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巨变时代的来临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整合的加速发展，并让跨国资本的渗透力量首次覆盖全球，导致经济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分配极度不均。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国家的反主流政治风暴此起彼伏，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危机来自于三方面：

首先，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在失去生产与贸易、科技创新和意识型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以及金融与货币领域霸权。

其次，现有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正遭遇空前的合法性危机，面临内外夹攻的困局：一方面西方社会涌现右翼排外民粹主义与左翼反全球化运动，肢解对经济自由化的社会共识，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非西方国家会以更大的力度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带动全球秩序重构的新期待。

最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抛弃维护国际秩序责任，拒绝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并逐步升级与中俄的战略对抗，不惜让现有多边体制陷入瘫痪。

美国国际领导威信的殒落，以及西方社会政治体制普遍出现衰败迹象，意味着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在此新旧秩序交替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正被快速变化的形势推近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将以更积极进取的态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当前，中国需要审慎应对美国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战略围堵。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益险恶，中国应牢牢把握对历史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基本判断。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

一，全球政治经济大格局变化正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过渡到以非西方世界为主体的新秩序轨道上；

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新兴市场国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与活力。同时，西方全球治理机制明显不足，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有效回应当前各类全球议题挑战。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愈来愈积极的支持。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陷入停滞的欧洲带来经济生机。

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磨合过渡期，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难以避免。中国决策者要争取营造最好的结果，但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型

美国感到霸权地位遭遇空前挑战，激发对华战略调整

1.美国政府正式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头号竞争对手。

特朗普政府在近期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此前的奥巴马政府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执行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两党都奉行的建设性交往政策，当时中美在许多全球和区域性议题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特朗普政府则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

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丝毫不让人意外。美国习惯于一超独霸的体系，但近年来中国的理论、道路、制度与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架构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美国朝野的预想，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到其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而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凌驾自己之上的挑战者出现。

当前，重新思考对中战略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民主党过去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其假设是：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国融入后，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然而，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

2017年2月，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与谢淑丽（Susan Shirk）召集跨党派中国专家小组撰写的《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惊险的十字路口”，过去的很多假设已与客观事实的发展脱节。报告建议下一任政府更果决而有力地回应中国对美国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负面作用，凡是不符合或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价值观的行为都必须有所回应。

最近，美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中指出：过去美国主张交往政策的决策者一直都怀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

美国发起了新一轮的战略对抗，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惩罚性贸易措施不断加码，试图全力阻挠“中国制造2025”计划，针对萌芽阶段的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精准式打击，并对潜在行业对手例如华为、中兴通讯等进行封锁。

尽管中美之间贸易大战一触即发，但中国仍可以沉着从容的应对。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转向未必能持久，因为美国此举将严重破坏全球高科技行业的生态结构，最终会削弱全球产业链对美国高科技供应体的依赖，逼使对手强化自主研发能力与开发多方面供应来源，使美国长期垄断的核心领域面临更多的竞争者。

美国精英感受到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型态框架塑造。就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而言，中国并没有正面挑战美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意图，中国谋求的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全面经济交往，以及协同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各项挑战与难题，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无法化解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更没有称霸的野心。

当前国际体系的利益格局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网络化，关键的行动主体既包括各国政府，也包括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以及不同层次的全球化参与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仍用传统冷战零和游戏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早已与现实脱节。全球相互依存格局下，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中美之间出现激烈战略对抗，危害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前景及新冷战再现。因此，美国很难整合国内外全面围堵中国，对中国发起一场新冷战。

加之，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关系已经构成盘根错节的利益连体，美国如果真要动手拆解这个结构，将给自己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中国要有战略定力，认清并把握好历史大趋势。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树大自然招风，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新形势之下，中国要非常审慎、冷静地应对美国的敌意和对抗性的态度。习近平主席曾在一篇重要讲话里引述古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要把握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大判断。

第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秩序正从西方中心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轨道上，这个进程始于上个世纪最后30年，2008-2009年又迈入一个关键历史转折点，成为带动全球秩序转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了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角色。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已滞后于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无法有效应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格局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第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的过渡期里，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在所难免。转型或许会持续较长时间。

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

中国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已赶上美国

根据许多国际组织与智库的分析报告，近年来中国在很多重要经济指标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包括：对外贸易规模、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国际旅游支出、国内零售消费总量、新能源投资规模、跨国电子商务、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等。中国依靠自身的国内需求拉动了世界经济的消费总量。这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是强化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交往的根本动力。

在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方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表明，随着科研团队的扩充以及预算的增加，在科学与工程论文发表数量上，中国已超过美国；虽然美国在论文被引用量上仍维持领先，但中国已呈追赶之势。美国在专利、知识产权收入和创新技术的风险投资等方面依然领跑全球。

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快速跃升为全球的领军者。根据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院（Institut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国在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在全球居于首位，中国的投资规模已超过欧盟与美国的总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推展绿色能源，已经投入的项目的规模超过320亿美元。

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国也走在世界前缘，2016年共新发行了362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占当年全球发行量的39%。最近，中央结算公司发布2017年中国债券绿色市场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债券市场上发行贴标绿色债券2486亿元，占全球份额22%。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在过去两年，中国的发行债券规模占全球份额的30%。此外，中国也被认为是绿色经济相关领域的全球创新引领者，包括发展绿色运输工具、污染防治、节能建筑、智能型都市、资源回收与生态保护。

中国带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超越美国

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92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以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只有57个。近几年，中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加大，把各种不同形式的援助加总，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协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瓶颈的努力非常显著。比如，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架构实施的“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电信集团带领中国设备厂商兴建覆盖非洲大陆“八横八纵”宽带骨干光线网络，投入约150亿美元，8年修建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与82个城市, 预计2023年完成。这对于非洲大陆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西方国家从未设想能启动这样一种跨世纪的，而且是贯穿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麦肯锡顾问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在非洲企业的经济带动作用”的评估报告，它们在非洲8个大的经济体里，针对抽样的1000家中国企业做了深度调查。目前非洲至少有10000家中国企业，其中90%是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这1000家企业给当地创造了3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89%的员工都是当地人，超过三分之二企业都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以提升其专业技能。报告估计，中国企业给非洲地区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200万个。

制订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将由G7转到E7

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以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未来（2050年）全世界经济的主角将不再是传统的七大大经济体（G7），而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E7），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2017年由中国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是一个新起点——通过邀请墨西哥等国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从一个封闭的五国协商机制，逐渐扩大成为非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高层协商平台。如果用购买力等值衡量，1995年E7的经济规模是G7的一半，2015和G7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据估算，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是G7的两倍，成为全球经济的骨干与带动增长的火车头，而到2050年，现在的G7只剩下美国与日本。

世界经济将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有西方所主导的多边体制都要进行调整，包括决策机制、责任分担等等，将更大程度反应新兴市场国家和更广大国家的需求。

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

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早已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快速失去在生产、贸易、科技创新、意识型态等领域里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军事与安全、金融与货币等领域的霸权；（2）自由贸易的社会支持基础崩解，近年来在西方内部涌现的右翼排外民粹主义和左翼反全球化运动，不断肢解社会的共识；（3）面对非西方国家呼唤全球新秩序，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西方国家显得十分无力，回应缓慢且不足。

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令外界和自己吃惊的政治风暴，有人称之为“黑天鹅”现象，即主流政治人物纷纷被反主流、反自由经济秩序、反区域整合的力量击败或削弱。英国的脱欧公投，意大利的五星级运动崛起，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动摇默克尔总理的多数联盟，都是这股反全球化潮流的最佳写照。

特朗普变局带来新的危机

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更是让原已动荡的政治结构重组过程出现更大波折。他主张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将所有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视作美国的包袱，皆可抛弃；对于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对推进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长期目标，则毫不留恋；美国原有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议则可重启谈判。

特朗普政府的许多举动与美国一直想要扮演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格格不入，包括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移民协定》，并威胁随时准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减少对联合国各个专业机构的预算承诺，将美国一手创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称作“灾难”并威胁不受制于其裁决。特朗普政府准备无视任何它认为有意侵犯美国主权的WTO裁决。其恶劣影响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在对全球贸易没有任何实质共识的情况下落幕，惨交白卷。WTO协商体制已经完全失去功能，陷入瘫痪，完全无力纾解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大规模贸易冲突。这些迹象都显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

面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裂解，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担忧“世界正迈向金德尔伯格陷阱”。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当下炒得很热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这种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太低。真正需要更严肃面对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而中国又没有能力和意愿来填补这个真空时，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危机。

依照已故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并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当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第一，经济出现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第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续

“镶嵌自由主义”有效维护了二战后头三十年的自由国际秩序。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逻辑，确实可以用于解释二战结束后的30年美国在国际秩序重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为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多边体系。在美国的引导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识：一方面建构以开放、合作、互惠为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为贸易自由化逐步建立规范，提供以美元为定锚的稳定汇率，并设置IMF与世界银行等机构，协助发展中国家因应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及满足发展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国内普遍设置相应的机制来调和资本主义破坏力量和社会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相配套的机制包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体制、累进课税、财政移转性支付等政策，其中特别关键的是严格限制跨国资本流动和跨国劳动力流动，维持阶级之间的权力平衡，资本家必须在国内寻求与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妥协。这种体系被称为“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即不是完全放任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

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秩序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安全、维和、贸易、货币、金融、运输、通讯等等，甚至包括海洋、航空、外层空间等。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战争不再是通行的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工具，国际法不承认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将集体予以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出面干预。这一新秩序开启了人类近代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时期，尽管有美苏冷战与局部代理战争，但没有爆发全面性战争，美国也趁机极力向外推广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逐步侵蚀了社会阶级间的力量均衡，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反全球化也由此时开始逐渐累积力量。首先，过去30多年里，许多西方国家（也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都变成面对经济巨兽的政治侏儒，政府的经济与社会职能被架空，放任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里的垄断行为，最终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分配严重不均。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跨国资本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压缩工会权力、放宽劳动条件，全面减税、厉行财政平衡，长期执行紧缩政策、倒逼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减缩等等。其次，金融市场本身变成创造巨额短期暴利的来源，大量资本被吸纳进虚拟经济，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施行大幅度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衍生性金融产品，最终导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过去30多年，美国根据新自由主义蓝图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如果我们把国家也视为经济体，将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全球大型企业的营收作为比较基础，全球前100大经济体只有30个是主权国家，其余都是跨国企业。全球营收最高的是沃尔玛，只有8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沃尔玛的规模远超过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而在这些企业巨兽面前，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侏儒，没有任何谈判筹码。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与最富裕阶层成为全球权力行使主体，他们排斥所有限制其行动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有能力影响各国的法律、政策与国际规则。

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导致“寻租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愈演愈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7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特别指出“寻租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现代经济里典型的寻租就是企业藉助政治影响力来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或巩固自己的独占或寡占地位，然后藉此压榨供货商、消费者或政府以获取超额利润。

UNCTAD这份报告首先指出，过去30年的全球化可以称之为“超级全球化(hyberglobalization)”，全球经济整合的深度与广度，在以史无前例的超级速度前进。超级全球化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高度集中，也让极少数的享有垄断地位的超大型跨国企业囊括了愈来愈高的超额利润。根据UNCTAD的分析，在1995年，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所有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市值从最大到最小进行排列，前100大的总市值是最后段两千家公司的31倍，而20年后这个倍数已经暴增到7100倍。在过去20年中，这100大企业的超额利润比例也不断攀升，跟它们同业平均获利率相比，在1995年它们的超额利润占利润的比例是16%，2015年则上升到40%。

这些超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能急速扩张，又能享有惊人的获利能力，主要不是靠它们的创新或效率提升，而是它们可以藉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扭曲法律、政策与市场监管体制，让自己透过收购专利与滥用专利诉讼来压制对手与阻挡潜在竞争者，可以在全球范围逃避课税，以及设法解除反托拉斯法的束缚，让自己可以通过并购而快速巩固市场垄断地位，并让自己暗中侵占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模式规避消保法的管控，甚至还可要挟各国政府给予特殊优惠的财政补贴。在全球寻租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贫富两极化是必然的结果。

                                               （编辑  季节）

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一）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1960年5月访华。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要求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组成接待小组，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1）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2）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3）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周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做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从9月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时许，总理找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月22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和平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哥马利“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二）

1962年8月，我到伦敦担任驻英国代办。9月间，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我：英国政府拟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于当年12月访英。我请示国内后，回答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会如期访英。埃儒尔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了这件事。

10月，印度再次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我国被迫自卫还击。英国一些政客和报刊借机反华。《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之事将另作考虑。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我。他说：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我竭力抑制愤怒的情绪，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政府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做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

回到代办处，我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我说：对英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应当予以打击。根据我的意见，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埃儒尔同我谈话的情况以及我的表态，并提出3点建议：(1)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3）削减从英国的进口。外交部复电同意我对埃儒尔的表态，并要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但复电中指出，3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我结合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这显然是认为所提建议不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让我作检讨。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我只表示，所提建议仅供参考，现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国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

1963年春，卢绪章应邀访英，访问很成功。这年秋天，我回国休假。总理找我谈话，总理说：去年你提出3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3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我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对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总理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把文章做绝？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作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

我说：卢绪章访英成功，证明我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理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具体分析，使我豁然开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总理说：我记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了，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三）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总理让我以他的助理名义参加会谈。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闻震动了世界。

这年10月，基辛格一行14人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总理主要同基辛格谈判被称为“上海公报”的内容，并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2年1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18人（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他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亿万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周总理让我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

我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将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

总理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信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对此，齐格勒表示，尼克松访华8天的租金估计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美国承担。我说：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

我向总理汇报，并说：既然美国政府已做了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电视、通信设施。总理立即批评我，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我将总理的指示向齐格勒讲了，他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博士；译员是唐闻生，记录是王海容。

（一）

（1）这次谈话是这样开始的：[1]

毛主席谈笑风生，寓意深刻。他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下述照抄原纪录相应部分：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指基）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家），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2）关于这次谈话的开始部分，基辛格作了如下描述：

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基辛格判断：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中国人很快向毛主席汇报，因此，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就说，哲学可是个“难题”。

但是，在这次谈话中，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没有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此，基辛格未作解释，《访华》未作探索。其实，按原记录作些查证，答案就在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72年2月21日上午版第一页的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电讯中，现节录如下：

［合众国际社关岛阿加尼亚二月二十日电］（记者：诺曼·肯普斯特）尼克松总统今天说，他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马拉松式的会谈，如果这些会谈证明在缓和中美紧张局势方面有成果的话。

尼克松在他的蓝、白、银三色的“七六年精神号”喷气式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的主人想参加会谈多久，我就准备参加会谈多久。”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中略四段）

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他说：“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他说：“我自己对世界上的长期的和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领导人的眼光必须看得很远——我们的政策辩论必须根据一项妥善地制订、并且为人们充分了解的哲学，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

在这里，“哲学”具有特殊的含意。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的角度”，是指“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而是“眼光看得很远的”。他说，他对（中美）“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由他）“妥善制订”的“哲学”。这里的“哲学”实际上是“战略”的同义语。

（3）这次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尼克松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句开场白真是高明之至，精彩之至。然后，毛泽东借尼克松的话并揉进自己的意见，用幽默的口吻明确提出：“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这就是说，不吹眼前的、具体的、日常的、策略性的问题，只吹问题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尼克松简述了他在飞机上“这样说”的原由，赞誉毛泽东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这里的“哲学家”意为“战略家”）。毛泽东避开了尼克松的赞誉，转而一再促使基辛格发言。在尼克松引导下，基辛格讲了他在哈佛大学时指定他的学生“读主席的选集”（《访华》将“选集”改成“文选”）。接着，《访华》写出了内容与记录相同的三句话，即：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尼克松将这三句话以基本相同的字句写进他的回忆录，起语用的是“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他称赞毛泽东的那句话则写成“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1994年尼克松逝世后，人们发现在他尚未出版的最后著作《超越和平》一书中，首先提到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富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2]

（二）

尼克松在对同毛泽的会见有点睛之语，他写道：“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此处及以下所引用尼克松的话，均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9至253页。）简言之，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亦即中美关系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毛泽东牢牢抓住这个主题，主动对尼克松和基辛格说了五段话：

第一段。《访华》称，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其实，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本未提台湾，只讲了上述这段话。基辛格认为，这是向尼克松“传话”：“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指不许美国及任何外国干预）。这就从“哲学”方面阐明了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第二段。据《访华》称，毛主席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一段的文字与记录相同。记录中“头一次来”之后有一逗号，《访华》删去了，这有损原意。“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7月16日同时发表。

基辛格确因“跑中国跑出了名”。他说：当尼克松派他秘密访华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我基本上是默默不闻的，我任职两年半以来从未举行过公开的记者招待会”。[3]毛泽东这样说，是对他“跑中国”表示赞许，激励他继续“跑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而努力。

“公报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描述。基辛格说，在他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指出，这一宣告会震动世界。他说对了。这不仅使新闻界震惊，而且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4]毛泽东讲这句话，似在向尼克松和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不只是两国之间的事，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应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

第三段。《访华》称，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毛泽东讲这句话的因由是：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5]此外，尼克松也想借助改善中美关系多捞选票，连任总统。毛泽东早就看出这一点，1970年12月18日，他对斯诺说：“1972年美国要大选，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6]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并批准了美国乒乓球队和一些友好人士、新闻记者等访华，但对美国政界人物的访华申请则不予安排。据基辛格称，在他1971年7月，准备秘密访华时，“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7]基辛格抵京后，在同周恩来会谈中，婉转地表露了此意，周恩来明确告诉他，我们收到了美国政界许多人士申请访华的函电，但我们都未邀请。基辛格立即代表尼克松感谢中国领导人的“明智”。并说，美国走向同中国友好之路应由尼克松总统亲自开始，美国其他政治家步尼克松的后尘才是合适的。

毛泽东的讲话意味着，中美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应该超越美国党派政治的框框，高瞻远瞩地持续地发展中美关系。

第四段。摘抄原记录（《访华》所作的删改则不提及）：毛泽东在会见中对尼克松说“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毛泽东指的右派”，是作为“哲学问题”讲的。从“哲学”即“战略”上讲，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中，在“苏攻美守”的形势下，右派主张对苏强硬，或可称之为抗苏派，左派主张对苏妥协，或可称之为亲苏派。为了抗苏，也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对苏妥协，往往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尼克松、基辛格说成右派，并把“英国的希思首相”以及“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说成右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右派当政”。对此，尼克松做了心领神会的回答。基辛格犹感不足，以向尼克松提醒的方式补上一句，毛泽东马上做了回应：

基：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就是啰。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第五段。摘抄记录（《访华》所作的重大删改则不提及）：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ta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这一段内容丰富，试作如下解释：

“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是指1949年初夏至1971年初夏；“总是谈不拢”是指中美关系问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并派秘书傅径波向我南京外事处处长黄华传话。毛泽东得报后，于5月10日致电南京市委：“黄华可与司徒见面”，告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司徒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后又表示，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8]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1954年12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对此种种，中国政府均发表严正声明，一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一些国家斡旋下，中美大使级谈判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后移至华沙）。到1960年9月，会谈了100次，除开始时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外，别无结果。美国政府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不准中国人去美国，不准美国人来中国。1960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曾经设想”，双方先就“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达成协议，“以便为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为此，中国方面在中美100次会谈中，曾经先后提出消除两国贸易的障碍，消除两国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障碍以及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互换记者等等一系列的合理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中国方面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后在会谈中没有必要再在次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应首先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即“美国政府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全部撤出的问题”。[9]

如果借用毛泽东的语汇，把“根本性问题”称作“大问题”，把“次要问题”称作“小问题”，则可对中、美两国的态度作这样的描述：中方本想先解决一些“小问题”，以便解决“大问题”；而美方的态度则一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经过100次谈判之后，我方改变了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毛泽东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10]

直到约翰逊总统下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4次，未取得任何成果，毛泽东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是指他们都坚持敌视中国、霸占台湾的立场，因而“我们总是谈不拢”。“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总统是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是尼克松，“你们也没有想通”，当然属于我们“不那么高兴”之列。

自1949年5月黄华会见司徒雷登算起，整整22年，“总是谈不拢”。

尼克松就职后，美国政府在别的方面向中国做些姿态：196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但不是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100美元的中国制的非商业货品），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当获悉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有访华的要求时，毛泽东立即决定邀请该队访华。这一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起到“小球推动大球”的作用。但毛泽东对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则不予重视。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毛泽东指示，不同美方谈贸易问题。其后美方多次要求开展中美贸易，我方均表示不感兴趣。直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提到可以“搞点小生意”，双方贸易才开始起步。

以上五段中，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讲了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如此答问，体现了毛泽东鲜明的立场和超人的智慧。

还应提到，《访华》指出：“这次会见因毛主席大病初愈，到3时50分即结束。”其实当时已80岁的毛主席尚未痊愈。会见时，医护人员藏在附近房间内准备随时抢救。但毛泽东仍与尼克松谈了70分钟。尼克松写道：“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基辛格写道：“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三个“最后一次”

（一）

1974年5月20日下午3时许，原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通知我：总理今晚7时宴请黄春谷夫妇，命我参加。青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

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1913年到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总理正在病中。5月6日，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外国记者作了报道。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

当晚6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总理比预计的时间早20多分钟。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他更显得清癯，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双目仍然那么炯炯。总理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

总理询问美国、英国、西德的政局，青长同志作了简要回答，我也补充几句。总理说：经济是基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它们离不开石油，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你们要注意。

总理问：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丰富？我说：储量大约五六十亿吨。总理又问：前不久墨西哥总统的儿子来北京，你见了他没有？我说：外交部没有安排，大概因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总理说：不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不可以见见？过去你同他们一家人那么熟，不见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没有提醒外交部。

陪同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总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57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么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

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5张照片，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他对总理说：57年前的东西全丢了，只有这5张照片舍不得丢，现在送给你作纪念。原来那是5张剧照，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总理看了看，说：这是《一元钱》。总理又依次看了另4张剧照，边看边说：《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我感到困惑，探询这5张剧照的来由。黄春谷说：1915年10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1周年庆祝会，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你们现在叫话剧，翔宇多才多艺，大家请他编剧、导演，还请他扮演女主角。这出戏就叫《一元钱》，很受欢迎，以后又编演了几出。

总理说：当时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学不演戏，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那年我17岁，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想用新剧感化社会，这当然办不到。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5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叙谈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在进餐过程中，总理向黄春谷夫妇提出一些他们熟悉的、也是总理希望了解的问题。气氛轻松愉快。餐毕，总理对黄春谷夫妇说：“现在我们一起照个相，洗出来送给你们做纪念。”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总理进餐，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总理的谈话和指示。

（二）

港台一些报刊把总理减少外事活动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进行渲染。总理于5月24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总理听说李政道建议选拔一些小学生，从小进行基础科学培养，认为很重要，特意同他商谈）；5月26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总理参加；5月29日，总理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这都使我认为，总理已经康复。可是，从那以后，总理的名字忽然又从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

6月中旬，叶剑英副主席找我谈话时，我问他：最近总理在做什么？叶帅叹了口气，表情沉重地说：两年前已发现总理有病，但总理坚持工作，现在撑不住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他住院治疗。6月1日，总理搬到305医院，医生尽心尽责，总理身体的底子再好，但他毕竟是76岁的人了。叶帅没有讲总理患的什么病，我也不好询问，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很重。

我患颈椎病多年，久治无效，可能瘫痪。我于7月6日赴沪就医。华东医院内科主任肖文炳诊断我患急性肝炎，短时期难以痊愈，劝我耐心治疗。我每天看报，每天都希望看到总理复出的消息，但每天都使我失望。9月29日下午4时许，我接到罗青长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青长同志告诉我，邓大姐转达总理的指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25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规模比往年大，总理要我同医生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北京，过了国庆节再回上海继续治疗。如果医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强，但总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不参加，名字不见报，可能引起猜疑或误解。究竟行不行，由医生决定。

我心情万分激动，接完电话已热泪盈眶。我知道总理不只是关心我，他还在关心其他许多老干部，关心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所有名单。他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关心的，因为那时人们常从报上出现的名单观察中国的政治动态。

第二天（9月30日）上午，我收到请柬，外页国徽下印着红字“1949—1974”，里页红字铅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订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请参加

周恩来

我于6时3刻到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10人一桌的圆桌几乎摆满，绝大部分人已经就座，不到7点就到齐了。我听到许多人在议论：总理今晚来不来？有的说：总理身体不好，不会来。有的说：请柬是用总理的名义印发的，他一定来。我远远看到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走过去同她打招呼。她也问我：今晚总理来不来？我反问她：你看呢？她说：我是作家，也是医生。作为作家，我希望他来；作为医生，我希望他不来。邻桌一位不相识的中年妇女插话说：我们是工人，我们希望总理来，我们非常想念他。另一位不相识的老人说：我是公社社员，特别希望总理今晚来，和我们一起过个团圆节。——原来这天恰好是旧历八月十五。

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水银灯亮了，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入口处附近的座位上先响起了掌声，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声。热烈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人们自动站起，一面鼓掌，一面翘起脚尖看。后面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站在椅子上鼓掌。看到的人也相继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夹杂着“总理瘦了，瘦多了”的感叹。

我看到了总理，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中山服。他瘦了，瘦多了。他的步履比过去缓慢，鼓掌的节奏也比过去缓慢，但他仍然展现着特有的魅力和风采。总理走到主宾席中间，掌声更加热烈，许多人含着眼泪在鼓掌。

军乐队高奏国歌，人们暂时安静下来，但还有许多人拿着相机对准总理拍照。总理在声振屋瓦的掌声中缓步走上讲坛，人们的眼睛盯住他。总理开始致祝酒词，他每讲完一句，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祝酒词不到400字，人们鼓掌的时间超过他致词的时间。当总理请大家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举着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司仪宣布招待会结束。我随着人们蜂拥着往前挤，想再看看总理，多看看总理。总理频频挥手，陪着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缓步离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最后一次亲耳听到总理生前的讲话，最后一次亲眼看到总理生前的身容。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9月30日的电讯，开头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其中说，“我国领导人以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代表和人士，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共四千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接着，分21类报道了出席招待会的2282人名单。

这份名单是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于9月28日晚交给总理的，并说毛主席已经一一听过，毛主席提出增加3人，其中包括肖华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总理于9月28日夜“匆匆看过”，提出增加齐燕铭。9月29日晚，总理“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提出再增加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11]

对毛主席“一一听过”的名单，重病中的总理连夜“匆匆看过”，次晚又“细细翻阅”。对名单中已有的某些同志，总理嘱咐要参加；对名单中没有的若干人士，总理提出书面意见。总理对此的考虑，不须多说了。

（三）

1975年9月5日下午，罗青长同志给我看总理对一份材料的批示。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

总理的批示很短：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紧接着是四个字“托、托、托、托”。总理的批示是用铅笔写的，有些笔画显得弯曲，看出来总理写的时候，手在发抖。我看后忍不住哭了。问青长同志：总理的病究竟怎么样？

青长同志流着眼泪说：三年前就发现总理患膀胱癌，癌细胞已经扩散，由吴阶平大夫领导的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只能尽量延长生命、减少痛苦。青长同志嘱我保密。对此我已有耳闻，从青长同志处第一次得知详情。总理病到如此程度，还在关心台湾情况，还在亲自看材料，还在用颤抖的手亲自作批示，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我不禁痛哭失声。

9月8日下午，青长同志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约请王昆仑、屈武两同志座谈，总理办公室的钱嘉东、赵茂丰同志，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参加。事后，我和几位同志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摘要，拟分10辑，用大字铅印，陆续送总理便中参阅。出到第4辑，总理逝世了。

“托、托、托、托”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总理生前的批示。

总理逝世已16年，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认为，“托、托、托、托”不是总理“托”给哪一个人的，而是“托”给所有的中国人的。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

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15日上午，邓颖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杨振宁博士和他的母亲罗孟华、妹妹杨振玉。陪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张文裕教授。我也有幸参加。

邓颖超同志首先向杨振宁博士表示感谢。她说：我收到美国的华文报纸，看到在恩来同志故去以后，纽约各界侨胞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杨振宁博士致悼词，使我非常感动。

杨振宁说：在美国，我所认识的华侨、华人和美国人，尽管没有见过周总理，但都敬佩周总理。我这次来北京，他们要我做代表，向周总理的灵位献花圈，表示大家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我到北京以后，才知道并没有周总理的灵位，这个任务我无法完成了。

接着，邓颖超向杨振宁谈了三个问题：

关于周恩来的遗体处理

杨振宁说：我对周总理不仅非常敬佩，还有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情。当我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十分悲痛，我还能控制自己。但当我听到周总理遗言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时，立即在我心里引起十分强烈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说到这里，杨振宁失声痛哭。在座的除邓颖超同志外，也都痛哭失声）。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我很理解你的感情。请你不要难过。你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比我懂得物质不灭的道理。既然你这样关注恩来同志的遗体处理，我可以向你讲讲对这件事的决定过程。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党中央决定提倡死后遗体火化，但不要强加于人。几千年来，中国人死后都是土葬。从土葬到火化，这是丧葬习俗上的一场革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自愿带头，签名表示自己死后将遗体火化的决心。当时恩来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我们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遗体火化以后，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江河里，可以做鱼的饲料，撒在耕地上，可以做庄稼的肥料。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也许还可以最后起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我说：完全同意。我们两人就这样约好，还相互作了保证，后死者保证实现先死者的这一愿望。恩来同志又说：我可以履行对你的保证，你未必能履行对我的保证。那时我想，他的看法有道理。他是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我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先我而去，后事处理要由中央决定，我难以保证实现对他的诺言。当时我没有把这一想法讲出来。前年，恩来同志住进医院，我常去看望他。有一次，他对我说，从前我们两人相互约好、相互保证过的，死后把骨灰撒掉。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我没有回答他。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在场，我向他们提出恩来同志生前的要求，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毛主席、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使我感到欣慰和鼓舞。恩来同志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对他做过的保证也终于履行了。在这一点上，我对得起他。

杨振宁问：周总理的骨灰一点也没有保留吗？邓颖超回答说：没有。也曾有同志建议，保留一点骨灰，象征性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不同意，那样不彻底。保留一点同全部保留实际上没有区别。结果还是按照恩来同志生前的愿望，把他的骨灰全都撒掉了

看到杨振宁用手帕擦眼泪，邓颖超又说：对遗体的处理，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在五十年代末期，恩来同志同我商量，我们不宣传，不张扬，在征得近亲同意以后，把我们先人的坟墓改为深埋，把原来的墓地交给人民公社使用。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适当的。恩格斯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的遗体葬在伦敦，苏联的党和政府永久保留列宁的遗体，越南的党和政府永久保存胡志明的遗体，这都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注意保护南京的中山陵，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提倡死后遗体火化，党内、党外许多已故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的灵堂里，这是符合中央规定的。但是如果本人要求不保留骨灰，也应该满足本人的要求，据我所知，恩格斯逝世以后，他的战友们遵照他的遗言，在他生前经常散步的海滨，把他的骨灰撒进大海。鲁迅夫人许广平同志的遗言也是把骨灰撒掉。所以，在中国，第一个把骨灰撒掉的并不是恩来同志，并不是他开了这个先例。

关于周恩来的结婚照片

杨振宁说：在纽约为周总理举行的追悼会上，陈列了周总理的一些照片，有一张是周总理同邓先生两人的合照。有人说，这是你们二位从法国回到广州时结婚的照片。

邓颖超说：不是。有许多误传，有人说我是天津人，在南开学校和周恩来同学；还有人说，某某人是恩来同志和我的介绍人。其实，我的祖籍是河南光山，我从没有到过那里。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南宁，到了天津，靠母亲教书生活，她还会中医。后来我在天津女师上学。1919年，我在天津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介绍我和恩来同志认识的不是某某人，而是“五四”运动。1920年，我在天津女师毕业后，到北京教书，以后又转到天津教书。我入党以前，大约当了五年的小学教师。由于我要维持我和母亲的生活，我没有去法国。1924年9月初，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我从天津到广东是1925年8月上旬，恩来同志和我都坚决反对旧习俗，我们不要结婚仪式，不请人喝喜酒、吃喜糖，也不照结婚相。1925年10月，恩来同志第二次东征打陈炯明，出发以前我们两人合照了一张相。你讲的可能就是这一张。

周恩来的工作精神

在得悉杨振宁的母亲心脏有病时，邓颖超说：恩来同志也有心脏病。杨振宁惊讶地问：周总理也有心脏病？邓颖超说：他患心脏病已经十年了。不过，使他致命的不是心脏病，而是癌。她告诉杨振宁：1973年，恩来同志见你时，他自己已经知道得了癌症。杨振宁感慨地说：那时我一点也看不出周总理有病，感到他还是那样精力充沛。既然已经知道得了病，为什么不让他休息，还让他继续工作？邓颖超说：谁也没有强迫他，是他自己乐意的。从我认识他起，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周恩来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要睡眠而能生活的人。这是夸张的说法。没有人能够不要睡眠而能生活。不过比起一般人来，他的睡眠时间确实少得多。也有人说，周恩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这种说法也不确切。工作时间长了，他也感到疲倦。他不吸烟，夜间工作感到疲劳了，他喝咖啡提提神。以后喝咖啡不灵了，困乏的时候就在额上抹万金油。后来，抹万金油也不灵了，他在要打磕睡的时候就用热毛巾擦擦脸，擦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工作。有好些同志对我说，这样会损害他的健康，你为什么不劝阻他？他们对恩来同志不了解。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远得很，但是我深切体会到，对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这样的人来说，工作（包括学习）早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其他需要，如像吃饭、睡眠、娱乐等，都得服从于、服务于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第一需要得到满足，哪怕再苦再累，他们的内心也是舒畅的、愉快的。如果生活的第一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感到很苦恼，这对健康的损害更大、更严重。恩来同志得了癌症以后，他知道余下的日子不多了，只要还能支持，他就格外加大了工作量，这样有时还能减轻他的病痛感。恩来同志逝世以后，中央发出的讣告中，说他，“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我认为，这句评语，恩来同志确是受之无愧的。

握别时，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恩来同志没有灵位，你代表那些朋友向他灵位献花圈的盛情，我心领了。你回到美国以后，请你向他们作些解释，还请你向悼念恩来同志和关心我的朋友们，转达我衷心的谢意。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本文从世界史和地缘政治角度观察大国兴衰中的战略选择和利益得失，探讨在当代世界格局大变动中，特别是进入强国新时代后，中国需要何种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怎样的地缘战略。

关键词：地缘博弈   国家战略

国家的生存底线和利益扩展极限

我曾经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用了三卷本的长篇幅分析了世界地缘政治三大支点地区，即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特征和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大国力量能达到的极限和底线。每一个国家都有扩张的欲望，但也都有可为与不可为、可得可失——以其固有版图为起点——的极限和底线。

战略研究是国家“养生”的学问

汉语中的“福”字，其实很有些战略意味。左边的“礻”字旁有崇拜的意思，拜的就是右边的“一口田”。它的意思是，人只要有了一口田就饿不死，对其必须死守。反过来，如果超出一口田，假设达到了十口田，那也可能要撑死。对于一个穷国来说，战略目标防止的是“饿死”，即确保主权、寸土不让；当国家富强起来后，防止的就是“撑死”。饿死是死，撑死也是死。穷的时候总说，等富起来就好了，到时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当我们富起来时才发现，富有富的问题：所谓穷时防贼、富时防匪，什么时候都有安全问题。战略能力首先就是要认识自己的利益底线和极限，底线是唯物论，极限是辩证法。对进入强国新时代的当代中国而言，学习辩证法就显得格外重要。

国家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所谓“饿死”就是被侵略颠覆，但人饿了其实更容易团结奋斗；而近代日本、德国和现代苏联都是“撑死”的。

战略研究不是“国家拼命的学问”。从麦金德到布热津斯基，他们研究的战略都是“国家拼命的学问”，是“地理和地理”的关系。比如，控制了A就控制了B，而要保证控制的战果，半径就要不断的扩大，也会不断有接下来的目标，最终会把国家的国力拉伸到难以收缩的地步。一个国家的利益扩张线不在于有多长，关键是要能收回来，辩证法研究的就是能不能收回来。利益扩张，如果战线拉得太长，矛盾就会转化：回来的力就要比前进的力还大，而惯性又导致扩张者不愿意后撒，最终会把国家的资源链绷断。比如，有人说控制了中亚就能控制世界，但历史告诉我们，在中亚总是弱国打败强国，许多大国止步于此：古罗马、大英帝国、希特勒德国、苏联、美国,都败落于此。

战略家要擅长“拉皮筋”。毛泽东同志深知，远战当速、近战可久。比如，抗美援朝能打三年，因为朝鲜离我们近，部队和辎重随时可以补给和撤回。印度则不同，路远势险，必须速战速决，不然后勤跟不上。“穷家富路”是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扩张的幅度其实非常小，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版图和边缘地区控制住，扩张越过极限就会走向反面。

形成战略能力的出发点是“生死存亡”。司马光在北宋末期写的《资治通鉴》，开篇就是“三家分晋”，意在告诉人们：周朝是由此分裂并进入战国时代的。世界是斗争的，斗争是要见血的。没有这样的认知，就会有无限的战争，死的人更多。毛泽东同志当年过长江需要很大的勇气，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为了和平而放弃过江，可能暂时伤亡少些，但将来在统一的时候会牺牲更多生命。这就是国家战略能力。有时候国家是因为受到入侵或向敌人屈服而亡的，也有的时候是国家因为多贪多占而亡的。

从“生死存亡”考虑问题，就能学会辩证法。我们的大脑要建立战略坐标，横坐标是生，纵坐标是死；横坐标是发展，纵坐标是生存。这个坐标是跨时代的，从古至今都适用。

研究战略要学地理，更要学历史。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谈判，是非常典型的两个智者的谈判。当时希特勒马上就要被打败了，于是两人坐下来分天下。他们提的条件都不超出本国的能力，所求的都在对方力量极限之外，因为他们俩人都懂历史。相比之下，希特勒的历史理解力就缺少辩证法。斯大林曾认为德国不可能出兵苏联，因为历史上就没有欧洲侵略俄国成功的案例。希特勒出兵后，斯大林说希特勒作为战略家已经名存实亡了。我们看地图要看立体图，看平面地图说的是“神”话，立体地图就会说“人”话。俄国强在陆军，但除了海洋，山地就是陆军大兵团合成作战优势的“坟墓”，是游击战的天堂。这也是为什么拥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的国家在阿富汗都打不赢，因为山峰会像刀子一样把大部队分割成碎片，使之无法形成合力。最近的克里米亚事件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虽然俄罗斯出不了黑海，但其他国家也进不去，进去也打不赢。

美国、日本、俄罗斯的战略利益线

美国的利益边界线过长。美国的安全边界线也特别长，因为它是海洋帝国。海洋帝国要防止别国的入侵，就必须控制整个海洋，也就意味着必须时刻提防一流大国，能越过海洋挑衅的都是一流大国。国家有两条边界线：安全边界、边界安全。安全边界指的是利益边界线，边界安全就是主权安全。两者之间的差距不能太大，如果利益线和边界线太远，就很难控制。美国的利益边界线太远了，看上去比较威武，但是耀武扬威需要资源，当资源不够的时候，潜在敌人就多起来了。

    东北亚地处美国战略极限之外。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极限，美国的极限实际上达不到朝鲜半岛，因为这里离它的核心利益线太远了。因此，它在这一区域只能佯攻，不能实战，实战必败。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朝鲜战争是艾森豪威尔叫停的。他明白国家不能在非重要利益上太过用力，即使在朝鲜半岛打赢了，美国也无法长期控制。二战期间，美国也是将东北亚连同日本交给斯大林解决，《雅尔塔协议》是战后合作的基础，之所以能成为基础，就是双方力量都找到了各自的边界，找不到边界是无法合作的，更不必说长期稳定。

日本南向战略的极限在台湾。而日本的战略极限却是中国的战略底线。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占了台湾，而台湾是西太平洋的枢纽。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齿唇依存的关系。谁占了台湾，谁就得了黄海，得黄海就控制了西太平洋战略形势转换的枢纽地区。为了保住台湾“战果”，近代日本的防御半径一直划到整个中太平洋，由此也就有了中日战争，继而太平洋战争。随着日本的战线越拉越长，其防卫半径及其成本就不断飙升，最终将日本压垮。“拉皮筋”与战略设计遵循同一道理，原则是皮筋既不能拉得太过，也不能收不回来。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点是版图超大，也因此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个扩张国家。其实20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已是一个扩张力释放殆尽、因而底线和极限近乎重合的国家。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国通过黑海海峡向南扩张的企图受到重挫。俄罗斯能控制黑海北部海域，但始终进不了地中海；能进入东北太平洋，但控制不了北太平洋。望洋兴叹就成了俄罗斯的宿命。

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

苏联和美国都是在“五大三粗”即强盛的时候、没有经过战争就解体和衰落的。这说明，技术、装备固然重要，但真正导致国家衰落的往往是这个国家的战略能力的衰落。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搞战略的一不知唯物论，二不知辩证法。而唯物论、辩证法是比原子弹还强大的武器。展示财富，不是强；展示军队，也不是强，强大的思想才是最强的。

地缘政治不是研究地理和地理的关系，而是资源和目标在特定地理空间中的关系。国家要的是实现战略目标，而非占地盘。目标定了，资源能不能跟上？我们知道空间距离远，所耗资源多，但距离近而地形复杂，用的资源也多。战略家应该研究资源和目标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的转化关系。不能实现目标，一切都是白搭。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运用上述方法的典范。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中间有着4000—7000米高的天然屏障，而且近乎垂直。这样的地形，后勤供给就要重新考虑。有些人只看平面地图，于是就想不明白为何中国军队打到藏南就撤退了。只要去看看立体地图就能理解，地形决定了中国必须速战速决。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时，谈到中印后勤比较说：“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1]基辛格评价这场战争时就说，“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中国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或者是因为中方认识到了后勤方面的现实情况：已打下的东部走廊地势险峻，后勤补给线过长，鞭长莫及。”[2]在地形极为复杂的情况下，目标不能设得太高。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全面竞争。当两个国家都觉得吃不消时，苏联犯下了不可回逆的致命错误，即把自己的盟国中国逼到美国一边。从此，苏联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相信美国倡议的全球化，认为世界不需要战争了，战争将导致零和结果，所以他首先放弃战争而选择走和平道路。但他没有学好唯物论，没有认识到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最终导致苏联瞬间解体。当然，当时苏联整个领导层、知识界都弥漫着一种唯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唯心论是国家战略能力提升的大敌。

毛泽东同志曾说，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两线作战。拿破仑、希特勒、赫鲁晓夫、小布什都是犯了两线作战的错误。二战中日本打到珍珠港树立两个敌人的时候，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最终中国赢了。日本输在哪儿？1931年的时候，日本开始向中国挑战，其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6%。军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一个消化和被消化的关系，军费如果过大，一定消化不良。1937年日本向中国开战时军费占14%，有10%的增长；1941年军费占28%；1942年日本向美国开战时军费占34.6%；1944年军费占98.5%。它的战略目标无限扩大，大大超出自己的能力极限。日本的优点是敢打、能打，而用力过头把自己打倒了。优点的过度使用就成为缺点。中国人常说“过错”，过了就是错，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这是东方的思想。西方是非黑即白，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中国人判断真理的标准是按经验，西方判断真理的标准是按理论、规则。中国人常说“经常”，意思是理论不能背离常识；西方是常不离经。近代以来，作为东方人的日本人换上了西化的大脑，塞满了形而上学的东西。

体制和结构决定了美国的扩张性战略难以收敛

二战后美国才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其国家命运也因此为军工资本集团所操纵。艾森豪威尔曾警告美国要警惕军工复合体。战争时期，军工资本对国家是有利的，它也因世界大战坐大并反客为主。战争结束意味着军工市场消失，于是美国军工资本家为了赢利就推动国家的战略理论往扩张和激进的方向发展，最终促使美国打了朝鲜战争。真正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战略思想来自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年），他强调“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但主张从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凯南却被推上战略家的地位并最受追捧。凯南的背后就是美国的军工集团。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进入冷战后，美国军工产业大发展；朝鲜战争对美国是灾难，对美国的军工产业却是狂欢盛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这样美国的历史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即战争的逻辑：国内稳定繁荣靠海外战争维持。

但今天美国的形势已大不相同，因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战场已由“再而衰”进入“三而竭”。美国已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员条件，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如给今天的美国诊病，那就是“肾虚火大”。“肾虚”是没有民用的实体经济，“火大”是干着急。观察美国，应注意它自身固有的逻辑即资本的逻辑，比如美元指数往往是美国政治的晴雨表：凡是美元低点的时候必然有大事。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持续下跌，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后美元逐渐回升。1978年美元又到低点，这时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的中国和快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都需要大量美元。由此，美元从货币变成商品。尼克松之后，美国从产品生产国变为美元生产国，脱实向虚。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性大大降低，但美国当时的情报部门仍极力坚持苏联是敌人的定位，要搞“星球大战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军工产业的赢利。关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安德罗波夫说：“美国人计划的底线是让我们的开销超出承受能力，当然了，美国也是为了自己的大企业有活可干。”战后历史表明，美国军工投资率与失业率成反比；军工投资低的时候，失业率就高。通过美国的基尼系数变化也可以看出军工生产对美国社会的作用。美国基尼系数较低的时期是1956、1965年和1968年，此时贫富差距也是较小的。这是因为发生了越南战争。有战争，军工业就发展，人们就有工作。今天同样如此，美国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战争，而这也是中国最需要警惕的。美国的全球扩张是制度和结构问题，因为没有全球扩张，资本就不能盈利。

中国领导层较成熟的战略思维能力造就了今天的优势局面

20世纪后半叶，苏、美、中三国都曾面临过两面受敌的形势，但只有中国最终避免了“1-2=-1”的结局。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维和哲学素养来自长期的革命实践，只有实践出真理，实践认识真理。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之所以比较成熟，部分受益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凭什么能够显得神闲气定，因为身体力行种过地，知道农作物有其自身成长规律，需要时间和过程，急不得。

20世纪后半叶，世界格局出现三次大变化。50年代，中国面对的是美苏两极争霸，中国在苏联阵营里，保证了自己站起来和生存下去。后来，由于苏联搞霸权，中美逐渐接近。在苏联为自己的无限扩张目标所打倒的时候，我们及时撤离了，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随着苏联一块儿倒下。今天美国东施效颦，也为自己的扩张目标严重消耗，将中国逼到俄国一边。中国北方一万多公里的边界线是安全的，这是中国安全环境的大局。在美国衰变的过程中，中国也没有绑在美国扩张的战车上随美国一起衰落，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得益于中国领导人较成熟的战略能力和战略智慧。

欧亚历史大棋局与中国地缘战略

从中国、欧洲、美洲各自的地形和政治版图可以看出这三个地区的宿命。

欧洲的特点是中间碎小，周边庞大，这样的版图对国家和地区发展最为不利。

古代罗马时期，欧洲曾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罗马帝国解体后，基督教在意大利形成一个权力中心，日耳曼皇权在北部形成一个中心。汉字中，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就为“患”，欧洲力量由此开始内耗。皇权和教权、多个皇权之间相互损耗，欧洲大陆内斗愈演愈烈，最终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结构性的矛盾所致，以至拿破仑、希特勒，包括今天的默克尔都没能实现欧洲的统一。英国作为岛国，更是不希望欧洲大陆统一，因为破碎有利于它运筹帷幄。今天英国又退出了欧盟，这是欧洲的命运，内耗太多。

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呈现“2.5规律”。在欧亚大陆地区，尤其在它的北纬50度到北纬30度之间，只能存在2.5个战略力量。假设欧洲是一个合力板块，其战略力量之和是1，亚洲也是1，那中亚一定是0.5。再设，如果中国或欧洲任何一个板块破碎，其战略力量之和就会降至0.5，中亚就会上升至1。不管如何变，欧亚大陆的战略力量之和永远是1+1+0.5=2.5。其中这个0.5在其他两个战略力量的极限之外，谁也无法填补，更不要说控制，因为各自的“皮筋”都拉不到、力所不及。欧洲在古罗马的时候很强大，中国也是强大的，当时是秦朝和汉朝。这时中亚是破碎的。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大陆破碎，中国基本是统一，这时欧洲的战略合力下降为0.5，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崛起，中亚战略合力就上升为1。清末中国衰落，中亚伊斯兰势力就向中国大幅深入，当时中国西域出现许多“回变”。历史上的中亚类似于一个“堰塞湖”，西面的欧洲和东面的中国，哪儿板块破碎和力量衰落，它的“蓄水”就会往那边泄流。昨天苏联解体导致今天中亚伊斯兰力量崛起，今天欧洲破碎又导致阿拉伯人大量涌入，都是这个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分布的“2.5规律”使然。

这个规律告诉我们：今天的中亚地区的伊斯兰问题不足虑。在今天俄罗斯和中国处于上升期的历史条件下，中亚的力量只会往西走，不会往东走。

美国的特点是没有周边，海洋就是它的周边。这样的国家就必须向外走，必须发展海军。当一个国家完全以海洋为其边界，看似八面威风，实则负担太重。海军是美国的强大之处，也是美国的痛点。

中国的特点是中间大、四周小。这个特点对国家发展非常有利，因为中间大结构才能稳定且内耗小。中间大，力量能外射。中国版图还有几个特点。一是中国离世界的资源（工业矿产）和市场中心近，它西接能源，东接资源。太平洋地区是新兴市场密集区，印度洋地区是工业资源密集区，这两个都在家门口，使我们不需要漫长的海岸基地线。二是中国的地形有利。三分之二是山地，山地不容易入侵，有二次反击能力，实在不行就进山。三是面积大。这对于海权建设有好处。马汉曾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历史表明，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反之亦然。沿着沿海边界地区，我们对海洋的反作用力的覆盖面积很大，西太平洋完全在我们覆盖之内。战争胜利方不是看谁更能打，而是谁更有资源。中国天然拥有有利的地形，中华延绵五千年不仅因为文化，还有许多地缘政治优势。

东北是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的关键地带。中国只有东三省是最完整的平原；西北也是平原，但是必须经过关中平原的过滤，这一路就把力量消耗掉了。只有东北，既有资源又是平地，没有障碍。所以东北自明朝之后一直是风暴诞生的源头。唇亡齿寒，不要小看东北亚局势与我们的关系。

我讲一个古代的例子，明朝的时候缅甸北方有一个麓川国。当时麓川国对明朝廷滋生反意，明朝廷一气之下反复出兵重创麓川势力。结果是打破了缅甸的南北力量的平衡，缅南兴起的缅人政权乘虚北进，于1604年灭掉麓川国，基本形成今天缅甸的版图。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对于周边治理，要注意促成有利于自身形格势禁的形势，不能意气用事自己打破有利的区域力量平衡。这是老英国的经验。西奥多·罗斯福是对英国这种经验运用得比较好的政治家。1918年11月，他曾在信中说：“我赞同这样一个联盟，只要我们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在这则寓言中羊与狼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在这则故事中，明廷打残了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这使得清朝乾隆时期就不得与缅甸产生更大的冲突，多次西南用兵，牺牲非常大。政治是什么？政治是让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多；而对朋友尤其对盟友要求过高，则不免要落个“水至清则无鱼”的下场。

当前，英国决定脱欧；美国是彻底甩手盟国包袱，把战略当买卖来做，说明它没有控制全球事务的能力了；而沿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国家又开始向中心地带汇聚。法国和德国是欧亚大陆西端的大国，2015年2月11日，俄、德、法、乌四国领导人齐聚明斯克会谈，在没有邀请北约核心成员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下，法、德、俄三国联手解决了乌克兰问题。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获其利，它希望欧亚大陆国家最好火并。德国和法国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它们选择跟俄罗斯而不是与美国或英国合作。默克尔是非常睿智的，她延续的是俾斯麦的路线。如果欧洲的这个三角关系维持下去，欧洲就发生不了大规模战争。

中东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2015年底因为军机被击落事件，土耳其、俄罗斯一度进入战争的边缘。但事后不到一年，两国就实现关系正常化，继续加强国防工业领域合作。2016年8月16日，俄罗斯轰炸机首次从伊朗空军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这是自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首次允许他国利用其领土开展军事行动。

日本现在是南北不能相顾。北部的俄罗斯目前跟我们比较配合，再加上北朝鲜核试验对日本的压力。日本在北方和西北方向都有顾虑的情况下，往南冒进有心无力。再加上我们多年的经营准备，台湾和平回归还是很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在尽可能地挑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菲律宾、印度、东北亚地区。

中国应该抓住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得机遇期

利用上述有利时机，为了“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新时代，中国应该收回包括台湾主权在内的国家利益。建国后，我们每次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都因为形势的变化而耽误。20世纪50年代初，是因为美国介入台海和中国不得不进行的抗美援朝；50年代末则因中苏关系恶化，80年代末因中美关系的波折，使得台湾问题搁置至今。现在我们北部一万多公里的边境安稳、西南相对平稳，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也出现了有利于我们的转向。十九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历史又将我们送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期。

（编辑  杨利红）

我国即将实现以“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为内涵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崛起中的现代化强国，为谋求未来进一步发展，我国应更加重视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深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通过国际比较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借鉴。

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现代化模式，一般所谓的“西方模式”只是欧美国家差异性中的“共同性”。这些共同点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一般都经历过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过程；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以持续的对外扩张建立殖民地或海外霸权、控制世界市场和资源；信奉个人主义的理念。但是，这些共同性是由差异性构成的。没有欧美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上的差异性进行深入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模式”。

多年来，学界的研究过于偏重英美模式，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国内影响很大。我们对国外经验的借鉴需要更加全面，欧洲大陆很多国家虽然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但他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英美有较大不同，如“莱茵模式”的社会市场经济和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他们的经验也应该关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我们急需对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理论的总结和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加深对西方不同体制模式和发展轨迹的认识，同时也有条件以更坚实的基础、更为宏大的眼界，进行中西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为此，拟从发展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对欧美国家的不同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从这个视角分析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的特性，讲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故事”，为强化我国的“四个自信”提供学术支持。

本着这个出发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4月4日召开了“欧美模式比较研讨会”。会议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主持，来自各研究单位和大学的多位专家到会并进行了深入讨论。

欧美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

田德文[1]认为，对欧洲和美国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五种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称英美模式），莱茵模式（欧洲大陆荷兰、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北欧）模式，南欧模式、中东欧模式；并设定从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等四个方面的比较框架。

总体来看，在政治体制方面，欧洲国家不同于美国的三权制衡，各国具体民主制度各不相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如政府调控的强弱、国有企业的地位、社会政策等方面也有明显不同，各国的经济政策前后也有变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不占优，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面不大。

欧美政治体制的多样性

英国和美国都是典型的两党制议会体制。从政府决策机制的角度看，美国是两党制议会下的总统制，总统和议会分开选举，由总统组阁执政，议会对总统形成制衡关系。英国则是两党制议会下的首相制，议会选举长期实行“简单多数制”，由多数党领袖做首相，从而形成集权程度很高的“议会制”政府。但从卡梅伦到梅这两届政府都是联合政府。

“莱茵模式”国家大体是多党制议会，但各国间有显著差别。德国采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产生多党制议会，议会产生政府，多数情况下由多党联合政府执政，总理是议会多数党或多数党执政联盟的领袖。德国议会由传统大党构成（得票在5%以下的党不能进入议会），多数党联盟在议会是稳定多数，政府较稳定。

法国的政治制度经历几次重大变化，目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采取总统全民普选和“两轮单记名”选举议员的“半总统半议会”制。总统有权最终决策，议会很难反对总统的决定。

北欧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两党议会制政府，首相权力较小。议会一般都有社民党和保守党两大政党。这些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由社民党主导，近年逐渐形成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

    南欧国家是多党制联合政府，议会中的党派比较分散，其中包括激进的右翼政党，故很难组成多数派的联合政府，总理换届频繁，国家决策能力低。中东欧国家在苏东解体之后走上了多党制道路，但政治制度尚不成熟。

经济制度：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

美国采取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但垄断性大企业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和英国分别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成为“英美经济模式”的代表性国家。近30年推行经济自由化的结果是，美国经济出现种种问题，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仍占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欧洲大陆有悠久的社会主义运动传统，欧洲各国实行不同程度的“混合经济”，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特点是国有经济的地位高于英美；重视宏观调控（有的国家实行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重视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事业，公共资源的投入较多向住房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倾斜；一些国家的农业政策鼓励合作社经济；用法律保障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位置。崔之元[2]介绍：例如德国的《共同决定法》规定，2000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50％以上的成员必须是本企业职工。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魏玛宪法》，当时德国政府在国内苏维埃运动的影响下，经济民主的概念写入了宪法，到1976年又发展为《共同决定法》，从而在国民经济的一次分配中体现了“劳动产权”概念，照顾了广大职工群众的利益，而一次分配体现了经济基本制度特点。对照德国，我们在一次分配中应该做得更好。

20世纪80年代之后，因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欧洲一些国家过于优越的福利制度陷入危机，试图推行国家“后撤”的改革，但这一改革的推进迟缓。

欧美国家的崛起和发展道路

黄平指出，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崛起的典型道路，是通过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对外军事经济扩张，形成各自的殖民经济体系，攫取金钱、资源和控制市场。欧洲列强争夺霸权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此后被整合进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美国则是由殖民地的新资产阶级起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建立合众国，逐步对外扩张，最终取代英国成为头号现代化强国，并携其西方盟友主导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田德文认为，从500多年前开始的全球化过程至今，真正成为世界性强国和成为全球体系主导者的，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英美模式。其基本原因是它们所构筑的世界体系不仅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体系，同时也向海外移植了这个生产体系所需要的一套制度。莱茵模式是不成功的国际霸权挑战者，比如德国法国都受到周边强国的制约，且引领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落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影响力一般不超过欧洲，南欧自从“地理大发现”后失去了国际贸易的中心地位，而中东欧国家处于强国的夹缝中。

有学者指出，研究欧美崛起的历史，不能忽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作用，包括殖民主义历史中罪恶的奴隶贩卖和奴隶制。如果就一个国家或某种模式是讲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从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而西方学术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忽略自己历史中的战争、暴力、侵略、殖民问题，只是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角度研究一国的内部怎样完善和“改变”；西方的崛起似乎只来自理性化、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保制度等因素。当年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是以炮舰政策作后盾、用枪炮开道推行的“自由”贸易。法国到现在还在海外一些地方收殖民税；一些很不起眼的小国当年在海外殖民中也起了很不光彩的作用，如20世纪60年代比利时在非洲的残暴镇压。这些历史污点在它们的崛起过程中是不能抹平的。英国1832年通过“赎买”政策，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废除了奴隶制，付给原奴隶主的补偿费用占当时英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林肯解放奴隶是在南北战争后实现的，那场战争死了70万人。

把这些因素说清楚，就更加凸显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中国的崛起是在不搞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掠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越性。

理解欧美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脉络

欧洲的自由主义、社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

欧洲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理论的发源地（英国可作为典型代表），同时又有与之抗衡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传统。美国的两大政党尽管在政策主张上有偏左偏右之分，但在意识形态上都奉行自由主义。欧美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与其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并不存在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普遍的“西方理论”。

英美模式：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

田德文指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主导理论是个人主义，认为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组成自治性社会组织；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个人主义贯穿了他们的价值观，且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美国尤其崇尚个人自由为立国之本，你很难用某种理由说服一个美国人为了某种主义去献身。美国个人主义与欧洲大陆“社团主义”的区别，在于美国文化更强调个人的自由。

在国家问题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偏向保守主义和改良主义，更主张通过改良或保守的方式、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莱茵模式：社团主义

莱茵模式的主导理论基本上是社团主义（中国也有人译作合作主义），它强调不同的人群组成群体，在这个群体的基础上再组合成社会，个人的地位相对弱化。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差别。

由于莱茵模式是建立在社团主义基础上，它的政治理论在激进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南欧国家的激进主义有当前希腊执政的激进主义联盟、意大利正在兴起的五星运动，和莱茵模式的政治倾向本质上是相通的。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莱茵模式也很相似。

黄平指出，欧洲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或多或少地保持了封建制下形成的“社团主义”文化因素，各行业工会、各地区自治机构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形成了当代“社团主义”的文化氛围。欧洲社团主义是经过整合的个人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社团主义的影响。南欧国家也是社团主义占优势，但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的社团主义。

北欧模式：社会民主主义

北欧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它强调在个人的基础上直接组成社会。南欧理论跟莱茵模式有相似之处。中东欧在历史上有强大集体主义传统。北欧的互助模式则形成了一种强团结模式，这是它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基础。在政治主张上，北欧国家更多倾向于改良主义，但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改良主义。

欧洲的国家理论的渊源

孔元[3]认为：欧洲的民族国家生长的早期阶段，由于大部分是国王统治，所以他们在论证权力和法的关系时，既强调国王要受法的控制，也强调权力包含的伦理色彩即“德治”，即国王作为一个积极的、有德性的统治者在政治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和对政府的控制。并且他们往往把基督教的理由带入，认为有一种神圣的东西使国王有能力超脱法律的约束。

19世纪以来，欧洲人对民族国家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第一种是英国方式，既当今流行的法治、宪政、财产权等等。第二种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启的平等人权等理念，被认为具有激进民主甚至无政府主义色彩。第三个是德国强调序列和归属的带有历史主义色彩的理念。

欧美政治观念的分野

西方规范社会的主要因素是三方面：宗教、道德和法律。法律是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本质是资产阶级需要一个确定性。美国强调的法治和“法权”的法治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欧洲和美国的差别很大。

英国的社会阶层是长期固化的，几百年来贵族和中低阶层没有流动，这跟法国很不一样，但这也是自由派最喜欢英美模式的原因。其实没有经历过社会大变动的民族，很难具有充分的现代性。

美国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正面临着社会裂痕扩大及文化内战等历史考验。当代美国民主的危机本质上是社会危机，因为它缺少一个有自主性的国家机器来协调管理全社会。2016年前美国主流学者都认为应该有一个强力总统，但特朗普上台后，他们的信心彻底瓦解了。

魏南枝[4]指出，基督教对于欧洲特别重要。基督教流行之前，古罗马社会阶层等级森严，而基督教让奴隶和公民、男人和女人、本国人和外国人在教内享有平等的地位，所以罗马后来被它臣服。在一些欧洲人看来，基督教是欧洲的第一次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革命，因为马克思主义主张突破财产的限制，让所有人具有公民资格，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感召力。

我们讲中国故事，可以结合西方人的历史来讲。我们是从不断取消或减少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差别和限制中走过来的，这是我们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是跟我们近代的社会革命密切联系的。

关注当代各种模式的变动趋势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正面临重大变化。比较欧美模式，最需要回答的是我们的道路选择，为什么不搞新自由主义，也不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新自由主义正在动摇

崔之元指出，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始于1979-1980年撒切尔、里根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政策，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影响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大变化。但新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正在动摇。在美国，特朗普利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争取白人工人选民；欧洲各国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先后执政。比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主张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政府给所有人一笔少量补贴，失业者适当追加）。现在左右翼民粹主义有形成联盟的趋势。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张顺宏[5]认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它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人民民主。一是它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不能搞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它主张多党制，不能保证共产党执政。第三，它主张私有制，当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那么它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都会掌控在富人的手里，所以资本家不反对民主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向这个方面走，要防止这种思潮对我们改革开放的影响。

英共网站最近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意大利、德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这些具有强大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国家，由于近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实行紧缩经济政策，影响了工人阶级的福利，社会民主党的吸引力和社会支持率正在降低，整个欧盟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础正在被摧毁。

信息时代的全球权力分化

魏南枝认为，在世界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国家的模式之间的差异可能被缩小，国家间的冲突可能加大。例如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人的权力的差异在不断扩大。这次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表明，多数人不但财产权利在萎缩，知情权、参与权也在萎缩。权力逐渐集中到掌握了资本和信息的一小部分人手中，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中产阶级的地位在下降甚至被控制，其本质是再度出现少部分人的贵族化和大部分人的被奴隶化。

欧洲目前的困境和对中国的参考价值

欧洲当前面临的困境

欧盟内部正面临种种麻烦：如欧债问题、难民问题，欧元区内各国经济实力差距拉大以及福利制度面临危机，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等。

白钢[6]指出，从资本的角度看，欧洲最强有力的、能够左右欧洲命运的资本集团，是金融集团、资源集团和制造业集团。这和欧洲200年前的格局没有太多变化，它的互联网集团及相关的金融集团发展迟缓。这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几乎不可逆地被边缘化。美国在信息领域的资本集团的力量则始终在增长，其制造业虽在衰落，但这不意味着其本地大公司总部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会自然衰落。

在社会层面，欧洲现有的社会共识和文化共识与其多元主义的精巧结合，形成了它的话语优势和持续的文化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它的社会共识尽管在精英层仍有高度认同，但在民众中，这一共识在不断地被弱化甚至瓦解，这和美国的情况类似。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欧洲愈益严重的“伊斯兰化”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在政教分离的欧洲，宗教是其社会共识的重要部分，而这一共识正在受到挑战。

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文明的发展，主导力量的转换是此起彼伏的。观察欧洲问题，要在新旧世界体系交替这样一个大历史格局中，分析欧洲现在的状况，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以及其中所呈现的意义。

这个历史背景不仅仅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动摇和失效。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1000多年，西方文明相对于东方处于落后地位，处于相对边缘地位。16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酝酿、成熟，进行了一次世界趋势意义上的大逆转，上升为世界主导性力量，构筑了以它为核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以及相应的世界历史的表述体系。而现在又一次到了大的转变的节点，可以说这是东西方格局的决定性的逆转。

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参考价值

欧洲是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规则的制订者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尽管它在世界舞台的地位被边缘化，但它几百年的知识积累，它的教养和历史智慧，以及对特定领域规则的深刻理解，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例如，从已有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并形成一个正确的世界历史叙事和视野、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体系以及表述体系，这是欧洲过去500年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当代中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很强大，但与已有的话语权则显得高度不匹配——“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信”。要在话语权方面实现超越需要更长的时间。现在中国解释自己的历史还是沿用西方话语体系，未来要做的，不仅是用自己的话语解释自己的历史，而且要解释包括欧洲在内的各个国家、民族、人民的历史。

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的根本区别

经过百年奋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没有走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的老路，依靠本国人民团结奋斗，走独立自主的建设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张顺洪指出，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区别是根本制度的区别。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欧美国家一般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共产党执政与多党合作、人民当家作主，欧美国家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两党（多党）轮流执政、本质是富人当家作主；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欧美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占主体地位（个别国家公有制成分高一些）。在经济政策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更具有规划性和连续性，这是我们很大的优势。   

欧美资产阶级对维护现有制度有很高自觉性，制度的稳定因素较强。欧美经济是高度竞争性的，这使资本主义能保持较强的经济活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更新。维护性和竞争性是资本主义得以生存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些富人，他们中有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也有人不认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贯彻统一战线方针，把社会各阶层团结在党的周围，但必须处理好人民当家作主与统一战线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

模式比较和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

“修昔底德陷阱”是遏制中国崛起的话语陷阱

章永乐[7]指出，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之争，也涉及到模式与道路之争。不同的历史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固有的发展不平衡，在欧洲产生出了不同的模式与道路，也相应地出现了不同的话语表达。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意即崛起的强权挑战守成霸权，将可能引发激烈对抗。他在论证中就是用德国挑战英国作为例证。今天有一批西方学者把中国比作德国，把美国比作英国；并牵强附会地论证，说美国是英国模式的继承者，中国是德国模式的继承者，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注定要失败。

今天西方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企图将中国比作20世纪初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形象，即一个威权主义的、重商主义的，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形象；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崇尚自由贸易、自由民主的形象。但最近特朗普发起了贸易战，美国的自由贸易形象正在破灭。他们会更多地把话语转向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判，煽动人们对所谓“威权主义”的恐惧感。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强盛，西方人无法在经济层面攻击中国，就会更多地在政治方面对中国进行攻击。

中国和西方模式比较：摆脱“趋同论”

王绍光[8]指出，欧洲人的意识中有种倾向，跟我们提倡的“和而不同”相反，可称作“同而后和”。你先要跟我差不多，然后才能跟你“和”。所以欧洲学术界会提出“趋同”这一命题。按照他们的眼光，欧洲工业革命前的世界，所有民族大体处于同样的低生产力水平，欧美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拉大了和落后国家的距离，形成世界的“大分流”。二战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衰落，世界再次向新自由主义趋同，所以有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世界趋同”说得到国内自由派的响应，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全部归功于学习欧美模式。但随着当代中国和东方的崛起，欧洲人自己也在困惑，是否自己的模式和理论出了问题。

了解了西方人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能形成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表达：我们不否定西方人的发展理论，但我们的理论也能解释得通。习近平最近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提倡“和而不同”，这非常重要，人类还有不同于西方的多种发展模式。这样就可以和“趋同-分流”的话语体系区分。这是我们做欧美模式比较和西方与中国模式比较的意义所在。

对不同模式的评价要有历史的视野

王湘穗[9]认为，所谓模式，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在其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不同的模式走到今天，有其具体的基础和历史演变轨迹，它也将不断地发展变化。

评价不同模式成功或不成功的标准，不应抽象地对之进行肯定或否定，关键在于这个模式是否适用于特定国家（民族）当时的环境和历史演变趋势。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最大的成功是把全世界大部分资源为自己所用，但如果从全世界70亿人的角度看，那个模式就没有合理性。

道路自信肯定要遇到道路孰优孰劣之争的问题。比如一些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合理，只有跟西方接轨才有出路。但争论不能仅凭直觉观察，各国今天的制度都是经历了长期历史的发展演变，所谓合理就是和今天的情况相适宜。西方不同主导性模式的交替不过百年，你对它评价用什么时间尺度也是问题。有人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评价高，但莱茵模式至少适应德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未来如何发展还不好定论。

所以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不是要替代或颠覆哪一类模式。我们主张“和而不同”的合理性。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比如中国可耕地面积和水资源相当于全球的7％，却养活了占全球19%人口。中国的发展模式可能更与人类长远发展利益相符。中国模式的长久竞争力就体现在这里。

（编辑  苏歌）

在人类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在过去五百年间，通过军事扩张和金融垄断，主导了全球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轰然倒下，历史终结论因而大行其道。但是世界的发展，并未按照西方“历史决定论”的剧本前进：俄罗斯重新从废墟中站立起来了，中国和平崛起了。相反，西方国家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泡沫破裂引发的危机后，经济长期低迷。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以维护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社会。

“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指出：“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命运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三位一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重大创新

现代西方的国际秩序框架是以霸权为主导、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搭建的，并不存在超出国家疆界的利益和责任均衡的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世界中，西方的跨国组织如欧盟，是国家的同盟，是二战后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垄断势力笼罩下的区域组织，并没有世界利益和责任的视野，所以是一个残缺的同盟，目的只是维护和巩固霸权的国际主导地位和利益。

马克思理论中也谈到共同利益的问题，但是谈论的情景只是在特殊利益，也即私人利益和阶级社会中虚幻共同利益的关系，并没有深刻论述到人类整体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现代西方左翼的理论家，从环保角度出发，提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命运共同体概念。但这不涉及全球治理的政治秩序层面，当然更无利益和责任的讨论。

而中华文化传统的秩序观则是“天下”观，至大无外，无分彼此。这才是大同世界的基础。

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是欧洲工业革命前期的理论，它认为人类生存资料的增长速度是对人口增长速度的限制，但是这个枷锁被工业革命打破了。欧洲农业得益于南美洲矿石肥料而增产，接踵而来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增加，解决了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带来的需求问题。

现在人类开始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水平突飞猛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能源需求瓶颈有望随着清洁能源和核聚变应用技术的突破而得到突破。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和物质生产便利化，也将大大提升人类生产效率。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例如食品）已经不是严重问题。现在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已经转移到贫穷、疾病、气候变化以及外层空间威胁等等。除了外层空间的问题外，其他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日常面对、而又无力独自解决的问题。

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问题，只能通过共同面对，才能彻底解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客观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西方政治生态到目前为止，仍然沉迷于以我为主、零和排外的游戏规则。现实的全球掠夺、残民以逞，不仅无助于解决“地球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也将渐失民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大同社会的前提。

全球富裕的世界观

目前全球的政治伦理还是西方霸权主导的框架，“天下大我”理念尚未流行。因此，这里的讨论只能暂时以简单的“自利-利他”概念进行。

我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与全球利益密不可分。当遇到中国自己应付不了的国际大问题时，我们更应该努力聚合全球的力量，通过合作来共同解决。我国并非霸主，“残民以逞”的手段并非我国的理性选项。我们的传统是“达则兼济天下”，理想目标是共同富裕，是共建大同社会。

人类共同体包含了地球上所有民族，是可谓“天下”，也是“我”的最终的扩张。通过包容，把他体变成我体，因而最后也无所谓“自利-利他”了。在一个无分“他-我”的境界中，人类是否生性自私，也已经无关重要。

人类将来的三大任务

既然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密不可分，我国应以“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个任务目标，我们需要在科技上全方位发展，力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要防止部分敏感先进技术扩散用于不法用途、或挑起战争。

人类个别基因中既然具备侵略性或暴力的先天缺陷，我们可以引导这些力量用来对付来自外层空间各种可能危害地球或全人类的威胁。在人类永续能源到来的前夕，需要积极筹划前往月球、火星和太阳系中其他星球进行探险活动。

因此保卫地球、抵御外袭、星际探险等，将是人类未来的三大任务，也将是我国主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和着力点。

教育及社会政策

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更要为更高级社会主义阶段做好准备，向下一代灌输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共同富裕价值观。这套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要条件，是建设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理念的基础。全球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明白，人各为己的资本主义产生不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没有能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社会政策方面，我们需要对市场的运作有透彻了解。市场能解决的资源配置问题，就交由市场来做。其他关乎国计民生的，则一定需要政府牵头来做，资本只可做合作伙伴。国家安全和发展需要的领域不用说了，目前有关公共交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应该由政府牵头解决，作为公共产品提供，不应该放手交给市场代劳。

财政要求

我们主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大事小以仁”为行为准则。此外，作为世界大国，我国还有境外的责任和利益。要建立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使这个共同体繁荣进步，更是无财不行。因此，我们要鼓励各国自力更生。不足之处，由国际间集体协助解决，决不能单独包揽。

“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要正面宣传“一带一路”倡议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共同富裕才是唯一途径。改变世界不公正的秩序，发展中国家要自力更生，合作共赢。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风险，也会有失败和挫折。但是中国将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风雨同舟，同时力邀其他国家参与。

我们对外宣传“一带一路”倡议，首先要把重心放在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问题上，避免把这个伟大构想陷入庸俗的资本游戏。

脱贫致富

消灭贫穷是我国为世人认可的成绩。根据计划，我国将于2020年全面脱贫。我们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中也应定立一个目标：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脱贫，进而实现全球脱贫，共同富裕。如果进一步把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具体化为“脱贫致富”，则更有针对性，更有操作意义。

在全球贫富悬殊加剧的现实情况下，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政治要求，不仅空洞，更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和平发展的强烈欲望，反而成了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枷锁。而中国于短短70年间，从一穷二白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成功案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选择。

新时代新国际规则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民主组合，国际间的事情，应该由国际社会仲裁解决。我们认定了国际社会由主权国家构成，因此一国一票，每一票都基本等值。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票否决的机制应继续保持，以防止国际民粹主义、大国胁迫和收买小国。

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要得到最大的尊重。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选择它的政体和发展道路，有权自行解决内部困难和纷争。外界不得以各种借口单方面介入，改朝换代。

现代中国应以“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主张，努力使这些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在这个艰巨的过程中，我们同时要与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既有利益力量作斗争，并在斗争的目标和手段中，体现包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和平发展的空间，这将是我们必须保住的底线。和平与发展两者，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是重中之重。在国际战略上，我们要以包容的心态建立全球和平统一战线，反对任何国家搞霸权主义，积极以道德和道理止战，孤立好战分子。在战略上要慎战，但在战术上则要做足准备，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必要时也不怕对抗，敢于以戈止武。

无论是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还是应对美国霸权衰落的混乱局面，伊斯兰文明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鉴。

但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各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非50年以上不能消除，短期内急也急不来。我们可以向伊斯兰国家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互包容和联通，传播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理念，还可以更进一步向欧美国家推介我们成功的经验，进一步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并尽力调解他们与穆斯林世界的纷争。

华侨和海外华人对于我们是极亲、极厚的关系，在华侨和海外华人的政策中应该有新的体现。在不修改《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应该单方面给予海外华人某种次国民待遇。

这样一来，我们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将多了数以亿计的亲善大使，热心为我们与当地牵线搭桥，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我们既要鼓励华侨和海外华人做当地的良好公民，更要鼓励他们大力参与公益事业，救急扶伤，排难解纷，广结善缘，以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我们还要鼓励世界各地华侨踊跃参政，进入当地主流社会，鼓励他们在服务社群之余，共同保障华人权益。

构建全球性网络

从结构上来看，我国将演化成为全球第一个网络型国家。中国应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华人网络，这将会产生惊天动地的效果。

我们应该光明正大地组织这样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的全球性网络，包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仁共同奋斗，使之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

新的国际统一战线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与美国优先国策并无正面矛盾，所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过程中，也应该对美国开放，欢迎其参与。这完全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和原则。

我们扩大自己的阵营，但并不主动压缩对方阵营。欢迎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竞争，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这是天下的概念，至大无外。

美国如果继续采取冷战的零和排外思维，搞非友即敌的话，不但不能压缩我们的阵营，它的朋友也只会越来越少，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寂寞地衰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统一战线在理念上，我们不但比美国前卫，而且更贴近国际新局面，因而更受普遍支持。美国将会越来越自我孤立，朋友越来越少。我们则得道多助，朋友会越来越多。

（编辑  刘文斌）

冷战结束以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断发生，不少国家动乱频仍、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持续蔓延，跨国犯罪、环境、气候、难民等全球性问题越发突出。国际安全领域各种矛盾相互叠加交织，造成了全球范围的混乱无序和国际治理的严重滞后乃至潜在危机。在此形势下，习主席高瞻远瞩，提出新安全观，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完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

新干涉主义带来国际治理的新问题

    国际安全治理是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建立的协调管理体系和治理活动的统称，由治理价值和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规制、治理客体、治理方式等多个要素组成。从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现状来看，目前国际安全治理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问题。

目前，从治理的价值和目标来看，美西方追求的所谓普世价值成为国际治理的终极目标，变相地将西方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原则。

1990年，德国政治家勃兰特提出全球治理理论，随后勃兰特等28位国际知名人士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将他们所提出的“普世价值”作为全球治理的理想目标。但从国际安全治理的实践来看，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实质是并不能普世，仍然不能超越国家、种族、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从国际安全治理的实践来看，这种目标设置抬高了西方价值观的地位，并将其作为国际治理的指导原则是缺乏合理性的。受此影响，20世纪末“人权高于主权”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借口的新干涉主义大行其道。西方国家以民主典范自居，通过颜色革命、包括军事干涉等各种手段，以输出民主为名，强行干涉他国内政外交，导致欧亚、中东地区多国政权更迭、甚至长期动乱。新干涉主义盛行，也是导致二战后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被逐渐遗弃的原因之一。由此，西方大国强势把持话语权，排挤广大发展中国家。

弱小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有限，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被剥夺，难以享受平等的权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存在矛盾，发展中国家彼此间也存在利益矛盾，且弱小国家对国际事务关注的范围和程度有限，参与的程度也有限，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往往被忽视。冷战结束后，虽然中国及一批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地位上升，但西方支配国际安全事务的局面并未有多少改观。冷战结束几十年来，国际组织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把持，国际组织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工具；西方国家以国际组织决议名义干涉弱小国家，而同样的决议对西方国家则没有什么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地区安全治理方面的作用则相对突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合作与安全治理方面树立了典范。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多出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不仅数量少，而且开展活动困难，影响力相对有限。

国际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治理平台和制度规则两个方面。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是国际治理的主要平台。但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西方大国在国际安全重大议题上以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往往自行其是，甚至绕开联合国，对弱小国家动武。联合国沦为被超级大国利用的工具，有利则用，无利则弃，不少国际性的制度和规则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持制定，本身就是服务于发达国家利益的。所以国际制度中的很多规则、标准往往对西方发达国家有利，而对发展中国家则是一种限制和障碍。此外，发达国家在掌握话语权的前提下，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随意修改规则，甚至倚仗超强实力不执行规则。例如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至今美国和一些国家仍不肯履行世贸规定，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二战后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这也是我国一直倡导和奉行的处理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但现实中，在国际社会面对重大安全问题时，这些基本原则并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和执行。而使用较多且造成恶劣影响的处理方式有二种：一是实施制裁。主要是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随意对别国实施制裁。如在主权国家领空划设禁飞区、限制别国贸易、金融、人员往来等。二是动用武力对他国进行强制。冷战结束后，美国和一些国家推行新干涉主义，借保护人权干涉他国内政，为推翻他国政权不惜发动军事行动，甚至挑起战争。

近些年来，国际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日益增多，出现越治越乱的趋势。

一是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持续不断，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变得更加安全。朝鲜半岛、叙利亚、阿富汗、巴以等地区热点高烧不退，导致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二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向全球蔓延，恐怖袭击事件高发频发。伊斯兰国的“国”虽然被打垮，但残余势力仍在各地活动。三是难民问题因地区局势恶化和武装冲突而爆发，给相关地区带来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四是黑客活动猖獗，网络攻击案件频率高数量大，严重威胁各国经济、社会和信息安全。五是毒品走私日益严重，跨国犯罪难以治理。六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

冷战后国际安全治理受到严重冲击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原苏联解体导致冷战后两极对立体制终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制衡的局面被打破，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了美国一超独霸的失衡局面。美国的超强实力和主导地位助长了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心态，恣意妄为，频频发动局部战争，以种种借口随意对他国进行制裁和封锁，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不仅严重损害联合国权威，也严重破坏他国主权和国际安全。

二是冷战思维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严重破坏国际信用。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仍然沿袭冷战思维，一方面追求自身绝对安全，不断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大力发展高新武器装备，大搞强权政治，恃强凌弱，另一方面又坚持对抗思维，把别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并极力进行渲染和防范，导致军备竞赛重新抬头，地区局势紧张，国际关系缺乏互信。

三是美国依仗其实力地位大搞单边主义。小布什执政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日趋严重。美拒不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退出“京都议定书”、拒签任何有关国际法庭协议、单方面中止1972年美苏反导条约。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提出“美国至上”，退出巴黎协定，导致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加剧，对国际治理体系造成更加严重破坏和冲击。

四是双重标准使国际治理陷入困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把持国际话语权，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以自身利益为准，以政治立场亲疏远近划线，选择性使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看人下菜碟，针对同样的问题和现象设不同标准、做出不同评判。在地区局势、反恐、经贸、互联网等许多具体问题上，西方国家都在明显地搞双重标准。

国际安全治理之所以受到严重冲击，根本原因就在于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美国凭借超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及同盟体系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极力维护冷战后对其有利的单极体制，导致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发展的要求。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新安全观

中国历来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1953年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并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倡导新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安全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首次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2015年9月28日，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再次提出，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并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中国新安全观的视角从亚洲扩展到世界，从此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全球意义。2017年10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国际战略理论成为我国推动新时代外交发展、参与国际治理的指导思想，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风范和政治家的深邃远见，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015年9月，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发出了携手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号召。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习主席的倡议，为完善国际治理擘画蓝图、指明方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习主席在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基础上，摒弃了零和博弈、绝对安全、结盟理论等陈旧观念，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的国际安全观，对国际安全的理解和把握更加深刻准确、更加全面完整，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一种全新的安全理念，为完善国际安全治理提供了系统的宏观指导。

一是倡导共同安全。共同就是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强调安全的普遍、平等和包容性。实现共同安全就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既要各国共同参与国际安全治理，又要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真正做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国际事务要共商、共建、共享，不能绕开国际机构一家做主或几家做主，不能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二是倡导综合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的安全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强调安全治理的统筹、兼顾、均衡和全面性，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各领域的国际安全治理。

三是倡导合作安全。合作就是要抛弃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跳出零和博弈的怪圈，不冲突、不对抗，通过对话合作和沟通协商促进国际安全，推动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争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

四是倡导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使安全和发展相互促进，最终实现持续发展前提下的持久安全。

中国应为完善国际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应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略好周边事务，稳定周边安全环境，深化周边安全合作，确保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团结凝聚友好力量，形成广泛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道义支持。

坚定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当前要深化对俄战略合作，共同制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倾向。加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建设，促进发展中国家力量增长。加强与欧盟的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国际秩序。在斗争与合作中发展对美关系，抑制其国内政治中的反华势力。

    把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完善国际治理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积极参与国际重大热点问题的解决，要在重大危机调解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并基于自身利益和能力形成有力存在。在国际治理领域维护联合国权威，逐步强化联合国领导作用。要争取重新修订与时代要求不符、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加强国家智库专业化建设和分工指导，深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一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贸紧密合作基础上拓展更加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密切交往、加强沟通。二是与沿线国家建立安全合作机制，确保落地项目和人员的安全。三是要以此为基础建立全球范围的安全合作网络。

强化中国在国际治理领域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我在国际司法、人权、新闻、裁军、反恐、空间、环境等敏感领域的介入力度。支持国内有实力的非政府组织转型为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并适时向国外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治理活动。

（编辑  迟晨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将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问题推上了紧迫日程。

新时代全球战略的构建应当尽快提上日程

首先，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具有必要性。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大国，在全球范围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存在、利益和责任。“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必须适应全球化的时代大潮、更有力度地参与国际事务，借以谋取大国利益，营造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强烈呼唤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全球战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为中国的全球战略提供政策支撑。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的要求。而全球思维、全球布局正是全球战略的两大核心问题。

其次，国际社会普遍呼吁中国发挥更加突出的大国作用。在美国掀起的“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日益走向极端的情况下，在西方所营造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日益混乱的情况下，中国倡导的一系列新型国际战略理念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中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国际秩序中发挥引领作用。为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为了营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国际环境，中国必须奋发有为地践行“负责任大国”的宣示，更多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更好地参与、引领新时代的全球治理。

中国不能继续以“地区性大国”进行自我定位。“韬光养晦”与“积极作为”应善加权衡，而且伴随国力增长和全球利益扩张应在“积极作为”上更有作为。正如王毅外长所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应有更远大的目光，更恢弘的格局，更开阔的胸襟，更从容的气度。

第三，所有称得上全球性大国的国家都制定有全球战略。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维护日渐衰落的全球霸权，俄罗斯全球战略的核心是恢复昔日超级大国的荣耀。德国、法国、英国等国虽然只能勉强称得上全球性大国，但是同样也制定了非常富有进取性的全球战略，同样也在施加全球性影响、谋求全球性利益。已经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诉求的中国，自然也需要构建自己的全球战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运筹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对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应当充满理论自信

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中国全球战略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路线，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都是对中国国际战略运筹所进行的全球性谋划。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是两代领导人关于全球战略的思想精华仍然对今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在其讲话中，多次直接使用了“全球战略”的概念，强调“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 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1]。也就是说，邓小平同志早已明确提出构建“全球战略”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构建新时代的全球战略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这些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反映了中国新时代的国际观、安全观、发展观、利益观，集中体现出中国新时代全球战略最本质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中国全球战略的战略目标、战略布局、战略要求，从而为中国新时代全球战略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中华民族的传统战略智慧，为构建新时代的全球战略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中国历史上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国、强国。中华文明所弘扬的“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和合兴邦”等一系列以“和”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念，至今仍然闪烁着熠熠光辉，仍然为世界多国战略界所尊崇。构建中国新时代的全球战略，必须从先贤那里汲取战略智慧。习近平同志在论及中国的外交战略时常常引经据典，为我们在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时借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战略智慧树立了榜样。

中国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的基本路径

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国际战略思想作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伙伴关系”理念、以“亲诚惠容”为核心的周边外交理念，应当成为中国新时代全球战略的核心理念。

二是以全球视野审视全球战略形势。只有放眼全球，才能正确地判断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力量布局和行动谋划。其中，对时代特点和主要矛盾、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战争与和平、周边环境与全球环境等问题的判断尤其重要，必须做到冷静客观，既看到现实又洞察前景。

三是以全球思维确立战略目标和重点。战略目标必须与实力相适应，既要登高望远又要量力而行。中国新时代全球战略的目标似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强国、未来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战略重点似应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周边紧密朋友圈”、“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新兴力量大联合，打造开放的、代表进步趋势的统一战线，促进国际格局相对平衡，营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推动国际关系的融合深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必要的国际环境。

四是正确地进行国家全球战略布局和全球战略运筹。全球战略布局的核心是，确定主要进取方向和主要危险方向，并且据此进行力量部署，以集中力量遂行主要任务。全球战略运筹重点似应包括，国家关系亲疏的确定，硬软实力的运用，各领域合作的推进，损害的防范和危机的管控，等等。

（编辑  迟晨光）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国内企业纷纷抓住机遇走出国门发展。在此情况下，全面提高我国境外安全保障能力，加强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就显得越发重要。最近几年我国企业、人员在国外遭受恐怖袭击事件屡有发生，一再警示“一带一路”沿线安全形势复杂严峻。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加紧研究，加大投入，加强防范，逐步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中央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境外安全保护工作，确保我国公民和机构安全。

国家把全面提高我国境外安全保障能力，加强“一带一路”重大安全风险防范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探索“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设路径，应针对形势变化，认真研究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努力寻找符合中国企业实际的境外安保规律，以营造海外经贸安全环境、确保境外人员和财产安全为目标，以建立安全风险评估、预警体系为基础，构建起全方位的境外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加强体系化的安防机制设计

要扎实做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工作，一定要加强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全面提高我国境外安全保障能力，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打造和平丝绸之路。

第一，加强 “一带一路”安全风险管理的顶层设计。结合“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和规划，从国家层面对“一带一路”安全风险管理进行整体优化。制定指导框架，健全国别安全风险监控机制，进一步完善部级协调及应急联动反应机制。尤其针对风险高发区，应建立信息储备库、立体监控协调系统，建立境外安全应急预案，形成政府相关部门、驻外使领馆、大型企业集团、境外项目部等多层级的上下联动应急机制。

第二，构建国内、国外联动的境外安全防控网络。在国内，企业要加强与专业信息机构、院校、民间智库的联系，构建完善的信息网络，实现安全信息的汇总和共享。在国外，要加强与项目所在国安全部门的协调，充分发挥项目所在国安全保障的作用。此外，要充分发挥当地华人华侨及其社团组织的纽带作用，营造境外安全风险防控的外部环境。

第三，健全组织体系，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境外安全管理组织机构，明确各级机构的职责，定期对安保职责的履行情况进行绩效考核。明确政府相关部门、中央企业及项目建设方、安保企业、境外民间商会各行为主体在安保体系中的职责分工，明确各方的责权利，以形成合力。在企业集团、项目公司以及项目一线层面，分层、分级建立境外安保工作流程，统一协调组织。集团公司要认真履行境外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贯彻落实国家应急管理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境外风险防控的规章制度，完善境外安全管理责任制。要强化境外一线业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安保意识和敏锐性，提高快速反应与现场应急能力。

促进境外安保体系建设常态化发展

 “一带一路”是关乎我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大业，建立健全境外安保体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应促进境外安保体系建设常态化发展。

第一，做好境外安保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企业在制定国际化战略时，要把境外安保体系建设作为中长期发展战略来考虑。要针对国际业务所在国家和地区的风险等级，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应对策略；根据实际需求，对购买第三方安保服务、安保操作管理及人防、物防、技防等内容进行合理规划。要保证对安保计划实施所需的资金、设备等资源的支持。

第二，强化安保意识，加强安保培训。境外安全风险要从源头控制，尤其要强化员工的境外安全意识。多层次、多手段开展外派人员安全培训，将安全教育和安保知识、技能作为必修课，营造人人关注安保、重视安全的良好氛围。全面提升外派人员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切实做到“不培训，不派出”，“不合格，不派出”。增强防范突发安全事件的主动性，尤其是增强一线员工防范风险、应急处置、自救逃生的能力。

第三，加大境外安保经费投入。根据国际经验和行业一般规律，按照实际要求合理安排安保投入，尤其是针对极高风险和高风险地区的项目，安保预算应适当增加。除了必要的人防投入外，还应严格落实物防、技防等各项安全防范设备、设施，健全综合安全防范措施，注重现场安保组织管理。创新金融保障手段，有条件的企业可根据项目所在地安全形势及企业自身实际需求，结合企业资质设立境外安保基金，专项用于安全风险防控工作。

加大境外专业化安全管理力度

相对于西方和其他新兴大国的跨国企业，不少央企境外安全工作经验不足，也缺乏相应的安保工具和手段。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加强境外安保体系建设，应加大专业化管理力度。

第一，加大境外安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力度。国家应加大对境外安全基础研究和专业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组织专业机构对中央企业现有境外安保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研究。注重境外安全风险防控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鼓励高等院校根据需求设立以境外安全风险防控为特色的专业，或扩大现有专业招生规模，并优化专业设置和人才结构。组织现有科研机构和民间安保资源，建立“境外安保智库联盟”，加强对“一带一路”国别风险与安保形势的相关研究，加大安保技术科研投入。

第二，善于借助社会专业机构的力量。借助外部专业技术手段，建立专家资源库。适时聘用外部专业人员，让安保专家进入企业、进入项目。要借助专业的外部信息情报机构、风险评估机构与安全培训机构的力量，落实境外物防、技防、人防措施的总体解决方案，逐步提升企业境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第三，进一步强化境外安全员制度。要充分发挥专业安全员的作用。专职安全员负责统筹协调境外项目的安保工作，既包括提出安保决策建议、进行安保整体规划、制订安保方案、进行内外协调、组织安保实施，也包括对安保设施的定期检查维护、安全隐患的及时消除、对员工安全自保技能的培训、员工培训效果和自救能力的评估，以及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提出整改意见建议等。安全员作为安保工作的核心管理者，是落实安全规定和安保任务的直接责任人。建立境外安全员制度，有助于加强各部门通力合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以产业化发展增强海外利益保护能力

随着我国企业在境外资产规模迅速增大，企业境外商务人员数量迅速增加。走产业化道路，以市场化方式、借助民间力量促进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是一种必然趋势。

第一，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在宣传推介、加强协调、建立机制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注意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体的合作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多方参与，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设，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

第二，加大境外安保、评估、咨询服务机构的建设。适应海外安保市场的需求，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专业顾问公司、评估公司和信息情报机构。积极发展境外安保产品，加大科技投入、产品研发和生产力度，为境外安保产业化提供有力支撑。加快打造我国企业境外安保综合服务体系，构建海外风险管理“工具箱”，健全境外安全综合服务机制，包括信息情报体系、境外安全保险体系、境外安保培训体系、风险评估体系、医疗救助救援体系等。

第三，扶持民间安保力量，发展国际化安保队伍。借鉴发达国家私人安保机构成功经验，发展国际化民营安保企业，建立安保企业协调机制，制定行为标准和行业规范。相对于西方国家完善的安保产业，中国安保企业从事境外安保服务刚刚起步。虽然目前有不少国内安保公司已从事境外安全服务，但由于行业规范缺乏统一标准，安保企业之间也缺乏协调机制，尚需建立合作互动平台。因此，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机制，由相关政府部门协调各方力量，制定安保企业境外安全服务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有效整合民间安保力量，为中国制造和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保驾护航，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编辑  刘文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判快速演变的世界格局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立足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在国际战略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形成了具有系统性、原创性、时代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国际战略思想，需要准确把握以下四个方面的核心要义。

关于时代主题的一个基本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这一论断不是对1980年代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重要判断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动态、全面把握时代主题深刻内涵基础之上的丰富发展再认识。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传统和非传统威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为此，国际社会应当携手建设安全合作、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国际社会应对领土主权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自然灾害与传染性疾病等全球问题的能力。

在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的同时，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看清当前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的深刻变化，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引领大国崛起的两个总体目标

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什么样的崛起，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崛起的总体目标，对自身而言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世界而言就是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总体目标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依托和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国际环境。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奋斗目标的确定与党对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息息相关。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中国崛起首先就是要抓住机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更加富强，使人民更加富裕，坚持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此过程中依靠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更好走和平发展道路。

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中国的崛起不仅要实现本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要通过自身的复兴实践为人类的前途命运开辟出一条崭新道路，具体来说就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观念上，要倡导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行动上，要引导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

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三大严峻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里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和平赤字主要表现为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等安全挑战，严重威胁或冲击人们生产生活环境的和平与安定。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为弥合和平赤字做出贡献。为了弥合和平赤字，需要各国通过共建共享安全格局来彰显公道正义，夯实世界和平的民意基础，建设和平之路。

发展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增长动能不足、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发展失衡日趋严重，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数字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贫困是动荡的根源，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为了弥合发展赤字，需要以创新为先导，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增强经济增长活力，为世界共同繁荣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建设创新之路、繁荣之路。

治理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权威、意愿与能力存在严重缺陷或不足，规制负面溢出效应的政策协调机制和渠道不顺畅。小智治事，大智治制。面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全球治理需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为了弥合治理赤字，需要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开放经济体系，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实现全球善治，建设开放之路、文明之路。

推进总体战略目标实现的四个关键抓手

以时代主题基本判断为依据，为了实现两个总体目标，克服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三大严峻挑战，中国国际战略的遂行应当以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一带一路”、改善全球治理和弘扬中国价值观等四项工作为关键抓手。

第一，坚持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和公平正义原则，引导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树立建设伙伴关系新思路，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构建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

第二，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要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第三，构建反映世界格局深刻变化、更符合世界生产力发展要求、更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要积极参与和改善全球治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构建和弘扬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总体安全观、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和合作理念，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外交的基本方略、人类的前途命运、世界秩序和国际治理等一系列重大时代命题。习主席的国际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孔丹理事长强调，要深入研究理解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一是要准确把握和理解新时代的特征。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已有五年的基础，形成理论体系，取得重大成就。我们必须深入学习习近平思想，把握、理解新时代的特征。二是要开展分领域、分专题的深入研讨。从党的十九大以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就组织以各种形式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各个领域进行学习和研讨。三是要准确定位，深耕厚作，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伊始，就具有公开透明、平等开放、普惠包容的特点，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指导思想。通过五年来的推动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一大批初步收获和积极成果，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广泛支持和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了大多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愿望，不仅开创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时代，促进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大发展，而且有利于克服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有利于完善世界经济治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有利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一项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伟大倡议，必将对未来世界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我们也要正视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如“一带一路”建设与西方大国战略利益可能的冲撞等理论和现实问题。

国家进出口银行原行长李若谷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世界经济发展遇到诸多严重困难的背景下提出的。二战后确立的一系列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以及诸如欧盟等地区组织，确实曾为世界经济和各地区的发展做出过较好贡献。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现有的这些机制看来都存在问题，并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一些不利影响。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开放性、包容性和普惠性不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好弥补了现有机制的不足。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性。最初包括沿线64个国家，但并没有限制，实际上参与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一些拉美国家、澳大利亚都已逐渐地包括在内。第二是包容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是和其他国家的不同发展战略相互融合的。像“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概念，它和蒙古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俄罗斯等国的“欧亚联盟”、欧洲的“容克投资计划”等等都是相容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第三是普惠性。“一带一路”倡议惠及所有沿线国家，不是说只有哪一个国家受惠，也不是只有64个国家受惠，而是所有参与的国家都能从中受益，所以它是普惠性的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对现有制度的完善、修改和补充，并不是颠覆。此外，“一带一路”建设并不像西方描绘的那样，好像中国要搞势力范围、搞霸权或者搞掠夺式经济。中国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像国家进出口银行在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等国的投资项目，都对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从文明互鉴的角度阐述“一带一路”建设对伊斯兰世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李教授认为，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有一半以上是穆斯林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穿过伊斯兰世界东部到达其西部，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经过东南亚和印度洋的穆斯林国家，到达伊斯兰世界的中心阿拉伯国家，又可由此进入北非、中非的穆斯林国家。随着马达加斯加的加入，“一带一路”还可以继续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扩展。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对改变伊斯兰世界的落后面貌发挥很积极的作用。同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保持密切友好关系，确保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长久成功，与保持伊斯兰世界的和平稳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重视维护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包容互鉴、和谐共生。

“一带一路”倡议是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交流互鉴工程。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与沿线伊伊斯兰国家的直接交流，促进亚洲各国重新发掘亚洲价值；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穆斯林世界的相互理解和认识，让伊斯兰世界也能够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不必盯着西方来寻找现代和发展的样板。

上海科学院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钟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庞大系统工程，是我们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伟大实践，因此必须做好科学设计和组织实施，并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中国应当做“一带一路”建设的资源组织者，而不是单纯的投入者。“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耗时长、投入大、回收慢，单独靠中国的资源投入是不够的。因此必须组织调动全球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和其他的技术性资源共同纳入到整个“一带一路”建设中来。这里应充分发挥全球华侨的力量，把他们的资源整合到“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来。因为港澳台在全球有很强的商业网络，我们的华侨也有很强的商业网络。同时应把相关项目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形成稳定的经济资源良性循环过程，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发展。

第二，中国应当成为“一带一路”整个产业体系的积极运筹者，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接受者。我们应与沿线国家一道，以“一带一路”通道体系建设为主干，以支点建设为依托，全面进行网络化建设，通过网络化建设来化解支点上的风险。要加强产业体系的网络化建设，在各区域形成新的产业网络和产业体系。

第三，中国应当与各国共同努力，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安保体系的建设，有效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习主席倡导的总体安全观充满中国智慧，是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根本遵循，也是完善国际治理的黄金法则。它将中国的成功经验与全球治理的现实相结合，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国际安全理论，也为完善国际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给出了中国方案，指明了前行方向。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认为，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新安全观和全球治理观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共同”：倡导共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致力于消除和平发展治理的“三大赤字”。这“三个共同”凸显了习主席对人类安全面临挑战的精准把脉，也是对共商、共建、共享这个全球治理黄金法则的精辟阐释，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也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方向盘。

习主席的战略思想体现了中国安全利益与全球治理互相契合，中国和平发展和国际安全互为依存，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与维护自身安全互为促进的深邃哲理。新安全观和国际治理观有十大亮点：一是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从人类安全课题中寻求大国关系发展新动力；二是结伴而不结盟，不排他，不搞势力范围，不求填补真空、不干预别国的外交选择、不针对第三方；三是把地缘毗邻和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守望相助的安全依存优势，使周边国家更友善、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四是坚持法制精神，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执法能力，完善国际执法体系，深化政治安全合作；五是加强海外安保能力，重点经营“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网，提高反海盗、反恐怖国际合作水平；六是以底线思维追求高线目标，明确警戒线、临界点，补短板、重管控，力争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颠覆性的国家安全风险；七是从亚太战略场、欧亚大棋局的高度摆布力量，将对大国和对友邻外交一盘棋推进；八是推进互联网治理体系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倡导各国共其道、共其工、共其力，协商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九是致力于全球海洋治理，启动全球性的涉海基础设施投资，构建世界海洋新秩序；十是从治理高度推进核安全，使之与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科技安全相并列，遏制核军备竞赛。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湘穗认为，2014年5月习主席提出并全面阐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实际上是中国首次提出当代的国际安全观。

第一，新安全观是中国新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的观念里，国际社会是一个丛林社会。这是西方的世界观，其核心观念是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中国世界观的核心是他人是朋友，他国是伙伴，与西方的世界观完全不同。新安全观恰恰是中国新世界观的一种体现。

第二，新安全观对摆脱当前世界安全困局指明了道路。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失序的世界，全面失序、礼崩乐坏、没有秩序。大国之间是恐怖的平衡，对于恐怖主义也是越反越恐。这是由于追求绝对安全导致的普遍不安全。人类发展了拥有互相摧毁的暴力和能力，但是却没有建立起约束这种暴力的手段和秩序。这就是现在的安全困境。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追求的是共同的安全、合作的安全，要求是综合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

第三，新安全观的提出在实践上具有很多方法论的意义。一是它从历史智慧的积淀中得来，具有历史性。像大家都知晓的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讲信修睦、谐和万邦、多予少取、厚往薄来，这都是古代中国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对周边国家推行的政策，包括像孟子说的“小国治、大国仁”，就是一种东方的智慧。二是它具有实践性。新型安全观是现实可行的，是实际可以应用的。这一点在我们的亚信机制、上合组织中已经得到很好体现。三是它具有创新性。在西方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都有均势论，就是欧洲几个小国之间要形成均势。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陷阱论。这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到现在又出现帝国稳定论，必须有一个大国输出公共产品来维持，来提供安全保护。如果这个大国衰落了，这个世界就不行了。这些观念实际上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或者说是过时的安全观。而我们现在提出的新安全观隐含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我们要建立合作伙伴稳定论、共同安全稳定论。这不是要解决谁吃谁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一个共同安全的环境。这与西方那种豺狼虎豹式的安全观相比，有很大的创新意义。四是方法上的适应性。新安全观体现出对新问题的新方法，是能够适应变化的。同时它不强加于人，多是隐而不发，这一点在上合组织等方面都有充分体现。

第四，新安全观为解决当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我们正处在向多元共生的新时代转变过渡。在这个时代，如何获得安全与和平，新安全观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只有在这种新安全观的指导下，这个世界才能够走向和平，才能够走向共同发展。这值得每一位做安全工作的人把它具体地实践化，也值得做宣传工作的人更多地向世界去传播中国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代表了人类普遍追求，引领世界和平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相结合，不仅占领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而且引领时代发展潮流，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道义担当、博大胸怀和价值追求，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积极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得世界民心，如何有效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和外交理念、提升国际话语权、处理好国家发展与全球利益的辩证关系、构建国际统一战线、重塑国际金融和能源格局等现实问题都是现在需要重点关注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冲破了西方霸权秩序的樊篱，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进步。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关越强认为，过去300—500年的世界秩序是在西方宗教的一神教、军事上的扩张、金融的控制垄断和民族国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最近三、五十年，新自由主义盛行，笃信很多问题都可以靠市场来解决。但现在这种方法也已经走到尽头，很多问题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解决人类面临很多共同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重大的历史进步。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充满新意和进步性，它不再用全球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不再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划分看世界，不再用“三个世界”的眼光看世界，不再用贫困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这种对抗性的观点看世界，也不是用西方的民主和专制国家区分来看世界，而是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共生共存的共同体，一个平等合作的大家庭，从而占领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从三个方面体现出它的进步性：第一是强调国家间要彼此开放包容；第二是强调国家间关系应是非对抗性关系，各国都是合作的伙伴；第三是强调世界各国应该摈弃零和游戏的想法，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潘维教授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建立各方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一是不能把本国的价值观排序强加给别的国家，维护世界和平；二是要与欠发达国家合作，共同修建跨国基础设施，保障21世纪的经济繁荣与和平发展；三是合理规范资本的跨国流动，保障各国的社会稳定。

上海科学院黄仁伟教授从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三个概念关系入手，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三个概念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概念。党的十九大把“一带一路”写入党章，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国家宪法，体现了中国的党、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命运的统一。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人类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多的共同机遇、共同发展环境，也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多的共同挑战、共同危机和这么多的共同合作、共同治理，发现人类承载着共同的命运。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全球治理的时代，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的经济基础，全球治理是世界范围的上层建筑。世界范围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世界范围的上层建筑还是西方主导的旧体系。西方要把自己老的治理体系——也就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维持下去，就和全球化的世界潮流相背离。所以它们要倒退，要退出全球化。而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这两个概念却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具有一致的方向，所以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内容，然后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它概括起来。在当今时代，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被多数国家接受，因为它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伟大理想，包含着人类历史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战略构想，它包含着新型大国关系、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义利观等一些大的概念，都可以容纳到新型国际关系里去。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核心特征很简单，就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也就是去霸权化。

中国银监会特约顾问杨凯生认为，中国制定的百年目标将有力推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但百年目标的实现，本身也是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目标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实施风险防控、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行动，以及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既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更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贡献。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认为，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其基本内容及核心要义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八个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是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更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大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际主义情怀和开放主义精神。我们应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与中国的建设发展相融合，实现内部治理与国际治理的平衡，妥善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以四块基石为依托构成其坚实基础，可以简要概括为“四个观”。第一是共生的价值观。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世界日益变小，地球村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人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第二是共和的安全观。我们今天同处一个地球村，应对挑战再不能高悬威慑大棒，不能天天动武，应该改变我们应对挑战的方式，携手、和平、协商来解决问题。第三是共商的治理观。国与国之间、各利益攸关方之间不应彼此瞄准、相互为敌，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协商解决问题、应对威胁。第四是共赢的发展观。实现发展是各国乃至所有个人共同的普遍追求，但发展不应是损人利已的发展，不应损害别国利益，应该谋求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华语智库理事长彭光谦认为，习主席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的国际战略都有很多重大建树。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战略文化的高度统一，实现了国家的核心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统一，实现了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与反对冷战同盟体系的高度统一。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一是着眼全局，善于在世界大棋盘上下棋。二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占领道义制高点。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有层次的，在不同领域、不同范围内有它不同的适用性。三是习主席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以中国“两个一百年”的长周期进行战略布局，对中国的发展具有纲领性意义。四是习主席的战略思想超越了传统上陆海对立的地缘战略局限，确立了陆海一体的全新战略观。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就是把海陆有机地结合起来。五是习主席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我们主动塑造、共同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高度自觉。六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坚定、全方位地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编辑  杨利红）

中信重工前身是洛阳矿山机械厂，主业是矿产、建材等设备制造及服务。1993年进入中信集团，2008年改制，2012年在上海A股上市。中信重工最困难的时候是1997-1999年这三年，累计17个月发不出工资，当时整个重机行业也深陷困境。2003年以后，重工行业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好转而转暖。2004-2012年中信重工业务量持续增长，2012年公司营业额达到70多亿，利润总额约10亿，经营效益达到最高峰。从2012年开始，整个机械工业的经营业绩持续滑坡。2016年是我们公司最困难的一年，营业收入不到38亿，净利润为负。2017年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约1个亿。

面对经济下行和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压力，中信重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重塑产业格局，打造核心制造、工程成套、机器人与智能设备、节能环保、新能源动力等产业板块，以高端产品赢得高端客户。我们的大型破碎磨矿装备及深井提升设备远销澳洲、南美、瑞典、蒙古等国的矿山运营商。公司按照“扁平化，短流程，高效率”原则改造业务和工序，查找优势劣势，补齐短板，提升产品竞争力。

我们体会，重型装备行业靠原有的产品和经营模式维持生存是很困难的，必须找新的出路。一方面是要开发好现有设备存量的运营维保服务市场。国内用户厂商现在还缺乏“服务市场”的概念，往往认为设备的维护服务就应该是免费的。最近我们在海外开发了两个面对国内大企业投资项目的服务，在中信集团内部开展了某子公司的维保项目，一年有几千万的销售收入。另一方面要开发增量，主要利用“互联网+”理念打造几个平台。

再谈谈对机床行业的感想。机床本来是一个高附加值行业，但是目前行业内一味压低报价，陷入恶性竞争，最后国产机床产品被压成了“白菜萝卜”价，导致整个机床产业的萧条。我们使用的铣床、镗床，包括磨齿机、滚齿机等大型机床往往还要从德国购买，中国的机床行业在没有受到国家保护的情况下，内部竞争如此残酷。所以确实需要从国家的层面，考虑对机械行业进行适当保护。如果失去本国机床行业的制衡，国外厂商必然会马上对国内进口产品提价。我们的装备制造企业为国家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所得和付出严重失衡。

现在一些制造业职工的收入水平很差，比如我们中信重工的工人，年收入也就六、七万，勉强可以承受洛阳的物价和房价。在洛阳我们企业的收入还算是最好的，一拖的收入水平更低。现在我们这个行业，连招工都成问题。热加工工序没人干，好多学校连这个专业都没了。机械行业总体处于供过于求状态，特别是国有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又不可能给工人很高的工资水平。总书记提出要“脱虚向实”，我们重型装备行业涉及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如果再不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企业真会垮下去，到那时再重建就很难。

我们希望，国家在市场政策方面，首先要改革投标低价竞争这种机制，当前已经是严重的价值偏离，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其次要关注重复建设和低效竞争。比如前些年，一些制造业或能源工业的企业改制之后，只要有钱就投资装备制造，完备其自身的“产业链”。站在这些企业自身的立场，只讲市场竞争这些做法都没问题，但站在宏观层面，这种投资就是重复和低效率投资。这是重型装备行业今天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九大之后，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要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关口就是风险防范、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是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关口。

环境保护税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体现绿色税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2016年由全国人大正式通过，2018年1月1日正式开始执行。开征环境保护税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考虑的，是贯彻落实十九大提出的要进一步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项重要举措。要从三个方面去落实。

第一，新时代聚力三大攻坚战，污染防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污染防治不但是要解决未来发展的一个可持续问题，还要解决我们过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欠账问题。我们未来的发展不能够再走边发展、边污染、边治理、边防治的老路。在发展过程中首先要把环境问题、污染防治考虑在内，正确处理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要形成更大的政策合力来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共同围绕三大攻坚战，特别是污染防治这样一个攻坚战来精准施策，形成有效的政策组合拳。税收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它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各方面，在“五位一体”的建设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税放在国家治理的支柱性地位之后，税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第二，以环境保护税为骨干的我国绿色生态税制体系基本形成。环境保护税的立法开征，是由原来的排污费转化过来的，实际上是由原来的收费制向课税制的一种平移。当然不是简单的平移，是将针对主要污染物排放作为环境保护税法课征的范围，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等，其它的排污问题还没有完全被纳入。这种由费改税的演变，涉及到制度本身的要素再造和征管机制再造，这是很大的变化。从未来环境保护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仅局限于目前这四个类型的课税范围，应该在目前的基础上逐步成熟完善、进一步拓展，进一步发挥这一税种对环境保护内在的功能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展现它的功效。

另外，要实时推进与环保相关税种的改革完善。在实际上，在现行税收制度体系中，很多税种涉及到环保的内容，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以及车购税、车船税等，几乎所有的税种都有相关内容的规定，包括很多优惠政策的制订，都在这些税种中有所体现。下一步要按照国家统筹安排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体部署，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分布在各个税种当中的有关环境保护的优惠政策。比如资源税，我们现在只是在水资源方面进行扩大试点，草原、滩涂等属于自然资源保护的内容能不能列入？再如消费税的改革，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高污染企业的行为、产品的调控力度等等。

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对于我们建设地方税体系是非常必要的。环境保护税全部的收入归属地方，它是地方税的一项重要内容。地方税体系建设是十九大提出的税收领域一项重大改革措施。营改增之后地方主体税源缺失，地方税体系建设变得越来越迫切。实际上，地方税体系建设还涉及到对改革开放40年来地方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地位的评价问题。

第三，要提升对污染防治税收治理的力度。我们要更进一步明确环境保护税的功能定位。环境保护税作为一个新近的立法项目，它的立法宗旨和其它税种还有很大的差别。它的立法开宗明义提出，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这一税种的实施，应该更多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服务于美丽中国的建设。

环境保护税的开征环保意义远大于财政意义，社会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开征环境保护税并不是完全为了聚财，更多的是通过这一税收政策，通过收入的筹集，通过减免优惠等制度安排，进一步对环保产生实实在在的成效。环境保护税的开征也体现了法治精神，原来的环保费制主要是一种行政手段，现在法律的手段进一步规范和推动整个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第四，要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调控作用。环境保护税的法律效力更高、征管机制更加严格，可以解决过去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地方政府干预等问题，有利于提高排污企业的环保意识，倒逼其治污减排，促进落实排污者的责任。

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是以污染物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体现多排污多缴税，少排污少缴税，并对降低排污浓度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这一定程度上对环境保护税有效调动企业加大环保设施的投入、改进技术工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发挥更大的作用。

环境保护税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发挥它将排污企业环境外部成本内生化的强制作用，倒逼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有效转变。

环境保护税对污染防治的治理作用，随着它的实施会逐步地显现出来。各级政府要结合环境保护税法在执行过程中推进政策的配套问题和各部门的协调问题，推动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在环境保护方面，国家对各地方政府是有严格考核的，各地方政府现在也越来越重视。随着环境保护税内在功能的进一步展现，它会加快我国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进程。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体系中一系列涉及到环境保护的税种，把它的功能在更广的领域充分予以展现。

  （编辑  张三友）

当前研究减税必须研究减支，如果不研究减支，只研究减税，那就是赤字。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财政不可能三角”，即：第一增支，第二减收或减税，第三，不扩大赤字，这三项不可能同时做到。可是我们政府这三项全要做到。我们又想增加支出，又想减税，又维持赤字3%不能突破。实际操作当中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从人口老龄化来看，财政支出肯定压不下来。现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是在社会保险预算里，还没在一般公共预算里。我们养老金标准不断提高，从2004到2016年，年均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增加14.9%，医疗保险年均增加21%。一些地方基本养老保险已经穿底，就是当年的养老保险收不抵支，只能拿出一般公共预算进行补贴。1998年补贴了20亿元， 2004年补贴了572亿元，到2016年补贴达到4713亿元。从2004年到2016年，这部分补贴年均递增19.2%。

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看，1984年到1994年，中国的财政支出年递增18.3%，收入递增14.3%，支出比收入的增速高4个百分点。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我们的税收收入递增比财政支出递增高0.4个百分点。2006年到2016年，我们的税收比财政支出低3.4个百分点。现在税收已经跟不上财政支出的增速了。

从各国发展来看，财政支出是不断增长的。美国主张小政府，它的财政支出也是不断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这就是财政学里的瓦格纳法则。经合组织（OECD）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很多国家都超过50%。2015年中国四大预算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扣除重复计算是36%，远远低于OECD国家，才在半山腰的水平。2008年我们提出结构性减税。什么叫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的减税。最后结果是税收收入增加，2008年为16.97%，2009年为17.05%，一直在增加。从2012年开始营改增税改以后，中国的宏观税负下降，但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是增加的。财政收支之间喇叭口越来越大了，怎么办？

2016年，在我国中央财政支出中，国防支出占35%，利息支出占12.3%，这是刚性支出。最近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压一般性开支，保重点。谁是一般开支？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压谁？

过去一说压支出，就压一般公共服务。2007年一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比重17%。2015年已经降到7.97%，占GDP的比重才2%，已经远远低于很多发达国家，仅比美国高一点。我们是近14亿人的大国，一般公共服务占GDP的2%，公务员体系难以维系。

现在地方只能靠土地出让金来维持，搞土地财政。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地方税负的86%，2016年这一比重是55%，数额始终下不来。但是随着我们卖地的钱越来越少，这一方式难以长久维系。

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中，税收占的比重不到75%，2016年非税占到25.84%。2007年到2016年，税收每年增速12.88%，但行政事业性收费增速达12.39%，罚没每年递增9.59%。税收不上来只能靠非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就非常困难。再看债务。现在国际上统计， 2016年我们中央和地方未偿还的负债合计已经达到GDP的46%。虽然官方公布的赤字率都没超过3%，但实际上考虑到政府调节基金，赤字率已经突破3%了。

总之，从大的格局来看，我个人认为减税只能是周期性、过渡性的。为了应对危机，税可适当减一点。但是从中长期发展看，中国不仅要研究减税还要研究增税。国外的学者真正研究的不是减税，而研究怎么增税。要研究怎么能够合理增税，怎么能使中国税收制度最优。现在很少有人研究最优税收，而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减税不是大趋势。

新时代有三大特征：第一大特征，由富变强；第二大特征，基本矛盾发生变化，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变成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不是简单的吃喝，在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外，还有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求，这六个方面全是需要财政负担的公共产品，全是财政支出的范围。从这一点分析，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不是下降，而是应不断提高。第三大特征就是共同富裕，包括收入分配问题。这三大特征对我们财政都有要求。

（编辑  张三友）

从2009年至今，我国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十年间，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放大了1.3倍：2009年财政赤字10500亿元，2017年财政赤字23800亿元。2018年我们还是要继续施行积极财政政策，预计2018年财政赤字不会低于这个规模。我们的赤字率达到了3%，并且一直卡在这个线上。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财政政策是促增长，货币政策是稳健。财政政策确实要担当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我们这些年财政赤字的增长，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作用。比如它让政府最终消费占总消费的25%左右，这两年政府最终消费对GDP的拉动大约在1个百分点左右。从投资的角度看，现在预算到位的资金占银行贷款资金的50%左右，过去这一比值是30%左右。

施行积极财政政策这些年以来，我们的财政赤字增长率超过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我们为什么要打赤字？打多少赤字是必要的？这可能是我们要分析的问题。分析赤字，就是要分析现在我们的支出结构。从这些年的轨迹来看，成本性支出增长较快，排在教育、社保、城乡之后列第四位，一般公共服务功能分类有24项，它的增长率一直在10%左右， 2016年的决算数是14000亿元。然后就是民生支出，包括医疗、卫生、社保、教育、科技、保障房等，增长速度也比较快。

从成因上看，现在我国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们的支出政策到底怎么确定？过去我们的支出政策是四面开花，财政支出的离散度较高。其中教育占比最高，但也就占一般公共预算的17%-18%。然后社会保障也是13%-14%。再看部门预算，不管是中央（剔除军队）还是地方，部门预算几乎没有不增长的。中央财政80%用于转移支付，它也是离散的，分散于各种分项。

我们的阶段性重点是什么，是要保民生（用西方的话说就是保福利增长），还是支持投资增长搞经济建设？

现在我们控制风险主要是压缩投资性支出，但实际上并没有压下来。这些年政府每年的投资性支出仍在增长，投资性或者资本性支出差不多5万多亿，这个规模在国际上是相当大的。

西方国家的宏观税负是呈现上升的轨迹，总的来说，主要是福利国家引起的。欧洲是比较典型的情况，它的宏观税负达到30%、40%，最高甚至达到50%。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财政收支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公共福利制度选择、整体经济制度的安排，包括行政制度安排的结果。我们能不能通过机构改革砍一部分财政支出？

十九大报告提出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哪些项目属于基本公共服务？按照什么样的水平、标准实现均等化？十九大报告提出“标准科学”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财政支出的根本就在于标准，即什么样是我们可承受的水平。

（编辑  张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