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过程，而个人数据是数据资源的关键内容之一。数据本身具有复杂的财产属性和人身属性，在收集、利用过程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由此产生的纠纷也层出不穷，并出现逐年上涨的趋势。

当下，学界和实务界针对数据权益法律保护展开讨论，但受限于数据确权困难、数据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未取得有效进展。笔者认为，将个人数据权益保护和个人数据商业化利用问题结合起来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现实中出现的侵害个人数据权益的行为，实质上是个人数据商业化利用的正当合理边界的争议。在实践中，相关的经营者针对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以“不正当竞争”为由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不正当竞争法显然尚未针对个人数据商业化做出应有的制度应对。因而，有必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平衡多相关主体的利益，确立公平的数据竞争规则，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在宏观上坚持数据高效流通利用优先的原则，注重保障消费者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微观上以数据商业化利用的各个环节为切入点，通过类型化立法技术提炼出数据获取、数据使用和数据交易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定规则，并将其纳入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

个人数据商业化概述

进入数字时代，依据数据来源是否具有可识别性，可将数据划分为个人数据和非个人数据。个人数据是指能够识别到特定个人的数据，其在具体情境下能够与数据主体人格权益产生紧密关联，包括但不限于主体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信息、职业信息、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在2021年4月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把“是否可识别”作为区别除匿名化信息外个人信息的标准。

“可识别性”是认定个人数据的关键因素，当依据数据提供的信息或者相关的信息识别到某一特定主体，就可以认定该数据为个人数据，反之则是非个人数据。但是，“可识别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识别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通过数据提供的具体信息识别到数据主体是具体识别，而结合其他信息才能确定具体主体的是间接识别，识别前首先要做的是明确间接识别还是直接识别。在实践中，几乎所有数据都可能存在于其他数据，即使是“匿名化”也无法完全真正保障我们的个人数据不被识别和利用。

从现实来看，“可识别性”这一标准容易被泛化使用，那么个人数据是否会与人格利益产生高度关联呢？以该标准作为认定个人数据的标准仍有待研究，同一个人的数据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呈现不同的特质，即使是相同的数据从不同角度看也是不同的。有学者指出，不结合具体情况，空谈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保护，不仅无法为相关权益提供有效保护，更会引发一系列弊端。

个人数据的商业化利用行为，是指个人数据的相关主体出于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通过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使用三个环节在个人数据中经过数据分析创造价值以及实现价值的过程，其中个人数据的相关主体包括数据开发者、数据资源持有者、数据加工使用者和数据产品经营者等。

个人数据的收集是个人数据商业化的重要步骤。在当前数据流通不断加快的时代，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但是并不是任何针对特定主体的数据信息收集都可以纳入数据收集的范围。要构成数据收集，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主观上，数据使用者具有利用被收集者数据的主观目的，客观上，数据使用者必须利用自己已有的技术主动收集特定个人的数据信息。

个人数据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录入、存储、编辑、更正、搜索、传输、删除等具体环节，其中“匿名化”与“去标识化”是处理过程中备受瞩目的环节。在大数据商业化应用过程中，个人数据的使用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步骤，即数据用户将自己收集的、经过处理的个人数据应用于现实，或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使用。在当前的数据商业化利用中，个人数据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数据收集和数据处理行为的目的所在。个人数据利用方式的多样性必然会引发对个人数据利用进行合理规制的难题。

个人数据商业化利用的隐忧

（一）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近年来，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经营者提供了大量免费且优质的用户数据，政府部门以及授权机构也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了较多的公共数据，数据流通速度不断加快，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交易者对数据的依赖。即便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数据优势提供者利用自己享有的优势地位提高了社会的总福利，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然而随着经营的持续，经营者会滥用自己拥有数据的优势地位扰乱市场秩序，可能针对竞争者限制竞争行为，也可能会出现针对消费者和交易对象的剥削和不公平交易行为。

（二）消费者保护问题

消费者保护问题与数据息息相关。首先，个人数据的商业化利用能否保证数据在收集、处理、使用过程中完全脱敏，不被泄露，这关涉到被收集者的个人隐私；其次，数据商业化的利用有可能出现强制交易的现象，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若经营者处于优势地位，则很可能出现强制收集个人数据的情况。个人数据商业化利用可以提高社会的总福利，但这些福利的分配倾向于经营者，作为消费者获得的利益其实并不多，甚至可能会减少。数字经济时代，这些都是竞争法和消费者保护法应当重点关注的消费者保护问题。

（三）对创新的影响

数据商业化在大数据时代是创新的重要来源，运用大数据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分析和归纳蕴藏在海量数据中的规律。网络购物的兴起，关键因素就是大数据对背后的消费者购物习惯和规律的分析，探知消费者的喜好，为消费者提供心仪的产品。

但数据商业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公平交易等问题，极有可能阻碍创新。数字经济时代，无论何种规模的企业若要创新，都不得不依赖数据的收集和利用。大型企业往往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独占有益的数据，留给中小型企业的创新空间狭小。竞争法必须重点考虑在维护大型企业数据权益的同时，保障中小型企业能够参与到数据商业化进程中。

数据商业化利用的原则和规则构建

（一）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中明确数据商业化利用的原则

为保证个人数据商业化利用的顺利进行，应当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中明确修订的具体原则，坚持数据高效利用原则和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1.坚持数据高效利用优先原则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欧美老牌数字经济强国相比，仍存在体量大而不强、发展快而不优的劣势，具体体现为数字经济的开发利用程度以及数字经济平台的国际化程度不高。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需要数据流通、共享，要在保证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坚持数据高效利用，打造数字经济产业群，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化助力。在数据保护和隐私保护方面需要保障用户的数据安全，但是应避免“一刀切”地禁止数据获取，应当在考虑数据获取者利益、数据使用者利益以及数据流通效率的基础上，做出行为不正当认定。

2.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我国相关法律对保护用户隐私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但普通用户与平台处于地位不平等状态，部分平台依托用户、数据、流量等形成的相对优势地位，在数据领域实施拒绝许可、差别许可以及自我优待等行为，并且在保障用户合法权益的用户协议中植入“霸王条款”，限制用户数据流通，甚至剥夺用户对自己个人信息的自主权。个人数据的最大来源是消费者，消费者不会从数据商业化中获得直接的利益。但是经营者滥用商业数据探知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实施恶意的大数据杀熟：根据对人们消费偏好数据的收集和检索分析，向用户索取比新用户更高的价格；消费者则处于交易劣势，不能及时知晓，形成不公平市场竞争。

（二）个人数据商业化利用规则的构建

《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中有一项十分重要的立法技术，即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把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提升法律适用的准确性，确立公平的竞争规则，保证个案公平。但是类型化立法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最显著的是需要对诸多不正当竞争行为提炼，根据不同的行为特点准确归类，一般达到这种要求需要提供大量的实践案例和社会现象。目前我国数据经济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案例足以达到类型化所需案例的水平。个人数据商业化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按价值链环节的不同，可以类型化以下三种：数据获取、数据使用、数据交易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1.对数据获取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

在数据获取这一环节，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分为（1）不正当获取受保护的商业数据的行为和不正当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2）在处理这一阶段的不正当竞争问题时，应把重点放在平衡创新激励数据生产者和数据高效利用上。

（1）不正当获取受保护数据的行为。首先应明确受保护数据的定义，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从大量实践中的案例提炼出商业数据的构成要件，包括“来源合法性”“商业价值性”和“技术措施管理”，但该标准仍有待商榷。“来源合法性”规定经营者必须合法获得数据，其法理来源是“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商业数据涉及个人信息及国家安全，若其来源违法，例如违背“告知-选择”原则、超出协议范围进行采集、未对其去敏感、匿名化等，则会产生一种逆向激励，促使其滥用优势地位，实施侵犯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行为。“商业价值性”要求数据能产生商业利益，但是判断“是否具有商业价值性”的标准还未有具体规定。根据主观标准，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数据所蕴含的挖掘、分析、反馈预测、外部关联等价值，可以给使用者带来实在的或潜在的经济效益，因而具有“商业价值”的含义。但是，根据客观标准，必须要有一定的数据资源，即具有相当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对于“商业价值”的判定，应当采用客观的标准。“技术措施管理”要求必须衡量数据是否值得保护，主要根据经营者是否采取了密码保护等相应的措施控制其数据。以上各个要件的分析都应纳入数据高效性利用的考量，防止过度依赖数据保护理论而产生偏差。

（2）不正当获取数据商业秘密的行为。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将数据纳入商业秘密的保护客体，但在现实中商业秘密持有者并不会根据这一条款起诉，而是会采取《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二条一般条款。究其原因，是构成这一条款需要的要件难以证明，一旦获取商业秘密者能证明自己所持有数据的一部分在此前已经被公开过，则商业秘密持有者的诉讼请求便不能依据商业秘密的条款请求法律保护。因此在对数据商业秘密进行保护时应当具体分析。虽然传统商业保护秘密条款规定“构成商业秘密必须具有秘密性”，但是基于数据的特殊性，有必要对数据的商业秘密条款做特殊设计，例如适当降低数据秘密性的举证要求，强化获取商业秘密者获取商业秘密的不正当性证明。

2.数据使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以弱势群体保护为核心

以数据商业化中可能侵犯的弱势群体权益的不同，可以将数据使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分为（1）以损害消费者权益为主的杀熟行为；（2）以损害平台内经营者权益的滥用数据行为。

（1）大数据杀熟行为。这个问题学界已谈论多年，多以反垄断法的视角讨论。但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仅增加了非常原则且模糊的一款“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但该条款在实践中难以应用。社会发展对于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的需求依然存在，且愈加突出。经营者滥用自己相对优势地位实施不合理差异化定价、损害消费者平等交易权益的行为，应当放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

（2）滥用数据侵害其他经营者权益的行为。经营者一旦在大数据经营中取得数据优势，可能在竞争中对其他经营者施加不正当限制。典型代表为平台经济，例如平台掌握了用户和经营者的数据，采取不合理的分成机制，损害消费者和经营者两者的权益。例如某外卖平台通过多年的补贴式扩张手段，在全国主要城市建立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的信息匹配机制。刚开始为了招募更多的商家入驻，采用大力度的补贴和高额的分成比例；随着平台逐渐做大、对比同行有了相对竞争优势，招募新商户的压力降低，旋即对商户提出严苛的合作条件和不合理的分成比例。商户与平台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样，该平台为了吸引新用户使用该APP，向用户发放大额优惠券，用户对该APP产生依赖后再逐渐减少优惠条件。

另一类在外卖领域出现的问题，是骑手入驻权益问题。平台经营者依据自身积累的数据优势，为平台入驻的骑手施加不合理的义务和限制。近些年不正当竞争领域频发的强制“二选一”问题即此类行为的典型代表。平台利用优势地位和商家对其的依赖性，强迫经营者在平台间“二选一”。在该行为得到规制和纠正后，平台滥用数据、算法和平台规则，不当限制入驻商家权益的行为仍然存在：例如收取不合理的保证金、任意调整收益分配规则、强迫商家接受最低价条款等。上述问题都可以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设置相应条款，对相关主体滥用数据优势地位进行规制。

3.数据交易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

（1）滥用相对交易优势地位拒绝开放数据的行为。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增加了“禁止滥用比较优势地位”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对这一规定的要求仍然没有降低。长期以来，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采取的规制措施未能有效地解决市场竞争过程中出现的扭曲竞争行为。特别是，当经营者利用从属关系所产生的相对交易优势地位，排除或利用竞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使竞争者无法通过反垄断法加以调整。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此类情况在数据交易领域同样存在，必须在重点考虑数据获取者是否付出合理代价的基础上予以相应规划。

（2）滥用公共数据独占地位拒绝开放数据的行为。近两年，公共数据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数字城市的建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数字政务是在原有的信息化办公的基础上，基于数据的收集、利用甚至是流通而进行的数字化转型。政府部门对公共数据实行特许经营，会引发排他性管理问题，而并非所有的公共数据都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此时，公共数据的合理许可使用问题仍有待研究与解决。通过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引入禁止经营者滥用公共数据独占地位、拒绝开放数据行为条款，有助于设定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公共数据许可使用原则，提高公共数据流通和利用效率。

结语

伴随着数据商业价值的凸显与数据权益纠纷的频发，当前以解释论为核心、通过个案分析进行行为规制的思路，无法再为经营者提供明确稳定的行为预期和规则指引；构建体系性的数据竞争规则和数据商业化利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专门章节，也成为数字时代反不正当竞争法改革的重要选项。此次《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应当紧密结合数据和数据商业化利用行为的特性，坚持数据高效流通利用优先原则，注重弱势群体保护，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为目标，在总结提炼数据收集获取、分析利用、流通交易各环节中已经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的基础上，制定数据商业化利用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各项专门条款，通过加强数据商业化利用的竞争法保障进一步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以此激活数据要素，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编辑 尚鸣）

美国近年来制定的与制造业回流相关的政策

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直以原创性发明和庞大的制造业稳居全球产业链顶端。从1894年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开始，美国经济总量占据世界首位达130年。二战后，美国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建立起一套全球制度和规则体系，全面主导全球化历史进程，“黄金美元”和“石油美元”等因素相互叠加，成就了美国作为世界制造和金融中心的强势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企业发起了一场“再造战役（reengineering campaign）”，通过制造和服务外包进行梯次转移，将大量劳动和资源密集型、高污染产业转向新兴经济体。制造业的外移流出，使美国步入了“产业空心化”的轨道。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22.7%下跌至2021年的11.1%。

2008年，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美式全球化体系随之衰落和终结。全球化处于重塑和再造的历史十字路口。

2013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此为标志，推动全球化朝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方向，开启了全球化的新周期。2023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65%，我国科技和产业竞争力快速上升，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随着“70%魔咒”被打破的危机感，美国将对中国打压遏制的触角从贸易延伸到科技、金融、投资、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实现超越的真正动力来自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由此，美欧与我国在科技和产业领域“脱钩断链”的趋势不断深化。美国政府将重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作为长远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意在夯实国家经济基础和全球竞争力。

（一）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布局

奥巴马政府布局“重振美国制造业”战略，对内增加政府投资以推动“再工业化”，对外鼓励出口以逆转长期以来的国际收支逆差。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出台《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 Reinvestment Act，ARRA），投入7000多亿美元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同年9月和12月出台《美国创新战略：促进可持续增长和提供优良工作机会》和《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推出以技术创新带动制造业和新兴工业的全面规划，并以此促进就业。2010年8月，奥巴马签署了《2010年制造业振兴法案》（Unite States Manufacturing Enhancement Act of 2010），投入制造业170亿美元，提高国家制造业的综合实力；同年1月推出鼓励国家出口倡议，2010-2014年出口倍增计划，以促进经济增长，解决约200万人就业岗位。还连续修订《1930年关税法案》，促进本国制造，削减贸易赤字。

在重拾先进制造业战略中，奥巴马执政时期还推出《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加强政府对新能源行业的优先发展和投入；以及出台一系列法案，强调技术创新的重要性。2011年出台《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明确创新主体，框定了7个优先发展的重大创新领域，加强创新配套制度建设。同年推出《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提出成立先进制造伙伴指导委员会，形成“官产学研”的合作模式，2012年形成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规划》得到了后继政府的接续完善。

表1 奥巴马政府“再工业化”及先进制造业政策汇集梳理表

（二）特朗普政府制定“美国优先”产业政策

特朗普强调发展新兴技术以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并加强对先进制造技术的支持和推广；将奥巴马以内生为主的“重振美国制造业”修订为“制造业回流”计划。将大额财政支持转向税收（包括关税、企业税和个税）改革，降低家庭和企业负担；吸引跨国企业携带资本、技术、人才回流；发布《制造业就业主动性计划》，为鼓励制造业设立了贸易和制造政策办公室。此外，政府大幅调整对外经贸政策规则，从多边转向双边，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重新签订“美加墨协定”（USMCA），意图重新主导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权。特朗普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和展开“301调查”发动中美贸易战，并通过《中国行动方案》打击中国的“千人计划”。

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先进制造美国领导力战略》第二版，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三大目标，将“技术、劳动力、供应链”三方面作为保障先进制造业领导地位的核心要素；2020年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明确20项关键与新兴技术的优先领域清单，强调将国家战略与技术战略相统一，掌握技术话语权并保持领导力。对奥巴马的战略部署进行重大调整，从发展中高端制造业转向发展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国家战略高度。

表2 特朗普政府制造业回流及先进制造业政策汇集梳理表

（三）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韧性”建设

2021年，拜登政府推出《美国就业计划》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法案》，分别通过金额达2.29万亿美元和1.2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旨在创造上百万就业岗位、重建交通、电力、网络通信等国家基础设施，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包括研发、制造和就业培训。

4月，推出《美国制造税收计划》，通过总额约2万亿的新税收计划，将公司征税由21%增加至28%，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财力保证。拜登政府签署《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行政令》，将联邦政府采购美国货的占比从55%提高至75%，确保关键供应链的本土化生产。在多项法案和计划的合力下，以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振兴美国制造业。

美国政府和企业在保障供应链安全方面达成了共识。2021年1月，拜登签署了《美国供应链行政令》，对半导体制造、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矿物材料和医药等四类关键产品的供应链进行审查，重新评估供应链的安全性。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支持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扶持措施。

2022年8月，拜登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和《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向芯片产业提供约527亿美元资金，向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力、氢能源以及与气候相关产业投入约3690亿美元补贴，以吸引相关产业链和企业的发展，并促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回流。拜登政府还推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和《美国政府关键与新兴技术的国家标准战略》，从制造实体、技术创新到技术标准各方面完善产业科技政策体系，确保其在全球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长期竞争优势。

表3 拜登政府制造业回流及先进制造业政策汇集梳理表

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P）来分散跨国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建立《芯片四方联盟》掌握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成立“美国－东亚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工作组”。美国与欧盟达成的《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涉及服务贸易、政府采购、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农业、海关和贸易便利化，与欧盟建立的“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6G技术、半导体技术、生物技术、清洁能源、出口管制和捍卫人权等八个领域加强合作关系，形成高效的协调机制，为美国全球产业链分工与布局，全方位主导盟友的一致行动提供有利契机。

（四）美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发展步骤

美国三届政府围绕制造业振兴和产业链韧性战略，内外双管齐下，步步为营、丝丝入扣，逐渐构筑由法案、行政令、关键与新兴技术战略等多层次、综合性体系，实现宏观、中观、微观立体化的系统设计。三届政府有不同的政策侧重，但都聚焦于确保美国制造技术领先全球的总目标。通过强势外交和优化营商环境，美国在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中低端制造业向近岸和友岸迁移的布局，基本实现了全球产业链格局的重构。

保持先进制造业战略高度的连续性，有赖于历届政府在制度设计和计划实施中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从教育培训、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到应用推广，都体现了其战略特点：（1）前瞻性和可行性；（2）任务清晰，机构分工合作；（3）实施部门和人员的专业性；（4）政策和项目高度透明，接受公众和法律监督，杜绝职权滥用和腐败；（5）政府对科研机构和企业仅提供政策引导，不参与各实体具体决策。

在战略实施中，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等对先进制造相关的跨部门分工协作发挥着关键作用。具体计划和项目包括：科学基金会负责先进制造和制造系统集成计划（MSI）、未来制造计划（FM）、制造创新国家网络计划（NNMI）、增材制造推进计划（AM Forward），国防部负责制造技术计划（ManTech）、先进制造技术联盟计划（AM Tech），能源部负责先进制造技术路线图计划（MFG Tech）等。

表4 美国先进制造计划/项目汇集梳理表

美国制造业回流和全球产业链调整现状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下，美国基本遏止了制造业下滑的趋势。2010-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1.8%，2021年新冠疫情后，增速反弹至6.7%，高于GDP增速（5.9%），制造业增加值规模首次迈上2.5万亿美元的新台阶。

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10年的1159.5万人增加至2022年的1293.4万人（与此相对照，2000-2009年减少了580.5万人），实现了“V形”反转。“回岸倡议”机构数据显示，2010-2022年，回流制造业企业公告的新增就业岗位近160万个。

 （一）美国对中国实施脱钩断链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全球产业链重构具有大国竞争的政治化、逆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等新特点。在兼顾效率和安全的前提下，全球产业链格局正在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变化。

美西方对中国制造产业的脱钩断链主要表现为：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和墨西哥转移，高端制造业向欧盟、美国以及日本回流。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欧洲各国意识到其关键物资供应能力下降，基于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的考虑，辅以《欧洲药物战略》，欧盟各国加速医疗医药制造业的回流，对华制造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汽车制造和石化产业，总体外迁规模较小。日资制造企业主要以回流和转移两个方向撤离中国。

表5 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从中国产业链回流情况

 （二）美国制造业回流现状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显得强劲与持久，且重点聚焦于缩短供应链。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其较大的贸易依存度、单一来源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最高组合。2010-2023年，美国回流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所创造的工作岗位，分别为150206和137093个，美国企业回流创造的就业岗位的87%来源于亚洲地区，中国是美国企业第二大回流来源地，仅次于韩国。其中，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等替代性进口领域的回流通常来源于中国，而芯片行业主要来源于中国台湾。

在供应链多元化方面，美国促使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来源多样化。2013-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的份额急剧下降。此类生产企业因劳动成本高，故将此类制造业迁至“友岸”国家；因而2023年越南出口至美国的份额快速增长。2018-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份额占比下降至与欧盟持平，产业链近岸回流，使得墨西哥成为承接美国低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第三大出口国。在中等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方面，来自中国的进口份额大幅减少，2013-2023年，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占比增长明显。2018-2023年，美国在高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集中度中，中国所占份额明显下降，欧盟跃升为第一大进口来源。

（三）美国制造业建造投入高速增长

持续加速制造业回流，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相关建造投入高速增长。2022年，美国制造业建造总投入1275亿美元，环比增长36.5%，在非住宅类建造总投入中占比12.0%，而过去该占比的增长仅为个位数；2023年，制造业建造总投入2313亿美元，环比增长81.3%，占比17.6%；2024年1-7月，制造业建造总投入1617亿美元，环比增长27.9%，占比19.1%，成为推动美国建造业投入的重要驱动力。

（四）制造业回流来源地多元化

根据kearney《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调查，在欧盟的美国企业2021和2022年间回流增加，回流企业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占总新增就业的13%，2023年更是达到了34%。

根据“回岸协议”统计，除常规的机械制品之外，美国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组件等大批量产品仍然来自中国，芯片通常来自中国台湾。将回流和FDI结合来看，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是韩国、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

2023年，大多数回流美国的岗位都来自亚洲（87%），其次是西欧（5%）和北美（5%）。FDI岗位主要来自亚洲（42%）和西欧（41%）。美国对大量FDI的吸引力，源于其市场机会、融资能力、稳定的法治环境、技术优势、战略利益以及包括产业政策在内的优惠条件。

（五）近岸/友岸转移势头正旺

美国企业将缩短供应链，近岸外包近年来势头正旺。2023年，美国企业近岸迁移中75%来源于亚洲地区，其中80%的企业将生产链转移至墨西哥。墨西哥已经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美国本土不可能对所有产品和产业链实现全面覆盖，近岸外包或可靠的友岸外包，都是其放弃远岸外包，选择本土回流之外的必要选项。据美国统计，墨西哥成为近岸回流的首选，对美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40%，而中国对美出口只占其总出口的13.99%。

在友岸转移方面，美国加速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至东南亚等“友好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却挤占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2023年，美国从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下降了1430亿美元，其中从我国进口额下降了20%（1050亿美元）。为了适应出口市场的变化，我国通过转运和再加工方式，增加了对美国外其他进口国的出口。

（编辑  季节）

内容摘要：“八八战略”明确指出，要“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重要起源和实践探索，也是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历史机遇的方向探索。本文以杭州市临平区的实践为案例，提炼“八八战略”引领智能制造发展的成效和经验，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当前实践，对智能制造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八八战略；智能制造；制造强国；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加强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更加重视智能制造的发展态势，推动我国制造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水平迈进。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协同推进，智能制造实现以增量带动存量，促进先进制造产业与新兴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逐步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这代表着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

“八八战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引和实践要求

21世纪初，浙江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块状特色优势产业逐步向集中化、专业化转型，支撑起浙江的优势产业和区域经济，成为智能制造的基础。2000年，浙江省各类特色产业区块产值超亿元的有519个，全国最发达的100个县（市）名单中，浙江拥有26席，位于全国首位。与此同时，浙江产业发展遇到了成本、市场、资源要素及环境的“制约之痛”，主要表现为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不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等要素制约不断加剧等等。2003年，全省用电统调负荷实际最大缺口超过7000万千瓦，累计拉电损失量约占国网公司的50%，占华东电网的92%，粗放的经营方式和外延式的增长方式显然不可持续。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形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2002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调研时强调，“我们面临经济全球化、高新科技革命这样一种趋势，要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浙江建成先进制造业基地”。同年7月，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战略”方针，作出“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决策部署，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浙江建成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八八战略”是基于浙江的现实特点提出的战略性指导，为浙江制造业发展讲清了问题、指明了方向，也找准了抓手。

一是提升块状特色产业优势，推动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2003年7月，习近平同志指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块状特色产业是浙江省工业发展的特点和优势，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呈现出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格局，低成本、高效益的比较优势，小企业、大协作的集群效益和小资本、大聚集的群体规模。突出强调发展块状经济是区域内相近产业的大中小企业共同的利益诉求，通过大中小企业协同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提升块状经济发展活力。

二是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夯实区域经济发展基础。浙江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总体规模偏小，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相对薄弱。因此，要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紧抓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提升和发展浙江省制造业，充分发挥浙江省产业优势、针对某些产业弱势、着眼于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①2003年，习近平同志部署制订并主持印发了《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全方位构建全省生产力布局的战略形态。突出强调制造业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实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三是发挥专业化技术优势，优化新型产业格局。，浙江省制造业最重要的是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相依托、低成本劳动力与先进适用技术有效结合的区域特色经济，要着力在轻型加工业和中低档次产品中脱颖而出，突出区域特色亮点和独特优势。同时，要明确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主体必须是高附加值的产业，其技术工艺、研发能力、管理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以此来打造产业创新发展的领先高地。

四是积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来回答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等发展瓶颈，旨在强调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浴火重生的决心，大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打造科技强省和品牌大省，发展好现代服务业，为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提供创新活力。同时，要勇于“走出去”，要学会“引进来”，勇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主动踊跃地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区域合作和经济交流，高质量引进优质的外资、高效率整合精良的内资，优化全省的经济产业结构，弥补产业链短板的同时，提升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着力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①

“八八战略”指引浙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八八战略”指引浙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资源要素瓶颈的突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地方发展实例。杭州市临平区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实施了“机器换人”“工厂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专项行动，探索“准入+改造+评价”制造业智能化策略体系，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全区以“智能制造中心”为发展目标，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高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区内省级“未来工厂”数量、工信部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数量等居全省区县（市）首位，高端装备、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聚集效应明显，一些重点企业和全区工业企业的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处于全省领先地位，获批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创建优胜单位，已经成为“八八战略”指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生动实践。

酝酿起步：孤岛设备1.0时代的“机器换人”

在转型升级发展背景下，临平区以减员提质增效为目标，全面推进“机器换人”，实现从单台设备技改到整条生产线、从龙头企业引领到全产业链配套的升级。一方面，对全区硬件设施改造升级，重点围绕全面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的目标，对企业内部投入使用的硬件设施进行统一联网管理，对数控机床、行业专用设备、大型机器设备、厂辅设备等进行改造升级，通过生产环境的检测、生产过程的服务与管理、生产中排放的监测、生产供应链的追踪等方面的联网应用，建立连续生产、联网管理的制造模式，全面有效提升服装、机械等传统产业工艺技术和自动化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培育“机器换人”工程服务公司，出台专项政策鼓励和支持其向生产企业提供“机器换人”相关服务，提升“机器换人”服务支撑能力。自“十三五”规划启动至今，“机器换人”工程已实施 275 项，新增工业机器人 719 台，并成功引进了厚达自动化等一批省级“机器换人”工程服务公司，为全区制造业数字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夯实基础：数字设备2.0时代的“工厂物联网”

进入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临平区面向数字设备转型升级，制定“工厂物联网”解决方案。支持和鼓励骨干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或与科研机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合作创新，突破一批与自身产品相匹配的物联网、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技术，并结合产品重点发展智能装备物联网平台和移动客户端软件，面向客户需求提供在线实时监测、远程故障诊断预警、工控系统安全监控等服务，形成智慧厨房、智慧楼宇、车联网等成套解决方案，促进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向智能化、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根据企业自身优势，量身定制企业发展转型规划。通过举办多场家纺、服装、装备制造、消费品等领域物联网对接会，充分了解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需求，结合企业自身条件推动工厂物联网项目实施；同时引育先发示范企业，通过分批组织对标现场考察学习，鼓励制造业企业根据实际制定物联网升级方案。近年来，临平区成功培育了杭州弹簧、华鼎西服等一批工厂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示范企业，推动企业物联网进一步转型升级。2015年以来，临平区物联网技术应用企业达到201家，通过验收试点82家，杭州市示范项目9个，总数居杭州市首位。

提速推进：智能工厂3.0时代的“工业互联网”

为进一步深化数字化发展，临平区通过全过程推进产业、主体、要素、业务、渠道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激发制造业企业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业态、新模式，实现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广泛应用。根据“互联网+”行动计划，按照工信部“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点要求，临平区大力探索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支持春风动力、西奥电梯等企业在智能工厂建设基础上，探索建立企业内外全业务全流程互联互通、协作共享的平台，提升生产效率和决策水平、降低成本、树立企业新优势。老板电器、西奥电梯、春风动力等三家企业成功入选省级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试点示范企业。通过与阿里云深度对接合作，创新实现了企业“云上创新”“云上转型”。截至2021年12月，临平区累计上云企业13660家，其中6家企业入选省级上云标杆，49家企业被认定为上云示范，超过100家示范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实现智能研发、生产、决策等企业创新应用实践，超过1000家企业实现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超过10000家企业上云拓展云计算初级普及和深度应用。“十三五”以来，临平区加快建设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的现代都市工业体系，制造业规模持续壮大，规模工业增加值从2016年的329.27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414.71亿元。

蝶变升级：未来工厂4.0时代的“零点智造”

面向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临平区推出基于智能制造的工业4.0模式——“零点制造”，以“零排放、零库存、零距离”为愿景，通过高效精准的决策，将用户端、市场端、研发端、制造端全业务流程无缝集成，实现以数据为核心，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周转效率，实现降本增效。临平区紧扣“全省智能制造中心”定位，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面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领域抢先机、布新局，深入实施“3521”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计划，加快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家纺服装三大重点产业领域数字化、智能化演进，分层次分行业打造未来工厂示范。加快推进“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建设和“未来工厂”培育，有效整合政府、平台、专业机构等三方力量，以数字化推动制造业由“点上标杆”蝶变重构“区域优势”，通过体系化、场景化、生态化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集聚高端人才、科技资源，增强产业生态粘性，激发新动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塑制造业的竞争优势。2022年，临平区规模工业企业经营效益显著提升，规模工业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334.54亿元，占全区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达80.7%，新产品产值率55.6%，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4.4个百分点，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39.91亿元，增长4.8%。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杭州市临平区智能制造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23年，临平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75.1亿元，增速10.2%，处于全省领先水平；累计认定省级“未来工厂”5家；省级制造业“云上企业”10家，列全省第一；上市企业达27家，3个产业集群入选“浙江制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协同区，获批省级服务型制造试点区域，老板电器等4家单位获评工信部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推动了产业转型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八八战略”为指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经验

“八八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重要起源和实践探索。多年来，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实现了诸多成就，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宝贵发展经验。展望未来，要进一步发挥“八八战略”的思想伟力和实践张力，指导智能制造持续深化发展，助力我国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换代升级，书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制造强国”目标的新篇章。

持续优化顶层设计，全面打造智能制造生态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推广应用等多方面对智能制造发展做出适时的规划布局和战略调整，多措并举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业生态集群体系。一是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指引，推进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落实。遵循当前的《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进一步解决因标准缺失带来的智能制造发展共性问题，加大重点智能制造业薄弱领域攻坚克难，以提升智能化、质量化为标准进行全程指导和监督评估。二是稳固增强财税、人才等支撑，改善技术创新的监管方式。加大财税专项拨款的激励力度，鼓励各类重大科技专项和工业基础再造项目等专项资金，用于智能制造产业的帮扶；重点实施有针对性的智能制造人才培养办法，针对在职员工、转岗员工，分类并举开展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能相关的职业技能训练，搭建智能制造培训服务网络。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一是引导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升级，实现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目标。鼓励互联网企业、软件企业、工业自动化企业等各类型技术型企业加入智能制造赛道，将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耦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根本举措，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二是遴选试点改革示范，多措并举引领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政府部门积极开展国家级、省市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以龙头企业、枢纽型企业引领中小企业，推进智能制造向全省甚至全国普及应用，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通过试点先行、示范引领，探索形成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智能制造新模式和新业态，推进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和智能探索。

强化数智融合发展，持续打造发展新优势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推动数智技术与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三向度的耦合互动发展是关键要义，也是我国抢占全球产业体系智能化的制高点。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突破，以数智化转型推进智能制造步伐。依托人工智能数据技术的革命浪潮，以及时精准发现市场需求的导向为风向标，结合当下产业趋势变化，动态把控制造业的市场开拓力度和品牌传播力度，夯实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的产业基础。二是激发产业内生动力，以数智化转型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集聚抗风险能力。通过数字化转型，既可以促进产业链结构的“重构”，高瞻远瞩地加速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实现“资源共享”与“技术外溢”深度结合，又可以重视产业链的技术短板，打通产业链“堵点”与“断点”，筑牢基础设施建设，打好产业要素融合与重组的“组合拳”，促进整个产业链结构的动态演化，为新型智能制造产业链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方案提供强有力的抗风险能力。三是以数智化转型推进智能制造业“节能减碳”，不断推进绿色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迈向绿色发展道路。通过“绿色低碳”“数字减碳”提升制造业资源使用效率，推动制造业企业的低碳循环发展。四是优化产业生态体系建设，以数智化转型推动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实现产业体系融合化的发展格局。通过数智新技术、新模式对智能制造领域进行赋能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生态的产业优势和驱动方式，推动企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变革创新，从而不断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夯实智能制造技术基础

智能制造作为跨学科融合应用的新兴领域，需要大力推进智能制造人才培育和示范基地建设，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高水平支持科学技术应用研发，打造一支新型复合型世界重要人才队伍，坚持把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优化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强国的发展目标。一是加强对科研机构的投资，积极开拓创新。高等院校开设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实施多元化课程培养方案，培养具备智能制造系统分析、设计、集成、运营、管理等综合能力的融合型、复合型、应用型核心人才队伍。在此基础上，积极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努力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培养一批专门从事智能制造业技术研发、技术改进重组和业务指导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的智能制造业建设夯实基础。二是打造高层次产教研融合实训基地、创新中心和示范产业基地，推进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设。整合力量建设智能制造领域创新研究中心等创新载体，不断完善实训基地和智能工厂示范产业基地的建设标准和评价指标，继续加大对智能制造核心技术的潜心研发，充分发挥科研创新人才队伍在智能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三是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夯实企业的科技水平基础。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一招”，企业想要保持蓬勃的生命力，加快智能制造发展，需要不断提高其产品和技术创新能力，加强智能制造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同时加快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把数据真正变成生产要素，不断打通数据壁垒，为自身发展赋能。

结语

智能制造以信息技术和工业化深度结合为特征，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制造强国的重要任务，正在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不断推动产业技术与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扎实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生动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实践进路。其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经验，在实践探索中必将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编辑  宋斌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设立是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继经济特区之后赋予深圳的又一特殊使命。该部署明确了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明确了5大战略定位，其中“高质量发展高地”被放在第一位，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明确提出要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快速发展，而这些新业态新模式是先行示范区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加具体、更加细化的组成部分。前海合作区已扩大到宝安，宝安区分布着大量制造业企业，许多企业属于行业领先的先进制造型企业，如大族激光、立讯精密、大富科技、信维通信等。它们具备服务型制造的技术能力和应用前景。所以，立足前海研究推动服务型制造，既可有力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又可为前海合作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开辟新的方向。

服务型制造是融合制造与服务的一种新型产业形态

服务型制造的形成与发展

服务型制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而产生。196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林菲尔（H. Greenfield）就提出了“生产性服务”的概念，认为生产性服务是为生产者提供产品及相关服务的，与消费性服务存在根本差异。随着生产性服务的发展，面向企业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逐渐增多，产生了制造业服务化的相关概念。西方学者多使用“servitization”“tertiarization”“servicizing”“service-enhanced”等词语表达。Vandermerwe & Rada在1988年的文章中对相关概念作出解释，认为生产制造企业从以往单纯提供实物产品转向提供“产品-服务包”，这一过程就是服务化[1]。该“产品-服务包”包括产品设计和开发、物流、销售、财务支持和系统集成，通过不断提升技术和扩大服务等内容进行价值创造，满足客户不断增值的个性化需求。后来一些学者分别从企业的角色、服务型制造的类型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和理论丰富。如，White（1999）[2]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涉及制造业企业的职能和角色的转变，由纯粹的产品生产者转变为服务提供者；Szalavetz（2003）[3]则认为服务化可分为两种，即外部服务和内部服务，分别是指与企业实物产品相关联的服务和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服务。

2015年国务院明确提出服务型制造是我国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之一，并提出要“推动发展服务型制造”。专家学者对服务型制造的研究主要从概念解析、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等方面展开。概念解析方面，张青山等（2014）认为服务型制造与制造业服务化是两个相同的概念[4]；李冠霖（2018）同样认为服务型制造与制造业服务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其侧重点不同[5]。发展动力方面，许多学者倾向于服务型制造的价值增值。孙林岩等强调了顾客的因素，制造企业以顾客为服务对象引入制造过程,为顾客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从而获取更多的价值增值。[6]何哲等（2008）也认为服务型制造的价值增值来源于其服务属性[7]。在服务型制造的发展路径方面，主要倾向于技术驱动和产业生态的营造。如，寇军、付宇豪（2002）发现人工智能在服务型制造方面的作用突出，人工智能可以与制造、服务、产品等融合并形成驱动路径，为服务型制造产业链提质赋能[8]。焦楷、陈旭（2023）[9]和罗仲伟、刘树龙（2022）[10]则分别从价值生态和产业生态的角度给出了发展建议。

总之，服务型制造是融合了制造和服务的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基于制造和产品的服务是面向服务的生产制造。制造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更新及优化生产组织方式、运营管理模式和经销服务方式，增加服务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例，从生产加工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制造+产品+服务”转变，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进而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从服务型制造的特征看，具有整合、增值、创新三个明显特征。整合是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根本特征，将两个行业两种行为融合到一起，增加企业间的互助、服务和外包。增值是伴随着服务融入制造而产生的，企业由注重产品功能到关注顾客需求服务的过程必然融入科技、技术等高级智力因素。创新是对知识资源整合及对消费需求信号采集处理后的积极反映（见图1)。[11]

图1 服务型制造概念示意图

发展服务型制造的意义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一种新形态，服务型制造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发展服务型制造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选择。现代产业具有开放性、协同性和动态性等特性。开放合作是现代经济体系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协同既是现代产业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区域和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手段；动态性是现代产业的重要特征，现代产业体系中的某些产业总是不断被新的产业或技术所取代，持续处于动态变化中。制造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稳固，其融入服务尤其是数字信息技术相关的服务业后，其作用和功能更加突出。所以，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服务型制造是符合新型工业化演进客观规律的，能够有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第二，发展服务型制造是增强产业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服务型制造使得制造业产品的制造水平提升、服务链条和价值链条延长，能够有效拓展产品服务能力，提升客户使用价值和产品的附加值。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发展服务型制造是提升制造业附加值的重要途径。高质量发展是“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12]的一种发展方式。所以，服务型制造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产业特征都非常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能够推动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第三，发展服务型制造有利于缓解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压力，适应“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当前，欧美日等西方国家正在推动“制造业回归”，对我国制造业进行遏制；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国家依赖土地、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在中低端制造业方面加速追赶。因此，我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服务型制造具有高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度、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特征，能够有利于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高端制造不足、产业结构欠优、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提升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高端化水平，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应并推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第四，服务型制造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有利于推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发展和建设。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了深圳在新时代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使命任务。创新驱动和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支撑。前海合作区重点发展的科技及专业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等领域是服务型制造发展的重要推动要素，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又能反过来推动这些领域的升级。所以，发展服务型制造有利于推动前海合作区更好地实现其战略目标。

前海合作区服务型制造的现状和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国家战略部署不断推进和我国对外开放及国际合作不断加深，深圳及前海的服务业及服务型制造发展表现出加速的趋势。据统计，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深圳服务业发展主导力量，2023年增加值约1.65亿元，居全国城市第三。2016-2023年间，深圳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0%，高于同期GDP增速和服务业增速。[①]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服务型制造的重要性并进行服务化的改造。如，高新技术企业欣旺达已经完成90%的业务运行数字化和80%的决策数字化，为公司带来约30%以上的综合收益提升。

调研显示，有73.68%的企业表示其业务中涉及服务型制造的内容，有68.42%的企业表示在企业发展战略或未来发展计划中有服务型制造方面的内容。这表明服务型制造业务的开展在受访企业中已经比较广泛，相当大部分的企业对其比较重视，尤其是具有品牌化终端产品的制造企业。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企业在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第一，服务型制造起步晚，水平较低。虽然前海合作区的制造业企业越来越重视创新设计、系统解决方案、售后服务等，但在服务化广度、深度及系统解决方案等方面，与西门子、GE等国际龙头企业还存在差距。这与深圳地区大量的制造业企业是从“三来一补”企业起家的发展历史有关。

第二，企业所处产业链、供应链阶段制约服务化升级。调研发现，大多数的制造企业处在产业链、供应链中间环节，接近于“微笑曲线”的底部位置（见图2）。例如，许多制造业企业只生产通信设备或移动通信终端中的一个主零部件或几个小零件。这种细分的产业分工使得大量制造业企业“两头在外”，两端业务空白，即设计、营销、售后在外部，有些甚至组装环节都交给其他企业做。企业没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产品，无法享受品牌溢价的好处。企业的研发费往往用在产业链当中一个具体的零部件上，研发投入回报率低。这些导致企业服务化改造或转型的意愿不高。

图2  制造业价值链曲线

第三，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条件较弱。一是企业服务化转型的行动较慢。制造企业大多已经认识到服务型制造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经营中仍然重技术、轻服务。二是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差异较大。从欧美发达国家服务型制造转型经验来看，只有整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制造业水平和服务型制造转型步伐趋于一致，才有可能做到整体高效协同。调研显示，不同企业的内部管理和信息化程度差距非常大，导致行业内部难以同时开展服务型制造转型。三是受资金制约，企业转型较谨慎。在服务化转型中，制造企业需要对企业的业务模式和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在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下，企业原来销售产品的一次性收入变为全生命周期内的持续性收入，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和资金总量提出了更大的考验。

第四，管理体制和产业生态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一是服务型制造具有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双重特征，难以界定其行业归属，导致其无法享受到应有的行业支持政策。如，许多制造企业缺少服务业务的相关资质，部分服务业的高标准和高门槛使得制造企业在开展总集成总承包业务时难以获得相关资质。二是服务化发展方向及路径不够明确。服务型制造转型在我国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企业制造水平参差不齐，很难借鉴某个成功企业或行业的经验，也无法照搬欧美发达国家（地区）的做法，需要在服务化转型的方向上进行“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三是缺乏服务文化内核的“工匠精神”。服务型制造的发展需要不吝时间精力，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孜孜不倦、追求完美，不懈追求严谨质量的精神，但我们的“工匠文化”“工匠制度”有待完善。

前海合作区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发挥前海合作区现代服务业政策优势，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前海合作区产业准入目录规定了六大领域，共计112条产业条目的服务业领域。其中许多产业或其细分类与服务型制造密切相关。以科技服务业为例，其子体系的相关标准涉及46项，服务提供标准又分为科技服务规范、科技服务质量、科技服务评价、运行管理、专项科技服务等，其中专项科技服务又分为研究开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服务。[13]这些细分领域中的许多技术标准和行业都是发展服务型制造所不可缺少的。此外，前海合作区还出台了专门针对商贸物流、高端法律服务、船舶租赁、专业服务、金融等行业的产业支持政策。可以鼓励深圳及周边地区相关制造企业与前海的现代服务企业合作，提升产品在可定制模块和服务模块方面的适应性重组能力，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实现生产、销售及消费主体相互协同、交互融合的发展模式。

（二）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品牌建设，提高服务型制造的增加值。

国际跨国制造企业进行服务化转型改造的主要原因是通过转型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从国家比较来看，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凭借服务化转型及具有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据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顶端。一是支持企业加强技术升级、提升研发投入，以获取服务化改造的技术增值。在信息时代，企业竞争具有赢者通吃的特征，制造业企业也不例外。倾向服务型改造的企业更要重视研发投入，把创新的长板拉得更长，在深圳“6个90%”[②]创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强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链，保持技术领先，以获得行业超额利润。二是鼓励企业塑造、提升产品品牌或企业品牌，培育品牌标杆获取品牌增值。构建面向企业、行业和产业集群的服务型制造品牌培育服务体系，支持制造业企业向自主品牌（OBM）发展过渡，积极融入全球高端产业链，进而向创新链、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三）利用前海合作区的体制机制优势，营造发展服务型制造的产业生态。

第一，逐步拓宽“放管服”政策改革。放宽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服务化改造密切相关的关键环节及高频事项的审批审查，探索“证照联办”“综合许可证”，推行“一次不用跑”“不见面审批”，最大限度提高行政效率，缩减企业办事环节和成本。第二，搭建一批服务型制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在产业园区或公共服务区域建立健全集研发设计、系统集成、检测认证、专业外包、市场开拓和要素资源为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持服务型制造相关服务机构发展，为服务型制造企业提供咨询、中介、案例分析、企业诊断、方案设计、制造实施以及投融资等综合服务，打造软硬结合、产融结合的特色化公共服务平台。第三，构建服务型制造区域良性循环体系。整合资源优势，强化叠加效应，推动专业制造和优质服务资源的共享共用，开展本地区服务型制造典型经验总结和推广活动。加强服务型制造的跨区域合作，提升制造企业的创新力、竞争力和服务制造能力，打造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新标杆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14]

（四）加强与香港、澳门对接，推动服务型制造的国际合作。

一是发挥香港、澳门的服务业优势，联手打造“港澳服务+前海制造”的服务型制造高质量发展区。鼓励香港、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与深圳前海的制造企业、园区开展创新研发等方面的深度合作，鼓励服务型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加强研发设计、定制服务、共享制造、供应链管理、检测认证、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等业务类型的合作，推动深港澳三地之间服务型制造的快速发展，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型制造高地。二是利用好香港、澳门的国际通道优势，推动前海服务型制造企业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产业链体系。鼓励前海与香港的企业联合出海，以联合投标、联合投资、联合承揽项目等方式，共同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和国际市场。发挥好澳门经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的作用，加强前海服务型制造企业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更好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

服务型制造具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双重属性，代表着未来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方向。深圳“先行示范区”的政策环境和产业体系为服务型制造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前海合作区的政策创新、体制机制、产业生态、资金人才等为服务型制造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前海探索并推动服务型制造，将在服务型制造高质量发展和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上走出一条先行先试的特色道路。

（编辑  杨利红）

正确认识美国制造业回流对美国和中国的影响

美国制造业回流是美国重整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打压我国全球先进制造业竞争地位的重要手段，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不可逆转，而且这种回流的速度将越来越快。目前，美国制造业回流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已经开始呈现出积极作用，正在逐步调整美国经济结构，使美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增长后劲，尤其是制造业为美国原创性高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应用场景，将提高美国技术转化效率，有利于美国继续保持其高技术的领先地位。

从整体上来说，美国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制造业呈现出两面性的影响。一方面是积极影响，美国企业退出我国市场的行为是从其原先占有的市场逐步退出，为我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机会。大量制造业企业的产品和技术通过国产化应用不断迭代升级，提高了企业竞争力，特别是一批“卡脖子”“短板”产品和技术受到高度重视，包括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的方式进行快速技术突破，支撑了重大工程和重点装备的顺利实施。但是，另一方面，目前我国一些制造业企业在中美博弈中无法与美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开展深入技术交流，由于传统的引进—吸收—再创新的路径已被阻断，企业面临“无样可学”处境，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同时，企业正在丧失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的“内卷”形成了企业的“内耗”，即使是新三样的企业也面临着较低利润的发展模式，导致企业普遍性信心不足，后续投资力度萎缩。

练好“内功”，健全制造业发展壮大制度

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是我国经济稳健发展的基石，也是争夺未来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抓手。要坚定不移的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和结构，出台有利于制造业创新投入的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研发比重和结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在2030年应至少达到美国2020年的水平（7.8%）。

“矩阵式”推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一方面，围绕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基础高级化持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突破，全面、深入梳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薄弱环节的产业基础关键产品与技术，实现“链”上产业基础关键产品质量提升、附加值提高以及自主可控，同时，围绕产业链共性产品和技术，推动关键共性技术和产品的攻关应用，支持跨行业共性技术平台、试验验证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扩大共性产品和技术外溢，切实解决产品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差的老大难问题。另一方面，围绕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和高新区等开展产业链供应链“横向”载体建设。建设高水平载体促进机构，形成强大的综合服务能力，统筹要素资源向先进制造业集群和高新区等创新制造载体集聚，支持载体开展垂直行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建设与应用。

大力推动军工产业发展，将军工产业作为赢得全球产业竞争新的“一极”。当前全球正在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正在呈现较大的不稳定性，各国都在寻求不断增强国家的自主和安全，对军事武器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大。从国际比较角度看，我国军工领域拥有较为完整的制造体系，型号丰富，覆盖几乎所有类型武器，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鼓励军工企业扩大生产制造能力，增加军工企业利润，提高新技术在航空航天、武器装备各领域的应用水平，努力提升企业出口外销能力，这样既能消纳国内过剩产能，又能够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要把握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建设关键产业备份能力的机遇，推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培育军工产业成为高端制造业最稳定的客户，同时孵化培育一大批具有突破性技术乃至颠覆性技术的高科技企业。

修好“外功”，建立制造业全球产业布局体系

全球化以来，制造业经历多次产业转移，已经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制造业体系框架：(1)美国主导的制造业体系框架，(2)欧盟制造业体系框架，(3)日本为主导的制造业体系框架，(4)中国制造业体系框架、这四个制造业体系框架有交叉又有所侧重，随着美国制造业回流和美西方主导的产业脱钩，美国正在极力构建除中国以外的新型制造业体系框架。因此，我国要与美国形成缠斗格局，拉长脱钩时间，加快推动全球产业布局，建成以我为主导的全球制造业分工新格局。

有组织、有序地引导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海外布局。遴选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制造业重点领域，由链主企业牵引，带动国内主要供应链企业联合在墨西哥、保加利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区域布局，如光伏、储能和新能汽车领域。大力支持轨道交通领域龙头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推动“总包+制造”模式开展产能布局与骨干高速铁路线路建设，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与美国竞争的“压舱石”。

持续推进制造业领域高水平开放。逐步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限制，通过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吸引高技术企业加大在我国的投资力度，稳住欧洲企业，减缓美国企业撤出速度，将大型跨国企业“中国+海外市场”双布局作为底线。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直接表现为我国全体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富足，以及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优化。

本文侧重于在宏观层面收入分配领域，研究居民（住户）、企业和政府三部门之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迁和现状，分析我国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和特征，为制定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划提供参考。

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与问题

收入分配格局包括宏观分配格局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两大部分。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是收入分配的基石和起点，同时又是微观层面分配特征的加总和反映。宏观收入分配格局考察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分配，可以整体上把握三大部门依据各自投入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和参与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应份额；从而直接反映出居民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分享程度。通过考察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初步衡量再分配对宏观初次分配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从宏观层面厘清经济发展成果的流向与分配，并提出和完善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宏观分配格局优化措施。

资金流量表是以收入分配和资金流动为核算对象，描述一定时期内各部门收入分配和使用、资金筹集和运用情况的核算表，适用于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收入分配关系。因此，本文根据资金流量表对宏观分配格局进行了分析，基于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推动中国税制改革的研究初衷，将重点分析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情况。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

收入初次分配是因参与生产过程或因拥有生产活动所需资产的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的分配。[①] 初次分配之后就形成了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初次分配收入。

1.纵向分析。

通过资金流量表可以得出结论（表1、图1）：1996年以来，我国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都呈现持续上涨趋势，但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格局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来看，从1996-2020年可以大致分为2008年之前和2008年之后两个阶段。2008年之前阶段，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国民收入增速，使得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从1996年的66.9%下降至2008年的57%。相反，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年份，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收入增速均超过国民收入增速，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比重从1996年的11.4%上升至2008年的14.1%，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则从1996年的21.8%上升至2008年的28.9%。因此，这一时期，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下降，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更多地流向企业和政府部门。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一是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税收征管强化，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大幅上升，带动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占比提高。二是当时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而资本相对稀缺，造成收入分配向企业倾斜，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出口全额退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等等，这些优惠政策的力度大于税收征管强化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最终提高了企业部门初次收入的占比。三是该阶段正处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局面下，劳动者较企业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议价权。住户部门的工资性收入呈长期刚性或仅仅小幅上升，远不及政府收入与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引起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的下滑。此外，这段时间里，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和乡村两级“三提五统”，虽然减少了政府收入，但是只有百亿数量级，没有也不可能逆转国民收入结构总的变化趋势。

从2009年开始，住户部门收入增速在大多数年份高于国民收入增速，推动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开始逐年缓慢上升。这期间，我国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强调“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资、规范企业用工、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措施，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同时，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政府一系列就业培训、开发就业岗位等举措，带动低收入者尤其是“建档立卡”脱贫人口的市场化收入大幅上升，成为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提高的重要原因。这使得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57.8%提高到2020年的63%，十年中提高了5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收入份额则从2009年上升至2012年后出现拐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2012年以后我国提出的“减税降费”在宏观分配格局中的反映。同时，企业的收入占比以2016年为分界，先下降后上升，从2009年的28%下降至2016年的25%后又逐步上升至2020年的26.9%，这也从数据上佐证了企业在“减税降费”政策中获得了红利。应该说，近几年，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有所改善。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注：根据表1的数据绘制而成。

2.横向对比。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初次分配格局的特征，本文将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了同口径数据对比（表2）。不难发现，我国与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相比，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偏低。美国从2010年开始，住户的初次收入占比基本维持在80%左右的水平，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3%；我国则在60%的水平，与美国相差约20个百分点。美国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如此之高，与美国鼓励私人投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作用下，美国居民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又进一步强化了对资本的积累。据有关报告测算，2018年我国居民财产收入净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2%，低于美国的9.7%，且我国财产收入中，红利收入贡献仅为10.6%；而美国则高达58.7%。[②] 若与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相比，数据上确实反映出了我国住户收入占比更高的现象，但北欧国家具有相对特殊的禀赋和社会特征（人少资源多，倾向于提供较高的社会福利），导致北欧采取高税收支撑的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收入会更多地“挤占”了住户部门的收入。最后反观曾经与我国现阶段收入水平最接近的发达国家——韩国，在住户收入占比方面，我国与韩国较为相似，都维持在55%-62%的区间。韩国在2010-2016年间的住户收入占比略高于我国；而从2017年我国开始反超韩国，但差距并不明显。

在政府初次收入占比中，很明显，美国更多地是扮演“小政府”的角色，收入占比最低，基本维持在6%的水平，疫情期间占比下降幅度更大。这主要源于政府在初次分配当中获取的收入——生产税净额（政府征收的生产税等减去生产补贴）属于间接税，而美国以直接税为主，征收的间接税相对较少。瑞典的政府收入占比最大，这主要得益于其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在现有的经济实力和人口结构下，尚无法建立和实现如北欧国家那样的高水平、高覆盖的保障体系。

在企业初次收入占比中，中国和韩国的企业收入占比最大（不低于25%），瑞典次之（20%左右的水平），美国最低（15%左右）。目前，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以及未来向着现代化强国目标奋进，依然需要大力支持企业，维持或适当提高企业收入占比，激发企业的生产投资积极性，使企业有能力承担起解决社会就业、科技创新、技术进步等重任。

注：美国、韩国、瑞典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中的国民收入账户，经整理计算得出各部门初次收入占比。

综上所述，美国已经处于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阶段，其初次收入分配格局表现出了明显的“一高两低”特征，即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占比相对较低，属于比较典型的财富资源向住户倾斜的社会架构。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则表现出住户部门收入占比较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较高，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相对适中的特点。这是北欧高福利国家普遍高税收、公共服务民营化程度较深、企业承担政府部分职能的结果。与之相比，我国的经济基础、社会资源禀赋以及现实的发展路径，既无法像美国一样，将财富高度集中于住户部门；又无法如北欧一样，为住户提供高水平的福利待遇。其初次收入的分配格局与韩国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都体现出住户部门收入占比适中、政府收入占比适中，而企业收入占比较高的特点。

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

收入再分配是指初次分配收入通过经常转移的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的分配。经常转移包括所得税、财产税等经常税，社会缴款，社会福利和其他经常转移（该定义引自许宪春文章《准确理解收入分配核算》）。转移完成后，最终得到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

1.纵向分析。将资金流量表中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进行测算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我国再分配收入格局向政府部门倾斜，住户和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相较于初次分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企业下降程度更大。从趋势上看，2000年之前，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导致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较初次收入占比提高，但提高的幅度有限；2000年以后，我国再分配的调节却导致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进一步降低（表3、图2）。这说明，经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之后，住户部门在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强化，反而更加削弱了。企业部门同样如此，且企业部门在2004年之后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程度更大了。与之呈现相反变化的是政府部门，我国政府部门在再分配收入格局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图3）。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注：根据表3绘制而成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2）在可支配收入基础上进行实物收入再分配后，我国住户部门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实物收入再分配是指通过实物转移的方式实现的收入分配。[③] 可以理解为，可支配收入是对初次分配收入进行的货币形式的再分配；而在可支配收入基础上，政府又以实物形式向住户部门进行货物或服务的二次转移，形成了“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图4显示，我国住户部门在经过实物收入分配调节后，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明显提高，改变了货币形式再分配调节下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局面。相应地，政府经过实物收入再分配后，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相比于初次分配，上升的幅度明显收窄了（图5）。这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在经过了再分配（货币形式）、实物收入再分配后，政府对住户部门的资源转移的力度。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2.横向对比。本部分采用的各国数据是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数据，因此，中国也以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做同口径数据对比[④]（表4）。将表2与表4的数据做差，计算出表5中各国再分配调节力度的情况，可得结论：第一，住户部门经过再分配调节后，收入占比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瑞典收入占比提高程度最大，美国次之，中韩最小。这导致再分配调节后中国的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拉大了。第二，住户部门再分配后的收入占比提高，以企业和政府的让利为“代价”，但让利程度不同。瑞典表现为全部由政府让利。中国和韩国则表现为以企业让利为主，政府让利为辅。美国表现出了一定的波动性，部分年份以政府让利为主、部分年份则以企业让利为主，将数据做平均处理后，美国整体表现为政府让利程度（2.31%）与企业让利程度（2.28%）基本持平。

注：中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美国、韩国、瑞典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并经整理计算得出。

注：中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美国、韩国、瑞典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并经整理计算得出。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再分配流程中各部门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份额与初次分配流程中各部门的收入份额，可以清楚地看出，再分配流程中各部门利益重新分配的情况，从而识别再分配对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数据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再分配对宏观分配格局调整的作用有限，分配调节的力度相对较弱，有待进一步加强。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与问题

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从整体上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的社会财富向住户部门倾斜的程度，反映出住户部门积累财富的能力。然而，在住户部门财富不断积累的同时，如何妥善解决好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既关系到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更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变化

新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发生了较大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图6）。2008年之前为第一阶段，2008-2015年为第二阶段，2016年之后为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快速上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最低点0.473上升到2008年的最高点0.491。在第二阶段，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了一种下降的趋势，基尼系数从最高点的0.491一路下降至2015年的0.462。现有研究称，这种大幅下降主要得益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比率从2008年的3.4倍下降至2015年的2.7倍，带动了居民收入差距连续7年的缩小过程。[⑤] 然而，到了第三阶段，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回升了三年，于2018年反弹到0.468，近几年处于波动状态，趋势表现并不明朗。这主要由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增速放缓所致。[⑥] 总体来讲，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近2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始终在高位运行，最低时也达到了0.462的水平，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04-2022》

我国再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

从国际经验看，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以OECD国家为例，其再分配政策确实起到了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表6列出了2019年部分OECD国家初次分配收入下的基尼系数和再分配调节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并据此计算了再分配政策对降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幅度。从中可以看出，一是，OECD国家对降低基尼系数的改善程度最低也达到了10%；二是，多数OECD国家对基尼系数的改善程度都较强，有18家OECD国家基尼系数改善幅度超过了30%。其中，比利时的再分配政策尤为有效，基尼系数在再分配后降低幅度达到了46.42%。如果将表中所列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进行简单平均，那么初次分配收入和经再分配后的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69和0.313。这意味着，再分配政策使得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3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