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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企改革焦点问题

2015-04-02 14:56:18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实现了集体崛起，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大幅增加，打破了长期由欧美日等跨国公司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近年来，国有企业在“走出去”中成为“领头羊”，是“中国兵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国企”常常处于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尤其涉及经济增速、垄断、环保、腐败等问题时，往往成为某些公知大V的攻击对象。

在经济“新常态”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国企改革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4年“两会”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表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一年后，2015年“两会”前，某位媒体人所作的雾霾调查纪录片在媒体的推动下一度成为舆论焦点，此片在谈到雾霾的成因和治理难点时，又把主要责任归结为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而开出的药方自然就是“放开能源市场”。

2014年是国企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政府、学界、业界等都给予了重大关切，有关国企的话题、国企改革的争论依然是舆论焦点之一。本课题组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2014年有关国企舆情的三大热点关键词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走出去、国企用工薪酬制度。本文从这三个焦点出发，梳理相关舆情走势和舆论焦点。

混合所有制改革舆情走势及评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国有企业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随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多种声音中逐步启动。

图1 “混合所有制改革”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情走势

2014年2月19日，中国石化官微@石化实说发布微博称，中石化率先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附长文详细讲述改革内容，媒体和网络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关注度达到第一个热度高峰。6月开始，第二个爆点出现，中国电信、国资委、交通银行先后释放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信号，把话题推向新的高峰。经过一个月的持续发酵，该话题的媒体关注度和网络关注度分别在7月和8月达到热度最大峰值。

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舆论分化为两大阵营：

A.扩大国有企业影响力（约占六成）。

该阵营以民间“强国派”学者及普通网友为主。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发表文章《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为了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称“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控股的混合经济”，以此作为“扩大国有资本支配范围……加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在这一语境下，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再如南开大学教授何自力在《求是》刊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提出“当前有的观点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主要由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控股，这是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方向的曲解，实质是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控制、支配、利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手段，从而消解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网络舆论中，学者@杜建国发表《混合所有制并非抽象的灵丹妙药》称，“目前舆论片面强调私企参与对国企的混合，不提国企参与对私企的混合，这样无疑是不符合市场原则的，‘混合’成了私企的特权”。文中援引习近平“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的谈话，对国有资产流失表示担忧。网友@风雨下黄山-黄生的博称，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的一次大改革，但也许会演变成一场私有化运动；“卖国企就是卖国！”网友@明智一族认为，国企凭借优厚资源和良好资质不断创新的成绩比比皆是，批评者故意视而不见，唯心污蔑。

B.鼓吹国有企业放开控股权（约占四成）。

该阵营中以自由派学者、私营企业主及一些公知大V为主体。

如娃哈哈原董事长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这个民企进去会被它吃掉的，你也拿不到控股权，也没有话语权，就是出钱给它用而已，我觉得这个不解决问题” 。他建议国企混合所有制试点应该开放更大比例的股权，这样才能改变国有企业的机制。

刘胜军在微博中称，“混合所有制改革无非就是搭便车，让不用心的国有资本搭用心的民营资本的便车”；茅于轼认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解决不了垄断”，“政府应和企业一刀两断，把企业还给市场”；张维迎认为，“混合所有制只是一种过渡，绝大部分国企最终的状态并不是混合所有制，而是成为私营的上市公司或者公众公司”。

舆情评析

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由来已久，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也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保障社会民生、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方面，尤其是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国企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次混改的舆论之争中，一些学者、公知大V刻意强调国企的私有化改革方向，实际上表达的是私有资本包括外国资本的利益诉求。如何能让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广大老百姓，应该是改革政策的优先出发点。

国企对外投资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愈发加快。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约为1400亿美元，超过我国利用外资总规模约2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其中，在非金融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比60%。纵观2014年，高铁出口墨西哥受挫和国企海外投资亏损是国内舆论对于“国企走出去”关注度最高的两大热点事件。

高铁出口墨西哥受挫

图2 “高铁出口墨西哥受挫”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情走势。2014年11月4日，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宣布，由中国铁建牵头的国际联合体中标墨西哥国内首条高铁，这是中国在海外设计、承建并完全采用中国标准和装备的首条时速300公里高铁，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单”，引爆第一个舆论热点。

11月7日，墨西哥突然取消了中国高铁几十亿美元的投标，国内各大媒体纷纷针对墨西哥取消中国高铁投标进行了报道，媒体和网络对该话题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并于当日达到最高峰。

11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网称，墨西哥突然撕毁已经签好的合同，这背后有更复杂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博弈。随后，网易新闻、搜狐、中国青年网、新浪网、澎湃新闻转载该报道。

8日，发改委官方网站发布《发改委：墨西哥高铁取消招标是其国内因素，与中企无关》，解释墨西哥取消中方高铁投标的原因。《环球时报》、海外网、《新京报》等媒体做系列报道进行探因。

此次事件中，针对“高铁出口海外”的看法，大致形成“支持”、“质疑”两大阵营。

A.支持中国高铁走出海外（约占七成）。

新华网刊文称“中国铁路走出海外以来，在施工技术、成本控制、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较国外企业有较大的优势”，“近年来，凡是纯商业运作的海外铁路项目，中国铁建都实现了赢利”。此报道被大量转发。《人民日报》海外网称，中国高铁被指全球性价比最优，以高铁为代表的基建投资在未来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新京报》认为墨西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与中方无关。

网络舆论中，@范剑平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非常有国际竞争力，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走出去，带动高铁、高速公路、电力设备等各种基础设施相关产品出口，工程建设队伍出口，工程设备出口，就会对未来外贸出口有较大影响；@交大地学乐观地表示，路途中遇到的一点点坎坷怎能阻碍中国高铁走出去的脚步；@iinformation称，“高铁必然会能走出去，只是时间早一天或者晚一天而已”。

B.质疑中国高铁走出去（约占三成）。

《华尔街见闻》发表评论文章《高铁出海了中国赚了吗？》、四维金融发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丝路基金和墨西哥300公里高铁》，指出“经济账还是要算清楚，蚀本赚吆喝的事情总是不能长久”。

网络舆论中，@董事会杂志认为，“中国企业盲目进入海外后，一是对当地政治环境、法律法规、语言文化等不熟悉，导致不懂得如何去维权；二是维权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太大，往往选择放弃维权。所以，中国企业应该做好尽职调查”；@中国评论通讯社认为，基建“走出去”应摒弃工程承包思维；@西征网称，面对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种种尴尬局面与被动，面对当前走出去的价格低位，确实要思考“走出去”的时间优势和利润优势。

舆情评析。主流报道普遍认为，此次高铁出海第一单是从单纯的建设及装备出口，到建设、装备和标准的整体输出的跨越，这证明中国高铁的整体实力得到世界认可，开创了中国高铁出海的新时代；即使一些金融机构、资本集团屡发质疑，但大部分网友依然支持高铁“走出去”。在“高铁出海”的舆论争论中，往往涉及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国企所在的重点业务领域，不同的观点背后实则暗藏着不同的利益。

国企海外投资亏损

近年来不断出现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的报道，“70%亏损”甚至“九成都亏损”的说法一度火热。一些耸人听闻的数据，或者来源不明，或者由一些民间智库分析得出，准确性值得商榷。但这些数据却被一些媒体和学者不负责任地加以使用，并进一步被其他媒体和学者重复引用，不准确的数据和结论因此被广泛传播，众口铄金。

图3 “国企海外投资亏损”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论大致分为“积极看待”和“抨击”两个阵营。

A. 积极看待国企海外投资（约占五成）。

在有关国企海外投资亏损的报道出现后，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现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会长张国宝称，不认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近千亿，70%的投资项目仍处于亏损状态”的说法。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称“在我的调研当中，看到了更多的走出去企业的成就，对于这些数字，我不认同。”

网络舆论中，网友@张万会1发微博称，“这些经济学人实在缺乏任何独立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凡事不忘向美国欧洲看齐，以西方好坏事情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诚可谓美国经济鹦鹉！中国投资去处当然要投向技术创新发明创造，利用国企优势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关键领域攻关协作，导向领导正确就可取得产业突破，用新技术产品盈利改善国家环境和生活。”网民@甘犁认为，中国的海外投资，需信任用好大量的海外华人人才，或可减少风险。

B．抨击国企海外投资（约占五成）。

在《南方都市报》发文后，网易新闻、凤凰网、中国经济网、腾讯网、搜狐、新浪网等媒体进行大量转载，一些公知大V也就此事在网络舆论中继续造势，引导网民抨击国企海外投资。如@朱海称，国企风险全民承担，会导致盲目投标，只图名声；@济南马相龙律师称，中企走出去的失败率比较高，其中2010年失败率全球第一；@张大江V称，不精准的做些失败的投资，要国企干什么；@范剑平称，计划经济最后遗留的毒瘤是政府和国企投资预算软约束，有人从投资项目中贪腐却无人为投资失败担责的制度成了贪官的现金提款机。@雷华_解惑求真称，以国企那永远虚高的投资和运营成本，在行政力量够不到的国际市场，他们永远是失败者，所以他们只能缩在国内，做门背后的霸王，与政府联手榨取和掠夺国内民众。一些网民也跟着发表了激烈的言论，如网民@dailyfantasy说，国外看中国海外投资的国企估计就是：人傻，钱多；@伟大的中国称，中国在海外并购与投资90%失败了，特别是国企，拿老百姓的钱不当数，败家子，可是个个腰包鼓鼓的；@龙头股-认为，国企向外投资基本就是给移民海外的官二代提供就业提供金钱的手段。

舆情评析。近年来，舆论中不乏针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批评声音，分析后可以看出其有固定套路：抓住失败案例，不提其他成功案例或整体数据，将国企对外投资一棍子打死；将中国对外投资的负面材料偷换为国企对外投资的负面材料，将私企对外投资亏损的结果嫁接到国企身上，再扣一个“盲目投资、普遍亏损”的帽子。这些生搬硬套的评论、文章在有关负面新闻出现后迅速发出，在一些公知大V的带领下以讹传讹，不断加深国企的负面形象，以期通过造势引导改革方向。当然，官方及国企自身缺乏正面说明或澄清，没能有效引导舆论，使得负面报道、不实数据广为传播，也使得一些网民被严重误导。

国企用工薪酬制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企用工制度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用工到市场用工、从固定工制转向劳动合同制的转变。一方面，国企通过下岗、内退等方式淘汰了一大批冗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用人机制发生变化，引入了合同制与劳务派遣制。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国企要和私企展开以“利润”为标准的竞争。2014年，与国企用人制度改革有关的舆情热点主要集中于打破养老金双轨制与合理确定国企高管薪酬两个方面。

打破养老金双轨制

2014年3月23日，人民网报道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公开表示，人社部门不断完善方案设计，按中央决策出台实施，解决养老金“双轨制”。5月，舆论开始热议“大庆油田用工世袭制”。

图4 “大庆油田用工世袭制”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论走势。5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大庆油田打破职工子女铁饭碗背后：2011年后业绩一路下滑》，认为职工子女包分配政策有碍企业效益，中石油的现代企业制度推行任重道远，此文转发48篇，得到新浪、南都网、21世纪网、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的转载。

5月20日，《新京报》发表《大庆油田部分子弟渴望接班招工考试比高考还重要》，转发120篇。

9月10日，《法治周末》报道《大庆油田：缓步打破“世袭”》，网络媒体以《媒体曝大庆油田“世袭”变相存在：考生都能过》为题转载了84次。

舆论阵营分为以下两大阵营。

A. “养老金双轨制并轨”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价太低（约占五成）。

观察者网5月22日发表《网友观察者：油田青年看大庆包分配制度》，盘点了石油子弟对此事的观点：“冬天晚上顶着零下40℃寒风在那干活，不夸张的说，湿透的棉裤刚脱下就能立住！夏天顶着30几度高温，在泥泞道路上抗一二百斤管子往井场送的时候，又有谁能体谅？”“我的薪酬是今年才能达到5万，我爱人是前线工人，一年也休息不了几天，累一身毛病，一年也赚不到8万。”在大庆油田，职工十分辛苦，薪酬也并不高，石油子弟之所以愿意留在油田，既有对油田的深厚感情、也有安土重迁、留在父母身边的现实考虑。

《新京报》发文《工资才是经济增长真动力》、《经济日报》发文《最低工资标准仍有上调空间》，认为国家应当对“市场化薪酬”有所干预，通过改良雇佣劳动制度来真正解决问题。网络舆论中，网民@lmbzys认为，养老金双轨制没有公平正义可言，现在并轨了，可是养老金存在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简单共识001称，明摆着是坑农民。

B.支持取消养老金双轨制（约占五成）。

《中国青年报》发文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呼吁，尽快建立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遭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送进历史。该报还引用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的说法，“打破养老金双轨制代表了社会公平的发展。之前部分人不缴，部分人缴，但大家都是拿工资的人，这样显得很不公平。”

网络舆论中，也有不少网民支持养老金并轨。如@北野牧者认为，养老金“并轨”是“多赢”之举；@任燕子岁月认为，合并统一“养老金双轨制”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文洁zy称，养老金双轨制正式废除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是中国的“好声音”。

舆情评析。

关于养老金问题，或者批评大庆油田“世袭制”的舆论已不单单是在讨论事件本身，往往含沙射影于国企改革。一些舆论将不公平、低效、改革滞后等“帽子”扣在国企身上，媒体报道中的“包分配”“世袭”等字眼引起了网民的强烈反应，客观上诱导网民对国企产生“坏形象”，把就业难、收入低的怨气发泄到了可以“包分配”的体制内职工和国企身上。其实，劳动者就业难、薪酬低的根源在于劳资矛盾，在于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劳动力市场；收入公平与收入平均是两个概念，效率优先和利润优先也并不相同。废除双轨制固然可以消除“同工不同酬”的收入不均现象，但是，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却不一定能上涨。由于大批编制工变为非编制工与其他工人竞争，非编制的普通工人待遇甚至还可能会下降。这样一来，收入公平反而更难保障。

国企改革舆情热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国企改革发展问题作为未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大关切之一。他指出，国企“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确实要担当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在推动改革措施上加大力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并且长期共存，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原则，而国企是国家的命脉和根本，是立国之本。

图5 2014国企改革舆论阵营图和十大关键词

2014年国企改革的呼声很高，但究竟应该改革什么，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舆论阵营在上述问题上出现明显的分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是2014年的年度热点话题，并成为2015年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议题。有的人希望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国企在国计民生和新兴产业的影响力；但另一些人却认为国企应该放开控股权，为海外资本和民营资本开路。“国企走出去”也是2014年的热点，在这个议题上，舆论也出现明显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应当支持国企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另一部分人却唱衰国企。虽然国企用工薪酬制度是一个老话题，在这个议题上，舆论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从2014年国企改革舆情十大热点关键词来看，有一些关键词和话题以往呼声不高，今年出现冒头的态势，例如呼吁国企放开控股权、海外投资亏损等。还有一些老调重弹的关键词，例如：效率、腐败、垄断等，这些争论的本质，都可以归结于产权、效率、公平、责任和腐败等。这些话题的讨论在舆论场中往往发酵成为对立的观点针锋相对，而观点的背后其实暗藏着不同的利益导向。

国企肩负着增强中国国家竞争力的历史使命，也是国家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支柱性、命脉性行业控制力的基础。但资本利益集团和自由主义学者来说，长期攻击国企，称国企产权不明晰，用工制度没有彻底市场化，国企的发展优势被视为垄断。国企做优做强做大与私企、外企的利益相冲突。在舆论场中，自由派学者有政、产、学、媒各界的强势代表，在微博上拥有多位意见领袖，能够在第一时间对于国企负面事件进行炒作。他们通过攻击国企历史上的负面案例，并将问题归结于其国企身份；捏造来源不明的数据、歪曲事实等，对国企刻意抹黑，诱导网民不断加深社会对国企的负面印象，制造“网络民意”。然而，党报党刊却对国企的负面报道往往失语，缺乏关于国有企业舆论的正面引导，只有一些民间媒体如观察者网、海疆在线、独家网等发出不同的声音。

国有企业不仅是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更是联系老百姓、发挥党的基层影响力的重要纽带。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国企肯定需要改革发展，但怎么改、如何改，不能只看网络舆论。当今“网络民意”实际上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有关部门不能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网络舆论所左右，而应当联系实际情况认真调查研究，力争将国企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编辑：王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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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实践与一般理论

刘海波

2015-04-02 14:55:59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为典范案例，提出了先进性团体政治的理论，探讨其在中国的实践、政治哲学基础和运转机制。指出其同自由民主政治逻辑的不同，探讨了完善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机制，以及为什么可以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改造保持信心。

总结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的迫切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在这里，“列宁主义”特指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民主集中制。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与根本优势所在的概括，进一步可以概括为先进性团体政治。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特征就是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解当今中国政治并且能够有效改进中国政治制度、建构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坚定“三个自信”，首先必须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规律或逻辑。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并不能够对先进性团体政治进行充分解读，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内涵。列宁的建党学说，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意义上提出的，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功效，但是在其后的历史实践中未能将其系统化。

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多是从历史演进的轨迹来说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在于，没有完整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理论视野就难以扩展，甚至导致一些胶柱鼓瑟的论述。面对西方“极权主义”理论的妖魔化不能有效地反驳；面对文革赞同者振振有词的“大民主”鼓吹，也不能真正化解。今天，中国先进性团体政治还在“吃”历史实践成就的“老本”。

中国共产党无疑有巨大的历史成就，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实践蓝本就是中国共产党。可是，政治实践与政治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历史常见的现象，政治表达的不足反过来制约了政治实践的进步。历史进行了正确的选择，但是选择时的理由不尽恰当，虽然不影响当时的成功，却不利于今后的选择。今天，面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提炼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就。

所以，我们需要探讨，以“先进性团体政治”作为一般性的政体模式的理论。这个探讨不囿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些理论点，引进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科学的方法，而尤其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明方面，曾经有伟大的创造，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方面都是如此。今天我们也需要发挥政体构造的想象力，进行政治科学的创新，这是时代极为迫切的课题。[2]

中共是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研究案例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研究，虽然是一般性的，却必须以中共为典范和最重要案例。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中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一系列认识都需要通过对中共政治实践的总结和提炼获得。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学自苏共。但是，列宁主义政党模式引入中国以后，因为中国的固有传统，因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奋斗历程，因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的努力，中共已经不同于列宁设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完善了列宁的构想，且超越它的缺陷。[3]列宁主义不能完整概括中共的根本，中共有一些重要的、独有的特征。这一事实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解释为何中苏两党命运不同。提炼中共的历史而不是仅仅复述列宁主义原则，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才会丰富完善，例如明晰党的“组织纪律性”内涵，彻底批驳“极权”、“黑社会”的妖魔化论述。

1901年底到1902年初，列宁写了著名的《怎么办?》一书，指导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笔者以为这本书是政治科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重大发明之作。这本书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如无产阶级正确政治意识的外部灌输论、反对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如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首要性，特别是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列宁的政党理论，在实践中一般有着巨大的政治效能。其中的政治逻辑是意味深长的，但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之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正面阐释。

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民意党失败以后，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共同“瓜分”了民粹派的遗产，布尔什维克得到的是铁的纪律约束的“组织原则”，社会革命党则继承了“恐怖主义”搞暗杀的斗争手段。社会革命党并没有承袭“民意党”的高度集中的“黑社会式”组织模式，由于加入了第二国际，受西欧社民党的影响，他们采取的是“组织上的虚无主义和党内民主，没有硬性明确的组织界限和强制性的纪律约束”。这种组织上的差异，可能是俄国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为历史所淘汰的最大原因。

中国共产党具有同苏联与东欧各国共产党非常不同的特征。李大钊是中共主要的创立者之一，在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前，他激烈反对暗杀（这是当时一般革命党的特征），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视伦理道德应有的历史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它的历程中并不存在李大钊批评的这两方面的问题。

也许由于中国的传统“政者正也，选贤与能”的潜在影响，中共高度重视党员的道德修养，实际上党员标准添加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尊德性”。在广大党员中，极端崇尚“气节”。中共模范干部的气质，则大抵归于圣贤人格与实践理性能力的兼备，只是传统上以“党性强”的术语表述。中共军队是以雷锋为榜样的军队。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尊德性、严纪律、道问学、求大同”的先进性团体。

中共一开始建党，尽管不占主导地位，就是一定区域的公开的执政者（国共合作）；然后完全自己主导一方土地与人民的治理，到延安抗战开始之后，实际上形成与当时中国正统的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完整体系。抗战结束，中共已经是拥有一亿人民、百万军队、数百万民兵广大区域的统治者。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的22年间，除了短暂到重庆谈判之外不曾离开根据地和军队一步。这对于理解中国深厚文明底蕴和中共独特经历造就的中共特性很重要。一些反共情绪激烈的人物，包括以赛亚•伯林，刻意将共产党和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联系起来，似乎共产党是靠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的方法取得胜利的，不过苏共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些这种说法的口实。中共则毋宁说是“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的故事，与涅恰耶夫主义完全相反。

中共历史的特点，一为党员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谓“山沟马列土味浓，更有党人牺牲多”；二是在田制、币制、税制、社会组织、兵制、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诸多的创制，这些创制解决的中国社会千年的古老难题。这些成就既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原因，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先进性政治团体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尽管列宁提供了组织原则与技术，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党员提升了党的事业必胜的信心，但是为中国共产党奠基的是那些舍生取义的烈士，是党员继承传统又日日新的德性，是不同时期合乎正义与实际的丰富的实践活动。所以，笔者认为中共根本不必要同苏东共产党进行类比，也不必担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过时之处是否危及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基是烈士们超越性的精神，是一系列历史关头的正确选择，尽管在选择时所声称的理由未必恰当。但，后者是一个重述历史的话语论说问题，而非推倒既有选择重来的实践问题，明乎此则不会妄自菲薄而丧失“三个自信”。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实践

西方国家政党的定义“政党是组织松散的、以特定的标签（政党名称）寻求选举政府官员为目标的组织”[4]，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与领导体制并不是靠政党法、社团法规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某些部分具有宪法性文件的性质。

中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首先，表现在它是政治共同体整合机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其次，它是政策审议机制；第三，因为党的高度整合能力和富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的广泛存在，达到行政具有效力的结果，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执行能力。先进性团体政治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中国成功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在长时间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先进性团体的政治逻辑，实际是更先进和更普适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比代议制民主更具有先进性、审议性和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适合性。

先进性组织与代表性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政治组织概念。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组织，不是代表性组织。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伴随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而成立的，代表工人利益；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4.5亿人口中产业工人仅有200万，但正是因为如此才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欧洲政党跟随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改变历史的走向。中共早期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实现的却是中国社会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缓和乃至消失。中共的任务，是消灭不公平的阶级分化（例如消灭产生土地食利阶级的制度）、铲除使社会矛盾激化的土壤（例如遏制贫富差距悬殊、促成民族团结）、避免任何强势利益集团能够左右政府的政策。

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需要超越自由主义，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认真汲取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在此，需要先讨论几个重要的问题：真理与正义的客观性；政治的首位性和超越性；先进性团体建设和运转的一系列微妙方法和细节。

中国传统儒家主张正义的客观性与政治的超越性，但是要形成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整合、充分政治审议、高效政策执行的制度安排，儒家并没有政治想象力能够发现它，而仅寄托于个体的道德修养。正义的客观性与政治的超越性也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是托克维尔、施特劳斯等近现代政治理论家的立场。例如，托克维尔反对社会和历史决定论，强调政治具有自主性而非从属于经济，制度的安排取决于人们的努力。他们也没有可能去思考先进性团体政治。这是一个一般的现象，西方的一些政治理论家，尽管在政治哲学层面颇有见识，但是对共产党却充满偏见，他们也不肯精炼西方之外的政治实践，以克服自由民主政制的弊端。

自由民主论者的问题在于以个体权利本位、利益博弈的视野来构造政治，他们立基于错误的个体欲望为本的政治哲学、狭隘的博弈均衡的社会理论而不能自拔，从而使得政治不再可能。他们甚至忘记了英国普通法制度构造的历史经验。托克维尔对于个体权利本位的自由民主也有认识，他预见了这一个体化所带来的私人化和非政治化倾向。政治学家戈谢认为：“看起来89年以来民主的胜利意味着民主终于建立在了彻底的人权之上，但这一人权张扬的个体主权和拒绝他治的自治却对民主所需要的集体自治和人民主权构成了挑战；在使个体权利神圣化的同时，民主有可能失去把这些个体转化为集体力量的能力”。[5]

由于上述原因，自由民主政治，尽管并非在现实中都不能运转，却只能在少数地方勉强可行，有绝对不能普世推行的苛刻条件。众所公认，古代西方文明以奴隶制为基础。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成本的对外转嫁。自由民主政治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别人不能学，因为其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惨为代价。

政治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公共平台与论坛的每种观点各自表述。有人相信有一套规则体系，在此规则体系下，各方趋利避害就能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这是非常幼稚的。此规则体系如何维系不说，他们完全看不见寻求正义与真理的审议性秩序的存在。对政治而言，不是哪一种博弈均衡，而是审议共鸣如何可能。今天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就是“政者正也”的政治成为不可能，结构性地锁死在利益博弈均衡当中。政治是紧密的共同体整合后自然出现共识并有效实现共识的决策。政治必须基于德性，必须超越于利益博弈，但是如果认为发扬德性或以德治国是个体的修养问题，如中国宋代之后儒家所倡导的那样，也是没有抓住根本，以德治国仍然主要是个社会结构或组织问题。

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如组织成员选拔、组织纪律要求、组织生活熏陶、组织理想教育、也包括组织内的决策程序等，打造在政治审议、政策判断与政治行动方面都健全而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此团体且能够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高度相结合。因为团体的组织特性，因为团体成员的精神状态和结构性利益特点，人为地制造一种政治场域或情境，使得“永恒的是道义和深思熟虑的选择而非利益和强力”具有最大可能性，也使得团体成员表现得具备德性。先进性团体政治要达到信念与明智的完美结合（政治不是做礼拜也不是做买卖）、群众与精英的密切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追求的是人类限度内政治的最高境界。列宁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如果加上一句，“没有革命的组织，就没有革命的理论”，就可以说明政治组织这种结构性整合的作用。

先进性团体政治与中国政治传统具有契合性，立基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古典的，而非现代个人权利本位论的。其制度安排既考虑了人性的弱点缺陷，也同时考虑人的德性与主观能动性。这同普通法司法制度——判例法、陪审团、法官只有行为良好与否问题没有错案问题——在思考方式上是可以类比的。它追求治人与治法的动态循环，有治人斯有治法，有治法斯有治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无论何时，人类在政治领域，必须承担判断的负担、必须承担行动的责任。先进性团体的成员，必须具有政治的德性：信仰坚定、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行动勇敢。政治德性本身，也部分是结构的产物。

为什么不选择竞争性民主选举程序

在通常的语义中，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对于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而言，尤其需要辨析“自由选举”与民主集中制的不同。

先进性团体内当然也有选举和投票，但是与现代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政治逻辑根本不同。此选举不是彼选举，此投票不是彼投票。前一种投票类似于在考试中解题寻求正确答案，或者投票者负有神圣的使命，要完成一件正确的事，而后一种是个体权利的实现和表达。不同政治逻辑中投票程序的意义不同。为了说明党内投票的性质，笔者不得不作个也许不恰当的类比：法庭陪审团投票是自由选举吗？大公教会教宗选举是自由选举吗？如果不是，那么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在教宗选举的历史和现实中，其繁杂仪式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其完全不同于自由民主的逻辑。教宗选举不是枢机主教团成员政治权利的表达，其仪轨是要创造这样一种齐心同力发现客观正确的场域。

对于先进性团体政治而言，存在投票和选举，但是其政治的基础不仅是党员政治权利的表达，更是成员的德性或曰党性，是团体的质量，是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或者说形成的某种政治情境。如果自由竞选一人一票投票机制危害了共同体政治审议、政策执行的话，就不可能允许这种机制存在。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弊端，就在于在村社共同体趋于解体情况下进一步把熟人社会撕裂。此种形式主义规则下的博弈，难选出好人，大量的是贿选上台，然后胡作非为。竞选民主具有强烈的制造一个“认赌服输”的赌场情景或商场情境的含义，致使政治市场化。

列宁也认识到，革命团体当中同志之间的信任比民主制更重要，真正的民主是共同体关系的一个部分，以前者为前提运转，在《怎么办？》中他写道：“我们党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有这些条件，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我们来说是更为绝对必要的，……他们非常亲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的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颇为发达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离开同志关系（而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也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制裁。”[6]

现在我们说的党内民主，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如果等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逻辑，那就是一党多派，党员公开竞选职位。这样，党只是一个平台，不复具备先进性团体或列宁主义政党的性质。党内决策有投票，却不能拉票，不能竞选，不能允许派系的存在。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绝不可能是“党员一人一票公开竞选”；先进性团体政治的逻辑决定了，不可能重复西方历史的“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逐渐一人一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保持着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民主的本质。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先进性团体政治，也因此更可能进行长远的、全局性视角的决策。对运转良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来说，一个政治家的策略是择善固执，因为这是共同体内的重复博弈，必须避免策略性行为，因为正确最终一定胜出。竞争性民主，则是当下不择手段，拼凑多数，而出现投票的循环、多数的暴政、少数的敲诈（如要求一致同意）等种种问题。根本上，就在于两种政治的情境不一样，人们的行为方式不一样。如果不能理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熟人社区和在完全陌生人的社会里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

因此，不能迷信一人一票的程序，先进性团体本身的状态最重要，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是政治本身何以可能的问题。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机制，非常微妙复杂，诸如党员的人数、党员选拔的程序、党的高级干部与特殊任务党员的供给制生活、党员的道德修养与理论教育等等。可以确定，党员人数不能过多，应该有个极限；党的高级干部与特殊职能党员，在财产权意义上仍然是无产阶级。“人心惟危、道心唯微”，需要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人类所能达到的道德与政治高度的深刻理解，而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性善性恶、简单假设基础上。为什么对中共来说，组织生活会、理论务虚会非常重要？党员必须参加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这是一种熟人社会的行为检讨和精神提升分享机制，高级干部也必须参加一个由周边党员组成的支部。作为一种政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能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意义，将中共变成一个行政官员的组合，会议只剩下当下具体工作的讨论会、工作的布置会，是悲哀的。党的纪律，目前中纪委从事的反腐行动只是底线，而且根本就不是精英伦理。党的纪律规范体系不仅是成文规则，更是案例，是一套复杂的规则体系。

当今政治话语亟待完善

中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没有得到系统的、合适的理论表达。理论家往往只有本本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导致人们往往交替使用两种理论来论证中共制度与政策的正当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未来社会的国家与政治体制的设想，也只能从当时的现实材料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获取思想材料，无法在操作意义上给予完全指导。改革开放后，作为西方政治理论被引进的自由主义则根本敌视中共的一切，从根本上抹杀了先进性团体政治的可能性。我们曾经一度引入自由民主政治逻辑中的理念方法，试图改进中国政治体制，但其中隐藏着陷阱。如果我们不能提出超越性的命题，则既遮蔽了中共的历史成就，也无法打开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在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还会处处受制。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这是意义含混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不是自外于人民的集团，它本身使人民成为可能，革命党或执政党名词，都不适合描述其性质，因为这混淆了先进性团体与西方政党的根本不同。中共当年不是在“打天下”，现在也不是在“坐天下”，无论党的工作重点怎么转变，党的性质——人民性、政治性、先进性是不变的。

对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造的信心

尽管我们能够提出许多的改进意见。无论如何，尊德性与严纪律，即党员必须保持高于普通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行为标准，是党自我改造的重要基础。我们或许应该对党的自我改造抱有更大的信心。

与通常的认识相反，笔者认为，先进性团体的自主性与自我纠错能力是一致的。每个党派时时刻刻需要竞争性地获得选票才能获得执政地位，这确实是来自外部的制约，但是这也消灭了责任的归属，导致各种政治欺诈，必定是为私人和集团谋求私利。这种制约，能够改变党派的纲领和行为，但更可能是造成自我犯错能力而非纠错能力。在政治上，我们究竟依赖自主性主体的自我反思能力，还是被动性主体的趋利避害本能，这是一个问题。在市场竞争条件下，限制条件下这种制约能够在特定情况下使商人行为良好，但如果是艺术家、学者，这样的约束也只能培养平庸而市侩的人，绝无伟大作品问世的可能。最近这些年，中共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阻碍难以突破，改革陷入困局，这是党的自主性减弱的后果，而绝非少了外部制约的原因。

先进性团体成员的心态，非常重要，甚至比具体信奉哪个理论更重要，具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的信念，会对成员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先进性团体的意识形态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提出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一般性论述，一般性的政体模式理论，探索其政治哲学基础和具体制度安排。同时，希望中共领导人坚定对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信心。1840年之后，可以说，中国将“百代皆行党治国”，以先进性团体整合人民、领导国家最终成为历史的选择。这不是历史必然性，而是历史合理性，不是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而是中国的“顺乎天而应乎人”。

笔者认为，当下尤其需要建设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党的持续建设和不断改造”的理论，党建其实是中国的第一政治大学问，需要不断地探索。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与方法下，党建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成功，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1]刘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肖自强先生和笔者看法近似，他指出：关于一党执政体制的政治科学论述一直阙如。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自身执政体制的论述，一般是直接论述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很少从自身的具体执政中跳出来研究一党执政体制的一般性原理。这会带来两大问题，一是对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和有效性论述缺乏更宏大的原理性视野，从而会影响对自身执政的认识；一是无法确立一党执政体制的科学论述，从而无法在民众那里建立科学的认识方法或者说一般的认识方法，从科学角度确立相关的信念。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efc7ee0101nqlr.html，2015年1月7日访问。

[3] 中共成为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案例，当然也有历史机缘作用，实践往往走在理论前面。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需要总结和精炼中共的历史。

[4]罗金斯：《政治科学》，林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218页。

[5]转引自崇明：“托克维尔时刻和民主的危机”，载《东方历史评论》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6]《列宁选集》第1卷第4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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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乱局何时休

东源

2015-04-02 14:34:54

乌克兰乱局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该国政治生态复杂多变，易被外部影响和操控。新政权产生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并进一步恶化；且新政权还没有出台能够解决乌克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仍在恶化之中。加剧乌克兰乱局的因素仍在累积，前景黯淡。

乌克兰位于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博弈的桥头堡，国内始终未形成稳定的政权结构。在俄罗斯与西方大国的拉锯战中，乌克兰多次发生“颜色革命”。亚努科维奇总统2014年被西方撑腰的反对派逼走，由此演绎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西方对俄大规模制裁”、“乌东部地区内战”等重大事件。乌克兰乱局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中俄战略全面协作关系显著加强，美欧分歧进一步加大。目前，乌克兰新政权体系基本形成，停战协议正式生效。乌克兰能迎来和平、稳定和发展吗？对此很难做乐观预期，加剧乌克兰乱局的因素仍在累积，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引发新的内战或政权危机。

引发乱局的政治因素

乌克兰政治生态复杂多变，易被外部影响和操控。新政权产生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并进一步恶化。新政府不能够团结大多数精英，治国理政能力较弱，反对派的力量正在蓄积，其采取极端行为夺权的内在逻辑仍在起作用。

“寡头之治”的根源没有改变

乌克兰乱局的内部根源是“寡头之治”。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曾表示，“在乌克兰，在野时亲俄的政治领袖当选总统后未必亲俄，在野时反俄的政治领袖当选总统后未必反俄。”其原因是，资本权力控制着国家权力，资本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当选的乌克兰总统要么受寡头操控，要么自己就是寡头，俄罗斯和西方都可以与寡头做交易。引发亚努科维奇总统出逃的“广场事件”的最初参与者就受雇于最大寡头阿赫梅托夫。他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是亚努科维奇之子过于贪婪，严重损害了其他寡头的利益。亚努科维奇政权发生危机后，大部分亲政府寡头在西方重压下改旗易帜，寡头控制的媒体则开始炮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众叛亲离、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只得仓皇出走。新总统波罗申科依然是寡头总统，号称“巧克力大王”。他在俄罗斯和西方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不得不重复前任寡头总统犯下的错误，也未必能逃过被其他寡头算计的厄运。波罗申科总统意识到腐败问题对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全的巨大威胁，但他签署的《国家反腐败战略》缺少新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防止寡头干政的问题。一旦重大腐败丑闻再次袭来，必将对政局产生更大的冲击。

政治精英严重退化

一位曾两次出任乌克兰议会（拉达）议员的朋友谈到，乌克兰政治精英已严重退化。第一届议会的议员大多是前苏联时期的官员，虽然处事有些僵化，但政治经验相对丰富，有履职能力。当他隔几年第二次成为议会议员时，周围的人已变成商人和寡头的亲信，个个唯利是图。如今的议会议员大多是一些发动街头革命的头目，缺少理性，喜欢投机和冒险。

2014年10月乌克兰议会批准的《政治清理法》不利于乌内部和解，给政权安全埋下严重隐患。该法律禁止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政权中的高级官员、曾经参与镇压民众示威的安全官员、前苏联时代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官员、克格勃官员和线民、以及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人在政府任职。《政治清理法》打击面过大，将使政府失去大批优秀人才，并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直接影响政府的稳定与效率。据乌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的学者估计，将有超过100万公职人员受到这部法律的影响，超过公职人员总数的1/3。如果加上其亲属，受波及的人数将达到500～1000万。政府高层和军警等强力部门领导将遭到清洗。乌政府在2014年10月公布了第一批因该法而被迫辞职的21名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水利资源署署长、国家航天局局长、毒品监督局局长和第一副局长等。此外，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第一副部长、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19名高级官员已在该法实施前夕宣布辞职。被清洗的领导人和公职人员无疑将成为现政权坚定而有力的反对派。

随着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官员被清洗，极端主义者纷纷出任要职。比如，“广场革命”时的医疗队长成了卫生部长，“国民警卫队”的头目成了国防部长，其他几个暴力组织的头目则在内务部担任局长。这些官员造反能力有余而治国能力不足，屡次误判形势和出台错误决策。更糟糕的是，这些人易受外部操控和内心贪欲驱使，不会轻易满足现状，仍会选择采取极端方式实现个人野心。

社会分裂迅速加剧

乌克兰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面临危机。2014年的民调显示，40%的民众赞成斯拉夫价值观，25%的民众赞成西方价值观，35%的民众难以确定。乌东部民众亲俄，而西部民众亲西方，双方僵持不下，对基辅当局都有强烈的不满情绪，都在追求高度自治。乌克兰东部希望单独加入俄罗斯，而乌克兰西部希望单独加入欧盟。

乌克兰政府对俄政策屡遭失败，严重刺激了乌社会，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新议会中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坐大，主张武力解决东部问题的“人民阵线”得票率超预期两倍，成为比例制选区的最大赢家。一些参战军官取代传统政治家成为议员，而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的政党得票率明显低于预期。议会投票结果表明，支持波罗申科总统妥协政策的选民迅速流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主导社会。

2004年的“颜色革命”在乌克兰开启了以街头暴力政治推翻选举结果的魔瓶。在2014年2月爆发的“广场革命”中，一些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再次通过暴力行动推翻了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这些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在夺权后，仍热衷中于街头政治。乌克兰极右翼团体“右区”成员指责敖德萨市政官鲁坚科受贿，把他扔进了垃圾桶。乌各地随即纷纷效仿，先后有10多名拉达议员、市议员以及政府官员等被扔进垃圾桶。2014年10月，“全乌克兰斯沃博达”、“右区”等极右组织和新纳粹组织再次发动大规模游行，试图强迫议会通过决议，取缔乌克兰共产党，并要求为乌二战时的纳粹武装UPA正名。乌日益频繁的街头政治斗争暴力性增强，很可能升级为街头暴力“革命”。

引发乱局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历次引发乌克兰政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民众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并被反对派所利用。乌克兰新政权仍未出台解决乌克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仍在恶化之中。

政府财政深陷危机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曾表示，自2014年4月15日在乌东部开展反恐行动以来，每天需8000万格里夫纳的预算拨款，约合580万美元。据乌克兰政府估计，2014年的战争开支超过630亿格里夫纳，约占全年预算收入的20%。未来乌东部地区重建需设立70亿格里夫纳的专门基金。东部持续的战事已使乌政府捉襟见肘，战争开支可能成为吞噬乌经济的“黑洞”。

经济严重萎缩使新政府深陷财政危机，亟需经济援助以维持预算和避免债务违约。乌克兰部分银行失去了支付能力。为遏制资本外逃，政府开始实施资本管制措施，如限制居民在银行提取外汇，限制私人向国外汇款，限制企业购买外汇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进而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陷入恶性循环。一些国际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乌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乌克兰经济几乎丧失了自我造血功能，入不敷出成为“新常态”，目前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俄方制裁釜底抽薪，西方援助条件苛刻

乌克兰至今对俄经济依赖性很强，俄垄断着乌能源、电信等重要行业。乌几乎全部的大型企业要么被俄收购，要么高度依靠俄市场。与俄交恶对乌克兰制造业来说意味着灭顶之灾。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曾停止向乌供气。尽管双方后来达成供气协议，但协议的执行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由于财政极为困难，乌克兰政府有可能不能如期付款，而俄可能因此使其再次断气，将导致乌克兰大批工厂停工，大量工人失业。俄罗斯还大幅限制乌商品进口，停止进口乌农产品、酒类、钢管等冶金产品。2014年9月的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降幅达11%。政府财政赤字在2014年前9个月同比增加了13.96%。乌国家统计局10月份数据显示，外部市场萎缩和天然气价格飚升等因素相互叠加，导致乌企业亏损面超过49%。

而美国对乌援助极其有限。波罗申科当选总统后立即访美，美国对其礼遇有加，但仅宣布提供5300万美元的援助，并且其中4600万美元用于支持国防开支。这种援助对于乌克兰经济并没有多大价值，2015年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以满足“近期社会开支”，但这笔钱对于坐吃山空的乌克兰财政而言仅仅是救一时之急。欧盟对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数额不大，多为人道主义援助，远远不能满足乌克兰需求。

在西方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75亿美元贷款。该笔贷款数额虽大，但是分批划拨，并附加了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苛刻条件，如乌政府承诺不增加政府福利性支出和提高居民工资。在2018年之前按照固定时间表不断提高天然气、水、电的价格。乌政府的这些承诺必然导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民众不满情绪不断上升，实际上是在自己脚下埋下了随时可能被引爆的炸药。

引发乱局的外部因素

美极力挑动欧俄恶斗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代表着美国的利益，大量乌克兰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惟美国马首是瞻，亲美势力对波罗申科总统构成强力牵制。如果波罗申科总统奉行不反俄的政策或者与俄欧合作共同稳定局势，就会遭遇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甚至由美策动的政权颠覆行动。

美国不希望乌克兰真正实现稳定，而是试图借乌问题挑动欧俄恶斗，不断消耗欧俄，这必然给欧俄共同稳定乌局势的合作设置重重障碍。就在德、法、俄、乌四国领导人千辛万苦达成关于停战和处理乌克兰未来局势的“明斯克和平协议”后，美国就宣布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和派军，从而再度刺激起乌克兰极端势力的战争欲望。

欧对乌政策摇摆不定

欧洲一方面受到美国强大压力，不得不屈从其战略利益，与美共同制裁俄和支持亲美的乌政治领袖，另一方面欧洲也希望独立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自身面临经济衰退压力，对乌援助能力受限，不愿为乌投入更多财力。欧洲虽然从现实利益出发需要维护乌局势的稳定，但它能够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德、法两国承担了乌克兰内战调停人的角色，在道义上站在美国和乌克兰一边指责俄罗斯，但在谈判中又不得不极力说服美国和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强硬条件。在乌克兰国内反俄情绪高涨、极端势力坐大的情况下，乌克兰总统对俄让步就要冒着被反对派赶下台的风险。如果乌克兰再次爆发政权危机，欧洲同样将难有大的作为。

俄强力维护战略利益

乌克兰在俄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俄罗斯绝不能允许乌克兰反俄。在乌克兰政权倒向西方的情况下，俄罗斯绝不会任由乌克兰政府剿灭乌东部亲俄武装，并利用其制衡基辅当局。俄罗斯在乌克兰占尽地缘优势。因此，普京在明斯克四方会谈中采取强硬立场，乌东亲俄民兵在停火协议生效后仍在杰巴利采沃与乌政府军作战并取得胜利。乌克兰主战派即使从美国得到大量军事装备，在东部地区的军事冒险也很难有胜算。显然，乌克兰主战派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仍心存侥幸，极力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内战阴云远未散去，随时可能诱发乌政局新的动荡。亲俄势力在乌克兰政府中虽然几被剿灭，但仍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如遇合适时机，其在俄大力支持下，仍会对现政权开展强有力的颠覆行动。

导致乌克兰局势恶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部因素不断积蓄与叠加，将达到一个危险的峰值。权力根基薄弱的波罗申科总统不可能使大国都满意，也不可能使国内各方势力都满意。任何大国和国内势力都有能力对乌克兰政局产生巨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影响。甚至偶发原因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街头斗争，进而被人利用，揭开新一轮政权危机或政权更迭的序幕。

（编辑王生升）

[1] 东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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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

沃夫冈•斯特里克

2015-04-02 14:31:45

资本主义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持续上升，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持续加剧。本文认为，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社会平等的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现在到了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有终的历史现象的时候。资本主义终结是资本主义自身慢性衰败的过程，本文列举当今发达资本主义所面临的5种系统性混乱：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当今一个普遍的认识是：资本主义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战后繁荣结束以来接踵而至的政治和经济混乱的继续。接连发生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并且通过全球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之后，发生了80年代公共债务的上升，而90年代财政的巩固伴随着这一时期私人债务的迅速增加。 40年来，失衡几乎是各“发达”工业国和“发达”工业世界的常态。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不再把危机看成是纯粹的经济危机。这引发人们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从前的概念——资本主义是一种从根本上依靠私有资本积累连续过程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

危机有3种最为突出的长期趋势：一是经济增长的持续下降，2008年的危机加重了这一趋势（见图1）；二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普遍而持续的上升，40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家庭、金融以及非金融企业不断累积起大量债务（美国的情况见图2）；三是几十年来，伴随着债务增加和经济增长下降，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均处在上升过程中。

图1 1972-2010年20个OECD国家年增长率的平均值

注：增长率为5年移动平均值。

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Outlook: Statistics and Projections.

图2 1970-2011年美国各部门的负债与GDP之比

数据来源: OECD National Accounts.

平稳的经济增长、稳健的货币、适量的社会公平（能够使资本主义惠及无产者）——人们长期认为这3个方面是资本主义掌握合法性的前提。上述危机的3种重要趋势可以相互强化。大量证据证明，贫富分化是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平等一方面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削弱了总需求。反过来，经济增长下降会激化分配矛盾，增加富人向穷人做出让步的成本，并使富人坚持统治自由市场的“马太原理”而在分配中要求得到更多。另外，增加的债务不仅无法阻止经济增长的下降，而且还通过与金融化相关的结构变化，加剧了不平等。

这些有害趋势的恶性循环能永远存在吗？有什么这一循环的应对措施？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并不新鲜，甚至是资本主义在更长时期保持健康的要求。但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这些周期性运动或随机性冲击之后，资本主义至少会暂时进入新的均衡。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逐渐衰败的持续过程。我们能看到即将逆转的迹象吗？

又一次的权宜之计

情况不容乐观。2008年危机是战后一系列危机的高潮，至今已经过去6年。对经济坠落深渊的记忆仍然在人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为了防止危机重演的“改革”要求和“改革”的设想比比皆是。国际会议接踵而至，但是难见成果。与此同时，作为灾难源头的金融业运行回复到从前：利润、红利、薪水和奖金又回到了从前，而重拾对金融业的监管却在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游说中陷入僵局。各国政府，首先是美国政府，仍然牢固地把持在金融业手中。反过来，金融业获得了廉价货币的慷慨供应。金融业将这些货币囤积起来，或投资于政府债券。这些货币是中央银行里的金融业之友代表金融业凭空制造出来的，经济增长仍然疲软，劳动市场也是一样；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并未启动经济增长；仅有的一点经济增长也被顶层1%的人占有，进而又向1%中的一小部分人集中，贫富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高度。

我们的确没有理由保持乐观。一段时间以来，OECD各国通过放任货币发行保持经济的运行，然而政策的设计者比谁都清楚，货币扩张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实际上，2013年，日本和美国多次尝试戒掉对货币扩张的毒瘾，但是当股票价格应声下跌时，所谓“逐渐减量”的政策就被暂时推迟了。六月中，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宣称“量化宽松”必须予以终结。在其年度报告中，国际清算银行指出，为了应对危机和复苏的缓慢，各国中央银行扩张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各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总和已经大约3倍于危机之前的水平，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上升”。虽然这一举措对“防止金融崩塌”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的目标必须是“使仍然停滞的经济回到强劲并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然而，这一目标超出了各国中央银行的能力：“各国中央银行无法制定政府和公众期望之中的、使经济回到真实增长路径上来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中央银行的政策是在为经济复苏争取时间……但是时间并未被很好地利用，因为持续的低利率和非常规的政策，使私有部门很容易推延去杠杆化的过程，使政府很容易为赤字融资，使中央银行很容易拖延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需的改革。毕竟，廉价货币使借贷比储蓄更容易，支出比收税更容易，原地不动比改革更容易。”

显然，甚至是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都认同这一观点。到了2013年夏末，美联储又一次放出信号说量化宽松的时代要终结了。然而，2013年9月，预期中利率的提高又一次被推迟。美联储所给出的原因是，经济没有希望之中那么“强劲”。全球股价应声上涨。当然，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比处在一定政治环境中的中央银行，能更自由地说明为什么回归常规货币政策如此艰难。明摆着的是，不利用无限制的货币供给来维持资本主义，那么就要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来振兴资本主义。正如国际清算银行2012-2013年度报告第二个分标题所准确概括的那样：“提高灵活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换句话说，“提高灵活性”就是让大多数人吃更多的苦，让极少数人得到更大的好处。

悬崖边上的资本主义？

20世纪80年代之前，“现代资本主义”可以按照“混合经济”的形式运行，并得到合理的管理和民主的控制，而这一想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抛弃了。后来，在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中，社会与经济秩序被重构为无害地起源于“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但是，随着2008年的危机，人们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能够达到自身均衡这一前提，合理的政治经济治理新方案还没有出现。仅这一点，就可以被当作是这场危机已变成系统性危机的症状。这一状况持续越久，症状也就越明显。

我认为从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下降、不平等加剧和债务增加，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接连发生的通货膨胀、公共债务危机和金融内爆来看，必须再度审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亦有终的历史性现象。资本主义面临终结并不要求用对未来的乌托邦想像或者超人类的预言来证明。虽然我知道资本主义在过去多次被宣布死亡，我愿意提出这一明确的观点。实际上，自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19世纪中叶被使用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家都预测过它即将灭亡，不仅包括激进的批评者，如马克思和波兰尼，而且包括资产阶级理论家，如韦伯、熊彼特、桑巴特和凯恩斯。

合理的预测在历史上并未实现，但这并不说明灭亡永远不会发生。我相信这一次预测是不同的。让我这样想的资本主义症状之一就是：资本主义这台机器的技师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提出使整个体系回复完整的思路——美联储委员会在2008年的讨论记录，以及上文提到的各国中央银行对停止“量化宽松”正确时机的苦苦寻找就是例证。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表象。表象之下，资本主义现在基本上摧毁了任何通过限制它来使它变得稳定的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需要依靠与其相抗衡的力量，资本主义需要这些力量通过整体利益和各种制度使资本积累受制于社会平衡。这里的含义是：资本主义可以由于过于成功而破坏其自身。

我所想像的资本主义终结，是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败的过程。虽然我们无从准确知道资本主义什么时候消失、如何消失、以及替代资本主义的将是什么制度，但重要的是，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金融稳定的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

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当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政治经济主张可以给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自洽的调节体制。社会融合以及体系融合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坏，并且将会继续恶化。随着时间流逝，最可能发生的是持续积累的、较小或具有一定规模的混乱；任何一种混乱都不必然致命，但大多数混乱无法修复，更何况混乱数量太多以致无法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整体的各个部分相互配合的程度越来越小；各种摩擦将会加倍；随着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越来越隐蔽，出乎意料的后果将扩散；不确定性会激增；各种危机——合法性的危机、生产率的危机或者两种兼有——将接踵而至，而危机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治理（正如过去几十年那样）。最终，深层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的经常性灾难造成了重压。为了应对短期危机而制定的众多临时性办法，会在这种重压之下崩坍。

我把资本主义的终结设想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这就提出了如何定义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是复杂的实体，不会像有机组织那样死去。不过，种族灭绝是个例外，因为灭绝的不连续性总是孕于灭绝过程的连续性之中。如果我们说一个社会终结了，我们的意思是，某些至关重要的组织特征消失了，而其他特征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为了判断资本主义是生、是死、还是濒临灭亡，我们要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这样一个现代社会 ——这个社会确保整体的再生产是个人理性和追求资本积累的竞争性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无意结果，并且通过“劳动过程”使私有资本与商品化的劳动力相结合。当资本主义再也无法保持这一前提，这就终结了资本主义作为自我再生产、可持续、可预测和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秩序的历史存在。

如此定义下的资本主义的衰亡，不会遵循任何人的蓝图。随着衰败过程的进行，这一过程必然会诱发政治抵抗和多种集体性的干预。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中，这些斗争仍然具有卢德式的特征：局部的、分散的、缺乏协调的、“原始的”斗争。这些斗争会加剧混乱，但无法创造出新的秩序，最多无意中有助于新秩序的出现。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长期持续的危机会为改良力量或革命力量提供机会。然而，混乱的资本主义看起来不仅是自身，而且也会使它的对立面发生混乱，使它的对立面丧失打败或者挽救资本主义的能力。资本主义必将自我毁灭——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商品化的前沿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我们或许希望转向卡尔•波兰尼关于对市场扩张的社会限制的思想，体现在他提出的3种“虚拟商品”（劳动、土地或自然、货币）的概念中。对于虚拟商品来说，供给和需求只能片面而别扭地应用在这些商品身上。虚拟商品只有在限定和调整的方式中才能被当成商品，因为完全的商品化会破坏虚拟商品或使其无法使用。然而，市场有扩张的内在趋势。市场从物质产品的交换，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这些方面是否适合商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无论这些方面是否适合隶属于资本积累的逻辑。除非受到限制性制度的阻碍，否则市场扩张连同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可行性会永远处在自我破坏的危险之中。

实际上，由于保护性制度在许多方面遭受侵蚀，当今市场扩张的程度已经在波兰尼的三种虚拟商品上达到了关键的界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前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在劳动方面寻找新的时间体制，在自然方面寻找可持续的能源体制，在货币的生产和配置方面寻找稳定的金融体制。在这3个领域，社会摸索着对扩张的逻辑更为有效的限制，而这种扩张的逻辑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限制的中心，就是就业制度对人类劳动日益增长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制度对有限自然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金融银行制度对人们在越来越复杂的货币、信用和债务体系中的信心日益增长的需求。

依次来看波兰尼式危机的3个领域，我们会注意到，正是货币的过度商品化，搞垮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廉价信贷无限制的供给，向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的转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达到不可想像的规模。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的去监管化，抛弃了大萧条后对货币的私人生产和市场化的限制。“金融化”看起来是使过度扩张的经济在全球资本主义中恢复增长及其赢利能力的最后手段，然而，一旦放松限制，金融业就把大量资源用于为进一步取消管制进行游说，更不用提规避仅存的规则了。事后来看，很明显，M-C-M’的旧体制转变成M-M’的新体制，产生了巨大风险[2]。

关于自然，普遍的看法是资本主义无限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各种派别的新马尔萨斯话语，在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虽然有些观点是不成熟的警报，但没有人否认，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能源消费模式，是不能扩张到世界其他国家的。一方面是对自然的耗尽，另一方面是技术创新，两者之间的竞赛正在形成。一个看来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是：被C.B.麦弗逊称为“占有的个人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如何利用巨大的集体资源？在竞争性生产和消费的世界里，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确保可生存环境的共同利益？

人类劳动的商品化也达到了一个关键水平。国际竞争中，劳动市场的去监管化取消了对工作时间的一般限制，还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面临危险的工作条件。随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家庭向雇主出卖的劳动时间增加了，而工资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些情况在美国最为明显（参见图7）。与此同时，虽然出现了对劳动市场的去监管化和对工会的破坏，劳动市场通常难以出清，7%－8%的失业率成为新的常态，甚至像瑞典等国也是如此。血汗工厂在包括服务业在内的许多行业扩张，但大多存在于全球体系的外围，超出了中心国家和工会覆盖的范围，也离开了消费者的视野。历史上曾对劳工权利进行有力保护的国家的工人与血汗工厂的工人进行竞争，导致后者的工作条件恶化，而前者的失业日益增加。与此同时，人们对工作侵入家庭生活的抱怨成倍增长，劳动市场的压力迫使人们加入到更新“人力资本”的无穷无尽竞争当中。并且，全球劳动力的流动，使雇主用乐意干活的移民代替不乐意干活的本地工人。移民还弥补了低生育率，而这一致使人口减少的低生育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雇佣劳动与非雇佣劳动、市场消费与非市场消费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所造成的。结果，阶级和社会团结的缺失，导致了社会抵抗运动的长期弱化。

图3 1947年至今美国社会契约的破坏

数据来源：Thomas·Kochan，《美国就业危机及其对未来就业政策的意义》，国际劳动关系评论（International·Labor·Relations·Review），Vol.66，No.2(2013)，第291-314页。

为了保护3种虚拟商品免受完全商品化的危害，如何限制资本积累这一问题在历史上争论不休。但是，当前同时出现在3个领域的世界性混乱是与众不同的：这种混乱产生于对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成功冲击。这些制度——无论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还是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全球化”支持下，市场关系和生产链具有跨越国家政治和法律界限的能力；此后，劳动、土地和货币同时成为危机领域。结果，在现代为了整个社会和资本主义而几乎驯服了资本家“动物精神”的那些力量，被彻底打乱了。

资本积累不仅会在虚拟商品上碰到限制。在表面上，产品和服务消费在持续增长。现代经济的隐含前提，即人类欲望和消费能力是无限的，好像就是发生在任何一家大商场中的事实。尽管如此，市场在某个时候会达到饱和，而对饱和的恐惧，在资本家当中普遍存在。这本身反映出，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早就与物质需要相分离了。今天消费的一大部分——并且是在迅速增长的一大部分——并非是为了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它们的符号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生意人发现，它们在广告、产品设计和创新等市场营销活动上投入得越来越多。尽管营销手段日益精细，文化的无形无影却使得商业成功难以预料。这比通过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来获得增长的时代，要困难多了[3]。

5种混乱

没有了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剩下的只有自身，并且是缺少自我限制的自身。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没有终点，并且也不能有终点。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崇尚“少即是多”的原则，这一原则必须从外部施加在资本主义身上，否则资本主义的进程将一直自我消耗下去。我认为，目前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在此，我们观察到，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它的对立面而濒于灭亡——就像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由于自身的过度发展而濒于灭亡一样。为了阐述这一观点，我将说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5种系统性混乱；传统制度和政治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变弱了，而这种弱化以各种方式造成了混乱。我把这些混乱称为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停滞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6年之后，预期经济长期停滞成为一种时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人们大量讨论的罗伯特•戈登的一篇论文。他认为19世纪以来推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创新只发生一次，比如交通运输速度的提高、自来水在城市的普及。与这些主要创新相比，近来信息技术的扩散对生产率只产生了较小的作用。虽然戈登的观点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但是，以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只有技术开启了增加生产率的前所未有的新机会的时候，资本主义才有希望达到一种能够补偿工人阶级所需的经济增长水平。在这种“马后炮”似的观点中，戈登用6种非技术性因素来论证，为什么他预期增长会很慢或者没有增长——他把这些因素称为“逆风”——“即使创新按照2007年之前20年的速度那样增长”，这些“逆风”因素也会造成长期停滞。这些“逆风”因素包括两种我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会与低增长并存的因素：一种是不平等，另一种是“高悬着的消费债务和政府债务”[4]。

令人惊讶的是，当前关于停滞的理论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是何等接近。最近，华尔街之友劳伦斯•萨默斯变成了一个停滞理论家。萨默斯是克林顿时期金融去监管化的总设计师，也是奥巴马对美联储主席一职的首选——直到他在国会的反对面前被迫让贤为止。2013年11月8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论坛上，萨默斯坦言，在他感觉苦于资本过剩的这个世界中，他不再希望低利率在不久的未来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5]。萨默斯预期“长期停滞”将是“新常态”，这一预期令人惊讶地得到了包括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的赞成。萨默斯只是简短提到，为了振兴投资而实行的负实际利率政策明显失败，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贫富分化持续恶化。凯恩斯认为，收入向有钱人集中必然会损害有效需求，并使资本所有者在“实体经济”之外寻找投机性的赢利机会。这事实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原因之一。

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精英，可能会由于未来没有增长而隐退。这并不排除金融部门会得到高利润，特别是利用中央银行提供的廉价货币，在投机性交易中得到高利润。无人担心那些为了防止经济停滞变成通货紧缩而创造的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在通货膨胀中，要求分蛋糕的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通胀过低而不是过高，新的观点是，一个健康的经济需要至少2%的年通货膨胀率。然而，唯一可以预见的通胀，就是资产价格泡沫。

对于资本家及其侍从来说，未来的道路毫无疑问是崎岖的，低增长将使他们无法用经济增量来解决分配矛盾和平息不满。泡沫将破裂，而破裂不在他们的规划之中，并且国家能否及时解救受害者还不确定。正在形成的停滞经济和处于稳态中的经济极为不同，随着增长下降和风险增加，为了存活而进行的斗争将会加剧。在为了增加利润和保持资本积累进行的殊死努力中，被全球化所淘汰的对商品化的保护性限制不会得到恢复，而新的方法将被用来掠夺自然资源、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并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具有产生泡沫可能性的停滞”，最有可能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

财阀和掠夺

关于第二种混乱，经济不平等的长期恶化趋势不会在短时间内停止，或者永远不会停止。从凯恩斯主义或其他角度来说，不平等压低了增长。但是，中央银行为了恢复增长而提供的廉价货币——这种货币对于资本来说容易获得，而对于劳动来说并不容易——使金融部门膨胀并引起投机性（而非生产性）的投资。这进一步加深了不平等。因此，顶层再分配趋于寡头化：再分配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承诺的那样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而是从日益贫困和衰落的社会中攫取资源。这样的社会不仅有俄罗斯、乌克兰，还有希腊和西班牙，并且美国也是日益如此。在寡头再分配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联系利润与工资的纽带被切断了，而经济精英的命运与群众失去了联系[6]。花旗银行2005和2006年向少数最富有的客户发布的臭名昭著的“财阀经济”备忘录，就预计到了这种情况。这一备忘录向有钱人保证，他们的繁荣不会再依赖于工薪阶层了。

甚至在人们仍然当作是民主政体的地方，寡头再分配与向着财阀经济变化的趋势也使精英们相信，他们会在社会制度终结的噩梦中幸存下来。财阀经济中的资本家，可以不再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担忧，因为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没有增长，他们的跨国财富也照样会增长。俄罗斯或希腊等国的超级富豪，可以带着他们的钱（或者说是他们国人的钱）逃到瑞士、英国或美国。全球资本市场为拯救有钱人及其家庭提供了可能，这诱惑着有钱人进入这场游戏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有钱人把利益变现，而后过河拆桥，身后只留下一片焦土。

掠夺公共资源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三种混乱，即通过削减开支和私有化来掠夺公共资源。我在其他研究中，追溯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种双重过渡的起源。这一双重过渡，是指从税收国家向债务国家过渡，而后从债务国家向紧缩国家过渡。在引起这些转变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向资本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外逃、避税、选择税制以及对一国政府进行要挟。削减赤字基本上依赖削减政府开支，即削减政府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开支。随着收入日益向最富1%的人集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公共领域通常急剧萎缩。对在国际间流动的寡头资本来说，公共领域在资金方面的饥饿状态是有利的。不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有多少贡献，私有化都会成为削减开支的手段。

甚至在2008年之前，通过削减开支而不是提高税收（尤其是对富人）来解决财政危机的观点，已经成为人们想当然的看法。通过财政紧缩来改善财政状况，被强加于社会之上，尽管这样的做法会压低经济增长。这说明寡头已经脱离了普通人民，因为富人已经不期望为穷人付出代价，不期望为整个社会付出代价。这看起来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率增长要求更多公共资源，所以，生产率增长与利润的私人积累不能共存。因而，资本主义精英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他们选择的结果，那就是经济停滞与寡头再分配的结合[7]。

铁笼子的腐蚀

除了经济增长的下降、不平等的上升、公共资源向私有权的转移，腐败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第四种混乱。马克斯•韦伯试图通过重拾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为资本主义平反。韦伯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与贪婪，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新教的宗教传统。按照韦伯的说法，贪婪无处不在并且无时不在；贪婪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独特现象，而且还会颠覆资本主义。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建立在致富的欲望上，而是建立在对自我的约束、有序的努力、负责的管理、冷静的奉献之上。韦伯的确预料到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而褪色，并且变为“铁笼子”。在笼子中，官僚管理和对竞争的限制，会代替文化来切断资本积累与享乐主义的消费以及原始囤积的本能之间的联系。然而，他无法预料到20世纪最后30年发生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及这一革命带来的前所未有致富机会。

欺诈与腐败永远伴随着资本主义。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金融部门的崛起及其对经济统治地位的占据，韦伯的伦理辩护好像针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另一个世界。金融部门是这样一种部门：在这里，创新与扭曲规则（或打破规则）难以区分；半合法和非法活动能得到极高的报酬；金融公司和监管部门在薪酬上的差别极大，而它们之间的旋转门为腐败提供了无限可能[8]；最大的公司不仅大而不倒，而且由于它们对国家经济政策和税收收入的重要性而免受法律审判；私有公司和国家之间的界线，比任何地方都要模糊，正如2008年政府救市所说明的那样，也正如美国政府大量雇佣金融公司前雇员或者金融公司大量雇佣美国政府前雇员所说明的那样。在安然和世通事件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经济中的欺骗和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2008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又打败了先前的记录：有毒证券的制造者，收买评级机构以获得高评级；离岸影子银行、洗钱、对大规模避税的支持，成为大银行的正常操作方式；证券卖给不知情的客户，而其他客户就在证券价格上投机；世界主要银行欺诈性地把利率和黄金价格固定下来，等等。近年来，许多大银行不得不由于这些行为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并且新的事件还在出现。初看起来制裁很重，但是，这些制裁与银行资产相比却微不足道，更不用说这些制裁都是在政府不想或不敢起诉的情况下，通过院外解决的结果[9]。

资本主义的道德丧失或许与经济衰落相关，为了获得剩下的利润机会而进行的斗争，在末日到来之前变得更加丑恶。无论如何，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现在颇具嘲讽性——人们把整个体系看成是充满肮脏诡计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确保已经很富有的人将来更为富有。随着资本主义日益成为腐败的同义词，防止资本主义被贪婪挫败的韦伯式努力，最终失败了。

脱节的世界

最后，我们来说第五种混乱。全球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中心来巩固其外围，需要这个中心为外围提供有信用的货币体制。20世纪20年代之前，这一角色一直是英国所扮演的；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角色是美国扮演的；两个时期之间，中心消失了，不同力量为取得这一角色而斗争，这是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混沌的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各国货币的稳定关系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至关重要，进而对资本积累至关重要，而这种稳定关系需要全球最终贷款人的支持。中心还要支持外围，使他们愿意接受中心以低价格攫取外围的原材料。并且，中心还要与外围合作，来压制在发达世界之外反对资本主义政府的传统力量。

由于美国再也无法扮演其战后的角色，而多极世界秩序还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日益苦于全球无政府状态。虽然没有大国之间的碰撞，但是，在美国经济下滑、公共和私人债务上升、以及这场具有高度破坏性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受到争议。寻找一种代替美元的货币（或许是一篮子货币的形式）还没有出路，因为美国放弃用美元给自己融资的特权，就会面临巨大损失。并且，正如“量化宽松”在巴西、土耳其等国造成的通胀泡沫那样，在华盛顿授意下的国际组织所采取的稳定性措施，日益给整个体系的外围带来破坏性作用。

在军事方面，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场陆地战争中都被打败或被拖入僵局，并且将来可能更不愿意以地面战争的方式涉足局部冲突。新的高端暴力武器被用来团结各国政府，并被用来使人们相信，美国是全球寡头财产权利的守护者，是寡头及其财产的安全天堂。这些武器是否能够恢复全球秩序是值得质疑的，特别是在中国成为美国经济上有力（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军事上）的对手之后。

总之，资本主义处在严峻的形势之中。长期停滞代替了经济增长；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变得日益困难；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许诺越来越难以实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中心经历了3场接连发生的危机，即通胀危机、财政危机和私人债务的危机。今天，在过渡过程的艰难阶段，资本主义要依赖中央银行提供无限流动性才能生存。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为了遮丑而与民主组成的婚姻破裂了。在商品化的3个领域（劳动、自然和货币），限制资本主义扩张的调节制度崩溃了。在资本主义战胜其对立面之后，目前还没有政治力量有能力把这些对立面重建起来。5种处在恶化中的混乱危害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下降、寡头、公共领域资金短缺、腐败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从资本主义最近的历史来看，可以预见的是一个持续溃败的长期痛苦时期。这是一个摩擦加强的时期，一个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加强的时期，一个“事故”常态化的时期，而这些“事故”很可能具有20世纪30年代全球崩溃时的规模。

¨ 本文曾在2014年1月23日大不列颠学会举办的讲座上宣读过。本刊对原文有所删节。译者，齐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1] 沃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

[2] Donald Tomaskovic-Devey and Ken-Hou Lin, “Income Dynamics, Economic Rents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S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6, no.4, 2011, pp.538-59.

[3]消费主义文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消费者是资本在与直接生产者的分配冲突中的最终盟友，尽管直接生产者和消费者通常是同一群人。通过寻找最低的价格，消费者击败了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工作机会送到国外。参见Lendol Cald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 1999.

[4]戈登的预测招致许多争论，质疑主要针对未来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的技术进步。虽然技术进步在这个方面是可能的，但是技术进步的成果不大可能被平均分配。没有社会保护，这些方面的技术进步将会损害就业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将被它所带来的不平等所抵消。

[5]伯南克在2005年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用“储蓄过剩”来说明美联储为了刺激投资而“向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如今，萨默斯很自然地认同了左派停滞理论家们关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繁荣”是一场幻觉：“利率过低，借贷过多，财富过剩，失业却没有处在过低的水平。通胀完全处在平静之中。所以，甚至是一场巨大的泡沫也不足以产生任何过剩的总需求。”

[6]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富人积极反对工会和最低工资规定，虽然低工资会弱化总需求。显然，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充足的货币供给取代了群众的购买力，使有条件取得货币的那些人能够在金融市场上牟利。

[7] 请注意，资本主义关心的是利润而不是生产率。虽然两者有时一起变化，但是当经济增长要求公共领域大幅扩张的时候，两者就不会一起变化了，正如瓦格纳定律所设想的那样。Adolph Wagner, 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Oekonomie, 3rdedn, Leipzig, 1892. 资本主义对利润（而不是生产率）的偏好，连同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一起会阻挡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8]包括最为嚣张的腐败：布莱尔和萨科齐现在都为对冲基金工作。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经历，在对冲基金看来，显然成为获取金融部门高薪岗位的一种学徒训练。

[9]关于银行因不法行为而受罚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2014年3月23日，《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自金融危机开始至今，单是美国银行就已支付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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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岂能这样修改

周新城

2015-04-02 14:03:50

近来看到某财经杂志接连刊登文章，建议修改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核心是“摆脱所有制束缚”，淡化“主体”或“主导”的提法，建议把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改为：“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经济，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必须讨论清楚。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不可“摆脱”的现实

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说起。

物质生产是每一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而要进行生产，人与人之间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整个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性的关系，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经济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丧失生产资料的社会里，人类就划分为阶级，丧失生产资料的阶级只能忍受剥削和压迫。如果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就可以消灭剥削和压迫，物质生产就可以用来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正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强调，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所有制在社会经济关系体系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这是客观的存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摆脱所有制束缚”，只是主观的臆想，在实际生活中是办不到的。

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历史探索的成果，不能否定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是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艰苦探索的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取得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公有制。

我们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不是出于主观的臆想，也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出于某种善良的愿望，而是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为社会的生产过程，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各种生产密切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调节国民经济。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按照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客观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的，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即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私有制（不管是私营经济还是外资经济）是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

我们既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坚持公有制，决不能搞私有化。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那就挖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好比一颗大树，你把树根子刨掉了，那树不就死了吗！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常常忘记这个简单的道理，以为没有公有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掀起一股又一股的私有化浪潮。按照这个思路搞下去，社会主义事业是会被是葬送掉的。

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时间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现代化。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客观上要求有多种所有制与之相适应。因此，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保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还需要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作为补充。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曾经急于求成，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超越了生产力水平，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是个教训。此外，某些生产部门的特殊性，消费结构的复杂性，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劳动就业的压力大等因素，也使得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难以包揽一切。只有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才能适应多层次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开就业门路，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我国上述实际情况出发，邓小平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但不可能搞得那么纯，只要公有制占主体就可以了。他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这种所有制结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都应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基本经济制度。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就不能改变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既不能搞单一公有制，也不能否定公有制为主体，搞私有化。

必须指出，我们之所以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外资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并不是因为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因而是永恒的（这种“经济人假设”是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也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私营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而是最好的经济成分（在当前条件下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而是因为我国生产力落后，还需要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最终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我们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利用私有制，发展生产力，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物质条件。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凝固化、永恒化。

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含义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包含三方面的意思。

第一，它明确规定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应该得到发展，这叫做“共同发展”。这是因为，无论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当前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只发展某一种所有制经济，排斥另一种所有制经济。从原则上说，没有“国退民进”、“国进民退”这一类问题，“国”与“民”都要“进”。前一阵舆论界热炒“国进民退”，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近年来私营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没有“退”，而且发展速度还快于国有经济。但“国进民退”在舆论场却众口铄金，而且是由一些头面人物出面说的，炒作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显然是为迫使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甚至退出垄断性领域，使私营经济能够进而全面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制造舆论，这一点，其实大家是心知肚明的。

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明确规定了不同所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起辅助作用。哪种所有制占主体地位，哪种所有制处于辅助地位，这个问题不能忽视，更不能颠倒，因为它涉及我国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

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在所有制结构中区分“主体”与“补充”是十分重要的，它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正是由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我们才能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有人提出，公有制与私有制应该平起平坐，“不要分老大老二”，实质要我们放弃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可以说，越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越要强调公有制为主体，这是关乎我国社会性质的大问题。

图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

应该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同它们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区分开来。在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市场规则适用于一切企业。但是，谈到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所有制的地位总是不一样的，客观上总是有一种所有制形式占主体地位，其他所有制形式则处于补充地位，不可能“不分老大老二”。

有人提出，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于是他们要求“从公有制的框框中解放出来”，提出，应该“用价值目标（共同富裕）界定社会主义取代用经济制度（公有制）界定社会主义”。这种说法相当流行。

历史表明，人剥削人和两极分化的现象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公有制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地说普遍改善生活，它是指这样一种分配关系，即所有的人都按照同一标准参与分配（例如都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而不是有的人凭借资本、有的人凭借劳动来参与分配），从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一起提高生活水平。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劳动人民的生活也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但同时会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剥削者手里，导致两极分化，而不可能做到共同富裕。

在视察南方的谈话里，邓小平特别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理由是“公有制是主体”。我们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思想，把特区姓“社”不姓“资”的论断与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统一起来，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用后者否定前者。你不赞成公有制为主体，就说自己不赞成，但不要说这是邓小平的观点。拉大旗当虎皮的做法，是为学术界所不齿。

第三，它规定了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包括它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以及它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作用，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关键内容。因而，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就难以存在。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激烈的争论，要不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成为围绕基本经济制度争论的核心。一些所谓“著名经济学家”集中力量攻击国有经济，竭力把它妖魔化，称之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只要还有一点点国有经济，就认为改革不彻底，甚至公然造谣说邓小平不赞成要国有经济。某些研究机构居然提出要仿照美国的样子，把国有经济降低到10%以下，而只字不提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类似的舆论一度沸沸扬扬，扰乱社会试听。

通过否定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来架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进而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种种言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全面建设中国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柱。没有国有经济为主导，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会垮塌。

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方面，即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在有一种倾向，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讲鼓励、支持，而不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鼓励和支持它们发展；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这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有矛盾的，因而必须加以引导，以便使它的发展能够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否则会使得非公有制经济同社会主义的矛盾激化，从而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实生活中已经有所表现，不能不警惕。

谁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除了政治上党和人民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外，从经济上说，就要靠国有经济来执行这一职能了。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无法实现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支持和引导的。

那些想修改宪法，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人，说到底是想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实行私有化，最终由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然而由私有制占主体，让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苏联东欧国家的现实教训。这种景象，我们决不使其在中国重演。

[1]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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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美博弈的分析与展望

关雪凌，张猛

2015-04-02 14:01:47

以乌克兰国内政治纷争为导火索的政权危机，迅速演变为剧烈的地缘政治冲突，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使危机背后俄美博弈的实质浮出水面。在乌克兰危机中拖垮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利用俄罗斯牵制欧盟是美国欧亚战略的核心。

乌克兰危机持续一年来，围绕着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美欧联合制裁俄罗斯、国际市场油价“跌跌不休”和卢布急剧贬值，使俄罗斯经济进入衰退的预期渐成现实。深入剖析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俄美博弈，对我们把握当今剧烈变动的国际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保持冷战思维惯性发展符合美国利益

1991年华约解散、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名义上终结了。此后北约与欧盟势力持续东扩，表明冷战实际上并未消失。今天的乌克兰危机已经发展为一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多灾多难的乌克兰成为21世纪俄美博弈的角斗场。

北约东扩是美国保持冷战思维的实际战利品

冷战时期，苏美主要的博弈地点是欧亚大陆。作为西方世界的霸主，美国以北约为载体将西欧防务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确立了美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其主要目标就是遏制苏联并尽可能地将美国的军事势力乃至意识形态向东扩展。北约虽然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但并没有随着华约瓦解和苏联解体而解散，相反，北约启动的东扩进程将一批中东欧国家纳入其中，扩大和强化了北约的军事存在，并进一步逼向俄罗斯边界，对俄罗斯形成强烈刺激和巨大威胁。

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美国摆脱冷战思维，俄罗斯试图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也没有使美国将俄罗斯视作“伙伴”。相反，20多年来，美国一直将俄罗斯看作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加以防范和限制，这是冷战后美国的欧亚战略核心。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指出，欧亚大陆对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防范产生对美国地位构成挑战的挑战者和敌对联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和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简言之，美国为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须防范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崛起，更要遏止区域大国之间建立没有美国参与的联盟。于是欧亚大陆成为美国为维持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

现实中，美国执行的欧亚战略，体现在欧亚大陆欧洲地带就是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来说，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加入北约，俄只能“忍痛割爱”；而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如投入北约怀抱，则是触动了俄的安全底线。

显然，冷战思维没有过时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要在苏联解体之后继续行使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继而维持对欧洲事务的政治领导权。维持冷战思维并保持对俄罗斯的高压刺激，才能让俄罗斯成为对欧洲名义上的威胁，继而保持北约军事组织继续在欧洲存在，避免欧盟与俄罗斯修好而排斥美国，从而强化美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地位。

乌克兰危机是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如何刺激俄罗斯，并使其反弹程度恰好达到美国需要的水平？这显然有一定难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实力急剧下降，国际影响力远不如前。此前历次对俄罗斯利益构成一定威胁的国际事件，例如轰炸南联盟和伊拉克问题，俄罗斯的回应都很有限，不足以支撑美国的欧洲战略。在俄罗斯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并开始谋求建立欧亚联盟的时机下，美国不加避讳地插手乌克兰事务并使之陷入政治危机，触及俄罗斯的核心利益，让俄罗斯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风险代价卷入地缘政治的冲突中。

冷战时代，苏美间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两者之间的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人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而持续了一年的乌克兰危机已再次发展成一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

如果说北约东扩从外部大大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么，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支持下的许多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则令俄罗斯感到“后苏联空间”内部的离心离德倾向愈演愈烈。但无论如何，“后苏联空间”在经济、政治、国防和民族安全等领域已形成一个特殊的范围，是俄罗斯“天然的特殊利益中心地带”。俄罗斯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这一空间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整合“后苏联空间”成为普京实现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即以独联体自贸区为基础，通过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建成超国家政治经济共同体——欧亚联盟。而如布热津斯基所言，乌克兰在欧亚联盟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乌克兰的参与，俄罗斯难以把“后苏联空间”建成一个欧洲势力，而更像是一个中亚国家的联盟。

以乌克兰国内政治纷争引发的政权危机，之所以迅速演变为一场剧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北约与俄罗斯的角斗场，根本原因还是美国的欧亚战略和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战略之间的不可调和。

乌克兰动乱不断升级

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

现实的国际问题不能用理想主义去解释。俄罗斯曾表示将要加快对自身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造，以期尽快成为北约、欧盟的正式成员；也曾希望美国作为世界文明的领导者为俄罗斯融入西方文明创造条件。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无论俄罗斯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满足美国的标准，因为美国在其国际战略中，需要一个不能够进入正常发展轨道的俄罗斯，这已经成为美国摆布的全球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基础。

利用乌克兰危机拖垮俄罗斯符合美国利益

2008年爆发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使美国暂时停止了北约东扩的步伐；而2009年出台的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成为普京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最大外部挑战。美国正是利用俄罗斯和欧盟的这一矛盾，直接导演了乌克兰危机以阻止普京所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的进一步推进。

2009年5月，欧盟开始实施“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即欧盟与作为独联体成员国的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6国签署的联合及自由贸易协议），颇似一个在欧盟主宰下的独联体。很明显这一计划具有直接针对俄罗斯的色彩，实际上是欧盟迫使上述国家做出政治选择，即“要么与我们为友，要么与我们为敌”。在普京看来，这是北约暂停东扩后瓦解俄罗斯领导的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实际上这一计划还追求一个地缘经济目标，即试图建立一条新的绕过俄罗斯的能源通道即所谓“南部走廊”，以期减少欧盟国家依赖俄罗斯能源进口的现状，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战略相悖。于是，普京在2011年10月提出建立欧亚联盟，这一举措成为应对“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的重大步骤。进入2013年以后，根据欧盟和俄罗斯各自的时间表，双方对乌克兰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宣布暂时中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欧盟也对此表示理解。相反，远在大西洋另外一侧，时刻关注乌克兰的美国政府和国会却对此反应异常激烈，在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乌克兰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后，乌克兰危机随之爆发，亲西方的乌克兰政治势力上台。权衡之下，俄罗斯收回苏联时期划拨给乌克兰的旧地克里米亚，使得危机再次升级，也使危机背后俄美博弈的实质最终浮出水面。

其后，美国联合欧盟发起对俄罗斯的三轮制裁，涉及金融、国防和能源等俄罗斯要害部门，导致油价暴跌、卢布跳水，可以预见2015年俄罗斯经济难逃衰退的命运。更为困扰俄罗斯的是，俄罗斯任何行动都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俄罗斯进一步整合“后苏联空间”、走向欧亚联盟的进程困难重重。显然，在乌克兰危机中拖垮俄罗斯，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对美国而言，俄罗斯是美国实现欧洲权力均衡的重要战略筹码。在持续升级的乌克兰危机中，美国的战略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制裁俄罗斯、用卢布汇率和石油价格击垮俄罗斯，更是着眼于维系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格局的全球部署。总体上看，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检验和行使了对欧盟的政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存在的合法性和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

美国是第一个非欧亚大陆上的全球霸权国，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让西欧紧紧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伞下，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组织是美国对欧洲控制权的基础。苏联解体和欧盟的建立，改变了这一格局。欧盟具有内部的政治生态：欧洲的小国并不希望追随美国，而是追随欧盟内的强国——法国和德国，大部分欧盟国家并不希望与俄罗斯交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经济发展迅速，并与欧洲国家建立了以能源供应为核心的紧密合作关系，因此出现了关于“北约是否需要继续在欧洲驻军”的合法性争议。如果欧洲已经实现安全，北约军事组织在欧洲的继续存在就从保护变为占领。这就对美国在欧洲的领导权构成挑战，进一步说，也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挑战。美国不仅要防备俄罗斯，也需要抑制欧盟，因为当前最有潜力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进行挑战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有5亿人口，经济上正走向整合的欧盟。

从没过的战略利益出发，让北约军事组织存在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欧盟旁边设计一个军事威胁。鉴于俄罗斯的地缘位置、历史渊源以及自身的军事实力，美国必然把这一战略筹码分配给俄罗斯，其手段就是不断激怒俄罗斯，让俄罗斯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从而使北约有理由长期驻扎欧盟。

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一次由美国主导的“可控的紧张”局势（即紧张的安全关系），美国基本实现了预期目的，即乌克兰局势陷入僵局、欧洲明白了与俄罗斯需要更加谨慎地发展关系，以及俄罗斯经济陷入困顿，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首先，石油价格走低不仅损害俄罗斯的利益，更是损害作为石油资源全球主导者的美国的利益，也考验着美国与沙特等产油国的关系，以石油价格为长期武器拖垮俄罗斯对美国而言并不可取，也不可持续；其次，俄罗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解决办法，例如更加看重和加强与东部的亚洲伙伴的关系，美国不希望俄罗斯与任何大国结盟共同排斥美国，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客观上加速了俄罗斯“向东看”的步伐，美国必须慎重考虑这个问题；再次，欧洲各国受制于经济、安全的多重压力，对长期制裁俄罗斯的行为可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促使美国适时收手。因此，随着国际油价的恢复，冲突将逐渐趋缓，各方也将从中吸取教训，在国际格局中找寻更合适的位置。

乌克兰危机另俄美关系渐行渐远

国家利益是国家间竞争的永恒主题

美国为了独霸世界，不仅想方设法防止出现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大国，也在欧亚大陆营造各种依靠美国的权力平衡。在欧洲既打击俄罗斯，又抑制欧盟；在中东，同时支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通过贩卖安全，确保美国的石油利益；在亚洲，则通过“亚太再平衡”、台湾问题、东海和南海问题以及最近的香港问题等等，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美国力图建立和推进维护自身利益的单极世界格局。

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教训中我们看到，美国没有因为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更迭和随后的“私有化”、“西方化”，而就此善待俄罗斯，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对此，普京说过，“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总会遇到问题、反对和争斗。你们认为，如果这只熊安静地坐下，不去针叶林中追赶小猪，他们就会放过它吗？不是这样。他们仍然会一直试图用锁链拴住它”，并“拔掉它的牙齿和爪子”。国家利益之争显然不具有行为标准可言，也没有国际规则可依照。

今天，中国的一些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期待通过彻底的“私有化”和照搬西方“宪政民主”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认同。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20多年的曲折历程，我们已经得出了答案，必须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维护国家利益，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如何应对近期俄罗斯内外困境

2013年签署的《中俄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为大国间和谐相处树立了典范”。应该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实质性内容，即经贸伙伴、科技伙伴、能源伙伴和国际关系伙伴。从中俄关系的发展进程以及影响中俄关系的种种因素看，这四个伙伴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两国2014年的贸易额达到900亿美元；中俄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例如航天、航空制造等领域）有广阔的空间；中俄之间签订的石油和天然气合同将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因素的影响下，中俄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将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因此，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战略决策而非权益之计。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为基础，两国关系不应受到近期卢布汇率变化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也不应受到美欧对俄罗斯联合制裁的影响。

加快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2014年以来，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使金砖国家的合作平台日臻提升和牢固。根据目前金砖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然这一合作机制的主导者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一态势必然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严重不安，各种小动作是不可避免的。

在金砖国家合作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之时，俄罗斯面临冷战后最为严重的内外困境。在这一关系到新兴经济体兴衰的关键时刻，中国有必要照顾全局，在规划合作愿景、挖掘新合作动力、完善合作机制和推进政策协调等方面，考虑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使金砖国家合作的含金量更高。

（编辑蔡万焕）

[1]关雪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张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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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皮对话孔丹：坚持实事求是，走中国特色道路（上）

水皮，孔丹

2015-04-02 13:47:01

作为中共“红二代”中的精英人物之一，本刊总顾问孔丹曾先后长期担任光大集团总经理和中信集团董事长。在孔丹主持下，本刊于2014年3月改版后，不断积极呼应和努力理解中央的思想理论信息。同年，孔丹发起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通过这一平台，正面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就发展改革面临的种种重大现实问题，组织研究，建言献策，广纳各方面建设性意见，力求增进社会共识；凝聚献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学者，促进立足于中国的中国学派的成长。这是一种政治责任感，历史的担当。前不久，&...

一、认识论与方法论

“实事求是认识事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一以贯之的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古今中外所有取得成功的实践活动的基础

水皮：我记得中信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支生力军。

孔丹：改革开放了多少年，我们中信就发展了多少年。中信的发展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我的口述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提到，2010年12月24日平安夜那一天，我被召回北京。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和光大工作多年，卓有成效”。这是正常的组织谈话的风格。但我注意到他说，中信、光大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它们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国企。我自己在光大16年，在中信十多年，对此深有体会。中信、光大这种类型的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非常符合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他的认识论、方法论，他的推动方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信的成长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典型的事物。我们今天都在谈顶层设计，习主席多次讲，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我看最近深改组第七次会议上又提到，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举、创新也结合起来，要看到基层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践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是对中国走过的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历程重要的经验总结。我相信这对下一个30年的发展或者说实现中国梦，是特别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推动方式。

你前一时期在与贾虹声的对话录里，用了一个概念，叫做站在“此岸”而不是站在“彼岸”来认识问题。我觉得这个提法比较哲学化，最好的表达是“实事求是认识事物”，这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今天，90多年一以贯之的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古今中外所有取得成功的实践活动的基础。

水皮：提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你能否讲讲二者的区别？

孔丹：所谓顶层设计和基层的创造力的关系，是指高层、领导层与群众、基层之间的一种关系，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是更高层面的关系，它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如果顶层设计不能从实际出发，而是离开了实践的需求，就会出问题。

假如大家一起在社会实践中、在江湖上，不管是哪派的武功，到底什么样的认识论、方法论是最重要的？我想先说说这个事。

水皮：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更欣赏摸着石头过河，至少从现阶段来讲，这个指导原则不能丢？

孔丹：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总设计师小平同志表达过，陈云同志也有这样的表达。他们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但不是很了解具体该怎么做，也不是很有把握做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扎扎实实的踩住应该踩住的支撑点走过去。可以允许试错，比如股票市场，小平同志说了，如果出错了怎么办，那就把它关掉。这表明，我们改革开放可以试错，可以改正，可以调整，甚至于如果有机会可以将迈出的步子往回撤一步。我看了你与贾虹声的对话，你与他的讨论，对他的首肯，我都赞成，那也是我崇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二、历史与现实

人们可以有政治上的不同倾向，采取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第一位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是我们能够不断迎接各种挑战的根本。解决问题要在此岸，跑到彼岸解决不了问题，要从我们自己的现实出发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优秀著述

水皮：你和秦晓的争论受到社会关注，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

孔丹：这个讨论是在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要离开实际，比如要研究中国问题总不能从欧洲说起吧。我与秦晓的争论，是老朋友之间发生的争论，而争论的内容，正是实事求是这个焦点问题。我认为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方法论，是在实践中我们能够一以贯之的体会和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要按照实事求是这样一个认识路线来进行。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其实是28年，1921年到1949年夺取了政权。关于这个过程，我们当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对于我们党在夺取政权中间发生的问题做了非常明确的结论：那些错误的路线就是离开了中国实际。这里主要是讲王明的左倾路线，造成了共产党在红区95%、在白区几乎100%的损失。它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如果你看金一南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所走的这条道路有多么艰难，贯彻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盲目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挥，也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些结论性意见，而要按照中国自己的实际，发动农民，把农民作为一个重要的、根本的依托和依靠的对象。这是看着简单其实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马克思主义直接的表述和共产国际给我们的指示，都是依靠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如果要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民共和国，是个极大的问号。所以中国革命赖有毛泽东同志，他没有留过学出过洋，守在中国的土地上，摸着石头过河。毛泽东怎么能最后成为领袖，站在这样一个高的位置？因为他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其实这一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基本完成了。

毛泽东在到延安之前就一直在实践中思考。他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了深入思考。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些穿的像伙夫一样的一批中共的领导人，花了很大的功夫锤炼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认识论。《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优秀著述，都是在窑洞里面写出来的。中国革命中错误路线的惨痛的教训，让共产党人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把全党带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扎实地按照中国的实际，发动组织革命军队，依靠人民大众，跟获得西方和城市大资本支持的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仅用不到4年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给一举解决了。

对此究竟怎么来理解呢？我理解首先是有正确的顶层设计。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等阶段的持久战理论，这一理论所认识的，正是中国那时的实际。在共产党来看，在革命斗争中教训可能比经验还多。从失败的教训中得来的认识，可能比从成功的经验中得来的认识更加宝贵。这是一种体会。在苦难的辉煌中，苦难是很具像的，有成千上万的烈士。我是江西人，江西有名有姓、无名无姓的烈士有几十万人。

水皮：经历无论是正确和错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孔丹：经历了各种正确和错误，毛主席建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战略路线。应该说这是极其宝贵的一个认识过程，那就是从实际出发，其实也是真正的科学认识。科学认识并不都要有严密推理，但都要符合实际，这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要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必须经过验证，这样才站得住脚，否则就只能是某种假说。

前一阵，人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1周年的活动，大家谈到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同时也总结他的教训，这就要提到第二个30年，就是1949年到1978年。做这样的观察分析其实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农村的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运动，然后是工商业改造，党内的三反，党外的五反，这些都是共产党“进京赶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新中国成立，陈云同志出来对付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在遭受外界封锁的情况下，要开始自己新国家的建设，还遇到了两个阵营的问题，遇到了朝鲜战争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觉得毛主席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开始走得比较稳。他还是有顶层设计，有战略视野的。我的看法是，他在运作的时候，渐渐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对此如何评价？在我的那本回忆录里，说到这第二个30年，我总结了两句话，我估计左边的朋友也要骂，右边的朋友也要骂——叫做“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

1957年反右，大跃进，为了建设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肯定要有很多必要的措施，包括把生产能力集中起来搞国家建设等等。但也的确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包括大炼钢铁，还有三面红旗，就一般意义上看，应该说这些口号不是不正确，但是它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水皮：还是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孔丹：因为着急，因为想用十五年时间超英赶美。人民公社的普及速度更厉害，这本来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人民公社后来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在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以后的一次调整，即“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调整。

1959年，我跟我父亲一起和小平同志同坐一个专列去中国南方。我们到广东看一个展览，看到一只形体巨大的猪。我十分好奇，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猪。那应该是给猪打气打出来的吧。当时展会现场报告说“我们养了一只牛一样大的猪”。我一直记得那个情形。

从这件事可以说明，毛主席那时很想到“彼岸”那边去，但实际却还在“此岸”，还得摸着石头过河。庐山会议后，又把这样的经济浪漫主义带到了政治领域。后来又发生文革，我认为那是一种以政治浪漫主义解决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党反腐败揭露出的种种现实证明，党在变质，这句话能不能说？党在相当大的层面和范围是变质了，不再以人民的利益为皈依，为出发点。腐败分子是以谋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上至周永康这样的常委，下至小吏，很多人不再遵从共产党的宗旨了，那不就变质了吗？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当初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其一定的防范的思考在内？

我的看法是，毛泽东在战略思考层面，他的认识——他不是有一个提法，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吗？从发动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发动文革，他有战略思维，但是他做的事情离开了实际。他在党内打击刘少奇、邓小平等很多老同志，造成坏人钻进来争权夺利。对此，左边的人会说，对毛主席，你竟敢做这样一种矮化；右边的人会说，他岂止是浪漫主义。我觉得某些人对毛泽东的否定，到了一个穷凶极恶的程度，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甚至把毛泽东跟希特勒相比，这是一种极端的错误认识。在当时那样一个发展历程中，遇到那么多挑战，假设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应该能找到一种方式，防范共产党不要从根本上变质。

水皮：这应该是一个对制度性问题有清醒认识并加以调整变革的方式。

孔丹：如果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毛泽东当时的说法叫反修防修。防止自己和平演变，不要变成一个不是为人民，而是为少数人的这样一个政党。毛泽东有他的顶层设计，他觉得那样做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当时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他离开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离开了从实际出发，到彼岸去了吧，反正没在此岸。但我们讨论和研究问题必须在此岸。后来我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这个说法指的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全党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们知道，由于领导人错误的认识和决策，这个国家一度曾被文革带到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绝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正确的认识路线，把“两个凡是”，把那些教条主义式的照炒照搬，都纠正了。那个时候不直接说毛主席有错误，而叫全面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对此非常慎重。前不久播出的反映小平同志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不管引起什么争论，那段历史就是这样，他要面对党内的现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内形成高度统一的认识，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表述使我们共产党再次回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上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是一种具有历史担当的表现。这个历史担当，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在《湘江评论》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激情，就已经能清楚看到。那其实也是在中国积贫积弱、几乎被列强欺负到亡国灭种的历史背景下，无数志士仁人的追求和努力。实事求的认识路线，是我们能够不断迎接各种挑战的根本。解决问题要在此岸，跑到彼岸解决不了问题，要从我们自己的现实出发。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理论，实践性应该是其最高的品格。也就是说，那些脱离实际，或者是制造出来用以观瞻的理论，最后只能束之高阁，都解决不了问题。各种各样的理论，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能从实际出发，这才是站得住脚的理论。现在大家在舆论场上有很多的争论，有各种门派。我把自己定位为实事求是派。我谈不上是什么左派、右派。人们可以有政治上的倾向，但我觉得，采取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第一位的。

三、理论与实际

有些人试图以西方理论体系，甚至以美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实践，然后提出其中的问题，再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或模式来解决问题。有些人把共产党放在所谓的全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框架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所谓的合法性，目前在中国社会里被相当一大批公知作为流行思维广为宣传

水皮：现在中外理论界搞经济学或政治学研究的人，实际上都还没有成熟的理论，能够对中国过去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走了一条如此独特的道路。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30多年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答案，中国的学者也找不到现成答案。我们曾说，如果谁能给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做一个合理解释，他一定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此重大的一个实践，你强调这是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我对此很有同感。过去几年，人们开始不断强调顶层设计，这其中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大家把摸着石头过河看做是一个已经过去的阶段，认为现在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了，否则很多问题解释不通。这实际上都是对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出的认识。这样对照，的确会解释不通。孔总，你现在搞智库研究，对于所谓顶层设计，你是怎么考虑的？你觉得中国的未来，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能不能设计出来，能不能按一个理想模式设计出来，并在理论上也解释得通，又具有操作性？你觉得这个时机现在成熟了吗？

孔丹：谈到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设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离不开关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在推崇西方宪政的理论体系里是本体论的认识问题，是没有经过某种流程的问题。但实际是否如此呢？如果争议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这是历史和实践的一个选择，是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经过某些人在设计室里设计出来以后，让人们去照样做出来。西方也是跟着自己实践走到某个地方，再提出那些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之类的理论。

水皮：照这个理论体系来看，君主立宪是否是落后愚昧的一种概念？但很多国家依然是君主立宪，这好像与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完全格格不入。例如拿美国体制来做参照系的话，那完全就是反动的一套。但它在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继续维持其存在的生命力。

孔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看你肯定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肯定也在这里面看到各种不同的认识和立场。

的确，有些人试图以西方理论体系，甚至是以美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实践，解释我们的过去，然后提出其中的问题，再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或模式来解决问题。我跟坚持这些理念的那个朋友说，你有两个虚无主义，一个是历史虚无主义，一个是民族虚无主义。比如他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解放，被救亡运动阻断，他认为历史不应把那种好的发展过程阻断，否则就是一个历史的反动。这种认识是一种很特别的学理。再有，他认为邓小平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又被我们政府的“发展主义”给阻断，那又是历史的反动了。所以要找到正确的未来发展目标，就得走另外一条路。我认为，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至于对富国强兵这样一个提法他都要批判，他这是走到哪里去了？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吗？所以我说，你阁下站在这样的立足看问题，实在是西方价值观原教旨主义、西方政治观原教旨主义、西方经济观原教旨主义。我这种概括，虽然并不希望标签化，但这属于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难道西方的理论和实践里面没有可以借鉴之处吗？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比如宪法，强调依法治国，虽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有各种法律体系，但我们要有一个现代的结构体系的设计，这算不算是一种顶层设计？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他没有顶层设计吗？是有的，也有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不能把共产党放在所谓的全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框架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所谓的合法性，目前在中国社会里被相当一大批公知作为流行思维广为宣传。

水皮：但这个思维，真的是对社会公众很有蛊惑力。

孔丹：从很多历史的现象看，一定时期内民众被蛊惑是存在的。德国的纳粹主义是这样，日本的军国主义也是这样。人们可以看到，一些民粹性质的东西，往往造成历史的大曲折和反动。它用一种有吸引力的口号，或许也能解决一些现实要求，比如解决德国在一战屈辱之后的复兴，比如满足了草根阶级改变现状的诉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未必马上就有很准确、很有把握的顶层设计，但我们可用渐进式的方式来处理改革中面临的问题，我们也要跟中国的实际反复对照来看。我最欣赏十八大的一句话：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说，要沿着已经走过来的正确的路坚持走下去，也要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不要走回头路，不要走歪路，其实这是个非常高的要求。总的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种状态，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读研究生时，我曾有机会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但后来去了张劲夫同志办公室。如果我有那样一个人生历程，我可能会接受较系统、规范的西方经济理论，而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

我希望我的这个想法能被人们所理解，那就是，真正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才适合中国。

水皮：你的意思，不能太理想主义。

孔丹：太理想主义，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

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脱离，就是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选择认识不足。习总书记已经多次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一个现实基础，中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走。

水皮：实际上我们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

孔丹：所以，通过反腐败这个正在路上的重大举措，你可以看到共产党有了一些什么变化。从1921年那个挽救中国危亡的中国共产党，走到1949年，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有些批评者认为，中共还是革命党。然而中共在执政这是一个现实吧？我引用马克思的表述，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组织起来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概念从法理上说是站的住的，它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意思。我们其实是统治阶级，为什么要用一个话语框架来说我们不是统治阶级？

但如果党在执掌权力的过程中发生变质，脱离了人民，脱离人民就是脱离社会主义。所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让共产党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这是一种顶层设计。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很深影响的观念，就是党不能背离人民，不能脱离人民。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和平演变。这个理论是有其认识上的基础。他说既然如此，就要发动文化革命来解决问题，发动人民来解决问题。但是他找到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吗？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讲，是在那些人的影响下，导致文革发挥了错误的作用，连一句都没有讲毛主席当时的战略思想有问题。可是做下来的结果呢？导致整个中国社会经受了十年浩劫。

有些年轻同志曾批评我，说你也不能因为文革中你家里受到冲击、你们就对文革否定。我说你们是大错了，我们这些人包括我的父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跟着共产党走，都没有动摇，认为共产党没有资格领导中国了。中国共产党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中少数人是有罪行的，比如后来对四人帮是按照罪行来处理的。说毛主席后来脱离了中国实际，但这过程中其实也有符合实际的一面。这很复杂。比如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腐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但中国经济正是在同时获得高速发展和繁荣。

四、反腐与治国

我们今天还在反腐路上，还正处在从“不敢腐”到“不愿腐”再到“不能腐”的路上。要让共产党自己习惯于执行法律，而不是习惯于超越法律

水皮：至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不是还没找到长治久安、保证这个肌体健康运营的一种机理？

孔丹：我的看法是，无论看历史还是看今后一个时期，无论看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无论看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还是大国博弈、地缘政治，你刚才提到的机理问题，可能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有所交代的问题。

在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有谁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前进？比如二战以后，西方输出民主，最先是在其以前的殖民地像印度。后来有一个时期，就是福山所说的所谓“历史的终结”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候，西方大量输出民主，即推行所谓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这个词是日本人最开始用的，日本人有一段时期把它围堵中国的外交叫作普世价值外交。价值观外交，它认为中国跟它不属于同样价值观的国家，并以此来围攻我们，如此狂妄自大，出乎人们意料。

它的价值观外交，有没有一个历史的验证，就是采用他们所谓的民主制度取得了社会进步的成功？我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推动了一个研究计划，其中包括组织一个关于西方输出民主制度的案例解析。可以一个一个国家来，从拉丁美洲到非洲、亚洲，到东欧乃至所有的国家，看有没有真正成功的案例？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引用我习惯认知的一个决策学原理，我始终认为，所有的决策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不能用决策学来阐释，我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来阐释。“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抽象不抽象？其实很具体。就是在其还有基础、有条件、有需求的时候，就要两利相权取其重，历史也是如此。人民有很多的意见，但你说，现在我们搞一个农民党，再搞一个工人党，再搞一个知识分子党，再搞一个叫资本家党，也可以叫工商人士党，我们搞四个党，跟共产党来搞一次竞争，把这个意见给大家公示一下怎么样？关于历史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至今，犯了多少错误，付出多少代价？它让党和国家、社会出现很多困难和挫折，但是它一直在努力的来应对各种挑战。

我是1965年入党的党员，够资格叫老党员了。我也是中国人民一分子，我也希望看到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共产党，也不希望有一个百弊而无一利的共产党。怎么办呢？历史的选择是取其利，我们就应该努力地限其弊、去其弊。这也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宗旨。这一宗旨坚持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制定法律框架，共产党要在这个法律框架内活动。王岐山同志说过，党纪应该比法律还要严，谁如果违反了法律，那就首先是违反了党纪，你就不是共产党。

我觉得反腐和我们发展经济是一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共产党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在人民面前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感到羞耻。我请一些学者讨论问题时，他们戏称“贵党”。我只好说，“鄙党”确实有问题，鄙党的弊之重，几乎成了心腹之患地而非肘腋之患。肘腋之患还可以应付，发展到心腹之患，医治起来就不容易了。共产党这个所谓变质的问题，一些党员无视法律、无视党纪、没有底线的问题，说明了什么？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没有笼子限制的权力，从罗马帝国到今天，所有的例证都证明，没有笼子限制的权力一定会导致腐败，一定会变质。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解决了腐败问题，因为从很长时间以来的腐败到今天，今天还在反腐路上，还正处在从“不敢腐”到“不愿腐”再到“不能腐”的路上。这条路最后怎样走下去？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共产党的活动将会被限制在其领导制定的法律框架内。需要说得重一点，要让共产党自己习惯于法律，而不是习惯于超越法律。我们有一些领导，像薄熙来、周永康他们，不把法律当回事，无法无天，成了权力的一种放纵。所以，反腐败的意义可以和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业一样伟大，应该同步。否则，我们还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我们这个国家还能不能追求成为一个真正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社会，我们共产党是不是还有资格领导这个国家和人民？这些问题就会被划上极大的问号。

你共产党在台上说，我们要领导国家和带领人民前进，人家说，你看你这个样子怎么领导？共产党还不认为这是挑战吗？怎么办？中纪委的领导同志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先治标就先退烧吧，都快烧死了，因为没有底线啊。

那好，先退烧，退了烧还得说病根在哪儿。有一种药方开出来了，三权分立，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这是往美国制度走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各代表一方面利益诉求。这可以设计，设计出来以后，大家一起来吧。试问这实际上行得通吗？

现在有很多的论述讲到良政劣政问题。王绍光主编的那本书《选主批判》，不是对民主的批判，而是对选主的批判。国外的学者们谈到多党制选举制度往往造成很多伪命题，比如对人民的虚假承诺，大家为了所谓政党的利益，无视社会的需求。我曾亲耳听到美国的一个前任财政部长盖特纳在新加坡说，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很长时间就没有做过正确的事情，不断做错，好在还比较幸运，终于还知道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中国很快就找到应该如何应对问题的办法，而且由于中国有强有力的行政系统的推行，所以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历史没有机会选择一个有百利无一弊的政党来管理我们的国家。历史也证明我们共产党有能力解决问题，我们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终于走过来了。我把信心建立在我们已经克服了困难，吸取了教训，可以前行的基础之上。但我们还要坚持实事求是，无论讲多少大道理，最后要解决的还是实际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表明了共产党应对挑战的一个根本态度。整个社会的运行规范、治理，都需要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什么？在这方面共产党自己要做好反腐和依法治国这两件本质上二而一的事。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关于你提到的机理问题，我们还不敢说只顶层设计这一个机理就可以把问题都解决了，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每一件事情都应该从实际出发。

五、选举制与合法性

国家的历史也有运数的问题，我们党应该还在运上。大多数精英还是在共产党内，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很多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关头都会有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最高领袖应该非常坚定，有历史眼光。最高领袖带领这个精英的队伍，毫不动摇，坚定地一路走下去，这既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信心

水皮：其实任何国家的治理，不管是几党制，也不管是否轮换执政的方式或选举的方式，最终都是社会精英治理国家的过程。美国政党以国家治理为己任，已经形成家族的概念，布什家族也好，克林顿家族也好，两党之间的轮换，是这些家族的轮换过程。中国很多的问题就在于，革命成功后没有转变革命党的思维，还是用革命斗争手段解决党内和人民群众内部的很多问题，包括文革就是这样。执政党的思维（看制定的政策），是用制度来制衡。在这方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确做了很好的尝试。

关于顶层设计、中央高层可能还会有一个设计过程。很多国家的政体，最终都有一个象征权力的人物，比如英国的女王，在中国可能就抽象成共产党。知识界如果拿国外的那一套体制来对比，就没法给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找到可以解释的理论。国外要么实行选举制，要么世袭制，我们既不是所谓传统意义上的选举制，也不是世袭制，那到底算什么？

孔丹：我们可以通过描述自己，把事实讲清楚，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关于国家治理已经做了顶层设计。政治协商会议是第一步，首先要把各个民主党派，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然后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大跟着走下来，有了国家治理结构，后来设了国家主席，不是就有了国家治理结构吗？你刚才那个说法，很有味道。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革命。

我说毛泽东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我所说的浪漫主义就是脱离实际，就是乌托邦。我认为，我们从头到尾一以贯之的正确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与实事求是的原则背道而驰了。用所谓“革命”的方法解决不好执政党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广场革命、颜色革命，都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假革命之名售其奸。中国在1989年就预演了一次。

这次香港占中我去看，他们真是年轻啊，大概都是九七回归前后出生，他们读书受教育的时期都应该正好在九七之后。我觉得要把希望寄托在顶层设计上面，但这不是说现在已经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你刚才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是一个权力的抽象。其实共产党相比抽象还是很实际的，是一个权力架构。为什么坚持党指挥枪，为什么对军队国家化会强烈地表示不能容忍，其实是担心发生有些国家情况。所谓军队国家化，就意味着军队独立性的存在。

水皮：这更可怕，像现在泰国一样，没法弄。

孔丹：我跟别人谈到这些问题时，很多人就谈他们的不同看法。我说，我没有说共产党十全十美，我要那样说，人家说你孔某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实际上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有多严重啊。

水皮：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精英人士都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是不用质疑的。

孔丹：你这个判断我也特别赞成。其实当你不能解释某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出一个题目，先把事实描绘出来，然后再努力解构它，看到它的正面，也看到它的负面，再思考怎么去发挥它的正面，怎么去克服它的负面。这就是一个冷静理性的共产党员的思维。

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在2014年“二•一七”讲话里强调，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表述立意高远。

水皮：对这个表述你是怎么理解的？你曾经在香港待了很长时间。

孔丹：我们要解决腐败问题，现在不用霹雳手段肯定不行。中央说要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啊。现在讲治标，就要有治理腐败的决心。难道腐败现象能让它循环往复吗？只有一条路，就是让我们整个治理体系和机制真正行之有效地建立起来，不再运用文革那样的方式，或是一套完全抄自西方的东西，而是按照权力架构的制约机制，将来形成我们党的依法治国之路。我们最高领袖应该非常坚定，有历史眼光。很多国家历史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在历史重要的关头，带领着这个精英的队伍，毫不动摇地走过一个历史时期，十年，二十年，就是那样一种方向，一切都在轨道上，坚定的一路走下去。这既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信心。什么是信心？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大多数精英还是在共产党里面。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大多数共产党人看到现在这种腐败，都深恶痛绝。这是一个现实，而不是像流行的说法，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谋求私利，一塌糊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水皮：共产党的价值观就不是这样。

孔丹：共产党对自己的改造要面对一个双重人格的问题。久而久之，很多人开始说一套做一套，一些人表面上一套，私底下又一套。消除这种现象要有一个过程。我觉得国家的历史也有运数的问题，我们党应该还在运上。

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不是空话，顶层设计不能脱离中国实际，顶层设计应该特别加强总体、宏观、全面、系统的概念。顶层设计不能仅仅是画好这张图，图画好以后就可以收工了。有人最近在批“摸着石头过河”，我在改革初期说过，改革是在一个沼泽地里行进，很多地方都是陷阱，每一脚都要小心、慎重，而不是简单的向着远方目标跑步前进，那样我们这个队伍可能就毁灭在沼泽地里面了。后来有人说，孔丹提出沼泽理论，我说我没有什么理论，我是看那现实就是这个样子，那时的现实就是这样。

（商灏整理季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