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哲学
1937年4月-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当起了教员，他教的课目叫“新哲学”。
刚刚结束了2万5千里的长跑，便在黄土高坡低矮的窑洞里，在陕北炽热而明亮的太阳下大谈哲学。毛泽东说，他讲的“新哲学”，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毛泽东当时的讲授和思考，已经大大突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是在创造一种“新哲学”。
毛泽东为此撰写了长达6万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每星期都授课，还参加学员讨论，前后一共授课110多小时，3个多月从未间断。他一生最喜欢的职业是教员，而这3个多月以来，他终于如愿以偿。
毛泽东的课上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不断，而他哲学课上的听众，则是连纸和笔都没有的红军指战员，能够把枯燥的哲学讲到这个份上，充分说明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好老师。因为听众踊跃，课程安排又太紧，所以，毛泽东的备课任务非常繁重。他居住的窑洞炕上有一个放文件用的白铁皮箱子，每到晚上，毛泽东就趴在这个铁皮箱子上，在煤油灯下写讲稿，往往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加上烟熏火燎，毛泽东看上去成了一个黑脸的包公。
毛泽东的授课成果，凝聚为两篇划时代的文献——《实践论》与《矛盾论》。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在保安见到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毛是个面容消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还说，几乎算得上是衣衫褴褛的毛泽东，看起来却像是一个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哲学王。斯诺是极其敏锐的，他说，毛泽东的革命改变了中国，尽管他第一次见毛泽东，毛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斯诺凭借着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就断定这个人便是中国的“林肯”。
此前，西方的“中国学”一向认为中国没有历史，中国的几千年历史都是在原地循环，几乎没有变化。中国的思想停滞不前，中国不但不能为世界提供原创性的思想，而且，在学习西方思想方面，中国也并不是日本那样的“好学生”。
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如毛泽东使中国人站起来，使中华民族成为了有思想的民族。毛泽东的革命惊醒了沉睡的、无声的中国，它不仅是一场政治变革，更是一场思想和文化运动，改变了现代中国在思想文化上积贫积弱的形象。
也就是在那一次，他为毛拍了一张著名的照片。1937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海伦·斯诺第一次把这张照片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她后来回忆说：“我把照片交给毛泽东，他看后大吃一惊，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不过，他随即站起来说：‘我不晓得我看起来会像这个样子！’毛泽东之所以喜欢埃德加·斯诺，这是原因之一。”
西方人从他的身上发现了一种自信，这就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美国人尊敬毛泽东，是因为他们尊敬一位学者、一位思想家，至于他是不是一位主席，一位政治领袖，则是另一个问题。
埃德加·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记叙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毛泽东谈话时的情景，当谈到《矛盾论》和《实践论》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巨大反响时，斯诺对毛泽东这样说：
当你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的同时，你也革了外国的“中国学”的命。”
《实践论》言简意赅，它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验论，第二个问题是唯理论，毛泽东通过讲述这两个问题，对旧的认识论做了一个总结。《实践论》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是毛泽东所谓的“新哲学”、新认识论。第四个问题，才是毛泽东的独创，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思想做出的“原创性的贡献”。在这里，毛泽东提出：认识不仅是“解释世界”，也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认识是发现和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为因应人类此前从未经验过的世界而生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实践不是为了“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实践论》篇幅极短，但容量极大。它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经验论：人类的知识来自经验，这就是感性认识。在西方哲学史上，大卫·休谟的经验论代表了人类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他认为，认识来自感觉，由于每个人所处的角度、环境和地位均不相同，因此，他们对于事物和世界的感受是不同的，所谓“认识”无非是“意见”，而“意见”是从特定立场出发对自己经验的总结，它不可能是绝对的，人们围绕着不同“意见”进行的争执，因而也是不可能停止的。
《实践论》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唯理论。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是以康德的思想为代表的。康德认为，人类先天有认识能力，这就是指逻辑推理、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当然，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论理”能力。康德说：所谓“启蒙”、所谓人类思想的“觉醒”，也就在于发现这种能力，而人类思想的进步，也就在不断锻造和发挥这种能力，并运用这种能力，对纯粹的经验进行批判。
毛泽东则批评党内和红军中的“经验主义者”们——只能认识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不能“用脑子去想一想”，即通过理性思考，去认识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从而不会思考“战略问题”，而当毛泽东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与康德批判那些纯粹的“经验主义者”是一样的。那么，认识究竟是来自“感觉”还是来自“理性”呢？在西方哲学史上，围绕着“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各执一端，长期不能化解。而《实践论》则认为：认识来自感觉，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和进步，则取决于理性。取决于理性对于经验的批判。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只是用一个故事，就清楚地阐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关系，这个故事讲的是“外面来的人”是怎样认识延安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概念同感觉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合乎论理的结论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资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到达于论理的认识。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毛泽东讲哲学，是希望刚刚结束了2万5千里长跑的红军，立即开始一次思想的长跑，他把这种思想上的锻炼和长跑，称为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才是一种全新的认识论，马克思的哲学，方才是“新哲学”。
《实践论》的第三个方面，说明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指出，认识活动不仅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活动，认识是实践活动。人类的认识活动，不仅是解释世界的活动，更是改造世界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类的认识活动等同于实践，也就是人类的生产活动。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也正是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论，超越了休谟和康德那种单纯的“解释世界”的认识论，从而也超越了此前的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这种新认识论既不是经验论，也不是唯理论，而是实践论。实践论的实质，是把人类活动理解为生产活动，认识，即意识形态的生产，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简洁而深刻的概括，在此前，的确还没有谁对马克思主义做过这样的概括。
《实践论》的第四个方面，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或原创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此前哲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之不同，这也就是所谓“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不同。在毛泽东看来，我们面对的不是既成的世界，恰恰相反，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上，“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实践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处理变局、危机、革命的学说。实践所面对的对象，不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世界，毛泽东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路易·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最伟大的著作便是《矛盾论》，他甚至认为，《矛盾论》推翻和颠覆了整个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矛盾是辩证法的基石，矛盾学说的集大成者便是黑格尔，马克思认为，他自己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就是矛盾和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全盘颠覆了西方的矛盾论和辩证法，因为毛泽东所说的“矛盾”，与古希腊哲学、黑格尔哲学乃至马克思哲学中所的“矛盾”，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黑格尔所说的矛盾，是人们思想和意识中的矛盾，而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则是指人类社会的矛盾，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讨论的“矛盾”，确实都不是毛泽东所说的矛盾。毛泽东所说的矛盾，首先就是指事物本身的差异性。
在毛泽东那里，所谓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指矛盾的特殊性，而所谓事物的差异性，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毛泽东所说的“矛盾的普遍性”，其实也就是尼采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构成了区别，而区别和差异，才是世界的本质。
在毛泽东看来，离开了对具体的事物的分析，离开了“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式来解决”的态度，空谈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这不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这就是“教条主义”的根源。他认为，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并不是不承认矛盾，而是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矛盾，教条主义者们当然也承认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但是，他们不承认“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式才能解决”。他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践决定理论这样的大道理，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不懂得这些矛盾之间是如何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互相转化的。毛泽东认为西方的那种“矛盾论”不过是一种机械的教条，它也构成了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根源。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从教条主义的“矛盾论”的终点上开始思考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决定革命战争胜败的六个矛盾，他指出：这六个矛盾构成了彼此制约的网络，忽视其中哪一个，都会造成全局的失败。由于我们处在多重矛盾互相决定的局面中，所以，没有哪个矛盾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具体哪一种矛盾的地位更加重要，要依据当时的具体环境做出选择与判断。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但是，自从有了人类组织以来，政治形式和国家政权在历史发展中便有决定性作用，因为政权形式可以影响并决定所有权形式、所有制形式、管理方式。例如，俄国的1917年和中国的1945-1949年之间，就是政治领域里的矛盾，而非经济领域里的矛盾，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而意识形态之所以是重要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生产着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和特定的人，并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供目标和方向。毛泽东说：
有些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著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教条主义者们既不懂得：“实践”面对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他们也不懂得：研究矛盾，也就是面对“差异”和差别。这样的人便不能真正理解何谓革命，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
毛泽东说：空谈矛盾毫无意义，问题在于，当我们说到矛盾的普遍性时，这就是说差异是事物的本质，当我们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时，要注意区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要注意不同斗争形式的区别，当我们说矛盾就是斗争的时候，不要忘记多元的矛盾可以共居、可以转化。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和对抗性，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对抗性只是矛盾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矛盾的一切形式。
在《漫长的革命》中，斯诺写到，他曾经问毛泽东说：“在1937年之前，你是否有时间读过黑格尔的著作？”毛泽东说，他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在这以前还读过恩格斯的著作，但是，如果没有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他是完全不可能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种著作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我的书哪里是我写的，那是从革命者的流血牺牲中得来的，那是血写的。毛泽东的著作，是从流血牺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来的，那是鲜血铸成的经典和丰碑。
《论持久战》
1937年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这一年，除了在抗大上课和写哲学讲稿之外，还有一件令毛泽东高兴的事，这就是9月25日，林彪指挥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歼灭了日军一千多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1938年4月，国民党军则在台儿庄与日军会战中取得胜利，此役歼敌1万余人。
但噩耗却随即源源不断地传来：徐州会战失利，南京沦陷，日寇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后就是武汉保卫战失败。
中国国内的舆论，对于抗战的前途，急剧地从“速胜论”跌入了“亡国论”。
1938年5月，毛泽东再次把自己关在了窑洞里，他七天七夜没有出门，除了一天两顿稀饭和咸菜外，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埋头写作，以至于连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浑然不觉，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七天七夜不睡觉，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毛泽东就是在这七天七夜里写成了《论持久战》。
冯玉祥得到这本书后，立即自费印了3千册，分送国民党要人，而白崇禧读后，更是大为叹服，他还从中归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如获至宝的白崇禧把在《论持久战》送给了蒋介石，而这一次，连蒋介石也不能不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了。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携手共御外侮，而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则是由共产党人毛泽东提供的。
1956年秋，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在北京见到了他毕生最崇敬的对手毛泽东。
远藤三郎，189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5岁入日本士官学校，随后留学于法国陆军大学，在日本统治集团中，他被称为“有思想的军人”。山形，以出宝刀而闻名，就在那一次会见中，远藤三郎把祖传的宝刀献给了毛泽东。宝刀出自14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国匠”米国光之手，是远藤少年时代加入军校时，外祖父赠送给他的传家宝。这是出乎意料的举动，是日本军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礼。
远藤三郎说，败要败得明白，败在毛泽东手下，日本心悦诚服。而在此之前，远藤三郎却像大多数日本军人一样，对中国是根本不服气的。他认为，无论在军事、现代化程度还是国力上，日本都要远强于中国。他认为，日本是纯粹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其关键在于日本在“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之间没有做出清晰的判断与选择。
发动侵略战争之初，日本战略的制定者是石原莞尔。按照石原莞尔的设想，如果日本在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全力进攻苏联，那么，在德国和日本东西夹攻之下，苏联很难不被打败。而如果以朝鲜、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为基地，假以20年的长期准备，再全力与美国争夺太平洋，那么，日本占领太平洋的东部，与美国“划洋而治”也绝非是不可能的。
石原莞尔起初的设想就是如此：以“日、鲜、满一体化”为前提，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这包括在远东建立一个年产2千万吨钢铁的大基地，计划年生产飞机1万架，将人造石油作为研发重点，大量生产飞机、汽车、船舶、工业机械，其中还包括打通朝鲜海峡海底隧道，建设一条从日本出发，经中亚到达欧洲的新干线计划。
而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20年的时间。石原莞尔原本设想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日本再举兵指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
但是，在远藤看来，由于“没有头脑”的东条英机代替了石原莞尔，这个宏大的计划搁浅了，而且，直到战败，日本的战略依旧还是在“大陆”与“海洋”之间徘徊，而在整个战争中，日本的最高统帅部都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战略。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
1947年2月，远藤作为战犯被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一年后，他被释放。从此，远藤三郎在琦玉县耕田为生，除了种地之外，他平日闭门不出，苦苦思考着日本战败的原因，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的思路从此轰毁，他说：自己“觉悟在一夜之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起码从三个方面击中了日本战略的要害，也击中了远藤三郎的要害。
首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在《战争与政治》一部分中，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关于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毛泽东这样写到：
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一个武士阶层，而中国的劣势则在于统治者是文士阶层，这是两个社会结构的不同，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同，则造成了政治动员方式的不同。日本的政治动员，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础上，日本政治动员比较快，但范围有限，而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进行得慢，但深度和广度则比日本要大得多。倘若中国能够进行全民族的广泛动员，并形成一支与人民在一起的军队，那么，日本军事制度就会被中国的全民皆兵所战胜，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就将被中国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全面性、广泛性之优势所克服。
在《抗日的政治动员》一部分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他认为：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毛泽东接着指出，政治动员，就是“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较量，因此，抗战，也是一场文化的思想的战争与斗争。他认为：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其次，《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与人心的较量，是军队的政治素质的较量，如果中国军队能够不断提升政治素质，就会不断抵消日本在装备方面的优势。
在《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则讲了军队的政治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随后，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在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时刻，毛泽东的自信的声音，如号角一般划破了漫漫长夜。
《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它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表明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相对于中国，日本固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表面的。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意志较量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社会组织能力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远藤三郎后来在《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中这样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才知道日本的短板究竟是什么，中日两国、两军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特别是——我这个日本将军，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日本的战略”实际上是什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经准确地概括了日本的战略，而这个战略就是：“中间突破、两翼齐飞”。
毛泽东指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十几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毛泽东看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本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之流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的抵抗。中国的长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到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却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这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自我变革的动力，在抵抗西方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于是，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全盘西化，而中国在抵抗西方中，能够比西方想得更深，走的更远，而日本却在西方的压力下放弃了自我，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只是模仿西方，它不可能比西方想得更深，走得更远。
日本之所以自夸自己比中国优秀，无非是因为自以为是“西方的好学生”，但是，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却是为鲁迅所不齿的“弱者”和奴才。鲁迅说：“强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强者。而弱者受到欺凌，则抽刀向更弱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荫等“明治志士”们，反而提出了所谓“得失互偿论”：即“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这当然就是“受到强者的欺凌，而抽刀向更弱者”，而福泽渝吉的《脱亚论》，不过是把这种最可悲的弱者，粉饰为强者的遮羞布而已。
《近代的超克》出版于1983年，回顾20世纪前半页的历史，作者竹内好感慨说：日本只认西方价值为普世价值，但是，忘记了西方的价值并不普世，因为西方的自由、平等只适用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并不包括西方的无产阶级，更不包括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中国的反抗，则是要求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所有的人之中，而这才是真正实现普世价值。
另一位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则说，无论西方和日本都不代表普世价值，因为代表普世价值的是中国革命，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最下层的人民中。
丸山真男这样比较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说，日本的现代化不但没有引发内部的社会革命，反而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封建结构，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同时，则进行着内部的社会革命。中国在抵抗强权中，焕发了自我，进行了自我改造的革命，而且，中国革命不仅改造了中国，改造了东亚，也改造了世界。屹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举回答了日本的战略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中国抵抗”。
在远藤三郎看来，毛泽东这醍醐灌顶的论述说明了：正是中国的持久抵抗救了苏联，如果不是日本陆军被中国牵制并被极大地消弱，那么，日本原本早就可以挥师北上，而那个时候，在西线穷于应付希特勒的斯大林，还能够阻止日本的进攻吗？
也正是中国的持续抵抗救了美国，如果日本能够顺利占领中国本土，那么，日本就有足够的力量进行20年的准备，并依据广阔的大陆、新型的产业政策与美国争夺海洋霸权。那时美国还能从海上对日本进行封锁吗？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持续抵抗，实际上也救了日本，如果日本顺利地占领中国，那么，日本就将进行“两翼齐飞”的战略，即同时进攻苏联和美国，如果是那样，那么战争的规模将无限地扩大，全人类将为战争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日本最终将会失败得更惨。
日本之所以一直不承认道义上的失败，这就是在远藤三郎乃至石原莞尔等“有思想的军人”看来，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力图以“东方的价值”，批判“西方的价值”。但是，读了《论持久战》之后，远藤三郎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东方价值”。他说：真正的“东方价值”，就是抵抗强权，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和平，武的意义是“止戈”，“止戈”才是军人的道德，即“武德”。而这就是《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为永久和平而战”。
当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而毛泽东却预言说：这次大战与此前一切战争都不同，因为它将会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这就是它将使全人类认识到：和平是全人类最普世的价值。“和为贵”，和平超越了“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而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消灭战争。
受到毛泽东所谓“为人类永久和平而战”论断的启发，二战结束后，远藤三郎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远藤三郎差不多长毛泽东一年，但是，他却这样说：在他（毛泽东）面前，我好像是一个后辈见到前辈一样，心中充满了惶恐与感激。
陆地与海洋。这个问题岂止困扰着日本，而且也困扰着全人类那些最发达的头脑，最强悍的心灵，猛士决战，岂止在疆场。毛泽东与远藤三郎当年关于全球战略的对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1919年，英国战略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他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岛”，而一切海洋国家，都处于边缘。“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基于这样的陆权理论，英国、德国和苏联，先后展开了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其核心地带的争夺。“二战”期间，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依据他的“三海战略”，提出了“海权论”。他指出：地中海是控制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要塞，加勒比海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要冲，而中国南海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谁控制了这三个“海”，谁就将控制世界。麦金德把欧亚大陆视为中心，把海洋视为边缘，但斯皮克曼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只要以边缘包围中心，便可以瓦解中心。
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是根据这样的战略，包围并瓦解了苏联。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却转而追随麦金德的陆权战略，再次兴兵西亚和中亚，最终，今天的美国则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中。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而顾此失彼的是日本，而今，同样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和顾此失彼的，则是美国。
《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发愤写下了伟大的战略著作《圣武纪》。
面对英军从东南海上来的危局，魏源提出了这样天才的构想，他指出：一味地固守东南沿海，与敌决胜于海上，这是错误的战略，而正确的战略，应是打到敌人后方去——即打到英属印度去。魏源指出：大陆就是海洋，陆权就是海权，而如果用今天的说法，这便是：“一带”即是“一路”。
安得倚天抽宝剑
1935年10月，在写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之前，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念奴娇·昆仑》。这首词，以包纳四宇的气魄，阐述、发挥并总结了魏源所开创的战略思想，它把陆地与海洋融合为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何谓海洋？海洋就是夏日消融的大陆；何谓大陆？大陆就是江河横流的海洋。
海洋与大陆不是对立的。“海权”与“陆权”，本是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魏源和毛泽东，就是这样超越了单纯的“陆权论”和“海权论”。
正是在“倚天抽宝剑”的毛泽东面前，洪水一样蜂拥而上的强敌，无望地退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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