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2018年一季度开始,由于特朗普政府片面追求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打贸易战,打破了国际市场按规则开展竞争与合作的传统格局,国际市场大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石油天然气产业发展遇到一系列新问题,我国未来能源安全面临着许多新挑战。

世界油气市场的新变化

全球油气供需总量基本平衡,供需格局已经改变。

2018年,全球生产原油44.5亿吨,比2017年的43.9亿吨增产1.2%;生产天然气3.97万亿立方米,比2017年的3.67万亿立方米增产7.9%。全年原油增加库存2500万吨,天然气富余近200亿立方米。全球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常规石油剩余可采储量近2350亿吨,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193.5万亿立方米,按目前消费水平,至少还可以开采40-50年。加上新发现的常规和非常规资源,全球石油、天然气可供使用100年以上。

全球油气市场,已经形成以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为主力的供应主体,欧佩克(OPEC)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以中国、美国、印度为主力的消费主体进一步增强。消费增量50%以上在中国,供应增量50%在美国,中美之间在世界油气市场形成最重要的供需关系,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已成为全球油气市场关注的焦点。

美国能源独立已见成效,进而图谋世界能源霸主地位。

美国凭借页岩油革命成功,油气产量近10年来迅速攀升,2018年原油平均日产1095万桶(折算年产5.45亿吨),比2008年平均日产500万桶,翻了一番还多。按照美方公布的数字,实际生产能力每日可以达到1700万桶。2005年美国页岩气产量232亿立方米,2018年达到3600亿立方米,全美天然气产量已超过7000亿立方米。美国从单一的能源消费国,一跃又成为全球第一大油气生产国。美国已制定了一个能源输出计划,企图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制造低油价,拖垮传统的石油输出国,达到美国优先的目的。美国还拉拢沙特,挤压俄罗斯,制裁伊朗,搞垮委内瑞拉,瓦解OPEC,希望以此获得更多的市场,并 恢复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地位,重新成为世界能源霸主。

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清洁、低碳、绿色、高效、安全发展的理念形成基本共识。

由于特朗普高调宣称要退出巴黎协定,彻底推翻了美国前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清洁能源计划,鼓励使用化石能源,全球碳排放2018年略有回升。但从全球的大趋势看,煤炭的消费总量仍然呈下降趋势,美国借助页岩油、页岩气的发展,加速用天然气替代煤,并开始用气替代油,大力推进新能源技术研发。美国能源发展的战略目标是2050年之后,一次能源消费,新能源不低于40%

世界其他地区能源转型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的速度都很快,欧洲已开始用新能源替代石油和天然气;亚洲各国在加快石油、天然气替代煤的步伐;非洲还处在煤、油、气并举的时代,近几年天然气产业发展的速度也很快。世界能源市场虽然发生了一些波动,但从总体趋势看,世界能源转型,正在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人类正在朝着清洁能源的大目标快速前进。

普遍重视技术创新,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导致世界油气市场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是新技术推动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两个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未来油气产业的发展,已经从资源主导资本主导技术主导转型。能源革命的本质就是技术革命,市场竞争首先是技术竞争。世界油气产业向深海、深层、新层系、新领域进军。整个能源领域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迅速发展,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层出不穷,勘探效率越来越高,开发成本越来越低,产品质量越来越好,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速度越来越快。

地缘关系复杂,风险因素增多,国际油价将会长期波动。

国际油气市场传统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供应、价格、运输问题,现实市场的风险因素,除三大传统因素之外,美国因素上升到十分引人注目的地位。第一,面对美国成为油气生产供应大国,传统产油国——欧佩克国家加上部分非欧佩克国家,要限产保价保市场;而美国则要实行增产降价夺市场。为了打破减产联盟,美国使用各种手段,企图各个击破,将市场的主动权(即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国际油气市场处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所有的产油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伊朗出口涨价,俄罗斯增加出口关税,319美国白宫能源报告明确说,美国油气出口已成定局,油价上涨对美国有利)。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地缘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国际油价时高时低,剧烈波动,这种情况有可能成为常态。中国油气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要特别重视远期风险评估。

上游连年资本投入不足,未来供应安全缺乏保障。

国际市场油气需求呈上升趋势,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增速有所放缓,国际油价低位运行,影响上游产能建设投资的积极性,2014年以来,从年投资7800亿美元,锐减到4500亿美元。由于消费疲软,目前市场供应略大于需求。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产能建设滞后,就有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中国如何应对能源安全

    面对国际油气市场格局的新变化,结合讨论制定十四五规划,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加强战略研究,调整产业结构,确保能源安全。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能源战略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能源安全虽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经济的基本面,但可以产生重大影响。作为经济大国,一旦能源安全受到威胁,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就会受到严重挑战。

我国是一个富煤、少油、缺气的国家,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安全可靠的能源发展战略。当前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一是我国的能源结构,煤、油、气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各占多少比例,如何协调发展。要重点研究煤和气,从当前形势看,盲目去煤不可能,盲目发展气更要慎重,全面实行气改煤根本做不到。我国不具备“敞开口子”用气的条件;二是如何减排,用什么方法降低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三是节能潜力很大。开源节流,提高能效,是我国能源安全最可靠的保障。

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提高资源保障能力。习近平主席2018年对加大国内勘探开发过批示,各方面都在积极落实。我国油气资源丰富,由于地质条件复杂,资源禀赋较差,勘探开发技术难度大、成本高,但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年产原油仅12万吨。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毛泽东主席指示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加之在苏联的帮助下,找到了大油田,甩掉了贫油的帽子,直到现在年产还能维持在2亿吨左右,成为世界第五大(现降到第七)产油国,这都是前辈们为我们打下的基础。现在,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石油工业还有潜力,看来要改革加创新才行。改革就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吸引更多的投资主体投资油气勘探开发,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新就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只要突破技术瓶颈,我国石油产量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年产量达到2.5亿吨还是有可能的。

我国现在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0.7%,天然气为43.5%,国际市场风云突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总是一个让人放心不下的问题。有人说:世界上油气供应过剩,只要有钱就能买得到。这种看法,不利于我国能源安全建设,也不符合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实际情况。

推进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建设海外油气供应基地。全球能源市场格局发生了新变化,更加突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带一路有关地区石油可采资源量占世界总资源量的63.57%,待发现资源量为21.34%。亚洲地区产销两旺,美国实现能源独立以后,对亚洲(主要是西亚)的能源依赖程度大大降低;欧洲能源转型进展较快,对化石能源的需求逐渐减少,美欧联手抵制俄罗斯,俄罗斯的油气出口必然掉头向东亚寻求市场。澳大利亚的西澳地带是唯一能够给中国供气的亚太地区,美、欧甚至东南亚都不需要油气,所以,不管澳大利亚如何跟美国结盟,从市场结构上看,其油气只能卖给中国。中国能源企业要抓住这些机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油气资源开发投资,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亚、欧、非三地能源市场融合,打造新型的能源地缘政治关系,建立多元、多点、多渠道的油气供应基地,建设我国能源安全的海外屏障。

务实推进中美能源合作,缓解中美关系,优化海外投资环境。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政策,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向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同时,我们要努力提高国际化的水平,向外扩大开放。单边主义的逆流,无法逆转全球化的大趋势。要增强自信心,相信有机会扩大中美能源贸易,只要价格合理,可以增加美国油气进口量。这样做既能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也有助于优化海外投资环境,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水平。

加强政策指导,大力开发新能源。发展新能源,是保障未来能源安全的根本出路。我国新能源发展已有相当规模,风能、光能装机容量已是世界第一,但由于政策不落实,弃风、弃光、弃水现象十分严重。要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加速分布式能源基地建设,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推动新能源发展。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好油气管网,配套建设好电网、路网,改革能源管理体制,探索建设智能化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体系。美国能源独立之所以能够成功,源于其历届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能源独立政策。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美国。

发展期货市场,扩大国际贸易。石油天然气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宗商品,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国,我们的定价话语全是很低。要通过发展期货市场,发现价格指数,规范定价机制。要在完善油气管网、储气调峰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逐步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油气市场体系。

(编辑  三友)

 



* 曾兴球,中国投资协会能源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本文是作者2019526日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稿

 

对今年经济形势的分析,可以先看全国油、电、煤、运基础供应的情况。今年14月份,我国原油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9%,成品油、天然气销量分别增长了4.2%4.1%,电网售电量同比增长2.7%,航空运输和水运的总周转量分别增长6.3%15.1%。我国经济活动的各方面还是基本向好的。

再看中央企业经营情况。今年14月,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累计同比增长6.3%。其中有17家企业收入增幅超过20%44家企业增幅超过10%。同期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净利润同比增长13%。中央工业企业的运行明显企稳。14月,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13%,工业企业的净利润额占中央企业净利润的增量比重达到57.2%。从目前的数据看,13月整体情况较好,4月有所回落。

国资和国企改革进展概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对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做了明确指示。201610月,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深化改革、优化调整、创新发展,国有企业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国有资产规模实力稳步提升,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逐步完善,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十八大以后,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工作方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形成“1+N”政策体系,十项改革试点以及后续的双百行动,区域性改革和综合实点。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与“1+N”政策体系

所谓“1+N”政策体系的“1”,指的是2015年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N”指的是现已出台的30多个配套文件。

配套文件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四梁八柱”,就是支撑总体框架的重要政策,这些文件虽然有的是以部委名义发出的,但很多都是经过中央讨论的。还有一种就是推动工作、指导部署的文件。

现在,顶层设计“1+N”已经完成了,关键是落实。在中央深改委的领导下,我们正在逐项检查这些文件的落实情况,并总结经验。

统筹推进“十项改革试点”

在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国资委统筹推进了“十项改革试点”。目前试点工作处在不同的阶段,有一些试点项目已经结束,例如央企重组兼并试点、国有企业信息公开试点等。有些试点已取得重要成果,例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试点、剥离企业办社会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等。还有些涉及到企业机制层面的试点项目我们还在进一步推进,例如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企业薪酬分配和差异化改革试点、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推行职业经理人试点等,下一步还要统筹推进。在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下属的二级公司及以下层面,这些工作推进的力度也很大。

目前,试点已经在25家央企集团、60户央企子企业和部分地方国企梯次展开。“十项改革试点”实际上是进行十项改革,或者是其中某一项,或者是整体的试点。

开展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2017年开始推动双百行动。企业的改革方案纳入这个行动之后,可以直接报到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而不需要自下而上的审批程序,体现了我们对基层直接产生的改革方案的支持。目前参与“双百行动”的企业有444户。国务院领导指出,抓“双百企业”也是动态的。企业积极推进改革的,就可以纳入“双百企业”。

双百企业要有五突破、一加强的格局。这些企业要在稳妥推进股权多样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率先突破,要在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率先突破,在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方面率先突破,在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率先突破,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率先突破。“一加强”是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为了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综合联动,我们还推进了上海、深圳、沈阳的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通过这个方式,我们系统地去总结一个地方、一个地区的改革经验,在面上进一步扩散。这些工作目前都在积极推动过程当中。

总的看,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了全面推进,全面突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一是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二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制基本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正在形成。三是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布局进一步优化。四是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

体制层面:完善国资监管体系

国企改革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层面:体制、机制、结构。体制问题是解决国家和企业关系的问题,机制层面是解决国有企业内部的运营机制、解决企业活力的问题,结构层面是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推动国有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第一,实行清单管理。把出资人的权力、职责用权力职责清单界定出来,清单以内的事项也要减少审批,或事前备案。除此之外,我们每年要做一个放权授权的清单。

第二,强化章程约束。大家都说章程是企业的宪法,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特别关注或明了企业的章程。所以我们要求“一企一策”制定公司章程,规范出资人代表机构、股东会、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权责。企业要严格依照公司章程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强化章程约束,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基础作用。

第三,更好地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出资人代表机构主要通过董事会来体现出资人的意志。要依据股权关系向国家出资企业委派董事或提名董事人选。我们也在配合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来进行这项改革。

第四,创新监管方式。作为监管单位,要按照企业功能分类,进行分类管理和分类授权放权。向企业放权的同时,不能不监管,不能管不住。

改组和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主要职能是推动产业积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主要职能是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

目前一共是21户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现在地方约有100户左右的投资、运营公司。下发“两类公司”的意见和授权经营体制的文件,将更进一步地推动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

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做了以下工作:(1)根据国家战略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和国资委提出的要求,投资、运营公司要重新明确它的战略定位。(2)投资、运营公司进一步调整自身的产业格局。(3)重新确定公司的管控模式,即实行“小总部、大产业”,总部更侧重于战略管控和财务管控。(4)投资、运营公司对下面的参股控股企业要采用市场化的机制,只要符合条件,就要实行混合所有制、争取上市。(5)资本优化,按照重新定位的战略和产业格局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没有必要保留的资产必须退出,把资金投向国家战略急需的产业和领域。(6)加强党建保障。

推进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推进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能转变。一是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一个转变”,对国资委的机构职能进行适当调整,更好地适应职能的转变。“两个清单”是指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三个归位”是指在基层改革中,逐步将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到一级企业;配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职能转变的四个重点,就是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

职能转变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容错纠错机制。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对企业进行容错纠错?(1)以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稳定或者是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为目标的。(2)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限制或者禁止的。(3)决策是符合程序、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4)没有为个人、他人或者小集体谋取私利等违规违法行为的。(5)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在某种意义上,国资委在追责过程当中也同样遵循了这几条原则。

机制层面: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

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建立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

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

首先,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制改革在2018年就基本完成了。我们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很多企业进行公司制改制以后,应按《公司法》操作,国家是以投资额为限,对企业负有限责任。

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对不同类别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上是非常明确的。对于商业一类企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者各类非国有资本,从而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商业二类企业,政策上希望国有资本要保持控股地位。工业类企业也可以采取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的方式,也可以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从目前企业数量来看,实现混改的户数已经占到中央企业总数的70%,其中商业一类企业超过73.6%。如果分层级看,三级、四级企业,以及四级以下的企业,基本上都实行了混合所有制,没有独资企业。2018年全年,新增的混改企业户数有2880户,其中央企1003户,地方企业1877户。这几年,央企对外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超过了6000户。现在混改是双向的,有央企改制、民营资本进来的,也有央企直接参股民营企业的。

    从所有者权益看,2018年年末,央企的资产总额达到58.2万亿元,所有者权益19.9万亿元。其中,少数股东权益达到7.2万亿元,占36%。这36%的少数股东也有国企之间相互参股的,但大部分是民营资本、社会资本。

2013年到2018年,中央企业通过产权市场吸引社会资本超过2600亿元,通过证券市场吸引的资本超过1万亿元,其中多数是社会资本。

    从实现形式上看,目前上市公司是混改的重要载体,中央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现在已经达到403户,央企资产总额的65%、营业收入的61%以及利润总额的88%,都来自上市公司。

    混改是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共享的一个重要平台。从利润角度看,2018年全国国资监管系统企业利润总额是3.4万亿元,净利润2.4万亿元。2.4万亿元净利润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部分是1.3万亿元,少数股东权益是1.1万亿元。看一个中央企业的效益,不仅要看利润总额,还要讲净利润和归属利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股东权益也体现了国有企业混改以后发展成果的共享。

混改已经成为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混改,有效推动了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混改已经成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渠道。比如说国企退出,可以通过混改,然后逐步将股权退出;混改已经成为国有资本功能放大的重要途径。因为吸收各类资本,不仅带动了各类资本的发展,也能够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推动规范董事会建设

要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规范的董事会。只有外部董事占多数,才能进一步实行经理层的任期制、契约化、市场化,才能把决策层和经营层有效地分离开来。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已有83家建立了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规范董事会,央企所属的15000户二级、三级公司有76%建立了董事会,各省级国资委出资的一级企业已有90%建立了董事会,进展比较好。

要切实落实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的自主权。需要专门提出,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

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

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要进一步推动真正由董事会选择经理人、聘用经理人、考核经理人,对经理人进行奖惩。这种机制和党内干部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要经过党组织推荐、董事会选择、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这方面工作,在二级以下的层面做得更多一些,在集团公司层面正在积极推动试点。很多企业——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企业,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企业内部薪酬分配,要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要形成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企特点的分配机制。要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机制。

结构层面:结构调整、优化布局

推动布局结构调整,我们做了四个一批——巩固加强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在当下中美贸易战的博弈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创新发展一批还很不够,这方面工作还需要积极推动。

大家很关注重组工作,包括以钢铁、煤炭行业为重点,压减产能;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单位;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多措并举降杠杆减负债。中央企业目前的负债率在2018年年末达到65.7%。我们到2020年要能够下降两个百分点,当然实现这个目标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要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今年还要推动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一定要实现社会化管理,预计这几年将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推进。

(编辑  杨利红)



* 彭华岗,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本文根据彭华岗在20195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中美贸易摩擦让大家真正发现,基础领域是谁也绕不过去的坎儿。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来看,只有基础产业不断变强,才会有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

德国制造业的经验表明,“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制造强国的基石。培育隐形冠军是我国打造制造强国的关键任务。

工业基础是制造强国绕不过去的坎

以往很多人喜欢讲“弯道超车”,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联网+等等;但美国发动这次贸易战让大家真正发现,基础工业对一个制造业大国成功迈向强国的重要性。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制造业仍然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战场。

目前,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第三方阵的格局始终没有发生绝对的变化。2015年,中国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是105.18,日本是107.13,我们寄希望于在2016年中日交叉进入第二方阵。但是恰恰在那一年,日本汇率的影响直接导致日本经济的重振,实现了整个日本的崛起。中国制造业一直在努力,我国从2012年开始推进工业强基工程,2015年正式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但迄今为止,我国基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依然不高。2012年这一比例是11.54%2017年只有6.91%;而德国2012年是18.77%2017年是24.65%

虽然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在缩小,但日本和德国的差距却在拉大,德国在工业领域的一些实践经验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中国能够维持在第三方阵第一名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我们做得多强、多好,而是我们的规模指数非常大。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基础仍较薄弱。以汽车产业为例,在2018年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中,中国只有6家,其中最大的企业潍柴为125亿欧元,而德国博世达到467亿欧元,潍柴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对于汽车产业来说,没有零部件企业绝对不可能有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缘何大而不强

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证明,只有基础产业变强,才会有整个产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却难以摆脱“大而不强”的困境。

我们经过梳理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性优势已经逐步建立。《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出了十大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等,其中目前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和电力装备三个领域(见表1)。

1 《中国制造2025》规划十大重点发展领域

重点领域

产业

综合水平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

差距巨大

通信设备

世界领先

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

差距巨大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高档数控机床

差距大

机器人

差距大

航空航天装备

飞机和航空发动机

差距巨大

航天装备

世界先进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世界先进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世界领先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节能汽车

差距大

新能源汽车

世界先进

电力装备

 

世界领先

农业装备

差距大

新材料

差距大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生物医药

差距大

高性能医疗器械

差距巨大

 

日本著名商业周刊杂志《东洋经济》曾经发表了一份名为《中日50领域的企业实力彻底对决》的报告,认为中国在某一些领域已经超过日本,但大多数领域我们跟日本保持持平或者落后于日本。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究其原因,工业基础企业仍是“阿喀琉斯之踵”。

首先,我国在基础领域的全球差距不断拉大。在制造强国指数上,中国结构优化指数已连续两年下降,与美国、德国、日本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见图1)。2013-2017年,我国基础产业(主要包括:基础零部件、数控机床、仪器仪表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11.54%跌至6.92%,与美、日、德的差距拉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的制约性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最大瓶颈。

其次,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体系无法适应新时代。2017年每百万从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数,中国仅为1789人,而美国、日本、德国都接近2万人。德国人说我们的专利数已经超过德国,但实际上每亿元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我们只有6项,美国有15项,日本是10项,德国是5.75项。我们创新产出效率低。从基础研究来看,2017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的比重为5.54%,占GDP0.12%;而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约为15%-20%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误区。虽然我们设立了很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但是设在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或工程技术中心,其性质实则为企业的技术中心,并没有为整个行业服务,导致整个技术创新体系的基础创新几近塌方。

第三,从事基础制造业的人才奇缺。近些年来,经济、金融、管理等专业已普遍成为高中毕业生的首选;大类培养的模式导致学生专业能力缺乏;互联网企业挖人现象导致一批企业的高技能人才流失,这是当前一些集成电路企业面临的较大问题;高校、企业的对接“鸿沟”不断扩大。

全面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基础产业能力,需要多管齐下:

第一,凝聚共识。到底实体经济重不重要?制造业是不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我们的产业基础搞不搞?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共识。

第二,系统梳理和认识中国制造业的短板。我们到底有多少被“卡脖子”的地方,有说4000多项的,也有说700多项的,迄今为止尚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做调研和详细的梳理。

第三,因事施策。解决基础问题不像别的问题那么容易,需要针对每一件事做一个策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解决。要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所有基础问题都是根源于创新和技术水平问题。

第四,人才和教育是根本。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实施千人计划,从美国挖回优秀人才。十年以后怎么办?现在高校高质量生源很少报与制造业相关的学科,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十年之后制造业可能真的将无人可用。

隐形冠军的涵义和主要特征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提出要发展基础产业。德国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教授率先提出了“隐形冠军”的概念。

隐形冠军是指在制造业的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领域的隐形世界冠军企业。其中,“隐形”是指这些企业的主要产品“隐形”于终端产品内部,不易被人发现,也不易引起消费者关注。“冠军”表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某一细分市场中,所占据的市场地位和技术领先程度。隐形冠军是世界级的“专精特”“小巨人”,而非一般意义的“专精特”“小巨人”企业。

从特征来看,隐形冠军的主要业务在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和工业互联网基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包括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产品在某一个细分市场居于领导甚至统治地位,市场占有率居世界前三名或国内第一名,并且全球市场占有率不低于15%;产品技术水平为国际先进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代表细分行业的发展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强,专利(特别是国际发明专利)数量和研发经费投入均不低于同行业国际领先公司的水平;经营业绩好且稳定提升,年营业额不低于5亿元(某些细分行业可放低)。

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

我们曾经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基础类制造企业,发现中国的隐形冠军企业大概有200-300家,与德国1307家隐形冠军企业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德国能够率先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其强大的装备制造业至关重要。中国历年来巨额设备投资所采购的大量基础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很多是从德国进口,就充分说明了德国制造业的实力。

以汽车产业为例。从节能汽车到新能源汽车,再到现在的智联网汽车,这个产业看似红红火火,但是国内制造的车辆却“缺心少魂”,零部件主要依赖外资企业或者国外进口,从制动系统到发动机、从电控系统到尾气处理装置,都被德国博世、日本电装、德国大陆等企业垄断;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元器件也尽数被国外垄断。

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制造强国的基石。纵观世界各制造强国,他们都是既拥有若干叱咤风云的跨国公司,也拥有一大批在细分行业里深耕细作多年的隐形冠军,无一例外。正是这些隐形冠军,为制造强国的产品品质提供了保障,也正是制造强国的“强”之所在。因此,对我国而言,促进“专精特”“小巨人”企业成长壮大,培育一大批隐形冠军,是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隐形冠军企业代表了先进技术。随着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细分市场的技术先进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重大工程和重大装备的成败。我国一些地区培育隐形冠军的工作与科技创新、建立创新体系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作完全协调一致。如上海市“专精特”“小巨人”企业所在的行业与上海科创中心的“核心产业”高度匹配,吻合度达到70%以上。在苏南“专精特”“小巨人”企业216家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共有201家,占总数的93%

隐形冠军代表行业高质量供给。产品质量是隐形冠军企业的生命,企业必须以高质量才能保持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能够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第一或者第二。企业在产品、服务质量、技术创新、材料等方面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成为行业内及目标客户心目中冠军地位的主要条件。

链式创新推动培育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的成长模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模式一、按照全产业链,集中推进高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模式。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坚持“三全”定位(全高端化定位、全产业化模式、全系列化产品),打造“碳纤维-织物-预浸料-树脂-设计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成为行业内国内唯一拥有自原丝、碳纤维、上浆剂、织物、树脂、预浸料到复合材料制品的全产业链企业。

模式二、对标世界最先进技术,研发颠覆性技术和产品模式。

例如,上海和伍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建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焊接材料研发中心、石墨烯研发中心、石墨烯增强电接触材料研发中心,成功开发出单层石墨烯、纳米银离子石墨烯、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产品。同时,在全球电接触行业首次制备出高导电性、高延伸性、长寿命的银/碳系列铆钉产品,并建立年产量50吨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材料示范线,填补了国际空白。

模式三、以高质量产品赢得用户信任,准确切入市场模式。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于油缸的高质量、高市场占有率,首先选择的突破口是为非主导产品6吨级“小挖”配套的280公斤压力多路阀,经市场认可后,又突破了350公斤压力多路阀的关键技术,从而打开了向业内公认的20吨级中型挖掘机升级的大门,实现了为三一重工、徐工、柳工等龙头企业供货,并成功打入卡特彼勒、日立建机、神钢建机等欧美日系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模式四、走产学研合作创新之路,向高端领域进军模式。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院校,合作研发新型传感器,建设国际一流的物联网公司。该公司建厂初期是一家做称重传感器的8人小公司,如今已是拥有2000多名员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年销售额逾9亿元。

模式五、零部件与整车(整机)企业联合创新模式。

上海万泰公司通过与上汽通用公司协同研发汽车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不断提升公司的工艺技术水平,逐步形成与整车同步开发的能力,缩小了我国自主品牌汽车零部件产品与外资企业产品之间在一致性和可靠性方面的差距。

为此我们提出:通过链式创新,推动培育隐形冠军。链式创新主要包括全产业链创新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创新两个部分。

其中,全产业链创新主要通过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创新,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应用场合的矛盾,以及国产化应用难等问题;创新要素集中投入;以重点产品为龙头,集中该产品的上中下游关联企业,形成“链式推进”的解决方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与此同时,政府的作用应该围绕重点产品构建攻关联合体,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支持具有综合集成能力的第三方牵引重点产品技术进步,做好政府服务。

在全生命周期创新中,企业要推进重点产品的持续创新能力建设,解决产品技术能力滞后、竞争力薄弱的问题,应对颠覆性技术涌现;以产业需求和技术变革为牵引,及时融入传感器技术,将人工智能与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深度融合,实现数据创造模型、模型自我学习;以生产制造为主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应用(消费者)、试验验证,协同开展创新。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要按照“研发、工程化、产业化”分工合作支持创新,关注资金链、政策链的协同。科技部(教育部)统筹负责国家科研计划,专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工信部统筹负责工程化计划,专注小试、中试和试验验证平台建设;国家发改委负责产业化计划,专注产能建设和产业布局。

(编辑  宋斌斌)



* 朱明皓,北京交通大学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5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不断接续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十大变化趋势。

第一,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20142018年连续5年,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而且,消费品的大众化、排浪式消费,正转向追求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性消费。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但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过去美国把中国经济定义为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个判断对美国政界、政策研究部门影响极深,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仍这么认为。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国内市场消费。 

第二,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近年来,中国服务消费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十分活跃。2017年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是49.2%,比2012年提高了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2018年前三季度,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达到52.6%,消费升级更明显,这同时也解释了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的原因。

随着商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欧美国家服务消费占比则保持平稳或小幅上升,按照中国过去5年的增长速度,服务消费占比赶上德国只需两年,赶上日本要8年,赶上美国要18年。

第三,生产中生产消费(生产过程的投入品)趋向升级。

2018年,中国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1.6%,与GDP之比为2.18%,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当然,只观察R&D的比值并不全面,在大数据时代,各行各业都在采用数据及分析作为其生产经营规划重要的参考依据,数据已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被消费。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了集体学习,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首次明确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

   第四,数字经济成为新兴产业。

以数据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据就是未来的石油。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7》,全球22%GDP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高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中国GDP比重为30.3%;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为11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占美国GDP比重为59.1%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2016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年10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十九大报告。

中国目前在电子商务、电子服务和金融科技领域位居世界第一。

数字经济不仅是一个概念的变化,它依托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这样一种形态,生产、消费、流通基本上都在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传统的GDP的统计方式已经难以覆盖所有的经济活动。比方说,传统的统计方法是按照支出法计算投资流向,作为固定资本形成。但现在的网络空间是平台企业,无形的APP也成了生产工具,怎样体现?所以GDP增减0.10.2个百分点的意义已经不大。它对统计学和现有的经济学都形成了挑战。

第五,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正在改变经济结构。

《中国制造2025》指明了中国工业经济结构变革的方向。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行动。

制造业新动能在逐步增强。以中国高铁、大飞机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薪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8.3%8.8%,成长性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4.4%,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6.1%,高于全部制造业同比9.5%

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2017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11月,工信部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关键技术、计算能力、通信能力、车辆智能化平台相关标准等领域都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在基础技术产业中,一些创新企业纷纷涌现。

“智能+”首次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93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这意味着中国推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成为2019年重要发展方向,也将成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人工智能运用广阔。除了安防、金融、医疗等热门领域外,人工智能在港口码头、卫星遥感、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中应用也很有前景。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商用前景的落地领域之一。不少科技企业也争相布局新一代智能终端平台。一汽、上汽、北汽、长安、东风在内的中国传统汽车企业都在智能化、自动驾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高技术产业正在吸引高投入。2018年上半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额达435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资规模高达317亿美元,占全球70%以上。根据清科资本的投研数据监测,2018年,全年人工智能行业融资额超过450亿元,相比2017年的260亿元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第六,部分公共品供给成为新兴服务产业。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变成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发展不充分主要就是在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所谓公共产品,大体是两类,第一类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等),第二类是科教文卫体险(保险),这些产品短缺或供给不足、质量不优,所以满足不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部分公共品的供给,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才能解决供给不足、不优的问题。要给予消费者选择空间,公共品的定价要有灵活性,这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形成新产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品既具有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当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差别定价,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例如:教育、医疗应实行福利性由政府保障兜底,商品性由政府指导定价和规范市场。公共交通应实行分时、分日、分季节差别定价,体现不同时段的福利性和商品性。这些特殊产业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带有普惠性特征,但它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此外,健康产业是融医疗、康复、养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健康产业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 2017年,美国健康产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7%,中国正在步入老年化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阶层的比重不断上升,健康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把医疗、康复等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供给与休闲、旅游等竞争性服务供给结合起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供给。

第七,湾区经济和城市群的崛起。

中国经济将在粤港澳湾区、上海与长三角湾区、京津与渤海湾区集聚,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区。截止2016年,粤港澳湾区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在世界四大湾区首位,GDP总量达到1.38万亿美元,超越旧金山湾区且仅次于纽约湾区。

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区域经济集聚的标志。经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批复了《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紧扣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塑造新区风貌特色,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之城、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之城、创建数字智能之城。

中国的新型智能城市建设引发国际关注。《日本经济新闻》2018520日刊登题为《中国将诞生自动驾驶“新都市”》称,建设新型城市“雄安新区”是中国作为“千年大计”提出的宏大计划,将建设使用新一代尖端技术的智能城市。

第八,新型城乡、区域关系形成。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对立,物理化学经济与生物经济的对立,曾是传统的城乡交换以及城乡关系的基本内容。而现在和未来,这些都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大城市和经济核心区以智能服务(科技研发设计等)、数据信息、数字经济与公共品生产为主。中小城市以工业经济、劳动服务经济为主;乡村以生物经济和生态经济为主,形成新的三者交换关系。城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提供了更大便利,城市间的“通勤”现象日益频繁,意味着服务劳动可贸易性增强,服务贸易进一步拓展。

   第九,乡村振兴出现新的契机。

1.农业必须成为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乡村振兴我们说了很多年,真正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农业问题,也就是农业应该向哪个方向变。要实行农业经营专业化,培育现代化新型农民队伍。新型农民积极参与合作、信贷和互助组织建设,这些农民应该是现代化高效率的商品农业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

2.要支持农业科研推广,建设稳定的科技支撑体系。科研支撑和人才培养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解决资源要素瓶颈约束的重要途径。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科技不同,农业科研及推广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大,需要开展定点对比试验,需要长期不断积累。过去我们曾经把农业作为城镇失业的蓄水池来看待,这个观念要改变,否则农业就搞不好。种地应该是最有本事、最有知识、最有技术的人去种,这个产业才有前途。

3.土地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德国的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土地利用的结构、布局、功能都会发生急剧变化,仅靠土地市场难以适应这种急剧变化,需要政府以法律、规划、建设项目等方式介入。应赋予中国农村土地整治更完整的功能,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推动土地整治与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和环境保护等相结合。

4.创造中小城镇“新节点”。要创造“在乡村生活、在城镇就业”的人口迁移模式,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1996年中国迈过30%的城镇化率关口,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未出现。今后应在基础设施投资、医疗和教育资源布局、土地指标分配等方面为县城和小城镇发展创造条件,把小城市和镇这个节点做活。

第五,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生态经济。“村庄更新”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实施以“厕所革命”为标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宜居生活品质,创新发展推动乡村“再振兴”。通过实施村庄更新项目,应使大部分乡村形成了特色风貌和生态宜人的生活环境,并推动生态经济发展。

第十,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更紧密。

中美贸易战不可能割裂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联系。201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是4.6万亿美元,全球是39万亿美元。同时,我们对外投资存量全球第二。

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进展。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新增投资额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12.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增非金融类投资达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对外投资的比重进一步升至12.8%

金融合作持续强化。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1家一级机构。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联合融资合作。人民币已经在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41个沿线国家和地区。

深化民心相通。中国已与6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确定了300多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在沿线国家建设了17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85个。

健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信息平台建设,降低企业对外投资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合理引导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方向,推动优势产能向这些国家转移,完善企业在“一带一路”的重点行业及重点区域的战略布局,提高对“一带一路”投资的质量,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盲目性。

深化经贸规则合作。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虽然尚未达成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但已与欧洲众多国家单独签署了相关的双边投资协定,而且中国与欧盟已经进行了18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并进入新的阶段,中欧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将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

(编辑  三友)



*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5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20世纪80年代,国外知名汽车企业以合资的形式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当时国外乘用车除高档品牌车外,基本上都使用钢制轮毂,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用铝轮毂替代钢轮毂的制造还是一个梦想。中信戴卡经历了30年的发展,实现了这个梦想,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铝合金车轮制造企业,销量连续十年位居全球第一。中信戴卡是国内铝车轮产业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铝车轮产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典型案例。

把“戴卡制造”打造成“中国符号”

1988年,时任中信集团副总经理王军在美国考察工厂时,看到了美观、安全、轻型化的铝车轮毂,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王军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当即下决心引进铝车轮毂项目。在荣毅仁董事长的支持下,当年中信集团在秦皇岛组建了中国第一家铝车轮毂制造企业——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30年来,一代代戴卡人埋头苦干,成就了中信戴卡成为最大的铝车轮和铝底盘零部件供应商的地位。

虽然中信戴卡起步时是行业先驱,但在创业初期一直是举步维艰,甚至面临生存危机。公司成立之初,国内汽车铝车轮还是一个无人涉足的市场,由于产品难以进入国内外整车配套市场(OEM),戴卡的销售人员身背车轮样品,前往发达地区的汽车配件店进行销售活动。19908月,中信戴卡在深圳一家汽车精品店和珠海一家汽车修配厂各拿下100件销售订单,开启了中信戴卡国内销售的艰难历程。到1992年,零售市场逐步打开,中信戴卡开始扭亏为盈。

差异化发展:从零售市场到整车配套市场

随着中国消费者对铝车轮认知度的提升,零售市场逐步打开,国内众多的铝车轮销售企业也纷纷加入到以价格竞争为主的市场竞争之中。人无我有,中信戴卡决定进入为整车厂配套的市场,采用产品差异化竞争策略。

在这一阶段,能否掌握铝合金车轮生产的专业技术,是企业发展成败的关键。虽然欧美国家的铝合金车轮制造技术强,产量质量较高,产品配套完善,市场份额高,但由于生产成本偏高,产能已逐步向亚洲转移。

在此背景下,中信戴卡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对先进技术着力进行消化吸收,使技术工艺逐渐成熟稳定。同时大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多方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公司发展策略的实现。

1993年,中信戴卡建立了完整的销售团队和企业开发中心,激励销售人员开拓国内外市场。继中信戴卡争取到金杯面包车5万只车轮供货合同后,以配套沈阳金杯和北京吉普为标志,中信戴卡正式进军国内整车配套市场(OEM)。中信戴卡成立初期,产品百分之百出口到美国的售后服务市场,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装配铝合金车轮。随着国内汽车工业的发展,中信戴卡管理层看到国内市场的发展潜力和效益,果断决定开拓国内市场。

1993年,中信戴卡进军国内OEM市场,国内OEM AM(后装)订单不断攀升。同时中信戴卡精益求新,进行合作研发,争取国外高端整车企业信任,开辟国际OEM市场的拓展工作。不过在1998年前,由于国际高端市场不信任戴卡的技术能力,中信戴卡在技术方面的工作还主要是图纸转换。

在科技创新方面,戴卡公司为进入国际市场进行了一系列国际认证、技术提升方面的准备。 1995 11 月获得 ISO 9001认证;19973月其开发中心被河北省认定为省级开发中心;1999 4 月通过 QS 9000认证;19995月建立CIMS研究中心;1999 9 月获得VDA 6.1认证。2001年,中信戴卡取得德国奥迪和大众两家公司“A级供应商”资格认证,大踏步开进欧洲市场。20022月开始建立欧洲技术中心开始,中信戴卡陆续建立了日本技术中心、北美技术中心,对国外市场的一些汽车车轮项目进行合作研发。

为应对订单不断攀升的态势,中信戴卡首先加大资金投入二期工程,使其超前具备了满足各汽车厂骤增订单的能力。中信戴卡不断攻克难关,终于获得代表汽车行业最高标准的德国奥迪的质量认可报告。1998年,中信戴卡争取到奥迪铝车轮配套的OEM项目,实现了中国汽配为国际著名厂商配套生产零的突破。2000年,公司正式成为德国奥迪车配套供应商,是国内第一家率先进入国内外整车配套市场的企业。2001年之后,站稳国内市场并走出国门的中信戴卡订单需求急剧增加,20029月,中信戴卡成功进入美国市场。中信戴卡的品牌、声誉对吸引人才、企业文化建设、融资成本等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为公司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相较于AM市场,为汽车主机厂配套供货和同步开发,是对铝车轮企业技术、质量控制等综合能力的重大考验。中信戴卡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融资平台支撑等协同配合,在技术开发能力、体系管理标准等方面,迅速补齐了发展短板,实现了重大跨越,达到了全球高端汽车厂客户的标准要求,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开创轻资产发展的商业模式

 进入新世纪,中国汽车工业开始高速发展,中国人拥有轿车的梦想逐步成为现实,汽车销售量逐年大幅增长。

2003年,中国汽车行业出现井喷式增长,汽车零部件行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中信戴卡订单需求也急剧增加,公司200万只的产能出现巨大缺口。受制于资金短缺、投产周期长等制约因素,短时间内难以突破产能瓶颈。国内铝车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如果不能迅速扩大产能,有可能在机遇来临时丢失市场。此时,中信集团领导提出要在商业模式上创新,实行轻资产扩张的集团联营模式。中信戴卡以技术、管理、品牌、市场销售等无形资产出资,以“五统一”(统一产品开发、品牌、技术质量、生产计划、销售)为原则,组建了多家合资企业,形成“本部核心+制造基地”的集团化经营模式,利用自身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与昔日的竞争对手建立战略联盟,成立了以中信戴卡为核心,以合资企业为生产基地的联营集团。通过这一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产能扩张,满足了市场需求。经过十余年的市场考验,集团联营模式不仅实现了低成本的产能扩张,并发展了铝车轮产品所涵盖的低压铸造、铸造旋压、锻造三大类型、千余个品种。通过这种发展方式创新,中信戴卡迅速拉开了与同行业竞争的差距,快速占领了国内市场,带来经营业绩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

2003年到2007年,中信戴卡铝车轮的产量、销量、净利润、资产、营业收入呈线性增加。自2005年开始,中国车轮产品出口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车轮出口国。

2005年,美国福特赋予中信戴卡公司Q1认证,并将其视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2006年与2007年,美国通用分别将中信戴卡公司确认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和赋予全球采购特别贡献奖;2007 年,德国大众将中信戴卡公司评为全球优秀供应商。

中信戴卡的科技创新持续引领行业发展,在国际认证和科研工作水平方面,不断追赶国际领先企业。20038月,公司获得ISO/TS 16949认证;2003年底,中信戴卡建设亚洲第一条铝车轮锻造线;20042月,获得ISO 14001认证;200510月研究开发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开发中心;20065月戴卡成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07 年,中信戴卡公司产品试验中心落成,并于同年通过了国家委员会 ISO/IEC 1702的合格评定认可。

中信戴卡于2003 年获得的ISO/TS 16949认证,是一项整车生产企业对零部件供应商所要求的基本认证。2007年建成的产品试验中心,是国际上铝车轮检测手段最先进,检测能力最强的实验中心之一。同时,中信戴卡研究中心成为国家级研究中心,通过积极吸引、激励、培训更多优秀的人才,形成轻资产、高端人才聚集、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中信戴卡的经验表明,经营理念、发展方式和商业模式的转变,是企业应对市场变化,保持持续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商业经济关系,必须随着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变化做动态的调整。通过转变企业发展方式和商业模式是达到结构性改革目标的重要创新手段。

 从“中国制造、全球服务”迈向“全球制造、全球服务”

2007年,中信戴卡启动了股份制改造工作。当年10月,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股份制改造的顺利完成,成为中信戴卡战略发展的新起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制造业遭受重创,但中信戴卡凭借自身优势,实现了弯道超越,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铝车轮生产企业。

金融危机席卷而至,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相继申请破产保护。从 2009 年开始,国内铝车轮企业先后遭遇欧盟、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反倾销调查。这些反倾销调查对中国的铝车轮出口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际OEM市场萎缩,造成铝车轮业60%产能大量闲置,大批铝车轮厂减产或倒闭。20098月,欧盟贸易委员会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铝车轮发起反倾销调查,位列中国铝车轮出口第一的中信戴卡被欧盟排在调查名单的第一名。欧盟反倾销,造成中信戴卡欧洲市场订单大量损失,并直接影响到在华欧系车厂产品的开发和市场份额。一直以来,由于缺乏海外“根据地”,中信戴卡不论在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工艺质量、内部管理,还是市场营销、售后服务方面,都与国际市场要求有较大的“隔阂”,不利于中信戴卡参与国际竞争,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身转型发展和抗御未来市场风险的能力。

面临以上困难,中信戴卡采用了技术抢单、规模跨越模式。

首先,利用轻资产联营模式和工艺技术创新提前抢单,获得产量规模化发展的机会,有效地规避了风险。2008年后,公司加大轻资产产能扩张的力度,先后以联营的方式与多家同行业企业开展合作,发挥以中信戴卡为核心、以合作企业为生产基地的联营集团的重要作用。同时,加大研发投入,中信戴卡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3%-4%左右,大力开展工艺技术研发,着重铝车轮制造的尖端工艺;利用博士后工作站整合国内行业顶级专家聚焦行业技术难题。2009年,中信戴卡锻造线技术团队通过大量的研发实验,探索出制造高端锻造车轮的技术工艺,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研发的车轮表面光整技术。在金融危机中,中信戴卡虽然个别月份订单下降,但由于前期在获得订单、占领市场制高点以及在企业认证、生产工艺技术研发方面所做的努力,使得企业在全球汽车市场恢复增长时,迅速抓住了机会,全年整体销量不降反升,成功超越竞争对手,成为全球最大的铝车轮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第二,中信戴卡公司获得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声誉和全球行业地位,对吸引高端人才、融资成本降低等方面带来了更多积极的影响。

通过对未来市场形势的准确判断,中信戴卡以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意识,继续全力支持全球客户,并与联营企业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度过危机,体现了国有企业的担当。公司在危机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效果在危机过后迅速显现,公司市场份额迅速提升,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铝车轮企业,与全球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同时也锤炼了公司的商业模式,增强了凝聚力和竞争力。中信戴卡逆势飞扬,在销量、净利润和销售收入等方面持续上扬。在工艺技术不断改进的同时,2010年以来,中信戴卡的订单已超过公司可能满足的最高产量。

2011年,中信戴卡成功收购德国KSM铸造集团100%股权,大大缩短了国内铸造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公司制造的范围,从单一铝车轮产品拓展到汽车动力总成部件、底盘零部件、转向系统、车身零部件、动力总成等,同时,对德国KSM先进技术的吸收引进,极大提升了中信戴卡在全球轻量化汽车零部件市场的竞争力。

在收购阶段,提升了中信戴卡的资本运作能力和国际化管控人才,这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中信戴卡完成对KSM的股权交割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双方的融合和管控问题。中信集团王炯等领导希望,中信戴卡及新成员KSM作为集团核心制造板块,在技术发展、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企业价值提升方面有新的作为。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跨文化管理的成功经验并不多,而KSM又是一家比中信戴卡历史更久、品牌更响、技术和市场经验更丰富的德国企业,对它的管控是难度更大的课题。戴卡董事长徐佐认为,取得理念价值共识是开展后续工作的基础和最大前提,因而提出“One world  One  team”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双方共同谋划经营管理方式、未来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方向等关乎双方重大利益的事项。在经营管理方面,中信戴卡提出了“胸怀管控与制度管理并举”的经营理念,尊重对方文化背景,提升管理弹性。坚持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运作的经营思路,保留KSM原有的管理方式,而不是把自己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生硬搬套到德国KSM,每年在中国开董事会、监事会,讨论重大事项,着眼长期发展。在2014年底,制订了五年规划——“KSM2020发展战略”,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201110月以来,双方积极进行技术交流,内容涵盖前瞻性铸造技术研究、工艺研究以及行业前沿新材料的应用,技术交流近200人次。KSM累计专利申请114项,专利注册68项,新增专利22项,连续两年荣获“德国中小企业创新100强”殊荣。2012年,KSM成为唯一获得德国联邦政府“环境保护企业”奖殊荣的铸造企业。着眼于KSM的国际化布局,在原有的欧洲生产基地基础上,中信将生产基地扩充,中国的秦皇岛KSM工厂于2014年投产,KSM高管团队称赞其比德国本土工厂制造技术更加先进;美国KSM工厂也于2015年顺利投产。中信戴卡通过并购及引进技术,提升中国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生产水平,实现德国研发、全球制造。KSM的生产基地扩展到全球,也实现了客户市场的有效开拓,突破了KSM欧洲制造、欧洲供货的局限。特别是KSM秦皇岛工厂及成都工厂的建成投产,快速提升了中信制造的能力和水平。

20155月,在KSM北美谢尔比工厂生产爬坡关键时期,中信集团王炯总经理专门对其生产运营进行远程调度,解决其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每一个新的生产基地都成为当地制造业升级的标杆工程,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更为重要的是,戴卡从市场国际化转变为真正的国际化大型零部件企业集团,实现了从管理、研发、制造及市场的全面国际化,带动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追赶世界的脚步。

2011年到2017年,中信戴卡公司的产量、销量、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持续上扬。2017年末,中信戴卡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铝车轮供应商及全球最大的铝制底盘零部件供应商,在全球汽车零部件100强中排名第71名。铝车轮年产能超过6000万件,销售收入约300亿元,客户涵盖奔驰、宝马、奥迪、丰田、通用、福特等几乎所有世界一流汽车制造商。铝车轮产销量连续10年全球第一。

 2011年,中信戴卡的研发团队达到300多人,承接客户同步开发的项目400多项。201212月,成立了工程技术研究院;2013年,工程技术研究院组建了华东研究分院和东北研究分院;2014年组建了KSM项目开发部;2015年成立院士工作站,同年进入戴卡智能化数字制造系统“DMS1.0”时代,海内外授权专利数量位居全球铝车轮行业第一;2016年,工程技术研究院组建了KSM工艺部、材料研究中心、工程仿真中心、前瞻技术研究部;2017年公司成立了创意设计中心。中信戴卡开始进入创新引领多元国际化模式。

第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驱动企业经济高端、高品质、高诚信发展。目前,中信戴卡已经形成有特色的行业集成产品开发体系,研发制造满足客户各种不同需求的铝车轮。同时,建立了系统性材料研究体系,产品研发能力、工艺研发能力、试验检测能力、技术管理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前瞻技术研究能力持续提升。公司还建立了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

第二,2016年制订了“十百千人才工程”,并配套执行 “领航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发展计划。除总部的工程技术研究院外,公司目前还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以及国内的长春、上海等客户集中的区域分别建立了研发分支机构,初步完成了全球化研发机构的布局。

第三,面临新的挑战,中信戴卡通过资本外溢,在海外建厂、海外并购,规避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所谓“反倾销”带来的风险,走向多元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2011年并购KSM铸造集团,缩短了中国和世界先进铸造技术之间近15年的差距,成功将产品线拓展至汽车轻量化铝铸件领域,形成了以车轮、汽车底盘配件、动力总成部件、车身部件等多元产品组合,以及以装备制造、产品表面处理、模具制造等服务支撑业务的新平台。目前,中信戴卡销售收入超过50%来自海外,拥有近一半海外员工,产品销售国际化、生产基地布局国际化的大型汽车零部件企业集团已初步形成。

第四,充分利用公司品牌声誉,吸引科研合作团队、吸引高端人才、吸引投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强大的品牌和能力已经反作用于人才、资本、科研要素。目前已形成良好产学研合作氛围,放眼全球吸引国内外人才,积极影响和利用供应链金融引领行业发展,初步形成了不易复制的竞争优势,体现了公司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最大”到“最强”的转变。

第五,完善供应链体系。铝车轮行业上游供货商是大型的工业原材料企业,如电解铝生产商,它们负责生产基础原材料;其下游是汽车整车厂商和售后服务厂商,它们对铝车轮行业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有严格的要求。由此,铝车轮企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领域内的技术研发能力、生产组织和管理水平,不断使其下游的汽车厂商客户多元化,以增强其在产业链中的谈判能力,提高盈利能力。铝车轮行业内企业与其他上下游企业的实体经济,通过品牌、规模、声誉相互成为对方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从而实现产业链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

铝合金车轮供应体系基于行业本身所具有的生产复杂性及专业化特征,并满足汽车厂商对于服务质量的严格要求,逐步形成金字塔式的多层级供应商体系结构。对于行业内部企业而言,由于技术特色、人力资源特色和资本投入特色不同,形成优势差异化和市场错位发展。

现代企业的竞争能力已经不再是同层次企业之间的竞争,而转变为产业链联动的市场竞争。铝车轮行业的发展必须保证整个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都能够有效运作。

中信戴卡的发展中,经历了“产品差异化、开拓OEM市场、集团化商业模式创新、产业规模跨境发展、多元国际化”五个发展阶段。

2011年全球制造布局的版图不断扩大开始,中信戴卡的国际化步伐骤然提速,进入第五个发展阶段即全球化、多元化发展阶段。在过去7年多的时间里,中信戴卡在完成全球生产基地布局、全球销售网络布局、全球研发技术布局、全球管理中心布局的版图上不断扩充。

    20165月,北美铝车轮绿地工厂第一批产品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发货;

20189月,中信戴卡摩洛哥铝车轮工厂正式开工建设,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平台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19年,KSM全球管理中心正式搭建,进一步提升了中信戴卡的国际管控能力。

KSM北美工厂以及在建的墨西哥工厂,拥有海外员工3000多名,占员工总数的50%。从乘用车、商用车车轮的生产到F1赛车车轮研发制造,中信戴卡用实践证明了中信制造走向海外以及迈向全球顶尖制造领域的能力。中信制造逐渐成长为中信制造海外腾飞的新力量。

并购只是中信戴卡全球生产基地布局的第一步,而海外绿地建厂则是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考验,也是中信戴卡全球生产布局的必由之路。

目前,许多国家把目光纷纷聚焦到制造业发展上来,特别是美国,加速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并加速改变美国的全球制造业格局。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素成本上涨、人口红利、资源等优势逐渐丧失。为应对新的变化,政府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引导制造业转变生产发展方式。面对国际竞争趋势,中信戴卡进一步推动“走出去”战略,到海外去建设生产基地。

在中信戴卡的出口份额中,北美市场始终占全部出口份额的50%以上,是中信戴卡最大的海外市场。多年来,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北美本田等美国客户,一直希望中信戴卡能够到美国建厂,提供本地化供货服务。同时,随着中信戴卡产业园竣工投产、铝车轮一号线升级改造、宁波戴卡的建设运营、成功收购KSM等,中信戴卡的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装备制造、国际化管控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到美国去建设铝车轮厂的时机已经成熟。2014年,中信戴卡启动了北美铝车轮工厂投资项目。

201411月,经过近一年的项目论证和安排部署,中信戴卡确定了在美国密歇根州格林维尔市建厂。这个项目是中国汽车零部件在美国最大的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为1.5亿美元。在全球汽车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建设工厂,中信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不仅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还要有扎下根的能力。

面对北美建厂的“考题”,王炯总经理提出,要把我们的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可以发挥的资源优势集中用到这个项目上。要提升管控能力,关键是进一步破解跨文化管理的难题。为此,中信戴卡提出了“管理技术新,设备工艺稳,数字智能化、全球新标杆”的建设目标。

中信戴卡成立了北美项目管理部,实现多部门协同,克服重重困难。密歇根州当地政府在能源成本、税收等方面提供了优惠条件。

在北美戴卡海外人员培养和管理上,中信戴卡力求以文化凝聚共识,推动企业的发展。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融合方式要随当地情况确定。与KSM德国文化融合不同,在北美戴卡的文化建设中,将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结合的核心价值理念“仁(凝聚)、义(担当)、礼(合规)、智(创新)、信(诚信)”向北美戴卡员工输出。基于价值的共识和文化认同,为推动项目按计划落地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中信的文化精神在北美戴卡得到弘扬。

中信戴卡在北美戴卡的工厂设计和生产流程方面运用了诸多独创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全部采用由本部设计生产的自动化铸造机设备和智能化机械手。同时,引入中信戴卡自主研发的数字智能制造系统(DSM,实现了对生产运营中的“人、机、料、法、环、数”实时显示。在中国本部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北美戴卡生产的实时数据,实现了跨地域、跨时差的生产信息反馈和生产状态跟综,方便了本部与北美的互动和资源调动,实现了智能化制造水平的行业领先。为做好运营管理,中信戴卡设定核心生产运营指标,对北美戴卡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全方位支持,并运用对标管理的方式对北美戴卡进行生产管理。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2月, 北美戴卡工厂涂装线、机加工序一期如期完成,生产出首件成品。20165月,北美戴卡向美国通用发了第一批货。中信戴卡着力将北美戴卡打造成全球领先的铝车轮制造标杆厂。

2016年至2018年,中信戴卡向北美戴卡派出专业技术工程师200余人次,“成建制”团队支援北美工厂,他们在北美戴卡进行现场管理,和美国员工共同奋斗。中信戴卡以多年积蓄的能力,成功建设了北美戴卡,全方位提升了中信戴卡的体系能力、产品开发能力、装备研制能力和国际化管控能力,把过去立足于中国本土制造、全球销售的中国零部件企业推向全球先进制造、全球配套服务的更高领域。

2018年,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视察戴卡北美工厂,高度评价了该厂智能化制造水平和取得的经营成果,为北美戴卡题词“美国戴卡、卓越制造、中信名片”。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铝车轮生产国,2017年产量为11015万只,约占世界铝车轮产量的57.8%,其中一半在国内销售,另一半出口到国外,出口部分一半以上是销往美国市场,销往美国的铝车轮产品金额达22亿美元。当年,中信戴卡铝车轮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约48%,在国际铝合金车轮市场份额为30%

改革开放40年,炼就了中信人全球化发展能力和国际文化的视野,北美戴卡的健康运营,为我们应对贸易危机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中信戴卡率先在中国大陆开始生产铝车轮以来,经过了30年的探索、实践以及经验积累,掌握了先进的制造技术,领先的管理能力,优秀的企业文化,成功实现了“走出去”发展战略。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形势严峻,中国铝合金车轮出口被列入追加关税名单。这给中国铝车轮行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也给中信戴卡带来了直接的冲击。

F1赛道检验“中信制造”

    与国际先进制造对标,展现国人的工匠精神和中国制造的新形象,不得不提到中信戴卡作为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创造的一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那就是中信戴卡成为威廉姆斯车队2018赛季的车轮供应商,使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国际汽车顶尖制造领域实现零的突破。

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中信戴卡年营业收入近300亿元,实现了“地球上有汽车的地方就有中信戴卡的产品,有主机厂的地方就有中信戴卡人的足迹”。在注重规模、速度发展的同时,中信戴卡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行业领先者,更重要的是不断创新,自我革新、提升发展质量,为“中信制造”腾飞提供持久的动力。那么,中信戴卡的研发制造能力是否能与世界顶尖制造“比肩”?2018年,F1赛道带来了验证的机会。

F1代表了世界汽车制造领域最顶端的技术。从后置引擎发动机到空气动力学的运用,F1以技术革新追求着极限速度,引领着汽车制造技术的革命。随着F1赛事逐渐成为影响全球汽车文化的体育盛事,很多中国品牌企业以赞助商的身份出现在赛事中,但是60多年来没有一家中国企业以制造厂商身份参与其中。2011年以后,随着工程研发能力和试验制造能力的提升,中信戴卡不断尝试与国际知名车队建立联系,不断谋划并推动在新材料运用、结构优化、轻量化研究等相关方面的创新。闯入赛车制造领域成为中信戴卡的目标,并作为“中信制造”的责任和使命。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与F1车队之间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商业性合作,而是一种更加紧密的技术合作,需要汽车零部件企业有足够的实力和极高的商业诚信度。2016年,得益于中信品牌的国际影响力、美誉度以及中信戴卡扎根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28年的不凡成绩,威廉姆斯车队伸出了橄榄枝,与中信达成合作共识。726日,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与Claire Williams女士在英国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威廉姆斯2018赛季车轮,这标志着中信戴卡成为第一个进入国际顶尖汽车制造领域的中国企业。

经过40年的发展,威廉姆斯车队成为拥有超过600名顶尖工程师,战绩彪炳的F1老牌劲旅。他们创造了F1历史上最快的换轮世界记录1.92秒,对车轮有着上百项严苛的技术标准,特别是对车轮的韧性、强度和轻量化有着近乎极致的要求。中信戴卡充分发挥技术研发积累和研发试验能力,用精密的研发数据和产品体系标准,与威廉姆斯紧密沟通,从产品设计、材料性能、微观组织分析、强度分析、风阻优化、试验测试等诸多方面开展工作。

20171月项目研发开始,到11月第一批合格的10只车轮发货,在短短的11个月中,中信戴卡的工程技术团队经历了一场极限速度、极致质量的挑战。双方往来邮件达2500余封,现场交流100余次,工艺优化及技术改进200余次。经过不懈努力,最终通过匈牙利站的试车,完成预定交付任务,这给威廉姆斯车队带来意外与惊喜。也正是在威廉姆斯产品标准体系的引领下,中信戴卡进一步完善了车轮研发制造体系,将工程技术研发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成为中信戴卡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成果。2018年,威廉姆斯车队赛车搭载着中信戴卡车轮在赛道上飞驰,在中信人及更多世人的注视中呈现了中信制造的新速度。

改革开放40年,锤炼了中信人国际化的视野和自信,中信戴卡人紧紧抓住国际化发展的机会与空间,千锤百炼,厚积薄发,不断提升国际竞争能力。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和总经理王炯为中信戴卡人“点赞”。他们说,中信戴卡人没有辜负历史,也没有辜负实业报国的初心和追求,以海外实践的新成果,回应新时代的新要求。贯彻落实中信集团提出的“战略引领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价值提升发展”的总体要求,为制造强国做出中信人应有的贡献。

创新驱动——打造“未来工厂”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利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技术,去拓展新动能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挖掘传统产业中的新动能,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中信戴卡以轻量化技术体系为主线,以轻量化设计技术为牵引,在推动轻量化材料的应用和轻量化制造的同时,产品的安全性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公司拥有位居亚洲第一的锻造技术,拥有国内首家铸造旋压技术。中信戴卡公司成为同行业专利拥有量最多的企业,也是国内车轮行业新产品开发数量最多的企业,建立了成熟的技术积累和知识管理制度,并不断提高设计和工艺水平。公司拥有5400多项国内外专利,主持和参与制定30多项行业、国家标准,在技术上由被动的追随者转变为主动的标准制定者。中信戴卡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并在欧、美、日建有合作研发机构,建有国家级车轮试验中心、车轮行业虚拟工程研究开发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除公司总部设有工程技术研究院外,还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以及国内一些地区建立了研发机构,基本完成了全球化研发机构的布局。中信戴卡近500位遍布海内外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接力式协同开发。为进一步加强工业设计和创新能力,中信戴卡2016年建立创新中心,配备数字模拟系统、3D打印机,5轴数控加工中心,以及可以和客户进行整车造型同步效果展示的虚拟现实评审系统,将进一步完善和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开发。以价值链中价值最高的研发和市场销售两个环节为中心,全面带动铝车轮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全球智能研发和开放式创新研发平台,实现从概念设计到产品交付的端到端无缝集成。建设覆盖全球的客户服务网,不断增强产品营销和客户服务能力。

中信戴卡不会止步于现在拥有的能力。作为行业领头羊,戴卡人始终关注技术前沿,充分利用“制造+互联网”,全力打造引领制造技术升级和行业未来发展的“未来工厂”。

瞄准“中国制造2025”,聚焦高端智能制造,凭借着在制造技术及数字化、信息化上深厚的技术积累与沉淀,中信戴卡自主开发数字制造系统,并将最新研究成果运用于“未来工厂——铝车轮六号线”的建设与规划,确定了“环境像电子工厂一样安静整洁,过程像涓涓流水一样欢快顺畅,产品像古典诗词一样优美浪漫”的升级目标。

为了实现既定目标,戴卡人将近30年的制造技术经验进行汇集,与设计院、成员公司、著名跨国公司等进行充分交流,绘制30多版布局草图,成立关键技术验证公关小组50多个,从项目筹备到全线贯通近300天,刷新了“戴卡制造”建设速度。

在铝车轮六号线中,自主设计、制造的设备达到70%,实现了全数字化设备、DMS(数据库管理系统)3.0智能管控、高端定制化生产和非接触式制造、节能环保绿色制造。

书写 “一带一路”新故事

北美戴卡投产运营后,中信戴卡的国际化制造基地布局并没有停止。在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感召下,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摩洛哥继续推动中信戴卡铝车轮工厂项目新的国际化布局。

摩洛哥铝车轮工厂项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信戴卡将其概括为解欧洲市场之围、救美国市场之急、占领非洲市场发展先机。第一,长期受欧盟反倾销的不利影响,中信戴卡欧洲市场份额所占比例有限,需要进一步开拓。第二,中美贸易摩擦给中信戴卡带来直接挑战。经测算,美国加征关税的政策一旦开始实施,中信戴卡每年将多承担1.5亿~2亿美元的关税。且北美戴卡产能有限,戴卡摩洛哥铝车轮工厂对于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近年来,非洲更加注重发展汽车工业,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巨大。已有国际主流汽车厂在摩洛哥等地建厂,这对中信戴卡来说,是不可错过的客户资源与发展机遇。

中信集团领导鼓励中信戴卡将国内已经验证成功的轻资产运营商业模式运用到此项目中,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和盈利模式创新,提升全球竞争能力。以中信戴卡的品牌、技术、装备制造、生产管理能力和掌控的市场资源,带动社会资本投资的轻资产运营商业模式,将被首次运用到海外项目上,致力于成为“一带一路”国家项目合作中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新典范。

2017917日,中信戴卡与摩洛哥工业部签署项目备忘录。2018727日,中信戴卡与摩洛哥工业部、财政部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项目计划分4期完成,到2024年实现全部投产运营,届时将为摩洛哥提供近1200个工作岗位。中信戴卡将践行“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的价值观,书写 “一带一路”中信制造的新故事,让五星红旗在中信制造的海外生产基地高高飘扬。

(编辑  碣石)



* 本文由季节执笔撰稿。

 

 

 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现代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首次提出:到2001年,我们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本文将用更多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把中国放在当代人类发展的视野来讨论。作为一名中国学者,见证并且总结中国发展的奇迹及动因,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承担的学术使命。

从“一盘散沙”到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从政治的角度看,新中国完成了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同时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194910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天,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的历史,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华民族摆脱了100多年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欺负、控制的半殖民地的局面,维护了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侵略中国的领土。

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必须形成一个中央政府,它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资源,在极低的起点,尽快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特别是落后国家如何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二战后纷纷独立的后进国家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中国,只有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根本解决中国内部长期分裂、相互争斗的局面,从而实现国家长期的政治稳定、高度统一、各民族一体多元的空前团结。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一体多元,特别是进入现代国家,这个“一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元”就是由56个民族组成,并且采用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的启动,不能不提的就是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我国在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进行的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在当时,中央下这样大的决心是十分艰难的,也是伟大的。毛泽东不仅考虑当时中华民族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当时有人提出美国人手里有原子弹,毛泽东说“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当然,在这一场战争中,中国和朝鲜在与美国的较量中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和平的基础,捍卫了我国的独立安全,树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红利。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1979年和美国正式建交,我国基本上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40年没有再发生战争。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直到今天。一个国家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高度统一、各民族空前团结,这不是所有后发国家都能实现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做到了。 

回望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再看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从这个意义看,中华民族复兴的含义,就是在整个民族多次挨打之后,进行了一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次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一次改革(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大国。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是紧密衔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在之前发展基础上的飞跃。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为后来我们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创立了战略机遇期。由此,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从世界的“饥荒之国”到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国

70年前,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以无法治理国家,只有靠美国人的面包才有出路。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批驳了这种历史唯心论。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

1949年的数据,我们就能理解当时中国农业的困难状况。当年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比历史最高产量下降了24.5%76%,全国平均每亩粮食单产仅为7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农业总产出比历史最高峰下降了20%,为历史最低点。中国需要解决占全球20%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生产就成为现代化起步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毛泽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定会地动山摇。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已经成为粮食净出口国,到60年代以后才变成净进口国,这和“大跃进”失败有一定关系。70年代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净出口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趋于下降,从农村起步的经济改革使最穷的人优先受益,极大地发挥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12种,居第二位的有2种,第三位的有4种。[2]

中国从1949年的起点发展至今,基本依靠自给自足解决了养活自己的问题,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粮食单产在1961年低于世界水平,而后一路上升,现在已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客观地说,中国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质量并不好,有大量超过25度斜坡甚至更陡的土地开垦为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来一步步提高粮食单产。中国的耕地面积在1949-1957年是持续扩大的,在1957年达到高峰,而后就开始下降。从那时起,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从两条腿走路即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产,变成了依靠提高单产一条腿,解决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吃饭问题。

 

1 中国与世界谷物耕地面积、产量、单产变动趋势(1961-2016年)

 

1961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6

中国谷物产量

(千万公吨)

10.70

19.76

27.72

40.19

40.52

49.63

58.09

世界谷物产量

(千万公吨)

73.56

99.77

134.20

170.58

205.01

246.29

284.86

中国谷物产量

占世界比重(%

15

20

21

24

20

20

20

中国谷物耕地面积(千万公顷)

8.97

9.29

9.44

9.30

8.53

8.98

9.63

世界谷物耕地面积(千万公顷)

51.38

54.37

57.87

58.81

66.37

68.58

71.81

中国谷物耕地面积占世界比重(%

17

17

16

16

13

13

13

中国谷物单产

(公吨/公顷)

1.19

2.13

2.94

4.32

4.75

5.52

6.03

世界谷物单产

(公吨/公顷)

1.43

1.84

2.32

2.90

3.09

3.59

3.97

中国谷物单产

与世界之比

0.83

1.16

1.27

1.49

1.54

1.54

1.5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在全世界谷物耕地面积的占比在10%20%,但是我们的谷物产出大体都在20%以上,[3] 我们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耕地资源,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质疑“2030年中国能否养活自己”。我当时写了文章批驳他,告诉他缺少历史知识,他所预测的2030年中国粮食产量相当于中国1973年的产量。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艾奇逊预言的破产,也有我亲眼见证的布朗预言的破产。

我们从农业增加值的角度来比较中国、美国和OECD三个经济体(当然美国也属于OECD)。图1显示,中国从1997年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0%,到2015年达到24%OECD国家从31.9%下降至大体和我们差不多,但是OECD耕地面积的比例远超过中国,我们是在不利的农业资源条件下取得的农业发展,我们也大大超过美国。[4]

 

1 中美OECD与其他国家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1997-20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2 四大经济体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1997-2016%

年份

中国比重

OECD比重

美国比重

其他国家比重

1997

20.0

31.9

6.1

48.1

1998

20.4

31.6

5.9

48.0

1999

20.3

31.6

6.3

48.2

2000

20.1

32.2

7.0

47.7

2001

20.3

30.7

6.6

49.0

2002

20.4

30.6

6.4

49.1

2003

20.3

29.4

6.9

50.2

2004

20.7

29.8

6.9

49.5

2005

21.1

29.1

7.2

49.9

2006

21.3

28.3

7.1

50.3

2007

21.8

27.0

5.9

51.3

2008

22.1

27.3

6.1

50.6

2009

22.4

27.5

6.8

50.1

2010

22.7

26.4

6.7

50.8

2011

22.9

25.6

6.1

51.5

2012

23.7

24.6

5.5

51.7

2013

23.4

24.9

6.3

51.7

2014

23.8

24.7

6.2

51.5

2015

24.0

24.9

6.5

51.1

2016

24.2

24.6

7.1

51.1

1997-2016变化量

4.2

-7.3

1.0

3.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四类国家人均谷物的产量(见图2、表3)可以看到,OECD国家不仅耕地面积大,而且单产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也比较高,始终保持比较高的人均谷物产量;而中国基本处于世界平均水平。通过具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远高于比我们农业资源更发达的南方国家。很多比我们农业资源条件好得多的国家,比如南非,谷物的单产是很低的。在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是一个巨大挑战,70年来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我国农业在农业科技等方面的进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3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年份

中国

OECD

世界

其他国家

1961

162

439

239

171

1965

222

490

261

167

1970

242

483

271

186

1975

263

573

295

189

1980

282

603

302

189

1985

320

708

333

198

1990

354

657

323

194

1995

345

594

330

237

2000

321

670

335

234

2005

328

671

345

253

2010

371

666

355

261

2016

421

717

383

28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

发展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定的资本。从1861年洋务运动到1949年的88年间,中国工业积累的全部固定资产只有100多亿元(1952年价格),当时我们有超过5.4亿人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是人口多、耕地少,最重要的是底子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5]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均固定资产只有20多元,工业净产值只有45亿元,人均工业净产值只有8元,占国民收入的12.6%,这就是旧中国留下的极其微薄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搞工业化,必须解决建设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靠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而是靠自己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949年,毛泽东提了一个“一九开”的说法,把工业的现代化部门、交通运输的现代部门、金融的现代部门、服务业的现代部门加在一起。他在七届二中全会讲到“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6],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与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和金融等事业。[7] 1956年党的八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提出这样一个构想: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8]

今天,我们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9]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资料,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目前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位,在15个大类中名列前三位,2017年中国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10] 2018年,我国手机产量达到18亿部,占世界总量的90%,计算机生产量达到3亿台,占世界总量的90%。包括美国人用的计算机、手机,很大部分也是在中国生产的。彩电生产量达到2亿台,占世界生产总量的70%。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今天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占世界总量比重和在世界上的位次都在不断提高(见表4)。2015年,中国铁矿石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1.6%,煤炭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7.7%,粗钢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9.5%,只有原油的资源条件较差,占世界比重为4.9%。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向绿色化转型,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从20009.5%上升至2018年的22.1%,可再生能源(不包括水力发电)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46%上升至2015年的17.26%,居世界首位。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工业化,更需要绿色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巨大挑战,对我们更是巨大机遇。

 

4 中国主要资源型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及占世界的比重(1949-2015%

年份

铁矿石

原油

发电量

煤炭

粗钢

1949/1950

 

0.0427

0.4825

39

0.3626

1957

 

(23)

(13)

(5)

(9)

1960

11.8

0.17

2.6

21.3

3.17

1970

5.7

0.47

2.33

16.8

2.97

1980

10.1

3.548

3.646

21.83

5.185

1990

14.6

4.535

5.274

30.71

8.54

1999

22.3b

4.965

2.13a2

33.8c1

15.71

2009

39.11

4.95

18.52

45.61

46.41

2012

43.3(1)

4.85

21.91

47.51

46.31

2015

41.61

4.9 5

24.11

47.71

49.5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按照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工业增加值,1997年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工业生产国,到2011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占世界工业产出的比重为20.8%2016年相当于美国的1.27倍(见图3、图4)。[11]

 

3 五大国工业增加值(199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0年之前只有5%6%2017年已经分别达到24.5%20.8%(见图4),[12] 还没有达到美国在二战后的最高点,但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当年的比重。

4 中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2011年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4-2017%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中国在2000-2013年期间,制造业增加值保持了16.7%的增速,而美国只有2.0%的增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赶超系数,从25.0%上升至143.2%(见表5)。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工业大国,进而成为新型工业化大国。2017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达到23.8%,也明显高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比重(13.9%),[13] 显示了中国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不断增强的国际竞争力。

 

5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美国的赶超(2000-2013

 

2000

2005

2010

2013

2000-2013年平均增速(%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亿美元)

3849.4

7336.6

19243.2

28569.8

16.7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亿美元)

15419.9

16878.1

18058.8

19954.0

2.0

赶超系数(%)

25.0

43.5

106.6

143.2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基础设施落后国到世界现代化基础设施大国

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现代化。1949年,全国仅有5万公里破破烂烂的公路,没有什么柏油马路,而二次大战时的德国、意大利、美国已经有了高速公路;我国铁路里程为2.18万公里,还不及印度的一半;只有十几架小型飞机,这就是中国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4]

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已基本完成了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建设(见图5)。这是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到2025年的目标,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提前实现了这些目标。2018年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了近3万公里,连接80%以上的大城市,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以上人口的大中城市,高铁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里程的66.3%。这一指标可能是铁路或高速铁路的历史最高纪录,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铁路网。

 

7  2025年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图

 

中国的公路网2018年已经达到了486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其中高速公路达14.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15] 2017年占世界总里程(36.5万公里)的35.6%。高速公路的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1991年我去美国学习,刚下飞机看到纽约肯尼迪机场,让我感觉很震撼,当时北京机场只有T1航站楼。而当时中国的高速公路只有500公里,今天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了美国。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要看它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中国正在构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先进、最高效(例如海关通过时间)的交通基础设施。[16]

建设长江大桥是当时的一件大事。1956年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诗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一五”计划156个苏联重点援助项目之一,在武汉建一座由苏联设计、施工和监理的长江大桥;1968年我们才有了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今天我们的长江上有多少座桥?根据最新的统计,已建和在建的超过200座,还没有包括江底隧道等。中国南北之间的“天堑变通途”,我们今天已经实现了。

我国目前有多少座公路桥梁?1963年是8.3万座,1978年是12.82万座, 2018年达到83.25万座,中国修建的桥梁达到全世界当年修建桥的60%甚至70%,“要想富先修路”,有了路才能富起来,富起来才可以修更多的路。我们现在又通过“一带一路”让更多国家的人民也像中国人民那样富裕起来。

中国是一个地理不平的国度,地理不平又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平。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只有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通过修路修桥实现全国和各地区互联互通,才能重塑中国经济地理。1994年我去贵州,当地最大的问题是“地无三尺平”,除了贵阳到黄果树100多公里的快速公路,既没有公路桥也没有高速公路。但是今天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贵州已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后来居上。2018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6453公里,高铁营业里程1127公里。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告诉国人,也可以告诉世界,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是大陆之国,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海洋大国、海运强国。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8个港口进入世界前20强,上海港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洋山港四期7个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4000万标箱,这是美国全国之总和。2016年开始使用已经超过了3700万箱,还将进一步扩大。第四期是全自动化的无人智能码头,而且还在美国的长滩港口建了一个小规模的智能码头。美国人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用国际上更专业的指标“班轮运输相关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大国、海运大国。这个指数包含船舶数量、船舶集装箱承载能力、最大船舶规模、服务量、在一国港口部署集装箱船舶的公司数量,共5个指标。计算时取最领先的国家定义为100%,也就是中国2004年的数据,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187.8%。同期美国仅提高了13.4个百分点,目前该指数仍滞后于中国2004年的情况(见表6)。这表明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大国,通过“一带”更通过“一路”辐射到全世界七大洲所有的港口,因为海运承担了全国90%以上外贸货物运输量,也占了世界主要港口货物吞吐总量的1/3以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打造世界最大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公共产品,促进各大洲、各国、各地区的互联互通。

 

6 班轮运输相关指数国际比较(2004-2018

年份

中国

新加坡

韩国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马来西亚

荷兰

德国

美国

英国

比利时

2004

100.0

81.9

68.7

94.4

62.8

78.8

76.6

83.3

81.7

73.2

2008

137.4

94.5

76.4

108.8

77.6

87.6

89.3

82.5

78.0

78.0

2012

156.2

113.2

101.7

117.2

99.7

88.9

90.6

91.7

84.0

78.9

2016

169.2

118.5

111.4

106.9

108.9

89.9

94.1

92.0

92.3

84.6

2018

187.8

133.9

118.8

113.5

109.9

98.0

97.1

96.7

95.6

91.1

2004-2018变化量

87.8

52.1

50.1

19.1

47.0

19.2

20.5

13.4

13.9

17.9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在航空运输方面,1975年中国乘坐飞机的只有100万人次,2017年已经达到了5.5亿人次,2018年超过了6亿人次。我国民航客运量相对于世界的比重,从0.23%提高到13.85%,不过相比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今后发展民航事业的空间相当之大,作为地级市拥有了机场以后,物流业发展会非常之快。

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建国初期,我国通信设备、通信方式和通信手段十分落后,而目前电信业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电话网络规模跃升世界第一,电话、互联网用户数跃居全球之首。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信息化社会,是世界最大ICT技术的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01年时,我们还在思考中国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数字大国。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

我们以1952年为基期,按照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见表7)进行纵向比较。2018年,我国GDP1952年的173.5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46倍;第二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860倍;工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72倍;第三产业是1952年的204.3倍;人均GDP1952年的70.92倍。

1952-2018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速是8.1%。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6.1%1978年至2018年,GDP年均增速9.4%。以人均GDP来看,1952-2018年的年均增速达到了6.7%,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4.0%。按照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统计,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速超过3%,就可称之为高增长类型。改革开放之后至今,我国人均GDP增长率更是高达8.4%[17]

这些数据都表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它最大的受益者是从19495.4亿人口变成了今天的14亿人口,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发达国家经过了200多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发展到今天的水平,OECD国家人口总和是13亿人,比我国少了1亿人。我国后来者居上,为二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7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52-2018

年份

GDP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人均GDP

195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78

471.4

170.1

1525.2

1694.0

392.7

280.5

2018

17347.2

945.6

85990.8

97247.5

20431.0

7092.2

1952-2018年均增速(%

8.1

3.5

10.8

11.0

8.4

6.7

1952-1978年均增速(%

6.1

2.1

11.0

11.5

5.4

4.0

1978-2018年均增速(%

9.4

4.4

10.6

10.7

10.4

8.4

计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五年》,第681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8》,第26-27页。

 

再看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一是汇率法,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的美元来计算(见表8),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601.13%提升至2017年的12.69%[18] 二是购买力平价,[19] 按照2011年国际元计算(见表9),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3.66%提高到2017年的18.21%[20] 尽管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减缓,但这一比重大体是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左右。这两种计算结果也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成为提供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国家。

8  中国GDP(汇率法,2010年不变价美元)及占世界比重(19602017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7

中国(万亿美元)

0.13

0.19

0.34

0.83

2.24

6.10

10.16

世界(万亿美元)

11.33

19.12

27.92

37.98

50.06

65.97

80.09

中国占世界比重(%

1.13

0.98

1.22

2.18

4.47

9.25

12.69

中国居世界位次

 

 

11

11

6

2

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9  中国GDPPPP.2011年国际元)及占世界比重(1990-2017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7

中国(万亿国际元)

1.73

3.09

4.67

7.46

12.74

18.61

21.22

世界(万亿国际元)

47.29

52.85

63.39

76.31

91.37

108.78

116.54

中国占世界比重(%

3.66

5.85

7.37

9.77

13.95

17.11

18.21

中国居世界位次

5

3

2

2

2

1

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文盲充斥”“人才匮乏”大国到世界人力资源大国

中国现代化最有意义的还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就是要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所有人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1912年到1948年,中国累计大学毕业生只有21万人,[21]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22] 大大低于美国8.38年的水平;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累计18.5万人,只占全国5.4亿人的0.034%。文盲充斥、人才匮乏,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穷二白”的“白”,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3]

今天,中国成人识字率已经超过了96%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23年,是194910.23倍。2017年,中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生在校生达到了2754万人,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了3700万人。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人力资本的基础。我们估计,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1.8亿人,我国平均每年进入大学的学生人数约700多万,再加上各类在校生或者非在校的高等教育类型,人数将超过1000万。这样到2020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基本上可以达到两亿人。如果有了两亿大专以上人口,那么无论是经济生产力,还是文化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包括国防生产力都将有质的提升。

  从“东亚病夫”到“健康中国”

看人口的健康程度,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口预期寿命。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期望寿命(1950年为49岁),更不要说像美国(68岁)、日本(61岁)等国;195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00‰,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5‰);建国初期,全国吸毒者达20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3.7%。新中国成立后几年内,就全部解决了禁毒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地发动卫生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卫生革命,在国家还很穷的时期就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当时毛泽东为江西消灭血吸虫病而欣然写作了一首七律诗《送瘟神》。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将中国列为极低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但198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6.8岁,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61.0岁),这本身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2017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2.2岁),婴儿死亡率降至6.8‰,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9‰),已接近美国水平(5.7‰)。中国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2016年召开了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我国首次提出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明确提出到2030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0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

 

10   中国、印度、美国和世界人均预期寿命(1950-2017

年份

中国(岁)

印度(岁)

美国(岁)

世界(岁)

1950

41

32

68

49

1965

49.5

44.4

70.2

55.4

1970

59.1

47.7

70.8

58.7

1975

63.9

51.0

72.6

61.0

1980

66.8

53.8

73.6

62.9

1985

68.6

55.8

74.6

64.3

1990

69.3

57.9

75.2

65.4

1995

70.2

60.4

75.6

66.3

2000

71.4

62.6

76.6

67.7

2005

73.0

64.6

77.5

69.1

2010

74.8

66.6

78.5

70.7

2015

76.3

68.3

78.7

71.9

2017

76.7

68.8

78.5

72.2

注:中国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8页;

其他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世界最大贫穷人口之国到世界最大“全面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什么概念?简要地说,就是上中等收入水平社会。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GDP,还是城乡恩格尔系数,以及人类发展指数,70年沧桑巨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元,到2018年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51元与14617元,相当于1949年的393倍与332倍。[24]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汇率法计算,2016年人均GDP约为8123美元,居世界(230个国家或地区)第91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比例的79.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据OECD年度报告,一个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需要经过四至五代(约150年)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在中国,仅需要一至两代人就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且人口规模达到14亿,占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总人口(25.76亿人)比重的53.8%

建国初,我们估计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以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属于极端贫困类型。到2018年,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7.7%,属于富足阶段;农村居民已降至30.1%以下,[25] 即将进入富足阶段。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

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0.2251950年)的极低水平,提高到1980年的0.4562017年提高至0.752,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组,成为过去40年世界各国中提高幅度最快的国家,1990-2017年平均增长率为1.51%,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速(为0.73%)的两倍。

再来观察中国和世界减少绝对贫困标准的情况。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贫困线标准(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90美元),1981年中国有8.8亿绝对贫困人口,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2500万人;而世界上其他国家1981年为10.19亿人,2013年降至7.66亿人,减少了3.6亿人(见表11)。中国减贫对世界贡献率达到了75.5%,这说明中国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成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

 

11 中国与世界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981-2013

年份

中国

世界

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比重(%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万人)

贫困发生率(%

1981

88383.59

88.3

190292.74

42.15

46.45

1984

79060.86

75.8

185859.60

39.06

42.54

1987

66498.12

60.8

174581.47

34.81

38.09

1990

76122.91

66.6

184959.86

35.01

41.16

1993

67554.69

57.0

185460.13

33.49

36.43

1996

51464.57

42.1

166595.80

28.78

30.89

1999

50993.64

40.5

169218.92

28.04

30.13

2002

41040.73

32.0

158750.77

25.3

25.85

2005

24516.75

18.8

132689.36

20.37

18.48

2008

19455.49

14.7

120500.53

17.83

16.15

2010

14991.37

11.2

107732.52

15.56

13.92

2013

2517.33

1.85

76640.66

10.68

3.28

1981-2013变化量

-85866.26

-86.47

-113652.08

-31.47

43.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贫困线标准为1.90美元: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APS?locations=CN

 

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方面作出了庄严政治承诺。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敢于作出这样的政治承诺。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全体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彻底脱贫的小康社会。中国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即将告别人类历史中上百年、上千年延续的绝对贫困,这个意义远远超过了中国自身发展的意义。

从科学技术“空白之国”到世界“创新大国”

建国初期,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相当于就业总人数的0.028%,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足500人。[26] 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提出要“重点发展、迎头赶上”,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亟需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27] 之后又编制过多次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4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中国从事研发的人员折合全时人数,2018年已经达到418万人年,相当于美国总数(2014年为135万人年)的3.1倍。我国人口占世界比重已降至19%以下,而2015年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44.4%。大量的科技人员是我国最宝贵的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

1984年,我国制定了《专利法》。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见图6),1985年,我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量比重仅为0.9%,到2017年已经上升至57.6%,相当于美国总数的4.24倍,相当于日本总数的4.79倍,相当于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1.49倍。

 

           6 中美日及经合组织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198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IP.PAT.RESD?end=2017&locations=CN-JP-US-OE&start=1985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知识生产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在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方面,我国是第一大国。[28] 在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申请量方面,也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商标。更关键的是高质量的、国际化的数据即专利合作协定(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2000年至2017年,中国这一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8.4%。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8》,2017年中国PCT达到48900件,超过日本(48206件),跃居世界第二位,排在美国(56680件)之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说,中国已经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技术生产者。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正在从欧美向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转移。

从世界最大的传统农村社会到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

中国从一个世界最大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1949年,全国仅有城市132个,城市市区人口3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仅有10个。[29] 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国家。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人口已达到8.3亿人,相当于美国城镇人口数的3.1倍,相当于欧盟城镇人口数的2.1倍,相当于印度城镇人口数的1.84倍(2017年)。[30]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人口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包括两亿多农民工变成市民,使得他们享受到的现代化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越来越多。

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2016年,用水普及率为98.4%,燃气普及率为95.8%,城市污水处理率93.44%,这些指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我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农村。[31]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战略格局,将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三大城市群逐步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

从农村社会到城镇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92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最高峰后,开始持续下降,城乡人口比例原来是二八开,现在已经达到并超过了四六开。短短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城镇化道路。

1952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2486万人,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员的12.0%2017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达到42462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7.1倍,相当于1978年的4.4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1%,占全国总就业人员比重的54.7%。我国城镇规模显著扩大,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城市数从1978年末的193个增加至2017年末的667个,其中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从1个提高至16个,300-500万人口城市数从3个提高至25个,50-300万人口城市数从60个提高至271个,50万以下人口城市数从129个提高至349个。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潜力,还有两亿左右的非户籍人口需要成为城镇户籍人口。

从封闭社会到全面开放社会

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0.9%,只相当于美国的5.5%,相当于德国(西德)的23.4%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2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8%,相当于美国的6.4%、德国的8%[32] 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进口12.46万亿元,我国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我国也将变成世界最大进口国,为世界提供更大的市场。1982年到2017年中国的贸易增长率,无论出口和进口都达到14.2%。同期美国出口增长率是5.9%,进口达到6.7%(见表12)。如何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实现出口和进口相对平衡,是下一步的目标。

 

12 中国、美国、世界货物进出口(1982-2017

 

1982

1990

2000

2010

2017

1982-2017年均增速(%

中国货物出口 (百亿美元)

21.1

51.5

111.3

1486.4

2216.5

14.2

美国货物出口 (百亿美元)

211.2

387.4

784.9

1290.3

1553.4

5.9

世界货物进口 (百亿美元)

1837.8

3444.3

6254.1

14980.9

17498.3

6.7

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

1.1

1.5

1.8

9.9

12.7

 

美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

11.5

11.2

12.6

8.6

8.9

 

中国货物进口 (百亿美元)

16.9

42.4

124.9

1240.0

1740.3

14.2

美国货物进口 (百亿美元)

247.7

498.4

1231.7

1939.0

2360.9

6.7

世界货物进口 (百亿美元)

1771.9

3371.2

6254.3

14581.1

17094.8

6.7

中国货物进口占世界比重(%

1.0

1.3

2.0

8.5

10.2

 

美国货物进口占世界比重(%

14.0

14.8

19.7

13.3

13.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世界投资国,2017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48万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尤其是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直接促进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对外承包工程规模迅速扩大,累计签订合同额近2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4万亿美元。[33] 这是中国最开放的时代,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更是中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最大的时代。

从封闭落后的文化之国到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大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进入到大发展、大开放、大繁荣的时代。2012年,全国出版图书高达37万种,一年的出版量就大大超过了古代到辛亥革命2000年出版量的总和(20万种)。[34] 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7年的4.29%,进入了世界文化产业大国前列。我国公共文化事业迅猛发展,到2017年末,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城乡14亿人口和3亿多户家庭,[35] 广大人民群众以极低的成本享受各种文化服务和个性消费,进入了历史上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好时期。在国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创作反映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在国际上,坚持“对外开放、以我为主”,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到了近代,中国沦为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落伍者,落后必然挨打。直到新中国成立,现代中国开始崛起,成长为世界政治大国、经济大国。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36]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飞跃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巨变。到2000年,有两个指标居世界第一位;到2010年,有7项指标居世界第一;到2017年,共有11项指标居世界第一,有5项居世界第二,有1项居世界第三(见表13)。这反映了中国进入21世纪走向世界舞台,到2017年,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

13 中国主要指标位居世界第三、第二、第一的年份

序号

主要指标

3

2

1

数据来源

1

GDP(汇率法)

2007

2010

世界银行

2

GDPPPP

1994

1999

2013

世界银行

3

农业增加值

1994

1995

世界银行

4

工业增加值

1999

2006

2011

世界银行

5

商品出口

2004

2007

2009

世界贸易组织

6

商品进口

2003

2009

世界贸易组织

7

服务出口

20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8

服务进口

2011

20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9

外汇总储备(不包括黄金)

1995

1996

200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

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

2003

2009

201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1

本地居民直接提交的商标申请数

1997

200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2

科技期刊文章数

2004

2016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13

铁路客运量(百万乘客-公里)

1995

世界银行

14

航空运输客运量(人次)

1993

2004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15

能源消费

1985

1993

2009

BP世界能源统计

16

发电量

1994

1996

2011

BP世界能源统计

17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包括水电(千瓦时)

2005

2008

世界银行

 

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从被挨打、被歧视的世界弱国,[37] 建成世界社会主义大国,进而跃居世界综合国力前列的过程。在近代以来世界性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曾是落伍者,但是后来居上,仅用了70年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200多年达到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成就,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当然,这个现代化过程还远未结束,按照中央制定的宏伟蓝图,我们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贫穷、经济最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转型之路;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继续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创新之路;是由十几亿人民,56个民族,以及港澳台地区,海外侨胞共同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38] 其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39]

    (编辑  季节)



*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9-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从新中国建立至60年代之前,中国是粮食净出口国。60年代以后,粮食有进有出,进大于出。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净进口粮食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呈减少趋势,1978-1984年为32%,1985-1990年为12%,1991-1995年为04%。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是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问题》,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5/content_630934.htm。

[4] 农业增加值系为美元现价。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AGR.TOTL.CD?end=2013&locations=CN-US&start=1990

[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8]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927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

[9] 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21_402588674.htm。

[10]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12]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MANF.CD?end=2015&locations=CN-US-1W&start=2010

[13]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TX.VAL.TECH.MF.ZS?end=2017&locations=CN-US-1W-OE&start=1990。

[14]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23_402589513.htm.

[16] 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30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17] 计算数据来源: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end=2017&locations=1W&start=1978。

[1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end=2013&locations=CN-US-JP&start=1990

[19] PPP GDP是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转换为按国际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GDP 而言,国际元的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相当。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KD?end=2016&start=2001

[2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PP.KD?end=2013&locations=CN-US-JP&start=1990

[21]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22] 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11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24] 参见《经济日报》,2011年10月4日。

[25]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9》,54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26] 参见武衡、杨凌主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4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2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页。

[28] 2017年中国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数比重上升至43.6%,相当于美国的2.27倍。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8

[29] 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城市五十年》,第53-54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

[3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URB.TOTL?locations= US-EU-IN

[31] 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第217-222、32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32] 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29_402591155.htm

[33] 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第53-56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34] 参见张贺:《每年出书37万种,意味着什么》,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22日。

[35] 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第241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3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99页。

[37] 毛泽东曾指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指1949-1956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参见《毛泽东文集》,1版,第7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8] 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是近代历史上一些大国崛起的老路。参见

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

[39] 参见《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1年7月1日。

 

分析判断经济形势要侧重于“势”

在分析判断“形势”时,很多人讲的多,讲时缺乏基于深刻分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们力量聚集的方向,也是分析下一步形势发展的方向。《孙子兵法》讲的是“善战者,只求于势”,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如果能察到势,还能驾驭这个势,就能获得胜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判断形势。

第一,既要看数字,更要看内涵。现在很多分析中国经济形势的文章,往往引用很多数据,大家也更关注数据。实际上,现在应该更关心数据背后的内涵和实质。

2018年,中国GDP同比增长了6.6%,和以前比有所回落。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济动辄都在10%左右的增长。而最近几年经济增速在6%7%之间,特别是201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只有6.4%,比2018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尽管这个数字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但大家好像都觉得增长率还是有点低。这个数据所反映的内涵是,我们目前处在一个更高基础、更高体量上的增长,特别是更高质量的增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形势,就会比较客观一些。2018年中国GDP总量是13.6万亿美元,新增量为1.36万亿美元,增量约等于2017年澳大利亚全国的经济总量。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提出高质量发展之后,整个经济的内涵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具有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含金量。

第二,要看局部,也要看整体。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一定不要忘了中国是个大国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中国所走的道路不可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现在研究发展房地产模式时,一些思路和观点往往是套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情况,比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瑞典等。中国和它们的情况并不一样,国力也不一样,不能不考虑国情的差异。现在中国有些省份实际上已经和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体量差不多了。比如, 2018年广东省GDP总量为9.73万亿元,已经超过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广东一省的GDP拿到世界上都可以排到第13位。中国是个典型的大国经济,地区情况不一样,行业情况也不一样,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局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大盘总体是稳的。比如我们讲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如果这些地区稳定住了,那么中国经济也基本就稳住了。

    第三,看现状,更要看趋势。目前中国经济的趋势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的转变,这是一个重大判断,就是要以中国的经济符合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这把尺子来进行判断,而不是只看一个简单的数字。只要方向是明确的,趋势上就是有希望的。以深圳为例,2008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但是它加快转型,创新驱动增强。2018年深圳的GDP增长了7.6%,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增速最快,经济总量突破2.4万亿元,首次超过香港。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超过了9100亿元,每平方公里税收产出达到4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突破了9100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和先进高技术制造业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分别达到72.1%67.3%。与此同时,有些地方的数字看着很风光,指标也很先进,但如果不重视高质量发展,肯定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出现矛盾和问题。

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具体分析

第一,总体经济形势是稳定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再看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就会发现这个增长还是比较不错的。GDP同比增速6.4%,符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增长6%-6.5%的目标。后两年只要保持在6.2%左右,就可以完成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2019年一季度的调查失业率为5.2%4月份有所好转,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低于5.5%的预期目标。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8%4月份这个数字达到2.5%。一季度外汇储备余额保持在3.1万亿美元。总的来看,目前的经济形势还是稳的。

第二,稳的态势在承压,变的因素在增多。

我认为,现在的经济形势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稳的态势在承压,变的因素在增多”。那么应对的对策,就要更加周全。

今年1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1]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思危方能居安4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的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因素,但更多的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必须保持定力、增加耐力,勇于攻坚克难”。[2]

国际上看,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对世界形势做出的重大判定。这既有变,又有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决策,要研究变了什么,机遇在哪里。

首先,中美关系出现了大的变化。特朗普在上台后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转变,实际上是从2018年的一系列变化而来的。1918年,美国提出了威尔逊主义,除在1929年前后的大萧条时期有一段时间没有采用之外,美国对外战略实际上都是一贯的。明确讲是三个理念:美国责任、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在这些理念的主导下,二战之后形成了现在的联合国,也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现在美国发生变化了,从“美国责任”变成了“美国优先”,从自由主义转向进攻型的保护主义,从多边主义转向单边主义。实际上,美国这种对外战略的转向也是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它是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的产物,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种变革不仅是美国自身的变革,这是和中国的崛起相叠加,形成了这种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8年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是84.74万亿美元,总人口接近75亿(74.96亿),全球人均GDP11305美元。其中美国的GDP20.49万亿美元,占到全球总量的24.2%,中国已经达到了13.41万亿美元,也就是占全球的15.8%。中美两国已经占到了全球GDP总量的40%。还有欧盟占到18.75%,三者之和基本占到了全球总量的60%。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本身的经济体量,而在于中国的经济体量还要往上走。

    世界上这几百年的变化,欧洲的荷兰、西班牙,这是百万级人口的国家;再后来是英、法,是千万级人口的国家;再后来是美国和日本,它们是上亿人口以上的级别。而中国恰恰是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它的崛起显然和过去这些国家的分量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会引起美国的警惕,开始提出“美国优先”的理念。

有些学者说中国的GDP总量差得不远了,但人均还差得很远。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9608美元,这才是我们增长的潜力所在。中国经济要达到全球人均GDP11305美元的水平,需要我们挖掘多大的潜力来发展经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路一定要清晰。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基辛格博士说中美关系再不会回到从前,不要认为这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这是他的一个战略判断。当然中美之间的博弈不仅限于经贸领域,在政治、军事、外交、科技、人文领域的摩擦必然成为常态化的。中国关键是把自己这篇文章作好,以内稳来预备外变

    美国进攻型的保护主义不可小觑。比如,现在它对我国科技的遏制是轮番登场。美国宣称核心技术是阻止中国崛起的最优堡垒,去年已经把44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控制清单,制裁了中兴、晋华,还在全球范围内打压华为,包括推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等立法改革。美国出台了《国防授权法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而且从三位一体的法律制度列举了飞机、计算机、半导体、生物等27个行业的投资前审查要求(CIFIUS)。这是从去年就开始的,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期。

又比如说,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大家知道5G技术实际上是发展物联网的基础,我们从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再到智能化,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代表技术。比如机械化是蒸汽机,自动化应该是数字控制,信息化是计算机和网络,而到了智能化的时代,代表技术很可能就是5G。整个5G技术将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科技,进而改变我们的社会。3G的速率等于4条跑道,4G40条跑道,5G则相当于400条跑道,时延从300毫秒缩减到1毫秒。这样的速度可以让无人驾驶、远程手术等一系列先进技术都能够更好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谁占据了5G,谁就占据了信息技术的高峰。看到华为的发展,美国马上联手其他国家启动五眼联盟。目前,华为持有36%5G技术专利,包括高通和英特尔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只有14%的专利。中国的5G基站现在已经有35万个,是美国的2.3倍。而且中国5G技术的价格又远远低于美国,所以特朗普表示“要打一场5G的战争”。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首先全球经济发展减速,其次,国际规则面临着重构。第三是地缘风险有增无减。

    第二个问题,美方的遏制和打压成为我国最大的外部风险。中美之间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先于竞争的关系。今后中美在经贸方面边打边谈、打打停停,可能会是家常便饭。对此一定要有预判。   

第三个问题,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受到外部的限制。这种限制可能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我们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西,也不能唯网,网上有些东西并不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客观冷静地来分析中国当前在科技方面存在的问题。

    比如,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接近2万亿元,与GDP之比为2.18%。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位了,但实际上 “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是要达到2.2%,目前并没有达到目标。况且,这2万亿元里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只有5.74%,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17%。华为2018年科研经费为1013亿元,占销售收入的14.1%。阿里巴巴达摩研究院研发经费也达到1000亿元。但是,大部分企业真正投入研发的是少而又少,不但少,还遇到很多部门之间的掣肘。在很多方面,我们人为地把这些可以利用的高效力量,变成了低效力量。

又比如说,计算机行业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软件,在这方面我们下的工夫很不够。我们一年毕业800多万大学生,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是824万。软件工程师现在缺口32万,而每年高校只能毕业3万人。美国在AI产业里的人才达到85万人,而我们只有5万人。而且调查发现,现在的科研经费下发之后分散得很厉害。很多企业都没有利润可以拿出来搞科研。

我在一家汽车企业调研时厂长说,企业的汽车产品可以跟国外比较,但就是匹配性差一点,其中就有一个关键零部件做不了,要用德国公司的产品,这说明我们很多企业在关键的节点上还没有实现突破。

    第四个问题,内需放缓的势头不容忽视。2019年一季度汽车销售同比下降11.3%4月份又下降了14.2%,石油及其制成品同比回落了2个百分点,而4月份又比上个月下降7个百分点。受需求影响,手机、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分别下降了14.7%11%8.7%

第五个问题,投资也在回落。我们要注意这种变的趋势可能带来的影响。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好些,4月份不是太好。

    第六个问题,企业面临经营比较困难的问题。实际上,企业面临的困难无非是这几条: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资金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市场需求的下降。在我们调研走访的企业中,很多企业说尽管现在减税了,但是企业感觉不出来,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占比又比上年同期多了1.4个百分点。

第七个问题,就业的情况不容小视2019年年初的调查失业率,1~2月份是5.3%1~3月份是5.2%4月份是5.0%。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才有调查失业率这个项目的。2018年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9%。不要小看这0.1个点,对中国这样一个13.95亿的人口来说,这0.1就是一个大问题。

短期应当关注的对策问题

短期要有短期的政策,长期要有长期的政策。短期内,首先要关注农业问题,它是我们内稳的一个最关键的基础。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如果按18亿亩算,加上复种指数,大约是22亿亩播种面积。

现在来看,不但是粮食,中国的副食大量要用粮食和饲料维持。猪肉、牛肉和鸡肉都要靠饲料维持,而这些饲料很大一部分是从黄豆来的,用豆粕养猪、养鸡。中国每年需要的黄豆是1万多亿吨,国内黄豆的播种面积是1.17亿亩,产量约为1500万吨,居世界第四位。有报道称,目前国内意向种植增加了16.8%,估算增加了2000万亩,增加产量约为250万吨。但这和我们以往从美国进口的3286万吨相比,是远远不够的。

粮食问题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关键在于地不能减少。万物土中生,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无土栽培的时候。如果不保护好耕地,农业就不稳,对中国的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粮食问题还牵扯到棉花、蔬菜、烟叶,又牵扯到油菜籽。2019年我国茶叶产量261万吨,大多都是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包括扶贫措施。除了出口的39万吨,剩下的茶叶存量在国内就出现市场饱和。像这种情况,国家就要加以指导。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是就业问题。我国每年就业都在1300万上下。但是,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就是1650-1700万。一定要把目前的就业难点人群安排好。对外出口量下来后,原先在出口加工企业的就业者就会失业,对他们一定要作为重点人群来关心。

    另外一个是毕业的大学生。现在每年有七八百万的大学生毕业,就业压力非常大。特别是很多农村的孩子,就业是大问题。这些农村家庭为孩子念书贷了款,到就业的时候却没有工作,怎么办?中央提出“六稳”,第一就是稳就业。我们能不能对企业的用工提供优惠政策?现在很多工厂用机器人代替人工。我们一定要开辟新的路径去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需要对遭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企业给予充分的关注。20194月份,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降了2.7%。其中对美国、日本、欧洲、东盟、金砖国家的出口,分别下降16.8%25.9%17.3%24.1%16.3%。对以往进出口重点地区出现下降的这种趋势值得注意,我们需要对出口制定一些实际的政策。比如贷款的利息对出口企业是不是要适当降低?要有针对性的政策,而不是大水漫灌。

第四,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比如利用外资。我们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计划推出《外商投资法》,现在可考虑以政府条例的东西先出来政策,以稳住外资。多少年来,我们在利用外资方面一直是发展中国家里最高的,排名世界第二。2018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310亿美元,但这几年的增长非常缓慢。稳定外资不仅是稳定资金的问题,实际上还会和抗击金融风险联系在一起。当前来看,是不是可以针对美国贸易出现的问题,先从农业、就业、出口、外资等重点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创新一定要成为坚定不移的目标

在创新的问题上,企业不能着急,要有耐心,国家也要有耐心。不要一说创新,就期待在几天之内全都实现创新。一定要有长期的打算,包括暂时还要忍耐一段时间。比如韩国的三星,为了搞芯片付出多大的努力,当时美国、日本都在打压它,而现在它终于把芯片搞出来了。

在能源安全方面,我们也应该加强科技创新。怎么样利用好中国丰富的能源,如何真正地推动能源安全往前走一步。中国原油需求量201870%是靠进口,能源安全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农业、能源、科技方面都要有忧患意识。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意味着它的回旋余地也会很大。39个工业大类,525个小类,我们国家都是齐全的。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产业不行了,另外的产业还可以顶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也一定要注意那些还没有强大起来的国外市场,否则强大的国内市场也建不起来的。我们不能够再封闭自己,必须走出去才能发展科技,增加出口,利用外资,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一个良好的自我循环。

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全球第一”,都是改革开放多少年来中国人民用汗水和资源换来的。但是,现在我们仍有很大一部分的关键东西要依靠国外的进口和合作。这一点就需要我们真正的励精图治,也需要万众一心。我们还要做好过点“紧日子”的准备,以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编辑 杨利红)



* 朱之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本文根据朱之鑫在201952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1] 《习近平: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2019121日,新华网。

[2] 《保持定力 攻坚克难——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当前经济工作四大信号》,2019419日,新华网。

 

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很重要的就是时刻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时刻不忘入党时庄严许下的誓言。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回首过去,196571日,在建党44周年之际,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我18岁,是北京市第一批中学生党员。在入党大会上的发言,我特别讲了共产党员必须奋发有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勇于担当。我的理解是:共产党员必须听党的话,时刻听从党召唤。听党的话,不是肩膀软,遇事把责任留给党、留给组织,而是肩膀硬,把责任主动担在自己肩上,为了党的事业,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危难时刻能够牺牲自己、保全组织,不惜以身家性命去维护党的事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我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仰。此后几十年来,我一直坚守这个信仰,并在实践的磨砺中,更加深切体验到革命者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对此我有很深的感悟。文化大革命时,我的家庭与我们的党和国家一起,承受了巨大的灾难,这是我个人的际遇,但这并没有动摇我的信仰。

19692月,我到陕西省延安专区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落户。大批外地人进入陕北,近代历史上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中央红军,第二次便是北京知青。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陕北,在这片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奇迹。数万名知青到延安,在这里经受了艰苦的人生磨砺,承受了严酷的风霜雨雪,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我们的父辈来自人民,为人民打江山,为穷苦人翻身得解放艰苦奋斗几十年。我们到人民中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刻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既来自父辈从事革命斗争和建立新中国的理想信仰的传承,也来自我们与劳动人民的紧密接触,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独特历练,给我们带来精神财富,使我们亲身感受到人民渴求脱贫致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

脚蹬土布鞋,身穿土布衣,头扎白羊肚手巾,腰插旱烟袋,这不是表演,是我们数年陕北农民生活的写照。陕北的土地不仅仅是我劳作过的土地,而且是我灵魂的故乡,那里的老乡不仅仅是陪伴过我的乡亲,而且是我精神的手足,对我的影响深入骨髓。从此,我真正认识了人民,走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打下了我坚守初心的基础。我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总书记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到陕北插队的经历使他深刻理解了“人民”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回顾与陕北农民在一起的日子,我常想,总书记在陕北的根扎得有多深,他执政为民的初心就有多坚定,率领我们党进行的脱贫攻坚战就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先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公司——光大和中信工作。在几十年的奋斗中,我们不仅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还会遇到很多艰难曲折甚至危机。我在这两个央企工作时,经历过多次危机的考验。我在实践中体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体现在我们对实际工作责任的担当上,体现在遇到艰难险阻时绝不退缩、勇往直前的行动上,体现在一以贯之的努力上,体现在永不止步的奋斗中。

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在改革中既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这就要善于驾驭市场。中国共产党骑在市场经济的马上,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党会不会背离初心,会不会变质,已成为极大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的伟大实践,说明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回顾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我感到个人的奋斗只有融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个人的成功才有真正的社会价值。我们的先贤先辈们孜孜以求、艰难探索,打下了好的基础。我们每一代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要不辱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所作为。



¨ 文章转载自《求是》杂志201913期。

*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


 

编者按:中美贸易谈判风云突变。这场贸易战,使人们自然联想到近七十年前那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两天,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反映近七十年前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等,北京电视台也在适时重播2014 年推出的六集电视政论纪录片《伟大的抗美援朝》,引发广大观众的好评。本刊征求该政论纪录片顾问李慎明同意,将他为六集记录片所写的评论特发本期,以飨读者。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但是,人们对这场战争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人们对这场战争关注和研讨的热情,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反倒有进一步热烈之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正是现实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与必然结果。

现在,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对抗美援朝战争见仁见智,甚至百论丛生。正当人们渴望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时,北京电视台《档案》节目在汇集大量翔实的历史文字档案、图片影视资料、当事人当年的日记和事后的回忆等多种资料的基础上,适时摄制并推出了六集电视文献片《伟大的抗美援朝》。感谢北京电视台的领导和相关同志,把《伟大的抗美援朝》这么好的片子送给我们,这说明,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在一定条件下,文化建设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一定的人的灵魂、信念的凝聚和流淌。

看了这部文献片,深深感受到当年抉择的艰难与伟大、较量的惨烈与顽强、英雄的无畏与慷慨、后盾的坚强与坚实、复兴的自信与蓬勃、和平的珍贵与雄浑。

抗美援朝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之战

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如何看待,因为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记忆、描述,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些人常常说起甚至全力营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平心而论,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有所谓的普世价值吗?

如果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站在亿万中国人民的立场,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正义之战,不仅出师有名,而且正气干云。片子较充分地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1945年在美国本土旧金山诞生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是《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最核心部分,是人类深刻反思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试图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的共同心声,也是防止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寻找借口、滥用武力、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保障。《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又明文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朝鲜战争本来是一场内战,但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国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19506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次日,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无论是入侵朝鲜还是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的肆意践踏。1950627日下午,在苏联等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美国肆意歪曲朝鲜内战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拼凑侵朝军队。7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所谓联合国军合法外衣。美国政府无论怎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都无法从根本上掩饰其践踏《联合国宪章》、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的本质。国际有关公约还明确规定,战争中,严禁使用细菌、化学等武器。而美国侵略军却灭绝人性地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妄图通过各种毒性病菌,从根本上摧毁朝中人民的抵抗能力。在《联合国宪章》遭到如此践踏,特别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世界列强重新奴役的生死关头,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代表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审慎的反复研究,毅然决然作出了抗美援朝这一伟大正确的抉择。

有的学者得出这样的“新论”:“由于中国出兵朝鲜,所以美国才封锁台湾海峡。抗美援朝错在中国”。甚至还有人据此声称“毛泽东的最大罪恶不是‘文革’,而是抗美援朝。”建议这些人要弄清这样的基本事实:美国在1950627日悍然封锁台湾海峡,而我国在其出兵114天之后的19501019日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朝军民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强大声援下,同仇敌忾,英勇作战,粉碎了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图谋。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我国立即开始分批从朝鲜撤军。截止195810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与我们山水相依的朝鲜。而直至今天,美国在距其本土有万里之遥的朝鲜半岛却仍驻军数万余名。谁在捍卫和谁在践踏《联合国宪章》,如果不是“色盲”甚至“瞎子”,这本来就是黑白分明的事。另外,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正式得到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恳切请求的。片子中展示了金日成亲笔疾书的这一“求援信”。对照中美两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一场抗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又是一场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正义壮举;而美军无论侵占我国台湾海峡,还是入侵朝鲜,都是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非正义的侵略行径。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美援朝开始后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很多,而对《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的具体内容却很少提及。从哲学角度看,从一定意义上讲,《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内容,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只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这一形式,鲜提《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里面的主要内容,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往往害死人。

抗美援朝捍卫了我国的独立和安全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完全是正义之战,而且十分必要和十分迫切。片子也充分地表现了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且要解放台湾,我们决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但美国已经把战争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从这一意义上讲,新中国掀起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完全是被迫的。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的第八天即195010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民主党派人士周士钊谈到朝鲜战争时说: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就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片子中引用了毛泽东上述相关论述。毛泽东不仅考虑着中华民族当时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佩服毛泽东这一无比宏伟、深邃的战略眼光和英勇无畏、一往无前的超人胆略。毛泽东关于“三把刀”威胁的论述不仅进一步昭示着我国当年所毅然决然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而且依然是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上所必须继续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战略课题。

在一定条件下,正义常常会遭受邪恶的蹂躏。当时中美国力军力的异常悬殊,抗美援朝战争能不能打赢,片子充分回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可行性即必胜性。片中表现了抉择过程的艰辛。我们的对手太强大,几乎武装到核牙齿。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848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而中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做钉子尚且不够。我们的军队装备落后,训练不充分;况且,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由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动用了本国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作为侵略战争的主力,并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以大量的军事装备和物资投入战争。但军事装备完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却能够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消耗敌人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不断取得胜利,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第一集《抉择》中分析归纳美国在军事上的“一长三短”:“一长,就是钢多;而三个弱点则是战线太长、运输路线太远和战斗力太弱。”他强调,中国军队是经受了20多年革命战争锻炼的军队,战斗力极强,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之战。美军的“一长三短”和我军的“一强一正义”,这是唯物辩证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实践已经完全证明,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的分析与把握,如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分析与把握一样,是十分精辟和完全正确的。这种必胜的信念也直接体现、浸润于第二集《较量》、第三集《英雄》、第四集《后盾》之中。《较量》讲的是战场上敌我双方军力的悬殊与我军战略战术上的先进,《英雄》讲的是志愿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后盾》则集中表现抗美援朝战争本质上是人民战争这一胜利之本的源泉。贯穿该片的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战争史观这一红线。而唯物辩证法必胜,这是事物发展内在的必然规律和不可抗拒的铁则。

抗美援朝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基础

如果说,片子前四集讲的是战争,那么第五、第六集则讲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地位与作用,回答了抗美援朝战争值不值得打,即战争的有利性这一重大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不仅继抗日战争之后,再次结束了外敌深入国土肆虐恣行进而导致我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而且树立了新中国的形象,打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信邪、不怕鬼的强大威势,锻炼了我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提高了军事指挥水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进而为我国此后的经济建设赢得一个和平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也打乱了美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消除了部分人崇美、恐美心理。在抗美援朝中迸发出来的这种宝贵的精神力量,不仅对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也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抗美援朝正值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生产总收入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三年几乎翻了两番。

抗美援朝战争的消息传向世界,西方各国受到极大震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新中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受到极大鼓舞,推动他们纷纷走上争取民族、民主解放之路。从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有3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新中国真正迈开了登上国际舞台的脚步,这也为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把我国抬进联合国开了先河,铺平了道路。新中国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还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敲响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丧钟。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同全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60年的和平建设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赢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一定意义上讲,以上这一切都是由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通观该片,我们更加感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的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是抵抗侵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英明、正义之壮举。2014328日,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英灵回到了祖国。张高丽副总理在迎接仪式上代表中国人民致辞:“60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志愿军将士,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们。但就在此时,有的网站竟发出这样的帖子:“60多年前,这些十七八岁的中国孩子为何要跑到韩国去死,并将他们骸骨抛在了那里,而且一抛就长达60多年无人问津呢?我认为可以做如此回答:是毛泽东驱使着他们去白白送死的,而且毛也从来就没有爱惜过这些年轻的生命。”请看看美国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馆雕像群前头地面花岗岩上刻写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美国侵略军不远万里,来到新中国周边,进行围剿新中国和平发展的侵略战争,他们还要受到美国当局的褒奖,而我们那些为保家卫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年轻英烈直至建立和保卫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反而要受到如此鞭挞,这公道公允吗?说这种话的人及其网站的组织者,不是糊涂,便是别有所图。

总而言之,《伟大的抗美援朝》是部好片子。它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好教材。

新时代呼唤更多弘扬爱国主义正能量的文艺作品

看过该片,心绪难平,很想再说几句题外话:

其一,当今文艺题材的表现中,我们既需要“小桥流水”,更需要“大江东去”。在当今社会,不少人都在关注“小写”的人,关注小人生。电影、电视剧、小品、相声、文学作品等,不少生活剧确实也赚得不少人的眼泪。但是,反映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题材和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作品却比较少,其中政治与艺术高度相统一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我国著名的书画家吴冠中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你看,齐白石画花鸟鱼虫,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国画传统,值得人们尊敬。但在吴冠中先生的眼里,这是人生小路。而鲁迅特行独立,那么多人骂他,仍然坚持为国家、民族呐喊,他走的是人生大路。鲁迅是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会世世代代记住鲁迅。真正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关注一些重大题材和“大写的人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出在历史上可以留得下的好作品。

其二,电影电视也是很好的资源。我们不能只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北京电视台拍摄出并播放了这么好的片子,就是政府在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唱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一主旋律方面,市场不会自动承担起决定性作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政府,甚至是党本身。这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当然需要文化产业,但是文化不能产业化,文化产业决不能放弃党和政府的领导、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文化产业化,以“收视率”、“票房价值”和“码洋”等为马首是瞻,就会是国内外资本而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们的价值观念,甚至最终还可能改变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其三,在风乍起,吹皱东海、南海碧波的当今世界,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只表现抗日战争,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当年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更多地吸引外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少提抗美援朝战争,有其一定道理。但从此也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中,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比比皆是,不少作品完全离开当时历史实际和生活实际胡编乱造,甚至有泛滥之势。而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文艺作品却十分鲜见。这样反映的历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如果是这样,就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这一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和功效。有人担心,反映抗美援朝那段历史,可能会影响中美关系。会不会呢?说到底,不会;说到底,也会有助于构建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对武装到核牙齿的美国,我们当时都敢打,并且打赢了,现在有的人反而不敢表现和反映当年这场战争了,这不利于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鬼、不信邪的光荣传统的教育与培育,这还可能会误导美国,使得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所建立的基础也不牢固、不坚实。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正确认识和总结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才能建立在一个正确、理智和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对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都应该有所裨益。

其四,能否将《伟大的抗美援朝》翻译成英文作为外宣材料,并设法在美国播放。亨利·基辛格是美国战略家中的佼佼者,前两年,他在我国出版其巨著《论中国》,一时洛阳纸贵。基辛格博士在该书后记中指出: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竞争力和世界角色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在美中关系广泛互动中,人权问题将占有一席之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美国力争不与中国搞军事对抗,希望中美两国双方都很专业地维护”“共同利益”,如“继续采取措施处理朝鲜核扩散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呢?”美国和中国应“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都应“考虑到万一稍有不慎,庞大的机器失去控制迎头相撞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细心揣度上述话语,我们不得不感叹:在中美关系上,他是想充分张扬美国经济、社会其中包括金融、科技、文化、外交及其诸方面所谓的国际规制的“软实力”,用西化、分化的办法,牵着中国的鼻子走,使中国成为美国“维持自己竞争力和世界角色”这一事业的组成部分,从而赢得对中国的“不战而胜”,使得中国重蹈苏联亡党亡国之路;他说的也都是心里话。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家不会误判中美关系发展之大势,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决不搞制度输出,但也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正如20143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时所说: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但中国也再不能重复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人民日报》2014329日)。而美国的政治家有时候则可能会误判形势,对当年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误判就是一例。60多年前,美国的兰德公司把中国将出兵朝鲜一句话结论提交给美国政府,并希望以数百万美元的报价出售报告全部内容,但美国当局却误判了形势,误判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结果以该报告“价格太昂贵”而拒绝购买。越南战争是不是其中另外一例呢?笔者深信,美国有不少能够突破历史局限的很有见识的思想家、政治家。该片若能在美国播放,相信会有不少政界与学术界人士对此关注,他们也很希望了解我们的底牌和底线。中国播放了美国很多大片,我们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美国就那么保守吗?(编辑  季节)



* 李慎明,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这是一个地下经济战的故事。十几年来,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地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包括法国的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甚至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自2008年以来,被美国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达到26家,其中14家是欧洲企业(5家是法国企业),仅有5家是美国企业。迄今为止,欧洲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即将超过60亿美元,比同期美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高3倍。法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达到近20亿美元,并有6名企业高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我就是其中一员。今天,我不再沉默。

 

打击

突然,我变成了一只野兽。我穿上了橘色的连体服,身体被链条锁住,手脚被戴上镣铐,我几乎无法行走和呼吸,就像一只被捆绑和掉进陷阱里的困兽。昨晚,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单人牢房。这简直是一场噩梦。

先来说说那条机上广播。国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播报了一条消息:“皮耶鲁齐先生,请您下飞机前先到机组人员这里来。”这时,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77刚刚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跑道上。我在黎明时分离开新加坡,在中国香港中转后,经过24小时的飞行,因为时差,现在已筋疲力尽。

45岁的我,先后在阿尔及尔、曼彻斯特、香港、北京、温莎(美国康涅狄格州)、巴黎、苏黎世等地任职,现在坐镇新加坡。20年来,我在全球飞来飞去,为我的公司奔波。我听过好几次这种广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约会的时间被调整了,要么是帮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转时丢失的手机。因此,我没多想便来到了机组领班的面前。然而,门口等着我的一群人命令我下飞机,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膊按到我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条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给我戴上手铐:“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你被逮捕了。”我非常震惊,只能束手就擒。

我被戴上手铐,我要求他们做出解释。穿便服的两人说,他们是美国FBI的探员:“我们接到命令,在机舱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那里会有检察官向您说明缘由。”我像个歹徒一样,双手被铐在背后穿过机场。周围乘客的目光让我觉得如芒在背。我身高1.83米,体重将近100千克,这让我看起来非常滑稽。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电影中,在扮演IMF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角色。两年前,他就像我一样被戴上镣铐,在FBI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纽约街头……然而此时,我的惊吓大于忧虑。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误会,他们只是错把我当作了别人。直到坐上一辆没有警用标志的警车,我终于明白了眼前的现实:显然我就是他们等待的人。但是为什么呢?

我在脑海中将公司近期的项目飞快地过了一遍。自从10个月前我担任锅炉部的全球负责人以来,我在新加坡职务范围内的所有业务中,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但我知道,阿尔斯通经常因腐败行为而接受调查,美国当局几年前就开始了一项调查。当时,阿尔斯通因涉嫌为取得多个合同而行贿,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家发电厂的合同,阿尔斯通确实聘请了中间人确保拿下这个市场。但是,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发生的,合同是2005年签字生效的。往事已经过去10年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在内部审计时澄清了自己。2012年,我升任为现在的锅炉部负责人,该部门在全球有4 000多名雇员,年营业额为14亿欧元。2011年以来,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一直打算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资企业,将两家公司的锅炉业务合二为一,他选择我来领导这家未来世界级的大企业,总部将设在新加坡。

检察官

我这个全球总裁被带进一辆汽车,忍受着双臂的酸痛。金属手铐逐渐割伤了我的手腕。我们到了曼哈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在审讯室里,布卢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皮耶鲁齐先生,我是大卫·诺维克,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检察官,负责阿尔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因行贿一事,我们已经向贵公司提起诉讼,而您正是因为此事接受质询。您被指控参与了在塔拉罕发电站项目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这属于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b的管辖范围之内。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调查阿尔斯通在许多国家的行为。自2010年起阿尔斯通拒绝与美国司法部展开合作。阿尔斯通没有遵守任何一条承诺!”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也不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我既不是董事会成员,也不是执委会成员”。但那位检察官没给我留一点儿时间。“皮耶鲁齐先生,我强烈建议您不要给您的公司打电话。我们希望你为我们效力……”刹那间,我的大脑全乱了。这位司法官员在要求我做什么呢?“我们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亚的交易中,虽然您扮演的不是决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一切。我们想要的,就是起诉阿尔斯通的最高领导层,因此,我们要求您不要告知他们您正在被质询。您要放弃聘用律师。您明白了吗?”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开条件,正在策划一场交易。诺维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们公司内部的线人……他翻来覆去地命令我:“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但这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不会掉到那个检察官给我设的陷阱里去——那时我无论如何都坚信这一点。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丝毫没有考虑这会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向检察官解释:“请您听清楚,我不明白你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要求你们允许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国领事馆。”检察官神情坚定,朝一位探员打了个手势,此人把黑莓手机还给了我,手机在我被捕的时候就被没收了。我最终联系上了蒂姆·库兰,他是阿尔斯通锅炉分部在美国的主管。我向他简单陈述了一下情况,他非常吃惊:“这事出在你身上,实在不可思议,简直荒唐。我们会立刻把你从那里解救出来的。我马上给总部打电话。”库兰的话让我安心了一些,我依然坚信,这不过是一场几个小时的纠纷,很快我就会恢复自由。阿尔斯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从这场危机中解救出来。

检察官回到了审讯室。“您不想跟我们对话?没关系。这是您的选择。”

“不,我准备澄清一下我在这笔生意中扮演的角色。在这笔生意里,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自责的。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位律师陪在我身边,因为一方面,我不了解美国的司法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我的权利。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这样做。”我的争辩在检察官诺维克那里不起作用。他毫不动摇,接着说:

“之后我会把您转交到曼哈顿的一所监狱里,您将在那里过夜。明天您将在康涅狄格州法院的一位法官面前出庭。开庭前您有权利面见您的辩护人。他拿过话筒向领事馆方面表明,明天周一纽黑文法院的法官会听取我的辩诉。接着,我们上了一辆汽车,朝曼哈顿的监狱开去。

在入狱手续办理过程中,我感觉仿佛陷入了精神病人一样神志恍惚的“第二状态”。我被带到一间单人牢房。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是“进洞”了,这里是用来隔离最危险的犯人的。当时已经接近凌晨3点,一个狱警把我推进了牢房,我顿时陷入一片昏暗。牢房里充满恶臭的气味,狭窄的空间令人窒息……我什么都看不见,四周围绕着咒骂声和可怕的叫喊声。看来整层楼的人都在互相厮打、自相残杀。

第一次开庭

清晨再次见到那两位FBI探员。我转移到距离纽约两个小时车程的纽黑文法院,和来自戴·皮特尼律师事务所的莉兹·拉蒂夫进行首次会面。交谈几句后,我就被她惊呆了:她在刑法方面的经验一片空白,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新手气息。不仅如此,她对阿尔斯通的业务也一无所知。最致命的是,我被控违犯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对于这项控罪,她此前根本不了解。根据这部法律,无论任何人,无论国籍,只要涉嫌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只要该罪行和美国有一丝一缕的联系,美国司法部即可将他投入监狱c莉兹跟我说明了几个情况:

“皮耶鲁齐先生,阿尔斯通的律师今天早上联系了我们律所,要求我们为您辩护,因为他们不能亲自负责。您的辩护费用,阿尔斯通同意支付。您很幸运!”

“我到底为什么被指控,您总该看几眼吧?”“贪污案,外加洗钱。”洗钱?这个罪名一般都是给军火贩子和毒品贩子的!这么荒唐的指控,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莉兹看到我的脸都气白了,赶紧试着安抚我:

“不管怎样,今天这些都不是事情的关键。我只要求他们释放您。我会提议用10万美元保释,这笔钱足够说动检察官。请您记住,大陪审团已经对您提出了指控,但一直到您被逮捕的那一刻,此事都在秘密进行。现在它不再是秘密,今天美国司法部肯定会向媒体通报。另外,您不是阿尔斯通第一位被起诉的高管。之前您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大卫·罗斯柴尔德已经被起诉,并且经过了庭审。他同意认罪,随即他争取到不超过5年的监禁量刑。”这下,我的脸彻底吓白了。我突然意识到控罪的严重性,但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些,就接到了执达官的传唤。

庭审开始,主持庭审的是加芬克尔法官。她按照计划辩护发言,称希望支付10万美元保释金并佩戴电子手铐,以换取我的有条件释放。接着轮到代表美国政府的检察官——诺维克,这位来自FBI总部的人开始陈述。诺维克简直要杀人,他坚决反对把我释放,并狂怒地陈述了理由。他用肯定的语气说:“皮耶鲁齐先生在阿尔斯通的管理层中身居要职。他涉及的这笔行贿交易问题极其严重。该公司向印度尼西亚的一名议员行贿,以求其提供方便。我方已经立案,指控文件确凿有力。大量的证据和证人证实,皮耶鲁齐先生参与了一起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犯罪活动。”

整个过程,我只被问了一个问题,而且只回答了两个字。我被送回法院的那个小房间,双手仍被铐在身后,两个小时之后,狱警把我从那个小房间带了出来,并把我用链子拴起来,我戴着脚镣和手铐,上半身被一条大粗链子捆住。这条大链子与手铐和脚镣一起被一个大锁锁住,大锁垂在我的肚子上。5个小时后,我醒了。我们到了罗得岛州的怀亚特看守所。

怀亚特看守所

怀亚特看守所与世隔绝,它被双层围墙围住,四周布满铁丝网,每10米装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进出的都是装甲车辆。怀亚特不是一般的看守所,而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羁押中心。看守所平均收容600名囚犯。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决定关押我的地方:一个超级“安全”的看守所。但我既不是惯犯,也不是危险的犯人,所以美国司法部的这个选择违背了任何一条收监的逻辑。

2013415日,我进了看守所。刚开始对我而言是度日如年。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本子,没有钢笔,没有书,我唯一能看的资料就是莉兹在法院给我的起诉书摘要。读着读着,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1世纪初,那时候,这个可恶的印度尼西亚的项目合同还在谈判之中。就是那一纸合同,给我惹来了这场被囚禁于11平方米房间的牢狱之灾。

2000年初,阿尔斯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公司濒临破产。1年前,领导层同ABB集团结成联盟,那是一家瑞士与瑞典合资的对手公司。但很快,这场工业界的联合变得后患无穷。阿尔斯通掌握了ABB的燃气汽轮机技术,便以为自己简直是做成了一笔世纪交易,殊不知这笔订单的签署正是公司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一次决策。当时,这个汽轮发电机技术根本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在使用中发生了多起技术性故障。事后阿尔斯通只好向客户赔偿损失,为此付出了超过20亿欧元的赔偿金,公司负债比高得惊人(增加了2 000%)。当时公司宣布其财务赤字创下53亿欧元的纪录,因此失去了银行的信任。也是在这个时期,董事会决定辞退皮埃尔·比尔热,将掌管公司的大权交给了柏珂龙,以期他能力挽狂澜,带领公司走出困境。柏珂龙属于精英阶层,他先在普基集团供职,之后在2001年成为阿尔斯通的董事,2003年成为总经理,最终成为首席执行官。掌权之后的几个月,他为了避免公司被法院宣布破产,甚至亲自站在巴黎的商事法庭上辩护,还亲赴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游说,更要说服法国政府援助阿尔斯通。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行动中,柏珂龙得到了一个人的鼎力相助,就是尼古拉·萨科齐,未来的法国总统,当时还是经济财政部长。他知道法国人民有多看重自己的大企业,他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样袖手旁观,眼看着为数不多的法国跨国公司中的一家被“瓜分”。他成功地使这家公司重新部分国有化——法国政府回购了阿尔斯通略超过20%的资产,从而拯救了阿尔斯通。

在国际组织关于国际反腐败斗争形成协议之前,利用中间人获取国际市场项目曾是一个被容许的惯例。贿赂行为越是在法国本土被禁止,就越是在国外被纵容。法国企业的高管每年都会跑到位于贝尔西的财政部,提交一份公司的“特别费用”清单。直白点说,为了能在国际招标中中标,最常见的方式是经由中间人行贿,按规定这部分费用必须以正规程序列出,以便之后从企业缴税中扣除。这无非就是以一种受政府管控的变通方式,把违法的行为合法化。

20009月以后,情况变了。法国与其他采取行动的国家一样,承诺向国际腐败行为发起斗争。因此,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必须全盘了解ABB与其中间人签署的所有承诺合同,以使公司的行为符合法国最新法律。我很快就拿到了阿尔斯通方面锅炉业务部门的名单和聘用合同。但是,那些前ABB集团(其中就有盖里领导的温莎美国总部)聘用的中间人,情况可就大不相同。虽说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但是这些部门并不合作,不愿披露它们的中间人关系网。不仅如此,在每个国家,ABB所属的公司都像地方诸侯,完全独立于公司总部。尽管如此,我还是列出了一个初步名单。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合同,每份合同条款不同,有些内容甚至非常荒诞可笑。有些中间人经过艰苦的谈判获得了公司的承诺,甚至得到了按月划款条件,而且居然没有合同期限。他们获得了终身行贿的权力!那段时间,为了展现高层加强程序合规性(符合规定和尊重法律道德)的决心,阿尔斯通的领导制定了新的准则。自那以后,公司开始实行严格的中间人审批流程。首先,如果想要保留一位中间人,需要至少13个人签字。其次,每一份聘用合同都必须附有“项目清单”,清单上要强制性地列出中间人的佣金数额,以及付款条件(付款周期和付款进度)。这份清单必须经过3个人审阅和签字:第一位是拟定该项目报价的部门高级副总裁,第二位是负责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的高级副总裁,第三位是在项目所在地负责国际关系部的地区高级副总裁。最后,所有超过5000万美元额度的交易都必须直接报告给包括财务经理在内的风险委员会并获得批准,该委员会直接对集团首席执行官负责。对于锅炉业务而言,几乎没有额度低于5000万美元的交易。

真正终止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停止使用中间人。然而公司最终的选择不是如此,相反,从表面上看,“项目清单”“审核流程”严苛无比,但背地里聘用中间人的行为在柏珂龙的领导下仍然照常进行。唯一的改变,就是贿赂行为更加隐蔽。

在这冠冕堂皇的面具下,阿尔斯通继续付给中间人酬劳,以求对相关的实权人物如工程顾问、专家和评标委员会成员施加影响。如果风险看上去过高,与其求助于中间人,集团更愿意购买当地分包商(如土木工程公司、安装公司等)的服务。这样,来自反腐败机构的限制就会小得多。而且阿尔斯通并不是个例:许多同样使用大型国际事务所作为中间人的跨国公司,都采用类似的障眼法。负责监督遵守规章制度的合规部门,自然对这些行为有所耳闻,企业的最高领导层也是如此。

律师对我说,美国司法部还想继续扣留我,检察官会把要价抬高。她问:“您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我脑海中快速地计算着。“所有钱都加在一起,可能有40万美元左右。”“这些估计不太够。您搞不到更多钱了吗?”“搞不到了。虽然我是高管,但是我不是有钱人。不过,发生这件事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阿尔斯通呢?我也算是因为它而入狱,我想集团会介入吧?”

我当时想,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释金,法官也会裁定将我释放。但是因为公司的缘故,我遇到了这么多麻烦,公司应该会通情达理,这是我能期待的最起码的结果吧!但是,对我们全家来说,这将会是一场噩梦。20128月,我带着克拉拉和4个孩子到新加坡定居。这次迁居亚洲,对全家人来说都受益。我们夫妻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难,新加坡的生活象征着新的开始。

阿尔斯通终于给我派来了一位学识渊博、专业而且精干的新律师,一个能够应付挑战的人。斯坦为美国500强中的一些企业做过辩护,还出版过六七本法律专著,这为他赢得了美国“最佳律师”的荣誉。

他说:“您的公司保证支付您的辩护费用。但是如果您被判刑,阿尔斯通则会要求您偿还这笔费用。事实上,您极有可能要偿还这笔费用,前提是您决定应诉但是最后辩护失败,或者您决定终止应诉,同意认罪。”

哦,我听明白了。我愤怒地说:“简直可耻,完全不能接受!我做的一切都是以阿尔斯通的名义进行的,我在工作中一直严格遵守一切内部流程。”“不论您能不能接受,如果需要我们为您辩护,阿尔斯通要求我们必须提前向您说明这些条件!”难以置信,他们居然如此厚颜无耻。

“您清楚您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吗?现在公司正在跟美国当局谈判,他们一定会承认罪名并且就罚款讨价还价。那么对我而言,如果我也走他们那条路,按照您的说法,我就会变成孤身一人,阿尔斯通就会把我丢下不管!这无法解释!”“皮耶鲁齐先生,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这么解释,如果您是在一家美国企业供职,那么您应该早就被开除了!”他居然把我当成罪人一样训斥……不过,斯坦是唯一能把我带出怀亚特看守所的人,所以我放下姿态。

“请您明白,皮耶鲁齐先生。自从您被捕以后,对方的要价一直在上涨。要想把您带出这里,需要支付的数额会非常大。阿尔斯通方面同意支付150万美元,至于您这边,我们认为您提供40万美元保释金就足够了。此外,贵公司还同意租用一套公寓,并且支付两名负责监视您的看守的薪水,防止您逃回法国。”

“看守?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我的家人和我?”“没错。这也是强加给IMF前总裁卡恩的释放条件,在对他的犯罪案件进行预审期间,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待在纽约的。也请您不要抱有幻想,即使法官接受我们的出价,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筹足保释金,给您租一套公寓,还要雇用看守,因此,两三周之内您是无法离开这里的。”

“斯坦,”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我被指控的罪名,就是知晓阿尔斯通为了拿下合同而利用中间人的行为。但是,决定雇用中间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阿尔斯通有着严格的内部流程,按照流程,需要更高层下达指令。我在此事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我既不是客户,也不是那个找到中间人的人,更不是那个批准去招募中间人的人。想要招募中间人,需要13个人签字,还需要3位最终签署人中的两个人签字,再直接呈交给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

我发现他一个字也没记。他只是看着我,表情越来越无奈。我甚至感觉到,他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蠢货!最后我闭上了嘴,我们互相凝视着彼此,终于……我恍然大悟,律师把我当作蠢货情有可原。我简直傻透了,竟相信阿尔斯通会冒着这样的风险来营救我!我的处境确实非常危险。而且从今以后,我就是孤军奋战。

我用苍白无力的声音再一次问斯坦:“您查看过起诉书了吗?收到检察官的其他文书了吗?那里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

“我也愿意同意您的这种观点。确实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但是检察官会给我们送来150万份文件。他们说,他们手上有两个证人能证实您参与了这场犯罪……”

最后,为了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我在公司交给律师的那份文件上签了字,我别无选择。

第二次开庭

3年多前,美国司法部就启动了第一轮调查。这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司法部要用如此的攻势对待我:他们要我为阿尔斯通两面三刀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美国人刚启动调查就通知了阿尔斯通,并要求阿尔斯通予以配合。美国司法部的常规做法是,向所有即将接受调查的企业提出建议:签署一份《推迟起诉协议》。为此,企业必须同意自证其罪,披露其所有行动,必要时还要揭发自己的雇员。一般情况下,同意这些要求后不会再有管理人员被捕。在阿尔斯通事发之前,另外两家法国企业——道达尔和德希尼布,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分别于2013年和2010年支付了3.98亿美元和3.38亿美元的罚款。但是阿尔斯通想奉陪到底,这才是出其不意将我逮捕的真正原因!现在,美国司法部想要向阿尔斯通证明,谁才是更强势的那一方,以此逼迫阿尔斯通认罪。

为了取得指控阿尔斯通的证据,美国司法部运用了多种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依靠“卧底”,那是一名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门、与调查人员全方位合作的眼线。多年来,他一直在上衣里藏着一支录音笔,录下和同事之间的大量对话。他就像一只鼹鼠藏在公司内部,为美国FBI所用。这名年近65岁的职员为何会同意充当这样的角色?美国FBI和司法部给他施加了怎样的压力?我没有时间深思,诺维克检察官现在开始讨论我的案情。他的陈述直截了当,在他看来,阿尔斯通是他职业生涯里遇到的一家最庞大的腐败企业,而我正是其中的主谋之一。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是阿尔斯通的管理人员,级别很高。这些年来,阿尔斯通领导层一直对其委以重任。今日,阿尔斯通向您提议支付150万美元保释金,以求获释。然而,该公司本身就涉嫌参与此次行贿事件。尽管并未被正式起诉,但该公司仍然是该事件的‘共谋者’之一。因此,本检察官产生如下疑问:一位‘共谋者’是否有资格成为保释条例中的担保者,此案与之前的情形截然相反——案情确凿可靠。最后,请法官大人注意,法国不会引渡其公民。倘若将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释放,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再找到他!此人心中十分清楚,留在美国,他将面临重刑——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我现在才45岁,接下来的三四十年,我可能都要被困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就因为我作为阿尔斯通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10年前曾批准雇用一位不知姓名的中间人,为帮助公司拿下合同而行贿?但是,我既没有欺骗谁,又没有伤害谁,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更何况,这一切都是严格遵守公司内部流程进行的。终身监禁!这绝对是敲诈。检察官想演戏来威胁恐吓我。他双眼直视我,完全不像是虚张声势。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我呆若木鸡。他毫不掩饰:我就是他手里的“人质”,是他和阿尔斯通下的盘棋中的小卒。难道这就是正义?但是诉讼辩论结束了。

除了阿尔斯通支付的150万美元和被告支付的40万美元之外,法庭希望还能有一位美国公民承诺将其房产作为保释金的一部分。很明显,马格里斯法官并不信任阿尔斯通。

我彻底崩溃了。我难以抑制对这两位律师的愤怒。斯坦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本身又是康涅狄格州前总检察长,怎么会看不出我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带来的巨大风险,又怎么会预料不到主审法官的反应?由此得到的信息很明确:我被钳制在阿尔斯通和美国司法部之间,被一名并非由我挑选的律师控制。

我的妹妹朱丽叶特接受过专业的法律教育,她已经把那份针对我的起诉书详细地分析了一遍(在我被捕的第二天,起诉书的几乎全部内容就被上传到了美国司法部的网站上)。

“亲爱的弗雷德,”朱丽叶特在信中写道,“得知你被美国FBI逮捕的消息,我极为震惊,我用谷歌搜索你的名字,发现你已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诉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案的起诉对象。我点击了美国司法部的公开文件,令我感到更加震惊的是,全文居然长达70多页!未等判决结果出来,美国司法部居然就将起诉内容公之于众!当我仔细读过起诉书之后,更是感觉匪夷所思。他们监禁你的证据是什么?他们那种司法运作方式让我极为愤怒。更何况,就算起诉书上写的内容全部无误,按照法国或是欧洲的惯例,如果腐败行为已被证实,首先针对的也应该是企业本身,而非企业的雇员。除非腐败行为是雇员擅自所为,或者是为了中饱私囊。但很明显,你的案子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你要坚持下去,我会向法国外交部上报此事,争取请他们前去处理你的危机。”

我被捕的地方是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纽约领事馆管辖。我被转送到的怀亚特看守所位于罗得岛州,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波士顿领事馆管辖。而在朱丽叶特提醒他们之前,法国外交部的办事人员居然对我的行踪一无所知,甚至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

 

监禁125

从怀亚特看美国司法

在美国电视剧和电影中,美国人为了吹嘘自己的司法体系,往往会拍摄这样的场景:众人瞩目的庭审现场,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作为正义的化身为被告人辩护。我们早已被这种剧情洗脑,误以为即使最弱势者的案件也会有人倾听,会有人为之辩护。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美国90%的案件中,被告人会选择放弃申辩。原因非常简单:高昂的辩护费必须由被告人全额承担。只有那群真的非常有钱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律师事务所的费用。事实上,身处美国的司法体系中,被告人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检察官只会朝有罪方向进行调查。而法国的预审法官则不同,他们会同时寻找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查阅卷宗、对案件进行复核鉴定、寻找有利于被告的证词。在美国,这些步骤的费用必须由被告人支付。在财务案件中,要查阅的卷宗往往多达几万份甚至十几万份,因此很少有被告人有能力(在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向专业辩护律师支付高达几十万美元的辩护费,也很少有人会去求助私家侦探开展复核鉴定。而检察官则拥有各种调查手段和人数众多的资深律师,原因在于美国司法机关非常有钱,这和法国完全不同。因此,在调查手段上,被告和原告根本就不对等。另外,如果被告人被羁押入狱,他与律师之间的沟通渠道非常有限,实际上不可能有人听到他的声音。我必须让自己穿上“铠甲”,才能不被美国司法部这台凶险的机器碾碎。

一张精心布置的罗网正在收口。而布局的人无论怎样都会成为赢家。简而言之,如果想被释放,我就得认罪。否则,我就要做好准备,在审判前长时间被羁押在看守所。

决定命运的一天来了。我又一次如同服苦役一样,手脚戴着锁链,被塞进一辆押送车,送往纽黑文法院,检察官正在那里等着给我提出“辩诉交易”。我进入法院,看到了斯坦和莉兹,他们身边站着曾两次严厉拒绝我的保释请求的康涅狄格州检察官诺维克。还有我祈祷永远不要和他打交道的检察官——丹尼尔·卡恩。他是美国司法部反腐办公室的联邦检察官,此次专程从华盛顿赶来。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专攻美国反海外贪腐犯罪的检察官年轻有为、以打击白领犯罪而著称。

在纽黑文法院大厅里,卡恩在投影屏上展示了当前法院掌握的证据。主要有4——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2005-2009年我们的中间人谢拉菲的一个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里面有一笔是向那位印度尼西亚议员亲信的账户转入28万美元。在他看来,这就是贪腐的铁证,只要我坚持打官司,谢拉菲就会出庭作证。鉴于谢拉菲和那位议员多年来的商务往来(谢拉菲说,他们甚至合伙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了几家企业),这些转账记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怎么能说它们与塔拉罕项目的合同一定有关联呢?就算它们和此事真的有关联,我也没有从谢拉菲或者别人那里听说过,更不知道这笔转账的具体金额。但是,我宁愿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卡恩说的每句话都让我感觉到,我像是一只被胶水粘住的可怜苍蝇,无论怎么挣扎,都会不可避免地越粘越紧。在卡恩和诺维克的报告中,我被定义为“链条中的一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顺藤摸瓜,按照涉罪的不同级别,一直追踪到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他们刚刚起诉了第三名阿尔斯通高管——彭波尼(退休多年后他的职位由罗斯柴尔德继任),他们在打时间牌。”“他们肯定会向他抛出一个协议。如果彭波尼在您之前认罪,并且向检察官提供一些新的信息,那您对他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您也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达成认罪协议。您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弃子,他们会把您‘遗忘’。您就只能在看守所里待到被审判。”律师对我说。

“可是,我做出决定的依据是什么?他们真卑鄙。如果我认罪,阿尔斯通就不再为我支付律师费,将完全抛弃我;如果我不认罪,我可能就要被判蹲125年监狱。”“我们无能为力,弗雷德里克。对有可能被判蹲125年监禁的您来说,不着眼于现在的情况是不切实际的。”

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我被送回了怀亚特看守所,遭到如此的打击,我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如果我认罪,那么阿尔斯通高层会做何反应?如果企业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我的妻儿要如何生活?他们肯定无法留在新加坡,必须回到法国。至于我,我是自由了,但要以交保释金的方式独自留在美国,无法工作,继续等待判决。

对公司来说,我已经是一枚弃子、一匹害群之马。公司法律部的人甚至不屑跟我通个气,就自行得出了结论。自从我被逮捕后,整个企业就笼罩在恐慌之中。同事们都在绞尽脑汁回忆以前各种会议时的情景。每个人都在想,某天的某个会议,是不是有只“鼹鼠”在场,他是不是带了录音话筒,特别是,自己是否说了什么此后可能会被追责的话。所有人都在担心美国FBI探员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很多人都觉得自此以后总裁柏珂龙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本人随时有可能被起诉。对我来说,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我得挺住。我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开始锻炼。

5月中旬至6月初,卡恩和诺维克3次传我去纽黑文法院“过堂”。他们进行了一场“环球巡游”。在漫长的数小时之中,他们始终挥舞着2002-2011年阿尔斯通内部的往来邮件提问,内容都是关于公司在印度、沙特阿拉伯和波兰等地签订的或仅是期望签订的合同。每一次被传唤问话,检察官都会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进行一番轰炸。

(编辑  季节)



¨ 摘编自《美国陷阱》,中信出版社20194月出版。

*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阿尔斯通集团前锅炉部全球负责人;马修·阿伦,法国《新观察家》资深记者。


  

中国为什么能创造出经济奇迹

    玛雅:中国人均GDP 已超过9000美元。按世行最新的划分标准,人均GDP高于400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这样来看,中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你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评价?

余永定:过去4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毋庸置疑,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一个奇迹。

为什么能创造出这个奇迹?在我看来,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有利的机遇期。这里有两层含义:从政治上讲是和平,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

        尽管几十年来国际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处于和平的环境之中。和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1840年以后,中国不断遭受列强入侵,国无宁日。20世纪30年代曾有过较平稳的经济发展,日本军国主义者打进来,一切毁于一旦。1949年以后,新中国又长期处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再看看其他国家的历史,奥斯曼帝国的马哈茂德二世从1826年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但是时运不济,从1826年到1838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大6对外战争,最终一事无成。所以,外部和平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玛雅:有网友统计,乌克兰由于政治军事动荡,过去几年人均GDP下降非常快,2014年还超过中国约100个城市,2016年只超过中国5个城市。由此可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保证。

    余永定: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建设曾受到政治运动干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在开始转型之时,中国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仍有效运行,保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良好社会秩序。有了外部和平和内部稳定,大家就可以专心致志发展经济了。

    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起点,其效果是惊人的。农村改革首先起步。过去城里每年都搞冬储大白菜,辛苦得不得了。我平常不买菜,有一天我爱人说,我让你去看看市场经济。我们到了一个自由市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人,蔬菜品种这么丰富!当时也没有什么投入,就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老百姓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挣钱过好日子。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赚钱欲望强烈,一旦去掉束缚,人的干劲就来了,经济马上就改观了。

    在工业领域,从计划经济到承包制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等等,都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搞活了生产流通,改善了资源配置。总之,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再一个是开放。旧中国长期落后,国家的统治集团孤陋寡闻、妄自尊大。鸦片战争打起来了,大清帝国的皇上连英国在哪儿都搞不清楚,这样的国家没法不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特别是1978年以后,对外开放使我们得以引进大量外资和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也使我们得以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邓小平推动出国留学的政策更是让大批青年人走出国门,了解和认识世界,促进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

玛雅: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深刻变化,是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积极吸引外资和开放国内市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余永定:由于初始条件不同,发展路径可能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不是中国的发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走这条路。但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成功,而中国成功了?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条件有关,换言之,是与新中国的“前30年”经济建设有关。

我在南亚国家访问时,对土地改革问题感受很深。一些国家,全国不到10%的人口占有全国90%以上的土地,阶级矛盾尖锐,恐怖袭击不断,何谈经济建设?土地改革比较好的国家也有问题,比如,人们略有些夸张地说,印度没有一条公路是直的。因为土地私有,修路不得不绕着弯儿走。印度前驻华大使跟我讲,出使中国之前,他老家那条路就在修,等他几年后回去时还没修好。在中国,北京几个月就修起一条环路,几年的时间就可以修起上万公里的高铁。

    玛雅:2004年初,国内一些媒体追随西方学者的观点,热炒“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我当时是反驳的。直到今天,我都不认同所谓印度崛起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之说。

余永定: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先是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后又进行合作化运动,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则实行土地的国有制。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使得政府可以极大地节约取得土地的成本。这就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创造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所以,无论如何都应当承认,中国以高昂代价换来的土地公有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得以走上快速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条件。

同样,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也是代价高昂。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聪明能干的技术工人。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玛雅:所以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

余永定: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间不长,市场经济的商业精神和传统还在,同苏联相比,比较容易推行市场化改革。这也是历史给中国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

如果再说更具体些,人口红利也是过去40年中国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高储蓄率、出口导向政策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

    还有一点很重要,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人的思想解放是不可分的。上世纪80年代初,“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改革开放的强大推动力,带来了后来一系列的改革开放实践。

    玛雅:怎么去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被利益集团俘获,这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所谓不忘初心,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你看来,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余永定: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meritocracy”。这个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中文词来翻译。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官员队伍中有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二是这群精英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所以政府的运作是高效的。外国企业家、商人和中国人打交道,都觉得中国官员非常能干。我的感觉是,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官员的平均水平可能是最高的。中国官员的能力和实干精神,弥补了体制上的某些缺陷。

    玛雅: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对“meritocracy”有个定义:绩优选拔制,即官员由考试入门,依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逢选必考,无功不拔

    余永定:选拔是“meritocracy”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选拔机制不行,“meritocracy”就无法维持。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经过战争考验或种种政治历练,非常成熟。由他们选择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也都可以保证。但以后的领导人很多是沿着官僚阶梯一步步上来的。这个时候,选择就非常难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必须要和“meritocracy”相结合。而要维持“meritocracy”,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选拔机制。

    玛雅:但愿中国共产党能有足够的智慧,找到一个好的选拔机制,解决好领导人接班的问题

    余永定:同“meritocracy”弱化相比,更为危险的是“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一些政府官员一方面保持“政治正确”,另一方面却甘当不法富豪的马仔。公器私用,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反腐斗争的重点,应该是清除这些附着在国家机器上的肿瘤。

另外我想强调,中国的成功离不开邓小平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想说,没有邓小平,中国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弯路。

前面我说了,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说,中国是幸运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全球性战争了。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助于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缺一个,中国都取得不了这样的成就。所以中国很幸运,所有这些条件一下子都具备。这可能是百年不遇的,邓小平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和大的经济体比,中国的增长还是最快的

    玛雅: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9.6%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但是过去几年,增速明显放缓。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学界和社会上对未来时期的经济走势看法不一,多数经济学家不乐观。也有乐观的,比如林毅夫教授认为,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速放缓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有8%的增长潜力。你对未来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预期?

    余永定:我认为,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阶段。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一般的共识是,中国长期、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5%左右。这个情况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是这样?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的一个最简单的公式是,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劳动供给的增长也将会是负增长,至少是零增长。根据各种权威机构的计算,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超过7%,甚至更低,所以加起来也就是6%左右。这个公式虽然很简单,却很能说明问题。所有发达国家在讨论国家经济增长潜力时,都用这个公式。

    玛雅: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对中国经济增速悲观定调,称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几年走低,2015年跌破了7%的“底线”,未来20年平均增速只有3.9%,经济滑坡可能是急剧的。你怎么看?

    余永定:萨默斯从概率论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使中国经济还在继续高速增长,也并不违背他所谓的“回归中数”。萨默斯没有说,到底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机制,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降到百分之三点几。那么你的逻辑在哪呢?分析经济增速,我不需要你给我讲概率论,你要讲具体机制。当然,这种事情是要中国人自己做的。

    玛雅:外界有人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持怀疑态度,认为近期中国实际增长率停留在4%左右。

    余永定:中国的统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统计部门希望给出尽可能准确的数据,但是中国的国情太复杂,统计上困难很多。一些地方政府提交的统计数据未必可靠,统计方法也有可以改进之处,所以统计不准确的情况是有的。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西方国家也经常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本来经济增速就不高,一调整就有1%-2%的拉伸。所以不否定中国的统计有改善的空间,但也不能一口咬定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可靠。

    说近期中国实际增长率停留在4%左右,根据是什么?如果说中国官方的统计有问题,那所谓4%左右的数据可能更不可靠。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依靠实地调查,依靠我们的直觉来判断。经济学家、企业家对每年的经济形势是好是坏肯定是有感觉的,特别是大企业。包括一般消费者,你肯定能感觉2015年以来经济形势不如前几年,但你会不会感觉增长速度比前几年下降了一半呢?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的经济活动水平、生活水平突然下降了一半?我想不会的。

    所以,关键是看趋势。中国已经从一个比较小的经济体变成这么大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落后状况变成现在这种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均寿命大大延长,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原来高估了现在可能还高估,如果原来低估了现在可能也低估;高估低估的程度可能有大有小,但总的趋势并没有明显变化。

    玛雅:这样说来,你对中国经济增速不那么乐观,但也不那么悲观。

    余永定: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讨论中国以后会有多高的经济增速。有时过于纠缠于数字可能会使我们迷失方向。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增长速度在下降,我们知道进入了“新常态”。但是只要政策对头,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只有9000多美元。日本、韩国在这个阶段增长速度都是很快的。虽然中国经济不大可能保持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但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6%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速是能够做到的。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2%。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如果还能保持6%,哪怕5%跟大的经济体比还是最快的,跟美国的距离会越来越小。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不要大起大落,不要硬着陆。

   

“十三五”期间实现6.5%以上的增长是可能的

玛雅: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硬着陆?怎么才能避免这种风险?

    余永定:分析经济增长要把潜在增长速度和现实增长速度分开来看。现实的经济增速是潜在经济增速和经济波动叠加的结果。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应该是在6%-7%之间,“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速定在6.5%。虽然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困难时期,但只要政策对头,实现6.5%的经济增长是有希望的,硬着陆是可以避免的。

玛雅: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9%2018年增长6.6%总量突破90万亿元。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说,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也不会改变。但是国内外对2019年的中国经济,还是有一些担忧。你是怎么看的?

余永定:我不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会很差,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应该没问题。2018年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速下滑,毕竟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由投资拉动。2018年增速低于预期,和2016年以来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这意味着,2019年我们还有政策调整的空间。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在2019年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增长。

玛雅:具体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保持增速,稳定在6.5%左右的水平?

余永定: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长期问题都无从谈起。尽管在理论上“保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但目前来看,当务之急是要保增长,因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可能是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风险。

除了增速,中国现在还需要合理的货币供给增量,即需要一个更高的名义GDP增速。作为消费者,我们谁都不希望通货膨胀,但是通胀率太低对企业生产是不利的。而通缩会更大加剧偿债压力,形成“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当然,通胀率持续上升肯定不是好事,但是现在中国通胀率在2%左右,2019年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特别是PPI。所以我认为,把经济增长速度和提升通胀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以较高的名义GDP 增速作为增长目标。

玛雅: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刺激经济增长,抑制增速下滑,需要加大财政投入。

余永定:目前情况下,可靠的方法就是加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经济政策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是继续压缩过剩产能,同时刺激有效需求,刺激需求又不能导致结构的恶化。幸运的是,中国可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领域很多,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等,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但又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只要规划合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仅能够增加有效需求,而且能够改善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下行是可能的。对此应该有必要的思想准备。特别是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将会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有必要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玛雅:长期来看,有没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点,保持中高速发展?

余永定:中国经济是否可以长期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要素投入驱动型到创新驱动型的转变,二是从房地产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到消费和国内需求驱动型的转变。前者是就长期而言,后者是就短期而言。

    现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强调创新,就是中国找到的增长点。让经济走向扩张,必须靠新的高新技术,寄希望于创新产业。如果找对项目、找对产业,并大量投资,中国经济就会再次起飞。

    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产业都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势头。特别是在深圳等地,创新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势头强劲。我相信,只要坚持自主创新,依靠创新驱动,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国一定能在未来的10-20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

玛雅: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悬殊,这些中国今天发展中的失衡都是市场调节不了的,是政府的职责所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也得由政府来做。何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客观上,中国今天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也存在一些领域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在你看来,应该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的位置,让政府做好政府的事,市场做好市场的事?

    余永定: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市场极为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一个计划机构都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你必须对突然出现的情况做出非常快的反应,而这只能是由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来做出反应。

    但是另一方面,必须要看到市场有一系列的缺陷,有时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政府一定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的缺陷,同时也给市场指出方向。政府要制定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不宜太具体,只能是一种指导性的计划。总之,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同时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许多事情是市场不能完成的,要靠政府来完成。

玛雅:有学者认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越来越低,质疑依靠投资能否有效拉动增长。然而,基础设施的回报率决定于它的使用密度,而使用密度又取决于经济增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余永定:说得对。换一个角度,也可以从供需关系来理解。比如,现在一些地方的飞机场空着,可以说是供给过剩,但也可能是因为当地经济没搞起来,有效需求不足。一旦经济起来了,旅行者就多了,飞机场就不够用了。

某种程度上,担心基建投资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但对基础设施投资回报,不能仅仅从商业回报的角度考虑。灯塔的商业回报恐怕不高,但灯塔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中国加大投资不能重复2009年的一些失误;投资项目的设计应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应该被更为精确地框定,融资应该更多依靠政府发行国债。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巨大,仅仅是市政建设的投资需求就很大。比如北京,为加强地铁的安全设施建设,所需要的投资就非常可观。

总体而言,稳定增长速度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2019年在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和调整的同时,应该采取有足够力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在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可以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增长潜力。由于基础设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这些领域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高的商业回报,所以企业缺乏较强的投资意愿。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玛雅: 20162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扼杀中国的经济:美国的终极王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它会将财富转化为军力,试图称霸亚洲。因此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战争并非毫无道理,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策略是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扼杀中国经济”成为美国官方立场。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用基辛格的话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余永定: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美冲突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必须做出调整,而且刻不容缓。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中国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地从容应对。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被美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中,73%是供美国企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加征关税必然导致美国企业竞争力下降。而这些产品中70%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加征关税必然导致这些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利润下降。华盛顿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来打疼中国,到头来被打疼的可能是美国自己。

玛雅:中国和美国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是守成大国,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结构性的。美国的对华新政策并非偶然,中国走向复兴的强国梦与美国想要继续主导世界的强权梦不兼容,这是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余永定:中国已经被美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不应抱有更多的幻想。但另一方面,不论是在地缘政治领域还是国内政治、经济改革领域,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应该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方针,尽可能稳定中美关系,避免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世界历史上,很多冲突甚至战争都是因为误会引起的。从美301查报告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和战略、政策存在许多误解,美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实力和潜力,而中国自己的宣传也加深了美国的误解。

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并且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可以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这是中国能够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最可靠的保证。

中国在坚持开放的同时,应降低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中国是17%-18%,美国是10%以下)。为此,中国必须彻底放弃出口导向政策,转而实行中性的贸易政策。中国必须严格遵守WTO关于禁止出口补贴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