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重要讲话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党内规矩的概念，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会指出，党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政治组织，必须有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守纪律是底线，守规矩靠自觉。这些重要论述，标注着“三个自信”的新高度和管党治党建设党的新阶段。

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

在新时期“赶考”路上，党中央“四个全面”的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擘画了治党治国总蓝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也是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初步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体现“破”与“立”的辩证法，如鹏之两翼、车之两轮，共同推进总目标顺利实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基础和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确保治党治国各项目标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全面依规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大变革。在我们国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历史和人民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不同表现形式，大体都能适应形势要求，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向前发展。在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党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为新起点，开始了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方式的艰辛历程，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在“四个全面”的伟大事业中，全面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主要方式，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服务总目标，贯穿改革和法治精神。

全面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政风气象一新，“不敢腐”高压态势基本形成，赢得了党心民心。实现、巩固和拓展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果，根本在于我们拥有严格的党规党纪，坚持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守住“常”“长”二字诀，执行铁的纪律，形成习惯和长效。党规党纪体系涉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各大领域，涵盖党建工作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内政治生活、干部管理、群众监督等各主要方面，党的这一大政治优势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经受了时间的淘洗，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得到人民群众普遍认同，必须始终坚持下去并适时完善提升。

努力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究其根源，不是没有党规党纪约束，而是“高压线”变成“低压线”甚至不带电，一些党员对纪律没有敬畏和戒惧，风气渐渐坏下去，“上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之类的事情并不鲜见。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密如凝脂，繁如秋荼”的各种规定、禁令沦为虚文。纲纪不张，从政令发出的“最先一公里”，经由“中梗阻”的层层选择、变通、打折扣，到了“最后一公里”往往全盘走样。小修小补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想办法、谋求大变革，坚持在党的纪律和规矩面前人人平等，不折不扣执行纪律，确保制度的刚性约束。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证

全面依规治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国家法律进入党内规矩的范畴；另一方面，鉴于党在人民民主和国家政制中的决定性地位，规范党员的党内规矩，实则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决定性要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根本上讲依法治国是党对自身提出的要求，作为具有宪法地位的执政党，党依据党章从严治党，根据宪法治国理政。必须深刻把握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的辩证关系，党规党纪不是一般意义的政党法，也不是特殊的社团法、行业法；国家法律不能自行独立运作，党规党纪是国家法律的前提和根本保证。

党内规矩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第一是从规范上全面定位中国共产党。党是一个政治存在，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它也必须是一个法律存在。党章和宪法从根本法层面界定了党，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还存在体系不严密、标准不高、与国家法律交叉重复等问题，党的法治图像并不清晰；国家法律的一些制度规定也亟需完善。党内规矩概念首次明确了党内规范体系的特质和框架，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了总的指导精神，。

第二是从规范层面落实了先锋队的根本定位。党章总纲第一句写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遵守国家法律只是党员作为公民的起码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切实遵守党章、党的纪律和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样，先锋队才不是空话，而是体现为方方面面具体而微的行为规范。同时，只有全体党员都做到了全面践行党内规矩，党才能永葆先进性、永当先锋队。

第三是规定了党和法治的关系。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是法治的核心论题。驯化权力是法治的前提，决定法治成败。在我们国家，这个论题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党是中国法治之魂。党内规矩概念对于执政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用制度规范权力，以优良作风带动社会风气好转，从而为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障。

第四是丰富了社会主义法律渊源体系。我国法律的表现形式一般分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特别行政区法律、行政规章、国际条约等；在部分民商事法律领域，习惯是非正式的法律渊源，在司法实践中起补充作用。而党内规矩所界定的规范体系更为广泛、宏观，即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在党内有效的法律渊源分为：党章、党的纪律、国家法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首次确认不成文的规矩也是法源之一，实现了法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走在了国家法治的前面。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

第五是明确了党内规范的效力等级。依次是：党章，政治纪律和不成文的政治规矩，其他的党内纪律和不成文规矩。在相关党内法规不完善、不适宜的情况下，执纪监督问责就不能死抠条文，而应该结合上位规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在不成文规矩中，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具有特殊地位，构成党内规矩的源头活水，它构成我们民族近代以来的奋斗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记忆，老百姓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不少优良传统得到大力弘扬，比如福建总结推广“四下基层”的好经验并用来规范全省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作风，“马上就办”上升为全国首部地方性法规——《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

以德治党和依法治党的统一

全面依规治党是德治和法治的统一。依法治党是依法治国的正常延伸，共产党员首先得是好公民，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但共产党员还得有更高的要求，诸如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道德情操等。党章、党的纪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有全面系统的规定，刚性约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所以，党内治理严于、高于国家治理，不仅是德治与法治交互为用、相辅相成，而且更突出基于觉悟和自觉的德治。

察布查尔县委党校以道德建设月为契机，寓法制教育于道德大讲堂

这种治理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修齐治平的儒家士大夫群体是传统中国的领导阶层和文化精英群体，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统，“为万世开太平”的政统，“为往圣继绝学”的学统，具备“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君子人格，恪守“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道德立场。儒家士大夫群体遵循一套严于、高于平常百姓规范的道德秩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深藏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而儒家士大夫群体遵守这方面的规范更加苛刻。这就在规范层面形成了中华法系特有的“出礼入刑”、“一准乎礼”的礼法结构，实现了“崇德重礼”和“修齐治平”融为一炉，社会教化和国家治理互为表里。在这个结构中，核心是对儒生及官员的规范。据统计，作为中华法系典范的《唐律》，多达60%的条目是针对官员的规定。这是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常态，德、礼、法等规范共同作用，让为官者敬畏和戒惧、自觉和担当，如履薄冰行使权力，为民请命伸张正义。

在现代中国，共产党是传统儒家士大夫群体的功能替代。在革命时期，党以当仁不让的历史担当领导人民扶起了贫弱待毙的中华民族；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党对人民不仅承担现代法治意义上的责任，还承担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以及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放眼当今世界，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国家没有第二个。中国老百姓不管什么事情都首先想到找党和政府解决。这是现代法治不能解释的，而是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关系决定的，表现为党内规矩致力维护的党的作风、气派，也即一套政治伦理。这套政治伦理是新中国的基石，是最高正义。凭着这套政治伦理，党才能赢得民心，成为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复兴事业的核心力量。根据这套政治伦理，党“不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党不变质、江山不变色才是永恒主题。

党内规矩全面守护党的政治伦理秩序。党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党员是有着特殊政治职责的公民。宣誓入党，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就必须多尽一份义务，就要在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更应该这样。不同于现代法治的逻辑，这是一套更为严格苛刻、更强调觉悟和自觉、更突出道德规范的政治伦理秩序。在现代法治国家，针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特别规定，各国大多有法治反腐的一套办法；政党纪律也是如此，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反对腐败，各国各政党大多有一套纪律，构成政治社团的内部约束，但两者都没有超越法治的大原则，不能和我们相提并论。

党规党纪一大特点是大量使用道德话语和道德规范，比如忠诚、热爱、自省、慎独、公仆、艰苦朴素、德才兼备、任人唯贤、清正廉洁、新风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教育、检讨、悔过，以及《纪律处分条例》中对于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行为的规定等，涵盖政治信仰、组织原则、优良作风、道德操守等各方面，构成党内规矩的主要基础，也是党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富。党的政治伦理首先是一种思想和行为自觉，由党员的信念宗旨、党的优良作风、党内政治生活、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保证实行；其次是纪律审查保证实行，对违反党的政治伦理行为进行党纪政纪处分，直至开除出党。

全面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纪律建设是全面依规治党的落脚点。纪律是成文的规矩，是党内规矩的主要部分，是监督执纪问责的主要依据。现代法治主要是成文法之治，在党内规矩的大格局下不断推进纪律建设是全面依规治党的必然途径。

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严明的党规党纪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革命胜利。党执政以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共同成为治党治国重器。经过90多年的探索，我们已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层次清晰、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七种类型，明确了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目标、组织保障、行为规范、纪律约束，体现了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纯洁性要求，使管党治党建设党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我们应与时俱进全面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现状有待改进，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对党规党纪的历史渊源、地位作用、体例形式、产生程序等，亟须进行系统研究并确定下来；有的缺乏细节支撑，有些规定阙如，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同时新形势也不断提出新要求，比如，反腐倡廉建章立制工作必须及时跟进。党规党纪与法律法规要避免交叉，也不能有空白。一些确有必要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要及时转化为纪律、甚至法律。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建设党的一系列新探索新经验亟需总结提升为党内法规制度。

加强纪律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最核心的纪律和规矩，主要规范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对诸如搞小圈子拉帮结派、搞本位主义各自为政、搞自由主义妄议中央、搞虚无主义信仰丧失等，对党的事业形成重大危害的倾向，要大力纠正。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根本的是要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章。要自觉用党章规范言行，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永葆政治本色；要把党章作为指导党的工作、党内活动、党的建设的根本依据。

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五个必须”的要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保持一致而不另搞一套、维护团结而不拉帮结派、遵循程序而不我行我素、服从组织而不讨价还价、管好亲朋严防擅权干政，让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扎根心底。其中，摆在第一位的是保持一致，即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于我们这个拥有8600万党员的大党和13亿人民的大国来说，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也是中国历史最宝贵的政治经验。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和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国，坚持大一统理念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乃是先贤们反复总结历史上的兴衰成败得出的结论。因而，全党的团结统一、政令畅通、上行下效乃是国家统一、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根本前提，这是丝毫不能动摇的。党章明文规定，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是“四个服从”中最后、最根本也最重要的服从。同时，对于我们这个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全党服从中央不是机械的、生硬的，更不是粗暴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全党的高度自觉、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明的纪律和规矩，都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有力保证。

六、改革发展与执政基础

邓小平同志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改革，不要停留在原来的框架里面，要开放，这中间有很多故事。

在改革开放中，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两者是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进行统一

1984年莫干山会议

水皮：第一次莫干山会是你组织的吧？

孔丹：那倒不是。简单的说，对这个会能影响高层决策，我发挥了自己特定的作用。我毕业后，张劲夫同志找到我，说希望你来做我的秘书，你与很多年轻学者有交往，你来帮我跟他们大家沟通。我就去了他那儿。1984年莫干山会议，我是拉着当时的总理秘书李湘鲁去的。当时我跟很多人上了莫干山，包括马凯、王岐山等人都在。我把莫干山会议中我们需要的成果，那些建言献策带下山后转给张劲夫同志，然后对这些建言献策进行筛选推荐，看哪些内容可以深化。

当时，价格改革就在日程上，中国正处于从票证时代转向逐步放开价格的时代。所以才请了一批人从莫干山下来在杭州开座谈会。劲夫同志把座谈会上的一批材料请总理看。价格双轨制改革的过程就是这样。有些人说陈云是保守派，实际上改革中所有重大事情，包括价格改革的决策都要经过陈云点头表态。那时，做一件事可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反复、谨慎地去推敲。哪些商品可以放开价格，放开一部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等等。劲夫同志现在百岁了，我想，可能他脑子里从来没想过，改革开放中自己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有些人真的是那样认识这段历史吗？是简单地由于民间的力量促动了高层，才形成了价格闯关吗？我认为，我们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着走过来的。

再看看中信的历史，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多长，中信的历史就有多长。小平同志总的指导思想，总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改革。不要停留在原来的框架里面，要开放。那里面有很多故事。刚开放时，党内干部大多没有到国外去过，不晓得什么叫资本主义。好，荣老板见过资本主义，有经验，小平同志就找他来尝试和探索。《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那个电视剧里讲的故事是真的，小平同志对荣老板说，如果有什么人阻挠，“你就说我是你的后台”。打仗打到这种程度，顶层设计还一下子看不出来，怎么设计呢，还是得一边探索一边前进。不能说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过去了，今天就不需要了，有些地方还是要试验。

最近中央又提出顶层设计要与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要与基层的创新举措结合起来，其含义还是指不能脱离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关于解决土地流转的规模性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都发了文，前些天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就土地流转问题搞了一个座谈会，不同的意见都表现出来了。有相当的意见认为，要特别的慎重。

现实中，土地已经在流转了，同时又需要进一步规范化，这中间还要考虑如何保护农民的实际权益，防止出现不正当的权益。比如说土地确权，原来是5亩，一测量变成8亩。农民当然知道确权这8亩就是财产。那对还是5亩的家庭怎么体现公平？最近中信搞了个土地信托，在12个省做尝试，有些人对我们这个做法表示担心，认为我们这样做，会引入资本力量来促进土地流转。他们的基本想法是，三农的问题核心就是不能让农民离土。可我提的问题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的离土和工业的吸引，不是农民简单的被挤压出去那样一个过程，而是有一个自然流动过程。现在中国大概有2.7亿农民工，所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把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放在一个新的条件下来对待和处理，处理得不好就会出问题。那什么样的处理叫好，什么样叫不好呢？就是要保护农民正当的权益，也要使农民适应现在流动的趋势。还有不同意见说，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已经离开乡村的农民，凭什么还要有这样的收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土地的所有权、收益权以及经营权分离问题上来了，需要顶层设计，但是设计时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中国各地农村的差异很大，我的老家江西，跟江苏、浙江、河南、河北、山东情况都不一样。那怎么因地制宜真正从实际出发？我真是觉得顶层设计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两者应该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统一，如果没有实事求是，没有从实际出发，只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如果你前进的路上没有处理好利益调整的重大问题，就要付出代价的。

水皮：三中全会之前，很多人都谈国企改革，有很多的思维方式涉及第二轮私有化改革，尤其是提出混合制经济之后，这个看法可能会有所调整。你觉得现在的混合制经济跟所谓国有企业私有化，仅仅是说法上的区别，还是方向上的区别？另外，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究竟算是统治基础还是国家经济的稳定基础？

孔丹：这两个问题都问的很尖锐。我在中央管理的这两个国有企业工作了近30年，有很多实际的体验，中信和光大都有一个特点，它虽然被作为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看待，但业务结构还是多元化的，特别是中信，业务门类、产业结构是多元化的。所以，它走了这么一段路以后，我们回头看它的优势与劣势，长处和短处，都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水皮：你也是混合制的尝试者？

孔丹：是的。而且中信最近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整体在香港上市。我们跟外企、民企竞争，首先我们的激励约束机制就比较差。后来我就鼓吹，到山西平遥看到的那个历史上很有名的票号，票号里面有“身股制”, 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小伙计，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管理股，或者劳务股这么一个设计，这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机制的设计安排,可以让经营者和所有者共进退，一荣共荣，一损俱损，对经营成果采取一种分润式的分配机制，做出适当的设计。

我到了中信，就把我想了很多年的这个事往前推进，我做了新机制的设计，我曾经为此到民营企业做调研，那时我对他们有一个预判，他们的激励机制太家族化了，所以我们做了新机制的设计。我看现在阿里巴巴也有类似这样的机制，这很正常。这就是既学习借鉴历史，也学习借鉴西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国企的一大问题，很多国企都没解决，中央提到的国企低效率问题也和这个有关系，甚至与腐败也有关系。我们推行了那个紧密挂钩的激励机制以后，基本上全集团这么大的一个范围，这么多的各层领导基本上没有腐败案件。应该是因为正面激励加大，而犯罪成本也提高了。

企业行政化的一个结果就是由行政部门来决定你的领导层变动。中信高层领导一直比较稳定。

我当中信董事长的责任，是团结大家一起为实现中信的战略目标做事情，改进我们的管理，这样就有连续性。2008年，我提出中信要整体上市。当年中信泰富的事出来，只好把整体上市先搁置了，要处理危机，最后挺过来了，整体上市的题目再重提。直到2014年9月1日，用了6年时间。如果前后任没有思想的一致，整体上市战略没有连续的考量，这件事会难以继续推进和最终成功。所以，我认为国企的两个重大问题就是激励约束机制和领导层稳定连续。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解决，中信这样的国企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

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是王歧山同志亲口跟我说的，他说我到国外觉得很奇怪，华为怎么被很多人看为国企，你们中信怎么被看成民企呢？我说因为我们的人出门比较洋气吧。所以我觉得股份制改造，发展为公众公司可能是比较健康的混合所有制的一种路径。当然，不同的行业可能表现为绝对控股股东，或是相对控股股东，或是大股东或者没有大股东，要求可能不一样。有些行业比如说餐饮，国企可能没有什么优越性。可是在有些行业比如金融，我看就各有各的长处，中信就有自己的擅长。简单的认为私有化能解决所有问题，这肯定是一个伪命题。

中信从2007年就进入了世界500强，第一次排名454位。2014年我们排名160位。我们的盈利水平，在中国全部国企中排名十一二位，仅次于三桶油、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中国移动、神华等。所以国企还是很有自己能力的。

水皮：外界一般不太容易把中信跟国企相关联。

孔丹：中信具有国有企业的基本结构，资本的属性很清晰，甚至干部的任免也是很明确的。

水皮：如果其他国企、央企也形成了像中信这样一种格局，这不是挺好的一种状况吗？

孔丹：三中全会讲到了职业经理人、职业企业家这些概念。总体来讲，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这些国企适应了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我们中信其实没有什么垄断行业，有人说金融行业是垄断行业，我认为，金融行业是有特许经营权，但没有垄断。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代，中信不再有早期的开放窗口的作用。但中信有一个特点，一路走过来，无论是制度、机制或业务，都坚持创新，坚持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

有一段时期，我们曾困惑，即我们是否要变成专业性的金融公司，我们提出在“若干领域领先”，谁不领先谁就退出；同时提出了“综合优势明显”，就是我们内部不同领域之间发挥协同效应。这样努力了一段时间，综合经营模式又被认为站得住脚，有竞争力的，可以继续努力探索下去。

国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要适应市场。从国有企业改革来讲，这已经进行很多年了。中石油上市时150万人，50万人留在岗上，90多万人下岗，引起了很多后遗症。但是，从改革角度来讲，提高效率不就是一个人和三个人的故事吗，但也得解决那90万人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有时间和空间把这项改革搞好。

另外我想强调，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大约分为三个30年，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过，都是历经曲折，困难重重。即使以我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去给院校学经营管理的人讲一些重大案例。比如光大信托公司为什么出问题，其实是一个简单照搬西方，最终导致中国信托业依赖地方政府信用，不能保证兑现的典型案例。第二个案例，中信银行遇到严重不良资产处置困难时，国内所有的银行都被国外投资银行视为技术性破产。记得当时国内三角债追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以至于要把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剥离1.4万亿资产，成立四个资产管理公司，但还是没解决根本问题。中信银行则通过自行发债，补充资本金，解决了不良资产问题，盈利能力迅速提升，成为“自费改革”的典范。

在中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一度积累了庞大的不良资产？因为改革之初的管理模式是简单的模仿，并未学到银行业经营管理的真髓，并未懂得如何管理和规避风险。那一代很多银行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和现代银行业有很大的距离。

经历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之痛没多久，又遇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衍生金融产品使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私人客户纷纷中招，中信泰富外汇衍生产品也遭遇重创。西方的老师“坑了”我们这些学生，迫使我们不得不警醒和反思。中信就这样磕磕绊绊、踉踉跄跄走过自己的路。我并不想把中信描绘成一个具有完美发展历史的国企，中信是在应对各种挑战和克服重重困难中成长的。

国企改革不能简单地走私有化道路，更不能以这样的理念来指导国企改革，而是要让其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公众公司就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设计。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但它的财务要求，它的透明度，它的公众监督，还有它发展中应有的战略思维和谋划，都使国企可以提升自身能力，做优、做强、做大。

刚才你问国企是中共执政基础还是中国经济基础的问题，我认为，国企作为中国经济的骨干支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企作为中国经济基础的这个意义上说，国企也就成为了中共执政的一个基础。这样说并非要把国企变成一个政治工具那么简单，而是说，当国企发挥好经济基础这个作用，则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就成为了一个执政的基础。我听到一个说法，有些舆论提出，要把国企作为中共执政基础的功能清理掉，让它脱离这个功能。我想矛头还是指向中共执政本身吧。

 七、私有化与公共资本

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一个执政的基础

孔丹和皮凯蒂

水皮：像中国这样传统的东方集权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国有资本体系和国有经济的体系，是不是很容易乱？俄罗斯也走过从休克疗法到私有化道路，最后普京通过罚没手段把原国有资产重新国有化的过程。但美国历史上就少有国企。

孔丹：我听美国前财政部长盖特纳演讲时说，在面临和应对金融危机时，美国总是不知道何时做出正确的事情，但中国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还有谁搞得好？盖特纳说是新加坡。但新加坡现在每年都不断增加其在中国的投资份额，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而且是在大家唱衰中国的时候。这种反向操作才叫水平。新加坡离中国很近，它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前景。所以，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其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是中共执政的基础。

水皮：有人提出一种概念，认为国企之中，可以有国家雇员跟企业雇员的区别。像孔总这样属于董事长或总经理层面的国企高管是国家雇员，他的薪酬待遇标准跟高级公务员是相通的。而副总层面上的国企领导人，可能就是企业雇员，那就按市场化的方式或对待职业经理人的方式来管理。这是两种稍微有些区别的管理方式。

孔丹：我不知道国企高管到地方或部委能否成为称职的高级公务员。但从地方或部委调到国企的高官，是不是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家呢？

中共官员不是随便选拔上来的，多是一层一层选拔上来的，必须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竞选能力，但是行政能力的训练确实很强。而企业层面的运行操作，像我这样的人，你把我放哪个企业，我都心里有数，我不怕，因为我大概知道什么是企业运行的规律。还有就是追求不一样，由于个人历史的原因，我早年就不想进官场。志不在此，我没有做官的愿望。我的愿望是，把一个企业搞好，搞好之后交出去，让下一任接着把它搞好。

水皮：中共党内是不是应该要有一批以做企业为个人追求和人生使命与乐趣的职业企业家？

孔丹：你这个意见值得宣扬。最近我们中信出版集团邀约了《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到中国来，他在中国演讲中讲到了public capital（公共资本）可以在社会分配方面发挥好的作用，而西方很多国家基本上就很少或近乎没有public capital了。在讨论中，我发现，我们有些经济学家缺少一种理解力，他们问皮凯蒂，你知道中国什么情况吗？中国有很大的公共资本，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干什么好事了？国有企业腐败，国有企业利润有没有上交？上交了以后，只是修了一些基础设施，例如修铁路、公路，那对老百姓改善生活有什么好处？当时我坐在下面听时都感到痛心。他们是经济学家吗？我们的国有企业是有缺点，有缺陷，但是可以治理它。治理好了它不就是好的public capital了吗？不就可以发挥调节社会分配方面的作用了吗？

八、领导力与国家利益

其实我们所有的教训、失败、挫折，都是有原因的，都涉及到当时能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能不能在执行的同时摸索着前进

水皮：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是生活在象牙塔里面，不能说完全被人家洗脑，但的确是没有从现实出发的独立思考能力。2009年，我曾邀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克鲁格曼来华演讲，那是他首次到中国，之后再也没来过。因为他对中国不友好，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今后最大的威胁。他是一个完全的国家主义者，美国利益至上者，但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来中国后，很赞赏中国政府当时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他觉得美国总统最大的毛病就是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没有中国政府那么大的魄力。虽然美国政府当时的拯救计划的取向是对的，但用力不够，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乏力。既然看准了方向，为什么不强力干预，强力拯救？我请了国内的几个经济学家在央视跟克鲁格曼对话，也去北大做演讲跟他对话。中国这些学者对克鲁格曼的观点很不理解，说美国政府怎么能那么干预经济呢？这跟我们印象中的差别太大了，并说没有一个教科书上说，西方经济学家这么认可政府干预经济。在现场克鲁格曼无话可说。之后他跟我们说，中国这些学者就是傻。整个社会都快崩溃了，还不让政府干预，这不是有病吗？你们中国学者还在跟我讨论西方教科书上有没有写这些，可真是西方的好学生。

孔丹：中国经济现在有三期叠加的说法：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以往政策的消化期。大家对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很多批评。我参加了2008年底在中央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之间开的那次大会，所有省区、直辖市和部委的负责人以及所有央企的负责人都参加了那个会，中央主要领导那时都在场，那个决定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做出的。

在处理金融危机上，我们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几乎没听到什么人会说，你们的市场化程度还是太差了，市场机制不够充分。我听到的都是说，你们就是赖有这样一个高效的政府。我们觉得这个政府腐败的腐败，官僚的官僚，但若要从另一面来看，其可圈可点之处，倒被我们的经济学家批判得体无完肤。反而外国人不断肯定中国政府的能力。新加坡为什么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因为他们看清楚中国这盘棋是怎么下的。所以，我刚才提到美国前财长盖特纳在新加坡讲述美国如何处理经济危机时所说的那番话，让我非常震动，他说“我们美国总是不能做正确的事，我们总是在犯错，而中国政府一开始就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做出行政的推动，马上就付诸实施”。他认为新加坡也是如此。这话靠谱，验证了我们体制的优越性。

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皮凯蒂讲的理论不适于中国国情，公共资本在中国起不了什么好作用，他们完全不了解皮凯蒂思想的战略价值。克鲁格曼为什么高度肯定皮凯蒂？克鲁格曼是国家主义者，知道如果美国现在的路再这样走下去，美国整个政治结构都会遇到极大的危机。所以他认为皮凯蒂提的问题，从维护美国的长远利益角度来讲，需要高度重视。5%到10%的人掌握着80%到90%的资产，所有人都围着华尔街转，那么美国人民的利益分配矛盾就会慢慢累积起来，包括这次种族矛盾，就是在特定情况下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诉求。

香港的占中问题，其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九七回归后种种问题累积的反映。对各种批评的声音，我作为一个执政党党员，听到以后确实有所感触。一方面，香港回归之后其整个社会的国家认同，这样一个在美国、日本看来，在所有的中国国民看来都需要做的事情，各方面应该说基本上无所作为。

水皮：香港的占中问题，是否因为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孔丹：无所作为。应该说内地对香港经济发展支持很多。但是香港社会长期以来在内部结构上形成了草根阶层的利益得不到改善的问题，甚至于香港民众对内地民众来港自由行有那么大的反感。我们内地人可能会认为香港人没良心，香港的很多居民却说，他们应该得到的好处实际上都被那些大佬们拿走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政府治理的问题，积累下来，就形成了香港草根阶层的诉求。学生的占中行为就把这种诉求给裹挟进去了。后来因为占中的这种做法危害了民众的直接利益，得不到支持。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实际上颜色革命、广场革命都是因为民众不满意的诉求没有正确的方向，往往会去寻找一个宣泄的渠道，如果被那些有用心的政治势力组织利用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极大的群体行动。所以，对香港的治理应该总结和吸取教训。

其实我们所有的教训、失败、挫折，都是有原因的，都涉及到当时你能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没有一个战略思考。这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能不能在执行的同时摸索着前进。

九、信仰与人心

我们当前遇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收拾人心”。这不光是靠说教，而是要做出很多事情来。信仰、信念、价值观问题可能是要解决的问题当中最高层次的问题。如果离开了灵魂、宗旨这些属于共产党核心的东西，还如何凝聚和团结人民前进

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总书记到北大讲话

水皮：现在全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的信仰问题，是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何统一大家的思想？如果党员的思想精神都没有办法得到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如何让全国人民形成精神的向心力？中共作为执政党，其国家治理之魂究竟是什么？西方有基督教信仰作为国家治理的辅助，中国的治理靠什么？

孔丹：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大事。我觉得我们当前遇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收拾人心”。收拾人心不光是靠说教，而是要做出很多事情来。两年前我说过，共产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丧失了公信力，那时还没看到腐败有今天揭示出来的这样严重的程度。群众会问，你从高层到基层都是这个样子，你还能让人民坚定地跟着你走？你为人民利益的宗旨还能不能坚持？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比刚才所说的所有问题都更难。能不能通过努力有一个坚持既久的实践，并在这个实践中验证自己的宗旨是可以实现的，使党员们相信并值得为之奋斗的宗旨，就像习总书记爱用的一个词：历史担当。现在哪些人在担当？这的确是非常大的挑战。

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习总书记到北大讲话，中央下了很大决心要推行这个核心价值观。而人民的信仰或信念，与我们共产党的信仰或信念，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出现了一种悖论。这就好比你碰到很多外国人总说中国好，很多中国人总说中国不行一样，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即使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艰难曲折，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将会变成第一大经济体，但与之相称的理想信念及价值观的构建，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和漫长的过程。社会理念的确立都需要展开。现在真的是要下大力气做这样的功夫了。这个功夫做了以后，能不能像现在中央希望的那样深入人的思想，可能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所以，我现在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努力。我们把自己叫做实事求是派、中国道路派。我们要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中国学派发展。信仰、信念、价值观问题可能是要解决的问题中层次最高的问题。反过来，如果离开了灵魂、主旨，这些属于共产党核心的东西，还能凝聚和团结人民前进吗？我们既然能看到问题所在，就要顽强努力地解决问题。

你作为一个报人，一位传媒界的领军人物，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水皮：我想起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刚才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就是中国人看自己，总觉得这不行那不行。其实中国人看得上眼的也就是美国，终归会拿中国与美国相比，从社会制度到教育制度、市场制度、选举制度、政治安排等等，都会加以比较。西方有基督教信仰，这是他们的一个精神支柱。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柱。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孔夫子为崇拜对象，但目前国内就没有旗帜鲜明地把传统文化这套东西加以重新改造，推向前台。其实是又想做，又担心，又好像理不直气不壮那种感觉。倒是在国外大力推广中华文化，建立了很多孔子学院。

孔丹：我来跟你探讨。大家都看到，习总书记自己就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光大。虽然现在还没以“体用”来定位，但你注意到他在国内外各种场合的言论，大量的引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典故，他不断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据有三个，一个是我们的历史，一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个是我们的现状。

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是习总书记的历史担当的来源。包括德治和法治，谁是主？德主法，还是法主德？也就是说，作为他的执政理念，汲取了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包括人民应当遵行的礼法，他也在不断推动。其中像核心价值观里的有些概念，是西方来的话语，如“民主”。“公平”是一种介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念。客观上，应该是走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也就是，有所遵循。否则，无所遵循。

现在说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我认为任何问题都有一般性和特殊性。我们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据我们自己特殊的国情，历史、现状，也包括国家的体量等等。我们不是对着一般意义的普世价值观，我们是对着特殊意义的普世价值观。我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甚至于日本的价值观上面，都应该可以抽出普遍性来。

水皮：那才是普世价值。

孔丹：但这个普世价值已经被特定概念化了。就像“宪政”，说社会主义宪政，不如说共产党领导的依法治国。宪政也被作为一个话语体系确定了特定内涵，否则日本人怎么会说它的外交是什么价值观外交。希拉里围着中国转了一圈，讲的都是普世价值。我跟鼓吹普世价值的人说，美国人到处欺负人，这个问题怎么解释？这与普世价值怎么相容？他说“我感到有点困惑”。他们解释不了，这就是那个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但它也有真实性，是和他们国家的社会制度相容的，和我们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不一样。

我看最近对于普世价值的批评，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说清楚。现在流行思维中所说的的普世价值是特定的普世价值观，不是一个普世的普世价值观。

水皮：关键还是我们对普世价值观没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而只能说人家的不行，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人家对的是什么？

孔丹：核心价值观的24字表述，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做功夫。哪怕是“修齐治平”，也是一种很有逻辑性的价值观。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借你这次访谈，我想说明一件事，2012年夏天，我们四中老同学有次聚会，一些同学之间为了彼此的政治见解不同，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但是没有发生网络上盛传的骂粗口的事情。这件事情使我卷进了现在舆论场的斗争。所以，对于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叫“老兵新传”。共产党培养我这么多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总得有点担当吧。

十、体用之学与中国道路

我们的认识路线是坚持实事求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践行中国的道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我们应该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

什么叫中国学派？就是研究所有问题应该有中国视角，对西方不是不学习，不是不借鉴，而是要形成自己研究中国问题的认识

水皮：你做的这个基金会，是在争论之后？

孔丹：争论之后，最近才初步成形，真正设立了。

水皮：那个事对你做基金会是不是有触动？

孔丹：有。2012年，十八大之前，那场争论以后，我感觉我们也有责任参与为了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样前进的问题的争论和研究。我们想凝聚一些学者，认真的研究一些问题。如果能够出一些成果，就努力建言献策。如果认为自己正确，就应该正面发声。对一些我们认为需要反对的观点，我们就要斗争。对一些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我们也希望能与群众进行沟通。现在有各种社会力量，多元化发展，我们就算一支偏师吧。我们搞了一个“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集团拿出了4000万元人民币，还有一些民营企业捐助了1000万元，一共5000万元这样一个初始资金。我们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做咨询委员，将来还会对一些中青年学人加以支持，大家互相加强沟通和协同。另外，中信一直在办的《经济导刊》2014年3月改版发行，我写了《致读者》，提出我们的认识路线是坚持实事求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践行中国的道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应该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什么叫中国学派？就是研究所有问题应该有中国视角，不能都是言必称西方。对西方的东西不是不学习，不是不借鉴，而是要形成自己研究中国问题的认识。

你说克鲁格曼研究中国问题是从美国利益的出发点来观察。

水皮：他肯定是这样。

孔丹：那我们研究美国问题也应该以中国利益为出发点。从中国利益、中国角度来看问题，这并非是狭隘，而是我们也有自己特定的观察角度。就跟西方经济学有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等一样，我们也要有中国学派。另外我们想搞一套《中国道路丛书》，想把大家的研究成果编纂成丛书系列，中信出版社还是很有实力的。我们需要进行基本的理论建设。

目前，要描述中国改革发展的这个过程都成了问题。首先要描述其本源的东西，解析这个本源的东西原来的状态。比如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提出“有效市场、有机社会、有为政府”的概念。因为现在要弄清楚，到底是市场配置不足的问题，还是有市场缺位、或政府越位的问题；或是也有市场越位、政府缺位的问题。比如环境的问题、资源的问题，比如敏感的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这些都应该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实际上，政府和市场都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的问题，权力和资本都需要一定的“笼子”制约。

水皮：很多做研究的人，为了吸引大家注意力，会用极端的语言。极左，或极右，能达到吸引眼眼球的目的。但时间长了，会造成社会撕裂。倒是特别缺少像你这样有丰富的从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从体制改革出发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人，你遵循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很难得。因为一般现实主义道路的信奉者不发声，属于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他觉得用不着跟你讲什么，因为是明摆着的事情。但实际上，在社会转型期的舆论场上，谁的叫声大，谁就能够吸引注意力。这也是革命者都特别注重宣传的原因吧。

所以，孔总搞的这个基金会很有意义，至少能够表明非常务实的中国道路派的见解和主张。我觉得声音多元是个好事情，而公正的声音是最难得的。大多数人对于理所应当的事情，不会发表意见。在网上喊得响的人，基本上是走极端的人。要么就说要推翻共产党领导，要么就说文革好的天花乱坠。因为他不这么说不会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他内心未必是这么想的。

还有，我们宣传系统的话语体系，真的是很弱，跟不上。

孔丹：这套体系的议题设置也不行。

水皮：对，它是被动应付。

孔丹：这两条使它的宣传往往不能被老百姓所接受，讲大道理听不进去。

水皮：用那套自己都不信的理论说服别人，怎么可能？

孔丹：这是很严重的挑战。

水皮：所以我觉得，习主席强调建立新型的智库，这真是很有道理。必须要有一批像你这样的人，有思考，有想法，最关键的，你是亲身经历者，是干过来的，见证了这个社会奇迹发生的整个过程，话语有真实的倾向性，着眼于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乌托邦没有意义。

孔丹：或者是一种具有实操性的方案，也应该能对操作方案开拓思路。比如研究台湾问题，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就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一些思考非常深刻，很有价值。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努力方向，是把立脚点放在研究现实问题上。目前中国有很多的智库平台，但我们还是应该着眼于正确的认识基础，这样才可能提出正确的对策建议。

前一段时期，社会上对我的关注，一种是对我个人的直接攻击，还有一种是假托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之名对中国目前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分析，忽悠说除了身居要职的官员，还有刘源、孔丹这样的智囊。这种说法流露出挑拨离间的用心。我只是在形势的推动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是一个退职的老同志、老党员，你若愿意说，就说我是老兵新传吧。

我的那本口述史，新加坡的淡马锡要把它翻成英文。书里面有我和一起插队的同学穿着破衣烂衫的照片。他们对此很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其实是想从中研究中国这一代领导人的气质、特点。我记得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那本书里，有一段专门讲到习近平，说到他去陕西农村插队，经历了很多艰难，从无怨言，性格内敛，胸襟宽阔，可能是本世纪曼德拉式的人物。当然，如果说是毛泽东、邓小平式的人物，更符合我们中国的宏大叙事。

水皮：他们是要从中看出你们这批人的思想轨迹，你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你们这批人有相同经历、年龄、教育背景相当，关键是有追求，有想法，有责任，有担当，他们会从你们身上揣摩出中国当代领导人的一些价值取向或政策取向。

孔丹：可能是这个意思，成为他们研究的一种样本。

水皮：总体感觉，孔总给外界的印象，不完全真实。外界给你贴的可能是“左”的标签，其实你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我相信你这样经历的人绝无可能成为极左派。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大家千万不要走极端，取中间道路为好。

孔丹：你说的中间道路，是现实主义的道路。而如果回到封闭僵化的路上去，那条路走不通。右的道路无非是西方政治制度，纯粹自由市场经济。陈平有个说法很好，他说，传统经济学理论，都是空想资本主义。如果空想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空想资本主义也是乌托邦，都行不通。

有位朋友评价说我甘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铺路石，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最符合我心态的。我不奢望自己做出什么高深的学问，但我希望学者们做这样的学问，所以组织基金会给他们支持，帮助他们举行各种研讨，其实追求的是我们中国如何走好自己的道路，把体用之学用到这方面，就挺对路子了。

                                      （商灏整理 季红编辑）

当事人想必记得清楚，从“四五”天安门运动（1976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整个国家几乎实现了一种左右会盟和朝野协力，推进了最大公约数的政治转轨，整个过程低震荡、小阻力、微成本、零死亡。上海市委常委朱某倡言的“武装起义”，拿到会议室外就风吹云散，没有人愿意真去舞枪弄棒。相比之下，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一直被誉为资产阶级和平革命的典范，尚有威廉大军1.4万人和五百艘船舰远道西征和兵临城下，而中国这次历史大转折以轻易、快速、整齐、全方位的方式实现，不费一枪一弹更像奇迹。

然而，这还是革命吗？

取消“阶级斗争为纲”，全面恢复旧秩序，重新讨论市场、资本、私有制、个人主义的合理性……这几乎是对革命的全面逆袭。有意思的是，这种逆袭的思想武器、精神能量、斗争经验、运动形式、个人风采等却又无不来自既有记忆，与其说是革命死亡，不如说更像革命变体。上述那些圈子里，人们开口多有马克思主义语录，唱得最多的是《国际歌》。文史哲知识大普及，还有全球视野和抱负天下的炽热能量，显然也来自“文革”中官方主导的理论训练，包括中苏两国之间长期的笔墨论争。俭朴生活、暗号接头，紧紧握手，赋诗言志，秘密制作文章，决然抛家别子，被捕时昂首挺胸，在红旗、山河、纪念碑、游行队列前心潮起伏……这些流行形象出自小说和电影，有“赤匪”、CP、青年近卫军、西班牙“国际纵队”乃至俄国12月党人的影子。“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语)，现在人们把这种句式送给“文革”再合适不过。

需要提到一篇小说。何士光的《乡场上》[2] 被中央理论期刊《红旗》史无前例地转载，成为一时舆论热点。故事是这样：农民冯幺爸要为两家孩子的一次纠纷提供目击证言，但不敢得罪肇事一方的罗家，也不敢得罪袒护罗家的曹支书。

在梨花屯乡场上，她（罗家--引者注）却仿佛一个贵妇人了，因为她男人是乡场上食品购销站的会计，是一个卖肉的……得罪了这姓罗的一家，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你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要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你还要不要在这儿过下去？

因此，冯幺爸一开始只能叹气，搓手，咧嘴假笑，装傻充愣，支吾搪塞，在屋檐下双手抱头久蹲不起。情节的转折点是，随着罗、曹两方的威逼或辱骂，他终于说出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不消哪个说，（我）就像一条狗！……我穷得无法 --- 我没有办法呀！……大家是看见的……脸是丢尽了……”

他这是怎么啦？人们很诧异，都静下来，望着他。“去年呢，”他接下去说，"……谷子和包谷合在一起，我多分了几百斤，算来一家人吃得到端阳。有几十斤糯谷，我女人说今年给娃娃们包几个粽子耙。那时呢，洋芋也出来了，……那几块菜籽，国家要奖售大米，自留地还有一些麦子要收……去年没有硬喊我们把烂田放了水来种小季，田里的水是满荡荡的，这责任落到人，打田栽秧算来也容易！”

权势一方要求他别东扯西拉绕弯子，于是他接下来的一通怒吼更不着边际：

“我冯幺爸要吃二两肉不？”他自己拍着胸膛回答：“要吃！--- 这又怎样？买！等卖了菜籽，就买几斤来给娃娃们吃一顿，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垃你选！”……“你又怎样？……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

原来他这是给自己打气。依靠农村承包责任制，他突然发现自己吃饭和吃肉都不用求人，那他还怕什么怕？他终于在权贵阶层面前找回了一条挺直的腰杆，说出真实的证言，不仅让在场的乡亲们瞠目，连自己也暗暗吃惊。

这一个短篇赢得满堂彩，显然是触碰了一种普遍心结。责任田不仅找回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冲破一种压迫性体制，帮助人们找回了平等和尊严。与这篇小说几乎同期的电影《牧马人》（张贤亮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等）、《太阳和人》（白桦等)、《黄土地》（陈凯歌等）等各有得失，但无不宣示对人民的深情，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望----如果这些宣示都出于真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它恰恰是国人所熟悉的革命价值观，显然超越了什么西方记者笔下那些重新攻破中国的“家用电器”。

当我成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走入大学校园，对革命的逆袭和重续正暗中交错。来不及贫富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分配的滞后现象，在人们日后的记忆里很像普惠的市场经济。动不动就贴大字报，是“文革”余习，在人们日后的记忆里很像西方的民主。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美国白宫南草坪，如盟国英雄一般接受欢呼，被电视节目主持人热情洋溢地介绍，普通中国观众从新闻片中看得更多的，是太平洋那边闪闪发光的车流、立交桥、摩天大厦、航天飞机、自由女神、海边冲浪与帆船、漂亮的妈妈和孩子。几乎无人怀疑，中国改革开放的效果图就该是那样---美国就是共产主义的梦想成真。

我们要什么？全要！

什么时候要？现在！

法国大学生1968年的口号，差不多就是此时国人的心声。事实上，在后来数十年里，如果只有西方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没有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愁苦；如果只有炒楼者们的日进斗金，没有千万青年“房奴”的蜗居；如果只有上流人士乐颠颠的性解放，没有众多农民工的性饥渴和少女卖身；如果只有汗如雨下的劳动致富，没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拼爹”；如果只有举世瞩目的GDP数据，没有河水发臭、毒霾笼罩、土地沙化、假药杀人；如果只有出境游客在境外高档卖场的大举扫货和各大城市的中央金融区CBD，没有河南的“卖血村”和甘肃的“乞丐村”……总之，如果只有市场和资本之利，中国人全心全意学美国赶美国的共识必定毫无争议。

知识界日后的分流，其实源自现实的撕裂。我家以前的一位保姆，全家四口同时在一个国营造船厂下岗，顿时陷入了生存恐慌。我所在单位的一个打字员，全家竟有七人同时下岗，以至这个小妹的职位在互联网出现后无论如何多余，大家也不忍心让她成为第八个。月薪仅180元的保洁工，居然也有很多人抢着来做（1998年）。我与作家蒋子龙乘车经过南方某城市一条街道，黑压压的妓女沿途相逼，堵截出一个长长的车队。她们又是敲车窗，又是拍车顶，乒乒乓乓响声四起，好几只小手伸进车窗缝里抓挠。“老板，半价呵，便宜呵。”“哥哥，有发票呢。”……

一位女作家说到这些妓女，不以为然地耸耸肩：“那有什么？人家愿意呵，以前想卖身都没机会呢。”

另一次，说到大批失业者，一位从国企老总转型为私商的朋友挤一挤眼皮，笑眯眯地开导我：“放心吧，再过一二十年，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中国的现代化就轻装前进了。”

还有一次，一个著作众多颇负盛名的青年思想家，名头越来越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坚称：“没有比‘平等’更矫情的概念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

……

这还是革命吗？这些人与我有私交，因此说得直白。感谢他们的直白，卸载了话语包装和学理经营，让我一睹真心，并获得某种文字嗅觉。在我此后的经验里，很多文章就是这样，需要读，更需要“嗅”。如果读者能从口号、知识、修饰语、详略取舍、句法结构、标点符号中嗅出一个大活人，当然不难“嗅”出一些雅士好谈的“身体”，是嫖娼的身体却不是打工的身体；一些书生好谈的“文化”，是老爷的文化却不是工匠的文化。窥视豪门的读物到处畅销。炫耀门第的读物备受热捧。广告上充满了“VIP”、“富豪”、“皇家”、“御园”、“贵妃”、“领袖”一类金堆玉砌的猛词。某些社交场合开始流行时装、名表、豪车、珠宝、古董、高尔夫、列车高包、私家游艇等话题---在这些圈子里，不谈最对的，要谈最贵的。很多奢侈品哪怕不实用、不值当、买不起，也须提前一步全心向往热烈讨论。有人若在此时说不上道，一定很没面子。一个人哪怕再穷酸，哪怕还在为儿女的学费发愁，在这里也得抖擞精神，全神贯注，神采飞扬，挽起袖子上阵，摆出一付候补贵族模样。他们学成有望，每根神经都在预习奢靡，每一丝肌肤都靠拢组织，预支上流社会的阵营感和团结感。

《乡场上》引起的举国喝彩顷刻间被遗忘。

这里不妨回过头来稍加比对----

如果平等只是一个“矫情的概念”，“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那么以曹支书为代表的一伙强人何可指责？

如果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一大利好是“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那么以冯幺爸为代表的一帮穷鬼何须同情？

如果连一位献身于女权主义的作家也认为，妓女卖身的自由是社会进步应有之义，甚至是对穷人的一份最新赐福，那么卖肝卖肾的自由，卖儿卖女的自由，卖身为奴的自由，卖身殉葬的自由……是否都应被穷人们感恩戴德？是否理应受到工商局、公安局、法院的全面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挺直的腰杆莫非是骨质增生，骨形畸变，草民们可笑的多动症？

很多人大义凛然众志成城埋葬“文革”，一转眼却把刚刚找回的平等弃若敝屣，把刚刚迎回来的父老乡亲视若草芥，为“文革”中最不可接受的东西还魂。“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等。”《动物农场》里的这一句箴言经过镀银镏金，重新成为流行真理。为此，很多心理障碍需要提前扫除，一些顺耳的话语须配套准备。他们开始在报刊上群殴“道德”，[3]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要求红卫兵道德忏悔，对当权者大加道德谴责，似乎他们可以无德而那些人必须有德，或那些人不妨无德，但坏就坏在形象造假，相当于打着一面错误的旗帜干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脱下羊皮的狼才算得上形象可爱。他们开始在公共讲坛哄抬“欲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要求一切对手老老实实地禁欲，一旦风传那些人也领稿费、有存款、离过婚、穿皮大衣、甚至有私生子，便津津乐道或怒火冲天，似乎那些“人性解放”一点也让他们高兴不起来，隐藏很深的盟友和内应倒是坏了他们的好事。更为天雷滚滚的是，他们恨不得揪住每个老百姓的耳朵来聆听“平等”之恶，称“人人生而不平等”；“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可能消除、也没有必要消除”[4] ----这类高见一时间遍布各类媒体。但他们为什么要求曹支书那样的红色权贵必须讲“平等”？严格依照他们的逻辑，共产党不就是在腥风血雨的大乱之世，靠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然后一举打下江山的“丛林”之王，凭什么要还权于民？饱受了多少苦难，牺牲了多少亲人和同志，包括一颗颗人头被挂在城楼，犹如商战中一个公司投入巨资，一次次绝处求生，终于把本党的业务做大做强，凭什么要自弃垄断权，把股份和市场份额重新分派？

上述引文的作者不得不稍加补充：“平等限于人权和机会平等，超出这个合理范围，平等就是非正义的……”好吧，顺着他说，不扯什么生存权，我们只说政治人权。问题是，如果这一条可以在列强殖民时无效，在右派军人政变时无效，在王国君主亲美时无效，在所有公司帝国的森严管制下无效……如果这诸多无效被很多知识精英默认，甚至辩护和喝彩，[5] 凭什么红色权贵就得毕恭毕敬地拿它真当一回事？“曹支书”们也是人，就不该与殖民列强、政变军头、亲美君王、公司帝国等共享一份“机会的平等”？如果“我是流氓我怕谁”不是一句作家戏言，被很多人当作激动人心的精神大赦，那么“曹支书”们流氓一下就不行？去他的，流氓你一下又怎么啦？

他们太容易被自己的逻辑绕进去，也很像一心把对手教坏---“曹支书”们本来正在犯晕，没想到喜得“丛林原则”这一伟大理论，终于可大大地松一口气了。

不用说，对“文革”需要思想清算。对虚夸的“道德”消毒，给合理的“欲望”去污，都有助于人性、人权、人道的合理回归。但人道不是少数人之道。一种再等级化的狂热，一种蔑视人民的贪婪和傲慢，构成了来得太快的精神背叛，其实是对“文革”的暗中翻盘，影子“文革”重新入场。这些自我想像中的头等舱人士，不过是把“文革”资本主义化，把资本主义“文革”化----其精神毒性暂且不说，一次次把自己绕进去的逻辑混乱，如自打自摸，自擦自啐，上半身错接下半身，至少在智商上令人错愕。

这种逻辑上的“半截通”，与他们选择事实的“半口径”，总是在意识形态高烧时构成多症并发。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David M. Kotz) 称：1991年5 月由美国操办的最大一次民意测验证明，当时在苏联的欧洲部分，“仅有17％的民众赞成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而这个比例在苏共精英中则是76.7%”，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6] 说实话，我曾对这一数据不无怀疑，总觉得苏共精英集团红皮白心若此，那么全球冷战就像友军误攻，假戏真唱，吃饱了撑的，蒙了别人也蒙了自己。1995年后，因工作关系，我接触到上上下下一些官员，才发现红皮白心者在中国同样多见。走入某些官员私下聚会之处，关于工作、学习、民生疾苦的话题根本没法谈；即便被某位菜鸟提及，也总是换来哈欠连连，心不在焉，有三没四。相反，只有含金量高的话题才令周围眼睛发亮。哪些人、哪些工程、哪些职位、哪项报批或配额、哪些享乐消费方式有“戏”，他们一嗅便知，表情随之活跃，中气随之充盈，友谊气氛随之浓厚，利益勾兑立即暗中就位。

碍于官员身份，他们丢不下“革命”、“国家利益”、“党的方针政策”一类场面话，但只要稍加注意，便可发现那些话都是办公楼专用。一旦解下领带，端起酒杯，其眉飞色舞便有了夜总会和王爷府的味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是联合国采用的数据 [7] 显示：中国1990年代后贫富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一路攀升，整体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最高值为0.491（2008年），超过德国的0.283，瑞典的0.250，加拿大的0.326，埃及的0.328，甚至美国的0.450……已接近诸多拉美国家。嗅一嗅这种“拉美化”趋向，人们不难嗅出夜总会和王爷府的隐秘来处。

这样，“文革”后的中国既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一头撞入了悬心的社会分裂，一句流行语“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道出了大多数国人的纠结。千面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之谜。这个国家确保了稳定的发展环境，赢得了时间差；却也一直短缺畅达民意的替代办法，错失了治理贪腐的最佳止血期。当时我所供职的杂志忍不住发声，却屡遭某部门敲打，其罪名就是对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的批评，顶撞了大势布局；“弱势群体”、“利益集团”、“阶层”、“等级”一类用语更涉嫌给社会抹黑----这些字眼，简直应从字典里抠掉。

事情是这样：共患难易而共富贵难，剩余产品一旦丰富，接下来该如何分蛋糕，必会加剧无序的争抢。狄更斯的《艰难时世》，雨果的《悲惨世界》，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光这些小说名字就不难让人想像不久前的欧美发生过什么。何况中国正处于“五四”运动以来最严重的精神真空和思想混乱，其本土的世俗化失去家国关怀，西来的个人化失去宗教约束，两种文明的退化叠加，冲垮了很多人的道德底线。长官也是人呵，也是欲望活体。既然私有化普遍有效，既然诸多“第一桶金”的不洁获得社会舆论和知识新潮的全线绿灯，他们好容易谋下了一个阅文和盖章的码头，为何就不能对手中的权力打打主意？连记者、医生、和尚、妓女都阔了，为何偏要他们这一伙独守寒衙？

较之于欧洲工业化时人口不足一亿，眼下近20个“欧洲”同时闯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正剧烈地晃动地球。但不少局内人密集的微感觉偏偏是“艰难时世”，“悲惨世界”，“镀金（虚假）时代”。时值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宣传吊高大众胃口，相当于心理GDP一溃再泻，情绪缓释工具尽失，差不多就是看准时机火上浇油。其中最让人看不下去的，是体制内外的再等级化热浪两相呼应，体制内外的腐败相互推高。据实而言，“内”“外”之别常被热议，甚至炒作得很像学术，但内外双方的新贵们其实貌离而神合，又勾结又竞争，精神上仅隔一层纸，一捅就破的。他们有时在政治议题上冲突，但实际上处于又亲又防的微妙关系，亲如手足却要争权夺利，一心更换赢家却从不愿改变共同的规则。“批判体制”----在他们那里不过是商家有时觉得寻租成本太高，忍不住发一肚子邪火。“捍卫体制”----在他们那里不过是长官有时觉得寻租者胃口太大，竟要乙方兼并甲方，单方面打破默契，用“茉莉花革命”的无耻嘴脸来毁约赖账，于是忍不住来一通棒喝。但一次次讨价还价，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一次次寻租勾结，各点赃款时杯觥交错，引类呼朋。

一些年轻学子也深得其道。他们可以全班一个不漏地递交入党申请书，齐刷刷地听党课和唱红歌，私下里又纷纷膺服于华尔街的醒世恒言“贪婪就是好”……这些娃娃率性多了，比很多理论家更明白政治“旋转门”的游戏，深谙红白两道通吃的道理，不像有些长辈那样装傻，或那样真傻----居然焦灼于自己的一个教授身份到底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居然担心政治隐私外泄：老婆当上公务员或儿子拿了美国绿卡，会不会被网民揪住拍砖。老同志的暧昧和小心，在娃娃们看来都有“骨灰”级的喜感。

这些娃娃怎么都行，眼看就要成为一些后现代的利益玩家，视官权只是可能的资源之一，可能的手段之一，可能的投资目标之一，一如他们视“民主”和“专制”、“市场”和“计划”、“普世价值”和“本土国情”为意识形态的路路通，任何时候都无碍他们左右逢源和借势发力。因此，他们最能理解冷战的虚妄，最能理解科兹教授为之惊讶和困惑的76.7％。他们的公共造型，只取决于政治季风如何转向，取决于命运给他们暂时的利益定位。说到底，公共政治在他们那里已是一个脏兮兮的话题，只剩下透骨的虚无。

一天，我无意间重看了一场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一个女奴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一舞剧面世之初的“文革”政治背景记忆犹新。但我在剧场里惊讶地发现，当女奴们用手臂挡住鞭击从而掩护琼花逃生，当孤苦无助的女奴被女兵们如林的双手热情接纳，当女战士来到战友就义现场却找不到身影于是向八方天地一遍遍悲诉……一幕幕生死相依的情境，义重如山的表达，击中了观众们的震惊，竟一次次引爆掌声，并有一种反常的经久不息。亳无疑问，这一舞剧正在被重新解读。鼓掌者们在久违的温暖前猛醒，在一种卑贱者解放的绚丽天地里晕眩和飘飞。

我身旁的一位男人擦眼睛。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工人，还是教师、商人、小官吏、刑满释放者，不知道他搓过麻将后，赖过账或逃过税后，对自己的泪水是否感到惊奇。但他一句“样板戏就是好”让我耳熟。我太熟悉“样板戏”了。我担心那种造神宣传和革命图标化，会再一次收窄观众的眼界，拉低观众的智商，但我怎能无视剧场里的泪水---在经历太多现实中的冷漠与恶俗后，这些观众突然面对悲怆的乐浪，激越的旗帜，纯洁无辜的手足，普天下人人平等的阳光造型，就没有一次热泪夺眶的权利？

这是1999年。

[1]  韩少功，作家。本文转引自《参阅文稿》2014年48期，为长篇随笔《革命后记》的摘选。

[2]  注：该小说载《人民文学》杂志，1980年第8期。

[3] 参见1995-1997年间《文艺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上出现对“道德”、“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浪潮，有关文章数以百计。

[4] 如《什么样的平等才是好东西》，载《领导者》杂志，2012年6月总第46期。

[5] 一位中国知名批评家认为，中国真正实现历史变革的条件是“三百年殖民地”，引自香港《解放》杂志，1988年12月号。

[6] 引自David M. Kotz: RevolutionfromAbov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Routledge,  1997年。

[7]  参见国家统计局官网，以及CIA World Factbook资料、联合国官网：http://hdrstats.undp.org/en/indicators/67106.html。

2010年邓力群伯伯已是95岁的高龄，12月份他刚刚过了生日，我去看望他老人家。

上午十点，老人还在听读报，刘秘书告诉他，魏巍的孩子看他来了。我坐到邓老身边，他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松开。冬日上午的阳光正好，从窗子射进来，照在老人的脸上，发出一片柔和的光芒。邓老眼睛睁得很大，他告诉我，他的眼睛只有光感，什么也看不见了。

邓老问我：“你爸爸去世几年了？”我说“两年了。”

“我怎么觉得，好像好久了。”

“肯定是你想念他了。”

“那一年在北戴河，他来看我，我看他很瘦。那时我的眼睛还看得见。那一年是哪年啊？"

“可能是2006年吧！”

“我的眼睛就是2006年看不见的！可能不是2005年就是2006年。我们是老朋友，我很想他。他每年都来19号（邓宅）看我。他的书我都看过，最近又再版了吗？年轻人喜欢他的书吗？”

“可能还是40岁以上的人看，也有一些年轻人看，过去语文课本里有四篇他的东西，现在只剩一篇。”

邓老说：“他去世时，学生打出横幅，‘最可爱的人虽死犹生，最可恨的人虽生犹死’，看来现在很多青年思想还是很进步的。”

问起老人的近况，邓老说："现在就是每天上午听读报，读材料。下午听国史稿，已经好几稿了，还要修订，上报中央。小平、陈云同志在世时，嘱咐我要修国史，我要把这个任务完成。2007年有了初稿，后来眼睛不行了就靠听。有个三人读书小组，每天读，接着搞。”

在邓老家40多分钟，老人一直紧紧拉着我的手。

邓老与我的父亲之间是纯粹的君子之交，就是思想一致、观点相同。我父亲的文章、书籍出版了送给邓老；邓老的《十二个春秋》《延安整风以后》《国事讲谈录》（1-7卷）《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都送给我父亲。他们共同的政治坚定性使得两人更加亲密、紧密。

毛泽东与邓力群等人合影

2011年10月19日，我又一次看望邓老。

邓老又问我，你爸去世几年了？

我说三年了！

邓老长叹一声“我想念他！”邓老眼睛睁得很大，眼角流出了泪水，警卫战士看见，用毛巾轻轻拭去。

邓老说，他现在还是每天上午听读报，下午听国史稿。已经完成四稿了，修改一次，上报一次。现在在弄第五稿。

我对邓老说：“您送我爸爸的《十二个春秋》，我爸爸看了，他在很多地方划了红线，还加了很多注。我是2009年看的，正是新疆7.5 事件前，书中有许多章节是讲西藏、新疆民族政策背景变化的，十几年前，您的观点就很深刻。”

邓老神态宽和，有一种阅尽世事、从容豁达的风清云淡。他说：“我们有一些领导人，在民族地区、民族政策的问题上，主要是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意图缺乏清醒认识，缺乏历史的认识。”

“我第二次入疆是1953年，参与平叛的整个过程。开始，有的农牧主犹犹豫豫要不要和共产党合作。有的答应合作，回去又变了。后来在新疆搞土改，进展很好，很快。当时全国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土改，第二步畜改。新疆的情况发展快，就提出了一步走，土改、畜改同时进行，在一些地区进行得很好。但搞得快了，也挨批。”说到这里，邓老笑了。

邓老很关心我，问我的工作、孩子都怎么样。我说：“孩子很不错，学数学的，在念研究生。”

邓老很高兴说："我中学数学很好，主要是初二、初三数学老师讲得好。考北大，我数学考了100分。后来用不上了。我的逻辑思维就是那时培养的。”

邓老是我的长辈，既然问到我的工作，我也就如实相告，包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谁知邓老听后道：“你是老朋友的孩子，你的事情我要管，你把文件拿来，我来转。”

最后邓老说：“我身体还好，就是眼睛看不清，也看不见你爸爸的照片了。”话里流露出深深的思念之情。

2012年12月13日，邓力群住在北京医院，这年他97岁了，我去医院探望。这天看见邓老，他的精神甚好。知道我来看他，邓老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事怎么样了？”这问话真让我汗颜。邓老指的是帮我转信的事，而老人又这样认真，一年之后还清楚记在心上。此事回家后说给我夫人听，她说，“看，你的事情还让97岁的老人牵挂！”听完更让我无地自容。

老人7月份去了北戴河，后来生病，回京就住进医院，每日进食要靠鼻饲。

邓老说：“国史稿印出来了，送你一套。”马上让刘秘书拿给我。

我说：“回去我要好好学习，这都凝结着您十几年的心血啊！”

邓老说：“总算对小平同志、陈云同志有个交代。他们两个人很重视国史编纂，搞了好几稿，可是现在有特色的地方，都磨平了。我原想在第四卷中，把陈云同志的历史作用如实表现出来，也都磨掉了。”

邓老虽然眼睛不好，但每天还在听读报，最近报道三峡发电量突破九百多亿度。邓老回忆说：“1953年毛主席在广州，我也去了，给毛主席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提纲时，就说到要建设三峡。汇报说三峡如果成功建设，规模就是世界第一啊！毛主席听了非常兴奋，对我说：‘三峡大坝要是建成了，也要二三十年以后，我可能看不到了。邓力群，到时你要写一篇祭文念给我听！’”

邓老还说：“重庆市的领导来看我时，我让他们把材料带给我，我送到纪念堂去。现在一想，主席的嘱托历历在目啊！”忆及往事，老人的感情激动起来，眼角又泛出泪珠了。

2014年5月，邓老住院一直没有出来，我又一次去北京医院看望老人家。

这次邓老是在卧床，鼻饲管插着，老人在轻睡。

站在床边，我用两手握着他的左手，俯在耳边报上我的名字，邓老很高兴，说：“每年你都来看我。”老人的身体更弱了，护士每隔一个小时要给点一次眼药水，湿润角膜。

邓老的床头挂了盈手大的一块玉石，问起来，邓老躺在床上很高兴地说：“这是英淘托人带给我的。他在国外搞课题，回不来。”

听了这话，让人心酸。邓老的儿子邓英淘已于两年前，2012年3月11日患病去世，遗体告别我也去了，英淘生命耗尽，全身瘦得很小。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唯独瞒着邓老。

邓英淘，一代英才，是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研究员，当过副所长。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农业、西部问题研究，深入农村，走遍西部，组织“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治理课题组”，著有十部著作：《再造中国～走向未来》《西部大开发方略》《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之二》《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等。

尤其是邓英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的“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观点，极具超前战略意识，现在已被广泛接受。英淘毕生精力致力于做学问，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思考，潜心研究农民问题，秉承乃父家风，气品高洁，学识出众，堪为吾辈楷模。

友人回忆英淘二次住院，骨瘦如柴，极其痛苦，每天面对死神，仍不忘国家大事。见到一篇法国人的短文，颇有见地，英淘目光如炬，把此文郑重交到友人手中作为资料。英淘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接着邓老的话，我也说，“英淘的课题很重要啊！他肯定要完成才能回来！"邓老听了很高兴。

护士又一次进来给他点眼药，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次是我始终握住他的手不放。护士姑娘看着我好像有点奇怪，怎么一直握着手不放呢？

犹记得2000年5月，“魏巍创作历程暨《魏巍文集》研讨会”在作家协会举办。邓老参加了这个会，他端坐在台上，戴一顶新疆小帽，这顶来自新疆的小帽是他的标志。看上去，邓老面相好像很威严。

我原在一家中央媒体当记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正是两种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那时，每日听到的内部消息，就是以邓老为首的“极左派”的进攻和顽固之状。看见邓老的这个样子，倒也与同仁的传说颇贴切。

可是，随着时光流逝，世事变幻，邓老当年的执着已被历史检验。他那坚持真理，勇于直言，面折廷争从不隐瞒自己观点，胸怀坦荡，直至最后岁月，仍不负毛主席、小平、陈云相托之事，不正是一种伟大的品格吗？同样，老人开朗豁达，对自己的观点顽强捍卫，但对往事、他人更是有着一种大度宽容，对朋友更有一种温情！

我把面颊贴在他的前额上，向他告别！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国父”、91岁的李光耀逝去。24国政要出席了其盛大空前的葬礼，可谓备极哀荣。以李光耀所拥有的开国之功、伉俪情深、子承父业、鲐背高寿，人生当无憾矣。

在几十年时间里，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由一个人均收入400美元的被逐之地，发展为人均收入5万多美元的富裕国家，甚至超过美国，这不能不说是个了不起的业绩。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却赢得了普遍尊敬。究竟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已经有太多的著作试图揭示其中奥秘，我手边正好有一本李光耀的口述《论中国与世界》，这或许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李光耀诸多的演讲和受访发言中，去理解他的所思、所想、所行。

阔大的世界性眼光

在世界上许多领导人看来，李光耀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眼光的领袖人物。南非总统德克勒克说，李光耀“对世界形势有敏锐的判断，他是在世界最大画布上作画的艺术家”；英国首相撒切尔说，“他有着穿透宣传迷雾、洞悉我们时代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的非凡能力，并且从未出过错”；德国总理施密特说，他的非凡才华和战略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赞李光耀是“我们尊敬的长者”，对两国关系做出过重要贡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李光耀是世界上思维最敏锐的领导人之一，他能够深刻洞察并详尽阐述几乎任何国际问题。

李光耀的世界性眼光得自其对历史的深邃认识。他在1987年时曾指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在160个不同的民族国家间维持和平稳定和确保合作的先例，而即时通信和快速运输时代到来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使得这一局面更加复杂。在这样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世界两大阵营的领导者主导地位都相对消弱，多极世界产生的可能性由此增加，随之而来的将是多边合作的难题”。冷战结束后，他高屋建瓴地预见：“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适应全球经济中心的结构性转移。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必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引发一场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同时，他十分重视新技术在历史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技术和全球化已经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产品和服务能够在任何地方制造或提供，这将减少地理位置、气候、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传统竞争优势。所有国家都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和扩张运输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这些新的发展趋势缩小了优势国家和劣势国家之间的差距”。

李光耀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亚洲世纪”的领导人，他认为：“21世纪，亚洲将重塑其世界地位”，“21世纪将成为争夺太平洋地区霸主地位的世纪，因为该地区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也是全球主要经济力量汇聚之地”。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他以50年前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实现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惊人转变。中国人对未来抱有更高的期望，志向也更加高远。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中国能像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科技发达。这种复兴的使命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更希望‘做自己’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而不是成为西方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他同时认为：“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愈发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和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入本国的体制。”

李光耀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关键在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一个热情拥抱市场的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美中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美国想要羞辱中国，请克制，因为这样只会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美国转而接受一个崛起中的强大中国，给中国在会议室中准备一个座位，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就会欣然坐上这个位子……美国应当这样表态：最终我们会平起平坐，而且最终你可能比我强大，但我们必须合作。让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世界的问题吧。这是美国不得不做的一项抉择：是与中国交往，还是孤立中国。你不可能二者兼得。你不能说你会在一些事情上与中国接触，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孤立中国。你不能给中国发出混乱的信号”。这些话也许刺耳，却深具洞察力。就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一直以来，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非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受启迪的一种途径。在过去三代人的年代中，李光耀每次造访华盛顿，总有大批人等着见他，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外交领域的高层领导。他的讨论会总是洋溢着一种很少见的坦诚氛围，他德高望重，而且经验丰富，历届与他打过交道的美国总统都能从中受益。在国际问题上，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同民主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此外，李光耀还能告诉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他对亚太地区的见解尤其深刻”。

对未来10年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李光耀同样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是欧元区的问题。如果希腊债务危机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其影响将波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到时候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损害欧洲经济，美国和中国也将被拖累。其次是长期存在的朝鲜问题。第三是日本经济不景气，间接影响了整个亚太地区。第四是中东地区可能因为伊朗研发核武器而爆发冲突，这将对全球市场产生灾难性影响”。在李光耀看来，“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新阶段的发展将令人激动。引发市场全球化的举措就是1991年3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允许互联网私有化，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变成一个多么有力的工具，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人和企业能进行跨国沟通，并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界和全球性的市场。全球将出现多个经济力量中心”。从以上引述的话里可以看出，李光耀的确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地区事务，指导他所领导的国家如何生存与发展。

有导向的跨文明视野

李光耀有华人血统，又在英国读过书，人生的经历带给他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正如他所回忆的：“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君子不作恶，与人为善，孝顺父母，夫妻相守，教养子女，交友以诚，忠君爱国。儒家内在的理念是，为了实现社会的良好运转，必须考虑众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这与美国的理念正好相反，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但李光耀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他会在新加坡治理中直接推行儒家文化；而他的英国式教育背景，也不意味着他会照搬英国或美国式的治理模式。在他看来，“尽管尊崇儒家思想，但新加坡在过去40年间成功地使英语成为新加坡的第一语言，汉语则成为第二语言。新加坡为什么这样做？这当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没有遭到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显然，李光耀更看重语言文化中蕴藏的力量，他的文化包容是以强者文化为导向的包容。

他提到：“新加坡有三所印度学校，他们还要开更多，被我拒绝了。你要么上新加坡学校，要么回印度。因为他们留下来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并服务新加坡，他们也不乐于融入新加坡，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印度文化为导向的，学的知识都是印度式的，培养的情操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印度式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见，李光耀对文明的选择是有导向的，他可以包容不同文化，却要为新加坡选择更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在他看来，“美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美国文化中，个体的利益是主要的。这就使美国社会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更杰出的成就。美国始终占优势，因为它的社会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然而，他也承认：“美国文化的某些部分是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比如枪支、毒品、暴力犯罪、流浪、公共场所行为不得体，总而言之，这都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堕落。美国文化过于注重个人权利，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采取各种行为，但这种个人权利的膨胀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他忧心忡忡地提醒，“文化多元主义将毁掉美国。美国面临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大批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将他们的文化传遍整个美国。如果他们的繁衍速度超过美国盎格鲁-撒克逊裔的新教徒，那么在两者的共处中，谁的文化将占优势？……他们肯定会相互影响并改变对方，但美国文化即使是有一部分被改变了，也是很悲哀的事”。

李光耀对伊斯兰文明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本身从来不是问题，但当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却是个问题”。他正确地认识到，“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起因并非巴以冲突，而是因为在穆斯林，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西方世界已压迫他们太久，现在反抗的时机到来了……伊斯兰教的激进思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那些不太成功的民族被边缘化，他们缺乏安全感，感觉自己被世界疏远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恐怖主义持续发酵，这不可能轻易地或很快地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应对恐怖主义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事业……美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以军事手段寻求解决方案。使用武力是必须的，但武力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只有穆斯林才能赢得这场抗争，温和的、具备现代化思维的穆斯林。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以及民间领袖必须共同参与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抗争”——李光耀对恐怖主义成因的看法是极具洞察力的，而他对温和穆斯林的期许，也比习惯使用武力的做法更具智慧。

新加坡是处于多种文明交叉十字路口上的小国，四族共和，李光耀为它选择的是儒家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前者是出于华人的文化传统，而后者更多因为是世界的强势文化。新加坡既往的成功，证实了这一选择的明智。只是当时过境迁、世界力量的强弱发生变化之后，新加坡文化选择的重心会发生变化吗？这也许是新加坡的新领袖们需要回答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选择，新加坡都会保持多元文明并存的包容心，选择适应历史潮流的强势文化，这是李光耀留给他们的智慧。

坚定的实用主义者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据亚太地区的要冲，四周大国环伺，生存环境极其复杂。在李光耀的掌控下，这个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国，却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尊敬。其中以小事大之道，不可谓不高妙。

当年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回答：“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因此，大国事小国以仁，小国事大国以智，被视为中国政治家处理国家关系的政治智慧。可如今的世界不是孟子老先生的世界，而是由霍布斯所谓“利维坦”式国家组成的“所有人对所有人争战”的世界。国家之间常见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的情况，世界是大国竞技场，小国多为大国博弈的筹码，难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小国稍有不慎，便有乱国之祸，甚至灭国之灾。冷战时朝鲜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如同艾奇逊所说的成为两条巨鲸之间的小虾米，以至于今天仍处于分裂状态。近年来的乌克兰，在俄欧美之间玩火，结果深陷战乱，难以恢复和平生活。而新加坡则在大国间游刃有余，甚至左右逢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光耀的实用理性与执政艺术。

许通美在评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时指出，新加坡实行的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任何教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必须一直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繁荣的现实需要之上。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必须接受现实的世界而不是臆想的世界，采取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必要的。但现实主义并不是宿命论的态度，其中也包含了做出努力以使现状变得更好的精神。李光耀认为：世界并不欠新加坡什么，新加坡必须自立；新加坡从没有向发达国家寻求援助，它首先并且主要是依靠自己；新加坡是世界的一员，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好公民；新加坡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制度，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在确保所有国家遵守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原则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新加坡是一个更大的、充满活力的、日渐繁荣的亚洲太平洋社会的一员；新加坡支持美国继续保持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反对美国从这一地区迅速撤出；支持在东南亚的力量均衡，因为这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并抑制地区强国的军备竞赛或任何导致不稳定的变化因素；鉴于冷战已结束，新加坡并不反对重新评估现存的安全安排——从上述表达不难看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和新加坡的外交政策都秉持实用主义的原则，一切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出发，从不断变化的地区和全球局势出发，排除了一厢情愿的臆想，一切基于对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冷静算计。

李光耀曾经说过，“我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从不纠结于什么学说理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随时准备直面问题”。先后在英国和日本人统治下生活过的李光耀，早就知晓强权的厉害，他说：“我从英国人那里学会如何治理，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强权”。

李光耀自称：“我的生活从来不靠哲学或理论主导。我是实干家，至于我的成功是基于哪些原理，那要由理论家去总结。我不靠理论，面对问题，我会问：怎么才能解决它？如果在一系列尝试后，我发现某种方法能够成功，那时我才会总结这一方法背后的道理。因此，无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苏格拉底，都无法指引我。我只对成功的实践感兴趣。面对困难或互相矛盾的现实，如果我的解决方法无法奏效，我会考虑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我会选择成功率较高的解决方法，如果还是失败了，我会实验其他方法，从不钻牛角尖。我们不盲从理论，也不迷信理论本身。理论知识只是智力上的命题而已，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事：上班拿工资，吃穿住行，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我读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有时也会觉得它们言之有理。但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因理论而自缚手脚。我认为，如果一套理论能行得通，就实行之，这就成就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模式。我们的检验方法是：它能行得通吗？能够为民众带来好处吗？”——显然，李光耀的方法，与我们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存在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因为这两者都是出自中国政治文化优良传统的根脉。

有批评者认为李光耀是“亚洲独裁者”的代表性人物，对此他亦有自己的见解：“美国媒体经常找新加坡的茬，抨击新加坡是极权主义、独裁主义国家，批评新加坡管理过度、要求过严、沉闷枯燥。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管理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拿自己的生活充当别人的试验品。美国人的想法是理论，是一种在东亚地区尚未得到证明的理论，在台湾、泰国或韩国都没有得到证明，甚至在美国统治了50年的菲律宾也没能行得通”。在李光耀看来，“无论民主体制有多好，如果找不到能人来领导和管理，人们终将失去对体制的信任，体制也难逃瓦解的命运”。对老成谋国的李光耀来说，不存在有百益而无一害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体制，选择之难就在于利弊权衡——既要关注现实利害也要有长远考虑，既要根据当下情势决策也要顾及可能的变化。如何在其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体现了一种决策艺术，其中之妙之难，非亲历者难以体味。故放言点评易，实际操作难，唯有类似经历者，才能领略其中甘苦。

当有采访者问李光耀，中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吗？他直截了当的回答：“不会。关于这点我非常确定，除非中国想走向崩溃。如今，中国民众需要的是国家复兴。”当有人带着怀疑的态度问他，中国真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为什么不呢？”“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是很简单的：中国告诉这个地区的国家‘跟着我共同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想要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各国需要决定是跟中国交朋友还是与中国为敌。中国还会调整它的承诺，以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或表达它的不满。”——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他的结论，你都会被他这种毫不含糊的判断所震撼。

人们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事如此，人也如此。只有根植于自己国家与民族、并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人，才能赢得世界性的尊重，包括来自对手的尊重。李光耀，就是这样的一位小国领袖和世界智者。

无论从世界秩序，还是全球金融格局的角度看，亚投行都是正在下的一盘大棋。

中国执黑先行。2014年10月，中国政府发起筹建亚洲投资银行，落子点在了亚洲基础建设这一金角之上。已有21个国家予以响应，亚投行筹备工作有了大模样。这在美国和西方严密控制的货币金融体系上敲开了一个缝隙，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突围提供了一个契机。

作为现有世界秩序包括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持白应对。他先是制止了亚洲地区主要盟国加入亚投行的举动，随后又公开质疑亚投行的运作程序和执行标准，再次展现了世界现有金融体系不可改变的决心，试图阻击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发展。

从3月12日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起，许多国家蜂拥而至，纷纷递交申请书，希望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到4月15日止，共有57个国家和地区先后申请加入亚投行。竟然超过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44个参与国的数量，成为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说明在今天的世界上，即使在发达国家控制最严密的金融货币领域，也开始进入多极化，任何国家都难以继续一手遮天、通吃天下了。

毫无疑问，中国在亚投行棋局的博弈中赢得了先手，开了一个好头。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虽是初步却有益于亚投行发展的做法。

一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中国提议筹建亚投行是为了解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基础建设投资不足的问题。据预测，亚洲地区到2020年需要基础建设投资8万亿美元，到2030年要20-30万亿，现有的国际和地区金融机构远不能满足需求。有需要就有市场，中国和亚洲地区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这些储备目前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巨大的资金供给的结合，需要金融机构作为中介。所以，亚投行是应需求而生。

二是确立有限目标。中国筹建亚投行的目标是补充现有金融机构的不足，而不是要颠覆现有金融秩序。我们要用金融杠杆为亚洲基础设施发展筹集资金，给亚洲国家的发展点一盏金融投资之灯。面对如此有限而正当的目标，谁反对，谁就显得小家子气和霸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同理。

三是奉行合作方针。亚投行是合作之家，亚洲基础设施和亚洲的长期发展，单靠一家不行，非得大家合作不可。不仅亚洲国家要合作，也欢迎世界所有国家来共襄盛举，众人拾柴火焰高。

四是坚持开放态度。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亚投行将向世界开放。欢迎有实际需求的发展中国家，也欢迎有金融投资经验的发达国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资源出资源，不划线、不排他，有事商议着干，有利大家分享。

五是降低政治色彩。金融投资难免政治因素，但筹建亚投行的过程中，中国在极力降低政治因素的干扰。亚投行不涉及世界权力的争夺，也不涉及世界货币体系的权力分配。不争对错、不论高低、不争权夺利，而是要造福亚洲和世界需要基础建设的任何国家，为世界经济复苏和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正是由于上述的做法，亚投行开了新局。可以确定的是，有关亚投行的棋局正入中盘，还要继续博弈。对我们来说，千万不可得一先手就沾沾自喜。实际上，筹建亚投行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与考验才刚刚开始，还面临着诸多隐忧。

从亚投行自身来说，五大洲57个国家和地区一起加入其中，其间的协调管理绝非易事。除了地点已经定在北京之外，当务之急的还有谁来当首任行长？股权如何分配？投票权如何平衡？如何确立章程和运作模式？这些具体问题解决不好，就可能产生乱局甚至是导致翻盘的危险。

而国际环境也是影响亚投行全局的重大因素。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欧美正在集中力量争夺金融利益，转嫁危机。乌克兰事件、中东乱局中都有全球金融资本相互博弈的因素。作为一个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中国本是美欧都需要拉拢的对象。如果现在过深地介入货币金融领域的竞争，就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博弈的主要打击对象。3月31日，刚刚结束访华的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说，中国人民币仍未准备好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显然是美国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次警告性的阻击。

因此，在世界金融货币领域我们需要知止。不要试图一味扩大战果，以亚投行去颠覆全球金融秩序。同时，要对是否进IMF货币篮子报平常心，不能过快全部开放金融领域，守住我们的基本盘。以往巴西、韩国的教训，最近俄罗斯出现的大规模资本外流，都在提醒我们：在金融货币领域的开放往往欲速则不达。在全球危机寒风劲吹时，开不开窗、开多大的窗，是关系健康甚至生命的大问题。不可为一抹冬日的暖阳而忘乎所以。我们在全球金融棋局上，走错一步，先手棋便可能成恶手。

2014年6月和10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与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就中美关系进行了两次对话。主要内容如下：

傅莹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有什么影响？

基辛格说，绝大部分美国民众坚持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中日岛屿之争以及在南海的领土争端近来升温，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想要的越来越多。个人认为中国并不是想要取代美国，只是希望获得应有的尊重。

傅莹认为，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开始容纳更多国家，但在政治安全领域仍然分割为“我们”和“他们”。“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美日军事同盟是亚太安全的基石，而日本明确把中国作为威胁来源。美国是否还是坚持对同盟体系外的国家采取排斥立场？

基辛格解释，美国不会有意鼓励日本采取任何导致战争的军事行动或者政策。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在满足合理安全需求的同时，不给外界要将美国赶出南海的印象？在战略圈的讨论中，一般观点是，如果中国对邻国施加军事压力，美国必须介入，比如在南海。

傅莹指出，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而美国近期采取的行动和腔调使得其威胁意味更加浓厚。近年每次邻国与中国出现纠纷，无论是非曲直，美国总是偏袒和支持向中国挑衅的一方；美国不能“桌子上面握手，桌子下面踹脚”。西太平洋航线的商业航行自由从未受到影响。21世纪的中美跨太平洋合作，应该是平等和双方都有需求的合作，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妥协。

基辛格说，亚太共同体的实质是美中之间的谅解，也包含所有大国。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太。亚洲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世界。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可以维持现存秩序，并需要构思未来的世界秩序。

傅莹认为，尽管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自身面临很多问题，还想用旧的手法去处理世界上的多事情是做不到的。美国需要尽快适应世界的场景转变，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学习如何与平等伙伴相处。

双方都同意：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变，与中美有很大关联。当前，中美间要避免明显的冲突，在一些问题上携手合作。两国领导人提出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方还可以做很多。

（本文摘自《环球时报》2014.11.21和2015.04.16）

习近平曾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那么，广大党员干部应该怎样高效率地学习中央精神呢，教你一招，用数字巧记中央精神，可谓“只要会数 数，不怕记不住”。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习近平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其作为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习近平2013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提出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两个责任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各级纪委要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 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

三严三实

习近平2014年3月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就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三严三实”要求的内涵

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这是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

一张图了解“四个全面”

五个必须

习近平2015年1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提出了“五个必须”的要求。

守纪律讲规矩要做到“五个必须”

八项规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12月4日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来源：共产党员网）

“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截止到2014年底，这个合作倡议已得到沿线5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开启全新的国际合作。同时“一带一路”也将构筑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

一、战略规划发布需要经过一个过程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秉承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战略构想，更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其互补互利互惠开启新的机遇之窗。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总体思路，规划将侧重顶层架构，不会出现一些市场期待的过细部署。此后，有关部门和地方会根据规划的思想，进一步出台有关的配套落实措施。

“规划的公开版可能很快就会公布，公布之后说什么都可以，公布之前说什么都不可以。公布以前说对了是泄密，说错了那就是误导。”张燕生向《中国联合商报》等媒体记者表示，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要关注规划有没有公开更重要的应该是讨论“一路一带”这个大战略应该“做什么”。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任、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吴宏伟也在“财经中国2014年会”上表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战略肯定要经过反复论证，提出比较成熟的方案再公布，况且这次“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涉及到五六十多个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由国家领导人提出倡议，然后由各个单位进行论证、设计，并和相关国家进行沟通。这与以往有非常大的区别。”吴宏伟表示，我们国内也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办法，合作领域这么多的战略，由倡议变成战略规划并发布，需要经过一个过程。

张燕生坦言，“一路一带”让其想到邓小平30多年前说过三句话。第一句话，中国的开放是三个方面的开放，包括对发达、转型中、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西方的技术、西方的人才、西方的资金。因此，中国前30多年开放的重点针对西方发达国家。

“邓小平讲大家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所以‘一带一路’战略，无论是海上的丝路还是陆上的丝路，沿线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张燕生表示，中国人喜欢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统筹三个方面开放的战略。

第二句话，邓小平讲了两个大局，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一个大局是中西部。张燕生表示，“一带一路”战略，无论从广西、云南向东南亚走，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南翼往东南亚；往新疆那边的中亚走，往西藏那边阿拉伯地区走，到达的就是西亚、北非。这其中的战略核心带和重点地区主要还是中国的西部地区。

在张燕生看来，“一带一路”实际是举全国之力支持发展的大格局，包括东中西协调，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带。主战场西部地区是平台、窗口和桥梁。从这个角度来讲，邓小平30年前讲的，对外叫开放，对内是改革。因此，“一带一路”，实际上就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自由贸易区、福建自由贸易区建设一样，都是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所以，‘一带一路’可以叫新35年（2014年-2049年），改革中国和世界大格局，中国和世界的大战略。”张燕生说道。

这一说法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观念不谋而合。他也在1月17日的“财经中国2014年会”上指出，“一带一路”是中国未来30年最大战略。

多名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认为，作为中长期战略，一带一路的重心是基建互通，其次是经贸合作，进而推动沿线国家发展。这既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同时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和赶超带来新的机遇。

二、未来中国30年最大战略

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投资公司（下称丝路基金），以提供强大资金支持。这一牵连起亚太、欧洲、非洲等多个经济圈的重大战略，将继续在2015新的一年里有条不紊地推进，打造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我始终认为,中国未来30年不会提其它战略，‘一带一路’就是我国最大的战略，这个战略会使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以及中国的软实力。”魏建国认为，“一带一路”是一条共赢之路、合作之路，不仅仅是文化和宗教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够把让整个世界大同，是全世界人民的福祉。

公开资料显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路线为：一条北线，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一条中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一条南线，北京-南疆-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包括东盟10国；南亚（6国）：东帝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西亚（8国）：伊朗、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科威特、伊拉克、阿曼、也门；东北非（7国）：埃及、坦桑尼亚、肯尼亚、苏丹、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索马里。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94个城市，包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口城市是‘带一路’的首尾相接之处，一带一路到此闭合成为一个圆环。”魏建国认为，未来沿着“一带一路”将会有更多区域合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就意味着将来中国与东沿线国家在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实现互联互通，这将带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对外开放实现一个新的历史性突破。

魏建国认为，“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负起责任的时候，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大的可供选择的一个余地。中国下一步所发挥得作用，以及中国补足自己软实力，更需要让整个世界通过中国的崛起搭便车，共享中国的发展，同时也要稳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钱洪山在2014年12月26日的活动上表示，“一带一路”是亚洲腾飞的两大翅膀，以经济合作为主轴，以人文交流为支撑，以开放包容为理念，通过实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部长阿桑·伊克巴尔也在去年北京举行的APEC上表示，“一带一路”构想内涵丰富，涉及投资、经济特区等领域，该战略将缩短陆地及海上的交通里程，便利货物运输，提升物流水平，“一带一路”倡议承载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梦。

“如果说古丝路促进了东西方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那么当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是要通过构建现代化的公路、铁路、航空等全方位多维度的交通网络，助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说是打通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大项目、大手笔。”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多别尔基·胡里克那扎尔在去年11月北京举行APEC表示，通过这条现代的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将如同人体的血管那样紧密联系起来，共享中国强劲的发展动力，获得共同发展的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在“财经中国2014年会”期间高速《中国联合商报》记者，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从整体的经济政策上面，给全球创造了一个新的榜样，也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三、地缘政治冲突带来挑战需国家间推进机构补位

漫漫丝路，泽遗百代。古丝路促进了东西方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在经济一体化潮流的推动之下，各种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不断涌现，跨境跨区域合作成为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如果地区安全得不到保证，欧亚地区国家相互之间不能理解，我们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任、上海合作组织（下称“上合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吴宏伟1月17日在“书写改革信心”财经中国2014年会上提醒道。

1.地缘政治带来挑战

“一路一带”经济带沿途的国家具有良好的自然禀赋，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并且经济结构、资源的互补性较强，自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以来，各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明确了建设方向。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研究员张凯此前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体现了中国大国外交的主动性，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吴宏伟也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目前的“一路一带”战略，我国处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之下。

“一方面是中国的国际地位跟过去比有了很大提高，经济影响力也有了很大的扩展。我们参加国际会议，不管是到中亚国家还是到其它地区参加国际会议，明显感觉到参会的代表都非常愿意听中国的情况介绍，听中国的经验介绍。”吴宏伟表示，在“一路一带”建设这方面基本上机遇大于挑战。

目前在“一路一带”沿途已经取得阶段性的前期经济合作成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优先区域在中亚地区，原因在于经过二十余年的合作、经过上合组织十余年的推进，中国在中亚地区具有一定基础，已建立起能源通道，以及铁路、公路、航空通道，电信网络也在洽谈。

“但整个欧亚地区现在面临着一些地缘政治的挑战，关系非常复杂，宗教问题、民族问题都交织在一块儿，确实给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了很多挑战。”吴宏伟表示，如果地区安全得不到保证，欧亚地区国家相互之间不能理解，“一路一带”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挑战首先体现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吴宏伟坦言，文化的沟通非常重要，“一路一带”刚提出的时候，甚至很多专家、学者很不理解，所以只好做很多解释工作，比如像哈萨克斯坦每年都开宗教大会，把不同的宗教请到一块儿进行沟通、了解，这方面还需要不懈的努力。

另外，“一带一路”面临地缘政治风险是必须考虑是部分，而这又集中在安全领域。比如在巴基斯坦，“一带一路”规划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就不容忽视。作为中国在南亚的战略支点，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规划中无疑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当前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相关国家政策和未来发展亦存在诸多隐患。

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亚、南亚、东南亚等“一带一路”经过的地区，不仅安全局势日趋严峻，一些国家的政治过渡和社会转型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些将对“一带一路”规划的实现构成更大挑战和阻碍。在外部环境安全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要实现“一带一路”规划，无疑对具体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

另外，是贸易上的阻碍。在推进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沿途众多国家贸易利益不同，政策也不同，其中也存在众多阻碍。资料，显示“一带一路”战略涉及众多境外国家，经营环境复杂，给中资银行的经营带来新的挑战，同时面临的国别风险、金融监管风险等隐患也不容忽视。

“由于不熟悉国外商业习惯和法律环境，不少中资企业往往面临合同泡汤等商业风险。”中行贸易金融部总经理程军表示，中国企业境外融资更多依托的是香港资本市场，这使得企业始终面临高成本困扰，缺乏国际认可度，中资企业在境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也面临相当多的政策限制。

2.国家间推进机构需补位

面对建设“一路一带”的挑战，吴宏伟告诉表示现目前尚且缺乏一个强力的推进机构，把相关国家都联系和组织起来。

作为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构想，上海合作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其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应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也是相关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

上合组织秘书长梅津采夫表示，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紧密契合了本地区互利合作发展的共同需求，受到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高度重视。

“相比上海合作经济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更大宏伟更富远见更加宽广的计划，两者之间不是互相替代的。”吴宏伟认为，虽然在内容上两者都包含经济合作的内容，但在功能上并不是互相重合的，上合组织为一路一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物质、法律的保障。

有分析人士指出，上合组织是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原则，通过共同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建成了地区性制度安排，是一个正式的国际合作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则需依靠构建共同市场和利益共同体的凝聚力，以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吸引相关国家参与，以俱荣俱损的使命感形成合作基础。

吴宏伟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区，是丝绸之路重要的交通走廊，也是非常重要的市场和能源地区。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中亚国家基本都采取支持的态度，各国都希望借此发展经济，只要不威胁到国家主权，都是支持的。

上海合作组织自2001年成立，经济合作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到如今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这些进展为一路一带提供了建设基础和先行的经验。

吴宏伟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对于上合组织，欠缺的是没有完善的组织形态，没有一个能把相关国建联系起来的组织，“虽然我国在国家的层面上是有组织协调的，在国际国内也召开了不少的研讨会，但相关国家都联系起来组织起来的组织还没有。”

“丝绸之路经济带需在欧亚非三大洲范围内共同建设与共同发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认为，这个过程需要摒弃欧亚地缘重心论、零和思维和冷战思维，需要从更大地域和更多领域的多边合作角度进行总体思考和总体设计，具有超越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合作共赢性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1]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2]

一、引论

本研究会有点尴尬，因时下无论是规范的或是经验的研究，都没有以军事作为宪制／法——一国根本制度和制度实践——问题的。而说军事对宪制的塑造，则更政治不正确了，似乎最多也只能说宪制对军事的塑造呀！但究竟可否如此讨论军事，作为宪制问题，关键在于社会实践，在于其中有没有道理，有多少道理，而不在于有没有人或有多少人如此研究。过度在意所谓学术传统，不讲道理，不关注宪制的实践，那很可能是因学术大路更平坦，甚或只因意识形态作怪。

其实，在当代中国，一个典型事件距今还不到３０年。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中英香港回归的谈判中，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是否在港驻军。中方立场是“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3]”在外交部报告中有关驻军问题这一条下，邓小平曾亲笔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一次人大会议期间，某不熟悉情况的领导不经意间对香港记者说了“也可以不驻军”，邓小平震怒，特意对媒体讲，驻军是主权的象征，香港必须要驻军。[4]

军事有关立国，有关建国和开国。而且不只是在中国，军事才是宪制问题。有两个众所周知但又很容易无睹的例子。

首先是以色列。以色列之所以１９４８年建国———想想巴勒斯坦至今没能建国成功，在周边敌对险恶环境中一直存活下来了，最重要的其实既不是其宪法文本，[5]也不是欧美的鼎力相助，而是对周边所有国家，它一直维系了压倒性的强大军力。在其建国后的３／４个世纪中，在与中东各国的所有战争和军事冲突中，以色列国保持了全胜。不仅如此，尽管从未公开宣布，它还是以很特别的方式，让世界各国确信，以色列拥有核武器；[6]而为确保自己在中东的核垄断，１９８１年，以色列空军还曾先发制人穿越多国高空，长途奔袭，摧毁了伊拉克的核设施。[7]

（美国独立战争）

另一是美国。有关这个国家的开国和建国，很容易令一些人误解。例如，有位终身研究美国的学者就宣称美国是“一个谈出来的国家”；[8]她就不想想谈的前提。近８０年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著名司法判例中就把这一点阐述得再清楚不过：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主权国家的权力，不是因为１８８７年的《美国宪法》，而是因为合众国成功反抗了大不列颠的革命；“美国的诞生先于《美国宪法》。”[9]即便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之后，也有一系列塑造美国的战争。首先是１８１２年，美国主动进攻英国在北美加拿大的各殖民地，英军增援，甚至一度攻占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但英军在美国南部受挫，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尽管如此，这场战争还是为美国赢得了国际声望，增强了美国国内的凝聚力，南部则收获了佛罗里达，因此号称第二次独立战争。[10]随后是１８４６年至１８４８年与墨西哥的战争；规模不大，但美国夺取了２３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成为地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国[11]。但最重要的是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５年的美国内战。因为林肯（包括他付出的生命），因为北方军队战胜了南方，用枪口指着南方，逼着各州“重建”，制止了联邦的分裂。否则，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合众国！

这两国的经验都真切表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不仅是对外，而且也对内——不仅美国的独立战争在英国人看来就是一场国家分裂的“内战”，而且还有美国建国后的南北战争就是一场反对国家分裂的内战！而且这是通例（在结语中我会给出更多例证和分析）。

但不能误解了这个“出”。它指的不是常规宪制条件下的政府换届，权力的程序性交接。因此美国总统大选或日本首相更替之类的，就别往这儿凑了；甚至连一国的军事政变这类政权更迭，也不够格。因为无论是否合法，或合法性多大，那都是“换”或更替，都是有了个“国”在那儿了；因此我会在结语中讨论，在一定视角下，它们可以合并同类项。甚至全民公投，宣布独立，获得国际承认，加入了联合国，也不能真算。就因为，凡仅仅以承认为基础的，都悬，都得以自己先顺着对方为前提。承认其实就是一晚近源自欧洲的法律概念。小国才在意，大国就不那么在意。最典型的例子，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可以说相见甚欢吧，但两国间的正式承认居然是在近七年之后！

所谓“出”，指的是开国或建国，是一个作为政治实体的共同体的自我创造，是主权的从无到有，无中生有，无需他国的承认，是这个国家的构成（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因此该国宪制（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发生。其意味几乎等于《圣经》上的“光！就有了光”，[12]从此，“时间开始了”[13]——这还真不是夸张，在历史中国，每个朝代的纪年都从创建开始。千万别以为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或重要国家（如古希腊的雅典或斯巴达）的建立，是因那一纸文件，无论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或是新中国的《共同纲领》，或１９５４年《宪法》文本。不是说这些文件不重要，但其重要说到底是因为那个国家／民族／人民重要，但能指和指涉，不能混淆，更不能买椟还珠了。

（八·一南昌起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今天，也没有，甚至不可能，成为历史；尽管允许有人坚信其应当成为历史。１９９４年，乌克兰独立后放弃了核武器，是它的选择吗？还是它别无选择的选择？２０１４年，６０年前苏联下令划归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公投的形式，又回到了俄罗斯，乌克兰又能如何？日本无疑是今天世界上有数的经济大国，却因二战后美国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没有交战权，就一直不算是“正常国家”，主权不完整。目前正忙活着解禁集体自卫权，想修宪，但首先得请示美国批准。

没打算抽象讨论军事的宪制功能，也不是打算（尽管可以，也应当）用宪制的实力政治（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来平衡一下流行的规范宪法学，本文追求，根据中国经验，在中国的历史社会语境中，讨论军事对于历史中国的国家构成／宪制（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具体塑造。从这一维度切入历史中国的宪制问题已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在我讨论了历史中国疆域的政治和文化构成等问题之后。[14]

在历史中逐渐呈现出来的这个中国，即便真的是某种价值或理念的产物，那也必须了解这些价值或理念曾附着于什么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附着于什么样的政治精英和精英政治（官僚政治），在“文治”或“法治”的背后也必须有些看似野蛮却足够明智、强大且垄断拥有的制度性暴力，包括军力。尽管并非唯一因素，军力有时还是可能决定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能否在某区域内发生、存活和延续，会在多大区域内传播并存在多久。因此，从事后诸葛的眼光来看，历史中国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些重大军事活动，包括将专节讨论的长城这样的军事工程建设，都是一些重要的制度构成力量，将各地、各区域逐渐拢在一起，整合在一起，才有了，才塑造了，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文明／国家。

这里“塑造”其实有两种意义。其一简单和强硬，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包括保卫这个国家，土地与人民，制度与文化。但还有另一种意义的塑造，即由于军事对于一国发生和持续存在的重要性，要求该国在宪制层面予以考量，需要确定国家的军事国防国策，需要在政治经济财政上支持和整合军事事务，必须能有效应对与军事相关的问题。仅仅因军事的存在，就要求一国宪制予以调适和应对。这是军事对宪制的另一种更精细的塑造。

集中关注中国，追求理解中国，努力提炼中国经验，却不追求更不想标榜中国的“异端”。不是为中国的经验正名，我只想把一个长期被遗忘的问题，以及初步的探索，摆在学人的面前：为什么当今的主流宪法话语，特别是那些格外强调普世性的宪法话语中，对于军事这一普世的宪制维度，视而不见，甚至长期缺失？

二、从武功到文治

古代中国文明由无数散落在黄河中下游，自给自足且高度同质的农耕村落构成。村庄秩序的基础是血缘和亲缘，加上村落内熟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和相互合作。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会造就发达的商贸业，由此“自生自发的秩序”只能沟通相邻村落，不大可能生成巨型的商贸都市，产生超越农耕村落、超越地域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和社会整合力，形成大型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家，更不可能以几个大都市为中心产生具有强大经济、政治和文化辐射力的近现代的民族国家。[15]特别是，亚洲大陆黄河中下游地区实在太广阔了，农耕村落没法为秦汉以后中国的国家构成提供足够的制度想象，不能自发为历史中国提供一个必要且有效的政治治理和社会秩序。

但也许首先的问题是，需要建立这么一个大国吗？既然是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16]这首据说帝尧时代的歌谣似乎表明中原农耕社区的民众并没这个制度需要。但后来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需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需要有一个具有跨地域政治治理和统一协调能力的国家和政府，不仅为解决村落之间和区域之间可能的冲突，因为治理黄河，更因为要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南下。

如果需要，问题就成了，由谁来，以及如何供给这个制度？民主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大国，从后代历朝历代的经验来看，唯一的可能选项是，一个地域的政治精英集团，更多来自中原农耕地区，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也有来自北方游牧地区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凭着他们对中原地区民众的基本期待（“天下太平不打仗”）的直觉把握，利用天时地利，传承夏商周的“封建制”特别是秦汉之后郡县制的这类关于大国宪制的想象，以“攥沙成团”的强力意志和军事政治实力，战胜任何与之竞争的其他地域性政治军事集团，首先在中原地区甚至更大的地区完成政治军事的基本统一，为这一区域的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和平和秩序，赢得他们的接受或“归顺”，无中生有地，将遍布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无数农业村落和众多族群构成（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巨大、持久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有了这个以军事力量建立和保证的统一，才可能考虑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措施，逐渐创造、形成并拓展一个广泛、基本的文化和政治认同或共识，在王朝的更替中，创造这个人称“中国”或“华夏”的跨越广袤时空的文明国家（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就是为什么，除先秦时期的王朝更替通常称为［汤武］“革命”外，后世历代王朝的创立，人们总是称其为“打天下”。包括废封建、建郡县这样的宪制变革，也必须以强大的秦军武力统一六国为前提。

军事却并非牛顿的上帝，在第一次推动之后，就悄然隐退了。是，马上不足以治天下，[17]但这也不意味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半部论语治天下”了。“以法为教”并不是苦口婆心的说教，从来更多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规训。“文武并用”；[18]汉家制度，事实上是历代中国政治，都如汉宣帝所言，“以王霸道杂之”，[19]或称之为宽猛相济，德主刑辅。

（秦朝疆域）

但从历史中国的宪制层面看，革命／新王朝建立后最重要的军事问题是工作重点的转移，由“武功”转向“文治”，并且必须稳妥实现转移。这会改变政权的许多特质（从军功主导到文官主导），会带来治理规则的深刻变化。由于中国的历代王朝一直在中原通过军事手段完成更替，要治理的始终是这个以农耕为根基的大国，不是城邦，不是欧洲中世纪封建王国，也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因此这个由“武功”到“文治”的转变非常典型。更有意思是，从古到今，中国的历朝历代都要“复盘”应对这个问题，一个常规性问题；也由于涉及到大国和王朝的久远，这个转变一定要有效平衡各种力量。这就决定了这个转变有关国家的根本，必须以宪制措施来应对。

比方说，是以攻城略地擅长征战的将领来治理他们占领的地区，还是尽快用中央政府授权、听命于中央政府、更擅长治理的行政官员来治理？“杯酒释兵权”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在中国历史上这常常可望不可及，否则这就不会是后世佳话。事实上，除宋太祖外，与之最相近的也只有东汉光武帝逐步的“退功臣而进文吏”。[20]政治上看似也很成功的唐太宗，其实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他在开国后的和平时期使用了已禁止使用的军事手段杀死兄长／太子，逼退父／皇，成功篡位。在农民起义战火中建立的汉王朝和明王朝，这个问题的解决更血腥。但如果将这两个王朝开国初年的政治实践仅仅理解为“兔死狗烹”，那就看似深刻，实则肤浅。这涉及的是新王朝如何完成从武功到文治的转换：“打天下”的先例必须到此戛然而止，然后开始一个循法而治的文治／法治传统。如果转型不成功，无论是“人亡政息”还是“二世而亡”（典型如秦和隋），由于没能创造一个文治的新王朝，也就未能为天下苍生供给后者最渴望的和平，这个政治精英集团就很难说成功。

即便完成了这个转型，有关军事的宪制问题也没结束，因为中国一直都有一个可勉强称之为常备军——和平时期由国家财政支持的职业化军队——的问题。近现代之前，欧洲人一直没有，也拒绝，常备军，甚至认为常备军是自由的天敌。后世欧美国家的一些重要宪法文件中也留下这样的痕迹。这并非欧洲人更爱和平，只因欧州的传统是各国临战征召市民或臣民组成军队，因此是“民兵”；战事一过，士兵解甲归田。在欧洲，常备军是直到１８世纪后期，人们看到了劳动分工、职业化、专业化、组织纪律性以及与之相伴的更高战斗力这些好处，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常备军才成为欧美各国国防的必备。[21]在历史中国，自秦汉之后，即便和平时期，历代王朝也一直保持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尽管不能说严格职业的，它却是常备的，也常常训练精良。因此，军队问题就成了历史中国必须在宪制层面予以系统应对的又一个常规问题。

并非什么中国文化“早熟”，[22]或中国人好战，最主要是农耕大国的国家统一、政治社会稳定需要一支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能有效完成相关的军事、政治以及其他任务的军队。因为农耕大国的自然地理、空间距离、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都趋于削弱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治理，容易出现分裂割据；在某些偏远地区，也会出现土匪等地方治安问题；遇到天灾人祸，也需要政府的救灾赈灾；由于种种原因，还可能出现农民起义，引发社会动荡，导致或是加速王朝更迭。为应对农耕大国这类突发事件，历代王朝因此都保持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来保证社会治安，防止社会动荡，或治理水患、救助灾民；但最主要的是震慑可能的野心家，当必要时，坚决镇压地方的分裂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

因此在中国历代宪制中，军事一直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三公”中有太尉，六部中有兵部，而并非现代的“国防部”，就绝非偶然。历史经验也告诉后人，如果没有强大实力做后盾，确实有可能出现地方尾大不掉，出现战乱，这不只是朝廷的麻烦，而一定是整个国家的灾难，中央政府甚至想妥协求和平也不得。想当年，汉景帝为求和，甚至杀了忠心耿耿倡导削藩维护中央政权的晁错，清了君侧，却还是无法满足叫嚷“清君侧”的叛军的要求。但周亚夫率领大军，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唐朝镇压安史之乱，清初平“三藩”，清后期的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都离不开军事手段。

但这似乎仍然不是对常备军的最大需求，最大的需求源自，我在下一节专门讨论的，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竞争，迫使中原王朝必须保持足够强大的军队，才可能防止游牧民族频繁侵入中原。这里只想指出，农耕大国的中原历代王朝必须保有一支准备打仗的军队，而随之而来，就是一系列必须以宪制应对的相关问题。

例如：如何在财政上维系这支军队？历史中国尝试了多种有关“常备军”的制度，称之为“兵制”。如北魏开始到唐代实行的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府兵由家庭财产较多的农家子弟组成，由专门机构管理，平时在家耕作劳动，农闲接受军训，或是定期赴军营轮流服役一段时间，士兵自备兵器、粮食、日用品，遇有战事，奉命出征，战后则返回原来所属的地区。由于国家无需承担军饷，维系这样的军队的费用就很低。[23]又如魏晋“士家制”或者明朝的“卫所制”，大致是从全国总人口中划出一部分家庭专为军籍，官方为这些家庭提供土地耕种，还可能获得些军饷，但每户必须提供一名壮丁，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当兵，这一义务不得解除。[24]

对于士兵个体来说，这些制度的要求是不同的。府兵制下，若无战事，士兵只是定期服役；但在士家制或卫所制下，士兵则服役终身。但无论兵制如何，国家都因此保有固定和稳定的军营和军事管理组织，使得军队作为一个固定组织总是存在，只是士兵是流动的；因此有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用勉强二字概括说历史中国的军队勉强可以称之为常备军的道理；而且，无论是哪种兵制，这种常备军都嵌在这个农耕大国的语境中，或者说因农耕大国而成为可能。遇上战事，若规模不大，调用现有军队就足以对付；一旦战争规模很大，国家就会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临时扩军。

还有其它问题，例如，国家政治体制还必须始终保持对军队的有效控制。在没有实际战争考验的和平环境下，如何保证军队始终保持足够的战斗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有效应对各种军事需求，以及将领的选拔，等等。

（周亚夫平七国之乱）

这些问题并非源自推论，在中国历史上，凸显这些问题的例子甚至悲剧实在太多了。想想周亚夫。细柳营中，他带兵练兵的杰出表现，令皇帝坚信他是当朝独一无二的杰出军事统帅，由此成就了之后他三个月平定七国之乱的军事伟业———其实也是政治上的伟业。但也正因为他的军事才华，军中无出其右的个人魅力，以及对皇帝也不阿谀的耿直，即便他转任了文职，甚至辞了官，还是让考虑权力交接的皇帝无法放心。周亚夫的军事能力和人格品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个人最终的悲剧。[25]悲夫！

与今天许多人对于历史中国的想象相反，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确保政治安定，尽管没有什么三权分立的论述（而且需要吗？如果做都做了），历代王朝一直注重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财、监、人事等各种权力的相互制衡；而且是常规，不是例外。从全国而言，行政区划上以犬牙相入来实现地区间的相互制衡甚或钳制；[26]在地方上，为应对危机或是在边陲军事重镇，也会允许临时性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总体而言，并在制度上，一直强调军政分权，文官高于武官；还采取了政区与军区的区划交叉但不重合，对军队往往实行双重或多重领导，以及以行政主官兼职地方军事主官或“监军”等制度措施。即便为应对紧急事项临时高度集权的，在接受了惨痛历史教训后，后世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忠于朝廷的政治精英，也一直高度警惕和自觉，防止这类临时制度因其有效而变为定制，不经意地改变了国家的宪制分权，酿出分裂割据和战乱的大祸。

三、治国与平天下

对军事的宪制规训和整合只是手段，在历史中国，规训军事的根本目的是，在文治的架构中，更具方向性地也更有效地运用军事来保证国家安全，实现政治治理。在国家统一之后，始终需要以军事应对的是来自北方的威胁。从华北平原北部边缘起，一直延展到西伯利亚，那片辽阔的草原上，曾先后驰骋过众多几乎与中原文明同时兴起的游牧文明的伟大民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满等，对中原王朝影响重大，在特定意义上也以各种方式参与了历史中国的构建，塑造和融入了中华民族，也影响了世界文明。[27]

这个威胁是持久的。文字记录至少始于西周。西周建国前就曾“伐犬戎”；[28]公元前８２２年，秦仲奉周天子命攻打西戎，身亡。[29]公元前７７１年，西北游牧民族犬戎侵入咸阳，杀死了周幽王，之后平王东迁，就为了避开西戎。[30]然后有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的“尊王攘夷”，其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会同中原各诸侯国共同抗击北方游牧民族，[31]管仲因此得到了孔子极高的赞扬：管仲去世百年后，中原百姓还享受着管仲尊王攘夷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连我孔子本人也穿着左襟衣服、披头散发如夷狄人一般了。[32]但从孔子的赞扬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游牧文明当时对中原农耕文明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到战国时，为有效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胡人），赵武灵王则主动推行了中国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有记载的重大军事变革，事实上是一次全面的社会变革，“胡服骑射”，[33]赵国从此一跃成为军事强国。

（胡服骑射）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也曾多次南下进入，侵入生产力水平更高、经济繁荣、军力看似很强大的中原王朝，在中原先后建立各种地方性的政权，也曾建立被后世承认为中华正统的全国性政权先后建立各种割据的民族政权。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这种竞争中，前者从来占据了优势。农耕社区小，难以自发形成跨地域的社会组织联系，很难采取统一协调的行动；农耕使得财富积淀在持续耕作的土地上，农民世代定居，除非遇上重大自然灾害或战乱，故土难离。而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尽管人口不一定多，但形成的群体天然更大，需要因此也就有更强的集体行动能力和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游牧的生产方式还决定了游牧民没有多少盆盆罐罐，无需固守土地，马匹给予他们更大的流动性。但在两大文明的竞争中，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特点，都转化为组织化的战斗力，有更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战役和战斗上的高效和隐秘，变成一只非常高效而强大的军队。

而在东亚这片土地上，这两个文明还分享了漫长的边陲———若以秦代的长城计，西始临洮，东至辽东，号称万里，中原地区如何设防？分别设防，等于不设防，游牧民族或可以轻松绕道南下，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而全面、统一、协同设防问题，那在这片辽阔土地上就必须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有一支统一指挥、各地协调行动的军队，而农耕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自然导向这样的政府和军队。在万里边陲上，这需要多少兵力？！而且设防有意义吗，当游牧民族可以自由选择对它最有利的时间和地点，进攻在它看来防守最薄弱的地段，突破几乎是必然的。从地形上看，在太行山以东地区，只要越过华北北部山区，黄河以北就是一马平川，过了黄河，直到长江边，除少数丘陵和水网外，也基本是一马平川。

但别无选择，农耕文明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这几乎是一马平川的中原地带，就以农耕社区这种显然不利的经济社会组织条件下，以军事政治手段来构建并稳定地维系一个大国，以中央集权的政治、高度理性化的行政以及相应的经济、财政手段来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必要时还能与之展开对攻，通过军事斗争的以及以军事为后盾的其他手段，在中原北部从东到西的广阔地带，同先后兴起各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展开持续的生存竞争，并在可能之际，拓展中原的农耕文明。

这是历史中国宪制的另一根本问题，“平天下”，同“齐家”和“治国”并列。[34]所谓“天下”，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想象中，不等于今天的“外国”或“国外”，它只是距离王朝的文明和政治核心遥远，却仍被想象是可以为中原王朝整合的地带，是与“国”的有效政治治理相关的地区。治国者必须同时考虑北方的战略威胁；采取的任何措施，不但要回应“治国”的需求，也必须回应“平天下”的要求；[35]平定了天下，苍生百姓才可能安居乐业。

注意，历史中国的这种“国”与“天下”的想象中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华夷之辨”，[36]即承认中原与“夷”差别巨大，这种差别要求并支持区别对待。但华夷之间的区别不是本质主义的，与种族无关，而是文化的，如荀子所言，是“居越而越，居楚而楚，居夏而夏”，[37]因此才是可改变的。据此才有了第二点，坚信“以夏变夷”，[38]不搞文化相对主义，也不“文化多元”，基于对中原文明的高度自信，对边疆民族不怯懦不排外，而是坚持以综合实力为后盾，努力拓展中原文明。

因此在“平天下”中，军事扮演的角色，要比在“齐家”和“治国”中，更为显著和重要。重要的宪制问题不是什么法律同等保护或正当程序———这两者都以一个稳定的政治统治和管辖区为前提，以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联邦政府为前提。也不可能是以表达自由为核心的公民权利———因为人家喜欢的可是“马边悬人头，马后载妇女”[39]这样的“表达”自由！也不会是今天人们习惯讨论的那种中央和地方关系，无论是单一制或联邦制———因为谁是中央，谁是地方，既非天然，也非给定，这个谜底是双方的综合实力，但首先是军事实力共同锻造的！中原王朝也有臣服认输委曲求全甚至窝囊的时候，但最基本的原则是，以强大的军备和军力来捍卫农耕文明和中原王朝的安全，包括防御，包括震慑，也包括在特定时期或条件下的主动进攻。这是流血的政治。

在平天下中，军事发挥作用的另一形式是“羁縻”，即在边陲地区逐步推进和拓展中原的治理体制和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不仅在北部边陲，而且也在曾经人烟稀少的南方和西南丘陵山区，要在政治、军政和行政管理体制上对边陲逐渐完成“以夏变夷”。从外观上看，这大致是政治甚至是行政的，但常常必须准备好应对流血的战争，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因此，羁縻的宪制意义不仅是对边陲军事防御的政治支持和巩固，更是中原政治文明形态和格局的逐步拓展。而随着中原文明和政治治理格局的拓展，有了更辽阔的疆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就有了更大的战略纵深，就可能从不直接受战争威胁的地区征兵征粮并调运北方，才可能坚持这场持续数千年同北方游牧民族的竞争，并在竞争过程中，促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促成这个历史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整合。

下一节，我以长城为一个典型范例，具体讨论中国北方的军事防卫对于历史中国的宪制意义，而有关羁縻，有关边陲地区军事行政管理和政治整合，我在其他论文中有论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四、宪制视野中的长城

长城是一个军事防御设施，也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工程，这很直观。本节则试图从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在东亚大陆地理条件下漫长竞争中，长城对于历史中国和中国文明构成（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制度功能，并因此是宪制层面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要具有宪制层面的意义或功能，一项制度或措施或工程或战略必须有关一个国家或王朝的创建或立国，应对的必须是一个国家的长期和根本问题，诸如“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一，并且对这些问题有深远的影响。这些措施制度，或是扭转了原有的基本格局，或是从此开出了新的可能，例如，西周的分封制（有别于夏商的部落联盟制），或是秦的郡县制和种种创新。由于其重大，有时甚至不能简单地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如尽管孔子在世时很是失败，但他主张的“君臣父子”等原则最终成为传统中国的纲常（宪法基本原则）；又如秦虽然二世而亡，却“百代皆行秦政法”。[40]

（长城）

因此，要从宪制层面看长城，关注的问题就不是，至少不能只是，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把边陲安全更多寄托于个别杰出将领；也不能只是孟姜女的视角：“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41]而至少应当包括，例如：（１）长城是否改变了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农耕民族同游牧民族的竞争优势；（２）长城（及其配套设施）是否强化了边陲的防守，优化了边陲以及全国各地的军力配置，并因此减少了历代王朝百姓若无长城必须负担的额外赋税、兵役和劳役；（３）是否避免了农耕文明为游牧民族征服，甚或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原农耕文明控制和影响的疆域；（４）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无其他可行的措施或制度可以更有效率地实现上诉追求。这需要更具体的考察。

首先，长城从根本上削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本来具有的机动优势。秦修建长城为后代确立了“因地形，用险制塞”[42]的基本原则，总是于两山峡谷处或河流转折处修建关城隘口；即便在无险可依的平川，也修在往来必经之地。这节约了人力和建筑材料，却起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而修建于高山巅的长城也往往不只一道墙，通常有两道甚至几道；在长城西段地势较为平坦的如河套地区，以及北京北面军事地位极为的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一带，最多的地方甚至有２０重城墙。

与长城配套但突前于长城修建的烽燧，在这一视角下，其功能就相当于冷兵器时代的长程雷达、早期预警系统和军事通讯系统。烽燧或建在视野宽广的山巅或高地上，建在平坦地区也高达三丈。即便在平地地区，烽燧上的值班士兵也有能力提前发现入侵者的动向，以逸待劳，并以烟（白天）或火（夜间）的形式尽快传递和报告给相邻的各处驻军；与此同时，军情还通过烽燧接力和驿传方式及时报告当地军政首长，直至中央政府。

甚至为更有效的全国性军事调度，可以将强大的机动兵团留在后方，作为国家的战略预备队。在秦代，作为长城配套设施之一的是从咸阳向北直达九原郡（今包头附近）全长７３６公里、宽２０以上的秦直道。秦军可以实现人马辎重的快速机动，既可迅速增援受攻击的长城守军，也可以以部分援军从其他关口出关，直接穿插敌军后方，实行战略合围。

值得强调的是，在实行合围之际，无论敌方是否越过长城，长城都可以成为中原军队设定的包围圈一部分，不必四面合围，而只需从两个方向挤压被包围的敌军，这就大大节省了合围敌军所必需的军队数量。中原军队实行远距离大规模战略合围的部署协调也因此相对简单、快捷和隐秘，可以更有效隐藏自己的战略意图。

由于长城改善了军事通讯和交通，驻守塞上的军队可以更有效配置，军队的战略机动性提高了，这实际上减少了中原王朝为保证北部安全必须部署的军队，也减少了为此必须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想想，有了秦直道机动，将３０万秦军部署于咸阳，而不是在长城上，仅此一点，就可以节省多少运送粮草辎重的劳役！这转而就减轻了中原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百姓的赋税、劳役和兵役，减少朝廷与百姓的冲突；而从军备中节省下来的人力、物力或财力，藏富于民，一定会用于有更多经济社会产出和效用的投资。

弱化了对手，强化了自己，长城客观上拓展了中原的农耕文明。尽管不大会有人长期到长城以外的地区耕牧、定居，但沿着城墙以内，就可以安全耕作定居，会有商旅，著名如河西走廊上的丝绸之路；而这些地区本来都是两个文明之间争夺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很难。此外尽管农耕文明因长城获得的实际拓展并不大，但游牧文明因长城而感受到的活动范围之挤压则很大。因长城给长城守军带来了合围的便利，这就给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带来了一种很难消除的风险，而且除非放弃游牧，游牧民族还注定无法利用长城、烽燧这种只能为农耕者使用的设施来守卫或预警（这与今天各国都可以研制核武器很不相同），这就迫使游牧民族总体上必须尽量靠北行动。由此，才有了司马迁那简洁但令人怦然心动的文字，“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43]才有了“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匈奴的］王庭”、“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44]长城本身的存在就令游牧区全面北撤了。

也正因为对于中原百姓和政权，乃至对于中国文明，深刻、广泛和持久的效用，长城才会在历史中逐渐在北部边陲耸起。后代王朝，包括那些建国于中原的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如北魏、东魏、北齐和北周，为防护柔然、突厥和契丹南下，也曾多次大规模修缮甚或重建长城。他们不可能是在愚昧地沿袭前人。有证据表明，每一代中原王朝的决策者，在修建长城之前，对本朝各种可采用措施的成本收益，都有过仔细比较和整体盘算。

成本收益的盘算是想象的，结果却不是虚幻的。中原的历史曾从正反面多次提供惊心动魄的经验证据。

正面的。简单说来，至少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１３３年马邑设伏，或公元前１１９漠北大捷开始，沙漠之南就基本没有匈奴的势力了。到公元前５３年，汉宣帝时期，匈奴单于投诚，亲自到长安朝见汉宣帝，之后北方就一直也没有什么有威胁的战事。公元８９年窦宪奉旨远征匈奴，其实是帮南匈奴去打北匈奴。尽管此后中国这些地区的民族关系也说不上和谐，中原地区也屡有战乱，但从漠北大捷到西晋的八王之乱引出五胡十六国，中国北方也有了４００余年的基本安定，不受游牧民族南侵的影响。

（西汉反击匈奴）

对于中原百姓来说，灾难深重的是西晋灭亡之后的南北朝时期。起因是中原王朝的内乱，但中原当时已无法利用长城来抗拒北方游牧民族也是其中重要变量。本来中国北方边陲的情况是比较好的。西汉对匈奴的沉重军事打击导致了匈奴的分裂，部分匈奴以及北方其他一些游牧民族（所谓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先后归顺中原，被西汉安置于长城周边地区；东汉还特意让南匈奴重新定居于长城以南的边境八郡，并在当地建立宫廷；同时又从内地移民到此，设立了代表朝廷的卫护机构。与汉人杂居的匈奴人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扩展开来，广泛定居关中及泾渭流域。这一政策本来是为强化中原文化的影响，促使民族融合，前提条件是中原的政治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和文化综合实力的强大。

但这个前提缺失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三国战乱，中原地区人口锐减；西晋统一后不久又发生“八王之乱”，持续了１０余年，中原王朝极度孱弱，政治统治名存实亡，既无力依靠长城抗击和隔离游牧民族南侵，更谈不上以稳定和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为后盾促使南迁的胡人实现民族融合。胡人与汉人的关系紧张起来了。先是内迁的胡人造反，紧接着北方其他游牧民族乘机南侵。南匈奴灭了西晋后，便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王朝；之后“五胡”和汉人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其中存在时间较长、有较大影响力的有十六国。中原地区由此开始了长达１３０多年的分裂、割据和战乱时期，中原百姓极度悲惨，大量被杀或南逃江南，整个华北地区人口丧失了９０％，汉民族几近亡种灭族。

中原的另一个大动荡时期是五代十国。这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恶果，而之所以会出现藩镇，至少部分或间接与唐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有关。唐太宗和高宗时期，唐军先后打败并灭了东突厥和西突厥，又打败了西部的吐谷浑；高宗时期，再打败了东北的高句丽。由于国力强大，加之唐本身也有北部游牧民族之一鲜卑的血统，因此唐代边陲政策是兼容各边疆民族，不认为有必要在北方修筑和倚重长城。但还是不得不应对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从唐睿宗时（公元７１１年）开始，便在北方边陲设立扩充了防戍军镇，设置了统率当地军、民、财三政、长驻且专任的节度使。这已经违反了和平时期地方长官不统掌军政大权这一传统中国的政治教训；接着，由于边陲漫长，有效的防务需要多地协调和统一的军事指挥，唐便以一镇节度使兼任其他两甚至三镇的节度使，边陲地区军政权力进一步集中；为缓解国家的军费压力，唐还实行了募兵制，军队财政由各节度使自行筹措解决，这等于边防军私人化了。所有这些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应急措施，分别看来有效也有效率，累积起来，结果导致边镇军事将领权力膨胀，藩镇割据。

如安禄山一人就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管辖区从如今辽宁的朝阳到山西大同，下属数十万日益私人化的军队，加上手握地方行政和财政大权，尾大不掉，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虽得平息，但藩镇势力自此兴盛起来。黄巢起义后，部分实力雄厚的藩镇先后被封为王，实际上已成高度自主的王国。唐亡后，藩镇纷纷自立，其中地处华北军力强盛的政权控制了中原，形成五代王朝；其中至少三代，即后唐、后晋和后汉，是由西突厥的沙陀族建立。中原内乱还使北方另一游牧政权契丹南侵，建立了辽国。也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西夏独立了，特别是自秦代起一直设有郡县的交趾（今越南中北部）从此脱离了中国。

但中原百姓的苦难没有结束，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序幕。公元９３６年，五代十国中后唐的石敬唐认契丹皇帝为父，出卖了从上海关直到雁门关以西（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其称帝。这一事件影响了随后中国政治格局长达４００多年。这十六州地处太行山东部、北部和西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失去了它们，中原王朝的粮食主产地华北平原就完全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眼前。

北宋统一中原后，曾试图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北宋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无法获得长城庇护的汉族中原王朝。整个华北无险可守，积弱的宋朝一直为边患困扰。统治中国东北和华北的辽（契丹）和金（女真）军队先（１００４年）后（１１２７年）南下，穿过华北平原，或威胁，或攻占了北宋首都开封，宋徽、钦二帝被金国俘虏。宋朝廷只能渡江南迁杭州，建立了南宋。[45]１２１３年，燕云十六州又为蒙古占领；之后，忽必烈大军南下，建立元朝，先后灭金和南宋，中原又一次全面为北方民族统治。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派徐达、常遇春攻克北京，中原王朝才重新控制了燕云十六州，控制了沿前朝长城的北方边陲要地。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秦汉４００年历史正面例证了长城对于维护中原农耕文明的制度意义，那么从唐睿宗设节度使开始的长达６５０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自然实验：在冷兵器时代，可否不依赖长城，而以一种替代方式建构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历史中国。无情的结果是，战乱迭起，死人无数，元初中原人口损失８０％。

如果仅看王朝的更迭和中原的战乱，确实可以感慨：“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长城未能令中原王朝逃脱因北方民族南下的更替，中原民众未能逃过一次次劫难。[46]但这种阅尽沧桑的宏大视角，看起来很后果主义，其实也就是一种追求“高大上”的感慨，误解了宪法性制度的功能，若据此主张放弃行动，其实证明了其恰恰是非后果主义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或最终被马其顿征服，并不表明雅典的民主毫无意义。真正值得政治家／法律人关切的，其实是天下无数生命脆弱且短暂的苍生“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卑微视角。对制度功用的评判标准应当在边际，必须将一些不曾发生但完全可能发生、想象的人和事纳入考量。不曾发生并不必定因为其从来就不会发生，而很可能是因某些努力、某种对策、某个制度甚或某个人避免了其发生，因此，恰当的思考永远要界定并考量那些“不在场”的因素。[47]评判长城的底线因此不是，不修长城，或少了多少将军白发征夫泪，或少了多少“悔教夫婿觅封侯”，会有多少农民安居故土“你挑水来我浇园，你织布来我耕田”，因此他们个人和家庭乃至整个中原民众的幸福指数会增加多少；而是，若不修长城，无人戍边，这些被幸福的农民，会有多少人，有多大可能，会额外地，成为“两脚羊”？[48]

再宏观点，如果没有长城，这个农耕文明会是何种形态，何种规模？甚或，就一定还有这个堪称辉煌灿烂并令后人自豪的中华文明吗？任何文明都不可能脱离许许多多具体的人、事、物而单独存在或持续的。若无长城，这个号称人类不间断持续了最久的古老的华夏文明，并非不可能，如同比中国文明更古老的两河流域文明或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那样，被后起的或周边的其他文明灭了。这种历史事件其实颇多，在马其顿征服之后，古希腊城邦便永远消失。继承希腊文化的罗马人，也曾被驰骋奔突于欧洲大地的阿提拉军队横扫，而这些令欧洲人胆战心惊、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人，据说只是被卫青、霍去病特别是窦宪打败后西窜匈奴人的后裔！[49]

而如果长城对于历史中国的发生和构成，对于中华文明的生长和发展，意义真的如此重大，那么，其意义就不再可有可无。有些决策及其日常实践，仅因其对国家影响深刻和久远，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注定是宪制性的，无论其成败，也无论其是被视为军事还是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甚或文化！

五、追问被遗忘的军事———也算结语

本文集中讨论了军事对于历史中国的宪制的意义。然而，尽管法律最终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这一点以各种方式一直存在于法律定义中，但时下流行的宪法性法律的学术话语中居然几乎从来不提最组织化、系统化的军事。这着实令人困惑，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不是其流行，而是它竟然发生了。这不仅与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历史，而且与现代欧美主要大国的实在宪制，都无法支持这种流行。中国并非历史的例外，而是通例之一。就让我跳跃地浏览一下历史吧。

例如，古希腊时期，城邦政治及其构成固然有政治力的塑造，但无论怎么看，也显然有甚至主要是军事力量的积极塑造，特别是捍卫。说句不好听的话，再了不起的城邦，只要一仗败了，就可能从历史上抹去了。古希腊时期，有５０年的希波战争（公元前４９９－前４４９年），希腊联军的胜利才保证了希腊众多城邦的独立及安全，此后数百年间希腊持续称霸东地中海，获得了空前影响力；而希腊联军的盟主雅典，其民主政治也由此获得发展。但雅典的提洛同盟在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争夺霸权的战争（前４３１－４０４年）失败后，斯巴达的贵族政体／宪制也因此在希腊地区流行起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格外赞美斯巴达。[50]元前３７０年开始的留克特拉会战终结了斯巴达的霸权，则宣告了底比斯在希腊霸权的兴起。但公元前３３８年，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战役一举战胜了底比斯与雅典的希腊联军后，在科林斯召集的全希腊会议（斯巴达未参加）上接受希腊各城邦的臣服，从此大名鼎鼎轰轰烈烈的希腊城邦政治便从此名存实亡，无疾而终了。

在近代欧洲各大国，即便号称变革最温和的英国，也无一不是如此。《大宪章》并非自发生成，它追随着英国贵族的起兵而来；也有英国内战，国王被处死，建立共和国，然后是复辟，克伦威尔被鞭尸。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和血腥就不说了，尽管大革命颁布了《人权宣言》，却不知是嘲讽还是悲剧。近现代法国实施最久的《宪法》是１８７５年第三共和国宪法，但依宪治国居然没能长治久安，法国的一战民族英雄贝当元帅只能率军向德军投降；是二战的胜利，并因为法国是战胜国，才先后颁布了第四和第五共和国宪法。德国则是在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通过三次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先击败丹麦，将荷尔斯泰因划归普鲁士统治，再击败奥地利统一德国，最后击败法国进军巴黎，并在法国凡尔赛中，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登基，宣布了德意志帝国成立，从此有了现代德国，以及与之相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

（威廉一世加冕图）

二战胜利后，２０世纪下半叶和２１世纪，欧美的宪法话语改变了，实力政治声名狼藉，但宪制实践并没有改变。冷战时期塑造欧洲基本格局的最重要力量其实是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北约”和“华约”的实力抗衡，而不是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是美苏的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欧洲的军事平衡从此打破，才有了中东欧众多国家的宪制变化，包括苏联自身的解体，众多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也包括德国的统一，南斯拉夫的消失，欧盟的创立及其向东拓展。欧洲的所有这些宪制变化和变革，与这些国家先后颁布宪法性法律，或宪法法院的决定，基本无关，最直接相关的其实是２０世纪末欧洲政治军事实力的变化与重构。

不仅是欧洲。相应的变化也出现在近现代的东亚。２０世纪的东亚，无论是朝鲜半岛的演变，还是蒙古的独立，台湾的被割让和回归中国，日本二战前后的宪制及其当下日本政府谋求的修宪，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她的和平崛起，虽然也都有宪法性文件相随，但从根本上看，哪一件不是这一地区相关各国和势力的实力对峙和变化的产物？！当然包括军事实力。

所有这些都印证了马基雅维利的名言：一切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一切没有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51]

尽管今天颇为寂寞，但欧洲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发生过程中，在欧美的政治学和法学中，军事问题曾吸引了许多政法学者的关注。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曾以相当篇幅讨论了“新君主”，说的就是历史中国的“开国君主”，以及这些君主必须面对的国家军事问题；在另一名著《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也一再引用历史从各个侧面来论证军事和军备对于国家的意义。他强调，建立和保持军队是国家统治者必须独自承担的责任；[52]又指出，强大的武力，才可能令一国避免外国的侵略，才可能获得渴望的妥协，没有军力支持的谦卑，有害无益。[53]

孟德斯鸠也曾分析罗马衰亡的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军队的私人化：罗马军团长期驻守其攻占之地，远离罗马，将领容易尾大不掉，因个人生命所系，血战沙场的士兵自然更信赖和支持他们的杰出军事统帅，时间一长，他们就不再是共和国的士兵，而是军事统帅的士兵了，罗马军团的统帅因此就成了罗马共和国的敌人。原因二则是，罗马法本是用来、也只适合治理共和国的，而它如今面对的却是一个帝国；罗马法是用来造就一个伟大民族，却不是用来统治这个伟大民族的。[54]

但在这两点背后，孟德斯鸠触及的，与前面讨论的历史中国的宪制其实是暗合的，只需换一种表达，如，如何以“文治”规训“武功”？“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之”？以及一个因罗马的扩张而浮现但在欧洲后世一直被淡忘的问题：疆域扩张，空间距离加大，弱化了政治中心对各地政治和军事的控制，强化了直接指挥军队的军事统帅的实际权力。只是孟德斯鸠仅看出了罗马帝国的困窘，却没有———甚或没必要———给出答案。而我们却可能从孟德斯鸠指出的困窘中，才真正理解，并骄傲，当作为统一大国兴起时，秦汉那几乎成龙配套的伟大制度创新：废封建，建郡县，修驰道，建长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包括了军事体制和军备，也包括军政权力的调配！而在时间上，秦朝创立（前２２１年）比罗马帝国建立（公元前２７）早出了整整两个世纪！

今天美国宪法学者也不讨论军事宪制问题了，但值得提问的是，这究竟是因为如今军事真的不重要了，还是因为如今学者对军事的无知？在近代欧美各国中，针对本国情况，在宪制层面专门讨论军队和军事问题，并做出细致宪制安排的，就我的有限阅读而言，最突出且最早的其实是美国的联邦党人。和斯密一样，汉密尔顿坚决主张建立常备军，其理由是，有了常备军，欧洲历史上常见的小国因敌军突袭而被征服的现象就不会发生，而且还不会因战事临时征兵影响农业生产。[55]他的这两个理由并不令我在意，真的我在意的是，汉密尔顿对于本国国情的关注，这两个理由其实都直接有关当时美国的国情，各州（ｓｔａｔｅ）疆域相对狭窄，各州也都农业立国。

但最令人（至少我）感叹的是他关于究竟是由联邦还是由各州控制常备军的分析论证。先定后审，结论其实早就有了，联邦党人当然主张由联邦政府控制，不可思议的是汉密尔顿用来支持这一主张的根据和理由：军队最好由最易令人猜忌的人掌控，而不要由人们放心的人掌控；而由于在汉密尔顿看来民众通常更相信跟贴近自己的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因此军队才最适合由联邦政府来掌控。[56]

这个论证的逻辑（其实是不合逻辑）令我很怀疑汉密尔顿的诚实。但对政治家来说，这一点也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事，做成事，做成利［美］国利民的事。或许，就因为这个看起来很替各州和民众着想的论证，汉密尔顿忽悠了各州接受了自己的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由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政府，掌控着国家的常规军。这个结果是，避免了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分别为各州控制，特别是避免了当各州利益不一致时，常备军被政客、野心家（历史中国的割据势力）用作分裂工具国家的工具。历史证明了汉密尔顿的深谋远虑，及其为实现其深谋远虑的修辞。这一军权的宪制配置没有，也不可能，避免７５年后美国的南北内战，但这一军权配置从宪制上避免了各州用各自的常备军来打内战这一最坏后果。７５年！这表明在宪制层面对军事问题的谋划和应对，夸张一点，确实可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57]

但问题是，如果军事对于创造和维护一国宪制，对于令一个国家得以构成、发生和存在的疆域，以及维系和平，意义如此重大，为何在当代欧美各国宪制和宪法话语中，它几乎完全缺失？曾经生动重大的军事宪制问题考量，因何且如何，淡出了当今宪法学人的视野？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我也没打算给出确定、全面的回答。但还是有几点值得关注。

一个很容易上手，也有点道理，但不太令人信服的遗忘机制也许与作为当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重要构成部分的宪政话语（有别于其宪制实践）有关，与热衷这套话语的法律人有关。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有意淡化甚至遗忘军事实力，高歌民主、自由和权利，期望当今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相信，一国的良好宪制与其可以诉诸的军事实力完全无关，而只与２０世纪才兴起的言论自由、正当程序和同等保护等宪法话语有关。淡忘或遗忘军事和军备，因此不但会提高欧美大国和强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上的合法性，还可以误导发展中国家，放弃武装斗争，弱化甚至放弃国防。这是一种“不战以屈人之兵”的战略。

别以为这不会生效，其实已多次生效。多年后，戈尔巴乔夫曾多次抱怨说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不讲信用，违反了他们关于“北约一厘米也不会向东推进”的承诺。[58]但除了证明戈氏真的是一位傻波依外，这抱怨有任何意义吗？另一例证是利比亚。在西方威胁利诱下，包括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他坑爹的儿子的劝说，卡扎菲自诩“明智”地放弃了核武和化武，[59]

但数年后，曾同他握手言欢的法国总统就下令发动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其政权，他本人则在被捕后被虐杀，而且３年后，利比亚仍动荡分裂，此刻美国正紧急关闭美驻利比亚大使馆，并撤离所有人员。[60]

这种不谈军事的话语流行或许与法律人的知识构成、专长和偏好也有关。法律人都更擅长文字、演说、修辞，当然更喜欢这种“法眼看世界”；如果全社会都相信言辞立国，契约建国，相信“谈出来的美国”，法律人就就有理由顾盼自雄，舍我其谁，改“法治”为“法律人之治”，至少在和平时期。这就是理性人假定的必然结论。换言之，法律学人愿意如此切割、加工和演绎一个无需军事和武力的宪制天下和法律世界，不因为其虚伪，而是因为其真诚，尽管信仰之真诚从不保证其所信为真。这也就解说了那些视野更开阔、心肠更硬的法律人，从来都更强调“法律人／政治家”（如霍姆斯），并主张“超越法律”（波斯纳）。[61]

但我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准阴谋论或无知论———就因为这工程也太宏伟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遗忘机制，与本文的理论分析思路一致，可能与———相对于历史中国———欧美各国自然地理和国家特点有关。换言之，与欧美各国的“国情”有关。要点也早已提及：一是持久的生存竞争引发的入侵，二是大国。

我已论及，为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华夏中原地区就必须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足够强大的王朝，并始终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常备军”。忘战必危因此才写入历史中国的血脉。而如果农耕和游牧之间的生存竞争是促使国家发生并保持常备军之动力的话，[62]那么欧洲的自然地理条件，三面临海，更适合商贸和耕作，就欧州总体而言，就不大容易出现持续的农耕者与游牧者之间大规模的竞争———摧毁罗马帝国的匈人并非欧洲土产。换言之，欧洲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类制度需求：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以强大的常备军抵抗游牧民族。从经验上看，除了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早期外，欧洲早期的城邦各国和中世纪的封建各国，都不像历史中国那样一直保有一支军队。这并非欧洲和平，其实欧洲的战事也挺“勤”，只是若需要军队，或组织民兵，或使用雇佣军，或向邻国寻求援军；战事过去，民兵就会解甲归田，雇佣军或援军就会被打发。但只要军队是临时的，军队就不大可能成为需要宪制特别关注的一种常规政治力量，军事也就很难驻足于政治家的视野———谁会把临时来访的亲戚作为家庭成员来安排？！

当然也有例外，欧洲国家中，也曾有军队或军事影响一国政治的，如罗马共和国末期凯撒统率的罗马军团，或是克伦威尔统率的护国军，就曾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宪制实践。但例外需要的或往往唤起的只是随机应变的“打发”，而不是宪制的持久应对。

北美大陆也曾是这种状况。除了在美国建国时期，并且主要针对州和联邦的权力配置，军事不大可能作为重要问题持续存在于因孤悬海外而获得安全的美国政治宪制话语中，也不大可能进入北美其他国家的宪制视野——除了加拿大，还能有谁？印第安人？对不起，他们从不曾是宪制问题思考的主体，而只是此地宪制必须思考和处置的客体。

相比之下，在历史中国，总是在中原建国、开国，秦汉之后总是中央集权，永远是农耕大国，永远有来自北方的威胁，所有这些不变的制度条件促使了，而特别重要的还有一个条件是，３０００年来一直以统一的文字保留下来的、因此可以予以系统反思的历史记录和文献也有助于，历代政治家和学人，把相关的军事问题塑造成为历代中国政治和宪制的常规问题，要求并且激发人们系统思考和制度性应对。

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的第二点是，欧洲各国一直更多是小国；即便近代英德法意在经济、政治甚或军事都成了欧洲大国甚至世界大国，就地域和人口来说，也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从中世纪到近代，欧洲人一直认为“只有大国才能有军队。”[63]这种说法在现代之前很有道理。国家不大，就缺乏战略纵深，军事和军备对于维护一国主权和安全的意义就会急剧下降，全民皆兵也很难有效抵抗邻国的突袭。古希腊从希波战争到马其顿征服期间，依次在爱琴海地区称霸的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和马其顿，基本都是一仗胜了，就在希腊世界中称雄。而到了现代，军事行动日益迅速，战争立体化，欧洲的所谓大国，除了孤身海上的英国，都失去了有国防意义的战略纵深；如今，若不是核武器，所谓大国与“小国”在国防上已经无异。想想，二战时期，在德国的闪电战下，法国这个大国４０天投降，与波兰３６天、挪威６３天、比利时１９天、荷兰５天、南斯拉夫１１天、希腊５６天投降，与丹麦和卢森堡均一天被攻占，这些区别有意义吗？

当军事对于国防的实际意义下降后，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近现代以来，欧洲各国的国家安全更多系于外交，战略结盟和纵横捭阖；如今，还得加上核武器，以及特定条件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这对保家卫国或捍卫本国宪制还有些意义。一旦理解了近现代以来军事对欧洲各国的实际意义，就会理解为什么是在１９世纪末，康德开始提议欧洲各国逐步放弃常备军以求世界（“世界”前面其实应加欧洲二字）的永久和平。[64]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近现代之后，欧洲的一些最小的国家先后宣布放弃常备军；稍大一点的，如瑞士、奥地利、芬兰以及比利时和卢森堡则宣布或是曾经宣布，永久中立。即便欧洲的大国，打不过了，就投降，也不丢人。这种种情况都表明军事对于许多欧洲国家真没多大宪制层面的意义了。

这个判断知识只是对于特定的分析单位正确，即以单个欧洲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而过去近７０年来，真实的分析单位已不再是单个国家，而是国家集团。二战之后，西欧国家确实获得了欧洲历史上也许是最长期的和平。但这与减少各国削减军备无关，与西欧各国人民的愿望无关（哪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又不渴望和平？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人民和平愿望也很强烈，事实上可能更强烈），而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欧洲，有了一个美国主导的军力强大的北约。这个军事组织在维系欧洲和平上有相当的外在性，受其影响的并不只是加入北约的国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无论是否参加了北约，不同程度上都受其影响了。

曾经的南斯拉夫都去哪了？想想被打击的塞尔维亚，以及由此获得分离的科索沃，不都曾以不同方式“受惠”于北约？而它们都并非北约国家！这意味着，北约的军事存在其实已经成为所有这些欧洲国家实在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塌下来，长子顶着。欧洲各国宪法学人还需要或怎么来讨论这个完全超出本国宪制之外、他们无法控制也无法真正理解的军事和军备问题吗？有绝对的制度理由，宪制问题淡出了他们宪制／宪法／宪政研究的视野。

但换一个视角看，无论放弃常备军，还是宣布永久中立，各国军事上合纵连横，或是就臣服强邻以求得保护，这也仍然是各国鉴于本国国情对军事问题的一种可行的宪制安排！

而沿着这一思路，或许还会发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已经成为常规的军人干政，在当代巴基斯坦、泰国屡屡出现的军事政变和军政权，或自１９５２年独立以来埃及领导人一直来自军方，放在这些国家政治社会变革的长期实践中看，则有理由视之为该国的宪制常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之一，是针对这些国家国情的一种宪制安排。经此，一国的军事武装集团，作为该国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通常也是该国的一批政治社会精英，得以常规地纳入了该国的实在宪制（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当该国的常规政治“死机”时，就由这些精英按下制度的“重启”键。

从规范宪法学上看，这当然太糟了；但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发展来说，这个重启键未必真的那么糟糕。

只是这类都不是大国的选项。没有军事实力的大国，这种说法听起来就别扭；不靠谱，是矛盾修辞。[65]即便军事在欧州各国的宪制话语层面淡出了，这个幽灵照样以各种实践的形式在欧洲徘徊。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欧盟的诞生，欧盟开始努力建立独立的防务。[66]从前门送走的各小国的军事问题，兜个圈，便从欧盟这个“大国”的宪制实践层面的后门钻进来了。

更重要的是，军事问题从这些国家的宪制话语层面的淡出，完全不算个问题，对西方学人的本国宪制研究也不是问题，对于拥有足够强大军事实力的美国或欧盟的实践更不是问题，除非有一天他们成了戈尔巴乔夫。而且，真正的宪制层面的军事问题思考，与任何其他真正的宪制问题思考一样，永远不能指望人手一册，公众踊跃参与，而且还真有意义。有些事，从来注定是政治家的事，别人无法替代，就如同死亡一样。因此我可以不关心。

但我关心的是，中国学人，在讨论中国宪制问题时，如果习惯了并因此照搬这种缺乏军事考量的宪制研究视野和话语，就一定会过滤掉军事对历史中国的宪制塑造，就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在宪制层面讨论军事问题，很可能会培养出那种“我不懂的就不重要或就不是学问”的心态。本文的努力，就会如本文开篇所言，尴尬且另类。这也不算是真问题，也只是个人学术上的纠结。但如果这个主要有关实践的，而不是学术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视野全然淡出了，会如何？“天下虽安，忘战必危”？！[67]

本文只想把军事带入宪制研究者的视野，指出其对一国宪制或明或暗潜移默化具有创造和塑造作用，只想恢复其在宪制研究中应有的位置。我并不，也没夸大其作用。万里长城即便对于传统农耕中国有宪制意义，历史中国还是经历了一次次劫难，这和民主自由或是航母或ＴＭＤ很厉害，却未能令美国躲过９·１１一样。只是永远无法结论说：军事不重要，不必纳入宪制考量。而且，我也没打算用它替代或置换其他的必要，也不可能替代，包括恰当、明智且有分寸的自由、民主、人权或宪政的实践（着重号以示这有别于那种作为高分贝噪音的政治正确）。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将军事纳入宪制考量，主要有关宪制的实践。但对于中国宪法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拓展，也有学术意义。经此，我们有可能重新观察和理解我们的以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一些重大的军事举措、工程和战略。在这一视角内，比方说，１９５０－６０年代中国的“两弹一星”，其功能就一定不只是一般的武器装备制造或科技发展，它有关中国国家的战略安全，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在的发言权，它令中国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变得真实可信。[68]至，尽管几乎无人提及，它事实上也为１９７８年之后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提供了最重要的战略安全保障，且不说它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意义，而这一点对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心理建构，换言之，另一层面的宪制，也非常重要。

[1]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成公十三年），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８６１页。

[2]转引自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２２页。

[3]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载《邓小平文选》卷３，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８页。

[4]参见宗道一等编著：《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齐鲁书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７页。

[5]事实上，以色列并没有一部名为《宪法》的文件，而只有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名为《法律和行政法令》。该文件以单独一章，仅一条，规定了以色列国“临时政府有权建立陆海空三军，军队有权为保卫国家采取一切合法和必要的行动。”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７１页。

[6]Ｓｅｅ　Ａｖｎｅｒ　Ｃｏｈｅｎ，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ｍｂ，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３４９．

[7]参见黄山伐：《１９８１：谁毁了萨达姆核反应堆》，载《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２００８年１５期。

[8]“美国这个国家本身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资中筠：《美国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７页。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9]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Ｃｕｒｔｉｓｓ－Ｗｒｉｇｈ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ｒｐ．２９９Ｕ．Ｓ．３０４（１９３６）。联邦最高法院甚至明确指出并承认，通过发现和占领而取得领土的权力，驱逐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权力，签署国际条约而不在宪法层面予以批准，这些权力都不是宪法条款所确认的权力，而是本质上与主权国家的地位不可分离的权力。

[10]而这场战争的另一结果则是促成了另一北美国家加拿大的创建。在此次战争中，美国北部的英语和法语两大殖民地居民联手抗击美军，使美国向北扩张不能，５０年后，这两块殖民地建立了加拿大联邦。这为本文的论题提供了另一例证。关于这场战争，可参看，Ｄｏｎａｌｄ　Ｒ．Ｈｉｃｋｅｙ，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１８１２：Ａ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11]“Ｍｅｘ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ｒ”，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Ｍｅｘｉｃａｎ％Ｅ２％８０％９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ａｒ．

[12]冯象（译）：《摩西五经》，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版，第３页。

[13]胡风：《胡风的诗：时间开始了！〉及〈狱中诗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版，第４页。

[14]参见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书同文”和“官话”为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精英政治与政治参与》，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15]参见苏力：《何为宪制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０１３年第５期。

[16]沈德潜编：《击壤歌》，载《古诗源》，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１页。

[17]“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６９９页。

[18]前注[17]，司马迁书，第２６９９页。

[19]班固：《汉书》（元帝记），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７７页。

[20]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８５页。又参见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载《历史研究》１９９５年２期。

[21]参见［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６２－２６３页。［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２６页。

[22]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２－３页。这种说法隐含了一个经验上不可能验证的关于社会发展普遍性和规定性的时间标准，这是２０世纪社会观念的产物，因此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独特性的梁漱溟先生的理论架构是一种普世主义的。

[23]参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全书都谈论府兵，无法注释页码）。

[24]参见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顾诚：《谈明代的卫籍》，载《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25]周亚夫率军驻驻扎细柳防备匈奴侵扰。汉文帝亲自慰劳军队，到细柳营，被挡住，不准进入。卫队称“皇上就要到了”，官兵回答：“将军有令：‘在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命令’”；在军营中，皇帝的卫队也被告知不得快行。转任宰相后，在重大问题上，周亚夫也坚持依法办事，不理会皇帝的个人意图。因刚直不阿，辞职后仍被冤下狱，绝食自尽。前注[17]，司马迁书（绛候周勃世家），第２０７４－２０７９页。

[26]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７章。

[27]参见［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28]参见前注[17]，司马迁书（周本纪），第１１８页。

[29]参见前注[17]，司马迁书（周本纪），第178页。

[30]“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尽取周赂而去。……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前注【17】，司马迁书（周本纪），第１５４页。

[31]参见前注①，杨伯峻书（闵公元年），第２５６页。

[32]“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１页。

[33]前注[17]，司马迁书（赵世家），第１８０６页。

[34]参见前注[15]，苏力文。

[35]“中国漫长历史上的许多内部政策和改革措施，都是为有效抗击北方民族而制定的。”［日］铃木中正：《中国与内亚的关系：匈奴和西藏》，［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７页。

[36]“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前注[32]，杨伯峻书（八佾），第２４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前注①，杨伯峻书（成公四年）、（定公十年），第８１６、１５７８页。

[37]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４４页。

[38]“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滕文公上），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２５页。

[39]蔡文姬：《悲愤诗》，前注[16]，沈德潜编书，第６３页。

[40]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６１页。

[41]陈琳：《饮马长城窟》，前注[16]，沈德潜书，第１２９页。

[42]前注[17]，司马迁书（蒙恬列传），第３５６５页。

[43]前注[17]，司马迁书（陈涉世家），第１９６３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44]前注[19]，班固书（匈奴传上、下），第３７７０、３８０３页。

[45]关于失去燕云十六州之后对中原王朝的影响，顾祖禹引前人称：“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燕蓟之北，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此中原险要，所恃以隔绝中外也。……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澶渊之役，寇准欲邀契丹称臣，且献幽蓟地。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戎且生心矣。真宗不从。及女真取燕山，遂成靖康之祸。”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３６－４３７页。

[46]“其实在历史中，长城几乎没有发挥过实际功效。”前注[27]，［日］杉山正明书，第２６－２８页。

[47]福柯称“谱系学甚至必须界定这些事件不在场的那些时候，即它们一直未能实现的时刻”。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Ｒｅａｄｅｒ，ｅｄ．ｂｙ　Ｐａｕｌ　Ｒａｂｉｎｏｗ，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４，ｐ．７７．

[48]“自靖康丙午岁（公元１１２６年），金人之乱，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人肉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烧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庄绰：《鸡肋编》，萧鲁阳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４页。

[49]参见［英］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２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６３－３７０页。但对这个说法也存在质疑，包括晚近的体质人类学的基因测试研究。

[50]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理想政体，就以斯巴达为范本；亚里士多德中谈论现实中比较完备的城邦宪制首先提到的就是斯巴达。参见［古希腊］：《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第８２－９２页。普鲁塔克则认为“斯巴达享有的杰出政体与正义。”参见黄宏旭编：《希腊罗马名人录》，陆永庭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２３页。

[51]Ｓｅｅ　Ｎｉｃｃｏｌｏ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１９５０，ｐ．２２．

[52]参见［意］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薛军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53]参见前注[52]，［意］马基雅维利书，第３６５－３６６页。

[54]参见［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１８６２年版，第４８－４９、５１－５２页。“罗马的历史可以当做一个绝好的例证，它说明，要建立一个大帝国，只能以依靠军事力量的个人独裁为基础，并以有效的官僚机构来维持和平与秩序，除此以外要在任何其他基础上建立这个帝国，是何等的困难。”［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４页。

[55]参见前注[21]，［美］汉密尔顿书，第３５页。

[56]参见前注[21]，［美］汉密尔顿书，第124页。

[57]陈澹然：《迁都建藩议》，转引自，《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58]参见《戈尔巴乔夫指责西方没有遵守北约不东扩的承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ｊ／ｇｊｒｗ／ｎｅｗｓ／２００９／０４－０３／１６３１１１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日访问。

[59]参见《卡扎菲称放弃发展违禁武器是‘明智之举’》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９４１１３８７１８４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日访问。

[60]参见《美国关闭驻利比亚大使馆撤离所有人员，被指撇下烂摊子不管》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４＿０７＿２８＿２５０７５４．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日访问。

[61]Ｏｌｉｖｅｒ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Ｈｏｌｍｅｓ，Ｊｒ．，“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Ｈｏｌｍｅ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ｌｉｖｅｒ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Ｈｏｌｍｅｓ，Ｊｒ．，ｅｄ．ｂ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Ｐｏｓｎ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２２５；“法律上的伟大所隐含的就是要超越法律”，［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６４页。又请看马克思的名言，“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序言＞导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２页。

[62]“农民和牧人之间、劳动者和掠夺者之间、低地和牧场的草原之间的矛盾，［……］是一切历史的推动力，是产生一切国家的原因。”［德］奥本海：《论国家》，沈蕴芳、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４页。

[63]前注[54]，［法］孟德斯鸠书，第１２页。

[64]“常备军应该逐渐地全部加以废除。”［德］康德：《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载［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９－１００页。

[65]法国《世界报》就曾报道，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就曾称没有军事能力的欧洲也就是只纸老虎。转引自高华：《欧盟独立防务：开端、问题和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年７期。

[66]参见前注[65]，高华文。

[67]“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６５页。

[68]“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７９页。

华为是一家创新型的企业吗？前不久，欧洲一家通信制造商的高管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这样讲道：过去20多年全球通信行业的最大事件是华为的意外崛起，华为以价格和技术的破坏性创新彻底颠覆了通信产业的传统格局，从而让世界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能享受到低价优质的信息服务。

然而，令人纳闷的是，“创新”一词在华为的“管理词典”中却不多见，在任正非20多年来的上百次讲话、文章和华为的文件中，“创新”是被提到最少的。尤其在近两年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大行其道、风靡整个中国产业界的氛围下，任正非却在华为15万员工中大谈以乌龟精神追赶龙飞船，要求上上下下“拒绝机会主义”，沿着华为既定的道路，并且不被路旁的鲜花所干扰，坚定信心地朝前走……

那么，这一切背后到底反映着什么样的企业哲学观，以及在哲学观基础上的华为的创新理念和创新实践、创新故事？

一、关于创新：追随·连续·颠覆

追随型创新

就是模仿。中国大量互联网公司、科技企业的所谓创新，都应该属于追随型创新，包括华为的早中期，甚至在今天，很多产品都属于追随型创新。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关系。

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的不同是，美国从孩子开始，就让他们展开大视野，培养他们领袖精神的成长。而中国重在培养孩子的循规蹈矩的工匠精神，工匠文化的背后是模仿型思维。

由于历史、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方民族在模仿式创新方面非常有智慧——日本人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但在颠覆性创新方面，在另辟蹊径的创新方面，我们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几年前有两位美国学者在一篇相对客观严谨、不带偏见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人的创新本质不在常规的突破层面上，而在于对现有突破的商业化运筹方面。

换而言之，美国人认为，创新应是一次大飞跃，而中国式创新是通过一连串的增量式步骤逐步完成的。这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中国式的追随型创新，更多是建立在商业层面。第二，它是一种增量式的突破，而非爆炸式的突破。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建立连接——中国电信巨人的崛起”，文章对中国电信企业尤其是华为的创新实践是充分肯定的。

连续型创新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是由一个一个的鬼神构成的，耶稣、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柏拉图、华盛顿、卢梭，包括爱因斯坦等等，他们是神，当然也是鬼。有些人更多是鬼，有些人更多是神，但是历史记住了他们。他们从不同的领域，政治、学术、科技等领域，无不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带来了某些爆炸性的破坏，或者爆炸性的进步。从短镜头来看，历史充满了断裂，但是从长镜头看，一个一个的断裂，使得大事件都不过是文明一个一个的连接点，连续性才是文明的常态。也就是说，那些伟人们——伟大的政客、哲学家、科学家——他们在某一阶段的某一方面带来了爆炸式的创新，或者说颠覆，但是，一个技术、一种观念，最终要真正形成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的时候，需要很多准伟人，亚卓越的普通人——普通的政治家，普通的科学家，普通的商人们——把爆炸性的东西，进一步细化、进一步逻辑化。颠覆性创新在它出现的早期一般都是粗糙的，小众的，离市场化比较远的。当颠覆性创新期待达成对历史进步、对商业生态的巨大改变时，就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对其进行来自不同方面的细化、逻辑化、商业化。

所以，科技进步的逻辑是什么呢？爆炸性发明与建立在填补空白基础上的完形化研究，以及不断扩大化的市场应用，这两者的互为补充和完善，才能构成对人类发展的广泛改变和深刻影响。这也就是说，我们既需要颠覆性创新，但更常态的东西则是对颠覆性创新的应用化、市场化，包括进一步完善化。二者缺一不可。

客观地说，华为的20多年更多的是追随式创新加连续型创新。到2012年，华为累计获得授权的中国专利是2万1千多件，累计获得授权的外国专利是8千多件，2013年似乎更多了一点。但是在核心芯片、操作系统、核心元器件方面，华为还必须依赖于美国。

颠覆性创新

包括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人们通过锻炼肌肉可以举起一架汽车，但总有极限，因为骨骼的支撑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寻求新的超越路径，技术如此，商业模式也是如此。在过去30年，信息产业领域到底有哪些技术可以称作颠覆性技术呢？多数看法认为， Windows当之无愧，高通的CDMA、欧洲的GSM、Google的Android操作系统，苹果的操作系统都可归于此类，因为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行业标准，确立了新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多少技术可以被称为颠覆性的呢？充满着争议。

什么样的创新在互联网时代才能被称作“能够广泛影响人类的生活”？大约更多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乔布斯去世之后，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当今时代谁最性感》。谁最性感呢？那些战略资源的整合者，而不是技术创新者。他们是狂野的理想主义者，关注并挑战潜在的市场。《时代周刊》是这么说的：他们有想法，善于包装并完善他人的想法，善于利用并优化他人的发明，直到这些想法和发明，成为令人难以抗拒的新产品，从而改变整个商业模式和商业生态。他们是混音的艺术家，是指挥家，是战略家。“发明家曾经很酷。他们曾经是卓越而浪漫的人物。比如达·芬奇、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尼古拉·特斯拉那样的流氓天才”——美国人埃隆·马斯克的电动汽车起名叫特斯拉，就是用以纪念这位“流氓天才”——“引下闪电，偷走上帝的神圣之火。但现在一切都变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发明家为什么失掉了他们头上神圣的光环呢？科学发明何时不再性感……”，《时代周刊》指出，“我很不情愿地把责任归咎于刚刚离世的、伟大的史蒂夫·乔布斯身上。谁是发明第一台电子音乐的可怜混蛋，谁发明了平板电脑，谁发明了智能手机，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他们从来没有登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

100年前，可以被称作发明家的时代，但今天，是技术过剩和技术廉价的时代。大多数发明创造在互联网时代，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变为商业化产品、进入大众生活，甚至加速度完成从“钻石价格向萝卜白菜价格”的起跳与跌落。

所以，战略资源的整合，建立在商业模式基础上的创新，可以说是创新之根本。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互联网行业的新兴巨头，快速成为巨无霸，其实大多是靠资源的整合——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以及各种资源的快速而有效的商业整合，而不仅是靠某一项技术带来的颠覆。

二、华为的创新实践面面观

华为的创新实践之一：技术创新

华为到2012年年底拥有7万多人的研发队伍，占员工人数的48%，是全球各类组织中研发人数最多的公司；从1992年开始，华为就坚持将每年销售额的至少10%投入研发，什么事情都可以打折扣，但“研发的10%投不下去是要被砍头的”——这是华为主管研发的负责人说的。2013年华为研发投入12.8%，达到53亿美金，过去10年的研发投入，累计超过200亿美金；华为在全球有16个研发中心，2011年又成立了面向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2012实验室，这可以说是华为的秘密武器。另外，数学在华为研发上有重大贡献。

10多年前，任正非就有明确认知：中国人擅长数理逻辑，数学思维能力很强，这跟中国人的哲学有关系，中国哲学是模糊哲学——儒、道基础上的模糊哲学。缺乏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太多辩证法。基于这一点，华为在材料学研究、物理领域尽量少地投入，但在数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

华为的俄罗斯研究所和法国研究所，主要从事数学研究。俄罗斯人的数学运算能力也是超强的，在华为的2G、3G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

华为在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的成功，得益于两大架构式的颠覆性产品创新，一个叫分布式基站，一个叫SingleRAN，后者被沃达丰的技术专家称作“很性感的技术发明”。这一颠覆性产品的设计原理，是指在一个机柜内实现2G、3G、4G三种无线通信制式的融合功能，理论上可以为客户节约50%的建设成本，也很环保。华为的竞争对手们也企图对此进行模仿创新，但至今未有实质性突破，因为这种多制式的技术融合，背后有着复杂无比的数学运算，并非简单的积木拼装。

正是这样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产品，过去几年给华为带来了欧洲和全球市场的重大斩获。一位国企的董事长见任正非时说了一句话，“老任，你们靠低价战术怎么在全世界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任正非脱口而出，你错了，我们不是靠低价，是靠高价。在欧洲市场，价格最高的是爱立信，华为的产品平均价低于爱立信5%。但高于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5%-8%。

所以，2012-2013连续两年，当欧盟的贸易专员发起对华为的所谓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华为的欧洲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阿朗、诺西等，全部站出来为华为背书，说华为没有低价倾销。即使如此，为了获得在欧洲的商业生态平衡，华为最后还是做了妥协。任正非说，我要做投降派，要举白旗，我提升价格与爱立信一样，或略高一些。

什么叫投降派、举白旗呢？

华为要想在这个世界进一步做强，做大，就必须立足于建立平衡的商业生态，而不是把竞争对手赶尽杀绝。当华为把其他竞争对手赶尽杀绝了，华为就是成吉思汗，就是希特勒，华为一定会灭亡，这是任正非的观点。

创新是广义的，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还应该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

华为的创新实践之二：“工者有其股”的制度创新

这应该是华为最大的颠覆性创新，是华为创造奇迹的根本所在，也是任正非对当代管理学研究带有填补空白性质的重大贡献——如何在互联网、全球化的时代对知识劳动者进行管理，在过去百年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从常理上讲，任正非完全可以拥有华为的控股权，但创新一定是反常理的。在26年前，华为创立的第一天起，任正非就给知识劳动者的智慧——这些非货币、非实物的无形资产进行定价，让“知本家”作为核心资产成为华为的股东和大大小小的老板，到今天为止，华为有将近8万股东。最新的股权创新方案是，外籍员工也将大批量的成为公司股东，从而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工者有其股”，这无疑是人类有商业史以来未上市公司中员工持股人数最多的企业，也无疑是一种创举，既体现着创始领袖的奉献精神，也考验着管理者的把控能力：如何在如此分散的股权结构下，实现企业的长期使命和中长期战略，满足不同股东阶层、劳动者阶层、管理阶层的不同利益，从而达成多种不同诉求的内外部平衡，其实是极富挑战的——前无经验可循，后面的挑战依然很多。从这一意义上看，这种颠覆性创新具有独特的标本性质。

华为的创新实践之三：产品微创新

早期，不管西方公司还是华为给运营商卖设备都是代理商模式，是华为改变了当年中国市场的营销模式，由代理模式走向了直销模式。这个模式首先是被逼出来的——产品差，不断出问题，然后就得贴近客户去服务。华为的老员工经常说一个词，叫做“守局”，这里的局指的是邮电局，就是今天的运营商。设备随时会出问题，华为那些年轻的研究人员、专家，十几个人经常在一台设备安装之后，守在偏远县、乡的邮电局（所）一个月，两个月，白天设备在运行，晚上就跑到机房去检测和维护。设备不出问题是侥幸，出故障是大概率。

这就逼出了华为的微创新文化。举个例子，曾经，华为交换机卖到湖南，一到冬天许多设备就短路，什么原因呢？把一台出故障的设备拉回深圳，一帮人黑天白夜琢磨到底是什么问题。最后发现外壳上有不知道是猫、还是老鼠撒的尿，就研究是不是症结在这儿？好，试一试，在设备上撒一泡尿，电一插发现没问题，又苦思冥想。到了第二天有人突然说不对，昨天那个谁谁撒尿之前喝了水，人也年轻，找一个老一点的同事，几个小时别喝水，撒一泡尿再试试。果不其然，撒完尿，电源一插崩一下断了。最终确定，尿里面所含的成分是断电的原因。湖南冬天的时候老鼠在屋内到处窜，交换机上的污渍可以肯定是老鼠尿，撒尿导致断电，华为的工程师们就针对这一具体问题进行产品改造，很快问题就解决了。

华为能够从一家小公司成长为让全球客户信赖的大企业和行业领导者，必须承认，20多年不间断的、大量的贴近客户的微创新是一个重要因素。有一位华为老员工估计，20多年华为面向客户需求这样的产品微创新有数千个。正是由于华为跟客户不断、频繁的沟通，正是由于西方公司店大欺客，尤其在中国市场的早期把乙方做成了甲方——那时候买设备要先交钱，半年以后能给你设备算不错了——构成了华为和竞争对手的重大区别与20多年彼消此长的分野。

华为创新实践之四：市场与研发的组织创新

市场组织创新。“一点两面三三制”是林彪80多年前的发明。什么叫一点两面呢？尖刀队先在“华尔街的城墙”（任正非语）撕开口子，两翼的部队蜂拥而上，把这个口子从两边快速拉开，然后，“华尔街就是你的了”。林彪被称为常胜将军，“一点两面三三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战术思想、战术原则。“三三制”当然指的组织形态。早期，任正非要求华为的干部们就“一点两面三三制”写心得体会。前副总裁费敏、以及还在基层的今天的常务董事李杰，对“一点两面三三制”体会最深，在《华为人报》发表后，任正非大加赞扬。就提拔他们上来。此后，“一点两面三三制”便作为华为公司的一种市场作战方式、一线组织的组织建设原则在全公司广泛推开，应该说，这是受中国军队的启示，华为在市场组织建设上的一种模仿式创新，对华为20多年的市场成功助益甚多，至今仍然被市场一线的指挥官们奉为经典。

铁三角向谁学的呢？向美国军队学的。蜂群战术、还有重装旅等等，这些美国军队的作战体制变革也都成为华为进行管理创新的学习标本。

什么叫重装旅？一线营销人员发现战机后，传导给后方指挥部，山头在哪，目标在哪，总部专家们要做评价。当专家团们认为可以派重装旅过去，这些由商务专家、技术专家、市场解决方案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就奔赴前线，与市场一线的团队联合确定作战方案，甚至共同参与客户的技术交流、商务谈判等。

研发体制创新。比如固定网络部门用工业的流程在做研发，创造了一种模块式组织——把一个研发产品分解成不同的功能模块，在此基础上成立不同的模块组织，每个组织由4、5个精干的专家组成，分头进行技术攻关，各自实现突破后再进行模块集成。第一，大大提高了研发速度。第二,每一模块的人员都由精英构成，所以每个功能模块的错误率很低，集成的时候相对来说失误率也低。华为的400G路由器的研发就是以这样的组织方式进行的，领先思科公司12个月以上，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布局并进入成熟应用。

而在无线研发部门，则发明了底层架构研发强调修万里长城，板凳要坐十年冷；直接面向客户的应用平台研发推行海豹突击队模式，从而形成了整个研发团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和快速应变力的有效结合。这即是任正非说的“修长城”，坚固的万里长城上跑的是“海豹突击队”，“海豹突击队”在“长城”上建“烽火台”。

华为创新实践之五：决策体制的创新

美国的美世咨询（Mercer）公司，在2004年对华为进行决策机制的咨询。让任正非主持办公会，任正非不愿意，就提了一个模型，叫轮值COO。七位常务副总裁轮流担任COO，每半年轮值一次。轮值COO进行了8年，结果是什么呢？

首先是任正非远离经营，甚至远离管理，变成一个头脑越来越发达，“四肢越来越萎缩”的领袖。真正的大企业领袖在企业进入相对成熟阶段时一定是畸形的人，脑袋极其发达，聚焦于思想和文化，和企业观念层面的建设；“四肢要萎缩”，四肢不萎缩，就会时常指手划脚，下面的人就会无所适从。

10年前，任正非是大半个思想家，和小半个事务主义者。10年以后的任正非完全脱离开事务层面，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华为思想领袖。轮值COO的成功实践，促使在3年前，华为开始推行轮值CEO制度。EMT管理团队由7个常务董事组成，负责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7个人中3位是轮值主席，每人轮值半年。3年来的运行效果是显著的，最大成效之一是决策体系的动态均衡。如果上任轮值主席偏于激进，那么整个公司战车隆隆，但半年以后会有偏稳健的人上来掌舵，把前任风格调节一下，而过于稳健又可能影响发展，再上来的人可能既非左又非右，既非激进又非保守。这套体制的原型来自咨询公司的建议，但华为做了很多改造和创新，包括从美国的政党轮替制度里借鉴了一些东西，融入到华为的高层决策体系。

在美国的政治决策史上，民主党追求公平，民主党执政时期，赤字大幅增加，政府不断加税，拉车的资本家们没有干劲了，社会充满了疲惫，民众又把票投给共和党。共和党执政干的第一件事常常是减税，强调发展，强调效率，走着走着，社会公平又出问题了，老百姓又投票，干掉财富党换上公平党。美国200年来大致就是这样一种财富党与公平党轮流执政的过程。当然今天美国的政治生态，比我们这个结论要复杂多了，因为互联网与全球化，对传统的美国政治历史文化，也带来了很大冲击，比如社会大众心态的离散化趋态，政党文化的极化现象等。但美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设计和运作方式给华为的高层决策体制创新也带来了很多重要的启示。

那么，英国的“虚君共和制”对华为的组织创新又会有什么借鉴呢？

第二，避免了山头问题。任正非认为，华为实行的轮值COO、CEO，与西方公司相比，制度优越性要大的多。西方公司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人做CEO，他的哥们全跟着鸡犬升天，这个人干的不好被干掉，一帮人跟着被干掉，这在西方公司是很普遍的。而华为的轮值COO、轮值CEO制度，从体制上制约了山头文化的坐大，为公司包容、积淀了很多五湖四海的杰出人才。同时这种创新体制也使整个公司的决策过程越来越科学化和民主化。今天的华为已经从早年的高度集权，演变到今天的适度民主加适度集权这么一个组织决策体制。

轮值CEO制度，相对于传统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颠覆性创新，在有史可寻的人类商业管理史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例。有中国学者质疑这一体制的成功可能性，但至少迄今为止的8加3年的华为实验是相对成功的。未来如何？由未来的历史去下结论：创新就意味着风险，意味着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反叛和修正。华为的任何创新都是基于变化而作出的主动或被动的适应，在这个日益动荡和充满变化的时代，最大的危险是“缘木求鱼”。

三、华为的创新哲学

创新哲学之一：客户需求是创新之本。

20多年来，一个倒买倒卖设备的二道贩子公司，怎么做到了把全球的通信行业搅得天翻地覆？是依靠技术的强大吗？依靠资本的力量或者政府力量吗？显然都不是。

华为的成功，首先是哲学与文化的成功，同时也是创新的成功，但华为创新的基础理念是，紧紧抓住市场需求、客户需求。那些百年巨头们为什么走向了衰落？技术崇拜加资本至上。摩托罗拉可以说是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之一。摩托罗拉的创始人老高尔文和他的儿子小高尔文，多年前提出的企业愿景是，摩托罗拉是一家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实现顾客梦想代表着摩托罗拉的企业使命。

然而，在上世纪末、本业纪初的IT与资本时代，摩托罗拉走向技术崇拜，无视客户需求，盲目投资50亿美金搞所谓“高大上”的“铱星计划”，让光纤的发明摧毁了，灾难从此降临。由于重大的技术投资失败，资本市场用脚投票，加速了摩托罗拉的崩溃。摩托罗拉已经成了一个“被忘却的伟大的符号”。

华为，也曾经是一家技术导向型的公司。华为早期10年可以称作星光灿烂的10年。那些星光灿烂的技术英雄们，给华为贡献了初期“活下去”的极其重要的产品，比如C&C08万门程控交换机等，使得华为终于有了进入通信技术行业的“入场券”和在中国市场上参与竞争的杀手锏。但技术导向背景下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浪费了公司很多钱，这不是由于他们个人的错误，而是当时华为的创新战略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依靠一帮“天才人物”的智慧火花，进行拍脑袋式的研发决策，缺乏方向感。

任正非对曾经主管研发的徐直军说，你浪费了公司几百亿。徐直军笑着回应，我承认浪费了，但又贡献了几个千亿呢。任正非由此说，由于我们过去浪费了1千亿，积累了很多的人才、经验，包括给西方公司交咨询费接近300亿人民币，以15年左右时间打造了一个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前端是客户，末端也是客户的端到端的流程。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华为技术导向型的公司价值观和研发战略。

华为投入了世界上最大的力量进行创新，但华为反对盲目的创新，反对为创新而创新，华为推动的是有价值的创新。

20年前，任正非就讲，你们要做工程师商人。IBM在流程方面所建立的一套流程，验证和固化了这一导向。几年前，徐直军很自信地说，过去管3千人研发队伍，我们都觉得要失控了，现在7万多人我们管的好好的，你再给我7万人，我们照样可以管的很好。什么原因？基于端到端这样一个研发流程，使得整个研发建立在理性决策的基础上，建立在市场需求——显性的客户需求与隐性的客户需求之上。失误率降低了很多，成本浪费大大减少，组织对个人的依赖也降低了。

创新哲学之二：开放式合作是创新的基石。

这里面包括几点，一是以土地换和平的技术路线。这里面包括专利互换、支付专利费等。光支付给美国高通公司的知识产权费用，累计已经超过7亿美金。任正非有一个比喻，千军万马攻下山头，到达山顶时，发现山腰、山脚全被西方公司的基础专利包围了，怎么办？唯有留下买路钱：交专利费，或者依靠自身的专利储备进行专利互换。不要存侥幸心理，不能幻想把在中国市场成功的一套打法应用到国际市场。华为的创新原则就是坚持老老实实的乌龟精神，坚决反对投机。

第二、与包括竞争对手、客户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过去华为与很多西方竞争对手都建立过合作研发的组织，与德州仪器、摩托罗拉、IBM、英特尔、朗讯等成立联合实验室，与西门子、3COM、赛门铁克等西方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华为在研发体制上的重大创新之一，是与全球诸多大客户包括沃达丰等运营商建立了28个联合创新中心，这不但是创举，而且华为的竞争对手们曾经仿效，却由于成本等因素，而鲜有模仿成功。但正是这种创新体制，使得华为在面向未来和面向客户中长远需求的研发领域，赢得了无数先机和众多突破。

第三、华为的愿景是丰富人类的沟通与生活。如何实现这个宏大的愿景？华为的创新战略是利用全世界的智慧为华为服务。到2012年底为止，与全球20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在开展研发合作。英国首相去年会见任正非的时候，任正非讲了一个观点：英国工业主义时代培育了强大的技术实力，但是过去几十年，英国的金融太强大了，制造业就开始衰落、萎缩，那么英国所长期储备的科技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华为投资20亿美金，人是你的，能力也是你的，但是我投资你的能力，在华为的全球平台上进行应用，对英国和华为都有好处。英国首相深以为然。

创新哲学之三：基于开放式、学习型的创新理念。

一个就是向西方学习，前面讲的端到端的研发流程变革，是由IBM主导的。还有供应链变革、人力资源变革、财务体系变革、市场体系变革等等，华为都花巨资聘请了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顶尖咨询公司，先后有十几家咨询公司在华为做过不同的管理咨询，使得华为的管理创新、组织创新以及整个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都有了巨大进步，奠定了华为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的根基。

创新哲学之四：基于尊重知识产权基础上的创新。

美国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创新冲动？谷歌为什么愿意以120亿美金的巨额资本收购诺基亚的手机系统？

Facebook傻吗？为什么愿意向一个50多人的公司支付190亿美金？答案是：对人的智力所创造的成果进行市场定价，体现着对知识权益的尊重与认可，这是科技进步的根本前提。

华为的创新信奉的是西方规则、美国规则。华为每年要向西方公司支付2亿美金左右的专利费，每年拿出1亿多美金参与一些研发基金，并且参与和主导了多个全球行业的标准组织。华为认为，未来5至8年，会爆发一场“专利世界大战”，华为必须对此有清醒的战略研判和战略设计。

创新哲学之五：开放、包容、鼓励试错是创新之源。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乔布斯早年是个吸毒者，浑身充满着异味，成为苹果“教父”之后依然经常不洗澡，个性乖张，行事反叛……美国文化给了他最大的包容,乃至于欣赏，而在我们的文化与社会土壤中,宽容、包容却是最稀缺的社会品质，自然就难以产生乔布斯这样的人物。美国文化，尤其是硅谷文化激赏的是癫狂，媒体追捧的是疯子似的狂想家。美国媒体对一些异端人才的评价是：如果他成功，人类便成功。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企业家都有一些极端怪癖，比如不洗澡是个普遍的怪癖，乔布斯不爱洗澡……休斯飞机制造公司的创始人休斯也很少洗澡，休斯在上世纪60年代被称作美国的“世纪英雄”，他是一位疯狂的冒险家，也是亿万富豪，同时患有严重的幽闭症，却又生活放浪不羁……很多科学家的灵感不是来自于实验室，而是在马桶上一边排泄着肚肠里的污浊，灵感就出来了，还有就是洗澡产生灵感。

那么对这样类型的一些狂人，华为要不要给予包容？任正非的观点叫做“灰度理论”，反对非黑即白的用人观。有文化洁癖的人，尤其有道德洁癖的人是做不了企业领袖的，所以任正非多次讲，我们不是培养和尚，牧师，我们是一支商业部队，华为要容得下各种异类人。

另外，华为也有蓝军参谋部，公司从高层到基层组织，都在有意识地培养蓝军参谋。蓝军参谋的职能是什么呢？他的任务就是唱反调，虚拟各种对抗声音，建立红蓝对抗机制。华为有一群这样的“名人”，比如蓝军参谋部的领头人白志东、固定网络部的徐恩启等，他们从个性到谈吐都充满了否定性风格，是一批“乌鸦嘴”，猫头鹰，随时在为华为唱“葬歌”，而不是赞曲。发人思考的是，如果你与白志东交流，他可以将华为批得体无完肤，对华为未来几年的发展充满“危言耸听”的预言，但却对腾讯、小米等中国企业不吝溢美之词；而任正非身上，却经常表现出“红蓝对决”的两面性：公司内外形势一派大好时，他是蓝军，大讲华为离死亡不远了，散布“悲观论”；形势不好时，他却是乐观主义的红军，以极富煽动性的风格在公司上下催生“正能量”……

为什么全球范围的国有企业鲜有成功的创新？任正非说华为研发20年浪费1千亿，也许有些夸大，但正是这1千亿构筑了华为的软实力，华为的世界级创新实力是构筑在华为无数的学费之上的，在数不清的教训的基础上积累了创新成功的经验。华为一位高管这样说，“在华为，所有坐在第一排的人都犯过无数的错误，领导力创新力是用钱砸出来的……”。华为芯片研发部门曾经确定目标：一次投片成功！任正非说：一次投片成功的说法是反动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要知道，每投片一次的成本大约在几百万美金。那么，国有企业允许这样的错误尝试、敢于鼓励勇于犯错的实验精神吗？

不要说1千亿，几百亿，几个亿、1个亿投下去，可能就被追究责任，而允许试错，鼓励试错，才是创新文化的核心特质。

以上归结起来：客户与市场才是创新的源泉，市场导向是创新成败的根本。无论是模仿创新，还是连续创新，还是颠覆式创新，无不基于客户（用户）的显性或者隐性的需求，重要的在于追求市场上的成功。而开放式创新则是一切创新的哲学基础。华为从来不讲自主创新，任正非有个形象的说法，1+1是西方人发明的，难道我们还要从1+1重新开始吗？另外，资源整合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的创新，代表着未来创新的主潮流。

四、华为面临的创新挑战：危机与战略

一些管理优良的大公司，突然之间就无疾而终，为什么？

原因固然很多，但以下几点大概是核心因素：

第一，对成功路径的依赖，包括商业模式、技术（开发）模式、管理模式的依赖，从而变得保守和封闭。

绝大多数的大公司普遍有对成功路径的依赖。数码相机最早是柯达发明的，为什么最后没有成为柯达面对新变化的转折点呢？就是因为这家“巨无霸”公司在自己的内部文化上形成了丛林法则，一切外来的、异类的、新生的事物都会被固有的生态秩序扼杀掉，数码相机就是这样被柯达自己干掉的。所以，任正非说专家更保守，因为专家对自己研发出来的某种产品就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过分喜爱，对一切威胁到“自家孩子”的异类抱有戒备与警惕。恰恰是非专家们可能更开放一些。

此外，就是颠覆性创新带来的冲击。苹果手机是靠技术资源的整合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终结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这些手机鼻祖们的辉煌，层出不穷的、而且呈加速度出现的未来的颠覆性创新，对华为的威胁也是非常强大的。更可怕的是，大企业依赖颠覆性创新，鲜有成功的先例。颠覆性创新往往来自于中小企业。原因在于大企业固有的文化、组织、思维范式，还有大企业普遍畏惧失败的惰性等，尤其是资本导向的大企业更是如此。

第二，我们已经进入ICT时代，即互联网主导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其突出特征就是大数据风暴。

今天的数据流量70%发生在数据中心， 14%发生在企业网，仅有16%发生在华为产品的主导市场——运营商网络。人类正在进入生物界、社会界、企业界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全面数据化的时代。

那么，华为怎么来应对？我们先讲讲华为的战略位势，然后再讲讲华为的应对战略。华为今天处于什么样的战略位势呢？就是在CT——通信技术领域，华为可以说与爱立信共同构筑了牢不可破的双雄霸主地位，至少在看得见的未来，这种依靠强大的技术专利优势、市场优势、管理优势形成的高壁垒，别的力量是很难取代的。

但是堡垒有可能被新的战场颠覆，这即是IT时代的到来。过去30多年，互联网终结了无数传统企业的命运，甚至消灭和将要消灭一些行业和一些职业，同时作为一种不亚于蒸汽机的颠覆性创新工具，也在不断为互联网企业和信息技术企业自身掘墓坑，最先最快倒下的往往是创新者自己，华为无疑也侧身其中。那么，在未来的时代里，华为还有多少机会？

华为的应对战略，粗线条的讲有这么几条。

一是面对未来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同步实施的战略。

前面讲了，大企业通过颠覆性创新获得成功的鲜有先例。曾经，面对移动互联网的变化，FaceBook、Google也都有很大的危机——过往的成功阻碍着大组织的文化与商业模式的转型。

但是你发现他们无不走了另外一条路，什么路呢？叫“创新特区”——这是我对这种现象的定义。Google有很多正在研发的、处于萌芽状态、模糊状态的颠覆性技术，都不是在Google原有的组织体系里实现的，是在所谓“创新特区”实现的。其实，苹果公司在乔布斯二度复出之后的巨大成功，也是在一种与原有体系相对区隔的状态下实现的。华为2012实验室代表着华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有一批世界领先的前沿科学家和数千名研发人员，而且年龄普遍不大，他们正在研发一些很前端的基础科学技术。2012实验室也许就是华为的“创新特区”。

二是更加开放的研发路线。

为什么说军队是最具创新性的组织，而不是纯粹的商业机构？原因很多，但重要因素之一是，企业要考虑投入产出比，军队对创新成本的考量相对较少。军队是与死亡进行对抗的组织，所以军队也是最具危机气质的组织，危机是创新的原生动力：在生死界和成本之间做抉择，当然拯救危机是唯一优先的选择。华为虽然有了2012实验室，但在面对市场，面对客户的应用型研发方面，不但不能弱化，还要进一步加强，华为必须首先活下来，只有活到未来，才能有更大的成功。所以华为必须长期坚持高举实用主义与拿来主义的旗帜，更加开放地与客户、竞争对手、大学、供应商等建立合作关系、协同关系。

三是技术路线，叫做从外朝里打、从里朝外打的两手战略。

美国的企业界在极力推出Wi-Fi户外化的标准。美国如果真把Wi-Fi做到户外化，实现漫游，那对CT行业的制造商们的打击将是巨大的。华为有两手战略：从里朝外打，就是把Wi-Fi户外化，华为的技术储备也是很强大的；从外朝里打，这是欧洲标准，这本来就是华为的强项。

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华为是一个建立在市场变化基础上的“水性杨花”的公司。市场怎么变我都跟着或者引领着潮流，做几手准备。

四是压强原则。

依靠某种颠覆性创新的产品拯救大企业走出衰落的现象，苹果是个例外，一般很难做得到。华为有自身管理的独特优势，任正非的观点是，当一种颠覆性创新有迹象成为潮流的时候，华为文化的群体执行力就会发生作用，集结优势力量，千军万马朝新的领域、新的方向去聚焦，形成后发制人的超越态势。小企业具备灵活性，但实力弱小。华为这支15万人的大部队不但有强大的实力，而且依然具备小企业的快速应变力和强悍的执行力。

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了以后的封闭和自大，可怕的是整个组织自我批判精神的丧失。活力是组织之魂，大企业普遍的症状是，管理越来越优良，控制力越来越强，活力越来越弱，所以才有很多大企业貌似管理优良，但是无疾而终。

华为文化未来的变革方向在哪里？就是要在工业文化和互联网文化的结合部寻求创新性组织的生长点。

什么叫工业文化呢？现代企业深受军队组织的影响，建构于其上的工业文化与军队颇多相似之处：效率、纪律、规则、绩效导向、规范化与数字化，金字塔的组织结构等。华为更像一支准军事化的商业部队，可以说是全球大企业中执行力最强的少数企业之一。但这种准军事化的工业文化，也许是华为面对未来ICT——IT主宰未来时代的一个硬伤。华为的管理干部们都很自豪华为文化的传统特质，但一些人也担心华为身段过硬这样一种工业文化的特性，能不能适应未来的变化。

互联网文化是什么呢？反秩序、挑战规则、非连续性、多变动性、崇尚自由、火花式的、非线性的、个人至上，以及扁平化的组织结构。Google的员工可以带着很奇怪的宠物比如蜥蜴到办公室，可以带着猴子去上班。

华为内部有一种声音认为，华为如果不能从单一的工业文化中走出来，不能拥抱互联网时代，包括互联网思维所带来的文化演变，华为是没有未来的。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在工业文化和互联网文化的结合部寻求华为创新文化的新的增长点。

举例说，从用人标准角度，应该形成标准化精英加非标准化小人物相兼容的一种人才体制。客观地说，华为过去20多年尤其是过去十多年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标准化的精英人才体制，对个人英雄、异端人才的包容是不够的，甚至排斥的。

另外，从组织体制角度讲，形成工业的组织躯干与高度灵活的组织神经末梢的结合。现代大工业组织的流程化体制是华为的竞争力所在。华为如果把这些东西抛弃掉了，那将是华为根本上的失败。未来华为必须坚持构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组织执行力，而组织的神经末梢要更多的鼓励犯错误，鼓励创新，鼓励基层组织生长出更活跃的细胞。

一位从事人力资源的前华为高管这样说：华为能够容的下乔布斯这样曾经吸大麻，一个浑身散发着异味，个性极端的天才吗？华为能够接受比尔·盖茨这样的大学没有读完、没有学位的偏才吗？华为的研发团队中有多少任正非所呼唤的异类人？这几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对华为传统的标准化人才体制、选人育人用人的流程，以及华为文化都是富于挑战性的。

结语：创新是寂寞的事业

关于创新，任正非有过这样一些观点，十多年前讲，“快三步是先烈，快半步是英雄”，讲的是产品创新的节奏，与企业投入产出环境的均衡；2006年讲到，“创新就是在消灭自己，不创新就会被他人消灭”，讲的是信息技术时代企业的创新困境与悖论，既反映着创新对华为的极端重要性，又表现着一种强大的危机意识。很显然，作为一家全球行业的领袖级企业，华为的创新理念已不能仅仅停留在投入产出比的考量上了，不能单纯满足于短中期的市场成功了，华为还应该朝前迈出几步，像爱立信等伟大企业一样，在波涛汹涌的彼岸竖起整个行业的信号塔，从更多的技术追随型的角色向“领航者”的角色转变，2012实验室的创立无疑代表着这一转型，2012-2013两年间，华为的研发投入分别占销售额14%、12.8%，相当部分投入到了面向未来的基础科学研究……如果说，过往20多年，华为的工程师商人文化奠定了华为的巨大成功，那么在今天，科学家与工程师正在共同构建华为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未来战略格局。

近些年，任正非大声疾呼华为的高层管理者要在“一杯咖啡中吸收宇宙正能量”，近一阶段，又对华为的高端科学家们喊话，要求他们每年至少有1/3到1/2以上的时间到全世界的大学、技术论坛、学术会议上……“与全球的各类大人物们撞击思想”（咖啡是引爆人类灵感的助燃剂），并且敢于和勇于做“技术思想领袖”。

关于创新人才，任正非的观点很鲜明：“华为在未来的云里面不知会冒出来多少你看不见的领袖，别打击，说不定这个人就是凡·高，就是贝多芬……我们正走在大路上，要充满信心，为什么在小路上走的人我们就不能容忍？谁说小路不能走成大路呢？你想要做霸主就要容得天下可容纳的东西。你们要容忍在核心网里面出现异类人”。

然而，2013年下半年以来，任正非关于创新的基调似乎变了，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话语告诫内部：当上上下下人人都在喊创新的时候，就是华为灭亡之日。在特斯拉电动汽车以“龙飞船”的形象大放异彩时，任正非在干部大会上倡导“乌龟精神”——不被所谓的“互联网潮动”所左右，不被路两旁的鲜花所羁绊，坚定信心地走自己的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就是任正非对华为的创新战略的坚定回答。

创新是寂寞的事业，容不得非黑即白、否定一切、唯我代表潮流的“红卫兵思维”，和敲锣打鼓、大干快上的“大跃进思维”，如果所谓的“互联网思维”要以一场运动的方式呈现才叫做创新的话，任正非宁可选择做“保守”的孤独主义者。硅谷是全球的创新心脏，半个世纪以来，什么时候，硅谷的创新者们成天满世界地为自己造势？为所谓的“创新革命”大张旗鼓地造神？真正的创新英雄们大多是寂寞人。

华为能够有今天的成就，也得益于任正非和华为的15万员工，在长达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对寂寞和孤独的忍耐，对持续创新的坚守，以及对内外躁动的警惕。“忍者神龟”的喻意也许体现着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乃至于真正的商业精神的本质。

我更愿意用“民主问责”而不是“民主”

首先，我想建立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来了解各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以及它们在未来的发展。在我看来，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

社会学家马基雅维利将国家定义为合法地垄断或独占一定领土内的权力。这个定义至今依然很有用，因为它确定了国家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区别。在这一定义中，最重要的是权力，国家即力量，合法地产生、利用权力来执行法律，保护国民免于遭受来自国内外的暴力，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其他社会中的人民所需要的服务。因此，国家便是产生并利用权力的能力。

第二是法治。我想，在英语中，ruleof law(法治、依法治国)与ruleby law(以法治国)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别。以法治国是让法律成为君主命令的代表，君主制定法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这与现代政治理论之一的法治存在差别，法治意味着君主本人也遵守法律。君王也可以是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即国家元首、总统、国王、帝王、总理，如果他们不受法律所制，这便不是法治。政治权力受到限制，这是法律的最基本定义。法律从根本上来说是对权力的限制，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法治要求国家是要在监督下运行。国家是要使用权力，而法治从根本上来说则是要限制权力，确保国家使用权力，并使其符合整体国民的利益。

现代政治秩序的第三个部分是问责，在英语中我更愿意用民主问责而不是民主。民主关系到一定的程序，如选举出统治者，但这些程序的目的是要确保政府应为全体人民负责，而不是一部分掌管政府的精英。选举等程序只是机制，确保实质性的问责。即使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实现部分的问责。

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要素的某种平衡造就成功的政治体系

这三部分之间需要某种平衡。在我看来，一个成功的、机能正常的政治体系必须达到某种平衡。一方面，你必须使一个国家、一个政治体系有权力做事情。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运转，就将出现独裁或暴政，这将会破坏公民的自由与生活。因此，在我看来，政治体系必须达到某种程序的平衡。权力必须受到两个制度的制约，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某种形式的民主问责。

你可能会在一个或两个方向上脱离平衡。如果只有国家，而没有限制的制度，你就只会有独裁。另一方面，如果只有限制，而没有国家，就会出现像叙利亚或利比亚这样的状况，或完全分裂、无政府状态，每个人都会手拿AK-47，组成武装集团，占领财产和土地，很明显，人们的生命便会受到影响。但也有其他政治体系，有一定程度上的国家状态，但却很有限。我认为这是当今世界一些国家贫困、欠发达的最重要原因，它们无法、没有能力提供最为基本的公共必需品或发展。纵观全世界，尼日利亚、马里、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出现的暴力，许多都源于国家的崩溃，或者国家的软弱，无法提供基本的公共安全。

从各个国家的实践来看，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之间又是相互独立的。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组合也可以不同，有的是有国家而没有法治和民主问责，有的是有民主问责而没有国家和法治，等等。这三个要素应该彼此平衡，但并不彼此支持，而是处于冲突状态，比如很多国家有强势的法治和强势的民主问责，太多的制衡，以致国家衰弱。因此，将它们放在一起考虑时便会变得尤为复杂。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拥有高度发达、现代的国家，实际上中华文明早于欧洲2000年形成了类似的现代国家，但法治和民主问责却欠发达。与之相比，美国则是在政治制度光谱的另一端，有着强大的限制机制，宪法和民主选举，但国家在某些方面却软弱，提供某些公共服务产品的能力比较弱。中国和美国的国家能力、民主问责和法治之间的平衡是不同的。

说中国是集权国家的人，缺乏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探讨中国政府的起源，我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发展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国家的地方。韦伯认为，与现代国家相反的便是世袭制国家，即精英群体统治国家或拥有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叫世袭制，国家就像是来自父亲的礼物，国王或女王可以将整个省作为公主的嫁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开说国王拥有这个国家，但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有这个趋势，即统治阶层正在不断地获取私人经济利益，这种情况存在于尼日利亚或其他富含石油的国家。很小部分的精英利用国家作为工具，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收入。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便会出现高度的腐败。

我认为，第一个发展出不是世袭制而是现代国家的是中国。现代国家管理客观地对待国民，你与国家的关系不取决于你是否是负责掌管这个国家的人的朋友或亲戚。韦伯认为，现代国家是官僚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根据能力选拔，即根据他们对技术的掌握程度，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有严格区分，并因此而反对政治腐败的出现。中国从未实施过这样理想化的政府，但至少在中国历史上，与之相类似的政府出现得很早。它的出现与当时发生的战争有关系。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认为，现代国家形成的主要驱动力是战争。蒂利观察早期现代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以后提出国家创造了战争、战争创造了国家。

这在古代中国两个重要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就显现出来。春秋时期持续了294年，中国不同的政治联盟之间打了1200多场战争。而在战国时期的255年间，各个国家之间打了468场战争。在这500年历史中，只有89年没有发生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如同早期现代欧洲，这

伟大实践呼唤理论创新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当代中国的经济学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紧密相联的，它一方面深刻地反映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实践要求。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推动着实践向前发展。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当时经济建设照搬前苏联模式的问题，毛泽东就提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号召全党要以前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诫，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献，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宝贵思想和重要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发展奇迹，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土地、众多人口、悠久传统并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几重重大的历史变革在同一个时代交织、叠加，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伟大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创新，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0多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伴随着实践的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理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这一时期，在经济理论和学术界，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把理论的重心转向了对于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转向了对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看，经济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策性研究，如关于宏观管理体制、国有企业、金融、财政、价格、汇率、收入分配体制、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调研报告和改革方案，以及关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宏观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管理办法的对策报告和政策建议等。从理论结构上来讲，这些研究属于应用层次的对策性的研究，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距较近，与基本经济理论相距较远。尽管如此，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仅为党和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参考依据，同时还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提供了重要原料。

第二个层次是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基本理论的研究，如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与特征、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形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影响等的讨论；进入新世纪后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效率和公平关系、新型工业化道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等。这些研究推动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一般理论的研究，如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企业理论、增长理论、危机理论等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看似抽象，与现实经济联系较远，但对于科学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

总的看，上述几个层次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成就是巨大的，功劳不可抹杀。

毋庸讳言，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发展中，学术研究中基础理论薄弱，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现象严重，“玄、虚、浮”的毛病突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学术创新还明显落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正常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成熟定型之前，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没有完成之前，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当然也在探索和发展完善中。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立足中国实践，扎根中国历史，面向中国问题，并从中总结经验、构建话语、提炼思想、创新理论，一定能够做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理论成就，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列宁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1.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科学的世界观，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分析经济现象的科学方法论，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的原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的原理，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的原理等。这些原理为我们科学认识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正确的立场和价值观。“为了谁”的问题，是我们做好一切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不同经济制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鲜明地代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它把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与人们实践的目的性有机统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和意义这样根本的问题。

3.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如关于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人类首要经济规律的理论，关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理论，关于生产的首要性以及生产与分配、交换和消费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和方法的理论，关于劳动过程的一般内容和基本要素的理论，关于分工协作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理论，等等。

4.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张计划经济，因而，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指导意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资本论》研究对象恰恰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分析了价值、货币、价格、供求、竞争，以及成本、利润、信用、利息、地租等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特别是资本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这些规律如果抽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5.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提出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理论，如剩余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分配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等。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更健康有效地推进对外开放，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

6.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包括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三大差别等重要思想，阐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目的和实质，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认识当前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科学价值，我们不妨举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这个例子来说明。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迅猛发展，如何准确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和发展趋势，制定明智合理的应对策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在此问题上，目前存在着自由贸易理论、民族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文明冲突理论等许多不同的理论，但都不能科学说明全球化的本质。比如，自由贸易理论片面强调全球化的好处，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互惠互利、平等自愿和各国的收益趋向均衡的过程；而民族主义又过分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危害，对全球化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文明冲突的理论则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上述这些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解释：（1）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了经济全球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客观过程。（2）把近代以来的全球化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3）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矛盾性后果，即一方面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的展开，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4）承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同时也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对落后的外围国家的剥削和它们之间存在的对立。（5）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坚持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得失，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政策。（6）坚信人类社会最终要走向全球的或世界的历史，各民族之间最终要走向融合和统一，并把这一理想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联系起来。（7）兼顾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既强调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又承认各民族的差异以及他们之间的独立、平等和自决权。（8）认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把对外开放当做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又绝不无条件地放弃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是努力在全球化中实现自主发展或以国家为基点的开放战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科学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我们正确推进对外开放重要的理论基础。

从中可见，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我们才能科学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才能正确总结和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首先，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要注意以下几点：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必须坚持，如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等，背离了这些理论，就等于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一些观点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被忽略或简单化了，如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等，对于这些观点要正本清源。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有一些与当前现实不符的具体观点，应当实事求是地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修正。4、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有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深入讨论和研究过的，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

其次，要把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是：

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如在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前提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具体实施机制、适用范围和实现过程，建立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如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对外开放等新的理论，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如我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第三，要把理论与当今时代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特别是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创新。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如何看待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客观事实与价值判断、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的发展自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判断制度变迁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是一种通过不断的实践而前进的运动，一种需要通过顽强的追求奋斗才能实现的远大理想，因此，如果没有伟大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引导，如果人们对于所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毫无热情和向往，那么，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

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矛盾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中更加日益凸显。一方面，是经济总量以近10%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30多年；另一方面，是贫富差距、腐败蔓延、利己主义的出现。生产力的标准和制度或价值标准的关系是否一致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对于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科学结论，就会产生指导思想上的混乱，甚至发生重大的方向性偏差。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有益的成果。比如，有的学者提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需要实现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在实际的生活中，我国经历了四种情况：一是将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社会顺利发展；二是表面上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搞“大跃进”，表面上重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但违反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刮“共产风”，造成生产力的损失和人民的灾祸；三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既偏离了生产力标准，又扭曲了价值标准；四是重视和强调生产力标准，但忽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结果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偏离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把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生产力标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价值标准。

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

推进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理论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首先应当承认，西方经济学有其合理的有用的一面，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一些规律，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等。对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领域不断扩展，内容越来越细，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促进了人类对经济生活运动规律的认识。

2.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方法、统计和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实验的方法和目前流行的博弈论等，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数学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3.西方经济学的各派理论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对当时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思考，这些理论即使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和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有价值的。

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合理性和有用性，决定了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必须认真研究和科学借鉴。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绝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崇拜，更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而必须批判性地加以借鉴，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摒弃其意识形态的因素。这是因为：

第一，西方经济学历来具有二重性，既有合理有用的一面，也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在基本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主观价值论、要素价值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完全竞争理论等重要理论，都直接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既不能被事实和经验所证实，逻辑上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但符合经济当事人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理论。

第二，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并不存在被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普遍认可的所谓科学理论。例如，虽然都是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对新古典经济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存在着许多根本的缺陷，如没有认识到激励问题的重要意义，过高地估计了价格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资本配置中的困难，对于分散化和竞争的作用与功能缺乏正确理解，忽视了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存在着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等不同学派。

第三，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即使是在一定时期看属于正确的理论，也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不能照搬照抄，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指出：“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和意识形态成份并不是分开的，而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我们缺乏科学的鉴别力，不进行仔细的甄别，就很容易将西方经济学中有害的东西当作有用的成分来学习运用，而真正合理有用的东西则反而可能被忽视。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

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流行许多观点，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只能为市场和企业服务，只能提供公共产品而不能承担其他更多职能，等等。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是讨论经济体制的，是反映资源配置规律的，但实际上却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的作用就是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垄断资本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自由贸易，实质上是资本的自由，它要“排除一切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恰当的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权利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不摆脱这种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必然要随着现实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永恒的普适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绝不只是哪个国家和哪些个人的专利。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更不应当仅仅是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中国的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思想的附庸和奴隶，丧失思想理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

开放融通、兼容并包

像所有的科学一样，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在超越中引潮流。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界，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似乎并不是主流，而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和国际接轨似乎成了一种时髦。抛开经济学所具有的时代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不谈，所谓的标准化和接轨说也存在着明显误区。且不说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流行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例如当今的美国，经常也是学派林立，观点各异，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如果说要标准化和与国际接轨，那么，的确存在一个用哪个“轨”，怎么“接”的难题。事实上，当前许多人所主张的标准化指的只是美国化，更具体地说，是新古典化。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绝不是完美无缺可以通用的理论，而是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是：重逻辑，轻历史，重形式，轻内容，否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差异，排除了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经济人当做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做人类永恒不变的经济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做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等等。对这种理论，我们只能有条件地吸收，有批判地借鉴，不能把它作为国际接轨的唯一标准。

这里，需要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般来说，所谓的主流的经济学，就是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认可和赞同的经济学说。以此标准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抛开主流经济学的严重弊端不谈，单从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途径来讲，过分崇拜主流经济学而贬斥非主流经济学也是有害的。因为，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某一种经济学理论由于符合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成为了一定时期主流理论和政策主张，而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理论主流地位就可能被另外的理论所代替。某种处在非主流地位的新理论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变成主流的理论。例如，16世纪英国和法国流行的是重商主义，17世纪至19世纪流行的是古典经济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流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则成为了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凯恩斯主义有所失势，主张自由市场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开始成为了主流。主流与非主流的这种变化当然以后也不会停止。此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的国家中，主流经济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从19世纪，英国流行的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而在德国历史学派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在日本，20世纪以来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受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局限，主流经济学并不见得就一定比非主流经济学更科学，更有道理。

发展中国的经济学，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克服这种片面的标准化、国际化的教条主义思想，走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广泛学习的道路。

——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既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也要学习借鉴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

——向历史和传统学习，既要学习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要学习国内外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历史，继承先人们创造的思想遗产，尊重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

——向所有的科学学习，既要学习一切自然科学的成果，也要学习包括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

——向各门各派学，既要学习包括新古典经济、新凯恩斯经济学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也要学习包括后凯恩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激进经济学等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

——向实践和群众学习，既要学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也要学习指导和推动实践发展的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有关决策部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咨询等。

把握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点是崇尚普遍性一般性，排斥特殊性个别性，喜好从本本和教条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思考问题，用抽象教科书的原理硬套丰富多彩的现实，试图用一种统一的模式强加给多样化的无比复杂的现实。以这样的思维逻辑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的必然结果，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曲解为“市场扭曲”，中国经验至多是“转型经济学”，即向资本主义完美市场的过渡阶段，没有经济学的普遍意义。

我们知道，共性是以个性为基础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对所有的理论适用。现代西方的经济学，从它具有的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方面看，具有共性或普遍性；从另一方面看，它又具有个别性或特殊性。且不说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能够被人们普遍认可的一般理论很少。即使是一些人们普遍认为比较正确的理论也是以一定的时空结构为前提的。社会经济系统之间既存在时间的区别，又存在空间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与地理特性问题”。总的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产生发展起来的，对于非市场经济体系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计划经济并不适用。即使是对于市场经济，由于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其适用性也是需要仔细斟酌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又是目前为止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因而，人们很容易以它为样板，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当做普遍规律或“国际惯例”。但实际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从资源配置的一般形式看，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具有某些共同的因素，如稀缺、理性、供求、价格、竞争、货币、成本、收益等等，存在某种共同的规则，如价值规律、供求平衡、收益最大化等等。但是，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这些共同的因素和共同的规则具有不同的制度含义。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的实践经验中概括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特殊的东西，更不是一种个案或例外。也就是说，不能把中国特色与一般性或普遍性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辩证法。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的和一般意义的东西。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存在很大的狭隘性、片面性，认为市场经济仅仅适合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这种认识，严重阻碍了人们的眼界。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和历史勇气，突破了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实现了效率和公平、计划和市场、自主和开放、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为当今世界试图摆脱贫困、实现国家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而，它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首先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熊彼特也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总结中国的改革经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中国的经济学是从中国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丰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只有深深扎根历史的丰厚土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30多年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为基础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看不到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系，就不可能把握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在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时，国内外的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与改革开始时具备的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关系。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一书中，曾经把中国改革所具有的有利的初始条件，归结为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比如：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已具备了适当的物质、销售和人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但它缺乏激励因素，因而一旦个人激励措施得以引入，国家的作用得以改革，产出的迅速提高就不足为奇了。又如，在工业领域，1949年以后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工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得到了很大扩展，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已有一个进行建设的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意味着一旦投资政策下放后就会有许多轻工业投资机会。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认识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不能脱离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不能脱离几千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博大精深的文化，为社会的转轨提供了丰富而深重的历史遗产。历史宛如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时代变革的方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关系，人们众说纷纭，认识莫衷一是。但是，对于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恐怕是很难加以否认的。比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是以传统的大家庭为基础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政府和企业的社会保障费用，促进了居民储蓄率的提高，这在那个时期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并伴随理论的繁荣兴盛。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发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实践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的理论繁荣兴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新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有待于我们的探索、开拓和创新，但其方向应当是明确无疑的，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4月3日，市场从央行那里，没有等来预期中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一量变决策，但却等来了宣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实行注册制的质变政策。这天，央行发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管理有关事宜》公告（〔2015〕第7号，简称“7号文”），规定已经取得监管部门相关业务资格、发行过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且能够按规定披露信息的受托机构和发起机构可以向央行申请注册，并在注册有效期内自主分期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以注册制放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市场等待已久的重大政策。之前，银监会和证监会已经为资产证券化做了不少工作。2014年11月20日，银监会下发《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工作流程的通知》，决定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由审批制改为业务备案制。可见，此次央行放行注册制只是对原来政策的延伸和重申，市场关注的重点在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本身，这是金融市场化的内在必然和根本突破。

因为重大，所以艰难。7号文的出炉可谓十年磨一剑。早在2005年，银行和券商都曾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尝试，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引起监管部门的担忧，国内资产证券化业务暂停，直到2012年再度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券商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也同时涌现。与此同时，类似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影子银行”也蜂拥而出。为了顺应和规范市场发展，7号文终于出台。

一般来说，信贷资产证券化就是将原本不流通的信贷资产转换成为可流通的资本市场证券产品的过程。资产证券化产品划分为资产支持证券（简称ABS）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简称MBS），前者的基础资产是除住房抵押贷款以外的其他资产，后者的基础资产是住房抵押贷款。

在今日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政策的出台，至少有三方面作用：

一是盘活市场上巨大的存量资金。根据这一政策，银行、信托机构等把自己发放的贷款设计为证券产品，打包、分割成标准的份额在市场上出售，购买证券的投资者，得到了新的投资标的，盘活了自己的资金，一般可以获得比较固定的收益，也可以赚取证券本身涨跌的收益，相当于购买了可以交易的债券。银行在盘活已放贷款的同时获得了现金，增加了可以贷款的额度，还可赚取证券化的信贷资产的利差。显然，银行成为最大受益者。今后，银行等拥有高信用等级金融机构可以发行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消费贷款和信用卡证券化产品等。不难看出，房地产、汽车等企业也将受益，因为银行获得了继续向购房、购车者放贷的空间。

二是打通市场上分割的资金池子。大家知道，中国金融业长期分业经营，银、证、保、信、期等金融市场是分割的，在貌似隔离风险的同时牺牲了效率和公平。信贷资产证券化一举打通了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今日中国，这是两个最大的金融市场，因此，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从一个个巨大的湖泊汇流为统一的金融海洋。过去，以信贷为主体的金融产品较多地流向楼市，“楼市资产池”巨大无比，资金在银行和房子之间双向流动，这是单一的，风险集中度高。有评论认为，中央正在战略性做大“金融资产池”，用来在未来10到20年替代楼市。显然，“金融资产池”是多元的，全新的衍生金融产品将层出不穷，将分流资金，冲击楼市，并且冲击目前春光无限的深沪股市。证券投资者的渠道被拓宽了，很多资金也会被MBS和ABS吸引过去，从而对广义的证券市场构成分流。

三是理顺市场畸形的资金价格。信贷资产的价格是刚性的，最终导致整个金融市场价格的畸形。以往，在利率管制因而利差保持一定的情形下，银行经营只能拼资产规模，银行追求“越臃肿、越胖越好”。规模至上助长了“确定性暴利”，例如支持买地盖楼。现在，随着房地产周期逐步逆转，股票发行逐步注册制，加上在利率市场化、利差收窄，及互联网金融和余额宝的存款分流的倒逼作用下，商业银行的规模之战已经市场萎缩，而且使它们筋疲力尽。今后，确定性暴利越来越少，最终只有不可预知的产品创新才可能有暴利。确定性暴利与以往的要素驱动对应，非确定性暴利与今后的创新驱动对应。以往，银行经常利用同业、理财等短借长贷，资产负债结构对利率风险敞口十分灵敏，对货币市场高度依赖，也是加大市场流动性波动的主要原因，信贷资产证券化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将成为商业银行常规业务，将减少对同业、理财的依赖，有助降低市场波动性。中国金融体系正在逐步从管制和银行主导的阶段向市场化和证券化阶段推进，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价格是弹性的，最终会通过市场行为理顺资金价格。波动减少了，价格自然更稳定。

当然，信贷资产证券化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新的不可轻视的风险。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风暴，其实就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特别是MBS）被过度使用的结果。

首先是产品风险。哪些信贷资产可以证券化？基础资产如何选择？如果这些信贷资产本身就是不良资产，证券化包装后的产品自然就是“有毒资产”，最终污染金融市场。显然，有关机构必须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合格且真实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要强化信息披露，确保产品信息透明，产品质量优良。信贷资产证券化本意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散资产风险，但要防止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有毒资产。

其次是道德风险。资产证券化使得银行发放贷款的目的，从以往的“投资”转为“出售”，从长期和终身负责转为短期和最多是连带负责，这会增加典型的道德风险。投资者的收益取决于证券化资产的质量，而信贷发放机构和证券化支持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和风险管理的激励不足，这就有可能证券化了低质量信贷。与此同时，评级方面的道德风险也不容小觑。资产证券化产品过多依靠评级机构，如果一只违约率高的产品被评级机构评为违约率低，这样的颠倒黑白显然会埋藏巨大的风险。

第三是法律风险。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新生事物，国际上也没有真正成熟的管理和法律体系，是重点管理机构还是重点管理产品，没有定论。央行要求，受托机构和发起机构在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前和存续期间，应切实履行信息披露职责，并承担主体责任。受托机构、承销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要按合同约定切实履行尽职调查责任，依法披露信息。这显然是侧重管理有关机构。我国目前没有形成资产证券化的统一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不少，现在需要提醒。

总之，进入2015年，伴随着股市狂飙猛进，存款保险制度、信贷资产证券化、保险投资范围拓宽等金融政策相继出台，中国特色的“大金融时代”呼之欲出。金融机构的混业，演变为金融产品的“混业”，信贷资产证券化就是典型的银证关联产品。以往的分业造就“小金融”，金融市场相对分割和独立，防火墙壁垒森严，如同独立的江河湖泊；今后，江河湖泊连通成为大海，好处和坏处一起到来。一是拉平了金融市场利润，买房、炒股的简单暴利时代即将结束，源自创新的精致暴利时代必将到来，这就要求人们从暴利心理和炒作心理进化到增值心理和投资心理。二是由于产品的复杂和风险链条的拉长，个人管理财富的能力将明显不足，专业理财机构将得到真正发展。“大金融”开启财富管理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