业周期寿命很长，如果从1971年英特尔第一次造出微处理器为起点，到现在已经50年。本来2000年互联网金融泡沫和2008年金融危机两次事件要结束这个周期，但两次救市，尤其是后一次的量化宽松政策救了本来要发生的金融危机，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尤其是在美国，出现了“美股永远涨”的怪现象。

这种周期性互动的结束被人为延迟，会导致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体系“脱实向虚”。过去40年，我们经历了人类工业史上最长的一次全球化过程，其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被金融化了，变成了可炒卖的商品。金融资本过剩的一个典型后果是，整个经济持续的脆弱性和波动性。以美国为例，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的长期金融化，美国自身的产业升级进程被延迟，实体经济的创新也没有储备，导致金融对技术创新“故事”的炒作越来越不扎实，尤其在最热门的ICT（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美国本土企业和工业体系与ICT的结合程度甚至不如中国某些工厂的水平。

不仅如此，任由金融资本力量持续膨胀，还会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并通过国际资本定价通道传递到中国。比如，在量化宽松条件下，美国股市永远涨，最受益的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到美国上市，按照泡沫水平定价，即使亏损企业也手握大把融资现金，这样就形成了人才“抽水机”，即按照金融市场的薪酬形成机制，和工业企业争夺人才。比如从事工业信息化的人，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拿到百万薪酬，而在工业企业可能低一个数量级。可以设想，依靠互联网平台推动工业信息化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制造业在夹缝中升级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过程并不容易，制造业被挤压很多是来自于大逻辑，包括金融资本及其游戏规则“过剩”挤压制造业生存，包括人才“抽水”，原材料金融化乃至最新的“碳排放权金融化”等等。

同时，中国存在某些行政干预的逻辑，也对制造业企业产生不小的冲击。比如，2008年国家“04专项”正式启动之前的十几年时间，我国机床产业遇冷，甚至出现了教育人才后继无人的情况；后来机床行业景气的时候金融资本又一拥而上，甚至采取各种手段骗取政府资金。有的国家发包研发项目实行“配套资金”制，企业自己投入一大部分资金才能拿到国家项目资金，结果项目研发后，企业却负债累累、甚至破产。再如逆向招标，由于片面追求低价，导致逆向选择产生问题等等。

由此，中国制造业不仅要在夹缝中求生存，甚至将面临“裸奔”的风险。国内很多制造企业基本上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技术供给、资本形成、人才来源等一系列问题，产业链上下游的信任在整个产业化进程中是比较薄弱的。当前关于产业链“强链”问题和“链长”的讨论很多，其初衷是好的，但可行的机制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二战后，日本企业群体在高速增长期通过资本纽带发展成企业之间建立相互关系的稳定载体，这就是交叉式的工业资本网络，而且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发生金融泡沫前是良性循环的，即表面上是持股(金融)，实际上是产业网络(实业)。这种机制其实是我们很多企业需要思考的一个方向，可以参考国际上一些比较合理的机制，促进实体经济形成一个良性的合作生态，进而实现工业资本驾驭金融资本。

促进产业资本占主导的政策建议

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亟需改变单打独斗的状态，彼此增强信任，而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国家、社会、市场都有可能是重要的提供者。

促进工业资本取得主导地位，建议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以企业为载体的工程化能力建设。

二是国家主导，在要素环节强监管，在产出环节加快政策工具创新。其中，要素环节强监管，该去金融化的就要去金融化，而商品金融化将严重打击实体经济。为此，要以重大目标产品、重大项目为抓手，逐渐形成工业企业合作网络。

三是国家赋能、社会支持，有意识地强化国家背书的社会意义，有条件地发展以集群/链条/区域为单位的金融支持与互助。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以集群、以产业链、以区域为单位的金融支持。浙江、江苏、广东等地的部分案例表明，最了解当地制造业的其实是当地区县级乡镇银行。在浙江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社会流动资金是很多的，不宜“一刀切”地以非法地下金融的名义予以打击，有些资金流通是以生产制造业灵活需求为背景的，应该想方设法用制度创新加以诱导，通过合法的渠道投入到生产性的环节，建立接地气、了解本地产业的地方金融体系。

（编辑 宋斌斌）

2021年10月1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庆祝建党百年，建设新时代新闻学——中国新闻学丛书暨‘新闻三论’座谈会”在京召开。此套丛书是新闻学领域中国学派的重大发展，吸引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的需求视野出发，推动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在新闻学领域发展出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

与会人员围绕新时代新闻学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

新时代中国新闻学的责任与使命

新时代中国新闻学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从学科自身发展来讲，需要克服西方话语的束缚，体现中国新闻学研究者的自主性，回应学科中长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我国当前需要来讲，需要指导国内国际各项伟大斗争传播实践，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全人类共同利益来讲，需要为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再造新闻学知识与话语体系（三级标题）

当前新闻学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条件发生显著变化，以西方新闻学为主体的学科框架在理论方面和指导实践方面都遭遇困境。中国新闻学要具备学科发展的长远视野，超越西方新闻学的局限。

一方面，要善于回答新形势下的全球性问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指出，新的传播条件下，西方的新闻理论已走到了困境，例如假新闻就是一个典型的世界性问题。目前十分热门的智能技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闻业面临的危机，它能够整合、优化数据，但不能创造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认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媒体新格局、传播新技术、舆论新问题，新闻学不仅要适应新的形势和变化，更重要的是以自身的开拓创新解决由此带来的挑战和问题，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这一学科的使命，并推动学科自身不断发展完善。

另一方面，要在建设新文科的背景下改造新闻学的知识框架与知识体系。今年4月19日习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提出了建设新文科的时代命题。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谭方正指出，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把新闻学作为一门意识形态属性很强的学科，指出新闻学能否在新文科建设中走到前面、发挥引领作用，值得各高校新闻院系深入思考。他进一步提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几个主要任务：第一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宣传重要思想的教学研究方面出成果，把总书记提出的关于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要求贯彻到教学和科研的方方面面。第二是在推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有大格局。第三是推动新闻院校与实务部门、信息技术、人民大众搞大融合。

指导新时代伟大斗争的传播实践

新冠疫情以来，我国面临的内外舆论环境愈发复杂，增强我国对内对外传播能力、服务各项事业顺利发展，成为业界必须面对的紧迫现实问题。柳斌杰指出，中央政治局国际传播主题的集体学习活动之后，业界纷纷响应，讨论如何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问题。西方利用自身话语权和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借助各种事件抹黑、丑化中国，形成了“政府定调、媒体炒作、政客爆料”等一套做法。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要站在制高点上，引领各方力量，变被动为主动。林治波认为，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思想渗透和破坏活动，战略上有规划、战术上有安排、组织上有机制、经费上有保障、技术上有优势、舆论上有呼应。长期以来，西方受众从新闻媒体上接收的关于中国的新闻信息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因为这些信息来自于他们并不了解的国家和地区，很容易使他们轻信，对我国形象造成严重破坏。

有专家指出，国内舆论斗争对新闻学理论也提出新要求。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娜表示，作为地方院校，可以深刻体会每一堂课都是争夺人心的战场，为了打赢这场战斗，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研究，也需要培育和发掘具体的施教艺术与教师梯队。

维护新时代人类文明成果

新时代新闻学应当从文明的高度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根本的思想理论资源。

林治波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无节制的物欲崇拜和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导致空前的道德和生态灾难，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在世界各国加速演进，当前资本主义文明面临深刻危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认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研究者应当有政治领悟力。在当下如何进行伟大斗争，是新闻学研究者要考虑的根本问题，其中的要义在于一切服从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指出，新闻工作者的能力不光体现在揭示和呈现事实，还要“求是”，即要感知时代大势、把握历史进程、服务工作大局，不能只讲真话、不讲真理。从任务目标上来讲，新闻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写出深刻反映时代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的作品，好的作品能够历久弥新，为保护文明的伟大成果提供理论支持和话语资源。每个引领世界几百年的国家都创造了新的文明，怎样讲述好、维护好中国在新时代创造出的新文明形态，关系到未来的人们怎样评价今天的中国，这是包括新闻学者、业者在内的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现状和突出问题

同新时代新闻学需要承担的重要任务相比，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在思想、话语、实践等多个维度均存在明显不足和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彼此交叠、相互影响。与会人员对此做了充分讨论，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研边缘化、空心化（三级标题）

尽管十八大之后，哲学社会科学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突破西方话语陷阱、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迎来良好机遇，但业界多年积累的弊端短期内难以根除，一些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认为，新闻学教学研究在十八大之后，大环境有了改变，公开的非马、反马言论逐渐消停，但一些在课堂上解构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的现象仍然存在。除此之外，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党八股问题也比较突出，如各种论坛、会议、文章、著述、讲座、校部共建项目等，尽管声势浩大，但很少触及真问题、大问题、现实问题。

林治波指出，随着资本的膨胀和扩张，大量的网文媒体和自媒体被资本控制和操纵。特别是一些财经媒体成为资本的吹鼓手，诋毁国有经济、鼓吹私有化。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蔡斐认为，新闻学科要警惕“去政治化”倾向，即用技术化的社会心理学术语言将新闻活动解释为社会现象，进而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逻辑，从而遮蔽新闻学的政治属性。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陈作平认为，西方新闻学貌似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从话语体系上来讲更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学界、业界流行的不少观点实际上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例如认为中国没有新闻、只有宣传。

西方话语霸权限制学术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理论、尤其是传播学在国内影响日渐深入，扎根本土的研究如今在多方面遭到掣肘。林治波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术地位处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底层，以至于我国顶级学者也难以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时常美化舶来词，西化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同样存在，研究者应当予以甄别、剖析和揭露。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研究中的部分痼疾对中国研究者造成了负面影响。新华社原特稿社副社长熊蕾指出，现在很多新闻传播学著作中，对一些概念和术语的应用非常生硬，尤其是受西方思想严重影响的某些学者，总是有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严重倾向，写出的作品让人很难读懂。目前西方传播学的术语和概念已经变成了一些学者的枷锁和藩篱，限制了他们建立自己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思考和能力。她特别提到，部分西方的概念和话语背后的政治立场、观点是有严重问题的。例如颇受关注的“公共性”概念，在我们自己话语体系中早已有“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等表述的情况下，强调“公共性”往往意在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和否认党的领导，这种思潮在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长期存在、值得警惕。

学科知识质量整体偏低

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均面临知识质量不够的问题，这和本学科较短的建设历史、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以及鲜明的政治偏向性是相关的。一方面，所谓“主流”的西方新闻理论本身存在低智化倾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王维佳指出，新闻理论的政治偏向和它的知识质量上的低水平是挂钩的。西方的新闻史研究、包括从西方视角对中国新闻史的解读，为了与冷战语境下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为了将西方市场新闻业的规范塑造成普适性原则，对历史材料进行了大幅度的筛选和重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民族解放、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历史经验，因为不符合这套西方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大都被弃置不顾。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存在类似问题，即以压低知识质量为代价简单站在不同于西方的立场上。蔡斐认为，在新闻学学科领域，中国新闻学时常把学术话语简化为意识形态话语，即采取“先站队后思考”的思维模式，用纯政治话语代替新闻学的学科话语，甚至对政治、政策亦步亦趋，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误解和扭曲，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新闻学建立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理论指导实践作用有限

作为一门与现实工作需求关联紧密的学科，当前新闻传播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还有待提高。熊蕾指出，在对外报道或称“跨文化传播”的实际工作中，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借鉴意义是有限的，很多概念对实践者来说陌生、隔膜而难以理解。在自己以前的新闻实践中，除了党和政府的一些方针政策、文件的指导，还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如《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获得做实际工作的理论和经验，这也是传播学的应有之义。当前的学术环境把我们已有的理论、经验、成果排除在外，无法让实践者读懂和操作；研究者不愿意深入浅出地表达观点，学术理论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学界与业界的交流存在障碍。

做好新时代新闻学研究与教育的建议

对于如何回应时代赋予新闻传播学科的责任和使命、解决新闻学教研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与会专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涵盖理论导向、研究方向、体制机制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坚决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底色。柳斌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科首先要深入挖掘理论精神，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挖掘党的科学理论精神。这一理论脉络是新闻学研究的主线和灵魂，要把它不断发展、传授下去。林治波指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指导思想，是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维护发展人民利益的内在要求。要把马克思主义贯穿到新闻理论研究、新闻教学中去；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教学的所有课程和所有的学术研究项目，而不是将其视为诸多理论学说中的一种；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为教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确保其课时和研究项目的数量和质量。他强调，西方新闻学标榜的“客观真实、不偏不倚”，超越阶级和党派利益，追求所谓的新闻独立主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应该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从党的新闻工作历史中汲取滋养

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工作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新闻业的发展路径，凝结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经验，是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宝贵资源。柳斌杰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特色，如鲜明的指导思想、舆论导向、人民立场、战斗风格、全球意识、职业责任、纪律规范和党性原则。他认为，这些实践的特点应当得到扎实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丰富中国新闻学的学术思想。他进一步指出，要从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工作方法中汲取经验，例如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始终坚持高扬真理、正义在我，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开放包容、深入交流，以诚相待、以情动人等方式方法。在今天多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更加开放包容，这些优良传统还要进一步发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教授赵月枝也认为，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历史、社会主义的新闻制度出发，找寻新闻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她从四个方面提出当下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向：一是新闻媒体公有制和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中国共产党多年来顶住了西方的质疑和攻击、在媒体公有制方面守住了底线，但仅有政策还不够，要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用以理服人的方式把故事讲清楚。二是新闻管制的问题。在美国新闻管制愈发强势、频繁发起舆论攻势的背景下，我们要对新闻管制有明确的界定和评价。三是新闻伦理问题。应当重视“又红又专”在今天的价值，因为它是作为对知识分子的普遍要求提出来的。四是新闻事业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思考如何真正了解受众、和受众建立怎样的关系，而不是像西方新闻业那样进行表面的机械的市场调研、舆情监测。

在平等交流基础上明确中国特色

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树立比较的视野，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发掘中国文化特质和新闻实践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因素，为发展新闻学术、解决各国共同关心的传播问题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议题。陈作平梳理了中国新闻学和西方新闻学的主要差异：在对新闻事业的功能定位上，中国强调耳目喉舌，西方强调看门狗、社会公器；在新闻事业中的媒体控制上，中国强调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西方强调新闻自由；在报道的方法上，中国强调用事实说话，西方强调新闻专业主义。他提出，中国的新闻业从近代以来就担负着参与社会建设的功能，而不像西方新闻业以一种旁观者姿态介入社会事务。陈作平还强调了中国新闻理念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诸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乐感文化、以民为本等传统价值，始终存在于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

明确中国特色、强调民族性，并不等于否认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林治波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里有西方文化不具备的优势，从而有潜力为新闻学乃至全球治理提供不同于西方文明的视角和价值观，给全人类的思想体系中增添温善、和谐的东方道德元素。他主张更多地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中国新闻学充满民族特征、民族属性和民族精神，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扩充知识版图，回应时代命题

    学术创新归根结底需要知识更新，能否健全知识框架和知识版图，回应新时代政治、经济、技术等重大变革带来的新问题，关系到新闻学的学科合法性与新闻业的发展方向。首先，中国新闻学要植根本土问题与本土实践。蔡斐指出，要在强化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检验、评价、改进的基础上，突出对中国实践的观察和分析，大力开展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性研究，提炼和总结有效解释中国发展历程与进步方案的知识话语，祛除理论自主性严重“内虚”的“病灶”。其次，要建立全球视野、补足新闻传播学内在的知识短板。王维佳认为，当前新闻传播学需要做大量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当前对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历史，如印度、伊朗、中东和拉美等地区的挖掘还很不够，新闻理论的知识缺陷在西方新闻学和中国新闻学中同时存在，使新闻传播研究的水平难以得到根本提高。改变这一点，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投入。再次，还要从元概念和元问题的角度入手，进行新闻学理论的范式创新和话语创新。陈作平认为，所谓元概念即不可通约的概念，在新闻学中可以归纳为“新闻事业是什么”“新闻实践活动有什么用”两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总结出新闻事业、新闻信息、新闻功能三个概念。从这三个概念反观中西新闻差异时，可以发现中国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较滞后。需要升维到用自己的语汇、思想阐述新闻学的元概念和元问题，突破西方的话语陷阱。

改革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评价体系

推动新时代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建设，除了从教研角度引导鼓励新闻学者，还应以改革学科体系和评价体系为抓手，更加积极主动地培育学界健康力量。

要坚决破除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教研评价体系。李彬指出，诸多学院、学会、学刊、学科建设等，数十年来已形成一整套固化、僵化的评价标准及其体制机制。青年学者评教授、审项目、拿奖项、发文章，都受制于这一评价标准及其体制机制。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评价体系，中国新闻学很难繁荣发展、有所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认为，新闻院系必须强调基本属性，有政治评判标准，而不是看海外发表了什么文章。要从根本上改变被动的、受制于人的新冷战话语体系，扭转新闻传播学科长期放任自流的生长状态，强调新闻纪律。

要建立跨学科合作的体制机制，充分利用不同学科背景的知识资源。蔡斐认为，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学建设需要达到卓越集群的形态，必须实现从专业目录向全媒化的转向，从单一学科向大学科群的转向，从物理跨界向协同育人的转向，在跨界中实现交叉融通。未来应当通过整合学科、交叉学科、重组学科、新兴学科来扩大新闻学的内涵与外延，优化学科生态，健全知识体系，主动引领新闻传播的未来发展。

（编辑  季节）

青年是世界的未来，是各国公共外交“赢取人心”的重要目标人群。在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青年成为国际教育市场争相吸引的对象，对外国学生留学的吸引力成为一个国家教育国际化水平及其国家吸引力的重要标志。据中国教育在线2020年7月7日发布的“2020年高招调查报告”，近20年来，来华留学生数量稳步增长。2018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4所高校共接收了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外国留学人员，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留学目的地国。①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时，正值中国高校寒假时间，很多离开中国的留学生从春季学期开始在线学习，至今已3个学期。他们的网课体验如何？面临什么问题？有什么期待？学校如何借助互联网回应留学生的关切、期待，帮助留学生提升归属感、获得感？此调查报告通过对来华留学生的深度访谈和研究者参与网络教学的观察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来华学习动因及对未来的期待

2021年4月-6月，7名学习“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课程的本科生先后对12个国家的23名来华留学生通过腾讯会议、Zoom、微信等方式进行了一对一深度访谈（见表1）。受访者主要为年龄在20岁左右的人文社科类本科生，另有部分30岁左右的来华学习语言的学生，较为均衡。受访者在华学习时间较长，很多学生在华学习时长超过10年，目前半数受访者在自己国家参加远程学习。

表1  受访留学生基本情况

   大多数攻读本科学位的受访留学生在华学习时间比较长，很多从小学或初中就开始在中国接受教育，熟悉中国环境、熟练掌握汉语、未来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是他们基本的人生规划。他们来华学习的动因大致有几类：

一、抓住中国机遇是主要动因。11号受访者说：“10年前觉得中国的发展前景乐观，学汉语对我的未来有好处。”2号受访者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我是2013年来的中国，当时我妈说中国以后会更强大的，去中国学中文肯定对我有好处。”韩国留学生在来华留学生中占比较大，与韩国父母看好中国、希望孩子的未来得益于中国发展不无关系。

二、学习中国经验。发展中国家学生希望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中学习“中国经验”。20号受访者说：“父亲对我说‘你应该到中国去’。我学商务管理，有太多需要学习的，需要探索中国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中国人怎么管理工厂等等。我父亲说服了我。”

三、中国学费有优势。12号受访者说：“小学一年级我就在中国念书。日本大部分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学费比中国贵很多，导致很多日本大学生需要贷款上大学，或者兼职、休学赚学费。中国大学学费和生活费比我在日本读私立大学便宜很多。”

四、认可中国教育质量。13号受访者说：“我父母不是很满意阿根廷的教育环境和水平；我妈妈这边的家人都在中国，来这上学相对比较方便。”

五、美好的中国交流经历吸引学生重回中国攻读学位。8号受访者说：“高中阶段，我在四川交换一年，学语言学文化，特别开心，也没有压力。回泰国后，我就非常想再回来一次。这一次我来北京拿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

六、父母在中国工作。7号受访者说，自己在中国上学是因为父亲在中国工作。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将来想留在中国工作。在中国长大、熟悉中国也是他们选择留在中国工作的重要原因。13号受访者说：“父母在阿根廷工作，我六岁到中国，爷爷奶奶带我长大，中国等于家乡，我更愿意在中国呆一辈子。”12号受访者说：“在中国待久了，我已经熟悉中国的生活模式了。我可能也算半个中国人。可能我回到日本或者去别的地方会有点不适应。我很可能会留在中国读研或者工作。”7号受访者说：“很喜欢中国，我从小在这长大很亲切，生活环境给我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很想在中国工作。”

新冠疫情让难以返回中国校园的留学生为失去的校园生活体验深感遗憾，希望继续攻读研究生加以弥补。16号受访者说：“我偏向于多读两年研究生。本科4年可能有2年的时间都在家里面，没有很好地体验大学的学习生活。如可以申请研究生奖学金，可能会继续读研究生。”

只能参加线上学习的部分学生认为，线上学习收获有限，担心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难以应对求职竞争，对未来有所忧虑。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愿意在疫情结束后带朋友、家人来中国旅行，“中国真的好大”。

感知中国的渠道及中国印象

来华留学期间接触的人、事以及环境是留学生亲身感知中国的最主要渠道。在被问及“在中国留学期间，你主要通过什么方式了解中国”时，11号受访者说：“就读的环境，在学校接触过的人、教育环境，在中国经历过的所有事情。”9号受访者认为，与中国老师和商店店员们的交流最有利于加深对中国的印象。这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高知群体和普通中国人。在被问及“你觉得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中，课程、人际交往、语言学习、文化交流等方面哪部分最重要？疫情对这些方面有哪些影响”时，7号受访者认为，人际交往和语言学习最重要，文化交流很难在只言片语中实现。通过一段时间建立深厚的关系很重要。但疫情后留学生很难有机会融入中国本土社群并建立关系。在受访者中，不少学生认为，人际交往对语言学习很重要；也有不少人表示课程最重要，因为来中国主要是为了学习专业知识。人际交流除了有利于感知中国、学习语言外，也是留学生们收获友谊的重要渠道。在被问及“在华留学期间的主要收获”时，多名学生提及“友谊”“朋友”。1号受访者表示，感受到很多对中国的新印象，更重要的是交到了很多讲义气的朋友。

在与同学交往方面，大部分受访留学生认为：小学、中学阶段天天跟中国同学在一起，得到中国同学很多帮助，共度周末时光，有很多难忘的回忆；但上大学后发现很少有跟中国同学交流的机会，很难融入中国同学的圈子，主要还是在留学生圈子里。5号受访者表示：“我对中学时的印象很深，中学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好，也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我和有的同学和老师还保持联系。”留学生对中学和大学与中国同学交流机会有差异的认知，和中学和大学的教学组织模式有很大关系：中学阶段的课程固定、同学和教师较为固定，在同一空间教学的机会多；而大学的教室、同学、老师都不固定，完成小组作业可能是与同学交流最多的机会，但一门课结束后作业小组随之解散。

据研究者观察，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宿舍普遍不在一处，其中很多留学生不在校园里居住。这让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在“生活空间”的交往机会大为减少。此外，圈子认同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差异也可能是中外学生交流不充分的影响因素。

大方、慷慨、勤奋、上进、友善，是来华留学生们对中国人的深刻印象。2号受访者说：“感觉（中国人）很大方，我读高中时有一阵特穷，我的中国同学请我吃饭。有上课听不懂的地方，同桌就给我仔细讲。”13号受访者表示：“我身边的中国人都比较上进、友善，对生活感到有压力。9号受访者表示，与同学的接触中，她发现中国人一直很努力，很有工作热情。她从中发现了中国与俄罗斯的一些相似之处。13号受访者说：“自己会向阿根廷亲友们这样介绍中国：在生活上意想不到的方便和先进。大家都很友善。在政治层面也很大度开明。中印边境发生了冲突，但在印度疫情危机的时候，中国还向印度捐献物资。对外援助我只能说太大度了，真正做到了地球村是一家人！”

 留学生们一致肯定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方法和成效。13号受访者认为，中国现在疫情控制得这么好和封城有很大关系，做得非常明智。12号受访者比较了中日抗疫政策的不同：任何政策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虽然一些西方人可能认为中国的管理方式不够尊重个人权利，但这种管理模式有优势，很好地控制了疫情；日本的管理模式看上去更尊重个人自由权利，但在疫情里根本保护不了大众。对于外防输入的严格管控措施，受访留学生一致表达了“有带来不便，但是应该管控”的意见。17号受访者说：“虽然有不便，但也无所谓。总不能因为不方便就让14亿人民处于危险吧？”18号受访者认为：“极端、有效，这两个词是能想到的最好的形容词了。疫情防控措施带来不便，但是控制疫情才是关键。”

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和相处多年的中国人有较强的亲近感、认同感，并能较为理性地看待中国的治理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国际教育对提升国家形象的积极价值。

因疫情在线学习的感受体验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内大部分高校在春季学期对所有学生采用网上教学的模式，而秋季学期以及2021年春季学期对在国内的返校学生开展线下教学、对在国外不能返校的学生开展线上教学，即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所有教室都配备摄像头等设施，安装了腾讯会议等教学软件，教师在面向教室里的学生授课时，线上的学生也可以同步听课。

这种模式兼顾了线下线上两类人群，扩展了教学空间，增强了教学的灵活性，为不在中国的留学生和处于隔离期等特殊情况的国内学生提供了便利。从教学人数看，恢复线下教学的课堂以教室内学生为主，线上学生为辅。从教学组织看，有的学校为留学生特设部分课程，其余课程为对中外学生开放的常规课程。从教学效果看，线下教学模式最好，线上教学模式次之，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需要提升的空间较大。身在本国的受访留学生大多认为，2020年春季学期全体学生都在线学习的时候，教师专注于所有在线学生，学习体验较好；而在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的课堂，教师主要注意力在教室内的学生，经常难以顾及线上同学的学习效果。

表达“混合教学模式体验不佳”的基本是在本国参加线上教学的留学生。从受访留学生反馈看，影响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效果的因素较为多元：

一、网络稳定性与信号传输质量问题。基于互联网的传播首先受到传受双方网络设施的影响，这在跨国网络传播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参加线上教学的受访留学生大多都经历过卡顿、掉线、电声噪音、视频不清晰等问题。

二、一些线下授课方式不适合线上学习。用于线上教学的电脑、摄像头一般固定在讲台上，教师在镜头外的图像无法收入，声音难以清晰传输给远端的线上同学。镜头外发言同学的声音图像无法收入和传输。教师黑板上的板书难以依靠摄像头清晰拍摄。学生线上听课断断续续，影响信息的获取和听课体验。

三、同学线上听课注意力难以集中。在混合模式教学中，由于摄像头的摄取范围有限，线上学生对教室教学现场的感知度较低，独自在家面对电脑屏幕或手机屏幕，注意力不集中在所难免。18号受访者说：“网课效率很低，尤其对中文不好的留学生来讲。老师对线上的同学关注不够。自控能力较弱的同学听课效果不好。”16号受访者说：“线下教学好，可以感受到教学的感染力。与人沟通除了语音之外，肢体语言也是很重要的部分。线上参与度变低，或者几乎没有参与感。”

综上所述，只能参与线上学习的受访留学生面临困难较大，期待更高质量的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期待与老师和同学更多交流互动，期待回归校园生活。

发挥网络多重功能  提升国际教育效能

对中国的国际教育事业而言，抗疫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做到“隔离不隔爱”。需要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互联网平台的多重功能，为难以参加线下学习的留学生优化网络学习环境、社交环境，帮助他们提升学习获得感、增强对所在学校的归属感、降低对学业和前途的焦虑感，以赋能世界青年就是赋能中国、赋能世界的理念增强教育外交效能。本文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发挥网络倾听功能，深入了解、实时关注留学生的关切。

公共外交始于倾听。真诚的倾听不仅是态度的表达，更是行动的前提。相关政府部门、大学可多渠道倾听留学生尤其是受疫情影响难以返华的留学生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关切。学校、学院强化留学生工作，组织线上座谈会，真诚倾听留学生们诉说他们的学习、生活、心态、期待等；制定相关政策、机制，鼓励任课教师、导师、班主任、教辅人员、助教、班干部等更加主动地与留学生沟通，以一对一、一对多的方式，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开展对话交流，了解留学生关切，表达各方致力于解决问题的意愿和努力；来华留学生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吐槽”记录了他们的状态，也是倾听留学生心声的重要渠道。

二、优化网络教学功能，切实提高网络教学质量，提升留学生线上学习体验。

网络传输能力是网课质量的硬件保障。各校有必要复检公共教学空间的网课设施，投入人力物力进行必要的修缮、优化、提质、提速，创造更优质的网络教学环境。

优化留学生课程组织模式。一般而言，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一同选课，也有为留学生特设的课程。前者的优势在于留学生可以获得更多跟中国同学交流的机会，而后者的优势在于留学生自己可以获得更多关注、更多与老师交流的机会。在留学生所在国家与中国时差较大、留学生选课人数满足最低选课人数规定的情况下，学校可以动员教师专门为不能返校的留学生开课。

加强教师线上教学、混合模式教学经验交流。选择线下线上混合模式授课的教师，需要以“一个都不能少”的责任感切实兼顾两个空间的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给予线上同学更多关注和关照。学院、学校层面可以组织主题交流会，鼓励线上教学、混合模式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分享教学经验。

加强对助教的培训，充分发挥助教作用。设置助教是疫情下保障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有了助教的协助，教师兼顾线下线上两个空间是可以实现的。为此，教师与助教之间要建立合理的沟通机制，助教除完成教师指派的任务外，还应主动联系在线学习的留学生，予以情感支持，提供必要的帮助，发现问题后及时汇报，并协助教师解决问题。

三、发挥网络社交功能，促进多元主体与留学生的互动，增进留学生与学校关系的紧密度。

疫情期间，难以返华的留学生如果本科大部分时间只能远程在线学习，无法与校内师生有课堂外的互动，那么他们的留学生活将会缺少很多记忆。在疫情阻隔的现实环境下，学校需要动员师生和相关机构创造性地以多种形式与留学生互动，丰富留学生课余生活，努力实现“人不在一起但心在一起”的互动效果。

首先，要强化本科生导师制度，即每个学生都有可以随时接触的导师。导师通常要带硕士或博士生，这为本科同学与硕博生交流创造了机会。导师主导的师门学术活动、研究项目可邀请本科留学生参加，鼓励他们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其次，学院或学校的活动也需要更多留学生的身影。可为难以返华的留学生设计一些活动，给他们展示才艺的机会。

各校的留学生办公室是最熟悉留学生的管理部门。如何优化这个部门对留学生的服务、与留学生的互动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除了上传下达留学生相关政策信息、为留学生办理相关手续等常规工作外，留学生办公室与相关方面合作组织一些线上座谈会、线上春晚、抗疫图片及视频征集等活动，可以让留学生发出更多声音，增强他们的主角感。

结论与思考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对世界的吸引力也在逐步增强，直接体现为来华留学生数量持续增多，来源分布日益广泛。如何满足来华留学生的期待、提升国际教育效能、实现教育外交目标，这是需要教育界及相关领域深入研究的课题。

研究发现，留学生在线下教室空间的沉浸式学习是获得专业知识、收获交流伙伴的最佳模式，而留学生在中国对人、事、环境的沉浸式体验是其认知中国的主要渠道；新冠疫情下，大批留学生不能返回中国参加线下学习，给教学双方都带来了极大挑战，而网络会议等新传播技术为教学恢复准常态提供了机会，使线上教学模式、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成为国际教育新常态；国际教育借助传播技术重新连接彼此隔离的世界各地学生，却仍然面临技术水平的地区差异、传受双方的设施质量差异、传受双方的技术应用能力、教师长期养成的授课风格、学生长期养成的听课方式、网络空间的课外互动经验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本文认为，国际教育对连接的刚性需求以及教育的柔性力量使其仍然是开展公共外交、团结世界的重要渠道，值得高度重视和珍惜；在线上教学、线下线上混合教学的新常态下，高度融合线下线上两个空间、为线上学生创造全息教学空间、提升线上学生的参与度、增强课堂对线上学生的粘性，并最终提升线上学生的获得感，是提升国际教育效能的必然选择；同时，以愉悦身心、促进沟通、增进中外师生感情、增强留学生与学校多维关系建构为目的的网络空间课外互动，需要多方合力创新。

新的传播技术使得远程在线教育成为可能，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教育新模式最需要的仍然是回归教育的本质。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忽略教学双方的互动共享与心灵对话。教师和学生都应秉持这样的理念，利用好网络平台的多重功能，让网络平台成为教育的得力助手。

疫情期间线上教育积累的技术、设施、环境、制度、人才在逐步完善后，将为中国未来发展更大规模的留学生远程在线教育奠定基础。

（编辑  宋斌斌）

目前我国大学正在努力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迈进。在统筹推进“双一流”战略中，我国大学必须切实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在统筹推进“双一流”战略中，要认真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目标定位，积极面对多重挑战，深入分析关键问题，采取可行性基本对策，探索创新实践路径，开创我国大学国际传播新局面。

深刻认识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国际传播是我国大学与世界交往沟通的重要手段，也是大学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其直接关系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大学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双一流”建设的推进，需要适宜的国际舆论环境。

1.大学国际传播是国家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与日俱增。但由于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中国的国际形象与中国实际状况之间存在较大反差，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仍存在许多误区，抱有不少偏见。我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国际传播中，大学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交流与传承的重要窗口，应该承担主力军的使命和责任，通过有效的国际传播，促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2.大学国际传播能力是大学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已进入品牌时代，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大学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增强包括国际传播能力在内的软实力。近年来，我国大学在硬件设施建设上有了质的飞跃，但与世界顶级大学、与亚洲名校相比，我国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存在的短板已经成为提升大学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形成同我国大学综合实力相匹配的话语能力。

3.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处在最好机遇期。我国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为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国际环境。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量子科技为代表的新科技，进一步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新格局，为我国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随着媒体融合的进一步深入，新的传播手段层出不穷，分众传播、精准传播、移动传播、视频传播等的盛行，使得跨国境的传播变成可能、可行、可为。“社交+”的传播模式，也为大学进一步加大国际传播力度提供了新的路径。

准确把握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定位

大学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先要准确把握国际传播的目标和定位，科学地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大学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亲和力和实效性。

1.国际传播的目标和定位要体现办学特色。不同类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均有不同，其国际传播的目标和定位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历史悠久的大学、综合性大学，应重视挖掘、提炼发展历程中的闪光点，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学文化品牌。行业特色鲜明的大学、多科性大学，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要紧密结合优势学科的建设，着力凸显行业特点，大力弘扬行业精神，注重传播其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新建大学和单科性大学，则要突出后发优势，在传播中注重突出在新兴学科领域的有益探索与所取得的成绩。

2.国际传播的目标和定位要践行办学使命。大学国际传播的目标要服务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服务国际化战略的实施，要有利于人才战略目标、生源竞争目标和文化传播目标的实现。其一，在“双一流”的建设中，我国大学急需具有一流学术水平、国际化视野的人才队伍。延揽国际人才是建设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路径。有效的国际传播，可以增强对国外高层次人才的感召力；其二，衡量一所大学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国际学生人数所占的比例大小，应吸引和招收一流的国际生源，不断增强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其三，国际传播就是要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大学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力量，是面向国际传播优秀文化的重要窗口。要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积极面对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多重挑战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既有新机遇，又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中既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多种影响，又有源于大学内部的众多因素。

首先，受众意识形态差异性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大学不仅要向与自己意识形态一致或相近的受众进行传播，还要面向那些意识形态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和地区的广大受众。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价值取向，都直接影响着传播的效果。能否在传播中有效平衡、协调、处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在承认差异性的同时力争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是我国大学国际传播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

其次，受众文化背景多样性直接制约传播行为。文化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民族属性、国家属性。受众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国际传播中过分强调自我、坚持自我，其结果只能是自娱自乐；但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受众，也有悖国际传播的初心。科学地、巧妙地、有效地应对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是大学国际传播需要直面的另一大挑战。

第三，受众对我国、对我国大学的刻板印象造成接受障碍。长期以来，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有些国家的媒体妖魔化我国及我国的大学，使得一些国际受众对中国大学产生了刻板印象，从而造成了国际受众接受中国大学信息的障碍。

第四，我国大学国际影响力不大。越是影响力大的大学越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而我国许多大学在国际上排名靠后，与国际知名大学的交流互通乏力，这些都是我国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

深刻分析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问题

国际传播能力较弱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发展最突出的短板。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对国际传播的认识不到位。当前许多大学对于国际传播缺少应有的重视，决策层、管理层对国际传播认识不到位，对其意义、地位、功能、作用的认识尚不清晰，主要负责同志距离“亲自抓、亲自做”的要求相距甚远。

2.“重内轻外”现象普遍存在。我国大学普遍注重国内传播，既忽视对国际高校同行传播，也忽视对国外社会公众传播。一些人甚至在认知上将“外宣”理解为是对国内的校外媒体宣传，而非面向国外。

3.国际传播职责不落实。多数大学没有明确或设立专门的国际传播机构、部门与专业的人员队伍，没有建立国际传播的长效机制，没有相应的、完善的规章制度。

4.缺少高水平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国际传播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不能适应新时代大学的需要，数量少、能力差、水平低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大学没有专门人员负责，一些大学从事国际传播的人员数量与工作量不匹配。外国来华留学生、大学派出的短期留学生、海外校友的作用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发挥。校方缺少与他们主动联络、沟通、组织的机制。

5.国际传播内容质量不高。不少大学在国际传播中远未做到定向传播、精准传播、分众传播。一些大学对内、对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没有区别。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缺少深入分析，话语体系、内容供给不符合国际受众的需求和特点。

切实加强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本对策

努力开创大学国际传播的新局面，是当前我国大学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建议采取以下基本对策：

第一，将大学国际传播纳入国家传播战略。强化大学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对大学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建立国家需求台账，对大学国际传播明确定位、长远规划、统筹安排、规范管理。

第二，尽快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大学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主管部门和大学党委要充分认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从直接关系中国形象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未来的战略高度，强化认识、端正态度、更新观念、科学统筹、整体谋划。建立长效机制，设立相应机构，科学协调国内国外传播，努力做到内外兼顾、内外协调、内外结合、内外双赢。

第三，加速大学国际传播基础建设。根据大学国际传播的各项重点任务，提供必要的物力、财力、网力保障，创造必要条件，给予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设立国际传播专项资金，推动国际传播平台建设。

第四，创建大学国际传播新格局。探索构建多主体、立体式的中国大学国际传播新格局。紧密结合国情、社情、教情、校情，加强建设适应新时代大学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队伍。广泛吸收和动员大学师生、留学生、国际校友等积极参与国际传播，共同承担国际传播的重任和使命。

第五，创新大学国际传播方式方法。构建大学国际传播的本土化策略，构建适合国际受众的话语体系。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注重传播效果。创建全新的传播模式，探索管用的传播技巧，建立有效的传播机制，应用科学的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注重提升国际网络传播力，努力搭建国际传播新平台。充分利用5G等技术，有效使用国际传播新媒体平台。将社交媒体作为主要抓手，完善维基百科词条，积极参与国际间互动交流。要探索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群体的精准传播方式，增强亲和力和实效性。

第六，加强研究大学国际学术话语权。大学国际传播力的强弱和学校学术实力、办学能力呈正相关。要努力提高中国大学科学研究水平、学科建设水平、办学水平，提升中国大学国际学术话语权，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进一步拓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广度、深度，通过多种途径推动同各国大学的人文交流。推进大学国际传播学术研究，设立专项课题，组织专门力量，深化专题研究，为大学国际传播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

（编辑  宋斌斌）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对产业的重塑能力、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对国家发展的支持保障能力都是不言而喻的。

科技创新的发起模式

从科技创新的主导机构看，科技创新的发起模式一般分为三种：一是由企业内部自我研发主导；二是由科研院所、高校实验室研发主导；三是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联合研发主导。

目前，从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对以上三种发起模式的支持效果看，第一种企业的内部自主研发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信贷能力，获得充分支持。第三种由企业与院校联合进行研发的模式，最终也可以通过参与企业的信贷能力而解决，只有第二种由科研院所、高校实验室主导的模式，在产业化过程中无法有效获得支持。

从科技研发效果的影响看，企业自主技术的研发方向，一般是聚焦在已经成熟的产业领域而进行的改善性研发，对经济边际效益提升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而企业与院校联合进行研发的模式主要针对市场上企业产品未实现的需求，通过院校的技术进行产业实现，相对边际效益较高。

从实用效果及对经济边际效益拉动潜力看，实验室的研发成果在学术尖端领域是极具价值的，但研发成果实现产业化需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和克服很多困难，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技术研发效果的认定能力，以及投资机构的风险缓释能力不足上。

在国家政策层面，近年来发布了很多有利于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技创新、面向经济建设的政策，科技工作者待遇显著改善，同时地方引进先进人才力度不断加强，主要体现在：1.博士及以上学位职称人才薪资到位；2.学科带头人自主创业允许保留公职；3.技术专利所得能够做到单位与发明人按比例分配。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也存在着无法与产业方及市场对接的问题。

首先，尽管科技人员的薪资与公职得到了国家新政策支持，但是，专利转化为产能所需投资资金的落实能力非常弱。其次，技术专利的市场价值认定存在偏差。投资机构对于核心专利更加关心，但实际上，实验室技术专利分为两个层次，核心专利往往用于实验的可实现性，实用新型技术专利才是技术与相关产业对接的核心，它具有核心技术的有效性、产品的市场适用性及产品的高集成性等特点，是专利技术与产业应用的桥梁。再次，大多数院校的专利技术的分配机制倾向于专利转让，对于其他合作形式执行方式不明确，社会资本方及金融机构对此有很大顾虑。最后，技术往往带有不可知的“Know-how”（技术诀窍），这种技术诀窍往往决定了产品关键性能，但不宜被注册为专利，故技术发明人的核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科研单位与社会投资机构需要明确这一点，给予研发团队恰当的、应有的位置，应向技术发明人适当倾斜，不能过度看重投资占比。在国有控股、国有资产保值等方面也要有新的评价标准。

此外，论文是实验室成果的重要展现形式，然而社会上对于科技论文的发表近年来存在一定误解。科技创新重要的一环就是准确了解国际前沿动态和顶尖技术路线，社会资本与投资机构对于论文的重要性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论文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其技术路线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肯定，否则在技术产业化的纵深发展上，技术路线问题将导致投资的巨大浪费。国家仍应支持、鼓励科技工作者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优秀的科技论文，这是发展技术路线话语权的重要工作，不能放弃。

科技创新与金融结合的问题

科技创新与金融的结合，即或金融扶持科技创新问题，实质上是产学研结合的问题。我国向来具有优秀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工作传统。以核工业发展为例，行政管理辅助科技路线探索的模式，在早期困难重重的环境下，为我国核工业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一批科研专家在产学研结合的工作过程中成长为相关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不但在科技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绩，而且为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国外，产学研结合的例子也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由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设计、美国国家主导的美日半导体产业对抗。美国仙童公司CEO诺伊斯作为出色的工艺技术发明人深度参与了美日半导体产业对抗，并最终为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