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辉煌成就，全面小康的目标已接近实现。但是农村目前的现状，和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相比，显得越来越滞后和边缘化，“三农”中的农村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认真对待。

 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从剖析一个村切入，把目前农村的困境充分反映出来。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村空心化。书里讲，农民进城打工有三种结果：一是每年有1到2万的结余带回家，二是挣的钱花完了，三是生病受伤或犯了错误回到家。这是比较完整的切合实际的分析。多数农民进城打工，并不能解决致富问题。

 土地抛荒问题各地情况不一样，贵州比例比较高。湖南怀化的同志告诉我，那里复垦已经很困难了。

 一般认为，土地承包确权后有利于土地经营权流转。但我在湖南调查，干部普遍反映，确权后农民不愿意流转。他们认为“确权后这块土地就永久是我的”。农民的观念是宁可抛荒，不可失“业”（转给别人经营），觉得自己的地如果转给别人种，就等于放弃自己的财产。

 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多，社会涣散，治理空白。我和市县乡镇的领导谈，他们都说，现在不光是村霸问题（高法、高检在打击村霸），农村宗族和宗教势力也在迅速发展。共产党要主持正义，而现在党能够抓的东西越来越弱。迷信势力兴起，红白事大操大办非常普遍。农民收入提高了，但很多人欠债，平均负债率为30%。负债有很多原因，例如生病、上学、红白事大操大办等。

 家庭承包后，个人的财产权益观念膨胀，集体观念基本被抛弃。农民的精神状态、文化生活空虚化，不像集体化时候那么充实和上进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三农”领域，我们始终紧抓经济发展、抓农民收入，这是主线。在农村建设方面，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谁建、谁来建、怎么建的问题仍需要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始终缺乏完整的判断和思路。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需统分结合

 我们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前提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1990年讲，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是第一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355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27年过去了，到了要认真研究怎么去落实小平同志关于“第二次飞跃”的时候了。要破解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把农民再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应该是集体经济；政治形式应该是在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把握好村民自治的方向。村民不会自动地往社会主义路上走，必须有党的方针指导、基层组织的把握，以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内容，以集体经济发展为基础。这一重大选择，应该在未来农村的发展模式中给予考虑。

   中央关于农村改革总的精神是，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这已经写进了宪法。但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很长时期内，对于统分结合和双层经营制度，只强调“分”，而对“统”的一面认识不足，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需要不断地积累和发展；实际工作中，需要统的没有“统”，不该“分”的却分掉了。从过去的“大一统”走到把集体财产分光吃净，集体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1990年在福建宁德当书记时写的《摆脱贫困》一书中就着重提出，在扶贫过程中要注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为什么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也是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的经济基础。

   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农村在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以后，在整个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上，需要共同走入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道路问题。

 近年来，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都特别注意并强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问题。如2016年中办、国办发的关于脱贫攻坚的文件规定：贫困村必须要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够摘帽。我去湖南贫困地区调研时，县乡村领导反映这一条最难。

 财政部的2015年197号文件，布置在全国若干省市进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试点。具体办法是通过一事一议、转移支付，支持村级组织搞公共建设；农民筹资筹劳，财政按1：1的匹配补贴。但具体的组织工作很难。2008-2014年的数据显示，7年中，58万个行政村，平均每村可以做3个项目，平均每年每村的基本工作经费（含村干部报酬）仅4.7万。他们的结论是：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以解决农村基层资源不足问题。

   如何打开农村集体经济局面，首先要明确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要重新强调农村改革“统分结合”这一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强化“分”，弱化“统”，把集体所有的耕地、山林、水面基本分光了，现在要发展确实难。但下去调研，基层干部的呼声很强烈。他们说，没有集体经济，村干部说话没人听，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办不了事、创不了业、当不了家。一些贫困地区，由于集体经济薄弱，乡村组织运转陷于窘境，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的发展，都靠财政补贴或四处“化缘”。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需要有具体的要求和可行的措施，不仅仅是允许和鼓励。

                                          （编辑  迟晨光）

包产到户后土地的演变

   我长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农村工作和生活，亲身见证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土地的演变，从乌兰察布市实例可看到农村土地演变过程。

   土地的演变过程

   1978年冬，安徽小岗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1979年，安徽省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在全省试点包产到户，1980年在全省全面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时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周惠推广学习安徽省包产到户的经验，1979年2月，他到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羊圈湾公社蹲点，试行责任田与口粮田两田分离，小牲畜（羊、猪）作价承包给社员家庭饲养。全县其他公社也开始照此实行，由于正处在春播阶段，有的生产队来不及实行两田分离，于是“半路出家”分青苗，特别是全县马铃薯田几乎都分到户。1980年，卓资县84%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到1981年，全市推广（当时叫大包干），1982年全市农村实现了清一色包产到户。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农具等公有生产资料和财产按人头分到每户农民手中，集体树木也分到每家每户，水利设施暂时没有分。

包产到户责任制核心内容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红黑死挨（丰年不多收农业税和费，灾年也不减免）。“交够国家的”是指把粮食卖给国营粮库完成农业税任务，头几年必须卖粮完税，后来粮食多了也就不强求。“留够集体的”是指按承包土地面积分担集体的各项提留统筹费，提留共有8项，包括：村干部职务补贴和村委会办公费、五保户和优抚对象生活费、民办教师工资费、民兵训练费、乡村公路维护费、牲畜防疫费、订阅报刊费等，后来卓资县政府又对每份承包地加了1元电影费，用来解决村民无法看公映电影的难题。此外每份承包地还要负担20个积累工，20个义务工。在实施过程中，农业税与费是由乡政府组织征收的，按道理“费”应该部分留给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可具体实施中，收取的费全部进入乡政府的账统一安排使用。

实行包产到户头几年，农民种田积极性高，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产，解决了过去农民吃不饱饭的问题。粮食增产主要来源于农民传统的精耕细作经验，特别是堵住了粮食收获过程中的漏洞，避免了损耗。但是在实行科学种田方面却呈现倒退现象。比如，大队买回的链轨（履带）拖拉机和大型脱粒机成了无用之物，卖了废铁。水利电力设施遭到破坏。有的地方水利设施虽然完好，但一家一户不方便使用；有些农民自己不浇地，也不许周边农民的水渠从自家承包地里通过，结果水浇地成了旱地。大型农田水利建设也几乎全停了，已经建成的四级农技推广网也是线断网破、人员流失。不过这时候进口二胺化肥和国产尿素开始大量供应，科研单位育成的作物新品种处于井喷状态。因为新品种选育周期一般为16年，全国多数农科院所60年代才上马新品种选育课题，80年代正是出新品种、出成果的阶段。在粮食增产中，化肥和良种对农业增产起到了60%以上的作用。但有些舆论把粮食增产全归功于“一包就灵”的生产体制改变上。

   包产到户并不是一包就灵，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法宝。很快农村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在秋后征收税费时，起码有一半的农民不主动缴纳。税和费是按照承包土地面积分摊的，五保户照样分摊，他们自然不会交税和费的。有些不会种田的农民所收无几，解决自己温饱都是问题，无多余粮食出售，就不想交税费。有些农户家里发生了重大的灾害（比如失火烧了庄稼），无力交税和费。特别是遇到大灾年，多数土地绝产，农民还得红黑死挨，照样缴纳税费。这时候，县乡财政实行“分灶吃饭”，税要交到县财政，费留给乡政府使用。乡政府征收不上来税费，干部和教师就发不出工资，乡办养老院里的老人就揭不开锅，乡政府无法办公。因此，乡村干部只能狠下心来督催农民交税和费。我当时在乡政府工作， 1985年曾写过一份题为《大唐棍沟村贫困调查报告》，反映农村的苦情。那时中央发现了全国各地都存在这类问题，开始在农村部署安排扶贫工作。

乡干部再努力工作，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完成征收税和费的任务，只能想歪点子了。县税务局给各村民小组下达的农业税任务是总数，要由乡财政所的工作人员配合行政村和村民小组的干部落实到每个农户，于是行政村干部在乡干部的配合下，自作主张把五保户等交税费困难户的税和费免掉了，然后把免掉部分再公摊到其他农户头上。费的摊派数量由乡政府决定。为了百分百地完成交农业税的任务，乡政府就采用了以费保税的法子，加大了费的摊派，以费填补交税任务的完成。再后来乡政府增加了农技推广费用的支出，以及招待费的增加，费的摊派就越来越大。我的家属分到一份5亩承包地，交农业税13元，费8元，到后来税费增加到65元。我所在的乡，有的村一份承包地的税费合计高达136元。而一份5亩承包地，旱地正常年份亩产小麦不过200斤，每斤小麦价格0.36元，5亩地毛收入不过360元。

 现将某县农业税和提留统筹（费）官方统计数据摘录如下：1986年全县农业税金277.7万元，乡村提留统筹64.2万元。到2001年，农业税金为867万元，乡村提留统筹为1500万元。15年中，农业税金增长了2.1倍，乡村提留统筹（费）增长了22.4倍。乡村提留统筹从原来的8项增加到15项，分别是教育附加费680万元，牲畜防疫费35万元，农民疫病防治费21万元，文化网络费21万元，计生网络费21万元，育林基金费21万元，防雹费10万元，乡村道路费24万元，民兵训练费33万元，优抚费66万元，其余为村干部工资和办公费。农民人均负担费71元，农业税30元。

  农民负担的税和费增长的这样高，可见农民的负担有多么重啊。农民种地收入越来越低，土地越来越不值钱了。有的农民收了粮食，税和费也不交了，承包地也不要了，雇车连夜跑路了。跑路的农户，其承包地虽然不种了，但承包地的税费任务不变，行政村领导只能把跑路农户的土地转包给其他农户种，承担税费任务。如果转包不出去，撂荒土地的税费只能往村里种地人身上摊派，形成恶性循环。

 乌兰察布市是一个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农业税费的加重使农民雪上加霜，于是大批农民出外打工，出现了大量的弃耕撂荒地。卓资县土地面积，1989年总耕地面积为120万亩， 到了2012年，缩减为60万亩。

 1999年，国家实施京津唐风沙治理工程，动员农民退耕种草，对退耕地免除了农业税，让农民减轻了税费负担。到了2002年，国家在内蒙古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每亩退耕地补助200斤小麦，连补8年，一下子缓解了留在村里种地农民的困境。到了2006年1月1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两年后，国家对种地农民实行种粮补贴，一开始卓资县1亩耕地补贴11元，以后补贴逐年加大，2015年达到每亩补贴68元。虽然农业税和费全减免了，种地还有补贴，但在农民眼里，土地仍不值钱。卓资县土地90%属于旱地，种1亩旱地收入二三百斤粮食，毛收入二百多元钱，种地成本高达一百多元，不如外出打工两天的收入。于是，农村就出现了大量耕地撂荒现象。2007年，县农业局结合土壤普查，调查掌握的耕地面积是：全县国民统计数据退耕还林草面积60万亩，耕地面积65万亩，实际耕种面积为48万亩，撂荒地17万亩，撂荒土地占总耕地面积26%。

  1998年到1999年，全市开展土地二轮承包合同的签订。全县村民大约有30%的人进城走了，没有参加二轮土地的承包。因为税费负担太重，种地不挣钱，有点本事的人谁愿意留在村里种地？报上说二轮承包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并不符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有的村民虽然签订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但很快把地撂下，进城打工去了。

 此后国家对土地免了税和费，而且种地有了粮食直补，撂荒跑路的农民又想要回原来承包的土地。加上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有些村民在城里立不住脚回到村里，但已经无地可种，就向政府上访要地。而各级地方政府早先出台过地方政策，各地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有“如村民不交农业税费，不实行科学种田，要把村民承包地抽回分给其他村民种植”的内容。于是撂荒地主和现有耕地主家闹起了纠纷，一开始县乡政府和村委会支持现有占地农民，理由是跑路农民自动放弃了承包地，且违反了土地承包合同条款，村委会有权收回再分配给别人种植。后来下发了国办发明电（2004）21号文件《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该文件不允许乡政府和行政村以农民弃耕不交农业税为理由抽回所承包的土地，发生土地纠纷可以向法院起诉。农民土地纠纷案件，法院一般都以21号文件为依据，二轮土地承包书上写明是哪家的承包地，就把土地判决给那家，往往是失地农民胜诉。村民没有签订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就永远丧失了承包村里土地的权利。一时土地纠纷案件大增，法院忙不过来了。后来法院不再受理农民承包地案件，改由县农业局进行行政仲裁处理。

 包产到户头几年，农技推广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到1990年，政府对农技推广开始真抓实干了。乌兰察布市政府每年上马各种农业高产攻关工程，向旗县乡镇下达指令性的农业新技术推广面积和增产指标任务，要求连片种植高产攻关田，抽调科技人员和机关干部下农村开展工作。

    现代化农业生产与家庭小农经济有天然的矛盾。地方政府和乡村组织解决这种矛盾的措施，就是用行政手段，加上宣传动员和科技培训引导推行。政府的口号是：不落实农业高产攻关任务，农民让地（调整承包地）、科技人员让职称（不聘任上岗）、领导干部让位。这里面最难的就是农民让地这一条，农民对承包地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但市里统一制定的土地承包书里预先写明一条，农户有义务执行高产攻关任务。

 在七八年里，乌兰察布市搞了百万亩丰产沟栽培推广、小麦马铃薯高产攻关、马铃薯良种繁殖体系建设、覆膜马铃薯栽培、覆膜玉米栽培等攻关项目，其中，丰产沟栽培推广完全失败了，地膜覆盖、玉米高产栽培大获成功，实现了全市种植结构大调整，玉米马铃薯取代小麦莜麦成为新的主栽作物。如果任凭农户家庭自由种植，就不可能有这种农业生产技术上大的进步，粮食产量也难以较大幅度地提高。政府不进行干预引导，科技成果怎么可能自动很快地进入农业生产中。   

 到了2001年，种地效益越来越低，土地越来越不吃香了，农民也不怕乡政府和村委会抽承包地了。大批农民进城打工走了，农村大约有30%的土地撂荒了，政府主导的农业丰产项目也再难以实施下去了。

 这时，以温室大棚、喷灌圈为代表的设施农业，新蔬菜品种规模种植的现代化农业异军突起。它的特点是规模种植，高投入、高科技、高产出。投资设施农业的多是城里财力雄厚的公司和个人，或掌握了技术的农技人员，也有城郊种菜富起来的菜农。他们以每亩地约200元的价格向农民转包耕地。各级政府大力支持这些新型农业创业者，以卓资县为例，建1座温室，县财政补贴2万元，建1座大棚补助5000元；政府从修路、打井、送电等各方面给予全力扶持。近年政府不断加大的支农资金多数补贴到这批人手中。但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风险大，搞设施农业赚大钱的并不多，还有不少失败者。2011年，采用喷灌圈和滴灌设施包地种马铃薯，1亩地可以赚到1000多元，第二年更多人包地种马铃薯，结果马铃薯销价由上年每斤0.8元降为0.35元，很多人亏了血本。

下乡包地搞设施农业、农业新技术开发，要求土地连片。从农民手中转包土地，只要有几户农民不愿转包，就连不成片。包地者对此很头疼，往往要由乡政府和村干部做村民工作。从农民手中包地的，开始都说要承包好几年，与农民签了书面合同，承包费一年一付。结果有的承包者赔了钱一走了之，既坑了农民，也连累了乡政府和村委会。比如有的搞草莓种植的公司，政府百万、千万元地投资扶持，还为企业担保从财政借款、从银行贷款，结果项目失败了，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仅是农民追要每年土地转让费一项，就让地方政府头疼不已。

 2006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鼓励农民组织专业社进行农业生产。这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组成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往往是由资本雄厚的投资者发起，吸引合伙人。普通农民参与并不积极，因为以土地入股，所占合作社资本构成比例微乎其微，在合作社里他们没有多少话语权，农民不愿承担风险，况且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大力支持的，有了支农资金也愿意投给合作社。目前，卓资县在工商局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460多家，其中在地税局取得税务登记的为194户，在国税局登记的123户。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搞得不错，受到了自治区政府的表彰。有的合作社只是一个虚名，鱼龙混杂，一时难以看得清。

对现有农业体制改革的思考

   实行包产到户经营的得与失

   包产到户责任制最大的功绩就是打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官办集体经济的僵化模式，把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归还给农民。其最大的失误就是强制农民“一刀切”采取包产到户模式。如果把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归还到生产队一级（有的也可以是生产大队一级），由农民自主决定是继续集体经营，还是包产到户或其他方式，各种生产经营模式竞争发展，像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那样的富裕村，全国就有一大批，今天的农村扶贫工作也不会这样沉重难搞了。把生产经营自主权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农民一样可以自由外出打工，或者转产其他行业，但土地还保持着集体经营的模式。即使包产到户，村集体依然拥有土地的管理权，农户要外出不种地，把土地留给集体就是了。农民在城里待不下去回到村里，村集体还有给返乡农民调剂耕地的余地。村民如果把户口迁走了，那就不是村里人了，凭什么还要占有村里的资源，享受粮食直补等待遇？村里的发展规划，就不会因为个别钉子户把住承包地不配合进行不下去。

   一刀切的做法，没有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也不符合农业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的逆向行为。

   现行农村土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包含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农村生产经营体制的变革；二是土地使用的改革。大多数农民对农村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是拥护的，因为改革破除了农民身份的枷锁，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壁垒，农民可以自由流动择业了。

    但是在土地改革上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由集体进行的农业规模生产，倒退到家庭小农生产，把整块土地分割成小块田耕种，降低了土地使用效益，增加了耕种成本。小农生产难以吸纳科学技术成果，不利于农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2、从实行包产到户之后约20年中，农民负担过重，甚至出现了种地赔钱的现象。

    3、政府对土地管理失控。如西部地区约有20%的土地撂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有的农民占着承包地就是不种庄稼，对此，各级政府和村委会，没有有效的行政措施纠正这种现象。农村存在大量违规占地，违约用地，违法卖地，暴力征地的现象。

    4、政府支农措施找不到相应的落脚点，比如，种粮直补款，有的发到不种地的农民手里，有的撂荒耕地已经盖了房，照样领取种粮直补。

    5、政府搞大型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往往侵犯农民在承包地的自主权，引发了不少矛盾，费力难见实效。

    6、农产品安全生产没保障，农产品质量不过关，农产品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7、农田水利建设与家庭小生产体制存在巨大的矛盾，农业生产后劲乏力，增产缓慢。国家进口粮逐年增加，国家粮食生产基本自给的方针有落空的危险。

   破解农村土地混乱局面的几点意见    

  确立村民小组对本组集体土地的管理监督权。在目前有关三农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基础上，中央针对村民小组出台有关法规、政策，可以化解目前农村工作的主要存在问题。因为按原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分别是由原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过渡来的，大队与社员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关系不如生产队密切。过去大队只能通过协商确定生产队上交大队的收入比例，不能直接动用生产队的财物、土地和劳力。村民土地所有权应属于村民小组所有，而不是属于村民委员会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以生产大队为基本单元，虚化了生产队这一层。

   从实施效果来看，村民委员会不能充分代表各村民小组的利益或体现村民的意愿。村民委员会管不了各村民小组土地方面的纠纷，也没有去管理的动力；村民委员会不能把第一组的土地发包给第二组的村民使用。如果对村民小组从法律上给与了明确定位，明确农村土地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确立了村民小组办事的原则和程序，成立村民小组管理委员会，让本组村民当家作主，那么很多难办的事就迎刃而解了。村民把耕地撂荒了，村民小组管委会有权收回。虽然政府承诺承包土地几十年不变，但地方政府与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时候，一般对村民如何使用土地有着明确的条款，村民把土地撂荒了，那就是村民首先违约，村集体当然依法有权收回其承包地。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村民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村民凡是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流转土地的，没有经过村委会的同意，或者村委会备案的，就属于违约转让。目前的实际情况，估计农村90%以上的土地转让、转包、出租没有经过村委会备案。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更是违约行为，不能算数。

取消迁走户口的村民在村组里的权益。户口迁移到小城镇的村民，就不能算作是村民小组的人了。虽然法律规定，他们所承包的土地，村委会、村民小组不得收回，他们可以将所承包的地继续有偿转让，但是不能享受政府下发的种粮补贴。政府种粮直补不再发给村民个人，而是按种地实有面积发给村民小组集体，再由村民小组管委会发到村民手中，而且每年种粮土地的变动，都要经过农业局和乡政府验收种植面积后才发放。这样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承包地上早已盖了房、村民还继续享受种粮补助的荒唐现象。

在村村民与外出定居村民，在村民小组里的权益要有所区别。村民户口还在本村组，但全家已经到外地定居的村民，但还属于本村组的成员，可以继续享受本村组的一些权益。然而他们已经很少尽到对本村组的义务，就不应该享受在本村村民同等的权益，在决定本组大事上，他们的表决权受到一定的限制。

村民当家作主，集体决定本村组里的大事。村民小组大会可以决定本组土地使用方式，可以继续包产到户，或由村民小组管委会把土地收回来，建立专业合作社进行集体经营，或由村管委会出面雇用或包给农机专业户种植，农户按地亩出生产费用。如今用机械化耕作，一个村土地的耕地用不了几个人，不像过去牛耕田、人摇耧，每个劳力只能种二三十亩地了。村民小组也可以采用反租倒包的形式，把土地收回来，再有偿转让给公司经营。对村里死绝户、迁移到大城市的村民，通过上学、入伍等途径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村民，其所承包的土地应一律收归集体，由村民集体决定如何使用，或者将土地再分配。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要有一个新的土地管理安排。农村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期为30年，现已过半，十几年后到期，政府应该有一个新土地统筹安排，再不要出什么几十年不变的政策。   我认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权，只要回到村民小组集体，由本组村民当家作主决定本村组土地的管理使用，因地制宜灵活采用适合当地的生产经营模式，农村大多数土地就会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种植经营，土地撂荒现象基本上可以杜绝，农产品安全保障体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农业现代化生产必将出现一个新的蓬勃局面，确保我国农业生产实现稳产高产，生产出质量合格的放心农产品，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

                                                      （编辑  迟晨光）

     我作为农村基层干部，希望尽可能多地反映农村集体经济和集体产权制度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多地反映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对这个议题的真实想法。当前集体经济与产权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认识不统一的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是东中西部区域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平原与山区农村之间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郊区与边远乡村之间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二是如南街、华西、航民等一些集体经济的“巨无霸”村，与大量无钱办事、无人办事、无章理事的集体经济“空壳村”之间的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一是与农村基层组织的强弱关系很大。农村基层组织强的村，发展集体经济舆论引导就好，氛围就浓；发展集体经济办法就多，能力就强；集体经济发展后劲就足，速度就快。基层组织弱的村，发展集体经济舆论氛围就差，能力就弱，发展就慢，甚至失速倒退而成为“空壳村”。二是与落实双层经营体制处理“统”和“分”关系密切。在实行土地分包到户初期及延长承包期过程中，凡是分得比较彻底的地方，发展集体经济就没后劲，面临困难就大，甚至容易被瓦解。凡是统得比较好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就有后劲，就易于发展。三是与把控（超过农地经营正常收益的）超级地租的能力强弱关系很大。土地分包到户后，因国家基础设施与城市、工业建设的需要，征用农村土地，以及村民建房用地引起土地用途变化而产生的超级地租，从理论上讲理应归集体，但因种种原因，农村基层组织把控超级地租的能力强弱差别很大。凡是把控超级地租能力强的村，发展集体经济就好；反之，发展集体经济就难。这三个方面是就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而言的。

    除了内部原因之外，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还有外部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与国家管理体制和支农资金投放方式的变化有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取消双轨制与农业税以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支农资金，且其资金的投放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农村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工程投资为例，过去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各级政府支农资金都是逐级下拨落实到村，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实施管理。这就要求村里的领导班子要与村民商量着办，并在上级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去实施，因而其工程质量与投资效率都比较好。而现在都要由有资质的施工企业来做，国家支农资金到了县里，就直接落实到工程项目上，村级的自筹资金也要打到这个项目上，然后由县招投办组织有资质的施工企业招投标。投标人在中标后一般都要层层转包，导致工程施工质量差，国家投入的支农资金效用与社会公正性降低，支农资金对发展集体经济起不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二是与大规模撤乡扩镇并村有关。撤乡扩镇并村是为了适应城镇化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中心村作用，为城镇化所需资源提供组织保证。在有些地方取得了这样的效果，但绝大多数地方，却导致基层组织被削弱、村社共同体走向衰落和瓦解，思想道德滑坡，族群矛盾和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导致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由于撤乡扩镇并村推进速度过快，许多措施没跟上甚至失当；有些行政村规模搞得过大，失管问题严重；缺乏农民群众认同感等等，导致政策出发点与实际效果相背离。

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认识不统一问题   

    现代产权理论被认为是指导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石，也是诠释以土地分包到户为代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合理性的理论基石。但是农民与农村基层干部是否都是这么看的呢？

    先看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过程。土地分包到户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阳光道”与“独木桥”争论中，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展开的。土地分包到户初时规定：承包农户不得出租转让与抛荒，推行“交足国家，留足集体，留下归自己”的生产经营管理方针。那时还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理论作为指导。后来，为了坚持家庭承包长期不变，让农民吃上“定心丸”，也为解决转包土地不断增量扩面、土地抛荒日益突出、土地细碎化与规模化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先后提出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的两分法理论，以及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和经营权流转理论。这就是现代产权理论诠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指导分包到户土地制度不断完善的基本脉络。

    参考现代产权理论涉及的诸多有关产权概念，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要义在于：由于集体所有制的产权不明晰，导致增加交易费用，并降低生产要素的效用；只有土地分包到户才能明晰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从而更快地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在集体所有权框架下依法保护分包到户的承包权、推动经营权流转，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然而这一理论未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我所在的缙云县新壶公路两端点有两个村：好溪村与河阳村，同为向农户返包土地的两个案例，它们很能说明问题。东端的好溪村为统筹新农村建设与旧村改造、发展高效农业园和民宿旅游开发，领导班子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村里在负债经营条件下，以高于农户间的租金向农户返包土地，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而位于西端的河阳村是远近闻名的国家级古民居保护村，为旅游开发，按规划分两期征用120亩土地，村两委为向农户返包土地，两年来挨家挨户做工作，至今还有几户农民未签返包合同。从这两个案例中看到，以分包到户为基础的集体产权结构，在泛集体成员内部的交易费用，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从农村基层干部角度看，产权理论归根结底要落实到生产指挥权和收益分配权。对已转让土地收取租金、实际上不种田的农户而言，土地承包权就是收益分配权而己。

    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首先，要营造发展集体经济与加强统一经营层舆论。《宪法》规定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实施过程中，“分”的舆论氛围甚嚣尘上，而“统”的舆论氛围似乎偃旗息鼓。习总书记在第七次深改小组会议上提出“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三条底线，以及后来公布土地改革试点方案，农村基层干部很受鼓舞，但所有的试点区域都是一个做法，即土地使用权确权。这实际上只是固化现行土地制度所有的优点与缺点而己，这样的试点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言。要把搞集体化的典型宣传好，典型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像报告文学《塘约道路》这样的典型宣传，其影响力要比单纯的理论文章强过千百倍。要通过典型宣传，洗净泼向合作化、集体化的污泥浊水，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共同富裕。

    其次，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这里谈一点，乡镇基层干部人才储备的问题。乡镇基层干部属国家公务员，不能光从大学生里面招考选拔，还需要从农村摔打出来的优秀干部里选拔一部分。很多公务员从大学直接进到公务员队伍，不会干工作，还很容易染上“官场病”。乡镇面对的问题很具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实践经验，许多实际问题解决不了，还不如农村的“大老粗”干部。所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应注重从优秀村干部里选择，干得好的还可以进县级领导班子，甚至更高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选拔也是一种社会导向。有些舆论认为，农村现在是村霸恶霸的天下，这不客观。农村确实存在村霸恶棍，也存在干部队伍素质不高的问题。但村霸恶棍的问题在基层，根子可能在上面。优秀的农村干部很多，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们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充分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加强村社共同体建设，努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要有政策倾斜力度。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正确的政策是有效的管理调控手段，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智慧。农村里凡有好的带头人、多数群众要求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国家政策、支农资金上都应给予肯定与支持。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愿意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国家应特别给予鼓励和扶持。充分考虑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和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属于发展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层面的制度安排，不能规定得过细过死，要为村民自治组织发挥作用留有足够的空间。

                                            （编辑  季节）

 编者按：塘约村位于贵州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2014年以来，在村党支部的有力领导下，全体村民通过土地入股重新组织起来。土地实行集约耕作，发展运输、建筑等专业合作社，多业并举。集体经济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塘约村的面貌：2014年村集体收入仅4万元，2016年就突破了200万元；人均收入从2013年的不足4000元，提高到2015年的8000元和2016年的10030元。绝大多数农户已经脱贫，塘约从一个二类贫困村变为“小康示范村”。

 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出版后，产生很大社会反响。今年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3月9日参加贵州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说：“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我看了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去年写了一本报告文学，书名叫《塘约道路》。塘约村所走的道路对我的教育也很大。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有3000多人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里人也就是勉强度日。全村共有1400名劳动力，最多时有1100多人都外出打工。这和今天全国广大农村的情况基本一致。

党支部是名正言顺的组织者

 2013年，村里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把全村的路和田都毁了，房子也倒了不少。村子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路被冲了，农民没法出门，连公路都到不了。包产到户后，各家农民只管自家的那一点地，要修路各家的地都动不得。怎么办？大家只有组织起来共同修路，否则就真的“无路可走”了。这就是村里农民开始组织起来的契机。

 但是组织大伙靠谁？是找哪个大户？还是找个公司来？眼前连路都没得走，找县市领导来都来不及，只有村党支部出面。在中国当下的条件下，党支部就是名正言顺的组织者。　　

 村党支部首先组织大家修路。政府也支援了一部分物资。村民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自带干粮，义务劳动，先后修好了联结村子与10个自然村的道路，又用28天时间修好了通向镇里的全长4公里的柏油公路。这样的积极性，是家庭承包制下难以想象的。

 组织起来之后，塘约村开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村党支部鼓励村民把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拿出来参社入股，土地连片种植。集中种田用不了几个劳动力，其余的人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搞多种经营，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村里还成立了评估小组，对村民入股的土地进行评定等级，折算股份。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入股协议，按照村、合作社、村民3：3：4的比例进行利润分成。

 土地流转到集体，实际的耕种土地面积大大增加。原来搞承包时全村土地是1500多亩，重新丈量后变成3000多亩，同时还纠正了部分村民侵占集体土地和集体荒山的情况。土地确权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来，把土地交回村集体，他们就可以拿到一笔地租款。　　

村民组织起来的好处

 我问当地农民，组织起来有什么好？他们跟我讲：就说种菜，我们基本的生活问题首先是吃饭，分田到户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但是穿衣服的钱从那里来？小孩读书、家人看病的钱从哪里来？这都没有办法从责任田里种出来。农民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出去打工。

 留在村里的人怎么挣钱？养猪、养鸡、种菜，拿到城镇里去卖。可是城镇没有你的地盘，只能在偏僻的街边上叫卖，风吹日晒，菜一天就蔫了，只能贱卖。城里人也看不起做小买卖的农民。集体经济解散之后，单家独户的农民面对强大的市场经济，如果再不组织起来，就走不下去了。没有组织就没有农村集体经济。而只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堂堂正正地劳动，农民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人。

 现在农民组织起来了，全村种的菜只要一个人一部车就可以拉进城，可以跟学校机关的食堂联系，进行点对点供应，还保证菜新鲜、没上农药。这样不仅节省了劳动力，农民收入也增加了。

 一些进城打工的人看到村里的情况转好，就陆续回来了。现在已经有800多人回村，这800多在外打工者有当驾驶员的，有搞装修的，有当木匠、泥水匠、刷油漆的，还有水工、电工。一些人组织了建筑公司，一些人组织了运输公司。村里已经有200多辆车，马上要建汽车修配厂。还有在城里打工的女孩也回来，开了饭店、服装店。回来的村民都在合作社里实现了就业。农业、运输、建筑、服务业多业并举，使塘约村的集体经济迅速壮大。

 周边的村庄开始羡慕塘约村，也通过土地确权向这个村流转土地，塘约的集体经济组织就这样进一步扩大。　　

 塘约村不是“城中村”，也不是华西村，它是位于西部的贫困村，这是中国农村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塘约的道路使我发现，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脱贫。

 农民分散的个人力量很小，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才是第一生产要素。同时，耕地集中统一种植。人和土地两大资源集中起来，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所以，必须把农民从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释放蕴藏的生产力。

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

 从塘约村之前的生活和现在发生的变化，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农村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

 首先，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它是避免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制度性保障。

 我考察过塘约村的历史。500多年前，明朝派兵经贵州去云南讨伐元朝残余军队，贵州地多人少，于是朝廷命令部分军士就地垦荒种地，解决军粮问题，之后还向这里移民。政府给到此移居的老百姓分发土地，当时土地占有是很平均的。但到了解放前，塘约全村的土地已经集中到两户地主手里，这两户地主还都是“城里人”。贫苦农民欠了债没法还，就只能把自己的地“流转”出去，自己一无所有，只好给地主打工当雇农。

 当地农民跟我讲解放前塘约村的情况，说当时妇女生孩子就生在灰堆里。家家户户盖“秧被”，就是把种稻剩下的秧苗晒干弄软再编起来，盖在身上当被。贫穷到这个程度，过去我从没听说过。今天如果有人主张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就可能再次出现全村土地归一家名下，别人都给他打工的情况。这跟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有什么区别？当年为什么要成立共产党？

 第二，农村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安顺见到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是去年“七一”全省到北京接受表彰的六个人之一。20多年前，村里的老支部书记将不久于人世，就把他找来，要他接村书记的班。因为老支书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这个年轻人有组织能力、大公无私、能吃苦，把全村托付给他才放心。可当时这位青年还不是党员。老书记就问他，你愿意入党吗？年轻人看到老书记那么期待的眼光望着他，对他如此信任，就说我愿意。老书记就把镇党委书记和镇长都请来，叫年轻人当场写入党申请书。三个月以后，他以一个预备党员的身份开始领导这个村子，20年来一直跟贫穷搏斗，今天这个村已经非常了不起。

 只有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老书记临死的时候才会放不下全村的群众，一定要委托放心的人把村庄管起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村干部们才会对百姓的利益念念不忘。但现在包产到户后，很多村书记只考虑自己的事了。只有集体经济制度能够孕育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会瓦解，那么共产党向何处去？

 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阵地，而且农民也走到了一个必须组织起来、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时刻。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而不是走纯粹市场化 “分”的路子。2013年两会上，习总书记在江苏团会议上讲过，小岗村解决了“分”的问题，但“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30年来，“统分结合”的思路没有坚持下去，今天农村的问题更加严重，而且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人跑了、地荒了、村空了、城市满了。今天“统”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发展双层经营模式，稳步发展集体经济，靠谁做？怎么做？中央提出，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多元化方式解决问题。

蒲韩乡村联合社经验的意义

    蒲韩乡村社区联合社已经走过了19年的历程，它成功的实践，提供了很多值得讨论和借鉴的经验。

  2005年开始我就介入这个试点，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波澜，蒲韩乡村联合社塑造了一个“统”和“分”之间的中间体。我认为，没有这个中间体是做不成事情的。“统”是指这个非行政化的集体组织，它包括了近4000户社员和7万亩耕地，联合社的组合有一套办法，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愿，有一套管理和指导系统。

　这种模式最重要的经验是破解了“统分结合”的难题。统分结合要靠中间体，这就是郑冰带领的113个人的团队所从事的工作。依靠这个团队，联合体搞活了这一盘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服务，提供农民所需要的服务内容。又比如它的辅导员制度，辅导员可以深入每家农户，把各户的情况都搞清楚，而且开始搞信息化大数据。它的服务所达到的边界，以及它的组织方式，都远远超过了日、韩、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创造了中国本土的经验。

    这113人创造的集体经济（合作社），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7000万，除了支付113人的劳务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费用，还有300万利润。从2012年开始保持收支平衡，现在已经非常稳定。

　联合社的核心团队已经成长起来了，辅导员也已经换了三拨，开始是年纪较大的妇女，然后年轻人上来了。这个团队一手托着集体的组织（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内容），一手托着农民。依托这个团队，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发展经济，创造收入，同时创造农民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文化内容。集体组织里还有很多小集体——有经济类、文化类、社会类，手工艺作坊已经发展到18个。由此，农村变得欣欣向荣。三四年前，在外头打工的人很多，现在从外面返乡的人逐年增加，回来的人，一类是专业种地，一类是“农兼别业”，还有“别业兼农”。

探索农民合作组织的多种形式

    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村集体组织起来很重要，关键在于组织生产之外，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农村社会文化生活统一起来？

    2002年我在洛川试点，组织了一个农民医疗合作社，那时还没有“新农合”，农民就医难的事得不到解决。搞医疗合作社很受农民拥护，发挥了很大作用，农民的医疗费用下降，一度拉低了全县和周边地区的医药价格。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医疗费越来越高，钱从哪里来？我找当地政府商量，把新型合作医疗的钱（当时农民人均10块）给乡镇医疗合作社，政府说不行。没办法只好到处筹款，找基金会帮助，但人家只能帮你一时。实践证明，农民要想把医疗做好，一定要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

    2005年开始接触郑冰的联合社，我觉得这种模式很有希望。联合社起步时不是为了钱，而是从推广农业技术开始，然后组织妇女跳舞，并且是有规模的组织，一开始就组织了几十个村的1000多妇女，今天还是依赖当年的这个基础，这和一般农村组织的概念和成长路径都不一样。

参照东亚综合农协的经验

    从那时开始，我就考虑借鉴日、韩、中国台湾地区综合农协的经验。综合农协其实是一个功能的综合，综合了经济、社会、文化。这样的集体组织模式，是否能够形成社会化的资源，并且能够保持长期的生命力，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这样的模式，可以解决“集体是谁”的问题，能够在乡镇形成社会化的资源，并且具有可持续性。

　综合农协体系的建立，日本是在1947年，中国台湾地区在1950年，韩国是在1961年，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很大的规模。综合农协的资产属于农民，政府是拿不走的。所谓农民集体，在当地乡镇一级是独立法人；国家（地区）农协也是一层法人。政府的钱给到综合农协的，包括给乡镇农协的钱，都变成集体的资产，集体资产不可以分。其依据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协法”和“农会法”。这种组织定义在公法人和私法人之间，是中间法人。日本直接把农协定义为中间法人。

　随着最近20年全球化的进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变化很大，从思想到体制到法律整个体系都发生了变化，情况各有差异。韩国到今天还是强调中央农会的地位，农协就跟小政府一样，支持下边乡镇的农协。 

　我们要做农民协会，应该是由党组织领导和支持的农民合作组织，它也将成为共产党执政的有力基础。农村几十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要靠我们的机制和体制的力量来引导，仅靠市场力量是做不到的。

从“三位一体”合作模式到供销社改革试点

    2005年，我所在的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请以郑冰为首的7家农民合作社组织来开会，鼓励他们成立农合之家的联盟。11年来已经产生了200多家合作社，其中有8家登记为“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我认为，这是中国的新型综合农协的样板，但推广起来还很困难。

    在政府的指导下，怎样把郑冰和蒲韩乡村联合社的经验进行推广？经过好几个试点后，2015年农村开始搞供销社改革。这是对当年习总书记在浙江瑞安县所肯定的“三位一体”模式的延续。三位一体，即“生产（服务）、供销、金融三结合”。中发（2015）11号文件《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还加上了乡村社会服务内容。这个文件已经有“为农服务的综合性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的提法。

　“综合性合作社”是毛泽东1939-1941年在延安时期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对南区合作社有很多批示，给“综合性合作社”列了十项综合服务，包括交通运输、种树，也包括金融。“11号文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提出了这个方向，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思路，即通过供销社的形式发展农村综合服务。

 20世纪80年代就曾搞过农村供销社，改革信用社，希望农民入股，以此为纽带联系农民，形成综合性的合作社，但没有实现。现在农村信用社都归入农商行，但供销社仍然可以起到引导作用。11号文件说，基层乡镇供销社的改革，要“为农、务农、姓农”，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做平台，要做生力军，成为枢纽，把政府和农民两边连起来。这跟我们的实践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通过供销社系统，在河北省内丘县金店镇搞试点已经一年多，很有效果。一是在乡镇供销社基础上，建成金店镇新农协综合发展协会。二是要联系农民。过去供销社跟农民没什么关系，农户只出租房子。现在职工们挨家挨户走访，总结了农民需要的11项服务，请大家到蒲韩去学习，已经去了两次，后面还要继续去，他们觉得在那里能学到东西，很愿意学习并推广蒲韩经验。

    他们仿效蒲韩“辅导员”的做法，设置了“组织员”，一村定一个，挨家送传单，做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年货、农资的统购统销、农产品的集中销售；还做育儿、养老的服务项目。他们自己总结：第一，做活动是新农协的生命，通过活动能激发大家的热情，活跃农村，促进人心的凝聚和合作经济。第二，强调培养妇女骨干。有个妇女一年前还很腼腆，现在已经当上了新农协的副总干事。她一个人就可以带动一片，先从跳舞、搞活动开始。现在新农协在当地已经很有影响力，老百姓感觉“老供销社联系群众的精神回来了”，大家都乐意把自己的需求跟供销社讲。

　金店全镇1万多户，现在加入新农协的接近6000户，从6个村推广到33个村，整体形势不错。乡镇供销社和新农协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由县供销社管理。县里还有试点办。农协理事会由农民组织，但一定要请政府派人参加，理事会要接受政府的推荐。这样就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资助，可以带动组织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现在内丘县全县都开始推广金店镇新农协模式。前不久邢台市委、市政府也发文，要在全市推广内丘新农协的经验。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把综合农协做起来，把蒲韩的经验推广出去，这是个大事。

附：

郑冰：蒲韩乡村社区联合社的实践   

    我是山西运城地区永济市寨子村的村民，蒲韩乡村社区联合社的理事长。联合社在蒲州、韩阳两个乡镇辖区内，共有24个行政村，43个自然村，2万多户，8万多亩土地。目前联合社共有3865户社员。

联合社的艰难起步

    我们从1998年开始搞技术培训，当时觉得农民的农资投入比较盲目。2001年，我们组织了很多妇女搞跳舞活动。2004年，谢丽华老师到我们那里说，你们妇女活动这么好，但村里怎么这么脏？这话让我们觉得脸红。我们赶紧发了封倡议书，动员大家清理村里的垃圾，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村204户就把10多年的垃圾都清理完了，大家都感觉很振奋。那时村里的路坑坑洼洼没办法走，为此我们成立了理事会，组织村民参加义务修路。永济市政府、妇联开始关注我们。

　2005年，我们接触到杨团老师和温铁军老师。杨团老师给我们讲了“综合农协”，如何组织培训搞合作社。我们很快组织了7个经济合作组织、7个手工艺组织、7个妇女组织，以及蒸馍厂、涂料厂等，但到2007年这些项目就失败了。我们体会到，合作社组织起来容易，管理并不容易。

    2006年开始，中央从搞新农村建设，2007年发布了《合作社法》。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感觉政策在不断完善之中，及时引领新农村建设。2006年我们村曾被评为“新农村建设样板”。

    2005年，合作社把村里175户的870亩地合在一起。当时分管农业的书记、市长都来了，说土地问题是高压线，你怎么敢这么干？我说，这是大家自愿的。当时市长说了一句：“你要不把‘千亩生态园’搞好，农民会吃掉你。”到了2007年，因为合作社管理成本太高，真的做不下去了，只好解散，870亩地放回了各家各户。

把农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

　经过反思，我们体会到：在农村经济目标不一定是第一位的，农村生活才是第一位的。回过头看，我们的技术培训、妇女跳舞、环境卫生，正是这些活动把大家合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做农村工作不能太心急，要稳步发展。把农户的地集合在一起，不外乎就是引导农户科学种植、技术培训、统一购买价格合理的农资和服务、联合起来做销售。为联合起来的农民提供服务，才是合作社要做的。

　合作社的服务空间在这43个村子，组织了上千名妇女参与的舞蹈活动，几千人参与的农民运动会，制定了2009-2018年的10年计划，把公共服务做起来，在此基础上把与生产相关的经济合作做起来。2012年我们组织了联合社，联合了28个专业合作社，按地区划分了12个办公业务点。从2009年到现在，在老师给我们提供的指导和培训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拥有113名核心团队成员，而且70-80％是年轻人。

　参加跳舞等活动的全是中老年人。在2009年开始组织合作社的时候，先让社员把自己的子女动员回来。其实，年轻人的父母并不乐意儿女为一年几万元在外面打工，尤其是不愿意看到子女结婚之后和家人孩子分开的状态。现在，我们这个团队成员有很多母女、母子、夫妻。

    而这时，青年和中老年之间的矛盾又产生了。我们努力改变家长式的管理，让年轻人多参与地里的劳动。年轻人刚回来不愿意种地，我们特意组织大家一起干农活，早上天不亮就下地，风吹日晒，年轻人感到集体劳动很有趣，也感到农活的辛苦，才真正理解父母的不容易。我们向年轻人发问，能不能改善辛苦劳作的传统方式？年轻人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是蛮丰富的，现在几乎所有地里的重活都可以由机器设备来完成。

多样化种植和生产服务

    大家总说农业生产收益不行，我住的街巷共有17户人家，其中一户在西安做老板，另有两户在外面开小饭店、打工；其余14户都没有出外打工做生意的。这14户人家都盖了楼、买了车，收入几乎全是靠种地。有的人家有上百万存款，他们一天工都没有打过。

　种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收入？主要来自土地流转、土地确权。2013年，我们村3000多户社员共有3万多亩地。大家发现，土地流转的大户经营得也不太顺利。我们找到一些自己的地不够种的能手，把几十、甚至上百亩的土地都转移到种庄稼能手那里。现在我们3000多户社员共耕种着7万多亩地。

　2001年市里动员，说加入世贸了，鼓励大家种果子，说比种小麦效益好。但种了这些年我们也看到，种经济作物市场波动很大，苹果最低才卖3毛钱，大家就都要去砍苹果，改种桃树或芦笋。从2009年起，为了寻求经济收入稳定，开始搞多元种植。我们这7万亩土地一直以户为单位，一户最好是5-10亩地种一样作物，每种最多的不超过50亩。每家都实现多品种，避开市场风险。去年夏天下冰雹，我们的香椿、杏、桃已经收了，但后面的柿子和核桃受损比较大。

    我们听说国家现在要进口很多粮食，就跟社员们讨论，这7万亩地不能都种果树，要拿出1万亩地种小麦。2009年，我们推动每家农户拿出一亩地做土壤转换，少用或不用农药化肥；搞秸秆还田，采用生物防治法减少病虫害，比如用粘蝗板、杀虫灯诱杀害虫。这些防范措施一旦产生效果，农业生产肯定会有一个大变化。

　现在围绕43个村和3000多户的植保服务体系，从土壤转化到植保服务，我们已经完成了几万亩土地的联合。生态多元化也是一种模式。现在我们的粮、棉、稻、果，形成一个几万亩的多元结构。这几万亩土地、几千户，已经形成了技术服务体系，也形成了与市场的对接。

组织统购统销，引导村民消费

    我们在43个村里设有18个辅导员，都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人服务3-5个村，210户左右。辅导员天天入户，正确互动，这是我们辅导员的岗位优势。在运城、永济也设立有薪酬的辅导员。

　我们蒲韩联合社的服务空间很广，联合社可以跨乡，合作社可以跨村。但不符合我们理念的不能成为我们的社员。联合社有18条规定，比如赌博的、对老人不孝顺或对孩子不正确引导的，就不能加入合作社。   

　农民加入我们消费店的消费社员，也做一些消费方面的引导和规范。比方年货统购。大家过年都要买年货，我们统一提前一个月预定，3000多户大概有100多万元的量。这100多万中，50多万消费采购当地产销品，引导大家多吃核桃、枣、花生。比如说我们在永济、运城的社员，让大家多吃我们当地的花儿蘑。我们也和其他合作社互换小米、大米、枣。只要是我们社区的社员在永济、运城打工做生意，我们就把他的消费对接上。联合社每个月都有日用品统购，我们把这些服务项目整理成专供，日用品是其中一项，有专人负责，看似小小的油盐酱醋，结果统一买盐，一下子要20多吨。同时，统一供销杜绝了假冒伪劣产品。市场不一定都在外部，3000多户社员每年互换产品，一年就达300多万，销售总额就是600多万。

    在永济有3800户是我们的合作社社员，每一户都有信息档案，记录得很清楚。 3年前我们在永济开了一家消费店，连接这些社员，这一连接不得了，把周边都连起来。现在我们在永济、运城两个就近的社区设有消费店，在这里消费的社员有8000多户，及时给社员配送面、油、菜，一定要送到厨房。

开展信用互助

    2012年起，国家规定统购统销的合作可以开展信用服务。我们当年就启动合作社社员的信用互助，这种互助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第二年有3000多户需要资金，一些很弱的农户根本借不到钱，连借钱的信心都没有。我们设置了2000元的无息借款，提供给他们。核心问题是合作社提供什么服务？为谁服务？在2012-2014年间，共有20几户逾期，其中没有一户是因为种植或者小规模养殖而逾期的，大都是做生意的。信用服务中，农民（特别是种地户）是讲诚信的。我们的信用服务体系从2013年运营到现在，利率一年一年下降。但我们发现，信用服务是一个杠杆，可以使几千农户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加紧密的信任关系。

为老人、儿童、妇女服务

    上级领导和杨团老师都曾经提醒我们关注老人的养老问题。我们统计以后发现，75岁以上的老人有2000多位，社员越来越趋于老龄化，如何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安心？我们办了“不出村养老”服务，一村十几位老人不出村，每个老人的子女每月掏200元，进行互助养老。现在我们有16个村采用了这样的养老方式。虽然不赚钱，但给了老人很大的心理安慰。老人们觉得国家政策这么好，每个月还给80多岁的老人发钱，老人在一起那种状况，非常美好。另一个村搞了个老年公寓，投入几十万，年年要找钱才能维持，镇长书记也头疼。这种服务体系的构建，让联合社越来越有底气了。

　2016年我们启动了对60岁以上老人的信用服务。55岁到75岁之间的社员，只要你愿意养点小鸡、养猪、养羊，不是大规模的，我们一定尽全力提供服务。有600多户这样的老人在做力所能及的事，还能有点收入。老人实现了自我养老，保持了一种自信状态，他的感觉就不一样。这个服务是我们现在全面推行的。

　在永济、运城的一些老人退休，听说有这种不出村的互助养老，也愿意回到村子里来，生活舒服，还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安享晚年。

    我们前年开始，做了3岁孩子的“小私塾”，也就是不出村的幼儿教育，今年已经做了10个村。村小学校的校长找我，说你们这么一做，周围两个村20个孩子都进不了我们幼儿园了。我说，我不是和你竞争，这些两三岁孩子如果送出村去教育，对孩子不太好。乡村是一个非常自如的空间，我们就是带孩子们到田间去观察玩耍，培养他们的想象空间。校长说你这样就影响了我们上万元的收入。我提出，我们理事会讨论一下，可以从合作社公益金里提出钱来给你补偿，我们可以一起做教育。现在村里小学才教到二年级，这43个村有600多个孩子要到城里上小学，家长要陪着去，在城里租房，占着一个人天天送孩子，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钱。把这些孩子争取回到村里，村里这么好的环境，完善我们的小学教育才更好。

    联合社的妇女不仅仅是跳舞，还要把老人、孩子、妇女组织起来。我们有18个手工屋，有一批妇女把芝麻做成香油，把黄豆做成豆腐，把红薯做成粉条；纺线织布，把棉花变成线，变成布，其实这个过程中就是老人把手工艺传承给下一代。孩子跟着老人学这些手艺，这才真正是天伦之乐。

树立正气，弘扬正能量

    农村是一个家，不可以用工业的或城市的逻辑去经营。农村是熟人的空间，所有的事大家互相都清楚。农村的制度构建，不是说你写个纸写在墙上就完了，人和人之间有无形监督的一种制度，它是隐含在熟人口碑的传播里。在这个熟人空间里，主导的正能量一起来力量很大。

    农村用所谓现代管理方式是行不通的。村干部的约束力也要靠口碑。合作社的监督也需要村干部，我们也请村干部对我们提意见。各村干部要做工程搞乡村建设，少个万八千块钱，我们合作社都会拿点钱来补贴。我体会，农村是一种道义的自然的文化。所谓道法自然，一定有人文因素在里边。现实中也有落后愚昧的东西，关键在于怎么用新的理念引导。

　啥是集体经济？村两委是集体，村是集体，我们合作社也是集体，学校也是一个集体。我们的老年协会、书法协会都是一个群体，这些群体都在产生正能量。最近村干部传达上面精神，要把公益服务、精准扶贫做“到点”。但做“到点”不能养成“等、靠、要”的惯性，农民完全可以自立自强的。我们坚信，未来的政策会越来越好，我也很庆幸做个农民。

    （编辑  杨利红）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2014年6月至2017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由39932亿美元下降至29982亿美元，缩水了25%。外汇储备快速下降的直接原因，是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快速贬值，央行对外汇市场进行了持续单边干预所致。从理论上而言，即使一国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如果央行不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储备不会持续缩水。

 是否应继续放松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以增强汇率形成机制弹性，这是当前争论的焦点之一。笔者所在正方的主要论据有二：第一，在市场已经形成贬值预期的前提下，抑制汇率贬值速度必然意味着外汇储备的损耗。而在汇率达到合理均衡水平之前，外汇储备就可能跌至某个重要关口之下，随即渐进的汇率贬值就可能转变为外汇储备缩水与汇率加速贬值的恶性循环；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是我们以很大代价多年积累起来的国民储蓄，我们应该善用这笔储蓄，而不应该用来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

 目前有关争论主要集中在上述第二个问题，也即外汇储备的性质及其用途之上。为深化当前的讨论，笔者在本文中提出关于外汇储备的六个观点。

    观点之一：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能够自由决定其用途的资产。

    反方认为，中国央行是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用人民币从出口商或中外企业手中购买形成的外汇资产。央行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也是发放基础货币的过程，而基础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因此，外汇储备不是中国政府可以自由动用的资产，而是居民与非居民暂时存在央行那里的资产，未来，居民与非居民可能会从央行手中购回美元，而央行则必须以此来偿还负债（人民币）。

 这种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市场主体当年向中国央行出售外汇储备的交易，是一次性交易而非回购交易。如果是回购交易，那么央行将会承诺在未来以特定的价格将美元出售给当年交易的市场主体。而如果不是回购交易而是一次性交易，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央行可以拒绝交易、或者通过提高美元价格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换言之，当年央行在买入美元的过程中，已经用人民币支付了市场化对价，因此央行就获得了购入外汇资产的自由使用权。央行并没有义务承诺在未来以固定的价格，将固定数额的美元出售给特定的市场主体。

    观点之二：除了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有更多更重要的用途。

    反方认为，中国央行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就是干预外汇市场以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的结果，那么当前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来干预市场以避免人民币过快贬值，这是顺利成章的。

    然而，外汇储备有着多种用途，例如向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熨平汇率波动（而非在汇率持续高估的前提下稳定汇率）、提供自我保险以强化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信心、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备不时之需等。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内储蓄尚不能完全转化为国内投资的前提下，中国居民与企业通过央行存放在（parking）外国金融产品（尤其是美国国债）之上的一种国民储蓄。这种储蓄应当用于更加重要的战略用途，例如进口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资源、技术、人力资本，或者由本国企业用于真实的海外投资与并购，或者用来拓展中国的全球利益（例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

 当然，央行通过外汇市场干预出售的外汇储备将会流入居民、企业与非居民手中，他们也会用于进口、购买海外资产、偿还海外债务等用途。然而，在汇率水平基本合理均衡前提下的外汇使用，与在本币汇率持续高估前提下的外汇使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对国民福利的影响也大相径庭。

    观点之三，如果仅用于传统用途，3万亿外汇储备的确足够使用。但如果在本币汇率持续高估的前提下干预外汇市场，尤其是在资本管制缺位的背景下，那么3万亿外汇储备未必够用。

    反方认为，目前3万亿外汇储备足够用于支付进口、偿还外债以及干预外汇市场，没有必要积累过度的外汇储备。

 的确，当前3万亿外汇储备如果仅仅用来支付进口与偿还外债，的确足够。但是，如果单边贬值预期没有转变，那么消耗外汇储备来干预市场就可能是个无底洞。例如，在IMF用来衡量外汇储备是否充足的最新评估体系中，对于没有资本账户管制，且试图维持本币汇率兑美元稳定的国家而言，充足的外汇储备规模应该同时满足：第一，短期债务的30%；第二，其他债务的20%；第三，M2的10%；第四，出口的10%。根据法兴银行在2015年9月初做出的估算，按照上述IMF的标准，则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不能低于2.75万亿美元。这距离3万亿的外汇储备存量已经不远了。

    观点之四：当前消耗的外汇储备损耗只有一部分是藏汇于民，而且这种形式的藏汇于民还可能导致国民福利的下降。

    反方认为，当前央行在市场上卖掉的美元，转变为本国居民与企业手中的外汇资产，这是藏汇于民的做法，值得鼓励。

 这种观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第一，它简单假设央行卖掉的美元都转变为本国居民与企业的外汇资产，而忽视了其中一部分美元其实卖给了境外套汇、套利者。当年，在人民币汇率开始升值时非居民套汇、套利者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现在，趁人民币开始贬值而还未充分贬值之际，套汇、套利者卖出人民币买回美元。动用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的政策，使套汇、套利者得以实现套汇、套利交易平仓，使他们得以赚取不菲的利润，实现“胜利大逃亡”；第二，当前有能力大量购买外汇并投资于海外的群体主要是中国的富裕阶层。外汇储备损耗完全转化为居民美元存款实际上是把汇率风险转嫁给公众。如果央行最终没有能够稳定住汇率，人民币最终对美元以更大幅度贬值的话，当前这种干预市场的做法将会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第三，在存在严重本币贬值压力的情况下，动用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意味着廉价出售美元，如此这般的“藏汇于民”是方便和鼓励资本外逃；第四，尽管并无确凿数据，由于贬值过程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做空者大概也赚走了一些钱；第五，反方应该拿出切实的证据来，证明流失的外汇储备究竟是如何藏汇于民的，例如以何种形式藏在哪些主体的手中？第六，2014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表的错误与遗漏项出现了4500亿美元的净流出，这算不上“藏汇于民”吧？

    观点之五：估值效应不是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

    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升值、以及外币资产市场价值变动所致。

 汇率变动与资产价值变动造成的估值损失的确可能导致外汇储备下降，但这并不是当前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例如，2014年6月底至2016年9月底，中国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了8268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内，季度国际收支表中外汇储备缩水累计额达到6712亿美元。由于后者的数据是流量，本身已经剔除了估值效应，那么不难看出，在这一时期内，估值效应只能解释储备缩水的19%。

    观点之六，当年反对过度积累外汇储备，现在反对大量、单向、持续使用外汇储备，并无逻辑不一致之处。

    当年我反对为了防止本币过快升值而干预外汇市场、积累外汇储备的做法。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本不应该是一个资本输出国。此外，中国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也大量引入外资，由此形成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意味着不菲的福利损失。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形成了一种极其不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即在坐拥大量海外净资产的同时，投资收益却持续为负。在当年积累外汇储备时，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福利损失。而如果现在我们把外汇储备用于长期、持续的单向干预，这意味着第二次福利损失。

    汇率作为一种重要价格，如果其定价出现大的偏差，就必然会造成跨国或跨期的资源错配。因此，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增强汇率机制弹性。如果我国早就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那么当年我们就不会积累起那么多外汇储备、现在也不会消耗那么多外汇储备。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中国政治学正处在理论创新的关键期。中国政治学研究要善于把中国经验理论化，从中国实践中来，又高于中国实践，既提炼实践问题又提炼理论问题，既把中国的事情说透又要把外国的事情说透，把反思批判与描述解释结合起来，把规划研究与经验研究贯通起来。以国际视野总结中国经验并使之具有普遍意义，从后知后觉的尾随者转变成先行者、引领者；从仅仅描述、解释中国的问题上升为更积极地创造和创新。让全世界都能够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政治学处在理论创新的关键时期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我们可以把政治学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中国的，另一部分是关于外国的。关于中国，我们现在需要弄明白、说清楚自己的体制，一步一步地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机制都梳理清晰，建立一套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论框架。无论是从结构还是进程的角度，去描述、去研究它真正的性质、它的运作、它的制度、思想的来龙去脉，充分运用已有的很多材料。同时要把外国的事也说透。现在有太多迷思需要破除。

　我建议，可以出一套《中国学派》丛书，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看历史、看人类方方面面的问题，不仅是当下，而且是过去，包括未来。西方人擅长把自己很狭隘的一点经验理论化，他们有这个自信；中国人比较谦虚谨慎，还缺乏这种自信，往往把自己的缺点写得很充分，反而把制度优势给掩盖了。

　我们要调整心态，要有理论自信，用自信的心态去看待中国，看待世界。政治学无非是要把这两部分做起来。涓涓溪流能够汇成一个大的潮流。关键在于创造，中国人要提高自己的创造能力，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如何表述自己。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这种“心态的变化”很重要，把西方的细节给出一个中国的看法，把中国的细节给出一个比较普适的看法，加入世界政治理论的竞争，可以考虑先把已有的东西编写出来。

    玛雅（政治学博士，凤凰出版中心主笔）：我们应该改变提问的方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基于中国的发展成就来谈的，所以就很充实。但是，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就相对薄弱一些。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现在处在一个理论创新的关键时期，的确要有历史感和宏大的世界眼光。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当下中国的学术话语、教育话语都深受西方的影响。

    我认为目前有几个迫切需要研究的政治学问题：一是对西式民主的祛魅，二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全面的、包容的政治发展观，包含民主、自由、效能、廉洁、秩序、稳定等要素。这需要心态的变化，立场的变化，视野的变化，以及概念的变化。三是如何通过从严治党，提升中国在全世界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发展能力，这关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我们现在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分离比较严重。定量研究成为一个强大的潮流，而规范研究之间交流很少、相互批评很少。我们需要考虑如何用重大的政治议题把两类研究和两方面研究人员结合起来，提出能够贯通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的解释。

    我认为有两方面重要问题。一是比较基础性的，天下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传统国家理论，二是比较应用性的，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类重大问题上，需要更好的交流机制，让经验研究和政治理论研究可以更好地合作。

要以国际眼光总结中国的政治实践

    王绍光：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此任会长曼斯布里奇的专长是政治理论、民主理论。他写过一篇文章《反对问责》，这就是重大理论问题。我们现在也把问责引进来了，现在很多做法是问责的做法，这个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西方做得就不好，到我们这边来更会出现问题。现在提到问责，好像理所当然就是对的东西，不一定。这些理论问题仅仅放在中国看，看不清楚；要放在全球理论的历史角度看，才可能看得清楚一点。

    潘维：最近王岐山在两会发言中讲了一条：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在做党政分开，分了几十年之后发现真的不能分开，分开这个制度就垮了。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理论化，没有理论。这首先得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理论。这不是刻意造出来的，是自己把事做完以后才有的一套解释。

    王绍光：中国的问题非常多，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上升一个高度，放在全球来讲。中国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整个体制还可以。最近出版了一本书《第四次革命》，其开篇就介绍浦东干部学院，提到中国的干部们不再以西方的治理方式为膜拜的对象。又如，最近有一个民主理论的研究流派主张“从认识论角度看民主”。其中有位耶鲁大学教授写了一本书，讲了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有一座铁路桥，桥下比较黑，经常有犯罪发生，怎么解决？专家建议派警车，但警车在的时候没人抢劫，警车一走就出事。想了很多办法，有人建议说装个灯就好了，但工程师说铁路桥底下不能装灯；另一个人熟悉联邦的新能源补贴政策，建议可以装新能源的灯，这就不需要装电线了。最后，装了一个新能源灯，抢劫就减少了。这就叫集体智慧。我们要鼓励这种集体智慧，因为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缺陷的。这就是中国常说的“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这么朴素的真理现在已经上升到现代认知理论。这就是各种视野、路径互补的好处。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的政治实践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但中国的政治学缺乏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需要把具体的、细节的东西讲清楚。就此而言，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对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解和影响都不同。中国的理论创造应该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要发展中国学派，还是要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经验的概括出发，进行理论深化，这方面尤其要重视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

    王绍光：美国人无法理解欧洲的政党体系，因为美国政党根本就不是政党，而是“三无”政党：没有纲领，没有党员，没有严密的党组织。所以美国政党是特殊的。其实欧洲政党也是特殊的，中国政党更是特殊的。如果把它们都混在一起称为政党，就说不清楚了。“名不正则言不顺”，关键词不清楚就说不清楚。我们的党就是像马一样，白马非马，美国不是马，西欧也不是马，中国也不是马，都不是马，那马是什么东西？

    潘维：理论可能是个百花齐放的过程。美国人说自己是自由主义，欧洲人说自己是社会民主制，我说中国是社稷民本制。

    王绍光：描述需要用语言，需要用关键词，你可以用别人的语言来描述，但那个描述可能是用别人的话。第三世界的学者往往会用别人的语言来描述，老是词不达意。我们需要在描述的过程中，不断确定，不断突破，把以前学到的东西去掉，再创造出新的内容，准确地把自己的理念表达出来。

    把现有的比较好的研究文献目录梳理出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对中央层面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政法委、国务院常委会、全国人大及其委员会，以及地方层面各种党政结构过程的研究。

    朱旭峰（清华大学教授）：我也谈一下我对“中国学派”的理解。首先需要明确中国故事到底是讲给谁听的？是给外国人听还是给中国老百姓听？这涉及两套语言体系。中国政治学发展很快，但是中国政治学不是中国人的政治学，而是研究中国的、全世界的政治学。其次，这也是中国影响力变大的结果，中国故事就是世界的故事。

    我最近几年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专家参与和智库，二是地方政府的创新和地方试点，三是不同政策中的人类发展指数研究。为什么不同的体制会出现同样的东西？比如发展不平衡，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了扶贫、能源、环境、健康、教育、创新、和平等人类生活的17个方面，希望不同国家往这个方向发展。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中早就有了。我们需要有一种他们听得懂、愿意听的话语体系，让联合国反过来听听我们中国如何制定“十二五”、“十三五”规划，让他们去学我们中国人。

    李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我们需要关注三个故事的讲法。一是讲中国故事，就是中国政治的研究；二是讲外国故事，就是比较政治的研究；三是看外国人怎么讲中国故事。不同的外国人讲法也不一样，同一些人在不同的时期也发生过思想上或者说是观点上的变化，把这种变化梳理出来，找到变化的原因，就弄清楚了外国人怎么讲中国故事。讲中国故事关键在于怎么提炼理论问题，怎么概括中国式的话语。比如讲中国的干部交流问题，如何定义干部，如何界定交流的功能，都需要剖析其基本因果机制，需要自己的关键词和概念。

    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像干部交流这样的问题，需要生动的词汇，让中国人能听得懂的学术话语来概括，其实我们有很多很生动的概括，只是没有完成理论化。

话语体系建构要能正确地解读中国的现实

    田改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建构话语体系的功能首先是要和世界进行沟通，让别人了解你，你也能够了解别人，第二是解释现实，第三是指导实践。如果只谈跟西方沟通，就可能脱离了指导实践的功能。就此而言，我有个感受，中国其实不缺少话语体系，但是仍然没有发掘出来。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谈中国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那么在社会关系上有没有深刻的变化呢？我们一直在谈，但总是回避一些重要概念和话语，比如阶级、剥削等等。比如今天谈中国面临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既然有伟大斗争肯定是有重大的矛盾，没有重大矛盾、没有重大冲突哪儿来的斗争啊？重大矛盾是哪些？有没有包括社会关系？如何理解改革及其思路？如何真正了解老百姓的需求？要正视这些问题，而不是把自己的话语体系搞得越来越细碎、越来越零乱。话语体系要能够正确地解读中国的现实，才能有说服力，才能真正确立自信。这都需要我们解放思想，理顺理论体系，逻辑一致，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我们的改革事业。

    潘维：这很重要的。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为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如果我们的实践中间有问题，理论与实践不统一，话语系统和实践不统一，我们就要想办法改进，最主要的是解决中国的事情，指导中国的实践。

    鄢一龙：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协调马克思主义、西方还有传统的话语之间的关系，谁主谁从，需要系统地阐述。

    李效东（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话语权现在正在发生转变。民间话语很活跃，学术话语显得比较滞后，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创造，从实践问题出发，提出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此而言，治理也许更重要，现代化理论也许更值得反思，这对于提高我们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理论创新是很重要的。

    田改伟：共产党自身有一个话语体系，对此要充分理解和领会。十八大报告每一句话背后都隐含着重大的判断，老的话语意味着党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始终没变，是在传承。需要研究新的话语体系。而如何处理学术话语和党的话语之间的联系，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何建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我过去两年跟一批生物学家、信息学家在一起探讨跨学科的研究和教育项目，探讨如何发挥技术的作用，如何培养跨学科人才。比如，如何在药品开发中让病人也参与进来，让知识产权可以大家共享，降低药品价格，扩大药品的可及性。再如，我尝试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我认真地看他们的报告，让学生建立开放式的协作数据库平台，效果很好。过去科学发明是科学家的专利，现在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网络的普及，在一些科研项目中，让普通人参与有助于提高效率、另辟蹊径，把分散的、地方性的、个人体验性的知识更广泛地纳入我们的视野。

    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最近我和一些学者在做国企的党建调查。我们有8000多万党员，但真正能够认证到的党员究竟有多少是个问题。比如，一个基层党支部有100多个党员，但组织关系在这里的也许只有一半。再比如，如何处理劳动一线、管理一线上主人翁意识的流失问题，都是正待研究的。

中国的进步，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基本理论的时候

    朱琳琳（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我主要研究统战理论。比如中国参政党的价值与制度，功能与作用。我最近比较关注民主问题，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价值理念，民主的内涵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有，它的价值观是什么？

    鄢一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民主价值观就是人民作主，具体表现为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

    潘维：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我们搞市场经济是为了增加国民财富，但是指导我们分配财富的价值观不是市场的价值，而是社会主义价值，所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为什么在中国起领导作用？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要共产党干什么？

    丁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政治上“大一统”，第二条是文化上认祖归宗，第三条是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了不得的精神力量。这些说法也许比现代那些说辞更有说服力。而虚拟经济彻底破坏了传统伦理社会的基本东西，破坏了从上到下所有的生态链条。这正反两个方面，对于我们思考如何用复兴问题取代现代化问题很有帮助。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目前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如何从善于办大事转向到善于办小事，处理那些构成了某种社会共识的大规模社会问题。二是如何理解平民主义在现代政治中的普遍性，如何识别多数人真正的需求。

    潘维：我们正在进行宏大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个事业的核心力量，到现在近70年了。在新的时期，我们的事业需要一种扎扎实实的、可持续的、创新的指导理论。可以大致分解成八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如果说我们要的是成熟的市场和成熟的法治，或者说用成熟的法治来保障成熟的市场，现有的样本都是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甚至是反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凭什么领导中国？凭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它肯定不是斯大林建设的那种社会主义，那么在今天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局势下，我们如何解释和定义社会主义，这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第二个方面是党的建设。我们党有8000多万党员，其中不到1000万人在党政系统内。党和政府是什么关系？在党的建设中，除了思想、信仰的问题，党员的情怀和光荣感又是什么作用？他们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他们的使命是什么？这关系到我们党的性质。

    第三个方面是社会建设。没有社会就没有社会秩序，也没有社会公德，所以我们的社会要组织起来。那么谁在组织？如果我们把组织工作也外包出去，包给企业或包给NGO，那8000多万党员、党的义工是干什么的呢？这就需要把党的建设和社会建设连在一起。

  第四个方面是民主。我们今天流行很多民主理论，中国式的民主是什么意思？比如，当前中国流行的佛教跟印度的佛教有关系吗？好像没什么关系。如果一味地解说西方的“真经”是什么，就可能脱离实际。为了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今天西方传授、传输过来的民主理论需要本土化。

　第五个方面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如何建立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组织形式和内容、目标，都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了。

　第六个方面是宗教。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怎么处理宗教问题？12亿中国人基本不信教，如何与世界其他信教的60亿人打交道？

  第七个方面是民族。民族、民族国家是西方发明的概念，它与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国家建设中，对这方面问题如何理解、如何处理？

    最后一个方面，中国共产领导的中国人民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什么关系？我们过去是用“三个世界”的概念，把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今天我们说“人类共同体”，基于这样的理论，中华民族与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需要分别研究清楚，才好形成一个整体。我们是从中国的实践归纳出理论，这种理论要能够反过来指导实践。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国，我们讲的中国故事，提炼出来的理论，本身就必然是世界的。美国的治理很成功，它3亿人总结出来的理论就成了所谓普世理论。我们感觉到，中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使得我们有必要开始认真地审视我们的理论基础。

政治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总体而言，我们需要深入讨论：政治学研究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政治学研究需要做什么？具体做什么？

    首先，政治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宏观上理论的不自信和文化的不自信，以及指导行动的观念和背后的心态的不自信。具体表现为，政治学理论的供给不足，难以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也难以把西方的事情说清楚。所以，既缺乏自主的、自信的政治话语体系，也缺乏有说服力的语言、关键词表述等等，导致既不能有效回应外国人理解中国的需要，也不能有效回应中国人对于中国政治理论的需要。简单来说，中国目前存在一种比较严重的政治理论匮乏，缺乏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实践的政治理论，存在观念与行动上的不统一，名与实的分离，理论和实践的矛盾。

    其次，需要做什么。我们认为，首先需要整体上既把中国的事情说透，又要把外国的事情说透，把反思批判与描述解释结合起来，把规划研究与经验研究贯通起来，把中国的细节普遍化，善于并且自信地把自己的经验理论化。从后知后觉的尾随者，变成先知先觉的先行者、引领者。具体来说，我们需要研究中国政治的运作，中国政道的来龙去脉，中国共产党究竟与欧洲美国的政党制度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什么地方，以及我们全面的政治发展观，这关系到中国道路的方向和目标，关系到能否为未来的中国和人类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引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视角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也需要跨学科的协作。

    再次，需要解释中国的理论体系。需要一种前后一致、内外和谐，并且能够用对中国人有益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的整个理论体系。比如对于中国政府的无限责任这样一种提法，对于中国的党政权力分工而非分开这样一种提法，重视新理论上的深化，这关系到政治或者是政党的价值观及其话语体系的重构。因此，中国的政治研究，需要实事求是地从中国问题中来，又高于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既提炼实践问题，又提炼理论问题。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需要说中国话，中国的学术需要说中国话，重新发展治国理政的政治逻辑，重新反思发展、复兴和现代化的理论预设。

总之，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仅仅描述、解释中国的问题，转变、上升为一个更积极的创造、创新，在全球意义上解决好中国的事情，给中国人提供思想上的导航系统。让全世界都能够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

                                                        （编辑  苏歌）

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在达到将近4万亿美元见顶后开始下降，现已下降至3万亿美元左右，缩水达25%。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牵动着成千上万人的心。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教授针对上述核心问题进行了专题演讲分析。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特点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由2014年的近4万亿美元大幅下降。这样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流失，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我们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此都相当淡定。淡定的理由包括：1.外汇储备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维持汇率稳定，通过使用外汇储备稳定汇率是中国应该付出的代价；2.中国外汇储备过多，本来就应该用掉；3.中国外汇储备中有很大部分是热钱，现在热钱流出有利于中国金融稳定；4.外汇储备的减少只不过是“藏汇于民”，是资源跨国配置的改善而不是国民财富的损失。

国际收支结构演变的一般路径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大国博弈的大背景下，如何形成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海外资产与负债结构，对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继续维持经济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了解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或国际投资头寸－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NIIP)的特点、形成原因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为回答当前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例如，如何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如何看待近两年外汇储备的急剧减少、如何合理使用外汇储备、为什么我们应该尽可能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等）提供一个自恰（consistent）的理论框架。因而，在具体讨论当前有关外汇储备的使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等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引入一个作为分析框架的、有关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收支结构之间关系的简单模型。

               图1  国际收支变化六阶段

1.  年轻债务国：S0,NA<0,ΔNA<0

2.  成熟债务国：S0,IN<0,X-M0;NA<0,ΔNA<0

3.  债务偿还国：S>I;X-M>0,IN<0,X-M>IN,CA=X-M+IN>0;KA<0;NA<0,ΔNA>0

4.  年轻债权国：S>I;X-M>0,IN>0,CA=X-M+IN>0;KA<0;NA>0,ΔNA>0

5.  成熟债权国：S>I;X-M<0,IN>0,CA=X-M+IN>0;KA<0;NA>0,ΔNA>0

6.  债权减损国：S0,CA=X-M+IN<0;KA>0;NA<0,ΔNA<0

Geoffrey Crowther,1957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在经济学文献中存在不少这方面的理论和模型。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克劳瑟分析（G.Crowther,1957)^[1]，伴随其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第一是年轻的债务国；第二是成熟债务国；第三是债务偿还国；第四是年轻债权国；第五是成熟债权国；第六是债权处置（debt disposition）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处于起飞阶段时，一定是比较贫困的。这个国家一方面希望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又面临储蓄不足问题，因而其国内经济结构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储蓄小于投资。与此相应，这个国家的贸易一定是逆差；由于引入了外资而本身又无海外投资，它的投资收入（investment income）也一定是逆差。贸易和投资的逆差形成这个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既然是经常项目逆差国，这个国家一定是资本项目顺差国。朝鲜大概是没有经常项目逆差的，因为没有人肯借钱给它。它想有经常项目（贸易项目）逆差也达不到。一个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资本的不断输入，国家国际投资头寸表（NIIP）上的净负债也在不断增加。这就是一个年轻债务国的国际收支结构的基本特点。

图1^[2]可以直观、形象地说明这六个阶段，图中的数字都是对GDP的一个比例。我们用最上面这水平条线来代表这个国家的投资率。为简化分析，假定这个国家的投资率是给定的，为GDP的30%。在初始阶段，它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以后储蓄率逐渐提升，到达某一阶段时，储蓄率将会等于投资率。而此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它的储蓄率将高于投资率。但当该国进入老龄化阶段之后，储蓄率又开始下降，并最终低于它的投资率。这是国内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

与国内的投资和储蓄之间关系相应的是它的国际收支状况。图1中蓝色波浪线同水平线之差表示的是经常项目差额。这个差额同上面表示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是一致的。这里的经常项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这两条红色虚线与水平线之差，分别代表了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差额。在第一阶段，该国处于贸易逆差区。但随着经济增长，贸易逆差越来越小。与此同时，投资收入项目也是逆差，但逆差是不断增加的。在这个阶段，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两者均为逆差，但是变动方向不一致。两种相加形成的经常项目逆差是逐渐减少的。在其他阶段的贸易项目、投资收入项目和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过程不再一一赘述。在这里没有讨论误差与遗漏以及外汇储备变动，因而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3]并未直接出现在图中。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与一般国家的差异

一般国家国际收支结构银行的路径同克劳瑟模型是一致的。以泰国为例，数十年来，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它的经常项目一直是逆差。与此相应，在同一时期，它一直保持着资本项目顺差，外国资金不断流入泰国，为其经常项目逆差融资。1997年－1998年，由于金融危机，泰国不得不实现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储蓄、减少投资，由贸易顺差转变成贸易逆差。与此同时，由于国际资本突然停止流入，资本外流和外逃十分严重，资本项目顺差变成资本项目逆差。由于“双逆差”，泰国外汇储备损失殆尽。金融危机之后不久，泰国国际收支结构又恢复到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泰国的情况同东亚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大体相同。

 日本的情况对当今的中国更具有参考价值。日本可以说已经经历了克劳瑟六阶段中的前五个阶段。早期日本同泰国这样的国家是一样的：有经常项目逆差，大量外资流入为贸易逆差融资。2005年到2011年，日本国际收支结构进入第四阶段，成为年轻债权国。这个时期日本的投资收入达到11.4万亿日元，与此同时，它的贸易顺差为10.4万亿日元；贸易和投资收入为顺差，经常项目也就是顺差。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日本的投资收入顺差已经大于贸易顺差。长期的海外投资终于修成正果，从海外净资产中获取的投资收入已经超过它的贸易顺差。

 2011年之后，日本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更值得我们关注。日本是一个出口竞争力很强的国家。我们一提到日本贸易，就说它是贸易顺差国。其实日本在2011年之后的大部分年份都是贸易逆差，但是它的投资收入顺差大于它的贸易逆差，因而依然是经常项目顺差国（资本项目逆差国）。换言之，尽管日本通过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已经下降，但是它过去经年累积的海外投资的收入完全可以满足它的进口需求，而且还有剩余。这种状况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说的“食利”。这种“食利”能力的形成，是其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演变的结果。这种“食利”能力对于防止老龄化社会国民收入水平显著下降具有重要意义。

                           图2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同一般国家不同

一个国家到底是资本输入国还是输出国，只需要看一个指标：这个国家有没有经常项目顺差。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第一个特点：从1990年开始（1993年除外），中国一直都是经常项目顺差。换句话说，当人均收入只有400美元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第二个特点：尽管中国开始起飞时就成为债权国，几十年来中国积累了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在最近十多年以来，中国的投资收入基本是负的。我们把钱借给了别的国家，不但不能从它们那里收到利息，反而要向它们付利息。第三个特点：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在最近这几年并没有随着经常项目顺差的积累增长，反而减少了。好比我天天到银行存钱，几年后突然发现我在银行的存款根本没有增加。可见，中国的情况与标准的模式完全不同，中国难以归入国际收支结构变化标准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存在的问题

        图3 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长期双顺差——外汇储备的积累

 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性的存在说明：尽管中国的开放政策取得巨大成功，但中国资源的跨境、跨时配置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这些不合理之处应该尽快消除，否则中国经济将伴随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而丧失动力。

 国际收支结构不合理的五方面问题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穷国把钱借给富国。R.登布什指出，对于一个贫穷国家而言，不是把资本的流入（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用于国内投资与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而是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中国所出售的股权（=FDI流入）被转化为美元债券。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长期以来的外汇短缺和西方国家的不信任，中国确实有必要积累一定的外汇储备。但是，中国在“创汇经济”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

 第二，高“息”借来的钱，低“息”借出去。J.威廉姆森认为，“引资国家应该把引入的资本转化为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换言之，引入外国资金的目的是在缺乏外汇的情况下，利用外国资金购买外国机器设备和管理技术。而中国作为第三大引资国家（FDI），从总量上看，引入的外资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了。

 第三，穷国在把钱低“息”借给富国的同时，高“息”向富国借钱。“双顺差”在上述两个特点的基础上，中国形成了其国际收支结构的特点：维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4]。双顺差的含有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通过贸易顺差所获得的外汇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同时，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取得股权和债券资金，以购买进口商品和劳务。更直白地说，中国是一方面以高成本从美国等国家“借入钱”（引入FDI和借外债等），另一方面，再把借来的钱以很低的收益借回给人家（买美国国债）。为什么不能将出口挣来的外汇购买资本品、技术和管理能力呢？在某些情况下，资本品、技术和管理能力是买不到的，必须通过合资和独资的形式引入。但在更多情况下，出现双顺差是政策扭曲和制度扭曲的结果。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长期维持双顺差（新加坡可能是仅有的例外），而像中国这样在长达20年期间维持双顺差的情况则是绝无仅有。

 第四，跌入“美元陷阱”。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克鲁格曼曾说过：“美国从金融危机开始欠下的大约5万亿美元的债务，以及之前累积欠的更多债务，不必很快还清，甚至根本还不清。”他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其中一个答案是，想办法减少债务的实际价值。是的，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债务人过去过剩借款的奖励，但是经济不是道德剧。”[5]克鲁格曼还嘲笑中国一不小心掉入了“美元陷阱”。我记得他还说：没人强迫你买美国国库券啊！而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

 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假如你欠银行4万英镑，你将受银行支配。一旦你欠银行400万英镑，银行就将受你的支配。中国作为美国的最大债主，难道我们不担心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资产有朝一日会化为流水吗？

第五，名义上的债权国成为实际上的债务国。豪斯曼指出，尽管美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债务国，但投资收入历年都是顺差。换言之，债务人不但不向债权人付息，而且要从债权人那里收取利息了。因而，美国是实际的债权国。

中国的情况恰好是美国的镜像反映。通过20余年的“双顺差”，中国累积了以美国国债为主的近5万亿美元的对外资产和近3万亿美元的对外债务。换言之，中国积累了近2万亿美元的净对外债权。如果利息率为3%，中国在2011年应该有投资收入近600亿美元，但中国的实际利息支出是270亿美元。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转变（见图4）。

图4 中国的净资产和中国的投资收入

黑色曲线是中国的净资产，蓝色曲线是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红色曲线是中国的投资收入。图4显示，尽管我们年年都在输出资本，并将其转化为海外资产，但是红线基本上都是在零线以下，即投资收入几乎年年都是逆差。2013年第四季度逆差曾达到600亿美元。

为什么我们拥有净资产，却无法得到正的收益？这同我们的投资和引资结构有关。FDI在中国的回报率非常高（这本身不一定是坏事）。2008年，美国大型企业研究会调查了美国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回报率。结果是：平均回报率为33%。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在华的2万多家企业（包括欧洲国家和日本）做了调查。这些企业的平均回报率是22%。而当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收益率仅为2%和3%，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还出现过负值。非居民在华资产（即中国海外负债）收益率同中国海外资产收益率相差近十倍。尽管我们是净资产国，我们的投资收入却为逆差，这就再自然不过了。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既然中国国内投资回报率（FDI回报率）大大高于中国投资于美国国库券的收益，资源应该向国内投资方向转移。然而，这种转移并未发生。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说明中国存在严重的市场扭曲和政策扭曲。

第六，不但收不到“利息”，“本金”都下落不明了。最近，我们注意到自2011年以来，尽管中国积累了近1.8万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但我们的海外净资产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按照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NIIP），给定时期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应该等于同期海外净资产的增加。这就像我们年年到银行存钱，原来只知道得不到利息，反而要向银行付利息。现在却发现本金都没有了。我们的钱到哪里去了？至今并没有有关方面给我们做出任何解释。

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深忧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正处于克劳瑟国际收支演进的第六阶段（债权处置国），日本处于第五阶段（成熟债权国）。中国似乎处于第四阶段（年轻债权国），但又不是。因为处于此阶段的国家应该保持投资收入顺差，而中国却一直是逆差！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演进的一系列特点说明，中国资源的跨境、跨时配置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

造成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畸形的原因

造成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畸形原因非常多，这里集中讲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汇率缺乏灵活性；第二，2010年之后，我们的资本项目开放过急过快。自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消除这种压力有两条基本路径：让人民币升值，或通过某种政策组合增加消费和投资（本来已经很高了）来吸收储蓄。人民币的迅速升值（或完全放弃对汇率的干预），意味着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上升。随着人民币资产美元价格的上升，市场预期（继续升值还是不再升值）将发生分化，热钱将停止流入。与此同时，经常项目顺差也会减少。这样，外汇储备将会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上，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也将得到改善。然而，由于许多政府部门的强烈反对，人民币迟迟不能同美元脱钩、迟迟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人民币的升值。在高回报率和升值预期驱使下，从2005年起，大量的资金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资产泡沫兴起。在人民币缓慢升值的十年间，有大量旨在套利、套汇的钱流入。为了抑制人民币的升值，中央银行则大量买入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中国短期海外负债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是中国以外汇储备为主的海外负债更为迅速的增加。面对这种局面，如果人民币迅速升值，甚至一次性升值，并继而实现汇率浮动，热钱流入就会得到有效抑制。相反，缓慢升值的政策则使升值预期长期化，热钱就会在毫无风险的情况下，从容流入。事实上，热钱流入中国已经持续了近十年。

抑制热钱流入的另一个办法是加强资本管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没有放弃资本管制。由于资本管制，热钱跨境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同时我们还采取措施抑制房地产和金融泡沫，使风险得到相应的控制。但热钱流入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2010年以后，在汇率制度改革尚未取得进展之前，中国开始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许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实施是以资本项目自由化为前提条件的。在存在强烈预期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为热钱流入中国打开了大门。热钱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流入、流出中国的金融市场。2012年以后，政府推出进一步加速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可兑换政策，遏制热钱跨境流动的最后屏障几乎被打破。

热钱流出导致国民财富损失

2010年起，金融市场流行一句话，“世纪的盛宴”，即套汇套利交易的投机资本在中国享受了一场盛宴，世界上还没有碰到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套利、套汇交易的第一步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资产。尽管人民币资产升值了，“套息交易”参加者为了实现“套息交易”获得的利润，还必须把手中的人民币资产卖掉，换成美元汇出中国大陆。

2014年，由于内部和外部原因，资本项目逆差超过经常项目顺差，出现了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国际收支逆差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项目中直接投资以外的资本外流。资本项目（严格说是“金融与投资项目”）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项：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资本项目之所以为负，主要是因为“其他投资项目”。“其他投资项目”又可以细分为：其他股权、货币与存款、贷款、保险与养老金、贸易信贷和其他应付款。2014年以来，“其他投资”项目逆差是造成资本项目逆差的基本原因。在2016年，直接投资的逆差成为我们资本项目逆差的重要原因。

货币与存款项目下资本的外流有两种主要方式。一个就是中国的居民增持美元存款，增持美元资产意味着资本的流出。另一个是原来香港居民减持人民币存款。本来他们持有大量的人民币存款（央行发行的借据），现在他们不愿意继续持有人民币存款了。当他们抛售人民币存款、而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买回这些人民币时，资本就流出了中国。贷款项目下的资本流出也是如此。过去有相当多的企业赌人民币升值，由于海外的融资成本比较低，企业相继借了大量的美元债，这就意味着资本的流入。现在发现人民币要贬值，这些企业又提前加速偿还它们的美元债务，企业偿还美元贷款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表现为资本的流出。贸易信贷项目下的情况也类似。

在资本流出导致国际收支逆差时，如果央行通过干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会给中国国民财富造成损失。从理论上说，这种损失是可以计算的。例如，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7:1时，非居民预期人民币升值，用100美元购买700元人民币。与此相应，央行外储资产和负债分别增加到100美元和700元人民币。两年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到6:1，这时非居民预期人民币贬值，开始平仓。他们用700元人民币购买116.67美元后撤离中国大陆。此时，央行外汇储备资产和负债分别减少116.67美元和700元人民币负债。外资这“一进一出”，在负债不变的情况下，央行的外汇储备就减少了16.67美元。从中国海外资产－负债表上看，中国的海外负债减少了100美元（原本流入的热钱），但海外资产却减少了116.7美元，热钱流入再流出的结果，使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减少了16.7美元。这16.7美元就是中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

不能把外汇储备减少统称为“藏汇于民”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外汇储备减少是“藏汇于民”。这个说法非常具有误导性。如果中国外汇储备的减少等于中国海外民间（非政府）资产的增加或者是中国海外负债减少的量之和，这从恒等式上讲可以说是“藏汇于民”，但是必须要看因果关系。如果外汇储备下降是居民随收入提高而增加外币资产配置的结果，外汇储备的下降确实可称为是“藏汇于民”，或者是想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过去我们建立主权基金，把钱拿给银行注资或者是采取某些方式使大家能够更好地使用美元，提高投资收益率，这自然是“藏汇于民”。居民为了旅游、为子女海外留学换汇，也可算是“藏汇于民”。而现实情况更多的则是海外投资者套利平仓，做空或者是获利平盘，或者中国居民和企业资本外逃，而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动用大量外汇储备，在客观上则是为这些平仓者、平盘者和外逃者提供了相对廉价的美元（人民币计价的美元）。在人民币出现贬值趋势下，套利、套汇的投资者和出于种种目的希望转移资产的人，趁人民币还未进一步下跌而迅速把人民币资产转换成美元资产汇出。换成美元、离开中国的那部分资产中的相当部分，已经同中国没有关系。尽管这些资产持有者中有许多人仍然持有中国护照，但他们的资产不会记录在中国海外投资头寸表上，他们的这些美元资产完全谈不上是“藏汇于民”。这样的外汇储备下降，不能笼而统之地称之为“藏汇于民”。改变修辞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

 从学理上，在干预外汇市场抑制人民币贬值的过程中，外汇储备的减少是否意味着“藏汇于民”，似乎可以有三个衡量尺度：第一，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是否减少了；第二，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是否恶化了（将导致未来投资收入的减少）；第三，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是否恶化了。以这三条尺度衡量，至少外汇储备减少中的相当大部分不能称为“藏汇于民”。例如，如果外汇储备的减少并未导致中国非官方海外资产的相应增加和（或）中国海外负债的相应减少，外汇储备的减少就不能说成是“藏汇于民”。我们知道外汇储备减少了8000亿美元以上，如果是“藏汇于民”，这8000-10000亿美元的减少必须转化为非官方储备资产的增加或中国海外负债的减少。我们大致知道，近两年来中国居民的美元存款增加多少（这是非官方储备资产的增加），非居民人民币存款减少了多少（这是中国海外负债的减少）。我们也大致知道中国企业偿还了多少美元贷款（这是中国海外负债的减少），增加了多少海外投资。但是，从正式渠道获得的统计数字远远不足以说明：在最近两年中，中国所消耗的外汇储备已经转化为中国海外非官方储备资产的增加和海外负债的减少。不可否认，居民换汇的急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值动机。这种动机本身无可非议。但必须看到，央行提供外汇满足了这种动机，这意味着央行承担了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风险。

 可以说，“藏汇于民”的说法不仅有悖公众的直觉（“套息”者的胜利大逃亡、企业出于不安的资产转移），而且也得不到理论和统计数字的支持。例如，如果外汇储备资产的减少真是“藏汇于民”了，中国在最近几年经常项目顺差的累积应该等于同期中国海外净资产的增加。但统计资料却不能说明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

表1国际投资头寸表与经常账户变化（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说明：按定义，给定时期内累积的经常项目变动应等于该时期净资产（国际投资净头寸）变化。

以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累计额计算的中国资本净输出额，从2011年一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约为1.28万亿美元。理论上讲，中国海外净资产的增加量也应大致如此。但这几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124亿美元。[6]钱到哪儿去了？这是难以用技术性因素解释的。

我们应该担心什么

日本自2011年以来连续出现贸易逆差，但是日本的巨额投资收入顺差，使日本保持了经常项目顺差。由于“年轻”时在海外的投资，日本积累起来大量海外净资产，在“年老”时可以享受“年轻”时所带来的投资收入，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并未因为贸易逆差的出现而下降。中国被归入年轻债权国范畴，虽然中国20多年来一直在大量输出资本，早就积累近2万亿美元的净海外资产，但中国却一直保持投资收入逆差。更糟糕的是，尽管中国依然在大量输出资本（经常项目顺差），但这些输出的资本并未形成相应的海外净资产。以后，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在未来10年、20年、30年后，中国能否像日本一样，在“年老”时享受“年轻”时所带来的投资收入？随着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储蓄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中国的贸易顺差将转化为贸易逆差。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海外资产的保值、增值，不能从我们的海外净投资中获取相应利益，我们收入水平就会下降，生活水平就会下降。那时候，我们出口换来的外汇就不能用于购买商品、购买知识技术以改进我们的生活。只能被动偿还债务和利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性就将丧失。

人民币汇率弹性亟待加强

我们已经指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是造成中国畸形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不能让汇率自由浮动，就只能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2016年以来，央行大大强化了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资本管制会产生一系列副作用，对正常的贸易、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作为一种价格信号，汇率变动对资本流动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增加汇率弹性可以分担资本管制的压力。我们的汇率越是灵活，能够对市场做出反应，我们对于资本管制的要求可能就越低。

汇率浮动是改善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手段

综观过去十几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是造成中国畸形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原因。

当存在升值压力的时候，让人民币升值可以遏制热钱流入，促进贸易结构的改善。当存在贬值压力时，让人民币贬值可以推动出口，抑制热钱的流出。汇率和价格是一样的，可以起到市场信号作用，帮助实现资源自由配置。让汇率在合理的水平双向波动，有助于资源的跨境、跨时分配。如果汇率浮动过大，央行应该干预。当汇率出现长期贬值趋势或者长期升值趋势，干预无效往往会造成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严重扭曲。

我们主张让人民币汇率浮动还有一个理由：在目前内需不足、且人民币处于贬值压力的情况下，贬值对经济增长有益无害，至少对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坏处。

中国的汇率制度，按照IMF的说法，是“类爬行安排”。事实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9个成员国中，仅有17个国家实行这样的制度安排。其中没有一个是发达国家，或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其他所有国家都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浮动并不完全排除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但这种干预应限于熨平汇率波动，而不是持续、单向进行的干预。

克服“贬值恐惧症”

为什么我们要花费巨大的代价来保持汇率稳定？听到最多的理由是：一旦不干预，贬值会失去控制。其实，从抗跌性因素分析，中国是最不应当担心汇率浮动的国家。中国有经常项目顺差，有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世界上最高的外汇储备。当汇率真的出现失控的可能性时，我们还有资本管制作为最后手段。

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便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的贬值又会如何？对于贬值可能造成的问题，罗格夫特别强调四点：一是银行货币错配，如果贬值，对银行打击很大。但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中，外币的比重很低，不存在这个问题。二是企业如果有大量的外债，会陷入债务危机。中国企业债务极高，但是外汇债务仅占百分之几。我们应该担心企业的债务问题，但不用过于担心人民币贬值对债务的影响。第三是主权债问题，中国的主权债数量有限。第四是通货膨胀，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还不算严重。

上述四个问题，在中国基本不存在或不严重。因而，第一，人民币不可能大幅度的贬值：第二，即便大幅度贬值，对中国的冲击也有限：第三，即便它大幅度贬值并威胁到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我们还有资本管制这个最后手段。

善用外汇储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对于外汇储备的损耗变得无所谓了。外汇储备本来就是要用的，甚至认为，减少外汇储备不正是我们所求之不得的吗？

外汇储备基本有以下几个功能；1.提供必要的流动性；2.熨平汇率波动；3.以备不时之需;4.抵御国际投机资本攻击；5.“泊车储蓄”。显然外汇储备具有不同用途。因此，外汇储备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合理使用。

对中国来讲，外汇储备的一个特别突出的功能就是充当国民储蓄的载体。澳大利亚著名的经济学家M.科登把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库券称为中国的“泊车储蓄”。长期以来的高储蓄和重商主义倾向的结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确实过多；我们也主张把相当部分外汇储备用掉，但关键是如何用。外汇储备的使用必须有助于资源合理配置，必须增进中国的国民福利。过去中国政府所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减少外汇储备，例如设立主权基金、向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在人民币升值期间，我们曾经建议财政部发售国债或者金融债筹集资金，再用这笔钱向央行买外汇储备，最后通过财政部预算的渠道使用这笔外汇资金。如何合理使用已有外汇储备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在这方面国际上已有不少经验可资借鉴。

理论上讲，在人民币处于升值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储备不会增加。反之，在人民币处于贬值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储备不会减少。如果我们一方面希望尽量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希望减少外汇储备，我们就只能绕开外汇市场，设计直接使用外汇储备的途径。

总之，外汇储备的使用应该是改善、而不是恶化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通过动用外汇储备，单边、持续地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人民币汇率，是一种不明智的政策。

结束语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业已取得巨大成功。然而，为了获得这种成功，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代价将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存在不少严重的不合理之处，而“汇率变动恐惧症”是造成这种不合理之处的重要原因。

经过两年的震荡，中国资本外流的趋势已明显缓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也随之减轻。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贬值压力还可能重新回升。无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趋势如何，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人民币汇率，从缺乏弹性到自由浮动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希望有关方面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已经拖延的太久的中国汇率体制改革。

（编辑   季节）

我讲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是从认识论、中国特点、世界体系及其治理等方面切题，形象说就是要涉及头脑、身体和任务三个方面。成功的国家一定是大脑和身体都很健康的国家，中国在这方面具有很好的禀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国人民在解决近现代世界问题的实践中治理世界的中国思路和方案。不知世界近现代史，我们就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不知中国历史文化，我们也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能自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更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先从中国说起

中国应该是具备治理世界能力和资格的国家。论历史年代，论它的久远，少有能跟中国比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1]

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是英美人建立的，它有过辉煌的历史。昨天美国人曾经羡慕过英国，今天我们也曾羡慕过美国，羡慕过西方。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国这么长的历史，还保持了这么大的版图。中国讲究“久”，久久为功，能长久的才是有力量的。与中国同龄的大版图国家，好多都已不存在了。罗马帝国没有了，拿破仑帝国没有了，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没有了，苏联在眼前就没有了。而中国“周邦虽旧，其命维新”[2]。昨天还让人家瞧不起的中国，今天却让他们刮目相看了。这种历史上罕有的高浓缩的事件，在我们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而中国在这些大变局中却生机勃勃，其发展持续三十年后还是强劲有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

英国破碎分裂被殖民国家

印度和埃及曾经是与中国同龄的大版图国家，都属文明古国，但今日印度的“内脏”、灵魂甚至骨架已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完全粉碎了。埃及也是一样。英国为了实现其殖民利益，将利用欧洲大陆破碎操纵欧洲政治的经验移植到英殖民国家。印度大陆被英国人弄成碎片化，使印度不能再生。只有这样，小小的英伦岛国才能实现对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印度的殖民统治。要控制世界就得控制印度洋，就要控制印度。印度洋是世界制海权的核心，因为这里是世界工业资源的心脏。古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是为了占有农耕土地，近现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则是为了占有工业资源。

印度社会的深度碎片化首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与中国不同，印度独立时，没有经过革命，尼赫鲁空有一个总理头衔，手头即无钱也无军队，面对英国人留下的庞大的大小私有者，一个都动不了，什么也干不成。到印度看看去，印度所有权庞杂，诸神众多。神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人间的图腾。

马克思说：印度的命运是悲惨的[3]，这是因为印度从灵魂到身体全被英国殖民主义者肢解了。印度小城墙古迹多，这说明古印度是国家众分。如果中国也跟印度一样，有好多个宗教、宗派，今天就会连饭也吃不到一块，更不要说讨论问题，一天到晚内斗。印度神多，是英国人有意给它留的。英国人、美国人都虚捧印度是宗教和种族博物馆，虚捧它是有“包容力”的国家，这是忽悠。无中心的包容，其结果是没有力量。英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从不这样干，他们长期镇压爱尔兰人，不允许国家分裂。美国人也是这样。神多民弱，我们中国若有数不清的宗教派别，意识形态不统一，就走不到今天。

英国人在建立世界帝国过程中，学会了比较圆熟的治理世界的政治谋略，二战后，当英国人失去帝国时，他们又很快学会并掌握了文化诱导世界政治的谋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势”，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实现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间接战略”[4]。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翼侧迂回，以避免从正面与敌直接碰撞；强调用各种手段袭击和震撼敌人，使其物质上受损，精神上失衡，最终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目的。在文化战中，避免用直接表达，而尽量多地用间接的方式传达其战略目的，并诱导对象服务于自己的目标，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最擅长这种手法。

2000年，我曾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我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印度大学里有广泛的传播，尽管英国人不允许印度人掌握这种思想，但他们是用间接的方式，即用“普世”学说淡化印度人的革命意识。甘地、曼德拉、有马丁·路德·金，这三个人都有共同特点：能坐牢，非暴力，不合作。能坐牢、不合作，英国人才不怕你，只要你非暴力就行。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个梦，梦你尽管做，只要不拿枪就行。毛泽东是拿枪的，拿枪就是唯物主义。南非的曼德拉和印度的甘地本质上是英国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英国让大家不去反抗，去坐牢，然后放你出来，再给你诺贝尔奖。

英国人这种“塑造”文化的方式不独用于东方，对于与他们长期对立的法国人也是这样。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继1644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对欧洲历史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伟大事件。但英国不愿意法国强大，他们用貌似客观公正的“普世”作品丑化这场革命，将它描写为暴民们发动的反人道的恐怖杀戮。比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以至82年后（18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因不敢使用暴力,被梯也尔反动势力推进血泊之中。可我们至今未见英国像推崇《双城记》那样推出谴责梯也尔屠杀公社社员的作品。当时生活在英国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对巴黎工人阶级给予极大的支持,并在理论上对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予以总结。

今天的美国人对这些文化殖民的手段，运用起来也相当娴熟。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写道：

西方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根本没有关于亚洲的认真报道。来自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的报道除了一些奇风异俗（农历春节、空手道、中国的饮食），就是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色情旅游、麻风病、黑社会），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治报道（恐怖主义、宗教暴力、毒品贩子的公开死刑）。[5]

有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有独立的民族意识

事实证明，这些“和平演变”的手段对中国的破坏作用是有限的，其原因是中国没有完全殖民化的历史。有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比如，看似无意识和无政治的古玩收藏市场，其实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潜意识及其结构。中国的古玩市场谁见过卖秦桧的字或汪精卫的字？雷锋的字会有人收藏，因为他是英雄。这样一个有道德高地的民族你能战胜吗？当然不能。毛泽东为什么称梅兰芳为“梅先生”？在抗战时期，身在敌占区的梅兰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6]，日本人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出演，显示出真男子的气概，这样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现在有些文艺片已少有这样的认识了，弄一些《色戒》之类的作品，男不男女不女的，父子同台献艺，当爹的留个大胡子，当儿子的留长发戴耳环，这都是要扼杀我们民族的自觉自立精神。英国殖民时期，香港出来一个李小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对香港人心是巨大的震撼，它使香港人有了身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在李小龙的武术中体现了出来。结果如何呢？李小龙年富力强时“因病不治身亡”。殖民文化就是要用一切形式打掉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战斗精神。打倒一个民族，首先是打倒或分裂这个民族的主体精神，而英雄主义就是主体精神的集中表现。

中华民族没有经历印度那样完全被殖民化的历史，因此，中国人的认识论还更多地保留着传统的经世之用的特点，这种方法的哲学概括就是“实事求是”。重经验、轻先验，“未知生，焉知死”[7]，“子不语怪、力、乱、神”[8]，“是”存在于现实的“实事”之中，一切从实践出发。西方文化战中，成功的前提是将他国人民的唯物史观偷偷移植为唯心史观。中国人顽强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让西方很难推行他们的文化战略。这是我们长期能保留下来并仍在强劲发展的精神原因。

“实事求是”是中国人的认识传统

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认识武器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什么时候能够对辩证唯物主义有深刻的认识呢？在你困难的时候。困难是真理诞生的地方，也是认识真理的好学校。“实事”，就是问题，“求是”，就是找真理。在“实事”中“求是”，而不在天国中求是，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认识传统。

世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间真假分明。不到难时，特别是不到生死关头，就不容易理解。那么，逻辑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组织材料，而组织材料的起点和材料组织后的归宿，则是生死，即阶级斗争。毛泽东曾教育他的后人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9]

空话亡国，空话毁家。所谓空话就是没有生死感的话。现在很多人分析形势常说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处理不好还有意外可能。细想一下，这基本是废话。什么事不是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呢？周易说研究问题要“远取诸物，近取诸身”[10]，就是说，认识远处的事物的结论，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试试。长期以来，我们已失去了战争年代那种生死感了，这可以从目前那些美女反间谍和美女抗战片中感受到：在日寇搞“三光”政策的地方，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还在热恋和相互请客，这显然是想当然且不尊重历史的作品。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

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我们的历史不是陈独秀认识的那样。陈独秀是从苏联带来的思想，还掺合着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少有中国本土的思想。结果1927年蒋介石将共产党杀了个血流成河。为什么蒋介石知道枪杆子的道理呢？国民党也是被清王朝杀出来的，六次反清起义失败，最后把孙中山杀清醒了，办了黄埔军校。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11]；1942年3月9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2]这两幅题词，在今天也应作为我们办教育的座右铭。学问要接地气，贴靠大地的学问才有生命力。毛泽东当时告诉陈独秀，陈独秀听不进去，只有让蒋先生用刀把子来告诉这位书生什么是真理。“四一二”后，共产党一年学了几十年才能理解的真理，脱西服，穿草鞋，进山接地气。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思想扎到中国的土地里。

王明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思想，又是不接地气。人家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还带来个军事“权威”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规化[13]，说毛泽东太土气，不正规。毛泽东没有有名牌大学学位，也没出国留洋经历。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学的，又受斯大林赏识，不说在当时，即使在今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

王明、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南方大山里，要在山里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14]。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他手下的将军多学的欧洲的打法，打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的天堂。李德不要这些，要跟敌人打阵地战，不败才怪。毛泽东没去过莫斯科，王明见过斯大林，张国焘还见过列宁，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湘江之战，中央红军八万多人剩下三万多人，你还能让王明那一派干吗？

大家在生死之际找到了毛泽东，遵义会议把毛泽东推出来。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一样，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的，是少数人认识到毛泽东，不是大多数。毛泽东带领红军四渡赤水，过了金沙江和大渡河，避免了石达开的悲剧命运。大家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能力，知道了毛泽东的思想符合中国国情，大家在比较中也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军不久又遇到张国焘错误路线带来的更大干扰。

张国焘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在川陕一带根据地搞得不错，有许多干部对他产生迷信。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红军前进方向上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张国焘要留川康，毛泽东要北进陕北。孰是孰非，还得实践检验。结果跟着张国焘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而跟毛泽东到陕北的部队则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路上，毛泽东为什么比王明、张国焘正确呢？因为毛泽东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张国焘的知识多是书本上的知识，个人极度膨胀，这样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1935年6月，毛泽东告诉张国焘他的南下方案会使红军“成为瓮中之鳖”[15]；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决不会做瓮中之鳖”[16]。毛泽东讲的是经验，张国焘说的是逻辑。显然张国焘对中国四川的地缘政治无知到极点。但张国焘有兵有权，只有再让实践检验。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17]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王明和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党从溃败绝境带出、走向与国民党联合进行全国抗日的生死经验，使全党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能够引领全党走向胜利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党的七大上便被全党公认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18]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我们现在也有人走长征路，手中举的是红旗，心里想的是旅游，没生死危险，就体会不出什么是长征，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理论结合实际，它深深地扎根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之中，这两点又可归结为实事求是。实事，是具体事物，这是唯物论；求是，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这就是辩证法。真理总是具体的。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19]

理论结合实际，用传统的话说就是“经世致用”。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于湘湖地区，岳麓书院开了一代新风，王船山力主这种学风。早年毛泽东受这种学风的影响并终生提倡这种思想。“实事求是”则是这种学风的最基本要求。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曾在“船山学社”[20]旧址创办自修大学，现旧址门首“船山学社”四个字就是毛泽东亲笔题书。当时还有一种外来的思想，就是胡适带来杜威的思想，杜威的思想也是经世致用，咱们把它说成是“实用主义”。杜威说的是效果产生真理，也是实践。一个民族在上升的时候，都是重实践的。青年毛泽东在北大见过胡适。可以将这次会面看作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在北京大学的“撞脸”，他们只是在方法论上相似，但在本体论上还是对立的。毛泽东要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胡适要搞资产阶级共和国。

毛泽东和王明的争论不是主义之争，是问题之争。毛泽东一直坚持，解决中国问题应有中国方法和中国道路，但当时毛泽东说的话，陈独秀、王明等党内大佬听不进去。没办法，只有交给实践检验。1927年“四一二”检验一次，1934年“湘江之战”检验一次，最后到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在路线选择上又检验一次。经过这几次生死检验，大家才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扎根中国土地中的思想，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

唯物主义最强调人民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批评王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脚，不知道人要睡觉，要吃饭，不知道子弹会打死人。因为他们是从学校玻璃窗子里和奖状堆里长大的，没见过流血牺牲这些东西，这样怎么搞阶级斗争呀？

国家与人民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苏联的教训

苏联的干部一直是考学上来的，这样的人才成长机制好看不中用。

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有个讲话，[21]意思是苏联经济上是计划经济，西方自由经济搞不过它。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怎么办？撒切尔说要对其制造内部问题，要找代理人，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慕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所谓精英在今天的中国也叫“公知”。2008年美国给戈尔巴乔夫一个“自由大勋章”，老布什拍手向戈尔巴乔夫祝贺：谢谢你帮助美国把苏联干掉了。戈尔巴乔夫竟然将这枚勋章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20世纪90年代，自毁国家的为什么是苏联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教育失去了劳动实践这一重要环节，以分数、奖状、表扬等形式上的标准作为干部晋升和人才选拔的标准，这样干部就养成了“娱乐化”、“贵族化”、“精英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他们与劳动人民越走越远。其结果是在苏联解体时全民无动于衷，因为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之间没有了联系。

中国正在走向强大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见乾隆帝时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争执不下，到1900年大清国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时，就已不存在全跪还是半跪的问题，而是谁向谁下跪的问题。此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东亚病夫”。亡国了，打败了，整个国家的财富让人家弄走了，你个人声誉——什么“著名学者”、“大师”能有什么用？

个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家的发展。钱学森就明白这一点，他在美国搞导弹不可能对准自己的祖国。1950年，钱学森准备回国时被拦住并被关进监狱。可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钱学森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但钱学森并没有到美国去接受这份荣誉。2001年90岁生日时，钱学森在美国的好友受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学森。美国人放下身段真是由于折服于钱老本人吗？关键是中国已不可战胜。

1972年，曾是反共斗士的尼克松就放下身段要见毛主席。会见时，尼克松一口一个“主席”，对毛主席很是折服，身段放得很低。这说明尼克松懂道理。且不说毛泽东的文采，他一路上就没有打过败仗，并且带领一个党和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近半个世纪里走向强大。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西方为什么对周恩来这样尊重，仅仅用“高富帅”是解释不了的。现在有人喜欢讲“身价”，动辄说某人“身价过亿”，这让人真正体会到了“没文化，真可怕”的含意。

真要说人的“身价”，也只能是那种高贵和不屈的精神。为什么周恩来在1954年受西方人尊重？那是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把美国打怕了，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他知道毛主席在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的习惯，他就提前一个月练习昼眠夜作。当听到周总理说主席要见他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翻译对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 毛泽东接过话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22]宾主大笑。

一百多年来，我们受尽了屈辱，为了摆脱这种屈辱，开始学人家英国，被英国打，学日本又被日本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因为照搬外国军事理论差点全军覆没。这一次次挫折让我们明白了：不能再跟着别人，得走自己的路。在这样的语境下才出现了“中国道路”。在这条道路上，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给周恩来鼓掌，并不是由于周恩来有“范儿”或会讲演，真正的原因还是新中国把美国打败了。

今天中国崛起是全面的，美国衰落也是全面的。我说的“美国衰落”的概念是指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衰落，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衰落。如果说，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国的威信是我们打出来的，那么今天中国的威信是中国人满怀自信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干出来的。（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本文是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讲座之一。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1]《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2]《诗经·大雅·文王》，见袁愈荌译，唐莫尧注：《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3]“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4]间接战略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提出的关于战略理论。

[5]［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336页。

[6]关于这一段事迹，参见梅绍武回忆文章：《傲骨从来耐岁寒——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载于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页。

[7]《论语先进第十一》，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

[8]《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10]“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系辞下传》，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79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参阅同书第351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13]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与苏联红军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1页。

[14]1934年4月，李德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人力和炮火。”［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15]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1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17]马杜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20]船山学社位于湖南长沙市中山东路。最早是曾国藩祠，始建于1875年。清光绪年间（1875--1908）为曾国藩题词，1914年刘人熙等人为纪念王船山（王夫之），弘扬其思想，发起组织船山学社。

[21]参见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22] William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New Press.New York.1998.p.97.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较高的储蓄不断转化为投资，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1]。但是，中国高储蓄率状态不会一直维持下去。2010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已经开始下降。据IMF预测，中国国民储蓄率将在2022年之前持续下降至接近40%的水平（图1）。金融危机后，中国快速增长的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与高储蓄的支持密不可分。中国储蓄率如若出现过快下降，会给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稳定带来深刻的影响。

图1 中国国民储蓄率变化，1982-2022年

数据来源：Wind。

目前，中国主流经济学说主张中国转向基于消费和服务的增长[2]。如果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一重要且复杂的转型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消费升级、内需扩大，还应重视国民储蓄率的变化。当前我国储蓄率虽仍处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必须警惕储蓄率过快下滑对经济健康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储蓄率的主要特征（二级标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总体呈现波动上行趋势，具体变化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缓慢上升期（1978-1994）、调整回落期（1995-1999）、快速上扬期（2000-2010）、持续下降期（2011至今）（图1）。其中，从2000年开始，储蓄率进入快速持续的上涨阶段，这种趋势得以维持并在2005年之后变得更为明显，到201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峰值51.2%[3]，随后逐渐回落。

从储蓄的部门构成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储蓄构成了中国国内储蓄的最主要来源，几乎占据了国内总储蓄的半壁江山。2010年以前，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一直缓慢提高，随后逐步下滑。在国民储蓄率的持续下降期，居民储蓄率对国民储蓄率变动的贡献率高达69%，成为拉动国民储蓄率下滑的主要力量。企业储蓄是三部门中变化最为显著的。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仅为11%左右，从2002年开始已经与居民储蓄基本相当。可以说，2008年之前中国储蓄的增长主要归因于企业储蓄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后，企业储蓄率迅速下滑，后叠加居民储蓄率的下滑，共同拉低国民储蓄率。政府储蓄在三部门中始终占比较低，但在2000年至2008年间政府储蓄占GDP比重也呈先快速上升随后保持平稳的态势（图2）。

图2 中国各部门储蓄占GDP比重的变化，1992-2014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相关数据测算得出。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普遍较高，而发达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排名一般相对靠后（图3）。2015年中国储蓄率仍处于全球前列，不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主要新兴发展中国家。比较中美韩三国的储蓄构成可知，不同于美韩两国以企业储蓄为主导，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几乎平分秋色，但居民储蓄相对更高（图4）。

盼了十多年，村里终于修了一条路。但因为这条路，我的二哥和大哥爆发了激烈争吵，甚至连春节都不在一块儿过了。

大哥是主管公路修建的政府官员。他口才出众，极为能干，对乡里的各种事情都很热心。做村支书的时候，他就带着村民自力更生修了通邻村的第一条公路。当了政府官员之后，他更是干劲十足，常常在政府大楼里办公到深夜。没过几年，大哥就成为了乡里的领导，乡里最重要的几项工程——修公路、修水电站都由他主管，一直干得井井有条。一个月前，大哥上任副乡长。

二哥就有些不一样。他上学少，以前也干了几年村支书，但是三心二意，在村里占着职位不干活，名声很不好，后来就干不下去了。前几年，二哥买了一辆卡车跑运输。但是，他给人拉材料会占小便宜，经常缺斤短两，虽然也挣了些钱，但名声就更不好了。

村里这条公路的修建，给乡里带来了就业机会，从十八岁的年轻人到五十多岁的长辈，都抢着去。修公路容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能参加公路修建便成了难得的机会。经大哥介绍，二哥得到了参与修公路的机会。二哥开着卡车运材料，干了三个月，挣了三万块钱。工程完结后，由于财政部门的资金还未到位，包工头的资金链也断了，民工们没有拿到工钱。二哥被欠了三万元钱，年末，他加入了当地小规模的讨薪团。

这个讨薪团到了乡政府，可乡政府也没有钱。乡政府处理此事的干部和参与讨薪的民工很熟悉，他们出面劝说民工和政府能相互体谅，民工能再等一等。民工们也没有为难政府，不久就散了。讨薪无果后，二哥给乡党委书记发短信，希望乡政府能帮忙督促，还委婉地表达了有可能要上访告状的意思。面对二哥暗示的威胁，党委书记很快就找到了主管公路修建的大哥。

大哥回到家里和二哥商量此事，两个人的意见完全不一致，谈着谈着就大吵起来。在大哥的叙述中，二哥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乡村传统礼俗。第一，二哥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哥对他的照顾，他去威胁政府这件事情，客观上给大哥施压，甚至影响到了大哥未来的前途，这样做很不道德；第二，二哥作为弟弟，应该考虑一家人的利益，有事情要先和大哥商量后再行动；第三，包工头虽然是大哥的朋友，但是相较于二哥和大哥的关系来说是一个外人。但是二哥去乡政府讨薪这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帮助包工头要钱，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哥哥，这说明二哥是短视的；第四，这笔欠款是政府欠下的，而政府作为权力机构，享有当地最高的威信，不可能不给大家工钱。既然政府不可能不给钱，二哥的做法就属于刻意找事，制造矛盾。

在二哥看来，第一，付出了劳动就要支付工钱。虽然政府没有和二哥签订合同，但实际上已经达成了默认的契约关系，而契约关系是绝对不能违反的；第二，他去讨薪，针对的是相关政府部门，和大哥没有实际关系，即使大哥是这个工程的主管人，他也只是针对政府机构，而不是针对政府机构中的个人。假如政府部门要追责，也是这个部门的责任，而不是大哥的责任。第三，欠债还钱是社会基本的底线，政府部门更不能违背这个底线。第四，政府虽然不可能不支付欠款，但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有可能导致欠款的拖延，应该去督促政府支付欠款。

传统礼俗与现代社会规则的分裂与选择

两个人的理由和论据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价值判断。大哥的叙述，基本上是基于乡村社会“无讼”、“礼治”、“差序格局”、“血缘政治”的传统礼俗。二哥叙述的理由，基本上契合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甚至还暗藏着纳税人意识。我感到，我所面临的是一个正在蓄积矛盾，并且逐步丧失解决矛盾的共识的村庄。

事后，大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家里的长辈都谴责二哥，甚至连二嫂也表示应该听从大哥的建议。这明显给二哥带来很大压力，很可能他不会再继续讨薪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的礼俗依旧是解决乡村社会矛盾的主要方法。这件事发生后，大哥过来游说父亲，继续完善他的论证。二哥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传统的礼俗依旧是乡村的共识，那么大哥根本无需论证，人们自然会认为二哥的做法是错误的，二哥也不敢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大哥在叙述这件事情时，添加了许许多多对二哥既往印象的主观判断。我父母对于大哥的支持，也和以往对于两人的既有判断有关。二哥在村里的形象和大哥差得太远，这很可能是父亲和村里其他人支持大哥的关键原因。但是，这种论证方法不具备普遍性，一旦出现其他的讨薪事件、而讨薪者的形象要远远好于政府主管官员，那么村民的态度也可能会发生反转。

我爸常常认为讲法律更好，这样能更有效地解决农村生活的纠纷，大哥未必不这样认为。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都绝口不提法律、契约和政府责任这些概念。

传统社会的礼俗和现代社会的规则本身呈现出分裂的状态。由于解释角度的分裂，使得矛盾没有办法按照一个公认的“共识”去解决，农村社会越来越失去社会共识。但就“礼俗”和“规则”本身而言，它们适应于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有各自的逻辑和运行空间。

在这次讨薪事件中，我意识到，新规则的确立是需要一个主体去推动和巩固的。所谓的礼俗传统“被取代”，这种具有能动性的人或机构，往往是当地接触现代社会最多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或机构，就像大哥这样的人或者当地乡政府。如果在转化之后，传统的礼俗本身还能够有利于这样的人或机构的话，那么传统的礼俗不仅不会被废除，还有可能会被长期保留下来，作为一种有力的解释工具而存在。如果那些愿意推进现代社会规则的人，长期处于弱势，那么两种解释标准并存的局面很可能长期不会消失。人们只会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工具。这样，要想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乡村共识分裂的关键在于社会利益的对立

那么，礼俗传统和现代社会的规则之间，有没有谁强谁弱的判断标准呢？会不会仅仅是根据解释者本身权力的大小来判断他所采用的解释方法的强弱？

如果抛去对二哥和大哥既有形象的判断，将二哥从一个具体的个人形象，抽象为一个民工，将大哥从一个负责任、热心肠的政府官员，抽象为一个普遍的政府职员，这件事情就显露出它的蹊跷之处。

大哥是现代政府的行政官员，又是经历过高中教育、公务员考试培训和政府培训的、知识较为丰富的“精英阶层”。他对于现代社会的契约、法治和政府职能更为熟悉。理论上，大哥应该是这些观念的接受者和拥护者。在一些基层政府，政府官员往往用政府职能范围作为理由，拒绝农民提出的一些要求。可是，大哥却选择了与自己的身份并不相符合的传统社会的礼俗观念来辩护并指责二哥。二哥是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对于乡村社会的传统礼俗必然很熟悉，而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理论上应该很陌生才对。可是，二哥却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观念来为自己的讨薪行为辩护。二哥和大哥的论辩和他们的身份设定，在这次争吵中奇妙地反转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转？因为他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和所需要的现实利益，需要他们借用不同的说辞。二哥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他想要在年末拿到钱，甚至不惜惹怒政府里的官员。大哥要处理好自己主管范围内的事情，要化解上级政府暂时不能发工钱的压力，大哥还要维护自己的权威，不能被弟弟过分地挑战。对于大哥而言，他的所有论证都建立在传统礼俗秩序基础上。对于二哥来说，即使他知道传统社会的礼俗，但是这套传统礼俗不能帮助他解决问题，而现代社会的规则却能够成为对他有利的说辞，故而他毫不犹豫地采用了后者。

乡村共识破裂的关键不在于“礼俗”与“规则”的破裂，其根源在于社会利益的分裂。乡村社会存在的“礼俗”与“规则”只是在利益分裂时提供了不同工具。这两种工具本身在乡村社会并没有谁强谁弱的区别，最后往往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谁更有权力。

但这两种工具并非可有可无，它们都有可能成为弱势一方的“道理武器”，但是在大部分时候，这两种工具的分裂甚至使得弱势的一方找不到为自己辩护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既然强势一方的逻辑能够自洽、而且能够被广泛接受（例如大哥的论证），那么，人们为什么不选择相信强势一方的论证呢？俗话说，“有理说不清”，现在却是，“各有各的理，说理没人听”。

于是，处在礼俗传统和现代社会规则之间的那些矛盾，即那些符合传统习俗但却不符合现代社会规则的矛盾，和符合现代社会规则但却不符合传统习俗的矛盾，都很可能会按照强势一方的意志被决断。

随着村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逐步增加，这样的矛盾恐怕会越来越多。放眼全国，乡村社会面临的矛盾和冲突未必会减少，在没有共识的前提下，这些种种矛盾如何能够不演化为破坏乡村的力量呢？如果真的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现在要抓紧时间建立新的共识，那么，如何能保证这种新的共识不被大哥那样的强势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呢？

这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根源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种种社会阶层矛盾和社会共识正在破裂，在城市不是更为突出和急迫吗？农村不是田园牧歌，也不是化外之地。在全国早已连成统一经济体的2017年，一个西南边陲贫穷小村庄里的“讨薪事件”折射出中国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某种困境。

（编辑  迟晨光）

2016年年初，我妻子黄灯撰写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由此进一步感受到了农村问题的普遍性，感受到我的家庭其实是更多农村状貌的缩影。黄灯眼中的乡村景象，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儿媳勾勒的乡村图景，而且是知识界观察乡村的一次聚焦特写。

当然，此文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过度渲染悲情。毕竟，在讲述自己身为农民的亲人所遭受的困难时，因为亲情引起情感波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任何深入中国农村的认真写作，很难不遭遇悲情的境况，因为生活的困境始终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现实，我那些依然留守农村的亲人，生活就是如此。

母亲——新中国第一代农民

我的母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于外祖父有不错的木匠手艺，她在娘家没怎么干过农活，家里的地都是请人种。母亲成年出嫁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结婚后的十多年，在艰辛的“公社岁月”，她生下了6个孩子。更大的生存挑战从她失去丈夫开始。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年幼的姐姐们不得不从小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大姐11岁就跟着大人去修水库，就算如此，一家人一年挣的工分仍然很少，按工分从生产队分得的粮食，根本不足以让一家人果腹，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听母亲说，四姐两岁那年，家里断炊几天，能吃的都吃完了，她饿得奄奄一息，躺在家门口，被隔壁的周伯母看见，送来了一碗米，才把一家人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为了补贴家用，那些年母亲经常深夜纺线织布到鸡叫，然后趁天色未明拿着织好的布，赶到20里外的临近公社集镇上卖。她之所以舍近求远，避开本公社的集市，是怕撞见熟人引人讥笑，也怕惹来麻烦，因为那时严禁私人擅自售卖自产物资。母亲的布经常被管理者没收，有时为了躲避，不得不逃进厕所。

公社时代的家境，的确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一年到头，难得见到钱的影子，以致母亲经常和大姐感叹，“要是一个月有五块钱花就好了”。这句话，大姐一直记得。现在想来，母亲以柔弱之躯拉扯6个孩子，勉力支撑起这个沉重的家庭，没有任何来自集体的援助，她内心背负的悲苦、孤独，乃至望不到头的绝望，一定压得她难以呼吸视听。也是在那个时候，邻居周伯母察觉了母亲的抑郁，她劝母亲难过时吸点土烟，也许会好点。我不知道抽烟是否纾解了母亲当时的情绪和压力，不过，从那时起，母亲的确抽上了土烟，陪伴了母亲以后的岁月。

哥哥——第二代农民

日子再难也要过。时光到了分田到户、“大包干”的80年代。身为农妇的母亲渐渐老去，她的女儿先后嫁人，大儿子（我哥哥）亦成年成家，开始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我哥哥能做的还是种地，他成为随“大包干”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二代农民。

哥哥从小身体单薄，母亲很为他担忧。他读完小学后，母亲求村里的剃头匠八哥，让他收哥哥做徒弟，以便可以行走于四乡八里，通过为村民理发获得一种生存途径。但包产到户后，哥哥因为是家里耕种的主要劳动力，他只能利用农闲给本村和附近的村民理发，以换得微薄的工钱补贴家用，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外面学习和提高技术。改革开放后，各种新潮发式流行起来，哥哥从老剃头匠那里学到的那点传统技艺就显得落伍了，加上年轻人的外流，他也失去了年轻的顾客。

相较公社年代，“大包干”时期，我家里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起码温饱不再是问题，一些小的开销也可以应付，但遇到急用钱，还是会拿不出来。1987年6月底，我要去外地参加中考，需要20元送考费，这让母亲犯起难来，不知找谁借。后来还是试着去找了村里的铁匠艳哥，才得以度过难关。母亲每次跟我说起这件事，都对艳哥的帮忙感激不尽。

哥哥1993年跟随四姐夫外出到北京常年打工，在此之前，为了改变家里的境况，他曾在1985年前后断断续续地跟随村里的泥瓦匠，奔波于城市的建筑工地。泥瓦匠是力气活，哥哥身体瘦弱，学泥瓦匠手艺比较困难，所以在工地只能干打杂的小工，收入比一般泥瓦匠低很多。有时候出力一年，也仅够家里日常开支，存不下钱。1990年我上大学时，哥哥尽管已外出几年，还是无力负担我上学的开支，是亲戚们一起凑的钱。那时师范生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一点生活补贴，我进大学不久就做起了家教，此后再也不用家里为我的生活操心。暑假，我会多带几个学生，收入也会多些。到家里的“双抢”时节，我甚至可以拿点工资，带回去给家里救救急。

到了90年代，侄子、侄女都出生了，上有老，下有小，哥哥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在北京当包工头的四姐夫见哥哥的日子太艰难，决定带他外出，一起谋生。毕竟在亲人身边，哥哥会得到更多照顾。没过几年，嫂子也跟随哥哥外出。这样，侄子、侄女就成为留守儿童，而步入老年的母亲，则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孙辈的重任。整个八十、九十年代，家里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一旦遇到大事，都需要借账，如哥哥结婚、盖房等，都会带来负债。所以，作为第二代农民的哥嫂，尽管他们一直努力劳作，辛勤种地，去建筑工地出力流汗，最终也只是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仅够解决必要的生活花销，没有存款，没有任何享受，甚至对孩子的基本教育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每天对孩子的守候和陪伴。

不仅如此，哥哥常年在工地出蛮力，住的是临时窝棚，吃的是粗粝食物，这极大损害了他的健康，由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腿疾。就在去年，他因为腿疼来广州看病，我发现他的双腿关节已严重变形，难以恢复。哥哥已年过半百，再也无法承受城里打工的辛劳。他忙碌多年，最后却因为工程欠款，几乎是赤条条地回到家乡，开始自己的晚年生活。随着母亲的去世，儿子的成年，为了生存，哥哥回到家乡在附近的工地上打打零工，耕种几亩口粮田，帮外出打工的儿子、儿媳照顾孩子，开始重复母亲辛劳的晚年。

侄子、侄女——第三代农民

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和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从城市返乡，他长大的孩子开始了新的轮回。现在，第三代农民——我的侄子、侄女开始外出谋生，成为第二代农民工。侄子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管教，读书时漫不经心。混到初中后，在我的建议下，去了一所老牌的技校——孝感工校学数控机床。侄子在工校只读了一年多，据说学校老师根本不好好上课，教学所需的设备匮乏，学生无心学习，早早就被学校送去沿海的工厂“实习”，其实就是给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从技校出来后，侄子曾去浙江富士康打工，但后来工厂裁员，没有留下来。随后他又去了一些别的工厂，这些日子，除了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并没有给家里寄什么钱。几年后，侄子离开工厂，回到家乡。当时建筑行业比较兴旺，村里的泥瓦匠们一年可以赚好几万，这让侄子心动，他跟随本村的师傅去城市的建筑工地，学起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传统手艺。他身体单薄，力气不足，在这个靠力气吃饭的行当里饱受呵斥和歧视。和师父闹翻后，经过熟人介绍，侄子和侄媳于2016年6月来到虎门一家电子厂，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工厂生涯。

给侄子、侄媳妇准备了简单的行李后，我送他们到虎门的工厂，也得以第一次接触传说中的南方企业。工厂的办公楼和车间都很干净，洋溢着现代工业的气息，工作气氛紧张有序。侄子他们刚到厂，底薪是1500元/月（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双休日加班的薪酬是17元/小时，平时加班是13.6元/小时。第一个月两人共拿到5000多元工资，第二个月两人合计拿到6000多元。相比以前外出工地的奔波劳累，侄子却依然一无所获，这种看得见的收入让他们觉得心里踏实。但是，尽管两人在同一个工厂，但侄子上白班（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侄媳上夜班（晚8点到早8点），夫妻竟难得见面。我记得当时送他们到工厂宿舍时，发现房间除了床，竟然没有其他家具，连常见的桌子、椅子都没有。我当时颇为纳闷，现在才明白，桌子、椅子对他们确实没有用处。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回到宿舍除了睡觉，实在没有精力去做别的事情。除了必要的睡眠，一切娱乐、文体活动、休闲似乎都显得多余。这种日复一日、机械简单的生活，就是这些进入工厂的第二代青年农民工生活的全部内容。

尽管劳累，但侄子在给我的电话中没有任何抱怨。他孩子尚小，结婚欠下的债务没有还清，只要工厂能够维持，他全家的生存就能获得保障。我担心的是，如果经济状况不好，侄子、侄女在城市找不到出路，或者年龄大了以后，身体无法承受加班加点繁重的劳动，那他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他们在户籍上虽为农民，但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农田里的活计一概不会，一旦被城市的工厂淘汰后，他们是否可以像我哥哥那样，心安理得地回归农村？回到农村后，面临土地已被转租，他们无地可种的境况，又该何以为生呢？如果不回农村，城市是否有他们的容身之所？还有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留守儿童，又会面临怎么样的人生呢？

不要忘记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农民

黄灯在文中对我家族的叙述，实际上已经凸显了对三代农民命运的思考。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整体的命运流转不是来自某种宿命的因素，在此背后，一定有更为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我第一代农民母亲的苦难、第二代农民哥哥的贫困、第三代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侄子不容乐观的现状和不可预料的未来自有其特殊性，但他们的命运在中国广大的农民中却有其代表性。就个体而言，这种命运受到他们自身条件的制约；可就整体而言，宏观层面的农村政策对其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

众所周知，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为工业建设的需要，农业担负了为工业提供积累的重任。这样，通过农业税和延续多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留给农民的基本上就是维持生存的那部分收入。而且由于城乡户籍制度设置的分割，农民被牢牢地捆绑在农村，除了在农村劳动，无其他出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大包干”，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村释放了活力，农民得到了发展的政策空间，生活也改善了不少，但“大包干”政策优势带来的边际效应到90年代开始消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资源开始急剧向城市流动，农村的境况越来越差，以致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见证和遭遇了90年代农村社会转型的各种境况，他尽管辛勤劳动，但农村的高赋税、城市打工生活没有保障，家庭的经济状况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于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及“三提五统”等，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实施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和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农民从中得到了一些实惠，严重的三农问题有所缓解。但近十几年因为农业比较效益逐渐下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病象深重，并非政策一到，就可以药到病除。目睹故乡的变化，我感受到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确实有所好转，但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力量（青壮年农民）却不在场，很多地方依然只有老弱妇孺留守，田园荒废。农村主体力量的缺失，使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在广大农村难兑现。而农村的“空心化”，甚至让很多地方的自然村落从中国的版图中消逝。

新世纪农村的“空心化”来自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在中国，很少有农民没有经历进城打工的命运。我哥哥、嫂子如此，我侄子、侄媳妇也是如此。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像我哥哥）年近半百，已被城市“退回”农村，继续在已经荒芜的土地劳作，收成仅供一家人糊口。正辗转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工厂的，是像我侄子、侄媳那样的第二代农民工。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横亘，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虽然在城市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但依然无法享受市民的待遇。长时间背负沉重的体力劳动，自然也无暇接受任何专业技能培训或进一步的教育，无法更新和提高知识、技能，成为他们逾越自己出身的阶层、进入城市、融入现代文明的巨大障碍。

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我们作为乡间走出来的读书人，不能忘记那些与我们血脉相连、依然奔走在大地上的农民的亲人，不能忘记那一片养育我们的土地，不能忘记与我们有很深情感系连的乡亲。在这一点上，我所熟知的很多参与乡建的朋友，正在以行动改变着广大的乡村，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应该有更多的人知道，也必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城里人向往乡村，农民却向往城市，究竟是谁向往谁？农村衰败，是否真的衰败？又如何在衰败中寻找新生？知识分子和农民有没有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这是时代的命题，我们每个人又都参与其中。

从彼此拒绝到彼此向往

“田园将芜胡不归？你家中尚有两亩薄田，何必在北京活得那么累？”妻子不断提醒我。

她说，你看湖南卫视热播的《向往的生活》，不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希望远离喧嚣，避开拥挤，向往着从城市搬到农村，向往着呼吸自然的空气，寻找内心的声音。

我想告诉妻子，农村的生活，不是掰几个玉米就能过日子的。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深深地知道这一点。认为一分耕耘就一定会换来一分收获，那仅仅是千百年来农民的美好愿景。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油菜长势喜人，菜籽也颗粒饱满，可是正待收获，一场过早到来的暴风雨把油菜籽全部打落在地里……一家人坐在田边哭了很久。在我幼小的记忆中，面对天灾、人祸的无奈与无力，才是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春节成为“返乡”的同义词。一大群已经成为城里的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回到农村。我和妻子也加入了这场大迁徙。

大年初一清早四点半就起床，照顾爷爷奶奶，接待各方亲戚来家中拜年，其实很多人我们都不认识。累了一天，晚上好不容易把刚满一岁的女儿哄睡了。妻子开始拿着手机刷论坛，看到很多与我们景况相近的人在网上“吐槽”，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但在这些叙述中，农村人总被描述成很落后的形象，是“文化的他者”，他们大声讲话，随地吐痰，不守规矩，人情太重，观念愚昧……似乎这些返乡者，都有一种迫切地想要与农村划清界限的心理。有人说，这叫“精神圈地”，一代又一代农村人的心被圈走了，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觉得那才叫“现代化”。

多么有意思！究竟是谁向往谁？

人类学者张小军曾说过：“这些有文化的民族村寨的‘文化人’被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经济人’界定为落后，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GDP。”可是，“我们这些‘经济人’在‘经济’之余却又向往和消费着‘落后的’民族村寨文化，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从彼此拒绝到彼此向往，哪怕仅仅是一种想象的向往，都是值得珍惜的，这是一种人心所向，至少这里面包含着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深刻反思，以及建设的可能性。

城市中产们似乎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城市生活压力这么大，还有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交通拥堵等各种问题，虽然农村落后愚昧，但如果我们可以改造它，把它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不是很好吗？所以，一本记录日本耄耋夫妇村居生活的书《明天也是小春日和》迅速畅销；也才会有了湖南卫视的热播节目《向往的生活》。

但这些想法并没有直接深入到如何安置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如何让中国农民感到幸福和被认可，这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城市人通过农村安放自己的现代性焦虑。

所以，建设农村是共识，但如何建设仍然存在分歧。

在农村内部发现文化的力道

2005年，我从农村考上了清华大学。2004年，李昌平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有感于此，并结合自己的专业，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农村文化传播的研究。在此期间，走过全国各地上百个村庄，驻村时间接近1000天。

我认为，如何建设农村，还需要发掘农村内生的群众力量和文化力量。因为农民才是农村的主人。

在当下返乡的各种叙述中，唯独听不到农民的声音。而农村文化向何处去，全社会都在参与和讨论，包括政府、市场和知识分子，可是很少见到农民参与的身影，仿佛他们没有能力探索自己的未来。

然而，对农村衰落的体会，没有谁比农民更深切；对重建农村美好家园的期望，没有谁比农民更为强烈；至于对农村文化复兴的途径，也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农村的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各种资源。农民才是农村的主人和文化的主体。只是在精英文化主导的时代，农民无法和知识界、政界和商界精英们在公共媒体平台上平等地分享话语权。

但是，在历史、社会和文化“幽微暗淡”的角落，我听到了农民“史诗般的表达”。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和实践，告诉全社会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我们听不到，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表达，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倾听。

三个乡村故事

我想在这里讲述三个田野中发生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完全由村民自发组织的民俗活动“耍歪官”。

南村动了耍社火的心思，就会把锣鼓打到北村去，一是拜年，二是挑战。如果北村不应战，南村便会三番五次地去打鼓，阵容越来越大，甚至配上铜号喇叭，扛上“三眼铳”、“抬枪”去轰，此为第一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是“贴对联”，双方尽量贴对联挖苦讽刺，比如北村恰好有个不负责任的水电工，或者拖欠农民工资的包工头，他们就常常成为被攻击的重点。尤其要在爱耍热闹也有威信的人家门前和庭院哄闹，锣鼓惊得人家鸡飞狗叫、屋檐唰唰落土。主人家虽然笑脸相迎，敬烟敬酒，闹事者仍不依不饶，直至主人答应一起“耍社火”方才罢休，到此就算把社火烧成了。

故事讲到这里，已经足够引起习惯于宁静生活的城市中产的反感。但更热闹、红火的还在后面，2010年南村和北村的“耍歪官”中体现的社区自治和文化自觉让我感到震惊。

“歪官”在方言中的意思是很厉害的官，很有威信。所以村民们会以落款“人民政府”的口气发表一个告示，“乙丑岁初北寇进犯，烽烟再起，奉昭承运，备良车万乘以御敌……温友林文治武功、德高望重、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特荐为征北讨虏大元帅……”。这位选出来的“歪官”骑在牛背上，有专人牵牛，有人扮演衙役，有人高举帅旗，在南村的锣鼓队簇拥下，直奔乡政府而去。据说这位乡长平时做过一些让村民不太满意的事情，所以“大元帅”在政府门口高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道理，并要求乡长出来“给个交代”，同时教育乡官要主持公道，不要盛气凌人，注重“德治”和“仁政”。可谓表演幽默而切中时弊。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皮影戏的。

华县一家电脑培训学校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文化产业集团，并发展成为中国皮影产业的龙头企业。该企业将华县全部皮影艺人签约为企业员工，并支付月工资，但非经企业同意，艺人不得私自演出。由于企业战略目标定在都市舞台和国际舞台，比如北京奥运会的皮影展厅、世博会的皮影表演和《白鹿原》里的老腔。但是企业的摊子铺得太大，并将依靠政府扶持项目和政策贷款作为企业的主要盈利方式，而不是开拓市场，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董事长因非法集资于2014年被捕。

2012年5月之后，企业就再没有给皮影老艺人发过工资。不少艺人坚持到了10月，看到实在发不出工资，就各自回家了。只有吕崇德一个人坚持到了2013年2月。他说：“去年（2012年），雷总让我坚持坚持，别人都走了，我一直坚持到最后，年底了才回家。回家后，我给雷总打电话，雷总不接。我想他忙，我就找个人给他发短信（吕崇德不会写字，不会发短信），说我要这10个月的工资，你要是实在没钱，给我写个条子，盖上章，等有钱了再给也行。我在雨田干了这么多年，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司破产了我还要钱啊……最后几个月在西安，租房的钱和电费，一个月500块，加起来好几千，都是我自己垫的。”

2014年，一批老艺人又重新回到了少华山脚下最初电脑培训学校的空房子里居住，虽然他们只能断断续续领到一点政府补贴的生活费，也没有薪水，但他们觉得或许自己的坚持能带来收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在家冷清得很，在学校人多热闹，还有戏演，不图钱。他们把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建成了一个文化社区，自发地形成合作社：既能跑订单、唱戏，最低限度地维持生计；也能在生活上、感情上相互陪伴，自助合作，拉弦唱戏，文化养老；还能扛起华县皮影的大旗，让游客在这里看到正宗的华县皮影。

这种戏里戏外的情义，以及当下熙熙攘攘的年代里所体现出的文化担当让人感动。

第三个故事是乡村老人自愿口述乡村历史。

2016年，我到西安市高陵区文化馆参加了一次活动。后来，我在网上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最为感动的一次活动”。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前往1000多个自然村，动员村里识字的老人做志愿者，记录自己的村庄史、生活史、文化史，记录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变迁。老人们热情高涨，最终召集了100多个志愿者，大多为60至80岁。这些老人经过简单的培训，带着录音笔回到了自己的村庄，进行口述史工作。

这次活动蕴含着群众动员群众的精神，老人采访老人，把历史还给人民。我问过几个老人，为什么愿意当志愿者，他们说，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得太快了，拆迁过后很多村庄都没有了，现在文化馆发动他们把这些村庄的传说、历史、文化都记录下来，他们觉得很有意义。培训那天的早上7点，他们就让自己的孩子把他们送到文化馆，一直忙到下午四点，还不愿散去。

我们在一起的追求

如果给这个时代一幅素描，我们会看到两个如候鸟一般、匆匆擦肩而过的人群：一是逃离北上广的白领青年，一是进城寻梦的打工者。

为什么我们不彼此停驻？抽根烟，握个手，喝杯酒？

其实，这幅素描的初稿在100年前就已被李大钊描绘过。他说，“拥堵在城市的道路上，蝇营狗苟，为了谋‘一个劳少报多的饭碗，晃晃数年，青年气质消磨净尽，穷愁嗟叹，成为失路之人’，何必呢？”

汪晖老师在看完话剧《世界工厂》后说：“我们当然要让底层来说话”，但是“更要超越这个底层能不能说话的框架，去探讨新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产生”。“精英”与“庶民”之间有机且良性的互动，既区别于旧的工与农的简单联结，又区别于知识分子对“三农”和工人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介入”，在共同的运动过程中，产生全新的“我们”。

“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淳朴、简单和美好的诉求。

我想起1995年11月在法国一个小镇上发生的一场示威活动，在罗昂内这样宁静的小镇上，超过一半的人口有一天偶然地聚集起来，他们只是在那里简单地喊着：“所有人一起，所有人一起，噢！噢！”

这是人类的天性。

无论是“耕读传家”，还是“群众路线”、“有机知识分子”，农民阶层与全社会融合、“在一起”的追求从未停息，尤其是在城乡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更需要倾听农民的声音，建设美丽乡村并不是为了寻找城市人“逃离”压力与雾霾的世外桃源，而是几亿中国农民切实地组织起来、建设新型农村的需求。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