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政策已经形成了关税墙。美国不仅对中国加征“对等关税”，还对世界其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征“对等关税”，孤立自己，同世界作对，引发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剧烈波动，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如何应对美国关税讹诈，成为我国当前推动宏观经济稳定、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内容。　

美国加征“对等关税”本质是关税讹诈

关税不是目标，而是手段。要理解美国推出“对等关税”的终极目标，必须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从美国自身的问题来看，超过36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显然是特朗普政府需要直接面对的巨大挑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债务问题，每年的利息就将达到1.5万亿美元，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国债将超过40万亿美元，对特朗普政府执政空间产生巨大制约。前些天，美国政府宣布将缓征75个国家的“对等关税”，媒体评论认为，重要原因是美国国债市场出现抛售，引发国债收益率大幅飙升，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美国对国债的担忧。

潜在问题是，美国国债为何一直在高位运行？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是世界上贸易赤字最大的国家，必须借债，长期为逆差融资，结果是美国国债大幅飙升。必须设法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才能逆转美国国债风险上升的压力。

如何解决贸易赤字？特朗普政府认为，加征关税将是必然的选择，这一点可以从开征“对等关税”的测算公式得到验证，即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是最重要的测算依据。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手段解决贸易赤字问题，促进财政增收，从根子上缓解国债上升的压力。

　　解决贸易赤字还有其他手段，为何特朗普特别看重关税？从理论上看，解决贸易失衡必须靠提振制造业的竞争力，大力促进出口。目前无论是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看，还是从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体系看，美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市场手段重振美国制造业、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是很难的，这就需要寻求超常规的非市场手段。

   采用什么样的非市场手段？《海湖庄园协议》一度成为华尔街热议的焦点。这个协议包括美元贬值、债务重组、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等条款，但这个协议的实现并非仅凭一己之力，需仰仗其他国家的配合。如果要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与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必须解决如何让其他国家与美国合作的问题。当今世界，美国面对的既不是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时期，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发达国家盟友之间的协定签署问题，而是需要同全世界、特别是还有众多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协调。在此情况下，美国对其他国家施压成为重要选项。特朗普认为，提高关税的做法可以实现“一石多鸟”，既可以对其他国家施压，也有助于增加美国财政收入、缓解债务问题，还能缓解外贸失衡，从而使“对等关税”成为美国讹诈他国的工具，成为美国继续施行霸权的手段。

要实施关税讹诈，就要使非对称关税成为常态。美国提出的“对等关税”纯属自己制造，缺乏世界各国的共识，也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并且直接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可见“对等关税”名不副实。为达到目标，美国通过关税对世界各国进行恐吓施压，然后进行谈判，以获取他们所希望的利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国家接受了他的无理要求，屈服于美国，美国可能就对其降低关税。同时，对于美国认为没有获得目标要价的国家，将继续保持高关税。因而，美国关税政策必然是非对称的，而且非对称关税是常态，由此对当前美国对中国关税高于其他国家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加征“对等关税”动摇了二战以来国际经贸合作的根基

　　影响面极广。如果说疫情对全球的影响是被动冲击，那么“对等关税”则是有意之举，虽然世界格外关注“对等关税”对中美经贸合作的影响，但事实是，世界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特朗普对大多数国家都要加征“对等关税”，在豁免谈判期间，多数国家也适用10%的关税，美国与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都会遭受冲击，这是美国“对等关税”产生的直接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加征“对等关税”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外部需求放缓对世界主要国家经济产生下行压力的问题。除了实体经济受影响之外，金融资本市场受到的影响也非常广泛，世界主要资本市场都经历了激烈波动，仅2025年4月3日至4日，美国纳斯达克股指就下跌12%左右，与此同时，欧洲、日本、中国等股市都经历了大幅波动。美元汇率呈现波动下行趋势，其他国家货币汇率波幅扩大，黄金价格升至历史新高。

　　影响程度极高。从1929年至今近百年的时间里，除了二战之外，全球最大的经济衰退就是1929年引发的世界大萧条。观察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影响，世界上很多评论类比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时期美国推出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此次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程度相比大萧条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历史上的高关税政策，这次美国采取关税手段不是单纯出于经济考虑，还希望通过加征关税让其他国家妥协，强迫对手接受美国提出的要价，这种关税讹诈的做法，凸显赤裸裸的霸权之道。目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已出现衰退迹象，关税战显然构成其重要原因，本次关税对世界经济和贸易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容低估。

影响极其深远。近年来，中美间贸易、科技交往等领域的摩擦不断升级，很多评论认为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美国加征“对等关税”造成世界规则秩序的破坏。二战以来，美国主导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机构的设立，为全球稳定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美国加征“对等关税”，摧毁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贸体系，动摇了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监管机制的根基。房子旧了可以不断装修，但地基动摇了就很难再改善。美国试图摧毁自身创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短期影响国际商品服务的买卖，中期影响世界各国之间的分工合作体系，长期则可能促使世界重回丛林法则。“对等关税”表面上造成贸易冲击，深层次影响的是对未来发展预期，对全球不确定不稳定问题的担忧加剧。　　

应对美国“对等关税”需全面战略谋划

　　以高强度反制斗争敦促美国回归理性。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求发展则发展兴。美国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纯属讹诈行为，并非所谓的对等，这种霸权行为全世界都看到，针对美国的行为，中国立即作出回应，持续加征关税予以反制，并且对关键原材料进行出口管制，扩大不可靠实体清单，这些举措的目标并不是要主动脱钩断链，而是让对手感受到反制带来的挑战，让对手感受到冲突和压制没有赢家的道理。回溯世界各大国关系的发展历史，“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共赢才是顺应全球发展大势的客观选择。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新战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必须着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化发展，中国对外开放初期，主要依托原材料及市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中国从外部进口原材料中间品，在国内生产加工组装，然后再出口到全世界。当前外部形势急剧变化，全球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国际大循环不确定性凸显，扩大内需市场、推动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成为重要战略选择。与此同时，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制度型开放，深化与外部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稳定国际大循环，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不是简单的国内外循环，必须着力解决双循环的内外联动，加强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通循环堵点。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是一日之事，短期内还难以充分释放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我们要在新发展格局指向下，将维护短期宏观经济稳定作为当前重要的任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应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加快债务发行，政策靠前发力。同时要切实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在6%左右，还有下调空间。针对当前的环境，要丰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储备等应对美国“对等关税”挑战的工具箱。

守住底线，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通过去年地方债置换，地方债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当前需要关注的是有些地方债压力仍然较大，可以重点进行摸底，做到心中有数，适时加大债务置换规模。房地产存量房去库存成为重中之重，政府受制于财力限制，大规模购买保障性住房可能受到制约，但可以考虑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存量房，然后用于保障性住房，这种方式可能涉及房价定价等问题，可以先做试点，再向全国推广。与此同时，加快构建耐心资本入市的长效机制，为资本市场稳定提供制度支撑。

（编辑  季节）　

1933年，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原理（H-O理论）认为，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中，要素的密集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格局。照此，美国显然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一系列规范性、规制性和包容性的制度体系，促使美国农业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认知框架，成就了资本和科技密集型的规模化现代产业。高度机械化、规模化和全球导向的运作模式，锻造了美国农业的全产业链优势，使之不仅在农牧产品方面占据全球重要地位，而且在化肥、农药和农用机械等领域保持强劲的国际竞争力。（见表1）

表1 美国农业主要项目与出口全球占比汇总表（2023年）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服务局《2023农业出口年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国际谷物理事会公告，美国肉类出口联合会公告，OEC 世界贸易数据平台（https://oec.world）

美国农业的发展历程

美国农业发展历经五个阶段，反映了其农业生产力与科技进步的演变，也深刻嵌入国家的制度安排、市场机制与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17世纪至19世纪初）殖民农业与自给自足体系

在北美殖民初期，美国农业为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式小农经济。17世纪英属殖民地的农业模式多依赖劳动力密集型手工劳动，种植作物包括玉米、小麦、烟草等。18世纪，南方大种植园经济依赖奴隶劳动力生产棉花、甘蔗和烟草，出口欧洲市场。1828年的《关税法案》限制了跨大西洋贸易，引来南方种植园主的强烈抗议，将年轻的联邦推向南北分裂的边缘。这一时期，美国农业地域分工初具端倪，尚未形成全国性市场，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阶段。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进运动与机械化起步

1862年，随着《宅地法案》的实施和铁路网络的扩张，美国农业迅速向西部拓展，圈地运动成为农业发展的驱动引擎。此时期农业机械化得到初步发展，如约翰·迪尔于1837年发明钢犁、推广机械收割机，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Olmstead & Rhode, 2008）。1890年，美国国会颁布第一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严厉打击州际贸易垄断与共谋，为联邦体系建立统一市场提供了法治保障，美国农业随之从地方性的产销模式转向全国性的市场体系。

粮食贸易兴盛，棉花带、玉米带的形成，凸显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规模优势和比较优势。通过市场化实现的资本积累，使农业摆脱自给自足，并初次加入组织化、雇佣化和职业化的劳动大军，为农业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上半叶）产业化与国家干预20世纪初，美国农业进入产业化阶段，农场规模扩大，农业资本投入上升，但价格波动和自然灾害（如1930年代大萧条和“黑风暴”）暴露出农业部门的脆弱性。联邦政府开始介入农业治理体系，1933年《农业调整法》标志着新政时期农业干预政策的开端，联邦补贴、价格支持、生产配额、信贷支持机制相继建立（Gardner, 2002）。农业合作社在此期间得到普及，农场组织化水平大幅提升。

（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绿色革命与全球化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农业进入“绿色革命”阶段。高产作物品种（如杂交玉米）的开发、化肥和农药的广泛使用，以及灌溉技术和机械设备的改良，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产出（Evenson & Gollin, 2003）。借助马歇尔计划等对外援助项目，美国得以将农副产品、工业食品和农用物资大举倾销海外，成为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国际市场的竞争又促使美国农业更加重视生产效率、标准化管理和品牌化经营。

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全面讲述了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对美国农业和农业政策产生了深远而系统的影响，尤其在农药使用、环境监管、农业科研导向以及联邦立法等多个层面留下了深刻烙印。1970年，美国环保署（EPA）成立，其早期职能之一即评估农业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农药残留、水体污染、土壤退化等。环保评估成为农业项目审批的法定程序，并规定农业补贴项目中必须考虑环境影响。1972年修订的《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法》（FIFRA）确立了对农药进行登记审批、风险评估和市场退出机制，交由环保署执行。相继出台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水法》《濒危物种法》等，分别对农业排放、栖息地保护和农田开发项目提出了限制措施，开启了“生态视角下的农业治理”进程。另外，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农业等专业，也陆续被纳入高等和职业教育体系。

（21世纪以来）现代农业：技术融合与风险治理

进入21世纪，美国农业在高科技引领下呈现出精准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趋势。生物技术（如转基因作物）、数字农业（如GPS导航、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和自动化设备得到广泛应用。同时，农业风险管理制度日臻完善，包括联邦作物保险、灾害补贴、收入保障等多层次保障体系，强化了农业部门对自然、市场与政策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Orden & Zulauf, 2015）。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农业逐步从“高产导向”向“资源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同时，强调碳足迹、水资源保护及土地再生。

由于巴西、俄罗斯等国家农业生产和出口快速增长，以及与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近年来农产品出口呈现下降趋势，2023和2024年出口总额约为1750亿美元，分别比2022年下降了11%。 从更长周期来看，美国农产品出口水平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美国农业制度与政策

美国农业制度确立了以土地私有、市场竞争与契约自由为基础的发展框架，并构成美国农业现代化的根基。在土地制度方面，美国绝大多数农业用地为私人永久所有，农场主对其土地拥有完全的处置权。根据美国内政部数据，约27%的土地归属公共所有，这部分土地多用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科研教育场所，联邦及州政府负有监管职责，而不直接介入资源配置与农业开发活动。这种清晰的产权结构极大降低了因土地权属不明所引发的交易成本与法律纠纷，有效保障了农业投资的稳定性与连续性（Alston & Pardey, 2006）。

美国农业制度特征还体现于长期稳定、体系完善的农业政策体系之中。自20世纪以来，联邦政府持续通过立法手段构建农业公共政策框架，形成“政策—市场—技术”协同驱动的现代农业体系。代表性的农业立法包括：

1. 《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1933）：确立了联邦政府通过价格支持、作物补贴和减产激励干预农产品市场的基本机制，是美国农业政策干预的起点；

2. 《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案》（Federal Crop Insurance Act, 1938）：建立了以风险分担为核心的农作物保险体系，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保障；

3. 《农业改善与改革法案》（Federal Agriculture Improvement and Reform Act, 1996）：推动农业政策从价格支持向收入补贴转型，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4. 《农场法案》：作为每五年修订一次的综合农业立法，涵盖了农业补贴、营养援助、环境保护、农村发展等多个政策领域，聚焦了美国农业政策调整。

在农业组织制度方面，美国构建了较为成熟的合作社法律体系。《合作社公司法》要求各州立法保护农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与税收优惠权利；《卡普–佩里森法案》（Capper–Volstead Act, 1922）则赋予农业合作社在农产品销售中的集体议价权及反垄断豁免，是美国合作社制度的法律基石（Hueth & Reynolds, 2010），不仅提升了中小农户的市场议价能力，也推动了农业经营模式由“分散型生产”向“组织化运作”转型。

从政策实施机构来看，美国农业部下设的农协服务局承担农业合作社及农村发展的政策执行职责，提供涵盖资金、技术、信息与教育在内的综合服务体系。其重点政策工具包括：合作社专项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贴、农技推广项目、税收减免等。

总体来看，美国农业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农业全球竞争力、推动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美国农业政策体现出“市场主导、政府扶持”的基本特征。通过制度化的产权安排、多层次的政策工具和有效的组织机制，实现农业资源配置的高效化、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以及产业组织的规模化。

美国现代农业的组织模式

美国农业以市场导向、资本驱动与科技赋能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体系，体现了市场机制、组织协同、科技赋能和制度保障有机结合的四维运营模式，以及以家庭农场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以合作社为纽带的协同网络、以精准农业为基础的技术体系、以农业保险与金融服务为支撑的风险管理机制。其高度规模化、专业化和全产业链一体化的特征，推动了农业的高效率与高产出，使之在全球供应链中显示出强大的竞争优势。

美国现代农业的从业者可归纳为各具特色的四类经营主体：

家庭农场：结构性主力与制度性基石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定义，现代农场主要以“产值规模、资本密集度与市场依赖度”为指标区分。家庭农场长期构成美国农业的制度核心和数量主体。2023年，美国共有约189.5万个农场，其中约86%为小型家庭农场（年现金农业收入低于35万美元），经营着约41%的美国农业用地。相比之下，大型家庭农场（年现金农业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占农场总数的4%，经营着31%的农业用地。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为464英亩（约合187.8公顷），家庭平均收入为97984美元，高于同期美国所有家庭的中位收入（80610美元）。

尽管美国家庭农场在数量和土地占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其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小型家庭农场依赖非农业收入维持生计，而中型家庭农场则面临农业收入负增长的压力。大型家庭农场虽然在收入和土地占有方面具有优势，但也需应对市场波动和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家庭农场呈现出公司化和信托化趋势，普遍通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LLC）或S型公司以规范财务结构、优化税收负担并实现代际传承。在运营实践中，这些农场通过专业化分工（如作物－畜牧分业、种养分离）和外包管理，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与抗风险能力。

企业化农场：资本密集型专业主体

企业化农场通常以公司形式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较强的融资能力。其经营主体多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或合伙企业，雇佣职业化管理团队负责运营决策。这类农场广泛分布于牲畜养殖（特别是牛、猪、禽类的集约化生产）和大宗农作物种植（如玉米、大豆、小麦、棉花）领域，集中体现了美国农业的资本集中和规模扩张逻辑。

企业化农场的优势在于：（1）具备整合农业科技、信息系统与市场网络的能力；（2）通过土地租赁、纵向一体化及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扩展经营边界；（3）对市场波动与自然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强。

农业合作社：组织协同与风险共担机制

美国农业合作社是一种由农民自愿联合、共同出资、共同受益、自主经营、民主管理、服务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构成了美国农业社会资本的重要配置模式，体现出农业部门在资源协同、市场议价和风险共担方面的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采购规模化、物流一体化、服务专业化的道路。

农业合作社广泛嵌入农资采购、产品销售、农机服务、农业保险、农业信贷、储运加工、电商平台建设、品牌推广等多个环节，以营销合作社、采购合作社和服务合作社等形态，贯穿于从生产到流通的完整链条。（见表2）

表2 美国农业合作社的主要类型

截至2023年，美国共有1647家农业合作社，容纳包括农民、牧场主和渔业合作社在内的184万社员（农民可交叉入社），总资产为1247亿美元，总营业额为2967亿美元。由于不断合并重组，其数量减少，继而实现了规模经济，提高了运营效率。例如，蓝多湖乳制品合作社的成员已超1600家；CHS 农业公司由众多农业合作社、农民、牧场主和数千名优先股股东组成，形成了跻身《财富》500强的跨区域综合性农产品营销和供应合作社；美国乳农公司（DFA）是全国最大的牛奶营销合作社，服务1万多户奶农。

合作社按照“用户所有、用户控制和用户收益”三原则实行成员制，充分尊重用户的自主性和参与性。合作社尽管同样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专业经理制，但其决策模式不同于商业公司的同股同权，而是采取“一人一票”制，其盈余分配也是按照成员的“交易量比例”，而非依据投资比例。这一机制有效保障了中小农户的参与权和收益权，构成现代农业中的“集体行动”典范。

此外，地方合作社可组成州级或国家级合作社，形成“两级合作、垂直整合”的全国网络。合作社另外三项重要服务功能包括：（1）设立信贷部门或与农业银行合作，提供贷款、信用担保；（2）通过集体储粮、销售托底、农业保险等手段帮助农户对冲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风险；（3）利用大数据、ERP系统、区块链，实现农产品可追溯与智能管理。

农业企业：全球农业产业链的核心主导者

在全球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美国农业企业因其强大的技术能力、资本实力与全球布局，成为农业产业链的核心主导者。从农资供给、种子研发、机械制造到农产品贸易与加工，这些企业不仅控制着农业生产的关键物质基础与技术路径，而且通过标准制定、知识产权控制、跨国并购等多元手段，深度参与全球农业治理结构的构建。下述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为例，概述其在农业全产业链中的定位与功能。

1. 嘉吉公司（Cargill）与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DM）。在全球农产品贸易、初级加工与物流体系中居于中枢地位，主导了全球农产品定价体系与跨国供应链配置，在粮食安全、农业市场调控与全球食品贸易格局中发挥关键作用。嘉吉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私人控股企业之一，业务覆盖粮食收购、饲料生产、食用油加工、生物燃料制造以及港口物流等环节。其在全球设有数百个粮仓、港口与加工设施，构建起跨洲际的农产品物流网络。ADM公司则专注于谷物、大豆、油籽等加工与贸易，是全球油脂和蛋白原料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亦积极拓展健康营养品与生物解决方案业务。

   2. 孟山都公司（Monsanto）/拜耳作物科学（Bayer Crop Science）。属于上游种业与农化产品（转基因种子、农药）的领先者和全球转基因种子和农药领域的先驱，其“农场到田间”的综合解决方案极大提高了作物单产和抗逆能力。2018年并入德国拜耳集团后，该企业组建了全球领先的农业生物科技与植保平台。其产品线涵盖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作物的生物技术种子，以及草甘膦等关键农药产品。通过种子专利、技术许可，该企业深度塑造全球农业技术标准，强化了美国在农业生物科技方面的制度输出能力。

   3. 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作为全球领先的农业机械制造商，约翰迪尔提供从耕种、播种到收获的全流程智能农机设备，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精准喷药设备等。在“数字农业”趋势下，约翰迪尔大力发展农业信息化系统（如GPS导航、远程控制、田块数据分析平台），实现农业作业自动化与高效化。在推动精准农业技术与智能制造向全球输出方面，约翰迪尔重塑了农场管理逻辑与劳动组织结构。

   4. 科尔特瓦公司（Corteva Agriscience）。由陶氏杜邦农业部门重组而成，致力于研发高效作物保护剂与多样化种子品种，强化作物在不同气候区的适应性。它积极部署农业数据平台与智能农业解决方案，服务全球小农户与大型农场主。其多元化产品与服务体系，既增强了农业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也有助于提升农业可持续性水平。

技术与市场驱动的农业供应链

技术体系与数据驱动运营

美国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来源于其高度制度化、系统化的农业科技支持体系。该体系由联邦政府资助的陆地赠地大学系统、农业实验站以及农业推广服务体系构成，三者协同构建了“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的技术扩散机制。在此基础上，美国农业正在迈向“数据驱动”与“智能化决策”主导的新型运营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精准农业：广泛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技术、无人机监测、物联网（IoT）传感器与人工智能算法，实现了从播种、灌溉到施肥、植保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这一技术大幅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并降低了生产不确定性（Gebbers & Adamchuk, 2010）。2.生物技术：在转基因作物（GMOs）品种培育、动物疫苗研发、微生物肥料与生物农药应用等方面取得广泛突破，不仅显著提升了作物产量与抗逆能力，也增强了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Fernandez-Cornejo et al., 2014）。3.机械化与自动化：通过将农机设备与人工智能系统结合，美国农业已实现包括自动驾驶拖拉机、智能收割/采摘机、机器人喷洒系统等技术落地，在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同时，提升了运营效率。这些技术的集成应用，促使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的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进而推动农业管理模式从规模化迈向智能化，构建起以数据采集—算法分析—精密决策为核心的运营体系。

市场导向与供应链整合

美国农业供应链具有高度市场化特征，其农产品市场化率长期稳定在90%以上。大宗农产品（如玉米、大豆、小麦等）通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ME）等期货市场实现价格发现与风险对冲，形成了“市场信号—生产响应”的动态调节机制（Goodwin & Schnepf, 2000）。农业企业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合同农业、纵向整合与品牌运营等方式深度嵌入产业链各个环节，以实现价值链延伸与效率提升。具体表现为：

1. 前向整合：农业生产者通过与食品加工企业、零售商建立长期采购协议或设立联合体，推动初级农产品向深加工和品牌终端延伸，从而获取更高附加值。

2. 后向整合：大型农场或农业合作社通过自建或控股农资供应商、仓储物流企业等，降低农资采购和流通成本，增强供应链控制力和成本优势。

3. 横向联合：地理邻近或产品同质的农场通过联合采购、共建设施、联合销售等方式提高议价能力和规模效应，有效应对市场波动与不确定性。

   此外，美国农业在全球化格局中具有显著出口导向性。联邦政府通过农业出口信贷保障计划、贸易促进谈判与市场准入计划等政策工具，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巩固其全球农业强国地位（USDA FAS, 2023）。

   （编辑  季节）

在当前中美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房地产问题。

中美两国打的是明牌。美国对我国的制裁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打的都是明牌，我们也是打明牌。4月2日，特朗普对全球70多国加征对等关税，中国是唯一对等反制的。5月12日和6月9日，中美之间进行了谈判。最近可能还要谈。中国和美国的博弈，可以说是有斗争有谈判，有对抗有合作。我们对美国有限度地出口稀土，美国则部分取消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禁止项目。在中美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我们国家做得非常好，是有战略定力的。

但是从长期看，我们要在中美大国竞争中能够真正站得稳，并最后取胜，关键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有竞争基础，靠实力说话。我们当前和今后必须注重解决几方面突出的问题，包括尚未进入议事日程一些问题。

关注企业所得税问题

拜登担任美国总统的4年中，美联储实行了高利率政策，升息达到5.25%～5.5%，由此在中美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利息差，在全球范围造成美元回流趋势。特朗普将带来一个新的威胁，中美贸易谈判结束后，美国政府将出台财政“大而美法案”，从而在中美之间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税差。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1%，现在从21%降到15%。这意味着美国在大的经济体中，企业所得税是最低的。再加上美国的高关税政策给进口造成障碍，鼓励制造业企业在美国投资设厂。

拜登时期的《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已经吸引了大量欧洲企业到美国投资，包括中国台湾省的台积电。过去很多人认为，美国制造业回流基本不可能成功，因为那里缺乏合格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太高；虽然它的能源成本和管理成本较低，税率低，但是产业配套能力差。但现在如果美国的低税率、低电价加上AI技术的普遍应用，吸引我国的头部企业（特别是具有优势产能的企业）去美国投资，就会带走产业链上下游不少企业。这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带来全部产业，是一样的道理。

鼓励企业出海、在全球布局，以我国头部企业为核心在当地形成新的产业链，体现了更高水平的开放。但凡事都要两方面看，我国还有庞大的待就业人口，企业和过多资本外流就会影响我们的制造业大国地位。

目前国内企业出海已经形成潮流。2024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032亿美元，中国企业到境外投资1300多亿美元，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对外投资大于外商在华投资，差额约300亿美元。2017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是456亿美元（美国荣鼎集团数据），第二年美国发动贸易战限制对美投资，中国对美投资降到200亿美元，第三年降到48亿美元，第四年降到10亿美元以下。而在当前美国高关税和低所得税政策下，可能加快我国制造业外流。

再看印度。我们在印度投资增强了印度的工业制造能力，印度加快了迈向制造业大国的步伐。印度原来没有手机生产能力，现在它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手机出口国。小米、VIVO、OPPO原来在印度市场占80%份额，现在降到60%，苹果在中国的几条生产线都被转到印度。一条生产线全部转移平均需要10年，从2017年就开始转移，现在已经是第8年，苹果表示，已有6条生产线基本完成了转移。目前苹果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又要从印度向美国转移回流。

中国企业正在全球投资布局，东南亚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目的地，然后是非洲、北美、南美。如果美国要求中国制造业企业到美国投资、美国市场向中国企业开放，估计中国一些企业会考虑。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税制改革问题。当前美国实行轻税薄赋，让利放权政策，如果我们现代营商环境的构建和降低企业税负的步伐过慢，那么在大国博弈和竞争中，市场主体会受到很大影响，并影响到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美元结算、美元体系的问题

可以说，现在到了美元霸权3.0时代。美国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值达6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6倍；有380万亿的市值面向全球的资本市场，包括与实体经济相关的100万亿资产。美国是把数字货币作为战略性资产。现在全球数字货币的99%是美元，稳定币95%是美元；美国数字货币中比特币19.8万亿，以太坊5.9万亿，稳定币1.21亿。总之美国把数字货币（以太坊、比特币等等）作为战略性资产，又把稳定币更加美元化。美元通过区块链将不是去中心，而是强中心。

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塑造一种新型的美元霸权，其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型货币形态。这对我们未来的影响也可能是非常大的。

    世界已经进入了“无锚社会”。美元作为锚不可靠，但如果不用美元作为锚，又不可能在全球实现大型的流通，包括大宗商品、石油、粮食等等的贸易。美元美债的这种大循环，美元—黄金的循环，美元—大宗商品的循环，如果加上数字化的货币，以及区块链的结算形式，再加上它的稳定币作为资金储备池，对我们的威胁是很大的。去年到现在，全球稳定币的交易累计已有27万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有效应对美国对我国的科技封锁

科技霸权叠加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对我们的安全形成很大的威胁。2024年12月，美国商务部出台“决战10年”文件，声称美国下一步经济社会的安排要建立“5大支柱”，在这个文件中，他们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敌对国家。这个“决胜10年的5大支柱”，每个支柱的部署都是针对中国的。我们应当进行有针对性地研究部署。

我们也要相对应地找到美国的短板，包括在资源矿产例如稀土方面有条件地进行交易，迫使美国在高科技的关键零部件上要对我们“开口子”。

美国最近出台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的芯片技术停留在2023年，美国如果现在对中国卡死，中国的芯片研发能力就会立即停滞，今后将阻止向中国转让。最近我到广东东莞调研，看了VIVO、OPPO这两个企业。华为经过多年努力，做到7纳米芯片堆叠，达到相当于5纳米的效果，而这两个企业的手机已经用到高通的3纳米芯片（美国对VIVO、OPPO、小米不封锁）。美国对中国不同企业采取不同的措施是基于什么考虑？因为高通也要卖东西，它有60%的市场在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但是美国政府对谁购买高通产品是要追溯的，不能转给第三方。

真正落实解决地方债问题

据最新数据，截至5月份，全国地方债累计已达51.2万亿元，上升很快。经调查，隐性债务已从5年前的17.6万亿减少到现在的11万亿。5年才置换出4万亿，这个速度还是太慢了。能不能用一揽子政策解决地方债问题，让经济能活起来，让地方政府欠企业的钱能更快还给企业。我认为，可以把地方债中属于合理的五笔债务剥离出来：

（1）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公路）。

（2）属于国家重大项目的投资，如安徽（ITER）大项目，中央出资1/3，地方拿2/3。现在这个大装置已经建成，其中可控核聚变、超导等技术都属于国家，可由国家承担部分投资，将其债务进行剥离。

（3）三年疫情的很多费用，包括核酸、疫苗、治疗等费用都由地方承担，是否应该适当勾销。

（4）重大民生工程，应该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5）地方政府欠企业的债务。

这五笔账应该剥离出来，成立坏账处理公司或专门机构进行评估分类尽快解决，就像过去处理金融机构坏账一样，这样地方政府就活起来了，不再欠公务员工资，地方政府在企业中的威信也将恢复。

前两年地方政府缺钱憋得没办法，出现跨境抓人、远洋捕捞、异地办案等问题，中央进行及时纠正。为稳住民营企业的信心，对地方政府违规抓人的，是不是要处理几个，不仅行政上处分，非法远洋捕捞拿的钱能不能退回去。这样形成示范效应，企业家的信心、社会的期望就会恢复。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一揽子政策，既要有经济政策，也要有政治上的考量。

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指出，2029年要达到的目标，目前多数还停留在文件上。比如说地方财源问题现在还没解决，地方政府原来51%的财政收入靠房地产和相关收入，中央说以后将印花税转地方，到现在还没有落实，而且印花税占税收总额的2%多点，难以解决地方的税源问题。空窗期这么长，政策效应难以得到保障。

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改革的整体设计，抓紧解决我们内部的问题，才能使我们能够在中美博弈中走出来、走上去，取得最终的胜利。

（编辑  尚鸣）

现代化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但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才是最好的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因素包括人口、劳动力、资本、教育、技术、科学、信息、数字、智能、文化、能源、资源、环境、生态、国防等十几种，这些因素是一个地区、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发生并完成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因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共同促进本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及主要特征

在世界性现代化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道路选择不同，实现结果不同，进入现代化的时间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现代化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表现为：

第一，人均收入持续高增长。按不变价格计算，2024年中国人均GDP比1952年实际增长了93.5倍，年均增速为6.5%， 先后经历了极低收入水平（1949-1990年）、低收入水平（1990-2000年）、中低收入水平（2000-2010年）、中高收入水平（2010-2020年）， 2021年之后开始进入中等发达水平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用了几十年走完了其他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历程，为典型的后发跨越式现代化道路。

第二，工业化持续加速进程。按不变价格计算，202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比1952年实际增长了1267倍，年均增速为10.4%。 新中国经历了初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及国民经济体系阶段（1953-1978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52年17.6%上升至1978年的44.1%；2014年明确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入“新四化”同步发展阶段，到2024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0.1%； 信息化加速阶段（2000-至今），数字中国建设阶段（2015-至今）， 人工智能建设进入起步阶段，“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由此形成了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四化”同步发展，超大规模发展新态势。

第三，持续的城镇化加速进程。经历从低度城镇化（1949-1980年）到城镇化加速阶段（1980-2024年），再到超大规模城镇化，城镇总人口从2000年的4.6亿人上升至2024年的9.4亿人。

第四，持续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5岁，到1974年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63岁），到2024年达到79岁。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50年的1年，到2023年的11.5年。

中国式现代化可概括为五大因素：一是不断增加的现代化因素，如一国发电总量和人均发电量； 二是不断增加的社会主义因素，如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 三是不断增加的中国文化因素。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四是不断增加的绿色生态因素。坚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五是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因素。坚持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核心因素，极大地促进五大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本文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要特征：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为了获得发动和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权力和机会，中国共产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28年的时间，据中国民政和组织部门统计，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就有370多万人。如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论，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结论。

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看，从传统农业国家到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至少三个发展阶段：1949-1978年时期为准备成长期。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式工业化开始起步的。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动国家工业化，自力更生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建立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化三改”，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改”）， 1956年就提前完成了“三改”，宣布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八大”）通过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 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即发动和推进“四个现代化”。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其核心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5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泽东，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总任务以及“两步走”战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1980年以前，“四个现代化”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1979年9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同志说，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1952-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1.2%。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巨大成就。 特别是集中全国力量办全体人民的大事，如农村实行合作医疗。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可视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经济起飞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首次将其更加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 邓小平以更加开放、更加务实的态度，将中国基本国情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内涵，并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的“小康水平”“小康社会”务实主义目标。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前列，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报告特别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87年4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从1981年开始到20世纪末，花20年时间（指到2000年）分两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到1000美元；到21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达到4000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 实际上，按美元现价计算，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60美元，2010年达到4551美元。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报告设想：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一九八零年翻两番的要求。 此时，国际秩序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五”；东欧剧变，均转向资本主义；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顶住了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经济制裁和政治压力，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1990-200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10.4%，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2.8%），居世界前列。到2000年，中国如期实现了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中第二步战略目标，GDP年均增速10.4%；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从1990年的3.1%提高至2000年的6.4%，翻了一番；中国已经先后超过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我国GDP是1990年的6.55倍，年均增速高达9.3%，在世界的排位从第171位上升至第140位。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宣布：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6位， 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报告指出，我们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我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改革目标要求，在奋斗目标上完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建党100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从2017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对此，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系统评估和总结，主要是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4个量化指标。评估的基本结论是：在21世纪头20年，中国抓住了极其宝贵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快速发展、全面崛起，实现了历史性、全局性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进步，使中国快速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向、同行、同步。

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率先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按每人每日2.15国际元最低贫困线，中国从1999年46.1%降至2016年的0.1%； 按每人每日3.65国际元贫困线，中国从1999年35%降至2019年的0%。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中国将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即进入世界强国发展时期。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擘画中国未来发展蓝图。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一共出现了“11+1”个“强国”：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科技强国、交通强国、贸易强国、海洋强国11个强国，最终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上述目标，提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等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海洋强国、世界一流军队；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由此形成“1+15”目标体系，成为今后十几年间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大战略。它们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由之路上的两大路标，必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国情和条件

中国具有极其特殊的基本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启动工业化、现代化时间晚，发展起点极低。1950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4.7%、西欧人均GDP的9.8%，是世界上相当落后、贫穷的传统农业国家。当时中国还有大约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

党的八大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还特别提到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后来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战略目标，并指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此时，中国国情基本特征可概括为：

一是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人口。1978年为9.56亿人（年中人口），占世界总人口（42.81亿人）的比重为22.3%，一旦中国实现现代化，就相当于世界约有1/5人口进入现代化行列，改变世界现代化版图。

二是中国人均主要资源明显低于OECD国家。人均农业用地不足，仅为OECD国家的43.3%， 人均淡水资源仅为OECD国家的26.9%， 中国在人均资源低得多的条件下，必须走创新型绿色现代化道路。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起点低。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上有数据统计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75位，但是我国具有后发优势，属于典型的追赶型现代化模式，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能够创造更大的经济财富、社会财富、生态财富以及文化财富。

202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上有数据统计的199个国家和地区中上升至第75位。 按购买力平价（PPP）2021年国际元计算， 中国人均GDP从1990年的1677国际元上升到2024年的23846国际元， 年均增速居世界前列，1990-2023年间高达8.1%；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达到2024年的7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90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52.5%提高至2023年的97.5%，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对美国水平从1990年的57.7%提高至2024年的79.7%；率先实现人力资本水平的追赶，特别是健康与教育发展指标的迅速追赶。中国式现代化突出反映了对全体人民全生命周期的长期教育投资，从世界最大的人口之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本之国、人力资源之国。

（三）中国式现代化基本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三大目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他说，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获得全党全军全国的高度政治共识，正式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 笔者将这三条判断标准称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标准”。

从国家性质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要做真正独立自主的世界社会主义大国；从国家治理体系看，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国家，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总统制、议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从国家治国理念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而不是以极少数垄断资本集团为中心的现代化；从国家发展任务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从国家发展目标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不是社会严重分化、各方矛盾对立、政党政治冲突的现代化；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看，中国是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大国中率先开启共赢主义时代。 中国正在全面加速赶超西方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开拓新的道路。

（四）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做出了国家制度创新的设想，创新性建立了“一体多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不仅能够成为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且能够建立超大规模的多样化与网络化的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现代中国的“大一统”，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规模优越性的“乘法效应”。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历程大致分为3个时期：

第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 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为改革开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国家制度基础、人力资本基础以及工业化基础。1953年12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公布，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是要“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使用“共同富裕”。

第二个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1978年，邓小平提出“先富论”，即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是解决广大农民温饱，再是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集中全国各方面力量，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039万人消减至2012年的9899万人，中国贫困发生率从1990年的72%下降至2012年的8.3%。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一九八零年翻两番的要求。” 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4万国际元，超过日本GDP4.95万国际元，占世界GDP比重为6.4%，首次跃居世界第2位。  我国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12亿多人民的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总目标。

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按现价美元计算）从世界第6位跃升到第2位，社会生产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第三个是从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国人均GDP从2000年的3989国际元达到2020年的18834国际元，高于同期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速的1.9%； 整体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我国构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惠及全体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26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202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34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38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3.04亿人。 2020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2021年如期全面建成惠及十四亿人口的小康社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迈上更大的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实行共同富裕方略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党中央做出长期战略安排，分步骤采取有效措施，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房地产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2011-2020年，房地产投资约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0%，房地产及关联产业占GDP的15%以上。202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给整体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国家为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采取了多项措施，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出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优化存量商品房收购政策”等重要政策方向。

2025年6月28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中国房地产报在京举办“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和扩大内需”研讨会。研讨会上，来自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资深专家，就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和发展趋势、如何优化房地产政策、缓解企业困境，以及探索行业发展新模式等议题进行探讨。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形势

（一）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继续下行，存量房问题突出

202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多个部门，打出“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的政策组合拳，为2024年年底和2025年年初楼市止跌回稳奠定了基础。国家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推动“两重”“两新”建设，将城市旧城改造项目纳入其中。今年5月7日，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了八项房地产融资增量政策。但目前稳定楼市政策的效应显然在递减，近期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下行通道，面临存量增加、区域分化和结构差异等问题。

（1）房地产尚未摆脱总体下行态势。

张其光（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指出：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供求关系逆转，从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投资性需求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二是价格持续下行，目前跌幅收窄但仍未改变下跌趋势；三是房价下跌严重影响市场信心；四是房企风险未解，企业普遍存在生存压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情况表明，行业、投资、销售、资金各方面都承受着一定压力。1-6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为-3.5%、-5.5%，一线城市成交明显好于二、三线城市；同期房地产投资增速为-11.2%。房价指数（含新房和二手房）环比5-6月继续下行。今年6月，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69亿m²，处于历史高点。

（2）房地产价格仍处于下行通道，尤其二手房市场表现明显。到会专家反映：今年1月至4月上旬，全国房地产市场趋稳（北京房价小幅上涨），但5月份以来销量和售价再次出现超出预期的下滑，六月中旬起降幅有所收窄。

邹琳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长）：根据我们对90城市房价的监测，5月上半月，房价环比跌幅为-0.72%，下半月为-0.57%，6月上半月为-0.38%，下调趋缓。

一线城市房价跌幅：5月下半月为-0.69%，6月上半月为-0.38、下半月为-0.53%（北京5月份降幅最大）。

二线城市房价跌幅：5月下半月-0.6%。6月上半月-0.44%。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深度调整，合肥、南通、厦门跌幅较大，其余城市降幅收窄。

三线、四线城市房价跌幅稍高于二线。

对90个城市的市场信心指数的监测分析表明，市场信心持续悲观（审慎），买卖双方均持观望心态，抛售压力加大。悲观情绪也突出表现在网络舆情方面。

（3）房地产存量问题成为行业核心矛盾。

邹琳华介绍，重点监测的90个城市中，70%城市（不分一二三线）存量房挂牌套数同比均显著上升。当前房企手中存量资产为70万亿元，现房库存占比升至30%以上。    

二手住宅上市量增加，价格继续下降。

李红亮（保利发展北京公司总经理）：北京和几个核心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已数倍于新房，成为市场交易主体，而头部房企1-5月新房销售同比降12%，仅10%项目表现尚可。

李伟（合硕机构董事长）：老旧小区配套缺失，二手房市场房源类型多样（包括常规挂牌、法拍房、资本留置房等）供求关系的逆转，促使前期部分居民出于投资目的所购置住宅加入抛售的行列。

（4）商业地产运营承压较大。

李红亮、胡峰（戴德梁行北区董事总经理）介绍：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从2019年的15%升至22%（有专家认为北京商业写字楼总体出租率不到五成，CBD八成左右），二线城市空置率约30%。租金水平深度回调，北京写字楼租金从平均400元/㎡降低至220元/㎡，对商业用房运营造成连带压力。新楼盘客户到访成交率下滑，多为持币观望，成交率降低。

对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的判断

（1）房地产市场下行的根本原因是供求形势的逆转。存量房递增、人口增长率下降、城镇化率接近70%阈值（已达67%），市场规模相应缩小；国际环境变动、国内经济增速下调、就业市场波动、金融行业薪酬调整影响，以及房价下跌导致此前购房者资产缩水。至2025年6月末，中国家庭债务总额达92.1万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超60%。 种种因素叠加，导致居民购房能力和意愿减弱。

市场持续低迷和居民的悲观预期相互影响和强化。“房地产市场基本被持续的下跌把信心跌没了”。

（2）市场信心严重不足，但市场利空因素基本出尽。

邹琳华：结合前期市场利空因素逐步释放、国内政策持续向“稳定预期、激活需求、优化供给、化解风险”方向发力，市场进一步深度下探的风险有所降低。

多位专家认为：一线城市市场韧性较强，在政策支持下可能率先企稳，少数综合条件较好的二线城市有望温和改善（如杭州房市借“六小龙”品牌逆势上扬）。

林竹（华晟科技董事长、华晟基金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提出，以数字经济（算力、芯片等）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带动部分城市产业园区及配套设施的开发需求，向“产业功能与空间服务融合”模式演进。但总体看，二线及以下城市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难以改变，部分城市还比较严重，这些地方楼市可能进入阴跌阶段。

房企面临的压力和转型努力

目前房企面临的压力

（1）目前普遍面临现房库存积压、未开发土地积压问题，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所有跟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的企业都在裁员。前期比较激进的企业纷纷暴雷，北京市场主要是几家头部央企在“玩”，现房库存比例仍不断扩大，只有降价一条出路。

遇绣峰（金地北方区域副总经理兼北京公司总经理）：金地是健康运营标杆企业，公开债已还清，2024年偿还了300多亿元，但短期利息压力巨大，现金流非常紧张。现基本没有新项目，都是消化存量；周围爆雷企业增多，但可获得的新增融资却越来越少，继续下去将面临新的经营困难。希望去杠杆能有时间找到新增项目实现换仓，降低经营风险。

宋效军（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副院长）：现在全国房地产企业每年倒闭三五十个很正常。市场上大量出现法拍房，挂二手房的更多。银行则采取保主体政策，差别对待，人口负增长的城市难以拿到房地产更新贷款或保交楼贷款。大城市高端改善住房的需求表现较好，刚需明显疲软，买房多为置换需求。年轻客户多倾向租房，因租金回报率只有1%左右，比买房划算。

（2）房企感到来自产业链的压力。因建筑行业不景气、企业退出较多，承接建筑项目投标条件提高（缩减垫资比例和回款周期）。来自买方的压力：房企预收款（合同负债或期房）规模较2021年高点降低30%以上，部分房企降低了70%，显示销售端面临压力。

（3）企业转经营模式的两难。

龙双双（华润置地华北大区副总经理）：华润置地的经营策略，是用新项目资金掩护去旧库存化，如果没有新项目带来现金流和利润，企业就很困难。但现在上面要求企业转经营模式（卖现房），如推行，则上项目拿地后资金至少要沉淀2年，且受到严格监管。这将使现金流问题无法缓解，也就不敢再投资上项目。公司前两年发行了自有资产（长租公寓和商业地产）REITs，两年来努力扩募，只是要求把更多自有资产装进REITs范畴，但上报项目、提供企业底层资产的程序过于繁琐，至今未能扩募。

（4）企业税负问题。

许立凡（中信城开副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房企处置自身不良资产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土地增值税问题。土地增值税是按土地溢价计算的，如深圳佳兆业资产包中楼面地价很低（1990年代买的），本想将该资产包拆开处理，但要交100亿土地增值税，而原来盈利的项目现在陷入亏损。以前地方税务局允许预缴，现因财政紧张必须清缴。这些税务问题使得房企下一步很难推进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

遇绣峰：税务稽查越来越严，通过税务稽查补税，对企业经营压力很大。目前企业现金流吃紧，只好折价出售资产，形成恶性循环。口子不能扎得太紧，要放水养鱼。

（5）建筑企业垫资比例较高。白亚东（中铁一局经营中心副总经理）：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真正能用到解决企业化债问题的很少，主要还是解决之前的政府欠债。企业现金流吃紧，因为前期给政府垫资造成的应收款，约占到项目规模的50%。希望严控地方政府项目垫资比例（上限30%）。  

房地产企业积极调整、探索转型

陈聪（中信证券基础设施和现代服务产业首席分析师）、林竹指出，目前房地产行业已呈现若干积极信号。

一是企业主动调整资产结构，实质性缩表。企业普遍采取更为审慎的经营策略，主动降低杠杆，聚焦核心能力建设，严控新上项目、优先去化存量，探索新的业务领域。今年1-5月，全行业总资产规模、存货总量及新项目开发投入同比收缩（分别为-7%，-14%，-25%）。

二是发展模式向产品本质回归，从过去的“三高”转向更加注重产品品质、运营效率和满足真实居住需求的方向转型；企业从依赖“土地/融资驱动”转向以“客户需求洞察”为核心，“好房子”理念正从概念向实践渗透，产品力成为关键竞争要素。

三是存量盘活通道价值初显。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和证券化市场等金融工具正在发展，目前规模尚有限，但已为部分优质存量资产（运营良好的经营性物业）提供了市场化退出路径，有助于避免非理性抛售，促进资产有序流转。

稳定房地产政策效应的分析评估

（1）政策应有系统治理的思路和分步实施的规划。房地产政策要有针对性、有效性，结合实际情况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让政策能在地方落到实处。

（2）政策制定需加强部门协同，统筹兼顾。如“好房子”体现了新房性能质量的迭代，但目前推出和强调宣传新房、好房将导致库存房价格下挫（新旧房得房率规则不同），金融政策应考虑行业规律和企业经营状况现实情况，并与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紧密联系、协同。

（3）稳定政策预期。调控政策要应出尽出，争取一次性端出，挤牙膏的结果导致居民越来越观望。要考虑到政策出台的效应，关键政策的调整应设置合理过渡期，最好提前预告，让企业有所准备。

（4）个别不同区域情况分类施策。专家提出：救楼市是救项目还是救开发商主体（开发商全国各地布点）？是否先稳住标杆城市的楼市，带动其他地方？如政府出资收储库存房改保障房，在三、四线城市是否可行（那里库存压力大、保障房需求有限）？另外，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是更多发展市场化还是更关注保障房的供给，需要研究。

（5）推行现房模式要照顾企业现状。目前企业库存占用资金过多，过快推进现房销售将使企业流动性更为困难，宜循序渐进，避免“去金融化”等单一目标政策叠加，引发行业整体波动。    

如何加快形成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

（1）要明确租赁和销售的关系、市场和保障的关系。

张其光：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年轻人买房意愿不高，第一他没钱，第二他不想买，因为相比买房，租房成本低流动性高。尤其现在市场租售比很低，租房更便宜。设计政策要适应群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

我们通过发展房地产市场解决了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但政府有责任保障买不起房子的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要明确“住房保障”和“保障性住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保障性住房只是住房保障的一部分，是住房保障的一种方式。现在应该强化住房保障（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2）开发商模式的转型。

许立凡：房企要深耕专业，回归产品领域。中长期看，“开发商”概念已逐渐过时，投资、建设、管理分离是大趋势，即转为“不动产基金+开发营建商”模式。新模式要求融资模式转型，从开发企业为主要载体的债权型融资模式，转为以项目为载体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模式。

融资以项目（而非企业）为载体，可使投资人不断纠偏，降低风险，让投资人对项目有信心，这样才能解决高杠杆问题。解决了房企股权开放（投资来源）问题，就容易从期房转向现房销售模式。新模式也将带动监管模式、消费者合同履约模式的全面转变。

存量房资产如何消化

如何有效地消化现有巨大住房库存，关系到经济发展全局。如何消化存量房资产的思路，大体如下：

（1）政府出资收储存量房转为保障房用途。

资金来源基本是专项债或地方发债。罗志恒指出，地方财政普遍困难，土地财政支柱已垮（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不足2020年同期的一半），而出资收储存量房不现实，只能由中央政府发国债成立中央的房地产稳定基金。李红亮：目前成本问题是地方专项债收购存量房的核心问题和主要困难。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当年由资产管理公司（AMC）出面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银行和负债方均为国有，损失由财政统一承担。而现在银行和开发商股权都已多元化，此模式已不具备操作基础。技术操作也存在难题：（1）非国有背景下，AMC若按原价收购不符合市场原则；（2）不等值收购将使开发商暴露隐性损失，可能难以承受；（3）对海量房地产项目如逐一评估和交易，评估成本将会过高。

如何依托中央政府信用消化和剥离房地产商存量资产，需要深入研究。宋效军建议，可借鉴股市平准基金模式，引导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

（2）不动产投资机构收储存量房。

专家们指出：REITs作为关键金融投资工具，为存量资产提供了重要退出路径，可以避免房企盲目抛售资产，稳定市场、加速资产盘活。目前全国REITs规模约2000亿元，政策的门开得不大，主要是不动产资产鱼龙混杂，在一些区域或领域严重供过于求；在市场状态较好的区域，优质资产正大量进入REITs市场挂牌。建议拓展REITs准入的资产类型，优化杠杆机制与扩募流程，适当放松监管，提升灵活性。

周以升（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和资本执行合伙人）：如果政府机构出面收储，买卖价格很难体现真实供求情况，且难免有道德风险。应鼓励发展市场化资产管理机构介入市场交易，形成新的投资主体和投资生态，才能重建周期（止跌）。这也是美国日本的经验所证明的。也就是从单一开发商到新的金融生态的构建过程，在这过程中将实现周期的重塑。

从房屋租金回报率和（REITs）贷款利率看，银行优惠利率一般1.75%，贷出时通常加一个点；市场上存量住宅及商业房的租金回报率，一般在1%～2.5%或2.5%～3%，依区域用途而有差别。显然如无政策支持，市场化模式只能在部分地区和部分领域实施。周以升提出“政策支持的市场化大型REITs”方案：探索设立国家级的证券化REITs（注册资本达千亿，国家少量补贴，免契税和增值税，国家设立征信机构、提供政策性贷款）。基金将所购不动产资产用于租赁经营、并打包上市交易，10～20年后房价回升后可退市，并允许房产散售。

（3）政府专项基金收储转租赁住房。

张其光建议：中央政府应拿出一笔专项资金专用于存量房收储，同时成立专门机构，统一负责该专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具体收购业务由收储机构实施，价格双方谈判商定。

收购的房产转为租赁住房。特别是北上广深的年轻人，即使房价再降，他们也买不起，但他们租得起。对实在租不起的人则提供保障房，这样既有利于发展租赁市场，同时又能凸显政府的作用。

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建议

（一）努力激活市场需求

改善客户端需求，减轻居民购房压力，提高客户购买的可能性。

松绑限制性政策，在北京和上海还有空间。一线城市担心房价反弹，但实际上今天投资性购房需求已经是历史了。

进一步清理交易税费。打通二手房与新房交易税收优惠：减免房屋交易增值税、契税；提高购房个税抵扣额度并允许换房延续抵扣。

（二）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提高供给质量

许立凡：税收调整。建议改革土地增值税规则，允许不良资产处置成本全额抵扣；

李红亮：取消亏损项目预缴所得税；

胡峰：建议推行香港式土地年租制，改一次性缴费为按年缴纳，缓解现金流压力。

叫停倒查式税务稽查，避免“杀鸡取卵”。

邹琳华、姬玲：提升存量房产质量。建议与旧城改造相结合，大力推进老旧住房的更新，促进二手房保值，通过电梯加装、停车扩容、公园配套提升老旧小区居住体验。

（三）严格划分保障房与商品房

建立“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双轨制。政府出资收购存量房定向转化为保障房的，必须与商品房体系严格切开。保障房就是保障，商品房就市场化，政府收购保障房不能进市场。

（编辑  碣石）

政府有效投资，在当前扩大内需实施超常规逆周期宏观调控的关键阶段，更凸显了中央对其所强调的“关键”意义。我认为，对与之相关联的“有效性”，可以提出以下更深层次的认识。

有效投资的七个层次的认识

第一，政府应该做的投资有别于企业在竞争性市场的投资。当下中央强调要提高投资效益，又特别注重逆周期调节，因此，政府发力安排有效投资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政府在支持企业参与充分竞争领域的投资之外，还需注重自己另外投资于和市场局限性、市场失灵相关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工程基础设施领域。这是首先要掌握的政府投资“有效性”的要领。

第二，超常规的政策组合效应。在逆周期调节中，政府对加力扩大内需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性安排，在调节过程中，如何在正确投资方向引导下，把握政策扩张性的合理力度，与政策的有效性有关。目前中央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超常规”的政策组合，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双搭配，这与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果以这种超常规的、加大力度的政策来推动扩大内需的调节，在正确方向之下又有力度方面的匹配，产生的效应就应当是较有效地增加就业，而这些政府应做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还将产生大量的需求，如设备、原材料等方面的订单进入市场。在提供岗位需求方面，可产生罗斯福新政的“以工代赈”效应。随着订单调动产能潜力和以工代赈提升景气之后，顺理成章的是提升了消费能力和调动大市场的消费潜力，助力提振消费这个重要命题，助益以有效投资为关键、消费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的大循环，形成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状态。

第三，增强发展后劲，从短期衔接中长期、超长期方面优化结构的有效性。总量扩张的逆周期调节是正确的，但还不够；财政政策的特点就是可以通过收入和支出来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统筹安排，优化结构。将短期衔接到中长期，增强了发展的后劲。但发展后劲在一般的有效性考核里是很难量化的，一般微观主体做的投资项目，比如制造业的项目等，相对来说有效性比较容易衡量，但在宏观层面，尤其是50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对于优化结构、提供增长后劲的正面效应怎么进行精准量化，这真是全世界的难题，但是这个方面的正面效应非常重要。

第四，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适当超前”的规律。如果能够正确地掌控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就可以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反之，如果掌握得不好，对于有效性则是有损害的。我国有多年实践经验可进行总结，其中，对这些年我国政府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存在过度超前的问题，但我认为主导性的问题，还是提前量不足。究其原因，有的是规划上认识不足，有的是受限于当时的条件。比如首都机场改扩建项目，改革开放以后先是改造了T1，以后又不得已而建T2，但T2运营没几年又要搞T3。如果将T2、T3一起做，总成本和结构会更合理。但因当时种种限制条件，只能先建T2，几年后觉得经济发展超出了预想，再把T3建出来，运行几年后发现还不行，再搞大兴机场。在规划上固然有客观各方面的限制，但主观方面还有可总结的规律。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主要的局限不是过度了、超前了，而是超前度不足。我国第一条代表性的高速公路是沈大路，设计时就存在超前不足问题，没修几年，不得不把全线停下来重新征地、加宽车道。老百姓本来对这条高速公路感觉是很好的，结果封了路之后怨声载道。后来沪宁高速公路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在解决方案上就不敢再把路封掉，变成了单向交错施工，高速路变成了非高速路，但好歹这条路还能通行；当然老百姓还是多有抱怨——这都是教训。这些年，很多人批评中西部的高速公路上“空空荡荡”，没什么车走，那是没有看到超前性的意义：“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中西部的路哪怕后面多少年间仍然不如东部的路热闹，但是这种投资建设的却是分布于全国各地呈现全覆盖状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干道网，这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社会的基础条件，这些都是有效性的体现。所以，适当超前的规律需要进一步总结，这关系到我们政府投资算总账的有效性程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应该追求达到更高的水平。

第五，更广义的“正外部性”投资效益。与上述投资分析有关，如果从“惠民生”和促进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来说，学术界给出概念的“综合绩效”，或称“国民经济综合效益”，讲的就是超越微观直接效益眼界的更广义的“正的外部性”。比如说，青藏铁路建成了这么多年，如果从财务表现来说，估计收回投资还是遥遥无期的；其运营成本能不能靠现在的货运收费、客运卖票收入来覆盖，也是个问题。但是这个投资建设项目对于整个全局的战略意义，就是它的正外部性。

青藏铁路什么时候建？早一点晚一点，不可能非常精确，当年就是抓住“四万亿一揽子政府投资计划”这个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特殊推动因素，达成基本共识，就把它建出来了。这个项目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使边疆以西藏自治区区域为代表的社会成员，更好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还以此工程为重要支撑条件抵御敌对势力搞民族分裂的破坏性因素，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正的外部性”里所包含的“有效性”。

第六，政府投资的有效性，还要体现在对企业投资的“外部环境拉动效应”。不少企业现在投资积极性不足，这有很多原因，如整体市场营商环境方面，有不利于形成长期主义耐心资本行为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各个分散的微观市场主体，也是可以被周围的社会氛围所影响的。如果政府投资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把经济景气度往上提升，配之以保护产权、保障公平竞争的措施，这样越来越多的信心不足的企业，就有可能开始考虑：要跟进了。他怕别人都已经动手，我再进去就晚了。这样的一种拉动效应，当然还得配上其他因素，但以政府投资提升景气度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它有利于改善投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这也紧密关联宏观政策方针落在政府投资上应体现的有效性问题。

第七，政府投资具体项目需要以可行性研究和高水平的操作方案来支持。因为工程资金的管理、施工质量的工程监理、工期的保障等，所有这些具体管理要素，显然都同项目投资的有效性相关，不可忽视。

        对政府有效投资重点领域的认识

基于政府投资有效性的七个层次的解说，可进而讨论对重点领域的认识。

对当前政府有效投资的重点领域，中央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即“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能做什么？举一个例子可以加强宣传和动员安排：我们现在应当把中国各中心区域的海绵城市和海绵流域建设加快做出来。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明显。几年前，郑州大雨后有的隧道里发生淹车、死人的事，随后披露的消息说，郑州原来对海绵城市建设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却未能避免那次悲剧。这可能有各种原因：也许工程建了一半还没有完善，也有可能是规划不当，还有可能是工程质量有问题等等。但无可回避的是，一定得总结经验教训，赶快把这个事做到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郑州如此，之后每年夏天雨季，从南方到中部到北方，都会发生大大小小刺激人的消息，它们都跟这个事情的处理相类似；前几年北京及周边大雨，门头沟与河北涿州也发生类似的涝灾。

在这些中心区域建设海绵城市的同时，一定要建成环保专家所说的“海绵流域”，它涉及整个水系相关的通盘治理建设。北京市海淀公园是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目前海绵城市工程应当怎样扩展，怎样在北京连成片？连成片一定要跟北京整个水系一起考虑。同时，还一定要在地域的、物理的意义上，通盘考虑怎么建设地下综合管廊，这也是说了多年的事情。以高水平的现代化为取向，避免老百姓说的“马路装拉链”，就必须建设这个地下综合管廊。自然是要先从中心区域开始建，特别是要从新区的发展开始建。

城乡接合部外推的时候，我认为应硬性规定为一个指令性的图纸：凡是不按照地下综合管廊设计的，就不允许开工。老区只好慢慢地逐步建设。在过去这样天文数字的投资很难下决心，而现在应发力推进，此其时矣！有超长期的国债，以50年的闭环为基础，一定能把这个事情解决。

综合管廊竣工运行起来以后，有弱现金流，主管机构对进入这个管廊的所有管线的管理主体，要收年费，而年费的源头是使用者付费，这个循环是很清楚的。以50年为期，足够使这个闭环的弱现金流的循环不必体现为财政赤字。这是运用我们公共部门负债安全区空间，可以做的一个非常长远的、有正面有效性的大工程，也是多少年来我们想做做不成的事，现在得赶快做。

还有什么应该配套考虑呢？一定要把地铁和与地铁配套的整个轨道交通网，在海绵城市、水系建设和综合管廊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前提之下，纳入通盘规划，尽快建好。北京、上海和我国其他一大批中心城市，现在直观情况是看起来跟纽约曼哈顿、东京银座类似，高楼大厦林立，但实际的交通治理水平差得太多：纽约、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明显高于北京、上海，但是却不用像北京、上海这样实行限购（北京是靠摇号，上海还加上一个“最贵的铁皮”——车牌竞价）。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轨道交通建设，还迟迟没达到有效供给的水平，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过了临界点，老百姓有钱可放开让他们买车，人们首选的，是用机动车来应急和周末、节假日体验和享受生活；通常出行，首选进入轨道交通网，特别是通勤族，如果住在郊区，他可以把车开到国家规划好的平价停车场、停车位上，然后进入轨道交通网，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到达目的地。这样一个有效供给支撑着的高水平的现代化都市生态，我们其实还差之远矣，现在正是发力建设的机遇期。为克服政府财力不够的局限，北京地铁4号线、16号线都是采用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非常好的经验，为什么不能继续鼓励做呢？其他很多城市，都应这样积极推进起来。据说有关部门把300万人口定为同意给地铁立项的硬杠杠，其实从国际经验看，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只要有一定的流动人口规模和景气度，就应该赶快建设轨道交通。

如果把这些事情在中国主要的中心区域做起来后，还要规划建设城市停车场、停车位。这个事情其实影响重大，实际上对于现代城镇生活而言，这是一定要匹配的。包括在物理空间紧张的区域。亟应在政府规划之下建设相应需求的立体停车位。早前已有企业开发了立体化方案：一个停车位，上下合在一起有十个位子，地下地上各五层，最高最低的车，调到地面开走，在50秒之内即可解决问题。我国有这方面的供给能力，关键是要有启动资金，可采用创新模式PPP，因为一旦竣工使用时就有现金流，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前些年交通运输部说，目前全国缺少5000万个停车位，现在说不止5000万个了。可以算一算，仅这一项，假定建一个停车位平均要10万元（如果配充电桩还得再高一点），这就是50000亿元的投资需求了！千头万绪的事情中，这么一个投资事项，就超出当年的“40000亿一揽子投资”了。要说它有没有效？非常有效。还有老旧小区改造，比如十几年、二十年之前，四层、五层的居民楼没有电梯，天经地义，现在不行，大家都希望装电梯了。又比如乡村振兴、新区开发等等方面，类似这些的投资潜力太大了，可做的事情太多了。

生产要素方面，钢材、水泥、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各种设备，我们一样都不缺，许多原来看着是过剩产能的，一旦投资做起来了，订单来了，它马上转为有效产能。总之，我们不缺生产要素，往往缺乏的是好的机制和一个创新的意识，去更加有效解决现实问题。

我们需要抓住机会，用公债来形成资金来源，作长期闭环的公债运营，包括专项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在我国“发得出，用得上”，当下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契机。

我们要破解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现在经常听到一些看法，认为中国投资已经饱和，找不到地方政府合适的投资项目，政府投资注定是无效的，等等。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说法，但是这些观点是片面的。确实有些投资可能无效，可能浪费，举债也出现过像贵州一方面有那么好的县县通高速、村村通硬路面、安顺的数字产业集群发展，却另一方面也有独山县那个大而无当用巨量资金砸进去的水司府，正反两面都有，但不能用反面的来否定正面的。我们一定要严密防范失误，尽可能提高投资水平，提高政府的有效性。

（编辑 季节）

“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并不存在

关于“消费驱动”这一说法，谈论最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和萨默斯。克鲁格曼声称，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濒临金融危机的边缘；萨默斯则认为，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学界谈论中国的“投资驱动”时，实际上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和发展模式，即所谓的Growth Strategy或Paradigm。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发展）同在某个特定年度如何使中国经济增速实现某个特定目标，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关注中长期经济增长，研究的是供给方问题；后者侧重短期调节，研究的是需求方问题。作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根本不存在“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

以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为例，将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数学化后可以得到：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储蓄率越高，社会总产品的产量增长越快。逻辑的结论当然是“消费率”越高社会总产品的增速越低。

以列宁的再生产理论为例，列宁在一篇题为《论所谓市场问题》的文章中，用“数列”构建了一个实质上是一个差分方程组的增长模型。列宁利用这个模型证明，尽管俄罗斯贫困、消费不足（第二部类得不到发展），但第一部类可以脱离第二部类增长缓慢的束缚而加速增长。

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不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中，情况亦是如此。例如，在最早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速=储蓄率/资本产出率（k/y）”。由于假设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储蓄率=投资率。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由投资率与投资效率决定，消费的增加意味着储蓄和投资的减少。在其他因素给定条件下，消费的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

从标准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考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出的经济增速为：给定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经济增速是投资、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函数。显然，对于决策者而言，投资、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都是十分重要的，必须掌握好三者的比例关系。

当前，中国政府十分强调产业和产品创新，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放在突出位置。就这种情况而言，中国存在“投资驱动”和“技术进步驱动”之间的选择，但技术进步不是从天而降的，技术进步离不开各种形式的投资。因而，中国面临“一般性投资驱动”和“注重创新的投资驱动”之间的选择。

可以对生产函数加以扩展，把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等因素包括进去。人力资本的改善同教育、健康等因素有关，如果说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拉动作用，那么这种拉动应该是通过人力资本改善实现的。但消费—人力资本改善—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需要具体的量化研究，不是简单说说就可以得出结论的。同时，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的消费是某些特定类型的消费，而这种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的特定类型消费的提供同传统意义的投资密不可分。

总之，对决策者来说，由于不同时期条件不同，经济增长对投资、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依赖程度会有所不同，不同时期的增长模式可以贴上“投资驱动”“劳动力驱动”或“技术进步驱动”的标签。但并不存在“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和战略。

除理论之外，西方经济学家还对经济增长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例如，巴罗在他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增长》中明确指出，跨国经验证据表明，消费支出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他还指出，总投资对GDP比与体现为教育和健康的初始人力资本存在正向关系。

一项经济活动可能同时兼有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性质，一件产品也可能兼有投资品和消费品的性质。如登山、健身的支出既可以看作是纯粹消费支出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一辆汽车既可能是消费品也可能是投资品（取决于汽车的用途）。不可否认，某些类型的消费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驱动作用。这种类型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需要通过经验研究加以确定。而不加严格限定的情况下把消费说成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倡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从“投资驱动”变换为“消费驱动”，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其后果也是不难想见的。

否定“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投资越多越好。投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在给定条件下，投资率存在一个理论最优值。以哈罗德-多玛模型为例，投资率（储蓄率）太高可能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因而过分提高投资率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而不是上升。当然，资本-产出率上升也不一定是投资率过高造成的。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为了维持目标经济增速，政府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提高投资率。改革开放前，中国曾经片面强调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结果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资本-产出率上升，这种经验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消费和投资对社会福利的改善在长期是一致性的。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给定收入，把更多资源配置于投资，消费就会减少，反之则反。投资和消费并无矛盾，实质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现在消费还是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不同民族、文化、制度下和不同代际间，居民的时间偏好（或消费贴现率）都会有相当的不同。例如东亚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这是东亚奇迹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量计量分析表明，从长期来看，投资和消费高度相关，没有投资，就没有增长；没有增长，就难以支撑持续的消费。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收入差距明显，基尼系数较高。

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苏联经济学家菲尔德曼于1936年提出的菲尔德曼模型建立在马克思在生产理论基础之上的。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要想使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和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就必须尽可能提高投入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在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中所占的比重r，尽管这样做会影响近期生活水平的提高。菲尔德曼等认为，计划者最重要任务是正确决定如何在两大部类间分配投资，即选取适当的r值。代入具体数值可以验证：如果r值较高，即现在用于生产消费品的投资较少，消费量较小，随时间推移，消费品的生产会迅速增长，并在某个时点上超过初期选择较高r值所对应的增长路径提供的消费品，取得“先苦后甜”的结果。

消费和投资之间关系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1920年代，拉姆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证明：投资并非越多越好，资本积累存在最优水平，在这一水平下，人均消费可以实现最大化。但这类模型的推导依赖十分严格的假设，一些参数难以确定（如“时间偏好”和“消费贴现率”）。这些理论可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参考，但实用价值不大。

索罗的经典增长理论模型假定：给定生产函数、劳动力增长速度和资本折旧率等因素，在不同储蓄率定义的不同经济增长路径上都存在由人均资本量和人均收入定义的某一点，在这些点之上都存在一个人均产出、人均资本、人均消费增长率都为零的稳定状态。在索罗模型基础上，埃德蒙菲尔普斯提出“资本积累的黄金规则”，即如果在对应于由某一储蓄率定义的增长路径中的稳定状态下，人均消费水平大于所有其他稳定状态下的人均消费水平，该储蓄率所决定的人均资本量就是资本积累的最佳水平。对应于最佳资本积累水平，人均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劳动增速加折旧率。此规则是关于如何实现人均消费水平最大化的理论，同“是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的讨论没有什么关系。

罗思义等人对大量经验数据的研究证明，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超高的相关性，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高度相关；经济规模越大，相关性越强。即消费与投资并非对立，而是现在多消费、未来少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未来多消费的问题。中国国民普遍重视养老保障、倾向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因此消费倾向相对较低，投资率相对较高。这种偏好并无所谓“好”或“坏”，如何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

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消费拉动经济”的说法才是有意义的。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速受到需求面的制约，我们可以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对某一年度GDP增长的原因或可能性展开分析。根据支出法，GDP=C+I+X-M。这里C、I、X-M分别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政府支出G被分解到作为GDP构成部分的其他部分中。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有供给就有需求”；因而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需求约束是不予考虑的。在短期宏观分析中，假定供给是无限的，“有需求就有增长”。如果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决定的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政府就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速度，使实际经济增速=潜在经济增速。“消费拉动（或驱动）经济增长”的说法，仅仅在增加消费需求可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使实际经济增速等于或更为接近潜在经济增速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但如果总需求超过潜在增速，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需要抑制消费需求或其他总量需求，以便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事前制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上下。

中国的消费率是否过低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消费率过低。从数据来看，以2022年为例，中国最终消费是美国的43%（汇率1:7），2022年中国最终消费（63.8万亿），在GDP中占比为53.2%（=63.8/120）；2022年美国最终消费（21.08万亿美元），在GDP中占比为82.9%（=21.08/25.44）。但同时，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是美国的87.4%（=6.29/7.2）（不直接可比），2022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为44万亿元，按1:7汇率为6.29万亿美元，2022年美国的商品消费支出和餐饮消费分别为5.94万亿美元、1.25万亿美元，加总为7.2万亿美元。

造成中国最终消费对美国最终消费之比，同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对美国商品+餐饮支出之比之间的巨大差距（43%对87.4%）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最终消费中消费服务所占比重远高于中国。

从消费品支出对GDP比来看，中国明显超过美国。2022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70%左右；2022年，中国的社零是美国商品消费支出（包括餐饮）的87.4%。换言之，从拥有消费品（汽车、电视机、空调等）的角度看，中国的消费支出对GDP之比明显超过美国。中国服务消费/GDP比明显小于美国服务消费/GDP比。经验可使我们感知，美国和西方国家服务价格明显高于中国（你在西方敢请保姆吗？）。此外还存在许多统计口径和方法问题。这些问题都倾向低估中国最终消费对GDP占比。

在美国，服务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通常在60%～70%之间，新冠疫情前美国服务消费占比为69%，服务消费明显高于商品消费。而中国的消费结构则完全不同。2022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0590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3.2%。众所周知，美国服务消费的价格远高于中国。因此，在考虑消费结构与价格差异后，中国与美国在统计意义上所呈现出的消费差距，实际远没有数据所展示得那么显著。经过粗略估算，若从最终消费结构（包括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入手分析，在商品消费占GDP的比重方面，中国大约是美国的1.25倍。

中国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实物消费品，如汽车、电视等；而美国居民则更倾向于服务消费，如法律服务等。因此，从消费品拥有量角度来看，中国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实际上是超过美国的。

此外，关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的说法，通常引用的是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43%的数据，而其他国家的这一比重普遍在60%以上。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有两套口径：一套基于入户调查，另一套基于资金流量表。2022年，基于资金流量表的计算，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9.3%，二者差距显著。入户调查数据存在系统性偏差，入户调查样本填写更多为低收入者。此外，部分居民在填写时还有“向外低报”的倾向。

与其他国家相比，2022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6.22%，丹麦为46.1%，都低于中国按资金流量表计算的59.3%。英国为61.47%，略高于中国。各国国情不同，简单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尽管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但并不像某些观点所表达得严重偏低。由于统计数据存在不准确性，对部分统计结果也不宜过度解读。

从实物消费量进行比较，中国生命预期高于美国（2021年78.2岁对76.1岁）；在实物指标方面，中国居民消费并不低于发达国家，在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例如卡路里摄取量、蛋白质摄取量、儿童身高、城镇居住面积、住房拥有率、教育年限、奢侈品销售、人均肉类消费等。如果考虑到社会实物转移（STIK），世界银行2021年ICP价格（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2021 prices）显示，中国在居住、教育、休闲和医疗的消费量是用市场汇率度量的消费量两倍多。

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根据李实教授的研究，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现在基本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位水平。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491，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5，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国家。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5之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缓慢下降期，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大。2016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处在相对稳定的0.46-0.47之间波动的状态，意味着2016年开始我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出现缩小的趋势，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高位水平。尽可能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正义，而且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综上所述，从消费占GDP比重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多数国家的差距并不像有些舆论宣传得那么显著，但在追求共同富裕目标方面，我们确实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何提高消费需求

2025年我国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5%，而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已接近60%。若消费增速低于5%，实现全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将面临较大困难。因此，作为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今年必须采取措施大力推动消费增长。

关于具体的促消费措施，学者的建议主要包括发消费券、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社保制度。在消费券方面，这种主张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在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陷入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为了提高经济增速，需要扩大消费；为了扩大消费，则需要提高经济增速。从理论上讲，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产的函数，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数。发钱或消费券之类的办法可以使收入暂时增加，但这一作用的实际效果与可持续性仍然存疑。

2024年1月-11月增速低于3.5%的消费品类别，由低到高顺序排列为：金银珠宝类（-3.3%）、建筑及装潢材料类（-2.3%）、化妆品类（-1.3%）、文化办公用品类（-1.3%）、汽车类（-0.7%）、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0.4%）、石油及制品类（0.6%）、日用品类（2.7%）、家具类（2.9%）。增速高于3.5%的消费品类别为：药品类、食品饮料烟酒类、通信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和体育、娱乐用品类。不难看出，增速下降最多的是奢侈品，其次是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增速则基本与GDP增速同步或高于GDP增速。在这种背景下，消费券是否能够显著带动消费增长存在不确定性。

第一，消费需求减少可能主要是中高收入阶层的高档消费品需求减少导致的，而这又可能是因为中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受收入水平和资产价格（如股票价格下跌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变化的影响较大。第二，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增速比较稳定。这可能是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受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较小。即便收入下降，他们仍必须保持必需品消费水平不变。第三，由于消费券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支出行为难以产生显著影响。对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来说，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更倾向于将获得的额外资金用于储蓄而非用于消费。因而，消费券发放可能不会对总体消费水平和增速产生重要影响。

在减税方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税收制度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个人所得税的总量有限。202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总量为1.4万亿元。降低税率、提高征税门槛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有限。但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应该考虑减税。

在社保体系方面。中国的五项社会保险（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基本是以精算为基础的，原则上不应因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改变各种保险金的缴费和发放规则。但其中的一些构成部分同财政支出密切相关，例如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农民参保为主）85%的资金来自财政转移支付，应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标准，逐步减小城乡养老保险差距。

此外，社保体系中的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和标准应进一步提高。截至2023年末，最低生活保障惠及663.6万城市人口和3399.7万农村人口，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785.9元；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621.3元。虽然改善社保体系的举措主要是为了减少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宏观调控并无直接关系。但由于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这些举措对增加居民消费可发挥一定作用。同时，政府也应进一步发放生育补助。

为了避免“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消费，为了增加消费就要增加收入”的循环论证，我们应论证“第一推动力”。这个第一推动力只能是由政府提供融资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笔基础设施投资会立即产生等量收入，这笔收入随即通过新的投资和消费又会产生新的派生收入。最初的一笔基础设施投资最终将产生数倍于初始投资的收入。基础设施投资导致收入增加—收入增加导致消费支出增加—消费支出增加导致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启动消费不仅可能比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更为有效，而且还将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除基础设施投资外，政府还应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特别是创新企业的投资。

从刺激消费的角度来看，可以考虑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和其他政策措施包括：一是同消费没有直接关系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类投资虽然同消费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增加居民的永久性收入，进而增加消费。二是可以满足未来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投资，例如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不同类型养老院建设、专业陪护人员培训和工资补贴、医院建设、托儿所。三是消费者补贴（电动车补贴、电器补贴、养老机器人补贴），同时要符合产业政策要求。四是规范、支持课外兴趣、技能培训等服务行业发展，促进服务性消费（这一类服务是供给不足，而非需求不足）。五是增加相关财政支出，提高特定人群可支配收入，例如提高城乡养老保险和低保的覆盖范围和发放标准、产妇补贴和儿童补贴。六是税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减少贫富差距，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七是稳定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八是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环境（供给创造需求）。

在中国的特定制度环境下，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政府部门可以直接控制的政策变量，除了在当前发挥有效弥补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还能提高中国潜在经济增收。当前关于中国基础设施“接近饱和”或“投资效率过低”的观点，值得商榷。国家或国企的基础设施投资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以5G为例，我国5G建设已累计投资超过7300亿元，截至2024年7月末，5G基站总数达到404.2万个，5G移动电话用户达9.66亿户。投资主要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承担（一些互联网公司和设备制造商也参与5G基站的投资），政府也提供了部分支持。

2024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投资效益”。投资效益既包括商业回报，也包括经济和社会效益。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公益性、长期性和基础性，不能要求公共投资项目在短期内取得商业回报。例如，从事基站建设的三大电信运营商盈利良好，但高铁2023年以前亏损情况比较严重（据国铁集团财报数据），但高铁网络的修建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其社会效益难以估量。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能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总需求不足时期恰恰是最大限度发挥这种优势的时期。当经济充分恢复自主增长之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随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而逐步退出。

不可否认的是，以往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确实存在严重浪费和重复建设等问题。2024年12月国办发布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禁止类项目清单，这类清单十分必要，这个清单可以作为基础设施项目审批的重要标准。

在“十五五”规划期间，政府是否可以安排一些同当年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时期类似的大项目。例如，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沿河西走廊向中亚进一步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并建立相应的经济走廊。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是连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键区域，把西部大开发同建设中亚经济走廊相联系对于刺激内需，对于加强中国的国内安全和地缘政治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  尚鸣）

文/《中国经济这十年》编写组^*

交通运输现代化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重要体现，更是人民生活便利化的重要实现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建设交通强国、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旨归，对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作了系统擘画：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打造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创新型交通运输业，发展绿色交通体系，强化交通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我国交通强国战略有序推进。

交通大发展的机遇和条件

    我国历史上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每当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趋势，加大“铁公基”投资成为经济政策的首选。200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重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降低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四万亿”投资计划中近一半的资金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和城乡电网建设。2009年，我国铁路完成上万亿元的基建投资，为此需用钢材2000万吨、水泥1.2亿吨，可提供600万个就业岗位，拉动GDP增幅1.5%。

自2013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再次迎来大发展机遇。

随着中央进一步削减投资审批事项和下放审批权，很多地方加快了本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批复和建设进度，一批城轨、地铁、棚户区改造项目以及“十二五”规划内拟新布局的82个运输机场等又一波“铁公基”项目上马。

交通运输各行业发展规划

从“十五”规划时期开始，以综合交通为主题的专项规划与铁路、公路、港口、民航等分领域规划体系开始形成。

    2004年，国务院批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万公里以上，复线率和电化率分别达到50%和60%以上，之后规划经过数次修订，建设进度加快。

    2007年，国务院通过《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首次提出“综合运输大通道”概念，提出“五纵五横”10条综合运输大通道和4条国际区域运输通道。

    2008年《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提出，到2020年，民航机场总数达到244个（比2006年新增97个），全国80％以上的县级行政单元可在地面交通1.5小时车程内享受到航空服务。

    2013年国务院批准《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规划目标是：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的国家干线公路网络、多中心放射的路网格局。方案由普通国道和国家高速公路两层构成，总规模约40万公里。

    2017年，《“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1)构建“十纵十横”综合交通大通道； (2)加快高速铁路网和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有序发展地方高速公路，打造国际枢纽机场、增强区域枢纽机场功能；(3)以普通铁路、普通国道、港口、航道、油气管道等为主体，构建综合交通普通干线网络；(4)以普通省道、农村公路、支线铁路、支线航道等为主体，通用航空为补充，构建惠及面广的综合交通基础服务网络。

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第一阶段2021-2035年，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客运便捷顺畅、货运高效经济；城市交通拥堵基本缓解；交通科创体系建成，装备先进安全，人才队伍精良，市场环境优良；基本实现交通治理力现代化。第二阶段，到2035年-21世纪中叶，交通基础设施、技术装备、科创能力、智能/绿色化水平居世界前列，交通安全水平、治理能力、文明程度、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纲要》，就2021-2035年国内综合立体交通网制定了总体规划和发展远景。

    2022年，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扎实推动“十四五”时期重点推进的11项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的工作方案》，提出“十四五”规划重点推进的11项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包。

交通投融资改革动力强劲

改革开放后，我国交通投融资体制由单一的财政投入逐步向多元化转变，围绕“钱从哪来、谁来投资、怎样投资”等基本问题，出台一系列鼓励多元化投融资政策，有力促进了各种运输方式（尤其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发展。

2005年、2010年，国务院两次发文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公路、水运、铁路、民航等领域。交通运输部也发文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交通基础设施。

    随着财权事权下放和“政企分离”改革，地方政府分阶段成为收费公路、港口、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和投资主体。我国交通投资主体的属地化和企业化改革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2012年之后，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进行剥离转型。作为融资工具的升级，PPP（政府/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基础设施）和交通产业基金登上历史舞台。

    2014年《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公路投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水运、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办和交通运输部数次发文，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促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

    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公路、铁路的投融资状况。公路建设发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通过项目代建、设计施工总承包、建设市场管理等规章制度的实施进一步规范化。2013年铁道部改组后，在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运价机制、建立公益性政策性运输补贴制度、沿线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等方面迈出了步伐。    

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建设的另一形式是投资交通基金。2014年国务院决定设立铁路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国家铁路项目资本金，引入社会资本权益性资金，投资于高收益项目。此后设立了多批次中央财政贴息的专项建设基金。2016年，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支持基金成立，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各地PPP项目投资。

通过推进“放管服”改革，国务院于2013、2014、2016年三次更新《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取消或下放了企业投资的地方城际铁路、普通铁路、港口专用泊位、机场改扩建等领域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进一步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5、2017年分两次将纳入国家规划的非跨省新建普通铁路、新建国家高速公路网、普通国省道建设、部分内河航道建设、内河航电枢纽建设、机场改扩建等项目的审批权予以下放和简化程序。

2017年开始，在金融市场高杠杆率和高流动性背景下，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基础上，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融资开始重点以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为总基调。

    交通投融资改革，带动铁路、公路投资较快增长。2012-2020年公路投资额年均增长超过12.5%，2017年突破2万亿元，2020年达2.43万亿元。

    “十三五”期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16万亿元（2020年3.62万亿元），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年约8000亿元，民航投资总额4638亿元。

    图1 2013-2020年中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增速　

交通运输发展成效显著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政、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速推进，“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衔接日趋顺畅。一系列走在世界前列的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

在交通规划顶层设计的引导之下，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实施，各个交通领域的建设节奏稳步推进。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正在向交通强国迈进。

至2021年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4万公里、高铁对百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超过95%；铁路复线率为59.5%，电化率为72.8%；全国铁路路网密度152.3公里/万平方公里。

  公路通车总里程达52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6.1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对20万以上人口城市覆盖率超过98%。

  各类邮政营业网点34.9万处，实现村村通邮。

  航运：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8万公里。全国港口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20867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695个；全球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港口，中国港口分别占8席和7席。2021年内河货运量完成41.9亿吨，货物周转量1.8万亿吨公里，长江干线成为全球内河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我国拥有世界第二大规模海运船队，国际海运承担了我国约95%的外贸货物运输量。

民航：2021年建成颁证民用运输机场248个（比2012年增加63个）覆盖92%地级市；北京、上海和成都分别拥有两个国际民航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为4F级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超1亿人次，位居国内第一、亚洲第二位。2020年我国共有航空运输公司64家、运输飞机3903架、定期航班航线5581条。2020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798.5亿吨公里、旅客周转量6311.3亿人公里、运输量4.18亿人次，货邮周转量240.2亿吨公里，运输量676.6万吨。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方兴未艾

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客运的主体，始终是我国城市建设的重点。2020年交通运输部等12部门和单位联合发布《绿色出行行动计划（2019-2022年）》，提出了21条具体行动措施。

2020年年末，全国拥有城市公共汽电车70.44万辆、城市轨道交通配属车辆49424辆、巡游出租汽车139.40万辆、城市客运轮渡船舶194艘。

表1 2011-2020年全国城市客运量    单位：亿人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交通统计年鉴整理。

2020年年底，重点区域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公交车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的目标，标志着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绿色化水平将持续快速提升。

  我国的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停车等“互联网+”交通新模式，发展水平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估算2016年我国共享交通出行领域市场交易额约2038亿元，融资超过700亿元。共享交通的快速发展，有效盘活了城市交通存量资源，提升了存量交通工具的使用效率和市民出行效率，减少了静态交通用地需求，对促进城市交通绿色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城市化率超过60%，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将迅速增加，以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相对滞后，轨道交通运营总长度、密度及负担客运比例均远低于平均水平。

2012年以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开始加速增长。

“十二五”期间，累计完成轨道交通投资1.23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3%，增速远高于铁路、公路、电力、石油化工、采矿等行业。“十三五”期间，轨道交通建设投资规模将达到1.7万-2万亿元，新增里程较“十二五”增长31.5%。

2000年，我国建成的轨道交通线路达117公里，涉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城市。2010年建成轨道交通线路达到1429公里，涉及大连、长春、深圳、重庆、武汉、南京、成都、沈阳、佛山等13城市。“十二五”期间共建成并投入城轨交通运营线路1640公里，至2015年运营线路总长度3069公里。

表2 “十五”～“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新增里程、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交通统计年鉴整理。

  “十三五”期间，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速度与建设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2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突破7000公里（2021年达到8736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将成为全国一、二线城市公共交通的主体。

    图2  2012～2020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度及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交通统计年鉴整理。

         交通运输服务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2012-2021年，我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维持在4%-5%之间，2021年降至4.11%。2020年全社会营业性客运量96.7亿人、营业性货运量464.4亿吨。

（一）交通运输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10年来，我国交通运输服务质量不断改善。“互联网+交通”等新模式快速发展，运输服务通达性和保障性显著增强，货物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中国是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国家。面对日益增长的货物运输需求，加快多式联运发展，创新公铁联运、空铁联运、铁水联运、江海联运、水水中转、滚装联运等高效运输组织模式，货物运输结构持续优化，综合运输效率不断提高，物流成本逐步降低，交通运输环境污染明显减少，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道建设不断提速。铁路运量占社会运输总量比例不断提升，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快递业务量强劲增长，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运输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取得积极成效。

旅客运输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品质不断提升，出行体验更加方便、快捷、舒适、温暖。高铁、民航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出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中长距离客流逐步从公路转向高铁和民航。偏远地区开行的公益性“慢火车”，站站停、低票价、公交化，架起了山村与城市的沟通桥梁。公路客运普及和农村物流发展有力促进了城乡一体化。

“互联网+”交通运输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出行方式。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线上线下新消费模式，刷脸进站、“无纸化”登机、无人机投递、无接触配送、智慧停车、道路客运定制服务等新业态，让人们享受到了便利，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二）装备和工程技术水平全球瞩目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交通基建和科技创新能力大幅跃升，核心技术逐步自主可控，基础设施、运输装备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果，一大批重点项目工程建成，“基建狂魔”令世界瞩目。

高速铁路、高寒铁路、高原铁路、重载铁路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高原冻土、膨胀土、沙漠等特殊地质公路建设技术攻克世界级难题。离岸深水港建设关键技术、巨型河口航道整治技术、长河段航道系统治理技术以及大型机场工程建设技术世界领先。

世界单条运营里程最长的京广高铁全线贯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兰新高铁，世界首条高寒地区高铁哈大高铁开通运营，大秦重载铁路年运量世界第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雪山一号隧道通车。

港珠澳大桥、西成高铁秦岭隧道群、洋山港集装箱码头、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等系列重大工程举世瞩目。中国在建和在役公路桥梁、隧道总规模世界第一，世界主跨径前十位的斜拉桥、悬索桥、跨海大桥，中国分别有7座、6座、6座，世界最高的10座大桥中有8座在中国。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实现世界上首次时速420公里交会和重联运行，在京沪、京津（城际）、京张高铁实现世界最高时速350公里持续商业运营，智能型动车组首次实现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功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具备跨国互联互通能力的时速400公里可变轨距高速动车组下线。

盾构机等特种工程机械研发实现巨大突破，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最大直径硬岩盾构机、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等相继研制成功。

海工机械特种船舶、大型自动化专业化集装箱成套设备制造技术领先世界，300米饱和潜水取得创新性突破。C919大型客机、支线客机ARJ21商业运营。快递分拣技术快速发展。远洋船舶、高速动车组、铁路大功率机车、海工机械等领跑全球。新一代智联网汽车等装备技术方兴未艾，成为中国制造业走向世界的“金名片”。

充分运用5G通信、大数据、AI等新技术。截至2021年底，约250个机场和主要航空公司实现“无纸化”出行。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等新技术应用成效显著，全路网、全时段、全天候监测以及信息发布能力不断增强。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陆水空）全领域广泛应用。智慧公路应用逐步深入，智慧港口、智能航运等技术广泛应用。智能投递设施遍布全国主要城市，自动化分拣覆盖主要快递企业骨干分拨中心。

（三）交通管理现代化能力加强

我国交通运输体量庞大、情况复杂且处于快速发展中。我国大力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交通高质量发展。

推进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行业立法，综合交通运输法规体系已基本建成。出台和制修订交通运输标准化管理办法等规章，逐步放宽市入门槛，清理本领域各类不合理和非必要罚款及检查，深入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推动跨省大件运输等并联许可系统全国联网。推进新业态协同监管，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优化行政审批服务方式，推广交通运输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办事效率显著提升。“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了交通发展活力，提高了政府服务效能。

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推进节能减排，建设低碳交通，着力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效能，全国铁路电气化比例达到71.9%，新能源公交车和货车、天然气运营车辆不断增加。LNG动力船舶建成290余艘，机场新能源车辆设备占比约14%，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替代设施全面使用。

  全国942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建成运营充电桩超过7400个，港口岸电设施建成5800多套，覆盖泊位7200余个，沿江沿海主要港口集装箱码头全面完成“油改电”。绿色交通省（城市）、绿色公路、绿色港口等示范工程，年节能量超过63万吨标准煤。建设综合客运枢纽、货运枢纽、疏港铁路，统筹推进公铁联运、海铁联运等多式联运发展。

统筹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各领域融合发展，推动提高线位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采用低路基、以桥（隧）代路等，加强沿线土地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加强航道建设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建养，严格港口岸线使用审批管理与监督，提高岸线使用效率。

加快老旧和高能耗、高排放营运车辆、施工机械治理和淘汰更新，推进实施机动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护制度（I/M制度）。2012-2019年，全国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下降65.2%。

全面对接“一带一路”

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倾向抬头，这对全球供应链的安全以及畅通产生了不利影响。作为全球化红利的受益者，中国坚决维护WTO的权威并严格遵守规则，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策略予以应对。

早在1990年，一条铁路把乌鲁木齐与哈萨克斯坦边境小镇Aqtoghay连接起来，由此拉开中国与中亚诸国建立铁路联系的序幕。几年之后，这条铁路开始沿着塔里木盆地西线支脉向南、向西延伸，1999年该铁路正式抵达喀什。中巴铁路为连接新疆和巴基斯坦的铁路，起点在中国新疆的喀什，终点在巴基斯坦西南港口城市瓜达尔。2015年4月20日，中巴经济走廊正式启动。全长3000千米，将建成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贸易走廊。有专家预计，中巴铁路将在2030年开工，2040年建成通车。中巴铁路建成之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交通和经济贸易就变得更加方便。届时来自中东的石油将通过中巴石油管道、中巴铁路直接运输到中国境内。

201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2015年9月，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为签署近10年的《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注入了强大推动力，一批国际铁路建设项目正在不断提速。

“中欧班列”作为中欧货物运输的新形式出现于2011年3月19日，标志是“渝新欧”集装箱货运直达班列的开通。以此为标志，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货物运输开启了“新时代”。目前，中欧班列已经开通67条线路，通达欧洲21个国家、92个城市，初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运营格局，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支撑。2011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量仅17列;2017年，其年开行量已达3673列；2018年8月底，班列开行总量已达10000列；2020年达到12406列，是2011年的700多倍。中欧班列不仅运输了汽车、笔记本电脑等高附加值产品，“也同样吸引了很多低附加值和大众货物”。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尽管面临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逆势前行，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对外投资逆势上扬，合作平台建设稳步推进，丝路电商亮点突出，展现出强劲韧性和生机活力。货物贸易方面，2013～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由1.04万亿美元增至1.35万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5%升至29.1%。2013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9.2万亿美元。

　 2021年12月3日，一条连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与老挝万象市的电气化铁路——中老昆万铁路全线通车运营。截至2021年年底，中老昆万铁路玉磨段累计发送旅客量近10万人次，截至2022年3月11日，昆明海关累计监管验放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195对390列，总货运量达24.5万吨，货值达26.7亿元。进口货物主要有天然橡胶、化肥、铁矿石等，出口货物主要有蔬菜、水果、钢材、机电产品等。作为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老昆万铁路是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为老挝乃至东南亚国家搭建起“富裕路”“幸福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延伸。

                         （编辑 苏歌）

文/杨林^*

1992年9月3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中外代表时有一个即席谈话，谈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要问题。这次谈话的时间背景是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谈话面对的是国际经济界企业界高层人士，谈话风格一如江总书记在许多对外讲话场合那种轻松自如、坦诚风趣。虽然官方报道文字比较扼要，但谈话内容在国际上引起热烈反响和评论。我在会见活动中担任现场记录，完整地记下了全部谈话内容。今天重温这一谈话的背景和谈话内容中点滴细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更多了一些具体而深切的感受。

           十四大召开前的国际论坛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支持荣毅仁创办中信公司，将中信定位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那时国门初开，由于长时间封闭，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也不了解世界，非常需要这样一个“窗口”。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经常在中信的一些会议和会见活动中受邀发表谈话，对外阐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收入《邓小平文选》中的多篇重要文章，就是小平同志在这样的场合中的谈话。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为了打破西方制裁时高访中断、商务往来停滞的僵局，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荣毅仁，力邀国际上许多知名企业家、银行家来京参加中信举办的国际经济合作研讨会，使他们有机会亲自听到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声音。这些国际研讨交流会议便成为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宣示的重要舞台。

1992年，正值苏东剧变后世界风云变幻之时，小平同志年初视察南方做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时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很大期待，也有不少疑虑和猜测。荣毅仁董事长提出，国庆节前在北京举办中信国际经济论坛，对外传递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希望增进与各国合作的重要信息。论坛的举办是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在时间安排上也显示出特别的意义。

9月29日至30日，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出席论坛的是来自美、英、法、德、澳、日、韩和新加坡等16个国家、地区的63位代表，既有著名企业家，也有前政要和学者，包括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理事长安德森、英国太古公司董事长施雅迪、日本前外相大来佐武郎、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木村一三、韩国现代集团会长郑世永、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诸多知名人士。代表们围绕世界和亚太经济合作发展展开热烈、坦诚的对话，对中国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出建议，并以论坛为平台，同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直接而有效的交流。朱镕基副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李鹏总理会见了全体代表。

我和所有参与论坛会务工作的同事是在28日统一入住钓鱼台的。负责会务统筹的中信公司办公厅主任姚进荣同志，当天晚上召集简报组人员开会，对文字记录、简报编写等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秘书处的张原生、于志刚同志负责现场记录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的讲话，记录整理江泽民总书记讲话的任务交给了我。为这样高级别领导人的讲话做记录，我还是第一次。论坛进行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将相关活动内容，包括代表们发言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快速整理成简报，直接上报中央领导。我后来听了江总书记的谈话有一个明显感觉，我们上报的这些简报，领导同志都认真看过了。

论坛代表虽然来自多个国家，但基本可以用英语交流，考虑到日本代表有9人之多，便安排了英语、日语两位翻译，由公关处的唐苓、孙晓燕担任。唐苓出身外交部翻译室，是荣老用得最多的英语口译；孙晓燕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的女儿，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她们二位的翻译水准均属一流。

故友相逢，谦诚求教

为期一天半的中信国际经济论坛在30日中午结束，当天下午安排的却是这次论坛活动最重要的环节：江泽民总书记将与参加论坛的中外代表见面。通过会议期间的充分沟通、畅所欲言之后，代表们对于与总书记的会见都抱有很大的期望。

15点30分，江泽民总书记准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大厅。看得出来，他和代表中的很多人非常熟悉，入场时相互热情地打着招呼。会见的座位摆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江总书记左侧是荣毅仁董事长，右侧的位子上坐的是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和美国国际保险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大家一一坐定，总书记笑着说：“今天看到会议代表名单，大多数都是老朋友。中国有一句俗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在我们国庆节前夕，你们来参加这个论坛，我感到非常高兴。”几句开场白，使现场有些凝重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会见自始至终，江总书记以谦和、平等、坦率的态度与代表们交谈，也对一些问题虚心请教，令人印象深刻。他坦言，“我学的专业是电机，后来所干的工作已大大超出电机专业的范围，但我始终坚持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这一人生哲学和工作准则”。“我过去认为学工程技术比学经济难，现在我感到搞经济更难，经济问题变数太多。你们都是国际经济界的名流，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这方面的学问比我们这些学工程技术的大得多了。看了你们在论坛上的一些发言，觉得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江总书记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诸位，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原来经济基础比较差，在发展过程中究竟以多大速度前进比较合适？”                                                                                               

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也是世界银行第六任行长，多次访华并受到邓小平同志会见，前一天在论坛发言中对亚洲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与西欧进行了详细比较。此时他略作思考，侧过身来回答江总书记提出的问题，“我一直非常注意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你们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的确是惊人的。究竟保持什么样的发展速度合适呢？挪威有一句老话说，如果你能管好，就是合适的。如果能达到12%的速度当然不错，但我认为能达到9%，特别是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能达到9%，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所以我认为，如果能控制得好，能搞得好，就是适当的增长率。”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持续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多年达到两位数，虽然中间也有下滑，在1991年仍保持在9.2%。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国内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呼声很高，但具体多少速度才合适，在学者中争论相当热烈。听了克劳森的观点，江总书记显然还想了解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亚洲国家的情况，又转过身来询问泰国中华总商会会长郑明如:“泰国的发展速度大概是多少？”郑明如答道：“泰国1988年到1991年发展比较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13.2%。”

看到总书记专注地微微颔首，克劳森接着补充说:“我看到媒体报道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强劲的，我认为这个势头不会中断。这次论坛对中国、对参加论坛的各国都很有益。通过开放，中国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美国也主张你们开放，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我们愿意提供帮助。”

江总书记回应说：“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且要学习和借鉴全世界所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经济管理办法以及各种进步的文化成果。有的不仅要学，还要花钱买，比如有些专利和技术诀窍就要按照国际惯例去买。我认为，中国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大公司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同时我认为，经常举行这样的国际经济研讨会，对相互交流信息、提高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水平，都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发言

长期以来，国内无论是官方还是理论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财产制度相联系，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机制，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对几十年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但这一突破经历了相当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大约3个月前的1992年6月，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有一个重要讲话，当时已在党内做了传达。他在讲话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提出了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几种可选方案。在列举了对于“新经济体制”的不同表述后，他表示自己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江总书记当时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以征求意见的口气提出问题。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这个问题自然成为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代表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这次论坛会见中谈到改革的目标，江总书记的语调沉稳：“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发表以后，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一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更加致力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脱离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番话在代表中引起热烈的反响。

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对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阐述，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当然，市场经济的手段在中国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市场问题荣毅仁同志就很熟悉。”江总书记接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活动中，计划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范围很大，而市场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范围却很小。记得我在上海念大学时，为了支持学习，晚上到夜校教书。从学校里出来，四川路上很热闹，酒酿、元宵、油豆腐、细粉汤，卖什么的都有，但这些在后来很长时间都没有了。现在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夜市上的小吃很丰富，汉堡包、比萨饼也都有。”江总书记这番话很接地气，代表们在席间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江总书记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改革开放的历历往事。“1980年，我担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负责联系广东、福建的四个经济特区的筹建工作，荣毅仁同志当时是我们的顾问。那时候深圳还只是一个很小的边陲小镇，一片荒芜；现在，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已经建设起来了。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我们现在除了这四个经济特区，还有海南经济特区和沿海若干个经济开发区，沿边和内地也都开放了。”

接着，江总书记又由特区谈到了他参加中外经济交流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在筹建经济特区时，我曾去过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还去过墨西哥的华雷斯和爱尔兰的香农等地。我去墨西哥时，他们的发展水平还不高，听说现在已经发达起来了。那时候我就认识了在座的连瀛洲老先生。”总书记向86岁高龄的新加坡华联银行主席连瀛洲礼貌地拱拱手，随之话锋一转，“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没有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大的成绩。”

走向新世纪的展望

这次中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展望21世纪世界经济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对于8年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进行展望，既需要前瞻的眼光，更需要历史的视角。江泽民总书记笑言:“你们这个讨论会研究的题目，我很感兴趣。”

江总书记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思考，常带有一位工程师出身的领导人的突出特点。“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毕业的。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不过40多年，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太大了。1945年我念过一本无线电工程的书，其中只讲到真空管，当时连晶体管也没有。1948年才有了晶体管，1958年有了集成电路，1970年有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后来又有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我当电子工业部部长时曾访问过美国的硅谷，在那里见到一位搞集成电路的教授，我问他最窄的线条宽度是多少，他回答是0.5微米。去年贝尔实验室一个主任告诉我，他们制造的线条最窄已达0.2微米。”他还列举了“银河1号”计算机每秒亿次运算速度，说明科技发展具有广阔无垠的空间。

谈话中，江总书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他引用并解释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表达自己对于事物发展的理解。“事物不可穷尽，学问永无止境。如果全世界都致力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就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说到这里，江总书记很自然地将这一展望转到苏联解体后充满矛盾的国际政治现实中来。“很遗憾，虽然现在两霸对峙的局面没有了，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仍很不太平。我从电视里看到世界上一些地区正在发生的许多战火连天、亲人离别的镜头，便不禁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很早就听说江总书记熟悉多种语言，会见外宾时会直接用外语进行交流。这次会见中，我们对此有了近距离的感受。大概是看到现场有英语和日语两位翻译，他谈及一些科学技术问题时，不时使用英语和日语来表述。说到某个无线电专业的术语，又转用俄语术语，见两位翻译都译不出来，他便莞尔道出汉语原义并直接译为英语和日语，令全场代表大笑不止。不能不佩服江总书记超强的语言功底和表达能力，会见中不仅古文诗句随手拈来，间或还有非常地道的上海俚语，使整个谈话妙趣横生，气氛十分活跃。

第三产业值得关注

江泽民总书记在谈话中表达了对第三产业问题的关注。他关切地询问泰国代表，第三产业在泰国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得知大约在60%多，他又提出了第三产业划分标准，他表示，第三产业的范围究竟怎么限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为什么要提出第三产业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经常研究如何扩大我国企业经营的自主权，特别是如何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提高它们的经营效益问题。”江总书记是以设问的方式来强调当时企业改革中的一些关键节点，从产业切入到企业。“为什么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效益往往提高不了或提高不快呢？我看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人员太多，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基本上是3个人的饭5个人吃。那么，多余的人到哪里去？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难题。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是很难稳定的。实际上，我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承担了相当大的第三产业业务。”

由第三产业谈到乡镇企业，江总书记说，“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事物，是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大创造发明。”

乡镇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发展起来的，90年代开始进入超常发展的轨道。江总书记较早就看到了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重要作用给予了积极、热情的肯定和支持。他解释说，“乡镇企业非常适合我国农村的实际，适合我们的国情。即使一些乡镇企业暂时没活干了，工人还可以回去干农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有利于我国农村的稳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个问题是中国一个特殊的重大问题。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有紧密联系的。我很赞成和关注中国第三产业的迅速兴起。”

最后，江总书记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做了高度概括：“第三产业发展了，不仅本身可以创造很大的利润，而且可以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为富余的劳动力提供很多的就业门路。”

一个小时的会见结束了，江泽民总书记的谈话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江总书记的谈话中，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此时所思所想，也看到了中国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和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些顾虑和误判。

江泽民同志在担任部门、地方领导和中央最高领导人期间，曾多次参加中信的重要会议和活动。与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代表的这次即席谈话，只是诸多相关讲话中的一篇。今天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和中信的企业史，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中的确立过程，这篇讲话给予我们很大启发。

（编辑  碣石）

文/姚争鸣^*

内容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平台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法律关系与治理难题。传统的反垄断法律规范及执法的法律框架难以有效应对，行业监管路径的缺陷进一步制约了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这些现实难题与制度困境表明平台开放策略施展的必要性，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及行业监管等制度上为平台开放提供法律支持和正当性依据。本研究旨在探讨平台开放与平台治理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和行业监管政策存在的局限性，分析平台开放的具体化构造规则在法律上的可行性与适用性，提出融合反垄断措施与行业监管措施的新型监管路径，践行软法治理与行业自治新模式，完善平台分级分类及公共基础设施属性的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平台开放规则的法律体系构建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法律框架与实践案例的综合研究，明确平台开放的具体化构造规则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建议。研究发现，平台开放不仅需要明确技术和商业层面的开放规则，还应在法律层面构建可操作性的开放构造机制，以确保平台治理的公平性、透明性与可持续性。

关键词：平台开放；新型监管路径；开放规则

一、平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难题和监管真空

欧盟微软互操作性争议案中，欧盟指控微软在操作系统中内置了自家的媒体播放器，限制了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谷歌广告服务器自我优待案中，谷歌在其广告系统中明显优待自家广告客户，向其提供更多曝光机会，从而排挤了竞争对手的广告服务；阿里“二选一”案中阿里巴巴要求商户在其平台上只能选择与阿里合作，不得在竞争对手平台上开展业务；微信与抖音外链封禁案中，微信禁止用户在平台上分享抖音链接，采取技术手段封禁抖音相关内容。上述案例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平台经济发展的自发行为，这种限制竞争的行为融合了平台经济的特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平台经济已经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改变了传统产业格局和市场生态。其本身所具备的规模经济效应、网络效应、多边市场结构等特性既带来了蓬勃的发展，也带来了垄断化与集中化的趋势。平台经济依托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网络效应，构建起超大规模的数字化市场，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吸引大量用户，优化运营成本并构建极高的市场进入壁垒；市场资源逐步向头部平台聚集，市场集中加剧。由于“赢家通吃”效应，市场演变为存量竞争，新进入者的市场空间被压缩，导致竞争格局固化，头部平台的市场控制力不断增强。平台跨行业的生态布局进一步增强自身的跨行业市场控制力，同时双边（多）市场结构加持下进一步集聚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市场领域，最终形成寡头垄断。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将会带来极为严峻的社会损害，限制市场竞争、抑制市场创新、损害消费者福利等等。现行反垄断法律规范难以覆盖复杂的平台垄断行为。在数据隐私保护、算法控制等领域要进行有效规制更为艰难，尤其是在适用性上存在着相关市场界定困难、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滞后、事后监管工具效率低、消费者福利标准不明确、救济措施单一且威慑不足、数据与算法垄断规制缺失等问题。在反垄断执法层面，存在着执法效率低、案件处理周期长、执法机构的资源和专业性不足、过度依赖行政处罚、监管重叠等困难。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涉及多方面法律领域，仅依靠反垄断法进行规制，显然无法全面覆盖平台经济运行中的竞争与治理问题。我国曾一度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法》的“守门人”理论经验，对平台经济问题的处理主要依靠行业监管手段，但忽视了其本身与生俱来的监管碎片化、监管动态性缺失、过度干预市场活动的路径缺陷。行业监管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自发保持适度的市场干预，会产生限制市场竞争、抑制创新活力的问题，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们要对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及反垄断、行业监管法律体系框架重新进行审视，探索新的路径来应对新挑战。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的平台经济发展应对策略，为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二、平台开放的理论创新

平台经济发展中过度的生态扩张以及双（多）边市场的结构加剧了平台经济的垄断化与集中化趋势，反垄断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以及行业监管制度为平台开放提供了法律支持和正当性依据。平台开放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与法律规范和制度的正当性。

（一）平台开放的必要性

平台凭借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来推动自身的增长，构建双（多）边市场结构，不同参与者得以在平台上实现互动与交易，同时也借由网络效应反向增强平台的吸引力与市场控制力。平台通过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对用户行为进行精准预测，提供更加个性化且高效的服务。平台还积极建设业内业外生态系统，通过加强与其他平台和企业的合作构建多维度业务协同。

双（多）边市场结构是平台经济的运行机制核心。平台借助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特征实现快速扩张，同时利用数据驱动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并运用动态竞争策略和生态构建手段，维系自身的市场地位。大型平台凭借用户基础、网络效应，巩固其在市场控制， 使得“赢家通吃”的局面逐步稳固。随着此类平台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能与其竞争的进入者愈发减少，借助收购兼并、业务协同生态等扩张手段，平台迅速完成市场整合，使自身的系统重要性更加完备，进一步形成“太大而不能倒”态势。 传统反垄断法下的强制拆分手段可能带来较大的社会代价，如降低市场效率、减损消费者福利等。 正因如此，凸显了平台开放的必要性。平台开放不但可以打破平台对资源的垄断，而且通过促进不同市场主体间的互动，降低市场壁垒，推动创新与竞争。

1.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

如上述，平台得以依托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网络效应，构建起超大规模的数字化市场，平台通过边际成本递减效应，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而传统经济受制于实体经济中的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无法达到平台经济的规模，这也是科斯认为企业不能代替市场的主要原因。

（1）规模经济特性加速市场集中。在发展初期，平台通过大规模资本投入建立基础设施，吸引大量用户并借助数据驱动优化运营成本，单位用户的获取和维护成本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用户群体的扩大，平台的服务质量和资源整合能力不断提升，进一步强化了用户对平台的依赖，形成锁定效应，增加用户的转移成本。 新进入者将面临极高的进入壁垒，即便拥有先进技术或创新商业模式也难以突破既有平台所构建的市场壁垒。

通过规模扩张占据市场优势后，平台往往会采取低价策略、大规模补贴以及并购竞争对手等方式进一步强化市场集中趋势。 例如，电商行业大型平台利用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压低商品售价，向供应商施加议价压力， 中小型电商平台难以与之竞争。外卖、共享出行等行业亦存在类似现象，如美团、饿了么外卖平台的“二选一”竞争行为， 主导平台通过资本运作及市场竞争策略，实现市场份额的持续增长并形成高度集中的竞争格局。在规模经济效应的持续作用下，市场资源更多向头部平台聚集，进一步加剧市场集中，形成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

（2）“赢家通吃”效应固化垄断地位。平台经济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即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带来更强的市场吸引力，促进更多用户加入而形成正反馈循环。 形成“赢家通吃”并进一步巩固其市场主导地位，在互联网背景下这一效应的出现愈发频繁。供需双方都会优先选择已具备大量用户的平台，用户规模的积累、平台内部的规则设定、数据控制手段的强化是“赢家通吃”效应的主要表现。平台利用用户数据进行精准匹配，使用算法优化措施来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用户只能被动地更加依赖平台。平台企业采取诸如技术封锁、数据壁垒以及市场排他性条款等手段进一步降低用户的流动性，如采取会员体系、积分机制、独占合作协议等“强绑定”策略来提高用户的沉没成本，促使用户锁定效应的强化。 新进入者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头部平台的市场控制力不断增强，加剧了平台经济的垄断趋势。

（3）平台生态扩张引发跨行业垄断传导。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还表现为跨行业的生态布局，使平台的市场控制力突破了行业界限，形成跨行业更大范围的市场支配力。平台在其业务领域建立竞争优势后，进一步利用生态体系扩张的方式向关联行业渗透，以实现跨行业垄断的传导效应。平台融合技术，协同手段和数据共享措施快速整合市场资源。

大型互联网平台发达的支付体系、用户庞大的社交网络、高速的搜索引擎等基础服务和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连接，实现了业务间的高效协同，并借助庞大的用户数据资源精准营销和预测用户行为，占据在新行业内的主导地位。例如在美团“二选一”案中，执法机构认为“当事人到店餐饮消费、生活服务、酒店旅游、出行等多个领域和餐饮外卖上下游进行生态化布局，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带来更多交易机会”。 在此过程中，平台企业通常采用并购、投资、战略合作等方式扩展业务版图，将原本竞争激烈的市场纳入自身生态体系。例如某些头部电商平台在占据零售市场主导地位后，进一步延伸至物流、金融、广告等多个领域， 形成全方位市场支配力。平台企业还利用既有市场优势，以交叉补贴、流量倾斜等方式扶持自身生态内的企业，增强跨行业市场控制力。跨行业垄断的隐蔽性较强，传统的反垄断执法以及行业监管模式难以适应这一新兴竞争格局，由此，平台经济的垄断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带来新的挑战。

（4）双（多）边市场加剧结构失衡。平台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在于其实行双（多）边运营模式，平台能够同时连接多个市场主体并高度匹配不同主体的价值。这种双（多）边市场结构存在着权力失衡和利益倾斜等问题。在双边市场模式下，平台往往优先考虑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市场一侧，容易形成资源分配不对称的局面。如在互联网广告市场的头部平台倾向于优先服务广告商而非普通用户，广告商能获得更多的精准投放机会而用户面对隐私保护弱化、个性化推荐过度等问题。 例如外卖平台倾向于优化商家端的收益，而非提高骑手的劳动权益， 平台内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平台企业在多边市场环境下可以通过差异化定价、算法调控等方式对不同市场主体施加影响，强化自身对市场结构的控制。平台在网约车行业通过动态定价机制调节乘客支付价格和司机的收入水平，市场供需关系受平台算法主导，平台在其中扮演了价格操控者。 由于双（多）边市场结构的复杂性，传统市场规制手段难以使双（多）边市场平衡，权力进一步向平台集中，市场竞争格局逐步向垄断化方向演进。

（二）平台经济垄断化引发的社会损害

1.限制市场竞争。主导平台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资金优势和创新型技术，新的竞争者难以在市场站稳；当少数平台掌握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时，新兴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就被极大地压缩。对市场的公平性与竞争性造成侵蚀，对行业的多样性与活力起到了消极的抑制作用。

2.损害消费者福利。随着平台市场趋于集中，在缺乏竞争压力的环境之中，平台可以提高价格，减少优惠，并借由隐性费用来增加消费者的成本。鉴于消费者形成了路径依赖，难以跳转至新的平台，限制了用户的自主选择权。 平台对消费者个人数据的过度收集与利用，加大了数据泄露的风险，对个人隐私以及企业数据安全构成威胁， 致使平台的市场控制与信息垄断行为愈发严峻。

3.抑制创新。由于垄断平台对创新话语权加以掌控，其他竞争者，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等方面面临着极为巨大的压力与困难。平台采取诸如“收购竞争对手”或“技术封锁”的策略，将潜在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予以消弭。平台通过拒绝开放API接口或者对数据访问加以限制的方式将中小型平台潜在的创新扼杀于摇篮之中。平台自身进行技术革新，其创新的出发点往往更多地倾向于自我巩固，并非推动行业的整体进步。

（三）平台开放的正当性

1.反垄断制度的正当性支持。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这一背景下，反垄断制度对平台开放是持支持态度的，其对平台企业的市场行为起到规范作用。

在平台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之下，反垄断法的核心价值体现为如何去界定平台企业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怎样去判断其是否对这种地位加以滥用。在平台开放的情境之中，平台企业要遵循不排除不限制竞争的基本原则，不可凭借数据控制或技术优势，制造市场壁垒或者排除竞争对手，影响平台生态的开放性和公平性。

平台开放中的法律适用，体现为对平台企业市场行为的动态监督与干预。反垄断执法不但要对平台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行有效界定，而且要对平台在市场开放中的隐性壁垒予以识别，需要拥有足够的技术敏感性以及市场洞察力，以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地对平台经济的新型竞争行为实施监管。

反垄断政策对于平台开放的正当性支持，体现在政策的引导作用与市场规范作用上。各国为适应平台经济的特殊性，在反垄断政策上逐步做出了调整，比如欧盟提出了“数字平台反垄断框架”以明确数据垄断及算法滥用的法律边界，这为平台开放过程中涉及数据共享、算法推荐等技术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导。各国的反垄断政策也逐步加强了对跨境平台的监管并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合规性。 我国在2021年10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提出，超大型平台必须落实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义务。

2.反不正当竞争制度的正当性支持。从法律原理的角度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强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明确要求平台企业在开放过程中规范自身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目的之一是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在平台开发的实际操作中为实现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提供可行的路径。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平台开放需要遵循公正、合理、不限制竞争原则，避免任何因不正当手段而形成市场壁垒的行为。明确要求平台不得采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不得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以构建技术壁垒、控制数据等手段限制其他市场主体的参与；其在进行市场操作时不能剥夺竞争对手的基本资源或信息，以限制市场的自由进入与退出。平台必须遵循竞争规则，不能利用其优势地位排除竞争。平台开放要推动资源共享，要防止因技术手段而致使竞争行为受到限制的情况出现。依据第十二条的要求，平台开放应当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得以参与，不可通过封闭技术以及限制数据共享的方式造成市场信息不对称，影响竞争秩序的正常运行。平台开放的核心目标就是在保障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市场竞争的自由和充分。在平台开放的过程中，绝对不能凭借技术数据等方面的优势来操控市场，要推动资源的共享和技术的进步，同时防止平台企业凭借其市场地位的优势，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对市场的正常秩序造成破坏。

3.行业监管制度的正当性支持。

（1）“守门人”制度。

“守门人”制度可被划分为“传统守门人”和“新型守门人”两种模式。其中，传统守门人理论着重强调平台作为“守门人”，应当承担起阻止第三方违法行为的责任，例如网络平台所应履行的内容审核义务。传统守门人理论中，守门人充当市场上的限制性角色，即维护竞争秩序和市场规则的稳定性。但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迅猛发展，传统理论显现出局限性，新型守门人理论应运而生。新型守门人不仅是那些能控制市场准入的企业，还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技术以及数据控制能力的新型平台型企业，其控制着互联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经营者进行互联网交易的渠道或者瓶颈。 平台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扮演的不仅是限制准入的角色，更多的是引导、组织和推动创新的核心。新理论强调平台信息中介和创新推动者的作用，平台在管理和控制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互需要，确保平台内部规则的公平性、透明度以及开放性。新型守门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创新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新型守门人理论为基础的平台之所以能够进行开放，因其可以切实地对市场自由与公平竞争的双重需求予以平衡。作为守门人的平台，其职责在于保证市场参与者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展开交易，防止平台出现垄断行为以及不正当竞争的重任；通过自身的规则与算法，有效地实现对市场的监管与组织，推动生态系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守门人制度的正当性支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平台建立明晰的市场准入规则，确保市场中各方的公平竞争。平台型企业与传统市场中大型企业控制资源手段不同，其凭借开放接口、共享数据以及灵活的商业模式，使得小型企业、个体创业者等得以进入市场，能够与大企业在同一市场中展开竞争。这种开放性提升了市场的竞争力，有助于降低市场的准入壁垒，进而提高社会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

第二，作为守门人制度的执行者，平台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和规则体系来促进市场的公平性与透明度。通过算法和数据分析手段，有效地防止平台主导方利用技术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利用不公正的推荐算法来压制竞争对手或操控用户选择。

第三，新型守门人理论采取结构性监管手段解决“赢者通吃”问题。欧盟DMA第6条要求守门人允许第三方服务与其系统互操作，禁止限制用户跨平台切换。 这样就削弱了平台通过控制“入口”形成的垄断壁垒，支持中小经营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我国《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超大型平台提出“开放生态”义务， 引导其向第三方开放接口，促进数据流通。

守门人制度通过重构市场竞争秩序来完善事前量化标准，简化反垄断认定门槛，规避事后监管的滞后性。数字平台兼具商业主体和准公共基础设施的双重属性，守门人制度通过公平竞争义务限制其滥用私权力。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要求守门人保障用户数据迁移，支持用户跨平台自由选择服务；欧盟要求数字钱包互操作性，防止支付领域垄断，实行互操作义务打破企业“数据孤岛”。

守门人制度的正当性支持还体现在市场规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平台开放需要保证平台内外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守门人制度为平台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特别是在如何平衡平台自由和市场公平之间的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确保平台开放既能够促进市场创新又能避免平台滥用“守门人”角色，依然是未来法律与政策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2）公共承运人理论

在19世纪的交通运输和通信领域之中，“公共承运人”应当为社会公众提供广泛的服务，需承担起公平公正的服务责任。铁路、航运和邮政等行业强调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要对特定消费者予以负责，还要将其服务对所有潜在消费者开放。公共承运人制度为平台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持，平台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核心构成部分，往往掌握着庞大的数据资源、流量和信息传播渠道。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数字化平台，它们不仅是信息和资源的传递者，还是市场中各种主体互动的枢纽；如果平台承担起公共承运人角色，就应当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提供公平透明和非歧视的服务，不应当随意偏向某一方或垄断市场资源。

公共承运人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平等对待原则。传统理论强调服务提供者必须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服务机会，不得随意拒绝或歧视某些消费者。平台若要遵循这一原则，就必须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做到透明公开，公平对待不同的用户和服务提供者，在大平台经济中，平台的开放性和公共性显得尤为重要，大型平台所具备的公共属性使得用户依赖其进行基本社会经济活动。 平台开放相关数据和技术接口，确保不同市场主体都能公平地接入平台资源，从而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多样化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市场中资源不均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平台的开放性和公共性还着重强调平台提供服务的不可歧视性，面对小型企业或个人用户，需采取公正的服务策略，不可因平台自身的商业利益或市场地位而做出排他性行为或采取歧视性措施。 平台往往凭借海量用户的数据以及行为模式来实现盈利，从而致使平台容易偏向大用户或付费客户，忽视小型用户的利益。平台应凭借明确的服务条款以及公平的交易规则，构建起更为健康、公正的市场环境。需要注意的是，平台开放并不等同于完全舍弃市场控制，在遵循公共承运人义务的前提下，平台往往能够规避因市场主导地位被滥用而引发的不公平竞争情况。通过让更多参与者实现公平接入，平台在确保竞争时，对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而可能导致的垄断行为加以防范，这在防止大型平台凭借自身市场支配地位对竞争者实施不正当排挤、压制创新等行为方面，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平台将担负起维护公平竞争的职责，避免在平台开放的过程中形成新的不公平格局或者竞争壁垒。

以从平等对待到普遍服务义务、再到反垄断和不可歧视原则为基础，公共承运人制度为平台的开放给予了多维度的理论依据。公共承运人理论强调平台于市场中的公共责任，平台不但要服务自身的商业利益，更应为所有参与者给予公平开放的服务，从而助力平台构建起更为合理的市场规则，并且为平台的合法性与社会责任予以有力支撑。平台若能灵活运用公共承运人理论，便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达成自我规范，进而推动平台经济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编辑  季节）

文/陈贇^*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必须服务国家或地方的重大发展战略，聚焦国之大计，承担国家的战略发展布局和规范的任务，高水平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履行国家战略使命评价制度是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

（一）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保值增值，考核标准重点是利润、营收和资产等指标。在实际发展中，一些国企出现工作的中心是围绕业绩指标展开，什么行业热就投什么行业，哪里赚钱快就往哪里跑，存在党建弱化、虚化、边缘化，对科技创新重视不够以及安全生产防控不到位等情况。

从2020年开始，国务院国资委不断丰富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国企强化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2020年考核指标为“两利三率”：净利润、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利润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21年考核指标体系增加了全员劳动生产率，成为“两利四率”；2023年考核指标体系优化为“一利五率”：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现金比率；2024年考核指标体系沿用“一利五率”的经营指标体系，但用“营业收现率”替换“营业现金比率”。2025年3月，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更加明确提出要深化精准考核，深入推进“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用好考核指挥棒，助力打通产业链堵点。

近10年，通过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考核体系的探索，国资国企新发展理念得到进一步确立，布局和结构进一步优化，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但这些考核导向和指标体系与国资国企要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要求相比，仍有距离。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考核体系，充实履行战略使命的指标，引导国有企业高质量地发展。

（二）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伟大的企业使命企业在发展中不断实现凝聚人心、激励士气的共同理想，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消费者信赖。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推动时代转型与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世界级企业是推动时代进步的企业，将自身生存发展目标与国家和全球发展的趋势与共同挑战相结合，如谷歌、微软、苹果、亚马逊等发达国家的世界级企业，我国各领域的许多国营企业也迈入世界500强前列，他们不但在销售额、市值、市场占有率等硬实力上显著超越同领域的其他竞争者，同时也在创新力、社会责任、影响力等软实力上拥有卓越表现。

当前，我国许多国有企业在使命担当、核心竞争能力作用的发挥上还不得力，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尚未明确企业的使命；在企业发展实践中，存在研发投入不足、人才激励不显、安全生产忽视等现象，与国企战略使命不符。这些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和社会形象，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强化履行战略使命评价，有利于国企对企业竞争能力的再认识，高度重视通过企业伟大使命凝聚人心和赢得市场，助力国企高质量发展。

（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有效方式。当前，国际秩序面临重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和安全风险增多。大国间在多个领域争夺制高点和话语权的竞争正在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各大国纷纷加大科研投入，美国联合西方盟国对我国实施战略围堵，力图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对我实施封锁，我国面临产业升级的迫切任务。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任务艰巨繁重。我国在若干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对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未来技术、未来产业布局还相对滞后。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内需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挖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

国有企业大多处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的重要力量。通过建立履行战略使命评价机制，引导和激励企业聚焦“国之大者”、围绕国之所需，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以发展的确定性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国企履行战略使命分析及评价指标体系探索

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机制的基础，是要探讨国有企业需要服务哪些战略以及选取什么样的指标。黄群慧（2025）提出，建立战略使命评价模型，应从战略使命界定、战略使命规划、组织架构支持、要素资源保障等方面设置战略使命评价指标体系；国有企业必须坚定不移向“新”发力，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使命。綦好东（2022）提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有企业的功能使命是：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力军，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践行者，以人民为中心立场的坚定拥护者。李政（2023）提出，在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的核心使命和任务是通过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发挥国企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提供战略支撑。陈元志提出，国企战略使命包括服务国家宏观战略、保障经济安全、引领科技创新、承担产业控制责任、推动绿色发展、保障公共利益六个重要方向。这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国企的战略使命，具有启发性。

本文基于宁波国企的角度，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宁波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等重要文件，探索国企战略使命涵盖范围及评价指标。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是国之利器。当前我国正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企具有坚实的创新基础、丰富的创新资源和雄厚的创新实力，要有“勇挑重担、敢打头阵”的责任担当，努力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力军，瞄准先进与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和主导权，筑牢国家安全防线。评价指标可采用研发投入强度、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国家“三大奖”获奖情况等。

（二）制造强国战略。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虽然我国已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但在制造业部分行业仍存在“大而不强”问题，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国企要加快传统产业强基转型升级，大力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AI+”行动；培育发展工业母机产业集群，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培育“链长”“链主”，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评价指标可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及占比、制造业关键业务智能化覆盖率等。

（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间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基本国情。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举措。国企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聚焦实现战略目标和提升引领带动能力，以市场化方式促进要素跨行政区域聚集，以专业优势推动公共服务均衡化，积极参与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打通区域一体化壁垒，加大投资积极推动区域重大战略落地；示范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评价指标可采用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额，在京津冀协同、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点项目承揽金额等。

（四）“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代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共建“一带一路”经济带，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文化传统，有力维护世界和平，为全球经济提供增长新动能。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国企在资源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等领域有着较强实力，具有参与“一带一路”分工协作和协同发展的巨大潜力。国企要对标世界一流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中国产品、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话语权、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对国际规制和标准的塑造力。评价指标可采用“一带一路”投资额、“一带一路”营收占比等。

（五）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国企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参与农村公路、供水、供气、环保、电网、物流、信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参与大型商品粮、棉花、糖类、天然橡胶、优质奶源等生产基地的建设，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储运能力；推进乡村文旅康养和休闲农业，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评价指标可采用乡村振兴投入增长率、乡村振兴项目营业收入、乡村振兴项目带动就业人数等。

（六）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人口老龄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多重性，倒逼科学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素质提升、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转型，同时促进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国企要积极参与建立健全老有所依的社会保障体系、老有所养的养老服务体系、老有所医的健康支撑体系、老有所乐的精神文化服务体系、老有所学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老有所为的社会参与服务体系。评价指标可采用康养产业投资额、康养产业营收占比、客户满意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