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机床行业作为制造业的核心部门，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加大投入和研发力度，奋力抢占世界制高点，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大国和强国。推动机床行业转型升级，宏观上需要精准施策；中观上加强行业发展战略管理；微观上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奋发自强；要根据实际情况在产业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关键词：装备制造  机床工具  转型升级  精准施策  奋发自强

机床是为整个工业提供加工设备的行业，是制造业的核心部门，机床工具行业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着各制造部门的加工水平,尤其是中高档数控机床的性能、质量和拥有量，不仅代表国家的装备水平，更是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国防工业不可缺少的核心设备。先进的汽车、动力机械、大型工程机械、船舶、航空航天工业大型复杂装备的加工，需要大批高速、精密、重型专用数控机床。

机床行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加大投入和研发力度，奋力抢占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大国和强国。

我国机床工业发展现状

早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致力于发展机床工业，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数控技术方面起步。但由于当时受到西方技术封锁，改革开放后这一差距显性化，在数控机床领域长期落后于西方。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机床行业发展很快，自2009年起，我国已成为金属加工机床第一生产大国和第一消费大国，机床工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居世界中游水平，但中高级数控机床仍落后于西方。

目前，世界公认的机床强国是德国、日本和美国，其机床产业规模大，国际市场占有率高。其中，日本法那科（FANUC）、德国西门子分别占领世界数控系统50%和25%的市场份额。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将高档数控机床及其关键配附件视为战略物资，对我国企业的购买严加限制乃至禁运。尽快摆脱“大而不强”状态，推进我国机床工业的升级振兴，事关国家的战略利益，也是产业政策必须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

新世纪以来机床工具行业发展简况

2001-2011年，我国机床工具行业进入高速增长期。2012年全行业完成工业产值7210.5亿元，实现利润446.8亿元；与2001年相比，全行业工业总产值增长10倍，利润增长2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4.8%和33.2%。在经济型数控机床领域，国内企业已基本形成竞争优势，为更大规模的进口替代和产品开发创造了条件。一批骨干企业迅速成长。大量新兴私人企业进入机床工具行业。

当时，由于业内对市场前景普遍乐观、忽视加工设备制造业对经济波动高度敏感的特性，很多企业借债投资扩产，全行业生产能力快速扩张，重、大型机床制造能力的扩张尤为突出。

2012年起至2016年3季度，全行业持续负增长，进入困难时期。5年中全行业产值降低了25%（从274亿美元降至229亿美元）。一方面产能过剩、需求疲软，企业间竞相压价，另一方面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不断提升，2016年全行业亏损面达45%（其中金属切削机床企业亏损面达55%），金属切削机床营收利润率为-2.2%，一些重点企业因亏损累积而倒闭或重组。中高端领域的国际竞争压力增大。2017年，机床进口额同比增长13%，世界知名机床企业几乎全部进入中国设厂，产品涵盖了数控机床所有品种，国产机床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在65%-70%之间徘徊不前。

“国退民进”加速。尽管机床工具市场受到严重冲击，但新企业的进入并未受到太多影响。在全行业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从2008年的25%减少到2015年的10%，同期民营企业占比从60%迅速增至近80%。

图1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中各经济成分企业的产值比重

 数据来源：《2016年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年鉴》。

市场缩减的同时，需求结构在明显升级。一是大批量通用型机床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小批量定制型产品的需求增长很快，二是对自动化成套设备的需求增长，对单机的需求减少。即使通用型单机产品，对其功能、性能、可靠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常态下企业分化明显

前些年市场高涨时，新进入的企业成功率很高，但面对新形势企业大都不能适应；原国企转制后的情况也普遍不好。但在“哀鸿遍野”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充满活力的企业，其中包括国企和民企，民企居多。

总体看，国有企业在经济低迷时期表现普遍不好。在金切机床板块中，国企营业收入比重的缩小和私营企业比重增加的差距达到35%，而在成型机床方面，两者的消长幅度相对较小。2009年以后，随着市场规模绝对缩小，金切机床的本国产品市场占有率一路下降，而成形机床则维持原有势头。这说明：

（1）在技术水平普遍提升的情况下，多数民企尽管缺乏高精尖技术，但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远强于国企（如消费电子产品加工需求）。部分民企开始大力投资于技术研发。

（2）在金切领域，西方企业在国际市场低迷时依仗其优势加强经略中国市场，在国内市场缩小的情况下仍能大体保持原市场份额；本国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该领域，最后表现为对同业国企的高强度挤压（表现在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上），“国退民进”现象另一面是进口替代率不断下滑。

（3）在成形机床领域，民营企业的进入更多地替代了外资企业，形成“外退民进”。金切和成型机床的分化，说明成形机床领域的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典型企业如济二）。但也要注意外资企业的动向。

表1.2011-2015年机床工具各细分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2016年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年鉴》。

总的来说，增长较好的企业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产品定位中高端，所服务的领域成长性好（航空航天、汽车、船舶、能源、消费电子等），占据一定市场份额；二是产品质量过硬、性能稳定，市场萎缩情况下以质量取胜；三是提前布局，在细分领域深耕，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贴心服务和全面解决方案，适应市场转型升级的需要；四是企业领导人能全力专注于钻研技术和企业管理。

外资企业加快在华布局

20多年来，西方跨国公司（特别是德日美等国企业）及中国台商，在大陆机床工具领域进行了全面布局，通过兼并、合资、独资等方式，设立生产销售基地，争夺中国机床工具方面的专家或专业人才，深耕中国市场，与中国高端用户建立了紧密联系。2016年外企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较好，其中THK、法那科、赫克、马扎克、哈挺、斗山等企业实现两位数及以上的增长。

近些年来出现的新一轮外资并购国内重点机床企业案例，值得注意。这些外资企业所看重的绝不只是为那几亿营业收入，而是把中国“伙伴”作为拓展中国中高端市场的跳板。换句话说，在中国机床工具工业“高端失守、低端混战”20年后，终于占领高端领域的部分阵地，却被长期占领国内高端市场的跨国同行打压。在这种情况下，寻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源泉，是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

从“04专项”的实践看“精准施策”的重要性

现代机床的核心技术主要集中在数控系统和功能部件两方面。

数控系统是现代数控机床的“大脑”，一般分为低中高三档。目前我国在低端部分（及部分中端产品）已具有竞争优势，但在中高端方面技术差距还很大。国产中档以上数控机床，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等指标低于国际先进水平；国产功能部件的品种、数量、档次都不能满足主机配套要求，中档功能部件市场占有率不足50%，高档产品90%以上依靠进口。高档零部件和功能部件基本被德国、日本、瑞士、美国等国外企业控制。如机床主轴用的高速、高精度、高负载精密轴承，基本被瑞典SKF、德国FAG、日本的精工、美国Timkin垄断。高档数控系统则控制在德国西门子、日本法那科手中。一些高端数控机床是战略性产品，我国在这一领域尚未摆脱受制于人的状态；跟踪模仿的路子越走越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十分迫切。

机床的可靠性、精度一致性和保持性是在长期研制的实践中形成的，需要企业长期努力，把一项项不可靠的因素排除掉，将其结果纳入设计、工艺、制造过程中，变为规范，严格执行，再从用户得到反馈信息进行改进。多次内外反馈和数据积累，形成自己独特的数据库（即企业的独门竞争力所在），就可为“问题导向”的创新提供数字化基础。这在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制造工艺及管理水平，靠严格的工艺纪律、全数字化管理和职工的培训。要靠长期的经验累积，培养出一批资深科技工作者和拥有技术诀窍的技师。在这方面，我国企业与日本、瑞士、德国企业相比还太年轻，短期内难以扭转这个局面。

2010年以来，我国机床工具工业技术水平长期落后的局面开始扭转。中档产品的竞争力明显提高，高端领域的部分产品也开始崭露头角。企业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开发出一批高速、精密、复合、多轴联动数控机床，以及一批大规格、大吨位、重型和超重型数控机床新产品，为航空航天、电力、轨道交通等领域提供了关键加工设备。当然新产品在速度、精度、耐用度及可靠性等方面的性能还需要不断提高。

这一新局面来自市场竞争压力和企业多年的技术学习和积累，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各项措施，特别是“04专项”的实施功不可没。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的十六个重大专项中，第四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简称“04专项”）于2009年起付诸实施，针对航空、航天、船舶、汽车、能源设备等重点领域所需高端加工装备，统筹协调、重点支持，集中突破一批基础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建立研发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促进中高档数控机床发展。很多国有和民营企业都参与了这一专项，其中重点国企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据统计，2009-2016年，“04专项”共安排课题562项，中央财政资金投入91.14亿元，累计申请发明专利3956项，建立国家及行业标准407项，研发各类新产品、新技术2951项，新增产值约706亿元，并在高档数控系统、数控重型曲轴铣车复合加工机床、RV减速器等多个领域打破国外垄断，近40种主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高档数控机床主机平均无故障时间从此前的400～500小时提升至1200小时。中档数控系统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从10%提高到25%，高档数控系统的国内市场占有率由不足1%提高到了5%左右。以五轴加工中心为代表的高档数控机床，在飞机典型结构件、航天复杂与精密结构件、飞航导弹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实现批量示范应用，为大飞机、新型战机、探月工程、核电等国家重大专项和重点工程提供了关键制造装备。①   

促进机床制造企业与用户的合作。在“04专项”实施过程中，国家执行部门为促进机床工具企业和用户企业加强交流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促进设备企业与用户合作对话。前期准备期间，有关部门深入调研各领域用户的具体需求，尤其是用户急需且受国外封锁或进口限制的数控设备，在此基础上提出专项实施方案的重点任务。“04专项”明确规定，设备制造企业必须同用户企业共同承担申报项目（包括数控系统和主机），项目交付后必须经过用户企业一定时间的试运行方可验收结项。

促进参与企业的研发能力升级。我国数控机床行业技术基础薄弱，长期以来技术发展多停留在照图模仿或经验设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消化不良，形似神不似；对新时期机床产品开发的“科学化”要求认识不够。“04专项”提出的目标产品对企业的开发手段和平台建设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项目参与企业以专项配套经费投入的形式补齐了机床开发的“科学化”短板，在原有技术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光电、计算、测试、仿真的功能，甚至在此基础上重新总结发展了规范体系，从而为新产品开发和可靠性倍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拉动上游功能部件和控制系统企业成长。机床整机向中高端市场挺进，对决定其性能水平的控制系统和功能部件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内企业在控制系统和功能部件方面的技术能力的成长方式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上游企业本身。20多年来，国内已有多家企业单位在经济型数控机床市场上摸爬滚打。功能部件子行业虽未摆脱“小、散、乱”格局，但其中也有一些企业，如烟台环球机床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墅机床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等承担了“04专项”，成为研发生产数控刀架、数控转台的佼佼者。在数控系统领域，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是近年来表现出色的新兴企业，其五轴数控系统及其所配套的机床已批量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其控股的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也成为国内五轴加工中心产销量最大的企业。

二是机床整机厂向产业链上游的主动延伸。这些企业在开发高档机床或承担“04专项”的开发任务中，所需高端功能部件从国外拿不到，事关重大又不容耽搁，只能自力更生。其中的典型如济南二机床集团自主开发的用于五轴数控机床的双摆角万能铣头，以及沈阳机床（集团）投资11亿自主开发的i5智能机床控制系统及其一系列配附件。

总之，“04专项”的实施为中国机床工具企业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为本土企业巩固用户市场、研发升级以及全产业链层次上的集体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持，从而成为整个机床工具行业提升竞争力、迈向中高端的重要抓手。“04专项”的很多宝贵经验都是未来成功的积累和支持。

奋发自强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原动力

2000年后，机床工具行业国企改制进入收尾阶段。地方小国企基本改制完成，大中型企业或改制或上市，一些历史包袱重、改制难度大的企业获国家政策支持，完成了改制任务。如齐一机床和齐二机床分别进行政策性破产，卸掉10亿元左右债务包袱，又利用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性贷款，各自融资近5亿元，用于职工身份置换和兑现拖欠工资等，使企业得以轻装前进。总体上看，机床工具工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基本完成。

转型升级成功企业的共同特征

本课题组调研了若干转型升级较为成功的机床工具企业，其中包括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大连科德数控有限公司。总体来看，奋发自强是他们转型升级的原动力。[1]

四家企业的历史起点、产品结构、经营规模和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但他们却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并且这些特征都与产权结构没有直接联系。

第一，进取的精神、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持久的努力。他们不再以“生存”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充满了发展与必胜的信念。即便是老国企领军者身上也能焕发出强大的企业家精神，这种动力支撑着他们摆脱“低端混战”，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敢于进行创新投资，咬紧牙关，带领企业以高强度和持久性的努力赶上国际领先者。

第二，紧贴市场需求，找回用户。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市场需求向定制化、自动化和成套方向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机床企业真正理解“总工艺师”的角色定位需求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在这种生产者-用户合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将创新活动的范围从此前单纯的产品开发向工业服务和制造工艺改进延伸，从而适应全球范围内行业竞争重点的转换。

第三，在自主可控的前提下，高起点地建设内部技术平台。虽然外部条件有所差异，但行业佼佼者都或多或少地以合作、对标、培训、招聘等各种方式整合和利用国际产业主流和国内外丰富的人力与技术资源。

第四，自主探索用科学化和学科交叉的方式进行创新。借助国际合作和重大专项等各种方式，以新产品开发为契机，提升研发能力、完善研发手段、规范技术流程，自主探索以更加科学化、学科交叉的方式开发、交付中高端数控机床及其关键功能部件、控制系统。

关于机床企业转型升级的进一步思考

第一，我国机床工具工业自建立以来，很长时间里机床企业是没有或缺少“用户”意识的。这才有了后来“总工艺师”的定位：其动机在于呼吁机床企业理解用户需求，走“专用化”路子，因为这是世界机床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入新世纪之后的“黄金十年”，设备不愁卖，整机厂（国有及民营）仍然没有动力理解用户需求。但经济下行时期企业的缺陷就暴露得比较充分。

过去多年，国有企业的持续能力建设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包括过于频繁的体制变动），使得企业不易保持战略目标的长期性和一致性，比如上级片面要求“做大”的GDP偏好干扰；也容易干扰企业管理层的专业性和稳定性（人事波动）、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效率（政府要审批重大投资事项）。这些都会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略质量，挫伤企业的士气。特别要注意的是，机床必须适应市场“小批量、定制化、高性能要求”趋势，把战略重点放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上；大批量生产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机床行业。

第二，紧贴用户需求和自主型学习交流对标（技术创新）是决定企业竞争力高下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成形机床国企更有竞争力”的问题。金切机床直接作用于加工对象，用户作业技能在此过程中至关重要；而成形机床（尤其是锻压设备）则需通过与特定模具相连接才能实现相应功能。这意味着，设计锻压设备时或多或少地需要考虑用户工艺需求（表现为模具形态与指标），要求机床企业从一开始就具备起码的用户观念和“总工艺师”意识。

第三，至少本轮机床工具行业技术升级的实现和扩散，主要动能来自企业的奋发自强，来自国家特定的科技和产业政策。

机床行业转型升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必须坚持国有机床企业的行业骨干地位

目前，机床行业内原有意义的国企，在股权、职工身份等方面已经基本完成了市场化改革，“混改”已基本到位。但一些地方的有关管理机关，只是从眼前国资管理的角度出发，顾不上当地所属重点国有机床企业（及其他装备制造企业）在行业中的重要地位，对经营困难的机床企业还是希望尽快“甩包袱”，引资出售，获利套现。从国家战略大局的视角考量机床行业是否需要国企，成为目前国家产业政策层面需要明确的原则性问题。

在当前这一行业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一部分民企不易抗住强势外资的压力或兑现利益的诱惑，可控性、可动员性不如国有企业。因此从党的执政基础，从国防安全和产业安全的角度看，在这一要害行业不能放弃以国企作为重要骨干力量的产业格局。

高端机床工具领域受制于人，带来安全隐患

20多年来，我国机床市场对进口机床基本不设防，同时敞开大门欢迎西方跨国公司。在任由他们挤占我国市场的同时，西方国家还在高端敏感领域对我限制禁运和技术封锁、甚至将我国机床企业列入黑名单，对我国高端用户的信息安全形成极大隐患。如：美国机床，对用户定时核查，掌握设备使用情况；日本机床，一旦设备移动位置，数控系统将自动锁死；德国数控系统，必须上网注册激活相关功能；跨国公司售后服务人员携带GPS，对设备进行定位。

目前国内涉军设备采购方面，对这个问题已有较高的警惕和较多的约束；但更多的民用重大建设项目，却仍然排斥和歧视国产设备。

技术差距和市场不信任，是我国机床工业实施自主创新驱动战略的最大障碍。本国企业研发的新产品技术不成熟，必须通过用户大量实践逐步改进，但国内用户对国产设备长期缺乏信任，热衷买进口设备，极大地增加了我国机床企业技术进步的难度。

国内市场是国家手中重要的战略资源或筹码。国家产业政策，既要重视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也应注重贸易投资政策的“防火墙”作用。

行业科研体系薄弱，拖行业发展后腿

虽然国家对机床行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较大，但受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及共享机制缺失影响，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资助效果仍然有限，高档数控机床、关键核心功能部件等薄弱技术环节久攻不克。我国原有的机床行业具有较为完整的技术研发体系，8所1院及37个专业产品研究所，支撑了行业企业从产品到技术的科技研发。然而，随着本世纪初科研院所体制改革，这些院所已经全部改制为企业，有的进入国机集团（央企），有的并入相关国企，有的成为地方企业，原有行业共性技术服务体系被打散。

业内企业利润微薄，难以支撑持续的高强度技术研发投入。作为金切企业龙头的沈阳机床集团，为研发数控基础软件i5累积投资10亿元而效果不显著，反把自己拖入困境。

国家近些年鼓励建设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但由于共性技术研究机构缺位，使得行业应用基础技术和共性技术（如材料、基础零部件和先进工艺，以及基础数控软件）的研究无法持续。机床行业“04专项”的实施尽管取得重大成就，但由于项目基本是由单个企业承担，实现技术突破之后，很难推广共享。“04专项”的许多项目成果，目前仍处于样机（样品）阶段，后续应用及产业化不足，专项成果还需要在用户工艺、精度保持性及产品制造工艺和工程化等方面进行大量的验证、提升，需要经历用户不断应用提高的过程，也需要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作用。

应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中的产业安全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精神，机床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同时又“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是跨商业1类和商业2类的企业。按规定，商业1类企业，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商业2类企业则“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我们要接受前一轮产权改革的教训，切不可“为改而改，为甩包袱而改”，随意将行业精英、国之重器的控股权丢弃。

（编辑  苏歌）

       对于崛起的中国，美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焦躁。曾经辉煌的帝国，因自身衰老、看不得也容不下其他国家发展的更好，这实际上是霸权国家进入更年期的体现。在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的晚期，也患过类似的病症。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如何与罹患帝国衰落综合症的美国打交道。

视中国为“长期敌手”是一种认知障碍

最近，美国政府相继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等多个战略报告，其中明确定义中国为挑战美式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在首份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更是明确提出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对手”（rival）的称谓，与此前更多使用的“竞争性对手”（competitor）有很大区别，其具有长期“敌手”的意涵。这说明，在经历了几年的大讨论之后，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战略学者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敌手”。特朗普政府所发布的系列报告，正是这一共识的体现。

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中国是美国的完美对手。在今年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称，中国的间谍瞄准了全美的学术机构，特别是科学、数学等学科，他们利用“非传统”的线人如教授、科学家、学生，这些线人不仅大城市有，小城市也有，基本上渗透到了每个学科。雷强调，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已不仅仅是对“美国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威胁，而是对“美国社会”（whole-of-society）的威胁，这需要全美社会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这种近乎荒唐的看法竟然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同与附和。在美国政界，恐华、反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反华的声音越来越响、调子越来越高、例证也越来越荒谬，而理性声音越来越没有市场，主张对华友好的人士被戴上令人可怖的“熊猫派”红帽子，渐渐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每一位候任政府官员如果不表现出对华强硬立场，就会受到国会议员的刁难。而由幻想造出的可怕对手、无处不在的间谍与内奸，使得当下的美国政坛飘拂着麦卡锡时代的陈腐气息。

目前美国政治精英们正试图通过媒体渲染，把“新敌手共识”发展为弥漫在美国社会中的集体意识，为与中国的对抗创造社会基础。这些偏执的认识，无疑反映了美国精英们不愿面对现实的认知障碍。美国病了，而且病的不轻——不辨是非，也不知好歹。

需要确定的是，美国精英们把中国摆在对手位置上，不是对中国进入新时代或一带一路构想的回应，更不是对中国部分学者超越美国言论的反弹，而是基于中美两国的国家生态、发展阶段和两国国力变化的判断，更是一个老大帝国维持不切实际的利益和自尊的病态需要。

病体难调：无法统一的行动

在明确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美国政府展开了对中国的打压行动。通过军舰游弋南海、对台出售武器、渲染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阻止中国高技术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限制中国对美国高技术投资、对中国商品大幅征税、制定和签发《台湾旅行法》等多种举动来打击中国。凡此种种说明，美国精英对中国的敌意，正在从共识变成行动，中美间的对抗已超出经贸领域，开始向政治、安全领域扩散。

   近一段美国的反华、制华、压华举动气势汹汹，仔细看却并无章法。这说明，金融、军工、制造业、商业、科技等不同集团各谋其利，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美国政客，在表面上可以形成针对中国的共识，却无法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主要代表美国本土资本和实体经济利益集团的特朗普，热衷于和中国在经贸领域的竞争，他的行动已经影响到许多农业州的利益，也引起跨国金融资本集团和科技公司的忧虑。从打压中国中获取利益，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而如何从中获得更多的一杯羹，则是彼此难以调和的小九九。故而，特朗普发出与中国对抗的基调就像出自音调不定的号角，无法形成针对中国的统一步调。

下一步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程度和中国的反应。从世界局势的变化和两国利益及力量的角度看，中美关系应不会陷入壁垒分明的“新冷战”。如今的世界，已经超越了划分两个阵营进行对抗的时代。那种以冷战思维、地缘博弈思想去分析和理解中美关系，显然已不合时宜，也难以得出正确的解释。以币缘政治的视角去看，今天美国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全球货币和经济体系，才能支撑残存的全球霸权和最大化的美国利益；而正在崛起的中国，目前也需要从这一体系中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长的时间。美国作为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必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的积累为生，其中主要的就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剩余价值。危机之后的美国，需要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才能维持其已经日益空心化的经济，稳定严重分化的社会。作为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中国是当今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继续运行提供了主要支撑。因而，美国更需要从中国获取实际利益和对其主导体系的尊重。分析彼此利害与需求，就不难发现，在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不是平分秋色，而是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要更多些。

对美国来说，打压中国是为了从中国那里榨取更多的利益，如果一拍两散，导致中国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将是其难以承受之失。这是因为，失去了中国的全球体系就不再成为全球体系。若中美对抗导致中国脱离美元体系和美国市场，固然对中国当下的发展不利、对世界格局平稳过渡不利，但其直接后果就是美式全球化体系的彻底解体和美国全球霸权的戛然而止。只为求利，却不能害自家霸权的性命，这是美国与中国战略博弈的利益边界。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美国挑起中美对抗，实际上是在赌一盘棋盘不被打翻的博弈。

谋势取势 善于斗争

作为全球霸主，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对美国都是威胁，不管是以往的苏联、日本，或是今天的欧盟、中国都是如此。中国越发展、能力越强，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中国发展越快，这种威胁就越紧迫。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中国既然怀揣着足以改变世界财富等级的能力，其本身就是罪过。更何况以独特模式发展起来的中国，具有颠覆资本全球积累路径的可能，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异己力量。所以，无论中国如何表白主观上没有取美国代之的想法，在行动上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美国，却仍然避免不了被认定是美国长期敌手的国家宿命。

在此之前，中国曾经要通过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接轨来实现发展。随着中美经济规模的接近，美国一方面试图越来越多地占有直至独占中国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美国又想方设法阻止或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的贪得无厌和霸道无理，是中美矛盾的根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中国对此种局面要有平常心，知道这是中国复兴道路上必然会有的成长烦恼，坦然面对就是。

面对美国趋于强硬的对华战略，我们首先要不惧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两手对两手，既不怕事也不躲事。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就实行奉陪到底的自卫反击；对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更须坚决反制。我们要防止美国用其军事优势来讹诈中国，以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因而要坚持底线思维，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如孙子所谓“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我们要依靠自身力量和敢于使用力量的决心，慑止美国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挑衅与损害，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保卫中国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其次，对美打交道不可鲁莽，对美国虚声恫吓和挑衅刺激不与理睬。做到无故加之不怒，坚毅隐忍，处事有方有理有节。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言语不轻率、不出恶声，从容应对。不随美国刺激起舞，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们的斗争要有原则、也要讲艺术，应避其锋芒、击其隋归。只要坚持独立自主、我行我素、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不依赖，主要是不依赖美国的市场和技术。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浪潮，积极引进西方企业与技术，并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为主要出口目的地，而我们也将大量贸易顺差购买了美国的债券，转化为美国带来巨大收益的资本投资。如今这一产业链、价值链被视为不公平的渊薮，也当然是欲加之罪。根据已经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以通过积极推进和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更多顾及民生和开发内部市场，扩大与周边国家合作，推进亚太区域共同体建设，努力挖掘13亿人的潜力与市场，开发一带一路国家40亿人合作的新市场。中国只有展现出自主创新、攻关克难的姿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才能避免受制于人。美国人才会明白，中国的发展是十几亿人数十年艰苦奋斗的结果，不必靠他人的施舍也能发展下去。

中国不怕霸权，也不打算取代美国当世界霸主。一个主权国家充当世界霸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既是特朗普的“交易艺术”，也是美国经济虚拟难持续、实体回不去因而虚火太旺的表现，恐怕只能通过挑事、挫败、再挑事、再挫败的方式发泄出来。在几番折腾之后，才会无奈接受“卿本老矣”的事实，承认全球霸权已是美国扛不动的负担。未来的全球化，将是属于全球人民的全球化。到那时，美国才可能愿意与中国平等相处、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应适当拉开距离，采取既非合作又不对抗的疏离战略，用保持距离的方式避免中美缠斗甚至正面相撞，防止为其帝国衰落综合症所伤，为持久的博弈奠定基础。

与病态的美国博弈，要善于谋势取势，争取斗争的主动权。目前，我们可降低对美合作预期、适当拉开距离，做出“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姿态和准备，以不争为争，以取势求主动。中美拉开点距离，彼此才好相处。中美间若要合作，就要改变“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状，需要双方共同意愿和彼此相向而行的善意举动。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商人之道，不应左右大国间的战略关系。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降低对抗和合作的热度的疏离不争，体现了时间和正义在我们一边的底气，这种以不争为争、谋势取势的东方式智慧，可为中美关系在合作与对抗的两个极端选项之外，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在世界大变局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智慧和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关键词：社科“走出去” 供给侧改革  中国理念

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际上政治思潮激荡，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在经济下行和国际难民潮等压力下，国际政治失序，西方世界出现裂痕。一些西方国家极力在“外部”寻找敌人，转移视线，弥合国内矛盾，拉近国际盟友。最近，美国在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中公开将中俄视为威胁和对手，进一步激化了国际间的政治和外交冲突。

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外交、科技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升的过程。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新理念，稳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已经写入联合国文件，超越了西方大国“零和竞争”和唯我独尊的逻辑思维定式，获得了国际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响应。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世界之乱、中国之治”为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成就、中国价值、中国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国际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着巨大挑战：我们需要打破西方几百年形成的话语霸权和重围，这必然要引发西方世界的抵制和诋毁。中国要真正做到“内外兼修”，在思想文化和战略思维等方面修炼提升。

当今世界大变局下，国家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较量，也越来越表现为制度和价值观的较量。在各种衡量标准中，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充分认识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适应这一时代要求，以提升原创能力为出发点，不再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做到守正创新，并客观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是一个基本的起点。

文科建设和社会科学需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与党和人民的希望相比，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比，中国社会科学事业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现在我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论文大国，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社会科学从业者人数众多，但多少年来，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社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不明、不高、不强、不足、不够、不全、不良、不实”等“八大不足”，以及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两大缺憾”。总体来讲，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服务党和国家、服务社会的作用发挥不够。

　　中国称得上是文科大国，社科人数、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排在前列，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同文艺等一些领域类似，我国文科领域也面临有高原、无高峰的窘境。即便有不多的高原，也经常是沟壑纵横、坑坑洼洼，更多的还是平地、沼泽，甚至废品、垃圾、泡沫遮眼，有毒有害产品也不时显现。不仅如此，高校文科还沾染了“大干快上”等一些不良风气，砸大钱、争项目、抢人才、上人马、说大话、讲空话等现象多有出现，更阻碍了社科整体水平的提升。

　　作为社科领域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和载体，智库建设近年来正在中国形成热潮。这轮“智库热”虽在总体上增强了社科领域的思想深度以及社科学者建言献策的热度，但与国家和社会的期待仍有差距，问题不少。比如，“智库热”背后却是有用成果短缺，造成“库多智少”、治理赤字、政策透支。热衷于搭台子、挂牌子、拉场子、铺摊子，而忽视智库自身建设和内功修炼。再如，智库研究脱离实际、坐而论道，“好看但不中用”。又如，重虚名、轻本源，单纯追求所谓社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忽视为民立言、为政府献策之根本。

　　可以说，这些年国内文科知识生产和学术活动在表面光鲜和热闹的背后不乏“黑洞”和泡沫：理论探索落后于实践创新，科研创新落后于政治和政策，学术研究落后于鲜活的生活。

　　为此，文科建设尤其要强调质量为先，社会科学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补短板、调结构继而提质增效，以提高学术原创力、影响力，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加强领导与尊重社会科学科研规律的关系；强化制度建设与解放科研生产力的关系；加强严格管理与方向引导、评价激励的关系，以及强化标准性约束与转向高质量引领的关系。

提炼和传播中国理念需要多措并举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破除对西式政治模式的迷思，解决“挨骂”问题，是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代表的理论界肩负的重要责任。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智慧和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第一，结合世界政治和学术格局的变化，规划好对外学术交流的路线图。当前，国际上对中国发展及其经验有着浓厚兴趣，这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良好时机。这需要社科工作者提炼总结好中国道路的一般性经验，同时又要分门别类，归纳经济、政治改革与企业发展的好做法。

　　要善于顺势而为、另辟蹊径、重点突破。既要敢于占领世界社会科学制高点，敢于在关键问题上与强手过招，也不要忽视亚非拉广大地区，尤其是要重视发展和俄罗斯与中亚等近邻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创出一片学术外交的新天地。

　　第二，“内引外联”，争取一些有益的国际性学会、学科研究会落户中国。同时也要以我为主，努力创办几个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组织。

　　第三，发挥海外中国学家的作用。善于和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者打交道，联络国际顶尖的“中国通”或意见领袖。设立世界性的学术交流基金，搭建“走出去、请进来”的桥梁。设立面向世界、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荣誉奖励制度。积极利用外脑、外嘴、外力，增强中国研究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第四，做好来华留学生的工作。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有前途、有背景的人员来华学习、进修和培训。组建“来华留学国际联合会”，加强与回国后的来华留学生的联系，让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了解中国，加强和中国的友好交往。

第五，提高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既要研究和宣传中国道路，也要注意研究世界各国和进行比较研究。要具有全球视野，善于提出中国方案，为解决国际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目前，我们哲学社科的发展已经逐步进入抓质量的阶段，相信未来将会出现更多人才和精品。面对300多年来形成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和舆论霸权，中国理论界走向世界依然任重而道远。

（编辑  宋斌斌）

“天下的主人”：西方主体性哲学的起源

十九大报告中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为时间背景，以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为空间场景，叙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巨大历史舞台中上演的“壮丽史诗”。这个历史的时空背景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出发点。

中国古典的文化传统在整个东亚世界形成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天下秩序观，并由此构建了连接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古典国际法体系：朝贡体系。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多元一体系统，可以容纳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国人由此保持高度的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然而，伴随着西方文明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并以此推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每一个非西方文明面对西方冷酷无情的商业资本主义和赤裸裸的枪炮殖民主义，要么被毁灭，要么成为欧洲殖民地，放弃本国的文化传统，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模式并因此依附于西方。1840年以来西方文明带给中国人的选择是：要么“亡国灭种”，要么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转而殖民奴役其他国家。马克思在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中全面肯定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一律平等。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率先在俄国取得胜利，从而将人类现代化进程从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东方中心（俄国和中国等）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人开辟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

表面上看起来，西方资本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作为现代化的担纲者选择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但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生存价值选择：是野蛮掠夺与平等共处之间的选择，是依附西方与独立自主之间的选择。对中国人而言，更是两种人格、国格和精神状态的根本性选择，这属于道体层面而非器用层面的选择。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推崇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因此，中国人并不完全能理解西方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主人与奴隶这样的思维方式。近代以来，伴随西方船坚炮利而来的就是这套西方所谓的“主体性哲学”。过去，我们将这套主体性哲学理解为现代科学摧毁宗教迷信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是科学认识论将世界客观化、对象化之后产生了主客体对立。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也因此被看作是认识论哲学。而事实上，这种西方主体性哲学与西方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西方主体性哲学萌芽于古希腊哲学。“人是万物的尺度”奠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古希腊政治生活建立在奴隶制确立的主奴关系基础上。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因此他们不是“人”而是“物”。唯有城邦中的自由人包括奴隶主，才是城邦的公民，由此才能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人”。因此，在西方思想中，经济社会中的主人、与政治中的自由人或公民以及哲学中的人或主体指的是同一个内容。

伴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和领土国家建立过程中争夺领土的惨烈战争，西方哲学认为只有独立的、敢为自己的生存权利拼死搏斗的人才具有“主人人格”，才具有“主体”资格，这种主体权利才能上升为“主权”。只有在斗争中彼此获得承认的主权者才能构成平等的国际法主体，进入到国际社会俱乐部。而秩序就是由主体支配客体而形成的，国内秩序是阶级支配，国际秩序也就是列强支配。

马列主义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就带来了一种新的主体哲学观念。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作为历史命运的主体，成为“天下的主人”。中国究竟走一条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哲学上意味着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主人的姿态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政治上就变成中国革命的主体究竟是依附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追求独立解放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中国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精英对西方世界的软弱妥协的依附品格，以不妥协的、独立的主人姿态出现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挑战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秩序。

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主心骨”这个词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学，强调心是身体的主人，而道体乃是心的主人，而“精神”这个词来源于西方的主体哲学，强调精神、思想对身体、物质的统帅作用。有了“主心骨”意味着中国人终于从奴隶人格转向了主人人格，开始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

斗争精神：从主体哲学到矛盾论

面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人要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就必须有“亮剑”的勇气面对每个民族卷入其中的生死搏斗。这种“亮剑”勇气就是十九大报告中反复提到的“斗争精神”。因为面对全球秩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历史上西方支配全球的现代化模式，为后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人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早在十八大报告起草中，习近平就主张写入一句话：“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之所以被看作是“不平凡的五年”就是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变化局势，以斗争精神“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五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种斗争精神无疑是主人人格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代表始终扎根中国本土大地生生不息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虽然强调政治领袖的主导性作用，但领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就在于始终依靠党组织、并让党组织扎根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从而将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为真正的“人民”。相反，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领袖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党组织很容易走向独裁和腐败。在十九大报告中，“人民”这个关键词出现了201次，党与人民建立“血肉联系”这个词出现3次，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是最多的一次。

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本土大地，其政治性与其说来源于其阶级性，不如说来源于其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品格。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这种斗争品格来自马克思主义，更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正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传承和全中国十几亿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正是这种斗争精神让中国人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的精神面貌。在十九大报告中，“新”这个字被广泛运用，提出“新时代”、“新格局”、“新理念”和“新举措”等各种概念，其中“创新”一词就出现了53次。“新”这个概念展现出整个世界在矛盾运动中生生不息的变化状态，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所在，中国古典“五经”之一的《易经》就将生生不息的变化更新作为理解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世界是由矛盾运动推动发展变化并由此带来斗争精神和推陈出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哲学根源。因此，中国人很容易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道德精神状态的“新”转向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技术这种物质力量的“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念，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要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努力走在科技革命的前列，最终引领人类科技发展的未来。这也构成十九大报告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早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毛泽东曾经对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思想。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不仅基于主体性哲学，而且基于在实践中把握整个世界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重要的不在于存在矛盾和斗争，而在于如何从实践出发把握矛盾的性质。而能否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地对每一时期政治社会矛盾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的考验。政策和策略之所以被看作是党的生命，就在于考验党是否有智慧、有能力从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矛盾中辨识出主要矛盾，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能够真正把握历史跳动的脉搏。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每次党代会对党所面临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做出政治判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遭受挫折甚至陷入“文革”悲剧，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央偏离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把阶级矛盾看作是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中央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实事求是原则，调整了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从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在与西方接轨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学和法学主导的以形式主义的中立性和非政治化为特征的新政治话语。这套话语渐渐遗忘了中国的历史和实践，抹杀了中国的政治主体性，从而日益变成了新教条主义，背离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淡忘了矛盾、斗争和实践学说，忘记了“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个基本道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作为名词概念出现在主流话语中，但在实践中却未能真正将其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由此导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空洞的概念表达，而不再具有鲜活的实践内容，不再作为认识问题的哲学工具，不再能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建立内在的联系，最终无法真正深入人心。而作为一个理念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如果丧失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供的哲学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丧失了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法宝，必然丧失理想信念的价值支撑和凝聚人心的理论武器，从而为各种政治思潮的泛滥打开方便之门，市场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由此渗透到党内，各种力量“围猎”政府官员并结成利益集团，以谋求政治上的权力，甚至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改变党的性质。中国面临着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危险。

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就提出一个引发全党深思的问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时,为什么两千多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表面上看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但深层根源要从赫鲁晓夫借批判斯大林而搞修正主义开始。无论是与美国搞“和平竞赛”，还是将共产党蜕变为“全民党”，苏联共产党从根本上丢掉了马列主义的哲学武器，导致苏联共产党不仅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为政治信念而斗争的政治本能和生存勇气。哲学武器的丧失必然带来斗争精神的丧失，理想信念的丧失也必然带来主体精神的丧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重蹈苏联覆辙，恰恰是由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严肃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中国摆脱苏联模式。由此中国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探索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虽然也犯过各种错误，但恰恰是这种独立自主寻找发展道路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政治上全面锻造了年轻一代的中国精英。他们不仅锻造了斗争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而且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培育起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深厚感情，从而培养了扎根中国大地的一代政治精英。今天，这一代人无疑是推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主导力量。

因此，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紧紧围绕“党的领导”这个核心问题“举旗定向”，高举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大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重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个哲学武器，用矛盾论和实践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早在1956年的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过这7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社会主义矛盾才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新时代的历史性跨越。新的社会矛盾将中国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而新的时代自然需要新的思想来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因此，习近平重提矛盾论和斗争哲学绝不是简单地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把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了更高的历史阶段。这无疑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起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宪制与核心价值建构

习近平新时代的宏伟蓝图是通过历史展现出来的。在经史不分的叙述传统中，这种历史叙述背后隐含着一套哲学思想。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思想，更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而每个时代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在思想理论上要解决的问题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如何独立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一套革命建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中国化要解决的如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立足中国现实探索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从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条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开创、最终由邓小平完成，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经济建设的理论。然而，面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性质的变化，习近平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开创的经济基础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推进上层建筑的现代化，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中国化。十九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但其核心思想在于探索党如何领导国家，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从而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四个现代化”之后展开的“第五个现代化”，而应当理解为“四个现代化”所奠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构筑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现代化。

从1949年以来，新中国就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学习苏联模式开始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宪制，包括党的领导、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等等。由于俄国革命依赖大城市的胜利，从而苏联政体中党的领导高度依赖国家体制自上而下的强制，相反中国革命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直接扎根于社会，相对独立于国家体制。由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化道路在国家宪制层面上就要探索如何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文革”中一度出现了党摧毁国家机器，实行“以党代政”。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文革”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邓小平提出法治思想，并提出按照党政分工的思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十三大报告进一步发展为党政分离基础上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重新思考党领导国家的体制，开始全面强化党的领导，重新回到毛泽东创立的党的领导、国家领导和军队领导“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由此党和国家开始出现了整合趋势，包括许多地方党委书记担任地方人大主任。

然而，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的领导和法治主张出现了潜在的张力。部分人认为强调依法治国就意味着要强化国家体制在宪法法律上的绝对权威性，由此提出的落实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实现司法独立乃至“宪法司法化”，并由此提出所谓“党大”与“法大”的争论，潜在地挑战党领导国家的宪制原则。再加上法治发展推动的人权保护，政治运动就以人权法治和市民社会的名义展开，通过法治实现民主成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新策略。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与党领导国家的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地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上层建筑。

针对这个长期探索而始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在四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其中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理论上和制度上提出一套党全面领导国家的新宪制安排。这种新宪制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党与国家相分离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民主体制，又区别于苏联模式中党和国家高度整合的党政体制，而是依赖法治在党和国家之间建构一种良性互动的新的党和国家体制。这套新宪制一方面将党领导国家纳入到现代法治范畴中，使党按照党章和宪法的规定来领导国家，从而将党章（CCP Constitution）和宪法（PRC Constitution）看作是国家宪法体系的核心部分，推动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与宪法所统帅的国家法律体系相衔接。另一方面，这套新宪制将党的领导与中国历史上政治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纳入国家法治建设，让党规和国法磨合出一套现代的礼法互动关系；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无疑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体现。十九大宣布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党领导国家的新宪制，而且要在中华法系基础上吸收西方法律传统的有益要素，形成一套新的中华法治传统。

国家上层建筑不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每一种政治体制都需要一套相适应的核心价值支撑，由此形成政治与文化相互支撑的政教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所支撑的自由民主体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共产主义核心价值所支撑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体制，它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由此，新的党和国家体制的政治建构必须要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带来了各种价值观念的兴起，中国一度进入了多元价值观念时期。多元价值不仅导致政治的迷失，而且会带来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的冲突，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建构真正能够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将成为十九大之后的重要任务。这项工作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第三次中国化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开始推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比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融入到中国传统的“心学”，将西方主体哲学融入自强不息的传统君子人格，将西方辩证法融入到矛盾论和实践论，融入生生不息变化求新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所代表的核心价值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奠定的核心价值的融合，由此才能提出真正符合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现代社会的客观要求的核心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复兴，而且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核心价值相互支撑的新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复兴，它必然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这次伟大复兴必然意味着中华文明要扩展辐射到世界上更大的范围。这无疑构成了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使命。

（编辑  季节）

编者按：熊向晖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在外交战线上担任要职，20世纪80年代，他被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熊向晖在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生动详实地记载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和外交工作的丰富经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让我们了解到解放前革命斗争时期地下情报工作和解放后外交战线许多重大事件的真实背景，同时领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作风和斗争艺术。本文是熊向晖同志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而撰写的。1991年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连载。1月8日，《人民日报》选登了部分片断，题为《周总理的魅力》。此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好评如潮，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后来，作者又作了若干修改。为纪念熊向晖同志对中国革命以及对中信集团的贡献，中信出版社征得熊向晖家人的同意，将在他诞辰100周年之前，出版他的著作《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修订本），此文是其中一部分，本刊进行了摘编整理。

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1936年12月，我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她说：“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战地服务团中20余名大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陈忠经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我想起1936年初，《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挡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我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士兵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在服务团驻地——武昌师范学校，我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12月31日上午9时。我对周恩来心仪已久。31日晨，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英姿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睛，他的发人深省的讲话获得阵阵掌声。当他讲道：“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台下报以热烈掌声。当他讲道：“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掌声更热烈。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临结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会议主持者把周恩来讲的最后两句话作为口号，带领大家高呼，希望大家牢记。他解释说：第一句是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二句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两句合起来，就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纲领。他说：现在到哪里去，请大家自己考虑。这时，台下许多人高喊：去延安！去八路军！当晚，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察言观色

胡宗南分别接见服务团人员。我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被点名的人都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和看。他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我发现他对所有人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

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瞪眼瞧着我，问：贵庚？我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说：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我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我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他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我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杀。”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回到驻地，唐副官来接我，说胡先生约我去个别谈话，并说只约了我。他告诉我，胡宗南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划一个圈，少数划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划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我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我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他又问共产党对学生的影响大不大？我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胡同我握手，转而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他说：明天中午我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父亲本来反对我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我：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这天晚上，我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周恩来有事外出，董必武同志接见了我。我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宗南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他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介石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认为合适。董老接着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董老还说：从胡宗南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有戒心。

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有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久，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了，或者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要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胡宗南委任我当他的机要秘书

1938年5月初，胡宗南约我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他让我第二天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作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39年3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找我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开始执行特殊任务

193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我出来迎，来人竟是许立群，他1936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7年2月我在清华介绍他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墙，在寒风中长谈。他说，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找我。我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我不定期地在陈忠经住所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延安告急时周恩来到达西安

1943年7月9日，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车到达西安。当时，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正处于紧急状态。

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2月，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兵力。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称共产国际解散对共产党是沉重打击，命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恰好是周恩来到达西安这一天。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迅报延安。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收到这份电报，我送给胡宗南。他看了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我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提出“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胡宗南作结论。他说：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我们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他核发时，还参照我的意见，作了些修改。

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7月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他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准备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他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了30人，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

招待酒会于7月10日下午举行。胡宗南要我乘坐他的专用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周恩来问我：贵姓？我通报了姓名，他紧握一下我的手，领我向门口走，我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车到小雁塔。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恩来敬礼，陪周恩来进会场。

周恩来同胡宗南交谈，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王超凡在致欢迎辞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周恩来举杯起立，他微笑着说：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宗南谈话。隔一会儿，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周恩来风趣地说：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她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恩来继续和胡宗南谈，既谈政治，又谈军事。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周恩来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说：我们久仰周夫人，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周恩来严肃地说：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他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胡宗南陪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对周恩来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我上车，坐在周恩来的左侧。途中，周恩来说：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儿，顺便带给胡副长官。他朝司机的背影看着，用左手握一下我的右手。我明白，他有话同我谈。周恩来同我密谈一刻钟，再次紧握我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我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我懂得这一语双关。周恩来看看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他问：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我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介石让胡宗南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宗南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这次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宗南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介石、胡宗南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

周恩来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我说：胡宗南受蒋介石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介石效忠、服从。蒋介石抗日，他拥护；蒋介石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1300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着，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这次蒋介石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介石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周恩来又紧握我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有惊无险的插曲

周恩来命我到南京面谈

胡宗南回西安不久，蒋介石晋升他为上将，颁发胜利勋章。他兴高采烈，对我说，决定保荐我去美国留学，要我做准备。中央主管负责人要陈忠经、申健和我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

1946年4月11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决定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5月4日发起进攻，5月9日结束战斗。我迅即通知王石坚。后王石坚告我，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王石坚说，周恩来一向重视情报，最善于运用情报。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我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我又告王石坚，蒋介石命胡宗南“暂缓”。我同时告王石坚，我定于6月5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美手续。5月下旬，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胡宗南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10日上午，童小鹏到家里来找我。童小鹏1930年6月参加红军并入党，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毛泽东的秘书。1936年西安事变后长期跟随周恩来负责秘书兼机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说胡公找我要我跟他走。他陪我去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说，“秘密线上”的人从来不去那里。有一辆小轿车开来，他要我上车后很自然地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汽车开到代表团会客室前，下车时，我向西看，看见院子里有几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清华同学——宋平，他是山东莒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政治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我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同我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他告诉我，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在专机上躺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作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让侍从副官来找我，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后，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介石，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

周恩来让我在上海找到不引人注意的合适地方住几天，找个借口不出门，如发现我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我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炳南已作了准备，届时会把我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如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我就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失踪”太久不利，会使人生疑。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宗南。董老补充说：恩来同志作了各种设想，同我商量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恩来还不放心，问我这会不会有风险？我说他知己知彼，考虑周到，符合实际。周恩来说：既然找你来，就要问你几个问题。马歇尔、蒋介石会给我们留下缓冲时间，你在这里吃便饭，我们边吃边谈，像西方说的那样进行“工作午餐”。

用餐时，周恩来问我：日本投降以来，局部战争不断，你看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全面内战？我列举所知的情况，指出蒋介石早就策划全面内战，军事部署已经完成。蒋介石判明苏联不会干预，确知美国将给予支持。蒋介石抢东北，夺华北，还都南京后，为巩固中枢，要向苏北、中原开刀，发动全面内战为期不远，胡宗南进攻陕北将是最后一招。周恩来说，日本一投降，毛主席、党中央就做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蒋介石邀毛主席去重庆会谈，你和其他一些同志提供了蒋介石毫无诚意的情报，这和毛主席、党中央的判断相符。签订《双十协定》前后，没有摸清美国的底。我们很了解蒋介石，但不了解美国，我们缺少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以为美国愿做“和事佬”。我们对美国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如对蒋介石、国民党本质的认识那样清楚。现在看来，美国从抗战期间的“扶蒋拥共”，转到日本投降以后的“扶蒋压共”，又逐渐转到“扶蒋灭共”。美蒋利用和谈掩盖内战。我们不主动放弃和谈旗帜，同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已有准备。现在要进一步准备蒋介石在美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怎样打垮他。

我想直接回西安，不去美国留学。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进攻陕北只是迟早的问题，我留下来还可以继续起点作用，对党有利。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你怎么好说不去？去美国留学，许多人都求之不得，你不求而得，自愿放弃，不合常情，可能还会引起胡宗南的怀疑。我刚才讲，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但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当前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怎样解决我丢了小本子可能带来的问题，闯过这一关。

临别时，周恩来说，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胜利以后再见。今天我重复一遍，胜利以后再见。董老说，我看不是重复，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也说一句：胜利以后再见。

照周恩来的指示做

照周恩来指示，我在上海躲了十来天，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这表明一切如常。我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在留美手续办好后，应该去看看胡宗南。我于10月初飞到西安。胡宗南对我态度未变，但他的境况大变。一方面，李先念率部突围后，7月初进入陕西，胡宗南派兵堵截围剿，历时两月，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蒋介石命胡宗南于7月上旬派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军渡河到山西打通同蒲路北段，遭到解放军痛击。9月下旬，胡宗南赖以起家的第一师改成的整编第一旅中伏被歼，旅长黄正成被俘，使胡宗南大大丢脸。我回西安后，胡宗南正焦思苦虑，力图摆脱困境。10月中旬，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又复电暂缓，命他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长治，与阎锡山的晋军夹击刘伯承率领的解放军。我将这一情况告知王石坚。不久，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此很重视，延安将进行疏散。11月下旬，胡宗南为我饯行，希望我在美国早点获得学位。我又回到南京。我以为周恩来给我的“特殊任务”至此告一段落，想不到没过多久又有下文。

保卫党中央的情报战

胡宗南：“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1947年1月初，我和谌筱华结婚，证婚人是蒋经国。我和筱华于2月22日去杭州游览。3月1日近午，一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他说收到毛人凤密电，胡长官到南京了，急于见我。3月2日晨，到了下关车站，徐处长领我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一见我就说：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2月28日蒋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宗南马上想到把我请回来。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胡宗南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要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我照抄不误。胡宗南对我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我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他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胡宗南要我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置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人专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我随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我问，带这些干什么？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我想起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对我说的话：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尽管胡宗南欲表现出大将风度，但面对蒋介石“又怕又恨又佩服”的周恩来，他毕竟难以匹敌。

毛泽东、周恩来事先获悉蒋、胡进攻延安计划

3月2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我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我找盛文“聊天”。我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三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盛文苦笑一下，他说，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钳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3月3日上午，我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我详细讲了以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我还告他，胡宗南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石坚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不久，胡宗南获悉整二十九军匆忙从陇东开往洛川途中，被共军阻击，整四十八旅旅长在西华池阵亡；整一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师师长在河津翻车折断右腿。

3月7日，我又找王石坚，告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三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我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3月8日晚，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先乘火车专列到同官（今铜川），他和我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9日到洛川后，我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宗南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次广播的内容是3月8日下午4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在胡宗南的催促下，工作人员送来与这次大会有关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的抄录油印件，包括大会综合消息。胡宗南让我同他一起看了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全文，他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他要攻敌无备，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3月10日晚，胡宗南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先举行宣布军官任命的仪式，任命我为机要秘书。随后，他指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3日拂晓攻击前进。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起来。然而，保密局给胡宗南配备最新的侦测无限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断中共首脑部在兴县。并继续侦测判明陕北共产党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我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报工作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他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送书面文件。我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我交办事项一向奉命唯谨，我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胡宗南“解放延安”的喜与忧

3月19日晨，裴昌会电话告我，整一六七旅攻占延安宝塔山，要我告胡宗南并问是否即向蒋介石报捷。10时左右，整一旅进入延安。胡宗南亲自拟电给蒋介石，说整一师之整一旅率先夺取延安。

胡宗南终止了“闲情逸致”，召集前进指挥所主管成员连续开会。莫斯科会议尚在进行，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已完成，但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的任务远未完成，据裴昌会说：自发起进攻至占领延安，只打了两个硬仗，毙、伤、俘共军数字估计不会超过一千。3月20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上述电讯，却冠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的标题。

让胡宗南忧心的是，我送他看了新华社20日电，发报地点仍说是“延安”，并称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新华社延安20日电）卖国贼蒋介石进攻民主圣地延安，经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坚强抗击，予以重大杀伤，19日我人民解放军以任务已达，撤出延安。”“蒋介石使用于第一线的部队达九个整编师，十三个整编旅，把胡宗南所有的主力都集中起来，企图以突然袭击占领延安，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池，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保卫延安则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3月10日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胡宗南看后忧心，我看后高兴。我想，可能胡宗南有一点是料对了——“周恩来将军”在指挥作战。

3月24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卫士陪同，乘吉普车北驶，近午到延安。这是他和我都久已向往的地方。我在这里住了不足两月。

3月25日晨，胡宗南要我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他看得很细。他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胡宗南每天阅看新华社播发的有关消息，收听已由延安广播电台改名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他相继听到、看到：“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七十里之青化砭附近歼灭蒋军整编第三十一旅全部。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是敌我伤亡二十比一。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六天。”

4月14日晨10时至下午6时，解放军经8小时激烈战斗，将蒋胡军十五师一三五旅全部6000余人歼灭于瓦窑堡南20里之羊马河，生俘代旅长麦宗禹。胡宗南重视的是同一天播发的新华社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社论说：“一三五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社论说：“一三五旅的全部歼灭”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因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可以预计，4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料，敌人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我心里感谢胡宗南，他使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闲变忙，由冷变热，使我有幸参加“如此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变”。

经过两次惨败，盛文建议放弃延安。胡宗南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反复商量，胡宗南筹划了一个方案，他想在5月初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方案。我仍通过潘裕然转信，告以胡宗南企图不再分兵出击，而想龟缩延安，并简告当前胡宗南动向。

5月14日晚，军事谍报头目刘庆曾派人送来一份特急件，送急件的人说，5月14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我打电话问刘庆曾：这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他反而比我平静，没有提问题，没有谈意见，一声不响，只是两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随后，陕北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播发了这一消息，说祝捷大会在距延安数十公里处举行。胡宗南不再听陕北电台的广播，不再看新华社播发的新闻。他好几天不大说话，老是一个人把手揣在裤袋里，在边区银行窑洞前的小院里踱来踱去。毛泽东、周恩来近在咫尺，他“龟缩延安只守不攻”的方案泡汤了。

5月20日，胡宗南对我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行前我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我握一下，什么也没说。胡宗南垮了，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他推上老虎背，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军事进攻打垮了他的兵，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政治进攻打垮了他的心。此后，我再未见过胡宗南。

5月21日晨，我带一名警卫员乘吉普车离延安去西安。不几天，盛文告诉我，年已52岁的胡宗南，于5月25日从延安飞南京见蒋介石，27日到西安，28日在西安南郊王曲张学良原住所结婚，只请盛文等8个人，结婚前一天他才报告蒋介石，婚后3天，他即与新妇分袂去延安。事先他对西安所有的人，包括盛文和我，都保了密。

1947年6月我去南京，7月去美国留学。我先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旋得俄亥俄州西储大学奖学金，转入该校攻读硕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编辑   季节）

2018年3月18日，普京毫无悬念地高票当选俄联邦总统，开启了自己的第四任总统任期。自2000年首次当选总统之后，普京虽曾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总理，但始终是俄罗斯实际的“当家人”。他一直将缔造强大的俄罗斯作为追求目标，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屡遭重大挑战与挫折，却百折不挠、愈战愈勇，逐渐摸索出较为成熟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未来至少6年的执政期内，普京将领导俄罗斯沿着既定方向前行，其内外政策走向因此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坚持中央集权，完善发展模式

普京彻底放弃了叶利钦的全盘西化战略，开辟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建立以“中央集权、国家主义、主权民主、民族精神、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中央集权”主要表现为加强中央垂直权力体系。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制度，民众一向崇尚权威，拥戴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全盘复制的西方民主制度导致水土不服，产生严重后果：中央政府几近沦为资本寡头势力的傀儡；车臣分裂势力严重威胁国家安全；议会党派林立、相互倾轧，制约政府施政；地方势力坐大，联邦主体各行其是，不向中央缴税，甚至制定出与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法律。普京就任总统伊始，俄罗斯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主权受损、民心思定。残酷的现实深深教育了普京这名曾经的民主派精英，使他下决心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普京以坚定的意志和强有力的手腕整顿秩序，控制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加大对立法和司法系统的影响，并借其整肃寡头势力，铲除分裂势力，打击地方势力。普京通过出台《政党法》、推动党派重组等方法理顺了党派之间、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在全国划分联邦区和派驻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废除与中央法律不符的地方法。经过整顿，越来越多的政治势力聚集在普京周围，实现了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与统一。总统是中央垂直权力体系的中枢。普京组织亲信和国外公关专家组成公关团队，组织理论家研究“主权民主”等重要思想理论，扶植“纳什”、“青年禁卫军”等青年政治组织，极大地巩固了个人声望。

“国家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总统集权制和行政权力体系的加强，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即确保经济主权，政府一方面保持强大的国民经济调控能力和对战略性产业、资源和企业的管控能力，另一方面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推动经济增长，利用财税等经济杠杆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民众。“国家主义”的要旨在于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取向，发挥总统和中央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避免国内资本势力和国际垄断资本势力坐大干政。

    “主权民主”强调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能简单化地评价人权，应尊重人民的文化传统和集体意识与诉求，保证国家安全与民生改善，使政府更加高效、廉洁和亲民。普京将“可控民主”视为主权民主的支柱，力求按照西式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制衡反对派。他创建了俄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还创建和领导着俄最大的超党派政治联盟——“人民战线—为了俄罗斯”。普京推动俄罗斯生活党、祖国党和退休者党合并为公正俄罗斯党，使其成为“务实的反对党”和普京政权的支持力量，与同为左翼政党的俄联邦共产党争夺政治影响力和选票。普京对俄共还采取了拉拢措施，而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则被驯化。公正俄罗斯党、俄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等主要政党虽然时常批评政府，但是与政府保持着默契，并且在很多治国理念上与政府相通，可被视为建设性的反对党。真正与政府水火不容的只有右翼事业党等力量弱小党派，而其在国内政治中已被边缘化，并遭到政府的严格管控。普京推行“可控民主”的主要举措还有：对地方适当放权，恢复地方行政长官直选；降低立法机构准入门槛，放宽政党注册登记限制；设立“非营利组织基金”，用资助方式使非营利组织为我所用；建立政府要员与反对派代表的对话渠道，给予反对派理性建言的机会。在确保可控性的前提下，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恢复了复合式方式，一半议员名额由跨进杜马门槛的政党按比例分配，另一半由单席位选举产生。这使杜马具有代表性。

“民族精神”是指宏扬民族文化传统，加强民族凝聚力，强化国家认同，用爱国主义的旗帜凝聚人心。俄罗斯在历史上取得历次辉煌都离不开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普京重视东正教传统在塑造民族精神中的作用，试图以东正教强化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培养俄罗斯民众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民众承受压力和迎接挑战提供支撑。普京凝聚民族精神的举措为其所开创的发展模式注入了精神内核，也使其成为深得民心的精神之父。

 “依法治国”是指完善国家法律体系，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政治团体的行为。普京出身法学专业，对“依法治国”理解深刻、运用娴熟。普京获得了主要党派的支持，间接控制了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相关立法为政府施政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例如，政府可依据《叛国罪法》、《网络黑名单法》、《非营利组织法》、“外国代理人法”等约束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行为，依据《禁止国家官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资产法》等立法反腐败。“依法治国”使俄罗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帮助普京对政治生态进行软控制和提高政治文明水平，有力打击了敌对势力将他妖魔化为“独裁者”的图谋。

 “市场经济”是在“国家主义”范畴下的可控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政府对市场进行管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规避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外资垄断、价格和技术垄断、分配不公等弊端。普京推行的“市场经济”力求公平和效率兼顾，同时满足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的双重需求，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社会矛盾亦得到缓解。普京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整顿和加强国家财税体系，恢复对战略性产业、资源和企业的控制，建立稳定基金（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促进民生建设。普京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渎职行为，惩治违法政府官员，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为政府更好履职以及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治理，俄罗斯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得到加强。

在普京的治理下，俄罗斯政治和社会较为稳定，国民经济在2000年之后出现多年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持续上升。2007年俄罗斯名义GDP达到1.25万亿美元，上升到世界第七位。2014年之后，俄罗斯遭受了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和西方经济制裁双重打击，但俄罗斯的发展模式显示出惊人的抗压能力，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依然保持稳定，普京个人威望居高不下。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问题上赢得了主动的同时，还改善了国民经济结构，并在2017年实现恢复性增长，成为世界武器出口、能源出口、粮食出口大国。当然，普京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官僚主义、腐败等问题的根子尚在，市场仍缺少活力。在外部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普京有可能在下一任期内加大改革力度，在不触及发展模式总体框架的情况下不断对其进行完善，着力培养具有专业背景和国际化视野的年轻人，并逐步用其替换政府高层的老战友。

巩固大国地位  平衡对外政策

    俄罗斯大国意识与爱国传统和东正教救世情怀密不可分，早已融入民族血液。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力衰落，曾一度沦落为西方的“小伙伴”和二流国家，民众饱受屈辱，奋发图强成为民族心声。普京顺应民意，执政之初便强调：“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

普京确立了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重要一极的战略目标，凸显出维护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的坚定性、灵活性、战略性、全局性，彰显出战略胆识、坚强意志与高超艺术，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一是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军人找回了久违的荣誉感，民众重新树立起自信，而普京作为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的领导人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领袖。二是强化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将独联体打造为俄罗斯确立世界强国地位的战略依托。普京努力通过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组合的作用增加独联体国家在安全和经济等方面对俄罗斯的倚重，通过发挥俄族居民、俄语以及文化交流的作用增加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认同。三是面对西方的打压与遏制以斗争求生存，以博弈求合作，大胆使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权力，利用能源武器制约欧洲采取反俄政策，广泛介入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迫使西方在叙利亚、伊核、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反恐等问题上不得不与俄合作。普京重视与西方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创新和传播“主权民主”等有别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打造“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外宣旗舰，通过多元化的方法和手段塑造俄世界大国形象和自身大国领袖形象。四是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和赢得发展机遇。普京非常重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金砖国家机制，以及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和伊朗、委内瑞拉等能源大国的合作。

普京总统执政初期也曾推行亲西方外交政策，试图通过支持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赢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接纳，从而赢取世界大国地位。俄美关系曾一度步入又一个“蜜月期”。2002年5月14日，北约19个成员国外长和俄罗斯外长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了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会议，通过了建立新型关系的文件，以新建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取代“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以平等合作的“20机制”取代“19+1机制”，并在军控、打击恐怖主义、处理地区危机等领域以“平等的伙伴关系”进行合作。

然而，俄罗斯与西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俄罗斯政权不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为征服俄罗斯，必须削弱俄罗斯中央权力，弱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甚至肢解俄罗斯，具体表现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实行双重标准，无端指责俄罗斯的反恐行动，并不断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同时继续推动北约东扩。俄罗斯《政治杂志》主编彼得·阿科波夫指出，“俄罗斯对抗的并不是美国本身，而是超国家的世界精英通过美国实施的全球化政策。”[1] 普京融入西方的尝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普京总统曾深有感触地说道，“俄罗斯从未是八国集团完整意义上的成员。比方说，外长会议仍旧是过去七国集团的形式，是没有俄罗斯的。”[2]

乌克兰事件爆发后，普京果断地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利用东部乌克兰亲俄势力牵制乌克兰政府和欧盟。同时，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保住了阿萨德政权以及本国在叙利亚安全利益，并有力地打击了“伊斯兰国”，缔造出新国际反恐统一战线。美国因此恼羞成怒，对俄强硬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压力下，欧洲国家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可以预见，普京任期内俄美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好转，激烈博弈将成为常态。俄罗斯与欧盟在能源、安全等领域有很多共同利益，都有改善关系的内在需求。但受美国因素制约，俄欧关系将在曲折和反复中艰难前行。

普京意识到，一味谋求融入西方不会被西方接纳，反而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只有加大开拓东方的力度，才能赢得与西方开展博弈的筹码，并充分利用自身地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优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世界性力量与发展潜力正在分散化，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需要搭乘亚太发展快车，抓住亚洲发展机遇。普京开始致力于构建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单极全球化的多极世界，打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联盟体系”，以大陆文明抗衡海洋文明，从而解决俄罗斯作为大陆国家的地缘安全问题。因此，俄罗斯逐步加大了融入亚太的力度，奉行东西方相对均衡的对外战略，通过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推动欧亚大陆一体化强化大国地位。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指出，“在21世纪，拥有3/4亚洲领土却什么事也不好好地做——这不是错误，而是犯罪。但我们的向东转不会很快或一帆风顺。必须改变观念，习惯俄罗斯既是亚洲国家也是欧洲国家的思维。”[3]

俄罗斯融入亚洲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东北亚方向，俄罗斯加大了开发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优惠政策，设立了远东发展部，在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经济特区和自由港。在东南亚方向，俄罗斯加强与越南的关系，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建立自贸区，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于2016年在索契召开了俄罗斯与东盟国家领导人“10+1”峰会。在南亚方向，俄罗斯积极与印度发展关系，促成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开展自贸区谈判。

发展中俄关系，强化战略协作

历史经验表明，中俄和则两利、斗则两败。苏联解体后，中俄在战略方面的共同点或共通点不断增加：第一，战略处境相似。两国同处欧亚大陆，同为新兴大国、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非西方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战略处境的广泛相似性决定了战略利益的广泛相近性，为两国加强战略协作提供了重要的国家利益基础。第二，战略理念相同。两国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建立平等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打击“三股势力”、解决热点问题等方面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张。第三，战略优势互补。中俄虽为邻国，但战略重心分别位于亚洲和欧洲，便于形成跨欧亚大陆战略协作。中俄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各有侧重，能够形成互补关系，两国经济互补性亦非常明显。第四，战略协作机制完善。中俄已建立保障两国关系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各种协调机制，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及各部门领导会晤机制、军事安全主管部门间的战略磋商与安全磋商机制、政府各部门合作委员会机制、能源合作谈判代表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俄关系始终顺利发展，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以及各自与其他世界大国关系中都非常少见。即使在最亲西方的叶利钦当政时期，中俄也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普京总统对华同样非常友好，致力于发展中俄关系。就在俄罗斯与西方因为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剑拔弩张之时，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并在俄罗斯受西方制裁的情况下大力开展对俄经贸合作，使普京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在短期内与西方缓和关系无望以及俄罗斯对外战略“向东转”的情况下，普京对加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寄予厚望，不断出台推动中俄战略协作的重大举措。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35战机和S400防空系统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中资进入油气等战略资源领域龙头企业打开大门，与中国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从而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支持以及对中国进入被俄视为“后院”的中亚地区的认可。俄罗斯政府不断加强对中国和中俄关系的宣传，迅速增加了俄社会对华好感。“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民调结果显示，多数俄罗斯公民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对俄最友好的国家。在同俄罗斯拥有最友好和亲近关系的国家排名调查中，选择中国的受访者从2014年的54%上升至2017年的62%。受访者最看重中国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48%受访者表示，同中国的合作对俄罗斯经济最重要；22%的受访者认为，俄中两国人民共同点最多，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达成互相理解。”[4]

普京总统必然在未来任期中继续致力于发展中俄关系，重点在以下方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首先，共同致力于推动多极世界格局的早日形成，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完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其次，构建欧亚大陆新秩序，在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同时，将加强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框架下的战略协作，继续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完善地区安全治理体系。中俄在阿富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将不断深化。最后，与中国在能源、金融、军工、高科技、信息、基础设施等影响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经济领域加强战略合作。

综合判断，普京在未来总统任期中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持续紧张等重大考验，但也拥有油气价格平稳回升、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国内政局稳定、与亚洲国家合作不断深化等有利条件。正所谓“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为你打开一扇窗”。作为执政经验丰富且在拥有崇高声望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普京将引领俄罗斯这艘巨轮朝着既定方向坚定地开启新的航程。

                                              (编辑  杨利红)

2018年1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强调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结合2017年12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可清晰感知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发生了重大变化，需引起高度警惕，防患于未然。

美战略竞争矛头直接转向应对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其高举“美国优先”大旗，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强权，在世界范围内搞“修正主义”，力图共同改变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并未按美国期望融入世界，反而成为有能力另立规则的“强权”；中国在与美国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网络、科技等方面竞争，导致战略失衡；中国通过不公平互惠、不讲规则的重商主义、掠夺性及腐败的方式在全球侵蚀美国的经济利益。报告提出美国要“提升竞争意识，应对这一挑战。”

《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表示，“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反恐，是美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关切”，美国防部长马蒂斯使用“大国竞争”来解释这个概念。报告进一步指出，中俄这两个“修正主义”强权企图以“集权模式”来塑造世界，谋求“对他国经济、外交、安全决策的否决权”；中俄在享受现存国际体系好处的同时，谋求削弱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中国正综合运用军事、影响力和掠夺性经济手段胁迫邻国，在印太地区“营造于其有利的秩序”；中国的近期目标是“谋求在印太地区称霸”，长远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为此，报告确定了11项任务，践行“以实力求和平”原则，要求持续增加国防投入，建立“更加致命的武装力量”，提升美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空间等军事领域的竞争力，实现核武库现代化。同时，强化和扩大盟国体系，并为提升作战能力对国防部进行改革，进而达到“扩展竞争空间”，在美强敌弱的领域“主动对竞争对手发起挑战”的目的。

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的国家安全主题，凸显强烈的地缘战略竞争意识，不仅将中俄并列为美在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和价值观层面的头号竞争对手，而且把中国列在首位，言辞尖利，这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几十年历史上实为罕见。

美国战略定型，中国是首要战略竞争者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是世界少有的制造业门类齐全的国家。近几年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等一大批沿线经济建设项目有序推进，不仅有利于打通中国与俄罗斯、中亚、西亚、中东乃至欧洲的路上通道，也将使经东南亚、南亚到欧洲和非洲的海上通道联接更加紧密，进而推动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带动欧亚大陆、印太弧形海洋边缘地带和非洲板块联动。此一进程势必促进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亚欧大国深度互动合作，2010年以来，我国已连续8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过去10年，中俄关系发展迅速，两国元首每年多次会晤，战略互动频繁。

近年来，美政府及战略界对中国崛起的影响倍加关注，焦虑感明显上升，只是受反恐战争影响，始终未能将主要关注点扭转过来。奥巴马政府试图“重返亚太”并营造TPP，主要目的即是对冲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谋求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落实“美国优先”口号，重新评估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应对中俄拉近，特别是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过去一年，特朗普处理对华关系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与中国高层接触，深入摸底。2017年4月邀请习近平主席赴海湖庄园会晤，同年11月来华访问，详细了解我国治国方针和全球治理观念；二是与中国建立政治安全、经济贸易、执法与网络安全、人文交流等四个领域对话机制，在工作层面评估我国政策趋向及影响。另一方面，着重就朝核、经贸、南海、网络安全等美国关切的问题对中国施压，从战略层面对我边接触、边评估、边定位，而战略竞争始终是对华战略焦点。

2001年小布什上台初期，曾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但此概念很快被“911事件”和美国反恐战争淡化。现在特朗普在访华后旧话重提，显示出美认为已摸清我底数，即：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不会改变，而且随着建设“一带一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将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事实上，美《国防战略报告》草稿中就曾有“世界上不存在‘全球共同体’”的说法，显见美国致力于与中国战略竞争是特朗普政府对华评估的结论性看法和对策。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影响力在抬头

特朗普靠民粹主义上台，始终未摆平共和党大佬们，与民主党争斗更趋白热化，新年伊始竟闹到政府关门的地步；当初辅佐特朗普的弗林、普里伯斯、班农等相继离去，受“通俄门”影响，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倚重的女婿库什纳也将离开白宫；迄今，特朗普未搞好与主流媒体的关系，主流媒体抓住“通俄门”不放，暗示特朗普“精神不正常”。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仅39%，是执政满一年后最不得民心的总统。

鉴此，特朗普虽通过减税法案，使美国经济发展保持了3%的增长，失业率下降，初步夯实经济基础，但“特朗普革命”的政治基础弱化，使其在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更多地受到体制内保守强硬势力的影响。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是现役中将，主持对美国家安全战略的评估。他长期主张对华强硬，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以损害美国及他国利益的方式扩张领土”，指责中国以网络攻击、信息战和经济手段“削弱二战后的地区经济秩序”；负责战略的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纳迪娅·谢德洛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主要撰写人，她是苏解体后美国防部首个主管乌克兰事务的官员。其在进入白宫之前就以“欢迎竞争”为题，大声疾呼美外交、外援、发展、法治等各个领域都应做好准备，“主动塑造”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竞争；美国防部长马蒂斯是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安全战略研究时，就呼吁对中国在南海“以强凌弱”的行径采取“反制措施”，称中、俄、伊正以“毁灭他国主权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主权要求”，这与美国防战略报告的主题完全一致；最近，主张发展对台关系的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所长薛瑞福重回国防部，任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其长期在幕后推动美台关系，表示美要“准备好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占上风”。这批官员长期任职国防领域，或从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经历过“冷战”，政治上明确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长期参与大国竞争讨论，尤其对中国崛起和中俄关系发展保持高度警惕；笃信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学说，赞成推进以美为首的盟国体系对我进行牵掣。胡佛研究所是老牌的保守派战略研究大本营，2049项目研究所更是针对中国特别定制的研究机构。近期，特朗普的新年度预算拟进一步增加军费，有评论说这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胜利”，也预示着“军事优先”是“美国优先”的重要支柱。

中国发展面临美国全方位压力

美苏“冷战”的战略竞争离中国并不遥远，当时美国倾国力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辅之以意识形态竞争，苏联最终被拖垮解体，美国赢得“冷战”。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国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现在特朗普政府打出“战略竞争”这张牌，美国显现出要倾国之力与我进行冷战式的全方位战略博弈趋向。近期看，美在三个方面将对我加大压力。

其一，加大国防投入，谋求以绝对军事、技术优势遏止中国崛起势头。美国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通过的军事预算已达7000亿美元，据传特朗普拟提出的2019年度国防预算将进一步增长。这些经费将被用来整合美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军事技术水平，以压制中俄并打赢反恐战争。考虑到我国与美国人均GDP之比约为1:6，美国进一步加大军事投入仍有相当潜力。可以预见，美将刻意营造“冷战”军备竞赛氛围，谋求拉大与我军事技术差距，强化对我技术封锁，干扰我国防发展，进而迫使中国卷入军备竞赛。

其二，着眼经贸领域打击限制，削弱中国长期发展的基础。美将中国定位为“掠夺性的计划经济”，谋求通过调查、制裁、罚款等手段惩罚中国“不公平”贸易和“窃取”知识产权行为，并以国家安全为由，阻碍中国企业投资美国信息产业和相关实体经济。随着战略竞争升级，中美正常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有可能受到愈加明显的阻碍，“压舱石”晃动会加大。最近特朗普对TPP态度放缓，也预示着美不会放过在经济合作领域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任何机会。

其三，加大地缘政治压力，压缩中国发展战略空间。一是加强美国单边军事存在。美海外军事力量的近60%在印太地区，近期美太平洋舰队第三和第七舰队互动频繁，已将第三舰队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载有F35B隐形战机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派到西太平洋巡航，补充第七舰队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的不足，两舰队联合发力渐成常态。同时美还在日本岩国基地部署大量F35B隐形战机。二是夯实盟友，扩大伙伴关系。以朝核问题为由，打开对日军事管控的“瓶盖”，售日F35A隐形战机；鼓励日、澳参与南海巡航；与越南就使用岘港达成意向性协议；谋求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特别是将印太结合部的印度作为重要战略抓手，强化防务合作。三是有意让台湾问题浮出水面，谋求强化人员往来和军事关系，为制衡中国留一手。美遏制我崛起势头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威胁中国战略通道安全的意图不言自明。

保持战略定力，全力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已为中国未来发展确定目标，指明方向。中国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将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推进。面对美全面战略竞争态势，中国需冷静观察，不为所动，砥砺前行，谋势而为。

其一，保持战略定力，仔细观察美内外动向。一看特朗普政治掌控能力。目前特朗普政府体制内精英影响力提升，安全、外交、财政团队运作越来越默契，共同推进“美国优先”战略；但两党矛盾的激化、“通俄门”案件、中期选举将考验特朗普的政治掌控力。二看美经济发展趋向。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初见成效，逐渐向好的趋势发展。苹果、埃克森、克莱斯勒等美大企业纷纷将境外资金和实体移回美国。今后美还将投入1.5万亿美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近期美刻意压低美元汇率，对我外贸影响将逐渐显现，30年前的日本“广场协议”效应亦应引起高度警惕。三看美盟国支持力度。美强化与我战略竞争，虽财力及反恐有力不从心之处，但强军方向已明，并获国会支持。然而，盟国及伙伴国能否给力并不确定，在印太地区，潜在的盟友如印度历来在战略上“脚踩两支船”，美传统盟友和伙伴国对与中国竞争亦各有算盘。

其二，坚持中国既定方针不动摇，集中精力谋改革发展，要义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坚持国家发展既定目标绝不能出现丝毫动摇，国防建设要为保卫国家发展利益保驾护航，按自己的需要和节奏加大投入，争取在关键点上实现突破，但应坚决避免像苏联那样卷入军备竞赛。

其三，排除干扰，以合作共赢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地缘风险和经济压力很大，对此不应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应充分调动国内各方积极性，有重点地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用好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规范落地，强化监管，争取尽早取得有说服力的早期收获。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吸引美及盟国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对其政府的吸引力。外交、军队、经济、情报等部门应强化部门间协作，将美制造地缘压力的影响降到最低。

其四，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新一轮全球化大势，拉高美国战略竞争成本。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我国要像重视经济建设一样，运用综合实力推动共同体建设，强化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发展到哪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应在哪里落地，辅之以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和扶贫、慈善事业，推进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理念融合，推动形成全球治理新时代的大势。届时，美国所谓“有原则现实主义”的战略竞争理念将在这个大势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落后且落伍，更难成气候。

                                              （编辑　迟晨光）

自2017年以来，先后有人身着二战日军军服，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上海四行仓库、南京紫金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重要的抗日战争纪念地留影、录制视频寻衅滋事，被网友举报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斥之为民族的“败类”，有政协委员亦联名提案将此类行为入刑。

“精日”这种互联网文化“暗流”的思想是出于何种思维，以及这种思维由“暗”转“明”、化为公开行动的多层次原因是什么，舆情事件背后的成因值得分析和关注。

“精日”来自哪里

上述这些公开行动的人被通俗地称为“精日”，即“精神日本人”，原本是互联网语境中爱好日本亚文化的小圈子使用的一个讽刺用语。其涵义简单来说就是：大部分人将消费日本产品和爱好日本文化作为一种单纯的生活休闲，与更高层次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原则并无直接联系；但有一部分人却将对消费的产地偏好与民族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建立“产品优劣=民族性优劣”的等式，把单纯的消费行为转化为对中国人身份的排斥和对民族的仇视；将其行动进一步升级，就是赞美军国主义，接纳日本右翼史观。

2015年前后，崇尚军国主义的“精日”开始走出互联网，他们挑衅性地身着日本二战军服出现在国内亚文化爱好者的公共场合，后被在场的其他参与群众举报。2017年，“精日（寇）”曾在某人群聚集的高铁站公然招摇，引发群众激愤，对现实社会秩序和群众人身安全造成了不良影响。

由于亚文化圈子较为小众，这些行为的影响在当时并未被扩大。直到这次公然在抗日战争纪念地的寻衅行为发生，才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精日（寇）”的公开行为反映出，一些原本潜伏在互联网文化缝隙中的碎片化的暗流，已经采取公开行动，直接对公共舆论和社会道德进行扰乱。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指出，应该将此类人群更精确地称为“精日寇”，以便与普通的日本文化产品消费者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发现“精日（寇）”的行为并自觉举报和抵制的，正是一般的日本文化爱好者。

“精日（寇）”的思维构成

“精日（寇）”的思维一方面与个体性格的偏执、反社会、缺乏底线意识紧密相关，同时也明显受到言论空间中长期发酵的一些负面思想暗流的影响。“精日（寇）”思维行成的来源，首先是在面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以及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时，因为认识失当而产生的“逆向民族主义”极端情绪；其次是在互联网空间与日本“网络右翼”的接触有关；还受到日本官方有意识的对外宣传的影响。

 “逆向民族主义”的传播

“逆向民族主义”是舆论空间中一种通俗称谓，不是学术定义，一般泛指某民族成员精神上自我认同为另一民族成员，并在此基础上以极端方式对本民族进行整体和根本上的否定。这是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发展程度差异的情况下在一部分人群中产生的一种负面情绪。

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沉睡的中国遭受到强烈的“日本冲击”，除了激发出抗击侵略者的民族意识外，“以日为师”也成为近代中国图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思潮。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先于中国，向日本学习的情绪整体是积极的，但同时也在局部产生畏日和自卑情绪。这种情绪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不论在精英还是底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一些原本才华横溢、受人尊重的精英知识分子沦为汉奸。而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由于地理上接近、历史上纠葛，再加上被国际上视为同属于“东亚文化圈”，中日的现代化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在一起比较，“日本”也就成为中国认识自我发展状况的一种参照物。

客观上说，战后日本的发展和治理经验确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之处，国人就事论事，对照自身不足并努力补齐，可以成为推动个人和国家发展的心理动力。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将中日间的差距“极端化”，陷入了“逆向民族主义”，对中日发展程度和专长领域上的差异加以夸大甚至捏造，最终落脚到根本否定中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正当性乃至“民族性”上。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蕴含有“逆向民族主义”倾向的信息就通过纸质出版物传播，这类思想大多利用当时普通民众信息获取渠道不丰富的空子，夸大甚至编造统计数据、研究成果、个人经历等，而这些信息往往表现为难以理性辨别真假、极易煽动感性情绪的“小故事”，借以强调中日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除非改变“民族性”，改变发展道路才可能弥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小故事”又改头换面进一步传播，但由于较之以往，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已大为畅通和多元化，这些以特殊性代替一般性的狭隘信息常常受到理性质疑，已不可能形成广泛的影响。然而，由于受众规模庞大，加上一些“意见领袖”也主动传播，这类信息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在涉及到侵略战争的问题上，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日本建设东北”、“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军队主要不是由日本人构成” 之类信息垃圾不时冒头，这些言论或者断章取义、歪曲理解，或者移花接木甚至纯属捏造，但国内舆论界却任其自由传播，缺乏有力的反击和控制传播。

和日本“网络右翼”思维的联动

日本互联网上“网络右翼”言论的传播，将部分受“逆向民族主义”思维影响的人引向赞扬“军国主义”的方向，催生了“精日（寇）”。日本“网络右翼”传播内容主要表现为将军国主义时期的制度、状况和人物浪漫化，同时将日本的“战败”和当前政治社会中的问题都归结到“外国人”身上，由此展开极端排外的言论传播和公开行动。①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苏的危险——尤其是在政治上层改造不彻底的情况下，日本在战后对于教育、大众传媒和严肃出版物的内容审查和自我审查较为严格，但对于边缘的亚文化产品，尤其是对传播广泛但审查较难操作的日式动画和漫画的监管效能相对较低。正因为漫画和动画（特别是在非黄金时段播放，或者只以录像带和DVD形式出售的动画）创作是一个在大众眼中可以相对随意、充分“虚构”的空间，这就使得一些有意想要表达右翼的社会禁忌性内容，或者单纯只是想要反主流、“特立独行”的作者利用漫画和动画为工具，在作品中隐蔽地植入浪漫化军国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内容，使得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日本的右翼言论借着新的文化形态得以传播。

随着日本政坛保守主义倾向的发展，以麻生太郎和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政治家开始注意到并有意识地利用亚文化中的这股负面暗流，一些作者的创作也从隐蔽植入升级到公开美化、宣扬的程度。这些作品内容和主旨多落脚于宣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或强调战争是出于被世界秩序压迫的“无奈”，或宣扬旧时代的“文明”，或对中韩等受害国进行或明或暗的丑化和抨击，来掩饰侵略者的罪恶和行为。当中有一些作品在创作技法上具有一定的水平，易于通过互联网向亚洲其它地区传播。就我国大陆而言，尽管多数人都能自觉地区分和抵制漫画和动画中的军国主义内容，但仍有极小部分人接受了右翼的“说教”，将这些内容与“逆向民族主义”思维结合起来，堕入了“精神日寇”的身份错乱中。日本时有一些右翼分子身着二战军服在靖国神社等敏感地带进行角色扮演，而国内“精日”行为即是对此进行仿效。

日本有意识的对外宣传的影响

“精日（寇）”思想的底色还与日本政府近年来日益升级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对外“价值观”宣传有关系，在这种有意识的宣传下，“精日（寇）”会与日本保守派的政策观点保持一致，例如对二战战争责任的否定，以及对钓鱼岛等中国领土（海）的要求等。

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的相对停滞，这种“通俗易懂”的简单化构图就受到强烈挑战：如果中国发展程度超过日本（至少经济总量早已超越），那是否意味着日本的“民族性”同样陨落？于是，为了维持这种“日本优越感”，衍生出越来越多的“价值”表达：在高层政治层面，实权政治家毫不避讳地宣扬价值观外交、公开宣称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对中国形成“包围网”；在大众传媒层面，“伪劣产品”和“暴发户”成为中国报道中最常见的刻板形象，着力塑造一个整体道德价值上怪异的、落后的他者；在草根层面，排外的“网络右翼”与越来越右倾保守化的政治遥相呼应。与这种国内政治形势相呼应，受经费支持的日本官方和准官方开设的中文网站、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等也在进行着相应的宣传。此类宣传的影响范围通常不广，但为部分“逆向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辩论资源，“坚定”了他们的倾向。

“精日（寇）”行动升级的原因

在互联网文化的边缘黑暗地带孵化出的“精日（寇）”的思维，之所以从一种“偏执”的个体思维转变成公开挑衅的小型集体行动，与一些因素有关，分别是：全球性的“后真相（post-truth）时代”传媒危机；互联网的集聚和放大效应；现有的法律和社会治理对过于超脱常识的行为缺乏应对机制。

首先，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在以社交媒体盛行为特征的Web2.0时代，每个单独的个体都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这有利于促进信息的多元化和个人的主体性；但它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就是可能会使偏执的情绪取代公共性和客观事实。2016年，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大事件给发达国家的传媒范式带来普遍性的危机，这种危机被称为“后真相”，是指“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攻讦抹黑对手，或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在西方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受众很难以个人能力辨别各种观点的真假，反而比较容易接受社交媒体圈子中散播的情绪和偏见，从而作出与事实差距较大的主观判断。”①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国情有异，不能将“后真相时代”简单套用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中。但是，“后真相时代”带来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紊乱，使得极端思想拥有了很大的空间和市场，这些思想通过互联网传播，就会导致一些对社会认知不成熟、信息获取较为片面的网民将这些极端思想作为“发达国家文明”来接受，并以此否定中国社会的基本原则。

其次，互联网产品的一些技术层面的设置，客观上具有集聚和放大负面信息的效应。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歪曲的、极端化的信息在社会文化空间一直存在，但这些信息基本是作为个人隐秘的、非公开的趣味而存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愿意公开交流的对象，阅读者也不会积极将这些极端信息带入到公共的讨论中。然而，互联网使得最私密、最反常识、最边缘化和挑战底线的知识也能够简单地找到交流的对象，并形成一个自我封闭和自我生产的小圈子，进而将个人化的情绪虚构成一个集体的“道理”。例如网络社区“百度贴吧”的“日本之家”吧就是一个较为知名的“精日（寇）”聚集地。由于百度贴吧具有用户规模大、来源多样、分布广泛等特征，个体性的“精日（寇）”寻求到有共同情绪的对象并不困难。与此同时，由于百度贴吧的技术属性中强调“吧主”（子社区的管理员）对该子社区的支配和主导权，因此，只需一个“精日（寇）”吧主就可以简单地创造一个仅供“精日（寇）”共享的排他性的空间，并逐渐清除掉“正常”的文化爱好者。于是，在这个封闭空间内，同质性的美化军国主义、宣扬软色情、攻击社会的言论循环流通，并不断地被进一步“发展”和“生产”，从而将偏执情绪塑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共识”性假象，这是他们走出网络在现实中寻衅滋事的关键心理动力。2017年和2018年几次挑衅活动中的“精日”组织成员都来自不同地域，就是借助了互联网的集聚效应。

第三，一般性的法律和社会治理机制对这种行为缺乏有效的应对和遏制措施，从而导致“精日（寇）”挑衅社会的成本极低，客观助长其行动不断升级。早在数年前，就有“精日（寇）”身着二战日军军服在国内动漫展上出没，并作出一些挑衅动作。当时即有参加活动的群众对其拍照并向主办方举报。但当时主办方作为小型商业机构，顾虑事情闹大对活动本身造成影响，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2017年“精日（寇）”在上海四行仓库穿日本军装拍照，政府和群众尽管愤怒，管理部门却只对其中几名成员进行数日的行政拘留，并以训导教育为主。2018年在南京紫金山活动的“精日（寇）”来自同样一个小圈子。从2017年上海的深夜简单拍摄到2018年南京的白天拍摄大量照片，“精日（寇）”的行动呈现出明显的升级趋势。行政拘留和教育非但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成为了他们在封闭的小群体内“炫耀”的资本。

当今年两会的政协委员提出将“精日（寇）”入刑的提案时，在公共舆论中间激起了相当正面的反响。一小撮“精日（寇）”分子的言论和行为已经受到广泛的谴责和唾弃，而肃清“逆向民族主义”阴影，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编辑  迟晨光）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这的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我走访了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的乡村干部，大家一致认为，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一要靠集体所有制，二要坚持乡村自治原则。

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方向，不仅应该包括关键生产资料的所有，也应该包括主要劳动成果的分配。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底线，放弃这一底线就等于放弃集体所有制；而停留在这一底线，集体经济也难以壮大。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不能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并指出农业合作社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也把集体经济摆在突出的位置。

历史实践表明，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不少人将前30年的农村集体经济看得一无是处。尽管当时存在不少管理上的问题，但这一时期集体经济的发展所体现的优越性也不应否认。这一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成就明显超过了以往的土地私有制时代，改变了旧中国农村延续千年的落后面貌。一是农田基本建设改良了土壤，把大面积的荒沙地变成了沃土，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二是对全国江河进行了全面治理，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大大减轻了水旱灾害，变水患为水利，这是中国农业水利史最辉煌的时期。三是农业开始实现半机械化生产。四是农作物经过不断更新换代，逐步实现良种化，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主要农作物产量比五十年代末翻了一番，我国中部地区小麦亩产已达到600斤，玉米达到700多斤，水稻达到1100斤。集体经济的发展赋予农村基层组织号召力，培养了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在此基础上，将旧时代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凝聚起集体的力量，改善了农业基本生产条件，乃至创造了红旗渠这样的奇迹。

我国农村这一时期的发展成就，受到国外不少学者的积极评价。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马克•塞尔顿指出：“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那个时期我国经济还是“一穷二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正是当时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发展。是集体经济赋予农村基层组织号召力，培养了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在此基础上，才能将过去“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集体经济时期也是得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最好的时期。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来，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虚化，农村经济社会也出现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吸引，大批农民外出打工，很多地方农村出现“空心化”问题。

同时我们也看到，少数农村因坚持集体经营，集体经济得到发展壮大，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多数农民留在本乡生产，收入得到提高，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务工者。例如，小岗村曾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参观并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再如，贵州塘约村在灾后濒临绝境的情况下，村党支部带领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直至把外出打工的农民吸引回来，共同致富。这说明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激发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分散的农民如果一味依靠国家补助或外来企业的恩赐，终究是扶不起来的。

只有依靠自治，才能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各地农村都出现过一些先进典型，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些村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管理自治。河南省新乡市的刘庄村就是其中一例。

刘庄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到2009年，刘庄集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23000元，村民享有住房、上学、医疗、用水、婚丧嫁娶用车等40多项免费福利，退休人员年退休金为6000-7200元，未成年人的生活补助还略高些。集体为全体村民规划建设了400套花园式别墅（平均建筑面积472平方米，人均120平方米），村民已全部入住。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目标，在那里已经成为现实。

刘庄的发展与史来贺这个优秀带头人是分不开的。然而刘庄的发展更离不开以下因素，这是史来贺去世后刘庄仍然保持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首先，刘庄始终坚持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其次，刘庄集体经济的管理始终坚持了自治原则，从日常管理到重大决策，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因地制宜不跟风。从刘庄发展的一些事例中，可以看到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宝贵品格。

——1956年初级社刚成立不久，上级指令刘庄所在的夏庄乡21个初级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提名史来贺担任社长。史来贺则认为此时成立大社的条件不成熟，以村为单位建小社更有利，拒绝到任。于是“目无领导”、“本位主义”等等棍子打过来。这一年，当地遭遇多年不遇的涝灾，刘庄人在党支部领导下齐心协力生产自救，把上面不承认的高级社办得红红火火；而夏庄乡高级社因管理不力，生产遭受损失，不得不再以村为单位分为7个小社。

——“大跃进”时，公社布置各村放小麦高产“卫星”，要求挖地三尺，每亩上粪100车、下种150公斤，实现亩产小麦7.5万公斤，工作组坐镇刘庄催办。史来贺只是勉强同意搞3亩地试验，其他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3亩“卫星田”的收成连种子都没打够，但全社因“卫星田”种得少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文革”期间，有人到刘庄煽风点火搞串联。史来贺规定“出外串联不记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集体不报销”；不理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左”口号，带领群众抓生产，先后办起了机械厂、面粉厂、冰糕厂、食品加工厂等，逐步形成以工促农、以工养农、全面发展、五业兴旺的新格局。

——一个时期，各地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面派工作组下来反复做工作，要刘庄分田到户。面对艰难的选择，史来贺组织社员回顾刘庄的发展历程，得出的结论是“分则不利，合则有力”。他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刘庄经济已经不再以传统农业为主，2/3的劳动力已转移到二三产业，集体经济雄厚，“一分了之”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经过广大社员讨论，决定土地不分到户，工厂不包给个人，并且成立了农工商联合社，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级管理、奖惩联产”。在一片争议声中，刘庄人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坚持集体经营的选择是正确的。

刘庄的发展历史说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农村基层自治，才能因地制宜，才能保护和发扬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避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自治放在重要位置。把握好这一原则，乡村治理必有重大突破，乡村振兴战略有希望。回顾中国农村六十多年的发展，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乡村自治的原则。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两个原则，农村就会出现好的势头，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两个原则，农村就会出现乱象。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不断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基层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意识到，人民公社时期的很多问题不是集体所有制所致，而是因为基层缺乏因地制宜的空间；农村改革初期农民生产热情之所以高涨，是因为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但是，随着乡村基层自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集体所有也逐渐被虚化，如统一取消承包费、统一延长土地承包期，将导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矛盾激化，进而导致农村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格局更加难以收拾。基层干部普遍认为，我们的土地政策如果不能确保村集体的所有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很难避免，目前农民上访的起因大都是土地政策所致（内蒙古商都县失地农民群体事件就是一例）。这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现行土地政策。

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的建议

第一，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必须强化集体所有制。为此，政府管理重在守住集体所有底线和把握大方向，政府服务应重点为集体经济的存在、发展、壮大提供宽松环境。

第二，在坚持乡村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经营权纳入乡村自治的范围。乡村振兴战略将自治摆在乡村治理体系的首位，乡村级组织应该拥有日常管理及部分重大决策的自主权。集体土地的经营权理应纳入乡村自治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时“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做到“鼓励地方创新，尊重基层创造”。

                                              （编辑  苏歌）

机床工具行业自2011 年达到历史顶点之后，在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出现了持续多年的下行态势，现在仍在底部运行。行业企业出现了经营难以为继的局面，最近几年一些重点企业倒闭关门，甚至一些著名的企业重组破产。

机床工具行业主要变化特征

在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国内机床工具市场全面下滑，机床工具行业进入下行通道，总体上看，行业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因此，我们必须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对机床工具行业的特点要有一个基本认识。这个行业不同于汽车等规模性扩张行业，在我国经济进入质量型发展的今天，单靠规模体量扩张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依靠创新研发实力，通过技术攻关实现升级换代。同时，要摒弃通用机床传统的规模化制造观念，走定制化路线，才能实现企业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机床行业新的特征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内市场消费升级。2008-2011年，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4万亿投资计划，在国内投资拉动下，2011年机床工具市场达到顶峰。此后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国际经济贸易复苏乏力，国内重化工业投资热度逐步减退，中国制造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国内机床消费市场呈现“消费总量减少，消费需求升级”的新特征。

自2011年达到历史峰值后，中国机床消费和生产规模呈现逐年下降的走势。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综合分析与测算，2011年中国机床消费额约为390.9亿美元，机床生产总值约为282.7亿美元。到2015年，国内机床消费和生产呈现趋稳和底部运行的状态，机床消费额约为275.0亿美元，生产值约为221.0亿美元。相比2011年的历史最高值，机床消费规模下降29.6%，机床生产规模下降21.8%。2016年，中国机床消费止跌趋稳，机床生产小幅回升。2017年中国机床消费和生产呈现进一步的恢复性增长，预计2017年全年消费额同比增速为7%左右，生产同比增速5%左右。

第二，行业企业分化加剧。在长达5年多的市场需求低迷和行业连续下行过程中，行业企业运行呈现明显的分化趋势。一些面向市场、贴近客户，能够针对经济新动能、市场新需求做出快速响应并主动落实转型升级措施的企业较早地止跌回升、逆势而上，经营效益突出。大多数受制于转型升级进程缓慢，较多依赖传统投资拉动的企业，则面临运行规模和质量双下降，以及经营困难日益加剧的不利局面。

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重点联系企业的统计数据，运行下降较大的2012年大约有80%的企业面临收入减少和利润下降；2016年后出现好转。截至2017年11月，收入减少的企业比例降至36.9%，收入同比下降的企业大多属于转型升级滞后、市场应对慢、历史包袱重的传统行业企业。

第三，国内外企业表现差异。2011年以来，进口机床虽然受到国内消费总量下降的影响而规模缩减，但由于进口机床主要面向国内中高端消费市场，在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拉动下呈现“下降迟、回升快”的特征。近七年间，只有2013、2015和2016三个年度的机床进口额呈现同比下降。2017年1-10月，机床进口额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3.1%。进口来源地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日本34.9亿美元，同比增长21.0%；德国30.9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台湾地区16.5亿美元，同比增长23.4%。

总体来看，当前机床行业处于机遇期，但风险挑战大于预期。从2017年进口数据看，进口机床回升的幅度和速度都远快于国内机床行业，对国内机床行业产生很大的竞争压力，对处于经营业绩下滑和亏损严重的国内机床制造企业更是雪上加霜，预计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持续这种态势。美国、德国的今天可能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制造的状态类似于1985-1995年的美国，那时的美国制造业低端产能向外转移，出现了大规模的兼并与重组。

相比之下，大多数欧洲企业以小型加工厂为主，企业员工多在百人左右，既有利于企业的定制化生产，又有利于企业的转型发展。而在国内，行业龙头沈阳机床、大连机床从2008年开始就走上了规模化、批量化的道路，现在则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证明了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例如，沈阳机床2017年前三季度亏损7.82亿元，银行贷款14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98.78%，但近期国家八部委联合出台的《沈阳机床改革方案》，为沈阳机床的发展提供了“喘息之机”；大连机床连续亏损，过百亿债务到期不能偿还；昆明机床已暂停上市。

整体而言，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一直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2009年开始实施数控机床重大专项，为行业提高创新能力、产业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目前一批成果在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工程得到应用。尽管机床工具行业的结构调整相对滞后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但庞大的产业规模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基础，行业创新发展具备较大的空间。

机床行业持续低迷的原因

机床行业为所有制造业提供加工设备，它的突出特点是小批量和定制化，不适宜规模化生产。由于市场规模有限且需求波动大，它本身就是不赚钱的行业，持续陷入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发展导向出了问题。

第一，盲目扩建和投资，债务拖累，企业经营举步维艰。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国内外投资大量涌入机床工具行业，新企业不断涌现，老企业纷纷扩能，全行业的生产能力快速扩张，重、大型机床制造能力的扩张尤为突出。比如，大连机床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四条机床产品大批量装配生产线，然而2011年市场需求突变，定制化产品需求增加，四条生产线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形成大量产成品库存，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目前，已进入破产重组的汉川机床资产约18亿元，债务约15亿元，由于巨大的债务拖累，加之市场下行压力，企业经营陷入恶性循环。机床行业的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第二，企业税费负担不断加大。目前企业的税费负担沉重，尤其是各项地方税/费、土地使用税等增加较快。在当前市场严重下滑的情况下，企业更难承受。以国内某工艺厂为例，2017年公司滚动功能部件产品销售收入2.075亿元，产品增值税率为17%，加上其他各类税负，需缴税额超过2500万元。对比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税制：台湾地区的增值税是5%，大陆是17%；台湾地区的所得税是17%，大陆是25%，大陆还有很多税种，税负比台湾重很多。

第三，人才流失、断档严重。机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对机床行业的知识积累，越是年代久远的企业，其积累的经验、数据、理论就越丰厚，这主要体现在企业研发人员、技师身上，特别是高档精密机床需要相当数量的高级技术队伍，人才的流失往往伴随着企业技术的流失。一方面因为机床行业利润低，薪酬分配不容易充分体现高级技术人才的贡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加入WTO，很多国外企业纷纷进驻中国市场，它们凭借技术、资金和管理等诸多优势，对我国企业从市场上进行打压，技术上进行封锁，尤其是在人力资源上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人才几乎单向流向外资企业。据了解，大连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来自大连机床。

人才的流失和企业效益每况愈下，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到制造企业就业，制造业成为人才净流出的行业。在生存、竞争压力以及薪酬差距影响下，机床企业吸引不到国家培育的研究型人才（硕士、博士等）和高级人才。由于机床市场需求锐减，企业效益大幅下降，员工的薪酬水平也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第四，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在通用性产品领域，由于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疲软，机床企业之间大打“价格战”，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如今的“价格战”，已全面蔓延到了机床行业各细分领域，在库存压力之下，不少企业纷纷铤而走险。普通数控车床的价格也随之急剧下滑，市场上甚至出现了1.88万元的数控车床和2.88万元的线轨平床身数控车床。龙门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等高端领域，也出现了平民化的廉价产品系列。“价格战”带给企业的肯定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产品销量虽然增长了许多，但利润却相差甚远，“价格战”毁掉的不仅是自己的利润，还摧毁了机床行业生态环境。

在中高端产品领域，以进口产品为主导，国产高端产品还要直面众多在华独资或控股企业的竞争。据不完全统计，机床工具行业外商在华独资或控股企业已有100多家，产品涵盖了数控机床所有品种，世界知名机床公司在华几乎都有生产基地。我国对外商在华投资数控机床产业几乎没有实行任何限制，这极大地压缩了国内机床产业的发展空间。

第五，资金紧张，融资困难。企业普遍面临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并且贷款被核减额度、提高贷款利率等现象普遍存在。由于行业长期不景气，银行银根紧缩，加上原材料、人力成本不断提升，机床行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上游成本加大，下游产品价格不能同步，企业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很多企业的信用等级下降，因缺乏国家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资金在利润的驱使下很难流向制造企业。高额贷款产生的高额成本、银行限贷严重制约了机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同时，由于资金紧张，企业新产品研发受到制约，购置精密设备、建设核心精密车间和信息化系统的动力不足。国内某机床企业响应政府“主城区工业企业异地搬迁技改”的号召，但由于建设项目根据政府规划多次调整，从做增量（一期）调整为公司整体搬迁建设项目（二期、三期），导致公司自有资金不能支撑建设项目，目前一期收尾，二期、三期项目建设资金缺口超5亿元；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机床企业，由于人工成本上涨、企业税费重等原因，经营负担不断加大。

当前，机床工具市场需求总量明显减少、需求结构加速升级，行业企业运营分化加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难以为继。四川长征机床面临破产重组，长沙机床厂倒闭，三一重型机器有限公司退出机床业务，呼和浩特众环(集团)被迫停产又努力复产……

在市场变化这一强大外力的倒逼作用之下，也有一部分企业积极探索转型升级之路——结合自身优势重新确立了差异化发展战略。面对新的市场需求变化，它们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从供给端入手，深挖客户需求，研发相关产品，从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

机床行业转型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控机床作为工业母机，既是国家基础制造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新时期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高端机床更是国家战略物资，其技术水平代表了国家工业化的水平，其兴衰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建议对行业产品按技术水平或应用领域细分为：高端(尖端)产品、中高端产品以及通用产品三类，国家可根据不同类别产品的竞争特性及战略作用精准施策，给予持续的政策支持。

1、需要国家全力支持类——高端(尖端)产品：指在战略领域填补国内空白或国外对我国禁运且完全垄断，并形成直接竞争的机床装备。

2、市场主导、国家政策引导类——中高端机床装备：在重要应用领域与国外产品形成竞争的产品。

3、完全市场主导类产品——量大面广的通用机床装备：围绕用户工艺走定制化规模生产的路子。

具体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机床产业紧急救助资金”。

当前，由于不能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企业本身重大战略决策不当等因素，个别机床企业现金流困难，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接近“破产重整”的边缘。对于其中有技术和产业实力、产品有市场的骨干企业，建议设立“机床产业紧急救助资金”，通过资本入股、业务重构等形式，推动企业重整，逐步恢复生产经营，从而达到保存行业骨干力量的战略目的。

第二，实施机床产业产权保护政策。

实施机床产业产权保护是国际工业强国的通行政策。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政府不允许本国机床工具骨干企业出售给中国（或被控股）、严格控制数控机床关键技术流出境外，实施高技术机床产品禁运等产业保护政策。鉴于目前我国机床行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建议政府对其直接管辖的机床工具企业实施产权保护，不再允许机床工具骨干企业出售给境外资本或被境外资本控股；不再批准境外资本在我国境内设立控股的机床工具企业。

第三，采取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扶持机床产业发展。

曾经实施的“国产数控机床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是历年来国家扶持、培育国产数控机床产业最成功、最有效的政策。在国家经济和机床工具行业发展的新阶段，高档数控机床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急需，并且需投入极大努力和资源的产品领域。建议有关部门参照“国产数控机床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针对高档数控机床设计实施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推进企业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提高国产中高档数控机床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对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和国家重点工程等领域采用国产自主品牌高档机床，其高档机床制造企业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

对于国产自主品牌数控系统、机床关键功能部件和高档刀具等产品的直接制造企业实行增值税“零税率”；

对于机床工具行业骨干企业，享受国家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同等标准，实施所得税率15%的优惠待遇；

对于机床工具行业重点骨干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债券发行、创新资金投放、股票上市等，创造比较宽松的融资环境。

第四，采取有利于国产机床发展的进口税收政策。

当前，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市场基本被国外企业垄断，进口量还在不断上升，对国产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在高档数控设备制造领域，大部分关键功能部件需要进口，企业采购成本高企，但国内许多制造企业无法享受进口零部件免税政策，而用户进口整机却可免税，使得国产高档数控设备在价格上处于劣势。还有一些企业有意提高技术指标，以符合进口免税清单要求，进一步助长了高档数控设备的进口势头。

近年来，通过重大专项攻关，国产高档数控机床的技术水平已有较大提高，但在市场竞争中仍处于萌芽和弱势地位，建议国家取消现行的有关机床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免税的规定，所有机床类进口一律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为国内企业发展高档数控机床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在现阶段有限期限内，恢复重大技术装备中高档数控机床发展所需配套的关键功能部件免征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的有关规定，从而提高国产高档数控机床的竞争力。

第五，保护国产机床市场，鼓励采用国产数控设备。

近十多年来，由于进口机床价格一直处于高位，以及境外在华控股机床企业的强势扩展，国产机床市场面临严重挑战。保护和扩大国产机床的国内市场，就是保护我国机床行业发展的生命线。建议在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等国家投资的项目中，鼓励优先采用国产自主品牌机床。进口机床实施专家审批制度，凡国内已经能够生产和使用的机床，不再批准进口。其次，由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政府扶持采用国产数控机床的技改项目，对采用国产数控设备的企业，在技改资金和税收上给予优惠，如提高技改资金贴息额度、免缴有关税收等。鼓励机床企业以自制高档数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减免自制高档数控设备有关税收，以进一步验证科技创新成果、改进产品质量、加速产业化并形成示范效应。

内容提要：我国已经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需要合理与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与之相匹配。近年来，在发展阶段转变的客观作用和不断深化改革的主观努力下，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现优化调整的积极变化，但依然存在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一些突出问题。在准确把握收入分配将趋势性改善的前提下，政府应适应性推进收入分配相关制度完善和消除政策扭曲，持续提高收入分配质量。具体包括：以消除分配不公为重点加快健全初次分配公平制度；以促进共享发展为重点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以基础性制度改革为重点促进社会流动。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收入分配质量  收入分配改革 

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是基于经济发展出现的趋势性变化而做出的重大判断。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新发展理念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应该涵盖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发展效率和经济发展动力三个方面，即全面提高经济各领域、各层面的素质，全面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全面提高要素对增长的驱动力。

收入分配质量应该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收入分配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发展质量、发展效率和发展动力，也直接影响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合理与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与之相匹配。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收入分配提出新的要求，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高质量的收入分配要求推动形成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直观地看，就是要客观体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与价值。“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这实际上明确强调了，既要防止收入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也要防止收入增长过度超前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脱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形。这就意味着，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是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前提下的更趋合理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要进一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和社会的深刻变化，我国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调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但尚未形成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格局。收入分配政策对不同群体的激励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存在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渐趋合理，但仍需进一步改善

劳动者报酬占比已开始趋势性回升。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GDP的比重被看作是反映一国（或经济体）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时间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呈现下降趋势。1990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3.4%，2010年降至45%。[1] “十二五”期间形势发生显著变化，2012年开始，劳动者报酬占比由降转升，之后继续保持上升势头，2016年已达到47.46%，较2012年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为47.89%，2016年小幅回调了0.43个百分点，但并不影响总体回升的趋势。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变化趋势与同等收入组国家基本一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组的劳动者报酬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与中高收入国家组的变化最为接近，均呈现出总体下降但近年有所回升的趋势（见图1）。从变化的时点看，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组的劳动者报酬比重在2009年前后开始回升，中高收入国家组于2012年开始回升，我国则于2013年开始回升，回升时点更接近中高收入国家组。从绝对水平看，以2014年为例，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为46.5%，高于同期意大利、韩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但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5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

图1  1980-2014年中国与不同收入组国家劳动者报酬比重的比较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数据库。

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变化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密切联系。2012年以来，我国从工业主导型经济转为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部门，2016年吸纳了43.5%的就业。一般而言，服务业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高于第二产业，越来越多劳动者在服务业就业为劳动者报酬保持与经济同步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4年开始下降，截至2016年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2013年峰值时减少322万人。农业转移劳动力供给也在逐步减少。

实际上，相对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言，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回升比较有限，其中存在着如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和相关制度不健全，造成劳动要素贡献不能按照市场机制获得充分评价，以及由于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成本的存在，导致劳动要素不能实现充分有效配置等问题。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积极变化，但居民部门收入比重仍需提高

从初次分配格局看，近年居民部门收入份额显著回升。2008年之前，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格局中的占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66.1%下降到2008年的57.6%。但在2008年之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发生了趋势性变化，突出表现为居民部门占比由下降转为稳步回升。2015年居民部门所占比重回升到60.89%，较2008年提高了约3.3个百分点。同期，政府部门所占比重从14.1%提高到14.9%，企业部门所占比重从28.3%下降到24.1%，降低了4.2个百分点。

图3  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再分配格局来看，近年居民部门比重上升态势明显。2008年以前，政府部门所占比重稳中有升，企业部门所占比重较大幅度上升，而居民部门所占比重则呈现较大幅度下降趋势。2008-2015年，居民部门所占比重从57.2%提高到61.6%，上升了4.4个百分点。同期，政府部门所占比重从18.3%小幅提高到18.6%，企业部门所占比重从24.5%降低到19.8%。

图4  我国再分配格局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对比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企业部门是收入转出方，政府和居民部门是收入转入方。但在2002-2010年，居民部门也成为收入转出方，初次分配的收入净转移给政府部门；2011年以来，这一态势得到遏制，居民部门从再分配中获得的收入转移开始有所回升，但分配地位改善的效果仍比较有限。总体来看，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虽然居民部门所占比重出现了回升态势，但相比高收入国家平均70%以上的比重，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仍有较大提高空间。  

居民收入差距仍有较大缩小空间

2012-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和0.462，总体呈下降趋势，但2016年又回升到0.465（见图5）。从绝对值看，我国基尼系数仍然超出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仍有继续下降的空间。此外，近年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从2014-2016年全国居民不同组群的收入增速来看，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速降低，2016年，成为五个组群中收入增长最慢的组群；中等偏上户和高收入户的增速最快，且高收入户的增速近三年来在逐渐提高，从2014年的7.4%提高到2016年的8.65%。

 图5  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居民财产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固化作用日趋明显。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财产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超过收入差距扩大速度。根据李实等学者的研究，全国最高的10%人群占有的财产份额已从2002年的39%提高到2010年的64%，财产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54，上升到2010年的0.73。[2] 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6》，2014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近1/3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比例为0.9%；[3] 与2012年相比，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比例下降了0.3个百分点，与顶端家庭的财产差距也进一步扩大。

加快提高收入分配质量的建议

要推进收入分配相关制度的完善和消除政策扭曲

无论从要素分配格局、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来看，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现趋于优化和改善。这既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密切相关，也是持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积极效果。但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收入分配制度尚未实现合理、有序和公平的目标，仍然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在把握和顺应收入分配关系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政府作用应更集中于适应性推进收入分配相关制度完善和消除政策扭曲。

以消除分配不公为重点，加快健全初次分配公平制度

一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在初次分配中应着力创造均等的机会，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鼓励多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重视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等无形资本的市场价值，拓展这些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途径。推动形成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更为合理健康的投资市场，增加居民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全面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机制；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

二是建立科学规范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消除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理顺分配关系，以遵循市场工资决定机制为基本原则，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以促进共享发展为重点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

一是通过健全税制体系，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建立综合与分类扣除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收负担，建立严密的征管体制。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加快设立遗产税，逐步建立起以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等为核心的多税种、立体式的税收调节体系。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建立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发挥好慈善捐助对政府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作用。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社会保障的托底功能。建立统筹层次更高、覆盖范围更广、保障水平更符合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构建基本养老全国统一标准、统筹资金，个人缴费多缴多得，地方保障差异化补充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推动医疗保险全国整合，逐步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符合精算规则的全民医保制度。

以基础性制度改革为重点促进社会流动

促进劳动力社会流动是确保劳动者收入持续增加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加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人口信息管理体系，并与就业、教育、医疗、房产、婚姻、税务等管理体系形成紧密联动。全面实施新型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居住、工作等社会关系状态进行动态管理。在居住管理条件下，以居住信息为依据，建立健全基础权利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全国统一、更高水平公共服务差异化待遇的制度体系。

二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突破口，以新型农业、乡村新业态为引导，加快落实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鼓励乡村集体经济再发展，做实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经济价值，推动农村居民的多元就业，增加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财产性收入，使土地更有效地摆脱保障功能，推动农村人口根据市场原则开展新流动。

三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劳动者纵向流动。构建更为高质均等的基础教育体系、更符合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体系、更具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针对提升国民文明程度的文化服务体系等。破除劳动力、人才市场壁垒和歧视性政策规定。推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满足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

                                              （编辑  碣石）

2015年5月，原中电投集团与国家核电重组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电投）。国家电投既是五大发电集团之一，又是三大核电开发投资运营商之一。重组三年来，国家电投取得了1+1>2的效果。

过去中电投在五大集团里规模最小，这三年的营业规模和净利润在发电领域里已名列前茅。目前集团公司清洁能源（水电、核电、光伏、风电）装机占比达45%，居五大发电公司的首位，其中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居全球同行业首位。

集团的创新驱动力显著增强。我们先后牵头实施了两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一是国家核电转来的大型先进压水堆专项，二是重型燃气轮机专项。

国际化打开新局面。近三年收购了一批国际性战略性资产，建立了海外根据地。在2016，2017年连续被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评为A级。

重组整合和内部体制机制改革

国家电投组建后，确立了集团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路径，即“双目标两步走”。“双目标”指以核电等先进能源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清洁能源开发为主导，走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子。重组整合按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模式，在机构、业务、人员改革上一步到位，建立新的体制机制。集团重组整合和体制机制改革分“两步走”，我们制定的重组改革的指导文件和深化改革总体方案有三个方面。

一是用重组来促进体制机制改革。集团建立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资委允许我们在小环境里进行探索。首先我们制定了集团层的权力清单。传统发电企业的总部是负责生产管控的，但对下面管得太多太细，不能适应电力改革和电力新业态的需要。我们就制订了总部权力清单。2015年以来先后制定了两版权力清单，先是把272项权力精简了近50%，然后对下属上市公司、控股公司、省级公司和省级分公司等量身定做、分类授权，同时上收了国家禁限控和部分风险负担大的业务。二级单位是经营和利润主体，三级单位是生产主体，负责成本控制，安全生产和质量保证。这样避免了“层层投资，层层同质化”的毛病。

未来总部是战略管理和国有资本运作中心，将实现从管运营向管战略转变、管企业向管产业转变、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核电部分以及煤炭、铝业、信息等业务部分将优化整合。总部开展了落实子企业董事会职权系列和运营管控试点。总部放权以后，建立了专兼职董事队伍，将董事们分派到30家子企业，包括3家参股子企业去。给予各子公司董事会较大的投资自主权、总经理和经营班子的提名权和选用权，集团党组考察把关。例如，集团党组提出3到5个总经理人选，子企业董事会确定具体人选。

集团总部对二级单位进行战略管控，二级企业对三级企业为运营管控。现在集团有两个集采平台，共性产品集采在集团总部的集采平台，个性产品集采将来放到二级单位，三级单位没有采购权。我们建立了财务共享中心，三级单位的预算、资金、股权管理将全部上交，只保留会计核算职能与出纳职能。二级单位对三级单位的审计和纪检都将是垂直管理。

用重组来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通过重组，集团搭建了科技创新的平台体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

国家电投计划依托所承担的两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立一个国家层面和一个行业层面的科技创新体系。核电重大专项涵盖了200多家国企和民营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政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集团还邀请一些国外的大学和企业合作研究，坚守底线的同时大胆合作。重型燃气轮机专项联合了“三大动力”（哈汽、东汽、上汽）和国家级院所，成立了中国联合重型燃气轮机公司，在这个平台上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形成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性、轻资产模式，不再走重资产模式。同时调整了国家财政资金重大专项的支持政策，先立项确定协作单位，由协作单位先启动，干好了再支付费用，即后补贴模式。

集团还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希望跟其他业务板块的科研机构进行前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作。比如在核电方面，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主要做核电站设计，而它前端的实验台架、材料研究都放到中央研究院，这样可以术业有专攻。

集团同时建立了面向社会的内部“双创”平台，设立员工自主创新基金，开办了双创网。科研人员在完成集团公司交办的科研任务的同时，还可以做一些科技研发。如果研发成功，集团公司就投钱“孵化”，员工可以大比例持股。科技团队孵化出去后员工就是科技团队（公司）的创始人。现在有一个小项目已经处于萌芽状态。搞活了股权机制，人的积极性就被激活了。

用重组来打造差异化、结构化的业务布局架构

首先，集团在传统发电企业中坚持差异化发展路径，并最终形成结构化竞争态势。一旦形成结构化竞争态势，别人就很难赶上了，因为单项超车没有太大威胁。

在区域布局上，我们每个省建立一个省级公司。国家把发电、售电、配电的计划权给了各省发改委，电力的市场化交易是以省平台为主，集团设立省级公司有助于统一行动和保有市场。现在各大发电企业都有不少下属公司，大家往往在同一个省设电厂。国外的电力公司的投资和运营都是分开的。因此，集团鼓励大家投资竞争，但要把这些电厂委托省级公司统一管理，省级公司负责省内资产运营，收取委托管理费，从而节约运行成本，在电力市场竞价时可提升话语权和规模效益。在专业化布局上，集团把核电、金融、环保、铝业、电力工程等专业板块剥离出来，设立专业化板块的集团子公司。

在国际化布局上，集团重点解决多头对外打游击战的问题。首先，整合两家企业海外部分的业务资源和平台，设立一个海外公司。其次，让海外公司和集团下属的三家上市公司作为海外开发主体，并在香港设立一个财资平台，在海外形成产融结合的局面。集团在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进行两项大的收购业务，除投资回报外，主要是将其改造为海外经营平台。原来公司海外投资建设工程都是国内人员管理在当地承包施工的中国人，现在考虑由当地人承包施工项目，我们派人管理，以提高企业的海外运营能力。将来可以让外国人替我们去管外国人。比如说在巴西收购一个电站，可以让澳大利亚太平洋水利公司进行管理，因为他们在体制、文化、机制方面有更多相通之处。虽然每一步探索都很不容易，但只有通过实践探索试一下才知道有没有机会。

在资产布局上，今后我们将把省级公司也纳入现有的七家上市公司，作为专业化板块各自独立上市。总部作为战略管理和国有资产运作中心，将来对应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二级单位是生产主体和利润中心，我们争取将来全部上市。只有下面的资产是证券化的、上市的资产随行就价，总部才能更好运作资本，否则资产评估没有客观标准。上市公司管辖三级单位即生产主体和成本主体。我们希望将来形成三级国有资本运营架构，对应三级战略框架。

当然，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久久为功的过程，由于改革涉及权力和利益，实际推行不是那么容易，要一步步推进，这也可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装备制造业是国家脊梁，实体经济是国家支柱。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振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热门话题。作为来自装备制造业企业的人大代表，我对此深感振奋。

首先，政府工作报告谈到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时，第一点就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报告指出，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无论十九大报告还是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这一点，说明国家对实体经济高度重视，实体企业前景是光明的。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同时，总书记还提到要大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我理解，这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内容。

这些年来，中信重工一直在按照这两个原则稳步推进，我们提出来“双轮驱动”发展，即传统动能+新动能。传统动能就是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国际化，使其做优做强做实。新动能就是谋求新的增长点，比如我们布局了节能环保板块、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板块、国防装备板块等。

第三，报告中提到要“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这让大家都很振奋。《中国制造2025》经过几年的推进，需要有一个品质革命，这样才能真正叫响中国制造的品牌。中信重工新的商业模式是“核心制造+综合服务”。什么是核心制造？作为制造业企业，就是把产品做好，把品质做到世界级。我们学德国、日本的工匠精神，学什么？就是学习如何把产品做好。任何一个企业，只要你把产品质量做到最好，成本做到最低，你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们在主机产品中选择确定了磨机、破碎机、辊压机、搅拌磨等六大具有国际水平的核心产品，在营销、设计、制造、质量检验、售后服务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进行对标，要让产品的品牌效应高于企业的品牌，打造一批世界级的产品品牌。

第四，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2015年9月，李克强总理到中信重工考察大企业“双创”情况，高度肯定了我们的创客团队。以此为契机，我们深入推进贯彻工匠精神。2017年我组织做了一个有关工匠精神的研究课题，并组织公司员工讨论，总结出中信重工的工匠精神，即“客户至上的价值导向、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创造卓越的职业担当”。这次人代会上，我们几个代表起草提交了关于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建议。

第五，报告中提到“改革科技管理制度，绩效评价要加快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总理提出要从“重过程”到“重结果”的转变。去年我们开展了很多技术改革的新举措，完全符合报告精神。我们打造了具有中信重工特色的“五院一中心”技术创新体系，组建了创新研究院，形成了新技术、新产业的孵化器，新模式、新业态的试验田，新战略、新布局的全新机制。我们就是要把新产品的推广一直对接到市场化为止，以市场效果为最终的检验标准。

第六，报告中提到要推进“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打造“双创”升级版。国家从2016年开始评选公布首批“双创”示范基地，中信重工即是其中之一。我认为，这几年国家对“双创”工作高度重视。我们要按照报告的要求，“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

第七，报告中提到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同时要“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对企业减税减费，为企业的发展增添后劲，这对我们是一个利好消息。

作为我国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之一，中信重工将抓住两会政策机遇，持续坚持战略引领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价值提升发展的理念，继续实施新旧动能双轮驱动，创新开展信息化和大数据工程建设，强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工作，持之以恒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积极主动在践行国家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军民融合等重大战略中发挥独特作用，努力谱写先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编辑  季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也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产业升级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贯彻中央精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日前举办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课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院校的专家和国有企业的领导，就当前国企需要重视的各方面体制机制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国有企业介绍了他们通过混改和重组整合激发企业活力的历程和发展经验。

国企效益好转，仍有明显差距

据权威数据，2017 年国资系统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营业收入约50 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增加值11.5 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2.9 万亿元，同比增长23.5%；税费合计3.7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中央企业营业收入26.4 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增加值6.6 万亿元；利润1.4 万亿元，同比增长15.2%；税费2.2万亿元，同比增长5.5%。取得这个成绩，一方面有经济形势转好的因素，另一方面来自改革激发的活力和动力。

国有资本的回报率是否偏低？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纪委书记李小雪说，2016年，从财政部、国资委、统计局、证监会四个部门的数据看国有企业效益，国有资本的回报率，大概是“3、4、5、6”——财政部口径的国有资本利润率是3.0%（财政部公布数据），国资委的口径是4.7%，国家统计局的口径是5.76%，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部分的利润率是6.75%。

为什么数据存在差异？这源于各部委统计口径不一致。财政部是把地方所有数据加起来，连公共汽车这类不产生利润的资产都纳入总的国有资产里面，因此这种口径下的资本回报率是最低的。而国资委的数据来源于其管辖的国有企业，不含公共汽车这类国有资产。统计局是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口径。证监会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有对比才能说话，那么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多少？按统计局口径，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16.18%。证监会口径下，上市公司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是6%左右，民营企业是9.25%。数据最乐观的是上市公司民企和国企的比较，因为好企业才能上市，但国企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仍旧低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资产回报率，尽管这种差异比统计局下的口径改善很多。与国际上企业进行比较，没有找到能够准确对应的数据。看美国500强的资本利润率是15.78%，比我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民营企业资本利润率略低一点。

使用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参照说明，第一对国有经济要有信心，第二承认还存在差距。

改革要坚守社会主义底线，混改不搞一刀切

国有企业进行混改的原则和方向是什么？中石化集团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傅成玉指出，全面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我们要明确国企改革是要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做强做大国有经济更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国有经济也应该通过混改，投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民营企业。

一些专家指出，国企改革要有方向感，要守住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底线，改革的目的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现在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民营部分已超过60%，国有经济比重不足30％。如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国有企业混改要一企一策、因地制宜。许多专家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个原则方向，具体的改革不能一刀切，不能搞啦啦队、一风吹。因为企业要应对所在行业、市场、监管和内部组织等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因素，不能要求企业都按一个统一标准去做。国企监管部门的职能是把关，稳妥推进，一切经过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具体的混改决策权应该交给企业，让企业审时度势，自主决定。

要重视改革政策效果的评估。我们国企改革的政策文件很多，但对政策执行的效果评估总结不够。应该进行实证分析，如政策的方向、政策的路径、政策的环节，政策的得益方等等都需要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理论亟待建立与完善

李小雪指出，理论探索需要紧密结合时代的特点和现实中的问题，若陷入长时间的争论会束缚企业决策、迟滞国有企业发展。必须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实践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才能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邱海平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国有企业不光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载体。就目前来说，国有企业仍然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加上市场经济的优势，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为我所用是被时间和实践证明了的成功模式。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国有企业，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优势，也是改革的方向。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组织部门对国企高管的领导，而且要体现在国企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应该重点考察创新能力，而非利润率等短期指标。国企竞争力的基本动力源泉是技术创新，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或应付市场的周期性波动。

国企改革在分类的基础上应该进行分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

复旦大学教授张晖明说，应该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层。分类解决的是国有资本与所在不同特点的产业或领域的关系，分层是为了清晰出资与用资关系问题。出资与用资关系是市场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以淡马锡为例，组建淡马锡这样的机构，就是为了有效隔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出资人与用资人的关系。若企业集团总部通过了授权，那么该企业集团内的投资、出资等管理问题，就不再属于国资委管理范畴。

按照中央企业分层原则，中央和地方企业的管理也要分层。中央层级的国资委对地方国资委负有指导的职权，但地方国有企业隶属于地方政府。在资产的产业领域配置的问题上，央企和地方国企的配置领域有必要进行分工。

通过分类加上分层，有助于改革的深化。传统理论重视所有权或产权，而在现实的投资运行链条中，最重要的权益其实是法人财产权的独立性，也就是接受授权公司的法人财产必须有完整的、独立的权力。所以，坚持公有制和发展混合经济是两个层次的问题，而人们通常把混合所有制理解为从终极意义的国家所有权起步进行所有制改革。同时这也有助于建构新的国资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真正把国有资本推向市场，隔断行政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干预。所以应加快国有资本经营或投资公司的组建步伐，公司将按照市场规则运行，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通过授权方式强化法人财产权的法律地位，发挥企业家的作用。选择党性强、责任心强的董事长，就能选好管理层。

综上，必须在某些理论概念上实现创新，全方位引入国家出资企业的概念。国有企业的定义应该明确为：接受授权的、全资的、国有投资公司或者是集团公司。如果是多元出资的，且多元出资的多数所有权是国家，这个意义上还不能算真正的混合所有制。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不是一个概念，它应该叫国家出资企业。上述概念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看清最终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保护国有资本，提高国有资本的控制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处理好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融性的问题。

对“国企垄断”要有全面认识

有专家指出：社会上对国企垄断批评很多。但有些行业本身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垄断性管理有其必要性，只要加强审计监管，企业也能够搞得很好。垄断也要看具体条件，例如经营对象、发展阶段等，不能混在一起讲。政府对妨碍竞争的垄断要进行处理，对市场竞争产生的垄断倾向要注意，例如新兴网络企业在互相竞争中都想压垮对手，国家就必须出面维护竞争秩序。

同时也要看垄断的利益流向和目标。国企对油气资源实行垄断开采，民企不高兴，说我也要分一杯羹。问题是民企都分到私人口袋了，国企是分给全民的。另一方面，比如中车和南北车合并不能说是垄断，因为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就要面临国际化竞争。

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搞活管理机制

关于完善国企管理体制和搞活经营机制问题，讨论集中在政企关系、特别是处理好监督机制和落实企业自主权的关系，企业治理结构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出资人代表、政企关系和“管资本”

李小雪指出：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具体管理方面，董事会和党委、董事会和经营层的关系已经比较清楚，但关于股东会的问题还有必要理清。

股东会是法人治理结构的顶层，股东会决定董事会，董事会决定管理层。国际上关于法人治理只讲了大小股东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控股股东担负什么角色、对企业发展应该负什么责任，缺乏深入研究，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问题并不突出。

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一环，政府是国有经济的总开关、总代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国有企业和国家战略目标之间是分割不开的，即便在充分市场条件下也是如此。党和政府是社会责任的总负责人，但责任分解到企业，就会出现目标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实践中社会责任的概念和范围也很难清晰。例如位于乡镇的企业常常要资助地方公共开支如道路维修等，国企层层下放后这类问题更多。在国外，欧洲企业更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美国企业则强调股东利润。

讲政企分开，不要把国家的作用抽象化。政府和企业的具体连接点是出资人代表，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就是股东会代表。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代表政府出资的股东代表是谁？在股东会怎么发挥作用？这是法人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说清楚。

比方说，从“管资产”到“管资本”是一个重大的转换，一些关键理念要梳理清楚。管资本是否意味着放弃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管控？若是对企业战略和运营方针都不管，那么管资本意味着管什么？在资本市场，投资者因为认同企业的发展战略才买你的股票，买的是企业的竞争力，甚至要通过控股来影响企业经营方针。所以，不能把“管资本”简单理解为股东和董事会的关系，而是要改革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这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在微观层面，股东会股权代表与国资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怎样认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关系，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认为，这是从国家管理角度来看的，政企必须分开，政府不能插手企业经营管理。但现在有人说国家只需管好国有资本，不要再管国有企业，这是错误的。因为资本必须有企业作为载体。中信股权结构是由集团绝对控股，但“一股独大”并不等于不符合中央的改革精神。还是应该一企一策，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不一定非得彻底打散。

国企体制机制有哪些短板

李小雪认为，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决策路径太长、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问题。关于决策机制，比如2008年金融风暴前中信就打报告要采购澳大利亚铁矿，请示批复下来时，澳铁矿公司股价已经涨价一倍，失去了购买价值，而且交易对手借用中国作为潜在买家之名渡过了难关。在市场瞬息万变之时，请示路径太长对企业市场竞争带来很多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领导问题，一是企业干部调动过于频繁，企业家构建团队最终形成战斗力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应该给企业家这个时间。二是激励机制，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不是问题，企业赚钱归自己理所应当，企业办砸了影响也有限。但国有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往往涉及国计民生等大问题。因此，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激励机制是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优势，就看谁能取长补短。国有企业的长处是有党的领导这个政治优势。民营企业的优势是经营灵活、决策快，用资本杠杆撬动人的积极性，但也容易急功近利。十八大以来一些民营企业也在补这个短板，建立党组织。

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

傅成玉认为，国企搞活，在管理机制方面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内部经营市场化，二是企业治理落实党的领导和理顺董事会职能。三是要有好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活力。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搞活机制，要厘清领导干部的责任，落实自主权和容错空间，建立全体员工共享好处的分配制度。只要机制到位，混改并非必须，国有资产盘活并不困难。

董事会改革试点，核心在于根据企业实际，理顺董事会职能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关系。党要管大局、管方向、做保障。同时我们要按照《公司法》行事。中石化的做法是让党组成员都进入董事会，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决策。

关于三项制度改革的经验。2003年傅成玉曾在企业试行干部竞聘制改革，中层干部聘用期一般是3年，厘清领导干部的责任。哪一部分经营不好，首先要对应的干部负责，不行就下岗，不能只让工人下岗。员工合同是一年一签，但实际上淘汰率很低。尽管合同期短，但提高了员工的责任心。在分配制度方面，管理层激励很必要，让全体员工都共享好处更重要，只强调激励管理层不一定好。工人要有固定收入，但企业发展起来之后增加的收益，工人也应该有分享的权益。应该从企业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工人未来离退休的基金。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企业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核心就是要尊重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立足于全体员工共同发展。

企业激励机制要搞活　　

如何搞好国有企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搞好企业主要靠两条：一是优秀的企业家，选拔合适的企业领导人才；二是激励约束机制。他形象地说，这叫“草鞭刀理论”，比如在中信内部建立了“分润式”奖励，并强化内部审计。开始是五五开，后来二八开，保证基本工资，效益好就重奖，效益下降收入也下降。中信证券到“常青藤”高校招人也很有号召力。山西票号和华为都采用了分润式奖励制度。山西票号称之为“身股”。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所有的小伙计全都有身股来分享利润，但你离开了就没了。华为也是一样。大家在一起就有生命力。实际上，股票激励不一定能提高员工忠诚度，股价一高大家就把它抛了。

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说：中国站起来了，也富起来了，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国有企业的广大干部员工并没有富起来。当年国企改革脱困，两三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这始终是我们心里的痛。国有企业的员工多少年来就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却是这个社会中最低的，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国有企业的父老乡亲们？我看到华为就很感慨，他们是真正能够让员工富裕起来的企业。现在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工资总额超了一点就提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高度，很多地方干部因为这个问题被处分。不能把国有资产流失扩大化，概念化。否则谁都不敢做事。

上级监管部门要给企业应有的活动空间

关于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加强监督很有必要，但建议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不要管得太死。傅成玉认为：要企业管理者敢担当、容许犯错误，就得明确什么样的事容许犯错误。民营企业发展快的原因是对市场变化反应快，国企在这方面则受到诸多限制。企业要发展，就要对未来市场发展趋势作出预判，提前几年安排长期投资和研发计划，这个能力我们都具备。但现行管理机制让我们很难做长远安排，只能做当下。因为上级部门下来检查，100个项目99个赢利，只要一个亏损，他就只盯着你的这个1％不放。对国企的考核既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流失，更要鼓励企业增强竞争力，做大做强。如果只强调防止流失，管理机制不活，同样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甚至可能搞死企业。有关国企负责人投资终生追究制的规定过于死板。希望纪检、监察、审计、人事等部门形成协调一致的企业纪律检查办法。

宋志平说：关于违规决策的追责问题，建议要稳妥、慎重。损失500万元当然是问题，但要针对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合规决策可以不追责。但问题是规则太多。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的文件都是“规”，而且这些规常常互相打架，拿A文件不违规，拿B文件就违规。违规裁量权掌握在国家机关的年轻人手里，审计就像找错字，处处挑错，让老总们没办法。一把手每天都要签好多字，每做一个决策要想那么多规，哪里想得过来？要算总量，别老纠缠一件事。十九大精神里有容错纠错、安心安业、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这一条。曾经有一位领导发问，为什么网络公司的前5家没有一家央企？我觉得这个问题，领导应该问自己。没有创新机制就没有互联网基因，腾讯、阿里在盈利前要烧好多年的钱，而国企只要烧一年钱就要被追责。

中信集团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严宁认为，现在监管的机构越来越多，不同的部门又常出台一些新规定，管理链条很长、监督链条也很长，企业领导人往往受到各种制约，难以执行决策，这样很不利于企业的竞争。加强监管的目的是搞活企业，壮大国有经济，但有的时候把手段当成目的，事情就会出现偏差。比如要开展国际合作发展人工智能等新东西，可以带来很多新的变化和机会，但目前企业受制于种种规定，动弹不得。

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通盘设计。我们有一些制定政策的部门，其工作方式就是门来门往，照章办事，难以深入到一线实践中。改革毕竟要允许尝试新东西。给企业家创造更宽松一点的条件。国有企业在需要时要发挥好功能性作用，国家要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国有企业能够解决，这才能体现出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如果管得太死，企业家缺乏自主权，就没有了做事业的空间。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原书记、局长张云东认为，前不久央视的《大国重器》节目讲到蓝鲸2号深水钻井平台，这个项目的控股股东是中远和招商，他们对企业的负责人非常了解，负责人在研制平台的过程中连续投了30亿，仍然坚持研发，这就是企业家的专业素养和气魄。如果按照常规的管理办法，浮亏3亿元就会被解雇。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有奉献精神。我们要扭转社会上一味向钱看的风气，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但制定政策时不能假定所有人都具有雷锋式的奉献精神，我们提倡国企领导要有奉献精神，但也要承认他们的劳动价值，否则必然限制活力或造成人才流失。

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港企资产管理局的管理方式很清楚。资产管理局委任董事局成员，然后派驻一个中层官员坐在董事局。按照市场薪金聘请CEO。港铁CEO可能要800万港币的年薪。但是港铁每年给政府的分红有几十个亿。所以在我们的经验来看，你们碰到的很多问题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配好一班人，机制搞活，企业就能做好

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说，国企体制机制的关键问题是要培养一大批忠诚于共产党，有担当，又有很强管理能力的红色企业家。国有企业在多年市场竞争中已经成长起一批很好的企业家，要保护他们，注意培育新一代人。监管和激励应该配套。监管严格了，激励就得跟上。

要把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改革和党的整个干部体制的改革放在一起看。不能就事论事。随着经济发展，随着党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复杂，对党的干部的要求应该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化。对干部制度的改革应该分类分层去管。

企业家精神是要贯穿到从上到下、从始到终的一条主线。王民认为，上级党委配强一把手，配好一班人，给一个机制，肯定什么企业都能做好，千万不能管得过细。徐州市国资委管理徐工，把权利交给我负责。我的领导班子全是我来推荐。市国资委不管我的经营指标和决策，并给我一个很好的约束和激励分配机制。我的薪酬是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股东大会根据市场决定的。刚才各位老总说的分配改革，徐工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做过了。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