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庆祝建党百年，建设新时代新闻学——中国新闻学丛书暨‘新闻三论’座谈会”在京召开。此套丛书是新闻学领域中国学派的重大发展，吸引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的需求视野出发，推动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在新闻学领域发展出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

与会人员围绕新时代新闻学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

新时代中国新闻学的责任与使命

新时代中国新闻学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从学科自身发展来讲，需要克服西方话语的束缚，体现中国新闻学研究者的自主性，回应学科中长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我国当前需要来讲，需要指导国内国际各项伟大斗争传播实践，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全人类共同利益来讲，需要为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再造新闻学知识与话语体系（三级标题）

当前新闻学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条件发生显著变化，以西方新闻学为主体的学科框架在理论方面和指导实践方面都遭遇困境。中国新闻学要具备学科发展的长远视野，超越西方新闻学的局限。

一方面，要善于回答新形势下的全球性问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指出，新的传播条件下，西方的新闻理论已走到了困境，例如假新闻就是一个典型的世界性问题。目前十分热门的智能技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闻业面临的危机，它能够整合、优化数据，但不能创造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认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媒体新格局、传播新技术、舆论新问题，新闻学不仅要适应新的形势和变化，更重要的是以自身的开拓创新解决由此带来的挑战和问题，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这一学科的使命，并推动学科自身不断发展完善。

另一方面，要在建设新文科的背景下改造新闻学的知识框架与知识体系。今年4月19日习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提出了建设新文科的时代命题。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谭方正指出，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把新闻学作为一门意识形态属性很强的学科，指出新闻学能否在新文科建设中走到前面、发挥引领作用，值得各高校新闻院系深入思考。他进一步提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几个主要任务：第一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宣传重要思想的教学研究方面出成果，把总书记提出的关于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要求贯彻到教学和科研的方方面面。第二是在推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有大格局。第三是推动新闻院校与实务部门、信息技术、人民大众搞大融合。

指导新时代伟大斗争的传播实践

新冠疫情以来，我国面临的内外舆论环境愈发复杂，增强我国对内对外传播能力、服务各项事业顺利发展，成为业界必须面对的紧迫现实问题。柳斌杰指出，中央政治局国际传播主题的集体学习活动之后，业界纷纷响应，讨论如何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问题。西方利用自身话语权和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借助各种事件抹黑、丑化中国，形成了“政府定调、媒体炒作、政客爆料”等一套做法。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要站在制高点上，引领各方力量，变被动为主动。林治波认为，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思想渗透和破坏活动，战略上有规划、战术上有安排、组织上有机制、经费上有保障、技术上有优势、舆论上有呼应。长期以来，西方受众从新闻媒体上接收的关于中国的新闻信息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因为这些信息来自于他们并不了解的国家和地区，很容易使他们轻信，对我国形象造成严重破坏。

有专家指出，国内舆论斗争对新闻学理论也提出新要求。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娜表示，作为地方院校，可以深刻体会每一堂课都是争夺人心的战场，为了打赢这场战斗，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研究，也需要培育和发掘具体的施教艺术与教师梯队。

维护新时代人类文明成果

新时代新闻学应当从文明的高度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根本的思想理论资源。

林治波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无节制的物欲崇拜和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导致空前的道德和生态灾难，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在世界各国加速演进，当前资本主义文明面临深刻危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认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研究者应当有政治领悟力。在当下如何进行伟大斗争，是新闻学研究者要考虑的根本问题，其中的要义在于一切服从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指出，新闻工作者的能力不光体现在揭示和呈现事实，还要“求是”，即要感知时代大势、把握历史进程、服务工作大局，不能只讲真话、不讲真理。从任务目标上来讲，新闻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写出深刻反映时代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的作品，好的作品能够历久弥新，为保护文明的伟大成果提供理论支持和话语资源。每个引领世界几百年的国家都创造了新的文明，怎样讲述好、维护好中国在新时代创造出的新文明形态，关系到未来的人们怎样评价今天的中国，这是包括新闻学者、业者在内的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现状和突出问题

同新时代新闻学需要承担的重要任务相比，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在思想、话语、实践等多个维度均存在明显不足和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彼此交叠、相互影响。与会人员对此做了充分讨论，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研边缘化、空心化（三级标题）

尽管十八大之后，哲学社会科学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突破西方话语陷阱、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迎来良好机遇，但业界多年积累的弊端短期内难以根除，一些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认为，新闻学教学研究在十八大之后，大环境有了改变，公开的非马、反马言论逐渐消停，但一些在课堂上解构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的现象仍然存在。除此之外，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党八股问题也比较突出，如各种论坛、会议、文章、著述、讲座、校部共建项目等，尽管声势浩大，但很少触及真问题、大问题、现实问题。

林治波指出，随着资本的膨胀和扩张，大量的网文媒体和自媒体被资本控制和操纵。特别是一些财经媒体成为资本的吹鼓手，诋毁国有经济、鼓吹私有化。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蔡斐认为，新闻学科要警惕“去政治化”倾向，即用技术化的社会心理学术语言将新闻活动解释为社会现象，进而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逻辑，从而遮蔽新闻学的政治属性。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陈作平认为，西方新闻学貌似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从话语体系上来讲更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学界、业界流行的不少观点实际上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例如认为中国没有新闻、只有宣传。

西方话语霸权限制学术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理论、尤其是传播学在国内影响日渐深入，扎根本土的研究如今在多方面遭到掣肘。林治波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术地位处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底层，以至于我国顶级学者也难以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时常美化舶来词，西化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同样存在，研究者应当予以甄别、剖析和揭露。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研究中的部分痼疾对中国研究者造成了负面影响。新华社原特稿社副社长熊蕾指出，现在很多新闻传播学著作中，对一些概念和术语的应用非常生硬，尤其是受西方思想严重影响的某些学者，总是有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严重倾向，写出的作品让人很难读懂。目前西方传播学的术语和概念已经变成了一些学者的枷锁和藩篱，限制了他们建立自己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思考和能力。她特别提到，部分西方的概念和话语背后的政治立场、观点是有严重问题的。例如颇受关注的“公共性”概念，在我们自己话语体系中早已有“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等表述的情况下，强调“公共性”往往意在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和否认党的领导，这种思潮在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长期存在、值得警惕。

学科知识质量整体偏低

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均面临知识质量不够的问题，这和本学科较短的建设历史、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以及鲜明的政治偏向性是相关的。一方面，所谓“主流”的西方新闻理论本身存在低智化倾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王维佳指出，新闻理论的政治偏向和它的知识质量上的低水平是挂钩的。西方的新闻史研究、包括从西方视角对中国新闻史的解读，为了与冷战语境下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为了将西方市场新闻业的规范塑造成普适性原则，对历史材料进行了大幅度的筛选和重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民族解放、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历史经验，因为不符合这套西方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大都被弃置不顾。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存在类似问题，即以压低知识质量为代价简单站在不同于西方的立场上。蔡斐认为，在新闻学学科领域，中国新闻学时常把学术话语简化为意识形态话语，即采取“先站队后思考”的思维模式，用纯政治话语代替新闻学的学科话语，甚至对政治、政策亦步亦趋，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误解和扭曲，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新闻学建立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理论指导实践作用有限

作为一门与现实工作需求关联紧密的学科，当前新闻传播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还有待提高。熊蕾指出，在对外报道或称“跨文化传播”的实际工作中，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借鉴意义是有限的，很多概念对实践者来说陌生、隔膜而难以理解。在自己以前的新闻实践中，除了党和政府的一些方针政策、文件的指导，还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如《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获得做实际工作的理论和经验，这也是传播学的应有之义。当前的学术环境把我们已有的理论、经验、成果排除在外，无法让实践者读懂和操作；研究者不愿意深入浅出地表达观点，学术理论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学界与业界的交流存在障碍。

做好新时代新闻学研究与教育的建议

对于如何回应时代赋予新闻传播学科的责任和使命、解决新闻学教研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与会专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涵盖理论导向、研究方向、体制机制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坚决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底色。柳斌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科首先要深入挖掘理论精神，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挖掘党的科学理论精神。这一理论脉络是新闻学研究的主线和灵魂，要把它不断发展、传授下去。林治波指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指导思想，是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维护发展人民利益的内在要求。要把马克思主义贯穿到新闻理论研究、新闻教学中去；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教学的所有课程和所有的学术研究项目，而不是将其视为诸多理论学说中的一种；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为教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确保其课时和研究项目的数量和质量。他强调，西方新闻学标榜的“客观真实、不偏不倚”，超越阶级和党派利益，追求所谓的新闻独立主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应该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从党的新闻工作历史中汲取滋养

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工作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新闻业的发展路径，凝结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经验，是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宝贵资源。柳斌杰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特色，如鲜明的指导思想、舆论导向、人民立场、战斗风格、全球意识、职业责任、纪律规范和党性原则。他认为，这些实践的特点应当得到扎实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丰富中国新闻学的学术思想。他进一步指出，要从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工作方法中汲取经验，例如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始终坚持高扬真理、正义在我，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开放包容、深入交流，以诚相待、以情动人等方式方法。在今天多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更加开放包容，这些优良传统还要进一步发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教授赵月枝也认为，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历史、社会主义的新闻制度出发，找寻新闻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她从四个方面提出当下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向：一是新闻媒体公有制和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中国共产党多年来顶住了西方的质疑和攻击、在媒体公有制方面守住了底线，但仅有政策还不够，要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用以理服人的方式把故事讲清楚。二是新闻管制的问题。在美国新闻管制愈发强势、频繁发起舆论攻势的背景下，我们要对新闻管制有明确的界定和评价。三是新闻伦理问题。应当重视“又红又专”在今天的价值，因为它是作为对知识分子的普遍要求提出来的。四是新闻事业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思考如何真正了解受众、和受众建立怎样的关系，而不是像西方新闻业那样进行表面的机械的市场调研、舆情监测。

在平等交流基础上明确中国特色

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树立比较的视野，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发掘中国文化特质和新闻实践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因素，为发展新闻学术、解决各国共同关心的传播问题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议题。陈作平梳理了中国新闻学和西方新闻学的主要差异：在对新闻事业的功能定位上，中国强调耳目喉舌，西方强调看门狗、社会公器；在新闻事业中的媒体控制上，中国强调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西方强调新闻自由；在报道的方法上，中国强调用事实说话，西方强调新闻专业主义。他提出，中国的新闻业从近代以来就担负着参与社会建设的功能，而不像西方新闻业以一种旁观者姿态介入社会事务。陈作平还强调了中国新闻理念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诸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乐感文化、以民为本等传统价值，始终存在于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

明确中国特色、强调民族性，并不等于否认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林治波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里有西方文化不具备的优势，从而有潜力为新闻学乃至全球治理提供不同于西方文明的视角和价值观，给全人类的思想体系中增添温善、和谐的东方道德元素。他主张更多地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中国新闻学充满民族特征、民族属性和民族精神，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扩充知识版图，回应时代命题

    学术创新归根结底需要知识更新，能否健全知识框架和知识版图，回应新时代政治、经济、技术等重大变革带来的新问题，关系到新闻学的学科合法性与新闻业的发展方向。首先，中国新闻学要植根本土问题与本土实践。蔡斐指出，要在强化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检验、评价、改进的基础上，突出对中国实践的观察和分析，大力开展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性研究，提炼和总结有效解释中国发展历程与进步方案的知识话语，祛除理论自主性严重“内虚”的“病灶”。其次，要建立全球视野、补足新闻传播学内在的知识短板。王维佳认为，当前新闻传播学需要做大量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当前对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历史，如印度、伊朗、中东和拉美等地区的挖掘还很不够，新闻理论的知识缺陷在西方新闻学和中国新闻学中同时存在，使新闻传播研究的水平难以得到根本提高。改变这一点，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投入。再次，还要从元概念和元问题的角度入手，进行新闻学理论的范式创新和话语创新。陈作平认为，所谓元概念即不可通约的概念，在新闻学中可以归纳为“新闻事业是什么”“新闻实践活动有什么用”两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总结出新闻事业、新闻信息、新闻功能三个概念。从这三个概念反观中西新闻差异时，可以发现中国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较滞后。需要升维到用自己的语汇、思想阐述新闻学的元概念和元问题，突破西方的话语陷阱。

改革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评价体系

推动新时代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建设，除了从教研角度引导鼓励新闻学者，还应以改革学科体系和评价体系为抓手，更加积极主动地培育学界健康力量。

要坚决破除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教研评价体系。李彬指出，诸多学院、学会、学刊、学科建设等，数十年来已形成一整套固化、僵化的评价标准及其体制机制。青年学者评教授、审项目、拿奖项、发文章，都受制于这一评价标准及其体制机制。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评价体系，中国新闻学很难繁荣发展、有所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认为，新闻院系必须强调基本属性，有政治评判标准，而不是看海外发表了什么文章。要从根本上改变被动的、受制于人的新冷战话语体系，扭转新闻传播学科长期放任自流的生长状态，强调新闻纪律。

要建立跨学科合作的体制机制，充分利用不同学科背景的知识资源。蔡斐认为，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学建设需要达到卓越集群的形态，必须实现从专业目录向全媒化的转向，从单一学科向大学科群的转向，从物理跨界向协同育人的转向，在跨界中实现交叉融通。未来应当通过整合学科、交叉学科、重组学科、新兴学科来扩大新闻学的内涵与外延，优化学科生态，健全知识体系，主动引领新闻传播的未来发展。

（编辑  季节）

青年是世界的未来，是各国公共外交“赢取人心”的重要目标人群。在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青年成为国际教育市场争相吸引的对象，对外国学生留学的吸引力成为一个国家教育国际化水平及其国家吸引力的重要标志。据中国教育在线2020年7月7日发布的“2020年高招调查报告”，近20年来，来华留学生数量稳步增长。2018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4所高校共接收了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外国留学人员，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留学目的地国。①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时，正值中国高校寒假时间，很多离开中国的留学生从春季学期开始在线学习，至今已3个学期。他们的网课体验如何？面临什么问题？有什么期待？学校如何借助互联网回应留学生的关切、期待，帮助留学生提升归属感、获得感？此调查报告通过对来华留学生的深度访谈和研究者参与网络教学的观察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来华学习动因及对未来的期待

2021年4月-6月，7名学习“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课程的本科生先后对12个国家的23名来华留学生通过腾讯会议、Zoom、微信等方式进行了一对一深度访谈（见表1）。受访者主要为年龄在20岁左右的人文社科类本科生，另有部分30岁左右的来华学习语言的学生，较为均衡。受访者在华学习时间较长，很多学生在华学习时长超过10年，目前半数受访者在自己国家参加远程学习。

表1  受访留学生基本情况

   大多数攻读本科学位的受访留学生在华学习时间比较长，很多从小学或初中就开始在中国接受教育，熟悉中国环境、熟练掌握汉语、未来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是他们基本的人生规划。他们来华学习的动因大致有几类：

一、抓住中国机遇是主要动因。11号受访者说：“10年前觉得中国的发展前景乐观，学汉语对我的未来有好处。”2号受访者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我是2013年来的中国，当时我妈说中国以后会更强大的，去中国学中文肯定对我有好处。”韩国留学生在来华留学生中占比较大，与韩国父母看好中国、希望孩子的未来得益于中国发展不无关系。

二、学习中国经验。发展中国家学生希望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中学习“中国经验”。20号受访者说：“父亲对我说‘你应该到中国去’。我学商务管理，有太多需要学习的，需要探索中国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中国人怎么管理工厂等等。我父亲说服了我。”

三、中国学费有优势。12号受访者说：“小学一年级我就在中国念书。日本大部分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学费比中国贵很多，导致很多日本大学生需要贷款上大学，或者兼职、休学赚学费。中国大学学费和生活费比我在日本读私立大学便宜很多。”

四、认可中国教育质量。13号受访者说：“我父母不是很满意阿根廷的教育环境和水平；我妈妈这边的家人都在中国，来这上学相对比较方便。”

五、美好的中国交流经历吸引学生重回中国攻读学位。8号受访者说：“高中阶段，我在四川交换一年，学语言学文化，特别开心，也没有压力。回泰国后，我就非常想再回来一次。这一次我来北京拿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

六、父母在中国工作。7号受访者说，自己在中国上学是因为父亲在中国工作。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将来想留在中国工作。在中国长大、熟悉中国也是他们选择留在中国工作的重要原因。13号受访者说：“父母在阿根廷工作，我六岁到中国，爷爷奶奶带我长大，中国等于家乡，我更愿意在中国呆一辈子。”12号受访者说：“在中国待久了，我已经熟悉中国的生活模式了。我可能也算半个中国人。可能我回到日本或者去别的地方会有点不适应。我很可能会留在中国读研或者工作。”7号受访者说：“很喜欢中国，我从小在这长大很亲切，生活环境给我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很想在中国工作。”

新冠疫情让难以返回中国校园的留学生为失去的校园生活体验深感遗憾，希望继续攻读研究生加以弥补。16号受访者说：“我偏向于多读两年研究生。本科4年可能有2年的时间都在家里面，没有很好地体验大学的学习生活。如可以申请研究生奖学金，可能会继续读研究生。”

只能参加线上学习的部分学生认为，线上学习收获有限，担心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难以应对求职竞争，对未来有所忧虑。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愿意在疫情结束后带朋友、家人来中国旅行，“中国真的好大”。

感知中国的渠道及中国印象

来华留学期间接触的人、事以及环境是留学生亲身感知中国的最主要渠道。在被问及“在中国留学期间，你主要通过什么方式了解中国”时，11号受访者说：“就读的环境，在学校接触过的人、教育环境，在中国经历过的所有事情。”9号受访者认为，与中国老师和商店店员们的交流最有利于加深对中国的印象。这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高知群体和普通中国人。在被问及“你觉得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中，课程、人际交往、语言学习、文化交流等方面哪部分最重要？疫情对这些方面有哪些影响”时，7号受访者认为，人际交往和语言学习最重要，文化交流很难在只言片语中实现。通过一段时间建立深厚的关系很重要。但疫情后留学生很难有机会融入中国本土社群并建立关系。在受访者中，不少学生认为，人际交往对语言学习很重要；也有不少人表示课程最重要，因为来中国主要是为了学习专业知识。人际交流除了有利于感知中国、学习语言外，也是留学生们收获友谊的重要渠道。在被问及“在华留学期间的主要收获”时，多名学生提及“友谊”“朋友”。1号受访者表示，感受到很多对中国的新印象，更重要的是交到了很多讲义气的朋友。

在与同学交往方面，大部分受访留学生认为：小学、中学阶段天天跟中国同学在一起，得到中国同学很多帮助，共度周末时光，有很多难忘的回忆；但上大学后发现很少有跟中国同学交流的机会，很难融入中国同学的圈子，主要还是在留学生圈子里。5号受访者表示：“我对中学时的印象很深，中学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好，也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我和有的同学和老师还保持联系。”留学生对中学和大学与中国同学交流机会有差异的认知，和中学和大学的教学组织模式有很大关系：中学阶段的课程固定、同学和教师较为固定，在同一空间教学的机会多；而大学的教室、同学、老师都不固定，完成小组作业可能是与同学交流最多的机会，但一门课结束后作业小组随之解散。

据研究者观察，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宿舍普遍不在一处，其中很多留学生不在校园里居住。这让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在“生活空间”的交往机会大为减少。此外，圈子认同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差异也可能是中外学生交流不充分的影响因素。

大方、慷慨、勤奋、上进、友善，是来华留学生们对中国人的深刻印象。2号受访者说：“感觉（中国人）很大方，我读高中时有一阵特穷，我的中国同学请我吃饭。有上课听不懂的地方，同桌就给我仔细讲。”13号受访者表示：“我身边的中国人都比较上进、友善，对生活感到有压力。9号受访者表示，与同学的接触中，她发现中国人一直很努力，很有工作热情。她从中发现了中国与俄罗斯的一些相似之处。13号受访者说：“自己会向阿根廷亲友们这样介绍中国：在生活上意想不到的方便和先进。大家都很友善。在政治层面也很大度开明。中印边境发生了冲突，但在印度疫情危机的时候，中国还向印度捐献物资。对外援助我只能说太大度了，真正做到了地球村是一家人！”

 留学生们一致肯定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方法和成效。13号受访者认为，中国现在疫情控制得这么好和封城有很大关系，做得非常明智。12号受访者比较了中日抗疫政策的不同：任何政策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虽然一些西方人可能认为中国的管理方式不够尊重个人权利，但这种管理模式有优势，很好地控制了疫情；日本的管理模式看上去更尊重个人自由权利，但在疫情里根本保护不了大众。对于外防输入的严格管控措施，受访留学生一致表达了“有带来不便，但是应该管控”的意见。17号受访者说：“虽然有不便，但也无所谓。总不能因为不方便就让14亿人民处于危险吧？”18号受访者认为：“极端、有效，这两个词是能想到的最好的形容词了。疫情防控措施带来不便，但是控制疫情才是关键。”

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和相处多年的中国人有较强的亲近感、认同感，并能较为理性地看待中国的治理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国际教育对提升国家形象的积极价值。

因疫情在线学习的感受体验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内大部分高校在春季学期对所有学生采用网上教学的模式，而秋季学期以及2021年春季学期对在国内的返校学生开展线下教学、对在国外不能返校的学生开展线上教学，即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所有教室都配备摄像头等设施，安装了腾讯会议等教学软件，教师在面向教室里的学生授课时，线上的学生也可以同步听课。

这种模式兼顾了线下线上两类人群，扩展了教学空间，增强了教学的灵活性，为不在中国的留学生和处于隔离期等特殊情况的国内学生提供了便利。从教学人数看，恢复线下教学的课堂以教室内学生为主，线上学生为辅。从教学组织看，有的学校为留学生特设部分课程，其余课程为对中外学生开放的常规课程。从教学效果看，线下教学模式最好，线上教学模式次之，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需要提升的空间较大。身在本国的受访留学生大多认为，2020年春季学期全体学生都在线学习的时候，教师专注于所有在线学生，学习体验较好；而在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的课堂，教师主要注意力在教室内的学生，经常难以顾及线上同学的学习效果。

表达“混合教学模式体验不佳”的基本是在本国参加线上教学的留学生。从受访留学生反馈看，影响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效果的因素较为多元：

一、网络稳定性与信号传输质量问题。基于互联网的传播首先受到传受双方网络设施的影响，这在跨国网络传播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参加线上教学的受访留学生大多都经历过卡顿、掉线、电声噪音、视频不清晰等问题。

二、一些线下授课方式不适合线上学习。用于线上教学的电脑、摄像头一般固定在讲台上，教师在镜头外的图像无法收入，声音难以清晰传输给远端的线上同学。镜头外发言同学的声音图像无法收入和传输。教师黑板上的板书难以依靠摄像头清晰拍摄。学生线上听课断断续续，影响信息的获取和听课体验。

三、同学线上听课注意力难以集中。在混合模式教学中，由于摄像头的摄取范围有限，线上学生对教室教学现场的感知度较低，独自在家面对电脑屏幕或手机屏幕，注意力不集中在所难免。18号受访者说：“网课效率很低，尤其对中文不好的留学生来讲。老师对线上的同学关注不够。自控能力较弱的同学听课效果不好。”16号受访者说：“线下教学好，可以感受到教学的感染力。与人沟通除了语音之外，肢体语言也是很重要的部分。线上参与度变低，或者几乎没有参与感。”

综上所述，只能参与线上学习的受访留学生面临困难较大，期待更高质量的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期待与老师和同学更多交流互动，期待回归校园生活。

发挥网络多重功能  提升国际教育效能

对中国的国际教育事业而言，抗疫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做到“隔离不隔爱”。需要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互联网平台的多重功能，为难以参加线下学习的留学生优化网络学习环境、社交环境，帮助他们提升学习获得感、增强对所在学校的归属感、降低对学业和前途的焦虑感，以赋能世界青年就是赋能中国、赋能世界的理念增强教育外交效能。本文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发挥网络倾听功能，深入了解、实时关注留学生的关切。

公共外交始于倾听。真诚的倾听不仅是态度的表达，更是行动的前提。相关政府部门、大学可多渠道倾听留学生尤其是受疫情影响难以返华的留学生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关切。学校、学院强化留学生工作，组织线上座谈会，真诚倾听留学生们诉说他们的学习、生活、心态、期待等；制定相关政策、机制，鼓励任课教师、导师、班主任、教辅人员、助教、班干部等更加主动地与留学生沟通，以一对一、一对多的方式，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开展对话交流，了解留学生关切，表达各方致力于解决问题的意愿和努力；来华留学生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吐槽”记录了他们的状态，也是倾听留学生心声的重要渠道。

二、优化网络教学功能，切实提高网络教学质量，提升留学生线上学习体验。

网络传输能力是网课质量的硬件保障。各校有必要复检公共教学空间的网课设施，投入人力物力进行必要的修缮、优化、提质、提速，创造更优质的网络教学环境。

优化留学生课程组织模式。一般而言，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一同选课，也有为留学生特设的课程。前者的优势在于留学生可以获得更多跟中国同学交流的机会，而后者的优势在于留学生自己可以获得更多关注、更多与老师交流的机会。在留学生所在国家与中国时差较大、留学生选课人数满足最低选课人数规定的情况下，学校可以动员教师专门为不能返校的留学生开课。

加强教师线上教学、混合模式教学经验交流。选择线下线上混合模式授课的教师，需要以“一个都不能少”的责任感切实兼顾两个空间的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给予线上同学更多关注和关照。学院、学校层面可以组织主题交流会，鼓励线上教学、混合模式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分享教学经验。

加强对助教的培训，充分发挥助教作用。设置助教是疫情下保障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有了助教的协助，教师兼顾线下线上两个空间是可以实现的。为此，教师与助教之间要建立合理的沟通机制，助教除完成教师指派的任务外，还应主动联系在线学习的留学生，予以情感支持，提供必要的帮助，发现问题后及时汇报，并协助教师解决问题。

三、发挥网络社交功能，促进多元主体与留学生的互动，增进留学生与学校关系的紧密度。

疫情期间，难以返华的留学生如果本科大部分时间只能远程在线学习，无法与校内师生有课堂外的互动，那么他们的留学生活将会缺少很多记忆。在疫情阻隔的现实环境下，学校需要动员师生和相关机构创造性地以多种形式与留学生互动，丰富留学生课余生活，努力实现“人不在一起但心在一起”的互动效果。

首先，要强化本科生导师制度，即每个学生都有可以随时接触的导师。导师通常要带硕士或博士生，这为本科同学与硕博生交流创造了机会。导师主导的师门学术活动、研究项目可邀请本科留学生参加，鼓励他们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其次，学院或学校的活动也需要更多留学生的身影。可为难以返华的留学生设计一些活动，给他们展示才艺的机会。

各校的留学生办公室是最熟悉留学生的管理部门。如何优化这个部门对留学生的服务、与留学生的互动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除了上传下达留学生相关政策信息、为留学生办理相关手续等常规工作外，留学生办公室与相关方面合作组织一些线上座谈会、线上春晚、抗疫图片及视频征集等活动，可以让留学生发出更多声音，增强他们的主角感。

结论与思考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对世界的吸引力也在逐步增强，直接体现为来华留学生数量持续增多，来源分布日益广泛。如何满足来华留学生的期待、提升国际教育效能、实现教育外交目标，这是需要教育界及相关领域深入研究的课题。

研究发现，留学生在线下教室空间的沉浸式学习是获得专业知识、收获交流伙伴的最佳模式，而留学生在中国对人、事、环境的沉浸式体验是其认知中国的主要渠道；新冠疫情下，大批留学生不能返回中国参加线下学习，给教学双方都带来了极大挑战，而网络会议等新传播技术为教学恢复准常态提供了机会，使线上教学模式、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成为国际教育新常态；国际教育借助传播技术重新连接彼此隔离的世界各地学生，却仍然面临技术水平的地区差异、传受双方的设施质量差异、传受双方的技术应用能力、教师长期养成的授课风格、学生长期养成的听课方式、网络空间的课外互动经验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本文认为，国际教育对连接的刚性需求以及教育的柔性力量使其仍然是开展公共外交、团结世界的重要渠道，值得高度重视和珍惜；在线上教学、线下线上混合教学的新常态下，高度融合线下线上两个空间、为线上学生创造全息教学空间、提升线上学生的参与度、增强课堂对线上学生的粘性，并最终提升线上学生的获得感，是提升国际教育效能的必然选择；同时，以愉悦身心、促进沟通、增进中外师生感情、增强留学生与学校多维关系建构为目的的网络空间课外互动，需要多方合力创新。

新的传播技术使得远程在线教育成为可能，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教育新模式最需要的仍然是回归教育的本质。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忽略教学双方的互动共享与心灵对话。教师和学生都应秉持这样的理念，利用好网络平台的多重功能，让网络平台成为教育的得力助手。

疫情期间线上教育积累的技术、设施、环境、制度、人才在逐步完善后，将为中国未来发展更大规模的留学生远程在线教育奠定基础。

（编辑  宋斌斌）

目前我国大学正在努力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迈进。在统筹推进“双一流”战略中，我国大学必须切实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在统筹推进“双一流”战略中，要认真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目标定位，积极面对多重挑战，深入分析关键问题，采取可行性基本对策，探索创新实践路径，开创我国大学国际传播新局面。

深刻认识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国际传播是我国大学与世界交往沟通的重要手段，也是大学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其直接关系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大学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双一流”建设的推进，需要适宜的国际舆论环境。

1.大学国际传播是国家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与日俱增。但由于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中国的国际形象与中国实际状况之间存在较大反差，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仍存在许多误区，抱有不少偏见。我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国际传播中，大学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交流与传承的重要窗口，应该承担主力军的使命和责任，通过有效的国际传播，促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2.大学国际传播能力是大学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已进入品牌时代，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大学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增强包括国际传播能力在内的软实力。近年来，我国大学在硬件设施建设上有了质的飞跃，但与世界顶级大学、与亚洲名校相比，我国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存在的短板已经成为提升大学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形成同我国大学综合实力相匹配的话语能力。

3.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处在最好机遇期。我国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为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国际环境。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量子科技为代表的新科技，进一步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新格局，为我国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随着媒体融合的进一步深入，新的传播手段层出不穷，分众传播、精准传播、移动传播、视频传播等的盛行，使得跨国境的传播变成可能、可行、可为。“社交+”的传播模式，也为大学进一步加大国际传播力度提供了新的路径。

准确把握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定位

大学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先要准确把握国际传播的目标和定位，科学地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大学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亲和力和实效性。

1.国际传播的目标和定位要体现办学特色。不同类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均有不同，其国际传播的目标和定位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历史悠久的大学、综合性大学，应重视挖掘、提炼发展历程中的闪光点，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学文化品牌。行业特色鲜明的大学、多科性大学，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要紧密结合优势学科的建设，着力凸显行业特点，大力弘扬行业精神，注重传播其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新建大学和单科性大学，则要突出后发优势，在传播中注重突出在新兴学科领域的有益探索与所取得的成绩。

2.国际传播的目标和定位要践行办学使命。大学国际传播的目标要服务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服务国际化战略的实施，要有利于人才战略目标、生源竞争目标和文化传播目标的实现。其一，在“双一流”的建设中，我国大学急需具有一流学术水平、国际化视野的人才队伍。延揽国际人才是建设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路径。有效的国际传播，可以增强对国外高层次人才的感召力；其二，衡量一所大学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国际学生人数所占的比例大小，应吸引和招收一流的国际生源，不断增强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其三，国际传播就是要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大学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力量，是面向国际传播优秀文化的重要窗口。要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积极面对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多重挑战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既有新机遇，又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中既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多种影响，又有源于大学内部的众多因素。

首先，受众意识形态差异性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大学不仅要向与自己意识形态一致或相近的受众进行传播，还要面向那些意识形态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和地区的广大受众。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价值取向，都直接影响着传播的效果。能否在传播中有效平衡、协调、处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在承认差异性的同时力争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是我国大学国际传播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

其次，受众文化背景多样性直接制约传播行为。文化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民族属性、国家属性。受众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国际传播中过分强调自我、坚持自我，其结果只能是自娱自乐；但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受众，也有悖国际传播的初心。科学地、巧妙地、有效地应对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是大学国际传播需要直面的另一大挑战。

第三，受众对我国、对我国大学的刻板印象造成接受障碍。长期以来，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有些国家的媒体妖魔化我国及我国的大学，使得一些国际受众对中国大学产生了刻板印象，从而造成了国际受众接受中国大学信息的障碍。

第四，我国大学国际影响力不大。越是影响力大的大学越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而我国许多大学在国际上排名靠后，与国际知名大学的交流互通乏力，这些都是我国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

深刻分析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问题

国际传播能力较弱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发展最突出的短板。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对国际传播的认识不到位。当前许多大学对于国际传播缺少应有的重视，决策层、管理层对国际传播认识不到位，对其意义、地位、功能、作用的认识尚不清晰，主要负责同志距离“亲自抓、亲自做”的要求相距甚远。

2.“重内轻外”现象普遍存在。我国大学普遍注重国内传播，既忽视对国际高校同行传播，也忽视对国外社会公众传播。一些人甚至在认知上将“外宣”理解为是对国内的校外媒体宣传，而非面向国外。

3.国际传播职责不落实。多数大学没有明确或设立专门的国际传播机构、部门与专业的人员队伍，没有建立国际传播的长效机制，没有相应的、完善的规章制度。

4.缺少高水平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国际传播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不能适应新时代大学的需要，数量少、能力差、水平低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大学没有专门人员负责，一些大学从事国际传播的人员数量与工作量不匹配。外国来华留学生、大学派出的短期留学生、海外校友的作用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发挥。校方缺少与他们主动联络、沟通、组织的机制。

5.国际传播内容质量不高。不少大学在国际传播中远未做到定向传播、精准传播、分众传播。一些大学对内、对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没有区别。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缺少深入分析，话语体系、内容供给不符合国际受众的需求和特点。

切实加强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本对策

努力开创大学国际传播的新局面，是当前我国大学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建议采取以下基本对策：

第一，将大学国际传播纳入国家传播战略。强化大学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对大学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建立国家需求台账，对大学国际传播明确定位、长远规划、统筹安排、规范管理。

第二，尽快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大学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主管部门和大学党委要充分认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从直接关系中国形象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未来的战略高度，强化认识、端正态度、更新观念、科学统筹、整体谋划。建立长效机制，设立相应机构，科学协调国内国外传播，努力做到内外兼顾、内外协调、内外结合、内外双赢。

第三，加速大学国际传播基础建设。根据大学国际传播的各项重点任务，提供必要的物力、财力、网力保障，创造必要条件，给予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设立国际传播专项资金，推动国际传播平台建设。

第四，创建大学国际传播新格局。探索构建多主体、立体式的中国大学国际传播新格局。紧密结合国情、社情、教情、校情，加强建设适应新时代大学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队伍。广泛吸收和动员大学师生、留学生、国际校友等积极参与国际传播，共同承担国际传播的重任和使命。

第五，创新大学国际传播方式方法。构建大学国际传播的本土化策略，构建适合国际受众的话语体系。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注重传播效果。创建全新的传播模式，探索管用的传播技巧，建立有效的传播机制，应用科学的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注重提升国际网络传播力，努力搭建国际传播新平台。充分利用5G等技术，有效使用国际传播新媒体平台。将社交媒体作为主要抓手，完善维基百科词条，积极参与国际间互动交流。要探索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群体的精准传播方式，增强亲和力和实效性。

第六，加强研究大学国际学术话语权。大学国际传播力的强弱和学校学术实力、办学能力呈正相关。要努力提高中国大学科学研究水平、学科建设水平、办学水平，提升中国大学国际学术话语权，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进一步拓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广度、深度，通过多种途径推动同各国大学的人文交流。推进大学国际传播学术研究，设立专项课题，组织专门力量，深化专题研究，为大学国际传播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

（编辑  宋斌斌）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对产业的重塑能力、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对国家发展的支持保障能力都是不言而喻的。

科技创新的发起模式

从科技创新的主导机构看，科技创新的发起模式一般分为三种：一是由企业内部自我研发主导；二是由科研院所、高校实验室研发主导；三是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联合研发主导。

目前，从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对以上三种发起模式的支持效果看，第一种企业的内部自主研发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信贷能力，获得充分支持。第三种由企业与院校联合进行研发的模式，最终也可以通过参与企业的信贷能力而解决，只有第二种由科研院所、高校实验室主导的模式，在产业化过程中无法有效获得支持。

从科技研发效果的影响看，企业自主技术的研发方向，一般是聚焦在已经成熟的产业领域而进行的改善性研发，对经济边际效益提升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而企业与院校联合进行研发的模式主要针对市场上企业产品未实现的需求，通过院校的技术进行产业实现，相对边际效益较高。

从实用效果及对经济边际效益拉动潜力看，实验室的研发成果在学术尖端领域是极具价值的，但研发成果实现产业化需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和克服很多困难，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技术研发效果的认定能力，以及投资机构的风险缓释能力不足上。

在国家政策层面，近年来发布了很多有利于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技创新、面向经济建设的政策，科技工作者待遇显著改善，同时地方引进先进人才力度不断加强，主要体现在：1.博士及以上学位职称人才薪资到位；2.学科带头人自主创业允许保留公职；3.技术专利所得能够做到单位与发明人按比例分配。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也存在着无法与产业方及市场对接的问题。

首先，尽管科技人员的薪资与公职得到了国家新政策支持，但是，专利转化为产能所需投资资金的落实能力非常弱。其次，技术专利的市场价值认定存在偏差。投资机构对于核心专利更加关心，但实际上，实验室技术专利分为两个层次，核心专利往往用于实验的可实现性，实用新型技术专利才是技术与相关产业对接的核心，它具有核心技术的有效性、产品的市场适用性及产品的高集成性等特点，是专利技术与产业应用的桥梁。再次，大多数院校的专利技术的分配机制倾向于专利转让，对于其他合作形式执行方式不明确，社会资本方及金融机构对此有很大顾虑。最后，技术往往带有不可知的“Know-how”（技术诀窍），这种技术诀窍往往决定了产品关键性能，但不宜被注册为专利，故技术发明人的核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科研单位与社会投资机构需要明确这一点，给予研发团队恰当的、应有的位置，应向技术发明人适当倾斜，不能过度看重投资占比。在国有控股、国有资产保值等方面也要有新的评价标准。

此外，论文是实验室成果的重要展现形式，然而社会上对于科技论文的发表近年来存在一定误解。科技创新重要的一环就是准确了解国际前沿动态和顶尖技术路线，社会资本与投资机构对于论文的重要性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论文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其技术路线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肯定，否则在技术产业化的纵深发展上，技术路线问题将导致投资的巨大浪费。国家仍应支持、鼓励科技工作者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优秀的科技论文，这是发展技术路线话语权的重要工作，不能放弃。

科技创新与金融结合的问题

科技创新与金融的结合，即或金融扶持科技创新问题，实质上是产学研结合的问题。我国向来具有优秀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工作传统。以核工业发展为例，行政管理辅助科技路线探索的模式，在早期困难重重的环境下，为我国核工业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一批科研专家在产学研结合的工作过程中成长为相关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不但在科技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绩，而且为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国外，产学研结合的例子也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由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设计、美国国家主导的美日半导体产业对抗。美国仙童公司CEO诺伊斯作为出色的工艺技术发明人深度参与了美日半导体产业对抗，并最终为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时代。

目前我国工业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市场需求的多样性是空前的。加强产学研结合、更好地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金融与科技创新结合的角度看，目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科技创新在我国绝对不是某一产业、局部的突发经济变化，而是全产业、整体的长期经济变化。我国金融行业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金融体系自身的建设得到加强，金融服务业迅猛发展，但所涉及的产业多集中于房地产、能源、汽车及服务业等行业。在最初的金融建设中，只有这些国内主要的产业板块才能迅速将金融资产做大做强。但是作为科技创新最为集中的制造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规模偏小，金融机构在进入这些细分行业时面对很大的运营压力。同时，金融工作者对细分行业的学习成本激增，直接导致了金融机构支持服务态度不够积极。

其次，对于制造业下细分产业的科技创新，原有的金融分析法在行业分析上必须进一步改进。从国外投资经验看，技术创新领域的投资分析与一般财务指标的分析相比较，更加侧重于行业深度分析，而非同类企业广度对比。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必须改变内部针对科技创新项目的评判标准，同时相应的风险防控标准也将做出调整，这对大型金融机构是非常具有挑战的。

再次，金融机构对于产业的了解需要与产业界密切接触。仍以我国核工业为例，大批管理干部在投身核工业建设的同时，都进行了系统的原子能科技普及学习，科研人员还主编了相关内部刊物，为日后建设工作从多维度围绕技术研发而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金融机构对于产业有一定的了解能力，已经远比当年核工业工作者所面对的问题难度小，但是，在产业学习的广度上，金融机构仍面临较大的难题，建设更好的交流学习平台是金融机构学习进步的基石。磨刀不废砍柴功，科技创新业已成为国内发展最重要的远景规划，学习就更应该突出其重要性。

最后，科技创新需要允许失败，但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社会责任是保证储蓄安全，这两者在风险投资业务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国家以新型的监管机制对一部分新型国家投资类银行进行辅导监管，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是金融发展重要的远景规划。但对于目前亟待解决的科技创新资金需求来讲，国内传统金融方案仍无法突破监管要求。

海外风险投资经验比较

科技创新技术投资在国外有悠久的历史，从我国与国外投资机构的比较上，可以大体看出以下几点区别。

首先，国外的高新技术积累比我国丰富，所以在高技术产业人员的数量上拥有优势。金融机构对于技术的了解难度相对较小，产业方对实验室技术的应用判断相对容易。

其次，国外私人投资机构与社会资本较为充裕。从长期看，我国仍处于积累资本的阶段。从2017年俄罗斯主权评级机构对中美金融产品市场进行的分析中，我们可看到，以中国债券市场为例，收购债券作为金融资产投资人的主要是大型金融机构，这一部分市场体量与美国债券市场线上交易份额基本相等。不同的是，美国线上交易基本以非金融机构企业及个人为主，而美国金融机构经常采取的交易形式以线下居多。可见我国社会资金在金融市场的占比还远远无法达到美国的水平。在这一背景下，要求社会资本不计风险承担天使投资的义务是勉为其难的。

最后一点，美国科技创新投资机构大多数是该行业的龙头企业下设的子公司或行业俱乐部（行会），属于典型的产业资本进军金融领域。我国互联网公司的蓬勃发展也催生了很多这样的投资机构，但是这类公司主要关注的行业仍以母公司所处行业为主。这是由于：一、行业内情况获取难度较小；二、投资后的公司管理、投资风险容易控制。目前我国科技创新类投资机构较少，投资水平较高的机构所处领域集中在以互联网为主的相关行业内。其余行业由于普遍性存在技术积累不如国外的现象，因此投资理解能力也相对较弱，对于行业的覆盖度也就远远不足。

因此，并不是我国没有能力发展科技创新金融投资，而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阶段与国外存在一定差异，要克服困难才能有效服务国家发展要求。

实验室的重要性

高等级的公共服务型实验室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从发展成熟的科研创新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看，实验室不但承担了技术研发的前期工作，同时在技术投产后，实验室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为产品生产车间，所以它是技术创新与连接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科技创新企业生产产品的附加值很高、产品生产远未达到大规模生产程度的情况下，生产核心组件基本依赖于实验室环境，实验室的地位就更加凸显。

但实验室在我国的发展目前还远未适应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需要。2008年，科技部曾经就科技发展征求院校意见，其中，实验室共享能力不足、人员流动性低，成为亟待改善的问题之一。从科技人员创业过程中重资产投入能力较差这一问题看，共享性低也从侧面验证了实验室的重要性。

此外，地方招商引资对实验室的投入没有足够重视。成熟产业的配套设施是招商引资中的重要要求，但是地方在科技创新企业落地上，并未对实验室的配套诉求引起足够重视，还停留在场地与厂房的基础提供上，包括中关村园区下属企业也存在这一问题，主要原因是并未对科技创新进行足够调研。实验室的落地可以有效地吸引相关人才。科技创新产业落地必须以实验室建设为主，实验室配套服务公司的落地，是真正的科技创新驱动中心，尤其是初创型企业，由此才可以有效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群落。

我国每年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2020年，科研经费达到2.4万亿元，其中82.7%用于实验室固定资产、设备建设采购。但由于目前院校实验室不是企业建制，实验室设备缺乏流动性管理，一部分设备使用频率极低。由于担心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院校不敢对闲置设备进行租售处理。这不但不利于国有资产有效应用，也不利于调动、培养市场机制支持实验室建设。从国外的经验看，实验室设备流转体系及相关组织很有效率，大大鼓励了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我国应在此方面有所突破，金融资本也能以融资租赁模式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科技创新合作的具体方式与改善方向

由此提出以下几方面意见：

（1）院校与国资控股单位应在合作股权比例及运营模式上进一步突破。在科技创新方向上，控股不能是国有资产的唯一选择，应当考虑如何在公司法框架下更好履行33%股权比例持有人责任的问题，做好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防止国内研发技术外流的监督工作。中国的技术只要是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就是对国有资产最为有效的增值、保值。

（2）新增科研设备与存量科研设备的价值应进一步挖掘。大力推行以融资租赁形式建设实验室模式，此举不但可以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的积极性，缩小金融机构与科技创新产业的距离，促进产业学习过程的深化。还可以为国家的科研经费有效应用做出贡献，也可以为金融进入高风险领域提供有效风险防范机制。

（3）进一步开放、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科研课题，降低民营企业申报课题难度。对于科技人员创业企业，国家应以科技人员的科技课题属性与人员技术能力评定作为核心依据，不要过度强调企业规模。课题经费是很多创业者最初能够获得的重要经济支持，鼓励创新，鼓励实验室技术走向市场。

（4）加强金融机构产业横向学习能力，组织金融一线人员深入企业，深入了解技术前沿问题。优化金融分析工具，建立针对科技创新技术的评判体系。

（5）对于国产首台套高新设备，国家要从技术提高角度予以重视，不能片面要求经济性，在招标采购方向上应予以政策倾斜。

（6）对实用新型专利要提高重视程度，对于专利的评价工作应从实用效果出发，兼顾经济性考量。

目前，我国面临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调整，通过大力科技创新提升经济效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产业、科研、金融工作者应当共同为之努力。

（编辑  季节）

作为一项重大海洋科技创新，上海析易船舶的超临界滑行艇成为在中国海洋领域有重大影响力、在世界上也属于重大技术原创的创新项目。对于原创创新，关键在于如何支撑原创创新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招商引资到招才引智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招商引资”的基本模式是：引资对象是技术成熟、市场成熟、企业基本成熟的现成产业中的外来成熟型企业，而投资者投资中国的主要动力是为了追求更低生产成本。政府工作重心主要围绕着如何更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产环境，包括解决厂房、水电、原材料、产业链等问题，然后再加上税收优惠、土地优惠、政府审批流程简化。补上这些优势要素，外来企业就会过来，自然支撑起完整成熟的产业链落地和发展。过去，我们很多方面与国外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谈创新是缺乏基础的，所以招商引资在那个年代是客观选择，这套做法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左右时间是非常有效的。

近十年来，中国很多地方的环境已经变化了，任务也不再是招商引资了，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得更远，这就会产生一个大变局。现在要搞原创创新，很多地方的目标已经改为“招才引智”，也叫招财引智，但核心是“智”，一般就是创业型项目，尤其在这两年强调硬科技的环境下，创业项目更侧重于技术原创型项目。

技术型原创项目的支持、发展和之前招商引资最大的不同是，技术原创型企业能不能发展起来，欠缺的要素并非企业外部的优惠环境，而是来自企业内部。这就需要不同的人才汇聚在一起，才能把原创型企业做起来。许多情况下要做技术突破，创新者往往要付出很多精力专注于此，没有机会积累经营管理经验和市场开拓经验，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创新项目最终结果令人扼腕，或者被其他非技术创新当事人或企业所获取。因此，如何把能够支撑原创性技术的各种核心要素人才集聚到一起，对于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和成功非常重要。而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是促成这种机制的形成，二是对于这类企业在起步阶段的最关键问题——产品的试用和验证上给予支持。

技术原创项目的内外部痛点

硅谷是当代历史上公认的成功的创新体系，为什么说硅谷有创新性？因为硅谷有一种独特文化，把有实体经营经验的人群，通过天使投资群将“实战型人才流”输送到原创型企业里。在20世纪50-70年代，硅谷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合理复合体通过这种“人才循环流”模型逐步成形。这种“人才锻炼-循环-创造-再循环”机制在很长的时间里确实是有效的，支撑了硅谷的创新活力，并把创新转化成产业的能力。那么，这种循环体系通过什么动力机制把人才送到所需要的位置上呢？

技术原创型项目是以核心技术驱动的以重大技术变革为特征的项目。一般来说，相对于原有技术会有一个大的技术飞跃，所以毛利润一般比较高，生产成本不是太大的问题，因此也不是主要痛点。现在我国政府搞招才引智实行“孵化器三年免租”等政策，其效果比较有限，因为这不是技术原创型企业真正的难题和痛点。

技术原创项目需要解决的内部难题包括以下三点：

1．如何判断这个原创技术项目是不是真原创，真的有价值有前景？

2．管理与市场营销人才有没有结合，如何结合？

3．持续的融资支持。

从外部说，技术原创项目也有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就是原创出来的新东西，谁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天使投资助力原创企业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采用的“招财引智”模式往往聘请第三方进行项目评审，但专家评审机制本身是有内在逻辑矛盾的：1．专家只负责评审，不是责任人，判断难免有随意性。2．了解项目的时间太短，难以真正理解项目。3．请过来的专家很难做到对真正的创新深入理解。最终，专家评审机制就会成为一个根据头衔、名声来做判断的机制。

在经营性人才方面，技术原创型企业要发展起来并持续下去，最初几年是靠独门绝技的技术，但这种技术不能长期持续，企业长远发展要建立完善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要靠敏锐的战略抉择能力和长期储备团队的建设和传承。而这些相关的人才，是要有“缘分”或良性机制才能走到一起的，政府通过“拉郎配”成功的概率是不大的。

在持续融资方面，大家不要被目前所谓的“风险投资”所欺骗。目前的风险投资基本上基于企业的财务报表做投资决策，而原创技术型公司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是没有业绩的，风投因此无法决策，也不能支持真正的原创创新。

上世纪50-70年代，美国在硅谷早期形成的天使人才循环机制是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呢？

首先，风险投资（简称VC）本质上是狩猎型模式——“投钱换股-等待估值上涨-退出盈利”，主要依靠财务报表做判断，它做的是“打概率”，所以美国的VC并不真正支持创新。

而真正的天使投资是“投钱+投人”，这个加入的“人”要共同创业。在早期硅谷机制下，这种“人”的资金是他自己的钱——主要通过上一轮的创业成功增值变现所得。真正的天使投资人判断项目不看财务，主要靠对技术和创业者本身的专业分析，有很强的自身经验在里面，而且想的是我能给项目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往往在管理和市场开拓上发挥核心作用。所以，这种模式不是狩猎模型，而是农耕模型甚至工业模型，是要撸起袖子亲自干的，他聚焦的是加入项目后的“成功率”，而不是广撒网等待收获的概率。

VC的思维模型是发现缺陷然后回避风险，但世界上的原创创新型项目几乎都存在先天的团队缺陷，所以VC基本上无法参与原创创新。而真正的天使投资的思维是：知道且掌握创业团队缺陷的存在，但主动去弥补缺陷，帮助团队成功。

上世纪50-70年代形成的硅谷机制实现了这样一种互补：一方面，在技术上有很深造诣同时能够在市场、管理、生产等方面都很优秀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市场对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强烈；另一方面，当时的硅谷机制通过10年左右的发展，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开始释放这样的人才：即在此前依靠技术创新而做大的企业里，曾起到重大作用，但中途离职或提前富足退休的人才。

经典案例是把自己创立的公司卖掉而财务自由的马库拉和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相遇。马库拉就是那个天使，为苹果最开始的良性运营、市场开拓和持续融资立下了汗马功劳。

综上所述，天使机制的存在的确解决了如下三个方面难题：

第一，项目判断方面，天使是拿着自己的钱去做判断，很多天使敢投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可以完善该创新团队的缺陷从而把它做成功的；

1. 管理和市场方面，这是天使投资的强项；

第三，持续融资，一般来说天使投资者的社会阅历和资源是比较广泛的，有利于牵线之后的融资。这样一种循环持续下去，会出现不断重复天使投资的现象，这是一种良性机制。

建立中国自己的“从零到一”基金

关于原创技术企业的外部难题——对创新产品的试用问题，在外部环境支持的情况下，天使投资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资源争取。美国硅谷的成功，其实和美国的传统机制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政府的某些机构愿意出钱投入且试用创新产品，二战后也就是硅谷诞生的同期，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逐渐扮演了这个角色。

比如通信行业，在中兴、华为等本土电信设备企业发展的历史上，他们的第一台产品，只要能免费送给客户的销售人员，也会给予重奖。大企业的新产品尚且如此，原创企业的新产品要进入市场将更加困难，政府要做的事情恰恰就在这里。

以最近几年的人工智能交通监控系统为例，目前海康、大华在这个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这个技术最早出现在北京一家初创公司。很关键的是，杭州市为这些公司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新产品试用条件。例如，在道路上专门提供了各个公司的测试点，可以不经过城管、公安等直接在道路上试用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应用完全零障碍。而在北京，那些初创公司就要自己去和城管、交警等诸多部门打交道，而且越是新的东西，现有秩序对它往往越是不友好的。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反映的是怎么解决原创产品应用的问题。

如何解决中国原创型创新项目的识别、支持和产品采购试用问题，建议建立一个中国专门针对原创的投资基金。这个基金直接深度参与其中，不仅要投资原创创新项目，而且还可以购买创新产品作为第一批试用者，主动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帮忙疏通下游渠道，把采购的产品用到最适合的地方去，可以称它为“从零到一”基金。

我认为，从内部补上项目识别、市场管理和融资，从外部主动创造“第一个吃螃蟹”的市场，在这种机制下，中国是不缺原创技术型项目的，未来市场潜力巨大。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通过建立这种“从零到一”基金的长效机制，相信中国的大量千里马会奔腾而出。

（编辑  宋斌斌）

工业的新变化

工业互联网加速工业变革进程

纵观世界工业发展的演进路程，最先由颠覆性技术驱动。蒸汽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手工工业的瓶颈，带领世界进入机械工业时代，原有的大批手工作坊消失，机械制造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峰，生产效率得以提升；电气技术的出现将工业带入电气时代，电力设施设备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模化制造又一次提升了人们生产效率；信息技术的出现，让工业从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跃升至精益生产阶段，将工业发展引入一个新的时代。

目前，随着工业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持续推进，工业发展体量已经趋近饱和，仍未有代差性技术出现。如何成功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工业发展引入新的高潮，新机遇在于实现工业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匹配及工业迭代速度的提升两个方面。工业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只有在其关键生产要素和工业各生产环节紧密耦合，并持续提高流转速度，才能不断强硕工业需求，释放工业产能，带动工业发展变革；才能促进供需匹配更精准，要素资源配置更高效，赋能生产过程更提质增效。以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技术为主的工业发展新趋势，通过工业互联网化实现工业全要素的链接，打通工业需求的信息通道，通过装备全流程活动服务化，实现工业需求的个性化、规模化、定制化、快速化满足，加快工业经济循环流程速度，实现工业变革动能的持续增加，推动工业迭代进程进一步深入。

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温对中国工业发展的挑战

中国工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在融入国际产业链，扮演着世界工业产业链参与者的角色。虽然中国实现了几乎涵盖工业种类全要素的发展局面，但因不是世界工业产业链的组织者，所以一直无法形成聚合力，呈现出碎片式发展。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火热升级，中国工业经济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表现在：

第一，“卡脖子”技术致使中国工业发展链条断裂。中美贸易战中，中兴、华为等知名企业纷纷受困于国外的芯片技术封锁，对企业的独立自主成长带来很大威胁。中国船舶也面临受制于国外高端配套的问题。中国造船在承接国外订单制造时通常是中国船壳万国配套，特别在高端船舶配套方面长期受制于欧美垄断，致使船舶建造企业只能获得微薄的生产组装费用。中国船舶想要进一步发展，船配的高端化、自主化成为必然发展趋势，要探索二次平台的设计与研发，并逐渐下沉至控制系统。

第二，中国工业供给侧和需求侧受到巨大冲击。美国以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崛起为目的，出台大量贸易制裁清单，影响中国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转型，外循环失衡压力接踵而至。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工业经济发展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通过技术手段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补齐短板是关键。

从中国工业发展现状来看，中国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一些产业链较完整、与国际衔接紧密、且具有较强掌控力的行业，如船舶航运、轨道交通、电网电力等，此类行业具有明显的强链特征，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优势，是实现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的主要阵地。但同时还有不少行业，关键技术环节须依赖国外，或国内已有创新技术尚缺乏工程应用。通过工业互联网推动建链组网，加速市场流动，带动市场需求，创造更多应用场景，以此实现补链发展，成为解决各类工业“卡脖子”问题，重构产业生态，助力中国工业发展的关键。

工业的新变化

从当前工业发展生产要素来看，工业发展已经从传统的实体迭代逐渐向以比特迭代转变。数据使得工业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融合发展，带来了两种新趋势：一是工业企业更多地向强黏性的平台聚拢，走总体和集成的道路；二是工业企业倾向与更优质的供应商合作，不再走低端化和低价倾销方式。这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数据的力量为工业带来的新变化表现在：

1、硬件标准化：在标准化的硬件基础上，以软件生态满足市场需求，降低工业产品迭代成本；以特斯拉、谷歌、华为为例，在标准化的硬件上通过操作系统这个分层，在软件与硬件之间建立一个接口，从而降低了软件开发的难度及对开发人员的能力要求，可以让更多的开发者参与开发，丰富了软件产品。而软件的可重用性强，可以借助动态链接库、软件包、接口、开源等多种模式重用，丰富软件的生态。

2、系统平台化：构建功能系统链接的底座，通过对数据、信息、功能的集成，增强体系运转能力，解决共性问题；工业互联网区别于一般互联网模式，更强调保证工业用户在设备运转中对于控制要求的精确度与快速响应，以及对工业数据的有效保护。在此之上，才是通过边缘端与AI的结合，通过工业软件与数据服务的叠加，赋能用户发展。

3、功能系统APP化：APP得以解决个性化与规模化的矛盾，以及快速迭代升级和远程维护的问题，解决从驾驶舱到董事会以及产业链各级用户的协同链接问题；与互联网相比，工业由于存在众多的行业Know-how问题，软件很难形成大规模定制，需要更多的以功能为核心的模块化APP，以实现共性和个性的匹配。

4、产品服务化：改变了传统价值创造模式，实现从“卖装备”向“卖服务”的价值模式转变。以船舶为例，当船舶建造交付投入运营后，一条船就像一个海上的城市，如何掌控船舶的状态？震兑的做法就是在船端搭载我们的智能装备产品，通过底层的平台+核心的应用，帮助船东用户运营船舶（包括航行、运行、维护、任务）。而在岸端，改变传统船舶交付后就结束交易的模式，为船舶提供船岸一体的服务，通过设计与船舶运营数据相关的服务，打通船东与船舶之间的联系，解决数据脱钩问题，支持船东用户的商运管维装备全周期管理活动。

5、工业互联网化：面向工业的前端需求、后端服务、底端基础设施及不同行业属性，实现工业装备与组织活动的链接、装备与生态的链接，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软件支持工业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动力。以船舶为例，由于船舶产业链较长，涉及前端生产、后端运营两个市场及众多产业链相关方，通过以船舶装备为核心，向前后服务市场赋能的方式，使得产品、平台得以链接船舶全产业链，为未来赋能行业变革做支撑。

这些变化带来了工业发展模式的悄然改变，工业产业链价值流动被加速，工业需求被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地满足，全工业产业的迭代加速。但是，这一切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尤其在资产的所有方发生变化的时候，金融的力量就会产生极大的作用。因此，随着工业互联网化发展持续走向深入，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与服务。

产业金融的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产业金融的发展应以产业为根本，金融为手段，通过产业与金融的高度融合，构建产业生态圈，最终达到相关利益主体共进共赢的目的。

两化融合下，产业金融面临新挑战

对于传统工业来讲，它主要投向土地、资产等生产要素，通过投资产线扩大产能以实现企业经营效益提升，由此提高企业价值。而消费互联网投资主要以实现用户规模效益为导向，通过投资新产品、新技术实现消费用户量级提升，以实现企业价值提升。工业互联网是工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它不再是原来To C的模式，一味追求规模，也不再是原来传统工业To B的模式，依靠投产能扩大规模。两者的结合，使得传统工业逐渐产生了与消费互联网类似的服务性、规模化概念，但由于各个工业行业有其特性和个性，和消费者大众相比，工业企业用户的专业性较强且相对小众，而且每一个细分领域的行业都有其Know how。如何理解工业发展的变化，如何真正把握工业企业发展的情况，对产业金融从业人员的工业行业知识掌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隐形冠军”带来的启示

为推进我国产业基础的现代化和产业链高端化，中国工业需要大批量“专精特新”性企业，也就是“隐形冠军”企业。这是解决中国工业发展“卡脖子”的关键环节之一。根据赫尔曼·西蒙《隐形冠军》一书介绍，“隐形冠军”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专业而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在产品、服务质量、技术创新、材料等方面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这是成为行业内及目标客户心目中冠军地位的主要条件。

二是产品的专业化。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目标客户及市场领域内的第一，高度专业性是核心。为了能向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一般都选择专业化路线，专注于较窄的市场领域，在其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深度发展。

由于“隐形冠军”的高度专业性，使其难以形成互联网模式的用户规模效应，需要在纵深领域持续深耕，才能达到业内领先地位，由此“隐形冠军”的培育时间较一般企业长很多。但由于“隐形冠军”拥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赋能区域产业链价值，引导行业变革及创新，打造区域竞争优势，具有强链补链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用金融手段在“隐形冠军”发展过程中赋能其成长，对整个产业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隐形冠军”是工业细分领域及相关细分环节的个中翘楚。作为金融机构，需要对行业具有详细和深刻的了解，才能对企业的发展进行评价；同时由于金融投入存在结构性束缚，严格的风险控制、监管体系以及投资回报终身追责的考核模式，使得金融机构对于缺少成功案例、发展程度摸不准的企业望而却步。工业人和金融人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产业金融发展面临新的课题——如何在众多企业中发现未来的“隐形冠军”，并在其成长过程中给予及时的资本支持？

通过技术手段，重建产业金融风险评价体系与服务模式，以企业经营的底层工业装备数据为起点，建立新的应用管理体系和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或将为产业金融的发展提供一条新路径。

产业金融的新机遇

产业金融的新模式

问题与机遇并存，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为产业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在工业互联网结构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实时工业资产、营业状态的各种数据，了解企业生产制造的真实状态，并由此构建工业互联网产业链转型企业金融信用管理体系，有效降低金融活动中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可以以企业信用池和企业资产库为基础，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在工业互联网产业链中的差异化资金需求，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创造产业金融的新模式。

产业金融的新发展格局

由于龙头企业具有聚集效应，肩负着战略引领作用，可以为整体产业链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带动上下游企业形成体系发展合力，而这些上下游企业中往往藏匿着“隐形冠军”企业。在支撑龙头企业发展的同时，一些关键行业“隐形冠军”企业将被发现。因此，“龙头+专精特新”的金融支持格局，可成为产业金融发展的探索方向之一。

在此之中，产业金融可以在原来传统三张报表外，尝试引入第四张报表——产业链数据表。把产业数据前置，从而更加全面衡量企业对于整条产业链发展的重要程度，构建线上化的全产业链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或将成为未来产业金融发展的一个主旋律。

产业金融发展步骤

与工业发展需求相匹配，产业金融也将经历较长的发展阶段。基于当前工业技术的发展现状，推测产业金融的发展有可能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

第一阶段为资源流动期。用技术手段实现企业数据流价值的挖掘，引入资金盘活资源，实现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的“多流合一”。有效解决企业资金融通难的痛点，并能够提高资金和资源的流动效率。

第二阶段为资源整合与配置阶段。通过融通资金培育企业核心能力，通过核心能力整合产业资源。企业可通过资本手段打通产业链上下游进行纵深发展、整合相关产业进行横向扩张等。金融可伴随企业发展，逐渐渗入产业链发展的方方面面，形成各具特色的行业专门性金融服务机构。

第三阶段为资源价值增值阶段，以产业为核心，以平台为拓展方式构建产融生态圈，科技化、资本化、垂直化，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提升价值创造水平。

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离不开工业产业与金融的充分合作，共探融合发展之路，通过工业产业与金融力量的柔性、精准对接，赋能中国两链发展。

（编辑  碣石）

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机床工业转型升级要在发挥工匠精神攻克高端产品的同时，更好地利用金融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我国机床行业的基本情况

机床行业是制造业的根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投资机床行业就是投资我们制造业的根基，国家也正在探寻机床行业做强做大的路径。

近10年进入波动下降期

从近20年的数据看，机床的产出和机床需求的关联度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机床是面向特定加工对象和用户需求的产品，是定制化的。

从2000年开始，国际机床市场的需求一直在增长。我国是2001年加入WTO的，从那时以来，全球机床行业消费增长的70%来自中国市场。2001年我们成为机床进口第一大国，到2007年成为世界机床生产第一大国。加入WTO，带动了我国中低端机床产能的快速增长。

2008-2009年，世界处于经济危机中，在此期间，我国机床的生产明显下滑，2009年后得到恢复。世界机床的消费在2011年达到历史的高值，当年全球机床消费达到1080.13亿美元。从2011年之后，全球机床需求量一直在下降。到2020年，全球机床市场销售量是668亿美元，比2011年下降了300多亿美元。总体来说，国际机床市场波动下降了10年，处于很不景气的状态。

机床消费从增量进入存量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机床行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前20年和后20年。前20年，机床行业的日子很不好过，包括行业内“十八罗汉、八大金刚”都处于困难状态，主要是市场需求受到限制，有劲使不上。

从2001年开始的10年，我国机床行业进入大发展时期，连续高速增长了10年，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行业技术也上了一个台阶。同时，在高速增长中也出现了很多隐患。到2011年，中国的机床消费达到436亿美元，占到全球市场的40%。2011年之后的10年则是波动下行，目前下行的趋势还在继续。虽然我国机床行业在发展中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全行业的产能规模和技术水平登上了新的平台，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

到2012年，我国机床销售占国际市场的份额，从原来的40%降到31.9%，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这和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国家制造业回流有很大关系。

在过去批量化销售时期，我国的沈阳机床、大连机床曾经位列世界前列。那时我们的机床产品即使有点瑕疵（如漏油漏水），用户也要，因为当时工业处于规模高速扩张的时期。但是当市场需求下降，用户对满足个性化要求更高的时候，很多机床企业没有及时跟上新的发展变化。

目前中国机床消费市场已经从增量进入了存量阶段。市场发展的趋势是：需求的结构在发生变化，需求水平在发生变化，但需求总量在下降。目前，新的市场周期在开启，我国的机床产量能不能再回到2011年时的历史高点？行业内专家现在还不敢下结论。

国际机床业正处于转型升级中，这一潮流能不能带动国内机床企业的发展，目前看还不好判断。现在国外的机床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基本形成了完整布局。比如德玛吉已经在浙江投产，计划年产5000台机床出口欧洲。日本今年以来订单上升很快，到今年8月，累计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176%，出口增长了193%。中国台湾对大陆出口也增长了34%。

 中国机床的市场潜力非常大，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中高端机床尤其是高端产品的问题。

机床进出口实现顺差

我国的机床工具行业，除整机外还包括工量具、磨料磨具。

从2019年9月起，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进出口从逆差实现了顺差。但其中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金属切削机床，它占机床工业的大部分，技术含量也最高，现在依然还是逆差。而工量具、磨料磨具、金属成形机床等基本上都实现了顺差。

从重点联系企业订单的情况看，近年来我国机床行业的走势不错。今年我们的新增订单同比增长了37.5%，其中成形机床增长了44.6%，金切机床增长了17.7%。企业的任务普遍比较饱满。此外，“十四五”时期，军工行业的产能非常饱满，这也给我国机床行业带来了机遇。

机床行业发展的新特征

机床工具行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领域提供工作母机的行业，是支撑国家发展和国防安全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是振兴装备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先导性产业。机床工业也是人才、技术、技能、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它特别需要工匠精神。从世界机床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机床行业一般都是工业科技实力雄厚的国家才有条件发展的，其背后是产业政策的支持和重大需求的拉动。

2000年以来，在机床市场需求总量下降、需求结构变化、需求水平升级的大背景下，我国机床工业的供需关系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一是市场需求从投资型向投资和消费并重转变。国家投资重点从重化工业向消费工业转移，如3C电子、汽车、家电等，从而带动了一批面向手机等3C产品制造领域的新兴机床企业，如北京精雕、大族激光、创世纪等，现在这些企业的营业规模都在30亿-40亿元。

在市场需求转变的时候，很多传统的企业容易掉队。它们在前一阶段规模扩张很快，后来银根收紧的时候，往往遭遇困境。在此背景下，机床企业走出困境的路径在于：从增量时代转变到存量时代，从批量化生产向定制生产转变，从产品的生产者向全面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转变。

从产业链的角色看，需要我们的企业从简单的适应需求向创造需求转变。过去，机床企业是帮助下游用户实现需求的被动跟随，现在我们需要面向下游用户进行联合预演以提供新需求和新工艺。这对机床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技术储备，还有技术迭代、开发模式，以及产品的模块化和系列化开发，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高端机床产品的特点，没有用户的深度介入，光靠机床制造企业是不行的。这也就带动了产业生态的变化、产业链角色的变化，企业要真正成为用户的工艺师。

机床产品是集技术和工艺于一身的载体，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机床产品正逐步演变成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人们经常谈到4G和5G，而机床产业的高端产品恰恰是先进信息技术的一个载体，将来对机床的接口预留、对产品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时，我们的制造系统将会从离散型自动化向全系统智能化转变。这既是机床企业自身的需求，也是机床用户的需求。过去我们是单机自动化离散型制造布局，现在要向全智能自动化系统转变。机床产品将来在功能上还要考虑和预留适应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接口和功能。机床将实现互联互通，要有数字信息的接入，向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演进。

为此，机床协会牵头，联合8家企业成立了机床行业互联互通公司。真正实现工业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机床产品要加上很多传感器，把物理态变成数字态。所谓产业数字化，将来机床行业采集数据，实际上采集的是电流脉冲信号。机床的物理状态要有生命特征，首先要把自己的状况考虑清楚，将来还要加上工艺数据。现在全球都在这个领域竞争，包括美国推出了自己的MT Connect。这也是我们机床行业技术升级的方向。

我国机床行业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几点建议

近年来，对于我国机床行业的问题出在哪里、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机床行业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有“两个缺失”和“一个问题”。一是教育的缺失，反映在行业层面就是技工、技术人员、工程师等技术人才的缺失；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创新体系的缺失，人才结构失衡，机械工业后继乏人，产业工人从哪里来也已经成为问题，这与我们的教育体系过分强调学历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密切相关。

我认为，机床行业的共性问题在于：一是自己的能力和市场需求不匹配，特别是国家战略需求的急迫性与国产高端数控机床的支撑能力不匹配；二是产品需求的离散性难题，尤其高端机床产品需求的离散性大，亟待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协同攻关能力；三是行业的能力水平导向不平衡，重整机、轻配套，重样机研究、轻应用验证；四是行业发展的规模和质量效益之间不平衡，部分领域深陷“大而不强”的发展陷阱。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探索面向机床工具行业，设立产业结构调整基金，通过多层次、多方面投入，鼓励和支持机床行业高质量发展。虽然我们的科创板还没有几家机床企业上市，但当时在建立科创板时还是给机床行业特别预留了名额。业内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国家基金必须投一两家机床企业。但由于机床企业利润率低，缺少资本投入，现在一些机床企业已退市或出现退市风险警示。

我了解到，国内几个机床企业上市后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机床需求市场波动大，行业利润低，财务报表不好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机床行业基金来平抑它的周期性波动，在企业经营困难时提前介入，经营改善时适时退出。我们的产业政策应该是以支持企业为主，兼顾支持产品。

第二，打通高端产品市场机制失灵的关键环节，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创新激励机制，鼓励我们的用户使用国产机床。

第三，要注重企业的基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推进产业基础的高级化。

第四，鉴于国内机床行业的实际情况，为企业技术创新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在国内国际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央决定在浙江进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试验，先试点、再推广，在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上是积极稳妥慎重的。中央财经办负责人适时释疑，明确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不搞“杀富济贫”，自愿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共同富裕的核心要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对城镇居民来说，要搬掉“新四座大山”，解决好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的问题；对乡村农民来说，要巩固好脱贫成果，防止脱贫之后返贫，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立足于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

共同富裕首先要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定性因素，没有经济发展，分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共同富裕的物质支撑，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推动共同富裕归根到底要靠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不懈奋斗，我国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

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啃下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硬骨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高质量发展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通过高质量发展持续不断做大“蛋糕”，夯实“家底”，厚植共同富裕的基础，让人民群众不断增加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才有可能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动态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的人员群体。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大约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总体占比较低，仍属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力争2035年达到7亿人，2049年超过10亿人，形成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结构，将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扩大内需消费，形成内部循环，进而带动外循环。一是中等收入群体购买力强，是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的主力军，是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根基。二是当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的主体，就能把可能出现的“被平均”问题减到最低限度，使更多的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三是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弥合社会摩擦裂痕，凝心聚力保持社会和谐，对社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着力解决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差异大，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中国地图上有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直观地展示出我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改革开放40多年中，我国经济重心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确立共同富裕的目标，重点要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既面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较低等老问题，又面临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对收入分配的新挑战。共同富裕的实现要着力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这三大差距，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

近年来，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阶层流动通道逐渐被堵塞，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新四座大山”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年轻人的焦虑情绪不断蔓延，类似于“打工人”、“996”、“内卷”、“躺平”的词语在网络上引发巨大的共鸣，归根结底是对日趋严重的收入差距的不满。因此，在持续扩大全社会财富总量的基础上，应着力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完善要素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遏制以垄断或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获得的收入。从政策和导向上加快推出缩小收入差距的具体举措，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加快实施“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

分好“蛋糕”，核心仍要靠发展

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政策设计上要以发展为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现在，我们仍要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思想，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中心，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同时把“蛋糕”分好。既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以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更要把完善制度体系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举措，着眼于分好“蛋糕”。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实现共同富裕，任何单一的政策举措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形成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过去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做大“蛋糕”是首要问题，“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那时的经济粗放式增长尚可容忍，现在吃饱饭了，“蛋糕”做大了，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好、切得更好，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完成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愿望。

2000年以后我国基尼系数快速上升，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一个历史高值0.491，2010年前后一系列政策出台，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一直都高于0.4。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近年来仍在0.47-0.49，明显超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警戒线0.4，高于同期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曾发布研究文章称，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几乎接近美国。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着力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要坚持通过发展经济、辛勤劳动、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靠科技创富，靠勤劳创新致富

科技创新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驱动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一定程度上说,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核心技术的竞争,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抢得先机,拥有发展的主动权和持久的竞争力。现在我们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被“卡脖子”，这是我们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比如，一些互联网企业、半导体企业，市场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芯片严重依赖国外，供应链的命门就掌握在别人手里，就会受制于人。只有将关键性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要以关键性技术、前沿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才能把产业的主动权和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赢得国际竞争。现在我们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要提高到3万-5万美元，这个过程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中国的发展最终要走到创新引领的路径上来。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需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共同发力，夯实共同富裕的“平台根基”，厚植共同富裕的“创新要素”，激发共同富裕的“创新驱动力”；需要鼓励共同奋斗，勤劳致富，创新致富，这是根本途径。要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不能“等靠要”，不能养懒汉。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

“十三五”规划脱贫攻坚任务，标志着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但在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仍存在着产业基础脆弱、就业不够稳定、政策性收入过高、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与东部不少地区“一日千里”的发展相比，西部有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刚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他们的小康之路还很漫长。接续推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抓好易返贫致贫人口的监测工作以及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后续扶持，对脱贫人口要“扶上马送一程”，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压紧压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各层级政府的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编辑  宋斌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冷战时期的单极霸权美国以充满疑虑的眼光，看待中国与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近年来有一种论点，将剑锋指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它实质上是中国的“门罗主义”地缘战争战略，其意图在于将美国的影响力排除出相关区域。我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在2016年3月8日“两会”记者会上回应过这种观点，指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奉行的不是“门罗主义”，更不是扩张主义，而是开放主义。但在学理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与“门罗主义”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仍有进一步展开论述的必要。

门罗主义：美国申明其霸权地位的政策主张

“门罗主义”源于美国对于欧洲列强觊觎美洲的疑惧。1823年，美国的詹姆斯·门罗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三个主张，第一是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是反对欧洲列强干预美洲已独立的国家；第三是声明美国亦不干涉欧洲事务。美国19世纪的“门罗主义”使用的标志性口号是“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一个原本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本土排外主义运动的口号。[1] 在提出“门罗主义”之初，美国还不是美洲霸权，“门罗主义”在实践中的核心关注点，并不在于拒斥欧洲列强对于美洲的侵略与干预。美国宣称，美洲大陆上有一些族群想要加入美国，欧洲列强不应干预，以此理由在美洲扩张领土。到了19世纪末，美国确立了美洲霸权地位。美国以拉丁国家文明程度较低、施政不当，可能招来欧洲列强干预为借口，对一系列拉美国家的内政进行干预。1917年，威尔逊总统重新解释了“门罗主义”，将“门罗主义”重新解释为支持各个国家和民族自己决定自己政治制度，可以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主义。这就消除了“门罗主义”的“西半球”空间限制，美国可以打着保护弱小国家的自主性免受强权干涉的旗号，对“西半球”之外的弱小国家进行干涉。在冷战时期，美国以防止所谓“共产主义威胁”为名，干涉许多国家的内政。冷战结束之后，用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阿利森教授的话说，美国将全球视为其势力范围。于是，“门罗主义”的思维方式被推广到了全球，美国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干涉的实践。 

从区域霸权到全球霸权，美国的“门罗主义”思维方式究竟有什么特征呢？在我看来，它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方面：（1）划定一个空间范围，界定其中的同质性，排除异质性的因素，将其界定为对整个空间秩序的威胁。这个空间范围一开始是美洲或西半球，后来逐渐扩大，在后冷战时期扩展到了全球；（2）在修辞上支持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但又会认为，由于某种外部威胁的存在，它们在事实上没有能力自主，因此需要美国的帮助，因此美国可以以“反干涉”的理由来进行干涉，将损害和限制别国自主性的行为，论证为帮助它们实现自主性。（3）始终相信美国是一个例外（exceptional）的国家，享有道义上的优越性，美国界定的国际规则才是真正的国际规则，而且美国保留了基于自己道义的优越性不断修改调整国际规则的资格。而真正得到各国公认的国际组织，无论是联合国还是WTO，其各项规则一旦偏离美国利益，它的权威就会遭到美国的质疑。正是因为美国长期在美洲扮演着单极霸权的角色，所以才发展出了这些具有强烈单极霸权色彩的行为特征。美洲是美国“大出于天下”之前修炼统治技艺的“大本营”。

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符合这样的思维方式特征么？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从来都是各民族与文明的互联互通之路。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在最强的时候也只能够对西域有所影响，将整条“丝绸之路”视为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本来就是不合史实的。甚至连“丝绸之路”这个名称都很可能源于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Carl Ritter）的命名。[2] 而美国国务院早在2011年就针对阿富汗局势，提出了“新丝路”（New Silk Road）区域合作计划，这一计划并没有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获得优先地位。不久，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将“丝路”的概念发扬光大。当代的“一带一路”并不像“美洲”一样，是一个可以在观念上界定的封闭空间，它预设地球上存在极其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存在着诸多有边界的文明空间，而它的重点是“带”与“路”，是穿越不同地缘政治空间的交通线，强调开放、连接和沟通，而不是封闭和排他性的控制。“一带一路”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倡议（initiative），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更确切地说是“首倡者”，而不是支配者。

事实上，“一带一路”连接的某些空间，恰恰是某些区域强国的敏感区域。比如说，俄罗斯的一些欧亚主义者（Eurasianists）长期将中亚视为俄罗斯的排他性势力范围。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排他性的“门罗主义”计划，那么在中亚，必然会发生中国与俄国对于排他性支配资格的争夺。然而，中俄两国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对于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尊重，这都是有目共睹的现象。而中国的东方与东南方更是被从横须贺、冲绳到樟宜的一系列美国军事基地所包围，从地缘政治上说，美国在这些地方的军事控制力不言而喻。显而易见，“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以“亚洲”的名义，直接质疑和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虽然目前国际舆论中还没有出现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空间思维方式作类比的评论，但我们在此预先作出回应有益无害。大英帝国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巴黎非战公约》）的酝酿和签署过程中，也曾经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宣布本国版本的“门罗主义”，人称“英国门罗主义”（British Monroe Doctrine）。但因为大英帝国是一个全球性海洋帝国，一度拥有全球最强的海军，它的“门罗主义”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像“美洲”这样的有边界的大陆空间，而是海洋上的交通枢纽，如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等等。英国海军如果能够控制这些交通枢纽，就能够保证整个帝国的安全。[3] 因此，英国对任何威胁到其海军对于这些枢纽的控制的行为，都非常敏感。“一带一路”的思维，是这种“路由器”理念吗？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类比。在英国的海上帝国衰落之后，美国是其唯一的后继者。当代世界的主要海上交通枢纽，无论是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还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美国海军和军事基地的力量辐射之下，中国又能够排他性地控制上述哪个海上交通枢纽呢？

在其他一些更为抽象的空间冲突之中，中国诉诸的也是防御性的“主权”原则，而不是具有扩张性的“门罗主义”。比如说，在网络空间中，中国以“网络主权”来对抗美国的全球网络信息霸权，修筑“防火墙”，并要求数据的本地化存储；在司法问题上，中国以“司法主权”来批评美国法院帝国式的“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这都是基于传统的“主权”观念而提出的防御性主张。

事实上，许多指责中国奉行“门罗主义”的种种话语，恰恰贯彻了美国执政精英一贯以来的“门罗主义”思维逻辑：界定异质性的因素并加以排斥。在这些评论者看来，中国在自己领土范围内实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模式本身就已经干扰了美国试图在全球建立的同质性秩序。如果中国胆敢划出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空间并推广自己不同于美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实践，那更是证明中国是全球空间中的破坏分子，这种指责要求中国承担为自己辩护的举证责任。这种“先发制人”进行话语攻击的策略，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一部分。此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与日本曾经学习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实践，分别在欧洲与亚洲进行扩张。一些论者指责中国搞“门罗主义”，实际上是暗示中国是如同德国与日本那样“失道寡助”的“挑战者”。

当代中国所倡导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反对美国区域霸权阶段奉行的“门罗主义”解释，也反对美国全球霸权阶段奉行的“门罗主义”解释。区域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划定区域势力范围，排斥本区域国家与域外国家的合作，频繁干涉本区域国家的内政；全球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则将全球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干涉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倡导尊重国家主权，也倡导各国家与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合作。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之中，中国刚刚走出最艰难的处境，尚处于虚弱的状态，即向许多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发达国家提供了抗疫物资和医疗援助。在2021年，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疫苗民族主义”，将自己研发的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球提供。病毒并不承认国界，它的传播打破各种空间界限，将全人类置于恐惧之中，中国只有帮助其他国家走出“至暗时刻”，自己也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安全，在此，利他与利己是高度统一的。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生动实践。

当代中国的国际秩序主张，有着古代中国历史经验的渊源，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与建设路径的延伸。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看，古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由于海洋、高山与沙漠的阻隔和保护，今日中国版图所覆盖的地理空间几乎是自成一体，而建立于农耕之上的古代中原王朝，基本能够保持内部不乱，在大部分时间里相对于周边具有力量上的优势，因而在心理上也具有很强的安全感。美国“门罗主义”历史经验中包含的根深蒂固的疑惧，以及从疑惧到“先发制人”的行为模式，是在从欧洲到美洲的“万国竞争”条件下形成的，但这绝非古代中国中原王朝的心理模式与行为模式。接下来，在19世纪，中国被抛入一个“万国竞争”的国际体系，迅速跌到谷底，这一经历削弱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全感。但在朝贡体系崩溃之后，中国国力的孱弱，使得其很难设想对某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的支配。同时，沦为半殖民地的遭遇，使得中国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弱小民族与国家的境遇能够产生深刻的共鸣，对于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的逻辑具有相当程度的敏感性。

通过20世纪漫长的革命与艰苦的建设，中国重新实现内部整合，打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主权，并在此基础上对外开放。由于开放的程度与步调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中国得以在开放的过程中避免重新陷入“依附”的境地。而这就是汪晖教授总结的中国的“自主性开放”历史经验的关键所在。[4] 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中国在对外交往时，也比较强调尊重各个国家的平等主权，并倡议在此基础上相互开放，互联互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之间互相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承认，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会在一定的区域之中拥有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但影响也是相互的，区域内的国家，相互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各国影响力的发挥需要尊重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民族与文明，其底线要求是对主权的尊重。比如说，商业贸易的影响力不能建立在“强买强卖”的基础之上，更不应用强制力限制区域内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

如果说以上视角强调的是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而言缺乏说服力，我们接下来可以切换到一种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视角：在当代世界，中美两国都存在着经济实力与军事—政治实力之间的深刻不对称，由于这种不对称，目前根本不存在中国“取代”美国单极霸权地位的现实可能性，而且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主观意图。中国的经济实力居于全球前二，制造业增加值已超美、日、德总和，而且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但中国的军事与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未能实现国土完全统一的国家，仍然是一个被美国军事基地包围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因为自身发展模式与欧美不同，经常在欧美主导的国际舆论中饱受围攻的国家。而美国恰恰相反，在经历过帝国的“过度扩张”（overstretch）之后，其经济实力正在相对衰落，产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但其军事与政治实力仍然强大，其统治机器不会坐视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肯定会采取各种超经济的手段来为美国经济“输血”，而美国的一些盟友会被迫在这方面跟随美国。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都可能会遭到美国及其盟友以国家安全、社会制度等为借口的种种围堵。近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中兴、华为、Tiktok等企业在海外的经营受到种种超经济因素的干扰。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更不可能采用极容易引起各种政治反弹的超经济的强制方法。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社会组织模式更具有内聚性而非扩张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中国能够在面对类似瘟疫这样巨大的生存灾难的时候，避免“散装”和“甩锅”，实现迅速的组织动员并克服危机；不同于资本主导的美国，中国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够采取强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措施，并控制“生产过剩”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防止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导向地缘政治层面的军事扩张动力。这种宏观调控不可避免地对资本与个人（包括那些“走出去”闯荡国际空间的资本与个人）施加了很多限制。不赞同这种限制的人称其为抑制个体的首创精神，赞同这种约束的人认为这是对“占有性个人主义”（acquisitive individualism）的节制。但不管是何种评价，在这样的模式之下，东印度公司式的、渴求利润的冒险家借助国家力量进行扩张的行为方式，很难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内聚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二十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概念Autarky（经济上的自足）对于今天的绝大部分国家而言都是一个不现实的概念，对于中国也基本如此。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实现经济内循环的能力要强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在自身的广袤国土和庞大人口基础之上，建立起了全球独一无二的从低端到中高端一应俱全的产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实际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迫使中国构建国内与国际“两个循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能够展现出相当程度的内循环的能力，经受住了极端情况的考验。

在当今世界上，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与尚未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经常处于冲突之中。但由于产业部门与产业链的完整性，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可以有大量合作点，并能够在两类国家之间扮演着某种协调的角色。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之下，即便仅仅着眼于中国综合国力的继续增长，推动与各国平等互利式的合作，也是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最为有效的手段。

综上所述，从“国强必霸”的西方历史规律出发，将中国的“一带一路”视为某种地缘政治扩张方案的论调，既没有看清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心理，更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运作机制。对于误解者，我们固然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消除误解，但对于那些明知事实却故意制造舆论者，真诚的沟通是无效的。中国通过和平发展继续壮大自身，“凛然不可犯”是对这些“永远叫不醒”的“装睡者”最为有效的回应。

（编辑  碣石）

近年来，资本无序扩张在各领域均表现突出，文化领域同样出现乱象。当前，在中央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重要目标，并加大规范文化市场的背景下，梳理和总结资本无序倡导的价值体系，以及资本控制媒体的危害性，显得尤为必要。

资本倡导的价值观带有反智主义倾向

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资本力量日趋成为跨国界流动的隐形帝国。西方国家原本就是垄断资本控制一切，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兴起了一批跨国流动的资本力量，其自身利益与西方垄断资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垄断资本操控的文化渗透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这是因为，资本力量的统治是一种代表极少数人的非正义统治，它的本质是一种“做得说不得”的政治秘密。资本力量竭力传播各种反智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社会价值观。

 在社会科学领域，代表资本的意识形态刻意回避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竭力用全民性或个体性内容取而代之。只要不谈阶级问题，不谈剥削问题，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如女权、环保、人权、种族歧视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避免民众将矛头对准资本。在政治学领域，所谓科学主义（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兴起，实质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将政治学“去价值化”和“去问题意识化”，使本来应该研究人类社会头等大事的政治学变成聚焦于计量方法之类的次要问题。在经济学领域，则是为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流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化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

由于回避实质问题，资产阶级的社科理论普遍很重“包装”，表面花里胡哨，实则囊中空空，理论水平低不说，还很道貌岸然。例如，资本力量竭力鼓吹消费主义观念，这不仅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还淡化了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在消费主义主导下，人们沉迷于物质享受，而物质享受又取决于收入水平，收入增加可以在劳资合作体制内实现，因而无需诉诸社会主义革命。

概括地说，资本操控的意识形态，其所要灌输的东西，乃是“四位一体”的意识形态体系：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以无政府主义为核心的公民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资本的目标就是实现资本无拘无束的游荡，因此其首要目标就是消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神话市场力量等。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历来是资本的天敌，资本控制的意识形态始终将国家作为攻击对象。

在各种反智主义观念中，迷惑性最大、危害性最强的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理论上说，个人主义凸显共同体中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相比于封建社会的依附性社会关系，无疑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个人主义本体论的缺陷显而易见，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掩盖和放任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等生产关系。资本力量相对于劳动者阶层毕竟属于少数，要想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占据主导地位，前提条件就是设法使无产者“化整为零”，让劳动者以个体身份抗衡强大的资本力量。为了将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合理化，资本力量必须创造一种新理论，将劳动群众个人的苦难合理化。宣扬个人主义价值观，无形中将原本相互依存、以社会为主要依托的广大民众进行“原子化”处理，使之独自面对庞大资本力量。根据个体自由至上的观点，劳动者个人与资方展开自由竞争和博弈，而工会无疑是个闯入者，它不仅侵犯了资方的自由，而且干扰了劳动者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

崇尚个人自由、个人至上、个人奋斗、个人负责，这些言辞看似无比美妙，实则用“原子化”个人打散了劳动者团结联合的可能性，掩盖的是资本剥削大众的本质。

其次，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由此导致反社会倾向明显。长期以来，资本贪婪逐利的行为始终面临巨大社会道德舆论压力，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则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个人本体论将分离的、孤立的、自足的原子状的个体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实体，并由此得出“个人至上”“个人先于社会”“个人高于国家”等一系列推论。就此而言，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反国家倾向。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眼里只有自己，完全无视各种社会性评价标准（如是非曲直、善恶好坏等），也缺乏对他人健康快乐或痛苦的任何体恤和共鸣。从个人主义本体论出发，顺理成章地会出现为利己主义正名、为资本牟利辩护的观点和理论。

然而，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日渐脱离动物/自然属性，不断强化社会属性和共同体意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始终与社会属性、道德水平以及合作意识的增强直接相关。正在这一意义上说，“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具有反社会、反共同体倾向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第三，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在个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只有在与整体的联系当中才有意义。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人民”的概念不再是一个集体概念，而更多是个人的集合体。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孤立存在，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因而是其能力（如劳动）所生产的果实的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主义的空前盛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自我隔绝，也更加冷酷无情。

“向下看”的意识形态渗透防不胜防

意识形态渗透比想象的容易。这是因为，西方大国和资本主导的意识操控，其基本策略就是“向下看”，刻意迎合人类的本能。

西方国家和资本力量操控的文化渗透，在其文化作品中的表现，就是不断强化人类的人性/生物性属性（如颜值、三围），淡化和抹杀社会性/阶级性属性，由此降低对象国民众的道德底线和思维水平，使主流价值体系沉沦、退化，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乃至占领对方的精神领地。

美国中情局在“中情局十诫”中强调：“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中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布热津斯基还提出“奶头乐”( tittytainment)理论，即将英文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娱乐）组合在一起，意指为了让20%的高端人口高枕无忧，主张用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使80%的低端人口安分守己。一种办法是发泄性娱乐，如开放色情行业、鼓励暴力网络游戏、鼓动口水战；另一种办法是满足低俗品味的游戏，如拍摄肥皂剧和偶像剧、大量报道明星丑闻、播放真人秀等大众娱乐节目。这些娱乐消遣占用人们大量时间，让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思考和反抗能力。布热津斯基的提法看似极端，但恰好说明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带有很强的“反智”倾向，其出发点就是“精神催眠”，使民众像吃了安眠药或鸦片一样，整天浑浑噩噩。

文化渗透如此容易，但防范文化渗透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有道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从善如登”是一个动能转化为势能的艰难过程；“从恶如崩”则是势能转化为动能的简单过程。因此“学坏”总要比“学好”容易。同时，文化渗透往往不易察觉，一旦发现往往悔之晚矣。

历史表明，这种价值观“坐滑梯”式的下降过程，无异于通往沉沦与毁灭之路。2300年前，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就曾告诫门徒，无节制地追求享乐带来的很可能是痛苦而非快乐。爱因斯坦也曾说过：“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的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正所谓“成由勤俭败由奢”，骄奢淫逸是国家沉沦和衰微的前兆。无论当年的罗马帝国，还是中国的王朝兴替，无不应验这条真理。在现当代历史中，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高位运行，而资本主义国家是在低位运行。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伟大复兴，价值观领域必须“向上看”，树立坚定而宏大的理想信念。

媒体市场化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有学者将审美从低到高分为六个层次：一是刺激需求，二是休闲娱乐，三是信息需求，四是知识需求，五是审美需求，六是思想需求。前三类是消费性需求，后三类是生产性需求。很显然，在这六个审美层次中，层次和境界最高、最能让人获得精神收益的是思想需求，但思想需求的实现过程（如阅读经典作品）本身是个艰难困苦、令人望而生畏的体验过程。有人戏称，“所谓名著就是那些既想知道又不愿去阅读的东西”。这一特征决定了关注高层次文化需求的民众注定是少数。相反，那些消遣性精神需求，特别是最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暴力和色情等东西，尽管其带来的个人提升和社会效应是有限乃至负面，但由于这类精神产品迎合了人性需求乃至生物本能，因此这类精神产品很容易吸引大多数人的兴趣和关注。

高层次精神需求与低层次需求的受众数量相差悬殊，正如古代唱《阳春白雪》和者寥寥、唱《下里巴人》和者甚众是一个道理。现实世界中也是如此。在网络世界中，那些低俗和黄色网站尽管被一禁再禁，但其浏览量仍非常可观；相比之下，许多传达正能量的严肃网站尽管政府力推，但实际点击量总体有限。

在市场经济原则盛行、媒体靠销量和广告谋生的背景下，由于很多企业广告投放主要依据的是收视率和点击量，因此媒体市场化的结果，最终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即越是媚俗、越是热衷于制造花边新闻和轰动效应的不良媒体存活得越好；越是坚守底线的良心媒体越是无人问津，乃至被淘汰出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越来越多的媒体需要靠市场养活、靠广告养活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为了生存发展，其传达的核心价值观必然要迎合资本，或至少保证不批判和揭露资本，由此才能获得足够的广告收入。而资本力量为了更好维护其利益，除了直接出资收购媒体为其充当吹鼓手，还有意识在其出资制作的影视作品中，推介那些致力于为资本代言的公众人物。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其向公众传达的观点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反智主义言论。当反智主义言论盛行，足以表明一旦资本控制中国媒体，其最终结果一定是反智主义盛行，劣币驱逐良币。

掌控文化领导权需标本兼治

  在新形势下，中国要想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仅仅节制资本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各种与中国主流文化不一致的思想，其始终与资本利益紧密相关。只要存在媒体市场化、存在资本控制新兴媒体乃至传统媒体的情况，“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会持续下去。仅仅强调规范媒体，让资本和相关媒体发挥主体责任，让他们被动配合政府，他们的配合一定是消极的和有限的。很可能是政府抓得紧一阵儿，他们就收敛一点；政府管控稍微一松，他们还会再次反弹，就像割韭菜，割一茬长一茬。这样解决问题很可能是扬汤止沸，短期见效快，但长期看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现在许多带有垄断性质的网络平台企业，其获取的已不是普通的商业利润，而是因此带有垄断了某种公共产品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这些平台长期控制在私人手上，不仅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且对国家的数据安全、文化安全也构成潜在风险。某些掌握大量数据信息的网络平台公司到国外上市，已经敲响了警钟。不解决所有制问题，仅仅让这些企业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就好像要劝告老虎不要吃人一样，其难度可想而知。

需要指出的是，要想保持文化领导权，还需要扶正祛邪，确立核心价值观背后的底层逻辑和理论内核。如果说现在出现的种种文化乱象算是一种邪气或者邪风的话，那么“祛邪”的前提是要固本扶正。

固本扶正，就是要有真正直击心灵的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当前，主流媒体要传达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现有的核心价值观表述中，是应该有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的，应该是逻辑自洽、有锋芒的。没有这个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现有的核心价值观便没有价值依托，就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和战斗性。理论上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内核是“人民性”。但如果没有将属于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与极少数资本力量进行区分，那么我们强调的“人民性”，在理论上缺乏分析锋芒，在实际中可能悄然成为民众中落后意识的尾巴，乃至纵容“灰色文化”“黑色文化”泛滥，红色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作品难以占据主阵地。

    此外，掌握文化领导权还必须提升审查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在意识形态上的辨别力。路线确定以后，干部问题就成为事业成败的关键。在当前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隐忧就是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两面人”问题。这些“两面人”很善于伪装自己，很不容易发现和识别。不能简单地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用结果考评而不是过程考评来考察干部。尤其是通过观察其重点提拔持有什么样价值观的干部，看清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近年来，很多在价值导向上存在明显缺陷的影视作品，呈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不断给大众进行洗脑。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文化渗透一定是个缓慢而不易察觉的过程。意识形态渗透一旦被对方察觉，就意味着这种渗透已经失败，因此它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出来。但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并非没有规律，更不是没有任何迹象。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意识形态渗透的规律和迹象都总结出来，便可以帮助宣传审查机构的工作人员更容易地识别各种意识形态操控伎俩，由此避免各种存在严重问题的文化产品流入市场。

（编辑  季节）

   “新金融”这个提法是针对传统金融而言，两者的关系涉及若干方面。

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别

  从银行业服务对象看，过去常提到“二八定律”。“二八定律”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任何一组事物中，最重要的只是其中的20%左右或者不超过20%，其他都是次要的。从我国银行业看，传统商业银行运作依靠的主要是20%左右的优质客户，包括企业服务和个人零售业务服务。这些客户也是银行主要的服务对象。其中工业、交通领域的大企业不在少数。

  目前我们所说的新金融，大致是指与互联网相关联的金融业务，它与传统金融的区别之一，就是在互联网平台上，服务对象中的中小微企业占较大比重。近期人们对新金融的“新”字，较多关注的是新金融运作模式可能带来的新风险，希望其风险能够得到很好的监管和控制。

  “互联网金融”这一概念源自我国，别的国家开始并没有这个概念。它一般是指依托于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或称新业态。从主体看，“互联网金融”泛指互联网等非金融企业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一系列信息技术开展金融业务，而“金融互联网”则是泛指金融企业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工具开展金融业务，如信用卡业务。

  这大致就是新金融和传统金融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随着非金融企业开展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深化，监管和治理的需求已提上日程。大部分从事金融业务的互联网企业需要接受全面的金融监管。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可以用“异常迅猛”来形容。众所周知，其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与其相伴随的风险也是新型的，对金融监管机构形成了日益强劲的挑战，如何监管这种新型的风险也是新的课题。

  虽然“互联网金融”这个词是我国首创的，但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开展金融支付在国际上早已存在，例如世界上著名的电子商务公司eBay成立于1981年。1995年世界上第一家网上银行成立于美国。几十年前，英国曾因为是否要广泛推进电子商务发生过争议，很多政治家和企业家认为网上购物不宜推广，否则势必影响传统商场的经营和人们的假日交流活动，进而有碍于城市繁荣，网购只适合为不方便出门的人服务。这是他们比较普遍的意见。虽然当年的世界经济和商业需求与今日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时欧美发达国家已早于我们若干年就具备了开展电子商务的能力，他们却没有加以推广。除上述原因，至少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在线经营可能产生风险。

有效监管互联网金融

 作为曾经的金融监管者，我深知建立与互联网金融相匹配的监管体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职责。这里要指出：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和互联网两个高风险行业融合创新的产物，既具有传统金融所具有的风险，同时又具有互联网特有的风险，是一种典型的叠加风险。对具有此类叠加风险的行业必须实施严格的监管，否则风险可能无限放大。

  如何做到有效监管？说起来都清楚，但是做起来有难度。

  一是法规要齐全。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首先要有相应的法规，这是遵法执法监管不可缺失的基础，不能存在监管真空，过去在传统金融各业都有监管制度和体系。而在新金融，尤其是互联网金融方面反而成为监管空白。

  二是严格执法。执法是最难的，审批和处罚往往不同程度地存在法规和技术规范之外的因素，也就是某种程度的人为因素和随意性。蚂蚁金服的循环放贷环节出现较大问题，但阿里巴巴说，所有的项目都是经过批准的，在各个审批环节都是一路绿灯。当年出了大问题的P2P也是经过审批的。

  三是不断完善监管。对于在空中漫无边际运行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技术性和监管力度要足够强大，而且要随互联网金融的升级换代不断完善，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可以说，目前新金融的主要风险可能是监管跟不上运营产生的多方面风险。对于新金融来说，只有实现稳定的风险控制，自身不断得以强化，才可能对新的发展格局提供持续的金融支持。

  目前涉及对行业中出现的人工智能的监管问题。这是一种什么级别的挑战呢？埃隆·马斯克最近一段时期多次做出提示，认为过度推进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这一提示的要点是，人类不能创造和过度运用未来可能失控的新业态。日新月异的互联网金融是否属于可能失控之列呢？“互联网+”正在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工业、交通等领域，如何既高效又安全地运用这一新业态，是大家共同关注的新问题。

  当今世界充满创新，新思维、新概念层出不穷。最近正在热起来的“元宇宙”即所谓的集合虚拟共享空间，属于老词新说，涉及到若干领域。据报道，今年3月，一家游戏平台将“元宇宙”的概念写进招股书，登陆纽交所，上市首日市值达400亿美元，引爆科技和资本圈。对于新金融的监管，我们的监管机构任重道远。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主要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相对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是“短板”或“短腿”。着眼于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部署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要重塑城乡关系，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2018年10月23日，习总书记视察广东省清远市时明确要求：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把“短板”变成“潜力板”。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乡村振兴的大思路，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相对应，习近平总书记确定的乡村振兴大思路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要走好这条道路，必须按照十九大确定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蕴藏在乡村的极大发展潜力挖掘出来，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巩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农村改革四十多年取得的最主要制度成果，就是建立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亦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也是我们党在农村最大的政策，它有三个要件：一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二是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三是集体为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实质，是我们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在这项制度中，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是根本，它一劳永逸地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即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之间占有土地的数量不会像私有制那样悬殊，做到了土地与劳动力两个基本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零成本结合；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集体获得承包费等财产性收入形成集体积累，用于以承包户为主体的集体成员服务，形成了土地集体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和谐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

实践证明，农村改革以来，凡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得比较好的农村，土地没有撂荒的，集体经济实力都比较雄厚，干群关系和邻里关系也比较和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同时，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在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和部分党政领导干部中，还有一些人主张农村恢复土地私有制。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已经严重干扰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弱化了集体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的功能，削弱了我们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

 构建“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体系

分户经营体制在农业领域普遍推广后，小农户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基本思路是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四十年来，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我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制度性成果：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其基本模式是“公司加农户”；二是办农民专业合作社，2007年我国实施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是，这两项制度安排并没有把大多数小农户纳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之中，基本原因就在于，农业公司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质上都是私人企业，与农户的基本关系是市场交易，农户成为他们追逐利润的客户，而不是共同抵御市场风险的利益共同体。

对于如何破解小农户进入市场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早有深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他认为，我国农村要走组织起来的市场化发展路子。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通过整合涉农部门为农服务资源，推动形成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融合的“三位一体”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体系，受到了广大农户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全党领导核心以后，以推动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为抓手，继续推动“三位一体”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体系的构建。这种合作社模式为农民提供的服务从生产到生活，各项业务相互支撑，能够以最低交易成本分享到从一产到二产再到三产的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不仅成为党委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而且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

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多年来，仍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把推行土地私有和片面鼓励私人资本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对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严重忽视甚至是厌恶。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从深化改革入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

（编辑  宋斌斌）

2013年，国际金融信息服务行业龙头彭博（Bloomberg L.P.）被曝出允许记者部分接触彭博终端上的敏感数据和泄露客户信息的“丑闻”，引起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调查与强烈质疑。一些金融界专业人士表示，虽然他们对这类金融数据服务机构的信息安全有所担忧，但由于国际市场份额的垄断和既有的金融生态圈，很难弃之不用。2015年4月17日，彭博终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长达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服务中断。这场罕见的因技术问题导致的停滞，使部分用户无法进行交易，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震动，英国政府原定发行的30亿英镑债券也因此推迟。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引起了舆论对金融信息安全的极大关注。

就国际市场而言，彭博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务商，路孚特（Refinitiv，原路透金融与风险部门，2018年由汤森路透公司与美国黑石集团达成出售协议，成立路孚特公司，2020年底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又斥资270亿美元将其收购）紧随其后。根据美国知名咨询机构Burton-Taylor的分析，近年来彭博扩展了其在金融服务市场的收益和份额。2020年，彭博的金融数据和信息业务营收总数达到320亿美元，全球市场占有额达到32.7%，比路孚特高11.3%。这两家机构全球市场占据率超过50%，市场呈现高度集中的情况。在主要国家的外汇市场，这两家机构提供的服务更是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具有绝对的市场控制力和影响力。

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主要由彭博、路孚特以及本土万得公司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虽然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近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个别公司已经在国内的金融服务行业站稳了脚跟，但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仍主要依赖国外金融信息提供商，特别是在涉外金融数据和交易上仍受制于人。^[1]

金融信息与数据是金融活动的基本构件。随着当代国际金融活动的国际化，市场上海量的金融信息与数据成为金融行业“不可须臾离也”的基石，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工商业界与学术界的关注。随着中国国家发展的新变化，金融信息主权的问题已亟需提上议事日程。本文从探讨“金融信息主权”概念出发，对中国金融信息安全与金融信息主权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金融信息主权与信息跨国流动的相关理论

传统主权理论更多聚焦在领土、领空、领海等空间领域，更多具有物理属性，信息化时代的信息主权，如信息流动、信息掌握、发布、分析等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国际交往、乃至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活动，愈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论题。信息交往构成的虚拟领域极大挑战了主权国家的现实地理边界，随之而来的信息主权、数据主权等概念，更是在世界互联互通前提下，指向了国家主权与全球合作之间存在的不可忽视的张力。

 金融信息主权由国家主权概念衍生而来，在网络化、信息化时代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信息主权聚焦于金融领域，主要指向关系国家主权、国家信息安全的金融信息与数据的收集、分析、发布、处理以及交易等方面。由于目前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呈现高度的寡头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态势，导致世界金融信息系统高度同质与集中，金融信息秩序存在不平衡乃至失衡的隐患。

有关金融信息主权的讨论将涉及以下几个理论视角。

首先，全球数据与信息治理方面，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公地理论。Hardin(1968)提出“公地悲剧”概念，推进了我们对于集体行动、公共事务治理的理论化认识。在跨国合作下，全球数据治理、信息治理可以实现公共善治，构成“公地喜剧”。然而，信息霸权主义因其对信息的垄断和集纳，却成为打破“公地喜剧”的因素。数据监控丑闻打破了原本看似和谐的治理模式，“数据霸权”逐渐展现，引起世界的忧虑与反弹。由此，全球数据公地治理与主权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第二，全球传播秩序不平衡，涉及信息霸权、传播霸权等理论。具体到金融领域，国家的金融话语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麦克布莱德报告》，提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呼吁，报告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由于长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依附关系，导致了信息传播的悬殊关系。阿芒·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一书中指出，跨国公司按照资本的生产和分配规则瓜分了世界，这个过程忽略了信息接收者的话语权力，本质上是一种霸权。赫伯特·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帝国》分析了“传播”在维系“美帝国”方面的重要角色，军事-工业复合体与传播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得美国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得以稳固，从而“霸权”得以建立。张谊浩、裴平、方先明（2012）的文章《国际金融话语权及中国方略》^[2]分析了当下国际金融话语体系中霸权-非霸权的话语分布结构、 其内在逻辑和应对策略，回溯了有关权利、话语、话语权的相关理论，对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性金融话语结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国际金融话语权与国际货币权力之间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第三，发展视角下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分析了当下的金融信息主权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一体化”和“不平等”的两个重要特征。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金融信息服务体系的一个基本背景。这将涉及中国以何种角色参与到世界市场竞争中的问题，在当下实践中，就是中国的金融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如何建设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的存在使得由资本带动的金融信息服务行动已经溢出国家主权概念的边界。

金融信息主权视域下的中国金融服务市场

中国金融服务市场作为与金融信息主权息息相关的承载者，是考察金融信息主权问题的核心要素。

金融信息服务概念与金融信息主权让渡

根据2019年2月实施的《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金融信息服务，是指向从事金融分析、金融交易、金融决策或者其他金融活动的用户提供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信息和/或者金融数据的服务。”^[3]中央网信办对此概念做出了解读，称金融信息服务“这一概念延续了2009年《外国机构在中国境内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提法，且这一定义是中美、中欧、中加在WTO框架下磋商确定的，施行多年且为各方普遍接受”。^[4]在得到中央网信办批准的外资金融信息服务许可名单中，包括了路透、彭博、道琼斯等中国市场上主要的金融信息服务商。

本世纪初，为规范外国通讯社在华提供的包括金融信息产品在内的新闻信息，我国政府曾授权新华通讯社对外国通讯社在华发布信息进行管理。2006年，新华社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发布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规定金融信息提供者需由新华社批准运营，外国金融信息提供者业务范围、传播信息手段等变更需得到新华社的批准等，同时要求外国新闻机构通过新华社下属的中国经济信息社（CEIS）在华销售他们的财经资讯产品。 ^[5]当时在华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主要机构为英国的路透，美国的彭博、道琼斯，加拿大的汤森（此时汤森路透尚未合并）等，他们及所在国政府认为这一规定严重阻碍了外资金融服务商在华开展业务，而新华社于2007年推出的“新华08综合金融信息服务系统”，被他们认为监管者利用不当优势成为市场竞争者，外资金融信息服务商及政府完全不能接受。欧盟、美国与加拿大就此在WTO向中国代表团提出磋商，2008年11月13日,中国代表分别与争端三方代表签署了《关于影响外国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措施的谅解备忘录》，以基本满足三方要求的方式，取消了之前的相关规定。^[6]

虽然通过WTO框架内多个双边磋商解决了存在的争议，也规范和促进了我国金融领域开放及金融信息市场的迅速发展。但在另一层面，却使得我国错失了打造自身金融信息服务产品和系统的黄金窗口期。21世纪初期，正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高速发展之时，中国金融市场在主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拖入世界金融资本的垄断和裹挟之中。

行业寡头垄断与快速发展的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

行业寡头垄断是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主要特征。十八大之前，彭博、路孚特与万得三家公司在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占有率均达到20%左右。

相比欧美和全球市场，近年来我国金融信息行业发展势头强劲迅猛，增速一直名列世界前茅。以2018年为例，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年收入约为305亿美元，同比增速为5.9%。2018年和2019年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收入约为590亿元和6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为18%和16%，远高于世界其他市场。^[7]虽然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但与中国整体金融行业发展水平和对金融信息需求相比仍有一定距离。虽然中国已经建成了体量大、范围广、种类全且排名世界前茅的金融业，但尚未有任何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信息服务商。

中国本土金融信息服务商的“三种模式” 

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以打造中国彭博为目标，希望在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分一杯羹。

1.专业金融数据提供商稳步扩展。万得公司是目前真正在金融服务市场占据重头市场份额的中资机构，已发展成为“中国大陆领先的金融数据、信息和软件服务企业”，占据了中国证券、基金、保险、银行等机构的绝大多数金融信息服务市场。

万得以金融证券数据为核心，还开发了信息检索、数据提取分析与投资组合管理应用等领域的分析工具。从上世纪90年代，万得开始全面学习彭博模式。目前，万得拥有超过1500名员工，收入13亿元（2016年数据），估值高达200亿元。^[8]

万得与彭博最大的不同在于，万得没有自身的媒体部门，目前尚未见到与媒体有明显的深度合作模式。与万得类似的金融信息服务商还有大智慧、同花顺等，服务模式有相似之处，都是以为金融市场提供直接数据为主，同时涉及直接交易的内容。

2.主流媒体跨界金融协同发展。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竞争，几乎从一开始就是通讯社之间的战争。1851年创立的路透社，最初就是提供欧洲大陆与英国之间股票市场的信息数据。路透社不断增加新闻信息、分析评论与计算工具，成为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最重要提供商。

作为一个从投行离职的中途创业者，彭博的创始人布隆伯格最初更多是创造性地联系起金融数据和计算机科技，在1982年创造了满足华尔街金融从业者核心需求的彭博终端（Bloomberg Terminal）。然而，彭博公司也迅速从单纯提供金融信息终端的设备供应商，转向全面提供金融信息资讯服务商。1990年，彭博通讯社成立，随后彭博通过自建和收购等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广播、杂志、电视台等多个媒体平台。彭博媒体帝国的扩展之路使得其专业的财经服务在短短二三十年就大幅超过了路透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新华社从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对经济信息工作进行布局。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经济信息社是新华社的直属企业，具体从事经济信息拓展与营销等相关工作，作为新华社经济信息一体化管理和经营的责任主体，全面负责新华社经济信息采集、产品生产、市场营销和用户服务等。成立伊始，中国经济信息社不仅具有普通企业盈利的目的，同时承担了提升国家金融话语权和维护国家金融信息安全的重要任务。中国经济信息社目前拥有四大产品和服务平台：服务国家金融信息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级金融信息平台“新华财经”，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华丝路”，服务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新华信用”，服务证券和行业经济信息的综合性指数机构“新华指数”，此外中国经济信息社还在多个细分行业领域具有深度智库服务功能。不过，以中国经济信息社为代表的中国经济信息业务发展水平，目前与打破欧美金融信息服务商垄断、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态势和新时代通讯社自身发展要求都存在一定的滞后。^[9]

通讯社具有从事金融信息服务的天然优势。行业奠基者路透社以及后起的行业龙头彭博社，都凭借作为通讯社的优势成为行业垄断者。新华社作为世界主要通讯社之一，在经济信息采集与传播、分析导向权威性和准确性等方面，具有无以比拟的优势。新华社金融交易服务平台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利用国家通讯社的优势，在金融信息服务方面的创造有利环境。除了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社旗下还组建了包括三大经济报刊《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在内的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以及其他的金融信息和财经智库平台等等。 

3.“资本+”与“互联网+”：金融科技数据媒介深度融合。中国市场化媒体中，上海文广集团的第一财经也是较早剑指金融信息业务领域的机构。地处上海这一金融中心城市，第一财经拥有报纸、杂志、电视、网站、财经智库等全媒体矩阵，并在诸多领域具有领先业内的市场敏感度，高度关注与对接欧美标杆财经媒体，在财经新闻领域拥有极强的影响力。而作为互联网巨头的阿里巴巴集团，更是从消费者端、中小企业端、第三方平台及金融科技等领域全面布局，拥有由此而来的海量商业数据。从第一财经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作为主流财经媒体的新探索。

目前，无论是主流权威媒体还是其他市场化媒体，在切入金融信息市场中，主要都是以财经新闻报道、信息汇总分析以及部分金融智库服务和论坛活动为主，基本尚未涉及相应的技术平台，尚未涉及实际交易过程。而其他金融数据服务机构，如万得、大智慧、同花顺等机构，具有资讯整合和交易功能，但不具有信息发布职能。在国内市场处于垄断地位的万得资讯，虽然具有与彭博类似的数据服务功能，也可以实现平台交易，但在信息发布上具有重大短板，以至于在海外市场上仍只能作为数据库提供商，无法实现提升金融话语权和金融信息安全这个根本要求。

后发困境：影响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三组关系

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具有较强的用户黏性和路径依赖等特征，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正在发展的过程中，比较难以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超越。^[10]而在当下的特殊情况下，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将面对更多的后发困境，需要解决好一系列复杂关系。

中国角色：推动信息共享流动还是坚守主权保护

在国际社会的现实中，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贸易层面，近年来都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

面对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国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更加健康发展”。^[11]就金融领域而言，中国继续强调没有开放流动的市场坏境，就没有健康繁荣的金融活动。

金融信息数据的共享与互通本来可以大致实现世界善治的目标，但掌握信息霸权的主体对信息的垄断和集纳成为自身霸权不断强化复制的工具，不会也不可能主动放弃自身的霸权地位，在遭遇挑战者很多时候会采取各种限制与打击方式来保证霸权。虽然中国继续有步骤地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但随着近期一些国家国内政治势力的有意引导，贸易战、舆论战、信息战的态势尚无减弱的迹象。而金融信息主权作为现代国家主权的重要载体之一，与政治主权、经济主权、网络主权等类似，呈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一旦出现主权国家之间极端对立乃至战争，金融信息安全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金融信息主权存在被侵犯和霸凌的可能。

目前国际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呈现高度垄断，两三家欧美公司占据全球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特别是在跨境交易中，形成了具有高度黏性的行业生态圈。即便是市场上被视为较有潜力的下一代挑战者企业，也大都是美国公司，再加上市场上金融数据库系统等基础构件基本被欧美公司所垄断，中国金融信息领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系统性安全隐患。

作为行业市场领军者的彭博和路孚特，其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投行、基金公司等主要金融机构，同时也含括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等金融权威监管部门。这些金融机构对金融服务信息提供商产品的高度依赖，一旦在特殊情况下被“卡脖子”，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话语：标准制定还是融入追随

我国的经济地位日益提升，但金融话语权仍相对薄弱，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12]中国面临许多制约，如国际贸易以美元为主的计价结算体系依旧稳固，金融数据基础数据库由欧美垄断，主要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仍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影响世界金融动态的金融财经媒体仍以西方媒体为主的状况没有改变。例如，对于主权国家与世界金融环境具备极大影响力的主权信用评级机构，依然主要是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在特定时期，这些主权信用评级机构也对一个过国家的经济状况与发展，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机构都已经习惯了欧美行业领先企业设定的标椎，“同一个金融世界”又构成了密切互联的金融朋友圈和生态圈，主流金融界都在同一个生态圈中进行信息交换和买卖交易。无论是在国家层面、政府层面还是在行业和具体企业层面，如果希望进入这个行业，就必须先接受这个标准与习惯。

从目前的现实看，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日益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要求拥有与之匹配的金融话语权。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开展以及包括亚投行的设立等一系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世界信息秩序的不平衡要求革新，这需要打破欧美寡头对金融行业标准与信息流的垄断，强化金融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做大中国财经媒体，传播金融领域的中国声音，以开放姿态抵御意识形态偏见与傲慢，降低市场风险。^[13]

进入21世纪，国际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整合、重组与兼并愈加频繁。后起之秀彭博迅速在市场占有上超过路透社，2006年路透与汤森集团合并重组为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2018年，美国黑石集团收购汤森路透的金融与风险板块业务55%的份额，整合成立了新的金融数据与基础设施提供商——路孚特公司（Refinitiv）。在汤森路透做出逐渐剥离金融信息业务的战略选择的同时，彭博社也进行了战略调整，以面对接连出现营收和市场占有率下滑的问题。中国本土金融信息服务市场也出现了停滞期，一段时间内一些企业也有营收下滑的问题。

中国方略：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演化   

保证国家金融信息主权是实务界与理论界亟需关注的重要论题。面对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所处的被动态势，我国需要强化话语权意识，构建立足本土的金融知识理论体系，增加多边金融机构投票权，主动设置金融议题，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争夺国际金融定价权等。^[14]

就其根本意义而言，一方面，国家需要提供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来支持相关机构和企业大力发展，亟需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信息服务头部企业，促进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更好发展。特别是国家相关部门要意识到这并非完全是企业自由竞争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金融信息安全与金融话语权的重要环节。欧美国家金融信息服务行业不仅领先在具体的业务上，还利用其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主要贸易交易币种使用频次、金融规制标准与社交网络、金融普世语言使用等方面的优势。这些问题仅靠企业和市场自身进行突破，对于后发的中国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也需要培育健康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发挥技术创新带动的演化势能。从一般市场发展规律来看，颠覆性创新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破局点”。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进入金融业的运用场景之中，金融行业发生着重要变化。作为后发型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彭博的发展路径颇具研究意义。正是因为了解和注重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注重跨界思维和运营，彭博一出手便赢得了先机。同时彭博社也高度关注和投资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而一些新兴的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金融平台如Sentieo等，也被认为是可能取代彭博终端的挑战者。

随着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应该有意识关注自身的金融信息安全，构建自身的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结构。作为世界市场开放互通的支持者，中国应当担起推动行业技术与标准创新的责任，助力中国乃至全球企业在更为均衡的自由市场中参与竞争。从区域金融信息网络着手，打造区域金融信息服务的朋友圈，打破以欧美垄断资本和中心国家设定的圈层结构，再逐步向外扩展，推动更为平衡的世界金融信息新秩序。这既是促进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保障金融信息安全、提升中国金融话语权的必经之路，也体现了我国打破不均衡金融信息传播秩序的历史担当。

（编辑  季节）

2019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中国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但在国际舆论场，一些西方政客及媒体就疫情问题不断向中国“甩锅”，对中国的防疫措施等进行无端指责，利用带有偏见的言论及报道不断污名化中国。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我国仍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失语就要挨骂”，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我国网络外宣工作要承担起树立国家正面形象的重任。

我国网络外宣要承担树立国家形象责任

（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涉华议题越来越被海外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事实上，海外读者和观众长期以来对中国并不了解，关注度有限。随着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和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制造国和贸易国、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世界最大汽车市场、国际游客最大来源国等事实，已为海外民众熟知并引起他们的兴趣。

随着世界知名主流媒体纷纷把目光聚焦中国，国外媒体报道中涉华议题占比大幅提高，有关中国经济事务的报道比重不断增加，有关中国的新闻几乎天天都有。从报道的方式上看，从过去的零星报道正在向主动策划的全方位深度报道转变。每年中国“两会”期间，BBC、CNN等西方媒体都会设置报道专栏，第一时间向海外民众介绍中国的最新动态；美国《财富》杂志、英国《金融时报》《卫报》、加拿大《环球邮报》等西方主要媒体，几乎每年都会派出采访团到中国采访，推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系列专题报道。当前在国际舆论场中，涉华议题能够吸引海外网民的大量注意力资源，我国主流媒体对以中国为核心的话题逐步具备话语权的前置优势和信息发布时效性的领先优势。

（二）中央媒体具有资源及制度优势，海外舆论影响力不断提升。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国际网络舆论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要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要为广大网民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这些重要论述，为新闻舆论机构进军互联网主战场指出了方向。

近年来，从中央级媒体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到各省级主流媒体都在探索媒体融合转型，力争发挥在网络舆论场的外宣主力军作用，掌握网络话语权。主流媒体纷纷打造媒体融合发展的主导性产品作为突破点和关键点，推出“中央厨房”“智能化编辑部”建设等重要举措。围绕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特点和变革潮流，我国主流媒体在新闻产品的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互动化、定制化等方面持续发力，在原有组织结构改革调整、再造采编流程、建立全媒体内容生产流程整体架构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央媒等网络外宣主力军愈加重视内容建设，不断提升海外舆论影响力。如新华社、CGTN等重点加强了短视频节目的内容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多语种优势，将“自己讲”与“别人说”相结合，提高对外传播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网络外宣的产品形式方面，各大央媒综合运用微视频、微动漫、H5（移动端动态页面）等多形态产品，注重对外传播的交互性、融合性。中央级媒体作为主力军，对外报道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形成了良好的网络外宣态势。

（三）中央媒体在海外媒体平台发展态势良好，粉丝群体呈现规模化聚集。

近年来，中国媒体积极发力海外社交平台，探索运用新手段新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中央级媒体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海外民众最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聚集了海量粉丝。截至2020年10月，人民日报海外社交平台主账号粉丝量及关注订阅数超过1亿，新华社海外社交平台账号粉丝及订阅量突破2亿，CGTN海外社交媒体的主账号粉丝及关注数均过亿，与西方主流媒体的差距逐渐缩小，已处于第一阵营。从官方账号的粉丝量、发文数等方面看已经与西方强势主流媒体旗鼓相当，甚至一些指标数据实现反超，成为中国媒体“走出去”的主力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CGTN等在Twitter、YouTube发布的相关中国抗疫短视频、直播等，赢得了世界各地很多网友的热情点赞。

（四）地方媒体网络外宣力量不断强化，对外传播影响力持续释放。

近年来，我国各省级和地市级媒体在加强网络外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配备队伍，搭建平台，网络外宣主体长期分散和影响力弱的情况得到一定程度改进。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对外宣传中，地方媒体能够发挥自身特色，挖掘本地亮点，讲好地方故事，扩大了我国整体对外宣传的辐射力。此外，中央外宣机构与地方媒体合作，不断探索构建“中央-地方”网络外宣的联动机制，取得了不少成效。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外文局立即对接湖北省新闻办，形成协同工作机制。外文局所属中国网、融媒体中心、北京周报社等媒体单位与《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日报》等多家湖北省媒体机构联合开展抗击疫情对外传播。外文局“中央厨房”结合局属媒体语种与传播优势，每日从湖北一线媒体推荐的视频产品与图文稿件中遴选一批优质作品，协调局属媒体进行多语种编译与海外传播，并重点遴选富有现场感、故事性、适合对外传播的内容，进行多媒体多语化加工，通过外文局海内外社交平台账号与多语种网站进行推送。外文局与湖北省各媒体播发稿件的海外总阅读量达1.48亿，播放量465万，互动量38万。

通过外文局与湖北新闻办的密切协同，向海外受众展示了湖北各界人士齐心抗疫救援的真实场面和生动故事，国内外各界人士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是一次汇聚地方优势资源、协同协作进行国际传播的有益尝试。面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央机构与地方媒体能够优势互补展开网络外宣，在常态化的网络外宣中，地方媒体的对外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将进一步释放。

（五）海外民间机构具备较强的舆论影响力，特殊作用将进一步发挥。

各类民间机构、社团等非政府机构在公共外交领域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如华人协会商会等，都有大量机会直接接触国际组织和外国受众。如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拥有320多家会员社团，分布全欧28个国家，与社会各界联系密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美国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中国侨声》和网站，与美国精英集团以及各大高校、智库保持着密切交往。目前，很多华人华侨社团都与所在国的官方建立了直接沟通和对话的渠道，随着国际间合作愈发密切，华人华侨组织的公共外交属性愈发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华人华侨社团的公共外交活动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例如，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利用自身特有的交往渠道和影响力，以搭建平台、协调联络、筹措物资等多种方式，在所在国人民面前充分展示了华人华侨爱国、团结、奉献等正面形象。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当地社会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该商会以“联络人”身份推动中肯两国之间的医疗合作，并借助当地广泛的群众基础树立了较好的中国形象，多渠道传播“迄今为止肯尼亚无来自中国确诊病例”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在当地对冲了西方媒体捏造的负面舆论，有效抑制了当地因恐惧感染而产生的排华情绪。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众心中，华人华侨商会等民间组织已经成为代表中国人和中国形象的社会符号。

不过，目前中国本土民间组织“走出去”的难度较大，公共外交领域更多需要依靠海外成立的华人华侨民间组织。当前，在国际舆论场中，民间机构不断尝试传播中国故事，回应国际恶意诋毁等，更多属于自发行为的公共外交活动。如果民间机构能在相互之间以及与外宣媒体等加强联动与配合，其对海外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力将进一步释放。

（六）中国智库的海外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网络外宣的潜在新兴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加强专业化智库建设。201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断深入，我国新型智库呈现独特的专业化优势、资源优势、社交优势和话语权优势，对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尤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来自智库的权威声音有助于在国际社会解惑释疑，增进理解。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日报社中国观察智库、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等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实践》在海外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我国的智库建设可以借鉴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多渠道扩大成果的“外宣半径”的做法，通过官网呈现大量专家学者与各领域多媒体资料，通过博客提供在线出版物，通过社交媒体等新方式与国外用户强化互动交流等。

我国网络外宣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一）涉华负面舆情爆发概率不断增长，我权威声音缺乏有效应对。

目前，我国主流媒体在开展网络外宣时，还没有完全适应互联网时代传播的新语态，网络外宣的做法更多是把传统内容平移到网上，不能充分适应新形势下海外读者的需要。在一些涉华重大突发事件中，海外各大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平台上的真假信息层出不穷，我国网络外宣权威信息供给不足，真相常常被湮没在信息洪流中。

通过Access World News（世界各国报纸全文库）数据库对国际舆论场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所进行的分析发现：涉华疫情报道在海外舆论场中占据着重要流量，中国成为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舆论中的焦点；西方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量远高于其他国家，其中美国和英国媒体机构发布的相关报道占比约18.5%，具有较强的舆论主导作用。抽取100篇涉华疫情报道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海外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更多呈现出明显的负面报道框架。其中，倾向性呈负面消极的占比达69%；客观中立报道占比29%；积极正面报道占比仅为2%。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一些思维惯性和偏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些海外媒体的记者在新闻采写中的主观意愿和选择性。对随机抽样得到的海外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信源进行统计分析，“国外学者”“国外媒体机构”“国外政府机构”等是海外涉华疫情报道的主要新闻信源，而来自中国的各类信源普遍较少。西方媒体编辑记者通过词汇选择、信源选择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处理，却可能影响整篇新闻报道的态度，影响公众的认知。海外涉华新冠肺炎报道曾一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形成了消极负面的报道态度框架偏见。这一情况在其他涉华国际热点事件中也有明显类似表现。

       图1 海外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信源频次统计图

（二）互联网打破了“外”与“内”的界限，网络外宣的舆论影响或将辐射国内。

互联网时代，国内与国外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被打通，“出口转内销”的情况时有发生，国内负面舆情起因源自外宣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李文亮医生事件中，我国媒体在最初的网络外宣报道中误用了“吹哨人”的概念，虽然似乎匹配了海外的传播环境和海外受众文化认知，但却使得这一泛政治化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题与议题加速倒灌国内，造成后续接连被人恶意解读、带偏节奏的负面社会后果。

当前，建立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已是必然趋势，但主流媒体能否将传统的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统一起来，还将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在网络外宣工作中对国内外舆论环境的准确把握，在选题策划时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充分运用，在面对重大新闻事件时按照网络传播特点处理等。现行网络外宣的体制机制未能很好地适应互联网发展规律和当前全球传播新态势，网络外宣与内宣的关系平衡、网络外宣与内宣话语的一致性问题等亟待破解。

（三）西方掌握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与核心技术，网络舆论环境安全隐患加剧。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发生后，Twitter公司多次发布声明，关停了4301个与我国政府有关、发布正面涉港舆论的账号，相关数据资料提交给FBI调查。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议员致信Twitter公司CEO杰克·多西，“强烈敦促”其删除中国政府在Twitter上开设的各种账号，并禁止任何封锁Twitter国家的外交官使用其服务。Twitter平台却以“违反Twitter公司规定”为由封停了我驻外大使的官方账号。当前，网络外宣的主要平台和阵地多为西方国家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网站等。这些第三方平台已经聚集了广大的海外受众，但在涉华外宣尤其是开展涉重大主题的外宣工作时，存在巨大的传播不可控和信息安全隐患。

近年来，我国日益成为西方“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Propaganda）舆论战的主要攻击对象。随着海外社交媒体对西方政治生态和国际新闻舆论场的影响不断增强，在其平台上发布的涉华舆论与对华态度，往往成为本国政客搞政治投机、捞取选票的重要筹码，为此西方政客甚至不惜发动社交媒体“新冷战”。一些反华政要通过政治施压，借助西方的平台优势、技术优势，在重大涉华议题方面操纵网络舆论，恶意制造涉华负面舆情。

欧洲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研究课题成果显示，在Twitter平台上与中国有关的标签发文量前100的账号内容中，没有一条内容在情感倾向上“亲华”，而“反华”信息超过了一半。据统计，社交媒体的信息操纵活动有超过80%是利用真人账号或机器人账号进行“计算宣传”，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反华”信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机器人的操纵。2019年，CGTN在其拥有超过100万订阅用户的YouTube账号上播发了《中国新疆：反恐前沿》等涉疆外宣纪录片，但其实际观看量与其订阅量严重不符，相关分析指出，CGTN账号遭到了平台的有意限流。不少海外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虽然自己订阅了CGTN的YouTube推送，但却未收到纪录片更新的通知。可以预见，网络外宣的舆论环境仍将长期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西方对海外社交媒体的涉华舆论操纵将日益程式化和常态化。

（四）中国主流媒体在海外媒体平台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亟须突破。

近年来，央媒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持续发力，取得长足发展。以“一带一路”倡议的网络外宣为例，2017年至2019年间，在Twitter平台中新华社（@XHNews）与人民日报（@PDChina）的年均发布相关报道分别为314条和218条。但从海外媒体整体的传播效果看，我国主流媒体影响力与西方媒体仍存在差距。可知人民日报在Twitter舆论场形成了明显的二级或者三级传播圈，整体上看，央媒的报道多数属于单线、一级传播，信息二级、三级转发量较低，参与话题讨论的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也较少，网民互动参与较少。

      图2 @PDCChina 2000条Tweets 传播路径图（2020年1月-8月）

2020年1月-8月@nytimes（《纽约时报》）发布的2000条推文，发现@nytimes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有多个意见领袖参与，意见领袖与网民之间、意见领袖们之间都有积极互动。由于参与者较多，转发、密度较大，故选取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100个Twitter账号，生成可视化的传播流如图3所示。图中可以明显看出，由@nytimes发布的信息在Twitter中形成了一个传播矩阵。@nytimes虽然位于矩阵中央，但信息的扩散传播由众多意见领袖共同完成，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传播网络。在Twitter中，《纽约时报》有自己的“意见领袖”朋友圈，在这个基础上很容易形成巨大的 多维传播流，我国媒体则呈现出明显的“单打独斗”，传播效果受限。

       图3 @nytimes推文形成的传播矩阵图

（五）网络外宣主体不断延伸，网民情绪化特征明显需要有效引导。

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4亿。我国网民规模不断增长，年轻网民媒介素养提升，成为网络外宣不容忽视的大众力量。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在网络空间更多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而网民则成为网络信息和网络活动的主体。

我国网络发展已近30年，普通大众网民不仅关注国内的民生民情，对于国际舆论场中的涉华议题有很高的参与热情。随着信息聚合类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等的不断发展，我国网民能够借助互联网在国际舆论场中积极发声，在“南海仲裁案”“帝吧出征”等事件中，我国个人“意见领袖”、普通网民群体均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网络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情绪化。因而对参与网络外宣的人群，需要有效引导，不仅要摆事实、讲道理，更要引导情绪、影响思维判断。从近年来诸多网络热点事件中可以明显看出，国际舆论场中的泛政治类话题能够触碰到普通大众最敏感的神经，网民多元的利益诉求、各种利益主体的复杂博弃在网络舆论空间盛行。大众网民在国际舆论场中的相关议题参与、情绪变化更多是自发性的，对网络外宣与对外传播工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在常态化的网络外宣工作中，目前对国内网民外宣的积极性和情绪引导存在短板，在网民的情绪管理领域从经验研究到制度安排等方面都有所缺失。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的研究显示，当前我国网络非理性情绪有滋长蔓延之势。此外，外宣管理部门及外宣新闻单位也缺乏对海外网民的情绪捕捉与情感判断，在重大事件的网络外宣中以受众为中心展开选题策划不够。

图4 我国网民结构特征（截至2020年6月）

（六）海外受众信息诉求多元多变，需提高外宣媒体议题设置能力。

研究表明，西方媒体掌握着全球90%以上的新闻信息资源，近70%的海外受众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而相当多的西方媒体仍然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报道中国，产生大量不实甚至是歪曲报道。从海外社交媒体近年来的涉华议题看，海外受众对中国方面的信息诉求是多元多变的，在网络外宣方面，主流话语传播相较于海外受众的实际诉求还不够“接地气”，未能有效匹配。

长期以来，面对一些西方媒体、政客的恶意攻击，我们的回应、回击还缺乏针对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媒体不断抛出泛政治化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题与议题，如“吹哨人”等概念本身就带有反体制的内涵，我国有些媒体却被误导进而误用，还有一些回应南辕北辙，后期采取的不予回应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舆论场的节奏被西方媒体带偏，我方声音和事实真相却被淹没在舆论漩涡中。在一些重大涉华事件的网络舆论斗争中，主流媒体对海外受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还有待提升。在常态化的网络外宣中，对海外受众的关注点挖掘不充分，议程设置、议题设置、框架设置等有待进一步优化。

（七）主流媒体自有网络外宣平台较为单一，运营效果与影响力欠佳。

近年来，主流媒体主动出击，在自有网络外宣平台建设方面做出了诸多探索。目前，央媒的自有网络外宣平台主要以多语种网站为主，移动客户端大多只有英文版。人民网和新华网的多语种网站及内容频道覆盖范围较广，但网站的实际访问量有待提升。在外宣移动终端建设方面，《环球时报》的英文客户端“Global Times”建设较早，但在内容更新与终端运营方面还有待加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客户端“CCTV.com Global”虽然支持7个语种，但视频产品和新闻直播依然以英文内容为主，应发展多元化架构。

目前，主流媒体建设的各类外宣网站、外文移动客户端等均有一定规模的固定受众群体，但这些自有平台在海外的实际影响力有限，还没有形成与其建设规模匹配的品牌力和传播力，对海外受众的覆盖范围有待拓展。语种数、终端数、平台类型等多个方面都有待突破式发展，还未真正形成覆盖全球的多终端对外传播矩阵。北京师范大学京师中国传媒智库发布的《中央媒体海外网络传播力报告》显示，我国主流媒体的海外传播力与欧美主流媒体的传播力仍有较大差距，与亚洲主流媒体旗鼓相当，其中《人民日报》的海外传播力总得分与韩国KBS不相上下，《人民日报》与中央电视台的传播力总得分高于日本的《朝日新闻》。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国际网络舆论斗争，中央级媒体作为主力军，对外报道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形成了良好的网络外宣态势，但传播效果与外宣预期仍存在一定差距。

（八）中国商业化平台出海受到恶意打压，其外宣功能有待合理化利用。

近年来，我国商业化网络平台频频“出海”，海外受众群广泛、发展态势良好，具有成为网络外宣新渠道的重要潜力。目前，微信的国际板WeChat、抖音的国际版Tik Tok等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微信海外用户量已超过8亿；抖音每月的海外活跃用户已达5亿，IOS设备中的下载量在16个国家位居第一，Android设备中的下载量在34个国家位居第一。

随着我国商业化网络平台在海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政治、商业等多种方式对我国的商业化网络平台进行打压。迄今为止能够风靡全球的社交媒体基本是美国公司创立的，Tik Tok成为打破这种垄断的第一个例外，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对TikTok进行“围猎”。即便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环境，Tik Tok等商业化网络平台依然在全球具有较强的舆论影响力和广泛的受众群体。

随着我国“硬实力”的提升，一些企业的新媒体技术、新终端技术等将帮助网络外宣打开新局面，但如何将这部分力量有效纳入网络外宣格局中加以合理引导和利用，还需深入研究探索。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给我国做大做强对外宣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中国发展“做得好”为中国故事“讲得好”奠定了坚实基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突出进展也使得“西强我弱”差距逐渐缩小。此外，互联网、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我们直面海外受众群体提供了直接渠道，为我国媒体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战中的弯道超车、换道超车提供了契机。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联合发布的《2020年全球数字报告》显示，全球网民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为6小时43分钟，其中社交媒体占据了人们上网的大量时间，未来围绕社交媒体平台的舆论斗争和民心争夺将更加复杂和激烈。

后疫情时代，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如何在全球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战疫中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有力反击污名化中国，是当前我国对外宣传中遇到的新课题。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会议明确，以初次、二次、三次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将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需要注重效率、二次分配需要注重公平、三次分配需要注重道德约束。

初次分配事关做大蛋糕更注重效率，依赖市场配置

初次分配是指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各种要素根据相应的贡献率获取收入回报。传统框架下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和劳动，从收入的角度分别对应资本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十九届四中全会还将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全部归为生产要素范畴。由于初次分配主要体现在生产领域，要素的有效分配可能对未来的经济潜在增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先有“高质量发展”，才能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先要做大蛋糕，才有蛋糕可分。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根据《决定》，未来初次分配领域将双管齐下提升效率，分别是提升劳动者报酬占比和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

提升劳动者报酬在GDP中占比，提高生产效率并促进消费。初次分配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是进一步提升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决定》明确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从正常经济规律来看，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均会经历劳动者报酬占比先下行、后上升的过程，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前期劳动附加值较低且劳动力相对过剩，生产高度依赖资本投入使得资本相对稀缺，资本持续投入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下行，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本的逐步累积使得资金的稀缺性逐步下降，回报率降低，劳动力尤其是可以提供高附加值的高素质劳动力反而成为稀缺资产，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回报提高后劳动者报酬再度提升。

未来我国需要持续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究其原因，一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是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转换、我国收入结构逐渐向橄榄型转化的重要方式。增加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农民工及城市工薪者等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可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收入结构，促进我国消费，这是效率原则的重要体现。为此，在最低工资标准、劳工保障等领域，未来我国可能要进一步立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是未来制造业向高端迈进的体现。在“两个大循环”精神的指导下，我国未来将进一步开展制造业强链补链，弥补制造业短板，持续发挥我国工程师红利，提高高技术工人占比，进而增加劳动附加值，劳动者报酬占比也会相对提升。因此，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潜在增速也是效率原则的重要体现。

落实五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遵循效率原则，进一步落实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五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曾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对五大关键生产要素配置机制的部署将是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一是土地要素。根据《意见》精神，未来将全面推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公平合理分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这不仅有助于盘活农村存量土地要素价值，让土地所有者获得一部分收益，使地方政府获得一部分财政收入；而且有助于农村土地得到更有效的应用，促进城乡一体化。

二是劳动力要素。未来将进一步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在长江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实现落户准入年限的“累计互认”，这有助于推进大城市群一体化，消除城市间人才流动关于户口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后顾之忧；帮助高技术高学历劳动者获得更多的价值兑现，有助于提升劳动力报酬在GDP中的占比。

三是资本要素。未来将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并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并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有助于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供给侧金融服务的提升亦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四是技术要素。未来将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技术要素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通过健全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等举措，鼓励科技创新、推动科研院所市场化发展，有助于技术成果实现有效的配置，提升成果转移和变现的能力。

五是数据要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健全包括数据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意见》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管理，参与社会治理、经济活动和相关产业发展做出了进一步的指导。未来数字经济和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将进入加速期，可能成为推动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从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两个角度提供新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同时，也要重视国家对数据安全的监管和数据反垄断。
    历次反垄断行动均伴随着新一轮创新浪潮和新型产业的崛起。当前对数字经济巨头的反垄断已经开始，未来一轮新型产业的雏形可能正在孕育之中，如果本轮反垄断行之有效，未来数据要素生产空间的释放或将催生新一代产业巨头。这一轮要素配置改革有利于改善要素定价效率，以分配制度改革挖掘人才和智力优势、鼓励技术和知识在经济活动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提高经济潜在增速，充分秉持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效率原则。

二次分配更注重公平，依赖政府调节

二次分配主要是政府通过税收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在不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它与初次分配存在两点重要差异：一是初次分配重视效率依赖市场调节，二次分配主要依赖政府部门进行分配，助力实现各类政治目标和民生目标。二是相对初次分配体现在生产环节，二次分配主要体现在非生产阶段。上述特性都决定了初次分配更加注重效率，而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切好蛋糕。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二次分配是控制贫富差距、秉持公平原则的核心手段。

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等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在0.3以下，属于全球低贫富差距国家。发达国家中，日本、德国的基尼系数均为0.32，离低贫富差距的标准较近。上述国家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是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前，芬兰、德国等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位于0.5附近，远超国际公认的0.4的“红线”；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分配后基尼系数可回落至0.3以下。

在收入领域，建立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有利于促进公平分配。从整体税收来看，我国税收的相对规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贫富差距控制良好的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基本接近40%，而我国只有16%，其中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仅有4.8%。从具体税种来看，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未来我国在二次分配领域的税收政策将沿着“所得税”和“财产税”两条主线开展，前者主要针对增量财富，后者主要针对存量财富，现阶段的主要方式将是房产税，未来可能还会出台遗产税的相关政策。

财政部刘昆部长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中明确指出：“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除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外，海外发达国家在财产税、资本利得税等领域均有较强的征收力度；日本、芬兰、丹麦等国还在遗产税领域征收重税，通过打破巨额财富的隔代传递平衡贫富差距。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对高收入群体征收重税，房产税主要针对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征税，以上税收措施通过对高收入和高净值家庭和个人征税，可以有效促进公平分配。

支出领域进一步普及社保覆盖面并完善福利制度，促进公平分配。从整体政府支出规模来看，我国政府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仅36.9%，远低于上述发达国家超过50%的平均占比，未来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公平的角度出发：

第一，增加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和新业态就业人员。“十四五”规划提出“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强调“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

第二，医保、教育、住房等各项福利制度将逐渐深化，对社会民生进行基础保障。一是深化医保制度，将做好医疗保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制度化常态化实施药品耗材集中招标采购；扩大医保目录等。二是深化保障房制度，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公租房主要面向城镇住房和收入“双困难”家庭、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并解决其阶段性住房困难问题。三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加大对部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村教师素质和能力；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等。

第三，跨区域的转移支付同样极为重要。一是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的转移支付。当前我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未来需要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尤其是一般性转移支付需要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城乡之间的转移支付。城乡之间差距的重要体现是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差距。乡村的基础配套设施较为陈旧，约束了区域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未来中央政府将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定向支持和建设。

三次分配是现收入制度的自愿补充，依赖道德约束

三次分配由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中提出，意指“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根据定义，三次分配主要依赖道德力量的约束，是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自愿补充，在不存在法律约束的情况下难以发挥核心作用，需要合理的激励和保障体系进行配合。

未来我国推进三次分配需要税收体系的激励与配合。发达国家虽然对“三次分配”这一概念讨论较少，但慈善产业的活跃程度较高。根据2019年Charity Aid Foundation报告，全球慈善行业排名前八的国家分别是美国、缅甸、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加拿大、英国和荷兰。根据2020年互联网捐款平台Go Fund Me的调查统计，按照各国人均捐款数额，爱尔兰、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依然高居榜首。

海外慈善业活跃的重要原因是多数国家通过税收体系的配合对慈善行为予以激励。在美国，个人捐款金额可以在计算税基时最高抵扣年度个人收入的60%，超过部分可以顺延至下一个财年抵扣，同时对捐赠者给予财产税及遗产税的免税优惠政策。英国税收政策对慈善组织的资本利得和财产税均给予免税，捐赠人募捐的款项可以在税收时抵扣最多35%的年度个人收入。日本规定，企业的捐款可以在税前全额扣除从而发挥税盾的作用，个人捐赠者捐款超过1万日元的部分同样可以进行税前抵扣。在抵税的激励下，捐款的企业可以在不产生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收获额外的社会声誉。

当前我国的慈善捐款同样具有抵税功能，但优惠力度不及海外，其中个人的抵扣上限是应纳税所得额的30%，企业的抵扣上限是当年利润的12%（部分特殊规定的捐款类目可以全额抵扣）。如果我国未来深化推进“三次分配”，可能进一步扩大税费的抵扣额度，不排除与潜在的遗产税挂钩。

如上所述，日本、德国等国在遗产税领域均有较强的征收力度，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遗产税暂时缺位的情况下，三次分配可能是一个重要补充。

一方面，三次分配可以有效引导富人的存量财富向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达到公平的目的。另一方面，我国多数富豪均是海外上市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此类企业多数通过VIE模式搭建红筹架构上市，上市后境内企业的顶层控股实体均注册于海外的英属维尔京或开曼群岛，再由实际控制人所持有。近年来，较多该类型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将其持有的顶层控股实体的股权进行信托化处理，在保留企业控制权的同时将所有权转移至信托计划。在此情况下，居民的财富实际已经发生转移，企业不再归属原实际控制人所有，未来也无法对其征收遗产税。通过三次分配，可以激励此类未来较难受遗产税约束的企业实际控制人进行主动捐赠。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