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在医疗行业也同样适用”

【剖析】既然以党中央决定作为论据，那么就要全面准确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三中全会《决定》原话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注意：

第一，市场和政府作用是并列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只说前半句，不说后半句。其实这种误读在社会上早已有之。针对这种倾向，习总书记于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习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现在各地方各部门改革热情很高，但如何全面准确理解，还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比如，只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讲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讲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这些片面的理解和误读，不仅不利于引导舆论、凝聚共识，还可能导致落实过程中顾此失彼、跑偏走样。在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

第二，三中全会共部署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板块的改革。“市场决定性作用”一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但医疗改革并不是写在经济改革那部分的，而是写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部分。也就是说，从文件写法来看，“市场决定性作用”这句话根本统帅不到医改。即使是在经济领域，也要讲“两只手”，就更不用讲医疗卫生领域了。

第三，既然是以党中央的文件为依据，那么就不能只讲三中全会精神，也要讲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医改做的一系列部署。比如，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作了部署，指出要“落实政府办医责任”，“落实政府的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但这篇《八必备》却在多处违反上述提法，声称只进行监管，不需要提供服务，不需要对公立医院投入。为什么同样是中央精神，却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呢？

实际上，近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关于医改的所有决定，从来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精神。认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这种观点，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歪曲。

【观点二】普通医疗服务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是典型的私人产品，故主要应由市场提供。

【剖析】先说这句话错在哪里。

第一，普通医疗服务不是纯粹的私人品。因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和健康公平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和谐，国家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本身是再分配的手段。一个健康的人群，有利于稳定投资者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对国家、全社会、对未来都具有正外部性，不是单纯的私人消费品。

第二，一个产品是不是公共品，并不是决定是否应该由政府生产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主要标准。“公共品-私人品”的划分，是在经济学入门阶段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而进行的一个粗糙的划分。真实世界要复杂得多，既有市场提供的私人品，也有政府提供的私人品。既有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也有市场提供的公共品。要说就要说全，不能挑着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公共部门经济学》教材中，总结了政府提供私人物品的三个理由：（1）关系社会公平，如教育。（2）由市场进行购买和监管，交易成本太高。例如医疗，如果由市场竞争并购买的话，会刺激医院进行设备和技术竞争，从而引致过度医疗，政府为了应对，就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进行监督。斯蒂格利茨还举了保险的例子，私人保险的管理成本超过保险赔偿费的20%，而公共保险通常不到保险金的10%。（3）具有规模和范围效应，由政府统一提供可以进行内部交叉补贴，成本较低，比如邮政。这几个理由对医疗也都是适用的。所以不能以私人品作为市场提供的理由。

下面再展开说说，政府为什么要直接举办普通医疗服务这种“私人物品”。这实际上是“政府举办”还是“政府购买”的选择。2003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框架，基本结论是：取决于可竞争性和可测量性两个维度。可竞争性强、可测量性强的（如政府用车）完全可以交给市场，而竞争性和可测量性越差，越倾向于政府直接提供更有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医疗属于竞争性和测量性均比较低的领域，政府提供效率最高。

李玲等著《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一书中分析了政府直接举办医疗服务的原因，这里简述如下。核心的意思是：由于医疗服务高度可测量性低、非标准化、医生行为和健康产出之间的联系不确定，用俗话说就是“良心活”，干得好不好往往只有医生自己知道。对这种商品，仅仅靠外部的监管和竞争，不仅交易成本很高，而且不足以对医生产生正确激励，而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进行内部治理，可以为医生设置正确的目标和激励，避免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理由：

（1）政府通过指令性规划公立医院的方式，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

（2）公立医院采取税收的方式进行筹资，由于税收的强制性，以及其在行政管理、风险管理和购买力方面的规模效应，可以抑制医疗费用的增长，提高健康产出。

（3）政府可以对公立医院采取总额预算管理，提高宏观效率，控制医疗费用。要对医院实行总额预算管理，必须使得政府支出占医院收入的主体，同时考虑到转诊的需要，应当对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整个医院网络进行总额预算管理，而只有公立医院能够符合这样的要求。

（4）公立医院把筹资方和服务方的契约内部化，有利于激励相容，降低交易成本。医疗服务的种类繁多，且质量难于测度，当政府付费购买的时候，往往因此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不完全契约。因此，政府“买服务”，通常比“办服务”的成本要高。

（5）公立医院都隶属于政府，相互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这有利于在一个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医院网络，发挥公立医院的规模和范围效益，实现资源共享、转诊、信息传递，实现治疗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总之，公立医院在统筹医疗卫生资源、保证筹资的公平性、控制医疗费用、确保公立医疗机构的非营利性、发挥规模和范围效益、实现治疗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中有些观点在下面还要展开。

所以，仅仅用一个“私人品”的理由，远远刻画不了医疗的属性，也就得不出必须由市场提供的结论。政府举办的理由更加充分。

【观点三】“从经济学角度看，医疗行业没有特殊性，所以必然也会适用市场机制”。

【剖析】市场派营造了一种话语：好像只有相信市场的才是懂“经济学常识”的。真的是这样吗？恰恰相反。《八必备》认为经济学的唯一结论就是“市场就是好”，这是彻头彻尾的外行话。为了说明其谬误，不得不稍微做点繁琐的考证，请读者海涵。

第一，经济学讲“市场有效”是有条件的，这位专家把这些条件忽略了。

所谓“市场有效”，在经济学里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翻开当前在欧美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由三位哈佛经济学教授Mas-Colell、Whinston和Green联合撰写的教材《微观经济理论》，他们在第16章中用数页篇幅证明了“为什么市场是有效的”，但同时清晰地指出市场有效的前提条件：（1）消费者是理性的，即每个消费者能清晰地把自己的偏好排序；（2）消费者的偏好是“局部非饱和的”；（3）信息在双方是透明的；（4）不存在垄断势力；等等。而且，（5）即使满足这些条件，市场也只能解决效率问题，不能解决公平问题。

容易看出，市场有效的五个条件，医疗卫生一条都不满足。这里仅解释下第二条，所谓局部非饱和，就是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是多多益善，消费越多幸福感越高，而不存在这样一个点，这个点的满足程度比其他的点都高，这个点就称为饱和点。只有在不存在饱和点的情况下，市场竞争才是有效的，但大多数医疗服务恰恰存在饱和点，比如心脏支架，需要安2个，就不好安1个，也不好安3个，那么2个就是饱和点。当存在饱和点时，市场竞争是失效的，如果一定要引入市场，就会导致过度服务，例如支架装多了）。

MWG这本教材是经济学博士生的“圣经”，是经济学博士必读书。即使再相信市场，起码也要把这本书翻出来看看，医疗卫生是不是符合市场有效的这5个条件吧。连最基本的原理都不顾，就说“按照经济学，市场就是有效”，这是哪家的经济学呢？

第二，《卫生经济学》开篇讲的就是特殊性。

打开当前在美国最流行的Sherman Folland 和Allen C.Goodman合著的《卫生经济学》，在第一章就列举了医疗卫生的特殊性（这里仅列出标题）：

（1）风险和不确定性；

（2）第三方支付（这在经济学上相当于把两方博弈变成了三方博弈，带来包括道德风险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学过物理学，就会知道三个物体的运动问题求解比两个物体要复杂的多，经济学也是如此。当然在生活中也是这样）；

（3）信息问题。一方面是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由于医学水平限制，很多信息医生也不知道，这就决定了只靠竞争和监管是无效的，靠所谓“信息披露”的作用也有限。

（4）非营利厂商占重要地位。

（5）竞争有限，这是由于医疗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具有范围经济。比如，一个城市心脏病的发病率是确定的，只需要有限的心脏病科室即可，如果多了，要竞争就必然产生诱导需求。

（6）供给诱导需求。有许多研究证明，医生数量的增长会导致剖腹产率增加，不必要的手术增加。（请百度陈秋霖研究员的文章《供给诱导需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7）医疗卫生是“信任品”，不同于搜寻品和体验品，消费者无力搜寻最好的服务，即使接受服务之后也无法准确判断医生是不是完全努力了，也就是说具有“信则灵”的特征。

（8）医疗还是“修理品”，修过车的同志一定知道修车店是如何诱导消费者多花钱的，但是不修车的损失是有限的，人呢？

（9）医疗还是“功德品”，即患者自己是不知道需要消费的（如预防），需要强制消费。

仅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些特征是绝大部分商品所没有的。如果综合起来，没有一个行业具有所有这些特征。这不叫特殊，啥叫特殊？

第三，再看看卫生经济学的鼻祖人物是怎么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1963年发表的文章《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是现代卫生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认为医疗服务的特殊性源于其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一系列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首先，人们对医疗服务需求具有不规则性和不可预测性。其次，由于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病人在享受医疗服务之前完全没法检测这一“商品”，在与医生的“交易”关系中，信任变得尤其重要，医生应该以关注病人的福利为指南，而不能像普通商人一样，以自利为公认的准则。

因此，阿罗指出了一系列医生所应具有的，与商人不同的行为准则：（1）医生之间不应存在广告和公开的价格竞争。（2）医生提出的任何治疗建议应该与自利无关。（3）治疗需要根据病情确定，不受病人支付能力的影响。（4）医生看重的应该是正确地传达信息，而不是取悦病人。此外，阿罗主张应该由非营利医院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医疗服务偏离利润的动机，因为纯粹的现金关系是远远不够的。第（1）、（2）条本质上是对医院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否定，而（3）是将健康列为人的基本权利。

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美国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给奥巴马写信，倡议加大政府作用进行医改。

上面这些，都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最高水平的代表？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事业市场化的批判，就更加深刻了。这个读者都熟悉，就不必赘述。可见，当今世界主流的经济学，没有一派认可医疗领域可以由市场发挥主要作用。

很多人并未把市场经济当成科学，而是当成“迷信”。就像算命先生说：“信我的一定灵，不灵是你不够心诚”。他们说：“市场一定有效，没有效是因为市场化程度不够”。

认为“医疗资源也是一种资源”，所以可以用市场来配置，这是一种极端市场迷信的说法。按照这种逻辑，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资源，空气、婚姻、官职、权力，甚至人本身，也都是资源，难道这些资源也可以拿到市场上来买卖吗？这种观点，是19世纪西方进入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而对其的批评和反思也早已有之。

除了中国读者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西方最有名的批判是1943年写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一书的卡尔·波兰尼。他在这本书中考察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认为其中存在着“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范围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交换的原则侵入社会领域，对社会造成破坏，当这种破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反对市场机制的反向运动，以纠正市场失灵，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就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手段。这些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绝对不等于把人世间万事万物交给市场。历史进步的过程，正是发挥市场作用，同时又不断遏制市场失灵的过程。

在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第一，在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领域，市场是失灵的，保障和服务适宜政府办。第二，在生产要素领域，如医生人力资本市场、药品市场，市场化是有效的。医疗领域的市场职能，只能限制在医生和药品的资源配置上，医生应该拿到合意的工资水平，药品应该按照市场竞争的办法优胜劣汰。

矛盾的是，一些学者口头上高唱“市场化”，但是当国家部署新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时，他们却极力反对，岂不知药品集中采购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办法，也是所谓“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哪家便宜买哪家，低价中标。买的越多越便宜，量价挂钩，这不是标准的“市场化”做法吗？之所以要反对，是因为集中采购触动了药品流通环节的既得利益，所以即使这种办法完全符合“市场化”，也受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是真的相信市场，还是打着市场的旗号维护既得利益？

【观点四】“尽管世界各国的医疗行业有微观差异，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同性：医疗资源配置中市场越来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剖析】第一，从人类历史来看。从19世纪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和公立医院，到20世纪初主要发达国家开始举办医疗保险，到20世纪中叶之后大量国家举办公立医院，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市场越来越发挥决定性作用”真不知从何说起。

第二，文中所举英国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例子，是把失败的改革当成功的故事讲。

这位专家所举的例子是，“医院以公立为主的英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供方的改革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信息披露，扩大患者选择权，实质上就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这句话（除了最后一句）不错，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只讲了一段时间的改革，没有讲来龙去脉。英国的内部市场化改革只搞了不到10年，并且不是90年代，而是80年代撒切尔时期开始的。但是，这仅仅是整个英国改革的一个阶段，1997年布莱尔上台之后，立即废除了“内部市场改革”，而把合作、协作（Cooparation, Coordinate）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个只搞了不到十年的改革，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普遍规律”。我国一些学者阅读文献滞后，误认为90年代英国搞的“内部市场”是普遍的、永恒的规律。

（2）英国的这个改革是不成功的。改革初期，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医疗质量提高，病人自由程度增加，但不久之后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卫生服务体系出现割裂，大小医院各自为政，难以提供统一连续的卫生服务；竞争导致医院攀比设备、重复建设；三是医疗服务追求利润，过度商业化，损害患者利益。可见，这是一个失败的改革。

为什么失败？

①在理论上说，“购买服务”的思路，仍然是靠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是患者所能选择的，是由医生和医院决定的，因此，在购买服务的机制下，医疗机构的动力是通过提供服务来获取收入，这就会激励医疗机构提供高端的、昂贵的、复杂的和不必要的服务，导致过度服务；多提供治疗服务而少提供预防保健服务，导致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效率都降低。

②在实践上，由于医疗服务的复杂性和目标的多元性，靠合同的方式购买医院服务，监管的难度和成本比政府直接办服务要高得多。尤其是在我国医疗监管制度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盲目引入购买服务的方式，只会进一步刺激医院的创收动机，使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医院借助逐利，去争夺人才，购买先进物质技术装备，无节制强化竞争优势和增加医疗成本，进一步增加患者医疗费用。

③医疗卫生服务是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因为一个地区人口的发病率是基本稳定的，病人量也是有限的。在大多数地区来说，只需要一两家综合大医院，不具备竞争的条件。非要创造条件进行竞争，势必造成重复建设和医疗服务体系的割裂，影响医疗服务机构的之间的合作和资源共享。同时诱导出不需要的医疗服务，不仅增加费用，而且损害病人的健康。

英国在经历“内部市场”改制的反复后，深有体会。首相布莱尔多次谈及，他说，“是比较而不是竞争驱动效率”。他还说，“是合作而不是市场，才是最优先确保大多数人获得（医疗服务）机会和安全的最好途径”。当然，医疗系统中也是可以有竞争的。但那绝不是市场机制下的逐利竞争，而主要是在非逐利动机驱动下（如社会声誉、服务典范、道德标杆等）的竞赛，这种竞争，不是通过“购买”的利润机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政府考核和社会监督来实现的。

（3）1997年以来，英国医改的方向正是重新加强政府责任。1997到2007年，医疗支出从408亿英镑增加到870亿英镑，高级医生和执业护士人数分别增加56％和26％，是英国历史上医疗投入增加最快的时期。同时取消了把筹资和服务分开管理的办法，加强筹资职能和服务职能更好合作，规定医生必须在确定的医院工作，并且参加政府举办的三年一度的计划，而不是这篇文章所说的“医生是私人开业”。同时，英国对公立医院建立全面考核与问责制度，考核的结果与医院、医生的待遇挂钩，加强公立医院的预算管理。（关于英国改革的历程，可以阅读我的文章《新世纪以来欧洲医改的趋势》）。

（4）即使是英国改革最市场化的时期，其所实行的制度同这位专家所期望的“市场化改革”也风马牛不相及。所谓市场配置资源，是指按照价格信号、无数生产者和消费者、按照购买力配置资源。但是英国即使在最市场化的时期，对公立医院和全科医生仍然实施的是预算制，配置医疗卫生服务的标准不是价格和购买力，而是全科医生对患者的诊断，以及由NICE（国家临床质量研究院，其职责是通过广泛的咨询和对临床实践效果及其成本的深入研究，制定全国的服务质量标准，提供权威的、可信的临床质量指导原则）所确定的标准提供服务，优先为最需要的患者提供成本适宜的服务，这和“市场配置资源”没有一毛钱关系。不能因为引入了竞争就说是市场，这种竞争是公立医院内部出于健康绩效的竞争。党的组织部门选拔干部也有竞争，这就叫“市场机制”吗？

（5）不光是英国，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走过类似的弯路。比如，新西兰1993年同英国一样，把供给者和购买者分离，公立医院转制为自主的公司，四个地区医保机构作为购买者，向公立或者私立医院购买服务。但1999年工党上台后，基本完全改变了上述政策，主要理由是，内部市场带来的协商费用太高，服务提供者之间缺乏协作。2000年把购买和服务的职能整合，放在一个机构，医院成为地方卫生局的下属。从而建成一个一体化的、能够直接提供服务的机构，社区医生也被整合起来。

特别要指出：笔者曾在2006年国务院举办的医药卫生改革国际研讨会上，亲耳听到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医改委员会主席、“购买服务”机制的首创者Alan Maynard指出，英国所谓市场化改革，“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中国一定要吸取教训。

第三，同这位专家所说的恰恰相反，90年代全球的医疗市场化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90年代是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那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很多我国学者正是在这个时期学习的经济学，受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很大，误认为这个时期流行的经济学理念就是万世永恒的规律。实际上，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给欧洲带来破坏，更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体制带来了灾难。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拉丁美洲，以极端私有化市场化为特征的医疗改革。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拉美国家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提供贷款和指导等方式，推行医药卫生改革，主要内容一是削减公共卫生支出；二是把中央政府的医疗卫生责任下放给地方；三是医疗机构私有化。十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政策使医药卫生体制更加恶化，防疫覆盖面减少，登革热、疟疾和结核病的预防工作削弱，医疗体制濒临崩溃的边缘。医院私有化之后，政府没有强大的调控机构和调控能力，造成医疗费用上升和可及性、公平性下降。随着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日益显现，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十几个国家执政多年的传统政党下台，新的政党上台后，普遍都加强政府投入，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还增加了公立医院。

整个欧洲国家1990年代经历了短暂的市场导向改革，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公立医院的自主化经营，但1990年代末就开始反思，调整改革方向，2002年一本题为《Regulating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in the European Healthcare System》的著作回顾了这一过程。

第四，欧洲国家纠正过度市场化的主要做法是：（1）指导思想由“分权、竞争”转为“合作、和谐”；（2）整合化：加强提供方和购买方的协调，甚至整合；（3）医院管理由分散走向集中，加强了监管和规划。英国（1997年开始）布莱尔政府在卫生服务领域采取明确的反自由化措施。促进服务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合作，建立高度整合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新西兰（2000年开始）劳工党政府恢复了卫生服务供方和需方都由一个机构来负责的制度；自主管理的医院被重新纳入地区卫生部门管理；荷兰（1995年开始）废止德克提案的执行，转向集中的管制和规划。到2012年，英国体系仍然是发达国家中公平性和绩效最高的体系之一。

笔者学习研究医改十多年来，也参加过一些中外医改研讨会，在这些会议上，很难听到严肃的学者用“发挥市场的作用”这种话来讲医疗体制。当一些中国学者向他们提出“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时，他们往往会露出惊愕的表情。如果我们再看看近年来主要国家的医改指导思想，根本找不到“市场作用”这一类的话，不知道“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同性”这话从何说起。希望要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历史经验，起码把视野扩展扩展，不能只看最近一二十年就得出“国际趋势”，也不要只看人家做了什么，还要看做得效果怎么样。

【观点五】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是一种制度，而无需直接投资设立医疗机构。

【剖析】这个问题也是“办服务”还是“买服务”的问题，《八必备》认为，政府只要补需方、办保险就够了，由保险购买服务。排除这个观点带有的部门利益，我们下面从国际经验上来看看，是不是真像这位专家说的那样，“大部分国家都是补需方”。

第一，如果补需方有效的话，历史上就不会出现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制度，是人类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经过对不同制度的反复探索、比较而选择的。公立医院的起源，主要有三种：

（1）苏联、英国等国家，政府在战后主导建立公立医院体系，以在短时期内动员大量资源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

（2）泰国、巴西等国家，由于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无法有效地控制成本和保障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性，转而实行国家医疗服务制度，举办公立医院；

（3）美国等以非公立医院为主的国家，政府通常也举办一定数量的公立医院，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的。

可见，公立医院制度正是因为只靠保险解决不了问题，才产生的。

第二，从宏观绩效上看，目前研究的主流结论是，社会保险模式的费用比公立医院模式更高，但是对提高健康水平没有显著作用。

这里介绍几个研究。

1998年，商业保险比重较大的美国和瑞士，医疗总费用占GDP分别为14%和10.2%；德国和法国这两个以社会医疗保险筹资为主的国家，医疗总费用分别占GDP的10.6%和9.6%，而主要通过税收筹资和举办公立医院的国家，如英国，医疗总费用占GDP的6.9%。而且或者医疗费用增长较其他方式筹资的速度低（Anderson, Hurst et al. 2000，另见下图，英国的成本最低）。

Mosca(2007)分析了20个OECD国家在1990-2000年期间发现，全民医疗保险模式的国家的人均卫生总费用比全民医疗服务模式的国家更高。

Albrecht, Neyt等(2005)对20个OECD国家在1980-2000年期间数据的研究发现，采用公立医院模式国家的人均医疗卫生公共支出比采用保险模式的国家更低。

Wagstaff and Moreno-Serra (2007)研究了中欧、东欧和中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医疗卫生保障模式从免费医疗转变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效果，结论是：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增加了国民医疗卫生支出，提高了医院的业务活动率，但并没有取得更好的医疗结果。

Wagstaff (2009)评价了1960年-2006年间，OECD国家从税收筹资体制转变为社会医疗保险筹资体制的改革的效果，包括对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可避免死亡率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在社会医疗保险体制下，人均医疗支出增加了3－4％，但是对可避免死亡率的降低并无显著影响。

第三，解释一下为什么政府直接办服务有利于控制成本。

（1）有利于减少保险模式带来的交易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种类繁多，且质量难于测度，当政府付费购买的时候往往因此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增加运行成本：包括①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谈判，如果选择性地和医疗服务机构订立合同则成本更高；②收集每个患者治疗的信息，以便购买所需要的服务，并防止患者的道德风险；③合同执行过程中为防止医疗服务机构的机会主义的行为而增加监督和管理；④医疗服务中的欺诈行为等导致的浪费(Marini and Street 2007; Bentley, Effros et al. 2008; Wagstaff 2009)。

有研究认为，从公立医院模式转变为保险模式后，由于原来固定拨款的方式转变为拨款跟着患者走，交易成本增加了40-60%(Marini and Street 2007)。而且，在保险模式下，医疗卫生体系的利益相关者更多，并都能对医疗卫生体系产生影响(Mosca 2007)，这进一步增加了医疗卫生体系的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当市场的交易费用过于高昂的时候，企业的明智做法就是将该环节纳入到企业的生产环节之内，以节省成本。

（2）政府公权力的介入有能力直接对成本进行控制。控制卫生总费用有两种办法：供方激励和需求方激励。在公立医院体制下，整个卫生部门的预算是由政府过程决定的，是预算硬约束。造成对比的是，例如澳大利亚等存在广泛的商业保险和个人共付，很难控制住医疗总费用，我国目前也是这样。

（3）政府举办公立医院更有利于落实守门人制度。在OECD国家中，实行公立医院模式的国家除了个别之外都实行了守门人制度，而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只有荷兰一家有守门人制度。其他一些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国家也曾尝试过，但都以失败告终(Wagstaff 2009)。这是因为，在保险模式下，钱跟着患者走，实行守门人制度难度更大，我国目前就是这样。

第四，“公立医院导致排队”是一种误解

实行免费医疗，所谓的“排队”，是按照病情轻重缓急来配置医疗资源。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主要是抑制不必要的奢侈服务，而在预防保健、初级医疗、急救等社会效益高、经济效益低的服务项目上，比其它模式的国家投入更多。

不信？请看下表：英国、新西兰等公立医院体制的国家，看医生的等候时间比其他实行保险模式的国家（包括这位专家推崇的德国、美国）都要短。

 

第五，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有利于患者平滑消费，预防为主，防止小病拖成大病。

公立医院模式下，医疗费用实行全国的总额控制，政府有能力，也有动力将资源配置到预防性卫生服务，能更加有效的将资金投入公共卫生和社区医疗（WHO，2008）。

介绍一个研究。下图显示的是一些国家分年龄的医疗费用，由此可见：

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实行公立医院的国家，年轻人和老年人医疗消费比较平均，而实行保险模式的国家，老年人的费用相对年轻人要高得多。这就是由于公立医院的普遍服务有利于预防为主，防止小病拖大，大病拖老。极端的就是美国那样，都等到65岁有保险时再看病，社会成本就高得多。

在保险模式下，“供给诱导”和“保险诱导”等机制推高了医疗卫生费用，这也是美国老龄人口医疗费用急剧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研究发现高新技术的采用伴随着老年医疗照顾计划的推行，美国1950年至1990年之间医疗费用的上涨有40%是由于老年医疗照顾计划的推行导致的(Finkelstein 2007)。

这表明，在预防为主和控制费用方面，公立医院制度好于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又好于商业保险。

第六，这位专家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有偏差的。

《八必备》一文说：“世界上这些国家的供方，多数是非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举的是德国、台湾、日本、美国四个国家（地区）的例子。但是在这里又玩了“真话不全说”的把戏：

（1）同德国发展水平接近的英国和法国两个大国被他故意忽略了，而英国公立医院接近全覆盖，法国约70%，并且法国的医疗卫生综合绩效是2010年排名最高的。

（2）台湾公立医院私有化之后带来费用飞涨。台湾目前是以非公立医院为主——但这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的趋势，当时台湾当局在资本的游说下，取消了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转而支持资本财团举办私立医院，带来的结果是：医疗卫生费用快速上升，1980～1994年间，台湾人均医疗费开支年增15.7%，高于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1%的年增长率。家庭医疗支出占家庭消费的比例从1980年的4%上升到2000年的14.6%（大陆目前为8%）。执行同样政策的还有韩国，结果是韩国的医疗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5年为2.8%，1986年为4.3%、1991年为7.1%。日本也立法禁止举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

只告诉我们其他国家做了什么，但是没告诉我们这样做带来了好的后果还是坏的后果，这种写作技巧在《八必备》一文中反复出现。这位专家相信“买服务”比“办服务”好，这在本质上仍然是市场万能论。它有一个潜在的假设，那就是一切购买契约的执行都是有效的、没有成本的。但这在现实中不成立，特别是在医疗领域，通过外部监管和购买的交易成本非常高。

第七，“市场派”在对待政府办保险和办服务的问题上自相矛盾。

实际上当前自称所谓市场派的专家的观点有一个自我矛盾的地方。如果真的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医疗卫生没有特殊性”，那么他们为什么支持政府举办社会保险呢？他们支持政府举办社会保险，但又不支持政府举办公立医院，这是矛盾的，如果真的是相信市场的话，那么政府连保险都不需要举办。因为吃饭没有吃饭保险，穿衣服没有穿衣服保险，为什么医疗要有医疗保险呢？这样自相矛盾，真正的目的是，政府只出钱就好了，让医院和药厂拼命挣钱。这种模式可以叫做“政府买单的市场化”，其结果就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而私立医院和药品企业利用自然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走向美国模式的道路。

从上面可得结论：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是既有利于公平，又有利于效率的事，是理直气壮的事。“无需直接投资设立医疗机构”的结论不成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在中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侵略过程中，那些推行扩张主义的强国对一个古文明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戏剧性的是，这个文明起初对近代国家的利益制度不屑一顾，将其视为一种低级的东西。

21世纪中国“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即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为寻求两者的融合经历了剧烈的震荡。

毛泽东的秩序概念

1911年，清帝国终于寿终正寝。1912年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致使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军阀混战。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力量得到加强，中央既要保留传统，又想跟上现代的步伐，尽力加入风云变幻的国际体系。然而就在此时，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更是对华中和华东的大片地区发动了侵略。国民党政府因此无暇站稳脚跟，共产党的革命得到了喘息之机。虽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和其他同盟国一起成了战胜国，但是他随即陷入内战和革命动荡中，一切关系和传统在动乱中都受到了挑战和破坏。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对这一口号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奉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带领中国不断自我净化，加强力量，并着手推翻关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原有观念。曾经一度，所有类型的制度都成了他的矛头所向，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对共产党世界的领导，还是中国历史的遗产。艺术和纪念碑、节日和传统、用语和服装都受到了各种形式的限制，因为这一切被认为造成了中国的政懈兵弛，面对外国侵略者只能被动挨打。

毛泽东的秩序概念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思想，他称其为“天下大同”。按照这一概念，强调和谐的传统儒家文化必须摧毁，在这个废墟上将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他宣称，每一波革命的努力都预示了下一波的到来。毛泽东认为，革命的进程必须加速，以防革命者骄傲懈怠。“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最终要取得一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形式，有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其傲人的成就服人。中国将凭借其特有的、又是革命的道德权威再次君临“天下”。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虽然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因其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夷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毛泽东语惊四座，他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将依靠其众多的人口和坚韧的文化成为最终胜利者，他的话也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想震慑拥有巨大核武器的国家，但他确实想让世界相信他对核战争能够从容以对。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经过多年战斗洗礼的人民共和国最终将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的同时，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和耻辱的元凶。他采用了超然的治理方式，又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的治国之道恰好体现了革命者的困境。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阻力不一定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习俗的惯性使然。毛泽东这位革命先知总是企图超越凡人限制，只争朝夕地实现他的目标，采用一切手段来实现他的愿望。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来推动中国飞速实现工业化。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场长达十年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被发到农村。为实现毛泽东的目标，几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被用来在一生的时间内实现此前需要一个较长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国家目标。

一旦革命者的成就被认为事属必然，为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付出代价就被看作不可避免，革命者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中国今天的一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现在他们说，那时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予他们力量，使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因而使他们能够坚强地担负起领导又一个巨变时期的艰巨任务。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以前苦难的年轻人，似乎也接受毛泽东是统一了中国、维护了中国尊严的伟大人物。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只有4位大使，这是毛泽东自己的选择。他和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认识到，就连中国人民经受了几千年考验的忍受力都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消磨殆尽。1969年，苏联似乎蠢蠢欲动，要对中国发动攻击。毛泽东的反应正如他的风格，出人意料地来了个急转弯，他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无法无天的行为，派军队取代了“红卫兵”，大批红卫兵到农村参加劳动。

毛泽东认为，和美国修好将使中国不再孤立，将给其他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提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

无论革命多么波澜壮阔，其成果都需要巩固，最终要从激昂的热情转为可持久的状态。这就是邓小平所起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复出。

中国向参与和影响全球事务演变

他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实现他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潜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加速这一令人吃惊的变化——尽管不一定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中国加入了国际组织，接受了世界秩序确立的规则。

中国没有忘记，当初他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接受的待遇与它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则游戏”和“责任”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领导人会本能地认为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他们坚信，中国早晚会采取行动将这一期望付诸实施。

在等待时机来临的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每一个国际论坛都积极寻求中国的意见和支持。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声望，例如主办奥运会、国家主席亲临联合国发表讲话，与世界大国进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等等。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它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同时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中的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则从未和这样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其相似、但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迥然不同的国家作为相处和交往的对手。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侧重于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强敌的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和深入的理解。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会导致两国的竞争，还将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已是革命以来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领导人都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对中国所面临的深刻洞察力。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机构制度连根拔起，即使是在胜利之初，共产党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那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机构在中国官僚倾向的影响下停滞僵化。邓小平明白，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世贸体系中的正式一员。中国巧妙地抚平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泛滥成灾的贪腐，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

放远眼光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15个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例子中，有10个导致了战争。

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中美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为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次等国家的地位。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它周边地区实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是在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

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道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

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

中国过去和朝鲜的渊源留下了复杂的经验教训。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朝鲜战争象征着中国决心结束“世纪的屈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但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卷入他无法控制其起源，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长期后果的战争。所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缩小其核计划。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御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但对均势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国际合作来加强。

秩序永远需要平衡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布什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胡锦涛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均势，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步骤。

仅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人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均势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定义，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定义。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均势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

均势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这种结合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

 (编辑  季节)

 

 

*本文摘编自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一书，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

 

Keynote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Your Excellencies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angri-La Dialogue (SLD) and to Singapore.

This is a significant year for Singapore. 2015 marks Singapore's 50th anniversary as a nation. When we separated from Malaysia in 1965, it w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orld an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ingapore.

This is also the 14th year of the Shangri-La Dialogue. The first Dialogue was held in 2002, not long after 9/11. So this year is a good time for us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take a longer-term look at what has changed over the past 50 years and since the SLD began.

Balance of Power

In every Shangri-La Dialogue, three issues are always on the agenda: the balance of powe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errorism. And I propose to speak about these three subjects tonight, beginning with the balance of power.

50 years ago, in 1965, it was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The two major camps in the world, led by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defined the global strategic landscape. There were non-aligned countries, like India and Indonesia, but these two main opposing camps faced off against each other. In Asia, the conflict manifested itself in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frozen conflict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a was not a major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or the world. It was a poor, backward country. Its foreign trade was negligible. China would soon be engulf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urn completely inwards. Many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aw China as a security threat, because it supported insurgent communist movements in their countries that sought to overthrow governments by armed force.

Japan was an important partner of the US, with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Japan was not an independent player in security terms, because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However, it was a major economic power, enjoying rapid growth from the 1960s all the way into the 1980s. Its dynamic economy energised the whole region, and especially helped the "flying geese" of Newly Industrialised Economies (NIEs) - South Korea,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 to also take flight and take off.

Today, it is a different strategic landscape. The Cold War is long over. The Soviet Union has dissolved. Russia continue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region, but its focus is Europe and its "Near Abroad", which means Central Asia/Eurasia. And in Asia, the key players are the US and China.

The US remains the dominant Pacific power. The Pacific Command and the US 7th Fleet are a powerful force in being, and a key factor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merica's core interest in Asia has not changed, and that is, a stable region that is open to do business with all countries, and a regional order that enables all major powers to engage constructively in Asia. The US has played a benign role in Asia since the War. Its presence is welcomed by the many regional countries which have benefited from it, including Singapore.

U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have grown with the growing weight of Asi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US has many preoccupations worldwide, not least Iran, the Middle East, Europe, Ukraine. But President Obama has reaffirmed that America is and always will be a Pacific Power, a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articulated a strategic "rebalance" towards Asia. Recently, US Defence Secretary Ashton Carter reaffirmed this, just before he visited Japan and Korea. And he's here to affirm this by his presence this evening.

But the strategic balance in Asia is shifting. China has become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t is now the largest or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nearly every country in the Asia-Pacific - South Korea, Japan, Australia, including Singapore, and even the US. China's interdependence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has grown, whether for resources, markets, technology, or investments. So has its interest in mak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outcomes, and so has its skill in doing so.

Meanwhile, China is building up and modernising its armed force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declared that China will be a maritime power. Already it has one aircraft carrier and is building a second. Last week China concluded its first-ever joint naval exercise with the Russians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So far China's rise has been peaceful, within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key to this peaceful rise continuing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US-Soviet relationship of old. It is not a zero-sum game. There are elements of competition, but many interdependenci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mutual benefit. China is America's second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 the biggest is Canada - and it is America's largest foreign creditor, it owns lots of US treasury, securities. America is a source of technology and ideas for China. Many, many, promising young Chinese study in the US, one-quarter of a million of them, including many children of the elite. Each needs the other's cooperation to tackle global problems, whether it is nuclear proliferation or global warming.

All Asian countries hope that US-China relations will be positive. No country wants to choose sides between US or China. We are glad that successive US Administrations and successive Chinese leaderships have engaged, worked together and managed the problems that have come up between them, despite nationalistic pressures on both sides and inevitable tensions from time to time.

So when the US and China both say that the broad Pacific Ocean is "vast enough" to embrace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read that as a good sign. Provided by "vast enough" they mean that there is space all over the Asia-Pacific for both powers to participate and to compete peacefully, and to work out problems constructively, without raising tensions, and provided they do not mean "vast enough" to divide up the Pacific Ocean between the two, each with its own sphere of influence, circumscribing options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increasing the risk of rivalry and conflict between two power blocs.

Realistically speaking, however, competition between major powers is unavoidable. The question is what form this competition will take.

One model of competition is where major powers strengthen their influence within a se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We see that in how China is actively deepening cooperation and making friends all over Asia, through the 2+7 cooperation framework which they've designed with ASEAN, the One Road One Belt,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s, which they're promoting with all of their names, land as well as sea.

One of China's major projects i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Clearly, the AIIB will enhanc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world, but it also meets a real and urgent need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capital in the region. And it is a way China can participate constructively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ies, partners in AIIB. And this is similar to how the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influence the IMF and World Bank, and Japan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It's legitimate, it's constructive and that is why Singapore gave its support very early to the AIIB idea, and why many countries have since welcomed it and joined as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bers (PFMs), not only Asian countries, but also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Australia and others.

Similarly, the US is giving substance to its rebalancing towards Asia by increasing engagement. And one major initiative i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President Obama has personally pushed the TPP hard with the negotiating partners. Every time we meet him for APEC meetings, he has a side meeting and we discuss the TPP. The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obtain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 from Congress, before we can settle this because without TPA no country will close their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e US. A TPA Bill has passed the Senate, and is now before the House. Obtaining congressional approval for trade negotiating authority is always a messy and mysterious process. All the TPP partners are watching this closely, and we are praying that Congress passes the TPA legislation, in a satisfactory form and in good time.

I hope the American legislator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realise how big the stakes are in the TPP, not just for Asia but for the US too. Because whatever the merits or demerits of individual line items of trade covered in the TPP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has a wider strategic significance. Getting the TPP done will deepen links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Failing to get the TPP done will hurt the credibility and standing of the US not just in Asia, but worldwide.

And there is clearly a competitive dynamic here. It is an open secret that the US had reservations about the AIIB and discouraged its friends from participating. And on the TPP, some observers believe that the rules are being crafted to raise the hurdle for China to join. I am quite sure that is not the thinking of all TPP members, although China as a matter of fact, is not yet ready to join the TPP yet. Speaking as an Asian country and a participant in both the AIIB and TPP, Singapore hopes that eventually China will join the TPP, and the US and Japan will join the AIIB. That's one model of cooperation.

But there is another model for competition, where win-win arrangements are harder to reach, and unhappy outcomes tougher to avoid. Take the maritime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 These disputes have heated up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daily buzzing of ships and aircraft around the Senkaku/Diaoyudao islands, and the testing of boundaries by China and Jap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laimant states are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in the disputed areas, drilling for oil and gas, reclaiming land, setting up outposts, and reinforcing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Actions provoke reactions. The US is responding to Chinese activities with increased over-flights and sailings near the disputed territories, to signal that it will not accept unilateral assertions of sovereign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ach country feels compelled to react to what others have done,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own interests.

Non-claimant countries cannot take sides on the merits of the rival claims. But they do have a stake in the maritime disputes, and in particular a stake in how they are handled because every Asian country stands to lose if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re threatened. Major sea and air lines of communications pas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Every state whose trade passe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or whose ships and aircraft use the South China Sea, every such state has an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This includes Singapore, for whom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vital life line.

No country can renounce its claims, or sometimes can even concede that a dispute exists over its claim, without paying a high political cost. But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difficulty is that all sides harden their positions, and disputes become more difficult to disentangle. So these maritime disputes are most unlikely to be solved anytime soon. And most likely, will outlive the Shangri-La dialogue. But they can and they should be managed and contained. If the present dynamic continues, it must lead to more tensions and bad outcomes.

China and ASEAN should conclude a Code of Conduc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break the vicious cycle and not let the disputes sour the broader relationship. If all parties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UN Convention on Law of the Sea (UNCLOS), that is the best outcome. On the other hand, if a physical clash occurs, which escalates into wider tension or conflict, either by design or more likely by accident, that would be very bad. But even if we avoid a physical clash, if the outcome is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might is right, that will set a very bad precedent. It may not immediately lead to a hot conflict, but it will be an unhappier and less sustainable position. Because in the long run, a stable regional order cannot be maintained by just by superior force. It requires consent and legiti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gether with a balance of power.

So far, I have spoken about the US and China. But other countries, too, play a role in the regional power balance.

This year i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WII. The War continues to cast a shadow ov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old adversaries, and in particular between Japan and its neighbours, Korea and China. After 70 years, it is past the time to put this history behind us properly, just like the Europeans have done. This requires statesmanship and largeness of spirit on both sides.

Japan needs to acknowledge past wrongs, and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needs to be more forthright in rejecting the more outrageous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by right-wing academics and politicians. Japan has already expressed remorse or apologies for the war in general terms, including by Prime Minister Murayama 20 years ago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But on specific issues like comfort women and the Nanjing Massacre, its positions have been less unequivocal.

At the same time, Japan's neighbours need to accept Japan's acknowledgements, and not demand that Japan apologise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history of the war should not be used to put Japan on the defensive, or to perpetuate enmities into future generations. Only with largeness of heart can all sides move forward to reduce distrust and build up cooperation.

Such a reconciliation will also help Japan to become a normal country as it wishes to be. The controversy over history hinders Prime Minister Abe's desire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Asia. Japan has not joined the AIIB, but recently announced a US$110 billion plan for public-private assistance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sia. Mos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ant Japan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but they do not want to get embroiled in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y will welcome a resolution of the war issues, as they themselves have don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Japan.

There is also India, which is emerging as a major player in Asia. India can make a big contribution if it opens up its economy, encourage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s, and participates actively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hrough the East Asia Summit (EAS) or through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which it is party to. The Modi government has set a new tone in India, and the region looks forward to deepen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India.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second regular issue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i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50 years ago, nobody thought in these terms. Decolonisation was just ending. New countries had very recently been formed - includ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 Most countries' links externally were not within the region, but to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particularly to their former colonial masters, the metropolitan powers. Cooperation was on security issues, along Cold War lines. The Korean peninsula was on the verge of war, with North Korea building secret tunnels into the DMZ as their strategic weap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China and Taiwan were in a state of war, with artillery shelling on alternate days by each side between Kinmen and the mainland. In Southeast Asia the Vietnam War was heating up, and Indonesia was waging Konfrontasi - a low intensity conflict - against Malaysia. ASEAN had not been formed, indeed could hardly have been conceived, since Indochina was in turmoil, and Malaysia, Indonesia and Philippines were at odds with one another.

Today,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still a problem. But, cross-straits tensions have eased considerably. China has become Taiwan'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ne million Taiwanese live and work in China on the mainland. But Taiwan still has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its identity and its long-term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e stabilising factor is that everyone now knows that Taiwan independence is out of the question and that rules out unwise moves and unpredictable outcomes.

Intra-regional trade has grown. A lot of this is trade with China, but in fact, trade between North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has also grown. Over the last decade thus, ASEAN-Japan trade has doubled, while ASEAN-Korea trade has increased five times. So the region is coming closer together and in Southeast Asia, former adversaries have come together in ASEAN, to deepen relationships and fost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SEAN celebrates its 48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We have a broad and substantive agenda of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We have a good track record of working together: pursuing win-win opportunities and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establishing the ASEAN Community by December this year, and dealing with problems that affect the region, like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or natural disasters like typhoons or tsunamis.

The most recent humanitarian crisis is the human trafficking of Rohingyas and Bangladeshis, resulting in thousands putting out to sea, suffering and dying, both from the terrible conditions but also through the ill treatment by their traffickers, in fact sometimes, their kidnappers. This has put huge stress on downstream countries Thailand, Malaysia and Indonesia. The solution requires a response at the source and not just at sea. It also requires countries to act decisively against the traffickers, and put a stop to this organized racket.

In the broader region, ASEAN has taken the lead to progressively build a framework of cooperation, engaging South Asia and East As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nd the wider Asia-Pacific. One important platform is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now in its 21st year, which promotes open dialogue o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It has fostered more predictable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even adversaries. The more recent forum, the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ADMM-Plus) allows the defence establishments of member countries to cooperate on defence and security matters, and to build mutual trust and confidence.

The East Asia Summit (EAS), now in its 10th year, is also an ASEAN initiative. It fosters an open regional architecture, because its membership includes not just East Asian countries but also Ind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with this broader membership, the EAS ties the two sides of the Pacific together and reduces the risk of an East Asian bloc forming, which might split the Pacific down the middle.

While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progressed, we have to keep working at it, because progress will not continue automatically. There are still frictions between countries to manage, and countries have other priorities than regional cooperation. Some are responding to strong nationalist sentiments, putting self-sufficiency ahead of regional interdependence. Others are preoccupied with major domes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s or transitions, making it hard for their governments to focus on regional initiatives. We have our work cut out for us to cooperate more closely year by year.

Terrorism

The third regular issue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is terrorism. Terrorism is not an entirely new phenomenon that burst on the world only after 9/11. Fifty years ago, there were already terrorist groups in many stable societies, including advanced countries. In Europe, there were extremists like  the BaaderMeinhof Group. In the US, there were anarchist terrorists. Small numbers but they existed and they were violent. Japan had the Japanese Red Army. Singapore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m. In 1974, members of the Japanese Red Army and 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PFLP) attacked the Shell oil refinery on Pulau Bukom island, then held a ferry boat and its crew hostage, and bargained for safe passage out of Singapore. These groups were politically motivated, not religiously driven, and have largely faded away.

Now we are confronted with jihadi terrorism, religiously driven by a perverted version of Islam. When we first started the Shangri-La Dialogue, 9/11 had just happened. Countries worried about further major attacks by jihadi groups like Al Qaeda. Fortunately, there have been no further spectacular attacks like 9/11,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jor incidents like the Bali bombing, and the London and Madrid train bombings, and more near-misses. For the fact that it hasn't been worse, we have to credit effective actions and cooperation by many Governments. But the problem will be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Osama bin Laden has been killed, but Al Qaeda still exists, albeit in a weakened state. In many societies we are finding home-grown terrorists, self-radicalized individuals who can mount attacks with minimal resources.

The latest virulent incarnation of the jihadi threat is ISIS. By skillfully exploiting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ISIS has attracted malcontents and misfits, misguided souls and nave youth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More than 20,000 people have gone to Iraq and Syria from Europe, US, from Asia, from Australia to fight. For what?

But they are there and one day when they return home, they will bring the radical ideology, combat experience, and terrorist networks and the technical know-how with them. ISIS supporters have carried out lone-wolf attacks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cluding Canada, US, Australia and France so far. Just two weeks ago, ISIS leader Abu Bakar al-Baghdadi, the ISIS leader, repeated his call for Muslims world-wide to either hijrah (to migrate) to the Islamic State or wage violent war for ISIS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Southeast Asia is a key recruitment centre for ISIS. More than 500 Indonesians have joined this terrorist group. Dozens have gone from Malaysia. ISIS has so many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fighters that they form them into a unit by themselves - the Katibah Nusantara (Malay Archipelago Combat Unit). Recently ISIS posted a propaganda and recruitment video. It showed Malay-speaking children training with weapons in ISIS-held territory. Two Malaysians, including a 20 year old, were identified in another ISIS video of a beheading of a Syrian man. The Malaysian police have arrested more people who were planning to go, including armed forces personnel, plus groups which were plotting attacks in Malaysia. And these individuals were going to Syria and Iraq not just to fight, but to bring their families there, hijrah there, including young children, to live in what they imagine, delusionally, is an ideal Islamic state under a caliph of the faithful.

Several radical groups in this region have pledged allegiance to ISIS. Some have links with the Jemaah Islamiyah group, the group whose Singapore chapter had planned to set off truck bombs in Singapore, soon after 9/11. Last year the Jemaah Islamiyah's spiritual leader, Abu Bakar Bashir, pledged allegiance to ISIS posing for photographs surrounded by followers in white Arab robes. He was in a jail in Indonesia, but he was able to pledge allegiance and take a group photograph and have it published around the world. Several hundred fellow terrorists presently in jail in Indonesia are due to be released in the next two years.

ISIS has said it intends to establish a wilayat in Southeast Asia. A wilayat is a province under ISIS' caliphate. The idea that ISIS can turn Southeast Asia into a wilayat, into a province of a worldwide caliphate controlled by ISIS is a grandiose, pie-in-the-sky idea. But it is not so far-fetched that ISIS could establish a base somewhere in the region, in a geographical area under its physical control like in Syria and Iraq, to have territory in Southeast Asia, somewhere far from the centre of power of state governments, somewhere where the government writs do not run. And there are quite a few such places in Southeast Asia. If ISIS did that, it would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whole of Southeast Asia.

Even in Singapore, where we have a peaceful, well-integrated Muslim population, some individuals have been led astray. A few have gone to join ISIS and others have been intercepted and detained before they could leave. Recently we arrested a 17 year old student, and we detained another 19 year old student who had been radicalized. The 19 year old was planning to join ISIS in Syria, and if he was unable to leave Singapore he intended to assassinate government leaders here,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and for good measure, the prime minister.

This is why Singapore takes terrorism, and in particular ISIS, very, very seriously. The threat is no longer over there; it is over here. We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ISIS, and contributing a KC-135 tanker to the operation. In fact the tanker's deployment to the Middle East starts today.

The Next 50 Years

I have described how our region has changed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50 years ago, had we known that we would be in this position today, we would have been more than satisfied. Asia is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We have successfully navigated a major transition out of the Cold War.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s taking shape, not without problems but basically stable.

50 years from now, I doubt the scourge of extremist terrorism will have entirely disappeared. After half a century the jihadist ideology will surely have visibly failed, or at least weakened its hold on the imaginations of troubled souls. But remember that Soviet Communism, which was another historical dead end, took 70 years to collapse, and that was a non-religious ideology. So these things take a long time.

On the broader issues, my optimistic hope is that a stable regional balance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SEAN should be an effective and relevant actor. The Indochinese countries should have narrowed the development gap, and the grouping should have become more cohesive and more closely integrated.

I expect that the US, China and Japan will remain major powers, and India will play an increasing role in the region. I hop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n open global system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ertainly I hope there will be free trade in the Asia-Pacific instead of the current alphabet soup of trading arrangements. It should not be a world where might is right, where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will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It should be a world where legitimacy an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are the international norm, and every country, big and small, can compete peacefully for a chance to prosper.

There is no roadmap to such a happy scenario. The future is not a straight line projection of the past. But if we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be consumed by short-term issues, keep our focus on longer-term shared interests, and continue striving for a peaceful, open and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n step-by-step we will build confidence and trust, and maximise our chances that the next 50 years will be stable, prosperous, and an upward path.

Thank you very much.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 May 29, 2015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Encourages U.S. Role in Asia Lee Hsien Loong says U.S. forces ‘a key factor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Singaporean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made the case for a sustaine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on Friday, saying American forces were “a key factor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With tensions rising in Asia over Chinese efforts to build a series of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r. Lee said the U.S. plays a “benign role” in Asia, and only involved itself in regional affairs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Asia-Pacific stability.

His words, at the opening of an annual security summit in Singapore, amounted to a small public relations victory for the U.S. at a time when Beijing is seeking to cast Washington as a divisive force in the region. Although Singapore has long maintained close ties with Washington, like many countries in the area it also relies heavily on commercial ties to China, and generally seeks to avoid taking sides in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larger powers.

Mr. Lee’s speech opened the Shangri-La Dialogue, which is attended by senior military officials from across the U.S. and Asia, including China. The event has taken on more importance than usual because of the deepening disput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which are in areas also claimed b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that want to see an expanded U.S. military presence.

China criticized “external countries…busy meddling in South China Sea affairs”—an apparent reference to the U.S.—in a newly-released white paper, and has warned rival claimants against “provocative actions” in waters which China claims as sovereign territory.

The U.S. has said it will stand up for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S. Defense Secretary Ash Carter said in Hawaii earlier this wee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y, sail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as we do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would defy any Chinese orders to stay out of certain areas of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On Friday, U.S. officials revealed that American surveillance had discovered artillery on one of the islands which China is constructing, further raising the stakes at this weekend’s summit. Mr. Carter addresses the Shangri-La Dialogue on Saturday. Although he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aking a tough line toward China’s island-building, Washington also faces limits in what it can do to slow China’s expansion. Much of its military is committed to the Middle East, and any further ramp-up of military assets in Asia could risk triggering a more serious confrontation with Beijing.

Singapore has permitted the U.S. Navy to station littoral combat ships there. Four U.S. Navy ships will be deployed to Singapore on a rotational basis by the end of 2017, Navy officials announced earlier this year.

Reflecting on Singapore’s extraordinary development in its 50th year since independence, Mr. Lee again credi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military. “We’ve benefited from a benign region, from the American presence in Asia,” he said.

But he refrained from directly criticizing China’s activities. “So far China’s rise has been peaceful,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Mr. Lee said. “The key to this peaceful rise continuing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Still, Mr. Lee expressed concern that “South China Sea claimant states are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including “reclaiming land, and setting up outposts.” He said the region’s smaller states were wary of the growing rivalry between the Asia-Pacific’s two biggest powers. “No country wants to choose sid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e said.

He urged China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four of whose 10 members,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claim par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to negotiate a code of conduct governing behavior in disputed area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help defuse the region’s rising tensions. However, efforts to negotiate such a code over several past years have largely gone nowhere.

 

复苏还是僵滞，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经济究竟复苏了吗？金融危机最凶猛的浪潮过去后，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或许都在寻求答案。

主张美国经济已复苏的声音，在中国一度颇为流行，却不时遭遇尴尬：2012年美国四季度GDP环比萎缩0.1%；2014年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负增长1%（有极寒天气的影响）；至于消费、制造业等具体项目，出现负增长的次数就更多了。

笃信美国经济复苏者难免惴惴不安，但大可不必如此自扰。只要对美国的“新常态”有充分认识，就不会对美国经济的短期涨落大惊小怪。

2013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新常态”来自美国的原意

国内流行的说法“新常态”（new normal）并非中国原创，而是美国投资银行家PIMCO前高管Mohamed A. El-Erian在2010年一次讲演中的发明，后被西方主流媒体广泛采用。

El-Erian的原意是：许多人希望美国在2008-2012的危机结束后，能恢复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但这是不可能的。要接受现在低通胀、甚至通缩，长期增长乏力的状态，因为那才是美国新的“常态”，也就是重复日本1990年代股市泡沫破灭后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停滞常态，至今看不到复苏的曙光。

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萨默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在2014年美国商业经济学会的讲演中，提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说法，成为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描述美国经济现状新常态的术语。

我有位朋友——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克林顿总统竞选经济政纲的起草人詹姆斯-加尔布雷斯，也是已故哈佛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的儿子，则说得更为形象。我问他，美国经济复苏是什么性质？

他说，一个人心肌梗塞，抢救活过来了，他以后的身体状态能恢复到心肌梗塞以前的健康状态吗？所以，美国经济的新常态，就是危机后由急性病转为慢性病的病常态。

如何准确判断美国经济复苏的程度？

观察美国经济是否复苏，第一不能看股市，要看直接投资。因为美国企业看不到投资前景，反而回购股票，给股东分利，并不能创造就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就业是否改善，不能全信官方失业率U3，而应看全员失业率U6。2015年4月的U3是5.4%，U6是10.5%，因为U3把对找工作绝望的人排除在外。

第三，更真实的美国经济晴雨表是美国移民局的高技术人才的移民配额。美国经济繁荣时，企业缺乏技术工人，移民局就放宽配额；反之，经济不景气就收紧配额。共和党和奥巴马在移民问题上开战，是美国经济衰落的最好标志。因为“美国梦”的“自由”，核心是移民自由，经济不景气，许多白人和从阿富汗、伊拉克回来的退伍军人找不到工作，大城市失业贫困黑人不断闹事，还能大量吸收移民？类似地，欧洲、日本的经济长期以来不如美国，因此移民政策更紧。

至于美国投行的数据，不能全信。因为他们在推销自己的金融产品，只能不时制造乐观预期，否则卖不出去。

相比之下，Bloomberg的经济新闻还比较靠谱。因为他卖的是经济信息，不是金融产品。信息相对客观，客户投资有真实的信息依据，才能赚钱。

美国的主流媒体，从来都是唱响美国，唱衰对手，也不适合作为参考。想了解美国问题，英国媒体最到位，因为英国是帝国衰退的过来人，久病成良医。最近几年，阿拉伯的半岛新闻、俄罗斯的卫星Sputnik（原来的俄国之声），雇用大批BBC解雇的精英，对美国的观察分析比中国主流媒体深刻得多。

美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

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债台高筑，加上西方议会政治受利益集团绑架，使危机时期推行凯恩斯的财政刺激政策寸步难行，不得不依靠货币政策，然而效果有限，零利率更是打吗啡，后果难料。日美欧先后推行的量化宽松，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战争，他们的工业产品技术水平相近，是同质竞争，所以汇率的升降对出口影响很大。但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互补，汇率的变化影响反而比发达国家间的竞争小。美国退出QE，美元对欧元、日元大幅升值，外贸逆差重新大增，制造业停滞不前。制造业出走后发展的低端服务业，员工待遇比制造业更低，所以美国人真实收入难以提高。

美国之前能源搞得很热火，从大国战略上讲无可厚非，但现在油价低迷，使石油、天然气、页岩油气工业大批裁员。

另外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技术创新。但硅谷的少数创新、天使投资，都是短平快性质，难以改变整个大局。

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内政治瘫痪。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就不可能有共识，因为牵涉到税收问题，两党必定死磕。而且，奥巴马政府被金融寡头收买，上万亿美元救金融寡头，不救实体经济，金融监管的改革又被共和党架空，结构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改革。所以美国的大企业不看好美国的投资前景，美联储利率降到零，也无法刺激长期投资。

美国复苏的微弱希望，或许在于国内普遍的厌战情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屡屡制造俄罗斯、中东、中国威胁的议题，在民众中没有多少人响应。蓝领工人还产生了逆反心理，反对大政府、高福利，从支持民主党变为支持共和党甚至茶党。但两党目前扯皮，既加不了税，又砍不了福利，实在缺钱，恐怕只能削减军费了。但是外交上又没人敢拉下美国霸权的架子。美国真要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专心发展本国经济，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是好事。但是，只要没有美国外交失败的重大挫折，美国政治家没有人敢做出当年法国戴高乐做过的政治改革。所以，目前美国走出长期停滞新常态的希望不大。

美国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差别与互动

美国经济的新常态一字概括，就是“虚”。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可以一字概括，就是“变”。中国改革成长的空间比西方发达国家大得多。因为西方的富国困境，远比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难办得多。因为穷人的子弟早当家，纨绔子弟哪有改造的可能？

仔细对比各国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推论，美国制造南海危机，只能是虚张声势，为的是在国内作秀捞选票，没有多少力量来引火烧身。英国、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的铁哥们都急忙加入亚投行，就是看穿了美国的经济已经实力不济，中国人无需对美国“重返亚洲”的能力信以为真。美国国内几万座桥都因为没有资金而失修，哪来钱援助反华小国？要卖武器，这些受援国又没钱。日本政府的开支几乎三分之一靠借债，要和中国竞争东南亚的基础投资，来的正好。等美日把几个可怜的钱烧光，闹到民穷国弱，中国才好与之谈判。中国梦本来打的就是持久战，面对美日政客的短期把戏，可以稳坐钓鱼台。中东乱局和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带来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机遇。中国新常态的目标，是走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占领科技创新和金融外贸的制高点，才能确保中国全面建成可持续的小康社会。

美国经济停滞对中国有何影响

美国经济复苏拉动中国出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制造业和中国竞争的压力，也只在少数尖端产业，大众消费品制造业的复苏可能性同样微茫。

但是，中国在美国投资并购的前景并不明朗。决定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是美国精英至今不愿给中国平等的伙伴地位，幻想中国会出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自废武功。英国已经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欢迎中国投资。美国已经承认中国是21世纪的最大对手，对中国投资至今还是恐惧怀疑和抵制为主，只有房地产泡沫愿意中国人接手。双方在投资问题上的谈判是近期的重点，这是观察美国政治的风向标，其余的人权等等都是讨价还价的烟幕弹。

至于TPP，其进展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美日都在算计对方，保护自己。这和QE的货币战争一样，是美日的内战。同样，TTP上的争议是美欧的内战。更何况，TPP刚刚遭遇重大挫折，奥巴马想留政治遗产，急于推动TPP，但连自己党内都摆不平，被民主党议员认为向外国让步过多。我估计，即使达成TPP，日本只会吃亏更多。只有日本的对美经济外交得不偿失，才会彻底扭转日本朝野的共识，放弃美日共同体的幻想，老老实实回归亚洲。中国要有耐心，等着看TPP的后果。

从长远看，西方世界进入长期停滞期，按诺奖经济学家菲利普斯的估计，至少会在二十年以上。这必然会提升西方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难以为继。这对中国新增的沿海开发区有何影响，有待观察。我估计，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体量依然很大，但是增速必然下降，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目前体量不大，但是增速会提高。总体上，中国发展双边经济合作的外交空间，比起西方主导的世贸协定，中国的话语权必然增大。

我的顾虑是中国的经济外交还比较稚嫩，从单方面扶贫转向合作性发展，可能还要交一笔学费。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倒要借鉴英国殖民经济的经验教训，经济外交能否持续，关键在能否培养一代和中国长期合作的当地政府的管理和文化精英。基础建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工程，双方的目光都不应放在短期的劳力和设备的进出口上。

奥巴马政府时日无多，目前已经没有改革美国内政外交的能力，美国的长期停滞还将持续，二次萧条的阴影时隐时现。下一届由谁主政目前难以预测，中美经济外交需要从各派势力的折冲推断分析。

美国东部的鹰派，主张围堵中国的势力将继续衰落，有心无力。美国西部的鸽派，主张和中国联手维持全球化，在经济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加州为主的美国高科技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润超过在美国的利润，围堵中国，丢掉中国的市场损失太大。但是鸽派政治上不好公开放弃美国战后的反共传统，在竞选中好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七十年代以后，主导美国政局的是南部德州为主的石油和军工财团，布什家族很可能出第三位总统。我不看好希拉里，她的敌人太多，重返亚洲就是她搞的，为的是讨好她选参议员的大本营纽约的犹太人。

如果下一任总统又来自南部，美国政治的走向就可以预测：一是绝不会放弃控制中东，即使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小于中国，控制中东，才能控制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才能在经济上有制约中国、俄国和伊朗的筹码，对中国南海的干扰就只能虚张声势。世界矛盾焦点只要远离东亚，中国就有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发展机遇，在科技和产业链上占领制高点。二是，再出现世界危机，例如经济二次衰退，或者北美、西欧的非法移民问题恶化，或中东战乱加剧，恐怖主义冲击到发达国家，美国就可能和中国重新谈判世界格局，形成第二次雅尔塔格局，最终废除美台条约，交换中国的减免债务，或合作处理热点区域的冲突。中美才有可能最终从对抗转为共处。但是，任何时候中国人都必须牢记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教训。中国的长治久安，根基不在生命高收入的虚假繁荣，而在扎扎实实的科技强国和工业强国，否则就会重演宋朝富而不强的历史悲剧。

目前，中国的大局是走好自己的发展新路。比如，面对热钱在新兴国家流进流出，中国如坚持资本管制，鼓励直接投资新兴产业，金融选择性开放的问题不大；如在搞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放宽热钱进入股市、房市，就会出类似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问题，几十年实体经济建设的成果，可以在短短几年自废武功。

过去几年，中国央行在西方量化宽松时收紧银根，造成国内企业的现金流危机和通缩，这样的应对也并不合理。原因是中国领导人还不熟悉全球化时代开放竞争的经济决策，低估了外来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国际的经济外交，“一带一路”要稳扎稳打，先开发中国内地的潜力，再拓展南亚、中亚的发展网络。同时大力缩小中美之间的军事科技差距，才能坐实下一个三十年的辉煌。

中国是个大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中国不可能学日本、新加坡搭美国便车，变成美国的依赖型经济。中国要重视德国发展新技术和新科教体系、建绿色智慧城市以及金融为实体服务的经验。因为德国人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知道美英法俄都害怕德国的崛起，只能靠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才能自立于欧洲和世界。

目前中国知识界最关键的是，中国的理论界要学德国人的独立创新，摆脱英美模式的话语权，才能把“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变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新的后美国时代的世界格局。如果中国的亚投行、金砖银行只是复制世界银行的模式，基础建设的长期投资难以惠及百姓，西方模式必然造成管理层脱离当地实际，官僚腐败，民众离心，经济黑洞，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能否创新，也关系到中国资本和设备能否走出去的命运，必须稳步创新。

 

美国之所以称霸全世界，是因为它有两个拳头：一个是军事，一个是货币。这两个拳头打出的组合拳，几乎所向披靡，KO了一个又一个对象。接下来轮到中国上擂台了，但中国打的却是太极，讲究以柔克刚、四两拔千斤……

第一：金融帝国崛起

1944年7月，美国为了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货币霸权，由罗斯福总统推动建立了三个世界体系，一个是政治体系——联合国；一个是贸易体系——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一个是货币金融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美国人的愿望，是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实际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从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却并没有真正让美国人拿到霸权。什么东西阻挡了美元的霸权？就是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为了确立美元的霸权，美国人曾经对全世界做出承诺，就是要各国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怎么锁定呢？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有了美元对全世界的这个承诺，美国人就不可能为所欲为。说的简单点，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意味着美国人不能随便地滥印美元，你多印35美元，你的金库里就要多储备1盎司黄金。

美国之所以有底气对全世界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因为它当时手中掌握了全球80%左右的黄金储备。美国人认为，我有这么多黄金在手，用它去支撑美元的信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情况并不像美国人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在二战之后连续愚蠢地卷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耗费巨大，尤其是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差不多打掉了八千亿美元的军费。随着战争花费越来越大，美国有点吃不住劲了。因为按照美国的承诺，每35美元的流失就意味着1盎司黄金的流失。

到1971年8月，美国人手里的黄金大概还有8800多吨，这时美国人知道有点麻烦了，与此同时有些人还在给美国人制造新的麻烦。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他不相信美元，他找来法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要他们看一下法国有多少美元储备，得到的答案是大概有22亿—23亿美元。戴高乐说，一分都不剩全部提出来交给美国人，换成黄金拿回来。法国人对美国人的这一击，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一些外汇盈余的国家纷纷向美国人表示，我们也不要美元，我们要黄金。这样就逼得美国人无路可走。

于是，在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开始，也是美国人对世界的一次背信弃义。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当时人们还不能完全理清楚头绪。原来我们相信美元是因为美元背后有黄金，美元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已经实行了20多年了，人们已经习惯使用美元。现在美元突然刹车，它的背后不再有黄金，从理论上讲，它变成了一张纯粹的绿纸，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使用它吗？你可以不使用它，但在国际间结算时用什么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衡量？因为货币是价值尺度，所以如果不使用美元，难道还能信任别的货币？比如人民币和卢布之间，俄罗斯人（当时的苏联人）如果不认人民币，我们不认卢布的话，就只能继续拿美元做为我们之间的交换介质。

所以，美国人就利用世人的惯性和无奈，在1973年10月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全球的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在此之前，全球的石油交易可以用各种国际流通货币结算，但是从1973年10月以后，一切改变了，欧佩克宣布，必须用美元对全球的石油交易进行结算。

这样，美国人在使美元与黄金贵金属脱钩之后又与大宗商品石油挂钩。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看的很清楚，你可以不喜欢美元，但你不可以不喜欢能源，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你能不使用石油？任何国家要发展，都要消耗能源，所有国家都需要石油，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石油就等于需要美元，这是美国人非常高明的一招。从1973年开始美元与石油挂钩以后，其实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就伴随美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整个世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他们不能够非常清晰地指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别的，不是一战、二战，也不是苏联的解体，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

从此之后，人类真正看到了一个金融帝国的出现，而这个金融帝国把整个人类纳入到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实际上所谓美元霸权的建立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到今天大约40年的时间。而从这一天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纸币时代，在美元的背后不再有贵金属，它完全以政府的信用做支撑并从全世界获利。简单地说：美国人可以用印刷一张绿纸的方式从全世界获得实物财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人类历史上获得财富的方式很多，要么用货币交换，你要么黄金或者白银；要么用战争的方式去掠夺，但是战争的成本非常巨大。而当美元变成一张绿纸出现后，美国获利的成本可以说极其的低廉。

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不再拖美元的后腿，美国可以随意印刷美元，这时如果大量美元留在美国国内，将造成美国的通胀；如果美元输出去，那就意味着全世界替美国消化通胀，这就是美元通胀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美国向全球输出美元，也就稀释了它的通胀。但是美元向全球输出之后，美国人手里就没有钱了，这个时候如果美国人继续印刷货币，美元就不断贬值，这对美国没有好处。所以说美联储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得那样，是一个滥印货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实际上懂得什么叫克制。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2013年100年，美联储一共发行了多少美元？大约10万亿。

这样一比较，有人开始指责中国的央行。为什么呢？我们的央行从1954年发行新货币——新人民币到现在，已经发行了120多万亿人民币。如果按汇率6.2跟美元折算的话，我们大概发行了20万亿美元。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中国乱印货币，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挣到了大量美元，同时这期间还有大量的美元做为境外投资进入中国。

但由于外汇管制，美元不能在中国流通，所以央行就必须发行与进入中国的美元及其他外币相应的人民币，然后以人民币在国内流通。可是国外的投资在中国挣到了钱以后，可能就撤走了；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拿出大量外汇，从境外够买资源、能源、产品和技术，如此一来，大量的美元走了，人民币留了下来，你又不可能将相应数额的人民币销毁，只能让人民币留在中国继续流通，所以我国人民币的存量必然大于美元。这也反过来佐证了这30多年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中国央行承认近年来大概超发了20多万亿人民币。巨量的超发最后全都留在了中国，这就牵扯到我后面将要谈到的问题——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

第二、美元指数周期律与全球经济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没有通胀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美元的全球流通。但是美国又不能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让美元不断贬值。所以要节制。可节制后手中没有美元了怎么办？美国人有另外一套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发行国债，通过发行国债又让输出去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但输出去的通过债务资本重新回到美国，美国人开始玩起一手印钱，一手借债的游戏，印钞能赚钱，借债也能赚钱，以钱生钱，金融经济比实体经济赚钱来得痛快多了，谁还愿意出大力流大汗去干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加工业实体经济？

1971年8月15日之后，美国人逐渐放弃了实体经济而转向虚拟经济，渐渐变成一个空心化的国家。今天美国的GDP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实体经济为其GDP的贡献不超5万亿，剩下的大部分全都是虚拟经济带来的。美国通过发行国债，让大量在海外流通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进入美国的三大市——期货市场、国债市场和证券市场。美国人通过这个方式钱生钱，然后再向海外输出，这样循环往复地生利，美国由此变成一个金融帝国。

美国把全世界纳入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很多人认为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殖民的历史基本就结束了。其实不然，因为美国成为金融帝国之后，开始用美元进行隐性的殖民扩张，通过美元隐蔽地控制各国经济，从而把世界各个国家变成它的金融殖民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主权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你尽可以有主权、有宪法、有政府，但是你脱离不开美元，你的一切最后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用美元来表达，并最终让你的实物财富通过与美元的兑换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

这一点，通过40年来美元指数周期图表，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971年8月15日美元跟黄金脱钩，意味着美国人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可以随意地印刷美元了，美元发行量大增，美元指数自然要走低。从1971年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指数就一直在走低，这就说明美元印多了。如此这般大约持续了近10年时间。美元指数走低对于世界经济来讲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供应量增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流量增大，大量的资本不留在美国，要向国外出溢出。第一次美元指数走低之后，大量美元去了拉丁美洲，给拉丁美洲带去了投资拉动，也带来了繁荣，这就是70年代拉美的经济繁荣。

美元泄洪期大约持续了近1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1979年，美国人决定关掉泄洪闸。美元指数走低相当于美国人开闸放水，而关闸实际上就是减少美元的流动性。1979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意味着向其他地方输送美元减少。拉丁美洲本来因为获得了大量的美元投资，正在欣欣向荣的发展，突然间投资减少了，流动性枯竭了、资金链条断裂了，经济能不出现麻烦吗？

1马岛海战爆发

遇到麻烦的拉美国家纷纷开始想办法自救。比如阿根廷，阿根廷的人均GDP一度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拉美经济危机一出现，阿根廷却率先进入衰退。解决衰退的办法有多种，但不幸的是，当时的阿根廷政府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总统是加尔铁里，他完全没有经济头脑。作为军人的加尔铁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战争，他希望通过战争来脱困。他把目光瞄向了离阿根廷600公里远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把它叫做福克兰群岛。

这个群岛已经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加尔铁里决定把它夺回来。但阿根廷是南美洲国家，南美一向被视作美国的后院。在美国后院打仗不能不请示美国。于是加尔铁里让人给美国总统里根带话，看看美国的态度。里根明明知道加尔铁里打这一仗，会导致一场和英国的更大规模战争，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表态说，这是你们与英国之间的事情，与美国无关，我们不持立场，我们保持中立。

加尔铁里以为这是美国总统对他的默许，便发动了马岛战争，轻松收回了马岛。阿根廷上下一片欢呼，热烈的像过狂欢节。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称绝不接受这个结局，还逼着美国总统必须表态。这时的里根立刻撕下中立的面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阿根廷的侵略行径，坚决站在英国一边。随后，英国派出一支航母特混舰队，劳师远征8000海里，一举拿下了马岛。

与此同时，美元走势开始走强，国际资本按照美国的意愿回到美国。因为当马岛战争打响后，全球的投资人立刻判断，拉美的地区性危机出现了，拉美的投资环境恶化了，于是纷纷从拉美撤资。美联储看到时机已到，立刻宣布美元加息，加息后的美元加快了资本撤出拉美的步伐。拉美的经济一片狼藉。从拉美撤出的资本几乎全到了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债市、期市、股市），给美国带来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第一个大牛市，让美国人赚得钵满盆满。

当时美元指数从弱势时的60多点一口气蹿升到120多点，上升了100%。美国人在自己的三大市牛市后并不收手，有趁势拿着赚到的钱，重新回到拉美去购买那些此时价格已跌成地板价的优质资产，狠狠剪了一次拉美经济的羊毛，这是美元指数第一次走强后的情况。

如果这种事情只发生一次，那它就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它反复出现，那它就一定是规律。当第一次“十年美元走弱、六年美元走强”之后，人们并不确定它是不是规律。从拉美金融危机这个高峰之后，美元指数从1986年又开始一路下跌。其间经历了日本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美元指数仍然在走低，大约走了10年，10年之后的1997年美元指数再一次走强。美元指数这一次走强之后也是持续了6年。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差不多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性——10年的走弱、6年的走强，再一个10年的走弱、接下来又一个6年的走强。

2亚洲金融风暴

在1986年美元指数第二次开始走弱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内，美元又像洪水一样向世界倾泄。这次主要的泄洪区是亚洲。上个世纪80年代最火的是什么概念？“亚洲四小龙”、“亚洲雁阵”等等。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亚洲的繁荣是由亚洲人的辛勤劳动、亚洲人的聪敏智慧带来的，实际上很大原因是因为亚洲国家获得了充足的美元、获得了充足的投资。当亚洲的经济欣欣向荣到差不多的时候，美国人觉得又应该到剪羊毛的时候了，于是，1997年，也就是美元指数整整走低10年之后，美国人通过减少对亚洲的货币供应，使美元指数反转走强，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和行业遭遇流通性不足，有的甚至干脆资金链条断裂，亚洲出现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征兆。

这时候一锅水已烧到99度还差1度才能烧开，差哪一度呢，差地区性危机出现。那么是不是也像阿根廷人那样打一仗呢？未必。制造地区性危机，不一定只有打仗一途。既然制造地区性危机就是为了撵出资本，那么不打仗照样有制造地区性危机的办法？于是我们看到那个名叫索罗斯的金融投机家，带着他的量子基金和全世界上百家的对冲基金，开始群狼般攻击亚洲经济最弱的国家——泰国，攻击泰国的货币——泰铢。

一个星期左右，然后由此开始的泰铢危机，立刻产生传导效应，一路向南，陆续传导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然后北上传导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一直传导到俄罗斯，东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个时候水已烧开。全球的投资人判断亚洲的投资环境恶化，便纷纷从亚洲撤出自己的资本。而美联储则又一次不失时机地吹响了加息的号角。跟着号音从亚洲撤出的资本又一次到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给美国带来了第二个大牛市。

当美国人挣够了钱以后，仍像在拉丁美洲那样，拿着他们从亚洲金融危机赚到的大把的钱又回到了亚洲，去购买亚洲跌到地板价上的优质资产。此时亚洲经济已经被这次金融危机冲得稀里哗啦，毫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这次唯一的幸运者是中国。

第三、瞄准中国

此后，如潮汐一样准确，美元指数经过6年的走强，到2002年，再一次开始走弱，然后，又是10年时间，到2012年，美国人又开始为美元指数即将由弱转强做准备。办法还是老一套：给别人制造地区性危机。于是，我们就先后看到，在中国周边陆续出现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几乎全在这一时期密集出现。但是很不巧，美国在2008年自己玩火玩大了，自己先遭遇了金融危机，结果使美元指数走强的时间被迫向后推延。中菲黄岩岛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看似和美元指数走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吗？为什么恰恰出现在美元指数第三次走弱之后的第10个年头？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究，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我们承认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确实存在着一个美元指数周期率，那么，根据这个周期率及美国人借机剪别国羊毛的手法，我们可以断定，现在轮到中国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眼下中国已经成了从全球吸引和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大量国际资本由于看好中国经济进入中国。从经济规律上讲，不能仅仅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国家。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整个拉美，甚至比拉美的经济总量还要大；和东亚经济比，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相当于整个东亚。而过去十年里，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使中国的经济总量，以令人垂涎的速度增长到全球第二，如此一来，美国把第三次剪羊毛的目标瞄准中国，一点不奇怪。

1香港占中事件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从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之后，中国周边的事情层出不穷，一直到去年中越“981”钻井平台冲突，再到后来的香港“占中”事件。这些事件还能看成是偶然事件吗？去年5月“占中”行动正在酝酿中，可能在5月底就会发生。但是5月底没有发生，6月底没有发生，7月还是没有发生，到了8月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原因？这个酝酿的“行动”在等什么？

让我们对比另一事件的时间表：美联储退出QE时间表。去年年初，美国就说要退出QE（量化宽松），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没有退出。只要不退出QE，就意味着美元还在超量发行，美元指数就不能走强，香港的“占中”也就一直没有出现，二者在时间表上完全重合。直到去年9月底，美联储终于宣布美国退出QE，美元指数开始掉头走强后，10月初，香港“占中”爆发。其实，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981钻井平台、香港“占中”，这四个点都是炸点，任何一个点引爆成功，都会引发地区性金融危机，也就意味着中国周边投资环境恶化。从而满足“美元指数走强时，其他地区必须相应出现地区性危机，使该地区投资环境恶化，迫使投资人大量撤出资本”，这一美元获利模式的基本条件。

但是对美国人来讲很不幸的是，这回它碰到的对手是中国。中国人用打太极的方式，一次次化解了周边危机，结果直到现在，美国人最希望的在99度水温时出现的最后1度，始终没能出现，水，也就一直没有烧开。水没烧开，美联储举着加息的号角就迟迟不能吹响。

看来，美国知道想剪中国的羊毛没那么容易，所以也就没打算就在一棵树上吊死。在推动香港占中的同时，美国多管齐下，在其他地区同时下手，在哪儿？

点评：美国发财的逻辑很简单，这世界上的国家都是美国圈养的一群羊，美国拿着剪刀不断的搜罗着，看到哪个羊的毛长了就去剪一把，剪秃了再把你放回去，然后再去其它羊身上剪羊毛。

2乌克兰危机

欧盟与俄罗斯的接合部。亚努科维奇领导下的乌克兰，当然不是没缝的鸡蛋，所以，才会有让苍蝇下蛆的机会。但美国盯上了乌克兰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只有缝的鸡蛋，而是它是足以既打击亚努科维奇这个不听话的政客，又阻断欧俄走近，也能造成欧洲投资环境恶化，一桃杀三士的理想目标。于是，一场貌似乌克兰人自发的“颜色革命”爆发了，美国人的目的以出乎美国人和地球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俄罗斯强人普京趁势借机收回了克里米亚，此举虽不在美国人计划之内，但却正好让美国人更有理由向欧盟还有日本施压，迫使他们与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给俄罗斯更给欧洲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们往往容易从地缘政治角度，而不是从资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乌克兰出现危机之后，欧美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恶化，但整个西方世界一起制裁俄罗斯的结果，却直接使欧洲的投资环境恶化，导致资本从这里撤出。据有关数据显示，大约有上万亿的资本离开了欧洲。美国人的两手设计得逞了。

这就是：如果不能让资本从中国撤出去追捧美国的话，那就起码让欧洲的资本撤出来回流美国。这第一步，以戏剧性的乌克兰变局实现了，但第二步，却未能如美国所愿。因为从欧洲撤出的资本，并没有去美国，另有数据显示，它们大部分来到了香港。这意味着全球投资人仍然不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宁愿看好虽已处在经济下行线上，但仍保持着全球第一增长率的中国。

这是其一。其二，中国政府在去年宣布了要实现“沪港通”，全球的投资人都热切地希望通过“沪港通”，在中国捞一把。过去西方资本不敢进入中国股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进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宽进严出，你可以随意进来，但是你不能随意出去，所以说他们一般不敢到中国来投资中国的股市。“沪港通”之后，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香港投资上海的股市，挣到钱后可以转身就走，于是上万亿的资本滞留在了香港。这就是去年9月之后，也就是香港“占中”开始直到今天，“占中”势力及其幕后推手始终不肯罢休，总想卷土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美国人需要制造一次针对中国的地区性危机，让滞留香港的资本撤出中国，去追捧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强烈地需要并依赖国际的资本回流？原因是，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经济逐渐放弃实物生产，脱离开实体经济。美国人把实体经济的低端制造业、低附加值产业叫做垃圾产业或者叫做夕阳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向中国转移。而美国除了留下所谓高端的产业，IBM、微软等企业外，70%左右的就业人口都陆续转向了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这时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空心化国家，它已经没有多少实体经济可以为全球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不打开另一扇门，就是虚拟经济的大门。虚拟经济就是它的三大市。它只能通过让国际资本进入三大市的金融池子中，为自己钱生钱。然后，再拿挣到的钱去剪全世界的羊毛，美国人现在只有这么一个活法了。或者我们称之为美国的国家生存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美国需要大量的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美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谁阻挡了资本回流美国，谁就是美国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明白想清楚。

第四、严防欧洲、亚洲一体化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三个月之后科索沃战争爆发。很多人以为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和北约联手打击米洛舍维奇政权，因为米洛舍维奇政权在科索沃地区屠杀阿族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战争结束之后，这个谎言迅速戳破，美国人承认这是中情局与西方的媒体联手做的一个局，目的是打击南联盟政权。但是，科索沃战争真的是为了打击南联盟政权吗？欧洲人开始一边倒地认为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打完这场72天的战争之后，欧洲人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为什么？

1科索沃战争

欧元启动之初，欧洲人信心满满。他们给欧元的定价是与美元比值1：1.07。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欧洲人参与北约行动，全力以赴支持美国攻打科索沃，72天的狂轰乱炸，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南联盟屈服。可接下来一盘点，欧洲人发现不对头了，欧元，就在这70天里，居然被这场战争打残了。战争结束时，欧元直线下跌30%，0.82美元兑换一欧元。这时欧洲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在替别人数钱。这一来欧洲人才开始醒悟。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当美国要打伊拉克的时候，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的轴心国家，坚决反对这场战争。

有人说，西方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之间，在二战之后确实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但是不等于没有发生军事战争，不等于他们之间不发生经济战争或金融战争。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人对欧元的间接金融战争，结果打的是南联盟，疼的是欧元。因为欧元的诞生动了美元的奶酪。在欧元诞生之前全世界的流通货币是美元，美元在全球的结算率一度高达80%左右，即使到现在也在60%左右。

欧元的出现立刻切走了美国的一大块奶酪！欧盟是一个27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它的出现一下子就盖过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北美自贸区（24万亿美元—25万亿美元规模）。做为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体，欧盟当然不甘心用美元来结算它内部的贸易，于是欧洲人决定推出自己的货币——欧元。欧元的出现切走了美元三分之一的货币结算量，到现在世界上23%的贸易结算已使用的是欧元而不是美元。美国人在欧洲一开始谈论欧元时对此警惕不足，到后来发现欧元一出现就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时，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美国要接受这个教训，一方面要摁住欧盟和欧元，另一方面要摁住其他的挑战者。

2破坏亚太——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的兴起，让我们成了新的挑战者。2012年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就是美国成功打压挑战者的最新尝试。这两个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事件，虽没能造成资本从中国大量外流，但却起码部分达到了美国人的目标，直接导致两件事情胎死腹中。

2012年年初，中日韩关于东北亚自贸区的谈判接近成功；4月，中日货币互换和中日之间互相持有对方国债也初步达成协议。但此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相继出现，一下子把东北亚自贸区谈判，中日货币互换一风吹了。几年后的现在，我们才勉强完成了中韩两国的双边自贸区的谈判，这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它和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的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旦成功，一定是包括中、日、韩、港、澳、台的整个东北亚自贸区。东北亚自贸区一经形成就意味着世界规模大约20多万亿美元的第三大经济体出现！

但是，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出现就不会止步，它会迅速南下与东南亚自贸区整合，形成东亚自贸区，东亚自贸区的产生意味着30多万亿美元规模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现，将超越欧盟和北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推想，东亚自贸区出现，依然不会止步，它会向西整合印度和南亚，然后向北整合中亚五国，再然后继续向西，整合中东部分的西亚。这样整个亚洲自贸区，规模将超过50万亿美元，将比欧盟和北美加起来还要大，这么庞大的一个自贸区出现，难道她会愿意用欧元或美元结算他们内部的贸易吗？当然不会。这就意味着亚元可能诞生。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亚洲自贸区，我们只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亚洲的主导货币，就像美元先成为北美的硬流通货币，再成为全世界的硬流通货一样。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远远不止我们所说的人民币走出去，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等等，它将与美元、欧元一起三分天下。

中国人能看到这一点，美国人就看不到这一点吗？当美国人宣布战略重心东移，推动日本在钓鱼岛跟中国扯皮、推动菲律宾在黄岩岛跟中国对峙的时候，如果我们还目光短浅地以为，钓鱼岛争端是日本右翼鼓动“购岛”后与中国的冲突，黄岩岛争端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昏了头找中国的麻烦。而看不出这是美国人的深谋远虑，是美国人在阻止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有一个挑战者，而美国人则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他们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出现。因为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意味着世界货币三分天下成为现实！

想一想看，手中只剩三分之一货币霸权的美元，还叫货币霸权吗？而今天一个产业空心化的美国，假如再没有了货币霸权，美国还能算世界霸主吗？想明白这点，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是因为美国比我们想得远，看得深，才为了防中国之“患”于未然，处处给我们制造麻烦。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根本原因。它究竟要平衡什么？它真的要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其他有争端的国家之间，实现一种微妙平衡，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吗？当然不是，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平衡掉中国今天大国崛起的势头。

第五、美军为美元而战！

人们都说，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大，是由于有三大支柱——货币、科技、军事。实际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支撑美国的是货币和军事，而支撑货币的则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全世界所有国家军队的打仗都是烧钱，但美军打仗虽然也烧钱。但却能一边烧钱，一边为美国挣钱，这一点，其他国家都做不到。只有美国，可以通过打仗获得巨大的利益，尽管美国也有失手的时候。

1伊拉克战争

美国人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大部分人心里想到的是两个字——石油。美国人真的是为石油而战吗？非也。美国人如果为石油而战的话，那么，美国人在打下伊拉克之后，为什么不从伊拉克拉走一桶石油？而且，油价从战前的38美元一桶，一路飙升到战后的149美元一桶，美国老百姓并没有因为美军占领了伊拉克这样的产油国而享受低油价。所以说，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美元。

为什么这么说？道理非常简单。由于为了控制世界，美国需要全世界都使用美元。为了让全世界都使用美元，美国人在1973年下了一步高明的先手棋：让美元与石油挂钩，通过胁迫欧佩克的主导国家沙特阿拉伯，实现了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如果你理解了全球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你就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要在产油国打仗。

在产油国打仗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油价飙升，油价一飙升就意味着美元的需求量也提高了。比如说战争之前，你手里有38美元，理论上讲，你就可以从油商手里买走一桶石油。现在这场战争把油价打高了4倍多，达到149美元，你手里的38美元就只够买1/4桶石油，剩下3/4桶意味着你还差100多美元。怎么办？你只能去找美国人，拿出自己的产品和资源去换美国人手中的美元。而这时美国政府就可以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印美元。这就是通过战争，通过在产油国打仗打高油价，打出美元需求的秘密。

美国人在伊拉克打仗，还不止是这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是在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当年小布什为什么一定要打伊拉克？现在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萨达姆没有支持恐怖主义，没有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为什么萨达姆却最终走上了绞刑架？因为萨达姆自以为聪敏，想在在大国之间玩火。

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萨达姆以为抓住了在美元和欧元，美国和欧盟之间玩火的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将用欧元结算。这一下惹火了美国人，尤其是它产生一连串的示范效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纷纷宣布自己国家的石油出口结算也用欧元结算。这还了得？这不是往美国人胸口捅刀子么？

所以说这场伊拉克战争非打不可，有些人认为这么说太牵强了。那么请他看一看，美国人打下伊拉克之后干了些什么？还没等抓住萨达姆，美国人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伊拉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人是在为美元作战。

2阿富汗战争

也许有人会说，伊拉克战争为美元而战可以理解，阿富汗不是产油国，那么美国大打阿富汗战争总不会是为了美元吧？何况阿富汗战争是在“9·11”发生之后，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是为了对基地组织的报复和对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的惩罚，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阿富汗战争是在“9·11”之后一个多月打响的，应该说打得很仓促，打到一半时美军就把巡航导弹打光了，而战争还在继续，美国防部不得不下命令打开核武器库，取出1000枚核巡航导弹，摘下核弹头，换上常规弹头，又打了900多枚才把阿富汗打下来。这明摆着证明这一场准备得非常不充分，既然如此，美国人为什么硬要仓促上阵呢？

因为美国人已经等不及了，更因为美国人的日子过不下去了。21世纪初期，美国作为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每年都大约需要有7000亿美元的净流入，才能过日子。可是“9·11”之后一个月内，全球投资人对美国的投资环境恶化，表示出了从未有过担心和忧虑：如果强大如美国对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能够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结果，3000多亿的热钱离开了美国。这就迫使美国必须尽快打一仗，这一仗不仅是要惩罚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还要给全球投资人一个信心。随着第一枚巡航导弹在喀布尔炸响，道琼斯指数迅速回升，一天之内回升600点，流出的资本开始回流美国，到年底，大约有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这不正说明，阿富汗战争同样是为美元而战，是为资本而战。

3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不少人对中国的航母充满了期待，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在航母历史上的作为，也热切地盼望中国有自己的航母，而辽宁号的出现，也确实让我们中国赶上航母的末班车。虽然航母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大国的标志，但是它更多的就是个标志。因为在全球经济越来越被金融化之后的今天，航母的作用将逐渐式微。因为在历史上航母是物流时代的产物。大英帝国兴盛时，要推动全球贸易，将它的产品推向全球，然后再把资源拿回来，所以它需要强大的海军保证海上通道的畅通。直到后来发展到航母的出现，都是为了控制海洋，保证海上通道的安全。因为当时是资源和产品“物流为王”的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了全球财富的流动。但是今天世界已是“资本为王”的时代，成百亿、上千亿乃至上万亿的资本，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只要在电脑上敲几个键，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在大洋上航行的航母能跟随物流的速度，却无法跟上资本流的速度，当然也就无法控制全球资本。

那么今天，有什么办法？可以跟上被互联网支持的全球资本的流向、流量和流速？美国人正在开发庞大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用弹道导弹、超音速飞机，5倍甚至十几倍于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就可以迅速打击任何资本云集的地区。现在美国号称可以28分钟打遍全球，不管资本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云集，只要美国不想让资本在那个地方落脚，导弹就可以在28分钟后赶到那里。而当导弹落下去的时候，资本就会乖乖撤出。

这就是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必将取代航母的原因。当然，航母在未来仍会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保障海上通道的海上安全，或者执行人道主义使命等等，因为航母是非常不错的海上平台。但是作为控制未来资本流动的武器，它已经远不如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4空海一体战

美国人在考虑用军事手段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空海一体战”。但“空海一体战”仍然难解美国的困局。“空海一体战”是2010年美空军和海军首脑联合提出的针对中国的作战概念。提出“空海一体战”，实际上首先就反映出美军今天正在走弱。美军过去以为，它用空袭可以打击中国，用海军也可以打击中国。现在美国发现自己的力量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单独使用，都不可能对中国构成优势，必须空海联合才能对中国构成一定的优势，这就是空海一体战的来由。但是空海一体战从2010年年初提出到现在不过4年多一点，突然美国人给它改了个名称，叫做“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

在这个空海联合行动构想中，美国人认为10年内，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美国人研究中国今天的军力发展后，认为以美军现有能力，不足以确保抵消中国军队已建立的一些对美优势。如攻击航母的能力和摧毁太空系统的能力，所以，美国必须再拿出10年时间发展更先进的作战系统，以抵消中国的某种优势。这意味着美国人可能的战争时刻表拨到了10年后。虽然10年后战争也仍可能不会发生，但我们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中国要想让10年后也不会发生战争，就需要在这10年内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包括军事和战争的准备。

第六、“一带一路”：中国的太极！

让我们看看在美国受人追捧的运动，第一是篮球、第二是拳击。拳击这项运动典型地反映出了美国人崇尚实力的风格，直来直去，重拳出击，最好KO（击倒获胜）对手，一切都很明确；而中国人则相反，喜欢模糊，以柔克刚，我也不追求KO你，但我要把你所有的动作都化解掉。中国人喜欢打太极，而太极确实是一门比拳击更高的艺术。

“一带一路”就反映了这种思路。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围绕它的崛起展开的全球化运动。这意味着全球化不是一个从历史到今天一以贯之的过程，而是各有各的全球化。罗马帝国有罗马帝国的全球化，大秦帝国有大秦帝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每一个崛起的帝国推动的；每一个帝国都有与它相关的一段全球化，在它的上升期到它的鼎盛期，全球化达到一个巅峰。而这个全球化同时会被它自身的力量所限制，这就是它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和它的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最远点，那也就是它全球化的终点。

所以，无论是古罗马全球化，还是大秦帝国的全球化，今天看来，都只能算是一种帝国扩张的区域化过程。真正的近现代史上的全球化，是从大英国帝国开始的，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是贸易的全球化。美国秉承了大英帝国的衣钵之后延续了一段贸易全球化，而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全球化，是美元的全球化。这也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的全球化。但我不同意说中国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接轨，那等于说是要继续和美元的全球化接轨，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也就中国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推进环绕你展开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应该说是中国迄今为止能提出的最好的大国战略。因为它是跟美国战略东移的一次对冲。有些人会对此提出疑问，对冲应该是相向而行，你还能有背向而行的对冲吗？对了，“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对美国东移战略的一次背向对冲，我拿背朝向你。你不是压过来了吗？我往西走，既不是避让你，也不是畏惧你，而是非常巧妙地化解你由东向我压来的这种压力。

“一带一路”并非两线并行战略，而应有主次之分。鉴于海上力量至今是中国的短板，“一带一路”首先应该选择从陆上完成，也就是说“一路”应该是辅攻方向，而“一带”应该成为主攻方向。“一带”成为主攻方向，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陆军的作用。有人说中国陆军天下无敌，这话放在在中国的国土范围内说，没错，中国陆军所向无敌，谁也别想再踏上中国的领土来打大规模的仗，问题是中国陆军有远征能力吗？

美国人选中国作对手，打压中国，是选错了对手、选错了方向。因为未来真正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根本不是中国，是美国自己，美国将自己埋葬自己。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一个大时代正在到来，这个时代将会把它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推到最高阶段之际，让美国从巅峰跌落，因为一方面，美国通过虚拟经济，已经把资本主义的红利吃尽了。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它引以为傲的领先全球的科技创新、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推到了极致，而这些工具最终将成为埋葬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推手。

互联网+：斩断美国货币霸权的利剑！

阿里巴巴在去年“双11”这天，其淘宝网、天猫网的网购销售额一天达到507亿人民币，而在相隔不久的感恩节三天的假期里，美国网上销售和地面上的商场销售总额才相当于407亿人民币，不及阿里巴巴一家。而中国还没有算上网易、腾讯、京东，更没有算其他商场的营业额。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悄到来，而美国人面对这个时代仍然迟钝。阿里巴巴的交易，全是用支付宝的方式完成的，支付宝意味什么？意味着货币已经退出交易舞台，而美国人的霸权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美元是什么？美元是货币。未来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不再使用货币结算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就将成为无用的东西。当货币成为无用的东西时，建立在货币之上的帝国还会存在吗？这才是美国人要考虑的问题。

点评：未来资本通过什么流通？正是美国一直倡导的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未来资本不再以货币为载体，而是数据流！中国的电子商务、物流系统、社交媒体等信息产业高度独立，且日渐然荣，中国政府倡导的互联网+，正是斩断美国货币霸权的一把利剑！

除此之外，制造业乃生产力之根基，当美国开始空心化的时候，中国除了提倡互联网+的产业精神，还必须脚踏实地的完成自己的制造业升级！

中国制造2025

毫无疑问，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端！3D打印机同样也代表了一个未来方向，将使人类社会今天的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生产方式在改变，交易方式在改变，世界就必然要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历史证明，真正能导致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者的致变，而不是其他因素。

中国从秦末秦二世时期，开始有人造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的历史上有发生过多少次起义、造反、战争、革命？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一直是改朝换代，一直是低水平循环。因为这些来复式运动改变不了农耕社会的本质，既没有改变生产方式又没有改变交易方式，所以只能一直改朝换代。西方也是如此，拿破仑携法国大革命的雄风，带领一支崭新的被大革命洗礼过的军队横扫欧洲，把一顶顶王冠扫落在地，但等到滑铁卢一仗失败，拿破仑下台，欧洲的帝王们一个个复辟，立刻重回封建社会。直到英国的蒸汽机来了，工业革命来了，使人类的产能大大的提升，大量剩余产品出现，有了剩余产品才会有剩余价值，然后才会有资本，然后才会有资本家，然后资本主义社会就到来了。

那么今天当资本有可能随着货币的消失而消失，当生产的方式也将随着3D打印机的出现而改变时，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社会门槛，这时的中国和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都站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起跑线上。那么这时我们要比的就是谁先迈入这个时代，而不是谁把谁打压下去。而美国人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惊人的迟钝。因为它太渴望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从未想过与别的国家分享权力，共同迈过新社会时代那道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和不确定性的门槛。

点评：我们应该非常欣喜的看到，在世界前五的经济体中，各国都在以本国产业为根基，逐渐逃离美国的货币霸权，中国的互联网+、日本的机器人计划，德国的工业4.0，此谓太极乾卦中的群龙无首，吉。

反对霸权，和而不同，是中国对这个世界的设计和追求。而且多元化、协作化才是世界大势所趋，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而现在，中国和美国是被这个时代推倒了擂台上，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真正的对手，都是他自己！

 

自2002年始，中国占据世界机床消费第一大国的位置已经13年了。在以德马吉森精机、马扎克、西门子、哈斯等为代表的机床行业跨国公司眼中，中国市场不一定是权重最大的，但忽视中国市场必然吃亏。其背后的逻辑在于，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机床需求相对恒定，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在今年4月份的CIMT展会期间，主办方组织了国际机床工具信息发布会，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执行董事维尔弗里德·谢弗博士在会上表示：“2014年中国进口的机床有24%来自德国。这意味着德国是仅次于日本的中国工业领域第二大供应商。”近年来，德国对华机床出口快速增长，2012年达到26亿欧元，比四年前增长了200%。2013年，中国机床消费量锐减，德国出口亦受波及，但很快开始反弹。2014年，再次回升到23亿欧元。德国对华出口产品覆盖机床各门类，主要是加工中心、磨床、激光加工机床、功能部件和车床。 

有数据表明，进口机床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曾在过去10年间一度出现下降的态势，但最近两年，随着机床行业步入调整期，跨国公司迅速调整战略，市场表现明显优于国内企业。 

布局工业4.0 

据统计，2013年，中国机床消费额为321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数字呢？按照机床消费额排名，排在第二到第八位的分别是美国、德国、韩国、日本、墨西哥、意大利、巴西，而中国的消费额相当于7个国家的总和。中国的进口额同样是世界之最。2013年，中国进口额103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到第五名的总和。 

在中国的机床进口中，日本和德国占到56%左右。分产品来看，高端数控机床，日德占70%；钻攻中心，日本约占100%；卧式加工中心，日德占72%以上；立式加工中心，日德占64%左右；龙门加工中心，日德约占50%；卧式数控车床，日德占52%；立式数控车床，日德约占50%。 

外资凶猛，以日德为代表。德马吉和森精机的重组正是德国和日本强强联合的结果。谈到德马吉森精机对行业未来的看法，该公司董事会主席卡披萨博士说：“工业4.0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需要实实在在地把数据整合利用起来，用到技术中去，并改善控制过程，让机床更加高效。” 

工业4.0是德国制造业的重要战略。在这方面，德马吉森精机大举投入。在今年的国际机床展上，该公司开发的CELOS技术亮相。该技术致力于让德马吉森精机的产品变得更加智能化，利用数字技术搜集数据、分析数据，让机床变得更加高效。 

卡披萨博士谈到，自动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德马吉森精机在日本和天津的工厂都在应用这一技术，在德国也在使用相关技术，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增材制造，利用这一技术可以实现航空件制造时间的大幅缩减，例如，可以由原来的几个月缩短到6小时。 

显然，跨国公司将工业4.0作为开拓中国市场的利器，这也是时下最流行的趋势。 

在数字技术的应用，日本丝毫不落后于德国。山崎马扎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庆富说：“在创新驱动的大环境下，机床企业必须以客户为中心，走两化融合的道路。” 

2000年，马扎克建造了宁夏小巨人机床公司，在2013年又建造了大连工厂，这两座工厂的建立，使IT技术与生产制造技术紧密结合起来。 

为了在中国企业中普及智能化制造，马扎克中国举办了制造未来展示会MTF，从2004年开始，已经举办了11届。该公司把客户请进来，对小巨人工厂全面开放，让客户了解工厂智能化的元素，共同探讨智能化制造。 

董庆富表示，智能化元素，首先是智能化装备，马扎克比较有代表性的车铣复合机床加上机器人，执行智能制造单元，如今，两个工厂的FMS设备开工率都达到85%以上，极大保证了质量和设备开工率。此外还有智能生产中心CPC，管理智能化方面自主开发PDM产品数据管理，CRM客户关系管理等一些软件和系统。 

在服务的智能化方面，马扎克机床带有马扎克的系统远程监控，出现故障第一时间通过24小时在线服务热线及时掌握情况指导，及时排除故障。 

马扎克的智能化产品多次在展会上亮相，从7种智能化产品，发展到现在12种不同智能功能的智能化产品。在前述展会上，马扎克向中国客户推出全新的马扎克生产系统——顺畅技术，以顺畅技术为基础，研发出马扎克第七代数控系统。 

西门子并不生产机床主机，但是，西门子数控系统经常是中国客户购买机床时点单的主要内容之一。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副总裁兼运动控制事业部总经理夏伟中在谈到工业4.0时这样说：“大家会觉得工业4.0是非常宏大的，或者挺神秘，挺遥远，其实，这些技术没有一样不存在创新。无论是工业4.0、中国制造2025，还是先进制造，其实都是在已有各种技术层面加强对用户的需求支持，把用户体验做到极致。” 

 

夏伟中还认为，工业4.0是一次让中国企业与世界制造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未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绝不是仅仅努力生产优质的产品，更是需要企业以正确的形式来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尽管工业4.0提供了后起超越的可能，但实际上，外资机床企业凭借明晰的战略定位和成熟的管理经验，似乎已经抢占了工业4.0的先机。

挤占中端市场

2014年，中国机床产业困难重重，有业内人士直言去年是十几年来行业最难熬的低谷，全国多数机床企业陷入亏损，一批企业宣布倒闭。

如此看来，过去几年关于传统产业转型的讨论或是尝试在市场反映层面并不理想，这或许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制造业仍处在周期的下行通道中，盈利与估值的拐点仍未临近，因此行业内部催生变革的压力没有这么迫切。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行业相关的积累仍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达到量变的时机。

但如果细分一下，外资企业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去年，大多数在华机床外资企业经营业绩较上年有所增长或持平，数控系统、刀具等企业，特别是针对特定市场的产品更是表现突出。

在机床协会组织的2015外资在华企业新春联谊会上，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景喜瑞介绍说，发那科集团在2014年取得了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该集团长期专注的自动化、智能化相关领域产品，更是顺势而发，实现了大幅超常增长。三菱电机CNC事业部副部长王林树本说，2014年三菱数控系统增幅达30%，并相信2015年会有更好的发展。肯纳金属在2014年也实现了10%的较大增幅，该公司副总裁JoostBerting表示，中国仍拥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中国的产业进步和效率提升，为刀具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市场下滑的背景下，外资企业是如何挤占市场空间的呢？目前，低端机床市场由国内企业主导，高端市场由欧、美、日外企主导，至少95%以上的高端产品依赖进口，而中端市场成为竞争最激烈的阵地。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外资企业有一套成熟的策略。其一，本地设厂。工厂是技术和产品的发源地，是企业整个经营网络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对于大多数外资企业来说，本地设厂成了其本土化经营之路中必要而关键的一步。近年来，外资机床企业在中国所建的工厂更是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而这些工厂从建立之初的起点之高，也都表现了企业布局中国的决心。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德马吉和森精机在华联合设厂，又如日本天田设立中国公司，瑞士百超天津工厂成为其全球最大工厂，美国哈挺在嘉兴投资建厂等。 

其二，量身定制。大多数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始，通常是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成熟技术，或将国外市场中成熟的产品直接拿来在本地销售。而这并非是一个明智之举，也有违本土化战略的基本原则。如今，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国机床企业，外资企业开始对面向当地市场的产品进行再设计，或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从而使产品更好地满足中国用户的需要。 

对部分产品进行再设计，在以精密、高端见长的德国、瑞士机床工具企业中较为常见。他们的产品处于世界机床产业的巅峰，而在面对多重需求层次的中国用户时，供需不对称的矛盾开始出现。在如何避免“曲高和寡”和保持“高端形象”之间，量身定制无疑是一个明智之选。 

其三，重视服务。随着中国本土企业长期以来努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并大量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外资企业相较于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已不再明显，而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较量更是难分伯仲。这种情况下，客户服务于是一跃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核心内容。无论是刚进入中国市场的“初生儿”，还是已在中国打拼多年并有所得的“成功者”都纷纷亮出自己的“服务牌”。例如，德马吉将其亚洲配件中心设在上海，誓将服务进行到底。来自美国的哈斯自动化将其在全球运营的HFO模式成功移植到中国，在短短几年时间，先后在中国建立21个集展示、培训、备件为一体的HFO，其推行的“一站式”服务更是颠覆了数控行业的服务理念，赢得用户好评。托纳斯则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两大贸易中心设立备件库。托纳斯称，其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备件库，库存件可在4小时内出保税区，从而确保能够迅速满足全国各地的用户需求。 

先进的运作模式与本土化的服务还表现在成立应用中心和技术支持站上。GF阿奇夏米尔先后在常州、宁波、成都三地成立了技术支持站，并在北京顺义建立了航空航天、家用器具应用技术中心，以服务不同行业的应用需求。 

可以预见，未来国际巨头将以高技术为先导、用高技术装配的低价格中档机床产品迅速占领中国机床市场，对中国国内机床企业提出了严峻挑战。未来在行业转型升级时期，重点发力中端机床市场，进而向高端市场挺进将是中国机床产业的最佳选择。 (中国工业报记者 胡启林)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国父”、91岁的李光耀逝去。24国政要出席了其盛大空前的葬礼，可谓备极哀荣。以李光耀所拥有的开国之功、伉俪情深、子承父业、鲐背高寿，人生当无憾矣。

在几十年时间里，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由一个人均收入400美元的被逐之地，发展为人均收入5万多美元的富裕国家，甚至超过美国，这不能不说是个了不起的业绩。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却赢得了普遍尊敬。究竟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已经有太多的著作试图揭示其中奥秘，我手边正好有一本李光耀的口述《论中国与世界》，这或许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李光耀诸多的演讲和受访发言中，去理解他的所思、所想、所行。

阔大的世界性眼光

在世界上许多领导人看来，李光耀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眼光的领袖人物。南非总统德克勒克说，李光耀“对世界形势有敏锐的判断，他是在世界最大画布上作画的艺术家”；英国首相撒切尔说，“他有着穿透宣传迷雾、洞悉我们时代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的非凡能力，并且从未出过错”；德国总理施密特说，他的非凡才华和战略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赞李光耀是“我们尊敬的长者”，对两国关系做出过重要贡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李光耀是世界上思维最敏锐的领导人之一，他能够深刻洞察并详尽阐述几乎任何国际问题。

李光耀的世界性眼光得自其对历史的深邃认识。他在1987年时曾指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在160个不同的民族国家间维持和平稳定和确保合作的先例，而即时通信和快速运输时代到来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使得这一局面更加复杂。在这样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世界两大阵营的领导者主导地位都相对消弱，多极世界产生的可能性由此增加，随之而来的将是多边合作的难题”。冷战结束后，他高屋建瓴地预见：“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适应全球经济中心的结构性转移。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必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引发一场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同时，他十分重视新技术在历史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技术和全球化已经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产品和服务能够在任何地方制造或提供，这将减少地理位置、气候、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传统竞争优势。所有国家都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和扩张运输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这些新的发展趋势缩小了优势国家和劣势国家之间的差距”。

李光耀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亚洲世纪”的领导人，他认为：“21世纪，亚洲将重塑其世界地位”，“21世纪将成为争夺太平洋地区霸主地位的世纪，因为该地区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也是全球主要经济力量汇聚之地”。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他以50年前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实现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惊人转变。中国人对未来抱有更高的期望，志向也更加高远。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中国能像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科技发达。这种复兴的使命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更希望‘做自己’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而不是成为西方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他同时认为：“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愈发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和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入本国的体制。”

李光耀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关键在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一个热情拥抱市场的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美中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美国想要羞辱中国，请克制，因为这样只会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美国转而接受一个崛起中的强大中国，给中国在会议室中准备一个座位，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就会欣然坐上这个位子……美国应当这样表态：最终我们会平起平坐，而且最终你可能比我强大，但我们必须合作。让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世界的问题吧。这是美国不得不做的一项抉择：是与中国交往，还是孤立中国。你不可能二者兼得。你不能说你会在一些事情上与中国接触，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孤立中国。你不能给中国发出混乱的信号”。这些话也许刺耳，却深具洞察力。就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一直以来，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非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受启迪的一种途径。在过去三代人的年代中，李光耀每次造访华盛顿，总有大批人等着见他，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外交领域的高层领导。他的讨论会总是洋溢着一种很少见的坦诚氛围，他德高望重，而且经验丰富，历届与他打过交道的美国总统都能从中受益。在国际问题上，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同民主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此外，李光耀还能告诉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他对亚太地区的见解尤其深刻”。

对未来10年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李光耀同样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是欧元区的问题。如果希腊债务危机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其影响将波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到时候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损害欧洲经济，美国和中国也将被拖累。其次是长期存在的朝鲜问题。第三是日本经济不景气，间接影响了整个亚太地区。第四是中东地区可能因为伊朗研发核武器而爆发冲突，这将对全球市场产生灾难性影响”。在李光耀看来，“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新阶段的发展将令人激动。引发市场全球化的举措就是1991年3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允许互联网私有化，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变成一个多么有力的工具，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人和企业能进行跨国沟通，并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界和全球性的市场。全球将出现多个经济力量中心”。从以上引述的话里可以看出，李光耀的确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地区事务，指导他所领导的国家如何生存与发展。

有导向的跨文明视野

李光耀有华人血统，又在英国读过书，人生的经历带给他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正如他所回忆的：“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君子不作恶，与人为善，孝顺父母，夫妻相守，教养子女，交友以诚，忠君爱国。儒家内在的理念是，为了实现社会的良好运转，必须考虑众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这与美国的理念正好相反，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但李光耀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他会在新加坡治理中直接推行儒家文化；而他的英国式教育背景，也不意味着他会照搬英国或美国式的治理模式。在他看来，“尽管尊崇儒家思想，但新加坡在过去40年间成功地使英语成为新加坡的第一语言，汉语则成为第二语言。新加坡为什么这样做？这当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没有遭到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显然，李光耀更看重语言文化中蕴藏的力量，他的文化包容是以强者文化为导向的包容。

他提到：“新加坡有三所印度学校，他们还要开更多，被我拒绝了。你要么上新加坡学校，要么回印度。因为他们留下来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并服务新加坡，他们也不乐于融入新加坡，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印度文化为导向的，学的知识都是印度式的，培养的情操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印度式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见，李光耀对文明的选择是有导向的，他可以包容不同文化，却要为新加坡选择更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在他看来，“美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美国文化中，个体的利益是主要的。这就使美国社会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更杰出的成就。美国始终占优势，因为它的社会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然而，他也承认：“美国文化的某些部分是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比如枪支、毒品、暴力犯罪、流浪、公共场所行为不得体，总而言之，这都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堕落。美国文化过于注重个人权利，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采取各种行为，但这种个人权利的膨胀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他忧心忡忡地提醒，“文化多元主义将毁掉美国。美国面临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大批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将他们的文化传遍整个美国。如果他们的繁衍速度超过美国盎格鲁-撒克逊裔的新教徒，那么在两者的共处中，谁的文化将占优势？……他们肯定会相互影响并改变对方，但美国文化即使是有一部分被改变了，也是很悲哀的事”。

李光耀对伊斯兰文明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本身从来不是问题，但当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却是个问题”。他正确地认识到，“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起因并非巴以冲突，而是因为在穆斯林，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西方世界已压迫他们太久，现在反抗的时机到来了……伊斯兰教的激进思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那些不太成功的民族被边缘化，他们缺乏安全感，感觉自己被世界疏远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恐怖主义持续发酵，这不可能轻易地或很快地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应对恐怖主义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事业……美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以军事手段寻求解决方案。使用武力是必须的，但武力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只有穆斯林才能赢得这场抗争，温和的、具备现代化思维的穆斯林。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以及民间领袖必须共同参与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抗争”——李光耀对恐怖主义成因的看法是极具洞察力的，而他对温和穆斯林的期许，也比习惯使用武力的做法更具智慧。

新加坡是处于多种文明交叉十字路口上的小国，四族共和，李光耀为它选择的是儒家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前者是出于华人的文化传统，而后者更多因为是世界的强势文化。新加坡既往的成功，证实了这一选择的明智。只是当时过境迁、世界力量的强弱发生变化之后，新加坡文化选择的重心会发生变化吗？这也许是新加坡的新领袖们需要回答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选择，新加坡都会保持多元文明并存的包容心，选择适应历史潮流的强势文化，这是李光耀留给他们的智慧。

坚定的实用主义者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据亚太地区的要冲，四周大国环伺，生存环境极其复杂。在李光耀的掌控下，这个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国，却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尊敬。其中以小事大之道，不可谓不高妙。

当年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回答：“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因此，大国事小国以仁，小国事大国以智，被视为中国政治家处理国家关系的政治智慧。可如今的世界不是孟子老先生的世界，而是由霍布斯所谓“利维坦”式国家组成的“所有人对所有人争战”的世界。国家之间常见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的情况，世界是大国竞技场，小国多为大国博弈的筹码，难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小国稍有不慎，便有乱国之祸，甚至灭国之灾。冷战时朝鲜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如同艾奇逊所说的成为两条巨鲸之间的小虾米，以至于今天仍处于分裂状态。近年来的乌克兰，在俄欧美之间玩火，结果深陷战乱，难以恢复和平生活。而新加坡则在大国间游刃有余，甚至左右逢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光耀的实用理性与执政艺术。

许通美在评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时指出，新加坡实行的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任何教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必须一直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繁荣的现实需要之上。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必须接受现实的世界而不是臆想的世界，采取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必要的。但现实主义并不是宿命论的态度，其中也包含了做出努力以使现状变得更好的精神。李光耀认为：世界并不欠新加坡什么，新加坡必须自立；新加坡从没有向发达国家寻求援助，它首先并且主要是依靠自己；新加坡是世界的一员，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好公民；新加坡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制度，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在确保所有国家遵守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原则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新加坡是一个更大的、充满活力的、日渐繁荣的亚洲太平洋社会的一员；新加坡支持美国继续保持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反对美国从这一地区迅速撤出；支持在东南亚的力量均衡，因为这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并抑制地区强国的军备竞赛或任何导致不稳定的变化因素；鉴于冷战已结束，新加坡并不反对重新评估现存的安全安排——从上述表达不难看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和新加坡的外交政策都秉持实用主义的原则，一切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出发，从不断变化的地区和全球局势出发，排除了一厢情愿的臆想，一切基于对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冷静算计。

李光耀曾经说过，“我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从不纠结于什么学说理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随时准备直面问题”。先后在英国和日本人统治下生活过的李光耀，早就知晓强权的厉害，他说：“我从英国人那里学会如何治理，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强权”。

李光耀自称：“我的生活从来不靠哲学或理论主导。我是实干家，至于我的成功是基于哪些原理，那要由理论家去总结。我不靠理论，面对问题，我会问：怎么才能解决它？如果在一系列尝试后，我发现某种方法能够成功，那时我才会总结这一方法背后的道理。因此，无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苏格拉底，都无法指引我。我只对成功的实践感兴趣。面对困难或互相矛盾的现实，如果我的解决方法无法奏效，我会考虑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我会选择成功率较高的解决方法，如果还是失败了，我会实验其他方法，从不钻牛角尖。我们不盲从理论，也不迷信理论本身。理论知识只是智力上的命题而已，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事：上班拿工资，吃穿住行，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我读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有时也会觉得它们言之有理。但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因理论而自缚手脚。我认为，如果一套理论能行得通，就实行之，这就成就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模式。我们的检验方法是：它能行得通吗？能够为民众带来好处吗？”——显然，李光耀的方法，与我们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存在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因为这两者都是出自中国政治文化优良传统的根脉。

有批评者认为李光耀是“亚洲独裁者”的代表性人物，对此他亦有自己的见解：“美国媒体经常找新加坡的茬，抨击新加坡是极权主义、独裁主义国家，批评新加坡管理过度、要求过严、沉闷枯燥。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管理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拿自己的生活充当别人的试验品。美国人的想法是理论，是一种在东亚地区尚未得到证明的理论，在台湾、泰国或韩国都没有得到证明，甚至在美国统治了50年的菲律宾也没能行得通”。在李光耀看来，“无论民主体制有多好，如果找不到能人来领导和管理，人们终将失去对体制的信任，体制也难逃瓦解的命运”。对老成谋国的李光耀来说，不存在有百益而无一害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体制，选择之难就在于利弊权衡——既要关注现实利害也要有长远考虑，既要根据当下情势决策也要顾及可能的变化。如何在其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体现了一种决策艺术，其中之妙之难，非亲历者难以体味。故放言点评易，实际操作难，唯有类似经历者，才能领略其中甘苦。

当有采访者问李光耀，中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吗？他直截了当的回答：“不会。关于这点我非常确定，除非中国想走向崩溃。如今，中国民众需要的是国家复兴。”当有人带着怀疑的态度问他，中国真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为什么不呢？”“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是很简单的：中国告诉这个地区的国家‘跟着我共同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想要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各国需要决定是跟中国交朋友还是与中国为敌。中国还会调整它的承诺，以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或表达它的不满。”——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他的结论，你都会被他这种毫不含糊的判断所震撼。

人们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事如此，人也如此。只有根植于自己国家与民族、并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人，才能赢得世界性的尊重，包括来自对手的尊重。李光耀，就是这样的一位小国领袖和世界智者。

 

乌克兰位于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博弈的桥头堡，国内始终未形成稳定的政权结构。在俄罗斯与西方大国的拉锯战中，乌克兰多次发生“颜色革命”。亚努科维奇总统2014年被西方撑腰的反对派逼走，由此演绎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西方对俄大规模制裁”、“乌东部地区内战”等重大事件。乌克兰乱局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中俄战略全面协作关系显著加强，美欧分歧进一步加大。目前，乌克兰新政权体系基本形成，停战协议正式生效。乌克兰能迎来和平、稳定和发展吗？对此很难做乐观预期，加剧乌克兰乱局的因素仍在累积，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引发新的内战或政权危机。

引发乱局的政治因素

乌克兰政治生态复杂多变，易被外部影响和操控。新政权产生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并进一步恶化。新政府不能够团结大多数精英，治国理政能力较弱，反对派的力量正在蓄积，其采取极端行为夺权的内在逻辑仍在起作用。

“寡头之治”的根源没有改变

乌克兰乱局的内部根源是“寡头之治”。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曾表示，“在乌克兰，在野时亲俄的政治领袖当选总统后未必亲俄，在野时反俄的政治领袖当选总统后未必反俄。”其原因是，资本权力控制着国家权力，资本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当选的乌克兰总统要么受寡头操控，要么自己就是寡头，俄罗斯和西方都可以与寡头做交易。引发亚努科维奇总统出逃的“广场事件”的最初参与者就受雇于最大寡头阿赫梅托夫。他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是亚努科维奇之子过于贪婪，严重损害了其他寡头的利益。亚努科维奇政权发生危机后，大部分亲政府寡头在西方重压下改旗易帜，寡头控制的媒体则开始炮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众叛亲离、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只得仓皇出走。新总统波罗申科依然是寡头总统，号称“巧克力大王”。他在俄罗斯和西方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不得不重复前任寡头总统犯下的错误，也未必能逃过被其他寡头算计的厄运。波罗申科总统意识到腐败问题对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全的巨大威胁，但他签署的《国家反腐败战略》缺少新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防止寡头干政的问题。一旦重大腐败丑闻再次袭来，必将对政局产生更大的冲击。

政治精英严重退化

一位曾两次出任乌克兰议会（拉达）议员的朋友谈到，乌克兰政治精英已严重退化。第一届议会的议员大多是前苏联时期的官员，虽然处事有些僵化，但政治经验相对丰富，有履职能力。当他隔几年第二次成为议会议员时，周围的人已变成商人和寡头的亲信，个个唯利是图。如今的议会议员大多是一些发动街头革命的头目，缺少理性，喜欢投机和冒险。

2014年10月乌克兰议会批准的《政治清理法》不利于乌内部和解，给政权安全埋下严重隐患。该法律禁止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政权中的高级官员、曾经参与镇压民众示威的安全官员、前苏联时代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官员、克格勃官员和线民、以及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人在政府任职。《政治清理法》打击面过大，将使政府失去大批优秀人才，并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直接影响政府的稳定与效率。据乌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的学者估计，将有超过100万公职人员受到这部法律的影响，超过公职人员总数的1/3。如果加上其亲属，受波及的人数将达到500～1000万。政府高层和军警等强力部门领导将遭到清洗。乌政府在2014年10月公布了第一批因该法而被迫辞职的21名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水利资源署署长、国家航天局局长、毒品监督局局长和第一副局长等。此外，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第一副部长、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19名高级官员已在该法实施前夕宣布辞职。被清洗的领导人和公职人员无疑将成为现政权坚定而有力的反对派。

随着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官员被清洗，极端主义者纷纷出任要职。比如，“广场革命”时的医疗队长成了卫生部长，“国民警卫队”的头目成了国防部长，其他几个暴力组织的头目则在内务部担任局长。这些官员造反能力有余而治国能力不足，屡次误判形势和出台错误决策。更糟糕的是，这些人易受外部操控和内心贪欲驱使，不会轻易满足现状，仍会选择采取极端方式实现个人野心。

社会分裂迅速加剧

乌克兰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面临危机。2014年的民调显示，40%的民众赞成斯拉夫价值观，25%的民众赞成西方价值观，35%的民众难以确定。乌东部民众亲俄，而西部民众亲西方，双方僵持不下，对基辅当局都有强烈的不满情绪，都在追求高度自治。乌克兰东部希望单独加入俄罗斯，而乌克兰西部希望单独加入欧盟。

乌克兰政府对俄政策屡遭失败，严重刺激了乌社会，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新议会中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坐大，主张武力解决东部问题的“人民阵线”得票率超预期两倍，成为比例制选区的最大赢家。一些参战军官取代传统政治家成为议员，而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的政党得票率明显低于预期。议会投票结果表明，支持波罗申科总统妥协政策的选民迅速流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主导社会。

2004年的“颜色革命”在乌克兰开启了以街头暴力政治推翻选举结果的魔瓶。在2014年2月爆发的“广场革命”中，一些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再次通过暴力行动推翻了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这些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在夺权后，仍热衷中于街头政治。乌克兰极右翼团体“右区”成员指责敖德萨市政官鲁坚科受贿，把他扔进了垃圾桶。乌各地随即纷纷效仿，先后有10多名拉达议员、市议员以及政府官员等被扔进垃圾桶。2014年10月，“全乌克兰斯沃博达”、“右区”等极右组织和新纳粹组织再次发动大规模游行，试图强迫议会通过决议，取缔乌克兰共产党，并要求为乌二战时的纳粹武装UPA正名。乌日益频繁的街头政治斗争暴力性增强，很可能升级为街头暴力“革命”。

引发乱局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历次引发乌克兰政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民众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并被反对派所利用。乌克兰新政权仍未出台解决乌克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仍在恶化之中。

政府财政深陷危机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曾表示，自2014年4月15日在乌东部开展反恐行动以来，每天需8000万格里夫纳的预算拨款，约合580万美元。据乌克兰政府估计，2014年的战争开支超过630亿格里夫纳，约占全年预算收入的20%。未来乌东部地区重建需设立70亿格里夫纳的专门基金。东部持续的战事已使乌政府捉襟见肘，战争开支可能成为吞噬乌经济的“黑洞”。

经济严重萎缩使新政府深陷财政危机，亟需经济援助以维持预算和避免债务违约。乌克兰部分银行失去了支付能力。为遏制资本外逃，政府开始实施资本管制措施，如限制居民在银行提取外汇，限制私人向国外汇款，限制企业购买外汇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进而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陷入恶性循环。一些国际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乌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乌克兰经济几乎丧失了自我造血功能，入不敷出成为“新常态”，目前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俄方制裁釜底抽薪，西方援助条件苛刻

乌克兰至今对俄经济依赖性很强，俄垄断着乌能源、电信等重要行业。乌几乎全部的大型企业要么被俄收购，要么高度依靠俄市场。与俄交恶对乌克兰制造业来说意味着灭顶之灾。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曾停止向乌供气。尽管双方后来达成供气协议，但协议的执行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由于财政极为困难，乌克兰政府有可能不能如期付款，而俄可能因此使其再次断气，将导致乌克兰大批工厂停工，大量工人失业。俄罗斯还大幅限制乌商品进口，停止进口乌农产品、酒类、钢管等冶金产品。2014年9月的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降幅达11%。政府财政赤字在2014年前9个月同比增加了13.96%。乌国家统计局10月份数据显示，外部市场萎缩和天然气价格飚升等因素相互叠加，导致乌企业亏损面超过49%。

而美国对乌援助极其有限。波罗申科当选总统后立即访美，美国对其礼遇有加，但仅宣布提供5300万美元的援助，并且其中4600万美元用于支持国防开支。这种援助对于乌克兰经济并没有多大价值，2015年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以满足“近期社会开支”，但这笔钱对于坐吃山空的乌克兰财政而言仅仅是救一时之急。欧盟对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数额不大，多为人道主义援助，远远不能满足乌克兰需求。

在西方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75亿美元贷款。该笔贷款数额虽大，但是分批划拨，并附加了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苛刻条件，如乌政府承诺不增加政府福利性支出和提高居民工资。在2018年之前按照固定时间表不断提高天然气、水、电的价格。乌政府的这些承诺必然导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民众不满情绪不断上升，实际上是在自己脚下埋下了随时可能被引爆的炸药。

引发乱局的外部因素

美极力挑动欧俄恶斗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代表着美国的利益，大量乌克兰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惟美国马首是瞻，亲美势力对波罗申科总统构成强力牵制。如果波罗申科总统奉行不反俄的政策或者与俄欧合作共同稳定局势，就会遭遇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甚至由美策动的政权颠覆行动。

美国不希望乌克兰真正实现稳定，而是试图借乌问题挑动欧俄恶斗，不断消耗欧俄，这必然给欧俄共同稳定乌局势的合作设置重重障碍。就在德、法、俄、乌四国领导人千辛万苦达成关于停战和处理乌克兰未来局势的“明斯克和平协议”后，美国就宣布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和派军，从而再度刺激起乌克兰极端势力的战争欲望。

欧对乌政策摇摆不定

欧洲一方面受到美国强大压力，不得不屈从其战略利益，与美共同制裁俄和支持亲美的乌政治领袖，另一方面欧洲也希望独立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自身面临经济衰退压力，对乌援助能力受限，不愿为乌投入更多财力。欧洲虽然从现实利益出发需要维护乌局势的稳定，但它能够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德、法两国承担了乌克兰内战调停人的角色，在道义上站在美国和乌克兰一边指责俄罗斯，但在谈判中又不得不极力说服美国和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强硬条件。在乌克兰国内反俄情绪高涨、极端势力坐大的情况下，乌克兰总统对俄让步就要冒着被反对派赶下台的风险。如果乌克兰再次爆发政权危机，欧洲同样将难有大的作为。

俄强力维护战略利益

乌克兰在俄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俄罗斯绝不能允许乌克兰反俄。在乌克兰政权倒向西方的情况下，俄罗斯绝不会任由乌克兰政府剿灭乌东部亲俄武装，并利用其制衡基辅当局。俄罗斯在乌克兰占尽地缘优势。因此，普京在明斯克四方会谈中采取强硬立场，乌东亲俄民兵在停火协议生效后仍在杰巴利采沃与乌政府军作战并取得胜利。乌克兰主战派即使从美国得到大量军事装备，在东部地区的军事冒险也很难有胜算。显然，乌克兰主战派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仍心存侥幸，极力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内战阴云远未散去，随时可能诱发乌政局新的动荡。亲俄势力在乌克兰政府中虽然几被剿灭，但仍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如遇合适时机，其在俄大力支持下，仍会对现政权开展强有力的颠覆行动。

导致乌克兰局势恶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部因素不断积蓄与叠加，将达到一个危险的峰值。权力根基薄弱的波罗申科总统不可能使大国都满意，也不可能使国内各方势力都满意。任何大国和国内势力都有能力对乌克兰政局产生巨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影响。甚至偶发原因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街头斗争，进而被人利用，揭开新一轮政权危机或政权更迭的序幕。

（编辑 王生升）

[1] 东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今一个普遍的认识是：资本主义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战后繁荣结束以来接踵而至的政治和经济混乱的继续。接连发生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并且通过全球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之后，发生了80年代公共债务的上升，而90年代财政的巩固伴随着这一时期私人债务的迅速增加。 40年来，失衡几乎是各“发达”工业国和“发达”工业世界的常态。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不再把危机看成是纯粹的经济危机。这引发人们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从前的概念——资本主义是一种从根本上依靠私有资本积累连续过程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

危机有3种最为突出的长期趋势：一是经济增长的持续下降，2008年的危机加重了这一趋势（见图1）；二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普遍而持续的上升，40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家庭、金融以及非金融企业不断累积起大量债务（美国的情况见图2）；三是几十年来，伴随着债务增加和经济增长下降，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均处在上升过程中。

图1 1972-2010年20个OECD国家年增长率的平均值

注：增长率为5年移动平均值。

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Outlook: Statistics and Projections.

图2 1970-2011年美国各部门的负债与GDP之比

数据来源: OECD National Accounts.

平稳的经济增长、稳健的货币、适量的社会公平（能够使资本主义惠及无产者）——人们长期认为这3个方面是资本主义掌握合法性的前提。上述危机的3种重要趋势可以相互强化。大量证据证明，贫富分化是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平等一方面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削弱了总需求。反过来，经济增长下降会激化分配矛盾，增加富人向穷人做出让步的成本，并使富人坚持统治自由市场的“马太原理”而在分配中要求得到更多。另外，增加的债务不仅无法阻止经济增长的下降，而且还通过与金融化相关的结构变化，加剧了不平等。

这些有害趋势的恶性循环能永远存在吗？有什么这一循环的应对措施？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并不新鲜，甚至是资本主义在更长时期保持健康的要求。但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这些周期性运动或随机性冲击之后，资本主义至少会暂时进入新的均衡。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逐渐衰败的持续过程。我们能看到即将逆转的迹象吗？

又一次的权宜之计

情况不容乐观。2008年危机是战后一系列危机的高潮，至今已经过去6年。对经济坠落深渊的记忆仍然在人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为了防止危机重演的“改革”要求和“改革”的设想比比皆是。国际会议接踵而至，但是难见成果。与此同时，作为灾难源头的金融业运行回复到从前：利润、红利、薪水和奖金又回到了从前，而重拾对金融业的监管却在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游说中陷入僵局。各国政府，首先是美国政府，仍然牢固地把持在金融业手中。反过来，金融业获得了廉价货币的慷慨供应。金融业将这些货币囤积起来，或投资于政府债券。这些货币是中央银行里的金融业之友代表金融业凭空制造出来的，经济增长仍然疲软，劳动市场也是一样；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并未启动经济增长；仅有的一点经济增长也被顶层1%的人占有，进而又向1%中的一小部分人集中，贫富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高度。

我们的确没有理由保持乐观。一段时间以来，OECD各国通过放任货币发行保持经济的运行，然而政策的设计者比谁都清楚，货币扩张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实际上，2013年，日本和美国多次尝试戒掉对货币扩张的毒瘾，但是当股票价格应声下跌时，所谓“逐渐减量”的政策就被暂时推迟了。六月中，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宣称“量化宽松”必须予以终结。在其年度报告中，国际清算银行指出，为了应对危机和复苏的缓慢，各国中央银行扩张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各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总和已经大约3倍于危机之前的水平，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上升”。 虽然这一举措对“防止金融崩塌”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的目标必须是“使仍然停滞的经济回到强劲并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然而，这一目标超出了各国中央银行的能力：“各国中央银行无法制定政府和公众期望之中的、使经济回到真实增长路径上来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中央银行的政策是在为经济复苏争取时间……但是时间并未被很好地利用，因为持续的低利率和非常规的政策，使私有部门很容易推延去杠杆化的过程，使政府很容易为赤字融资，使中央银行很容易拖延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需的改革。毕竟，廉价货币使借贷比储蓄更容易，支出比收税更容易，原地不动比改革更容易。”

显然，甚至是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都认同这一观点。到了2013年夏末，美联储又一次放出信号说量化宽松的时代要终结了。然而，2013年9月，预期中利率的提高又一次被推迟。美联储所给出的原因是，经济没有希望之中那么“强劲”。全球股价应声上涨。当然，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比处在一定政治环境中的中央银行，能更自由地说明为什么回归常规货币政策如此艰难。明摆着的是，不利用无限制的货币供给来维持资本主义，那么就要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来振兴资本主义。正如国际清算银行2012-2013年度报告第二个分标题所准确概括的那样：“提高灵活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换句话说，“提高灵活性”就是让大多数人吃更多的苦，让极少数人得到更大的好处。

悬崖边上的资本主义？

20世纪80年代之前，“现代资本主义”可以按照“混合经济”的形式运行，并得到合理的管理和民主的控制，而这一想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抛弃了。后来，在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中，社会与经济秩序被重构为无害地起源于“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但是，随着2008年的危机，人们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能够达到自身均衡这一前提，合理的政治经济治理新方案还没有出现。仅这一点，就可以被当作是这场危机已变成系统性危机的症状。这一状况持续越久，症状也就越明显。

我认为从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下降、不平等加剧和债务增加，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接连发生的通货膨胀、公共债务危机和金融内爆来看，必须再度审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亦有终的历史性现象。资本主义面临终结并不要求用对未来的乌托邦想像或者超人类的预言来证明。虽然我知道资本主义在过去多次被宣布死亡，我愿意提出这一明确的观点。实际上，自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19世纪中叶被使用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家都预测过它即将灭亡，不仅包括激进的批评者，如马克思和波兰尼，而且包括资产阶级理论家，如韦伯、熊彼特、桑巴特和凯恩斯。

合理的预测在历史上并未实现，但这并不说明灭亡永远不会发生。我相信这一次预测是不同的。让我这样想的资本主义症状之一就是：资本主义这台机器的技师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提出使整个体系回复完整的思路——美联储委员会在2008年的讨论记录，以及上文提到的各国中央银行对停止“量化宽松”正确时机的苦苦寻找就是例证。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表象。表象之下，资本主义现在基本上摧毁了任何通过限制它来使它变得稳定的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需要依靠与其相抗衡的力量，资本主义需要这些力量通过整体利益和各种制度使资本积累受制于社会平衡。这里的含义是：资本主义可以由于过于成功而破坏其自身。

我所想像的资本主义终结，是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败的过程。虽然我们无从准确知道资本主义什么时候消失、如何消失、以及替代资本主义的将是什么制度，但重要的是，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金融稳定的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

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当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政治经济主张可以给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自洽的调节体制。社会融合以及体系融合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坏，并且将会继续恶化。随着时间流逝，最可能发生的是持续积累的、较小或具有一定规模的混乱；任何一种混乱都不必然致命，但大多数混乱无法修复，更何况混乱数量太多以致无法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整体的各个部分相互配合的程度越来越小；各种摩擦将会加倍；随着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越来越隐蔽，出乎意料的后果将扩散；不确定性会激增；各种危机——合法性的危机、生产率的危机或者两种兼有——将接踵而至，而危机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治理（正如过去几十年那样）。最终，深层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的经常性灾难造成了重压。为了应对短期危机而制定的众多临时性办法，会在这种重压之下崩坍。

我把资本主义的终结设想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这就提出了如何定义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是复杂的实体，不会像有机组织那样死去。不过，种族灭绝是个例外，因为灭绝的不连续性总是孕于灭绝过程的连续性之中。如果我们说一个社会终结了，我们的意思是，某些至关重要的组织特征消失了，而其他特征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为了判断资本主义是生、是死、还是濒临灭亡，我们要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这样一个现代社会 ——这个社会确保整体的再生产是个人理性和追求资本积累的竞争性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无意结果，并且通过“劳动过程”使私有资本与商品化的劳动力相结合。当资本主义再也无法保持这一前提，这就终结了资本主义作为自我再生产、可持续、可预测和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秩序的历史存在。

如此定义下的资本主义的衰亡，不会遵循任何人的蓝图。随着衰败过程的进行，这一过程必然会诱发政治抵抗和多种集体性的干预。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中，这些斗争仍然具有卢德式的特征：局部的、分散的、缺乏协调的、“原始的”斗争。这些斗争会加剧混乱，但无法创造出新的秩序，最多无意中有助于新秩序的出现。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长期持续的危机会为改良力量或革命力量提供机会。然而，混乱的资本主义看起来不仅是自身，而且也会使它的对立面发生混乱，使它的对立面丧失打败或者挽救资本主义的能力。资本主义必将自我毁灭——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商品化的前沿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我们或许希望转向卡尔•波兰尼关于对市场扩张的社会限制的思想，体现在他提出的3种“虚拟商品”（劳动、土地或自然、货币）的概念中。对于虚拟商品来说，供给和需求只能片面而别扭地应用在这些商品身上。虚拟商品只有在限定和调整的方式中才能被当成商品，因为完全的商品化会破坏虚拟商品或使其无法使用。然而，市场有扩张的内在趋势。市场从物质产品的交换，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这些方面是否适合商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无论这些方面是否适合隶属于资本积累的逻辑。除非受到限制性制度的阻碍，否则市场扩张连同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可行性会永远处在自我破坏的危险之中。

实际上，由于保护性制度在许多方面遭受侵蚀，当今市场扩张的程度已经在波兰尼的三种虚拟商品上达到了关键的界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前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在劳动方面寻找新的时间体制，在自然方面寻找可持续的能源体制，在货币的生产和配置方面寻找稳定的金融体制。在这3个领域，社会摸索着对扩张的逻辑更为有效的限制，而这种扩张的逻辑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限制的中心，就是就业制度对人类劳动日益增长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制度对有限自然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金融银行制度对人们在越来越复杂的货币、信用和债务体系中的信心日益增长的需求。

依次来看波兰尼式危机的3个领域，我们会注意到，正是货币的过度商品化，搞垮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廉价信贷无限制的供给，向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的转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达到不可想像的规模。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的去监管化，抛弃了大萧条后对货币的私人生产和市场化的限制。“金融化”看起来是使过度扩张的经济在全球资本主义中恢复增长及其赢利能力的最后手段，然而，一旦放松限制，金融业就把大量资源用于为进一步取消管制进行游说，更不用提规避仅存的规则了。事后来看，很明显，M-C-M’的旧体制转变成M-M’的新体制，产生了巨大风险[2]。

关于自然，普遍的看法是资本主义无限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各种派别的新马尔萨斯话语，在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虽然有些观点是不成熟的警报，但没有人否认，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能源消费模式，是不能扩张到世界其他国家的。一方面是对自然的耗尽，另一方面是技术创新，两者之间的竞赛正在形成。一个看来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是：被C.B.麦弗逊称为“占有的个人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如何利用巨大的集体资源？在竞争性生产和消费的世界里，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确保可生存环境的共同利益？

人类劳动的商品化也达到了一个关键水平。国际竞争中，劳动市场的去监管化取消了对工作时间的一般限制，还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面临危险的工作条件。随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家庭向雇主出卖的劳动时间增加了，而工资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些情况在美国最为明显（参见图7）。与此同时，虽然出现了对劳动市场的去监管化和对工会的破坏，劳动市场通常难以出清，7%－8%的失业率成为新的常态，甚至像瑞典等国也是如此。血汗工厂在包括服务业在内的许多行业扩张，但大多存在于全球体系的外围，超出了中心国家和工会覆盖的范围，也离开了消费者的视野。历史上曾对劳工权利进行有力保护的国家的工人与血汗工厂的工人进行竞争，导致后者的工作条件恶化，而前者的失业日益增加。与此同时，人们对工作侵入家庭生活的抱怨成倍增长，劳动市场的压力迫使人们加入到更新“人力资本”的无穷无尽竞争当中。并且，全球劳动力的流动，使雇主用乐意干活的移民代替不乐意干活的本地工人。移民还弥补了低生育率，而这一致使人口减少的低生育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雇佣劳动与非雇佣劳动、市场消费与非市场消费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所造成的。结果，阶级和社会团结的缺失，导致了社会抵抗运动的长期弱化。

图3  1947年至今美国社会契约的破坏

数据来源：Thomas·Kochan，《美国就业危机及其对未来就业政策的意义》，国际劳动关系评论（International·Labor·Relations·Review），Vol.66，No.2(2013)，第291-314页。

为了保护3种虚拟商品免受完全商品化的危害，如何限制资本积累这一问题在历史上争论不休。但是，当前同时出现在3个领域的世界性混乱是与众不同的：这种混乱产生于对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成功冲击。这些制度——无论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还是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全球化”支持下，市场关系和生产链具有跨越国家政治和法律界限的能力；此后，劳动、土地和货币同时成为危机领域。结果，在现代为了整个社会和资本主义而几乎驯服了资本家“动物精神”的那些力量，被彻底打乱了。

资本积累不仅会在虚拟商品上碰到限制。在表面上，产品和服务消费在持续增长。现代经济的隐含前提，即人类欲望和消费能力是无限的，好像就是发生在任何一家大商场中的事实。尽管如此，市场在某个时候会达到饱和，而对饱和的恐惧，在资本家当中普遍存在。这本身反映出，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早就与物质需要相分离了。今天消费的一大部分——并且是在迅速增长的一大部分——并非是为了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它们的符号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生意人发现，它们在广告、产品设计和创新等市场营销活动上投入得越来越多。尽管营销手段日益精细，文化的无形无影却使得商业成功难以预料。这比通过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来获得增长的时代，要困难多了[3]。

5种混乱

没有了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剩下的只有自身，并且是缺少自我限制的自身。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没有终点，并且也不能有终点。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崇尚“少即是多”的原则，这一原则必须从外部施加在资本主义身上，否则资本主义的进程将一直自我消耗下去。我认为，目前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在此，我们观察到，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它的对立面而濒于灭亡——就像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由于自身的过度发展而濒于灭亡一样。为了阐述这一观点，我将说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5种系统性混乱；传统制度和政治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变弱了，而这种弱化以各种方式造成了混乱。我把这些混乱称为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停滞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6年之后，预期经济长期停滞成为一种时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人们大量讨论的罗伯特•戈登的一篇论文。他认为19世纪以来推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创新只发生一次，比如交通运输速度的提高、自来水在城市的普及。与这些主要创新相比，近来信息技术的扩散对生产率只产生了较小的作用。虽然戈登的观点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但是，以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只有技术开启了增加生产率的前所未有的新机会的时候，资本主义才有希望达到一种能够补偿工人阶级所需的经济增长水平。在这种“马后炮”似的观点中，戈登用6种非技术性因素来论证，为什么他预期增长会很慢或者没有增长——他把这些因素称为“逆风”——“即使创新按照2007年之前20年的速度那样增长”，这些“逆风”因素也会造成长期停滞。这些“逆风”因素包括两种我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会与低增长并存的因素：一种是不平等，另一种是“高悬着的消费债务和政府债务”[4]。

令人惊讶的是，当前关于停滞的理论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是何等接近。最近，华尔街之友劳伦斯•萨默斯变成了一个停滞理论家。萨默斯是克林顿时期金融去监管化的总设计师，也是奥巴马对美联储主席一职的首选——直到他在国会的反对面前被迫让贤为止。2013年11月8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论坛上，萨默斯坦言，在他感觉苦于资本过剩的这个世界中，他不再希望低利率在不久的未来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5]。萨默斯预期“长期停滞”将是“新常态”，这一预期令人惊讶地得到了包括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的赞成。萨默斯只是简短提到，为了振兴投资而实行的负实际利率政策明显失败，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贫富分化持续恶化。凯恩斯认为，收入向有钱人集中必然会损害有效需求，并使资本所有者在“实体经济”之外寻找投机性的赢利机会。这事实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原因之一。

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精英，可能会由于未来没有增长而隐退。这并不排除金融部门会得到高利润，特别是利用中央银行提供的廉价货币，在投机性交易中得到高利润。无人担心那些为了防止经济停滞变成通货紧缩而创造的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在通货膨胀中，要求分蛋糕的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通胀过低而不是过高，新的观点是，一个健康的经济需要至少2%的年通货膨胀率。然而，唯一可以预见的通胀，就是资产价格泡沫。

对于资本家及其侍从来说，未来的道路毫无疑问是崎岖的，低增长将使他们无法用经济增量来解决分配矛盾和平息不满。泡沫将破裂，而破裂不在他们的规划之中，并且国家能否及时解救受害者还不确定。正在形成的停滞经济和处于稳态中的经济极为不同，随着增长下降和风险增加，为了存活而进行的斗争将会加剧。在为了增加利润和保持资本积累进行的殊死努力中，被全球化所淘汰的对商品化的保护性限制不会得到恢复，而新的方法将被用来掠夺自然资源、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并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具有产生泡沫可能性的停滞”，最有可能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

财阀和掠夺

关于第二种混乱，经济不平等的长期恶化趋势不会在短时间内停止，或者永远不会停止。从凯恩斯主义或其他角度来说，不平等压低了增长。但是，中央银行为了恢复增长而提供的廉价货币——这种货币对于资本来说容易获得，而对于劳动来说并不容易——使金融部门膨胀并引起投机性（而非生产性）的投资。这进一步加深了不平等。因此，顶层再分配趋于寡头化：再分配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承诺的那样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而是从日益贫困和衰落的社会中攫取资源。这样的社会不仅有俄罗斯、乌克兰，还有希腊和西班牙，并且美国也是日益如此。在寡头再分配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联系利润与工资的纽带被切断了，而经济精英的命运与群众失去了联系[6]。花旗银行2005和2006年向少数最富有的客户发布的臭名昭著的“财阀经济”备忘录，就预计到了这种情况。这一备忘录向有钱人保证，他们的繁荣不会再依赖于工薪阶层了。

甚至在人们仍然当作是民主政体的地方，寡头再分配与向着财阀经济变化的趋势也使精英们相信，他们会在社会制度终结的噩梦中幸存下来。财阀经济中的资本家，可以不再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担忧，因为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没有增长，他们的跨国财富也照样会增长。俄罗斯或希腊等国的超级富豪，可以带着他们的钱（或者说是他们国人的钱）逃到瑞士、英国或美国。全球资本市场为拯救有钱人及其家庭提供了可能，这诱惑着有钱人进入这场游戏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有钱人把利益变现，而后过河拆桥，身后只留下一片焦土。

掠夺公共资源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三种混乱，即通过削减开支和私有化来掠夺公共资源。我在其他研究中，追溯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种双重过渡的起源。这一双重过渡，是指从税收国家向债务国家过渡，而后从债务国家向紧缩国家过渡。在引起这些转变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向资本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外逃、避税、选择税制以及对一国政府进行要挟。削减赤字基本上依赖削减政府开支，即削减政府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开支。随着收入日益向最富1%的人集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公共领域通常急剧萎缩。对在国际间流动的寡头资本来说，公共领域在资金方面的饥饿状态是有利的。不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有多少贡献，私有化都会成为削减开支的手段。

甚至在2008年之前，通过削减开支而不是提高税收（尤其是对富人）来解决财政危机的观点，已经成为人们想当然的看法。通过财政紧缩来改善财政状况，被强加于社会之上，尽管这样的做法会压低经济增长。这说明寡头已经脱离了普通人民，因为富人已经不期望为穷人付出代价，不期望为整个社会付出代价。这看起来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率增长要求更多公共资源，所以，生产率增长与利润的私人积累不能共存。因而，资本主义精英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他们选择的结果，那就是经济停滞与寡头再分配的结合[7]。

铁笼子的腐蚀

除了经济增长的下降、不平等的上升、公共资源向私有权的转移，腐败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第四种混乱。马克斯•韦伯试图通过重拾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为资本主义平反。韦伯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与贪婪，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新教的宗教传统。按照韦伯的说法，贪婪无处不在并且无时不在；贪婪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独特现象，而且还会颠覆资本主义。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建立在致富的欲望上，而是建立在对自我的约束、有序的努力、负责的管理、冷静的奉献之上。韦伯的确预料到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而褪色，并且变为“铁笼子”。在笼子中，官僚管理和对竞争的限制，会代替文化来切断资本积累与享乐主义的消费以及原始囤积的本能之间的联系。然而，他无法预料到20世纪最后30年发生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及这一革命带来的前所未有致富机会。

欺诈与腐败永远伴随着资本主义。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金融部门的崛起及其对经济统治地位的占据，韦伯的伦理辩护好像针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另一个世界。金融部门是这样一种部门：在这里，创新与扭曲规则（或打破规则）难以区分；半合法和非法活动能得到极高的报酬；金融公司和监管部门在薪酬上的差别极大，而它们之间的旋转门为腐败提供了无限可能[8]；最大的公司不仅大而不倒，而且由于它们对国家经济政策和税收收入的重要性而免受法律审判；私有公司和国家之间的界线，比任何地方都要模糊，正如2008年政府救市所说明的那样，也正如美国政府大量雇佣金融公司前雇员或者金融公司大量雇佣美国政府前雇员所说明的那样。在安然和世通事件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经济中的欺骗和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2008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又打败了先前的记录：有毒证券的制造者，收买评级机构以获得高评级；离岸影子银行、洗钱、对大规模避税的支持，成为大银行的正常操作方式；证券卖给不知情的客户，而其他客户就在证券价格上投机；世界主要银行欺诈性地把利率和黄金价格固定下来，等等。近年来，许多大银行不得不由于这些行为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并且新的事件还在出现。初看起来制裁很重，但是，这些制裁与银行资产相比却微不足道，更不用说这些制裁都是在政府不想或不敢起诉的情况下，通过院外解决的结果[9]。

资本主义的道德丧失或许与经济衰落相关，为了获得剩下的利润机会而进行的斗争，在末日到来之前变得更加丑恶。无论如何，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现在颇具嘲讽性——人们把整个体系看成是充满肮脏诡计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确保已经很富有的人将来更为富有。随着资本主义日益成为腐败的同义词，防止资本主义被贪婪挫败的韦伯式努力，最终失败了。

脱节的世界

最后，我们来说第五种混乱。全球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中心来巩固其外围，需要这个中心为外围提供有信用的货币体制。20世纪20年代之前，这一角色一直是英国所扮演的；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角色是美国扮演的；两个时期之间，中心消失了，不同力量为取得这一角色而斗争，这是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混沌的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各国货币的稳定关系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至关重要，进而对资本积累至关重要，而这种稳定关系需要全球最终贷款人的支持。中心还要支持外围，使他们愿意接受中心以低价格攫取外围的原材料。并且，中心还要与外围合作，来压制在发达世界之外反对资本主义政府的传统力量。

由于美国再也无法扮演其战后的角色，而多极世界秩序还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日益苦于全球无政府状态。虽然没有大国之间的碰撞，但是，在美国经济下滑、公共和私人债务上升、以及这场具有高度破坏性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受到争议。寻找一种代替美元的货币（或许是一篮子货币的形式）还没有出路，因为美国放弃用美元给自己融资的特权，就会面临巨大损失。并且，正如“量化宽松”在巴西、土耳其等国造成的通胀泡沫那样，在华盛顿授意下的国际组织所采取的稳定性措施，日益给整个体系的外围带来破坏性作用。

在军事方面，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场陆地战争中都被打败或被拖入僵局，并且将来可能更不愿意以地面战争的方式涉足局部冲突。新的高端暴力武器被用来团结各国政府，并被用来使人们相信，美国是全球寡头财产权利的守护者，是寡头及其财产的安全天堂。这些武器是否能够恢复全球秩序是值得质疑的，特别是在中国成为美国经济上有力（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军事上）的对手之后。

总之，资本主义处在严峻的形势之中。长期停滞代替了经济增长；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变得日益困难；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许诺越来越难以实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中心经历了3场接连发生的危机，即通胀危机、财政危机和私人债务的危机。今天，在过渡过程的艰难阶段，资本主义要依赖中央银行提供无限流动性才能生存。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为了遮丑而与民主组成的婚姻破裂了。在商品化的3个领域（劳动、自然和货币），限制资本主义扩张的调节制度崩溃了。在资本主义战胜其对立面之后，目前还没有政治力量有能力把这些对立面重建起来。5种处在恶化中的混乱危害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下降、寡头、公共领域资金短缺、腐败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从资本主义最近的历史来看，可以预见的是一个持续溃败的长期痛苦时期。这是一个摩擦加强的时期，一个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加强的时期，一个“事故”常态化的时期，而这些“事故”很可能具有20世纪30年代全球崩溃时的规模。

¨ 本文曾在2014年1月23日大不列颠学会举办的讲座上宣读过。本刊对原文有所删节。译者，齐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1] 沃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

[2] Donald Tomaskovic-Devey and Ken-Hou Lin, “Income Dynamics, Economic Rents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S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6, no.4, 2011, pp.538-59.

[3]消费主义文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消费者是资本在与直接生产者的分配冲突中的最终盟友，尽管直接生产者和消费者通常是同一群人。通过寻找最低的价格，消费者击败了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工作机会送到国外。参见Lendol Cald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 1999.

[4]戈登的预测招致许多争论，质疑主要针对未来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的技术进步。虽然技术进步在这个方面是可能的，但是技术进步的成果不大可能被平均分配。没有社会保护，这些方面的技术进步将会损害就业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将被它所带来的不平等所抵消。

[5]伯南克在2005年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用“储蓄过剩”来说明美联储为了刺激投资而“向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如今，萨默斯很自然地认同了左派停滞理论家们关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繁荣”是一场幻觉：“利率过低，借贷过多，财富过剩，失业却没有处在过低的水平。通胀完全处在平静之中。所以，甚至是一场巨大的泡沫也不足以产生任何过剩的总需求。”

[6]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富人积极反对工会和最低工资规定，虽然低工资会弱化总需求。显然，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充足的货币供给取代了群众的购买力，使有条件取得货币的那些人能够在金融市场上牟利。

[7] 请注意，资本主义关心的是利润而不是生产率。虽然两者有时一起变化，但是当经济增长要求公共领域大幅扩张的时候，两者就不会一起变化了，正如瓦格纳定律所设想的那样。Adolph Wagner, 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Oekonomie, 3rdedn, Leipzig, 1892. 资本主义对利润（而不是生产率）的偏好，连同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一起会阻挡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8]包括最为嚣张的腐败：布莱尔和萨科齐现在都为对冲基金工作。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经历，在对冲基金看来，显然成为获取金融部门高薪岗位的一种学徒训练。

[9]关于银行因不法行为而受罚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2014年3月23日，《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自金融危机开始至今，单是美国银行就已支付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罚款。

乌克兰危机持续一年来，围绕着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美欧联合制裁俄罗斯、国际市场油价“跌跌不休”和卢布急剧贬值，使俄罗斯经济进入衰退的预期渐成现实。深入剖析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俄美博弈，对我们把握当今剧烈变动的国际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保持冷战思维惯性发展符合美国利益

1991年华约解散、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名义上终结了。此后北约与欧盟势力持续东扩，表明冷战实际上并未消失。今天的乌克兰危机已经发展为一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多灾多难的乌克兰成为21世纪俄美博弈的角斗场。

北约东扩是美国保持冷战思维的实际战利品

冷战时期，苏美主要的博弈地点是欧亚大陆。作为西方世界的霸主，美国以北约为载体将西欧防务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确立了美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其主要目标就是遏制苏联并尽可能地将美国的军事势力乃至意识形态向东扩展。北约虽然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但并没有随着华约瓦解和苏联解体而解散，相反，北约启动的东扩进程将一批中东欧国家纳入其中，扩大和强化了北约的军事存在，并进一步逼向俄罗斯边界，对俄罗斯形成强烈刺激和巨大威胁。

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美国摆脱冷战思维，俄罗斯试图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也没有使美国将俄罗斯视作“伙伴”。相反，20多年来，美国一直将俄罗斯看作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加以防范和限制，这是冷战后美国的欧亚战略核心。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指出，欧亚大陆对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防范产生对美国地位构成挑战的挑战者和敌对联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和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简言之，美国为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须防范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崛起，更要遏止区域大国之间建立没有美国参与的联盟。于是欧亚大陆成为美国为维持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

现实中，美国执行的欧亚战略，体现在欧亚大陆欧洲地带就是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来说，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加入北约，俄只能“忍痛割爱”；而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如投入北约怀抱，则是触动了俄的安全底线。

显然，冷战思维没有过时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要在苏联解体之后继续行使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继而维持对欧洲事务的政治领导权。维持冷战思维并保持对俄罗斯的高压刺激，才能让俄罗斯成为对欧洲名义上的威胁，继而保持北约军事组织继续在欧洲存在，避免欧盟与俄罗斯修好而排斥美国，从而强化美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地位。

乌克兰危机是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如何刺激俄罗斯，并使其反弹程度恰好达到美国需要的水平？这显然有一定难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实力急剧下降，国际影响力远不如前。此前历次对俄罗斯利益构成一定威胁的国际事件，例如轰炸南联盟和伊拉克问题，俄罗斯的回应都很有限，不足以支撑美国的欧洲战略。在俄罗斯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并开始谋求建立欧亚联盟的时机下，美国不加避讳地插手乌克兰事务并使之陷入政治危机，触及俄罗斯的核心利益，让俄罗斯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风险代价卷入地缘政治的冲突中。

冷战时代，苏美间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两者之间的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人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而持续了一年的乌克兰危机已再次发展成一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

如果说北约东扩从外部大大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么，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支持下的许多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则令俄罗斯感到“后苏联空间”内部的离心离德倾向愈演愈烈。但无论如何，“后苏联空间”在经济、政治、国防和民族安全等领域已形成一个特殊的范围，是俄罗斯“天然的特殊利益中心地带”。俄罗斯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这一空间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整合“后苏联空间”成为普京实现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即以独联体自贸区为基础，通过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建成超国家政治经济共同体——欧亚联盟。而如布热津斯基所言，乌克兰在欧亚联盟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乌克兰的参与，俄罗斯难以把“后苏联空间”建成一个欧洲势力，而更像是一个中亚国家的联盟。

以乌克兰国内政治纷争引发的政权危机，之所以迅速演变为一场剧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北约与俄罗斯的角斗场，根本原因还是美国的欧亚战略和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战略之间的不可调和。

乌克兰动乱不断升级

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

现实的国际问题不能用理想主义去解释。俄罗斯曾表示将要加快对自身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造，以期尽快成为北约、欧盟的正式成员；也曾希望美国作为世界文明的领导者为俄罗斯融入西方文明创造条件。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无论俄罗斯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满足美国的标准，因为美国在其国际战略中，需要一个不能够进入正常发展轨道的俄罗斯，这已经成为美国摆布的全球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基础。

利用乌克兰危机拖垮俄罗斯符合美国利益

2008年爆发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使美国暂时停止了北约东扩的步伐；而2009年出台的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成为普京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最大外部挑战。美国正是利用俄罗斯和欧盟的这一矛盾，直接导演了乌克兰危机以阻止普京所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的进一步推进。

2009年5月，欧盟开始实施“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即欧盟与作为独联体成员国的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6国签署的联合及自由贸易协议），颇似一个在欧盟主宰下的独联体。很明显这一计划具有直接针对俄罗斯的色彩，实际上是欧盟迫使上述国家做出政治选择，即“要么与我们为友，要么与我们为敌”。在普京看来，这是北约暂停东扩后瓦解俄罗斯领导的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实际上这一计划还追求一个地缘经济目标，即试图建立一条新的绕过俄罗斯的能源通道即所谓“南部走廊”，以期减少欧盟国家依赖俄罗斯能源进口的现状，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战略相悖。于是，普京在2011年10月提出建立欧亚联盟，这一举措成为应对“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的重大步骤。进入2013年以后，根据欧盟和俄罗斯各自的时间表，双方对乌克兰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宣布暂时中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欧盟也对此表示理解。相反，远在大西洋另外一侧，时刻关注乌克兰的美国政府和国会却对此反应异常激烈，在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乌克兰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后，乌克兰危机随之爆发，亲西方的乌克兰政治势力上台。权衡之下，俄罗斯收回苏联时期划拨给乌克兰的旧地克里米亚，使得危机再次升级，也使危机背后俄美博弈的实质最终浮出水面。

其后，美国联合欧盟发起对俄罗斯的三轮制裁，涉及金融、国防和能源等俄罗斯要害部门，导致油价暴跌、卢布跳水，可以预见2015年俄罗斯经济难逃衰退的命运。更为困扰俄罗斯的是，俄罗斯任何行动都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俄罗斯进一步整合“后苏联空间”、走向欧亚联盟的进程困难重重。显然，在乌克兰危机中拖垮俄罗斯，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对美国而言，俄罗斯是美国实现欧洲权力均衡的重要战略筹码。在持续升级的乌克兰危机中，美国的战略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制裁俄罗斯、用卢布汇率和石油价格击垮俄罗斯，更是着眼于维系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格局的全球部署。总体上看，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检验和行使了对欧盟的政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存在的合法性和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

美国是第一个非欧亚大陆上的全球霸权国，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让西欧紧紧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伞下，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组织是美国对欧洲控制权的基础。苏联解体和欧盟的建立，改变了这一格局。欧盟具有内部的政治生态：欧洲的小国并不希望追随美国，而是追随欧盟内的强国——法国和德国，大部分欧盟国家并不希望与俄罗斯交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经济发展迅速，并与欧洲国家建立了以能源供应为核心的紧密合作关系，因此出现了关于“北约是否需要继续在欧洲驻军”的合法性争议。如果欧洲已经实现安全，北约军事组织在欧洲的继续存在就从保护变为占领。这就对美国在欧洲的领导权构成挑战，进一步说，也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挑战。美国不仅要防备俄罗斯，也需要抑制欧盟，因为当前最有潜力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进行挑战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有5亿人口，经济上正走向整合的欧盟。

从没过的战略利益出发，让北约军事组织存在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欧盟旁边设计一个军事威胁。鉴于俄罗斯的地缘位置、历史渊源以及自身的军事实力，美国必然把这一战略筹码分配给俄罗斯，其手段就是不断激怒俄罗斯，让俄罗斯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从而使北约有理由长期驻扎欧盟。

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一次由美国主导的“可控的紧张”局势（即紧张的安全关系），美国基本实现了预期目的，即乌克兰局势陷入僵局、欧洲明白了与俄罗斯需要更加谨慎地发展关系，以及俄罗斯经济陷入困顿，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首先，石油价格走低不仅损害俄罗斯的利益，更是损害作为石油资源全球主导者的美国的利益，也考验着美国与沙特等产油国的关系，以石油价格为长期武器拖垮俄罗斯对美国而言并不可取，也不可持续；其次，俄罗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解决办法，例如更加看重和加强与东部的亚洲伙伴的关系，美国不希望俄罗斯与任何大国结盟共同排斥美国，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客观上加速了俄罗斯“向东看”的步伐，美国必须慎重考虑这个问题；再次，欧洲各国受制于经济、安全的多重压力，对长期制裁俄罗斯的行为可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促使美国适时收手。因此，随着国际油价的恢复，冲突将逐渐趋缓，各方也将从中吸取教训，在国际格局中找寻更合适的位置。

乌克兰危机另俄美关系渐行渐远

国家利益是国家间竞争的永恒主题

美国为了独霸世界，不仅想方设法防止出现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大国，也在欧亚大陆营造各种依靠美国的权力平衡。在欧洲既打击俄罗斯，又抑制欧盟；在中东，同时支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通过贩卖安全，确保美国的石油利益；在亚洲，则通过“亚太再平衡”、台湾问题、东海和南海问题以及最近的香港问题等等，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美国力图建立和推进维护自身利益的单极世界格局。

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教训中我们看到，美国没有因为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更迭和随后的“私有化”、“西方化”，而就此善待俄罗斯，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对此，普京说过，“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总会遇到问题、反对和争斗。你们认为，如果这只熊安静地坐下，不去针叶林中追赶小猪，他们就会放过它吗？不是这样。他们仍然会一直试图用锁链拴住它”，并“拔掉它的牙齿和爪子”。国家利益之争显然不具有行为标准可言，也没有国际规则可依照。

今天，中国的一些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期待通过彻底的“私有化”和照搬西方“宪政民主”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认同。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20多年的曲折历程，我们已经得出了答案，必须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维护国家利益，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如何应对近期俄罗斯内外困境

2013年签署的《中俄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为大国间和谐相处树立了典范”。应该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实质性内容，即经贸伙伴、科技伙伴、能源伙伴和国际关系伙伴。从中俄关系的发展进程以及影响中俄关系的种种因素看，这四个伙伴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两国2014年的贸易额达到900亿美元；中俄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例如航天、航空制造等领域）有广阔的空间；中俄之间签订的石油和天然气合同将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因素的影响下，中俄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将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因此，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战略决策而非权益之计。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为基础，两国关系不应受到近期卢布汇率变化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也不应受到美欧对俄罗斯联合制裁的影响。

加快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2014年以来，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使金砖国家的合作平台日臻提升和牢固。根据目前金砖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然这一合作机制的主导者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一态势必然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严重不安，各种小动作是不可避免的。

在金砖国家合作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之时，俄罗斯面临冷战后最为严重的内外困境。在这一关系到新兴经济体兴衰的关键时刻，中国有必要照顾全局，在规划合作愿景、挖掘新合作动力、完善合作机制和推进政策协调等方面，考虑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使金砖国家合作的含金量更高。

（编辑 蔡万焕）

[1]关雪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张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助理教授。

上海合作组织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由非西方国家组建和主导的国际组织，拥有保障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乃至改造世界秩序的巨大潜力，自成立至今一直广受瞩目。2015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外部环境将由于中俄美博弈加剧而更为复杂，而内部环境也将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而发生很大变化。上海合作组织将适应新环境，形成更高效合作机制，发挥更重要作用。

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威胁增大

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有力地推动着欧亚大陆整合进程和域内新秩序的形成，这被美国视为对其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最大挑战。针对中国经略亚洲的外交趋向， 2015年1月奥巴马明确表示，“必须由美国而非中国来制定亚洲贸易规则”。美国的欧亚战略以中国为主攻方向，对中俄同时进行战略遏制，并将欧洲控制在其战略轨道之内，主要实施方式可描述为“四面合围、中心开花”。

“四面合围”是指美国利用自身海权优势，对亚洲周边重要陆海结合部及战略要地进行控制或引发冲突与混乱，在中俄四周制造“战略遏制带”和“战略破碎带”：在东亚、东南亚，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强盟友关系，拉拢越南，改造缅甸，不断制造麻烦，给中国建设新的能源通道和经贸走廊制造障碍；在西亚、北非，在埃及、利比亚等国策动了一系列“颜色革命”，在伊拉克留下了烂摊子，对伊朗坚持高压和制裁政策，在叙利亚扶持反对派武力推翻合法政府；在俄罗斯西部，美国激化了乌克兰局势，把欧洲绑在对俄制裁的战车上，削弱了俄欧的实力。

“中心开花”是指，美国企图直接对中俄以及大陆腹地国家进行政治生态改造。随着通信与交通运输技术的飞跃，上海合作组织所覆盖的中亚地区对中俄的战略价值明显上升。中亚地处“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美国在此制造动乱，将重创中俄战略利益。近年美国对中俄政权颠覆政策收效甚微，可以预见它将加大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的力度，实现旨在操控中亚国家内外政策的“可控民主”，或者制造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可控混乱”。今年3月份的乌兹别克总统选举、塔吉克斯坦议会选举、下半年的吉尔吉斯议会选举以及可能提前举行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大选都将是做文章的题材，以及以阿富汗为支点，引“三股势力”、贩毒、有组织犯罪等祸水流向中亚和中俄。在美国的纵容下，中俄和中亚都已出现前往阿富汗和“伊斯兰国”（IS）参加“圣战”的活跃人流，这些人受训后必将陆续回国，策动“圣战”，发动极其恶劣的暴恐袭击。美国的“中心开花”政策几乎涉及所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和安全合作面临严峻考验。

印度地处亚洲重要的陆海结合部，加之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在即，因此倍受美国“垂爱”。2015年1月，奥巴马作为首位参加印度共和国日阅兵活动的美国总统，大秀美印亲密。美国的战略目的是拉拢印度加入对华遏制带，强化印度与西方的所谓价值观同盟，借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之机，破坏该组织政治合作，加大内部分歧，弱化决策效率。

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倚重增强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上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由于乌克兰事件，俄罗斯受西方制裁和打压，处境艰难，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倚重明显增加。政治方面，俄罗斯需借助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开展战略博弈，改变被西方妖魔化的国家形象，使本国政治模式和发展理念得到更广泛认同；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防范美国策动“颜色革命”；消除哈萨克斯坦等国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后对俄增强的防范心理，从而推动严重受阻的欧亚政治一体化进程。为此，俄将积极推动各成员国在今年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乌法峰会上深化政治合作。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指出，俄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从政治上巩固上海合作组织，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发展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俄罗斯是具有全球性战略视野的世界大国，将会利用今年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和金砖国家组织轮值主席国的有利条件，主动设定国际合作议程，与美国展开全球性博弈。

经济方面，俄罗斯的主要亚洲经济合作伙伴几乎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加强经济合作，有利于俄发挥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走出经济困境。制裁俄罗斯使欧洲经济雪上加霜，欧洲推出每月600亿欧元的量化宽松政策，暴露出其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俄罗斯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只要取得突破，将来在与欧谈判解除制裁和开展贸易时就能赢得主动。

安全方面，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密切而深入。俄罗斯主导着独联体集安条约组织及其集体快速反应部队、独联体反恐怖中心等多边机构，俄第201摩步师常驻塔吉克斯坦，防范极端势力入侵和维护地区稳定的作用十分重要，成为塔吉克斯坦乃至中亚的重要安全依托。而俄罗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重点，是充分利用该组织的丰富资源和地缘优势，在西部安全环境因乌克兰危机而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向南扩大战略纵深，对中亚安全威胁进行源头治理，遏制中东地区“三股势力”向东渗透，消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策源地。

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期望增加

美国将中国视为全球最主要的对手，美国对华采取“接触+遏制”的两手政策，即通过加强接触，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例如，不断地游说中国按照西方标准处理国内与国际事务；通过构筑对华遏制带，以压促变，试图将中国纳入战略轨道。

面对美国的两手政策，中国积极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阐明中国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另一方面利用本国海陆兼备的地缘优势，通过加大向西开放力度，巩固和扩大陆权，并增加应对来自东部挑战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发挥自身地缘经济优势，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战略以及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破解美国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图谋，在亚洲打造并主导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版块，进而实现 “亚洲梦”、“亚太梦”。为此，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美日等海权国家对付大陆国家的传统方法，是使大陆国家碎片化并相互敌视，这样其就可以利用仲裁者身份操控大陆局势。中国则以弘扬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主要内容的“亚洲安全观”和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文明多样性，谋求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上海精神”，增强亚洲国家的政治互信，进而促进多边安全合作。只要亚洲国家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合作达到较高程度并形成良性循环，中国的外部环境将彻底得到改善，惠及亚洲各国的“亚洲世纪”将加速到来，而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将被迫做出实质性调整。

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的亚洲战略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制度性安排，而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济合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以互利共赢为原则制定相关制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互信已达到较高水平，标志之一是“上海精神”、“亚洲安全观”被各成员国所接受。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精神”和“亚洲安全观”就能在更大范围内深入人心。中国期望上海合作组织承担维护亚洲稳定、安全和发展，促进亚洲一体化并进而实现“亚洲世纪”的重要使命。因此，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态度变得积极，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时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

上海合作组织必将出现重大变化

中俄战略处境相似，战略利益相通，在美国威胁下已然形成“背靠背”之势，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得到深化。大国博弈新形势下，中俄都迫切希望上海合作组织做大做强，发挥更大作用，上海合作组织必将出现一些重大变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口、经济规模等数据

中俄印将成拉动上海合作组织的“三驾马车”

中俄都明确支持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法律障碍已经消除，俄必然以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尽快促成此事。中俄印都是新兴大国，其国力远大于其他成员国。三国的默契合作，将是支撑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基础。俄罗斯早就看到中俄印战略合作的巨大潜力，1996年时任俄外长的普里马科夫在访印时，首次提出建立中俄印战略合作。如今，三国已形成外长级和首脑级定期会晤机制。可以预见，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后，中俄印高层会晤机制将得到提升和扩展，覆盖领域将更宽，层级将更丰富，频率将更密集，而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问题的探讨，将成为三国会晤的重要内容。

印度重视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但它与中俄在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要达到中俄之间的默契程度尚需时日。所以，在扩员初期，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特别是相关制度设计将成为三国高层会晤的重点话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既能发挥中国的经济优势，又符合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需求，因此一直受到中国的高度重视。但是，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大大滞后于政治和安全合作，主要原因是其覆盖地域与被俄罗斯视为“后院”的中亚地区高度重合。俄罗斯在此建有欧亚经济联盟，担心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削弱其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印巴的加入，将使上海合作组织地域范围大大超出中亚，加之乌克兰事件后俄罗斯对华战略信任和倚重增加，其对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态度正变得积极。综上所述，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将成为中俄印相对容易达成共识并积极推进的领域。

在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过程中，印度将增加对中国乃至巴基斯坦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上海合作组织本身积累了管控边界纠纷的丰富经验。上海合作组织源自“上海五国”会晤机制，而五国首脑1996年第一次会晤的成果，就是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合作组织在扩员后，面临的一项重大考验就是如何管控好印巴之间、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这些纠纷曾给当事国留下战争伤痛，原由西方殖民者故意制造，并且今天仍被西方利用，以利其挑拨离间、谋取利益。如果不把这些纠纷管控好，势必影响上合组织的团结和效率，这也是很多专家对上合组织扩员持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炒热领土争端，激化矛盾，会给当事国造成极大损伤，并不符合当事国的利益。印巴对此已深有体会，两国几经战争最终走向和解。上合组织扩员初期，俄罗斯已表示，将推动成员国在今年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乌法峰会上签署关于边界问题合作与协作的协议。如果上海合作组织形成有效的分歧和风险控制机制，印中、印巴关系势必进一步改善，中俄印“三驾马车”拉动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和安全合作的作用将更明显。当然，这在近期内不会是一个完全均衡的结构，中俄战略协作将在很长时期内扮演撬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杠杆角色，而中俄印战略合作，将为这根杠杆提供一个牢固的支点。

上合组织将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解决阿富汗问题，能够有力地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和有组织犯罪，把中国西部与中亚、南亚和西亚连为一体，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意义重大。去年美军开始撤离阿富汗。2014年10月，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对华进行了当选后首次国事访问，中国承诺对阿提供3.27亿美元民事援助；2014年12月，中国邀请塔利班代表团访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推动阿富汗和解进程；2015年1月，中阿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暨“中阿友好合作年”。

时代背景的变化，为上海合作组织解决阿富汗问题带来巨大机遇。首先，海权和陆权的关系正出现世界史上的首次逆转。正如海权的崛起得益于科技进步，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快速发展的交通和信息技术正在推动陆权和海权的关系发生世界史上的首次逆转。海运较陆运的优势开始下降，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已是大势所趋。解决阿富汗问题就能打通欧亚大陆，而这将使欧亚大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阿富汗邻国获得巨大利益，必将受到欧亚大陆国家的欢迎与支持。美国是传统的海权国家，不会充分动员和整合欧亚大陆国家的力量共同解决阿富汗问题，只能依靠漫长而昂贵的后勤补给线苦苦支撑其军事占领，最终不得不选择撤军。对于美国而言，可怕的是阿富汗实现和平与发展，进而加快陆权崛起的进程。

其次，殖民扩张已成历史，新殖民主义亦穷途末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期，任何一个强国抢夺阿富汗，都会引来另一个强国的反击。阿富汗及其邻国沦为列强军事冲突的前沿，被迫在不同列强阵营中选边站。如今，阿富汗周边国家均为主权独立国家，这使阿富汗在军事上成为一块飞地，美军对阿后勤补给必须经过这些主权国家。美国对阿军事占领，反而因此受制于这些国家。正因如此，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没有遭遇其邻国和其他大国的阻拦，美国却最终自动做出撤军决定。所有这些，在殖民主义扩张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式，首次由传统的列强“对垒式”转为友邻“环抱式”。美国在阿藐视阿富汗的主权、国情和文化风俗，忽视阿富汗的发展权利，这是阿富汗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原因。

阿富汗问题关系到地区安全和经济秩序构建，涉及敏感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问题，需要一套综合解决方法以及相应的主导性多边协作平台，以便调动域内多种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协调各国资源和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经过十余年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和法律体系，拥有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两个常设机构。除元首和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外，上海合作组织还设有议长、安全会议秘书、外交、国防、救灾、经济、交通、文化、卫生、执法部门领导人以及总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会议等年度定期会晤机制。环抱于阿富汗四周的，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或对话伙伴国。2012年6月，阿富汗被上合组织接纳为观察员国。上海合作组织早已介入阿富汗问题，只是尚未发挥主导性作用。上海合作组织2005年11月建立了阿富汗联络组，2009年起，定期举行阿富汗问题副外长级磋商。2012年，卡尔扎伊在上合组织北京峰会上指出：“若得到上合组织的支持，阿富汗将走向繁荣；否则阿将遭受苦难，这种苦难也将危害整个地区。希望阿富汗问题和阿面临的安全风险能引起上合组织的高度重视，上合组织和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一起，共同打击极端主义。”[1]

上海合作组织与域内其他单边或多边力量比较，具有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潜力。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和欧亚经济联盟在职能上比较单一，但可以为上海合作组织提供重要支持。美国是阿富汗军事占领方和目前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导力量，根据2012年美阿《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协议》，阿富汗成为美国的“重要非北约盟国”，2014年后美国仍可使用阿设施并保持一定规模的军队。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等域内力量加大对阿富汗问题的介入力度，美国的干扰很可能增强。但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主导地位被上海合作组织取代的趋势是难以扭转的。

上合组织将成推进“新全球化”进程的新型国际组织

“全球化”实质是西方以金权势力强化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一种方式，但其滥用金融霸权、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等牟利，加剧了世界经济系统的失衡与紊乱，加剧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引发了“逆全球化”进程。总体看，全球化仍是世界发展大趋势，所谓的“逆全球化”其实是逆西方全球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以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目标，以新兴大国为主体，以新型区域一体化为支撑的“新全球化”进程加速兴起，而上海合作组织将成为此进程中的头羊。

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多边合作机构，能够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形成有别于西方的新型国际话语体系。成员国共同缔造的“上海精神”，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正在为夯实政治互信基础以及区域一体化创造良好条件。由于肩负着引领“新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重任，上海合作组织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组织内部形成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尊重本土性和多样性的文明合作与交融体系，其与西方全球化中的文明冲突体系具有本质性区别，将为“新全球化”不断输出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公共产品，包括哲学理念和发展模式。

其次，组织内部经济将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实现良性有序循环，大国不会滥用经济主导权。上海合作组织追求整体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为经济便利化创造条件，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经济战略规划的交流与衔接。上海合作组织目前的成员国都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仍保留着较强的经济规划能力，各国正在抓紧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2025年前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战略》。未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战略、印度的“东进战略”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发展战略，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得到更好的协调与衔接。

最后，成员国不谋求“绝对安全”，而是努力实现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相对安全”。内部安全合作重点在于打击“三股势力”和非传统安全方面。上海合作组织不会谋求打造亚洲版北约，也不会主动与西方强国进行军事对垒，更不会弱肉强食，欺辱其他国家，将真正起到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作用。

印巴加入后，上海合作组织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将得到很大提升。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推动和影响下，亚洲将逐步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经济秩序、符合“亚洲安全观”的新安全秩序、“尊重文明多样性”与和谐共生的新政治秩序，进而对世界新秩序的形成造成深刻影响。

* 王晓泉，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1]《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3）》第37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实体经济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金融也只有根植于实体经济这片沃土,才能真正拥有发展的基础和未来。中信银行要保持对公业务优势就必须做好大客户经营。总行营业部班子成员认为，做好大客户的工作，既是实现总行战略意图、促进自身业绩增长，同时也是与企业共成长，为地方经济发展多做贡献。总行营业部与北京汽车集团10多年的合作情况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一行带着北汽11万职工对中信银行的深情厚意和感激之情再次来到富华大厦，10多年前，北汽集团还很弱小的时候，中信银行没有看不起我们，围绕着汽车产业链给予了多方支持和高质量的服务。正因为中信银行一流的服务，我们这10来年，从比较小范围的合作，扩展到全方位、深入真诚的合作……”

这是2014年10月北京汽车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在中信银行与北汽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的讲话。这段话真实地再现北汽集团从2003年与中信银行开始合作以来，不断深化的合作历程。从最初的汽车金融业务扩大到资产、负债、国际结算，再到债券承销、募集资金归集、企业年金托管等多领域、全方位合作，中信银行从北汽集团的多家合作银行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主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合作历程

北汽集团的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北京汽车制造厂，是我国最早的汽车制造企业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北汽集团已拥有“北京”、“绅宝”、“昌河”、“福田”等自主品牌，先后引进“现代”、“梅赛德斯－奔驰”、“铃木”等国际品牌。北汽集团以北京为中心，建立了分布全国10余省市的生产基地，并在全球20多个国家建立了整车工厂，汽车整车产品覆盖轿车、越野车、商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各个门类，建立了涵盖汽车零部件、汽车服务贸易、进出口和汽车金融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产业向通用航空等领域的战略延伸。

总行营业部与北汽的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3-2007年合作起步期

在合作初期，北汽集团刚刚完成改制，北京现代、北京奔驰等合资企业逐渐设立、发展，企业初具规模，但无论是规模、销量还是企业的自身实力和市场影响力均较弱。当时总行营业部主要从事北汽福田的业务，合作以汽车金融业务为主。合作规模小、涉及产品少、合作层级低是这一时期合作的特点。

第二阶段：2008-2014年合作成熟期

随着北汽集团集团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北京奔驰、北京现代和北汽福田先后进入快速发展期，自主品牌汽车下线，企业远景初露端倪。在这一时期，总行营业部顺应企业的需求变化，不断利用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北京奔驰投资补偿款结汇、萨博专有技术收购和北汽集团发债信用评级等关键业务上，以专业、快速、创新的服务，协助北汽集团迅速解决遇到的难题，极大促进了其战略执行，也将双方的合作自下而上的从子公司层面向集团层面推进，合作范围从原有的汽车金融业务、项目贷款扩大到包括国际结算、银团贷款、债券承销、募集资金归集、企业年金、托管等多业务领域，中信银行从北汽集团的多家合作银行中脱颖而出。

第三阶段：2014年以后战略合作期

2014年是北汽集团战略发展的关键一年，其子公司——北汽股份在香港联交所实现上市。这年，中信银行与北汽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从一般业务提升到战略层面，北汽集团成为总行级战略客户，中信银行也成为北汽股份上市募集资金的三家归集行之一。

围绕着北汽股份上市，不仅中信证券国际作为唯一一家中资背景投行成为北汽股份上市的四家联合保荐人之一，中信建投国际成为联席牵头经办人，中信集团更成为北汽股份的基石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北汽集团与中信集团实现全面合作，合作从金融领域向实业延伸。

成功合作的启示

北汽集团和中信银行的合作经历了从小到大、自点及面、由浅入深的过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信银行能够后来居上，超越对手成为北汽集团的主要合作银行，中信银行副行长兼总行营业部总经理朱加麟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宏观把握。以“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为根本，通过对行业大势和区域发展的深入研究，适时做出正确的客户选择。

这里所说的选择，是指对大客户的选择，选择一旦做出，就意味着后续大量资源的投入、政策的倾斜，选择偏差意味着相应产生的回报风险。大客户选择的难点在于先于竞争对手发现潜在的大客户，这需要对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区域环境和客户状况有前瞻性的准确判断和对这一判断的坚持。

应该说，在双方合作汽车金融业务之初，双方的选择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双向选择。但随着北汽集团发展战略日渐清晰，汽车制造业在北京地区经济的重要地位的凸显，总行营业部较早意识到了北汽集团成为银行优质客户的潜力，在北京奔驰驶入发展快轨之前，在自主品牌起步之时将企业的需求作为总行营业部的重要课题加以解决，为之后的深入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是创新先行。以满足客户多层面、多样化需求为核心，坚持专业致胜，通过不断创新的产品强化合作关系。

金融是服务行业，服务质量的好坏首先取决于金融产品。常规的金融产品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因此在以产品为切入点时需要把握好“新”和“快”两点。所谓新，可以是创新产品，也可以是常规产品改良后在客户身上的新应用，无论哪种新，都要与客户的经营活动形成有机的结合，服务于其产、供、销、管等关键环节。所谓快，就是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和新产品的迅速实施。新，根植于对客户的深入了解；快，来自于有效的执行力。新快结合体现的是银行的竞争力。在和北汽集团的合作中，产品新、反应快成为中信银行致胜的法宝，不仅为企业解决了问题，也使企业更加了解和信任银行。

第三是放眼长远。与客户的合作要立足长远，寻求共赢。

所谓立足长远就是要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银企之间的长期合作。现实往往是我们容易对已经成长起来的企业做到从长计议，对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企业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敢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前景作出判断，也就拘泥于常规的风险评判、当前的收益权衡，随之便丧失了进入由这类企业所构成的蓝海的时机。

而中信银行与北汽集团的合作，恰恰得益于基于客户判断所做出的进退取舍：由于了解北京市政府对北汽集团的支持和北京现代及北汽福田的经营情况，在为收购萨博项目融资时，我们才能首次接受流通股质押的担保方式；由于深信北京奔驰扩建后的前景与机会，我们才能在额度紧张和总行定价考核的双重压力下为北京奔驰提供最低价格的贷款提款，换得日后10几亿元日均存款；由于看到企业走向直接融资的必然趋势，我们才会在企业不具备公开发债条件时为其积极谋划私募债，取得债券承销业务的主动。立足长远，就意味着做好当下。

第四是协调合作。以过硬团队和高效服务为根本，搭建自下而上的立体客户服务网络，成为客户长期主合作银行。

在我们与北汽集团的合作过程中，营销团队，特别是基层营销团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支行为主的营销团队不仅肩负对外的客户营销工作，还积极联络、协调各相关部门，反映客户的需求，争取产品、资源的支持，凭借团队的责任心和执着精神，使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得以解决，从而保证各项业务及时完成。

应该说，北汽集团对中信银行的认可，首先来自对这个服务团队的认可。因为相信团队中的人是认真做事的人，才接受中信银行是值得合作的伙伴。正是由于这个营销团队的长期耕耘，随着10几年来合作过的客户工作人员逐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总行营业部已经搭建了横跨北汽集团多个公司的自下而上立体客户服务网络，对客户的各种需求、变化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

思考和建议

当前，中国经济三期叠加，新常态下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了，大客户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如何经营好大客户，是摆在每一个银行管理人员面前的课题。结合服务北汽集团的体会，总行营业部领导对大客户经营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行业研究对大客户筛选的指导作用

首先，银行的大客户,不应只是指客户自身的规模,更要兼顾其对银行的利润贡献。但对银行有价值的客户往往都是同业竞争的焦点，因此能够先人一步发现潜在的价值客户无异于发现蓝海。其次，银行的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是大客户间，也存在单位投入的回报差异，加强行业研究，就是要踏准行业增长的步伐，力求当期投入当期回报之外，更分享行业增长的超额回报。第三，大客户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事例不断出现，行业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风险预警，避免大投入、大损失的出现。

(二)加强客户研究的深度

几乎所有银行的大客户都是在其传统主业之外，涉足多个领域，这是多数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共同选择。客户的多元化经营，对银行真正做到KYC（KnowYourCustomer）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单的财务数据分析已经无法全面揭示企业的经营情况，银行的触角要从财务部门向采购、生产、销售、投资部门延伸，要了解企业不同业务板块各自的经营管理方式、发展方向，还要关注其上下游客户、竞争同业，能够根据市场或政策的变化对企业需求和走势做出基本的判断。

(三)加强产品整合和创新

常听到营销人员抱怨大客户的忠诚度低。其实，银行应该始终有一种意识和危机感——银行和客户的合作关系是动态的。大客户的要求高，选择余地大，而股份制银行不具备国有大行的规模和价格优势，如果其产品和服务固守于传统，则不仅难以在大客户营销上与大行展开竞争，而且在既有客户的维护上也将处于劣势。

支付结算和信用风险识别是银行的看家本领，资金收付和融通也是企业经营离不开的行为。在结算效率提升、融资成本控制、资金收益提高和信用风险管理上进行产品的整合与创新，能够使银行的服务更加融入客户直接生产经营活动。通过这种嵌入式金融产品，银行能够更牢固地绑定客户。

(四)以客户为中心，建立适应大客户营销的管理及评价体系

大客户对银行的服务要求具有规模大、成本低、速度快的特点，看似大客户的钱越来越难赚，但其业务合作点多、风险资本回报高，关键在于银行是否能够切实适应客户需求，科学计算投入产出。这就需要打破条线、产品和区域界线，算总账，算大账，特别要避免总分支三级营销脱节，导致资源投入无序的情况。建立统一的管理评价体系，对大客户进行整体评价，统一管理。把集团客户营销成果同各级营销团队成员的业绩考评结合起来，特别是将总分行营销人员的评价，同营销目标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结合起来，对于未达预期的要认真追责，使总分支三级营销团队如同一个强有力的个体——拥有聪明的头脑，坚实的躯干，灵活勤勉的四肢，促使整个团队成为搏击市场的猛虎，而不是销声匿迹的恐龙。

应该说，中信银行与北汽集团的成功合作，反映了中信银行作为一家中型股份制银行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高效灵活的机制，充分展现了其拥有务实创新的业务能力和专业踏实的服务团队。在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只有发扬中信人“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创新意识和拼搏精神，进一步凝练核心业务，聚集一流人才，以创新发展为引领，以综合金融服务为抓手，才能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形成自身具有明显优势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政府债务近年来不断急速飙升，不断突破美国国会为了控制财政风险而设置的上限。目前债务总量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截至2014年12月17日）[2]。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美元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政府债务问题不仅仅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如果该问题恶化，将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巨大威胁。解决这一难题要从当前美国政府债务的结构和财政状态等方面入手。

美国政府的债务结构和财政困难

美国政府债务不包括两房债务、联邦政府担保的债务以及无资金支持的责任和债务（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等）[3]，如果按中国的统计标准，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要比披露出的数据更大。

目前美国政府债务结构如下：政府部门间互相持有4.9万亿美元（包括 2.8万亿美元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亏空）。公开市场持有12.5万亿美元，这涵盖公开市场上的任何买家，包括外国政府。美联储管理的美联储公开市场账户（the Feds SOMA）持有2.2万亿美元 （之外还有1.6万亿美元联邦政府背书的债务）。公开市场的份额中有1.46万亿长期债券（20 -30 年），8.03万亿中长期债券（1-10 年），剩下是短期债券和中长期通涨保值债券。[4]

美国联邦政府的欠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共债务；另一种是政府基金账户负债。

美国公共债务，即众所周知的政府定期拍卖的各种短期、中长期和长期债券。当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又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时，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筹资。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政府连年巨额赤字，不得不依靠发行债券来维持政府运营。债券的买家可以是一个主权国家（各国政府）、主权基金（如阿联酋主权基金）或者地方政府（比如马赛诸塞州的地方政府信托基金），也可以是普通的机构投资者（比如高盛、摩根大通之类的投行），甚至普通老百姓。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也开始加入到美国国债的买卖中来。

美国政府基金账户负债指的是美国财政部出现盈余的关联账户，包括政府信托基金（最主要的）、循环基金和专项基金等（如社保基金账户，医疗基金账户，交通信托账户）的亏空部分。这些账户使用和运作受严格监管，按照法律指定的用途运营，比如用于养老金支付，公共设施维护支付等。这部分钱来自美国公民缴纳的各种保险费和福利费，并成立各种信托基金，供专项使用，盈余部分不算做政府收入。社保信托、医疗信托、军人退休和医疗信托、文明退休和残疾保障信托这几个信托基金，构成了美国绝大部分的政府基金账户负债。

美国公共债务的主要问题是严重依赖短期债务维持运行，基本手法是用超低利息减轻财政负担。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和政府基金账户负债一直在增长，经过了克林顿卸任之前的一段短暂财政盈余，随后就进入了债务——主要是公共债务——飞速飙升的时代。政府基金账户负债在金融危机时一度占到总债务的43%，之后降到30%以下，目前上涨趋势得到遏制（图1）。而公共债务却持续飙涨，现已占总债务的71%，预计2014年与美国GDP的比值将达到102.9%。

美国持有的公共债务中，中长期债务（notes）占到总公共债务的67%（为总债务的47.57%），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的比重次之。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严重依赖短期债务周转。从2001财年到2013财年，美国每年应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占总债务本金的80%以上。即便是在财政盈余的克林顿执政时期末（2001财年），所需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也占到总债务的81%。金融危机期间（2009财年），美国政府所要归还的短期债务本金已达到当期偿还总债务本金的89%。

（资料来源：《看懂美国债务》, Thomas Jefferson）

图1  美国政府债务总计

 

表1 美国的公共债务

公共债务	总量（百万美元）
bills	1386402
notes	8082061
bonds	1492110
TIPS	1019148
合计	11979711
2013年GDP	16568000
公共债务/GDP	72.31%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direct.gov，数据统计截止2013年10月21日）

尽管美国政府的债务越借越多，但是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比例却越来越少。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00年以来，美国政府公共债务的平均利息已经由6.63%降到了史无前例的最低点2.43%。这大大减轻了美国财政部的支出负担。近20年来，美国政府需要支付利息最多的时期，反而是财政尚有盈余的克林顿时期（一度占财政支出的15%），而今政府利息支出只占财政总支出的约6%。除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外这几乎是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图2）。

同样，自2002年以来，美国政府每年支付的利息和本金的比值几乎严格控制在3%到4%之间。而且美国政府严重依赖发行超低利息的短期债务来维持低融资成本。预计在接下来的国会谈判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将达成新的债务上限；随着大量短期债务的到期，美国财政部将继续发行大量短期债券来维持运营。与此同时，这将使美国财政部所要支付利息和本金的比率进一步降低。美国政府每个月保持两万亿美元左右的短期债务用于维持流动性，而这部分的债务融资成本几乎为零。由于外国投资者持有大量中短期美国国债（图3），可以认为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元霸权地位来剥削外国投资者，获取廉价资金。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direct.gov

图2 美国公共债务年应付利息本金比（%）

（数据来源：同花顺咨询软件）

图3 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增长趋势图（2000.3-2014.6）

美国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

美国政府能否解决财政问题，取决于其债务偿还能力，即开源节流的能力。从数据上来看，虽然美国政府似乎在“开源”上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有所进展；不过支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大了。

财政收入状况

美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7个方面：个人所得税、公司税、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障费用、消费税、遗产税与赠与税、关税和其他税收。其中，占比最大的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约占45%-50%）、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障费（约占30%-35%）和公司所得税（约占10%）。美国名义GDP增速一直保持在3% ～ 4%左右，但占政府最重要的3块收入所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由2000的9.76%下降到2013年的6.92%，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收入由2000年的6.34%下降到2013年的5.11%，公司税占比也几乎处于历年来的最低值为1.27%（图4）。

（图中英文排版是改为中文。分别为：个人所得税；公司税；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障费用）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gov/）

图4 美国政府主要收入占GDP之比

客观来说，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善其财务状况，其财政赤字由2009年最高的15976亿下降到2013年的7553亿美元。其中，财政支出由37022亿美元压缩到32279亿美元，财政收入由21046亿美元上升到24735亿美元（图5）。

（图中英文排版是改为中文。分别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盈余（赤字））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gov/）

图5 美国历年财政收支（亿美元）

美国财政收入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其GDP增长（名义GDP）并没有带来财政收入的同比增长，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账户和公司税三大重要政府收入没有和经济同步增长。

总体来说，美国GDP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正在下降。根据美国政府预算办公室发布的统计数据，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收入占GDP之比最高达到19.62%，此时美国财政处于盈余状态的。在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长期赤字期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一度低至14.5%。从联邦税收角度上来说，自2000年以来，联邦实际税率从21%下降到了2009年的16.5%，现在开始回升到17.2%，这才使得政府收入增加。

需要说明的是，税率的上升主要是来自对富人（年收入前 20%）的征税。不过“富人税”引发一国资本外逃的案例，在近代经济史上频繁出现。尽管美国最高一档个人税收不过39.6%，远低于西欧平均46%的水平，但2013年仍创纪录地出现3000名富豪放弃美国国籍。像Facebook 创始人爱德华多·萨韦林这样被认为代表美国未来的年轻精英，为了逃税也在公司上市前放弃美国国籍。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富人可以通过政治捐款来影响税收政策的制定，富人应交的高额税率很可能最终被“影响美国未来发展”之类冠冕堂皇的借口降下来；而主要税源中产阶级却已经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萎缩，因此美国正面临税源枯竭的尴尬局面。

政府支出状况

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5个方面：医疗与公共服务部门、社会保障总署、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和财政部。

从美国政府的4项主要支出来看（退伍军人事务部没有被记录其中），政府控制预算支出已经开始见效，这主要得益于2011年奥巴马签署的《预算控制法案》（The Budget Control Act of 2011）。除了社会保障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支出在增加，其他3个部门的支出都在相应减少（图6）。2009年美国财政支出因大规模救市而陡然增加，财政部2010年的支出急剧减少，这主要得益于低利率政策导致的财政部利息支出下降。另外，财政部用于救市的资金也有所减少。

（图中英文排版是改为中文。分别为：国防部；医疗和社会公共服务部；财政部；社会保障总署）

（数据来源：www.cbo.gov）

图6 美国政府主要支出

尽管美国政府有进行开源节流的趋势，但根据美国政府预算办公室的预测，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继续扩大。美国财政预算办公室认为，《2012年美国减税法案》（American Taxpayer Relief Act）在2013年到2022年间将增加4万亿美元左右的赤字。另外，美国政府在未来要为中长期债务支付大量利息，这也是财政赤字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自2008年9月份美国政府宣布救市以来，其中长期债务翻了近三倍，从2.66万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7.8万亿美元；长期债务也翻了一翻，由6910亿美元上升到1.44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几乎无需支付利息的短期债务从2009年8月最高的2.5万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2.1万美元。从功能上来说，短期债务主要用于补充政府的流动性。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又在债券市场上进行扭转操作，压低了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使得美国政府维持流动性的压力减小。

社会福利支出（三级标题）

社保账户危机。根据2013年的美国社保信托报告（Security Trustees Report），国会不采取行动，美国的社保信托基金账户将于2033年耗尽。社保账户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老龄化。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数据，从2002年到2012年10年间，美国领取社保的总人数已经从5080万增加到了6220万，增加了23%，而且这个增速正在加快，2025年将达到8540万人。根据目前的法律（Anti-deficiency Act），政府没有权力超额使用社保基金账户。即便账户耗尽，人民没有领到足够的钱，政府也不能擅自超额发放福利。

美国的社保账户问题有两个简单的解决途径：一，减少福利支出；二，增加政府收入。据美国社保信托的报告数据，从2033年美国社保账户耗尽到2087年间，社保账户的缺口现值预计为9.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需要增加约2.72%的税率。若美国国会不尽快采取措施，到2033年，美国的社保支出将上升23%，届时美国政府将需要上调17.2%的社会保障税来达到新的平衡。

如果美国政府既没有在减少福利方面做出努力，也没有办法增加政府收入，那么就只能进一步发行国债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但这显然非常困难。根据美国财政预算办公室（CBO）的预测，5年之内（2014-2018）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累计增加2.66万亿美元，而10年之内（2014-2023），美国政府赤字将累计增加6.9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公共债务将分别达到15万亿美元（2018年）和19.9万亿美元（2023年）。也就是说，美国的债务增长率将平均达到5.3%，超过了近3年经济复苏以来名义GDP增长率（4%）。若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美国名义GDP还是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美联储能否继续干预国债市场以维持美国国债的低利率将是个问题。届时，若美国国债无法保持低收益率，美国将陷入“以新债还旧债”的困境。

医保法案的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估计，从2014年至2023年，医保法案带来的政府额外支出约为1.8万亿美元，尽管政府计划10年增加7713亿美元的税收，但仍相差1万亿美元。对此，美国政府面临增加税收、裁减其他开支、发行债券3个选择。依据美国的政治决策体制，发行债券是最简单的方式。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对奥巴马法案的分析，预计增加的7713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中，有将近一半（3170亿美元）直接来自富人阶层。此外，新增财政收入还包括对不愿给员工买保险的公司的罚款，对保险公司的征税，对医药企业的征税等，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而这些措施都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富人阶层的利益，有可能会遭到抵制。

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的成因

美国政府债务分为联邦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以联邦债务为主。美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18世纪以来，联邦债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和经济萧条。

数据来源：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http://www.gao.gov（数据截止2013年11月6日）

图7 美国历年债务总额占当年GDP比重

从图7可见，二战时美国政府债务一度高达GDP的122%；此后35年，经过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政府总债务（包括联邦和地方）下降到45%左右。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为了赢得冷战，联邦债务从GDP的35%急升到60%以上。小布什总统不仅开始举债打仗，同时还实施了减税的政策，使得处于下降趋势的美国债务又开始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救市法案直接导致美国总债务超过GDP的120%，联邦债务超过GDP的100%，其中公共债务占GDP的72%。

美国政府债务的长期上涨趋势

美国债务问题的关键是公共债务问题，而这主要由发动战争和经济萧条导致。短期来看，美国政府能否解决好其债务问题，不在于债务总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美国政府能否长期获得低成本资金来源；第二，美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第三，美国能否解决税源问题；第四，美国政府削减开支能否对冲新政带来的财政负担。

近几年美国经济复苏情况不错，2014年表现尤其突出，失业率在12月下降至5.6%,三季度经济增速高达5%。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美国债务危机的危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也确实得到了一定好转。美联储利用美元霸权地位，通过高超的技巧，使用扭转操作，成功压低了短期利率，减轻了美国政府的短期偿债压力。但由于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因，大企业和富豪不但可以通过种种手段避税逃税，还可以通过选举来操纵美国政治，修改不利于富人阶层的税收制度。因此，富人税提供的税收增加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无法依靠。美国政府在解决其债务问题上就像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跌进万丈深渊。很多美国精英寄希望于新技术革命，但像计算机、互联网这样的技术革命可遇不可求，所谓新能源革命更像是场资本游戏。2015年1月，美国页岩油气企业被爆出大量亏损，股价大跌。最终解决美国政府债务问题，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美国政府债务之所以还能撑到现在，关键是政府可以借到廉价的资金，而这主要依赖美元的货币霸权，其作为主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以及独一无二的避险作用等。美元霸权地位使美联储可以通过扭转操作等手段，廉价获取资金来给美国政府续命。不过这种霸权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目前很多国家之间积极开展本币结算，欧洲一旦稳定下来，人民币进程加快国际化，都将对美元霸权造成很大威胁。

从微观分析，美国政府虽然极力开源节流，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法阻止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很难迫使大企业和富人缴更多的税，同时既要扩大财政支出，又要减税，这些结构得不到解决，美国政府债务问题依然会持续下去。从宏观分析，美国政府债务的根源主要是战争和经济危机，而美国为了维持其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货币霸权，无法停止对外发动战争。自立国以来，美国就不停地发动战争，只有在世界上制造动荡和战争，才能吸引避险资金来购买美国的低息债券；但这是高成本高风险的手段，造成了大量财政支出，美国已陷入了一个怪圈。

美国是一个资本统治的国家，垄断寡头们控制了政府和国会以及大部分社会组织，他们总是利用各种渠道来迫使政府减税、放松金融监管乃至长期放松银根，最终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金融危机。宏微观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使美国政府债务不断膨胀，虽然通过经济发展有所回调，但长期趋势却只能上涨。

（编辑：王生升）

小贴士1

美国公众可持有的国债大致分为：

           ·Treasury-Bills）：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债券，期限不超过一年。

           ·Treasury-Note）：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中长期债券，期限不超过10年。

           ·Treasury-Bonds）：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券，期限10年以上。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Note）：美国财政部发行。除了拥有一  般国债的固定利率息票外，TIPS的面值会定期按照CPI指数加以调整，以确保投资者本金与利息的真实购买力，债券期限为10年以内。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Bond）：与中长期通胀保值债券不同之处是其债券期限为10年以上。

[1]赵亚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2] http://www.usdebtclock.org/

[3] National debt of the United States，31 May 2014 at 17:04，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ublic_debt

[4] Bruce Webb（2014），U.S. Public Debt, Long Term Debt and 'Real Debt'，Daily Kos Mon May 12, 2014 at 02:21 PM PDT

http://www.dailykos.com/story/2014/05/12/1298870/-U-S-Public-Debt-Long-Term-Debt-and-Real-Debt#

 

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凭借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快速积累，在短短20年内就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和追赶老牌西方国家的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所谓“失去的20年”。但在经济持续衰退、停滞的表象下，日本逐步完成两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大量海外收购，在日本本土外形成了“1.8个日本”的资产及产业规模。在这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财团体制和商社模式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什么是日本财团

日本财团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实际上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成的“商帮”。

日本财团的渊源

日本财团的前身是日本财阀，财阀是战前日本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它和浓厚的封建家族联系在一起，具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特点。二战前由家族控制的日本财阀是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植发展起来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当时最有实力的财阀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4家。    

日本战败后，旧有的财阀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英、美式的企业制度。日本之所以能够对抗美国，就是因为这些大型财阀的存在，它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美国以反垄断为名，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解散财阀，同时输出大量资本进入日本。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产融分离的格局，经济被美国控制，形成变相殖民化。不久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工潮迭起，政府也不稳定，原有的经济秩序出现混乱。

朝鲜战争爆发适时缓解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衰退。1951年以后，美国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放宽了对垄断资本的限制。在日本的银行尚未解体的前提下，产融开始重新聚合，新的财团开始出现，逐步形成了产、商、融三位一体的财团体制，其特点是由法人持股，职业经理人运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日本六大财团

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为解体后重组，具备一定的根基；后三者是在60、7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形成的。70年代到90年代，六大财团进行金融整合，最终形成如今的三菱UFJ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这三大金融集团是为对抗外部经济势力而由“官民一体”整合而成，它们为综合商社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六大财团的产业方向因各自的起家史和发展路径不同而各有区别，各财团的内部紧密程度也各不相同：老牌财团比较紧密，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财团则较为松散（见表1）。

表1 日本六大财团概况

金融集团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 （MUFG）		瑞穗金融集团 （MFG）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 （SMFG）
组织财团		三菱财团	三和财团	富士财团	第一劝银	三井财团	住友财团
经理会		金耀会	三水会	芙蓉会	三金会	二木会	白水会
综合商社		三菱商事	双日商事	丸红商事	伊藤忠	三井物产	住友商事
主办银行	合并前	东京三菱银行	日联银行	富士银行	第一劝业银行	樱花银行	住友银行
	合并后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		瑞穗银行		三井住友银行
代表企业		三菱重工 三菱电机 三菱汽车 麒麟啤酒	夏普 NTT  神户制钢 帝人公司	日产汽车 日立 佳能 日本精工	富士通 五十铃 JFE钢铁 古河电气	东芝 丰田 王子造纸 三越	NEC 马自达 三洋 朝日啤酒
行业领域		汽车 重型机械 军火 成套设备 石油化学 核能等	钢铁制造 纺织纤维 石油橡胶 通讯业 液化气 陶瓷等	金融业 城市住宅 海洋开发 石油开发 地热利用煤炭等	化工纤维 金融 光通讯 计算机 石油开发食品等	化工 机械设备 综合电机汽车制造 钢铁 核发电等	石油化工 钢铁 有色金属精细化工 海洋开发 核能等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及运行方式

二战后重新聚集起来的日本财团不同于原先的财阀。一方面，在原来的家族成员被赶走之后，经营企业的都是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为适应美国出台的《反垄断法》，日本财团由原来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转为多家公司联合持股。日本财团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由原来的金字塔持股形式，转变成网状球体持股结构。

日本财团的环形持股方式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方式是交叉持股，也就是环形持股方式。相对于二战前财阀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这是一种网状球型结构，信息传递交流速度更快，更适合市场环境。

20世纪50年代，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时，日本股市出现低迷，有远见的经理人抱团将抛售的股票收购，通过交叉持股进行融资。这种民间资本的私有制形态，通过集合和相互持股形成了一种混合所有制形态。由于这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主要还是金融机构，所以日本企业还是更多地与银行资本联系在一起，这也造就了其大生产机制。大企业形成的财团在产业链上进行分工的同时，一些中小企业围绕这些大企业在运作，这就形成一种秩序，一种利益共同体，因而构成了日本企业的基本体制形态。

在日本，“共生共荣”是普遍的价值观，财团最大的意义就是建立庞大的生产体系，企业通过交叉持股形成了共渡危机、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有效避免了恶性竞争，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交叉持股的方式，可以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处理债务问题；通过集体监督减少腐败；通过信息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在企业间建立信用关系，来降低信用成本；通过建立内部人才流动机制，为经理人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和成长空间；通过为中小企业搭建可依托的平台，解决就业和融资问题（见图1）。

图1日本财团交叉持股图

日本财团的“产商融”横向联合方式

日本财团通常采取横向联合方式，由3个核心部分组成，即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基金等）；综合商社（主要业务是贸易和投资，以贸易为平台，控制物流）；装备制造企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装备制造等）。除此之外，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通常被划归至某一财团，但它们的独立性更强。财团内的企业群体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纳入业务经营体系，在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

日本的六大财团，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大型企业。财团运行实行的是类似立体作战的形式：金融如空军，商业如海军，产业如陆军，空、海军为产业（陆军）发展护航。就是凭借这套“产商融”结合体制，日本在战后与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对抗。

日本财团通过成员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它十分强调“和”与“团结”，虽以国际通用、标准化形式出现，但带有明显的东方儒家文化的烙印。

日本财团的功能和效果

日本财团的功能

综合商社是财团模式最重要的核心，财团发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综合商社身上。综合商社的业务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务，为出口商开发海外市场，为进口商寻找所需要的原材料或产品。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同时又有金融服务功能，具体体现为集贸易代理、金融服务、产业投行、仓储物流、情报系统、投资咨询和产业组织者等职能为一体，发挥综合运营和协调作用。综合商社的意义还在于其代位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类似民间企业的行为方式行使着国家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见图2）。 

图2日本综合商社职能图

贸易职能。综合商社的首要职能。综合商社不同于一般的买办代理型贸易公司，它是一个连带投资型的综合贸易公司，其重点在于资源贸易和战略投资。综合商社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而是通过提供良好周到的综合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逐步取得原料和产品的贸易代理权，同时带动财团关联企业的共同投资。

金融服务职能。从本质上讲，综合商社是一家金融类公司，这主要包括融资、投资、租赁、国际性大宗借款安排等。但商社金融不同于单纯的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不是直接吸收存款，而主要是借自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综合商社之所以能从银行借入大量资金，主要是因为这些金融机构是综合商社的大股东结合成的利益共同体。金融功能是综合商社的核心功能，是综合商社紧密维系贸工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纽带。综合商社存在于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适时地对二者的利害关系做出适当的调整，在日本有“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之称。在贸易领域，综合商社强大的金融功能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开拓与占领市场的能力。在金融、信用领域，综合商社从旁协助金融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业投行职能。综合商社从成立之初就扮演着产业投行的角色，致力于扶植日本中小企业成长。如在丰田、东芝、索尼等还是小作坊的时候，三井物产就帮助它们筹集资金、开拓市场、引进人才，使它们逐步成长为日本工业的脊梁，最终成为世界级企业。

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进行产业投资，两者相辅相成。不同于美国金融投行热衷于追逐短期利益，综合商社不仅仅立足于资本运作，更倾向于长期持有股权。综合商社对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小额入股，变相地通过“小资本+大物流”的方式把这些企业编织起来，以达到整合和搭建产业链条的目的。这种“只服务不控股”的方式更易于维持财团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建立“利益共同体”。

仓储物流职能。综合商社与全世界的海、陆、空运输公司和仓储公司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合适、最经济的物流服务，并安排保险、仓储及进出口手续等方面的业务。物流实际包含了信息流、资金流、票据流，以及货物的仓储和运输等内涵和功能。通过搭建全球化的物流体系，综合商社在为产业提供服务的同时，通过掌握产品物流的各个环节，收集分析最有价值的商业情报，做出正确决策，最终达到变相控制产业的目的。

情报职能。为了打入和占领世界市场，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日本几大财团的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建立强大的情报系统，将庞大的信息网络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重点搜集各国的经济、政治等情报，再利用情报信息进行综合性、战略性的研究，开展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这包括竞争对手及其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品种、价格的动态分析等。其情报搜集、加工处理和传递能力堪称世界第一，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情报能力甚至被认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上”。可以想象，假如在战争环境中，这些商社甚至具备提供全面后勤保障的能力。由于这一优势，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对国家而言，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综合商社的研究机构。

投资咨询职能。凭借着强大的信息网络和渠道，综合商社向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大企业提供市场行情、营销策略、贸易机会、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其范围小到产品的包装设计、大到国外企业的资信评估和收购，几乎无所不包。对财团内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既是情报机构，也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日本企业在最初进入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所属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信息咨询等方面的协助。对财团外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通过提供免费的投资咨询服务并少量入股，将合作企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与合作企业互惠互利、共享信息。从条件苛刻的技术转让谈判、技术引进合同的签订，到先进机械设备的进口、安装和调试，凡是与重大技术、装备相关的引进，综合商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抢占资源，为日本的产业调整和资源能源保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也被成为“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多年来形成的信息网络和交易关系使它能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根据项目和业务的特点来组织最合适的厂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体包括：全球性地调动信息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和客户共同努力创建新的公司、新的业务并进入新的产业；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服务促进客户国际贸易活动。综合商社强调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并不断推进对物流领域的渗透。在主办银行的金融支持下，综合商社从海外获取资源，通过物流打通产业链，并在整合产业链的过程中，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对生产企业的上游原料物流和下游产品销售代理权中。财团对日本经济发挥的作用

当代的日本财团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家族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它已成为真正的社会企业，被称为“民有国营”企业或“国民企业”。虽然财团的外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内含的传统家族文化却得以延续。在这种新型的、现代化的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一般为成员企业大股东），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为成员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负责生儿育女，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扶持众多制造企业），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进行谋划（海外扩张、情报获取），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而产业则扮演了儿女的角色，当哥哥姐姐们（成熟产业）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积蓄后，他们会将资金投入到新孕育出的弟弟妹妹（新兴产业）上，或将富余的资金存入父母的钱箱以供全家统筹。

凭借特有的财团模式，日本打造了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海外资源的稳定交易。日本也因此成为相对独立于美国经济体系而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并一直保持着经济大国的地位。

日本财团模式的成功根本在于实业与银行的紧密结合，并通过“商”这个纽带和平台，将“产”和“融”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为本国的实业发展争夺世界的定价权和世界财富的分配权。

 

链接：日本财团的管理架构

日本财团内部各成员企业并不存在上下级的支配关系，在经营决策方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财团也被称为“横向集团企业群”。通过剖析三井财团，就可以看到其内部的管理架构和协调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三井财团成立于1961年，为原三井财阀直系、旁系公司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的大财团。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有26家，优势产业为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核电、半导体、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

三井财团的父体是主办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母体是三井物产。其产业群体包括丰田、东芝、商船三井等多家企业集团。每个企业集团又包括多家大型企业，如丰田系包括丰田汽车、丰田通商、日本电裝、爱信精机、丰田自动织机等（见图3）。

图3三井财团树形结构图

联系三井财团“横向集团企业群”中各企业的是总经理会、三井业际研究所、三井广报委员会、纲町三井俱乐部等机构。正是这些机构的协调作用，使得表面松散的财团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总经理会。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各个成员企业总经理定期聚会、交换信息情报和交谊的场所，也是各公司领导统一决策和协调财团战略发展的“作战联席会议”总参谋部。二木会作为三井财团的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的统筹领导机构，由26家核心企业构成，其中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的首脑为二木会的核心。二木会的出现标志着旧三井财阀在战后的华丽转身，三井财团正是以总经理会议为纽带，建立起联系紧密的企业间联合体，财团的向心力也随着成员企业间的合作和资源整合而得到不断加强，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企业集团。

通常，总经理会对财团承担如下功能：第一，对财团内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调整。一个财团内的成员企业经常有合并、改组、利益分配等重要问题，都会牵扯多家企业，处理不当会对财团内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一般情况下财团内的成员企业所共同投资的事业，多半是在总经理会中达成协议的。第二，出面对外进行国际性交涉。日本的贸易规模非常庞大，许多资源的取得以及商品的输出都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因此，凡遇到与政治相关的贸易问题，一般都是由总经理会派遣使节团出面前往交涉。第三，决定成员企业首脑人事调动。由于财团企业之间互相持股，在指定和派任各成员企业的首脑人事时，都必须通过总经理会来做适当的协调。

 三井业际研究所。这是二木会的直属智囊机构，相当于财团的大脑，主要研究财团内常见问题和财团内企业间需要协调的问题。其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发表意见、提出政策建议，负责情报的收集、分析，管理以及相关服务，调查与研究开发，促进相关事项事业化，与国内外各机构进行交流以及发展人力资源等。

三井广报委员会。由三井财团企业组成，通过一种广泛的文化和公共关系进行活动，为国际交流和振兴地区文化做出贡献，从而建立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树立财团企业的良好形象。三井广报委员会对于财团的功能是推进国际文化交流，活跃地域文化活动，推动企业与外界的互动等。

纲町三井俱乐部。它是以财团企业领导层为会员组成的社交俱乐部，是为高管层提供的非正式交流平台。纲町三井俱乐部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增强财团企业间的友谊以及情报往来等。

 

此外，“纵向集团企业”也是日本大型企业所必备的特征之一。这类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不仅如此，集团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往往并不限于集团内部，许多制造业企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的、经常性交易对象（外包公司），实际上将它们纳入自己业务经营的内部范围。外包公司有的朝着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拥有190家成员公司；有的朝着垂直方向发展，像丰田公司拥有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