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中国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但在国际舆论场，一些西方政客及媒体就疫情问题不断向中国“甩锅”，对中国的防疫措施等进行无端指责，利用带有偏见的言论及报道不断污名化中国。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我国仍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失语就要挨骂”，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我国网络外宣工作要承担起树立国家正面形象的重任。

我国网络外宣要承担树立国家形象责任

（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涉华议题越来越被海外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事实上，海外读者和观众长期以来对中国并不了解，关注度有限。随着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和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制造国和贸易国、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世界最大汽车市场、国际游客最大来源国等事实，已为海外民众熟知并引起他们的兴趣。

随着世界知名主流媒体纷纷把目光聚焦中国，国外媒体报道中涉华议题占比大幅提高，有关中国经济事务的报道比重不断增加，有关中国的新闻几乎天天都有。从报道的方式上看，从过去的零星报道正在向主动策划的全方位深度报道转变。每年中国“两会”期间，BBC、CNN等西方媒体都会设置报道专栏，第一时间向海外民众介绍中国的最新动态；美国《财富》杂志、英国《金融时报》《卫报》、加拿大《环球邮报》等西方主要媒体，几乎每年都会派出采访团到中国采访，推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系列专题报道。当前在国际舆论场中，涉华议题能够吸引海外网民的大量注意力资源，我国主流媒体对以中国为核心的话题逐步具备话语权的前置优势和信息发布时效性的领先优势。

（二）中央媒体具有资源及制度优势，海外舆论影响力不断提升。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国际网络舆论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要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要为广大网民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这些重要论述，为新闻舆论机构进军互联网主战场指出了方向。

近年来，从中央级媒体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到各省级主流媒体都在探索媒体融合转型，力争发挥在网络舆论场的外宣主力军作用，掌握网络话语权。主流媒体纷纷打造媒体融合发展的主导性产品作为突破点和关键点，推出“中央厨房”“智能化编辑部”建设等重要举措。围绕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特点和变革潮流，我国主流媒体在新闻产品的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互动化、定制化等方面持续发力，在原有组织结构改革调整、再造采编流程、建立全媒体内容生产流程整体架构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央媒等网络外宣主力军愈加重视内容建设，不断提升海外舆论影响力。如新华社、CGTN等重点加强了短视频节目的内容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多语种优势，将“自己讲”与“别人说”相结合，提高对外传播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网络外宣的产品形式方面，各大央媒综合运用微视频、微动漫、H5（移动端动态页面）等多形态产品，注重对外传播的交互性、融合性。中央级媒体作为主力军，对外报道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形成了良好的网络外宣态势。

（三）中央媒体在海外媒体平台发展态势良好，粉丝群体呈现规模化聚集。

近年来，中国媒体积极发力海外社交平台，探索运用新手段新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中央级媒体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海外民众最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聚集了海量粉丝。截至2020年10月，人民日报海外社交平台主账号粉丝量及关注订阅数超过1亿，新华社海外社交平台账号粉丝及订阅量突破2亿，CGTN海外社交媒体的主账号粉丝及关注数均过亿，与西方主流媒体的差距逐渐缩小，已处于第一阵营。从官方账号的粉丝量、发文数等方面看已经与西方强势主流媒体旗鼓相当，甚至一些指标数据实现反超，成为中国媒体“走出去”的主力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CGTN等在Twitter、YouTube发布的相关中国抗疫短视频、直播等，赢得了世界各地很多网友的热情点赞。

（四）地方媒体网络外宣力量不断强化，对外传播影响力持续释放。

近年来，我国各省级和地市级媒体在加强网络外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配备队伍，搭建平台，网络外宣主体长期分散和影响力弱的情况得到一定程度改进。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对外宣传中，地方媒体能够发挥自身特色，挖掘本地亮点，讲好地方故事，扩大了我国整体对外宣传的辐射力。此外，中央外宣机构与地方媒体合作，不断探索构建“中央-地方”网络外宣的联动机制，取得了不少成效。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外文局立即对接湖北省新闻办，形成协同工作机制。外文局所属中国网、融媒体中心、北京周报社等媒体单位与《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日报》等多家湖北省媒体机构联合开展抗击疫情对外传播。外文局“中央厨房”结合局属媒体语种与传播优势，每日从湖北一线媒体推荐的视频产品与图文稿件中遴选一批优质作品，协调局属媒体进行多语种编译与海外传播，并重点遴选富有现场感、故事性、适合对外传播的内容，进行多媒体多语化加工，通过外文局海内外社交平台账号与多语种网站进行推送。外文局与湖北省各媒体播发稿件的海外总阅读量达1.48亿，播放量465万，互动量38万。

通过外文局与湖北新闻办的密切协同，向海外受众展示了湖北各界人士齐心抗疫救援的真实场面和生动故事，国内外各界人士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是一次汇聚地方优势资源、协同协作进行国际传播的有益尝试。面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央机构与地方媒体能够优势互补展开网络外宣，在常态化的网络外宣中，地方媒体的对外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将进一步释放。

（五）海外民间机构具备较强的舆论影响力，特殊作用将进一步发挥。

各类民间机构、社团等非政府机构在公共外交领域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如华人协会商会等，都有大量机会直接接触国际组织和外国受众。如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拥有320多家会员社团，分布全欧28个国家，与社会各界联系密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美国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中国侨声》和网站，与美国精英集团以及各大高校、智库保持着密切交往。目前，很多华人华侨社团都与所在国的官方建立了直接沟通和对话的渠道，随着国际间合作愈发密切，华人华侨组织的公共外交属性愈发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华人华侨社团的公共外交活动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例如，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利用自身特有的交往渠道和影响力，以搭建平台、协调联络、筹措物资等多种方式，在所在国人民面前充分展示了华人华侨爱国、团结、奉献等正面形象。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当地社会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该商会以“联络人”身份推动中肯两国之间的医疗合作，并借助当地广泛的群众基础树立了较好的中国形象，多渠道传播“迄今为止肯尼亚无来自中国确诊病例”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在当地对冲了西方媒体捏造的负面舆论，有效抑制了当地因恐惧感染而产生的排华情绪。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众心中，华人华侨商会等民间组织已经成为代表中国人和中国形象的社会符号。

不过，目前中国本土民间组织“走出去”的难度较大，公共外交领域更多需要依靠海外成立的华人华侨民间组织。当前，在国际舆论场中，民间机构不断尝试传播中国故事，回应国际恶意诋毁等，更多属于自发行为的公共外交活动。如果民间机构能在相互之间以及与外宣媒体等加强联动与配合，其对海外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力将进一步释放。

（六）中国智库的海外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网络外宣的潜在新兴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加强专业化智库建设。201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断深入，我国新型智库呈现独特的专业化优势、资源优势、社交优势和话语权优势，对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尤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来自智库的权威声音有助于在国际社会解惑释疑，增进理解。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日报社中国观察智库、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等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实践》在海外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我国的智库建设可以借鉴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多渠道扩大成果的“外宣半径”的做法，通过官网呈现大量专家学者与各领域多媒体资料，通过博客提供在线出版物，通过社交媒体等新方式与国外用户强化互动交流等。

我国网络外宣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一）涉华负面舆情爆发概率不断增长，我权威声音缺乏有效应对。

目前，我国主流媒体在开展网络外宣时，还没有完全适应互联网时代传播的新语态，网络外宣的做法更多是把传统内容平移到网上，不能充分适应新形势下海外读者的需要。在一些涉华重大突发事件中，海外各大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平台上的真假信息层出不穷，我国网络外宣权威信息供给不足，真相常常被湮没在信息洪流中。

通过Access World News（世界各国报纸全文库）数据库对国际舆论场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所进行的分析发现：涉华疫情报道在海外舆论场中占据着重要流量，中国成为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舆论中的焦点；西方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量远高于其他国家，其中美国和英国媒体机构发布的相关报道占比约18.5%，具有较强的舆论主导作用。抽取100篇涉华疫情报道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海外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更多呈现出明显的负面报道框架。其中，倾向性呈负面消极的占比达69%；客观中立报道占比29%；积极正面报道占比仅为2%。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一些思维惯性和偏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些海外媒体的记者在新闻采写中的主观意愿和选择性。对随机抽样得到的海外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信源进行统计分析，“国外学者”“国外媒体机构”“国外政府机构”等是海外涉华疫情报道的主要新闻信源，而来自中国的各类信源普遍较少。西方媒体编辑记者通过词汇选择、信源选择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处理，却可能影响整篇新闻报道的态度，影响公众的认知。海外涉华新冠肺炎报道曾一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形成了消极负面的报道态度框架偏见。这一情况在其他涉华国际热点事件中也有明显类似表现。

       图1 海外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信源频次统计图

（二）互联网打破了“外”与“内”的界限，网络外宣的舆论影响或将辐射国内。

互联网时代，国内与国外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被打通，“出口转内销”的情况时有发生，国内负面舆情起因源自外宣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李文亮医生事件中，我国媒体在最初的网络外宣报道中误用了“吹哨人”的概念，虽然似乎匹配了海外的传播环境和海外受众文化认知，但却使得这一泛政治化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题与议题加速倒灌国内，造成后续接连被人恶意解读、带偏节奏的负面社会后果。

当前，建立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已是必然趋势，但主流媒体能否将传统的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统一起来，还将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在网络外宣工作中对国内外舆论环境的准确把握，在选题策划时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充分运用，在面对重大新闻事件时按照网络传播特点处理等。现行网络外宣的体制机制未能很好地适应互联网发展规律和当前全球传播新态势，网络外宣与内宣的关系平衡、网络外宣与内宣话语的一致性问题等亟待破解。

（三）西方掌握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与核心技术，网络舆论环境安全隐患加剧。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发生后，Twitter公司多次发布声明，关停了4301个与我国政府有关、发布正面涉港舆论的账号，相关数据资料提交给FBI调查。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议员致信Twitter公司CEO杰克·多西，“强烈敦促”其删除中国政府在Twitter上开设的各种账号，并禁止任何封锁Twitter国家的外交官使用其服务。Twitter平台却以“违反Twitter公司规定”为由封停了我驻外大使的官方账号。当前，网络外宣的主要平台和阵地多为西方国家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网站等。这些第三方平台已经聚集了广大的海外受众，但在涉华外宣尤其是开展涉重大主题的外宣工作时，存在巨大的传播不可控和信息安全隐患。

近年来，我国日益成为西方“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Propaganda）舆论战的主要攻击对象。随着海外社交媒体对西方政治生态和国际新闻舆论场的影响不断增强，在其平台上发布的涉华舆论与对华态度，往往成为本国政客搞政治投机、捞取选票的重要筹码，为此西方政客甚至不惜发动社交媒体“新冷战”。一些反华政要通过政治施压，借助西方的平台优势、技术优势，在重大涉华议题方面操纵网络舆论，恶意制造涉华负面舆情。

欧洲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研究课题成果显示，在Twitter平台上与中国有关的标签发文量前100的账号内容中，没有一条内容在情感倾向上“亲华”，而“反华”信息超过了一半。据统计，社交媒体的信息操纵活动有超过80%是利用真人账号或机器人账号进行“计算宣传”，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反华”信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机器人的操纵。2019年，CGTN在其拥有超过100万订阅用户的YouTube账号上播发了《中国新疆：反恐前沿》等涉疆外宣纪录片，但其实际观看量与其订阅量严重不符，相关分析指出，CGTN账号遭到了平台的有意限流。不少海外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虽然自己订阅了CGTN的YouTube推送，但却未收到纪录片更新的通知。可以预见，网络外宣的舆论环境仍将长期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西方对海外社交媒体的涉华舆论操纵将日益程式化和常态化。

（四）中国主流媒体在海外媒体平台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亟须突破。

近年来，央媒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持续发力，取得长足发展。以“一带一路”倡议的网络外宣为例，2017年至2019年间，在Twitter平台中新华社（@XHNews）与人民日报（@PDChina）的年均发布相关报道分别为314条和218条。但从海外媒体整体的传播效果看，我国主流媒体影响力与西方媒体仍存在差距。可知人民日报在Twitter舆论场形成了明显的二级或者三级传播圈，整体上看，央媒的报道多数属于单线、一级传播，信息二级、三级转发量较低，参与话题讨论的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也较少，网民互动参与较少。

      图2 @PDCChina 2000条Tweets 传播路径图（2020年1月-8月）

2020年1月-8月@nytimes（《纽约时报》）发布的2000条推文，发现@nytimes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有多个意见领袖参与，意见领袖与网民之间、意见领袖们之间都有积极互动。由于参与者较多，转发、密度较大，故选取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100个Twitter账号，生成可视化的传播流如图3所示。图中可以明显看出，由@nytimes发布的信息在Twitter中形成了一个传播矩阵。@nytimes虽然位于矩阵中央，但信息的扩散传播由众多意见领袖共同完成，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传播网络。在Twitter中，《纽约时报》有自己的“意见领袖”朋友圈，在这个基础上很容易形成巨大的 多维传播流，我国媒体则呈现出明显的“单打独斗”，传播效果受限。

       图3 @nytimes推文形成的传播矩阵图

（五）网络外宣主体不断延伸，网民情绪化特征明显需要有效引导。

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4亿。我国网民规模不断增长，年轻网民媒介素养提升，成为网络外宣不容忽视的大众力量。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在网络空间更多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而网民则成为网络信息和网络活动的主体。

我国网络发展已近30年，普通大众网民不仅关注国内的民生民情，对于国际舆论场中的涉华议题有很高的参与热情。随着信息聚合类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等的不断发展，我国网民能够借助互联网在国际舆论场中积极发声，在“南海仲裁案”“帝吧出征”等事件中，我国个人“意见领袖”、普通网民群体均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网络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情绪化。因而对参与网络外宣的人群，需要有效引导，不仅要摆事实、讲道理，更要引导情绪、影响思维判断。从近年来诸多网络热点事件中可以明显看出，国际舆论场中的泛政治类话题能够触碰到普通大众最敏感的神经，网民多元的利益诉求、各种利益主体的复杂博弃在网络舆论空间盛行。大众网民在国际舆论场中的相关议题参与、情绪变化更多是自发性的，对网络外宣与对外传播工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在常态化的网络外宣工作中，目前对国内网民外宣的积极性和情绪引导存在短板，在网民的情绪管理领域从经验研究到制度安排等方面都有所缺失。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的研究显示，当前我国网络非理性情绪有滋长蔓延之势。此外，外宣管理部门及外宣新闻单位也缺乏对海外网民的情绪捕捉与情感判断，在重大事件的网络外宣中以受众为中心展开选题策划不够。

图4 我国网民结构特征（截至2020年6月）

（六）海外受众信息诉求多元多变，需提高外宣媒体议题设置能力。

研究表明，西方媒体掌握着全球90%以上的新闻信息资源，近70%的海外受众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而相当多的西方媒体仍然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报道中国，产生大量不实甚至是歪曲报道。从海外社交媒体近年来的涉华议题看，海外受众对中国方面的信息诉求是多元多变的，在网络外宣方面，主流话语传播相较于海外受众的实际诉求还不够“接地气”，未能有效匹配。

长期以来，面对一些西方媒体、政客的恶意攻击，我们的回应、回击还缺乏针对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媒体不断抛出泛政治化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题与议题，如“吹哨人”等概念本身就带有反体制的内涵，我国有些媒体却被误导进而误用，还有一些回应南辕北辙，后期采取的不予回应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舆论场的节奏被西方媒体带偏，我方声音和事实真相却被淹没在舆论漩涡中。在一些重大涉华事件的网络舆论斗争中，主流媒体对海外受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还有待提升。在常态化的网络外宣中，对海外受众的关注点挖掘不充分，议程设置、议题设置、框架设置等有待进一步优化。

（七）主流媒体自有网络外宣平台较为单一，运营效果与影响力欠佳。

近年来，主流媒体主动出击，在自有网络外宣平台建设方面做出了诸多探索。目前，央媒的自有网络外宣平台主要以多语种网站为主，移动客户端大多只有英文版。人民网和新华网的多语种网站及内容频道覆盖范围较广，但网站的实际访问量有待提升。在外宣移动终端建设方面，《环球时报》的英文客户端“Global Times”建设较早，但在内容更新与终端运营方面还有待加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客户端“CCTV.com Global”虽然支持7个语种，但视频产品和新闻直播依然以英文内容为主，应发展多元化架构。

目前，主流媒体建设的各类外宣网站、外文移动客户端等均有一定规模的固定受众群体，但这些自有平台在海外的实际影响力有限，还没有形成与其建设规模匹配的品牌力和传播力，对海外受众的覆盖范围有待拓展。语种数、终端数、平台类型等多个方面都有待突破式发展，还未真正形成覆盖全球的多终端对外传播矩阵。北京师范大学京师中国传媒智库发布的《中央媒体海外网络传播力报告》显示，我国主流媒体的海外传播力与欧美主流媒体的传播力仍有较大差距，与亚洲主流媒体旗鼓相当，其中《人民日报》的海外传播力总得分与韩国KBS不相上下，《人民日报》与中央电视台的传播力总得分高于日本的《朝日新闻》。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国际网络舆论斗争，中央级媒体作为主力军，对外报道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形成了良好的网络外宣态势，但传播效果与外宣预期仍存在一定差距。

（八）中国商业化平台出海受到恶意打压，其外宣功能有待合理化利用。

近年来，我国商业化网络平台频频“出海”，海外受众群广泛、发展态势良好，具有成为网络外宣新渠道的重要潜力。目前，微信的国际板WeChat、抖音的国际版Tik Tok等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微信海外用户量已超过8亿；抖音每月的海外活跃用户已达5亿，IOS设备中的下载量在16个国家位居第一，Android设备中的下载量在34个国家位居第一。

随着我国商业化网络平台在海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政治、商业等多种方式对我国的商业化网络平台进行打压。迄今为止能够风靡全球的社交媒体基本是美国公司创立的，Tik Tok成为打破这种垄断的第一个例外，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对TikTok进行“围猎”。即便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环境，Tik Tok等商业化网络平台依然在全球具有较强的舆论影响力和广泛的受众群体。

随着我国“硬实力”的提升，一些企业的新媒体技术、新终端技术等将帮助网络外宣打开新局面，但如何将这部分力量有效纳入网络外宣格局中加以合理引导和利用，还需深入研究探索。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给我国做大做强对外宣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中国发展“做得好”为中国故事“讲得好”奠定了坚实基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突出进展也使得“西强我弱”差距逐渐缩小。此外，互联网、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我们直面海外受众群体提供了直接渠道，为我国媒体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战中的弯道超车、换道超车提供了契机。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联合发布的《2020年全球数字报告》显示，全球网民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为6小时43分钟，其中社交媒体占据了人们上网的大量时间，未来围绕社交媒体平台的舆论斗争和民心争夺将更加复杂和激烈。

后疫情时代，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如何在全球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战疫中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有力反击污名化中国，是当前我国对外宣传中遇到的新课题。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会议明确，以初次、二次、三次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将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需要注重效率、二次分配需要注重公平、三次分配需要注重道德约束。

初次分配事关做大蛋糕更注重效率，依赖市场配置

初次分配是指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各种要素根据相应的贡献率获取收入回报。传统框架下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和劳动，从收入的角度分别对应资本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十九届四中全会还将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全部归为生产要素范畴。由于初次分配主要体现在生产领域，要素的有效分配可能对未来的经济潜在增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先有“高质量发展”，才能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先要做大蛋糕，才有蛋糕可分。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根据《决定》，未来初次分配领域将双管齐下提升效率，分别是提升劳动者报酬占比和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

提升劳动者报酬在GDP中占比，提高生产效率并促进消费。初次分配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是进一步提升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决定》明确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从正常经济规律来看，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均会经历劳动者报酬占比先下行、后上升的过程，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前期劳动附加值较低且劳动力相对过剩，生产高度依赖资本投入使得资本相对稀缺，资本持续投入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下行，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本的逐步累积使得资金的稀缺性逐步下降，回报率降低，劳动力尤其是可以提供高附加值的高素质劳动力反而成为稀缺资产，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回报提高后劳动者报酬再度提升。

未来我国需要持续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究其原因，一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是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转换、我国收入结构逐渐向橄榄型转化的重要方式。增加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农民工及城市工薪者等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可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收入结构，促进我国消费，这是效率原则的重要体现。为此，在最低工资标准、劳工保障等领域，未来我国可能要进一步立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是未来制造业向高端迈进的体现。在“两个大循环”精神的指导下，我国未来将进一步开展制造业强链补链，弥补制造业短板，持续发挥我国工程师红利，提高高技术工人占比，进而增加劳动附加值，劳动者报酬占比也会相对提升。因此，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潜在增速也是效率原则的重要体现。

落实五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遵循效率原则，进一步落实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五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曾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对五大关键生产要素配置机制的部署将是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一是土地要素。根据《意见》精神，未来将全面推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公平合理分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这不仅有助于盘活农村存量土地要素价值，让土地所有者获得一部分收益，使地方政府获得一部分财政收入；而且有助于农村土地得到更有效的应用，促进城乡一体化。

二是劳动力要素。未来将进一步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在长江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实现落户准入年限的“累计互认”，这有助于推进大城市群一体化，消除城市间人才流动关于户口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后顾之忧；帮助高技术高学历劳动者获得更多的价值兑现，有助于提升劳动力报酬在GDP中的占比。

三是资本要素。未来将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并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并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有助于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供给侧金融服务的提升亦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四是技术要素。未来将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技术要素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通过健全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等举措，鼓励科技创新、推动科研院所市场化发展，有助于技术成果实现有效的配置，提升成果转移和变现的能力。

五是数据要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健全包括数据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意见》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管理，参与社会治理、经济活动和相关产业发展做出了进一步的指导。未来数字经济和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将进入加速期，可能成为推动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从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两个角度提供新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同时，也要重视国家对数据安全的监管和数据反垄断。
    历次反垄断行动均伴随着新一轮创新浪潮和新型产业的崛起。当前对数字经济巨头的反垄断已经开始，未来一轮新型产业的雏形可能正在孕育之中，如果本轮反垄断行之有效，未来数据要素生产空间的释放或将催生新一代产业巨头。这一轮要素配置改革有利于改善要素定价效率，以分配制度改革挖掘人才和智力优势、鼓励技术和知识在经济活动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提高经济潜在增速，充分秉持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效率原则。

二次分配更注重公平，依赖政府调节

二次分配主要是政府通过税收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在不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它与初次分配存在两点重要差异：一是初次分配重视效率依赖市场调节，二次分配主要依赖政府部门进行分配，助力实现各类政治目标和民生目标。二是相对初次分配体现在生产环节，二次分配主要体现在非生产阶段。上述特性都决定了初次分配更加注重效率，而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切好蛋糕。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二次分配是控制贫富差距、秉持公平原则的核心手段。

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等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在0.3以下，属于全球低贫富差距国家。发达国家中，日本、德国的基尼系数均为0.32，离低贫富差距的标准较近。上述国家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是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前，芬兰、德国等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位于0.5附近，远超国际公认的0.4的“红线”；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分配后基尼系数可回落至0.3以下。

在收入领域，建立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有利于促进公平分配。从整体税收来看，我国税收的相对规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贫富差距控制良好的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基本接近40%，而我国只有16%，其中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仅有4.8%。从具体税种来看，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未来我国在二次分配领域的税收政策将沿着“所得税”和“财产税”两条主线开展，前者主要针对增量财富，后者主要针对存量财富，现阶段的主要方式将是房产税，未来可能还会出台遗产税的相关政策。

财政部刘昆部长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中明确指出：“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除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外，海外发达国家在财产税、资本利得税等领域均有较强的征收力度；日本、芬兰、丹麦等国还在遗产税领域征收重税，通过打破巨额财富的隔代传递平衡贫富差距。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对高收入群体征收重税，房产税主要针对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征税，以上税收措施通过对高收入和高净值家庭和个人征税，可以有效促进公平分配。

支出领域进一步普及社保覆盖面并完善福利制度，促进公平分配。从整体政府支出规模来看，我国政府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仅36.9%，远低于上述发达国家超过50%的平均占比，未来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公平的角度出发：

第一，增加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和新业态就业人员。“十四五”规划提出“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强调“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

第二，医保、教育、住房等各项福利制度将逐渐深化，对社会民生进行基础保障。一是深化医保制度，将做好医疗保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制度化常态化实施药品耗材集中招标采购；扩大医保目录等。二是深化保障房制度，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公租房主要面向城镇住房和收入“双困难”家庭、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并解决其阶段性住房困难问题。三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加大对部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村教师素质和能力；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等。

第三，跨区域的转移支付同样极为重要。一是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的转移支付。当前我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未来需要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尤其是一般性转移支付需要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城乡之间的转移支付。城乡之间差距的重要体现是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差距。乡村的基础配套设施较为陈旧，约束了区域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未来中央政府将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定向支持和建设。

三次分配是现收入制度的自愿补充，依赖道德约束

三次分配由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中提出，意指“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根据定义，三次分配主要依赖道德力量的约束，是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自愿补充，在不存在法律约束的情况下难以发挥核心作用，需要合理的激励和保障体系进行配合。

未来我国推进三次分配需要税收体系的激励与配合。发达国家虽然对“三次分配”这一概念讨论较少，但慈善产业的活跃程度较高。根据2019年Charity Aid Foundation报告，全球慈善行业排名前八的国家分别是美国、缅甸、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加拿大、英国和荷兰。根据2020年互联网捐款平台Go Fund Me的调查统计，按照各国人均捐款数额，爱尔兰、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依然高居榜首。

海外慈善业活跃的重要原因是多数国家通过税收体系的配合对慈善行为予以激励。在美国，个人捐款金额可以在计算税基时最高抵扣年度个人收入的60%，超过部分可以顺延至下一个财年抵扣，同时对捐赠者给予财产税及遗产税的免税优惠政策。英国税收政策对慈善组织的资本利得和财产税均给予免税，捐赠人募捐的款项可以在税收时抵扣最多35%的年度个人收入。日本规定，企业的捐款可以在税前全额扣除从而发挥税盾的作用，个人捐赠者捐款超过1万日元的部分同样可以进行税前抵扣。在抵税的激励下，捐款的企业可以在不产生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收获额外的社会声誉。

当前我国的慈善捐款同样具有抵税功能，但优惠力度不及海外，其中个人的抵扣上限是应纳税所得额的30%，企业的抵扣上限是当年利润的12%（部分特殊规定的捐款类目可以全额抵扣）。如果我国未来深化推进“三次分配”，可能进一步扩大税费的抵扣额度，不排除与潜在的遗产税挂钩。

如上所述，日本、德国等国在遗产税领域均有较强的征收力度，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遗产税暂时缺位的情况下，三次分配可能是一个重要补充。

一方面，三次分配可以有效引导富人的存量财富向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达到公平的目的。另一方面，我国多数富豪均是海外上市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此类企业多数通过VIE模式搭建红筹架构上市，上市后境内企业的顶层控股实体均注册于海外的英属维尔京或开曼群岛，再由实际控制人所持有。近年来，较多该类型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将其持有的顶层控股实体的股权进行信托化处理，在保留企业控制权的同时将所有权转移至信托计划。在此情况下，居民的财富实际已经发生转移，企业不再归属原实际控制人所有，未来也无法对其征收遗产税。通过三次分配，可以激励此类未来较难受遗产税约束的企业实际控制人进行主动捐赠。

（编辑  宋斌斌）

工业是国之根本，工业强基带来国家强盛。数字经济正在推动传统工业走上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重构强国之基与强国之本的产业发展格局。中国的科研机构与金融机构紧随新型工业化变革的步伐，突破原有各自行业领域经营理念与管理体制的制约，跨越知识局限，摆脱行业人固有思维逻辑和发展路径依赖，创新搭建“科学技术+信息化+工业化+现代金融”融合发展的生态环境，以超前的理念及工程实践，走出一条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与产业金融发展道路。

中国工业之变与中国工业之需

我国具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备的产业体系、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正经历一场以科技为引领，以工业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标志，以技术、产品、业务和产业深度融合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重塑产业生态的革命，实现向现代化产业的蜕变，以实现中央提出的制造强国战略。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驱动下，由现代感知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CPS与数字孪生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AI算法、云计算技术等构成的应用信息技术体系，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并开始在一些大的工业场景下进行实践应用，推动了工业的数智化发展。

数智工业是传统工业的升维形态，建立在工业装备与工业活动的紧密链接，包括与组织活动的链接、与上下游装备的链接、与生态活动链接以及与金融活动的链接之上，与人、控制技术、生产流程、加工工艺和生产组织管理结合，使得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但动态地连接和融合起来，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的人机深度融合生产方式，重塑并构建了工业产业的新型生态。它突破了原有生产经营关系各环节之间信息碎片化困境，从空间上一个个离散式的生产环节、工序流程、上下游供应链中的信息节点实现交互互联，使企业间、上下游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产品和服务的关联关系向全流程控制下分散化、多样化的需求响应方向转变，推进各个企业、各种资源、各个生产要素的全流程重组与整合。通过提高系统内响应和反馈的时效性，生产流程管理环节标准化、满足工业发展的柔性制造，精细化管理、促使工业生产增质提效。这种在动态变化中实现重新调整、重组和确立具有内在联系的新的企业群结构和运行方式，使各种经济资源和要素的配置与组合随时变得更加集约、合理和富有效率，最终反映在工业体系的整体效能得到提升。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工业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转型，工业大数据正在以一种全新形态成为重要的工业资产。

当数字化进程为价值识别提供了新的标准和工具，认知就会发生变化，出现生产端由生产经营活动驱动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向发现与获取市场需求端新的价值空间和挖掘价值长尾的转变。建立全量信息结构的图谱，解剖这个产业链而形成的一套方法论，意义在于重新界定企业在产业中的地位或将出现新的分类，形成新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实现定量化的解构、分析和精准画像。企业的经营决策也会变得更加快捷和准确。

当前中国加速实现新型工业化有三个重大障碍需要排除。

一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困境来自于原创性科技创新不足，实体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对原创性技术创新的渴望，迫切需求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产业化率低下的窘境，切实提升科技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比重。国家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与实施，需要探究：工业需要的科研能力在哪里？央企和有条件的企业如何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创新能力源自体系内还是整合内外部资源，走什么样的创新发展道路？居在深闺之中、楼阁之上的成果在哪里，如何对接、怎样转化？

二是创新驱动现代工业发展应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整个工业体系过度依赖间接融资支持运转的模式必须改变，使引入资本性投资变得容易。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式大大提升了工业中具有行业地位和竞争力的企业对增强资本实力的需求，通过提高权益性融资比重，降低债务性融资比重，开展并购、重组和投资活动。由此市场应该以什么标准进行遴选，专业机构和资本市场上的工具应如何发挥作用？

三是先进制造业是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强大的金融体系需要回归本源支持工业转型升级发展。如何服务工业领域的变革，在经营变革中弥补经验不足，只有科研体系、金融体系与工业体系对接，更好地消弭不对称性，才可识别不确定性风险，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选择客户和业务。

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与科技、金融领域变革的机遇与挑战

科学技术+信息化+工业化+现代金融构成了中国新型工业化转型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营造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外部生态环境是充分条件，这是工业体系与科研体系、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历史机遇。

首先，新型工业化为打通科技、工业、金融之间行业管理的体制壁垒，构建新型创新体系提供了契机。解决工业升级带来的强劲需求与科技、金融供给侧结构支撑不力的矛盾，切实发挥工业科技和产业金融在新型工业化中的功能性作用，利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机制上作出安排，更合理地将资源精准汇集配置到市场地位高、竞争能力强、具有核心技术和产品的企业上来。

第二，企业是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实施主体和创新主体，而科技研发的主体在科研机构和高校，资本和资金端又掌握在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手中。事实表明，我国工业尚处在产业链相对完整、供应链有问题的阶段；处于“两链”之中企业在一些卡脖子核心技术、智能芯片短缺等硬核科技方面的短板，严重制约中国工业的发展，亟待科技进步和金融助力实现突破。在数字化行业平台上，企业的市场地位、核心竞争优势、技术与产品竞争力以及企业选择做出何种改变的内外部条件与实施路径，都将更加客观、具体、透明和动态地呈现出来，向科研机构和金融企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的视角，极大地拓展了工业科技和产业金融服务于提升“两链”和“强链”“补链”的业务边界和深度，有助于加速构建服务工业的专业能力，推动科研和金融机构自身的转型发展。

第三，新型工业化使复杂工业体系的效能在工业数字化中得以整体提升，为中国走上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受调整能源结构与降低能耗水平双轮驱动，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技术积淀，这是一个技术进步的渐进过程。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领域集聚了30%以上的金融存量资产，实现“双碳”目标达标，要兼顾平稳退出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领域，实现绿色发展和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工业体系效能的整体提升，对应工业、能源、建筑、交通，农业等重要领域达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节省了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带动了科技发展，有助于缓释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和业务上存量资产的风险，为金融机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客户结构与业务结构，高效配置和使用资金资源提供了契机。

第四，新型工业化带来经济活动的改变还体现在几个积极变化上：

一是产生“马太效应”，资源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分工环节进行集中，这一趋势反过来又将同时促进该环节的进一步发展，使强者愈强。这将推出一批聚焦于更为细分行业或者生产环节的新型企业的横向整合。

二是随着对价值发觉驱动因素的增多，一些环节、模式中隐含的价值因素将随着配置的优化创新而显现，从纵向上对整个“链”形成整合再造，从而推升出新的商业模式。

三是平台提供方作为信息的整合者掌握着行业动态的信息，基于全供应链形成 “链”式平台服务或基于产业形成“面”的“产业大脑”应运而生，将会从各类传统报表和统计分析方法之外，建立一套以更多维度、全新标准的企业评价系统和信用评级体系，为企业提供业务运行生态的分析评价和咨询服务。

四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提供信用的中介服务将在数字化革命中被赋予全新的定义，对金融机构整个业务根基产生革命性的冲击。如果我们“不懂”行业，如同在关门搞科研、办金融，使得科研与金融的改革走不出自己的体系。数字化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向金融端的机构呈现了以往很难见到的宏大的全新生态场景和行业图景。通常金融从业人员难以通晓实体产业的运营情况，对于产业运营的逻辑、流程、规则等等方面主要还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从资金融通角度对交易对手进行了解，缺乏统一性和标准性，其程度难以衡量。在具体的业务开展过程中，除了通过事后评价，难以在事前进行管理，这为决策和风险管理留下了漏洞和隐患。出于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前移的改革要求，数字化改革从标准化、智能化的角度为金融机构与产业紧密结合提供了解决路径，让金融机构业务发展创新以人员为核心驱动方式向以数据为核心的驱动方式转变。

五是利用数字化行业平台和金融机构信用中介的重要功能，支持对企业、技术、产品、商业模式及运营模式做出持续的重检和评价，适时发布产业信息、行业白皮书、行业动态信息、企业信用报告，促进并引导线下企业业务上线，促使工业企业与金融企业在互动和比较中融合发展。

第五，需求引导创新，企业是创新主体，工业原创技术的策源地在工业企业端。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国家战略层面， 科技强则企业竞争力强，现代产业链、供应链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国家强。“两化融合”使传统产业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中实现了产业链重构、产业形态升维、核心价值再造和产业生态重塑。中国不会倚重以消耗资源、牺牲生态环境和利用人口红利的方式，而是靠科技创新驱动中国未来的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紧迫的任务是满足科技产生的巨大需求。中国的制度优势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障才能释放出强大的能量，现在的行业管理体制仍处于自成体系之下的分治状态，自有的经营逻辑和考核标准，协调成本之大难以想象，去行政化的任务十分艰巨。现有的科研体制存在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率不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高、科技成果产值不高和在国民经济中贡献比重不高的“四不高”问题。加上先导型科研、理论科研到应用技术之间还存在软环境和硬件设施的断层与缺失，应用技术难以得到开放工业场景印证的机会，这都导致了技术迭代速度不快的后果。科技赋能工业、金融助力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强劲的新型工业化改革释放了对科技的巨大需求，为改变科研体制和金融发展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和破题的条件。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链，释放改革红利

当今世界已步入通过智力和知识创造生产力的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创新红利已成为驱动时代发展的重要标志。提升中国工业在全球的竞争力，除了“两化融合”带来要素优化、整体效能提升外，需要更多的硬科技发挥作用，解决工业需求与科技供给不足的矛盾。针对原创科技创新不足、科技成果很难转化、转化质量不高和对经济贡献率不大的问题，要革新理念，打通关节，从体制上、机制上排除科研体系、工业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体制障碍，解决科研与产业脱节和割裂的问题，建造必要的孵化器、加速器等基础设施，用于科技成果转化。要建立金融贯通创新生态、创业生态、产业生态的全生态建设示范，在实践中不断找出问题，加以革新。

十几年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开始的创新创业工程化实践给我们寻找解决之道以重要启示：

理念先行：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方向上，改变科研价值观，将国家科技资源向全社会释放，开门办所，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机制，用需求与未来牵引科研计划与规划，调整人才结构激发创新活力。

体制机制探索：将研究所打造成更加开放的公共研究平台，聚集国内外优秀人才在平台上开展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实验与技术验证活动，所产出的成果都视为对国家的贡献。对研究所孵化企业的控制权界定在国有参股，去行政化，建企业但不办企业，择机退出，多做蛋糕，鼓励混合所有制和企业社会化，唯有源源活水以释放最大的活力。积极参与企业的建设，坚持“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寓监管于服务，帮企业实现规范治理，实际效果比监管审计更有效。在人才机制上，鼓励股权激励的手段，探索科技成果价值在参研人员中体现和参与分配。

建立科研成果的转化模式：探索科技与金融融合、科技与服务融合、科技与市场融合、研究机构与社会融合的“四位一体融合”转化模式。与金融深度融合，建立天使基金，在物理空间、创业服务、创业投资、创业培训等全生态上创建专注于“硬科技”的孵化器；与服务深度融合，建立创客空间、中试基地等必要的实验条件、物理设施和培训基地；与市场深度融合，由市场需求牵引科研立项与规划，与企业共建研究中心或工程院，探索科研成果转化新机制；与社会深度融合，面向社会开放，主动作为以释放科技资源。通过立足产业最前沿，了解掌握产业发展的实际技术需求和未来发展，指导部署科研规划的创新工作。同时分享科技成果产业化带来的反哺科研的资源与机会。

国家对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十分迫切。破解强大的复合型有效需求与现代相对封闭的行业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并以一条连接科研、信息、工业与金融体系新型的创新链纽带，推进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和中科院、大专院校、行业院所的双向开放。国有资本出资的行业龙头企业要发挥国有资本的功能作用，做科研成果转化的接棒人，创造必要的转化条件。在科研机构开放实验装备条件的情况下，领衔与科研机构共建中试基地、创客空间、培训基地。在工程化阶段，共建工程实验中心或工程院，开放工程应用场景，进行技术定性的验证和缩短技术更新迭代周期。科研部门全程支持技术研发，金融机构深度介入服务，专业化地联结资本市场、资金市场的资源，并把民间资本更有效地引入实体经济中发挥作用。

推动产业金融发展，发挥独特作用

中国工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同功能的金融机构要全方位地介入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

新型工业化中，企业调整各种关系，在“两链”中的位置呈现了可转换的生态位，重构资源配置方向也为专业投资银行产生大量的业务机会，尤其是科技研发与转化阶段，资本市场要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大部分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缺乏对工业领域的专业服务能力，商业银行间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市场价值。商业银行提升自身价值的战略发展机遇是利用好产业数字化转型，促使自身向业务向专业化转型，在动态中重新发现、定义并跟踪服务拥有市场能力和优质资产的价值企业，将有限的资源用好，并能够将资源体系化对接新型工业化。

利用信托的独特功能、信托工具和信托产品设计的专业能力，将民间资金引入实体经济，是对信托业的本质要求。在政策调整、监管趋严的情况下，将信托业的功能引导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之中，是信托公司重要的业务定位和选择方向。服务新型工业化进程给信托业实现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机会。

保险行业与现代工业的融合，是行业有为发展的两利安排。一是财产保险业务天然就与实体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结合，但是由于实体经济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保险行业与实体经济的结合一直缺乏有效的抓手，造成了财产保险行业仍然以车险为主要险种，以渠道营销为主要手段的现状。在企业财产险、责任险、农业保险等其他险种的发展上，保险深度和险种广度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二是我国老龄化趋势已经显现，就业人口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负债型配置运用保险资金的方式难以支持保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险行业与现代产业结合助力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从负债型向资产型的转型，推动养老金入市，为国民经济补充长期资本，加大长期资本供应，对助力经济转型和完善资本市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三是加大长期资本供应，促进内循环，创造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四是工业原创技术首台套的验证，需要对首台套保险品种的开发与介入 ，创造更多的工业验证机会，使技术定型的工作与技术迭代加快，扶持中国创造。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专业投资机构，社会资金通过私募方式融入新型工业化进程，利用其在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功能作用，可以将多元资金来源进行高效配置，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通过市场约束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助于转型后企业的健康发展，对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

中信基金会支持开展的企业实践

目前，中信基金会利用科技产业化研究中心和金融研究中心的资源优势，在国家重大关切的领域，将国家智库资源与实体企业对接，积极探索研究有关实践经验，用工程实践取得的成果，加快推进融合发展的进程。

基于工业行业复杂体系的需求，原生型工业互联网公司在船舶工业行业成功地开展了工程实践，已经将离散制造的体系化技术向工业行业流程制造、连续制造领域延伸，并结合金融租赁管理工业资产的难题，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据麦肯锡的分析报告显示，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领域，建筑行业是非常传统的行业，技术水平低，技术含量在全行业排名倒数。然而，我国现行发展阶段中，建筑行业的规模体量很大，就业率很高，2021年，整个行业产值为36.4万亿，行业参与者非常多，法人单位为121.8万个，从业人员达5808万。建筑行业整体生产效率偏低，去年净利润只有3.8%，与较先进的制造业差距较大，虽然行业市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是产业技术和结构已成为发展瓶颈。由中信工程集团开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BIM掌握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以BIM 技术系统做支撑，中信集团推进建筑数字化、智能化及建设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完成了工程化的总体设计与第一阶段的测试。随着产业链上线企业的增多，系统也越来越成熟，对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会更加精准发力。

在农业物联网领域，中国的农业科技公司多年来致力于研发生产智能化、高性能、低成本的农业专用物联网系统和农业大数据处理应用技术，帮助农业企业将农业生产从以经验和人工为主的传统管理模式转变为以数据决策和云平台为中心的精准管理模式，为设施农业和大田经济作物的精准化、标准化栽培管理提供低成本全程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农业环境数据的采集效率、作物栽培的大数据应用信物融合等方面，中国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以上这类公司在自己的垂直领域都具有复杂体系工程实践的背景和经验，系统性掌握着体系化的技术，专业化程度高，集成能力强，服务复杂体系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因此也给金融体系中不同业务功能的金融机构提供了系统性对接与融合发展的条件，金融机构可以借助中信基金会跨领域研究的平台，与产业研究进行对接。

（编辑  尚鸣）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这是党中央在新发展阶段对国有企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从伟大建党精神中鼓舞士气、明确方向，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从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中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汲取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智慧和力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坚守理想，在国企改革中传承文明的继承性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的奋斗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观察世界、观察大势，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持续指导改革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与改革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果，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习近平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论述作为当前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目标任务，增强理论自信，指导改革实践。一是要在推进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二是要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三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四是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确保改革方向正确，致力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国企改革中勇于创新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导国企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感悟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坚定初心使命，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牢牢把握国有企业和公有制经济发展规律，牢牢把握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路径创新为基础，持续推进改革实践。

当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实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大任务，切实担负起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的重大使命，要求我们敢于冲破思维桎梏，深化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以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抓手，在完善治理、健全机制、激发活力、提高效率上持续创新。具体而言，一是在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在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面推进市场化用工，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开展中长期激励等方面持续创新；二是分层分类、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企业功能定位和经营实际，合理配置股权结构，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同时，加强政府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三是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在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面推进市场化用工，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开展中长期激励等方面持续创新。

直面困难，在国企改革中保持行动的精气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回顾党的历史，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勇于牺牲，铸就了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在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基础上，全力发展重化工业，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台拖拉机、第一艘远洋巨轮、第一架喷气式战机，自力更生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涌现了铁人王进喜、老英雄孟泰等一批时代楷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国企人充分发挥实干精神，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取得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国产航母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92家国有企业迈入世界五百强行列，中央企业定点帮扶了246个国家级的扶贫重点县，占全国的42%，充分彰显了大国重器的责任担当和卓越成就。

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力量，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发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斗志，鼓起在新时代持续推进改革的精气神。当前，我国开启了“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党中央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抓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的目标任务，要求广大国企干部职工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中央和本企业在深化改革方面的一系列部署要求，加强实践锻炼，发扬艰苦奋斗作风，攻坚克难，持续激发创新活力。

对党忠诚，在国企改革中践行宗旨服务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

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党的事业之所以历经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规律，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把保护职工权益放在突出位置，从实行厂务公开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推进“三供一业”改革到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重大贡献。

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把“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作为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通过深化改革，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二是要持续加强调查研究，深入扎根基层，了解群众声音，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群众一道把改革推向前。三是要在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国企混改中通过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和规制,把资本关进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利益的笼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们要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心中有数，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积势蓄力，为助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努力奋斗。

（编辑 尚鸣）

进入21世纪，面对能源和资源危机、全球生态和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以及各种高新技术的广泛交互应用，一场新的产业技术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形成。本次产业技术革命以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为代表，带来的是智能化与信息化，引发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模式的巨大变革。

《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作者乌尔里希·森德勒将这次产业技术革命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他指出，世界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用产业技术革命称谓或许更为合适，因为每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都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不仅仅发生在工业领域，农业、服务业也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与前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相比，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本次产业技术革命涉及的技术领域众多，是全方位的创新。前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的科技创新内容相对比较单一。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由英国引领，表现为以机械动力替代人力、畜力，带来了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引发了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第二次产业技术革命以内燃机和电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由美国和德国引领，以电力为动力实现了生产生活的电气化，催生出汽车制造业和石化工业，推动了铁路运输业、造船工业等创新发展。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代表，继续由美国引领，实现了生产生活的自动化、信息化和管理的现代化。而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是智能化革命，以基因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虚拟现实等为代表，实现生产生活系统的全面智能化，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出现重大变革，比如智能机器人将出现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二，本次产业技术革命所采纳的多种新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当前，世界产业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新兴技术间高度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改造具有同步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比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货币将会很快普及，日常生活中的支付行为将发生革命性变化。此外，由于信息化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工作生活的便利化程度将得到整体提升。 

第三，本次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造影响具有全面渗透、跨界应用的特点。如前所述，新兴技术间高度融合、不断渗透，创造出了具有跨越传统产业边界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给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颠覆性变化。比如，无人飞行器、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厨师、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智能家居、3D打印、记忆眼镜、DNA生物芯片、纳米机器人、量子计算机等前所未有的产品，相继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原有的制造业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向“智造业”目标前行；互联网在逐步走向物联网，相关企业也纷纷演变成数字企业。

第四，本次产业技术革命的发生在世界大国之间具有同步性。这次产业技术革命不再是从单一领域或某一国家率先发生，而是在不同领域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同步进行的一场技术变革。也可以这样说，尽管各个大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有明显差异，但是大国对新技术的敏感度和对创新机遇的关注度空前提升。一方面，一些技术创新完全有可能在大国之间同时发生；另一方面，某些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在一国出现后，其他国家会立即跟进，引领者和追随者之间的时间差变小了。本次产业技术革命的源头具有多元性，创新表现为去中心化，使得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著增强。例如，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依然可以分享长寿技术突破带来的福利，公共教育资源也会通过互联网向落后地区推送。   

（编辑  宋斌斌）

做宏观研究的人总会担心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矛盾。

比如说，去年疫情期间，我们担心的是经济增长，但到今年年初，特别是春节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起来之后，我们开始关心通胀。

站在目前这个时点，我们到底应该关心增长还是通胀？个人以为这个时点既要关心增长的问题，又要关注通胀问题。按照历史的规律，下半年我们在物价处于高位时将更加关心增长问题。

成本冲击之下的经济走势

这一轮物价上涨和过去不一样的特征，它并不是简单由中国的需求扩张而引起，过去大半年中，我国房地产基建并没有明显增长。当然有一些限产的因素，但这和总需求没关系。

如果我们现在面临价格上涨，但和国内总需求不相关，这种上涨在教科书中被理解为是一种成本冲击，这种成本冲击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在成本冲击下，经济的发展情况将会如何？

第一，在目前这个时点，大概率认为中国内需高点已过或者正在经过，下半年内需趋势将向缓。

第二，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高点可能是在与欧美全民免疫相关的时间点，如果七八月份欧美实施全民免疫，全球的经济高点可能在三季度。

第三，在目前总需求大格局之下，如果叠加前期成本冲击，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后续影响，可能会使经济下滑的趋势或者方向变得更加明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个重要的风险点，就是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

消费修复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

现在市场预测比较习惯于把基数效应剔除。其实现在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去除了基数效应后就像“麻花”一样纠缠在一起，很难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一定很好或者一定很差。

外需方面，第一，高频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下降。在疫情期间，中国出口之所以占据较大份额，是因为全球工业生产大幅度萎缩。现在全球经济在快速恢复，中国不太可能继续维持疫情期间的较大份额，这对出口是一个坏消息。

展望下半年，虽然出口份额在减少，但好消息是，外需这块“蛋糕”正在迅速扩大。好消息和坏消息结合在一起，最终将取决于速度，所以总体而言还算是好消息。

根据相关预期，七八月份欧美实现全民免疫以后，服务业发展将会达到顶峰。前瞻性地看美国的30年抵押贷款利率，投资动能可能是在三季度以后筑底。现在欧美商品消费甚至超过了疫情前，一旦全民免疫实现，特别是当大家不再需要居家的时候，美国的商品消费，特别是交通服务业将出现迅速扩张。

但是，外需的顶端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欧美很多幼儿园或者小学没有完全开学。如果幼儿园、小学没开学，那么美国家庭的夫妇两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必须在家，这时候即使工资再高、职位再空缺，他们都无法工作。这与短期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货币政策的松紧没有必然的关系。

现在，美国一些州逐步减少相关的补贴和刺激。可以预见，九月份开学以后，美国的社会状况会逐步恢复到常态，届时可能会出现一个需求的高点。

因此，消费修复就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西班牙流感后，欧美消费服务业的修复过程经过了两三年。对于消费恢复而言，解铃仍须系铃人，即使旧的服务业动能消失了，还有新的服务业动能。比如：00后作为最活跃的消费群体，会创造出新的服务和消费的需求。因为有缺口才有动能、才有机会。

房地产业加快去库存化进程

这次疫情中，全球房地产销售价格大涨，中国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国内房贷利率保持平稳。从行政性管控措施看，影响老百姓需求端的房贷利率以及限贷限购政策，在疫情期间总体保持平稳。

中国房地产的短期问题是在供给端，近期政策主要是针对房地产的供给端，将从中期影响开发商。总体而言，大家形成了一致的市场预期，房地产投资处于相对趋缓的过程，至少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不会反弹。

在这次疫情中间，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库存明显收缩，很多城市已经无房可买。道理很简单，需求是稳定的，房贷利率没什么变化，但供给端是收缩的，这意味着全国整体房地产市场是去库存化的。因此，即使房地产投资趋缓，但是房地产的景气程度不会太差。

下半年市场发债或将“打折”

近期市场在热议“财政后移”的话题，我觉得这很难被证实或证伪。上半年国内发债不是很多，大家认为“子弹”可能留在下半年，一旦下半年经济下滑财政就会发力。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对的，但在数据上不一定对应得上，背后的原因也比较复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强调对政府隐性债务的约束，更多地要求去杠杆、稳杠杆。不管是银行间市场发债还是交易所发债，今年的发债标准在不断提高，发债难度也在增大。

历史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当发债的难度增大的时候，即使发债是用于新增投资，比率也上不去，最多只能满足还本付息。因为今年高标准、严要求，市场债上半年没发、我们期待着下半年发，但或许要“打折”。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

为稳定价格，最近我国出台了很多行政性措施，有一些是过去采用过的。在供需矛盾不是那么激烈的时候，政府出手一定有效。如果供需矛盾非常尖锐，政府出台的行政性措施可能没用，主要取决于政府出手的时间要精准。

总体而言，需求决定了大宗商品的方向，供给决定了它的弹性。大宗商品价格非常复杂，它和全球总需求之间有一个密切关系，要研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仅要研究国内，更要研究全球。

如果华尔街一致预期三季度将达到价格顶点，那么大概率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最高点就是到三季度。现在的产能、供给是由过去的投资和需求决定的，这也是整个经济运行波动的核心逻辑。由于前几年投资少，今年形成了产能和供给少的局面，使得通胀能够起来，这也许与货币超发没有必然联系，当然美联储的扩张政策加剧了这样的矛盾。

人不能完全理性地预期到下一周期经济的走势，所以很多当期的投资行为不能完全影响未来的需求，从而造成经济周期波动，这样的波动在疫情之后体现得非常明显。以芯片为例，乐观的观点认为，今年年底的时候，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悲观的观点认为，要到明年甚至后年。这体现了供给约束的消除确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能够很快地响应到现在需求端这么迅速的扩张过程。

除了猪肉以外，大宗商品价格传导到非猪肉的CPI其实是非常通畅的，只不过有迟滞而已。即使考虑到猪肉价格，市场普遍预测，不考虑幅度，下半年CPI总体是单调递增的。

既然价格已经到达这个位置，反过来对经济会不会有影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通过庖丁解牛，大概率可以知道价格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或者说前期是由经济供需引起了价格矛盾，这个时点的价格矛盾又将影响经济的供需。

分上下游来看，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上游价格上涨，几个月后利润上涨，之后会引起投资的大幅度上涨。所以，即使大宗商品价格在下半年三季度达到顶峰以后，上游的盈利可能依然没有触顶，也有可能追加投资。我们发现，在成本冲击时期，对下游总体而言都是坏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下游行业，就是出口行业。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程中，中国的出口企业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为什么？进口的价格是在持续攀升的，但由于出口商的定价能力弱，我们的出口价格依然非常低迷。

从贸易条件或者价格条件而言，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期间，中国出口企业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时间延长意味着它的利润的压价或者顺差的压价。可以看到，成本冲击时期，贸易顺差可能由于成本冲击的原因而有所收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很多人看好制造业。在我看来，成本冲击时期，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制造业的利润及其制造业投资，包括上中下游投资总体趋降，虽然前期有很多利润，但是成本在大幅度上升，使得我们对未来的投资并不是那么乐观，这种影响在汽车和家电业表现尤为明显。

警惕美国QE政策退出的不利影响

由于汲取了2013年的经验教训，美联储不断和市场沟通，从过去几轮看成效明显。但是，美联储所谓的量化减量总体是偏收缩性的政策，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是有压力的。在退出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要防止潜在的贬值压力。

疫情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修复速度上的不均衡影响。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短期操作会加剧新兴市场的风险。如果欧美开始实施全民免疫，可以顺利地加息和收缩。但是对于没有分配到疫苗、还生活在疫情中的国家而言，经济本身没有修复，这时它的压力可想而知。美国的经济或将在三季度筑顶。而美国QE政策的边际收缩对中国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编辑  宋斌斌）

在加快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背景下，需求侧管理是和供给侧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调和配合，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注需求侧存在的多重结构性问题

我国经济的需求侧不仅存在总量性问题，还存在多重结构性问题，既有供需结构的不平衡，也有需求内部结构的不平衡。其中，需求内部的不平衡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二是投资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和消费内部的结构性问题。

从供需不平衡来看，我国总消费率和发达国家相比长期偏低，疫情冲击后生产端虽然较快修复，但消费修复的速度相对缓慢，当前经济需求侧首先存在一定的总量不足问题，特别是与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要求相比，消费领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短板。

从需求内部结构来看，长期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使得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形成一定挤压，而消费需求却受制于收入结构不平衡而难以扩大。在居民收入增速方面，近年来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呈逐年下降趋势，自2018年开始低于GDP增速。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近年来，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分配中，居民收入的占比也呈现出降低的趋势。在居民收入来源方面，主要吸纳中低收入群体就业的中小企业仍在经营和成本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超级平台企业的市场渗透也对其形成了一定挤压。

从投资内部结构来看，在以投资拉动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在建项目和闲置资金，其中国有企业和政府平台吸纳了大量资金，包括以负债方式获得的债务工具融资和信贷融资主要进入了投资领域。但在投资领域中，边际收益较高的好项目并不多，带来较严重的投资效率偏低和资金空转问题，没有充分发挥对于资金的资源配置作用。

从消费内部结构来看，我国居民消费仍存在多重制约，尤其需要关注居民部门债务攀升对消费的挤出效应。2008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18%左右，2020年该数据已经上升至68%。十几年来，家庭负债占比上涨了50个百分点，居民债务压力明显加大。其中，家庭负债的主要投向是房地产，2019年存在负债的家庭中住房贷款占家庭总负债的比例为76%，家庭对于房产的购置需求对其他消费需求形成了显著的挤出效应。

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应当统筹兼顾

需求侧管理和总需求管理并不能严格分开。总需求管理一般指的是通过扩大投资或消费对需求总量进行扩张，以解决经济低增长或经济衰退阶段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需求侧管理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对应的，在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格局的背景下，供给与需求两端都需要补短板、调结构，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受全球疫情冲击影响，当前我国经济短板和信用缺口同时存在，政策性因素的边际弱化与市场性因素修复较慢共同交织，导致投资尚未恢复至正常水平，总需求的扩张仍具有一定的空间，同时总需求的扩张对于结构性问题的缓解也有积极作用。

需求侧管理不仅关注总量问题，还关心需求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具有积极的作用，较高的投资形成率在推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危机阶段有力地扩张了总需求、稳定了经济增长。但也应看到，在投资边际效率递减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应当有所调整，需求侧管理的提出正是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表现。从当前宏观经济整体看，总供给和供给侧、总需求和需求侧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缓解结构性不平衡应是政策发挥作用的具体着力点。

解决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加强管理和改革，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统筹兼顾。相比传统的总需求理论，需求侧管理还涉及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管理结构、市场畅通机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和管理问题，具有新的内涵。通过改革和管理提高供给和需求的契合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并不是割裂的，投资需求在短期看是需求，长期看投资会转化为供给。如果长期使用或者仅仅使用投资需求扩张政策，反而会加剧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因此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应当统筹兼顾。

多管齐下扩大消费需求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离不开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相互配合，但当前的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总需求结构内部，特别是需要缓解有效消费需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针对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产生的多种原因，政策层面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

第一，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的对冲政策更多地将资源用在了生产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供需修复进度的不平衡。在当前消费需求修复较弱的情况下，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实现需求引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建议加大家庭负债的管理力度。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是家庭负债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遏制家庭负债规模和增速的过快攀升需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这不仅有助于减缓家庭负债对于消费的挤出效应，也有助于减轻房价下跌时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第三，加大对于小微企业的政策呵护，防止垄断平台对小微企业的挤压。小微企业的活跃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源泉，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往往较高。通过反垄断等相关政策，遏制超级平台企业采取低价占领市场的手段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防止资本和垄断的结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四，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和“三乡”工程。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和农民收入提高，农村需求潜力大的内在优势日益凸显，需求层次也逐渐向多元化、中高档的新兴消费转型。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环节。推进人才回乡、资本到乡、告老还乡“三乡”工程，有助于拓展新的投资和消费领域，也有利于解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

（编辑  宋斌斌）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合作取得了瞩目的成绩。2019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沿线合作伙伴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全球经贸人文交流被迫中断，中美关系不确定因素增大。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带来了新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新秩序

疫情成为加速形成世界新秩序的催化剂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不断加速形成，催生着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从近现代史看，世界新旧秩序的交替与全球格局的根本变化需要经历多次反复。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对世界格局的认知。一方面，疫情使得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的危机；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的诸多隐性矛盾日益凸显。

大变局与大流疫的叠加是人类文明史上百年一遇的重大考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化更加复杂。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在后疫情时代，西方保守主义乘机扩大逆全球化势力，现有的世界秩序遭遇冲击，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数激增，对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了诸多新考验和新阻力。

从全球抗击疫情的总体态势看，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是主流。而美国却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期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其严重破坏抗疫国际合作的行径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多方批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正在走向终结。相关研究报告指出，“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众越来越不信任现有制度，认为现有世界秩序无法对社会问题带来积极的解决方案。疫情已将美国政府的治理和社会自身发展积攒的诸多顽疾显露于世，以美国为标杆的旧秩序再难得人心。而与之相对，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构建了一条包容平衡发展的新道路，更是赋能全球抗疫，展示出新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看，“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便蕴含着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内在逻辑。

新旧世界秩序交替的过渡期正在加速完结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及其盟友主导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等为支柱的主要跨国组织，美国拥有无可争议的单一国家霸权，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中美抗击疫情态势的巨大反差使得世界不同国家对于所谓的“美国治世”（Pax Americana）有了更多不同的理解和认知。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丰硕实践成果也带给很多发展中国家新的道路选择。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现在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正走向衰落，若不改革并与中国合作，国际体系将难以维系。

毋庸置疑，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不扩散条约》规定的核武器国家、二十国集团(G20)核心成员，其相互关系早已不再局限于双边的范畴，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而新旧世界秩序的交替必然与中美博弈紧密相关。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本可以成为中美加强合作、改善关系的契机，但美国政府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大国担当和基本的国际道义。拜登政府从不同领域同时向中国加强攻势。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借疫情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试图将全球疫情形势严峻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借机丑化、孤立和打压中国。这表明，新旧世界秩序的交替正在加速，未来围绕涉疆、涉藏、涉港、南海、台海等涉华重大事项必然暗流汹涌甚至刀光剑影，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必须直面这些巨大挑战。

中国道路为世界提供新方案、主导新秩序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展现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有效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抗疫大会战。在疫情防控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置于首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表面标榜尊重人权，在疫情防控中却乱象丛生，两党相互拆台推责，各州各自为战，社会阶级分化与对立严重，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疫情冲击下，2020年中国GDP仍实现增长2.3%，是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而美国实际GDP增速为-3.5%，为2009年来首次出现萎缩，同时创下1946年以来的增速新低。

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将对中国制度形成全新的认识，对美西方所谓民主制度的盲目信仰也将回归理性，并由此重新审视中国道路。通过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总结出的“举国体制”是一种任务体制，重大任务专事专办，既可以与计划体制兼容，也可以与市场体制兼容[①]；既有中国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共性。

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没有数据、没有经验、没有方案。但面对这场艰巨的大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体现了中国的高效治理效能和制度优势。2020年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向世界全面介绍了中国在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中做出的努力，中国抗疫展现出的制度优势也将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意义。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大国担当和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都将真正推动世界各国重新认识中国，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并形成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客观上看，此前主要以谋求经济利益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家，也将更重视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社会发展效能。中国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发展范式，其深远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将在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中逐步显现。亨利·基辛格认为，现代世界秩序的核心要义在于“均势”，而这也正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游戏法则”。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强调的是共同体意识，而不是“势均力敌”和相互遏制。人类经过疫情的“洗礼”，在新的世界秩序逻辑中，这种意识将逐渐被认识，成为主流。

“一带一路”倡议与文明融合

从疫情防控重新审视中西方文明差异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存在很多本质不同，这既有制度差异的原因，也有文明与文化差异的深层次根源。例如，戴口罩在西方国家不仅是医学和科学问题的范畴，而且被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认同问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按照道家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面对自然灾害，首先要学会避让、顺从，而后应对；要敬畏大自然，绝不挑战大自然[②]。而西方哲学则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将人类视为上帝的子孙，不能束缚人类的自由，空间不好，可以用科学技术改造。在西方文明的逻辑下，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个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得到独立个体的充分授权。由于个体理性的有限性，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授权往往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这正是许多西方政府应对疫情反应迟缓的体制性约束。

相比之下，中国在此次抗疫中展现出“共同体本位”的文明逻辑。全国各地千里驰援，举国上下齐力同心。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型城市能够迅速“封城”，一个国土面积接近整个欧洲、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能够迅速形成一呼百应的协同力，这种制度优势、体制优势在大疫之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推动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发展时，需要让处于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环境的民众真正了解“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多元文明融合发展

在后疫情时代，世界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而文明的传承与文化的传播也将面临新的境况。“一带一路”中的“带”和“路”就表明了这个倡议不局限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不以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为中心，而是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近现代以来，由西方文明主导的交往模式核心是西方中心主义，其思想逻辑便是文明一元论。

“一带一路”将沿线诸多文明古国重新带回世界历史舞台，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固有观念，重塑世界文明均衡发展、共同进步的新格局。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国，显示出新时代东方文明有能力主动发起合作，主动参与世界治理，而非只能被动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性框架。“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顺应了后疫情时代世界文明格局的发展变化，人类文明不再是西方文明“一家独大”，而是超越一元文明，实现多元文明的共同发展。现代化不再以美国化、西方化为唯一标准。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逻辑下，东方世界正在崛起，要传承和传播东方文明，在重新发现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对话的一次重要契机，同时也将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交往合作推向新的高潮，蕴含着从西方文明中心到多元文明复兴的新趋势。

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这个地区用西方二元对立的排他性文化长期经营。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对立，表现为“恐战”与“反恐”的伊斯兰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战争[③]。在疫情防控合作与抗疫援助中，中国与伊斯兰文明国家基本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通过携手抗疫，两大东方文明共建“一带一路”也将收获新的信任。

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轴，那里民族众多、文化多样、宗教信仰复杂，有的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正是所谓的“文明断层线”地带。按照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理论，最危险的文明冲突是沿着文明断层线发生的。如果不进行和加强跨文明互动与文化交往，他国民众若只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国际合作，就有可能引发“文明断层线”上的文明冲突。

“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国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涌入非常敏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或更远的国家建立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从被动性地融入世界秩序，到如今主动布局，将自身发展与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到一起，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需要在文明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化新格局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大博弈

古往今来，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围绕它的崛起展开的全球化运动，但全球化并不是同一个模式和标准。无论是古代罗马帝国、大秦帝国的全球化，还是近现代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一个崛起的国家势力推动的。每一个崛起大国的全球化，都随着国家的鼎盛而达到巅峰；同时，全球化也会被主导国家的自身力量所限制，这个边界也就成为它全球化的终点。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引领。但近年来，面对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四伏，西方发达国家从原来全球化的倡导者、推动者转变为反对者、阻碍者。其中，新自由主义失衡并日益式微，普世价值论逐渐衰弱，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出现合流之势，助力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并带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多边主义重新引领新全球化进程[④]。美国启动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企图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反作用来重塑世界经济，正在将全球经济治理拖入“排他性”区域化模式，不仅助长了“逆全球化”趋势，也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可能加剧全球经济治理的区域化困境，疫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塑将是一个“重构全球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恢复此前的全球价值链[⑤]。

逆全球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而是新全球化的开始。新全球化是大变局的重要趋势之一，中国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是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和国际规则的重要制定者。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双循环”战略的新态势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一带一路”到“双循环”，其战略目标都是要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中国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是参与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优势与关键支撑。中国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将加快推动中外经济循环的规模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合作机遇，不仅要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国内价值链相互衔接，在沿线国家积极引入国内价值链上的本土龙头企业的品牌和标准，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主的国际生产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开辟了新的互联互通的地缘格局，沿线国家作为全球网络中的节点，拥有新全球化网状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⑥]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如何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实现世界各国平等协同，规避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导致的合作风险，超越西方现代性，以东方文明强国姿态主导世界新秩序与新全球化，还需要中国智慧的探索和实践。

（编辑  宋斌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就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创造了伟大成就，从而形成了今日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的良好态势。近十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稳定地保持在30%左右，同时中国对外开放了越来越大的市场，并从世界各国进口越来越多的产品，引进更多的外资并让投资者赚取了越来越多的利润，为世界各国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倡导并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以来都坚定地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参加了联合国的所有专门机构，全面深入地融入现有国际秩序之中，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总结性地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审时度势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变化表现出新特点，即美欧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较大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经济衰退趋势，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出快速的经济复苏并展现出群体崛起的良好势头。为了给全球经济提供增长新动能、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于2013年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中国与世界各国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促进经济资源在区域层面乃至全球实行更加有效的配置，从而实现联动的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议，正式将“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成为全党的意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提出这一时代倡议的信心与高度重视，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会将这一伟大事业继续推进下去的决心和努力。

共商共建，中国带头积极作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而且带头实施这一倡议。要实施如此庞大的一个系统性的全球倡议，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概括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共商和共建。

共商是共建的基础和起点。共商的目的首先是要形成共识，不仅要在国内形成共识，同时要形成国际共识。中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习近平主席利用出访机会在很多国家宣讲“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各相关部委负责人以及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等等。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行动等都做了详细阐述，提出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向世界公开发布后，迅速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智库机构等也提出了一些建议。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和实施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了改进和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思想，这是他关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思想，他特别强调了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这些新思想，更好地契合了国际社会的期待与要求，进一步凝聚了国际共识，受到世界各国热烈的欢迎与强力支持。

截至2021年6月23日，中国已同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些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占世界主权国家总数的比例已超过70%，其中非洲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占该地区国家总数的比例已达85%，亚洲地区的这一比例为77%，大洋洲超过了70%，欧洲也达60%左右，即使是相距中国十分遥远的拉丁美洲地区，这一比例也达到了57%。这说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已清晰地表达了明确的积极支持态度。有些国家尽管尚未与中国签署政府间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但与中国签署了政府间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如法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士、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的企业已在第三方市场（多数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中国企业共建了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与民生福祉相关的项目，受到第三方市场国家及其人民的欢迎。共建“一带一路”在凝聚共识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充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和相关国家在过去8年间开展了广泛的共建工作，包括共同选择好建设项目、共同协商处理好与项目建设相关的土地、税收、劳工、环保、设备、技术、法律等各方面的问题，还有项目融资问题，等等。其中有两项工作特别重要，就是建设项目的选择和融资安排。在建设项目选择方面，中国与相关国家所采取的基本做法是优先选择那些涉及双边或多边发展战略都规划确定必须做的项目，通过对接发展战略，确定相关项目建设的优先序。到2018年，仅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与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等领域的建设项目和工程已经超过了3000个，包括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等铁路项目，比雷埃夫斯港、瓜达尔港、吉布提新港等港口项目，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中俄、中亚、中缅天然气管道等重大项目。

另外一项决定“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重要环节就是融资。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中国的金融机构完成的。一般情况下，中国金融机构给“一带一路”大型建设项目所提供的融资都会占到项目融资总额的70%以上，有些重大建设项目85%的融资都是由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共建“一带一路”的8年时间里，中国的金融机构为相关项目建设提供了累计近万亿美元的融资安排，其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都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融资支持。中国专门成立的“一带一路”专项投资基金——丝路基金以及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等也都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提供了融资支持，为保障建设项目的顺利完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共享成果，“一带一路”建设早期收获丰硕

经过8年的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收获了丰硕的早期成果。

首先，最重要的建设成果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网络体系已基本构建起来，特别是其中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比较完善，形成了“海陆空天电网”立体结构，为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撑，对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发展、欧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等都已并将进一步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框架下，一大批建设项目得以实施并快速推进，直接促进了中国对相关国家投资的快速增长。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看，2013年为1078亿美元，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分别达到1231亿美元、1457亿美元和1962亿美元，其中201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当年实际利用外资100亿美元；但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有所回落。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情况看，除了2016年、2017年和2019年稍有小幅回落外，其他年份都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2013年只有大约100亿美元，2014年增长到125亿美元，2015年继续增长到148亿美元，2018年为156亿美元，2020年达178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来，2013-2020年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已达1351亿美元。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交通互联互通的改善，低收入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7.6%。

第三，直接受益于许多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顺利建成，一些国家的总体运输成本得以降低，贸易潜力得以更好发挥，促进了相关国家的贸易发展，特别是促进了一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发展。蒙内铁路建成并成功运营后，肯尼亚的货物运输成本大幅降低，快速促进了其国内贸易的发展；亚吉铁路建成运营后，埃塞俄比亚的货运成本也大幅降低并直接打通了其通过吉布提出口国际市场的货物运输大通道，促进了其国际贸易发展。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其运输成本相对较低（与空远相比）和运输时间相对较少（与海运相比）的比较优势，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欧洲的22个国家、160多个城市因此实现了货物贸易的互联互通，中国和这些国家都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共建“一带一路”8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占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共建初期的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占当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26%，2017年提升到26.5%，2018年继续提升到27.4%，2019年进一步达到了近30%的水平，2020年也保持在29%以上。特别是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畜产品出口增长很快，增长幅度也很大。世界银行认为，经济走廊沿线国家贸易将增长2.8%至9.7%之间，带动整个世界贸易增长1.7%至6.2%。

第四，共建“一带一路”直接有利于促进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从关联性来看，共建“一带一路”的许多方面都是有利于直接消减贫困的。譬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得以改善的话，许多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就可以更低的成本将他们的产品卖到区域性市场甚至国际市场上，相应地获取更多的受益。另外“一带一路”投资和建设项目直接增加了对穷人的就业需求，就业机会增多，增加当地人民的收入，进而消减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专题研究结果，仅“一带一路”交通建设项目就有助于760万人口摆脱极端贫困和使3200万人口摆脱中度贫困。中国政府把支持和帮助共建国家消减贫困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项内容来实施，已经在老挝、柬埔寨、缅甸的试点村庄探索基于中国经验（精准扶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和技术援助等）的扶贫试验，取得了很好效果。如果这些方面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减贫效应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延伸和拓展，有利于支持相关国家更好地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提出的减贫目标。

第五，全球治理体系的某些方面已经逐步得以改进和完善。由于目前世界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很多，仅仅依靠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完全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多国家的积极参与、更多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更好解决。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与100多个国家共同创建亚投行以及中国独立设立丝路基金，有利于增加对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所需的资金供给，是对当前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完善。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等方式取得扶贫攻坚战胜利的中国减贫方案和经验，对补充和完善当前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更好地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强力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对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总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为改进和完善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很多增量性的贡献，直接有利于更好地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共建“一带一路”前景乐观可期

正因为共建“一带一路”8年来取得了很多早期成果，给相关国家及其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受到普遍欢迎。但同时也受到了有的国家和有些人的指责和非议，甚至受到了一些人为的污蔑和抹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呢？经过8年共建实践，应该说我们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答案，那就是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且其发展前景更加乐观可期，因为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到机制、途径、方向等，既反映出人类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契合了人类进步的客观规律。

从基本目的来看，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希望增加一些民生建设项目，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改善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类福祉，为人民谋幸福。这既包括进一步促进自身发展的一面，也包括了造福世界的一面。

从内在机制来看，在中国日益深度融入世界的情况下，中国的新发展实际上就是世界的新机遇。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专门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简称“三个推动”）放在一起，作为第六个“必须”继续加强的重要内容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不仅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问题，也论述了“三个推动”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中国新发展与世界新机遇之间十分紧密的客观联系。只要中国继续向前发展，就会不断地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带来新红利，从而推动世界更好向前发展；相应地，只要世界变得更好，中国也会发展得更好。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其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从实施途径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核心就是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和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这样的一套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思路与方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契合国际合作原则、反映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利于取得良好的发展效果。

从发展方向来看，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平台，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变成现实，也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效应。这一构想和行动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代表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正确力量。尽管共建“一带一路”受到一些阻力和波折，但其发展前景最终是光明灿烂的，充满希望的。

（编辑  杨利红）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组织开发和设计、控制销售渠道，具体的制造、加工任务交给别的企业去做，将生产各个阶段的多个环节分散到不同的地区进行，以实现对生产资源最充分的利用，形成全球产业链。在这个全球产业链中，跨国企业特别强调建立一套管理系统，各种生产节点（包括各种制造、库存、分拨）必须高度连结，以减少因库存与运输所衍生的成本。组织各种运输工具，形成跨国物流体系，构建 “即时生产”（Just in Time，简称JIT）制度，尽可能地降低产品、零部件的库存存量，降低营运成本。

2020年年初以来的新冠疫情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凸显了全球化的“即时生产”式供应链的脆弱性。根据凯捷（Capgemini）顾问管理公司2020年11月发表的研究报告，在纳入调查的全球1000家企业中，80%的企业报告疫情对他们的供应链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企业努力应对供应链中断，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使运营恢复到稳定状态。凯捷的研究发现，这场新冠疫情迫使企业优先考虑供应链弹性，有66%的受访企业表示将调整供应链，以应对未来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2020年9月到2020年11月，高德纳（Gartner）公司对1300多名全球供应链专业人士进行调查，60%的受访者承认，他们的供应链不是为韧性而设计的，而是为成本效率设计的。目前产业界面临的挑战将是为供应链创造一种运营模式，在供应链安全性、成本效率和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调查发现，87%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加强投资提高供应链的韧性，89%的受访者希望投资增强供应链的灵敏性。根据高德纳公司的定义，所谓“韧性”是指通过修改供应链战略、产品和技术来适应结构变化的能力，而“灵敏性”是在不牺牲成本或质量的情况下，快速可靠地感知和响应需求或供应中的意外变化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有三个明显的趋势：

第一是“近岸化”。一些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关键行业，包括重要原材料、高科技中间品和零配件，尤其是医疗卫生产业的制造能力有回归趋向。通过将生产基地转移到靠近终端消费者的地方，以促进供应链的本地化。当然，供应链本地化并非一定是制造业回归本国，而是减少实时生产制下的全球分包生产模式，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生产，生产能力和配置上更加靠近本国市场，深化所属区域周边建立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条。

第二是“分散化”。新冠疫情使许多国家和企业意识到，把产业链集中在一个国家有很大风险，突发事件容易影响产业的正常生产。未来产业链将趋于分散布局在不同的国家。供应商趋向多元化，同样的零部件在多国生产，小国将参与到大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谋求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第三是“数字化”。许多企业的供应链仍然依赖传统的流程。当前，数字化技术为建立互联的数字供应网络提供了机会，可以更有效地预测和应对未来潜在的供应链冲击。数字化技术可以加强供应链的透明度，通过对端到端的实时可见性和监控，以及执行场景规划和模拟，可以创造出智能灵活的供应链，能够快速转变生产战略，更有效地利用供应链。

无论是“近岸化”还是“分散化”都不必然意味着去中国化。“近岸”的实质是要将产能设置在靠近终端市场的地方，而中国的庞大市场意味着跨国企业不可能“回流”本国，而是要继续留守。所谓“分散化”，也不仅仅是向本国或本国周边转移产能，而是将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产能向中国周边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因此，持续的新冠疫情将导致全球产业链部分重组，形成“中国+X”的近岸化、分散化的新型产业链。这样的“中国+X”产业链，兼顾了原有的低成本生产原则，又揉入了多元化分布思路，全球化的大产业链套区域化的小产业链，形成了更加敏捷、灵活、安全、有复原力的产业链。在这个新的产业链格局中，中国依然可以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国际产业链重构对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影响重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经济形成体系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70多年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超970倍，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1] 虽然各个产业整体上国产化率不断提高，但在一些核心基础元器件、零部件方面依赖进口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以芯片为例，2019年全球芯片产业营收4123亿美元，美国公司占47%，我国内地公司只占5%。从芯片产业的基础软件和底层架构，到光刻胶及配套试剂等芯片材料，再到高端显示芯片、大容量内存芯片、基础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产品，以及集成电路专用装备和高精度加工设备，我国仍基本依赖进口。^[2]

多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出口，一般都是按照“N-2”的原则审批，比最先进的技术晚两代。受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我国进口供应链面临更大的瓶颈。在特朗普当政时期已经有超过200家中国企业及关联公司被列入受制裁的“实体清单”，包括华为、中兴通讯、海康威视、中芯国际、大疆、中国船舶集团、中海油等。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四种关键产品（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矿产和药品）的供应链进行审查，要求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美国的供应链免受中国的侵害”。另外，美国也在打压从中国进口的产品。2021年6月24日，美国商务部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禁止从合盛硅业公司、大全新能源公司旗下的新疆大全新能源公司、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公司、新疆协鑫新能源材料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口光伏产品。这些中国公司向美国出口、再出口和转让技术将需要获得额外的许可。

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重大，特别是中国制造业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增强产业链的韧性，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应对未来的挑战。

正确把握“双循环”战略

2021年5月，中央提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双循环”并不是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影响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为中美摩擦、对我国企业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能向我国转移，我国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被进一步强化，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64%，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是这种外循环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遇到了新的挑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后，国际市场增长开始放缓，加上与一些国家发生的贸易摩擦，导致外需下跌，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冲击。同时，我国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水平都出现拐点，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面临产业升级转移的压力。

前几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的趋势。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2013至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0.5%，较2008至2012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4%，回落了17.6个百分点；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仅为0.1%。[3] 在全球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国内循环为主就是要全方位拉动内需，激发企业创新的动力，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加速我国经济从外循环驱动向内循环驱动的转变过程。

然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际循环是国内循环的有机延伸，扩大开放，拓展海外市场，继续依托“一带一路”，加快西部陆海通新通道以及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把对外开放的领域从传统的制造业延伸到高科技领域、数字化技术应用和服务业，使对外开放呈现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特征。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意味着“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从沿海开放为主扩展到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市场协调发展。例如，国内循环中蓬勃发展的物联网、5G、人工智能、“北斗”系统、高铁、智慧家电、无人机、可再生能源等高技术、高质量产品开拓新市场，促进内外市场对接和供应链的融合，以中国市场的发展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

增强产业链韧性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美欧国家在产业链高端的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低端替代的双重挑战，疫情冲击也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隐患，需要增强产业链的韧性。

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具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锻造长板”；二是“补齐短板”。

促进产业链锻造长板，就是要巩固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形成难以替代的产业链独有优势。

“十四五”规划首次就产业链供应链优化进行布局，强调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在内循环的大背景下，特别要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用好我国发展战略纵深，促进产业在东西部之间的有序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产业链长板需要政府的支持，创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丰富和扩大国内应用场景，并在国际竞争中进一步争取战略主动。锻造产业链长板不能仅靠大型企业，还需要深化上下游企业、国企与民营、外资企业的合作。既有产业链的“链主”龙头企业，也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做“工匠”，在产业链各个节点的重要产品生产和供应渠道都有替代来源，形成高效的产业链集群和必要的产业“备份”。在内循环下的产业链集群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相对于锻造长板，更严峻的挑战是补齐短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包括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设备、操作软件。[4] 《科技日报》曾推出系列文章报道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35项“卡脖子”技术，涉及制造芯片的光刻机、高速芯片、航空发动机短舱、触觉传感器、真空蒸镀机、舰船和发电用重型燃气轮机、激光雷达、航空钢材、超硬合金铣刀、高端轴承钢、高压柱塞泵、燃料电池关键材料、高强度不锈钢等。

我国基础研究的短板依旧明显，企业研发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支出的比例已接近80%，但主要用于应用技术研发。过去十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企业研发投入的0.1%，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1.5%，而美国、日本、欧盟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约占基础研究总经费的20%。[5] 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不高，导致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动力不足、进展缓慢、效果欠佳。

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在这些关键的技术领域已经不能再靠“市场换技术”、投资并购国外企业的方法来修补我国制造业的短板，也难以长期依靠类似“千人计划”的人才引进捷径。补短板无法急功近利，需要以举国之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加大基础研发支出，优化科技创新生态，让技术人才可以长时间沉下心来做“0-1”的基本原理创新、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1-100”的拓展。

2016-2020年，我国通过论证和启动建设16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涉及基础材料、核心器件、关键工艺、重大装备和软件等领域（其中核心器件领域共有6家）；同时全国已有19个省区市认定132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6] 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力补齐产业链短板，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但是，金融业受到既有业务准则和风险管控的要求，偏向于支持大企业以及成熟技术的应用，对于高端技术研发、新技术的初创企业的支持力度依然严重不足。

无论是“锻造长板”，还是“补齐短板”，产业链必须是低碳和绿色的，才能真正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中国碳排放总量于2030年前达峰，继而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家层面，要通过细化分解“3060”减排目标，制定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和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引领绿色低碳领域的原始创新。需要产业链各个环节、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建立本企业的减排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打造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前沿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建立绿色园区，积极推进制造业领域的“碳中和”。

持续推动产业升级转移

全球产业转移是原有产业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将其中低端产业向存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且有一定工业基础的经济体转移的过程。二战后全球已经经历了三轮产业转移：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中低端产业向德国及日本等国转移；70-80年代，日德中低端产业向“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转移；90年代至21世纪初，全球中低端产业向中国内地转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的产业链已经开始了升级转移的进程。例如，纺织服装产业链偏上游的纺织纤维、生丝、织物等产品在全球的出口占比显著上升，而偏下游的如纺织制品、男装、女装、童装、鞋类等出口份额大幅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在保留偏上游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已经将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行业产能向外转移。同样，家居用品产业链中有机化合物等化学原料出口份额上升，而化工类家居制品如箱包、家具、塑料制品、玩具等出口份额下降，也印证了劳动密集型行业产能的向外转移。相反，在电子产业链中，我国下游电子终端产品（如手机、通信设备、显示屏等）出口上升明显，而电子元器件如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等出口份额则有所下降。这表明在电子制造产业链中，我国仍然以附加值偏低的偏下游组装制造环节为主，在核心技术如芯片制造等领域仍存在继续升级的空间。

中国在继续承接高端产业投资的同时，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有可能加速，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继续由中国转向其他国家。但是，在部分代工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同时，上下游环节和配套产业仍然保留在国内。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转移将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国家，包括边境地区的工业园区，利用周边国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在地理上延伸我国的产业链，保持“以我为主”的供应链生产网络和产业链组织体系，推动我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巩固和完善，绝大多数产品已实现了零关税，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产能转移的首选，并辐射南亚地区，未来可能形成以中国为核心、覆盖东南亚、南亚的大区域性制造业生产体系。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对国际、国内分析，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中国产业升级转移状况得出以下四点主要结论：

首先，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特点。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不是短期和局部的，需要做好更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成本与效益仍是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导因素，但安全因素也成为产业链布局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呈现“全球在地化”的特点：产业链重心靠近本国和本地区最大的市场，靠近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地方，靠近创新能力最强、人力资本最充裕的地方；靠近政治环境稳定、政府执行力强的地方。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多元化发展有所加速。2020年11月15日，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十国正式签署历经8年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球最大自贸区宣告诞生，15个成员国承诺相互实施关税减让、开放市场准入、取消贸易壁垒、简化海关通关程序等，释放了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的强烈信号，意味着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

其次，中国将成为全球产业链多元化重要目的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和多元化的基本内涵是推动“中国+X”，把中国视为全球产业链多元化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为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发挥“锚定”作用。同时，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规模，即便跨国公司出于多元化考虑，也需要借助中国的产业链布局全球业务，不会从中国大规模外移既有的制造业投资。过去外商投资企业从主要在中国组装生产到向外销售，可能会转向在中国生产并直接向中国销售。贴近中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将成为外国企业的首选。

第三，中国将布局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推动产业升级。我国制造业基础扎实雄厚，产业链完整，制造业生产效率显著高于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疫情首先得到控制，并为其他国家提供疫情防控物资，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在双循环的大战略下，我国将继续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步伐，扩大对外行业准入，吸引国际优质企业进入国内市场，通过扩大开放推动产业升级。在力争尽快解决“卡脖子”的重大技术难题的同时，持续推动中低端产业的有序转移。中国大陆作为产业转出方，人口和经济体量远大于产业承接国，承接国建立较全面产业链的难度更大，因此中国不会出现产业的空心化和去工业化。

第四，我国需要在新形势下慎重布局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和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在疫情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形势下，一些“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能会被边缘化。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制造业基础薄弱，劳动生产率低，而且还有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在非洲的制造业投资往往采用建设工业园区的方式，力图复制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当前以中国民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非洲工业园，在建设和发展中面临着产业链不完整、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狭窄、抵御风险能力差等诸多困难和挑战。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非洲地区降幅为18%，大大高于亚洲地区4%的降幅。特别是新建项目投资额，非洲地区的下降幅度达到63%[7]。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产能转移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投资需要重新思考和布局。

根据以上分析，面对全球产业链发展的新趋向和重构过程，针对我国产业的升级和转移提出以下四点具体建议：

第一，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针对国际政治事件、恐怖袭击、网络劫持、自然灾害及时发出不同级别的风险预警。在国际层面通过WTO等国际机构推动建立规则体系、协调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在国内层面由行业协会建立本行业产业链安全风险的防控机制、应急机制，全天候地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保护我国企业海外经营和资产安全，也成为全球产业链稳定的压舱石。

第二，大力推动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的合作，助力实体经济的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也为互联网科技企业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以数字化技术解决传统制造业的痛点，借助互联网的数字连接能力打破时空的局限，将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更广泛的国内外用户以实现规模增长；以数字化技术促进传统企业优化其生产运营的各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服务和产品的质量。同时，数字化技术结合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的应用，还将助力高能耗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为国家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贡献力量。

第三，建议国家以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为抓手支持产业升级。高端制造业企业对资金需求的特点是贷款需求量大、用款周期长，而且风险也较大，而以抵押担保为核心的传统信贷模式对核心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需要金融机构创新中长期信贷产品和抵押担保新模式，发挥风险投资、创投基金、产业基金等早期新技术的市场化融资问题；发挥科创板、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的机制，大力支持制造业企业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的融资需求，把金融机构的高端制造业贷款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作为绩效评估指标，切实增加支持高端制造业的中长期优惠贷款的投放。

第四，针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被边缘化的风险，建议与国际发展合作署合作，协调国企、民企和金融机构，选择政局稳定、有一定工业基础条件的非洲国家，规划建设区域性的大工业园区，发挥对非投资积聚化效应，做好产业链配套，辐射周边的中小国家。建设地区性的大工业园区需要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三方合作，包括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以及与非洲有历史渊源的欧洲国家的投资者，共同分担风险、分享投资收益。在近期内，为了满足非洲疫苗和其他医疗用品的需求，可考虑优先发展医药产业的园区，开发“即插即用”式的生产平台，通过预制模块化生产设备生产新冠疫苗和治疗药物。

（编辑 季节）

2020年1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安审办法》），并在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如何解读我国的《安审办法》？回顾我国乃至全球国际投资历史，可以看到《安审办法》不仅是我国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更是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标志性文件。

《安审办法》坚持了对外开放的整体思路，而“一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借力外资来促进增长”是多个国家的经验。《安审办法》提出的国家安全风险与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关。外资融入我国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风险，例如利用外资成本过高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影响我国创新能力和其他一些问题，《安审办法》对这些风险构建了系统的应对机制。我国的《安全办法》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与其他政策共同构成外商监管的完整体系，适当借鉴了国外的惯例，同时总结国内经验，具有较高的前瞻性。但我国的安审和美国的安审存在显著差异，在审查动机、审查依据、是否遵守“对等”原则，以及在影响投资的效果上，两国的制度均有所不同。

《安审办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纵观国际投资20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曾经的英国还是美国，吸引外资对外开放在经济起飞阶段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审办法》坚持了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国策的总体思路，表明了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

《安审办法》总结了我国吸引外资的成功经验，将成为我国高质量“引进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法律依据。与其他国家类似，“一国在起飞阶段可以借力外国资本解决储蓄不足”的规律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了作用。我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两大支柱之一，就是通过合资企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FDI与加工贸易一起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汇不足，无法购买资本品并利用我国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制造业生产能力较弱，而没有制造品就没有可持续的出口能力，没有出口就难以获得更多外汇，这是当时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困境。外商直接投资解决了外汇短缺的瓶颈，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推动力，是成为我国20世纪80-90年代高达10%的年均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地。如何监管外资，事关中国长期发展的动力，也直接关涉大国间的核心利益，处于开放与保护理念交锋的风口浪尖，对全球经济的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安审办法》重申了我国“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的理念，选择继续通过开放促进发展的政策。

《安审办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安审办法》服务于我国中长期的发展需求，充分考虑了国际形势的整体变化，为吸引外资提供了规范和指引。

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资企业有多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外资在中国的国际双循环中仍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2019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加工贸易进出口中的比重均在80%左右。为了持续发挥外资的作用，《安审办法》配合《外商投资法》中确立的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发展中维护经济安全。另一方面，与改革开放早期不同，我国利用外资的目的不仅仅是弥补国内投融资渠道。外资融入我国国内大循环，在更高程度上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求。

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内容是扩大内需，降低对外依存度，防范外部风险。以吸引外资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战略和国家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当一国凭借自身力量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可以保证本国在生产与供应上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但在一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中，生产效率会相对较低。利用外国资本、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将本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则要面对经济安全与产业自主方面的问题，因为在技术、原料、中间品、资金方面可能产生对国外的依赖，在出现危机或突发事件时将受制于人，被“卡脖子”。《安审办法》通过应对以下几方面的风险以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

一是应对利用外资成本过高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与外债相比，直接投资是一种成本较高的利用资本的方式，因为需要在投资存续区间持续与外国投资者分享利润。而外资对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一直较高，外资的利润汇出加大了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压力。为了保障我国在利用外资中的投资收获回报，我国要重点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安审办法》的答记者问环节明确说明，将配合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鼓励外商投资先进制造、现代服务、节能环保等领域，这是平衡使用外资成本和收益的重要内容。

二是应对外资影响我国创新能力的问题。一方面，外资为了维持自身的利润和垄断地位，没有动力把最新的技术转让给中国，我国通过FDI嵌入全球价值链也难以获得领先技术。另一方面，外资有通过并购获取我核心技术的动机，其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具有行业领先地位，或是拥有相对先进技术的企业。《安审办法》针对关键技术的投资进行审查，是我国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践行国家安全观，鼓励发展以我国龙头企业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自主可控性的重要举措。

三是应对其他的潜在经济风险。随着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日益扩大，原先不明显的问题上升为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增加了。例如投机性的外国资本可能操纵我国证券市场，外国投资可能导致我国部分行业出现垄断，以及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等，都存在潜在的经济风险，有必要通过《安审办法》建立系统性的应对机制。

四是外商投资中的固定资本投入，将存续一段时间，成为我国经济有机体中的一部分。除了经济安全，外资还将涉及我国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有些风险是由于外资自身的特征或我国企业本身的特点造成的；有些风险与我国所处的阶段性有关；有些与我国国情有关，只依靠负面清单难以完全预防和排除不同类型的风险。

《安审办法》的出台充分考虑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目前全球多个国家深陷新冠疫情，预期投资保护主义将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有可能加剧，安全审查是统筹我国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的政策抓手。中国是2021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流入中国的外资数量稳步增长，《安审办法》的推出在时间上也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中国安审制度的特点及与国外的比较

《安审办法》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安全审查与其他政策共同构成外商监管的完整体系。

《安审办法》是我国外商投资监管中的基础性文件，根据现有的研究，鼓励性外资政策对外商的投资决策影响有限，投资者更看重的是盈利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外商增加对华投资，看重的仍然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市场规模、盈利空间等。我国的安全审查和2019年《外商投资法》协调一致，配合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及新版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以打造高标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方式来保障高水平的开放。研究也发现，限制性外资政策对外商的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我国的《安审办法》的另一项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安全审查配合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和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管理相关法律，明确审查标准，简便审查流程，避免出现企业负担增加而减少投资的情况。

2.《安审办法》借鉴了国外有关惯例，总结了国内经验，高标准且立足现实。

《安审办法》借鉴了国外有关监管惯例，尤其是其中较为成熟的程序性内容。国家安全审查是发达国家针对外资的重要监管手段。近年来美国、欧盟、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均加强了国家安全审查。2019年年底，我国吸引FDI存量约为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约8%，是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与国际高标准审查规则进行接轨，以外国投资者熟悉的方式与其进行交流，有利于传递我国的监管理念。

同时，《安审办法》总结了我国2011年建立安全审查制度以来的实践，也参考了2015年起，在自贸区试点的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安审经验，并且在这些实践经验基础上推出的较为成熟的监管方式。

3.《安审办法》具有较高的前瞻性，纳入未来国际投资中的重要问题。

《安审办法》确立了明确的审查标准，外商投资的定义既包括直接投资，也包括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中包括并购、新建和其他投资方式。在界定实际控制权时，《安审办法》同时考虑了股权比重和其他实现“实际控制”的非股权方式。《安审办法》对这些概念的处理沿用了目前最前沿的定义。

《安审办法》明确，需申报的范围包括传统的军工、农产品、能源和资源、装备制造、基础设施、运输服务行业。最引人注目的是，《安审办法》将文化产品与服务、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品与服务、金融服务、关键技术列入了申报范围。这些是对外开放中高度敏感且争议较大的行业，也是决定全球经济走向的最关键行业。《安审办法》将这些行业纳入监管具有高度的前瞻性，避免出现常见的监管滞后于经济实践的情况，体现了对风险的敏感度和谨慎的态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国《安审办法》确立的投资安全审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安全审查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不同。

首先，中美安全审查的动机不同。我国《安审办法》确立的审查制度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而建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制度。《安审办法》确认了对外开放始终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全球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同时清醒地识别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安全风险，是在有理有节对待外国投资者基础上建立的包容性政策。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自始至终都高度关注外国投资的政治影响，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倒是其次的考虑。CFIUS是依据福特总统1975年的行政命令而建立的，当时美国国会非常担心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本国组合资产（国债、公司股票和债券）投资的快速增长，原因仅仅是这些投资可能是出于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动机。1980-1987年间，CFIUS主要应国防部的要求而进行调查，例如调查日本企业对美国特殊钢铁生产商的收购。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CFIUS的关注点是限制日本对美特定产业（半导体、特殊材料等）的投资，因为这个阶段日本经济和对外投资的发展让美国感到了不安。2012年后，CFIUS开始对中国投资进行歧视性审查，原因也是中国的发展威胁了美国的领先地位。历史经验说明，美国的安全审查是在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条件下，打压潜在竞争者的政治工具，这一点与我国有本质的不同。

其次，中美的审查依据不同。《安审办法》给出了清晰的审查依据，体现在审查地域、行业、对实际控制权的界定、申报流程、审查机构、审查时间、审查决定效力等方方面面。我国的安审不因投资者的国别进行歧视，不划分小集团小圈子，做到了在安全审查方面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美国的安审标准模糊，定义宽泛，审查机构自由裁量权大，在实际中审查结果高度政治化。以最近改革的CFIUS法律为例，美国一方面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要求盟友向美国看齐，与美国统一审查标准，无视其他国家对外资的需求和原本持有的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对我国各种类型的投资进行无区别打压，审查依据无限扩大形同虚设，这对于法治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再次，我国安审制度依据对等原则设立，而美国常常是单方面调整规则。

根据2020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四十条中的对等原则，我国《安审办法》将公正地对待来自不同国家的投资者，“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投资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安审办法》赋予我国监管机构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给投资者提供确定性的政策。

美国安全审查的法律主要经历了四次修正，分别是1988年的《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1992年的《伯德修订》，2007年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FINSA)和2018年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美国安审法律修正的原因不外乎是特定国家（地区）对美投资的快速增长（曾经分别是日本、迪拜、中国），或者是特定类型的投资（国有企业、风险投资）“危害”了美国家安全。美国单方面修正和更新法律，并不掩饰美国例外和美国优先的观念，与我国尊重习惯法中“对等”原则的大国风范相比高下立现。

最后，我国安审促进投资，而美国恰好相反。

数据显示，安审制度建立以来，2011-2019年中国吸引外资年增长速度均超过3%，对于年引资数量在1千亿美元以上的大国来说这是较高的增长率。虽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外资监管粗略划分为“自由”和“限制”两种不同性质的政策，但不能单纯地将《安审办法》确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归为“限制型”的监管政策，因为在效果上安审有助于塑造稳定的营商环境，而稳定的环境和连续的政策是直接投资者最为看重的方面。同时，确立安全审查制度意味着监管机构将集中关注国家安全风险，大量无风险或低风险类型的投资准入将更加便捷。因此，可以预期，《安审办法》生效后我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质量将继续提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美国修改国家安全审查法，2019年美国的FDI流入数量下降至2016年的一半，2020年，美国吸引FDI将再次同比下降60%以上（据上半年数据预计）。虽然可以从疫情和经济角度对这个现象进行解释，但安审制度严苛造成投资环境恶化无疑是美国吸引FDI下降的一个原因。同样是国家安全审查，我国是依法审查保障整体营商环境，美国是以邻为壑伤及自身，两国政策差异之大一望而知。

总的来说，《安审办法》是在恰当的时间点确立的、兼顾发展与安全的，针对性强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我国的安审制度完全有可能为全球资本充裕国的外资管理提供示范，作为服务我国利益的国际投资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我国经济整体增长目标的实现。

(编辑  尚鸣)

伴随数字经济时代的加快发展，数据的要素价值不断凸显，进而引发了对数据资源资本化的思考。如今，以数据为核心的技术实践和应用重组已经蔓延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而形成大数据体系。

当今，我国不断强化对数据要素的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等都明确提及了对大数据的战略布局。但是，当前我国在对大数据的管理方面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对大数据资源资本化的实现路径也是市场颇为关注的焦点，本文进行了分析和考量。

数据要素观及其资本化研究

“生产要素”概念源于经济学领域。土地、劳动和资本成为生产要素。本世纪初，互联网技术催生数据信息参与生产的价值不断被彰显，数据开始加入生产要素的行列。2016年，杭州G20论坛上才作为生产要素被正式提出来。

如今，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已然成为共识。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是新经济发展的产物，数据具备与传统要素相同的生产共性功能，但同时又具有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的个性特征，其具有明显非排他性、规模经济性、可再生性、强渗透性等新特征，并体现出准公共物品、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特性。

生产要素资本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资源价值变现的基础。研究认为，数据要素资本化的基础与核心在于数据确权(王宁江，2015；杜庆昊，2020)。但数据资源要素的确权又面临特殊问题，“数据归谁所有、数据谁可以用和数据收益是属于谁的”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毕颖等，2019)，以及数据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复杂性等。对此，应从个人、企业、政府等多维建立数据所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收益权架构。理论界关于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然成为共识，但这种要素观还停留在资源层面，对数据的资本价值认识则仍然存在争议，包括：如何实现数据要素的市场开放和制度化管理（王芳，2020；曾铮等，2021），如何开展数据要素的确权交易和进行资产化改造（赵瑞琴等，2021）。

过分强调数据价值是数据收集者和使用者对数据进行技术改造后的私人成果，进而忽略市场相关方和公众在价值形成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这种观点承认了数据的价值属性，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试图掩饰数据本体劳动而夸大数据二次加工的劳动付出。这一观点的现实写实就是，商业资本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大数据改造和应用变现，同时，以主张知识产权等为“借口”进行数据资源的私有化保护，进而试图稳固对数据资源价值的长期占有。尤其是在共享经济、智能应用等新经济形态和模式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对数据资源的技术占有很容易形成“马太效应”，催生出更多其他市场技术细分领域的垄断。

伴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资本已经嗅到甚至扎进了数据资源变现的饕餮盛宴之中。数据商业变现催生出各类数字平台企业，并反客为主地控制着诸多实体产业和整个消费市场，进而滋生了各种以数据为壁垒的行业垄断现象，助长了越来越多打政策擦边球、钻制度漏洞的投机势力，对数据资源的管控迫在眉睫。对此，笔者认为，数据资源商业变现是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对数据资源价值的吸收。数据资源资本化的目标绝然不是数据资源商业变现，而是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换言之，数据商业变现可能是数据资源资本化的手段，但数据公益变现才是其核心，而数据要素价值悖论正好揭示了对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逻辑掩饰，认清了金融商业资本对公共价值侵犯和对剩余价值掠夺的本质。

数据资源资本化的路径构建

数据的资本价值认识目前仍然存在争议。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根本内涵，是开掘数据之于社会生产与公共服务的整体红利，以数据的要素价值观为基础，以原生数据为价值本体，充分尊重社会大众作为数据源的价值贡献地位，兼顾商业资本的技术服务投入，重构数据资源资本化路径，包括要素价值观、产权结构、交易机制及价值实现模式的系统性重构。

树立以原生价值为基础的数据要素价值观

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数据资源具备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数据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而并行参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属性，可将其称为数据的自然原生性；二是数据可依托技术手段、服务载体和交易规则等被改造运用的可塑性，可将其称为社会后生性。

而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自然也要立足于这两个属性。就自然原生性而言，数据要素蕴含着最一般的广谱性价值，这是从量的维度来看待数据要素价值的，如同分数的分母。因此，凡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反映出来的对象、关系、思维、概念等都是价值数据，它们没有属性和优劣的差别，自然也就不会区分种一亩地的产出数据和一头牛的生育数据的不同，而与之形成映射关系的自然就是所有社会大众，即一般社会大众构成了数据要素原生性价值的创造基础。就社会后生性而言，数据要素蕴含着差异化的个体性价值，这是从质的维度来看待数据要素价值的，如同分数的分子。因此，通过不同能动性反映获得的数据就具备不同的价值，它们会有类别、质量、形态等的差异，如医疗机构对人身体数据加工的结果和裁缝铺对人身体数据加工的结果必然含金量不同，而与之形成映射关系的就是金融资本及相关的不同数据加工者，包括各种机构、组织及个人等。

根据数据要素的属性及其价值维度的分析可知，科学的数据要素价值观应当是：坚持对数据资源“二重性”的属性认识，以数据要素自然原生价值为基础，不断深化对数据要素社会后生价值的创造，探索利于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方式。

构建以要素特征为核心的数据产权架构

数据要素价值的社会性(集体性)是基础，这就意味着其所属关系应建立在社会大众公有的基础上，再细分映射到部分主体。不过，仅考虑数据所有权关系是不够的，数据要素还面临使用、收益、用益等关系，需要围绕要素特征继续丰富其他产权关系。相关研究认为，数据要素具有非排他性、规模经济性、可再生性、强渗透性等新特征(戴双兴，2020)。

在此从其功能实现的视角归纳了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共生性，即数据产生和应用是共生的，它既是社会生活的结果，又作用于社会生活；二是人格性，即数据不仅是物质特性的体现，同时也附带人格特点的表达，具有天然的交互属性；三是多益性，即同一数据可以被不同对象在不同领域使用并变现；四是衍生性，即数据可以经过加工衍生出不同的信息，并在应用中实现增值价值。鉴于此，数据产权已大致可明，就是围绕回到“为谁所有、为谁所用、为谁所益”三个问题构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产权体系。

而结合上文关于数据价值悖论的辨析和要素价值观的厘定可知，数据首先应是为公共(国家、集体)所有，为生产服务主体所用，并以实现公益价值为核心，同时，应当兼顾商业资本在数据要素价值实现过程中的附加投入。因此，数据要素产权内涵大致应为：以数据要素公有为基础(国家或公益性集体组织作为公有性主体代表)，赋予使用权条件性让渡，保障数据所有和数据增值开发兼顾的收益权共享。

探索以市场规律为引导的数据交易机制

市场交易是数据要素资本化的结果，也是其实现的途径。按照市场交易的一般规律来看，数据市场交易机制的建立核心是要解决四个问题：交易的对象是什么？交易的主体是谁？数据如何定价？如何保障交易安全？

对于交易的对象，即以商服性数据及产品的使用权为标的，明确公益性数据、商服性数据、特殊数据的类型及划分标准，科学界定公益性数据的公开程度，合理设置商服性数据的交易及适用范围，充分保障数据所有权主体权益，维护社会公益和人格隐私等，坚决杜绝商业行为对数据价值及消费者权益的侵犯。

对于交易的主体，即为数据及数据产品的使用权人，主要针对商服性数据的交易，要明确使用权的所属，规范约定交易主体完成数据交易后的权力边界，明确因交易行为而形成的权利排除。

对于数据的定价，要以价值规律为引导，充分考虑数据的商业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尊重市场竞价的基本规则，在优先保证程序公平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包括技术创新和机制完善等在内的价值实现方式。

对于安全的保障，一方面是对数据本身涉及的信息安全保障，要从技术运用和制度约束上加强数据加密及防护，另一方面是对数据交易的安全保障，要重点围绕交易过程中的矛盾处置、争议裁决等进行程序和机制的设计，这就需要构建规范可控的数据交易平台。

完善以社会共享为目标的价值实现模式

数据要素的属性、特征及所属关系决定了其价值实现的根本是社会红利的增长。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有商业变现行为的参与供力。因此，这就需要探索完善兼顾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社会价值共享模式。

数据要素价值共享包含三个维度的考量：一是出于对社会集体作为数据所有权主体的权益保障；二是出于对商业资本进行数据开掘的成本补偿，以及作为商业性数据使用权主体的权益保障；三是出于对数据二次开发形成的增值收益调节。基于此，应当探索建立多元兼顾的收益分配机制。可供参考的方式包括：一是征税，对各类平台型、数字型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经营收益征收公共数据使用税；二是收费，对各类从事大数据服务的市场主体收取公共数据资源使用费；三是设立调节金，针对数据交易等商业行为按照一定比例对成交价征收收益调节金。所得的税收、费用及调节金主要用于重建公共性数据库，优化公共性大数据服务，维护私人信息安全等。

建立健全数据资源资本化的制度体系

数据资源资本化是具有内生逻辑和现实必然性的，但数据资源资本化路径的构建不仅需要深刻探析数据要素的本质特性，不断厘清数据商业变现中的价值悖论，还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为保障。对此，特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建立数据产权保护制度。协同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的战略部署，及早开展数据资产确权试点工作，探索数据产权权能即实现的模式和机制，尽快将数据要素纳入产权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

二是建设数据公共服务体系。探索由政府直接参与或授权社会公益组织开展大数据平台建设，延伸服务职能，不断完善数据管理的体制机制，加快对公益性等数据资源的梳理整合，采用多种方式收归各类数据资产，加大数字型、平台型企业整治，将数据纳入公共性、规范化、平台式管理。

三是健全数据市场生态体系。鼓励并支持数据开掘、数字资产定价、数据收储、个人隐私监管、数据溯源、风险评估、争议仲裁等有关技术和服务的发展，引导社会资源参与数据交易市场活动，构建多元制衡的数字生态。

四是完善数字经济法治体系。重点面向个人隐私保护及公共重大信息安全防护所需，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关配套机制，构建较为完善的数字法治体系。

（编辑  尚鸣）

2020年中国已全面实现脱贫，2021年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未来30多年乡村振兴的宏大战略已徐徐拉开大幕。目前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做好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有序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目前各项保障机制也正逐步完善。

乡村振兴“三步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大战略之一。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三步走目标。一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要求“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目前这一目标已实现。二是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等。三是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可见，乡村振兴战略早已在中央的运筹帷幄之中，并与脱贫攻坚目标相互融合。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在解决贫困问题后，乡村振兴目标可以比单纯经济层面的增收更加多元化；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延伸，脱贫攻坚要解决的问题是绝对贫困，而乡村振兴是要缓解相对贫困和让农民富起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221元提高到2020年的12588元，6年时间增长了102.3%，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3%的增幅，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跃升受各类帮扶政策的影响较大。2017-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在35%左右，比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一比例低了近6个百分点，这折射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非工资性收入的比例更高。若各类帮扶政策较快退出，有可能出现规模性返贫。

图1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非工资性收入的比例高于农村整体

根据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中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主要是在2017-2019年摘帽的，因此过渡期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

过渡期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和推进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有四个方向的工作：一是加强对重点人群，特别是易返贫致贫人口的动态监测和政策帮扶，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检测，实行分层分类帮扶。二是要更注重就业帮扶和产业扶持，统筹用好公益岗位，对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吸纳更多低收入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坚持开发式帮扶。根据国家乡村振兴局介绍，今年脱贫人口就业规模目标不少于3000万。三是推动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易地搬迁后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在脱贫地区重点建设一批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四是加大对脱贫县乡村振兴支持力度，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确定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支持，支持各地自主选择部分脱贫县作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乡村振兴怎么做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应该是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

产业兴旺

2020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23.6%，只贡献了7.7%的GDP，与二、三产业相比农业的生产效率明显偏低，加快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产业兴旺的核心是要提高附加值率。提高农业附加值率，需要注重“两个融合”。

一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和完善利益链，让农民能够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区建设。

推进农业和二三产业融合有几个主要的方向：第一，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第二，重点解决农产品销售中的突出问题，加强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营销，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体系，以便更直接地连接农产品和消费者，利润从流通环节更多地分配给农民。第三，和旅游结合，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第四，发展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如近年来不少地方所推广的“一村一品”。

二是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者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可以协同推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第一，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第二，统筹县域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等的空间布局，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第三，加快小城镇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挥小城镇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第四，推动在县域就业的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增加适应进城农民刚性需求的住房供给。

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一是依托乡村特色资源优势，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二是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城乡融合之所以要以县域内为重点，我们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避免农村快速空心化。“人口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亿，比2019年抽样调查所得数据2.8亿提高了75%。大量农村人口没有生活在户口所在地，在外工作、求学。县域内二三产业发展了，老家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分人可以选择回到农村老家，在小城镇或者县城工作，从而缓和农村地区老龄化、留守儿童等空心化问题。二是以县域为单位推动城乡融合，规模适中，统筹各项规划和执行工作推动起来沟通成本低。三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县城相比城镇有更集中的公共服务，房价又相比较低，因而县城通常是农村人口进城的第一选择。县域内城乡融合能够有助于解决农村人口进城找不到工作、住房供应不足等问题。

对农业来说，推动“产业兴旺”，重心就是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参考乡村振兴的相关文件，预计以下几个重点方向将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1、保障粮食安全，打好种业翻身仗。2018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0.09公顷，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为6.70亿吨，进口粮食1.43亿吨，出口粮食354万吨。如果用粮食产量/（粮食产量+粮食净进口量）来衡量粮食自给率，那么2020年中国粮食自给率为82.8%。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中之重。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列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条，并且明确了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未来要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十四五”时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为了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要稳定种粮农民补贴，让种粮有合理收益；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

图2 中国粮食产量和估算的粮食自给率

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保障粮食安全首先要打好种业翻身仗。为此，一是要加强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加强国家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二是要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深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三是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

2、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农业绿色转型既是居民生活品质提高后对农产品质量有更高要求的体现，也是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大势所趋。

发展绿色农业的重点方向：一是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治产品和技术；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和农膜、农药包装物回收行动，加强可降解农膜研发推广。二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试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三是推进荒漠化、石漠化、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地下水保护与超采治理。四是加强示范作用，在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建设一批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县，支持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3、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第一产业除了通过绿色转型等方式提高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外，还需要和二三产业融合，形成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围绕提高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现代化水平，建立指标体系，加强资源整合、政策集成，以县（市、区）为单位开展创建，到2025年创建500个左右示范区，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格局。

除了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外，“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也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方向。

2005年11月，农业部开始推动“一村一品”工作，2011年开始，每年公布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截至2020年已推介和认定3274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经过多年的建设，示范村镇的规模持续扩大，2020年亿元村达到136个、10亿元镇91个。其次是主体不断增多，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达到7.4万家。三是业态类型丰富，50%以上建设了加工流通、批发市场和电商交易平台。四是品牌效益明显，注册商标达1.46万个。五是参与农户增多，参与农户超过400万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9万元。

地方政府应在推动“一村一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是提供研究、人才培养、市场建设和金融支持等服务，如成立农林渔业产品加工指导中心、试验站，举办产品展销会、促销恳谈会等；二是协调、组织各村的特色产品生产，避免出现一蜂窝而上后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

生态宜居

“生态宜居”包括三方面的要求：一是生活环境改善，二是基础设施齐全，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提高，并逐步与城市趋同。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距离生态宜居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基本靠财政资金投入。

近年我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在3%左右，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约7%，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在25%左右。这些比例之间的差异，也能侧面反映农村地区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明显短板。

根据已颁布的乡村振兴相关文件，生态宜居建设的重点方向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处理能力还很落后。根据住建部数据，2016年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为65.0%、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为20.0%，而这两年县城对应的比例分别为93.0%和87.4%。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对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理都有涉及。要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推进源头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利用，建设一批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理利用设施。

继续有序分类推进农村厕所革命。2017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81.8%，仍有进一步提高空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加快研发干旱、寒冷地区卫生厕所适用技术和产品，加强中西部地区农村户用厕所改造。

改善村容村貌。2021年全国要基本完成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明确村庄布局分类。积极有序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对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尽快实现村庄规划全覆盖。对暂时没有编制规划的村庄，严格按照县乡两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的用途管制和建设管理要求进行建设。编制村庄规划要立足现有基础，保留乡村特色风貌，不搞大拆大建。针对近年部分地区出现的村庄强制性合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乡村建设是为农民建设，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不刮风搞运动，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

到2023年，农村房屋要完成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基本解决村内道路泥泞、村民出行不便等问题。

2、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是道路工程。2019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村道路建设的资金规模为218.9亿元，增长缓慢，甚至低于2014年的235.0亿元。

建设乡村道路的资金来源，要继续通过中央车购税补助地方资金、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券等渠道，按规定支持农村道路发展，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资金投向方面，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有序实施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加强农村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和村内主干道建设，推进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更多向进村入户倾斜。

图3 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用于农村道路建设的资金规模增长缓慢

二是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改善农村用水环境。2019年全国集中供水的行政村比例为78.3%。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到2025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88%。为此需要加强中小型水库等稳定水源工程建设和水源保护，实施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和小型工程标准化改造，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作为配套政策，还要完善农村水价水费形成机制和工程长效运营机制。

三是推动能源清洁转型。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加大农村电网建设行动，全面巩固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推进燃气下乡，支持建设安全可靠的乡村储气罐站和微管网供气系统。发展农村生物质能源，加强煤炭清洁化利用。

四是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推动农村千兆光网、第五代移动通信（5G）、移动物联网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农业农村遥感卫星等天基设施，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3、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公共服务除了前面提到的道路、供水、能源、数字乡村外，还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客观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显著。就拿医疗来说，2003-2018年，农村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从23人增加到46人，而同期城市的这一指标，是从49人增加到109人。城市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相比农村的倍数，从2.13倍提高到2.37倍。

图4 城市和农村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对比

城乡间在教育服务方面的差距较小。以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例。1997-2019年，全国农村普通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从297元提高到1.32万元，同期全国普通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从368元提高到1.40万元。农村小学和全国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之比从1997年的80.8%，逐步提高到2013年的高点98.4%，显示在农村小学教育上的财政投入力度稳步向全国平均水平靠近。但从2014年开始，两者比例呈现下滑趋势，表明财政资金在农村和城市的小学教育投入上又开始分化，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弱于城市。

图5 农村小学和全国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之比从2014年开始下滑

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未来的方向明确了，但考虑到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实际差距，实现均等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育方面，要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多渠道增加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轮流轮岗，支持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

医疗方面，全面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提升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健康管理水平。加强县级医院建设，持续提升县级疾控机构应对重大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加强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实行医保总额预算管理。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合理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和个人缴费标准，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社会保障方面，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的关爱。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村级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

乡村振兴保障机制

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在收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距。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尽管两者并不冲突，但平衡好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与避免农村出现空心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乡村振兴的远期目标是在2050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用30年的时间去实现一个宏大目标，就需要一些制度层面的保障。

第一，立法先行。2021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审议通过，6月1日正式实施。第九章“监督检查”明确了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其中第73条明确了对相关责任人处分、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等的情形。这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保障。

第二，资金倾斜。乡村振兴需要的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投入，从经济角度看对市场化资金的吸引力并不强。因此，这需要政府所主导的财政和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

目前出台的乡村振兴相关法律和文件已做了相关部署。《乡村振兴促进法》第50条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保障用于乡村振兴的财政投入，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第61条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调整完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第62条指出国家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重点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振兴促进法》第64-66条则是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一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二是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三是建立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第三，人才支撑。和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目标更多元化，对人才的要求也更高。《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三章共5条，都是关于“人才支撑”的。国家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各级政府统筹农村教育和加强农村医疗队伍建设，培养农业科技、经营管理、法律服务、社会工作等专业人才，鼓励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建立健全城乡、区域、地校之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

                     （编辑 杨利红）

西方现代媒体和新闻领域有很多教条，成为牢不可破的基本规则。如果我们能够认清它的真实来源，就能理解这些规则的深层基因，从而认清它现实表现的固执与荒谬。

现代传媒的宗教起源

在中外新闻史的著作中，都将现代新闻史源头认定为古登堡（1398-1468年）发明活字印刷机。如果要找更古老的源头，新闻史只会在古罗马、古希腊找若干例证。现代新闻史、媒体史一个共同特征是跳过了中世纪时期1000年左右。

现代新闻史有两个褒贬明显的概念，一是宣传（propaganda）属贬义，意指自上而下的灌输；二是传播（spread），基本是褒义，意指自下而上地发布客观公正的消息。这两个概念的对立，源自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宣传”很长时间里特指天主教会，“传播”是反对天主教的新教自诩。然而，天主教从罗马帝国时期处于被镇压的地位，到中世纪已传遍整个欧洲，其实是很成功的“传播”。新教一开始处于被镇压的处境，与当年天主教没什么差别。等到新教在局部得势、占据主导地位后，它同样变成自上而下的 “宣传”。因此，“宣传”与“传播”的褒贬，完全是对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立场上的解释。由于与新教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占据了现代社会的主导地位，它的强势话语权，导致当时将不符合新教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指为“宣传”，标签化本身成为资本主义媒体最成功的宣传手段。

古登堡印刷机的一个成果是印行了180本拉丁文《圣经》。在此之前所有《圣经》都是手抄本。英国人威克里夫（1328-1384年）第一个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文。由于当时没有印刷机，他所翻译的《圣经》传播不广，影响也不大，但教会依然对他恨之入骨。威克里夫生前虽逃过了罗马教廷的惩罚，死后还是被开棺焚尸。印刷机出现后，英国人丁道尔（1494-1536年）又开始翻译《圣经》，他不是从拉丁文翻译，而是依据希腊文版翻译《新约》，结果丁道尔被教廷处以绞刑，死后焚尸。欧洲宗教改革的始作俑者马丁·路德（1483年-1546年）将《圣经》翻译成德语，他用的母本也是希腊文本，他也被教廷开除教籍。宗教改革另一位风云人物——法国的加尔文对《圣经》做了大量法文注释，他所用的材料基本上来自希腊文和希伯莱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在教廷眼中都是罪不可赦的异端。

中世纪的欧洲识字的人不多，懂拉丁文的人更少，多为天主教僧侣和少数贵族。拉丁文《圣经》是教廷的标准范本。翻译《圣经》都需要获得教廷同意，私译《圣经》是重罪。教廷对翻译《圣经》的限制保证了对《圣经》解释的垄断，即话语权垄断。将《圣经》翻译成民族语言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主权意识萌发与教廷政教合一权威产生冲突。古登堡时期，德国识拉丁文的只有几千人，到马丁·路德时，能识拉丁文已有40万人。这成为新教对抗罗马教廷的群众基础。冲突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对《圣经》的解释权。用民族语言翻译拉丁文《圣经》本身就带来理解和解释问题，而宗教改革的核心人物跳开拉丁文《圣经》，用貌似更古老的希腊文、希伯莱文《圣经》作为翻译母本，更是对教廷话语权垄断的直接否定。今天司空见惯的“言论自由”概念，源头就是争夺《圣经》的解释权。

现代传媒包含了机构、载体和成员：教会组织是机构，星罗棋布的教堂是载体，高高在上的僧侣是成员。古登堡之所以对现代传媒非常重要，是因为他开创了纸质传媒以及科技创造新传媒手段的先河。如果把古登堡之前的欧洲教会时代看成是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口头传媒，就很容易理解两者之间的异同。当时教会口头传媒内容形式都被严格规定并完全一样，甚至规定夫妻生活的姿势。现代传媒如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会深入每个家庭、每个人。而中世纪，欧洲绝大多数人都会定期上教堂，聆听主教、神父们的教诲，如同定期播出的栏目。人们也会在不定期去教堂，向神父们单独咨询、解惑，恰似现代传媒与读者、观众的互动。现代传媒与教会口头传媒在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灌输，其外在差别在于传媒手段不同，现代传媒理论将其认定为贬义的“宣传”，等于肯定了它的传媒性质；内在差别在于经济基础不同。

言论自由与宗教改革

西方政治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第三等级”，又叫市民阶层。比它地位高的第一、第二等级是僧侣和贵族，比它地位更低的是自耕农、农奴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要么自身属于第三等级，要么是为第三等级代言，获得第三等级的拥护。新教私自翻译、印刷、偷运、贩卖印刷版的民族语言《圣经》，背后主要是第三等级的支持。为遭受教廷威胁、东躲西藏的新教改革人物提供藏匿条件、生活资助的也是第三等级。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教政权后，向法国频频派出新教传教士，利用商人的长途贩运马车、驿站，类似地下工作的交通线。天主教的法国为此向日内瓦抗议此类“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日内瓦回答称他们保持中立，只是奉行言论自由。但是，日内瓦的加尔文教派不断培养新教传教士并派往各国的行为，激化了各地的宗教改革运动，并引发多次宗教战争。

第三等级为何与第一、第二等级产生强烈冲突呢？

基督教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欧洲中世纪时期，全社会都充斥狂热信仰。基督教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救赎”，罗马教廷的官方解释认为，那些抛弃世俗生活，在修道院克制世俗欲望、专心服侍上帝的神职人员最容易上天堂；其次是贵族，他们听命于教会，还可以购买赎罪券来消除罪孽。而第三等级则很难上天堂，即便他们购买了赎罪券。这是第三等级人士对罗马教廷感到失望乃至仇视，甚至爆发流血冲突的重要原因。

宗教改革思想表达了第三等级的心声，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就是说只要真诚信仰上帝便能得救，这和天主教认为只有远离世俗、保持圣洁才能得救的主张正相反。此外，新教提出“信徒皆祭士”，也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由少数神职人员解释《圣经》的话语垄断，认为每个平民信徒都可以自由解释《圣经》。

面对第三等级意识形态的崛起，罗马教廷采取了一系列严酷手段，包括开除教籍、火刑等。古登堡印刷术出现之前，教廷监控思想的手段包括在酒馆偷听、鼓励告密、神父利用信徒的信任告发等。古登堡印刷术出现后，罗马教廷又首先采取了书报事先检查制度，并提出“教皇无谬”等一系列意识形态极权主张。然而。罗马教廷的严厉手段未能阻止第三等级对天堂的向往。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等等的背后，就是第三等级人士坚信自己也能上天堂的宗教狂热，并导致欧洲一系列漫长、残酷、血腥的宗教战争。言论自由就是宗教异端反抗宗教正统的理论工具。

事实上，欧洲历史上第三等级或者说工商业资产阶级长期存在，而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教会和王权对于资产阶级实施了有效的管控。那么，为何从15世纪开始，教会和王权对资产阶级的约束日益无力了呢？

             言论自由的经济基础

今天的罗马教廷拜墨索里尼所赐，只有梵蒂冈那么一个城中城，而历史上罗马教廷曾经拥有意大利中部相当大面积的一个“教皇国”。但教会财产远不止此。中世纪挂着“神圣罗马帝国”头衔的“德国”是一盘散沙，大小邦国林立，伏尔泰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原因在于，罗马教廷控制了德意志大量土地和财富，使得王权对抗教权的能力下降。那时的德国人悲叹自己不过是“罗马教廷的奶牛”，几乎无条件地供养着罗马教廷的奢靡浮华。这也是宗教改革在德国首先发起的重要原因。法国天主教会掌握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地产和房产，沙俄东正教会拥有的土地财富差不多也是这个比例。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中世纪的本质：教会通过掌握大量土地财富，建立和维护了与土地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加上贵族的分封领地以及少量自耕农和大量农奴都在相同的土地财富体系中，适应了教会同样以土地财富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因而，即便第三等级、资产阶级早就存在，但他们的财富不足以抵抗教会与贵族的联手。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其实只是资产阶级对自身命运的哀叹。教会和贵族并不认为它是黑暗的，反而认为那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巅峰。直到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动摇了财富平衡。

达伽马、哥伦布等人开创的大航海时代，打破了土地财富的至尊地位。达伽马开往东方的一条武装商船，如果能安全返回欧洲，利润高达60多倍。西班牙在美洲大量掠夺金银，世界最大银矿——秘鲁的波托西被挖成了马蜂窝，成为数百万奴隶的葬身之地。殖民地遍地开花的种植园不再是欧洲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而是需要加入世界经济循环的单一经济体。

前往海外探险的，最初大都是渴望财富的第三等级。后来形成今天美国的大批家庭型移民，其主体是在欧洲受迫害的新教徒，也就是第三等级。大航海之后，第三等级可以在欧洲之外获得远高于欧洲土地回报的财富，从而有能力扩大投资工商财富，将全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财富性质的巨大变化，使得资产阶级过去在欧洲等级制度下被压制的局面逐渐得到改观：源源不断的工商财富强力支撑了资产阶级话语权，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量变引发质变，资产阶级终于从仰人鼻息的第三等级变成睥睨天下的社会中坚。在此转变过程中，新教与罗马教会的关系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逆袭的主战场。

罗马教廷将新教视为异端，加以种种迫害手段。新教大批“殉道者”是言论自由的追求者，他们将罗马教廷视为“敌基督”，不共戴天。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是在这种绝对冲突中产生，导致很多绝对化原则延续至今。例如，教会话语垄断的财富基础是土地。包括罗马教廷的“教皇国”直属还是在欧洲其他地方所拥有的土地财富都不是私有财富，而第三等级的财富完全是私有。因此，新教与罗马教廷冲突对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反对公有财富，以至于宗教改革运动时大量没收教会财产，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以私有财富为基础的价值观竭力反对罗马教廷以公有财富维持的意识形态。如果把教会建立在公有财富基础上的传播系统视为公有媒体，就很容易理解资本主义以私有财产反对公有财产，将私有媒体与公有媒体贴上道德标签并延续至今的深刻动机。

            经济发展成为意识形态

马克斯·韦伯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延续了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的新教主张，直接宣布第三等级工商阶层赚钱就是为上帝服务，赚钱既是个人能得到救赎的证明，也是为上帝增添荣耀的行为。当天主教说只有远离世俗、清心寡欲的圣洁生活才能得到拯救时，马克斯·韦伯则彻底颠倒了天主教教义，及其悠久的苦修、隐修传统和“贫穷光荣”的观念，从而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转变：赚钱光荣。富人的社会地位由此改变。以富人为社会榜样的价值观与私有媒体傲视一切的地位完全一致，媒体本身也成为赚钱光荣的市场化、商业化模式。

中国人理解的世俗，大致是非宗教的含义。但在天主教世界，世俗并非脱离宗教，只是在宗教分工和等级上处于较低位置。所以，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等信条，其实是将原先地位较低的世俗分工加以神圣化。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那里被牢固确立：第三等级以世俗工作为天职，为上帝荣耀而赚钱，地位高于清心寡欲的修道院生活。从事以赚钱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由此被神圣化并被赋予道德价值：赚钱是善，不赚钱是恶。因为不赚钱就不能荣耀上帝。异教徒的“闭关锁国”尽管对世界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但因为妨碍基督徒赚钱，所以用坚船利炮打上门就是符合上帝旨意的。

将世俗和经济发展神圣化、道德化，延伸到媒体的结果是：市场化、商业化的赚钱媒体是善，而非市场的、受补贴的媒体是恶。由于罗马教廷的传媒是非市场的， “不赚钱、没效率”，也成为恶。在新教资本主义那里，将赚钱盈利意识形态化，成为善恶标准的道德判断，以致可以不顾事实和理性，因此，商业化私有媒体即便有缺陷也可以宽容；而非商业化的公有媒体则无需任何分辨，总之一无是处。

美国清教徒的核心理念

18世纪末发生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尽管两者相似，但本质不同。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出现两个方向，其中之一是用理性代替宗教。法国大革命有一句口号：“用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吊死国王”，它既反等级也反宗教。而美国建国时，清教徒占人口70%多。清教徒是新教中最极端的那部分人。美国革命早于法国革命，更多延续了宗教改革只反等级、不反宗教的精神。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以及苏维埃革命是启蒙运动反宗教倾向的结果。相反，在资本主义最强大的美国，共产党却很难得到发展。迄今为止，美国依然是西方国家中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国家。

美国清教徒拒绝启蒙运动反宗教倾向，使得美国很多政治理念虽穿着世俗外衣，内核则完全是宗教原则。例如公民社会、社区自治，同时贬低政府、抑制权力等，完全源自新教历史和教义。由于新教诞生时，长期受到罗马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双重镇压，因而强化了他们反对一切权力、要求社区自治的主张。新教一方面基于宗教自由而反抗罗马教廷，另一方面基于基督教“人性恶”的主张而反对世俗政权；如果政府不可避免，那只能是“必要的恶”。美国的核心政治理论都建立在这个逻辑上，最底层的基石就是宗教观念。如果这块基石松动或改变，例如中国儒家历来主张的“人性善”，美国政治理论的大厦就会倾斜或坍塌。

新教特征延伸到现代媒体，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思想自由的本质就是宗教自由。然而，每一个宗教都是排他的，因而，建立在宗教自由基础上的新闻自由，表现出“只肯定自己的自由、否定异己者自由”的特征，也就是所谓双重标准。如果我们理解了美国政治理念的宗教基础，就可知“双重标准”实际上是美国的遗传基因。

由于神权高于世俗权力，因此世俗政权需要内部三权制衡以防止其作恶。而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实际上相当于世俗政权之外的神权在监督世俗政府。由于神权属于上帝，因此媒体不需要监督、不应该被限制，媒体可以为所欲为。所以“第四权力”的媒体又被称为“无冕之王”。

虽然美国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但它与启蒙运动的“政教分离”完全不同。启蒙运动基于否定宗教的前提，政教分离意味着：宗教不能干预政府。而美国政治从来没有否定宗教，因此，美国宪法政教分离的本质是：政府不能干预宗教。两者完全相反。落实到媒体制度上就是：政府不能干预新闻自由。

免费私有媒体是对罗马教会的抄袭

古登堡印刷机出现以后几百年间，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媒体大都是收费的。19世纪出现了一种报纸，在英国叫“便士报”，在美国叫“美分报”。一分钱的报纸很便宜，几乎等于免费。资产阶级媒体从收费到免费，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19世纪，工业化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的城市化率已高于50%，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再也不是少数人的价值观，资产阶级要统治世界，必须向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反对者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便士报”“美分报”应运而生，与之相伴的是广告。广告成为资本主义媒体最重要的生存方式。

美国联邦宪法要求政教分离，细节之一是政府不能资助任何宗教教派。因此，所有宗教生存都必须“找市场”。当年洛克菲勒饱受攻击时，他捐钱建了一个教堂，对洛克菲勒的批评之声就没有掀起巨浪。这个举动类似其他资本家拥有私有媒体。教堂和私有媒体都是掌握话语权的关键，私有媒体靠广告生存基本等于教堂靠大额捐款维持。为什么“便士报”“美分报”一定还要收最低的“一分钱”？这是资本家对宣传效果的考核。美国教堂很多都靠教徒及吸引听众来获得捐款以维持教堂运作，信众人数的多寡，是教会发展是否成功的最主要标志，也是教会能够得到捐助的依据。同理，“美分报”尽管只收一分钱，但是它作为发行量的依据，如同教会信众人数一样必不可少。美国教会靠广泛吸引和精确收割的生存方式，完全移植到媒体，而且成为商业销售的基本模式。不顾对方意愿、不顾他人隐私的美国式商业推销，本质上与传教一样；很多商业网站用小恩小惠，对“推荐朋友”“拉人入伙”实施奖励；很多新兴创业最关键的一步是“聚拢人气”；传销、庞氏骗局等等，成功的核心都在于用“话术”拉人入伙。中世纪罗马教廷依靠大量土地财富对民众做最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现代资本主义依靠大量广告对民众展开无孔不入的宣传攻势。

随着技术发展，进入电视和网络时代，连“美分报”的最低象征性收费都不需要了，媒体进入彻底免费阶段。私有媒体对于资产阶级价值观宣传效果的考核，电视时代是“收视率”。有意思的是，西方乃至全球如此巨大的电视市场，收视率调查机构只有两家，最终还合并了。而且收视率调查公司的资本权利最终与广告公司融在一起，也就是说，私有媒体宣传效果的好坏，如同当年罗马教廷一样，裁判员和运动员成了连体。因此，免费媒体时代说私有媒体是市场化、商业化生存，其实是一个谎言。

媒体主要收入靠广告，意味着私有媒体是被资本家、资产阶级豢养的仆役。中世纪教会因土地供养而塑造僧侣、贵族为社会英雄，现代资本主义媒体靠广告供养，将富人和财主塑造成社会榜样和中坚。

2018年，美国好莱坞北美总票房118亿美元，观众约13亿人次。美国四大体育联赛年收入分别在50亿-150亿美元之间，观众约6亿人次（含亚洲）。美国四大电视网最兴旺时，年收入分别在150亿-280亿美元之间。如果我们把上述活动都看成是宣传方式，很容易得出结论：美国的大众传媒规模世界第一。然而，在美国国内，他们只是宣传的小儿科。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2012年，美国教徒向宗教机构捐款745亿美元；含非宗教徒的所有个人向宗教机构捐款1000亿美元。

按44%的美国人每周上教堂推算，美国每年上教堂人数超过78亿人次。南北战争后，美国教堂密度为每532人一所教堂，目前约为每1000人一所教堂，与美国建国时期持平。美国的电台、电视台至少有10%是纯宗教的；美国宗教出版物每年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美国有几十万个宗教网站；绝大多数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超过花在体育方面的10倍以上。粗略地说，美国宗教宣传的规模大体上与所有大众宣传的规模总和相当。他们的经济基础大体一致，都是富裕工商阶层的捐助，不同在于，教会接受中产阶级的小额捐款较多，大众传媒接受富人的广告赞助更多。所以，美国的教堂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美国的私有媒体也是资本主义的无形教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美国的媒体制度、媒体理论和媒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等诸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结语：中国媒体的现实紧要问题

西方从中世纪到现代资本主义都明显遵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则。当两者不匹配时，社会就容易失稳甚至颠覆。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既不是完全公有制，也不是彻底私有制，而是公有、集体、私有并存的混合所有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如何与媒体理论、制度相适应，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

（编辑  季节）

2020年年底，我们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年大部分的宏观经济形势走势，对通胀程度预测不一，但是大的方向没有太多分歧。今年大宗商品结构上有些差异，油价没有涨太多，商品（有色、铜）涨得多一些。

　　对通胀的可持续性有一些分歧，大家认为现在主要靠外需，外需拉动价格上行，但内需会不会拉动起来？如果内需一直起不来，从库存周期分析，预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第三季度将达到最高点，预计在11月左右达到通胀高点。中国经济这轮周期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基本结束。美国周期可以持续到明年上半年，也可能会更长一些。如果我们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归因于外需，那么外需的可持续性要比内需更持久一些。所以商品周期的高点至少应该持续到今年第三季度，甚至有可能往后延一点。

　 从商品分析框架和产能、库存看，在当前结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趋势还是可以延续的。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过去而言，当前要重新考虑这轮海外经济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2008年次贷危机溢出效应是比较清晰的，完全是依照货币途径。我们做了一些模型分析，发现2008-2013年美国量化宽松对海外的影响，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对发达国家是有差异的，对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也是有差异的。发达国家是最敏感的，而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没有资本管制，受影响程度也会大一些。对比这次疫情看得很清楚，在当时遇到一个外部的货币冲击或者金融体系内资产价格崩塌的冲击，冲击源头主要在美国，其他的国家受到影响，而贸易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它不是像疫情那样全面的供给冲击。相对美国而言，其他国家的政策响应是比较滞后的。新兴市场国家在那一轮冲击中，受到政策外溢的影响相对较小。

　　对比之下，这次美国经济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发现，2020年美国这轮量化宽松对所有国家的影响几乎是同步的。实施了货币宽松政策之后，所有国家跟着美国一起放宽货币政策。表明这一轮基本上是全球货币宽松、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加杠杆，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各个金融体系内部都有非常宽松的流动性。现在还无法预测其中可能蕴含什么样的金融风险。

　　此次西方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之所以这么强烈，重要的原因是这次是全面的供给冲击，与2008年冲击完全不一样。基本上所有国家都受到了疫情对内生增长动能的破坏，因而需要非常强烈的货币冲击。同时美国存在财政冲击，它引发通胀的压力会很强。在通胀压力很强的情况下，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很困难的，一方面要放宽货币和财政空间，另一方面还要预防通胀。这次中国没有进一步实施财政刺激，也没有放宽房地产政策，所以大宗商品涨价才没这么迅速。但是很多国家也是需要更进一步进行财政扩张，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的政策也会遇到一些冲突，因此导致它们的复苏乏力，同时又叠加疫情的冲击。但是货币的扩张是给定的，所蕴含金融风险也是给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未来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各国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将会进入全面紧缩、全面风险的暴露过程，此时新兴市场国家的压力会非常大。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国一直控制的相对比较好，各方面的风险不断及时进行排除。如果美联储在2022年开启缩表，后年开始加息，那么明后年风险可能会非常大。跟2008年相比，它的溢出效应以及可能隐含的风险可能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