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越来越成为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话题的热门关键词，学术界的"中国学派”依然是个有争议的名称。对于已经像空气一样存在于中国知识界的西学，当然很少有关于名称的争论。然而对于中国学派，常有类似于这样的质疑：有美国学派吗？有必要单列中国学派吗？时间与事实的魅力胜过雄辩，当中国的发展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中国已然构成一个独特的范例。如果把关于名字的争议放在一边，我们会发现各种超越流行教条、立足中国国情的研究早已如地火蔓延。

2015年4月12日，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70多位中国青年学者和30多位博士生汇聚河北省香河县“中信国安第一城”，召开“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他们济济一堂，或全体集会、或分组讨论，或私下交流，无不从中国实际出发，汇报各自的课题和思想。如果不是在现场看到这么多青年面孔临风论剑，还真感受不到原来地火已如此旺盛，呼之欲出。

青年学会学者平均年龄37.5岁，最小的27岁。如果不是一位60后资深哲学学者误入，平均年龄会更小。他们来自各个专业——分组讨论有7组：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史哲。此外还有博士交流组。出席者既有各个院校的青年讲师、教授，也有各行业实战人才。其中不少人已经出版具有创新思维的著作，诸如《大道之行》、《乡村江湖》、《国计学》、《制脑权》等等。他们面对大问题，敢于讲真话而不一定是读者爱听的话。观点、叙述极具冲击力，也难免会有一些不成熟言论。哪怕是“制脑权”这样一部战略学著作标题，也难免会令一些读者感到吃惊。大会的“总服务员”孔丹先生谓之“偏师”，还真有点《亮剑》中偏师李云龙的生猛味道。

偏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偏。笔者穿梭于各个小组会场，能感受到一波接一波扎扎实实的问题意识。思想的力度来自于深度和他们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同于唱衰论背景下的风声鹤唳感，而是中国崛起背景下，面对挑战迎难而上的披荆斩棘之感。我们不妨看看青年学者在讨论什么：

文教起兴

文史哲小组的话题完全超越一般纯文学或者抽象的文史哲清谈。张晴滟关注“一带一路”战略输出的文教结构是什么。文教结构有别于中国强大基建背景下“一带一路”的物质结构，是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殷之光的话题与此呼应，提出超越针对英文观众极其视角的世界史尤其是冷战史的叙述，“以往即便是有第三世界学派，或者所谓第三世界视角，也是把第三世界看作是美苏争霸的附属品。”白钢提出，想写一部能够取代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著作，“整体上它有它高明的地方，也有它很根本的问题。它应该到了被全面替代的时候了。”

类似于这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创新雄心，在其他各组都有不约而同的回响。在政治组，有张广生、马钟成、李艳艳、丁凡、鄢一龙等学者同样表达了对于国际文化领导权及其实现方式的关切。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如何形成又如何输出？中国的民主实践如何成为显学如何形成系统性话语？在人们印象中，关心地缘政治、军备发展战略、外交战略的战略小组学者开始讨论什么是中国崛起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他们的思路开始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国战略层面，田文林、石海明等甚至讨论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战略武器作用。比如如何看待莫言？以笔者观感，在对文化机制的细微理解上，他们可以多和文史哲组交流。

文史哲小组

战略学小组，《超限战》作者王湘穗教授到场

王绍光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国家转型和治理要超越政体思维，批评了那种拘泥于西方政体概念，认为政体模式一改就灵的话语。青年学者们也纷纷在政治形态理论上表达了有所建树的愿望。白钢对中共的形式提出了大胆新设想：“中国共产党的形式，一定是师生辩证法，它是通过向人民学习来教育人民，他通过做人民最好的学生，然后成为人民最好的老师，这始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从哲学和文明史的角度来说，这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进行丰富的阐发，而且可以落实到具体中去。”丁耘谈及国家形态：“最近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现在的国家形态，我认为是不是在政党国家之外应当还要加上一个人民国家。我想这样来讲当代中国形态，不是说并列，文明国家在民族国家之内，人民国家在政党国家之内，世界理想在中国道路之内。对中国当前的国家形态与政治道路都不宜做片面的、短视的理解。”中国国家文明自古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这早已是学界共识，但眼下的这批学者特别注重打通具体的中国传统经验、中国革命经验与现代治理经验。

有别于概念清流，政治组的学者们深入到政治运作过程中去。《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作者之一樊鹏介绍自己对资本外部性监管的研究，汪卫华追问其社会监管的主体是否包括政府监管。樊鹏回答这正是需要研究的，会后进一步告诉笔者：“社会监管就是国家对涉及社会普遍价值受侵害的介入监管。国家是监管体制的顶层设计者，基本的体制结构和参与规则是国家设计的。不排除企业和社会的参与。具体要研究，

不可一概而论。”

不可一概而论，拒绝抽象的政府、社会、市场概念，拒绝二元对立式思维，这种思路贯穿于各个会场，在经济学小组尤其突出。

令人振奋的经济学讨论及其他

近十年来，主流经济学界纠缠于经济形态的抽象辩论，已经引起了读者相当的厌倦。主流媒体上蔓延的讨论给读者的感觉是，用几个关键词就能概括——崩溃论，市场化，所有制、国进民退、投资消费需求等等。抽象而简明。而青年学会无论政治、经济小组都不屑于抽象概念思辨。他们切入具体问题之后再反馈到理论的讨论令人振奋。

王生升正在研究混合所有制的历史形态，超越国有、私有的争论不休，力图参与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去。江宇回忆求学时在西方经济学和中国思维之间否定之否定的辗转过程。谈到GDP增速下降，他提出政府在一些方面的干预加快了经济周期。如果方法不对，干预效果就会南辕北辙。他不回避政府干预的负面效果，但是反对只用抽象的政府干预/市场调节对立的观念来思考，要切实地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尹隆在做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体化研究，反对割裂，坚持在经济与政治结合视角下研究博弈论，拒绝相信存在与政治无干的纯粹经济学。他们在具体领域如医改和养老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谷彬强调立足于具体问题，通过现实问题导向来为人民服务，不必一见到GDP数据波动就大惊小怪。他正在关注通过就业大数据监测为中国转型提供建议，比如二代农民工的培养和养老工作。笔者不禁想起张维为教授的话：既要承认二代农民工问题，又要看到很多国家都在面临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一代民工问题也没有解决，而我们是站在更高层次上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赵亚赟和周萍则站在互联网层次上研究金融问题，前者关注如何通过互联网金融赶超传统领域难以赶超的西方金融，甚至深入到P2P研究中去。后者关注建立中国自己的信托史。

赶超雄心未泯，脚步扎得更深，深入具体问题之后再回到理论建设。程碧波尝试把西方的经济史、中国的经济史，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融在一起，构建一门“国计学”。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并且已经尝试。张晨敏锐地看到，“新常态”故事又开始沦入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如阶段性降速一类叙述里，而他要把新常态嵌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国际体系尤其中美结构关系当中论述，阐发其历史性（内部性）与外部性。董筱丹则努力把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向下延伸，具体到区域中去。“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但是中国太大，我们把中国一块一块来看，每个区域的发展历程到底是什么……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是苏州有一个中国和新加坡合办的苏州工业园区，去年是成立20周年，我们受那边的委托，做了一个20年的发展总结……然后我们把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放到一块，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看看中国哪些问题是内部性的挑战，哪些是外部的冲击，这些对于区域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当“中国模式”还在继续惹争议的时候，他们的具体研究已经向前迈进。

社会学小组提出了系统性、接地气的研究计划，从县域政治生态研究到一线行政冲突，从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到新生代农民工生态研究。法学组则关心什么是超大型国家中国的法治，什么是中国自己的宪制。在他们看来，照搬西方国家宪法之不可行，已经是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田雷对美国宪法的系统性研究既非为了照搬，也有别于那种大批判式拒绝态度，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和问题处理中去。他们在细节领域的研究则触及诸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院之类问题。小组总结发言人支振锋直言：如何进行司法改革，人民法院还没有想清楚。在战略层面，则涉及“一带一路”时代与各国的法律交往将会如何实现。两个小组的研究工作直接关系到政府治理。他们提出要多和基层官员展开交流，让研究能够影响决策，从而有利于民生和国家建设。据笔者了解，不少地方政府有心组织学习，却常常邀请言论大而无当的大V型说客。笔者真心以为，尊重青年学者，与他们互相砥砺才是正道之一。

他们在各自的会议室讨论，笔者却能感受到他们彼此心气相通，穿透墙壁。也许下一次大会，政治、经济、法律等等学者可以在同一个小组里开会切磋，彼此砥砺激发。

你不去传播，别人就去传播了

这是一个政治、生活与媒体息息相关的时代。这一批学者迫切意识到，以往只顾埋头钻研还不够，要关注大众舆论，要把知识分享出去。媒体话语的社会影响不能小觑，风气不正的舆论会严重干扰社会发展。张晨与张恒龙都关注经济理论的研究和传播相结合的问题。张恒龙说：“为什么没有结合好？很简单，职称的这个指挥棒，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这个制度。问题是你不传播，社会的需求摆在那，自会有人传播。在座的各位想想看，所谓的著名财经作家、著名的股评人、财经评论人，咱们跟人家比，咱们对得起我们的专业吗？我们不发声人家就发声了，所以我觉得要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把研究和传播搞好。” 简练表示：“如果我们总结当代史的话，确实就会被当代流行财经作家的不严谨的东西概括了。一些财经作家不自觉地抬高了国外的经验。发展了这么几十年，这方面我们是相对落后的。”

别的小组也在发出同样的心声。政治组的郭静、李效东表示他们在编撰关于中国政治的小读本，要把中国的典型政治案例拿出来，基于事实重新讲述故事，要让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并获得启迪。面临越来越严格的高校职称、论文体制，能够这样去做知识普及工作，笔者以为很不容易。

他们有意识地回应传媒大众关心的问题，比如GDP的起伏，就业问题，网络信贷等等。周萍甚至用美容卡的资金风险来谈论信托创新。

不止经济组，各个小组都有关切舆论，走进读者的想法。唐杰与雷希颖参与合作了一部视频系列《我的国家引擎》，以生动的动画方式叙述前三十年的经济、政治遗产，包括建党、群众动员的高效治理模式等等，一改以往深受西方政治小说影响的灰硬气氛，把共和国儿女的切实感觉描述出来。他说：“这个叙述既是哲学的，又是文学的。在形式上还得有变化，不光是仅仅写文章，不光是电影，不光是动画，下一步策划是用水墨动画来讲‘一带一路’。我希望讲故事，首要一点就是我们中国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运作的。何以至此。说中国学派，可以一上来就是宏大的，宏观的，一上来就是文明，政党，我想能不能讲一些具体的东西，所以我想做这些事。”

与大众切身相关的具体事务里隐藏着理论性问题。肖自强回应了一个关于公务员收入的具体问题，“体制内的分配机制和社会分配机制严重不一致的时候，怎么搞信仰教育？内地一个县委书记一个月才2000块钱，这个相差太远了，这个机制如何调节？还是要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上看。”如何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看？这里且打住。我们希望早日看到他的著作。

青年学者们都不容易，他们的衷肠也许需要一步步地让大众感知，与更多知识青年砥砺。据笔者所知，不少青年学者比如欧树军都坚持业余开读书会普及知识。好的研究没有传播好，有他们自身的责任，更有媒体的责任。

传播小组对新媒体传播投入极大关注，比如微信传播规律极其对媒体、资本、权力生态的影响。同时希望能加强与各小组的合作，帮别的学科参谋如何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当然也关注网络主管部门管控新媒体的目标和方式。希望有良性互动。

这里不是莫干山，但是就在这里跳舞吧

“少年中国说”已是老生常谈。青年的挑战每时每刻如恒河之沙，但只有在国运嬗变之时，才会因势而起。最近几年，如果我们仔细倾听，青年学者的清音已不少见。吊诡的是，一方面是新媒体兴起，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一方面是大潮底下潜流劲涌。新莫干山会议就是如此。观察者网评论员岳峙去年9月撰文《三十年后再上莫干山：青年挑战者》，影响颇广。这篇文章里更多体现的是青年学者与当红学者的理念、作风冲突。新莫干山会议内容相对平淡，似乎只有冲突才引人注目。这不是因为没有好的研究和观点，而是囿于老思维，未能新老交心、上下一致引出蓬勃之气。这股朝气会在青年学会绽放吗？至少今天的气氛给人信心。

误入青年组的丁耘教授表示，他更愿意到这里来，而不是去大牌教授的会议，因为这里有活力。青年学会成立大会主持人孔丹年近70，说话虎虎生威如年轻人。作为张劲夫同志的秘书，他回忆起三十年前经济界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回想当时青年经济学家的作用在于因应时事，非一人一时之功。他期望在座各位能够超越左右，脚踏实地，做实事求是派。他说能把今天的会议组织起来，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在与青年学者的讨论中，他时常调整自己的观点，并反复表示：“我也需要向青年学习。”

孔丹表示不了解新莫干山会议。在笔者看来，与新莫干山会议上晚辈学者的边缘挑战不同，这次青年学者是主角。也许地名不重要，也许可以套用马克思的那句话：这里就是莫干山，就在这里跳舞吧！

济济一堂

回答中国学派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中国学派有必要吗？

在总结大会上，文史哲小组发言人张翔称：我们组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比较好的方式，在目前阶段是放在具体学科里面展开。这个有先例，比如说在比较学里面，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特色。目前我们在每一个学科的里面，做到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推出中国特色的学派。至于中国学派具体的内涵，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一个是中国的主体，我们提出这个词，要理解它在当代的背景，面对的意识形态状况，就是所谓一般的讲法叫“西强我弱”，或者说我们一般很容易受西方的话语模式，或者它的理论框架的影响，丧失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我们强调要有自己的主体性，还要有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另一个是要有中国自身的形式，这个形式在不同的专业里面，有不同的表现。

这样的说法得到大家的认同。

中国学派，那只是一个结果。需要耕耘的土地还有很多。走过这一宵，学者们会有什么表现呢？谈及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如何超越西方的霸权模式并发展出新的互利共赢的普世文明模式，孔丹在闭幕发言中提及“命运共同体”，以此超越利益共同体。今天的青年学人们在未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吗？能与中国、世界命运攸关吗？能成为我们这艘乘风浪、绕险礁的中国巨轮上的领航员吗？

挂一漏万。本文仅仅记录笔者的所见所感，希望能展现那些新锐的人和思想星火。至于能否燎原，那是未来的事情。

2015年3月31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总编巴伯专访。这是李克强总理首次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新华网与FT中文网同时刊登采访全文。李克强就世界非常规货币政策、中日关系、人民币汇率、中国经济等作出回答，在谈到亚投行是否要挑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时，李克强表示中国不会打破现有国际秩序。

实录如下：

李克强：很高兴和巴伯先生再次见面。我们去年见面的时候，世界经济复苏发生了新变化，现在还不断有新变化发生。这次与你见面也表明，中国愿意同已经深度融合的世界经济发生密切联系，也愿意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金融时报》派到中国的记者中文水平很高，如果不见面，很难分辨出来是外国人在说中国话。

巴伯：李总理，很高兴再次来到北京，继续与您进行“战略性”对话。上次与您见面时我们谈到了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我们看到，美国、欧洲、英国以及日本央行推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目的是维持经济增长势头。上次我们对话时您曾经问我，是否认为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结束之时世界经济会面临风险。当时我向您表示，我认为风险是可控的。随着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您是否赞同我这一看法？

李克强：我目前还是半信半疑。因为在推动量宽政策的时候可能是鱼龙混杂，什么都能够在汪洋大海中生存下来，现在还很难预测一旦量宽政策退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美国最近对于是否加息，虽然没有更多的争论，对加息的时间也不确定。坦率地讲，实施量宽政策是比较容易的，无非是印票子，但是世界金融危机乃至导致经济复苏低迷的结构性问题怎么解决？还是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在这方面不少国家没有迈出大步子。当然，就像病人生病一样，我们先得给他吊水，打抗生素，否则治病的时间可能都没有了，但是总有一天要撤掉激素，撤掉抗生素，让他自己的肌体能够正常恢复。所以我不反对量宽，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进行结构性改革。

巴伯：我刚刚结束了对东京为期9天的访问，主要考察日本经济采取的一些实验性措施，另外用一个小时采访安倍晋三首相。我想问您的问题是，随着日元和欧元对人民币贬值，您是否担心这会挫伤中国的竞争力，是否会迫使中国采取使人民币贬值的措施？

李克强：中国一直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扩大人民币双向浮动的区间，完善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有小幅贬值，但这不是我们自身造成的，可以说是美元走强造成的。现在人民币总体上处于基本稳定的水平。我不希望看到人民币继续贬值，因为我们不能靠贬值来刺激出口，不注重扩大内需，否则中国的经济结构很难得到调整。企业不能仅仅靠或者主要靠人民币贬值来增加出口量，而是应该练“内功”，使自己的产品技术创新，质量有大的提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主要经济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我们不愿意看见货币竞相贬值的状态出现，那会出现货币大战，逼着人民币贬值，我觉得这对世界金融体系不是个好结果。最后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进程，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巴伯：能不能借这个机会跟您分享一下我访日期间对日中关系的一个较深印象。这是来自日本最高层的信息。我曾多次有机会采访日本领导人，他们传递的信息是日中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他们特别提到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跟日本首相安倍的会见。您是否赞同他们关于日中关系已经有所改善的想法？这是持久的还是暂时的问题？在今年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以及日本首相将发表有关谈话的时候，两国关系是否会再次出现问题？

李克强：中日关系目前还处在比较困难的时期。双方有改善的愿望，但是改善要有基础，这个基础的根子还是怎么正确认识二战这段历史，怎么能够汲取这段历史教训，不让战争重演。你在日本的时候也许听到一些人说，战争都过去70年了，跟现在也没什么关系，都是前人的事情，中国怎么老是揪住不放？这不是中方要揪住不放，而是历史不能忘记。70年来人类没有发生大的世界战争，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记取了那场愚蠢的战争的教训。根据政治学的一般原则，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既要继承前人创造的历史成就，也应当承担前人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这才真正对一个民族有认同感、责任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世界各国都会有些纪念活动，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我讲过，这对中日关系既是检验也是机遇，我们能够以史为鉴就可以面向未来，就有改善两国关系好的机遇。我特别要明确一下，我说的这个“愚蠢的战争”是指军国主义发动的愚蠢的侵略战争，而对于反法西斯战士我们无上尊重。

巴伯：我能不能问一个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问题。英国似乎开启了各方争前恐后申请加入亚投行的热潮，您对此是否感到高兴？

李克强：我们倡议建立亚投行初衷是，亚洲基础设施特别是互联互通建设还有很大资金需求，需要多个多边融资机构给予支持，而且亚投行是开放透明的，欢迎域外国家参加。英国表态要参与亚投行，中方是欢迎的。我们同英国要进一步建设共同增长的伙伴关系。而且我要强调，亚投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都是并行推动亚洲发展，我们倡导建立这个银行不是要另起炉灶，应该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中国要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且愿意做其中的建设者。如果这个体系需要改革，中方也愿意与各国一道，共同推动这个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

巴伯：我在中国常听到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在建立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时没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并参与其中，所以现在要打造一个新秩序。我感觉您并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您所要向我传递的信息是，这些机构可以相互补充，亚投行并不是要挑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李克强：首先我要明确，中国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建设。我们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创始成员国。中国虽然一度比较封闭，但是开放以后一直在国际金融经济体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国际金融经济体系也为中国发展创造了很大的空间。比如，我们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合作，学习了很多先进理念；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企业懂得如何更好地按照国际规则参与竞争。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中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只有互利才能共赢，才能符合多方利益，也符合中国根本利益，所以不存在打破现有秩序的问题。

巴伯：您把中国描述成“非常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高兴听到这种描述。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您是否也持乐观看法？

李克强：中国对TPP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我们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东盟自贸区和我们将要建立的中韩等自贸区都是并行不悖的，对TPP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一直认为，要两个轮子一起转，一个是双边的、区域的自贸体系，可以多彩纷呈，进行各自有特点的安排；另一个是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规则、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还应该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

巴伯：我想把话题转向中国经济。中国正在推进历史性的经济转型。如果需要您为自己的工作成绩打分，从1到10，您会打几分呢？是8分？还是9分？

李克强：如果我做的工作由自己来打分，这好像不符合一般的规则，也不符合我们应该由人民来评价的原则。到底是多少分，还是由人民来评价，我自己尽力而为。

巴伯：您担心中国经济出现通胀，特别是房地产领域会出现泡沫吗？

李克强：中国这段时间的通胀率比较低，1月和2月份都不超过2%，甚至1月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有人还认为中国是不是有通缩问题。当然我已经回答过，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CPI指标三分之一以上由食品价格决定，而去年中国农业大丰收。但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给中国生产价格指数（PPI）确实造成了很大压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被通缩”了。当然，我讲的这个“被通缩”是打引号的，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出现了通缩。

我们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采取多种措施，因地制宜，因制施策，加大保障房建设，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既要鼓励自主改善型需求，也要防止泡沫。坦率讲，这几者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进行调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努力做，而且相信能做到。

巴伯：中国政府已经开启了非常强有力的“反腐运动”，一些大老虎和苍蝇纷纷落马，这个运动结束了吗？

李克强：反对腐败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长期的任务，很难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现在确实在加大反腐力度，同时也在加强制度建设，比如我们在推进简政放权，通过约束政府依法行政、担负应有的职责，激发市场活力，打掉寻租空间，铲除腐败，这是长期的斗争。如果要翻译成中文的话，这个词是“行动”，而不是“运动”。

巴伯：这确实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反腐行动。我曾经跟一位知名的西方企业家谈这个问题，他说，他到中国的一家石油公司参观，几乎不认识在座的人，因为去年曾经在同一间会议室与他见面的人都已经“不见”了。

李克强：中国大多数公司仍是运行正常的。我们不希望外国公司跟他们中断联系。

巴伯：我这种说法只是表示西方企业对中国政府反腐印象深刻，好像一挥魔法棒，这些腐败分子都消失了。另外在中国有种说法，称外国媒体中有些敌对势力。作为一名西方记者，我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朋友，这种说法让我感到担心。您觉得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吗？您是否能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感到放心？

李克强：自改革开放以来，来中国的外国记者越来越多，现在60多个国家在中国有常驻记者。我们欢迎外国记者来华并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来中国，希望他们向世界传递客观的、真实的声音。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外国记者都要遵守驻在国的法律规定。有些外国人没来过中国，对中国不了解，有很多误解，这是正常的。媒体真实的报道会打消他们的疑虑。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中国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希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关于采取敌对行为的，在中国境内就有暴力犯罪、分裂犯罪、恐怖行为，应该依法处理。另外，像贩毒行为，一些国家的量刑与中国不同，但中国有过鸦片战争的惨痛历史，对涉毒犯罪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巴伯：我们今天在香港厅会见。中央政府提出的有关香港政改的一揽子方案即将在香港立法会审议通过，您对这一方案是否满意？您是否担心香港会出现更多“占中”游行的混乱情况？

李克强：对香港我们一直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这段时间以来，香港虽然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但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正确的，香港会保持长期繁荣和稳定。香港厅的这幅画里，香港夜景灯光灿烂辉煌，蕴含了这三个关键点：“一国两制”是有生命力的；香港特区政府是有能力的；香港人民是有智慧的，有问题我们都能解决。

巴伯：感谢您今天抽出这么多时间与我交谈，今天的交谈进一步激发了我与您进行下一次交谈的愿望，也许下次会谈可以是记录在案的交谈，在北京、伦敦甚至在香港进行。

李克强：你们已经记录在案了。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可以负责。我们谈的很好。你有连珠炮发问的能力。你还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

巴伯：我们今天是一个报纸两个记者。请皮林提问。

皮林：中国政府采取了包括汇率、银行存款准备金以及房地产市场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外界感觉中国政府担心经济增速放缓的步伐可能比预想的要快。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7%，您是否担心中国经济放缓的速度会过快？

李克强：我现在还无法向你说明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是多少。过一段时间，中国统计部门将依法公布，我们也不会干预这个数据。但是从总体运行情况看，中国就业情况总体稳定。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稳增长根本上是为了保就业。我们的确有经济下行压力，所以从去年四季度到现在，我们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都采取了微调政策，当然不是量宽，而是定向调控，应该说是起作用的。

我们的目标是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不仅要实现7%左右的增长率，而且要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环境有所改善。现在看，我们一方面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激发市场活力，最终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我们有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十万亿美元，今年再增长7%左右的速度应该说是不容易的，需要眼光、耐力和勇气。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要交出答卷，当然是由人民来打分，也欢迎巴伯先生来打分。

2014年10月、11月，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相继推出两本新书：《中国治道》、《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年4月4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法意读书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法意读书会第一期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邀请了王绍光、潘维、玛雅、欧树军、刘晗等学者，共同探讨这两本新书。本文为王绍光教授主题发言，经作者审阅发布。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中国政道》、《中国治道》，其实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讲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政体思维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使用的思维方式。

我先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3月初美国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他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开头就说“中国游戏的终局已经开始了”。我观察到这篇文章在国内有一些反应，海外也有一些评论。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对自己的文章做了解释，说“中国即将崩溃”这话很多人说过。2001年有个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也写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这本书写完以后，最高兴的是谁？是台湾的李登辉，中文版封面正中间就是李登辉的推荐语，说这本书描绘的是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还出了另外一个封面，说中国官方学者胡鞍钢、王绍光也赞成这个说法。我确实和胡鞍钢教授等人合写过一篇文章叫《最严重的警告》，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他说这个证明我们也同意中国即将崩溃。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可以发现，几乎从1949年以后，就不断有人说中国即将崩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觉得是政体思维导致他们必然得出这个结论。

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也是用这种思维来思考问题的，主办今天这个活动的是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我自己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但我后来去学政治学，当时国内基本上没有这个学科，我就到国外去学，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政体思维。但我30多年后回头看，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出于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是这个样子的，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所以刚才讲的沈大伟也罢，章家敦也罢，或者其他人也罢，他们说中国要崩溃，就是有政体思维在里面。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叫做不民主，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的还不错，但失败是必然的，垮掉是可以预期的。

刚才我讲到章家敦，在2001年写《中国即将崩溃》，结果过了十年也没有崩溃。2011年12月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上次预测错了，这次绝对不会错，中国2012年肯定会崩溃。2012年已经过去了，又错了。

再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治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刚开始觉得没问题，但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也是如此，江泽民时期也是如此，今天的习近平时期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现在体制完全不一样，中国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要不然你这个帽子跟别人没有办法区分，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这不是我说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说的。

沈大伟说中国马上要崩溃，他前几年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就是一个能适应新环境不断变化的威权政体。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我这里仅仅举中国一个例子，你可以举任何国家，都得加花边，不加花边就不行，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样。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你会发现有些花边奇奇怪怪的，比如说有些民主现在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觉得不戴这个帽子就没有办法分析这个问题，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现在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但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我们没有，那肯定就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在我读过的文献中，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但你再看梁启超的著作会发现很有意思，他把这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发现对不上，所以他后来慢慢也放弃了政体思维。

梁启超有一个很简单的认识：中国的政体变了，从帝制变成了中华民国共和制。政体虽然变了，但周围什么都没有变。他曾经说过，从1902年到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我觉得梁启超也是比较清醒，慢慢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我现在定义的就是，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我先谈我的一个观察，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三千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个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因此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说到底就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一点，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在座的有很多行家，欢迎大家批评，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文厘清四个概念，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兼议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定义，二是定义的历史演变，旨在澄清有关认识。

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化成帝国主义

以爱家乡为基础的高尚情感，层层扩展，扩展到热爱国家疆界内的社会共同体，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一旦混入对他国社会共同体的歧视，同意为本国利益牺牲他国利益，就成为民族主义。因此，爱国主义是内向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是外向的、进攻性的。

因为人类利益被国土疆界区隔的“国族”深刻分化，爱国主义不易演化为国际主义。因为天然的外向性和歧视性，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化成帝国主义。

国际主义与帝国主义原本很容易区分：国际主义帮助他国，帝国主义欺负他国。但现如今，世界各国人民密切互动，帮助与欺负的界限经常被模糊。贴哪个标签往往取决于言者的价值取向。比如，支持列强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说那是国际主义，反对者称其为帝国主义。同时，原本清晰的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间的界限也含糊了。一部分人讨厌本国政府或一部分国内人民，称帮助外国摧毁本国社会共同体为“真爱国”，称抵抗外国势力的人为“爱国贼”。

上述四个概念的定义并非从来就有。定义来自对历史演变的认识。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历史演变

1517年，马丁·路德以《九十五条论纲》触发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百年后的1618年欧洲爆发了持续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即“宗教战争”。战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国家独立、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三大原则，是为民族国家及国际法的开端，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

从此，欧洲各国的生存竞争日渐严酷，国家规模大小和国内人民的凝聚力关系着国家生死存亡。于是，为王公立国的“诸侯国”观念逐渐式微，以“民族”（nation）立国的观念逐渐强盛。

“民族”大致是个以共同地域、宗教、语言为界限的人民共同体。如此，民族与国家是一回事。国家即民族，国家的人民也是民族。如此，爱民族就是爱国。但地域、宗教、语言这三大要素的边界绝非泾渭分明，地理边界都靠战争划定。

中国的历史不同，观念也有不同。类似“民为邦本”的观念有约三千年历史，比皇家的“家天下”观念还古老，而且二者混合在一起，就有“载舟覆舟”之说。同时，崭新的欧洲“民族”观与古老的“华夷之辨”也颇为不同。中华核心区对宗教不敏感，没有宗教间的战争。象形字与字母语言也不同。虽然疆界都靠战争确定，却往往与生产方式相关，比如农区与牧区比较稳定的区隔。

在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间的惨烈竞争催生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不仅同时产生而且是一体两面。民族国家是伴随欧洲各国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浪潮而诞生的。哥伦布在1492年就到达了美洲。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已经确立了“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因此，爱国主义从起初就带上了本民族优越论的基因。体质人类学在19世纪的诞生又催生了种族歧视，民族主义就同种族主义也挂了勾。换言之，在欧洲，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混为一谈。

华夏地区的社会共同体以国家形式出现得很早，也因此从春秋时代就有了爱国主义。但到现代大革命发生时才引入了民族主义概念。首先是以汉人对满人的民族优越感为核心，号召推翻满清政权。其次则以“五族共和”为号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争取国家独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在此时的中国，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也没有区别。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时代，我们改用爱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带有明显的国际主义特征，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非殖民化运动完成后，民族主义逐渐成了公认的贬义词，而爱国主义依旧是褒义词。爱国主义未必与国际主义相关，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关。

“以族立国”与“以国立族”之争

若仅说到此，这个问题还不够重大。21世纪更大的世界政治问题是“以族立国”与“以国立族”之争。经过三百多年的演变，西方自己采用了以国立族的立场，即国家行政疆界内的所有人都同属一个国族，即“nation”。国内的“民族”则被淡化、同化，仅能称族裔（ethnic groups——其中没有“民族”字样）。一个世纪前诞生的苏联共产党则采取了“以族立国”的立场，支持各民族摆脱宗主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

而今，西方列强对内基本完成了“以国立族”的任务，却在欠发达地区推动“以族立国”，煽动狭隘民族主义。苏联的崩溃清晰地展示出：“以族立国”是衰败之道，国内族裔的“民族主义”是条邪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了大国地位，中等规模的国家被迫离开世界舞台的中央，催生了欧洲各国联合成一个大国的努力。对我国而言，“民族区域自治”虽为当初的中庸之道，却在理论上偏向苏联模式。

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在21世纪初，中国人常被指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了清晰的定义就容易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就不会把二者混为一谈，就不会被随意贴标签的舆论所左右。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近作《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2021年的某日，美国总统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签署一份达成救助贷款的一揽子协议。”这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于同年出版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开篇描述的场景。

2011年9月17日，纽约华尔街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尽管每年在美国都会发生数以千计大小不一的各类游行，但有两个重要因素使这次抗议活动体现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此次游行直接针对的是作为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资本标志的华尔街，并以“Occupy Wall Street”(占领华尔街)为目标；其二，游行中明确出现了“Abolish Capitalism”（消灭资本主义）的标语，游行者甚至呼喊出“现在就革命”的口号。这对于无数曾经怀有或至今仍留恋美国梦的中国人而言，尽管已经时隔三年多，但依然构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美国霸权危机及其根源

如果我们将此次金融危机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资本主义谱系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1973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187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与对应关系。

在1873—1896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期间，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与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以致让人怀疑经济体系难以为继。1973—1993年的美国经济长期低迷或持续停滞，是1965—1973年盈利能力危机及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自然延续。1873—1896年的大萧条与1973—1993年的低迷停滞，二者都体现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均在于资本主义后发国家寻求并实现对于领先经济大国的赶超。然而，这只是处在衰落中的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中心利用金融特权暂时恢复其盈利能力的权宜之计，它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造业生产能力及现实生产过剩的问题，还必然助长由于金融扩展所导致的资产价格高企和过度投资。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将吞噬此前积累的盈利能力，引发整体经济的螺旋式下降乃至经济衰退的自我强化。

自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确立并逐渐依照其逻辑塑造世界格局以来，发生过两次重大的霸权转移：1648年通过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达到顶峰的荷兰霸权，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漫长过程，最终全面完成向英国霸权的转移；而1873—1896年的经济萧条可以视作开启了英国向美国的霸权转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全面取代了英国的霸权。霸权转移几乎遵循着同样的模式：首先，霸权体系在其扩张过程中引发了大国斗争的激化，霸权争夺者在其活动的边缘地区出现；然后，霸权主导者原有的经济、军事优势逐渐弱化，并遭遇危机，衰落中的霸权通过其主导的金融扩张暂时性地化解危机，直至危机以更猛烈决绝的方式爆发，导致现存组织解体；最终，新的霸权在经济、军事上取代老霸权，并在老霸权影响最大的金融领域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开始重建世界秩序。1965—1973年的盈利能力危机显示出美国主导的霸权因内部结构变化而遭遇重大问题。1973—1993年的持续低迷停滞则表明这一问题已逐步演化为体系危机。9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大规模金融扩张引发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但这种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繁荣反倒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倾向及其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依赖，进而模糊了产业资本的自我意识。由于大量新型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远远超出当时所能想象的极限。这就决定了由此带来的空前繁荣必然意味着空前泡沫和泡沫破裂后的空前危机。

当霸权遭遇危机时，由于其满足于享受既有霸权体系赋予的特权，因而既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趋势，又无力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以克服危机。这是霸权危机进一步深化、并最终导致霸权体系瓦解的核心原因。相较于之前的霸权国家，美国都更快、更深地成为债务国，并严重依赖于从其他国家及国际机构获得资金支持。这决定了霸权作为一种“通过从属群体认同而获得额外权力”的特质。美国必须不断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大量购买其国债、为其提供资金融通的国家，展示其在全球经济中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展示其军事、政治存在对于世界安全的不可或缺。如果说西方意义上以罗马为代表的帝国，从来都需要为自己不断寻找乃至制造敌人而获得不断扩张的动力，那么美国则信仰并实践着一种基于敌友划分的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政治神学，这种神学的深处，恰恰是与经济利益、经济诉求紧密相关的。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终结

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霸权危机信号的出现，原本潜藏在世界政府理想外衣下的利益诉求越来越清晰直白地显露出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表明美国在贯彻其意图中遭遇了无法克服的困境，从而明白地宣告了其霸权的内在局限性。小布什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而恃强出兵，发动伊拉克战争，标志着美国不但在事实上也在名义上，从罗斯福意义上的世界国家彻底退转为以武力征服、利益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帝国。而它无力维系战后伊拉克局势的稳定，乃至造成国内巨额财政赤字，并进而引发整体金融危机，更表明从帝国的角度而言，它也是衰弱而不称职的。它非但没有给世界带去它所宣扬的安全稳定，反而成为了威胁世界其他国家安全稳定的罪魁祸首。

在此美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与荷兰和英国相比，美国的霸权更依赖于从属群体的认同，因而美国需要不断发动针对“邪恶敌人”的战争，以证明自己对于世界安全稳定的不可或缺；而这样的战争（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为代表），恰恰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普遍恐惧、厌恶，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它们对美国霸权的认同。美国的一系列行动表明：试图巩固强化霸权的战争，变成了对于这种霸权最有力的打击。对帝国身份的强调，正意味着帝国的黄昏。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地位，在基础利率已基本无下降空间的情况下，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向市场持续增加美元基础货币供应，以向全世界征收美元铸币税的方式，消化金融“有毒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并将成本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在其政治道义资源因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这样的作为意味着美国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以维系自身利益。这已经不再是霸权意义上的引导，而是不顾及长远后果的勒索。在此意义上，美国尽管仍是一个对于当今世界诸多领域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国家，却已经不再是作为以引领为标志的霸权国：它由霸权退化为“非霸权支配”。就霸权结构及历史而言，美国霸权事实上已经终结。

新世界体系中的中国与美国

对于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体系的领导者之讨论，几乎无可避免地涉及中国。西方学者对以往霸权兴替史的考察显示，新的霸权将体现出比旧的霸权更高的组织能力、更大的体系容量和更高的体系活性。英国之于荷兰、美国之于英国，均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意味着，要取代美国成为新世界体系的领导者，其经济体量与活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均不应明显低于美国，进而，应在上述指标至少某几项中明显超越美国。

西方忧虑的核心是，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明联合伊斯兰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与之呼应的是，约瑟夫·奈直接在美国国防部报告及附属文件中，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冷战后最令人堪忧的发展。

如果说在西方人的忧虑与中国人的质疑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便是他们都不相信，中国能够开拓出一种新的、不同于美国乃至西方既往经验的、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发展道路。这也正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述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使命。这种理论应既能有效解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解释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当代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相续和内在联系，进而将完成现代转型的新中国与前现代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更要能将中国及以其为代表的东亚体系放在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与文明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从而探寻现代性从西方向东方的演进甚或回归的轨迹与规律。

中国道路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自1978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的路径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究其原因，内在而言，中国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体制”。这一体制有别于在常规西方市场经济中扮演监护者角色的政府与竞争性的企业之二维结构，而由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构成。在中国的体制中，地方政府不但承担着一般性的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通过横向竞争，促进本辖区内经济发展，产生了与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相应的超常投资力。外部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来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造成其金融市场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独立商品属性的转换。在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近30年时间中，中国的超常投资力与超级产能恰对应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通过货币长期超发形成的超常购买力，通过中国的产品出口换回美元、以统一的外汇管理系统集中、由美国的金融市场返借回美国这一利益交换机制，两国经济构成了罕见的互补性战略配对。

这一战略格局的形成，就中国而言，得益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吸收、容纳并消化超大体量资本，并能提供具有较高资本回报率的生产力与劳动者；二是有一个融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的中央领导与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于一体而各得其所的国家制度。而此二者，均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理论几乎成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资源。无论这一理论的外延如何变化，其核心总是认为，对于任何一国（地区）而言，与其他国家（地区）依据各自占优势的要素和资源禀赋进行互补性交换，符合其最大利益。如果不带偏见地依照比较优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则恰恰必须走向当初结论的反面: 中国在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所拥有的最具优势的资源禀赋就是其现代生产力和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庞大劳动者群体，此二者建立在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教育、研发体系基础之上。这种毛泽东时代所积累起来的、因缺乏足够消化方式而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巨大生产力，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过程中，通过三维市场机制被集中释放出来，从而成功吸引了外部超常购买力的持续流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不久，毛泽东就对苏联式的以中央计划指令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表示质疑，并开启了一系列突破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实践。这些探索使苏联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被一种高度地方分权情势所取代，进而导致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有别于苏联东欧式的计划经济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体所有制成分；依托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与以供销社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扶持了一大批“社办企业”，它们成为乡镇企业的前身。这一切使得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比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同类尝试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立足于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化实践，构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维市场体制”。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裹挟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开始了极其艰难的现代国家转型。由于缺乏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组织生活传统，因而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现代化路径，是通过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组织化，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化。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中国道路：一种新的可能性

自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以霸权的兴起、扩展、竞争、交替为主线。在此体系内继承霸权，不必改变体系的基本结构与核心价值，而只需做与具体历史境遇相应的内部调整。而要超越这一霸权体系，必须从根本上超越与之同构的既有世界体系。这无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战。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并且承诺永不称霸。中国要做霸权的超越者，必须进行比之前两次绝不轻松的第三次能量跃迁，从而彻底摆脱既有世界体系对于自身行进轨道的拘束，并将这条新的轨道拓展为一个可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多维空间。

这个新的空间必须能够容纳旧的世界体系之一切成员，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广阔而公平的发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托于有形之国家疆域，依照资本、暴力的原则确立特定利益范围，以征服、压迫为核心诉求的“帝国”，被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旨的“天下”所取代。经济上，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与主导作用，将资本逻辑纳入政治逻辑的统摄之下，在承认利益对于人类社会驱动作用的同时，高扬超越私利的道义和理想。以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超越单纯追求自利的所谓“理性人”或“经济人”，确立“以义制利而致民大利”的义利统一关系。思想意识上，以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彼此关联、构成共同体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赋予恒常不变属性的抽象人。把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集体主义扬弃个人主义，通过建立在集体认同与共同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共荣。从而，构建一种以“人民为本”、“以义制利”、“集体主义”、“平等和谐”、“天下关怀”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与霸权迭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重建相比，超越霸权无疑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历史性任务。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取决于是将西方式的霸权兴替路径视作唯一值得追随的或唯一现实的人类发展之路，还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生成、也将伴随其变迁而被超越扬弃的环节。无论其追随者如何留恋不舍或矢口否认，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即将过去。在旧的世界体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胶着状态中，中国道路的未来，将倍受关注。它的命运，不但关联于中国的实践，也关联于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不满于资本主导的世界现状的群众运动。中国道路的伟大长征，才刚刚开始。

*作者是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来源：红旗文稿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断匈右臂”，联络被匈奴击破、驱逐的月氏王国，共同打击处于扩张态势中的匈奴。可以说，这条被后人命名的丝绸之路，最初的缘起就是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而世事的复杂性就在于，没有完成出使任务的张骞，却打开了中国联通西域的路，凿空般开启了中国与西域国家之间的交往历史。绵延两千年不绝的丝绸之路，成了连接彼此的纽带和通道。

历史不负责为现实提供直接答案，却蕴含着指点迷津的经验线索。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告诉今天的我们，“安全”与“发展”是亚欧大陆人民的恒久追求，也是一带一路鸿鹄之略能够实现高飞远翔的双翼。

助中国突破“海洋安全的困境”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麓，是倚陆面海的大国。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尚未形成之时，海是天堑，而内陆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混居交集之地。对以定居农业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中国来说，长期的外部安全威胁基本来自内陆。

自明代起，海疆不靖。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扩张，以全球贸易为核心的海洋经济日渐兴盛，列强自海外来。海权开始支配陆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也渐渐转移到了海上。据统计，1840~1949年，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次数达93次。帝国主义主要来自海上，这是符合历史经验的规律性认识。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维持自身安全的意志和能力都有显著提升，特别是在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直接从海上入侵中国本土的可能性日渐降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海外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海上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更方便地获得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我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循环”的发展策略。在沿海地区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扩展到开放沿海14座城市，形成了从南到北的沿海连绵开放带。这一做法适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不仅使这些城市和中国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也推动中国经济在30年中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经济的沿海化导致了国家的经济重心出现了东重西轻的失衡局面，造成了潜在的战略隐患。

经济的沿海化，还强化了我国对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的高度依赖。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60%，东部地区则超过90%，每当海外市场发生重大波动，就波及我国经济的发展甚至是我国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我国对海外资源和海上通道的依赖也大大增强。2013年，我国进口石油占石油消费量超过56%，其中70%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我国进口的铁矿石、石油和所有外贸总运量的90%以上都要通过海上运输，海上运输通道成为我国的命脉，维持海上通道的畅通是维持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

经济重心沿海化、资源海外化、通道海路化，既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也在成为制约我国安全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重大瓶颈。近年来，美国军方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战略构想，如空海一体战、离岸封锁、抵消战略等，都是根据我国经济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特征，量身定做的军事对策。据美国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透露，美国军方曾多次演练封锁中国海上航路。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三海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安全和发展的“海洋安全困境”。

要解决这一安全难题，我们除了要积极发展海上力量，努力维护中国的海权，还需要有更长远的战略设计。也就是要从更为宏观的国际政治角度认识经济过度沿海化、海外化的战略隐患，改变国家重心过于靠海的不利地位；要加强亚欧大陆的通道建设，通过使用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开辟和建设能够满足中国长期发展和应对海上安全需要的陆路通道。

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并不是完全针对海洋安全困境的对应设计，却为我们摆脱海上安全困局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路径。加强通道建设，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可以极大改善我国的战略态势。同样重要的是，陆路通道的建设，可以避开与海上霸权国家的正面交锋，这是战略上的避实就虚之举。对马汉思想继承者的霸权国家来说，海权不可分割是基本的战略原则。在要么全占、要么全丢的零和博弈中，即使不考虑海上军事力量的对比，仅从两洋国家与海陆两栖国家的地缘因素，中国就难以占据上风。然而，我们是海陆两栖的国家，中国可以背靠昆仑山，面对太平洋，可以倚陆向海。从地缘角度看，中国虽无两洋之利，却有陆海两通之便。在亚欧大陆的内陆，中国占据着海洋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优势。内陆是海权国家的软肋，却是我们的强项。当然，要建设和运行陆路通道一定会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和与虎谋皮式的海权争夺相比，这是对中国胜算更大的博弈。

从长远看，建设陆上通道，实现大陆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利于打破以海上霸权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禁锢，为处于全球化边缘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找一条新路。一条不受海上霸权制约的资源和制成品通道，可以让“穷国”之间形成互联互通、互助互利的纽带，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合作之网，让总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活动发生转向，改变目前世界体系已经固化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为促进更加公平世界的出现，创造历史条件。

营造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亚洲

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曾经指责国际投资基金的投机行为，使东南亚国家经济倒退了20年。这场风暴给亚洲国家留下的教训是，要想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就需要抱团合作。从1999年起，东盟与中国之间开始推进自贸区谈判与实际合作。经过10年努力，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个自贸区涵盖了11个国家、19亿人口，占世界贸易13%。这标志着，亚太区域合作走到了深度整合的阶段。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讲话，声称南海问题涉及美国利益，美国有责任和有关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接着，美国政府官员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太”。美国在重返亚太后，挑起亚太地区国家原本被搁置的安全议题，搅乱了东南亚地区的人心。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虽然还在延续，却不断受到各种安全争端的干扰。中日韩之间、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矛盾，严重冲击了区域国家间“手拉手”合作的良好势头。东亚国家经济及货币合作的议题被搁置，而领土、领海等安全争议却成为了亚太国家关系的焦点。

今天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1/3的经济总量，是众多文明、民族的汇聚交融之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同时，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也极为突出和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安全挑战一直存在，并随着全球危机的蔓延和一些域外国家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极大恶化了亚洲地区的安全环境。美国重返亚太后，亚洲国家再次发现，如果不解决安全问题，或者把区域安全寄托在域外国家身上，就会对区域合作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合作进程将受到严重破坏，发展成果也可能要被国际资本的强权所掠夺。因此，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不能忽略安全合作，发展与安全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习近平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亚信会议上指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习主席在出访时多次强调，中国愿意与周边国家合作，欢迎大家来搭中国发展的便车，愿意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

正是针对亚洲区域发展和安全面临的挑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以往相对单一的区域合作计划相比，一带一路更具有综合性，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多方面合作，是要一个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泛亚区域。泛亚区域是发展中国家集聚的区域，这里的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都品尝过“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然而，面对世界上列强国家，仅仅靠一国的努力，既无法实现安全，也无法保障发展。所以，亚洲地区要合作发展，必须要有共同的安全框架。如果没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应该说，这是顺应亚洲发展和安全需求提出的战略设计。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发展与安全的一体化。中国积极倡导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目标是要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可以肯定，大国仁而小国智的亚洲，应该是比在美国强权体制下更安全也更繁荣的亚洲。

我们必须看到，殖民主义者在泛亚区域制造并遗留了大量的历史问题，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宗教文化上差异巨大甚至存在严重冲突，这说明在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中，必须要发展、安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区域安全框架，建立区域内部消除矛盾的机制和制度，遏制可能爆发的危机，对已经存在的争端要降温，避免军事性冲突。可以考虑把“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进行推广，也可以将“上合”组织对外开放，吸纳更多亚洲国家加入；还可以考虑把亚信机制常态化，组织化，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

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要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必须和建设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联系起来。近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同时，多次倡议要与周边国家建设“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显然，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

2013年3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外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就提到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比什凯克元首理事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需要树立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意识，加强合作，联合自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在印尼国会演讲中，习近平郑重提出了“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更是用“命运共同体”定位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和政府规划显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建设区域国家“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构想之间有直接联系，一带一路构想则是建设共同体的路径与手段，而建设命运共同体才是一带一路的真正目标。我们要理解和推进这一重大战略构想，必须把有着内在联系的两者统一起来认识和落实。因为只有在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巩固的经济圈，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构想。

所谓共同体就是具有共同目标、彼此认同并有归属感、能够相互合作的社会组织,是人类实现合作共存的一种组织形态。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文明背景、不同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共同体。建构和发展互利共赢的超国家、跨文明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陷入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走出全球化危机的可选择方向；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摆脱不公平世界秩序的基本出路。

在弱肉强食的现存世界秩序之下，任何单一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只能团结起来，取长补短，联合奋斗。即使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安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提出建设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构想，并不是出自任期施政的短期需要，而是基于对全球危机的认知和世界大势的研判，是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的战略性选择。因而，这将会是中国在一段时期内稳定推进的重大战略。

建设共同体是否意味着结盟？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建设共同体是一种国际合作方式，利益与共的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与共的就是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是以合作解决自身发展和安全问题为主的国家联合体，不强调针对第三方，但如果遇到安全威胁，也要联合发声，团结应对。就国际法而言，共同体是一种新的“盟”，但却没有传统盟国的排他性特征。它超越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同盟，占有道义高度，更符合当下与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这是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战略创新，我们应该积极推进。

鉴于全球局势及泛亚区域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建设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肯定会经历多种多样的困难。然而，这一宏大而深远的构想，对于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对泛亚区域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对未来世界的多样化前景，都具有重大意义。值得中国和区域国家一道努力，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本文载《中国投资》2015年4月刊， 原题《发展与安全：一带一路的两翼》；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2009年新医改曾被赋予很多希望，而6年的落实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改变公益医院的创收机制

北京大学朗润园，这里曾经是清朝内阁、军机处会议之所，而现在则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办公所在地。朗润园其中一间8平方米的房间就是李玲的办公室，里面堆满了书籍和资料，也恰如中国医改的缩影：繁重复杂。

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李玲的研究领域是卫生经济学，而大众对她更为熟知的身份则是中国医疗改革领域的专家。

2003年，李玲离开生活了17年的美国，放弃马里兰州立大学的终身教职工作回到中国。她曾亲眼看到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看到医疗卫生过度市场化后给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李玲不希望中国重蹈美国覆辙，她参与到中国医改之中，极力呼吁中国的医疗改革回归公益。

李玲被更多人关注源于一份报告。2006年6月，李玲关于“宿迁医改”的调研报告及其观点，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从2000年开始，安徽省宿迁市将134家公立医院的产权卖给民间资本，医院由公立转为私营。当地政府一直对此引以为傲，认为改革降低了老百姓的医疗费用，是成功的，甚至延伸出“宿迁模式”。

而李玲在对宿迁进行了深入调研后发现：宿迁医改是失败的，完全不符合医疗的客观规律，无法持续发展，应该要回归公益性。而随着最近宿迁宣布建设一家公立三甲医院，李玲当年的结论成为现实。

2009年，中国公布了新医改方案，强调公益性和政府投入。而这恰恰是李玲最希望中国医改走的路径。但是，在新医改推行的过程中，李玲认为很多具体措施并没有触碰到核心——医院的创收机制，中国医改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仍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

过往医改有得有失

《中国投资》：1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通过了《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主要内容是基层医疗体制的改革，这与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您怎么评价？

李玲：《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是医疗改革的一大进步，但推出来得太晚了，这个规划应该在2009年新医改启动的时候就出来，它是医改的依据。

很多人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这是一种误解。尤其是在医疗领域，各个国家都会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对于个人来说，发生重大疾病的概率很低，但是一旦得大病，个人的能力难以应对。但是，对一个人群来说，比如每万人重大疾病的发病率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医疗卫生资源就需要根据这些数据来合理规划。

反过来说，医疗领域没有规划是否可行?是否可以像一般的商场或者餐厅，想开多少开多少?显然不可以。对于一般商业来说，消费者的需求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的，消费者有自主权。但是面对医疗，消费者处于信息弱势的地位，是没有自主权的。医疗市场是个强卖的市场，患者的选择权很小。

所以，国际社会公认不能盲目建设医院，医生不可以乱培养。在病患处于弱势地位的前提下，社会增加多少住院床位，就会增加多少住院病人，医生会“造出”病人来。完全放开医疗市场，打开大门办医院，将医院等同一般的服务业，是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符合医疗行业的特殊规律。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就是要规划医疗发展，防止过度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给医改一个方向。当然，下一步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落实。

《中国投资》：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再到2009年的新医改，我国的医疗改革经历了3个阶段，是政府主导与完全市场化的博弈，您怎么评价这3个阶段的改革和最终效果？

李玲：纵观 60多年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医疗、健康水平是高于收入水平的。但是前后 30年(以1978年为界限)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各有利弊。

如果仅仅从健康指标来衡量，后30年是远远低于前 30年的。前 30年人均预期寿命从 35岁增长到 68岁。后 30年，1978~2003年，人均预期寿命只增长了3岁，增至71岁，这个增速是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并且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你可能会说，68岁就很难再增长了，但是香港、台湾、日本都比我们基数高，其增速都比我们快。2003~2013年，10多年又增加了3.5岁，增至74.5岁，所以这10多年的发展又是很快的。

之所以我们国家在前30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主要原因是我们走出了一条新路。1949年，中国经济状况非常差，政府通过社会建设凝聚民心。我们党利用组织起来的力量，分担风险，并且利用组织优势，在农村和城市走出符合各自特点的路。总地来看，当时国家对医疗领域的定位是福利事业，目标是减少疾病的发生，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具体来说，城市以工作单位为单元，一个一两千人的工厂就会有一个医务室，甚至有小型医院。当时医务室的医生都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他们很多人可能就是卫生学校毕业，做得更多的工作是预防疾病、维护健康。尤其在工厂，这些医务室提前消除和职业病相关的威胁因素，减少发病。在农村，则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的赤脚医生制度。中国人创立了世界上最便宜的医生，赤脚医生拿的是工分，用的方法是“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他们工作的重点也是健康维护、提前预防，并不是等病了再去治病。

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创立的制度，正是今天国际最先进的理念：预防为主。当时思路非常清楚，医疗重点不是看病，而是减少疾病。

1978年以后，经济开始改革，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稍微滞后一些，到80年代中叶医疗领域才开始改革，医院逐渐被推向市场，开始创收。应该说，80年代之后的医改，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当时城市和农村改革之后，尤其是农村集体经济解散后，国家税收大幅下降，养不起医院。这些只能作为短期政策、权宜之计，但非常遗憾，权宜之计现在还没有改变，这也是现在医改最大的困境。

新一轮医改其实开始于2003年，SARS的发生是个转折点。那场灾难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注重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当时提出医改的重心是回归公益性，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让城乡老百姓都能够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石破天惊，这些词已经被淡忘得太久了，这一轮医改的理论、方向都是对的。但在最终落实过程中，一些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中国投资》：站在全球角度看，中国过去60多年来医改的总体情况是怎样的？处于什么水平？

李玲：世界卫生组织曾于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年会，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大会。那次大会，国际社会高度认可中国建国之后的医疗体制建设，认为中国解决了很多国家面临的医疗问题，走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路。受中国成功经验的鼓舞，当年参会各国的政要们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主要内容是到2000年实现“health for all”。这个可以有两种翻译，一种是人人享有健康，另一种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它的目的是推广中国经验，后来大量发展中国家都是学的中国经验。

但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就是，1978年中国开始转型，国际卫生组织最推崇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赤脚医生队伍1978年开始土崩瓦解。因为这个制度依附的是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没有了，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一直到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召开年会，这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医改的评价是：中国已经从世界最好的医疗模式，变成了世界排名倒数第四的模式。在健康公平方面，我们国家甚至比非洲一些国家还要差。

2000年以后，全球还没有一个对世界各国医改做权威评价的会议。但是在2010年左右，世界银行曾经派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他们在调查很多城市后得出的结果是：中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所有的医院都在创收。

亟待回归公益性

《中国投资》：有人说，现在我国医疗服务主要面临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您觉得我们国家医疗体制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李玲：最核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医院不要成为牟利的工具，回归公益性。医疗卫生领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首先就是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医疗的提供者处于天然的垄断地位，如果供方有过多的盈利动机，医院总是能够有方法去获取利益，这会导致患者利益受损。

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大家摸索出来的医疗卫生规律是不能把病人当成创收手段，医院不应该是商场。医生应该回归到治病救人的天职上，药品也应该回归到治病的本质。现在很多国家的医改，都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不能够再背道而驰。

比如2000年，安徽省宿迁市以卖公立医院开始卫生改革。2003年，该市最大的公立医院宿迁市人民医院成为民营医院后，宿迁成为全国那只全世界仅有的全是民营医疗机构的城市。理论上来说，宿迁医改属于完全市场化，完全竞争，500多万人口有500多家医院，但却是恶性竞争和过度竞争。竞争最厉害的是抢医生，只要有好医生，就会有大量病人来医院，所以医生跳槽频繁。现在，宿迁的医疗技术水平不断下降，病人去附近城市就医。不得已，宿迁宣布要重新建公立医院。实践已经证明：医疗改革不能完全市场化。

《中国投资》：对于民营资本开办的私立医院来说，他们更难走向公益性。

李玲：中国民营资本办医院，从1978年就开始了。现在民营医院在数量上过已经超过了公立医院，大多数民营医院都是专科医院。

中国民间办医院的门槛也非常低，只要有资金就可以进入。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民营医院的春天是被自己毁掉的。因为，早期的民营医院过分追求利润，欺骗患者，导致信用的丧失。

纵观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把医疗卫生完全放开，任由资本进入，变成挣钱工具。民营医院做得好的国家，都不是将民营医院视为盈利工具，而是私人资本以做慈善的目的来开办医院。这需要有一整套的制度设计，来引导民办医院走向非营利。比如说遗产税，办慈善是可以免税，但是作为遗产则是要大部分上缴国家。这样的制度使民间资本有很强的动力去做慈善事情，回馈社会。

《中国投资》：去年，有人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锯病腿，有人在家自建医疗设备等等，这些年重病家庭无钱医治境遇让人心痛。这些家庭很多都是农民或者城市贫困者，为什么每年国家持续增长的医疗支出，没有帮助到这些最需要的人群？

李玲：这就是另外一个急需要改变的问题，也就是医疗健康的公平性。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人均预期寿命为82岁，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甘肃、青海等地的农村，人均预期寿命非常低，这个差距越拉越大。

事实上，我们现在医疗资源其实是很充沛的。2014年，我们的医疗支出已经占到GDP的近6%，近3.6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这个数字还只是1.2万亿。这么大的一个投入，实际上足以让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

对比来看，香港、台湾的医疗投入大概只有GDP的5%，而香港建立了高水平的免费医疗保障体系，台湾是全民健保体系，我们现在花的钱更多，却没有达到这种水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把大量的钱都浪费掉了，没有13亿人口同舟共济的制度建设。

现代社会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保障制度，事实上就是起到同舟共济的作用。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分担风险的能力应该是很强的。但是在实际中，我们却把大海化成了小水塘，本应该是中央统筹的医疗筹资体系，变成了以县级为单位。这就使得基层群众的保障水平低，个人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经过我们的测算，平均有50%的医疗费用还要自己付。所以，现在异地报销也是没有意义的，异地报销背后是碎片化的筹资体系，这就有点像欧盟，把货币统一了，但是财政体系不统一，我们现在把报销统一了，但是筹资体系不统一，地方政府难以承受。一个边远地区的病人来北京看病报销，北京是什么费用，边远地区又是什么样的筹资水平，他一个人要吃掉当地很多人的医保。

因此，应该取消所有的医保费用，改为医疗保障税，形成全国统筹，池子变大后，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会增强。新农合现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央应该统筹管理新农合的钱，直接拨给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运营成本，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医改的答案

《中国投资》：您曾经说过，中国医改的答案就在建国后的前30年。您有什么政策建议？社会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李玲：中国医改的答案就在建国后的前30年，这句话实际上不是我说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的。2005年左右他来北京做讲座时说，中国医改答案不需要到处找，往前翻历史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也回不到过去。正确的做法是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60年以来的改革，理性的吸收前面好的地方，避免坏的地方。

对于政策来说，政府保障好民生，这是政府推脱不掉的基本责任，医改是改政府。

我们今天医改所面临的难处是，当年我们把医生推下海，就好比把乖猫变成老虎，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要设计一整套政策机制，落实政府办医和管医职能，让医生回归治病救人的天职。公立医院不许创收，收支两条线，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如果这一核心点没有改，政府投入就变成了政府买单的市场化。

美国就是政府买单的市场化，每年产生的巨额医疗费用，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就是因为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是创收的。政府不断加大投入，是让这条利益链茁壮成长，越养越肥。

我们的医改改到今天，必须要问：谁为13亿人负责?这一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在医保水平本就不高的情况下，如果再不把医疗费用控制住，那人民就更看不起病了。

《中国投资》：您认为，中国医疗改革所达到目标是什么？

李玲：我一直努力的目标是：建设健康中国。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健康。人类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商业、信息社会，下一个竞争高点就是健康。

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人人都想活得健康。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老年人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医疗。医疗费用的支出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几百万都有可能，正是这些巨额的医疗支出正在拖拽着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千万不能重蹈覆辙。

地球上的资源，是不能够支撑中国人均GDP赶超美国的，那么我们的最大优势可以放在健康领域。如果13亿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美国，中国实现健康梦，就能够实现中国梦。

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政治制度、文化等优势，打造全民终身健康维护体系，尽可能降低医疗资源的浪费，让老百姓不得病或者少得病。经济、社会等一些政策的制定，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人民的健康，不应过分注重GDP。这其实就是国际上最新的理念：将健康融入到所有的政策。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走来，从人民中走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存续与壮大，究其根本是中国人民追求、团结、奋斗之精神的化现与升华。

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复兴新长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靠的是数亿人民共奋斗，靠的是数亿人民同一呼。

正是基于此，中国人民才从一盘散沙塑造成形，并将其团结奋斗的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此为中国近代以来，从衰败转向兴起的枢机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制度安排、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这一点是了解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政党。如果从西方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来认识中国共产党，将落入认知陷阱。

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属性。首先它是一个超级政治组织，是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先锋队；其次它是一个超强国家机构。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领导机构。这种双重属性既形成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又成为引发诸多冲突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的“网络”治理

大道恢弘，隐于网络。大至宇宙，小至人类的大脑，都不过是信息与能量交换的“互联网”。互联网思维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场席卷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21世纪革命”，国家治理也无法置身于外。

我们置身于一个互联网时代，却也是一个越来越分散化、原子化的时代。当代社会虽然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但是不同组织之间已是无数的断层线。

中共已经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与人的“互联网”。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每15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共党员。这些党员数量以一国人口数计算的话，在世界上可以排到第16名，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超级网络组织”，它联接着13亿人民，延伸到形形色色的企业组织、各级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网络“末梢神经”已经延伸到中国所有组织之中。据统计，我国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420.1万个。162.7万个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58.4%；11.5万个社会组织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41.9%。各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也与党组织存在着各种千丝万缕的网络联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已然成为一个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它兼具集中控制的星型结构与分散控制的分布式结构的特征。解析这一网络在资源层、制度层、链接层与心理层的运行图景，是分析中国国家治理功能的关键所在。

概而言之，中国政治体系既遵循现代政治之精密组织的运行原则，设立各种分工严密、灵活多样的政治组织，以适应现代社会日趋分散、多元的特点；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坚强、广泛、柔性的领导贯穿于其中，以弥补现代社会不相统属、相互分离、相互掣肘的弊端。从而打造一个既灵活又高效的政治体制。

国家权力需统合治理

“五星若合，是谓易行。”国家权力统合是效率的前提。不相统属的权力只会群龙无首、相互打架、一事无成。

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也不同于议行合一体制，而是实行“六权分工体制”。在中央层面，党中央掌握领导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全国政协行使参政议政权，中央军委行使军事权。

国家权力实现“分工不分立”，其根本在于党的领导提供了国家权力整合的平台，所有国家机关统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如同邓小平所说：“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1]

由于党的领导权的统合功能，有效避免了多元政治体制中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问题。台湾地区实行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宪法”,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又加上了监察权和考试权，曾经自称这个体系“三权分立、政府无能， 五权分工、政府万能”。然而今天的台湾地区，却已经变成“政府万万不能”，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之后，缺乏有效的权力整合平台，使得五权分工体制变成五权分立体制，[2]有分工无协作，有制衡无配合。

社会权力同样需要整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平衡的，不同领域的精英垄断着“分散的霸权”，劳苦大众却是悄然无声的弱势群体。资本是现代社会最具支配性的权力，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权力”深刻塑造着现代社会。如何避免公共利益被分利集团捕获？如何避免社会秩序碎片化？如何让无声者的权益得到维护？如果缺乏有效的统合力量，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领导力量，全社会才能够形成合力，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的达成。党、政双重体制安排是领导权与执行权的分工，有利于推动目标实现。国家掌握了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源，才能促使具有“经济动物”特性的企业也不得不追求整个国家的目标理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才避免了公民社会兴起带来的碎片化、分利化问题，而是共同指向国家目标的实现。

^[3]

如何实现智慧治理

政府是智慧还是愚蠢，无疑是政治体制最大的正当性问题。然而，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的这个命题，^[4]似乎已经被当今大部分政治学者所遗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慧与否最根本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够维护整体利益，而不是以局部伤害整体。二是有长远眼光，而不是鼠目寸光，走一步看一步。

西方式政党乃私党、分立之党、派系之党、轮流坐庄之党。一如当年美国总统华盛顿等政治家所预见的，党派政治造成的国内政治对立与分裂，已然成为代议制政体的致命伤。极端形式就是目前乌克兰、泰国等国的状况，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温和形式就是美国等国政党之间的相互拆台，使得政府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乃公党、合一之党、全体之党、长期执政之党。党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就如同党章规定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中国“政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使得国家除了传统角色之外，有了中共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一个“集体人”的替身，不断谋划长远、谋划全局，从而有可能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做实。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使得党的决策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并通过一届接着一届的领导班子接续奋斗，推动国家长远目标的不断实现。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不断制定并实施国家发展的路线与规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国家发展的基本路线，各次全会则对中央机构的人员组成、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重大战略设计作出决策。

而西方选举体制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体制，很难看到长远打算。实际上哪里有长远利益需要打算？有的不过是如何赢取下一次大选的选票精算。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要抱怨：“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指美国）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 同时，由于政党轮替，各种政策不断“翻烙饼”，造成巨大的“沉没成本”。

中国共产党的贤能治理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善治之本就是要把最能干的人选上来治理国家。治理中国的政治团队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实干的群体，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通过亲身观察感受：正是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一党专政”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中共权力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并没有哪些个人、家族、团体能够垄断权力。党章规定，年满18岁的各阶层先进分子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领导层的成员则是通过实际的检验才晋升到现在的地位，同时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出生于平民，并无特殊的资源和背景。这与我国传统贤能政治试图从平民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的想法，并无不同。当然，如同中国古代官员需要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规范一样，进入当代国家治理集团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也是必要的前提。

西方有句谚语：选举是诗歌，治理是散文。竞争性选举体制，确实能够产生充满煽动力的“政治诗人”，但他们是否就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就要打个大问号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讲究的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多数经过先治村、治县、治市、治省而后再治国的长期丰富的历练。

正视党的治理危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跨越一个转守为攻的历史瓶颈。 “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5]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本身可能蜕变，党的领导作为核心制度安排则面临着两大危机：官僚化带来的代表性危机与主体性消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如果能够成功穿越历史的峡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成为长期稳定、定型化的制度安排，并对日益衰败的西方政治制度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处于经济社会的核心，由于缺乏竞争对手，很容易蜕化成官僚集团，从而割裂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指出的、党的执政所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官僚化危机集中表现为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和特权集团的形成。现实中，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口上念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正经”，实际想的和行的却是“当官做老爷”的“歪经”。当下中国正处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历史节点。

一旦党变成高高在上的官僚机器，党与政府机构变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党的领导干部变成“一入衙门深似海”的官员，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就蜕变为官民之间的一堵厚墙和巨大的鸿沟，甚至变得水火难容。从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党蜕变成腐朽的官僚集团正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殷鉴不远。

党的领导永远面临着一个代表性悖论。这是由中国贤能政治的基本差序格局所决定的。如何执其一而御众有？如何保证少数领导众多？根本上是要保证差序格局，始终保持其自上而下递进的代表性与自下而上递进的先进性。官僚化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得上下隔绝，无德无能之辈借机窃据高位。

唯有牢记：中国共产党再人数众多，再强大无匹，再劳苦功高，一旦失去了人民，也必将成为虚弱无力的泥足巨人。只有始终与人民鱼水交融、休戚相关，始终代表和维护人民，才是党的命脉所在，根基所在。

官僚化危机还表现为党的网络结构逐步失去活力，成为附着在自上而下科层结构的蝉蜕。党的网络治理功能弱化，使得党的领导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日益多元化、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治理要求。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轮信息革命深刻重塑政治型态的大时代。党的领导如果不能对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及时作出调整和适应，重新激活其固有的网络治理功能，很容易蜕变成僵化的官僚机器，最终将被时代大潮所抛弃。

党的领导所面临的另外一个深刻的危机就是正当性危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已证明，中共治理国家的绩效强于许多西方大国，但是只从实效来证明执政的正当性是远不够充分的。即便上百上千个事实摆在眼前，如果无法说明这些事实的合理性、进步性，仍然会被看成随时可以抛弃的“坏东西”。

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屹立数百年而不倒，除了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之外，还由于它提供了一套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标榜的价值体系，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正当性的语体系。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社会主义之道是党的立身之本，是党的治国之基，是党的道义制高点。党的最大领导力在于提供了超越性的理想和价值，故而，在资本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得以保持其统御并包容各方而一无所依附的，“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彻底务实主义流行，其消极后果之一是党的主体性迷失和正当性下降。在许多人眼里，社会主义已经逐步变成空洞的说辞，过时意识形态的残蜕。社会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实效来界定自身，更需要灵魂。有些人天天高唱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殊不知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普世价值，就是最大的国家软实力。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一以贯之，终生为之奋斗。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时，他仍然充满自信地驳斥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了、失败了的谬论，他坚信：“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而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又会为世界上占3/4人口指明方向，这个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

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的今天，在全球人民对自由资本主义日益不满的今天，我们与其依旧拾人牙慧以示开明与“识时务”，不如高举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旗，以引领21世纪人类政治经济变迁之大潮。

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当前，价值上的虚无主义与主体性的茫然失措已经深入骨髓。中共虽然有8000多万党员，但是很多党员未必真正信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只有时刻充满危机感，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解决官僚化危机和正当性危机需要有大破大立的勇气，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毛泽东同志晚年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发生蜕变的可能性深感忧患，但是他试图通过搞大鸣大放的大民主，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药方，给人民、党和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21世纪的我们，理应比前人更加聪明、更加理性。解决党的官僚化与正当性两大危机，核心是要解决党作为先锋队组织和国家机构二元属性冲突的问题，实现两者的适度剥离，各行其道，并相互补充。

从根本上要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作为国家机构的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要成为依法、透明、规范的现代国家治理机构，并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二是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先锋队。

其一，进一步确立并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并考虑在宪法中得到进一步明确体现，将党的领导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

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国家核心领导机构，要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快制定规范党的各级委员会运行的规章制度，实现党的领导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程序化与透明化，接受媒体、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的监督。

其二，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的民主化，实现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有机统一。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落实普通党员的选举、协商、监督的民主权利。创新民主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强群众路线建设、协商民主建设、评议式民主建设，使党的领导始终能够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

其三，激活党组织自下而上的活力，强化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党的活力下降和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弱化，根本原因在于简单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运行。党的基层组织需要重新发挥工作队、宣传队、斗争队的功能。鼓励普通党员在党的新时期方针指导下，根据新时期的斗争任务，组织各种类型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程度发挥普通党员的主动性。

党具有社会组织与动员这一看家本领，但目前面临逐步丧失这种优势的危险。作为国家机构的各级党委，确实要避免过多干预社会事务。而作为先锋队的党的基层组织却需要积极介入，从而成为实现社会与基层再组织的核心力量，发挥对社会碎片化的利益与观念的整合功能，推进中国建成包容并高于公民社会的人民社会。积极把握互联网场域的文化领导权，鼓励将基层支部和基层行动委员会拓展到微信、微博等新兴互联网媒体上。

其四，基于当代中国实践，创新中国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同样在于其能够提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实践已经对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然而却由于尚未构建出足以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相匹配、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话语体系，因而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借来话语的奴隶；而简单地从经典著作摘章引句又往往脱离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这就需要我们以创新精神推进新的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选择地从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吸取营养，推动中国学派形成。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实现黑格尔所说的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属于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完成精神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6]

其五，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让党重新成为理想信念的先锋队。党作为以改造自我而改造世界的先锋队组织，必然要求其党员是具有不断自我修炼、自我完善，并达致自我奉献精神的群体。需要在普通党员中对照党员的标准，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活动，解决思想上入党和党员提高党性修养的问题。同时，解决退党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允许不认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党员自由退党。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吐故纳新论”并未过时，“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7]兵在精而不必在多，中国共产党需要新一轮的“吐故纳新”，才能保持其蓬勃之朝气，提升其纯洁性与战斗力。^[8]

作为国家治理方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的愚公，作为始终保持其先进性的中国人民先锋队，它的生命力在于始终为人民服务而挖山不止的伟大感召力。

由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所著《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经作者授权，本刊特刊发其核心内容。本文由鄢一龙执笔撰写。

[1]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台湾地区虽然仍然是五权宪法架构，但是考试权与监察权一定程度上已经虚化，接近三权分立体制。

[3]参见鄢一龙：《目标治理能力：基于五年规划的中国国家执行力研究》，即将出版。

[4]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新华社，北京2014年7月29日。

[6]参见鄢一龙：《中国话语的“一体三用”》，观察者网，2014年9月12日。

[7]参见《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138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2013年。

[8]参见王绍光：《要瘦身，不要虚胖；要先锋队，不要精英党》，载王绍光：《中国﹒政道》，146-150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14年。

记者：我看过清华教授李希光写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他认为西方对中国有一个阴谋，有一些人在妖魔化中国，您对这种观察怎么看？

张维为：因为中国执政党的名字叫共产党，所以西方对你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个偏见由来已久，从冷战时期一直到今天。我在和半岛电视台辩论的时候就说，你们看中国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有点像我们文革时候看西方。文革之后中国或多或少地去意识形态化了，因此中国人看西方比西方人看中国总体上更为客观一点。

因为西方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所以造成了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迅速发展的中国，也造成了对中国预测的频频失误。我觉得西方是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时候了。二十年前预测错了，十五年前也是错的，十年前预测又错了，五年前，三年前都错了，也不懂得道个歉，也不检查一下自己为什么错了。

记者：在西方，像BBC这样的媒体，编辑会要求报道一个观点时要找一个对立的观点平衡一下。现在CNN、美国的一些媒体在这方面肯定也有类似的要求。为什么即便这样，它们还是没能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呢？为什么还是有一些偏见呢？

张维为：我认为这种平衡中包含着他们编辑的价值偏向，由他们来把握一个度的。我也给纽约时报写文章，但长期跟踪这家报纸后发现，像我这样观点文章占总量十分之一都不到。西方媒体有自己的宏观把握和价值偏向，我想它们自己都不会否定这一点。

记者：我感觉也是这样，在美国的政治光谱里面，左派在政治经济这方面使用的可能中国所谓“右”的那种话语，媒体的设置可能也是这样有一个标准。尽管它们没有来自宣传部的控制，但仍然存在一种比较软的控制，您怎么看这个？

张维为：西方通过一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合，知识界、媒体界的主流已不再质疑他们的政治制度了，尽管这个制度弊病丛生，因此媒体可以批评政府、批评奥巴马，但他们还是认为他们那个民主制度是个好东西。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我们的知识界、媒体界没有制度认同的人还相当多，尽管中国取得了别人难以想象的成绩。我不是说这些人要推翻我们这个制度，他们也没有这个本事，但还是有很多人还是觉得中国还应该转变，最终变成西方一样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认同没有最后完成的情况下，中国一出现什么问题，就算是一个交通事故，也有人批评制度。这在西方国家不会发生。其实任何一个政府，包括中国政府，为了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它不得不出来说话：你这样讲是不行的。当然中国这些方面的管理方法让人觉得有点粗糙，有待改进。但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许十年之后，等到中国真正超越美国了，更多的知识界、媒体界的人会建立真正的制度认同，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出现，因为许多方面中国确实比西方做的好，甚至好很多。

记者：是不是因为西方精英的统治时间长，分散到社会各个领域，比如传媒界、文化界。而我们的统治精英还是集中在官员、政府这一方面？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张维为：我觉得不是。中国文化界、媒体界的精英和政界的精英还是不同的。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贪官、那个贪官，但我个人觉得中国政界精英总体素质恐怕比中国知识精英还要强一些，政治定力也要更多一点，他们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紧紧结合在一起否则中国崛起的奇迹就无法解释。

知识界不自信人比较多。大学里的一些关键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几乎是西方话语占主导。这么多年用的都是西方理念主导的教材。我不是说西方话语都不好，但人文学科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反思，西方话语的问题太多了，其对中国的主流叙述荒谬之处非常之多。所以我们要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的当代话语。近年来我发现能跳出西方话语窠臼的学者越来越多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记者：但是您刚才说到我们社会上缺乏这种共识，主流里面、精英里面非议国家体制声音很多，是不是和有影响力的人都在政府里有关。而在西方比较分散，精英之间有种默契，认识到我要是违反一定规则的话对我们集体利益不好。中国除了政治领域之外的精英，没有觉得大家有共同的利益？

张维为：我理解你说的，你这个观点适用于西方的，西方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学界也好，媒体也好，政府也好，大家有一个共识，不能翻船。中国情况比较特殊，这些年来，用习讲的话就是很多人缺少担当、不自信。甚至一些重要人物都在讲西方塞过来的“普世价值”，连谈人权都没有自信，一说人权老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言下之意是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会和你们一样尊重这个权利那个权利。他不知道很多理念从一开始中西就有分歧，比方说，中国文化讲究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而不是光讲权利。没有自信就没有足够的担当，结果造成了前些年西方话语几乎主导了国内“先进舆论”的状况，形成了一些国内一些媒体往往在负面报道上比BBC还要BBC，比CNN还要CNN。如果你要了解中国的不好，根本不用去CNN，看一些中国媒体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是极其令人担忧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媒体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国家，更何况这是一个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大的国家。我写《中国震撼》等书，就是有感于此，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中国要出大问题。中国30来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管你有多少的问题，但成绩是震撼世界的。上面所说的特殊的舆论氛围，缺少了最基本的实事求是。我给你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国内有一个叫秦火火的，造谣传谣三千个。习近平上来之后把他抓起来了。我和你都在西方长期生活过，你在英国造一个谣试试看？

记者：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平常做节目，和国内知名人士谈起文革的事，对方说文革没有法制，我纠正他说，我记得文革的时候小偷也不可以随便偷东西，不可以随便打架，也是有公安的。他就认为那十年是没有的、是混乱的，但英语媒体愿意信他说的东西。

去年中国的劳改制度取消了，整个的英语媒体报道都在欢呼，说这是中国进步的标志。英国媒体请了国内一个独立作家来谈。他就是控诉式的、把劳改制度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制度。我问他，被劳改对象不是大部分是刑事犯吗？劳改应该是中国特殊时期司法的一部分吧。可是这种信息传达不出去，西方有一套固定的东西。就像孩子在英国上学，他们学历史，就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被挡住是因为英国皇家空军，他不认为是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起了关键作用。对于国内有些媒体宣扬西化、宣扬跟西方接轨，您怎么看呢？

张维为：中国内部的负面“舆论”，一度影响力非常大，现在开始式微。确切地说，他们并不代表了中国根本利益，我不是说他们从西方拿钱，我没有证据。但是从我看到的信息来讲，国内有些媒体早就被西方洗脑，结果就是比西方更西方，我觉得这样一种情况需要纠正，现在正在纠正中。

记者：您说的意识形态化，是不是与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用的教科书充斥西方的话语有关？我们潜移默化接受它了？

张维为：是啊，以国内新闻系为例，文革前，整个中国的大学体系里大概仅复旦大学有新闻系，现在大概有几百家新闻学院、新闻系。教一些教材受西方理论影响太大了，不适合中国情况。

记者：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我在北京报道两会，那一年正好在打利比亚。中国一家电视台和CNN的解说是一样，说这些人是一些民主抗议者、一帮武装分子。当时我就想，这家电视台其实不加分析就把西方媒体的那些概念拿过来了。

张维为：到今天，我们自己的话语还是太弱，比方说，曼德拉去世了，我们的报道基本上是西方的话语。其实你研究一下曼德拉和中共的关系，这是很精彩的一段历史，完全可以说出很多故事。我们还可以介绍一下美国当年是如何与南非白人当局一起迫害曼德拉的。

记者：而且西方媒体报道曼德拉的时候，曼德拉的很多言论他们不报道。最近香港的事、乌克兰的事，在BBC这样的英语媒体上，他提前把立场灌输给你。上来就说占中者是香港要求民主的人，给人留下了专制管制人民的印象。但我们一些媒体转载时，好像也没有注意这个东西。就像在您的那个视频里，有人一上来就问“中国难道不要民主了吗？”把“民主”这个概念打包抛出来，这时如果你说不要，就很被动。

张维为：这实际上不一定是故意，而是意识形态的框架出来之后，他本能的觉得香港的一定是反专制。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质疑西方话语，不能让他蒙混过去。就像他们报乌克兰也是一样，他们报乌克兰危机时总说成是乌克兰东部的反叛，不说这些人是俄罗斯族裔。一些媒体把这些人全部说成是亲俄的叛逆分子，或者是普京支持的叛逆分子，先入为主地给观众灌输一种偏见。在乌克兰危机中，亚努科维奇被搞掉，在普京的眼里里是政变，因为他是合法的民选总统，通过街头政治暴力把他搞掉是非法的。但在西方报道中，普京却是腐败的、专制的压制人民的一个政权，非要搞掉不可。

记者：这种潜移默化的洗脑很厉害，就算是相对比较冷静的英国人，你问他国际局势，他给出的也基本上是大媒体的看法，没有自己的甄别能力。“多党制就是民主”的这个观念，靠他自己没法跳出。

张老师，您上次提出来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这个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吗？

张维为：是这样的，文明型国家首先涉及到“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学界早就用了，影响力比较大的是美国学者Lucian Pye，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假装成民族国家的一个文明，中国就是一种古老的文明。这个观点正确的一面是，他讲出了中国是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弱点是他的潜台词：由于你是古老的文明，你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有现代的意识、现代的理念、现代的法治等等，换句话说，Lucian Pye用的这个词，带有更多一点的负面意义。马丁·雅克跟我讲过，他受了Lucian Pye的影响而发现中国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背后是一个文明。他讲到中国的崛起，也用了“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但他的用法比较中性了，他认为由于“文明国家”的特征，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但他也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可能还会是某种中原和地方的朝贡关系。为此，他书中专门有一章写中国未来的朝贡体制。

在这一点上我与他有分歧，我不用civilization-state这个词。我用的是civilizational state，也就是“文明型国家”，即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比“文明国家”这个概念要积极的多。中国既是古老文明，也建成了现代国家，两者的长处结合在一起，所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记者：您说的这个概念怎么和新中国，1949年以后建立的这个国家调和呢？

张维为：新中国，就是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你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难以生存，连起码的民族和国家认同都没有，就不会有起码的战争动员能力。但同样是现代民族国家，有没有历史久远的文明和传统，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现在国内有些“民国热”，似乎有一种政治上挑战的含义。隐含的说新中国合法性不够，老的更好，这是不是会破坏国家的根本？

张维为：实际上一直存在这样的质疑，此外还有一个观点说我爱这个国家但不爱这个党。这实际上是一样的观点。但我认为这只是互联网上一些人的观点，在民间不可能成为主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仗打出来的，是22年的武装斗争后成立的，后来又跟美国打了两场战争。邓小平说过，没有人民的广泛的支持，是做不到这一切的。换句话说，中国人为建立自己的新中国，为中国民族独立所付出的牺牲恐怕百倍于美国人为美国独立多付出的代价。这种红色历史传承的一个表现就是“红歌”在中国的经久不衰，它已经是现代中国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记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党国就是一回事，我们1949年以后新国家跟党就是一回事呢？

张维为：不完全一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中共迄今为止还是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利益的，国民党当年确实代表了少数人的利益，所以当年国共之争，国民党会输的这么惨。“党国”这个词在国民党时期被用坏了，现在用起来就有贬义。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型政党”，是“整体利益党”，英文也可以叫state party，党代表整个国家，和西方的“党”不一样。西方的“党”是公开代表部分利益的，然后不同的党派竞选，而我们中国有着不一样的历史传承，我们的党代表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从“文明型国家角度来讲，过去2000多年大都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主导，讲得更通俗一点，如果你一定要套用一党制多党制的话语，那么过去2000年我们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下都是一党制，这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在多数时间都比欧洲发达得多。

记者：西方谈论一党制时，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保证监督制衡？

张维为：共产党名义上是一党制，但其内部的弹性空间比西方政党要大，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整个的政策调整都是在一党制框架内完成的。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理念差距，远远超过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理念上的差距，超过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理念上的差距。多党民主制意味着监督的说辞，现在看来很难有说服力。

我常以亚洲四小龙为例，韩国、台湾基本是现代化初步完成之后转向美国政治模式的，香港、新加坡没有这样转型。结果在腐败问题上，谁处理的更好？还是香港、新加坡处理的更好，好很多。中国体制下的监督制衡，这两年效果特别显著，说明中国开始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此外，一个好的制度不能只讲制衡，这是保底的，是“下策”，一个好的制度还要能够找到好人，让好人做好事，这是“上策”，所以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上下策结合”，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制度安排，从理念到制度，我看已超越西方体制。

记者：现在从中国情况出发，民主是否应该有个新的定义？

张维为：我和西方记者说，如果民主非要界定为“多党制”、“一人一票”，那我就不用“民主”这个概念，而是用良政还是劣政：good governance or bad governance。如果民主的定义是开放的，这也是应该的，那我可以说的东西就有很多，比如协商民主、实质民主。前段时间中国召开的两会，就是协商民主和实质民主的一种表现，认认真真讨论民众关心的重大问题。

记者：您认为实质民主是什么？

张维为：实质民主的标志就是good governance，就是最后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能体现多数人的利益。比如说皮尤中心在过去十年里，每年的民调都显示中国老百姓对国家发展方向乐观程度超过英国和美国，就是一个例子。

记者：西方国家对民众不满十分理直气壮，因为他对掌控社会各个阶层是非常有自信。只要你违反法律，就逐步升级处罚把你压下去，甚至消灭掉。他坚信自己的民主制度非常有效，合法性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国内出现大的群体事件时，又或是诸如“邓玉娇事件”的事。最后不是完全按照中国的已有法律处理的。对此，国外认为这是为了防止引起民愤而进行的政治干预，认为这是中国当局对自身没有信心、不能更多反映民意的表现，不知道您有何看法？

张维为：西方法律权威性很强，一旦成为法条，哪怕是坏的，也要遵守。但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国人讲情理法，不单要考虑法律，还要考虑情和理。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种挑战，但也是中国法治超越西方法治的机会。我们要更好地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避免西方已经出现的律师治国导致事实上的社会不公问题，因为律师治国意味着有钱人可以聘用更好的律师。

但邓玉娇的问题是另一回事。我觉得这与当时的政府没有担当有关系。这和2011年温州的动车事故类似，我们在动车和高铁上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但当时没有自己的制度自信和话语自信。有人造谣说给意大利乘客赔偿了一千万欧元，也有人信，对造谣者也不绳之以法。但这只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十八大之后这种局面已开始扭转，以后这样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少。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国家合法性与西方国家相比，归根到底差别在哪？

张维为：中国合法性概念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是通过选举有了合法性，中国的老百姓哪里能想象党中央不合法？做一个民调，只要说到“中央”两个字，威信就是非常高的。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有自己的合法性话语，一个是“民心向背”，一个是“选贤任能”，按照中国自己“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走，政权的合法性就不会有问题。那次我和半岛电视台辩论，他谈中国的群体事件危及政权合法性，我说这些事件加在一起所影响的人，占中国总人口的5%都不到。中国是超稳定的结构，很有定力，只要上面不乱，经济在发展，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社会稳定，人民勤劳，经济繁荣，至少70%的人就高兴。

记者：那您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是想要用西方人了解的话语系统来表述中国的特殊性。

张维为：不只是这样，这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确实在尝试以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中国，但同时我们也提出中国自己的话语，用中国的话语来分析世界、分析西方。我最近的这本书《中国超越》里面就讲三种力量的关系。美国讲三权分立好，但我认为三权分立解决不了更本质的问题。三权分立问题在于三权都是政治领域的东西。但是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超出这个领域，需要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三种力量的平衡。否则不管你三权如何分立，但外部的资本力量可以左右这三权，国家就要出大问题。

美国20多年来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就是资本力量太强大，强大到想给总统竞选捐多少款都可以。强大到这么多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赚了大量的钱，但却转移到了开曼群岛等地方去避税，美国自己拿不到。香港现在也是一样，BBC认为香港占中是一个民主运动，我认为不是。根本上是多数百姓的生活20年来没有改善，这才是关键的问题。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资本力量太大了。少数家族可以控制香港50%的GDP。

记者：我从飞机场到市区，一路看到的几乎和欧洲、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别。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跟西方国家的差距在哪里？

张维为：我很少用人均GDP这个概念，因为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人均GDP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我把中国分为发达板块和新兴经济体板块。用我这个分析框架，一个投资者会发现中国光是一个发达板块，人口就和美国一样多。这意味着，中国的一个发达板块的商业机会比整个日本都大。一个瑞士手表商，三年都生产不完中国发达板块需要的数量。

外界说老看不懂中国，一会儿中国是No.1，一会儿中国又是very poor。 中国是两个大的板块，互相之间实现了比较良性的互动，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秘密。我说要挑战西方的指标系统，不要拿瑞士和中国来比，应该拿瑞士和苏州比，因为人口相当，这样比较就才有感觉。分析中国要更加细化。中国巨大的新兴经济型板块，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最近我国内走了很多地方，我们的县城比非洲国家首都都繁华了。

记者：真的是这样的。现在BBC的影响也下降了，BBC和CNN的人私下也这样说。现在媒体上最厉害的就是俄罗斯Russia Today和伊朗Press TV。伊朗的这个在英国的转播已经被英国人关掉了，因为它太厉害了，太能冲击西方那一套了。英国借口说他们的这报道违反了一系列法制机构条例，而美国从来就不让Press TV播出。

最近英国又要关Russia Today，找借口还警告了好几次了。它是目前唯一的窗口，让西方官员知道乌克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它很有力，英国为什么不关CCTV？不关新华电视？因为他们牙齿可能还不够尖锐。而今日俄罗斯用的全是专业的西方媒体人，而且是有思想的人。那些记者要比BBC强很多，是花大价钱雇来的。不久前，今日俄罗斯的主持人Annisa两下就把CNN的大牌Amanpur反驳的不知所措，恼羞成怒。

就像乌克兰事件，RT的两个记者在电视上公开反对普京去搞克里米亚公投。实际上这个小姑娘记者不了解克里米亚是怎么回事，但是RT容忍她，没有因为这个事把她开除了，看重的是她的整个贡献。

最近巴黎枪杀（指查理周刊事件）以后，BBC一个电视记者Tim Willcox在巴黎街头正好采访了犹太人问他这么看这个事，然后这个犹太老太太就说：“这些穆斯林就是十恶不赦，我们一直受他们迫害。”记者就知道老太太是一个有以色列背景的犹太人，就说：“你说的虽然是事实，他们很暴力，但是很多人说，是以色列一直在迫害巴勒斯坦、迫害穆斯林。”就这一句话，犹太团体就给BBC施加压力让他辞职，最后拿这个组织没办法，只好在卫报上写文章道歉。那个记者最后没被开除，但那段时间电视上就没见他出来。

以色列打加沙的时候，几天打死几个男女老幼，有一回英国外交部科长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看着电视骂了一句脏话。旁边另一个健身的让他再说一遍，他就又骂了一句。旁边的人说：“你敢不敢告诉我你叫什么？”这哥们也挺激动，他就说自己是来自外交部的某某，然后就被开除了。西方社会并非没有言论禁忌。

春运高峰，车流如织。在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公路上，ETC（不停车收费）专用通道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信ETC服务就是一个字，爽！”经常来回长三角区域的企业老板施先生的感受道出了有车一族的共同心声。

自2010年4月起，中信银行杭州分行配合浙江省公路管理局在杭州、绍兴、嘉兴、湖州、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高速公路推出ETC业务，收费站等候长龙明显减缓。如今不但浙江境内，就是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公路ETC服务也早已联网，越来越多的客户视中信银行为ETC服务的首选品牌行。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近年来中信ETC智能服务更是不断升级，正在全力助推即将到来的ETC系统全国联网，让享受ETC服务的客户畅行全国高速公路。

感悟市场：ETC项目蕴藏商机

改革开放后，浙江的高速公路迅速发展。对市场有着高度敏锐力的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决策层，从高速公路停车收费既费时又增加尾气排放的弊端中感悟到，浙江的高速公路早晚会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进入ETC时代。

当他们第一时间得知浙江省公路管理局已对ETC不停车自动收费立项后，立即与省公路管理局联系，达成了联合研发ETC服务的合作协议。很快，杭州分行成立了以魏安义行长（时任副行长）为首的ETC项目团队，围绕签约、扣款和清算三个主要环节率先研发出准确、安全、快捷、方便的ETC业务流程软件。这个软件通过给车辆安装一个电子标签，配合不停车收费通行卡，利用无线射频及有关自动控制技术实现自动缴费和出入信息读写。凡是办理了ETC业务的车辆，允许用户以20km/h的速度直接通过高速公路收费站，车道感应装置“嘀”的一声，栏杆抬起，车辆通过只需要2秒钟，免除了车子进入收费车道经减速、停车、付钱、找零、起步等程序，在提高通行效率的同时也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压力，大大降低了尾气排放量，减少了车辆的损耗，在降低油耗的同时也节约了通行时间。用户车辆只需与中信银行账户绑定，车辆应支付的高速公路通行费金额将从绑定的银行账户中自动扣除，便捷、安全、可靠。

杭州分行设计的ETC服务软件赢得了巨大商机。浙江省公路管理局当即拍板，杭州、绍兴、嘉兴、温州、湖州、台州6个主要经济发达地区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服务，由该分行首先代理试点。从2010年4月16日上线以来系统运行顺畅，客户纷纷叫好。5年来，前往中信银行网点办理ETC服务的客户与日俱增。截至2014年末，杭州分行ＥＴＣ个人客户数已达17.42万户。进入2015年，杭州分行辖区机构网点普遍开展了ETC客户“四重礼遇”营销活动，全辖ETC业务欣欣向荣，发展势头强劲，仅1月份，全辖新增ETC个人客户8773户，较去年同期提升44.53%。

创新驱动：与众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市场相信的是产品和服务，谁能拿出与众不同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这是市场经济的硬道理，ETC市场也是如此。

中信ETC业务之所以从普通代理行快速跃升为客户的首选品牌行，凭借的就是与众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在收费扣款模式上，目前国内ETC通行费支付方式通常采用预付费模式，即客户将签约车辆与缴费充值卡进行绑定关联，并在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结算中心确定唯一账号。用户在此账号中进行充值作为高速公路付费的资金来源。车辆通过高速公路收费车道时，卡内余额充足并成功扣款后予以放行。这种预付费模式，银行仅仅作为一个代理发行预付费卡及办理相关充值业务的机构从中收取手续费，不能有效获取这批能带来更大效益的优质客户群体，且发行和管理预付费卡须成立专门运营公司，浙江省公路局尚不具备该条件。为此，杭州分行联合浙江省公路局共同开发了以银行账户为主体的ETC通行费支付模式，即客户在银行申请一个账户用于通行费的扣款账户，为控制业务风险，充分考虑客户的方便，个人客户可申请中信信用卡，对公客户可申请中信对公账户并冻结足额保证金。这一绑定直接扣款模式，客户省去了反复充值的麻烦，只需在中信银行申请个人银行卡（信用卡或借记卡）或对公账户并保证签约账户中有足够资金即可。此外，使用ETC业务，购买电子标签3年内，高速公路通行费优惠3%。借助此项业务可获取一批中高端有车一族客户，通过零售产品交叉营销提高客户在中信的储蓄及管理资产水平。

在客户签约上，杭州分行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来解决不同客户委托扣款的需求。对个人客户，他们用中信信用卡作为支付结算工具，即用户车辆与中信信用卡进行绑定，有关费用从信用卡账户中扣取；对企业客户，企业客户可在该分行开立结算账户作为委托扣款账户；对机关事业单位，则通过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结算系统支持用户采用他行账户作为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支付手段。这些因客户而宜的产品解决方案及整个ETC服务流程，得到了浙江省公路管理局的高度认可，也满足了不同客户群的需求，因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客户首选中信银行作为ETC服务的主办行。

为了在同业竞争中牢牢把握领先地位，该行近年来不断进行流程、服务、功能的改进升级。他们推出ETC信用卡现场发卡业务，将信用卡申领时间缩短至３个工作日；在全省（不含宁波）近75个网点率先推出ETC一站式服务，即客户在中信银行网点可直接完成信用卡申办、ETC签约和安装电子标签的全部流程，业务办理只需15分钟。他们优化了信用卡发卡流程，实现专门针对ETC客户的信用卡本地发卡，杭州同城区域内的客户从申请到领卡的业务周期只需3个工作日，异地区域也只要5个工作日，而且信用卡的核准率也有大幅提高。他们还推出借记卡签约ETC功能，保证所有公众均能申请ETC服务。此外，中信银行还对办理多项银行业务的申请人提供安装减免的优惠，大大激发了客户办理ETC业务的兴趣和热情。每年的春运前夕，该分行辖区机构纷纷与当地公路部门合力加强ETC服务，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办理服务。如杭州分行辖属的绍兴分行10个网点已经全部实现“申请—办卡—装机”的一站式安装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客户。

合作共赢：客户银行社会均获益

高速公路ETC服务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经专家科学测算，正常通行状态下，使用ETC方式相对于MTC(人工)入口、出口车道单车可以节约通行时间32秒/车次，有利于缓解高速公路拥堵，提高通行效率，同时节省油耗0.03升(按93号汽油计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50%、一氧化碳约70%，能够真正实现绿色出行。截至2014年，浙江省享受ETC服务的车辆累计流量已超过9868万辆车次，节省燃油消耗290万升，减少碳排放6300多吨，有利于社会倡导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经济和社会效益巨大。

合作共赢，ETC服务使多方获益。对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而言，可提高缴费通行能力，降低人力资源投入，防范收取假钞等；对客户而言，通行费从签约银行账户中扣款的方式省去了反复充值的麻烦，享受高速公路顺畅、方便；对中信银行而言，搭建持续获取中高端客户的平台并予以持续经营，通过零售产品交叉营销将其在中信银行开立的账户培育成主结算账户，不断提高客户在中信银行的储蓄及管理资产水平。ETC服务历时5年，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已累计签约车辆26.62万辆，其中私家车21.97万辆，公车4.65万辆；签约客户19.97万户，其中个人客户18.31万户；ETC客户个人存款余额达50.11亿元，AUM余额达104.73亿元。随着ETC系统的全国联网，中信杭州分行主流银行形象、ETC服务品牌行的地位日趋显现，进一步提升了中信银行的品牌价值。吕志强 张东成 /20150403

《明史》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段子”，今天读起来还让人会心一笑。

1376年，司法部副部长茹太素给朱元璋打了一份报告，长达17000字，朱元璋看得眼花，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都念到6300多字了，还不知道要说啥。朱皇帝实在受不了，当场找人把茹部长狠揍了一顿。第二天又让王秘书接着念，从第16500字到结尾，茹太素提了五条工作建议，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朱皇帝采纳了其中四条。

事后朱元璋苦笑说：“当大臣不容易，当皇帝又容易吗？我需要的是接地气，解难题的意见建议，可明明500字就能说清楚，这老茹偏要整一堆没用的，真耽误事。”

一直有人对朱元璋暴打茹太素有看法。对下属一不合意就动手，作风确实简单粗暴，但了解背景后，对事情的理解会更全面。

朱元璋定都南京时，新政权面临大量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内外形势都很严峻。各业不兴，社会无法正常运转；土地不均，饥民遍野，人口数量下降；矛盾尖锐，官民冲突时有发生；退居塞北的残余势力企图卷土重来。

特别是进城之后，明政权中许多官员贪图享受，不想进取，各派人马争权夺利，贪贿成风。中央政府权威低下，政令不出南京城。官风虚头巴脑，政权在文牍中空转。此时朱家王朝基础不牢，随时可能夭折。朱元璋忧心如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做了一系列重大整顿和改革。

就在狠打茹太素这些年，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设“三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构建了明王朝的行政和统治架构。他借鉴汉初经验，实行轻税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恢复和发展的各种措施，创新惠民利民政策以收拢人心。在打击贪腐方面，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卖力，其手段之残酷可谓空前绝后，明初吏治因此稍微清明，政权的合法性迅速得到社会认同。

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子。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干脆就是口语，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

制度加榜样，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议事方式逐渐转变，使得明一代公文比较简练有骨，行政效率较高。史家认为，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封建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典章，不但打下了200多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即所谓“清承明制”。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史鉴凿凿。试想，当初如果朱元璋放任官员队伍混日子、玩虚的，把时间年复一年耗在文字游戏中，不要说成就伟业，就是当个“维持会长”都很难。所以，茹太素这样没有使命感、紧迫感的官员，遇到有抱负、真干事的朱皇帝，不挨揍才怪！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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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骅：中纪委派驻机构干部，法学博士。文章摘编自《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此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

一

庆亲王奕劻虽然能力有限，名声不佳，却是清末政坛常青树，若论地位之显赫，除了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就数他了。自1884年至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后期荣升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

生逢乱世，肩上的担子又这样重，庆亲王自然忙得四脚朝天。但是庆亲王的业余时间更忙。吃饭、打牌、挣钱这三件事，是庆亲王业余生活的主旋律，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也耗掉了大清最后的一点生机。

请客和吃请，是庆亲王每天的必修课，宴会主题名目繁多，以庆贺生日为主。哪里来这样多的生日呢？这和当时的婚姻制度有关：有钱有势的人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排着队过生日也就不奇怪了，一年365天根本不够用。所以，要是一天撞上好几个过生日的，就不得不跑场子，不到大半夜哪里能回家，常年如此，确实辛苦得不行。

像庆亲王这样的成功人士，自家办生日宴会、顺便收点礼金之类的事，已经够他忙的了，考虑到礼尚往来的传统习俗，别的有头有脸人家的庆生活动，不去也不合适。如此一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

剩下的时间该歇歇了吧？不行，他还得打麻将。过去宫中并不时兴这玩意，主要是慈禧对此没啥兴趣。但是庆亲王一贯要求进步，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开来，使打麻将成了晚清皇宫中最流行的娱乐活动，从宫女到太监，人人乐此不疲。

当时大清正值内外交困，慈禧自然是焦头烂额。哗啦啦洗牌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乐，对于纾解紧张烦闷的心情似乎有好处，所以慈禧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

庆亲王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时让他的一个小老婆进宫，陪慈禧或她身边工作人员来两圈。这个小老婆是庆亲王所有配偶中麻将打得最烂的，每次进宫陪打，随身带去的银票总是不够输，中途还得回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不同看法，慈禧坦诚地做人家的思想工作：“我又不傻，他有几斤几两我能不知道吗？但是呢，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说他没本事还真有点冤枉，至少他的理财能力是出类拔萃的。清朝中央政府官员的工资并不高，要想理财，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对此，监察部直指庆亲王“细大不捐”，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他的生财之道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卖官。他家俨然是官帽子专卖店，明码标价，诚实守信，一分钱一分货，买卖好得很。其中最著名的一单生意，是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万两，立马就买到了布政使、黑龙江代理巡抚的高帽子。这样的事情多了，社会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庆氏公司总经理！

经认真调查核实，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稍早，简·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年薪30英镑，生活就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不过2000英镑。可见庆总企业的效益有多好！

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庆亲王在理财方面绝对有创新意识和超前意识，可谓前无古人，开风气之先。虽然外国银行已经大量进驻中国，但是一来国人觉得它不可靠，二来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愿意到中国人办的银行或钱庄存钱。而庆丰王却反其道而行之，格外信任和青睐外国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分钱！

堂堂大清宰辅绕着本国企业走，真是耐人寻味！庆亲王要是迟生100年，不是个怀揣外国护照、见首不见尾的“裸官”，那就怪了！

二

庆亲王位高权重，他的业余爱好自然影响深远，直接引领了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 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当时北京的餐饮业、娱乐业十分发达。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灯红酒绿，洗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澡堂子、戏园子、茶楼、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成了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和娱乐中心，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日日嘉年华会，夜夜声色犬马，除此之外，这个国家的精英似乎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做。

由于言官冒死举报，买官的段芝贵在上任途中就被撤职查办，而卖官的庆亲王却安然无恙，照样每天忙于饭局、牌局，进出外资银行，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同事们的生活轨迹跟他毫无二致，曹汝霖等一批重要人物，都是洋银行的大客户。至于今夕何夕，他们哪有时间去费这个脑子。

对此，连老外都忍不住了。莫里循毫不客气地写道，庆亲王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在坑害这个国家。力主彻底改革的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则仰天长叹：“釜水已沸，而鱼竟不知！”他说这话的时候，日历已翻到了1911年6月。

辛亥枪响六年后，庆亲王寿终正寝。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朝这才明白过来，但是此时再来总结经验教训，显然已没有意义。但是，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庆亲王是一本难得的居安思危的好教材。

乍看起来，庆亲王整天吃喝玩乐，纸醉金迷，是一个典型的“四风”不正的干部。其实，作风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派。内心既然没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位置，人就是丢了灵魂的行尸走肉，除了奢侈享乐、消极腐败，他还会有别的人生乐趣吗？他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吗？让这样的干部掌握国家命运，不要说处于王朝末世，就算在康乾盛世，结果也不会好多少。可见，干部作风问题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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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骅：中纪委派驻机构干部，法学博士。文章摘编自《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此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

“农民工能否回到农村去”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三农政策的制定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第一代农民工多数愿意回农村

一般认为，当前农民工已经有两代，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往往是在农村务农出身、父母留在农村、子女也留在农村，他们进城务工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进城务工后将土地留给父母耕种，在农业收入之外，又获得一块务工收入。目前第一代进城农民工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他们或已返乡，或正在考虑返乡。这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城市获得体面就业的机会越来越难，而从事脏苦累险的体力活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返乡接替年老的父母继续耕种土地。

当前全国农村仍然处在一个已持续20年的建房高潮，主要投入来自农民进城务工所获得的收入。不仅是有了收入的节余和村庄熟人社会中的攀比之风，同时这也表明了农民工对返乡的预期。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是愿意回农村去的。

第二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回农村

第二代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他们往往没有务农经历，小学或初中毕业即直接进城务工。这些缺少村庄生活经验的年轻人，不会也不喜欢务农，对农村没有感情，而对城市有着热烈的向往。正因如此，如果问他们是否愿回到农村，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不愿意。

这样，学界和政策部门一般倾向于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基本不愿意回农村务农。于是，将来农村谁来种田就成了问题。未雨绸缪，现在的农村政策以及城镇化政策就应当“四化同步”，即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简单地说，这一政策安排就是以“第二代农民工回不去农村”这个判断来预设的。

判断第二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回乡务农，这对于当前还是20~30岁的年轻人来说，有点不合时宜。他们还年轻，要努力，要学一门技术，要在机会更多的城市寻求发展的机会。他们还有梦想，当前中国也可以为很多进城农民工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假如能自己努力，机会又好，而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就能在城市安居下来。

第二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和繁荣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电视中看到的都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光荣与梦想，因此期待自己能够进城过上这种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只能提供数量相对有限的就业岗位，国家也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生活的保障（社会保障只能做到广覆盖和保基本生活）。因为他们年轻，可以有较高的务工收入，所以能在城市暂时生存下来，但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工资的将近一半用来缴“三险一金”，而是把所有的工资收入都进行贴现使用，从而无力为未来进行储蓄和支付（农民工的月工资大约3000元，“三险一金”几乎要交去1/3甚至更多，几乎没人愿意交）。

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进城农民工包括第二代农民工，大部分难以在城市获得中产阶级水平的收入和与之相匹配的就业机会，也很难过上中产阶级水平的城市生活，很难在城市体面安居。

第二代农民工现在正年轻。他们现在当然不愿意返乡务农。谁说他们就一定没有机会呢？他们还有时间，还要奋斗呢！但如果到了中老年却仍然没有获得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他们就不得不在城市贫民窟与返乡生活之间进行选择；如果这个时候再问他们是否愿意返乡，答案就会完全不同。

一些农民工为了让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而拖家带口在城市安了家，他们将父母留在农村，在村里还有承包地，父母种地有收入，农村生活费又低，父母不仅不需要由进城务工子女来赡养，而且往往还可以将农产品无偿提供给进城艰难生活的子女。

现在的问题是，当时年富力强、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随着时间推移步入中老年后，他们的子女也已经长大，并且也可能已经结婚生子，于是一家人一起呆在城市。老少三代，即使在城市有住房，也一定是拥挤局促的。在这个小小空间中，年轻子女务工收入有限，还要养活他们的子女，而已经年老的父母又无就业机会，没有收入来源，就成为家庭中的累赘与负担。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压力都会转向已经年老的父母，他们的日子就十分煎熬了。

在这样的语境下再来看，若这些年老的、在城市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还有回农村去的机会，他们是否会选择返回农村？

当前中国社会能保持安定，社会结构具有较大弹性，农民工对现状仍然大体满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中国农村已经普遍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这种结构已占到全国农民家庭的大约70%。一个农民家庭，中老年父母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而农村经济自给自足成份比较高，生活成本低，虽然农民家庭收入不是太高，日子却不难过。若农民全家进城，便失去务农收入，而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即使他们在城市买了房子，可能连每月的物业费也缴不起。有人认为，只要给农民工提供房子，他们就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未来很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可以让农民工在城市获得体面安居的收入与就业机会。但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会有数量庞大的进城失败的农民，这部分农民会有返乡的要求，他们要回到农村去。问题是他们还能回到农村去吗？

第二代农民工能否回到农村去

农民工能否回到农村去，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民工的退养能否与农耕结合起来，二是农村是否具备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

先来看第一个因素。农业生产既是社会过程，又是自然过程。自然过程是指春播只能秋收，除了两三个月的农忙期，其余是等待和田间管理。这无法人为加快，也很难进行劳动投入与农业产出的考评，农业生产天然适合家庭经营。当前农业机械化越来越普及，农业的重体力劳动环节越来越少，农业生产越来越成为技术性和管理性的劳动投入。中老年农民种田，一般是“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规模经营。这种就业不充分的软性劳动投入与农业相对较低收入构成平衡。中老年人种田，因为精耕细作，亩产相对较高。一对夫妇种10亩田，不计劳动投入，一年可以有1万元纯收入，再加上庭院经济和副业收入1万元，每年农村收入就有2万元；而农村生活自给自足，住自家住房不出房租，收入远大于生活支出，完全可以解决温饱。

当前中国2/3的耕地用于种粮，种粮食比较收益低，风险也比较小，不需要与市场对接（国家保护价收购粮食），技术也比较简单，这样中国2/3的耕地可以与数以亿计的中老年农民的退养状态结合起来，他们可以从种粮中获得收入、就业、保障。通过种粮建立起基于土地之上的村庄治理关系。

中老年农民种田必须要具备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单家独户“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合算”的共同生产事务，需要有村社集体协力，他们还需要有健全良好的社会化服务。通过调整农民土地实现农地集中连片，通过村社集体来解决单家独户不好办的共同生产事务，以及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公共品，就成为老人农业能否有效率的关键，也就成为“农民工能不能回到农村去”的关键。

湖北孝感有一个村，因为农民不种田，村干部用几年时间，推动300户将800多亩耕地流转给大户耕种。后来，市新农村建设工作组筹资争取到部分资源改造农田，之后村庄里的老年人纷纷要回了承包地。他们的理由，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好了，不需要重体力，年龄大也搞得了；二是种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锻炼身体。这几条理由看起来朴素，但极其重要：过去不种田，不是不愿种，也不是无人种。只要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农民都是愿意种地的。

图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保障返乡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农业政策取向

中国目前还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是47岁。笔者判断，在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条件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随着年龄渐老，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将会选择返乡务农，从而使农业劳动力长期保持在2亿左右的高位。中国总共有20亿亩耕地，劳均仅10亩耕地。虽不足以让农民致富，却可以解决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只要中国经济没有发展到可以为大多数进城务工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的阶段，就会有大量进城失败的农民工需要退回农村从事农业，就不存在“没有人种田”的问题。

如果村社集体可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共同生产事务，国家为农民提供进行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条件，则不仅农村有人种田，而且进城失败的农民工还可以体面地返回农村，将退养与种粮有机结合起来。农民工年龄大了返回农村，可以在自己宅基地上住自家建的房子，种自家的承包地，虽然收入不高，但生活水平却不低；最重要的是有了体面和尊严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生活，就可以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展开村庄的社会生活，参与村庄的治理。家乡的村庄，也是人生的归宿，是落叶归根的地方。

小规模农业生产，精耕细作，粮食亩产相对较高，可以解决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因此，当前的农业政策必须基于“仍然有大量小农要依托耕地种粮且他们有能力种粮”的现状来制定，应该为这些小规模的、种自家承包地的农户为主要目标，为他们预留空间，为他们提供服务；而不是片面、过分地强调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土地规模经营。

自上而下的财政支农资金一定要解决小农户无法种地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又是解决小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须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的问题。

此外，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也不应当是打造比城市更加舒适美好的新农村，这也不可能实现，而是要为仍然依托于农业和农村的数亿农民提供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

若要保证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返回农村，国家在当前城市化政策中就应当充分注意利用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进行保护：即农民可以自由进城，资本不能自由下乡。不允许剥夺农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自由交易。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他们的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要知道，在当前城市资本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允许交易的结果将是农民很快就会失去未来回乡退养的基本条件。

（编辑蔡万焕）

[1]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崛起这一现实因素，在旧的范式之下，必定会被重新置于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有利的循环之中。因此，构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范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也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

有关“中国经济学”的三次大讨论

有关“中国经济学”的探讨，总共可以归为三次大讨论。最初的大讨论始于王亚南先生。60多年前，他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大量重要著作。这是中国的思想先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下，在救国图新的实践中，探索建立独立自主经济理论框架的第一次努力。第二次大讨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以对“苏联范式”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为代表。这次讨论，是学界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践中，摒弃陈旧的理论范式，引进西方理论方法，构建适合中国现实与实践的理论范式的第二次努力。第三次大讨论是从本世纪初至今，从倡导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到总结中国经济学要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其间出现了研究中国经济学的大量文献。它的现实背景，是中国在“转型”的同时又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步提高，而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已不能很好解释现实并指导实践。因此，本次大讨论可以看作是在中国崛起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现实下，学者们为发展适合中国现实性与文化特性的经济学理论，为构建中国自身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而作出的努力。

这三次讨论中，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学”中的“中国”两字的解读，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含义：地缘政治概念、特定历史时代概念、特殊的文化范式概念。

1、“中国”：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若将“中国”看作一个地域概念，中国经济学也就可以理解为是中国本土的经济学。

2、“中国”：一个历史时代概念。许多人认为21世纪将可能是中国的世纪，按此逻辑，可以将中国经济学理解为“中国时代”的经济学。而中国时代令人瞩目的事件有两个：中国内部的改革与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改革？中国为何会崛起？对于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如何调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寻找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性的理论，升华为能为全人类所用的普遍性理论。

3、“中国”：一种文化范式概念。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中国区别于西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果当作一个文化范式来看，那么，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

上述三种对“中国”的不同理解表明，随着中国政治及经济地位的上升，人们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期望逐渐加深：“中国本土”强调研究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时代”不仅强调特殊性，而且还要求将其上升为普遍理论；“中国文化”则在更深入的层次上，要求将中国的文化精髓融入经济研究，以此重新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主流经济学的演变

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现实，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在过去的近200年中，世界的经济中心由中国转向欧洲，再由欧洲转向美国。当经济中心转移时，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也会随之转移。中国在20世纪初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用于这种生产方式的现代经济学发源于欧洲，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的经济学学术中心的唯一一次转移，是从欧洲转向美国。经济学学术上的强国也是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强国，主流经济学的演变，说到底是服从于学术强国的国家利益变化的，因为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工具。一方面，学术中心的“主流”学者立足于所在国的利益和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他们解释现实的视角难免带有一种隐性的“偏见”；另一方面，从实践的角度看，国家层面“实践”的最高准则就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最终将影响学术强国的利益，这样理论所能提供的政策措施就会直接服务于现实国家利益的诉求。因此，虽然主流经济学的形式不断更替演变，但在一轮又一轮的循环之后，学术强国主导下的“主流”经济学所固化出的理论范式和政策范式将逐渐成为维护这些强国利益的工具。

观察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的波动代表了由技术水平、制度结构、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现实结果；这种现实结果决定了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经济理论的发展演进又影响了实践中政策的更替摆动，进而导致新的现实结果。但是，我们认为，经济理论及政策上的“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更替，并不是由全球化的波动程度决定的，而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如果全球化符合某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那么，即使全球化程度下降，这个国家的理论基调也不会改变；相反，如果某个国家的利益在全球化上升中受损，那么其理论基调必定是反自由主义的。因此，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作为学术中心的时代，经济理论及政策范式服务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当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利益相一致时，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便占据主导地位；当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利益不一致时，保护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便成为主流。而在一轮轮循环演进过后，理论和政策的范式就会日趋强大，通过固化人们的思维，达到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目的。

当前中国的崛起，是在全球分工日趋加深的背景下产生的，而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却在这一进程中下降，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原先的固有范式下，必定要向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格局的大变革中，构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范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也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

经济学研究重心的变迁

林毅夫曾经提出，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经济学的学术中心将会转移到中国。

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逻辑化解释，现实的变化推动了理论的变化。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交换行为，当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转变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形式时，人类便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这种转变是在某种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等环境下产生的。与之对应，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技术应用等也发生了改变。当政治、道德伦理、哲学等领域的学者对于市场经济作出深入思考，系统研究社会关系、生产制度及技术应用之后，经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古典政治经济学。由此，经济学涉及的领域可以归为四个方面：制度环境（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环境）、“人—人”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人—物”关系（生产方式）与“物—物”关系（技术应用）。经济学主要对后三者做出系统研究。历史学派试图将制度环境也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但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后三者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环境变化，最终形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20世纪之前，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在欧洲，经济研究没有脱离上述四个方面，并且以前两个方面为重心。而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转移，经济学的学术中心也转移到了美国，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经济研究的重心随之改变，越来越侧重研究“人—物”和“物—物”关系，而忽视制度环境和“人—人”关系的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中心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研究重心，欧美社会现实环境的不同，导致了经济研究重心的改变。20世纪之前的欧洲社会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环境，当时的经济学家都无法回避这个现实问题。而20世纪的美国则有着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不需要关注制度环境。当美国引领电力及内燃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欧洲则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衰落。现实中美国经济的模范作用，使得经济学的“主流”也逐渐“美国化”。以边际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看作是“美国时代”的经济学，但边际分析的适用范围是“人—物”和“物—物”关系，对“人—人”关系和制度环境的研究并不适用。因此，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关注的范围缩小为研究“人—物”和“物—物”关系，其他研究则被划为非主流。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也同时将新古典经济学带入了危机。凯恩斯革命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离开来。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被纳入“微观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虽然没有直接研究“人—人”关系，但其构建的“通货膨胀率—利率—失业率”的三角指标体系，却使它成为一种解决“人—人”关系问题的“工具性”理论。利益集团能够利用这三个指标体系为其利益辩护，经济学因而保住了自己的“显学”地位。但边际主义仍然当道，新古典综合派又将边际分析变为了主流，而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等流派都没有脱离凯恩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从20世纪后期开始，现实经济向着“人—人”关系越来越重要的方向发展。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生产方式逐渐脱离了物质领域。虽然单纯的物质生产能够不断增加产出，但价值却在不断下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知识生产、技术创新、服务交换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在发达国家，相关部门的价值及从业人数都在总量中占大部分。简单的边际分析虽然适合物质生产或消费领域，但到了非物质的领域，其适用性就非常有争议。因此，经济研究的重心又有重新转向研究“人—人”关系及制度环境领域的趋势，政治选择、产权、制度变迁等都被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将边际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表明传统的“主流方法”仍然有用。但是边际分析是否适合“人—人”关系以及制度环境的研究？或者说，是否有比它更适合的分析工具，比如博弈理论、人类行为理论等？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

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学学术中心的第一次转移，即从大西洋东岸的欧洲转移到大西洋西岸的美国，经济研究的重心由于现实环境的改变，也随之从制度和社会关系方面转向物质和技术方面。而当前，经济学学术中心面临第二次转移，即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转向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并且经济研究的重心也有重新向制度与社会关系方面回归的趋势。而中国本身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这一现实环境必将推动研究重心实现真正的转变。

“中国经济学”理论革新的趋势

有鉴于上述经济学研究重心的改变，进一步可以推断，经济学理论未来将会出现两个方面的分离，这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革新的趋势：在研究对象方面，制度环境及“人—人”关系与“人—物”关系及“物—物”关系相分离，经济学将分成“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而在理论功能方面，则将实现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的分离。

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分离

在研究对象方面，由于分析工具的适应性不同，在短期内无法找到统一的工具，经济学也许会分离为两个部分：“社会经济学”和“物质经济学”。前者研究制度环境的变化机制以及“人—人”关系，以历史分析、人类行为分析、博弈论等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后者研究“人—物”及“物—物”关系，以边际分析为主。这涉及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究竟何为本体？是“人或意识”还是“物”？只有这个问题有了定论，物质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两者中的一方才能成为基础，另一方则作为其附属；否则，就只能将它们暂时加以分立，以避免出现错误。

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相分离

在理论功能方面，经济学理论面临其规律性与工具性无法统一的矛盾。我们可以将理论看成是将现实加以逻辑化的一种分析框架。不妨将理论比作原始部落的图腾：假设在某个原始部落，一个巫师总结前人经验，在空地上树立一个图腾以代表一种信仰。在此之后，如果碰巧风调雨顺，部落的人收获的食物比图腾树立起来之前更多了，那么，他们可能将那个巫师奉为先知，并认为图腾确实有神力能够帮助他们；但如果相反，树立图腾后正好碰上天灾，那么巫师可能就被认为是在瞎说，甚至是妖言惑众触怒了天神。或许，部落成员也都很“理性”，认为天灾不是图腾引起的，他们会比较相同的天灾下，图腾树起前部落的损失是否比图腾树起后的大。如果认为图腾确实帮助他们减小了灾害损失，那么巫师的信仰仍旧能得到人们的尊重。

假如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图腾树立起来后，人们在平时的产出增加了，即使在遭遇灾害时，损失也减少了，那么这真的是图腾有神力吗？现代人当然不会相信。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图腾给所有部落成员带来了一种心理安慰。由于他们相信有神力会在冥冥之中保佑他们，因而他们打起猎来更勇敢，采摘耕种时更积极勤劳，与外族打仗时也更勇猛，是这些因素导致部落的产出增加，而不是图腾的神力。因此，图腾的真正作用其实是间接的心理安慰。

理论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也与图腾类似，它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并不一定是在其本身所包含的内容范畴之内。或者说，很多理论像图腾那样，起到的是一种工具性的作用，相对于隐藏其后的现实意义而言，其本身内容的真假对错已经不重要。但是，既然有人能够意识到“理论图腾”背后的“潜在规则”，那么，这些“潜在规则”的作用规律能否被人认识并形成理论？一旦成为理论，这些“潜在规则”是否还能起作用？

至此，我们必须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加以考察。自然科学只研究“物-物”关系，“物”的规律是其研究对象，而人们工具性地使用这些理论的对象也是“物”。因此，自然科学理论的“规律性”和“工具性”是统一的，也就不存在“潜在”和“显在”的问题。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人”及“人—物”关系，人的行动规律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这些理论在使用时，使用者是“人”，使用的对象也是“人”。这样，理论在被使用时，本身就是工具性的，而这种使用是否符合“规律性”，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经济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两种：研究客观规律的规律性理论与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工具性理论。这涉及到认识的问题。如果研究者的认识能够涵盖大部分人的局部认识，那么，他的理论就具有规律性，根据这个理论所建立的正式规则就符合规律，非正式规则存在的余地就很小。但随着现实的变化以及人们认识的扩展，研究者的认识落后于大多数人的局部认识，那么，研究者的理论就会与大部分人的现实行为脱节，这种理论也就成了“工具理论”，即其实际的作用与其内容是不一致的，它仅仅作为一种形成某种机制的工具而存在。另一种工具理论形成的可能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人们的认知范围变小，但在小范围内的认识深度却在增加。理论即使在广度上能涵盖大部分，但深度却不够，最后也导致其变为工具性理论。

所以，我们推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必然会顺应这两大趋势：第一，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分离为两大部分；第二，理论分为“工具性层面”和“规律性层面”。工具性层面的理论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而规律性层面的理论则为人类认识客观规律作出贡献。中国经济学只有顺应这两个趋势，才能在理论上解开人类的认识枷锁，在实践中指导“中国模式”的完善。

许多人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而在现实推动下，经济学理论本身也面临新的变革，因此“中国经济学”担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那么，中国的学者是否能胜任？中国学者的理想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升华的，从追求政治独立与解放，到追求物质自由，再到追求思想解放。而新一代的研究者，在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下，必将冲破名利的诱迫、体制的局限与文化的缺陷，构建出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学”，解开自我的枷锁，解开国人认识上的枷锁，解开全人类认识上的枷锁。

¨ 此文系根据作者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整理，原载2012年11月12日《文汇报》，本刊略有删节。

[1] 张晖明，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科学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