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最近五年,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新闻学和新闻教育问题,也在授课、论坛和行业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少学术观点。一些发表出来的文章、讲话,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大家都很支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创新信息化时代的新闻理论,改革现行的落后的新闻教育体系,提升我国新闻学院新闻教育的整体水平。

迄今为止,无论是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前苏联、中国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科学体系的新闻学并没有建立起来,新闻学作为科学体系仍然处于“有学无论”或“有论无学”的状态中。在现实中,经常出现把新闻、媒体、传播、舆论这些密切关联而又本质不同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弄混淆的情况,就像把数字、数学、算法、数据库这些东西弄混了一样,各自讲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从研究角度说,也没有把国家、政党、机构、公众在新闻传播中的定位和相互关系理清楚,常用政治、政策代替学理,缺乏理性的思考和逻辑力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自从一个方面看问题的片面性,把科学变成了空洞说教。

许多专家、学者、老师、同学都有疑问,新闻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有没有新闻学科的立学之本?现在的情况是,不仅在学科理论上讲不清,在教学上则是转向了技术、技巧、技能为主的传播学领域和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不同形态的媒体实务,忘记了在新闻学院新闻是立院之本,把新闻学等同于一般的文化、信息、商务、广告传播,导致只有树木而没有森林的混乱局面。某些新媒体更是把文艺界出现的一些男女绯闻和“人咬狗”当作主要新闻,把负面事件放大到极致,严重冲击了社会主流新闻价值,破坏了舆论生态,干扰了社会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如何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创立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体系。

 

新闻学的核心是“新闻”

要建立科学的现代新闻学,我们首先要厘清媒体、传播、新闻、舆论这四个概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混乱的源头是概念的混乱,如果概念、范畴不确定,大家讨论的不是一回事。

媒体

媒体是传播介质。它是适应人类传播行为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工具。媒体作为人们交流、传播信息内容的载体,都是物质形态的,自古就有,是随着技术变革而发展的。从最初的肢体、手势、语言、文字、石刻、钟鼎、竹简到纸质印刷品、声光电产品,再到现在形态各异的数字载体,都是由于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人们利用物质载体记录历史、传承文化、互通信息和远距离传播信息的产物。今后,新技术的发展还将产生更多的传播载体,例如光纤、超导、量子等新技术、新材料还会带来大容量的新形式的传播载体,目前在航天、通讯、传播领域已有应用,今后必然会更加广泛地进入社会,必然使媒体的形态更加丰富。

但媒体本身并不具有新闻的性质,它在本质上是个物质载体运用问题,这个载体什么人什么信息都可以用,不是新闻学中特有的东西,因而不能用媒体或新媒体这样的课程代替新闻学。不能以一个指代另一个,这就是概念的错位。西方新闻学的工具主义就是有意掩盖媒体是有“老板”这个事实,把它们打扮成“社会公器”、“公平正义”的工具。从他们提出用互联网“打通中国民主之路”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虚伪本质,不难辨别掌握在资本手中的媒体是谁的工具。

传播

传播是人类的活动之一。传播行为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是个人与他人或社会交流思想、交换信息、交融感情的行为方式。当肢体动作、语言交流这些最早近距离的传播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传播需要时,就发明了以技术手段实现远距离、大面积的传播,并不断用新技术提升或创造新的传播能力。目前,无论是个人传播、机构传播、国家传播都是空前频繁,可以说远距离、全球化、大面积、多样化传播已经成为现实。只要有信息交流的需要,就有相应的传播行为。

新闻

新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信息。它是对最新发生的事件、最新发现的事物、最新认知的现象的相关权威信息,公开发布、社会公用。

最新发生、发现、认识的事件、事物、现象,经过机构新闻发布人或媒体新闻工作者以不同方式、不同载体、不同平台、不同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的特定行为,称之为新闻报道。新闻是一个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中介性活动,是一个在媒体报道之前就客观发生的事件、事物、现象,例如政治活动、政策出台、国际交往、战争战乱、生物演变、考古发现、地震火灾、天象骤变、动物迁徙等,不管你传播不传播、认识不认识,它都是存在的。只有当人类自觉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有目的作为新闻消息传播给社会公众时,才变成了新闻信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发现、选择、加工、传播、评论等新闻工作过程,也是有自身的规律的。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就是要按照这些规律去从事新闻工作。

舆论

舆论是社会公众的反映。它是公众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新闻内容、新闻言论的评价和反馈。在一定的条件下,公众议论可以形成现象和思潮,有巨大的反作用。所谓舆论引导、舆论工作,不是禁止群众发表意见,也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让公众舆论的主流积极健康、友善、向上,形成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和理论思想的真理性是灵魂;传播的效率、效能、效果是选择新闻传播手段的出发点;媒体提供的是平台、渠道,是物质支撑;舆论引导力是要实现的新闻价值,也是评论新闻的客观尺度。一个新闻信息传播的结果是可以用实践去检验的,就是它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是可以用调查数据和公式计量的。在新闻、传播、媒体、舆论这四者中,新闻和舆论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有讲话中、中央文件中都是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这是个核心问题,新闻理论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明确新闻学的重点是什么,不要走偏了方向。

 

新闻学的学理基础是“三大规律”

一切学科的核心都是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发生、发展规律的,从自然学科到社会学科都是这样,否则就不能成为科学。如果说新闻学的本质是揭示人类对新发生的事件、新观察的现象、新发现的事物进行认识、再认识,并公开进行传播的一门科学的话,那么“三大规律”就是它的理论根基,这也是构建科学的现代新闻学的学理支柱,立学之本,没有它们,新闻学就立不起来,就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新闻事实客观存在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人类参加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也是在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不管你认识不认识、报道不报道,它都是按照它的自身规律运动着、发展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决定了独立存在于传播主体之外的新闻本源的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不管什么人,包括政府官员、机构领导、媒体记者、编辑主播、新闻当事人、新闻相关人,都必须依据客观事物、事件、现象的真实存在状态发布相关新闻信息,不得利用职权歪曲事实、编造相关信息,模糊公众的认识或误导社会舆论。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新闻真实性的客观规律。凡是能把真相事实准确、客观表达出来的新闻,都应当受到公正、有力的保护。这个规律决定了新闻传播必须要保证事件的真实性、评论的真理性、态度的客观性,这是新闻的价值之源。一个新闻有没有价值,首先在于真实性和真理性。至于新闻传播中出现的其他问题,例如由于掌握资料不全、深入不够、把握不准、个人认识局限等造成部分失真的问题,那是另一个层次即工作质量的问题,不属于违背了真实性的客观规律。正是由于这一重要规律,才奠定了新闻学的科学地位。

新闻报道主观认识的规律

新闻活动的本质是新闻工作者认识客观事件的过程,报道得好不好,是与认识水平相关的。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伟大的认识工具,用来解决新闻从业者主观认识上的正确性问题,用它来指导和统领我们的新闻实践活动和新闻教学活动。这里的规律性表现在五个方面:

1一切客观事件、事物、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可以认识的。新闻业者有意识的活动就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于是产生了概念、范畴、思想、理论、故事等新闻活动资料。

2人类的认识运动的过程,是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永不停止的,新闻活动也是这样。这就保证了人类认识不断深入,实践不断发展。

3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实践越丰富认识越深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现实社会活动的主体,他们也是认识的主体。新闻活动主体的一切认识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为人民立言记事。

4正确的理论指导是深化认识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的力量就表现为理性认识。而理论是人类认识的经验和科学总结,包含了无数仁人志士长期的认识成果,是后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只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必一切从猴子变人开始。所以从事新闻工作和一切其他工作,都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前人已经形成的科学理论,用以指导自己的认识和实践。这也是人们在一生中要花二十多年的时间上学,工作中也要不断学习和培训的原由。学习新闻理论、学习新闻史、学习中外新闻实践的经验,学习新闻工作的技术和能力,就是提升新闻业者内在的专业素养和认识能力。

5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原理和规律。无论什么理论都得在实践中去检验,正确的就是科学的,错误的就是谬论。新闻更是这样,你的报道真实不真实、客观不客观、准确不准确,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领导说了算,更不是媒体说了算,而是要经社会实践的检验。因为新闻传播出去,新闻当事人、政府部门、社会公众甚至外国新闻界、外国政界都会有相应的反应,事实、观点、结论能否经得住考验,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至于新闻评论、新闻监督、舆论引导更有强烈的实践性,所以,倾听实践的呼声、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就是检验我们新闻真理性的客观标准和再认识过程。

新闻传播中主客观对立统一规律

新闻生产是为了传播,新闻传播是客观事物的主观表达,主客观对立统一规律是新闻学的重要规律,也是专业领域的特殊规律,应当成为贯穿全部新闻学的一条主线。

新闻生产的过程和各种传播载体虽有不同,但它的规律性是一样的,都是客观事物与主观认识的对立统一,一切新闻活动应当按照这个规律办事。有人认为,在多点多元传播的条件下,“谁是记者”不确定,媒体的定位不明确,这就颠覆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改变了新闻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看不清谁是主体、谁是客体,还有什么规律性?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技术改变的只是传播方式,把纸变成屏、把文字变成形象,并不能改变它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从新闻内容的采集到传播到公众中去,依然有它的客观规律,现代新闻学就是探究新媒体出现后新的变化。

1无论是时政新闻、财经新闻还是社会新闻、自然现象和灾害,新闻源头都是实践,凡是离开实践编造的新闻信息都是不真实的,这是铁的规律。这是因为一切新闻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一切事件的发生、发现,一切自然现象的记录和观测,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一切社会活动的产生、发展,都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事物,它们的运动、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地进行着,只有真实而准确地采集信息、记录事实、编辑加工、传播出来,才能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闻价值。这是所有新闻生产的源头和新闻内容的现实基础,没有这个本源就没有新闻。这是客观与主观对立的一面。

2人的主观要能动地反映客观存在,这个过程就是争取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的统一,是最大限度保持新闻内容客观、准确的根本保证。尽管有许多技术手段已经可以及时拍摄、记录、监控某些事件、事物和现象的现场和过程,智能机器人也能在太空、战场、自然灾害进程中发送新闻报道和照片、录像等,但也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要传播有思想、有情感、有质量、有分析的新闻,必须要靠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必须要有具备专业素养的记者、编辑、评论家。而这些新闻工作者又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认识主体,他们必然带有主观色彩:立场、观点、方法、态度、感情,这就使得客观存在的新闻事件不可避免地加上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为了保持新闻的真实性和真理性,就要使主客观达到高度统一。我们对记者提出要用“脚板”去写新闻、深入深入再深入、坚持“三贴近”等等,都是为了防止因不深入新闻现场而造成客观认识的失误。因为没有主客观的高度统一,就难以守望公平正义,就难以对得住职业良心。

3新闻传播中的“先入为主”和“黄金时效”,也是新闻受众主客观对立统一的认识现象。人们在接受外界信息刺激时,常常有“先入为主”的特点,即第一个信息作用最大。尤其在新闻信息,人们常常以“知道”为止,不太深究。例如,从互联网知道的第一个消息是假新闻,中央电视台的第二个、《人民日报》上发的第三个发的是真新闻,但受众反而认为后者是假的,从认识上讲它已经反客为主了。无数事例证明,第一个新闻信息落点最有效,这是一种“黄金时效”的规律性。所以好记者、好媒体,都是“抢新闻”,而不是“等新闻”,抢的就是第一落点、抢的就是“黄金时效”。

4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就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解疑释惑的。新闻是舆论的对象和内容,有时可能成为社会舆论的导火索,引发社会公众的激烈情绪和铺天盖地的跟帖、点评,这反映了社会公众的主观认识。而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与新闻报道质量有很大关系。我们提出的新闻传播的“时、效、度”就是出于对坚持正确导向的考量。这里有一个重大原则:不能用主观愿望代替新闻事实。就是不能假造新闻事实去导向,一旦事实造假就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在今天大数据技术条件下,一切新闻真相都会大白于天下,造假的结果就会适得其反。这里的导向,就是用深度分析和高水平的评论,用真相真理说服人,只有主客观高度统一才能起到导向作用。

 

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追求”的五个方向

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创造,要给世人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性、科学性、现代性的新闻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要给学生一门真正的有新闻特色的学科。出于这样一个总体目标,在学术追求上有五个重要方向,需要牢牢把握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工作的“定盘星”和灵魂,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指导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的产物,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在新闻方面更是如此。其影响因素有三个方面:(1)制度环境。马克思是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监控下办报的,他一直都同欧洲反动势力作斗争,争取新闻自由是他的战斗目标。他教育工人阶级要组织起来争取自己解放,拿起批判的武器动员武器的批判,他的新闻理论是批判为主,这是他的新闻思想总基调,与我国现在制度环境不一样。(2)实践发展。马克思设想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整个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中国这样的革命方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因而也没有见到过共产党执政后新闻制度和新闻活动模式。(3)技术变革。马克思只见过书、报、刊等印刷技术支撑的新闻活动,他认为“没有出版自由就没有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他没有见到互联网、数字化等传播渠道和技术创造,因而他没有料到人类新闻自由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当然更不能预料到新媒体带来的巨变和未来的前景。

显而易见,面对当代新闻舆论工作的国际化、全球化、数字化、全民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时代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中国的新闻实践经验,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学术研究。

新闻学术体系的中国化

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黑天鹅”事件的发生,西方民主遇到了历史性挑战,以民主自由标榜的西方新闻学已经破产。而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到了世界前台。中国新闻学术体系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柱学科,正在逐渐地形成和发展,我们有条件构建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创造现代科学的学术理论、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教学体系,全面推动新闻学中国化。

新闻研究视野的国际化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互联互通、互动共振的社会,一个新闻事件、一个新闻信息都会在全球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美联储加息新闻能引起全球金融震荡,一个网络谣言能使股市跳水而千百亿美元瞬间蒸发,一个恐怖事件会让亿万人神经紧张……新闻信息在世界和平、安全、安宁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研究新闻不能局限于既往的习惯思维和偏居一隅,而要站在全球公平正义的制高点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去审视我们新闻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以推动人类文明的情怀引领国际化的新闻学,让它既是中国特色的,也是有益世界的科学体系,包容人类新闻研究的所有成果。

新闻传播体系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潮流,也是我国近百年奋斗的目标。我国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要奋斗的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新闻传播的现代化当然就是题中应有之意。这里的核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互联网思维和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为基础,实现新闻事业的全面现代化,包括思维方式现代化、新闻理论现代化、新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新闻制度的现代化、新闻管理的现代化。新闻学既需要理论上的深度思考,也需要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更需要深化改革和开拓创新,实现新闻生产、传播、引导和管理的全程现代化。

新闻舆论基调的主流化

在多元传播的格局下,社会舆论是良莠杂陈、反差极大。由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每一个新闻信息或新闻评论都会引起不同的反响和后果,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分歧甚至是误判误导,不少人分不清主流和非主流,有时候负面的东西点击率更高、影响更大。这种现象形成完全不同的两个舆论圈,各说各话、各有其理,互不融合、相去甚远。我们应当承认,不同舆论的存在是客观的,官方媒体衣食无忧,拿钱办事,是用宣传、原则、讲话精神等度量新闻舆论,而普通老百姓是用柴、米、油、盐、物价、看病、上学这些身边事去度量新闻信息的,这难免产生不同认识。应该说产生不同舆论的根源都是存在的,问题是怎么在多元之中立主导,形成主流舆论,引导公众正确判断和认识形势,形成向善向好向前的舆论总基调,帮助社会凝聚共识。中央早就提出,要构建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舆论工作新格局,这就是要通过融合发展壮大主流舆论阵地,运用新技术新渠道扩大主流舆论传播,以客观、真实、准确、及时的信息内容增强主流传播公信力、影响力;就是要用法治思维解决新闻传播中的矛盾和问题,加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所有新闻活动的公共行为。这些应当作为我们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重要内容,加以认真地研究和概括,上升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内容。

总之,中国特色新闻学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乱贴标签,而要达到新闻学的三个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科学的制高点和道义的制高点,代表当代人类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的新认识。

(编辑  季节)

 



¨本文系柳斌杰教授201774日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主旨演讲,发表时有删节。

*柳斌杰,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重要的指导文件。“十三五”时期将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的重要时期。

 

“十三五”的核心问题是能否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高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从“十二五”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2010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经济增速是10.6%;此后从2011年到2016年,各年经济增速分别是:9.5%7.7%7.7%7.3%6.9%6.7%。这几年经济增长下行期间,大量的企业处于困难境地.尽管政府全力鼓励扩大投资,启动内需,但下行的趋势并没有真正地挡住。

“十三五”期间经济下行的趋势能不能扭转?如果“十三五”时期能够保持6.5%左右的年增长速度,我们就可能在“十四五”中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的定义,底线是人均收入11905美元,我们现在的差距并不太远。

“十三五”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非常关键的时期。《“十三五”规划纲要》内容很丰富,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有三句话:

第一,“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核心问题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年均增长速度要高于6.5%,基础是创新驱动。

第二,实现目标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更加符合需求,更加具有活力。

第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确保资源的保护和人民群众的分享保障。

    

中国30年高增长发展过程

“十三五”时期,把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作为核心问题。1979年至2009年,中国GDP平均年增长10%,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四个因素

第一,较大的国内市场。中国高速增长是从短缺经济起步的。以前许多商品凭票购买,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是一个消费热点接着一个消费热点,消费市场是现成的,很长时间内,国内市场都有没有被满足的部分。这种结构性短缺,对于有关产业而言,是发展非常好的机会,也可以把企业培育的很大。

第二,高的储蓄率。中国人向来崇尚节俭,不愿意负债,老话叫“无债一身轻”。所以中国人的储蓄倾向非常高,即使在美国这样低储蓄率的国家,华人族群也是高储蓄率族群。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改革初期中国国民储蓄率就高于30%2000年左右超过40%2008年超过50%,而全球平均储蓄率才25%。储蓄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高储蓄率可以支持高投资,从而支持高增长率。

第三,国外有技术来源。资本和技术结合才能形成产业。过去我们的技术发展起点很低,中外产业差距很大,当时我们所需要的技术是国外成熟或过时的技术,向国外买我们适用的技术相对容易.这样我国新产业的形成非常快。一切从零开始自主研发,对赶超发达国家不利也有风险,而依托我们的市场,直接引进技术、产品、生产线,就可以快速形成我们自己的产业。

第四,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低成本是中国特殊的竞争优势。竞争对手既难以抗衡也难以仿效,低要素成本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在于:一是竞争力强;二是对外资吸引力大。前些年不管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只要中国企业能做得和国外企业一样好的,国外企业基本都要退出。

这四个因素之中,除了高储蓄率之外,都是“穷”的因素或者叫后发优势,是推动赶超的因素。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中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四个波次

30多年发展中,中国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是:(1)居民收入提高,市场形成;(2)国内储蓄和国外技术相结合形成新的产业;(3)本国产业依托国内市场迅速扩大规模;(4)国内市场饱和后利用低成本优势向外发展,占领国际市场。

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产业经过了四波发展过程。

第一波,1979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产业群。改革开放是启动性因素。当时有钱买不到东西,国家出台了两个措施:一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二是给城市职工涨工资(当时叫“还欠账”),这样农民和城市居民手里钱多了一些。但那时候有钱买不到东西,基本日用消费品需求旺盛,市场就形成了。此阶段是中国轻纺工业大发展的时期。这5年中,轻工业平均年增长速度12.8%,重工业是7.1%,这也是中国轻重工业差距最大的一个时期。

1984年前后,中国日用品市场短缺基本消除,取消布票、工业券等就是在1984年前后。中国轻纺工业就开始向外型发展,利用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挤垮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类产品,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这一地位保持到今天。

第二波,19851990年,以家电业为主的产业群。居民的日用品需求满足之后,消费结构开始升级,紧跟着是家电的兴起。1985-1990年是家电从无到有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彩电、冰箱、洗衣机产量是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其技术来源都是引进技术和生产线。当时统计,我们共进口113条彩电生产线,80多条冰箱生产线,还有几十条洗衣机生产线,很快就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家电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开始饱和,当时城镇普及率已经很高,但农村市场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家电产业又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挤占国际市场,中国很快成为一个家电的出口大国,当然也遇到很多贸易摩擦,其他国家同类产业很难承受得住中国这个同类产业的竞争。

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产业群。进入90年代之后,我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居民消费热点趋于分散化,当时分析,家电后面,应该跟着汽车和住房。但那时候汽车和住房是10万元级以上的消费,一时没有形成市场。但当时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的瓶颈非常突出,因为前些年重化工发展比较慢,已经难以支持轻纺和家电产业高速发展。当时我们的交通、能源、通讯、原材料都紧张,以通信为例,上世纪90年代我国通信条件较差,交了初装费依然装电话难。整个90年代是中国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当时通讯、电厂、港口、公路、机场等建设,带动了一系列重化工业发展。

1990年至2000年,是我国通信业发展最快时期,我国长话交换机容量增长34倍,局域交换机容量增长14倍,移动交换机容量增长两千多倍。但技术仍然是靠引进,是“七国八制”,国务院担心中国通讯市场形成万国制式的市场。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讯业增长开始趋缓,在此期间靠自主研发成长起来的华为、中兴等企业羽翼丰满,就开始向海外发展,同样利用成本优势占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当然,进入美国遇到很大困难。

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1995年后的十几年,是中国汽车和房地产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汽车工业主要靠技术引进。这一层次带动的产业很多,尤其汽车工业是个综合性的工业,带动力非常强。引进汽车技术,我们被附加条件,国外的汽车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只能转给合资企业。我们的产业政策规定,汽车合资企业中,中外资本比例50%50%,技术由外方控制;他的技术只能用于他的品牌,而且产品不能出口。现在国内汽车工业供过于求,市场完全饱和,但是我们出口汽车的都是没有合资的企业,民族品牌车出口不受外方的限制。但这些企业是我们汽车工业的中低端,主力的汽车公司因为都合资了,产品就出不去了。

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与世界产业前沿比较接近。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住房和汽车仍然是主要的消费市场,他们分析消费者信心指数,汽车、住房消费增长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30年高增长的过程并不是平稳地增长,也是有周期的。我们有三次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偏低,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第一次是1989年,当时的背景是家电之后没有新的消费热点出现,同时又受国际制裁;第二次是1998年,当时住房和汽车市场还没有形成,同时遇到亚洲金融危机;第三次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政府采取扩大财政支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30年高增长的几个主要结论

我们把中国30年高增长发展过程做了简单的回顾。从中大概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30多年的高增长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的基础源于市场和产业的相互促进。从市场方面看,国内消费市场是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市场规模不断扩张,市场的层次在不断地上升。随着新的市场形成,国内储蓄和国外技术结合,直接买国外的技术,所以新产业上的很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市场带动,新产业支撑,这就是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第二,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30年的高增长不是在一个产业层面上,我国的主导产业已经上了好几个台阶。结构升级是原因,是基础,经济增长是结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主导产业升级停顿了,比如家电之后没有新的产业出现,经济发展早就停滞。因为靠原有产业不可能再有那么大的市场。中国所以能保持30年高增长,是因为主导产业在这过程中不断升级。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偏低?主要是它们的主导产业已经到了最前沿,没有新的技术革命很难上新台阶。

也就是说,今后若干年,我们如果想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个前提是必须使我们的产业结构在今后保持继续升级。如果此后没有新的产业结构升级出现,只靠原有产业,经济发展也会进入停滞。

    

新阶段面临转型和上台阶的任务

30年的高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我们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大幅提升。所以前30年是非常成功的实践。

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发展方式具有阶段性特征,是不可持续的。问题在于,这30年高增长过度地依靠低成本、过度地依靠外部技术。这在特定阶段是可以的,但不可能永远如此。因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环保要求的提高,我们不可能长期保持低成本。而且一个大国也不能指望靠别人的技术实现现代化。我们要看到,支持中国经济30年持续增长的几个重要因素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化。中国要素成本在快速地上升。    

中国经济经过了两个拐点

这几年,我们经过了两个拐点:

一是人工成本拐点。中国大体上维持了近30年的低人工成本,这是有国情的原因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有过一个低成本、高增长时期,但一般在12年左右,没有超过15年的。中国能维持了将近30年的低人工成本,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非常大。原先珠三角、长三角工资水平提高后,打工仔、打工妹从贵州、四川千里迢迢跑过来,把当地的人工成本压住。劳动市场有个特点,供过于求的时候,工资可以长时间压住不动,你不干反正有人愿意干;但一旦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就快速上升。这就是发展经济学讲的“刘易斯拐点”。我们过这个拐点的时间大概是2009年前后,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我们的人工成本优势已被大大削弱。从统计上看,我国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也是在2009-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比重下降,开始进入老龄社会。

二是环境的拐点。长时间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积累到令人窒息的程度。不管直接投资去治污染,还是遇到重大活动限制企业的生产,实际都是补偿环境成本。同时,农产品、水资源、土地成本都在上来,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已经大大被削弱了。    

中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

第一,成本优势被削弱,工资快速上升。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三方面:(1)所有靠成本取得优势的产业的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企业开始转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地方去。(2)现在的工业产能基本是在低成本时期形成的,重复建设严重,形成庞大规模。企业成本一上升,市场份额必然下降,产能过剩突显。(3)人工成本及其他要素成本上升,推动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

第二,技术来源问题,引进技术越来越困难。以前我国主要是靠引进技术,当时中外技术产业差距比较大,国外企业愿意把成熟的或过时的技术卖给你。现在中外产业技术差距大大缩小,中国企业需要的技术是国外公司正在用的技术,他们出让自己在用的先进技术自己就无法生存。所以现在中国企业反映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了。国内产业进一步升级的技术来源,尤其是关键性、站位性的技术会出问题,买不到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庞大的国内市场带动的不是国内产业,而是外国产业。最典型的像芯片,每年差不多进口2000亿美元。大家反映资金多,但没有好项目,它的后面是没有自主的新技术,新技术买不来,自主研发又跟不上。   

第三,市场方向出现了变化。当一个国家消费结构达到住房汽车产业层次之后,往后实物性的消费热点就很难找了,比方私人游艇、私人飞机都不大可能成为有规模的热点市场。发达国家居民的有规模的实物性消费,也就在住房、汽车这个层次上。以前国评论中国是“排浪式消费”,买冰箱、买手机、买汽车、买住房都是一哄而起。过去总有一块没有被满足的(结构性的)短缺市场,而这种情况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了。消费对实体产业带动作用就会被大大削弱,新增消费会转向服务,信息、网络购物、健康保健、休闲旅游等,这对第三产业发展是好事情。现在第三产业增速超过第二产业,但这对制造业可能并不是很好的事情。    

中国经济遇到的不是脉冲,而是台阶

我们讲中国存在内在的下行压力,就是指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不是短期性的问题,而是阶段性的问题,是不可逆的。所以,现在中国遇到的主要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脉冲。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到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发展从相对容易的阶段进入到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以前我们的产业竞争力主要靠成本优势,成本优势削弱了,靠低成本、低价格打天下的日子不会再有了,中国的产业和中国企业必须重新构造竞争力的基础。

中国企业再靠什么和其他国家企业竞争?除成本之外,还要发展技术、服务和品牌的竞争基础。但企业的竞争力基础向技术、服务、品牌方面转换,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能够短时间见效的事情。

以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买到国外的技术,新产业发展比较容易,以后买技术就难了。下一步我们的产品升级或产业结构升级,就必须主要靠自主研发。但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自主研发方面很薄弱,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差距很大。所以,这实际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挑战。“十三五”和其他的五年不一样,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必须上一个新的台阶。正因为如此,中央一直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转得好,中国经济能保持一个不太低的增长速度,若干年后我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转不好,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会停滞,经济增长也会停滞。

这就是“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实际带来一些困难,但这些变化本质上是好事情。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靠“穷”的优势,现在这个优势被削弱了,说明中国发展了,不太穷了。这个转折是迟早要到来的,或者说,以往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转折能够尽快到来。

 

新的发展阶段具有的优势和机遇

在整个“十三五”时期,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仍然具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和机遇。

第一,中国的资金充裕。高储蓄率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内部资金,包括外汇储备。所以,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内部资金是够用的。我们可能缺技术,缺项目,但我们已经不缺资金,这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一个优势。

现在大家讲“一带一路”,它有两个基点。一是中国基础设施的修建能力,二是中国的资金。“一带一路”的内容包括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基础设施的设计和施工能力是世界最强的。经过这一轮大规模基础建设,造桥、建铁路、高速路、港口、机场、水电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设计和施工方面的综合竞争力能和中国企业比。另外,中国有一大笔外汇储备,有很强的融资能力。政府倡议“一带一路”、扩大国际合作,真正的项目是由亚投行做,他要用专业眼光评估回款能力,选择项目。

第二,我们巨大的国内市场仍然是产业发展重要的有利条件。利用好国内市场,可以支持我们的企业做大。如果搞得好,也可以以市场换技术。比如这几年做的比较好的高铁和核电,它的基础技术都是引进的,起步时就是以市场换技术。市场换技术首先一个前提,国内的需求要组织好,必须一个口子对外谈。你想进中国就要转让技术,第一步我买你的,第二步合作制造,第三步自己搞技术研发。如果没有协调好,多头对外,就不具备以市场换技术的条件。

我们现在与世界经济前沿仍然有一段距离。我们可以学习、模仿、最后实现赶超。买技术越来越难,但可以学人家去做。有一天真正到了前沿,中国经济发展才是真困难,所有的经济增长需要你的发明和创新去实现。西方为什么能有1-2%的速度就觉得不错,就是这个原因。

第三,中国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和更穷的国家比,主要对在劳动密集产业而言。但在我们现在产业层次上,如果和发达国家比,中国企业和产业综合成本仍然是有优势的。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工人不是世界最便宜的,但中国的研发人员绝对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所以,关键是看我们做哪个产业,有些产业主要靠蓝领工人,这样的产业可能需要转移,但一些需要大量研发人才的产业,中国仍然有优势。

第四,由于世界上现在还没有出现科技革命的迹象(专家认为,我们处于两次技术革命的中间期,上一次技术革命主要在电子信息、计算机、网络等等,下一次可能是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的交叉融合,但现在还没有看到突破的迹象)。前沿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发达国家的经济只能是低速增长。他们的企业往上走没有新的空间,而后端正在被后发国家追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成本比我们还高,所以比我们还困难。这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是个好机会。他的技术不会卖给中国企业,但我们可能有条件把它整个企业买下来,这样不仅能得到技术,还有品牌、渠道和资源。所以前一段中国企业到海外去并购很活跃。当然,国外现在也开始提高警惕了,有些涉及国家安全的并购项目,不让中国企业参加了。

 

中国企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上述几方面的优势是实实在在的。但对于习惯高增长的中国企业而言,今后这段时间压力和挑战会非常大。主要的压力在制造业企业身上,而且我们国民经济主体部分就是制造业企业,而且30年高增长主要靠这些企业。

企业所受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产业格局中的位置变化。

在前30年高增长时期,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取得控制地位,同时向中高端扩张。由于我们的成本低,这个扩张说是比较顺利的。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处于中端了,而我们的成本上升得太快,迫使有些低端制造业不得不转移出去。我们要向高端方向发展,就要和发达国家企业抢市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技术优势;我们的低端制造业和更不发达的国家竞争,这个方面我们没有成本优势;我们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中端制造业能力非常强,但因为产能严重过剩导致恶性竞争,整个产业中的企业都受到伤害。这种“两头受夹,中间产能过剩”的局面,就是当前中国制造业下行、企业困难的根源。

当前国内有一种说法:制造业受阻,是中国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契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将以服务业带动,由消费引领经济增长。这种说法有一点道理,这些年由于二产速度下降,三产成为经济发展的带头产业,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第三产业毕竟要以一二产业的发展为基础,不能设想没有一二产业作为好的基础,可以凭空发展出一个规模很大的第三产业来。

现在中国制造业基本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端。我们制造业的高端的状态是,有一些局部性的突破,而不是面上的突破,比如说高铁、核电、通讯装备,像华为、中兴等企业代表的通讯装备,是有世界竞争力的。但总体讲,我们仍然在中端。所以制造业高端化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这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完全不一样。这个差距对中国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就看我们上得去上不去。

现在我们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趋势很难改变,就像当年我们用低工资成本吸引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一样,追逐低成本是制造业的规律。

今后若干年,中国的制造业如果能在高端方向上不断开拓出新的空间,这可以有力地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会给服务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如果我们的制造业在高端竞争不过发达国家企业,低端向外转移的趋势又很难改变,自身竞争力就会不断萎缩,这不仅会影响自身经济增长,也会间接地影响服务业的发展,这就是挑战。所以,今后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但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仍然要看制造业。

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和企业面对着两个大的问题需要解决。近期主要是产能过剩问题,中长期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问题。

近期主要是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导致恶性竞争,企业也难受,行业也难受。我们困难时期的长短,取决于我们处置过剩产能的长短。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是,上了一个台阶之后怎么能够实现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培育一代新的产业。眼前是产能过剩问题,以后的问题是在外部技术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怎样靠自己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这是支持我们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如果不能升级,迟早要停滞。

以下,讲“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和挑战。

    

低附加值产业的结构调整

调整目前的产业结构,是供给侧需要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目前我们的产业结构是在高速增长阶段的后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之后,现有产业结构两个部分是需要调整的,即低附加值产业和高端的二三产业。

附加值不足以承受成本上升的消费品工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企业。这一层次的消费品工业原封不动地保持在中国、维持这个状态是不可能的。因为附加值低,成本上升就变成亏损企业。对这一层次产业有两个方向的出路。

一个方向是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目前这方面工作正在做,向柬埔寨、孟加拉、泰国、越南等地方转移。这个工作要尽可能由中国企业主导,政府可通过外交渠道把这个过程组织好,到国外建中国工业园区,为中国企业争取尽可能好的经营环境和条件。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国内对日本经济的研究有些偏见,比如“失去的10年”之类。当时由于日元升值过高,日本国内产业发展出现了停顿,的确十多年没有显著的增长。实际上日本的企业借日元升值的机遇,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外资产(包括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有非常高的回报。他们估算日本海外资产每年利润回流可达2000多亿美元,这对本国经济是非常大的支撑。

中国现在也应该形成一笔有回报的海外资产,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形成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所以产业转移要尽可能由中国企业去组织。

另一个方向是品牌建设。品牌是和附加值联系在一起的,品牌好到一定程度,成本上升多少就不重要了。比如国外一个手包卖1万,牛皮涨价就不在乎了。当然,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至于钢铁、有色、煤炭等附加值不低,但由于产能过剩、过度竞争处于困境的产业,去产能不可避免。这是“十三五”的痛点,是去库存的过程。有些企业职工可能要下岗。去产能是个非常大的事情,但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现在的条件比90年代好得多。第一,上次结构调整是以国企为主,风险非常大。现在去产能有国有企业,但相当一部分是外资和民营企业,它们可以用市场化的办法消化掉。这些年长三角、珠三角一直在进行结构调整,东莞很多企业都已经迁出或关门,但比较平稳。第二是政府财力,那时财政紧张,企业破产根本没有资金的准备,逼得在操作的时候用破产企业的剩余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收入补给职工,或向银行贷款救急,银行意见非常大。现在情况和那时完全不一样。而且现在的政策体系已经比较完备,那时没有经验,一边操作一边出政策,而现在我们可以从容应对。  

 

发展新一代高端支柱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光退是不行的。现在要素成本上升,使我们上一代的支柱产业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减少,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所以,“十三五”及以后发展新一代支柱产业,承接经济发展的责任就非常重要。没有新产业就没有新的增长,如果有一批新的支柱产业出现,国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就有了扎实的基础。新一代支柱产业的市场条件已经形成,不是没有需求,关键是国内的产业能不能上得去。新一代的支柱产业大体是两个方向。

发展高端服务业

高端服务业,包括高端生活服务业和高端生产服务业。在居民消费达到住房、汽车这一层次之后,新增消费开始多样化和高端化,但我们国家高端的生活服务业发展不足。所以,这一层次服务的需求出现转向境外的趋势。比如到国外旅游、购物、留学、甚至去美容、看大片,高端的家政都要雇菲佣。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推动生活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加快教育培训、健康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家庭服务业,把这块需求留在国内。

生产服务方面,这方面国内已经形成非常大的市场,但高端的市场份额几乎完全在外国公司手里。比如企业管理咨询业,人们马上想到的麦肯锡、科尔尼、埃森哲。企业走出去需要国际化的会计服务业,马上想到德勤、普华永道、安永。这些年我们提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企业要搞智能企业,社会管理要搞智能城市,需要一种全业务流程的综合服务。从问题分析开始到方案设计,关键的软硬件开发、项目实施的再培训,我们能想到的就是IBM、惠普、戴尔。每个方向都有国外企业在竞争,问题是中国企业能不能竞争得过他们,能不能逐步扩大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现在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海信智能交通的国内市场份额,从零上升到40%。这就是中国企业一步步地在拓展我们的市场份额。  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生产型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发展工业设计和创意、工程咨询、商务咨询、法律会计、现代保险、信用评级、售后服务、检验检测认证、人力资源服务等产业。这说明我们在这个方向上需要在高端生产服务业上和国外公司去争夺,去扩大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发展高端制造业

高端制造业,包括生产装备业和战略型产业。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现在主要靠中低端制造业撑着。原有的消费品工业和重化工业都出现了问题,需要调整,所以发展新一代高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与之对应的市场早就形成。

以往我们“制造业大国”的称谓是指生产能力而言,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都是世界第一,加上低生产成本的竞争优势。但我们的工业消费品或重化工业企业,其生产装备绝大部分是进口的。很多企业都喜欢炫耀自己的设备是日本的,德国的,美国的,都不愿意用中国的设备。这是一块技术含量非常高、附加值非常高、规模很大的市场。所以,装备制造业是下一步中国制造业高端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十三五”规划专门提出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包括航天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机械装备,现代农机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先进化工成套装备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到。

在战略型支柱产业这个方向上,应该说我们是有所作为的,标志性的就是我们的高铁和核电,以及通讯装备制造产业。但除了通讯装备制造业,高铁和核电尽管很成功,但它的市场规模都不够大。小国不需要修高铁,准备发展核电的国家也不多。高铁核电都是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它的建设都是国家行为,有不少非经济因素。所以我们的高铁核电走出国门难度很大。但有些产业不一样。像汽车、芯片市场规模很大,刚刚试飞的大客机是每个国家的航空公司都需要的,这些产业的带动能力很大。所以在市场规模大、带动性强的战略性产业方面,需要攻关。

 “十三五”规划还提出,要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碳、高端装备和材料的发展。装备制造业和上述新一代支柱产业,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后可能也买不到技术,所以中国企业必须下大力气补“自主创新”的课。中央文件也把创新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十三五”时期中国农业问题

纲要中讲了推进农业现代化问题,重申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的绝对安全。包括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这都是常规性的措施。

中国的农业面临很复杂的形势。我们是典型的小规模农业的国家,人均耕地少。所以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可比的经济体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十二五”期间,我们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主要的农产品价格都已接近和超过了国际市场的价格,价格是倒挂的。目前除稻米差价比较小之外,大豆、玉米、棉花、食用油、糖、奶制品、牛羊肉的差价都很大。“十三五”期间这个过程会继续,

由于内外价格是倒挂的,可能出现三种对策,三种情况。

第一,对外不设限,对内没有价格保护,完全自由化的。这样的结果,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上不去,农民的生产成本上升趋势继续,必然亏损。这样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中国的农业将会萎缩。

第二,对外不设限,对内价格保护。我们前几年就是这么做的。这样农民的利益可以保护,但高价收购会使国家收储很多高于市场价格的农产品,压在库里,一不好处置,二不好补贴。

第三,对外设高额关税,对内价格保护。这样受保护的农产品价格会逐渐上升。最极端的就是日本,他们的大米价格是中国市场的7倍左右,就是保护价抬上去的。

和我们可比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省,在高速增长后期都出现了粮食自给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我们分别看19601980年、2000年这三个时间点他们的粮食自给率:1960年,日本粮食自给率83%,韩国93%,台湾超过100%(大米出口);1980年,日本是35%,韩国56%,台湾53%;到2000年,日本是58%,韩国30%,台湾36%。日本粮食自给升上来的30%都是大米,重点保护的对象。这些经济体人口都不多,它的粮食自给率下降,国际市场可以支撑。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口大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国际农产品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好估计。

我们目前的情况,凡是内外差价大的产品:大豆、棉花、糖、食用油、奶制品,都是农民生产不顺,企业经营也不顺,政府调控也不顺。以后出现差价范围会扩大,差价的幅度也会扩大。虽然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一部分农产品生产成本,但扩大经营规模一是需要一个过程,二是再怎么扩大,也就是到达百亩、千亩的数量级,对成本下降幅度影响不会太大。真正有农产品成本优势的国家一般都是前殖民地国家,历史原因造成它们地广人稀;他们的农场规模都是上万亩。

由于农业是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很差,完全不保护不行,保护面过宽也不行,财政也受不了。它需要这样一种平衡。估计“十三五”及以后的期间,中国农业的政策,应该是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结合。我们对农业的复杂程度研究得不够,这是今后我们很难回避的一个难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

“十三五”规划的主题词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关键是通过我们的扎实工作,把规划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落实。

纲要专门有一篇讲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全面的部署,要形成新的市场体系、新的管理制度、财税制度、宏观调控等等。我们认为“十三五”期间,改革应该有一种更有针对性的目标,这个目标要和发展的目标协调起来,争取能够有所突破。这个目标,应该是通过改革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全面下降,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一批企业能够挺身而出,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开拓新产业,能把国民经济带动起来。这个作用是谁都不能够替代的,“十三五”产业发展目标能不能完成,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个时期企业的状态怎么样,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问题,这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差距不小。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具体分析研究,把它解决好。

总之,“十三五”期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我们面对非常大的挑战,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十三五”规划对这些问题讲很清楚(农业没那么简单),所提出的思路也是清晰和对症的。主要是三大任务。

第一,通过改革激发企业积极性,这是基础。

第二,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现有产业结构的问题。

第三,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新一代新产业,包括战略性支柱产业、新的装备制造业,能承接经济发展的责任。由此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编辑  迟晨光)



¨ 本文是邵宁在2017510日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二十七期的速记稿摘编。

* 邵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

 

编者按

林毅夫是有着颇为传奇经历的中国经济学家。他出生于台湾一个子女众多的贫穷家庭,本科就读军校,1978 年获得台湾政治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回部队当连长。1979 年冒险从台湾金门游到厦门。这位从海峡对岸过来的年轻人,经历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到大陆后在北大就读政治经济学硕士课程,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

1982 年,林毅夫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的邀请,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读博士后。1987 年学成回国,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他在与杜润生、王岐山、陈锡文、杜鹰等对中国经济问题有深度把握的专家共事中,补上了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最欠缺的一课。1994 年,林毅夫与一群有着学术报国理想的青年学者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

2008 2 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几年中,他经常访问世界各地贫穷落后的国家,在非洲农村看到仍未摆脱穷苦失学状况的孩子时,林毅夫感悟到自己的幸运。在《吾道不孤》一文中,林毅夫将自己的经历和成就统称为“幸运”。他说自己同样生于贫穷,但是有幸生长于欣欣向荣的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时代,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小孩,他们可能生于贫穷、长于贫穷、甚至也死于贫穷!

作为一位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林毅夫认为他有责任总结自己亲历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道理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成败的经验,希望能帮助世界上许多仍然深陷贫困陷阱的国家找到一条走向繁荣的道路。这种使命感并没有因在世界银行任期届满而淡化。回国后,林毅夫组织学术团队进行“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同的自主原创理论体系。

今年是林毅夫回国任教30 周年,在庆祝他对经济学研究、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研究所做出的贡献的研讨会上,学者们说,林毅夫是最能被称为“努力实践”的中国学者,是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实际问题一以贯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姚洋教授说:“林毅夫对现实的思考,政策建议,理论创新都来源于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照搬西方书本的知识,这是对做经济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张军教授说:“林毅夫树立了一个榜样,敦促中国经济学研究立足本土,志向国际。”学者们认为,林毅夫从教30 年来,践行了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严谨学风;不忘初心,报效祖国的深切情怀;孜孜不倦,培养英才的执着努力;正道而行,勇于担当,知行合一。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应当具备的品质。

理论只有在指导实践能取得预期成果,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林毅夫重视方法论,善于把对经济现象的调研,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思考上升到学术理论高度。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步的改革开放,是造就林毅夫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时代背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又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理论来自于实践,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有自觉和自信来挖掘中国的经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

本文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任教3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林毅夫教授的主旨演讲的摘编。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林毅夫

 

因行得知,用知践行,以成证知,知成一体。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首先,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其次,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中国经济学界怎么来创新?在此,我要谈谈中国经济学界创新的三个来源:1、中国的经验;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3、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然后,以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例子来说明,如何从这三个来源来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西天取经”的信念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大国变成一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的国家。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第六代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与中国前五代中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过去我一直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强大的道理,我们只要把那些道理学会,就可以贡献于国强民富。因而我同样也抱着到 “西天取经”的想法。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北大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有机会到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去深造。留学时,我特地带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芝加哥大学的寝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我感觉收获很大,因为学到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我感觉以这些逻辑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在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没有积极性,为什么?以这些理论就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中国推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工资决定于年资,干好和干坏没有什么差别。按照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如果一个工人的劳动投入多少和工资收入高低没有关系,就不会有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非常合理。另外,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从芝加哥大学学的理论来分析也很清楚。当政府对价格进行扭曲时,政府就必须用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开了市场,出现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的现象,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从政府那边去“倒”计划配置的低价物资,卖到市场去套利。当时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很有道理,拿这套经济学理论到中国来应用,可以改造中国,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

1987 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在1988年,中国出现了高达18.5% 的通货膨胀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怎么来解决呢?我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意愿就会减少,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理论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降低通胀率。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北京有个饭店正在盖新楼,因为治理整顿,这个项目就被砍掉了,楼一直不能封顶。从这种角度来讲,西方经济学理论当然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

但是,从1978 年到1987 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应该讲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亚洲四小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高速增长,但它们是比较小的经济体。中国当时是转型中的大经济体,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政府的决策一定是理性的。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出现一两年的高增长,不可能持续九年的高增长。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从现实中我观察到,当时有很多大型的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中国资本稀缺,这些大型国企所在的行业违反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国企既关系到就业,也关系到国防安全,不能没有。在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和经营的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产生严重的亏损,政府只好给予财政补贴,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这时让我了解到,原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的那些理论,是假定所有企业所在行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自生能力,只要经营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货膨胀就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让那些管理不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这是既可提高经济效率,又可恢复市场均衡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既然限制条件不一样,采取的治理措施当然就会不一样。

1988 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一个笃信“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后来我所强调的,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需要抛弃现有的理论,自己弄清楚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并且考虑决策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是合理的。就在1988 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开始去了解为什么建立很多国有企业、其中很多国有企业是大型且资本密集的企业,后来我又了解,其实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孙中山、毛泽东,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让中国富强起来,就要有先进的生产力,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这些先进的产业基本都是资本密集型的。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资本非常短缺的经济中,去建立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既然没有自生能力,就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以干预和扭曲为手段的保护补贴,才能建立起来。

有了上述的认识以后,反思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中国政府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际学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就要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从理论上来看,这种主张非常严谨、自洽,转型国家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所以效率很低。当时学界的共识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将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实施。如果是渐进的、双轨的,所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计划经济还差,会产生资源的错误配置,寻租行为也会更加猖獗,腐败的现象会更严重。

那时,中国推行的渐进式的改革从西方现有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但是,却在转型期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当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去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是希望国家向好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时推行“休克疗法”的总理盖达尔,生前曾经和我多次见面,他是一个很诚恳的、很热爱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怎样呢?俄罗斯经济崩溃、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进行转型的其它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样,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后来我又发现,不仅是转型的问题,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的。发展经济学是在二战后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才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子学科。

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当时的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其实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领导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先进大产业。但是,现代化的先进大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一直都没有发展起来,倡导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家就认为是市场失灵所致。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推行的都是以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而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推行的政策则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小工业开始,它们没有推行进口替代,而是采用了出口导向。从主流的结构主义来看,这种政策是错误的,发达国家发展的是先进的生产力,而这些经济体发展的是落后的生产力,这样的模式是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但是在现实发展中,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却是这少数几个推行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发展战略的经济体。而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是正确的发展战略的那些国家,却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虽然它们在政府的主导下能把现代化的大产业建立起来,但很快经济都陷入停滞,危机接连不断。

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发达国家学来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此为指导,可以把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说得头头是道,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为什么会有寻租行为等等。但是如果真的按这些理论去做,结果却跟理论的预期相差非常远。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理论是不是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等作为前提,这些前提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此,把那些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希望理论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就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现象,分析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三个来源

要提出新的理论必须要有扬弃,也要有继承。中国经济学界如何推动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我认为,首先必须以中国的经济现象为理论创新的来源;其次,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入认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第三,在研究中要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这样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交流沟通。

首先,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无法用过去的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如前所述,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不能看到一个现象就简单套用现有的理论。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自己构建理论来解释,这样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其次,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总是很复杂的,怎么来认识?我认为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继而指出发展阶段不同,关系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安排、组织、价值等上层建筑也就不同。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暗含的前提,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明确地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必然有结构差异。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现象时,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要把结构的差异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第三,为什么我主张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进行研究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只有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出来的成果才能够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界交流、沟通,才能让他们了解、认识、接受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否则中国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成果别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认识、接受。对国外是这样,对国内也同样。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大学开设的经济学课程不是直接翻译自国外大学通用的教科书,就是根据国外大学的教科书来编写。学生学的是西方主流的范式,如果不是用同样的范式来做研究,取得的成果很难被理解和接受。二是,在一定的结构下经济怎么运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较少。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一个社会为什么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的道理。但是,马克思主义欠缺在一个阶段里经济怎么运行的研究,而这正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所以,在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时,不仅要借鉴其研究范式,还要参照其研究范畴,研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怎么运行。

要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是我在1988年发现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时就认识到的。中国的前提条件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要以中国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这应该不会有多大的争议。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如何结合在一起,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我认为结合点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较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这样的产业也决定了资本跟劳动的关系。首先,这样的产业资本使用的非常少,雇佣的劳动力非常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饱线上挣扎。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就高,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资本使用非常多、劳动力相对少,使用的劳动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少。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是什么因素来决定一个国家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还是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是不一样的。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一定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较多、资本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是资源相对密集的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跟资本的关系就像前面讨论的。反之,到了比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多了,劳动力变成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如前所述。

为何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和结构会决定该经济体具有何种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因为,只有当一个经济体中的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赋及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这个产业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是最低的,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才会拥有在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开始使用,并在1999年和谭国富合作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政策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正式定义的概念。

这里我强调一下,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范式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搭建起来的。当时为了构建这个框架,他做了很多简单化的暗含假设。这些简单化的暗含假设包括没有交易费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对称的等等。在马歇尔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相当大部分是将这些暗含假设条件放松了,例如,科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而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费用;斯蒂格利茨、斯宾塞和阿科尔洛夫等引进了信息不对称,而发展出信息经济学。马歇尔还做了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可以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但是,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由于其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发展和转型问题时,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个扩展。

提出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在该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该产业决定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由此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这个观点也同时扩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主张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必须相适应,但是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因素决定的。所以,在现代经济中,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和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决定的,这种观点的提出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的运用上的一个贡献。

 

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2009年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时正式提出的。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则肇始于1988年对我国高通货膨胀的研究,并经1994年发表的《中国的奇迹》、1997年发表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学的“D·盖尔·约翰逊讲座”、2007年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2011年耶鲁大学的“库兹内茨讲座”而逐步成型。

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决定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作为微观的分析基础。引入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后,对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等,都将会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论不同的看法。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既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就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它的提高需,要从劳动相对密集、资本使用相对少的传统产业,不断地转型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劳动使用相对少的现代化产业。这种产业升级的条件是什么?既然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那就要先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状况。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怎么改变这种要素禀赋的状况?就要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因为如果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在国内、国际的比较中就会处在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软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也会较低。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因而创造出最大的剩余,可以用来积累;同时资本的投资回报高,家庭和企业都会有很高的积极性将剩余转变为储蓄来进行投资,资本的禀赋增加会最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不断地从劳动或资源相对密集变为资本相对密集。新结构经济学对发展的看法和发展经济学中第一波思潮的结构主义看法不一样,结构主义失败的原因是忽视了产业结构是内生的,要先改变内生现象的外生条件,才能够把内生现象真正地改变过来。

从转型的角度来看,有了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概念,可以对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失败,以及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矛盾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主流经济学有个共识,认为“休克疗法”是最好的方法,而渐进双轨则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来看,可以发现在转型之前,有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疗法”取消所有保护补贴,这些企业会破产,产业会垮台,会产生大量的失业,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任何当权者都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的持续。另外,那些先进的产业,许多和国防安全有关,为了国防安全,政府领导人也会认为这些产业一定要存在。当“休克疗法”在前门把那些保护补贴都取消,为了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在后门又把那些保护补贴以更隐蔽的方式引进来,其效率更低。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渐进改革方式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继续存在及腐败的恶化,认为这是最糟的转型方式,但其实这种方式是最务实的。承认原来一些国有企业仍然要有保护补贴,就实行“老人老办法”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同时放开原来被抑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不仅允许准入,还要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帮这些产业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不良等问题,结果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增长。这种转型绩效的反差,只有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释清楚。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转型期取得的经济成绩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如果只是因为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苏联、东欧推行的比我国更彻底,绩效理应比我国更好,但它们怎么会导致了经济崩溃、停滞?而我们的“半拉子”转型反而稳定和快速发展?

另外,转型中出现了很多现象,例如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是科尔奈提出的。他观察了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亏损的时候国家总会给予补贴,帮这些企业度过难关。他认为这是国有产权造成的,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有父子关系,企业亏损,国家就只能给予补贴。而从企业自生能力的视角来看则不是这样,这些现代化大产业是国家必须要发展的,是国防安全和现代化的需要,但是这些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必然会有亏损,这种亏损可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这些国有企业不仅背有战略性政策负担,在转型之前政府动用了很多资本来投资现代化的大产业。为了解决社会就业的需要,政府把大量的劳动力分配给企业,变成了一个岗位有三个工人、四个工人。所以,这些企业还承担着就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国有企业承担战略性政策负担,或者社会性政策负担,所造成的亏损谁来负责?当然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参加经营,存在信息不对称,不了解这些亏损实际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亏损,包括经营性亏损也承担起来,于是出现了预算软约束。

认识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样。如果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产权的问题,那就私有化好了。如果预算软约束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应该先把社会性政策性负担剥离。然后,创造条件快速积累资本,使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把战略性政策负担消除。没有了社会性和战略型政策性负担,政府就不再对企业的亏损负责,也就能够釜底抽薪地消除预算软约束。实际上,苏联、东欧推行了私有化以后,政府对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亏损不能摆脱责任,还要继续给予补贴,而私有企业的拥有者比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更有寻租的积极性。实际上,今天俄罗斯、东欧对私有化以后的国有企业的补贴反而比原来还多。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负担的思路来进行的。先把社会性负担剥离,并逐渐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快速发展起来,资本积累就会很快,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地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种保护补贴取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价格信号完全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结构不同和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对发展和转型的认识就会和主流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不一样,在经济运行上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认识。

金融是经济运行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经济学主张发展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这对发达国家确实很需要,它们的产业和技术处在全球的最前沿,资本密集度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风险也很大。发达国家必须有能够动员很多资本又能分散风险的金融安排,全国性的大银行、股票市场或者是像纳斯达克那样的二板市场,对发达国家而言都是合适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力比较密集、资本需求量小的产业,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及使用的技术是成熟的,产品的市场也是存在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所以,发展中国家金融所要动员的资本规模和所要克服的风险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小银行、大银行、股市、二板市场等金融安排在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适合的金融安排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该是不一样的。

人力资本也是现在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人力资本理论是芝加哥大学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有多位诺奖获得者认为,决定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但是,发展阶段不一样,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发明比引进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更高,和引进所需要的人才在处理不确定上的要求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不一样。

不仅在经济运行理论上,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看法,对一些被主流经济学作为“基准”的理论也有新的认识。例如,货币中性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的宽紧只影响价格的水平,不影响经济增长。这是芝加哥大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但是,引进发展的机制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货币就不见得是中性。经济发展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都需要投资,投资决定于资金的成本,资金的成本决定于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货币的发行宽紧有关。如果货币政策很紧,利率就会非常高,投资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高,投资就会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慢。如果货币比较宽松,利率就比较低,创新的成本和意愿就会比较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意愿和速度就会比较快,货币就不是中性的。

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中性理论中,并没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货币政策宽紧当然只影响价格水平的高低,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放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一个阶段不断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过程,就会发现货币不是中性。当然,货币政策宽紧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的可能性相适应,过度宽松超过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那么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对创新者是一种补贴,对储蓄者则是一种税负,会有收入分配的后果。因此,在平衡货币政策宽紧对推动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代价之间需要有个平衡,有一个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不同呢?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靠自己发明,比靠引进的发展中国家的速度慢,因此,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慢。

另外,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下滑时应该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创造需求,以稳定经济。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下滑时,用积极财政政策搞投资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是将来政府需要偿还投资的资金,就需要增加税收。而一般消费者为了平滑现在和未来的消费,现在就要开始增加储蓄,而出现“李嘉图等价”,即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支持投资去创造就业,但是,消费者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结果投资增加、消费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并不能阻止经济下滑,带来的只是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把结构的概念引进来就不一样了。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失业率高,发放失业救济不如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创造就业,这样,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成本较低。而且,原材料等价格也低,投资的成本也比在经济发展正常时低。并且,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消除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的瓶颈,走出危机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还会加快,政府财政税收会增加,可以用未来增加的税收来还债,从而避免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把这种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思路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比发达国家多,在经济下滑时,使用“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比发达国家多。因此,它的积极财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就可以比发达国家更积极。我在世行工作时提出,用全球的基础设施作为治理全球经济危机的倡议,在国际上现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国际发展机构的支持。

 

结语

很高兴能在今天庆祝我从教30周年的大会上谈谈我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看法。1995年,我曾应邀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写一篇祝贺文章,提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主张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本土的问题,指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对经济学发展有国际性意义的贡献。在文章中,我提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21世纪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命题。这个看法是根据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以后,最初世界经济学的中心在英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心则转到美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美国人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为什么著名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时空的集中?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经济现象的抽象,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出现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研究这个国家的现象所提出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心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跟着逐渐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就更多地出现在美国。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国应该会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还会继续比较快速地发展。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将会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型、运行等有很多新的认识,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和责任。这样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发展和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措施。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跟我们一样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依靠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指导,然而普遍在发展转型上遭遇各种挫折,未能摆脱贫困,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中国家跟我们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对解决它们的问题应该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有助于它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黄益平老师在致辞时说我追求“知行合一”,“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认识到了就应该去做,这是为什么1979年我从台湾到大陆来,为什么1987年我会放弃在美国的工作机会回到中国来。既然我认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责任,那就应该回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来贡献自己的所学。然而,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家“知行合一”是不够的,按照我们所学之“知”去“行”,经常事与愿违。我主张社会科学家应该秉持“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论去实践的时候,能够取得所预期的“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所以我现在主张“知成一体”。

怎样实现“知成一体”呢?按王阳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归纳,社会经济现象则是社会中行为主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知”是依靠观察研究社会经济中的 “行”而得;第二句是“用知践行”,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应该用学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是其意义;第三句是“以成证知”,“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应该用“行”的结果来检验理论,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如果不成,则重新认识为何不成以得新知,再用新知践行,直至能成。第四句是“知成一体”,只有能被“成”验证的“知”,才是“知成一体”能够“改造世界”的“知”。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将再度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中国快速复兴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许多现象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也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我们是坐在理论创新的金矿上,我们应该有自信和自觉来挖掘中国这座理论创新的金矿,提出一套新的理论,帮助我们实现民族的复兴,也帮助跟我们条件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让它们实现跟我们一样的经济蓬勃发展,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世界的愿景。

(编辑   季节)

 

 

人民是胜利之本

 

尼克松、杜特尔特,他们知大势、有文化,跟中国握手。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不知大势、没有文化的例子呢?也有。

对于二战罪行,德国人在波兰下跪认罪,现在德国成为欧洲中心;再看日本,小泉从靖国神社走出来则是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日本保守势力代言人《读卖新闻》会长渡边恒雄说:“小泉这个人不懂历史、哲学,不学习,没文化,因为无知,他才会说出‘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错’这样傻乎乎的话。”[1] 犯了错要认错,这是有文化和强大的表现;不认错还横得不行,这就是没文化。安倍就更没文化了:连“慰安妇”的罪也不认。

真正的人应该护弱抑强,保护妇女,不惹事也不怕事。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与中国翻脸,美国又在中南半岛登陆,大有南北钳夹中国之势。毛泽东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根本不怕。

因为有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中国得以立足并崛起于世界东方。靠什么?中国共产党从长征中汲取了“不靠天、不靠地、只有依靠人民”的精神。现在有人解读长征,说红军能走完长征是由于有信仰。这句话没说到根子上。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人民,毛泽东说:“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穷苦人民是多数,他们跟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没有不胜利的道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那边是抓壮丁,共产党这边是人民自愿参加解放军。为什么人民会跟着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搞土改,将生产资料直接分给劳动者,打击剥削者。共产党一搞土改,国民党士兵就跑到解放军这边来了。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才能有尊严,共产党直接依靠人民则天下无敌。毛泽东思想体现唯物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性,只要和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站在一起,就会无往而不胜,有错误修正起来也容易。

中国人常说“势利”和“势力”,这两个词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有势才有利,得势才得力。你若在大势上,这个“利”就会养你;若不在大势上,这个“利”多一分都会造成伤害。所以人一生应当追求什么呢?追求祖国大势,不要追钱。“傍大腕”远不如“傍国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沉浮,这才是人间正道。在大势里头,缺点可能都会转化为优势;不在大势上,优势可能成为伤人的缺点。蒋介石那些高官里有许多都是哈佛毕业的“海归”,文化水平都挺高,最后还是跑到台湾岛去了。共产党这边的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低于国民党,最后跟着共产党进了紫禁城,泥腿子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为什么?跟上大势了。今天我们也一样,逐“势”才能有“利”和有“力”。正所谓“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2]  

坚持斗争的哲学

唯物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坚持唯物论就得坚持斗争的哲学。20148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

资源不是无限供给,而发展又是无限的,资源和发展的矛盾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无法解决。在目前资本主义体系下,各国就不得不为资源而产生冲突。世界上国家间的斗争,大都是为了资源而产生的斗争,这是唯物论的解释;用“普世的爱”来解释国际关系,则一定要吃大亏。

毛泽东说:“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4]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辩证思维天赋的民族。这些在中国文字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比如中国人过年用得最多的是“福”字。这个字既有唯物论,也有辩证法,简直算得上是战略学的“最高词汇”了。“福”字的偏旁“礻”,是拜的意思,象形为一个人托拳揖拜。“福”字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有“一口田”饿不死,这是底线;这在告诉世人不能贪。国家主权便是全国人民的“一口田”,这个要誓死捍卫;但有了“一口田”,那就要防止撑着了。前一条叫唯物论,后一条叫辩证法。没有唯物论要亡国,没有辩证法也要亡国。前者亡在不足,后者亡在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若研究一下中国人的幸福观和西方人的幸福观,二者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福”有底线,有极限;西方的“福”多是感情宣泄(Happy)。人要是没有辩证法,是接不住的。国家也是这样。

历史上有很多帝国,在饥饿时崛起,在无度扩张中灭亡,就是撑死的。过去因为饥饿,多是营养不足的病,现在是营养过剩的病,多也没福,少也没福。人的获取要与其消化能力相匹配。如果不匹配,你就不是有福之人,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有福之国。国家利益拓展就跟拉皮筋一样,皮筋拉到什么程度为好呢?拉伸出去能回来的为好。一般来说,特别是那些过去被人欺负过的国家,在国家崛起之初都热衷于扩张,结果大多是为扩张所累。

 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哲学智慧

中国人常说“过错”,过了就错。西方人对此不理解,他们是按法律条文来判定对错;中国人则按“度”,过度不过度,按质变的节点来计算。中国人错了,将错就错,又对了,西方人就不理解。中国知道“过错”,大过曰罪,小过曰错。西方人不理解是错还是过。会开车的,栽在高速上;会游泳的,淹在深水里;会讲演的,栽在电视上。好多上了电视的学术明星现在都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太火了,火到头就不火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节制的优点才叫优点,不加节制的优点叫缺点。这就是为什么要谦虚谨慎的道理。

没有哲学的人难有幸福,哲学多来自阅历,而不是来自学历。少有阅历的年轻人,你给他一双上千元的皮鞋,他认为幸福;穿后又发现5000元的裤子、8000元的衣服、1000元的领带等着他,营养不好再美容一下,就上10万了。年龄大点的人是不会干这事的。中国人是懂得节制的民族。黑格尔看清了这一点,他说“中国的宗教,亦即度的宗教”,“对这些度及其演化的详细探考,则成为对整个中国哲学和学术的研究”[5]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中,最重要的方法是战略目标要与资源相匹配。井冈山时期,中央叫他去打湘南,毛泽东说不能打。如果打湘南,战线太长,我们会连自己老本都丢了。毛泽东的方法论充满东方智慧。毛泽东支持第三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帮忙不带枪”,我们的资源如果跟不上,皮筋就要拉断。另外,革命不能代替,只有通过本国人民切身体验发生的革命,才能使那里的人民掌握革命的本领。这就叫“群众路线”。今天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的事业中,也要好好体会和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

地缘政治,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研究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之间的空间距离及其匹配关系的学问。战线不能拉得过长。在近现代史中懂得这个道理的政治家并不多,俾斯麦、斯大林、罗斯福都是具有战略哲学思想的政治家,知道节制,反倒所获甚多。在这方面的反面教材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领导人设的目标都很宏大,看似很猛,结果却摔得很惨。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扩张。当时它仿效的榜样是英国。日本认为英国也是岛国,英国能征服世界,我们还不能独占亚洲?但英国和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不一样,英国面对一个破碎的世界,而日本面对的则是一个以中国为主体的完整的大陆板块。

大陆国家和岛国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大陆国家破碎,岛国就是中心;反之,岛国就是边缘。这是物理力学“两个矢量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原理,在地缘政治上的运用。亚洲大陆是一个国家主体,力量整体性地向外辐射,日本没有矛盾可利用。欧洲大陆是从中心开始对等破碎,由外向内力量内耗同比增大,这为英国实施其均势战略准备了条件,并使英国可以从容地向世界扩张。日本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日本早期也有点莽劲,1895年开始就把中国这个大板块给撞开,并接近撞碎。到了20世纪40年代,日本把中国分成了五、六块。日本分裂中国是为了使日本成为亚洲中心,将大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与中华民族为敌,这是日本这个岛国力所不能及的事。

这样,怀有大东亚目标的日本便与中国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伤害日本,而日本目标实现的前提是中国的分裂。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分出了几个傀儡“国”,中国的中央政府退到西南,新疆、内蒙古等为不同的政治势力所控制。如果这样的形势稳固下来,那中华民族就有灭顶之灾。但这时日本已经国力不支,为了控制中国,它不得不将战线拉得更长:从日本拉到东南亚,再拉到缅甸、印尼,以至“老虎吃天、无处下爪”,最终挨了美国的原子弹才投降。

中国人知道“有福之人善退财”。要讲国际政治,就不能追求全赢,全赢就要输。日本人枉称崇佛,可根本不知道这些取舍之道,谁惹它就打谁,死也不服输。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的多是这样没文化、没高度的人,比如东条英机。如果一个民族崇拜这些人,这个民族就没有正义感。

战略学本质上是用于国家“养生”的学问。在这样的视角下,战略目标不变,但敌人会越打越少,甚至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必日本人也是知道这个道理,但在大赚大赢时就昏了头,结果将战略弄成“让国家拼命”的学问。

 

国家统一性是世界现代性的基础

 

主权的完整性是世界现代性的基础。因此,我们谈世界现代体系就不能回避国家统一性的问题。一切压迫民族,都喜欢在强调“现代性”时,竭力淡化国家的民族性和统一性。比如将国家统一污蔑为“落后的大一统意识”,将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污蔑为“独裁者”、“暴君”等。他们知道,打掉一个国家的统一性是打掉这个民族独立性的前提,从而是实现其殖民统治的前提。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的东方学研究,多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比如他们的一些语言学家,到别的国家就会研究出越来越多的语言。本来就一个民族,最后被研究出分别属于许多不同的民族,人民内部矛盾就转向民族仇恨,从而播下分裂的种子。

 

战国之乱换来的统一

目前国内学界有人根据“战国”一词,望文生义地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或“先秦国家间政治”的概念。事实上,战国时代的那些相互争战的诸侯或“邦”,与周王朝至少还是名义的臣属关系,而非“国际”关系,“七国”之上在法理上还有一个“周”的国家形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春秋无义战”,并解释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6] 秦国的建立,从法权关系上说,是周王朝宗法主权的继承和继续,而不是对其他六国的强行兼并。

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将国家统一性作为世界现代性的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7]

经验都是从血的教训中学出来的,中国人比欧洲人更早地经历了200多年的裂国之痛。这段经历对未来中国的成长是有益的:200年的战国之乱换来后世2000多年的统一。中国战乱时,欧洲则享受着罗马时期近千年的统一与和平。要和平,就得集权与一律,个性就得受到制约,这引起欧洲人的反感。结果是在中国人向往并实现国家统一的时候,欧洲人却在向往并促成了欧洲的裂变。这个裂变是以千年计算的。现在欧洲人又认识到统一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一些信奉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却在羡慕着欧洲破碎的副产品,并据此指责中国的“大一统”。

 

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的分裂

造成国家和地区分裂有许多原因,但经济过度金融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罗马时期,金融活动和宗教活动都被管制得很严,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期,中国为什么那么破碎?这与当时金融过度扩张,走在实体经济前面有关,加上周王朝后期的过度分封导致地方力量增强,为金融势力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吕不韦(公元前292~公元235年)是大金融商,其作用与今天的华尔街大佬一样,用手中所掌握的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纵各国君王,并从各国的冲突中得到巨额回报。

吕不韦等“金融大佬”的地位与战国的分裂程度呈反比相存在;也就是说,君权众分才使金融权力登上万乘之尊。管子在与齐桓公对话时说得很明白: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之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8]

管子的核心意思是,君王千万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中国古代由秦始皇创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是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经济政策特点,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斗争,本质上并不是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家分裂还是统一的斗争。

当时整个战国被金融资本经济搞乱了,秦始皇并没有采用类似今天市场学派所谓的“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歪理邪说,而是用政治——极端来说就是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傅筑夫写的三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9] 讲的就是这件事。中国200多年的分裂状态,让中国人认识并果断制止了金融资本泛滥的危害。在这方面,秦始皇当推首功。

砍树多是纳凉人。古罗马给欧洲带来的长期和平,使欧洲人淡忘了国家分裂的痛苦,继而不顾一切地宣扬个性自由,结果换来的是持续一千多年、至今也看不到统一希望的破碎欧洲。中国人先于欧洲有了200多年混乱战国的教训,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大趋势。司马迁也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10]

秦始皇为中国奠定了统一的基础。隋炀帝(569-618年)修了大运河,将中国南北联为一体,从此江南的资源可以北调。如果没有大运河,北京国都根本立不住,因为资源跟不上。同样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人民经历的痛苦,使隋炀帝修大运河的工程能够推行,没有人民支持,仅靠暴力强制不可能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用“势之所趋”来评价隋炀帝及其大运河工程也是合适的。许多史论说,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为了“便于江南财富北运,并便于他到江南巡游”[11],这是将现象当本质的浅薄之论。 

毛泽东为中华统一作出了关键的贡献

1948年,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打到长江边。李宗仁提出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要是以长江或黄河为界,形成对称性分裂,中国就无法形成合力,造成欧洲式内耗就麻烦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分别给国民党、共产党施加压力,力促中国两分形势。毛泽东明察秋毫。据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的雷洁琼先生回忆,194812月,她在西柏坡曾当面问毛泽东,“你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据雷老回忆: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2]

现在回首,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以及1975年以前的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在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力量整体衰落

 

世界局势的新动向

2016年是划时代的一年,一些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年,其特点是大陆国家向中心地带汇聚;而海洋边缘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则迅速与大陆国家拉开距离。

    在欧亚大陆,20166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元首“高度重视维护国际和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

在欧洲,为解决乌克兰危机,法国、德国绕开英国和美国,于20152月在莫斯科与普京谈判。2016819日,土耳其总统访问莫斯科,迅速扭转自201511月土耳其击落俄战机事件以来两国关系恶化的僵局。双方同意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恢复高层对话机制、加强国防工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达成一致。

在中亚,2016816日,俄罗斯轰炸机从伊朗空军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这是俄罗斯首次利用伊朗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伊俄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两国从现在起将分享资源,打击恐怖主义。

在亚洲,2016623日至24日,上合组织元首第16次会议,接受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1020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宣称“中断与美国的军事、经济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共同见证了中菲在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新闻、质检、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共13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113日,中国和马来西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新闻声明》,《华盛顿邮报》称:“紧跟杜特尔特,马来西亚是第二个转向中国的东南亚国家。”

与此相对,英国与美国都在与欧亚大陆国家迅速拉开距离。20166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英国政府将最迟在20173月底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向欧盟提交退出申请。2017120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当天宣布,从12国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中退出。1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标志着美国正式退出TPP,特朗普政府将与美国盟友和其他国家发掘双边贸易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历史结论,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否定,又在21世纪初进入新的肯定阶段。这次矛盾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扩大并深化为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国家阵营与以英美为中心的海洋国家阵营的矛盾。21世纪初始,美国的全球扩张造成大陆板块力量整体性地向中心地带——即俄罗斯和中国汇聚,欧亚大陆的合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中心的海洋边缘地带的战略力量,却在整体地持续衰落。

 

美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说美国持续衰落是有根据的。看一国变化趋势主要是看它的实体经济。1990年至2013年期间,美国和中国的“三产”比较,可以看出美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空心化现象非常严重。

 

1:美国和中国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1990-2013年)

 

 

 

先来分析美国经济的“三产”贡献率。1990年美国第一、二、三产业的贡献率分别是0.25%、–0.11%1.05%2013年分别是–8.4%19.489%,中国1990年第一、二、三产业贡献率分别是1.91%1.32%0.57%2013年分别是4.1%51.8%44.1%。在1990年至2013年这23年间,美国只在第三产业成倍地领先中国。美国实体经济至此已经基本空心化了,拉动经济的只表现为金融和金融化的石油交易等。

有人说,这是暂时现象,美国经济有很强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并很快能回调过来。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美国经济空心化是基础性和结构性的问题,这从1980年至2013年美国与中国三产增值比重的变化中可以看到。显然,中国的“三产”变化处于合理区域,并优于美国。

 

2:美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1990-2013年)

 

 

 

当年奥巴马上台后不久,提出要“再工业化”。但话音未落,汽车工业城底特律便垮了。美国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和银行,在财政上就必须依赖由军工、石油和金融三大集团组合起来的华尔街资本集团。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白宫的立足点只有放在华尔街资本身上,并成为华尔街资本的买办和随从;不是为本国人民服务,而是为华尔街利润增值提供服务。白宫的“自由”仅表现在选择金融、石油和军工三大资本中的某一集团,而无法摆脱整个华尔街的垄断资本。但仅靠国内经济还不能完成华尔街的任务,这逼迫白宫的外交政策必须向全世界不断扩张,或发动战争或颠覆政权,总之要从世界范围为华尔街寻找浮财。

 


           图1:美元指数的升降

 

美国华尔街三大集团的收益表现为美元指数的升降。但在不同时期,三大集团的收益分配是不平衡的。至21世纪第210年,第三产业成了美国经济增值的主体,而金融又是美国第三产业的主体。这时,美国经济指数就更多地体现为美元中金融资本收益的指数。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冷战形势,使美国的军工资本集团在政治中异军突起。

二战后,美元指数经历了三次高峰。第一次美元指数高峰背后收获最大的是军工资本集团。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美国军工集团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宰力量。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性,他在卸任时告诫说:“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13]

1969年,尼克松意识到持续的对外战争已使美国不堪重负。为了摆脱战争,尼克松从华尔街能源集团和金融集团那里获得了支持,此后“军工美元”转换为“石油美元”。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造成亚洲国家对美元的大规模需求和美元第二次峰值的出现。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不依赖战争而推动的美元指数飙升,在随后的日子里,金融资本成了主导美国政治并由此操纵世界政治的主要力量。

但是好景不长。1985年,美元暴利期结束,1987年伊朗危机加速美元指数下滑,至1989年跌至谷底。1992年前苏联解体,以至社会主义苏联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财富,瞬间流向美国及其盟国,这造成了战后美元指数的第三次高峰(1998年至2004年)。以往美元的高峰必然伴随着军工投资的高峰,而只有这次美元指数创下新高的同时,军工投资不增反降,这说明军工集团在这场“美元盛宴”中已沦为次要角色。

普京上台后,强势阻止了俄罗斯国家财富的进一步流失,美元指数随着普京上台和欧元的出现而直线下落。这时美国政府利用“911”事件,调头转向中东,企图重复尼克松将石油与美元捆绑一体并由此拉动美元收益的政策,结果伊拉克战争失败、美国撤军,使美元失去实体经济支撑,从此美元一蹶不振。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试图重新从军工集团中寻求资本支持的力量。美国政治又回到二战结束之初的起点上。

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工生产力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战后美国又被强大的军工集团所累。

 

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庞大军力

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已经达到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开支共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前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6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14]

今天的特朗普再次选择军工集团。2017227日,美国白宫公布特朗普的2018财年预算计划,今年美国军费计划增加540亿美元至6030亿美元,将是继2008年以来,美国国防支出最大的增幅。特朗普在首次国会演讲中说,他将用这项开支“重建美国军队”[15]

里根曾拉动军工,做到了既解决国内就业、又避免打仗,最终以“空城计”吓倒了戈尔巴乔夫。前苏联自我解体又释放出巨大的浮财,挽救了美国。目前特朗普在学习里根,试图在国内通过拉动军工发展实体经济,在国际上开启“潘多拉盒子”,让世界陷入美国并不直接参战、且越来越多的战争——最好是世界大战。

今后,如果中国不倒,中俄关系又无法被间离,远东地区又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特朗普就只能从正在解体的欧洲寻找机会。

 

从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

 

美国人劳动除了要养活自己外,还要养活一个拥有庞大财富、又不能与美利坚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华尔街。美国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白宫就成了华尔街大佬手中的玩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美国已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196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提出,“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6]

美国人民的自我解放运动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已经开始。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往的人民运动都直接以政府为对象,这次却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美国人民需要的是代表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不是依附于华尔街。造成美国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将其化解,美国的前景堪忧。

1972年以前,前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超过美国。1978年中美建交后,美国经济增长率开始全面超过前苏联,而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则直跌谷底。美国与前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产生变换的节点为什么在1978年?因为在这一年,美国摆脱了两线作战,而前苏联则陷入两线作战。与两个以上同等国力的国家两线作战,所需资源是单线作战的两倍,这不管是对美还是对苏都是力所不能及的。避免两线作战,也是中国在与美苏两霸的博弈过程中屡屡取胜,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原因。

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战略目标的极限是不能与两个同等分量的对手为敌。毛泽东始终在避免“1-2=-1”的被动局面。为此他给中国发展定下的国策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7]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前苏联和美国过度扩张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只要中国不走帝国扩张之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不远的将来就是可以实现的。 

 

当代世界体系的治理

 

新时期的世界治理期待中国方案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英国的治理方案和实践,有前苏联、美国的治理方案和实践,每种方案都有其成功的地方,对世界文明也有不小贡献,存在的负面问题也不少。

英国模式带来的殖民地问题,由苏联人、美国人解决了;但前苏联和美国的方案也带来东西争霸和南北两极分化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又导致前苏联解体和美国的衰落。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曾有短期“独步世界”的时期,其间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美国治理方案,结果弄得天怒人怨,南北差距持续扩大,贫困化现象已从南方世界向美国本土和欧洲延伸。美国自伊拉克战争失败后便迅速衰落。与此同时,中国强劲、和平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世界关注的目光开始从美国移向中国,需要中国展示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为世界人民做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和贡献。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则是当代中国参与世界治理方案的生动展现。

 

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经验与智慧

说到“一带一路”,就不能不说“坦赞铁路”。1965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想合作,当时坦桑尼亚总统曾先后请前苏联和美国帮忙修条铁路,都没有结果。最后找到中国,毛泽东满口答应,且无偿援助,实打实地提供帮助。

在非洲,中国当时投入的资金远不能与美国、前苏联比,但成效要比美苏更加深远。中国的帮助是东方式的劝和不劝分;美国与前苏联则是西式的劝分不劝和。为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中国援非工程人员和非洲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人家把路修了。与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铁路时那种居高临下的作派不同,中国人与非洲人最后交了朋友,一条铁路通了非洲和中国人民的心。后来的事实我们都看到了:一条铁路让非洲人民在半个世纪都记着中国人,非洲许多国家把毛泽东的画像与本国开国领袖的画像并列悬挂。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国家?用现在的学术语言这就叫作“软实力”。若将培养这种软实力的经济投资与收益进行比较,眼前看并不赚钱,但友谊的回报是巨大和长远的。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中国人的无私帮助很快得到了第三世界的无私回报。197110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18] 你无私地帮他,他就无私地帮你,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毛泽东那一代没有“经济头脑”吗?政治才是经济中的大账。1965年,毛泽东给外事部门指示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19]

事实上,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的外交红利。在这次所谓“南海仲裁”事件中,支持我们的多是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兄弟。2015926日,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美国将梵蒂冈教皇的发言与习近平主席的发言安排在同一天,电视上可以看出,留下聆听习主席演讲最多的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华民族在近代也是受压迫民族。人受了欺负,就会增长反抗的经验和智慧。“坦赞铁路”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修建坦赞铁路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直到2014年,非洲人还有许多国家元首去韶山向毛主席表达敬意。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对当代世界的巨大意义。与西方文化比较,中国文化最接近社会主义文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可以看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

西方人没有搞过社会主义,更没有体会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按市场经济原则培养出的思维,很难理解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2013325日,习近平主席来到非洲坦桑尼亚,并前往达累斯萨拉姆远郊的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坦赞铁路修建期间因公殉职的中方人员。习主席回来后,于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20]

如果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就能明白习主席倡导“一带一路”的深远意义,它实际上要带给世界治理一个中国方案,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方案。这就是劝和不劝分,不剥削人,不压迫人,国际社会共同分享人类发展的红利,以减小南北世界的贫富差距。

这个方案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今天南北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世界殖民现象向发达国家内部渗透。南方世界已是皮包骨头,无油水可榨;而国际资本为了1%的富人利益,开始剥削北方发达国家。这实在是搞不下去了。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就包含当代中国为世界治理提供的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方案。1962130日,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21]

在毛泽东看来,未来的世界也将有大的变化。毛泽东坚信,变化的结局必然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一定战胜资本主义。

 

                                        (编辑  季节)



¨ 本文是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讲座之一。

*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1] 《日媒体老总说小泉没文化》,http://news.sina.com.cn/o/2006-02-24/08208289343s.shtml

2潘慧惠:《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3]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20/c_1112160001_2.htm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5][德]黑格尔著,魏庆征译:《宗教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6]《孟子尽心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4635页。

[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8]《管子·轻重甲篇》,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25~1426页。

[9]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2年、1984年版。

[10] 司马迁著:《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11] 蔡美彪:《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12]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雷洁琼访谈录》,载于《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13]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15] 《特朗普狂涨军费遭质疑外媒:是不是想打仗?》,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7-03/10225462.html

[16] 《同斯诺的谈话》(19651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411412页。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页。

[20] 2013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10月,习近平在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了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21]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编者说明:2017 4 16 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召开了第二届年会。来自文史哲、经济和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战略和国际学等领域的180 多位研究员参加了会议。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同志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各学科组就本领域的现状和重大课题、重要判断和下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热烈讨论。

 

立足中国实践  推进中国学派建设

孔丹*

 

201512月召开第一届年会以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称中信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称中信研究院)认真履行宗旨,求真务实,团结奋进,勇于开拓,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咨政建言、正面发声、理论创新和引导舆论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果,较好地发挥了“偏师”的作用

 

              创造条件,推进智库建设

 

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智库建设,中信基金会努力创造条件,推进智库建设工作。

一是成立研究院,壮大学术队伍。为响应中央办好“新型智库”的号召,201512月,中信基金会在已有学者队伍和学术资源的基础上,组建了中信研究院。目前形成了包括119名资深研究员(咨询委员)和115名研究员(青年学会会员)共234名科研人才的队伍,比第一届年会(183人)增加了51人,其中咨询委员增加34人,青年学会会员24人。今年参会人员185人,比第一届(134人)增加51人。2015年成立了博士学术促进会,第一届年会有21名博士生,现在已有80名博士生,今年还资助了11名优秀的硕士生。

资深研究员(咨询委员)来自56个机构,平均年龄为57岁;研究员来自74个机构,平均年龄39岁;博士学术促进会成员来自21所高校,平均年龄29.66岁。在119位资深研究员(咨询委员)中,有12位从青年学会转入,目前共有19位同时为咨询委员(资深研究员)和青年学会会员(研究员)。

这支队伍具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的价值观;很多成员是中国学派的优秀代表,是我国各学术领域的名师、大家或青年才俊;这批人才具有跨学科、跨年龄和跨界(学术界、商界、政界、军界等)优势。研究院正逐渐形成高端人才聚集、依靠集体的智慧、共同为国家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

研究院的目标,是努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国家级综合性民间智库,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符合国情的政策建议,充分发挥“偏师”的作用。

二是成立国企研究中心,确定主攻方向。中信集团对中信基金会申报智库试点单位高度重视,常振明董事长表示,将按照国家建设高端智库的要求,确保为中信基金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中信基金会确定将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并于20166月成立了国企研究中心,由孔丹理事长担任中心主任和首席专家,高梁副秘书长为执行主任。

20167月召开了研究中心成立暨课题规划座谈会, 40余名资深专家、中青年专家和中信集团有关机构领导参加了会议。

中信基金会的着眼点是国家发展改革全局,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重视一线调研,尤其强调从企业运作、市场环境与行业发展的视角,把握经济运行动态与趋势,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积极建言献策。同时注重有关基础性理论研究。

国企研究中心依托中信基金会现有智力资源,依靠企业界、学术界各方人士的支持,发挥好跨学科的能力优势。现在已初步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区别情况,或提交有关部门参考,或选择成功典型进行对外宣传,以改善国企的舆论环境。

三是加入央企智库联盟,加强协同。为推动和促进申办智库试点单位的工作,中信基金会加强了与外部各方面建立联系,共享信息,协同作战,20167月,加入中央企业组成的中央企业智库联盟,分享国企改革方面的信息,积极参与有关活动。中信基金会牵头组织《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竞争力研究》课题研究,智库联盟单位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三峡发展研究院、国网能源研究院、中核集团技术经济总院等参加课题组,充分发挥协同研究作用。

四是聘请海外顾问,拓宽联系。为了拓宽国际视野,更好地发挥智库作用,中信基金会于2016年初聘请了海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基金的海外顾问,目前聘请5位:朱云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前任理事长、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执行长)、刘兆佳(2013年起出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廼强(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致远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郑永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和胡晓波(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教授)。

2016910日,中信基金会在京城大厦召开海外顾问座谈会。海外顾问朱云汉、刘廼强、胡晓波,特邀嘉宾邵善波和十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讨论了中国的政道与治道;中国现状及战略选择;中国文化的当代适应;知识分子作用与智库建设等。

 

               发挥优势,推进课题研究

 

2015年初,基金会启动了第一批课题项目,同年6月,又启动了青年学会50多个课题。不仅支持重大课题,还支持多项学者个人课题。截至2016年底,共开展128个课题研究,已完成结项26个。总的看,结项课题符合我们的宗旨,其中一些优秀成果具有咨政建言、理论创新的价值。

本着突出特色、注重质量的原则,经过近两年的摸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课题体系和管理制度。中信基金会坚持问题导向,引导大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热点问题,主动组织议题,充分发挥学术队伍“跨学科、跨年龄和跨界”优势,大力抓好重大课题研究。从2016年起,我们启动重大课题7个,其中战略学2(一带一路与次区域规划的街接、伊斯兰问题),政治学2个(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治理),经济学1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法学1个(中国宪法研究),新闻传播学1个(舆情季度座谈会)。国企研究中心成立后,正在推进的重大课题有: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竞争力研究,国企形象建设与声誉传播,装备制造业国企改革与发展,国企与“一带一路”战略。中信基金会与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当前国有经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此外,金融、能源、医药、军工等方面的课题也在酝酿部署。其中部分课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了做好课题管理,中信基金会制定了《课题项目管理办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重点抓好课题申报资格审查、课题中期检查、课题结项审核等重点环节,坚持所有课题必须经过理事长办公会研究,严格执行有关财务制度,加强与课题负责人的沟通,开发了课题申报和审批系统,提高了工作效率。

举办各类学术活动,关注热点,联系实际

中信基金会围绕形势和任务,与《经济导刊》杂志社联合举办研讨会、座谈会等学术交流活动,组织学者研究问题,正面发声,营造声势,壮大健康力量。

两年多以来,我们共举办了49次各种研讨会,例如新媒体技术研究和舆论生态变革、中国农村的当下与未来、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与展望、英国脱欧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伊斯兰世界、“一带一路”下的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等,这些都是挑战性很强的题目。201610月召开了“从美国大选看美国的变化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研讨会,包括外交、战略、政治学、经济学、传媒学等方面的学者坐在一起研究,体现了跨界的特征。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会议是“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研讨会”。三农问题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我们请了一些学者和农村基层一线的同志,一起进行了深入讨论。另外,还和全国政协的丝路规划中心共同进行了中俄产业合作的系列研讨。从2016年起,我们组织了有关“一带一路”的针对性、现实性、前瞻性,全局性的专题系列研究活动。会议成果通过基金会网站、《经济导刊》等及时进行了报道。

 

          办好经济导刊,正面发声,咨政建言

 

《经济导刊》从2014年第三期开始进行了改版,到20174月,已经出版38期。《经济导刊》承担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凝聚各方专家学者,旗帜鲜明,直面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建言献策,正面发声,凝聚共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强调期刊的学术性而不是学术化的特性。注重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汇聚高端学术成果;注重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努力成为国内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平台。

《经济导刊》从改版至今,受到领导肯定,也受到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并被中宣部认定为主流期刊,被新闻出版署在重新认定全国学术期刊工作中列入第一批认定公布学术刊物名单。

 

        扩大影响,举办系列讲座和制作视频节目

 

20153月起,举办“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主讲人主要由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承担,受众群体为全国知名高校的师生及各界专业人员。截至目前为止,中信基金会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举办27期讲座活动,其中内地举办25期,香港举办2期。

另外,在2015年成功制作线上视频作品《正说抗战》的基础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信基金会邀请了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徐焰、徐占全、陈力等资深军史专家,制作移动互联网视频节目,以《正说长征》为题,从不同侧面展示长征精神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驳斥网络媒体中关于抗战和长征问题的一些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使之正本清源。《正说长征》201610中旬上线,截至2016年年底播放已超300万次。中信基金会计划继续制作“正说”系列视频,如《正说国企》等。

结合青年网友的欣赏习惯和目前传播作品的最新流行形式,制作《长征.曙光在前》视频节目,以图文动画、历史影像和地图演进等为主要形式,与官方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一起传播,并在众多纪念长征的新媒体宣传作品中脱颖而出,到年底各网络平台总点击380万,收获了广泛好评。

 

      出版《中国道路》丛书,加强理论基础建设

 

中信基金会筹划组织《中国道路》丛书的编辑出版,旨在发展以当代中国实践为对象,源于中国历史,具备全球视野,创新中国本土理论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学派,鼓励和支持他们围绕当代中国的发展与治理实践进行跨学科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应用与传播力度。这是一个长期的理论基础建设。

《中国道路》丛书到目前为止已出版15本书,2015年出版三本书,其中,《解放生命》一书获得2015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老龄委员会两部委优秀图书奖,同时被列入2015年“农家书屋”工程优秀图书。《西方如何营销民主》受到中宣部部长表扬,被评为2016年优秀译文奖。2016年出版4本,《谁是农民》、《重读毛泽东》(合作出版)、《走向繁荣的新长征》、《与改革开放同行》,其中,《重读毛泽东》获新闻出版总局2016年优秀图书奖等多项奖。2017年已出版8本,《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制》、《香港人的政治心态》、《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寻路征途》、《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美国社会和经济五个基本问题》和《币缘论》。其中,《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被列为中宣部“十三五”规划重点书,香港系列三本书列为新闻出版署、港澳办香港回归二十年推荐图书,已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繁体字版。

 

            关注热点焦点,推动实地调研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信基金会20159月成立了社会调查中心,根据重点研究课题的需要,组织力量对现实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如三农问题,制造业发展等,开展实证式的调查研究,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及群众诉求、舆论动向等,为课题的研判或建议提供扎实的依据。从201510月起,开始从“城乡一体化”课题入手,进行系列农村调查(包括农村内置金融、土地信托等),2016年还组织了专家学者两次到中信重工调研,很有收获。

中信集团一贯高度重视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从1992年起,积极参与援藏、扶贫、绿化等社会公益事业。其中,25年来,中信集团累计向定点扶贫县投入资金9916万元。今年春节,在基金会微信群里说起扶贫的话题,大家很踊跃。目前我们已做了扶贫调查方案,拟组织专家学者前往云南等地实地调研。

 

                 谈一点学习体会

 

前一阶段,我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90年》,共有三本,第一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21年到1949年;第二本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49年到1976年;第三本从1977年到2011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加起来就是90年了。第三本的最后,就是2012年召开十八大。我的学习体会,就是十八大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习总书记从十八大以来有一个提法,叫“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直到去年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提出把国企作为我们党的依靠力量和五个重要力量。最后一个是“国有企业是我们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我有一个思考,不是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而是当下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不是具有很多新的历史特点?而且从时间的节点上看,从2012年十八大召开到现在已经近5年了,或者说十八大到今年召开十九大,正好5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解放战争也就是3年到4年,其实我们在这个路上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体会就是包括中央提出来的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应该说都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历史特点下进行的斗争和努力。

    我最近通读邓选三卷,邓小平同志提到从1957年开始我们这个党就逐渐脱离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一直到1976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就谈不上将来走向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所以他非常认真地驳斥“四人帮”提出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他有一个重要的表述,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说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贫穷问题,发展生产力,所以提出了分三步走,翻两番。从1981年算起到上世纪末约20年时间,要达到翻两番目标,从人均250美元左右到人均800-1000美元,其实差不多已实现了。当时说再过50年再翻两番,人均4000美元,叫中等发达水平。2016年我们已经是人均8000美元了,也已超额和提前实现了这个目标。

我注意到邓小平多次说,不能形成两极分化,如果真的两极分化了,改革就失败了,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在这个新的历史情况下,我们的奋斗目标之中,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现在贫富分化的问题。中央提出“五位一体”,也是因为环境问题积累了很多年,我们要正视,我们要解决。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充分认识我们现在进行的事业和新的历史特点的关系。

现在中央部署除了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以外,还从全球战略上提出“一带一路”的宏大倡议。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国际战略、“一带一路”及军事战线的变革和建设,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其新的历史特点的各个领域。我希望大家研讨的时候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来认识现在我们进行的斗争。

   

                                        (编辑  苏歌)



*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我讲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是从认识论、中国特点、世界体系及其治理等方面切题,形象说就是要涉及头脑、身体和任务三个方面。成功的国家一定是大脑和身体都很健康的国家,中国在这方面具有很好的禀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国人民在解决近现代世界问题的实践中治理世界的中国思路和方案。不知世界近现代史,我们就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不知中国历史文化,我们也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能自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更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先从中国说起

中国应该是具备治理世界能力和资格的国家。论历史年代,论它的久远,少有能跟中国比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1]

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是英美人建立的,它有过辉煌的历史。昨天美国人曾经羡慕过英国,今天我们也曾羡慕过美国,羡慕过西方。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国这么长的历史,还保持了这么大的版图。中国讲究“久”,久久为功,能长久的才是有力量的。与中国同龄的大版图国家,好多都已不存在了。罗马帝国没有了,拿破仑帝国没有了,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没有了,苏联在眼前就没有了。而中国“周邦虽旧,其命维新”[2]。昨天还让人家瞧不起的中国,今天却让他们刮目相看了。这种历史上罕有的高浓缩的事件,在我们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而中国在这些大变局中却生机勃勃,其发展持续三十年后还是强劲有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

英国破碎分裂被殖民国家

印度和埃及曾经是与中国同龄的大版图国家,都属文明古国,但今日印度的“内脏”、灵魂甚至骨架已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完全粉碎了。埃及也是一样。英国为了实现其殖民利益,将利用欧洲大陆破碎操纵欧洲政治的经验移植到英殖民国家。印度大陆被英国人弄成碎片化,使印度不能再生。只有这样,小小的英伦岛国才能实现对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印度的殖民统治。要控制世界就得控制印度洋,就要控制印度。印度洋是世界制海权的核心,因为这里是世界工业资源的心脏。古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是为了占有农耕土地,近现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则是为了占有工业资源。

印度社会的深度碎片化首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与中国不同,印度独立时,没有经过革命,尼赫鲁空有一个总理头衔,手头即无钱也无军队,面对英国人留下的庞大的大小私有者,一个都动不了,什么也干不成。到印度看看去,印度所有权庞杂,诸神众多。神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人间的图腾。

马克思说:印度的命运是悲惨的[3],这是因为印度从灵魂到身体全被英国殖民主义者肢解了。印度小城墙古迹多,这说明古印度是国家众分。如果中国也跟印度一样,有好多个宗教、宗派,今天就会连饭也吃不到一块,更不要说讨论问题,一天到晚内斗。印度神多,是英国人有意给它留的。英国人、美国人都虚捧印度是宗教和种族博物馆,虚捧它是有“包容力”的国家,这是忽悠。无中心的包容,其结果是没有力量。英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从不这样干,他们长期镇压爱尔兰人,不允许国家分裂。美国人也是这样。神多民弱,我们中国若有数不清的宗教派别,意识形态不统一,就走不到今天。

英国人在建立世界帝国过程中,学会了比较圆熟的治理世界的政治谋略,二战后,当英国人失去帝国时,他们又很快学会并掌握了文化诱导世界政治的谋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势”,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实现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间接战略”[4]。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翼侧迂回,以避免从正面与敌直接碰撞;强调用各种手段袭击和震撼敌人,使其物质上受损,精神上失衡,最终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目的。在文化战中,避免用直接表达,而尽量多地用间接的方式传达其战略目的,并诱导对象服务于自己的目标,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最擅长这种手法。

2000年,我曾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我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印度大学里有广泛的传播,尽管英国人不允许印度人掌握这种思想,但他们是用间接的方式,即用“普世”学说淡化印度人的革命意识。甘地、曼德拉、有马丁·路德·金,这三个人都有共同特点:能坐牢,非暴力,不合作。能坐牢、不合作,英国人才不怕你,只要你非暴力就行。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个梦,梦你尽管做,只要不拿枪就行。毛泽东是拿枪的,拿枪就是唯物主义。南非的曼德拉和印度的甘地本质上是英国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英国让大家不去反抗,去坐牢,然后放你出来,再给你诺贝尔奖。

英国人这种“塑造”文化的方式不独用于东方,对于与他们长期对立的法国人也是这样。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继1644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对欧洲历史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伟大事件。但英国不愿意法国强大,他们用貌似客观公正的“普世”作品丑化这场革命,将它描写为暴民们发动的反人道的恐怖杀戮。比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以至82年后(18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因不敢使用暴力,被梯也尔反动势力推进血泊之中。可我们至今未见英国像推崇《双城记》那样推出谴责梯也尔屠杀公社社员的作品。当时生活在英国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对巴黎工人阶级给予极大的支持,并在理论上对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予以总结。

今天的美国人对这些文化殖民的手段,运用起来也相当娴熟。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写道:

西方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根本没有关于亚洲的认真报道。来自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的报道除了一些奇风异俗(农历春节、空手道、中国的饮食),就是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色情旅游、麻风病、黑社会),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治报道(恐怖主义、宗教暴力、毒品贩子的公开死刑)。[5]

有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有独立的民族意识

事实证明,这些“和平演变”的手段对中国的破坏作用是有限的,其原因是中国没有完全殖民化的历史。有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比如,看似无意识和无政治的古玩收藏市场,其实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潜意识及其结构。中国的古玩市场谁见过卖秦桧的字或汪精卫的字?雷锋的字会有人收藏,因为他是英雄。这样一个有道德高地的民族你能战胜吗?当然不能。毛泽东为什么称梅兰芳为“梅先生”?在抗战时期,身在敌占区的梅兰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6],日本人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出演,显示出真男子的气概,这样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现在有些文艺片已少有这样的认识了,弄一些《色戒》之类的作品,男不男女不女的,父子同台献艺,当爹的留个大胡子,当儿子的留长发戴耳环,这都是要扼杀我们民族的自觉自立精神。英国殖民时期,香港出来一个李小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对香港人心是巨大的震撼,它使香港人有了身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在李小龙的武术中体现了出来。结果如何呢?李小龙年富力强时“因病不治身亡”。殖民文化就是要用一切形式打掉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战斗精神。打倒一个民族,首先是打倒或分裂这个民族的主体精神,而英雄主义就是主体精神的集中表现。

中华民族没有经历印度那样完全被殖民化的历史,因此,中国人的认识论还更多地保留着传统的经世之用的特点,这种方法的哲学概括就是“实事求是”。重经验、轻先验,“未知生,焉知死”[7],“子不语怪、力、乱、神”[8],“是”存在于现实的“实事”之中,一切从实践出发。西方文化战中,成功的前提是将他国人民的唯物史观偷偷移植为唯心史观。中国人顽强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让西方很难推行他们的文化战略。这是我们长期能保留下来并仍在强劲发展的精神原因。

“实事求是”是中国人的认识传统

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认识武器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什么时候能够对辩证唯物主义有深刻的认识呢?在你困难的时候。困难是真理诞生的地方,也是认识真理的好学校。“实事”,就是问题,“求是”,就是找真理。在“实事”中“求是”,而不在天国中求是,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认识传统。

世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间真假分明。不到难时,特别是不到生死关头,就不容易理解。那么,逻辑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组织材料,而组织材料的起点和材料组织后的归宿,则是生死,即阶级斗争。毛泽东曾教育他的后人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9]

空话亡国,空话毁家。所谓空话就是没有生死感的话。现在很多人分析形势常说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处理不好还有意外可能。细想一下,这基本是废话。什么事不是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呢?周易说研究问题要“远取诸物,近取诸身”[10],就是说,认识远处的事物的结论,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试试。长期以来,我们已失去了战争年代那种生死感了,这可以从目前那些美女反间谍和美女抗战片中感受到:在日寇搞“三光”政策的地方,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还在热恋和相互请客,这显然是想当然且不尊重历史的作品。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

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我们的历史不是陈独秀认识的那样。陈独秀是从苏联带来的思想,还掺合着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少有中国本土的思想。结果1927年蒋介石将共产党杀了个血流成河。为什么蒋介石知道枪杆子的道理呢?国民党也是被清王朝杀出来的,六次反清起义失败,最后把孙中山杀清醒了,办了黄埔军校。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11];1942年3月9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2]这两幅题词,在今天也应作为我们办教育的座右铭。学问要接地气,贴靠大地的学问才有生命力。毛泽东当时告诉陈独秀,陈独秀听不进去,只有让蒋先生用刀把子来告诉这位书生什么是真理。“四一二”后,共产党一年学了几十年才能理解的真理,脱西服,穿草鞋,进山接地气。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思想扎到中国的土地里。

王明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思想,又是不接地气。人家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还带来个军事“权威”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规化[13],说毛泽东太土气,不正规。毛泽东没有有名牌大学学位,也没出国留洋经历。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学的,又受斯大林赏识,不说在当时,即使在今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

王明、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南方大山里,要在山里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14]。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他手下的将军多学的欧洲的打法,打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的天堂。李德不要这些,要跟敌人打阵地战,不败才怪。毛泽东没去过莫斯科,王明见过斯大林,张国焘还见过列宁,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湘江之战,中央红军八万多人剩下三万多人,你还能让王明那一派干吗?

大家在生死之际找到了毛泽东,遵义会议把毛泽东推出来。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一样,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的,是少数人认识到毛泽东,不是大多数。毛泽东带领红军四渡赤水,过了金沙江和大渡河,避免了石达开的悲剧命运。大家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能力,知道了毛泽东的思想符合中国国情,大家在比较中也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军不久又遇到张国焘错误路线带来的更大干扰。

张国焘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在川陕一带根据地搞得不错,有许多干部对他产生迷信。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红军前进方向上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张国焘要留川康,毛泽东要北进陕北。孰是孰非,还得实践检验。结果跟着张国焘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而跟毛泽东到陕北的部队则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路上,毛泽东为什么比王明、张国焘正确呢?因为毛泽东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张国焘的知识多是书本上的知识,个人极度膨胀,这样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1935年6月,毛泽东告诉张国焘他的南下方案会使红军“成为瓮中之鳖”[15];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决不会做瓮中之鳖”[16]。毛泽东讲的是经验,张国焘说的是逻辑。显然张国焘对中国四川的地缘政治无知到极点。但张国焘有兵有权,只有再让实践检验。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17]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王明和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党从溃败绝境带出、走向与国民党联合进行全国抗日的生死经验,使全党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能够引领全党走向胜利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党的七大上便被全党公认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18]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我们现在也有人走长征路,手中举的是红旗,心里想的是旅游,没生死危险,就体会不出什么是长征,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理论结合实际,它深深地扎根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之中,这两点又可归结为实事求是。实事,是具体事物,这是唯物论;求是,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这就是辩证法。真理总是具体的。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19]

理论结合实际,用传统的话说就是“经世致用”。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于湘湖地区,岳麓书院开了一代新风,王船山力主这种学风。早年毛泽东受这种学风的影响并终生提倡这种思想。“实事求是”则是这种学风的最基本要求。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曾在“船山学社”[20]旧址创办自修大学,现旧址门首“船山学社”四个字就是毛泽东亲笔题书。当时还有一种外来的思想,就是胡适带来杜威的思想,杜威的思想也是经世致用,咱们把它说成是“实用主义”。杜威说的是效果产生真理,也是实践。一个民族在上升的时候,都是重实践的。青年毛泽东在北大见过胡适。可以将这次会面看作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在北京大学的“撞脸”,他们只是在方法论上相似,但在本体论上还是对立的。毛泽东要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胡适要搞资产阶级共和国。

毛泽东和王明的争论不是主义之争,是问题之争。毛泽东一直坚持,解决中国问题应有中国方法和中国道路,但当时毛泽东说的话,陈独秀、王明等党内大佬听不进去。没办法,只有交给实践检验。1927年“四一二”检验一次,1934年“湘江之战”检验一次,最后到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在路线选择上又检验一次。经过这几次生死检验,大家才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扎根中国土地中的思想,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

唯物主义最强调人民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批评王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脚,不知道人要睡觉,要吃饭,不知道子弹会打死人。因为他们是从学校玻璃窗子里和奖状堆里长大的,没见过流血牺牲这些东西,这样怎么搞阶级斗争呀?

 

国家与人民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苏联的教训

苏联的干部一直是考学上来的,这样的人才成长机制好看不中用。

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有个讲话,[21]意思是苏联经济上是计划经济,西方自由经济搞不过它。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怎么办?撒切尔说要对其制造内部问题,要找代理人,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慕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所谓精英在今天的中国也叫“公知”。2008年美国给戈尔巴乔夫一个“自由大勋章”,老布什拍手向戈尔巴乔夫祝贺:谢谢你帮助美国把苏联干掉了。戈尔巴乔夫竟然将这枚勋章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20世纪90年代,自毁国家的为什么是苏联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教育失去了劳动实践这一重要环节,以分数、奖状、表扬等形式上的标准作为干部晋升和人才选拔的标准,这样干部就养成了“娱乐化”、“贵族化”、“精英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他们与劳动人民越走越远。其结果是在苏联解体时全民无动于衷,因为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之间没有了联系。

中国正在走向强大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见乾隆帝时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争执不下,到1900年大清国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时,就已不存在全跪还是半跪的问题,而是谁向谁下跪的问题。此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东亚病夫”。亡国了,打败了,整个国家的财富让人家弄走了,你个人声誉——什么“著名学者”、“大师”能有什么用?

个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家的发展。钱学森就明白这一点,他在美国搞导弹不可能对准自己的祖国。1950年,钱学森准备回国时被拦住并被关进监狱。可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钱学森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但钱学森并没有到美国去接受这份荣誉。2001年90岁生日时,钱学森在美国的好友受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学森。美国人放下身段真是由于折服于钱老本人吗?关键是中国已不可战胜。

1972年,曾是反共斗士的尼克松就放下身段要见毛主席。会见时,尼克松一口一个“主席”,对毛主席很是折服,身段放得很低。这说明尼克松懂道理。且不说毛泽东的文采,他一路上就没有打过败仗,并且带领一个党和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近半个世纪里走向强大。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西方为什么对周恩来这样尊重,仅仅用“高富帅”是解释不了的。现在有人喜欢讲“身价”,动辄说某人“身价过亿”,这让人真正体会到了“没文化,真可怕”的含意。

真要说人的“身价”,也只能是那种高贵和不屈的精神。为什么周恩来在1954年受西方人尊重?那是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把美国打怕了,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他知道毛主席在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的习惯,他就提前一个月练习昼眠夜作。当听到周总理说主席要见他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翻译对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 毛泽东接过话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22]宾主大笑。

一百多年来,我们受尽了屈辱,为了摆脱这种屈辱,开始学人家英国,被英国打,学日本又被日本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因为照搬外国军事理论差点全军覆没。这一次次挫折让我们明白了:不能再跟着别人,得走自己的路。在这样的语境下才出现了“中国道路”。在这条道路上,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给周恩来鼓掌,并不是由于周恩来有“范儿”或会讲演,真正的原因还是新中国把美国打败了。

今天中国崛起是全面的,美国衰落也是全面的。我说的“美国衰落”的概念是指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衰落,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衰落。如果说,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国的威信是我们打出来的,那么今天中国的威信是中国人满怀自信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干出来的。(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本文是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讲座之一。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1]《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2]《诗经·大雅·文王》,见袁愈荌译,唐莫尧注:《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3]“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4]间接战略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提出的关于战略理论。

[5][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336页。

[6]关于这一段事迹,参见梅绍武回忆文章:《傲骨从来耐岁寒——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载于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页。

[7]《论语先进第十一》,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

[8]《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10]“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系辞下传》,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79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参阅同书第351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13]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与苏联红军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1页。

[14]1934年4月,李德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人力和炮火。”[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15]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1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17]马杜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20]船山学社位于湖南长沙市中山东路。最早是曾国藩祠,始建于1875年。清光绪年间(1875--1908)为曾国藩题词,1914年刘人熙等人为纪念王船山(王夫之),弘扬其思想,发起组织船山学社。

[21]参见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22] William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New Press.New York.1998.p.97.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较高的储蓄不断转化为投资,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1]。但是,中国高储蓄率状态不会一直维持下去。2010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已经开始下降。据IMF预测,中国国民储蓄率将在2022年之前持续下降至接近40%的水平(图1)。金融危机后,中国快速增长的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与高储蓄的支持密不可分。中国储蓄率如若出现过快下降,会给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稳定带来深刻的影响。

1 中国国民储蓄率变化,1982-2022

数据来源:Wind

 

目前,中国主流经济学说主张中国转向基于消费和服务的增长[2]。如果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一重要且复杂的转型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消费升级、内需扩大,还应重视国民储蓄率的变化。当前我国储蓄率虽仍处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必须警惕储蓄率过快下滑对经济健康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储蓄率的主要特征(二级标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总体呈现波动上行趋势,具体变化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缓慢上升期(1978-1994)、调整回落期(1995-1999)、快速上扬期(2000-2010)、持续下降期(2011至今)(图1)。其中,从2000年开始,储蓄率进入快速持续的上涨阶段,这种趋势得以维持并在2005年之后变得更为明显,到201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峰值51.2%[3],随后逐渐回落。

从储蓄的部门构成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储蓄构成了中国国内储蓄的最主要来源,几乎占据了国内总储蓄的半壁江山。2010年以前,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一直缓慢提高,随后逐步下滑。在国民储蓄率的持续下降期,居民储蓄率对国民储蓄率变动的贡献率高达69%,成为拉动国民储蓄率下滑的主要力量。企业储蓄是三部门中变化最为显著的。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仅为11%左右,从2002年开始已经与居民储蓄基本相当。可以说,2008年之前中国储蓄的增长主要归因于企业储蓄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后,企业储蓄率迅速下滑,后叠加居民储蓄率的下滑,共同拉低国民储蓄率。政府储蓄在三部门中始终占比较低,但在2000年至2008年间政府储蓄占GDP比重也呈先快速上升随后保持平稳的态势(图2)。

2 中国各部门储蓄占GDP比重的变化,1992-2014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相关数据测算得出。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普遍较高,而发达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排名一般相对靠后(图3)。2015年中国储蓄率仍处于全球前列,不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主要新兴发展中国家。比较中美韩三国的储蓄构成可知,不同于美韩两国以企业储蓄为主导,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几乎平分秋色,但居民储蓄相对更高(图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大致可分成四个三十年。从19201950年是中国革命的三十年,从19501980年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十年,从19802010年是改革开放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三十年。从201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第四个三十年。怎样定义这个历史时期?这要看是否有新的目标和任务。

伟大的中国时代:三个三十年的曲折道路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去美国读博士。兜里只揣着10美元就上了飞机,10美元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当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是10元,合黑市价1美元。带10美元就敢上飞机出国,胆子够大。可我当时没觉得害怕,只有去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学习的兴奋。

到美国后的第一天,我就被密密麻麻的高速公路和城市夜晚的灯火震惊了。要是中国建那么多高速公路,我们到哪里种粮食吃?美国人家晚上只有卧室关灯,而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是“节约用电,随手关灯”。到美国一年后,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通车,从沈阳到大连。今天,中国的发电量和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远超美国。

在美国读了好多年书以后,我才有幸在大型连锁超市见到了第一件“中国制造”,那是吹头发的电吹风,售价2美元。把购买收据寄给批发商,批发商还会寄还给我1美元支票,实际上卖1美元。那时美国的5毛钱只能买份报纸。兴奋地把咱的国货带回家,插上电源,打开开关,仅1秒钟就烧坏了。没问题,小概率事件,立刻去超市更换。换了后,头发还没吹干,又烧了。只好退掉,因为去超市换要花油钱和时间。仅仅二十年后,想在美国买任何不是“中国制造”的日用品已经很难了。我读博士的学校距“金门大桥”不远,那座大桥建于上世纪20-30年代,是美国制造业发达的象征。但二十年后,金门大桥附近重建规模大得多的“海湾大桥”,只能是“中国制造”。

三十年就时空倒转。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不再以挨饿和落后挨打著名了。十年前我去拉美的秘鲁教过书。那里的华人告诉我,他们过去常称自己是日本裔,不说自己是华裔,以免遭歧视。可在我去教书的时候,日裔常称自己是华裔,华裔背后是一个比日本更强大的国家。在我留学的时代,无论在哪国,买一件贵些的商品店家就会问,“你是日本人?”而今买一件贵些的商品会被问,“你是中国人?”

“中国奇迹”是我们40后、50后、60后这辈人拼命干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回母校北大教书,我一个学期教7门课,月薪仅3000元。学生数量迅速增加,教育水准迅速提高,工资也快速上涨。我在北大读本科时,“国际政治系”30多个教员里只有三五个人通洋文。稍早些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有不少没见过外国人,系里就把学生拉到天津港,仰望靠港补给货轮上各式各样的外国人。而今,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知名,每个教员都精通至少一门外语,三成学生来自外国,而且主体是美欧白人。我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梦想过:有那么一天,美国人也来中国的大学读书,像我们用英文答考卷那样用中文答考卷。没想到这梦想居然实现了。每次期末闭卷考试,我都给外国人额外增加半小时。作为曾经的留学生,我知道他们用中文答考卷比我们当初用英文更艰难。

中国革命是两代人接力干成的。19世纪8090年代出生是第一代人。20世纪2030年代出生是第二代人。毛泽东是“90后”。我的硕士导师陈翰笙是李大钊、陈独秀的同事,也是“90后”,当年他是北大最年轻的正教授,107岁去世时是北大年龄最长的教授。我们这一辈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长大的,我崇拜他们干革命的功绩,他们把祖国从任人欺辱的弱国变成了世界强国。我更熟悉我们这代人,革命后成长起来的20世纪40后、50后、60后。我们这代人只用了三十年就把我国人均收入翻了6番,中国从一个世界最著名的贫困落后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这代人还远未完成中国建设。

中国革命是靠两代人接力才完成的,中国建设也要靠两代人接力完成,靠70后、80后、90后继续努力,在未来三十年把中国的人均收入翻3番。从8000美元翻到1.6万,再翻到3.2万,再翻到6.4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时,中华民族就应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民族。中共的三个三十年在世界上开创了一个“中国时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再是梦想,只差这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三十年了。

80后、90后这代人会与我们这代人经历至少同样的困苦,将走同样曲折的道路,也可能面临重大的挫折和失败。然而,如同前三代人,只要不背叛信念,不屈不挠,最后的胜利将属于你们。

如果你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的历史有基本的了解,会知道那是从失败走向胜利。但如果你熟悉走那条路的细节,就知道道路非常曲折,走得跌跌撞撞,步步染血,屡战屡败,充斥失望、绝望甚至背叛,屡败屡战才赢下最后一役。

马克思指出了一条革命的路——制造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成熟了,工人阶级革命的时代就降临了。列宁指出了另一条革命的路——尽管资本主义不发达,但依靠城市工人起义就能成功。中国呢,在南湖那条船上开中共一大时,毛泽东几乎插不上话,似乎并不明白他的同志们和洋专家都在谈论什么,后来一连串的失败让他摸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路——依靠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农村包围城市。社会主义建设那30年同样充斥血的教训,改革开放30年的路走得同样曲折。很多事情回头看,当评论家很容易,可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领导集团?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也可能一败涂地。

在漫长的屡战屡败的过程里,不少同志抛弃了理想,离开了党,甚至加入敌对阵营。这不仅发生在革命时代,更发生在建设时代。在我的同代人里就有不少,其中有我的朋友、同学、同事、老师、领导,还有学生。然而,更多的人忠诚于理想,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复兴大业,于是跟着党屡败屡战,熬过了艰难困苦,与祖国一道进步,分享荣耀。

第三个三十年:改革开放时代产生的新问题

世界上没有没成本的收益,成就越大,成本就越高。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对黑人实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发明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欺负和掠夺其他国家的人民,是美国成为伟大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如同上一代人,我们这代人曾经历了难以言状的磨难,在个人成长道路上的重大挫折,等等。你们在大学教室里听到过很多中国建设时代的辛酸故事。而且,开放让我们不少大学文科老师粗通西方的政治教条,经常用“民主、法治、市场”三个抽象概念来解释中国几十年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凭着这几个抽象概念去推理和想象西方国家先进的原因。更有少数老师通过讲述中国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挫折,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市场机制和物质财富的迷思模糊了不少大学教师的思想和信念。可以说,我们大学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已经失效。习惯于讲授政治教条的老师们,自己对那些教条也越来越怀疑,加上缺乏研究问题的专业能力和与外部世界交流沟通的能力,就有一些教员反戈一击成为宣扬西方政治教条的生力军。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了“培养谁的接班人”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谁在培养接班人”。[1]不仅大学的思想政治课,连中共中央党校“姓什么”都已成了问题——总书记不久前强调,党校“必须姓党。”

由于中国人财富的快速积累,我国大学生去外国交流的机会迅速增加,几乎一半本科和研究生有机会去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看看,甚至生活一、二年。他们比很多文科老师去过的国家还多,见识更广。他们知道不同国家的发达或不发达,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不再相信由“民主、法治、市场”三个抽象概念组成的药方能够包治百病,包治所有国家在所有时期的病。

浮夸遇到现实就显出苍白空虚。书本上读到并向往的伦敦、纽约、洛杉矶,在基础设施上明显不如上海、深圳、北京。北京中关村二小某学生头上被同学扣了厕纸篓就轰动全国,可美国公立学校门口立着金属探测器是为防止学生们带枪上学。在美国大中型城市晚间出门散步已经不可想象了,有的城市甚至长期实施宵禁,监狱里人满为患,所以自由美国的警察也有使用枪械的自由。兴趣更广泛的学生还会去巴西、印度等欠发达国家,发现那里有比美国激烈得多的竞选,有更多的言论出版自由,也有司法独立和开放的市场经济,却到处都是赤贫和贪污腐败。他们未曾想,在大学学到的中国六十年“悲惨世界”却反证了“中国奇迹”。有了游历外国的实地经验,尽管对思想政治课深度怀疑,想不染上些红色也难,于是有了“粉红”,懂得了海外华人华侨为什么心向祖国。

既然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获得了震惊世界的巨大的成就,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包括不少大学教师,会有那么多抱怨,为什么向往西方政治制度?巨大的成就伴随巨大的成本。抱怨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成功之路太曲折了,代价太沉重了。

开拓向上攀登的路只能是曲折的,天上掉馅饼是小概率事件。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困难。终结人类历史的、所谓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无异于“永动机”。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文明的一种,是从脚下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个聪明人“设计”出来的。那种好制度导致好结果的判断是标准的历史唯心主义。辩证的思维方式告诉我们,解决一个主要矛盾的方法本身会导致一个新的主要矛盾。“开创新时代”就是开始着手解决新的主要矛盾。中国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中快速进步的。

改革开放前,“患寡”是中国的主要矛盾,缺乏基本的衣食住行保障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挨饿是中国延续千年的老问题了,特别是在农业发展导致人口暴增的年代。改革开放后,我们主要靠市场机制解决了挨饿问题,也解决了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问题。但市场机制逐渐催生了“患不均”这个新的主要矛盾。而今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困境不能仅靠市场,更要求政府提供比较均等的公共产品,例如教育、医疗、退休和住房安排。改革开放的成就催生了下面三个新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

 

   党不能蜕化成为行政机构

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三十年市场经济建设和财富创造事业的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可是,在完成这个新任务的半途,环境产生了非常关键的变化。中国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励精图治,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但也再度患上了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和党内充斥投机分裂分子的老病,国民党被自己亲手创造的市场和新财富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经济奇迹在规模上远大于台湾经济奇迹,掌握的财富量更远非台湾可比,是否会陷入被市场和财富埋葬的危险中?

当官做老爷,支配大量财富,是常人很难拒绝的诱惑,何况官员们对巨大财富的创造确实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按期完成一条高速公路建设,省公路局长没时间顾家。为应对和协调资金、规划、拆迁、承包商、工人薪水、还有基层政府和上级政府的种种要求,他每天数次参加酒席,喝到深夜,喝到胃溃疡。自己月薪只有3000元,但每天过手的资金上亿。面对来“打点”的各路承包商和利益相关方,自己可以拒腐蚀过苦日子,但有几人能拒绝自己孩子被“承包”去英美澳留学的诱惑?

而今中国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数量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然而,普通党员与“党政系统”之间几乎只剩下交党费的关系了。很多大学生入党为“当官”,而进入私营企业就连党费也不交了,成了“失联党员”。私企为我国每年毕业的6-7百万大学生提供了最大的就业市场,但在私企里建立党组织是要支持雇工还是雇主?或者雇主的市场决策需要党来指挥?

市场机制严密覆盖了我国的全部工作社区。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也有严谨的组织。然而,我国百姓生活的居住社区却是一盘散沙。人们不是为工作而工作,而是为生活而工作。一年不仅有工作日还有节假日,一周有7天而非5天,一天有24小时而非8小时,一个家庭不仅有上班的壮年人还有退休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还可能有无业或在家自谋营生的人。城乡的居民们无组织,就得靠自私自利来“自救”,彼此占彼此的便宜,占社区共有财产的便宜,国家的便宜更是不占白不占。这是我国社会道德沦落,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治理成本越来越高,高到不可思议的原因。不爱自己居住的社区怎么会爱家乡,爱祖国?居住社区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根基。

而今我国党政体系中流行一个“先进”的社区治理办法——把居住社区的组织工作“外包”给非政府组织或社会企业。有些地方的党组织甚至把“党建”也“外包”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执政权就是组织社会的权力。美国法律规定富人投入社会组织的钱免税,也就是说,政府把税收转让给富人,把组织社会的权力“外包”给了富人。因此,美国连平民的社会组织也对资本主义深信不疑。这就叫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谁来组织基层社会,谁就拥有执政权。

“执政”远非仅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那是执政的果而非执政的因。执政党首先是“党”,因为有了党才能执政。党是做什么的?党的核心任务是组织社会。美欧政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党工去家家户户敲门派传单,说服居民投本党的票。如果社会组织工作都“外包”出去,为什么要近9000万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中有一个?党员难道不是组织社会的义工?且不说“外包”的对象需要把从官方所得经费的至少一半充作“行政成本”——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成本通常超过其总经费的80%——更大的问题在于党本身消亡了,成了科层化的行政机器。成为科层行政机器就必然脱离广大群众,甚至脱离不属于“党政系统”的8000多万中共党员。

在政治生活里,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行政机器天生脆弱,向来是泥足巨人、空中楼阁。自汉朝以降到清朝,主要朝代均寿长达三百年,为何都声称“以孝治天下”?政府的真正基础是乡村社区自治。组织领导社区的乡绅们大体属于孔门弟子——儒党,为大家庭服务的党,一只脚在社区里,另一只脚在政府里。他们不从政府领薪水,所以社会治理成本极为低廉。

在革命时代,获得了执政权的国民党有钱有枪,党员们却脱离广大群众,热衷当官做老爷,不复在意“以民为本”的古训,就在居民区丧失了根基,迅速腐化。国民政府并非于1949年才丧失了执政权。当中华大地的村庄成了权力真空,国民政府的执政权早就丢失了,只是谁来取代的问题。因此,我们今天看到全世界的各种势力纷纷来我国基层社区“填补真空”,包括宗教势力。

市场化高潮时,官员中流行过一个说法,“只要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从那时起,我们不少官员染上了花钱“平事”的坏习惯。

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是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组织成人民,把人民当成上帝,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人信仰移山,是带着家人挖山不止的“愚公”,靠“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感动了人民这个“上帝”。人心齐,泰山移,组织起来的人民力大无穷,就把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搬走了。共产党不是上帝,人民才是上帝。信仰钱财,靠发慈善笼络人心的是国民党;信仰人民,组织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是共产党。

群众组织起来才是人民。有了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有了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执政党才不会腐败、不会脱离群众,才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党的行政化有两大恶果。第一,入党为做官,眼睛只看上面不看下面,办国家的“大事”不办百姓的“小事”,党就逐渐脱离群众,腐败、变质、消亡了。第二,因为党的行政化,行政体系变得高度政治化,打着政治旗号滥用人力、物力、财力,行政专业精神越来越差,专业水准越来越低,尽管官员们的学历越来越高。

为什么我国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在高科技、大数据、摄像头,以及城管和协警上花掉了巨额税款,但社会秩序却依然未见好转,甚至每况愈下?科层体系不可能单独治国。在治理体系里,居民自治恒定比政府治理分量更重。这个道理适用于无论大小贫富的所有国家。科层体系能办“大事”办不了“小事”,居民自治能办“小事”办不了“大事”。但民心系于“小事”,所以“小事”恒定重于“大事”。

从社区居民中来,到社区居民中去,动员和组织群众“自治”,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们党就能深切地感知群众最需要什么,把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上。

 

   社会不能从团结走向分裂

当今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也是资本的全球化。全球的市场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空前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甚至赢家通吃,导致了普通百姓日渐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平民的愤怒最终汇聚成席卷整个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这个浪潮在进入欠发达国家后将会更加猛烈,因为市场在那里制造的贫富鸿沟更宽、更深。

例外的仅是一些人口很少的北欧国家。那里收入和“养小送老”的平等异常坚固,而且在世界市场上维持着一流的竞争力,战后仅几十年就从欧洲的穷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类似的亚洲国家只有新加坡,彻底的自由市场伴随政府给全体国民提供均等的住房保障,并以住房为抵押提供事实上的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新加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惊人,独立仅半个世纪人均GDP就超过了6万美元。

在我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先是地区差距扩大,接着是城乡差距扩大,再下来是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形成了巨大的收入鸿沟。我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十来年后,做公务员的年薪几万块,在制造业做管理者的年收入十几万,在IT业的年收入百万,在金融业的年收入有达千万以上的。他们在北大期间都很出色,毕业论文写得都很好,但毕业后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至百倍。这是我们社会原先没有过的事。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各领域都市场化了的时代,收入鸿沟将意味社会分裂。

如何看待这个瞬间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中国社会?我们的普通百姓也分裂了。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们在各自小学、中学、大学同学的“微信群”里抱团取暖。但只要涉及时政就开始骂战,价值观水火不容。社会分裂不可能不引发党和政府官员们在思想上的混乱和分裂。敌对势力也看到了机会,国内外联手,雇人在微信群里循环散发各种政治谣言,主题恒定是西方各国政府纯洁高尚,中国政府一团漆黑。辟谣后一、两个月,同样的谣言就又传过来了。

如同在世界其他地方,在市场的冲击下,中国社会赖以存在的居民社区组织也逐渐崩溃。没组织的居民们只能“自助”、自私自利。黑社会和互坑互害的六合彩赌博在乡村盛行,城市居民则为解决种种互坑互害的“小事”绝望地企图建立“业主委员会”,却因为分裂总也建不起来。我们要讲社会公德,但只有个人没有社会哪来的“公德”?我们要社会治理,只有个人没有社会怎么可能“治理”?信奉“以人为本”和信奉“以民为本”是有重大区别的。

市场竞争中的输家不仅有个体,还有区域性的整体,有族裔,有“锈带”,有城市贫民窟和准贫民窟。因此,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充斥着阶级与阶级斗争,民族与民族斗争。我国的发展要保持可持续,不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团结是必要条件。

 

    自然环境恶化必须治理

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被我们自己破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提到经济发展成就也会相当尴尬。钢铁和煤炭曾经系着我们最大的梦想和希望。我们实现了那梦想,甚至遥遥领先于世界,但华北平原上的浓重雾霾却让那巨大成就失去了光彩。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是中国人,生活里就都有光山秃岭、肮脏的河流、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污浊的空气、不安全的食品。人类正在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国人自己在摧毁中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此,保护自然环境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

然而,改善我国百姓的生活显然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电力、玻璃、煤炭、化肥、农药、石油化工产品——在目前技术条件下都是高污染行业。我们想要干净的空气,但我们也想拥有和使用家庭小汽车。我们的人民还不够富裕,对价格很敏感,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廉价就意味着最新的环保技术“太昂贵”。我国可以从更穷的邻国进口那些高污染工业的产品吗?我们有那么多高科技产品可供出口吗?发达国家全部人口加起来才10亿,而我国人口接近14亿。即便答案是肯定的,那也将污染邻国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各地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从政治取向上都是反市场、反资本主义的。

我们或许都同意,被破坏的环境应当得到修复。但修复被工业破坏了的环境非常昂贵。那需要我们每个生产和消费了廉价工业品的公民交更多的税,而且恢复环境的努力在本质上不是市场行为,不可能靠市场机制自动完成。那需要坚强、有效、廉洁的领导集团才可能落实修复环境的政策。

上述三大问题是我们这代人遗留下来的。为了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建设成就,为了那巨大的财富,我们这代人建设了市场体系,或多或少支持并参与了拆掉医疗、教育、住房、收入的平等。但是我们不应给下一代人留下一个分裂的社会,被严重破坏了的自然环境,特别是质量严重下滑的执政党。

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第四个30年之前,我想先讲个道理,或许有助于理解现实世界以及我们的追求。

“人之道”与“天之道”:物质欲望与精神文明

驱动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是什么?是物欲,物欲是人的“本能”。人的本能可以分成贪婪和求知两种。人的贪婪没限度,对财富永不知足。人的求知欲没限度,知道得越多就觉得越少。人的“本能”远比兽性强烈,强烈到可以轻易摧毁人类自身——比如发明和制造了原子弹。若人类仅有物欲本能,就会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而陷入杀、偷、抢、骗,遗弃老弱病残,很快毁灭。但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人除了有“本能”还有与本能反向的“人性”。人性平衡人的本能,让人类长久生存。

什么是人性?为人类彻底平等的未来后世,限制乃至牺牲现世的物欲,就是人性。如果我们把人类创造的财富称为“物质文明”,人性就是道德情操,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文明”。市场经济学家经常说限制这个或那个不符合“人性”,其实他们指的是人的本能,而非人性。所以我们把自私残忍的行为称为“没人性”。

自文明的曙光诞生以来,本能与人性之间始终在博弈。电影“少年派漂流记”讲一个印度少年与一只老虎同船在大海上漂流,生动地描述了本能与人性的博弈。自出现财产私有制后,越来越深重的不平等一直困扰人类。物欲的本能创造了越来越富足的物质生活,也制造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分裂;而人们同时向往平等,向往社会平等团结亲如一家的未来。

从本能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似乎始终是(物质)需求与供给(短缺)的矛盾。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资本主义市场创造了空前庞大的财富,也创造了空前强烈的财富短缺感。因此,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根本问题是物质生产越丰裕,人们的短缺感越强烈。他的这个判断显然符合我们最近三十年的感受。

为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描绘了一个彻底平等、彻底自由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基于私产的家庭,没有固定分工,也没有法律和国家机器;人们以劳动为第一需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有充分闲暇享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马克思不是第一个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描述过类似的“理想国”。与柏拉图同时代的中国孔子也描述过人类彻底平等的理想。《礼记·大同篇》这样记述孔夫子以“大同”著名的共产主义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些认识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再说宗教。对平等的渴望是宗教得以被广泛信仰的基础。现世是不平等、苦难的,但佛耶穆三大宗教都许诺现世的苦难能换到来世平等。死后与神同在是平等,苦修成道是平等,报应轮回也是平等。共产主义者批评宗教是麻痹民众斗争精神的鸦片,认为平等不应是来世的许诺,而应是在现世对不平等进行不懈斗争而取得的社会进步。但佛耶穆三大宗教追求人性和道德情操,体现了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具体的宗教不会永恒,但精神文明永恒。

共产党人唯物,却有精神信仰,即对人类进步、最终彻底平等的信念。到目前为止,精神文明在逻辑上最完美的表达是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共产党人的信仰代表进步和先进。从“小康”到“大同”的中国传统思想也有这样的先进性。小康是一个私有社会,但又是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平等的社会,社会至上。而且小康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还要继续进步到“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这里的“为”读二声,意思是“归属于”。“天下为公”即普天之下的人和物都不属“私”,人们相亲相爱不分彼此。这是中国古典思想的先进性。 

建国时,共产党只有几百万人,党员是“百里挑一”。如要保持“先锋队”性质,党员数量大概不应超过2%。当中共党员不应是为了执政,不是为脱离百姓当官发财,而是为扎根普通百姓中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生活的居民社区服务。

中国的文化体系确实很特殊。中国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应对中国式的不平等,即从“小康”到“大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西式理论体系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中国人而言,中式的理论简单、亲民,不太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但就“以社会平等求社会团结”的社会主义目标而言,中西理论体系是相通甚至相同的。

“小康”是中华的古典思想,即力图在人的物欲本能和人性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不走极端。希腊、罗马是高度解放物欲的社会,而中世纪又是激进精神主义、压抑一切物欲本能的社会,被再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黑暗时代”。当今,西方的民众觉得资本主义物欲太过分,主流历史学家就开始为中世纪平反,说中世纪不是黑暗时代,民主、法治都源于中世纪。他们在极端的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之间来回摇摆,在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走极端。反观中国历史,取中庸之道,没有这么明显的文明断裂,而是绵延不绝。今天欧美的左翼平民主义、右翼平民主义、左翼精英主义、右翼精英主义打成了一锅粥,到处是“黑天鹅”,政治风向和前途越来越难预测。而今的中国成为政治取向可预见的、走得比较平稳的唯一大国。

2500年前的老子著述了《道德经》。他讲:“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即人的本能就是让赢家通吃。他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法自然,国家要设法让赢家补贴输家就是大自然持续之道,即天道。天道符合我们在前面反复提到的“人性”。天道不可违,违背天道人类就没法持续生存。所以,老子告诫一切治国理政的人要“损有余而奉天下”,让天下苍生太平有序。这就是小康社会比较平等、均富的道理,是动态平衡的道理。人的本能需要人性来平衡,物欲要用精神文明来平衡。

我将用这个“损有余而奉天下”的思想解释中国共产党第四个三十年的新任务。

第四个三十年:“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个30年里,我们期待“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会。

全球化时代的“天下”不仅有我们中国,还包括整个世界、全人类。中国一直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禁运,武器禁运,而且他们拒绝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说可以不顾“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随意给中国出口产品施加惩罚性高关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所谓“国际社会”的责任,为西方国家俱乐部惹出的麻烦承担责任,却不发给我国俱乐部会员证。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我们中国仍愿以身作则,号召全世界为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做贡献,损有余而奉天下。中国带头支撑世界可持续的繁荣与和平,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呼吁建设互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道义立场和先进的世界观与美国地产商总统以邻为壑,赢家通吃的企图形成了鲜明对比,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然而,中国毕竟还不很富裕,也还是个落后国家。在72亿世界总人口中,中国占了13-14亿。所以,中国办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就会成为广大欠发达国家的典范。

针对我们在第二节提出的三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创人民共和国的新时代,在新的三十年里要办成三件大事,从严治党、实现共同富裕、恢复自然环境。

 

    从严治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看从严治党,我们能批评这个还没解决,那个做法不令人信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严治党仅四年就取得了明显成就。总书记说“久久为功”,甚至“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我们党就是要成为一个谦虚、谨慎、廉洁自律的党,一个重新融入百姓生活里的党。

如果我们定下这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二十年后的共产党将面貌一新,会与现在很不一样。那时的舞台上是你们这代人那将是你们持续努力的结果。在市场的时代执政,拒绝财富的诱惑和权力的傲慢非常难。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持不懈地做,挖山不止,就一定能做成。

怎么做?除了现在对违反党纪的严厉惩罚,我们还需要一步步恢复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把支部建在每个居民区里,把居民们组织起来,互帮互助,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就像我党在电视广告上说的,“中国共产党就在你身边”。

现代城市居民区里的“小事”早已不是满足人们吃穿住行的基本生存要求了,而是关于诸如喂养宠物、商住混合、噪音扰民、垃圾处理、违章建筑、乱停车等各种纠纷,还有送小孩上学需要合作拼车,还有老人们需要有人帮买菜做饭、陪伴说说话,以及临终需要有医院接纳,等等,等等。党组织和党员们要关心群众生活的“小事”,与自己居住的每个社区的群众同甘共苦,动员和组织居民齐心解决这些“小事”,并调动基层派出所、居委会、城管、街道等政府资源都来支持党组织解决居民们的困难。这关系着我党能否得“民心”,是党的声望和生命力的源泉。如果能做到这些,共产党就能恢复与广大百姓的血肉联系,就会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权力和权利。这是中华“以民为本”的悠久道统。

“损有余而奉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念。共产党人信奉的是共产主义,那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大量释放人类本能的市场时代,党员特别需要恢复和不断重温对未来大同社会的信仰。首先,先进的信仰是这个庞大政治组织先进性、进步性的必要。其次,信仰体现党员个人的先进性,因为信仰也是一种个人修养。共产党人的修养凝聚在毛泽东的三篇文章里,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第一篇是《为人民服务》,第二篇是《纪念白求恩》,第三篇是《愚公移山》。信仰还是一种个人情怀,共产党人的情怀。党员不是教士,不是和尚尼姑,党员有私产,有配偶和孩子。但在困难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在需要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利益的时候,共产党人应比其他人更能站出来,更肯做出牺牲。

 

   共同富裕

市场机制是中国创造财富的工具,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共享的小康,是社会主义。以市场为工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平衡本能和人性,我们走得比较平稳,前途是光明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分配经济要素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接下来的四中全会要建设成熟的法治,为市场机制保驾护航。对此,国内外不少人认为中国没有社会主义,而是亲商、亲精英、亲市场、亲资本主义。建设市场机制并不容易,在建设市场机制的时代当然强调市场的作用。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的努力已经不太为公众所知,被流行于新闻界的价值观过滤掉了。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里,我们先看到的是地区差距迅速扩大。孔雀东南飞,西南、西北收入直线下降,问题日渐严重。但在最近十年里,我国用很大力度进行“转移支付”,用今天的价值算大概近百万亿元,占我国同期财政收入一半。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财富转移。如果你来自大西北或大西南,家乡的县城和地级市也和内地一样有了发达的基础设施。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的区域差距已经在明显缩小。那么,做这种事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市场加法治?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里,我们还看到了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扩大到“三农”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但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推行了医疗保障全覆盖,占我国半数以上人口的农村人也被纳入了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将近十四亿人口纳入国家医保体系是非常难的事,发达国家总共十亿人口也没能实现医疗保障体系全覆盖。尽管我国的农村医保水平还很低,但正在年年提高,报销率已达80%以上。虽然看病自付的绝对额还在提升,但那是因为控制看病成本的手段还落后。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还实施了牧民定居工程、贫困地区移民工程,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仅这三项就建造了五千万套以上的住房,让至少一亿五千万穷人住上了新房。这是半个美国人口的规模。我国用水泥和沥青“硬化”了通往几乎所有村庄的道路,而且目前还正在执行耗资巨大的、在乡村消灭绝对贫困的五年计划。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城乡差距在迅速缩小。

然而,我国国民收入的不平等还在迅速扩大,而且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我国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穷国,8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5万美元的人均收入差距还很大。我们只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依靠开放的市场机制来积聚财富。我们靠市场机制解决“寡”的问题,靠社会主义解决“不均”的问题。这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市场经济平衡精英与平民的需求,所以我国的路走得比其他大国稳健。

和谐共享、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我们期待着,在未来三十年,你们这代人能坚持走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继续创造财富的同时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让改革开放之初我党“先富带后富”的许诺成为现实,发扬光大中华大家庭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优秀传统。

 

   恢复自然环境

我们用三十年血汗才建成了“世界工厂”,却也成了“世界烟囱”。治理污染,关掉污染环境的工厂,恢复青山绿水蓝天,要付很高的代价。世间没有无代价的成就。我党反腐倡廉的代价也很高,但代价高我们也还是下决心要做这件事,要为以往的成就还欠账。

为应对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三大新问题,我们的新时期有三大新任务。第一个是“从严治党”。第二个是建设“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和谐小康社会。第三个是恢复制造业大发展时破坏了的自然环境。如果未来一代人三十来年里能完成这三大任务,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富裕、平等、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世人羡慕的先进国家。

看到缺点和错误是很容易的。但知识由经验和教训两方面组成,有知识的人不仅能看到缺点和错误,还能看到正确的、需要坚持做下去的事。而且,人类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希望和信念。对人类而言,信念是个好东西。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华民族不会倒在复兴的门槛边上。

 

(编辑  季节)


[1]2016127日至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编者的话:

    30多年前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生活。但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作为低收益产业的弱点逐渐突显。分散经营、缺乏协作的小农户,面对高度市场化、规模化的二三产业,处于弱势地位。

  近20多年来,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改变了我国城乡人口比例。随之而来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在城市中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创造条件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广大农村“人走,地荒,村空”,农村社会治理涣散,农业处于困局。

  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反哺农业”的方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和各项税费,不断加大支农投入。中央出台了多项有关三农的政策:耕地承包权长期不变,鼓励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推进西部贫困地区农村脱贫攻坚,等等。

  农村改革的原则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长期以来,农村工作中重视“分”而忽视“统”,广大地区的集体经济或者被削弱,或者垮台。没有集体经济的基础,农村基层组织处于涣散无力状态。取消农业税费后,乡村行政机构得不到制度性的资金保障,负债严重。由于基层政权组织权能缺失,市场化缺乏社会公正与社会秩序的制约,造成支农项目资金使用缺乏效率,政府支持建设的基础设施缺乏维护,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难实现“强帮弱”的初衷。

  凡此种种说明,面对新时期和新的特点,农村深化改革需要重新重视“统”的一面,要重视加强农村基层建设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我们在基层调研中不断听到强烈的呼声。

  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指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之后,要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2014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次深改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一农村深化改革的原则。

  201612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示“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并规定集体资产股份的有偿退出和农户承包土地的流转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以保障集体所有性质。

  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

  许多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长期坚持田野调研,深入农村,参与乡村建设,指导和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各地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坚持合作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带领全村共同致富的典型。我们向带领农民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基层干部和骨干表示敬意。

 

  201722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19位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农村基层干部,就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问题进行了座谈。本刊将连续刊发到会部分同志发言的摘要。

  到会专家有(按姓氏笔划):王东宾、王宏甲、吕新雨、严海蓉、杨团、何平、张宇、周萍、周建明、周春光、郑冰、郑理坚、贺雪峰、徐俊忠、徐祥临、崔之元、智广俊、温铁军、潘维。

 

目前农村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青壮年流失,土地抛荒,社会涣散

当前农村问题在“三农”中比较突出,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比,越来越显得滞后和边缘化。

  农民大规模进城打工,农村空心化。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儿童。王东宾*说,张家口地区有的三四百户人家的村庄,这几年只剩下了一二十户,留在村里的老人生存困难,要合并村庄,建养老院,组织土地复垦。

  土地被不同程度抛荒。如贵州湖南一些山区,抛荒地已飞籽成林;内蒙乌盟一些多年弃耕的土地,政府种了防护林。一般认为承包地确权有利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和集中种植,但基层干部普遍反映,承包地确权后,农民反而不愿意流转,因为他们认为土地确了权就是自己的了,转租出去可能要不回来,所以宁可抛荒。

  基层治理涣散,社会失序。集体经济分散后,村干部说话没人听,无钱办事、无人办事、无章理事。青壮年长期在外,家庭破碎,带来种种社会问题。集体合作观念淡漠,私有观念膨胀,精神生活贫乏,大操大办成风。歪风邪气抬头,赌博成风,宗教迷信活动扩张。

  劳动力流失导致人才缺乏,影响基层干部的选拔。很多村基层组织基本靠50-60多岁的人维持,组织管理能力不足。由于基层民主水平所限,村里留下的能人很容易成为寡头式人物,把持村集体经济。

    农民打工难致富,贫富分化加剧

  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面前,农村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营模式呈现高风险和低收入的状态。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45%,而农业增加值只占GDP的8%,农民收入的提高大部分来自二三产的就业,进城打工。但遇到家人大病、工伤、孩子上学等等情况,就只好举债,据调查,农户平均负债率达到30%,打工难以致富。农村贫富分化加剧。

    集体组织瘫痪,国家支农扶贫政策缺少依托

  周春光*说,由于农村集体组织作用的缺失,国家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与社会公正性降低了。如国家对农村的土地道路综合治理有大量投入,搞了不少工程,但工程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参与竞标的施工企业的“工程资质”水分大,普遍存在幕后交易,工程层层转包、偷工减料,严重影响工程质量。当今市场经济,工程建筑领域长期存在管理缺失、有章不循和腐败问题,这和计划经济时期严格管理、群众监督的情况很不同。

  在靠近城市的农村,因城市和工业交通建设发生的土地性质用途的变化,马上引起土地价值的变化。农地征用补偿费随周边地价提高,形成超级地租。超级地租收益引起农村内部的矛盾。能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实现合理分配,取决于村集体组织的把控能力。很多情况下,这部分利益归了承包户,造成贫富不均。   

到了认真落实“二次飞跃”的时候了

  农村改革的原则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写进宪法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不是纯粹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分”。但多年来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凝聚形成共识,是否还要坚持集体经济,即“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今天农村问题更加突出,而且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统”的问题已经不仅是“三农”问题,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

是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1990年说,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1]  27年过去了,如何落实小平同志关于“第二次飞跃”已迫在眉睫。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和思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给广大农村工作者很大鼓舞。但新农村建设为谁建、谁来建、怎么建的问题,理论界始终存在不同认识,还缺乏完整的判断和思路。

近几年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一直特别注意并强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问题。习总书记在第七次深改小组会议提出“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原则。2016年中办、国办发的关于脱贫攻坚的文件,规定贫困村必须要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够摘帽。但在具体工作中,县乡村领导都感到发展集体经济困难重重,而且不是“硬指标”,没有认识到其必要性。在具体工作中还是强调“分”的一面。

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状态

  据农业部数据,到2015年底,全国有58万个行政村,其中没有集体经济的占50%,有集体经济、经营收入低于5万元的占30%5万到20万之间大约为10%20万以上的在10%左右。

  目前全国58万个行政村中,土地没有分到户、集体经营的大概有2万个村。“分田到户”后能够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领导集体的强弱,甚至是主要带头人的个人能力和水平。

  贺雪峰*认为,2万个保持土地集体统一经营的,主要是两种情况:

  第一是城中村、城郊村和发达地区的一些村庄。这些村庄占2万个村的绝大部分。这也是今天中国最富的村,其集体收入基本来自土地厂房(或矿产资源)租金,收入稳定,本质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超级地租,与经营能力没有关系。由于土地已非农化,地也没法分,主要问题是土地收益分到谁手里。(这也是2016.12.26文件重点强调的那部分村。)

  第二是“明星村”,像华西村、南街村,集体统一经营,发展二,三产业。这些村的总数不超过1000个(周建明:坚持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有70001万个行政村,以及河北晋州周家庄乡、西藏双湖县嘎措乡)。这些村较好地实现了共同富裕,公共建设、环境整治、基层治理和群众性文化活动都走在前列。有人认为,这些村能够长期坚持并很好地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要求带头人和领导班子有很强的能力和水平,在当前政策大环境下很难复制。一般农村要办集体企业搞二三产,主要困难是组织成本高,收益不确定,不容易取得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主动负起组织农民的责任,探索新形势下的合作化路子,出现了一批各有特点的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到会专家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生动案例。

    村两委组织村民,发挥集体优势,重走合作化道路

  作家王宏甲*介绍了贵州安顺市塘约村,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带领全体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情况。王宏甲说,塘约在遭到百年不遇的洪灾时,只有党支部能出面组织群众,进行集体抗灾。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只要党支部没垮,就是基层治理名正言顺的组织者。组织起来,使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村两委动员村民将土地入股合作社,集中种植,发展多种经营和三产。村民收入的增加吸引了大多数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乡。短短两年,村民人均收入从4000元增加到1万元。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会议时,特意提到《塘约道路》一文,称赞塘约村是新时期的大寨。

  塘约村的变化说明,要摆脱贫困,一定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越是贫困地区,这一需要就越迫切。组织起来的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放任农村土地走向私有制。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阵地,是避免农村两极分化的制度性保障。社会主义的集体制度,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制度优势和精神财富。  

  由村党支部出面重新组织农民合作的情况,在各地都有类似情况。

  何平*介绍,改革以来,山西过去全国闻名的典型村逐渐被淡忘,但还有几个村没有分田,坚持走集体道路,现在成了全国闻名的富裕村。这里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的,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的大学生甚至国家干部。

    周建明*说,山东德州的宁津县,由县委组织部推动部分村的党支部带头,整村流转农民的土地成立合作社,集体耕种。土地面积增加了10%,增产部分50%分红,50%作为集体经济收益。青海海西州天峻县牧区的梅陇村也是整村搞了合作社。

  郑理坚*介绍了他在浙江缙云县好溪村带领本村推行发展民俗旅游经济的情况。村里动员村民将土地流转回集体,村委统一规划,改造村民旧房,统一建设新居。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新村建设,再用成本价配售给村民,并可还请所有贷款,村集体经济也由弱转强。他的切身体会是,农村建设和发展集体经济,带头人很重要,村长、书记一定要“和”,班子如果不“和”,外部条件再好也没用。

  这些坚持集体经营的村庄,经济发展和社会面貌都强于当地其他农村。但是对他们的经验,还没有从发展道路的高度来予以总结。

  何平说,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不依靠基层组织不行。有人说应该靠老板、靠能人,先富带后富。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靠不住的。山西煤老板全国有名,他们挥金如土,给山西带来的灾难也是最大的。山西两极分化也是相当严重的。

    综合农协模式

  山西永济市蒲韩联合社理事长郑冰,介绍了她们联合社的发展历程和经验。联合社包括蒲州、韩阳两乡镇42村的3800户社员,耕种7万亩地。她们根据农村特点,从组织技术培训、跳舞、搞环境卫生起步,逐步团结了100多人的骨干队伍,依靠他们联系群众,拓展了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综合服务业务。如组织统一购销,信贷互助,养老和幼儿教育等。

  杨团*认为,农村要发展双层经营模式,稳步发展集体经济,首先要解决靠谁做、怎么做的问题。中央提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蒲韩联合社是一个非行政性的集体组织,它的组合有自己的特点,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团队,其骨干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愿,有一套管理和指导系统。它的实践超过了日韩台综合农协,提供了很多可讨论和借鉴的经验。

  中发(201511号文件指出,基层乡镇供销社的改革要姓农、为农、务农,密切联系群众,把政府和农民连起来。可以把基层供销社这个平台激活,发挥它服务农业生产和流通的功能。供销社系统本来就是扎根基层、为农民服务的流通组织,可以发展成为联系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平台。

    国企通过信托方式流转土地,规模经营,惠及农民

周萍*介绍了中信信托利用信托这个金融工具,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中信之所以做土地信托,是出于对农村现存问题的关切。当前农民进城导致土地撂荒严重,农村劳动力不足,耕作粗放;个体农民在购销环节受大公司压榨,融资成本过高。

作为国有企业,中信信托有责任服务三农。具体做法,是与当地合作,村乡组织出面将村民承包地经营权集中,再信托给中信信托,由中信信托委托专业农业企业进行集中种植。这样就可以可增加耕种面积,进行科学种植,规范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提高产品品质和价值。在购销、深加工环节和融资方面则发挥了信托的优势功能。

  周萍介绍,做土地流转信托的6年期间,信托项目始终没有赢利,如果不是一个有情怀的公司,就不可能选择这样长期的投入项目并坚持下来。我们对未来是有信心的。  

谁来组织发展现代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适度规模种植和多种经营,客观上要求在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和协作,注入资金和技术。

    公司加农户还是农民合作

  严海蓉*在东北某县调研,分析了两个不同模式的土地连片种粮的村的案例,对比了这两种模式的效果。

  例一:村委组织农民将土地流转连片,回归集体种植,集体经营、集体销售。村委决策透明,从购种到生产销售各环节都要经过村民代表会议。村里老百姓也把社里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当然,这对村干部的要求很高。村干部基本是无私奉献,除上级给过一次性奖励之外,村干部没有额外收入。

  例二:村和公司合作。公司一次性租走农民的土地,少数村民成为公司雇员拿工资,村委不再是代表和公司谈判的一方,成了名为“社”其实是公司内的管理人员,为公司服务。经营情况也不透明。村民和公司不是一条心,公司面对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必然超出预期。

  小农户在大市场里是难以生存的,必须组织起来。但是谁来组织?如果是公司出头组织,这样的现代公司化的结构适合农村稳定发展吗?可以预见,农民跟公司利益的矛盾将激化,村社的治理成本非常高。

  贺雪峰认为,这几年很多地方为推动土地流转,鼓励资本下乡。但资本下去搞种植业几乎都亏本。农村怎样适应适度规模种植的要求?现在还在农村种田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没办法进城的老人,二是父母年龄太大需要照顾、无法进城的中年人,这些人可称为“中农”。他把进城的人的地流转过来,形成30-50亩规模的种植户,适当进行引导就可以实现。在农村空心化的情况下,要保障留在农村的人有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是保底问题。

 

    专业合作社还是村社合一的合作社

  周建明说,自2007年“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到201611月,全国注册的合作社已有177.4万家,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40%。但其中相当部分有名无实,运行中的专业合作社基本都是“强强联合”。

    王宏甲说,贵州一些基层干部反思说,上面给扶贫资金时,说不能“洒胡椒粉”,要村里领头人办专业合作社做项目。办出了成绩,就能争取到下一次扶贫资金。搞产业要靠能人,能人要找能人合作,不能照顾所有群众,只是“强强联合”。多年延续下来,一些扶贫资金在贫困村制造了新的贫富差距。这是扶贫还是帮富?

    习主席讲要精准扶贫,塘约村这个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宗旨是“强弱联合”,这和专业合作社是两个概念。塘约村的路子要复制推广,一些专业性合作社会成为阻力,因为它的领头人80%是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也叫深化改革。

集体经济模式:村社合一还是综合农协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明确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再度强调农村改革“统分结合”这一基本原则。正反两方面实践说明,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发展集体经济要和基层组织建设结合

  周建明认为,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应该是集体经济,政治形式应该是在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把握好村民自治的方向。按照我国的国情和基本制度,不能忽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在军队将支部建在连上,在农村是支部建在村上。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也是未来组织化的基本保证。只要注重实践,让党支部起作用,在村社合一的情况下,一定会把发展经济和社会责任共同承担起来。

  基层的同志说,农村基层组织负的责任最大、最多。精准扶贫,从省到市、县、乡、村,一级级压下去,村里要钱没钱,要权没权,怎么发挥作用?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必须依靠集体经济。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

  温铁军*认为,发展现代农业要一二三产并举。单纯的农业领域不会有收益。发展农业合作,一定要有额外收益才能支付组织成本。中央(20171号文件,除了强调一二三产融合,也强调发展绿色生产方式。这个发展战略必须有一个载体或基础才能落实。靠单家独户、靠私人企业不可能落实。

  潘维*说,现在我们的社会自私自利成风,非常需要重新提倡集体主义。但没有集体哪来的集体主义?共产党要负起组织集体的责任。执政权就是组织权,党如果放弃在基层组织人民的权力,就没有了执政的根基。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不是走“回头路”?有人认为,我们有必要对前30年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有些人片面夸大集体经济的缺陷,甚至把公有制妖魔化,我们不能盲目跟着错误舆论跑。要营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舆论氛围。

  现在成功的集体经济,基本经验是集体所有,多种经营。中央提出“三业融合”非常重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把在地产业链延伸出来,大有可为。

    集体化是否会导致腐败?基层同志认为,首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整体状况要有正确的估计,多数干部是忠于职守、勤恳奉献的。防止腐败的关键在治理,不能都算到体制的头上。塘约的经验是“党管全村,农民管党员”。党要置于大家的监督之下。很重要的问题是怎么管好干部和党员。农村工作要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当然,强调农民主体不能忽视引导群众,要批评纠正群众中的落后因素,这里的张力要把握好。

    发展集体经济的困难和机遇

  我们看到,目前条件下,动员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仍存在不少困难。

  第一,多年来在指导思想上以“分”为主,不支持合作化方向。30年来的趋势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置,农民普遍持土地私有化预期。村集体对土地的处置权和受益权如果被架空,就会失去重新构建集体所有权的条件。

  第二,农村基层组织涣散,缺乏资源,干部队伍能力不足。恢复农村基层组织的活力,需要诸多政策条件。大环境不变,基层很难自发形成合作化潮流。  

  第三,农村劳动力外流、人才外流、资金外流。当今农业的危困局面和农村空壳化是市场作用的必然结果。王东宾说,有素质有能力的青壮年离开农村,是扶持集体经济最大的困难。有人指出,像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郑冰她们从组织妇女跳广场舞开始,逐步进入集体生产发展,就是从当下农村的切身需要入手,比较现实。

  从有利的一面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提出了方向和原则,中央政策是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的。早在2005年,中央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战略,多年来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近11年国家支持三农的资金投入达十几万亿,已形成公路通村,农村面貌有了根本性变化。中央文件强调,发展现代农业要一二三产并举,强调发展绿色生产方式。这是根本性的战略性转移。这个发展战略必须有一个载体或基础才能落实,靠单家独户、靠私人企业不可能落实。

  近些年中央加大了扶贫力度,而只有发挥村党支部的作用才能落实到真正应该扶助的人的身上,实现精准扶贫。集体经济的“强弱联合”机制应该是消除贫困的根本之策。

    怎样看综合农协

  吕新雨*提出,山西蒲韩经验怎样具有可持续性,其工作模式的内在生命力问题很关键。现在电商崛起,合作社的统购统销是否还能支持,这也需要时间考验。

  徐俊忠*提出,台湾地区的农会,以产销办、信用部等方式,解决了农村发展中的很多问题,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吸取。但通过对他们实际运作的考察,它的内部有不少缺陷和问题。它有乡土社会中好的和不好的东西,在权力结构的运作中,资本势力,甚至黑社会势力起了不小的作用,如涉农资金被用于参与新农协的竞选。因村社分开,多头治农,资金使用效益很差。我们应该可以依托自己的政治优势,创造一个超越台湾的农业发展模式。

  潘维认为,蒲韩联合社经验很成功,很有价值。但从另一面看,政府花了那么多钱支农,是不是一定要非政府组织来帮助恢复农村组织?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党员有义务为贯彻党的政治目标奋斗。组织人民应该是共产党员的本分和责任,而不仅仅是交党费。组织社会是执政者最重要、最根本的职责和权力。今天农村社会管理空白,宗教势力、黑社会势力有蔓延的趋势,等他们取代了你,就来不及了。

    农村集体经济的根基:土地集体所有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坚持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思想。徐祥临*认为,农业总是不断有新生劳动力参加进来,老的劳动力要退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使新生劳动力平等地、无成本地进入农业生产,种地的人不用给不种地的土地所有者付地租。而在土地私有制下,必然出现土地占有和收益不平等的情况。这一生产关系在人民公社时得到典型的体现。但在当时统一经营的体制下农民缺乏积极性,所以改革开放后推行大包干。能够减轻大包干的负面效果的,就是集体统一经营的部分。实力较强的村或依靠集体土地获得地租收入,集体企业经营收入也包含部分集体土地的租金收入,为农民共享。所以共产党领导农民走集体经济道路,实现了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利益的统一。

耕者有其田,是我们社会的基本的道义所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其基本的制度保证。潘维认为,如果农民只能当农民工被雇佣,除了出卖劳动力啥都没有了,我们的社会就完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剥夺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政策建议

    及早筹划三轮土地承包办法[2]

  智广俊*建议,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后,承包地收回集体,重新决定生产经营模式。可以把土地全部发包、继续分田到户,可以租赁,也可以办合作社,多种形式。但是要保证:(1)土地属于集体;(2)具体办法由村民自己决定。如果有人离开,他的土地留在村里,分给贫困户就够他生活,就不存在贫困户了。现在一个村两三千亩地,三五个人就可以种。这样农村的许多问题,包括扶贫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宪法规定的,而村集体的事应该由村民民主自主决定。

  贺雪峰建议:(1)第三轮土地承包,让村级留10%-20%的机动地。土地承包费是透明的,不易做手脚,但村组织有了这点收入可以做很多事情。(2)给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力。这不仅能给种地的农民解决有地种保底的问题,也为村级组织组织合作社的工作空间。

    给基层选择权,多种形式发展集体经济

  何平说,联产承包制开始实行时,只规定土地由农户自己经营;但到后来,对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承包期、承包费等,由全国统一规定。有些办法可能适合于北方但不适合于南方,适合平原但不适合山区,甚至适合这个村不适合那个村。要给基层自主选择的权利。

    徐祥临说,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高招,要尊重农民的选择。有了基本的制度设计,各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具体的模式,可以内容丰富,模式多样。

  有的行政村太大,可以恢复自然村的基础作用,人数少容易组织,也容易发扬民主。广东清远将试点土地所有权下移到村民组(原生产队),行政村和村民组之间厘清产权,村民组一般是几十户,统分结合的具体办法、包括承包期都由村民自主讨论决定,集体经济马上就起来了。乡干部下来主要工作是监督集体承包费的使用是否合理。

  另一方面,供销社组织可以跨三五个乡,发挥全国的供销社系统。可以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组织人民要有不同层次,同时有经济、政治、社会的综合性功能。

    组织建设要重视从基层选拔干部

  周春光认为,要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干部的任用,应该重视从农村摔打出来的优秀干部中选拔。现在强调从大学生中招考公务员,他们缺乏实践经验。基层乡镇的问题是很具体的,从学校门直接进领导机关,面对实际问题不会处理,往往不如土生土长的干部。我们的用人导向,应该重视基层的锻炼,理论和实践结合。

    将国家支农投入产权化,壮大公有制实力

  国家对农村的各种支持,比如说国家出资建设的基础设施、扶贫资金等,可以把它产权化,变成国家对集体的投入,加入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例如中央支持的扶贫资金,可以成规模投入、整村推进,同时要求农民每户入股,组成资金互助社。这样既激活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也能支付组织成本,事情才能做得成。

  又如国家投资的农村道路和水渠,如果缺乏维修很快就会损坏。如果在基层找不到承接这些公共投资的载体,不仅投资效益极低,而且国家资产得不到维护,甚至被私人占有。这部分资产应该用于支持农村基层建设和加强集体经济。庞大的投入,只要方向调整,就会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将来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应该是集体资产加国家资产,包括公共设施、土地收益中的超级地租部分。把它量化成国家的投入。国家力量增长之后,逐步帮助农村加大这部分资产。

 

(编辑  苏歌)


*王东宾,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北大经院—张家口金融协同创新基地副主任。

*周春光,浙江缙云县东渡镇退休干部,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副院长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355页。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王宏甲,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何平,山西代县县委党校副校长。

*周建明,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郑理坚,浙江缙云县好溪村党支部书记。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周萍,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实验室部门负责人,中国国际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执行站长。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

*徐俊忠,广州大学副校长、现代哲学杂志主编。

* 徐祥临,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国副主任。

[2] 参见本期汪晖委员提案。

* 智广俊,内蒙古卓资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内蒙自治区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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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实现强国的核心目标

什么是综合国力?我们将综合国力定义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综合的、实际的能力,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①]为什么要将综合国力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是中国领导人的核心目标,即“强国目标”,但是到底什么是强国?如何界定它的内涵?如何进行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对此并没有十分清晰的量化目标。

对国内而言,“发展就是硬道理”;对国际而言,“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也是硬道理”。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报告还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②]这是在世界大国中首次将综合国力作为强国目标。确立了国家发展三大战略目标,其中增强综合国力就成为非常明确的“强国目标”,并将一以贯之地不断追求和实现这一目标。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还明确提出:“前十年要全面完成‘十五’计划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大台阶,为后十年的更大发展打好基础。”[③]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评价过去十年工作时使用了“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④]

由此可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始终把提高综合国力视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同时又视为评价国家发展绩效的重要核心指标,而实现这些目标又采取了“台阶论”的路线图,即每隔5年(指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上一个大台阶,特别是中国综合国力及9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都是每隔五年上一个大台阶,经过25年(指1990-2015年),先是全面追赶美国,后是全面超越美国。

在分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综合国力及其相对地位变化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实现强国的核心目标,也是判断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第二部分重点分析2000-2015年期间,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以及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预测了到2020年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大国兴衰始终是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规律,它作用于各大国政治经济等不平衡性规律,突出表现为它们的国家战略性资源发展的不平衡性,更表现为它们的综合国力的不平衡性。

众所周知,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对中国而言,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重中之重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与G20国家集团建立多元化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天时、地利、国和”。

我们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一是进入21世纪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哪些大国崛起或迅速崛起?哪些大国衰落或迅速衰落?二是对中国而言,在它迅速崛起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战略机遇?三是中国如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如何在南北国家中起桥梁作用,发挥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

(一)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大国经济等不平衡性更加明显,“实力才是硬道理”。这个实力不仅是经济实力,也包括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综合国力。

我们将综合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之行动追求其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国家战略性资源是其核心组成因素和物质基础” 。所谓“国家战略性资源”,是指一个国家实现本国战略目标所可以利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关键性资源,它们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种战略性资源的能力,也集中反映在一国的综合国力上。实际上,综合国力就是主要国家战略性资源的有效组合,为充分动员和有效利用来实现该国战略目标(体系)。我们所称的综合国力就是各类国家战略性资源之总和。[⑤]

综合国力包括9大类国家战略性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能源资源、资本资源、科技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信息资源;由9大资源构成综合国力方程,其中经济资源是核心资源,为此,我们将其权重赋予0.2,其他资源赋予0.1;该方法使用了混合指标,价值量(有7个)与实物量指标,价值量又包括汇率现价美元(有3个)与购买力平价(PPP)不变价格(2011年国际美元)(有4个);采用各类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的方法,进而计算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数据来源均采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便于可比较、可检验(见表1);样本时间为2000-2015年;2020年数据的预测方法是根据各国在过去5年在世界竞争中的表现(上升型或衰落型),由其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量进行推测,以便更好地反映不同类型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趋势。


?

表1? 国家战略资源及主要指标

资源类型

权重

指标

属性

各指标权重

数据来源

1.经济资源

0.2

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

流量

1.0

世界银行

2.人力资源

0.1

总人力资本a

存量

1.0

联合国Barro 和 Lee(2014)

3.能源资源

0.1

商业能源使用量

流量

1.0

世界银行

4.资本资源

0.1

国内投资(现价美元)

流量

1.0

世界银行

5.科技资源

0.1

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

科学论文发表数

R&D支出(PPP,2011年国际美元)

流量

流量

流量

0.33

0.33

0.3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

6.政府资源

0.1

中央财政支出(PPP,2011年国际美元)

流量

1.0

世界银行

7.军事资源

0.1

军事人员

存量

0.4

世界银行

军事支出(PPP,2011年国际美元)

流量

0.6

世界银行

8.国际资源

0.1

出口商品与服务(现价美元)

进口商品与服务(现价美元)

流量

流量

0.5

0.5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

9.信息资源

0.1

互联网用户

移动电话用户

存量

存量

0.5

0.5

世界电信组织

注:a. 总人力资本=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计算公式:综合国力=经济资源×0.2+(信息资源+科技资源+能源资源+资本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人力资源)×0.1,采用9指标的加权算法。


??? 国家竞争本质上就是不同国家的创新竞争。而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国家生命周期阶段上会有不同的创新动力和能力。上升型综合国力反映了国家创新力的不断上升,反之,下降型综合国力反映了国家创新力的不断下降,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一成不变的僵化的观点:发达国家总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总是落后的。殊不知无论是先进或落后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而是相对的、动态的。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发达国家因发达而成熟,也会因发达而老化,发展中国家因年轻而不足,却是朝气蓬勃。即使是在西方现代化的竞赛中,也总会有后来者居上。事实上,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确进入了严重老化的阶段,既体现为几百年的制度老化,决策机制的僵化,还体现在人口和劳动力的老化。更重要的是观念老化:不思进取,只图安逸,不愿贡献,只图索取,可以称之为“老化文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欧盟、美国和日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仅15年)就迅速衰落下来。

(二)中国历史机遇:天时地利与“国和”

进入21世纪,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了重大判断: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⑥]为此,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按不变价格计算,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2000年的4.24倍,提前实现了“GDP翻两番”的目标,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也上了一个大台阶,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由7.64%提高至17.19%,提高了9.55个百分点,进而带动各类国家战略性资源及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大幅度提高。

中国迅速崛起,突出表现为综合国力以及各类国家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就其本身正在创造良好的“天时地利”。

与历史任何时期相比,中国仍处在迅速崛起的黄金时期,并拥有长期的战略机遇期,不止是21世纪头20年,可能是头30年甚至头50年。我们称之为 “中国机遇”。

什么是“中国机遇”?怎样才能紧紧把握“中国机遇”,进而充分利用“中国机遇”?从国际视角看,G20综合国力呈现南方国家上升、北方国家下降的趋势,这就为中国创造了“天时、地利、国和”战略机遇期。

南方崛起是中国机遇,北方衰落也是中国机遇,这是“天时”机遇。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互动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特征。中国处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直接影响世界格局走向,中国往哪个方面靠,哪个方面就会得到提升。但总的来说,中国还是要向南方国家靠,主动顺应并推动南方国家崛起的发展态势,突出反映中国与G20南方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样,北方国家的衰落,更期待并需要中国机遇,无论是贸易机遇、投资机遇,还是技术创新机遇、绿色能源机遇,机遇与挑战并存,而机遇大于挑战;合作与竞争并存,但合作大于竞争。其突出反映是,中国与G20北方国家建立了各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还是G20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成为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交汇节点,它们之间的桥梁和渠道。

周边大国崛起是中国机遇,这是“地利”机遇。中国周边有五大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除了日本属于衰落型大国之外,其余都是属于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相互之间可以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合作大于竞争。目前,中国已经与俄罗斯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与印度建立起“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印度尼西亚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韩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周边五大国中已经有四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伙伴关系”,只有与日本一国关系得不到改善,但不影响整个“地利”大局。

中国特色大国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崛起的“国和”机遇。“国和”本质上是大国关系、大国之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大国外交之路,创造了遍布全球的大国伙伴关系网络,与世界绝大多数大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不针对第三国、不搞对抗,是平等关系,是对话关系,这使得中国成为目前世界各国中,拥有大国伙伴关系最多的国家,“和为贵”,成为中国崛起的“国和”机遇。

中国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这是创造和延长中国机遇的正确选择,也符合“得道者多助”的简单真理。这不同于美国搞的同盟关系,美国与盟国是盟主与“小伙伴”之间的关系,是单边主义,既不平等,更不包容。从历史上看,同盟国对美国既是盟友,也是包袱,常常是盟友“出钱出力”,为美国打仗,而美国是二次大战之后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每打一仗无论输赢,都背上了经济包袱、战争包袱、仇恨包袱,这也符合“失道者寡助”的简单真理。

中国崛起,美国衰落,这是中国机遇。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的大幅度上升(2000-2015年提高了10.57个百分点),美国大幅度下降(同期下降了6.44个百分点),也为中国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实力基础。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是美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国,还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中国与美国以及双边关系,这三大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对世界既可能产生极大的正外部性,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极大的负外部性,的确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假如在最坏的情况下中美发生对抗或冲突,这不仅不能阻止或中断中国的持续崛起,而且将加速美国衰落。因为两国处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更何况中国综合国力已相当于美国的1.38倍。因此,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创造“天时地利”的关键,也是创造“国和”的关键。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仅仅4年的时间里,共与15个国家建立了 16国次伙伴关系,平均每年4.0国次,超过以往时期,这些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递进向前的,不断加强合作和升级的(除日本),彰显了继承与开拓相结合的大国国际政治信用与中国自信。这既体现出中国崛起逐渐被世界认可,中国崛起的脚步更快,还体现出党中央更加主动地为中国崛起创造“天时”、“地利”与“国和”。

(三)主动作为:在挑战中提升全球领导力

世界潮流将中国推到时代的最前沿,毋庸置疑,中国在人类21世纪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⑦]正如亨利·基辛格提出的,“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拥有实力、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的国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国际体系,这几乎是一个自然定律。[⑧]

与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不同的是,中国高举共赢主义旗帜,既不是殖民主义也不是帝国主义,更不是霸权主义。中国相对欧美日等的综合国力优势将越来越明显,中国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将越来越紧密;中国对南方国家的引领作用将越来越凸显。为此,中国继续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不缺席”、“做到位”,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016年G20杭州峰会就是成功案例。总的来看,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方案,可概括为:南北方案,一国一策,利字当头,得道多助。

中美综合国力比较:从全面追赶到全面超越

??? 本研究通过定量测算中美综合国力,表明中美综合国力已经发生重要逆转,中国综合国力正在超过美国,在2000-2015年期间,中国9大类战略性资源中8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呈持续上升趋势,美国和中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2.27倍缩小到2015年的0.72倍,进一步,根据我们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1.75倍。从1900-2020年的120年中美综合国力国际竞争“持久战”分析,中美发展实质上是两种制度的竞争,反映了中美之间的国家创新竞争。

中美综合国力的变化奠定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力基础。中国的战略资源越来越丰富,战略优势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合作、竞争、避免冲突,我们的主动权越来越多,发展机遇越来越大,既要顺其大势,又要大有作为,既要积极争取,又要守住底线。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中美关系对全球有极大的外溢性、关联性,对世界而言,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一)中国综合国力赶上美国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综合国力赶上并超过了美国。这是最新的重大发现,既超乎美国方面(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历次报告的评估和预测,也超乎我们之前的跟踪性战略评估。[⑨]

我们是以综合国力作为分析中国和美国实力变化的框架,并作为评价中美关系的实力基础。在2000~2015年期间,从中国9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看,其中有8大类战略性资源占比呈持续上升趋势。升幅度最大的是资本资源,提高了24.98个百分点,其次是科技资源,提高了20.20个百分点,第三位是能源资源,提高了12.24个百分点,第四位是信息资源,提高了11.55个百分点,第五位是经济资源,提高了9.55个百分点,随后是国际资源,提高了7.68个百分点,政府资源提高了5.78个百分点,军事资源提高了2.89个百分点。只有人力资源先上升、后下降,人力资源占比于2010年达到高峰(为30.27%)而后降至为28.36%,但是仍比2000年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中国崛起不只是经济崛起,而是全面的崛起,中国主要指标(14个)占世界总量的上升,是全面上升,许多是大幅度上升。与此相反,美国的9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都是下降的,不只是经济资源(如GDP)比重下降。中国的崛打破了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垄断地位。

从中美9大类战略性资源比较来看,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差距都不同程度地大大缩小,甚至超过了美国。(见表2)

表2? 中美各类战略资源占世界比重(2000-2020)

单位:%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00-2015年变化量

经济资源

中国

7.64

10.06

13.95

17.19

21.17

9.55

美国

21.33

20.00

16.89

15.80

14.77

-5.35

美国/中国(倍)

2.79

1.99

1.21

0.92

0.70

?

人力资源

中国

27.04

29.26

30.27

28.36

26.60

1.32

美国

9.46

8.93

8.43

7.94

7.49

-1.52

美国/中国(倍)

0.35

0.31

0.28

0.28

0.28

?

能源资源

中国

10.68

16.40

20.42

22.92

25.74

12.24

美国

24.63

21.48

18.76

17.35

16.04

-7.28

美国/中国(倍)

2.31

1.31

0.92

0.76

0.62

?

资本资源

中国

5.31

8.49

18.11

30.29

40.00

24.98

美国

30.60

27.17

17.43

20.06

23.07

-10.54

美国/中国(倍)

5.76

3.20

0.96

0.66

0.57

?

科技资源

中国

3.97

9.29

15.78

24.17

29.31

20.20

美国

25.63

24.58

22.64

19.66

17.06

-5.97

美国/中国(倍)

6.46

2.65

1.43

0.81

0.58

?

政府资源

中国

7.45

8.67

10.38

13.23

16.85

5.78

美国

18.61

18.35

16.24

12.73

9.98

-5.88

美国/中国(倍)

2.50

2.12

1.56

0.96

0.59

?

军事资源

中国

9.98

10.81

10.55

12.87

15.70

2.89

美国

16.78

18.76

18.45

13.88

10.35

-2.90

美国/中国(倍)

1.68

1.74

1.75

1.08

0.66

?

国际资源

中国

2.99

5.56

7.98

10.67

14.26

7.68

美国

16.21

13.03

11.31

12.03

12.80

-4.18

美国/中国(倍)

5.42

2.34

1.42

1.13

0.90

?

信息资源

中国

8.40

14.20

19.32

19.95

19.92

11.55

美国

22.03

14.33

8.15

6.98

5.87

-15.04

美国/中国(倍)

2.62

1.01

0.42

0.35

0.29

?

计算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世界电信组织数据库;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arro and Lee), June 2014;中国人力资源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

中国和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的变化呈相反趋势,中国属于“持续崛起型”,美国属于“持续下降型”或“衰落型”(见表3)。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从9.11%提高至16.07%,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66%下降至15.52%,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04倍;到2015年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进一步提高至19.68%,明显超过美国比重。与2000年相比,中国比重平均每年提高0.70个百分点,而美国占世界的比重则平均每年下降0.42个百分点。

恰恰在2010-2015年期间,中美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领导人非常有底气地向美方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应当说,中国和美国综合国力相对地位变化提供了最重要的实力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国际竞争也好,国际合作也好,“实力才是硬道理”。

表3 中美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2000-2020)

单位:%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中国

9.11

12.28

16.07

19.68

23.07

美国

20.66

18.66

15.52

14.22

13.22

美国/中国(倍)

2.27

1.52

0.97

0.72

0.57

注:根据表2的数据计算

(二)中国综合国力将全面超过美国(2015-2020)

到2020年,是中国九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全面提升,也成为全面超过美国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中国GDP总量将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5以上。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5%以上,按购买力平价2011年国际美元计算,中国GDP将从2015年的18.4万亿美元上升至2020的25万亿美元以上,占世界比重将提高至21.17%,比2015年提高3.9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80个百分点,美国占世界比重将降至14.77%,比2015年下降-1.03个百分点,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43倍。

2、在人力资源方面,中国相当于美国的3.55倍。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及总量不断提高,仍保持世界人力资源优势。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5年的10.23年上升至2020年的10.80年,中国总人口教育资本(指劳动年龄人口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从102.70亿年上升至108.89亿年,净增6.19亿年,平均每年增加1.24亿年,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但是占世界总量比重是下降的,主要是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比重是下降的,不过仍然居世界首位,占26.60%,而美国比重降至7.49%。

3、在能源资源方面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60倍。中国占能源资源世界比重将从2015年的22.92%上升至2020年的25.74%,比2015年提高2.82个百分点;美国占世界比重从17.35%下降至16.04%,相对减少1.31个百分点。未来时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4、在资本资源方面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73倍。中国占世界比重将从2015年的30.29%上升至2020年的40%,比2015年提高9.79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私人投资、市场性投资最大国,还成为最大的公共投资、非市场性投资(公共服务)最大国,从而带动全球投资增长,特别是带动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进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5、在科技资源方面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98倍。中国科技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将从2015年的24.17%上升至2020年的27.55%,美国比重从19.66%下降至17.06%。其中,国内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国际科技期刊论文数、研发投入四个指标都超过美国,分别为1.96倍、1.80倍和1.40倍。未来中国科技发展方向是将科技资源实力转化世界级科技水平,从世界第二阵营进入第一阵营,与美国并驾齐驱。

6、中国政府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上升。随着中国经济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提高,中国政府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15年的13.23%提高至16.85%,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9.98%)的1.69倍,也显示了中国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不断提高,也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以及综合国力提供了财力基础。

7、中国军事资源将超过美国,与美国军力指数差距明显缩小。[⑩]中国军事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15年的12.87%,上升至2020年的15.70%,比2015年提高2.83个百分点,而美国的比重从13.88%下降至10.35%,下降了3.53个百分点,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5倍。其中,在中国国防支出占GDP比重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中国GDP(2011年国际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国防支出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4.83%提高至20.69%,提高了5.8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5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随着美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和美国国防支出占GDP比重“双下降”,美国国防支出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下降,从22.90%下降至16.74%,下降了6.16个百分点。

8、中国国际资源将超过美国。尽管中国早在2013年货物进出口超过美国,但是与美国在服务贸易还有较大的差距。到2020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将突破一万亿美元,中国国际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相比2015年提高3.59个百分点,将达到14.26%,相当于美国比重(12.80%)的1.11倍。

9、中国信息资源相当于美国的3倍以上。这表明,在信息时代或数字时代,中国拥有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互联网用户、移动电话用户,就拥有了世界最大的信息市场、数字市场。未来时期,信息与数据已经成为最重要及发展最快的国家战略性资源,数字时代谁掌握了数字用户,谁就是强大的国家。

10、中国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1.75倍。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将从2015年的19.68%提高至2020年的23.07%,提高3.3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6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的比重将从14.22%降至为13.22%,下降约1个百分点。

总之,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九类战略性资源还是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中国是在大做加法,而美国是在大做减法,这就导致一个基本的结果:到2020年,中国七类战略性资源全面超过美国,虽然军事资源(指流量)也超过美国,但考虑到军力指数(指存量)还不及美国,但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已经明显缩小。总的来看,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将大大超过美国。

2011年,我们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前十年(2001-2010年)的加速追赶,局部超越;后十年(2011-2020年)的全面追赶、主体超越。[11]2013年,胡鞍钢、高宇宁研究表明,到2010年中美综合国力相对差距已经缩小为1.22倍,预计到2020年前后中国综合国力就会超过美国。[12]

对此,美国方面极不适应,也缺乏自知之明。美国仍然高估自己的综合国力。

2012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了《全球趋势2030:可能的世界》报告,[13]该报告计算了综合国力,由11个指标所构成,包括GDP(购买力平价)、贸易额、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援助、人力资本、政府财政收入、研发支出、互联网及通讯技术、国防支出、能源消耗、核武器),预测到2030年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近20%,中国仅为15%。他们的结论是:届时美国综合国力相当于中国的1.33倍,仍是世界最强之国。[14] 但是他们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数据。我们认为,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又过低估计了中国迅速崛起的潜力。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公开否认美国进入衰落期,[15] 他并不知道正是在他的两届任期中中国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

以上事实,验证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全球竞争的简单真理:不进则退。[16]报告还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17]

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一极其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过去的15年正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的最好时期,占世界总量比重从9.11%提高至19.68%,提高了10.5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打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制造并出口了国际金融危机,成为综合国力明显下降的衰落时期,它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66%下降至14.22%,下降了6.44个百分点。这一增一减,加速了中美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中国已经进入到了综合国力及战略性资源居优势的第三阶段,尽管在许多方面还不及美国。

(三)中国综合国力赶超美国的创新优势

为什么中国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迅速追赶、全面超越美国综合国力呢?中国又具有什么创新优势呢?

这要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理论来解释。一个国家都会经历四个不同阶段:初步成长期;迅速成长期;高峰期;衰落期。我们将一个国家崛起或衰落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内(至少在25年以上),该国主要指标尤其是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上升或持续下降。这些指标反映了该国在全球经济、贸易、科技、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变化。[18]

那么,决定一个国家崛起或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一个国家能否创新,不僵化、不停滞;能否持续的创新,不中断、不夭折;能否比他的竞争国家更具创新力,而不骄傲、不落伍。[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创新竞争,即国家倡导创新、国家鼓励创新、国家推动创新,国家营造环境、国家承担风险、国家支付成本。

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影响中美综合国力迅速变化的根本原因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创新目标、创新能力和创新竞赛。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强国目标,将赶超美国锁定为衡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5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提出了“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20],就是指的美国。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提出“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这一目标,即使是遭受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也没有放弃。1992年4月28日,邓小平同身边人员谈到: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21]应当说,这与美国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因为此,中国才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后来居上,全面超越。

从国家创新能力来看,就是指实现目标的能力。从毛泽东(1964年)“四个现代化”目标,到邓小平(1987年)“三步走”目标,再到习近平(2012年)实现“两个一百年”及中国梦目标。我们发现,这些目标都能如期,甚至提前实现提出的创新目标。其特点是每隔五年,即五年计划或规划,上一个大台阶,每隔十年现代化的进程迈出一大步。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国家。

从国家创新竞赛来看,中国的创新是全面创新,早已超越了熊彼特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创新,即企业家创新;即使是企业家创新,中国的企业家人数也大大超过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中国还有8500多万科技人力资源(超过德国总人口)的科技创新,7.7亿就业人员的创新,也超过了欧美日就业总人数。

最重要的国家创新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相比,比他们历史年轻得多,更具强大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这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文化路线方面。由此才有观念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这些都远远超过美国两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带领和促进人民就业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不仅构成了最大的创新主体,也包含了道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因而就在这场公开的激烈的国家创新竞赛中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进而全面超越。

与此相反,进入21世纪,美国犯下了一系列战略性决策错误:

一是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还策动了利比亚、叙利亚等一系列动乱和冲突,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事实表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是发动容易结束难,一拖就是十几年。每一场战争都是所在国付出巨大的代价,同样美国也会为此付出昂贵的长期代价。

二是美国爆发了国内次贷危机,进而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殃及自身。

三是美国经济陷于持续低增长期。2000-2015年期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77%,明显低于1990-2000年的3.44%,增速几乎下降一半,仅为中国同期GDP增长率(9.6%)的18.4%。连奥巴马总统自己也承认:数十年来,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和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迟滞。[22]

四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累累,创下历史新高。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33.2%,之后大幅度上升,小布什政府时期提高了30.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3.85个百分点,到2014年,这一比重已上升至97.5%,比2008年又提高了33.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5.58个百分点。

五是美国国防支出属于“过度扩张型”,是加速美国走向衰落的重要根源之一。2015年美国国防支出占世界比重为22.90%,尽管比2005年的32.11%大幅度下降,但是美国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仅为10.59%,前者是后者的2.16倍。美国在全球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基地。[23] 美国所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后达到了顶峰,进入21世纪,经历了战争危机、金融危机,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这一切因素,必然导致其加速走向衰落。

中国综合国力之所以能够超过美国,有其必然性。中美之间的竞争竞赛,不只是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竞赛,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竞争竞赛,是新生制度与老化制度的竞争竞赛,进步制度与退步制度的竞争竞赛。对此,毛泽东曾有过独到的分析。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道:“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当时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就是,用一百年的时间(1949-2049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24] 这一设想成为1987年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设想的重要来源。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是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速追赶、迅速崛起,走向强大。

(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

目前,中美双方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的综合国力,在除国防之外的几乎所有战略性资源实力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对此,美国是绝不承认的,它还没有从“世界第一”的过高自我估计中解放出来,仍以霸权主义的方式与中国这一新型超级大国打交道。对中国而言,还未能准确地、自觉地认识到中美综合国力对比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中国优势、美国劣势”阶段,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自我矮化、盲目迷信美国的心理,从容地与美国方面打交道,在创造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战略机遇期,有大智慧、大战略、大作为。[25]

怎样认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如何更准确地界定这一关系及内涵?

首先,中国与美国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以往的世界超级大国关系,中国不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是反对霸权主义,更不会自己搞霸权主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是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是与美国主动合作、相互协商,在国际事务中共同承担应尽的责任;中国不会搞零和关系(我赢你输),而是积极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成为真正互利共赢的新型关系。

在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中国的战略资源越来越丰富,战略优势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合作、竞争、避免冲突,我们的主动权越来越多,发展机遇越来越大,既要顺其大势,又要大有作为,既要积极争取,又要守住底线。

中国与美国作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两个大国,对全球事务产生至关重要的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关系可以像中美关系对当代世界格局如此重要。诚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所言:“中美关系历来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丰富战略意涵。中美携手合作,将惠及两国,造福世界。反之,中美摩擦交恶,则将伤及双方,影响全球。”[26]

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对比的实质性变化,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客观条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传统差异甚大,政治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各有不同,还有各种矛盾、分歧、甚至冲突,但都是中美关系的支流,也是难以避免的,可以根据国际规则或双方约定的规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不使竞争走向冲突,更不能使冲突走向对抗。对此,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战略定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从容不迫地应对来自对方的越轨挑战、底线挑战,避免最坏的结果。可以说,时间与机遇始终在我方。再过十五年,到203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就相当于美国的两倍。这正是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实力是硬道理”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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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季节)



[]胡鞍钢、郑云峰、高宇宁:《对中美综合国力的评估(1990201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118日。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118日。

[]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1980-1998)》,《国情报告》第五卷,2002年(上),党建读物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9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118日。

[]持续推动二十国集团稳步前行,人民日报,2016 11 30日。

[]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17.

[]2002年胡鞍钢曾提出,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缩小至2倍以内。胡鞍钢:《构建中国大战略:“富民强国”的宏大目标》,《国情报告》2002年专刊,20021112日;2005年胡鞍钢、王亚华曾提出,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缩小至1.5倍左右。胡鞍钢、王亚华:《国情与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第177页,2005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计算的军事资源是狭义性的,还存在很大信息不足问题。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全球化终结抑或更加多极的世界》研究报告(20159月),他们计算了一国军力指数,包括6个常规武装力量因素(军队人数占5%,坦克占10%,武装直升机占15%,飞机占20%,航母和潜艇各占25%)数量和核武器数量,这反映了军事实力的存量与军事资源的流量是有所不同的。研究结果表明,2015年中国军力指数居世界第三位,排在美国和俄罗斯之后,已进入世界第二阵营,但排在俄罗斯之后,与第一阵营的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若基于这一方法估算,到2020年,中国军力指数与美国相对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当然中国不必与美国开展军力竞赛,这正是前苏联和美国综合国力衰落的基本原因之一。

[11]胡鞍钢认为:2000-2010年,中国花了10年时间,在主要总量指标方面大大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指标已经超过了美国。2010-2020年,中国所有的指标全面赶超美国,其中大部分指标先后超越美国。参见胡鞍钢:《中国如何追赶超越美国》,《瞭望》周刊杂志,2011年第1期。

[12]胡鞍钢、高宇宁:《中美关系实力基础的根本变化:对中美综合国力的评估(1990-2010)》,《国情报告》,2013年第24期,2013524日。

[13]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30:可能的世界》,201212月。

[14]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12

[15]《奥巴马否认美国失全球影响力指责共和党拖“后腿”》,中国新闻社华盛顿201481日电;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他任上的第七次国情咨文说,现阶段,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他表示,现在有言论称,美国的“敌人”越来越强,而美国越发虚弱,这是“吹牛”。他说道:“每次遇到重要国际问题,世界并不指望中国或俄罗斯起到带头作用,他们会找美国。”美国经济衰退之说是夸夸其谈。法新社2016113日。

[16]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118日。

[1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118日。

[18]胡鞍钢:《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19]胡鞍钢:《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2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上的讲话》,19553月,《毛泽东文选》第6卷,第392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月版,第1346页。

[22]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The Economist》,20161023日。

[23]目前美海外军事基地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30万人;本土基地871个,其中海军基地242个,空军基地384个。

[2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25]胡鞍钢、高宇宁:《中美关系实力基础的根本变化:对中美综合国力的评估(1990-2010)》,《国情报告》2013年第24期,2013524日。

[26]外交部网站:《王毅谈习近平主席美国和联合国之行的重要意义》,20159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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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传统,珍惜在历史中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观。特别是要实事求是...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传统,珍惜在历史中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观。特别是要实事求是地珍视在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积极作用的政治信仰、社会理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历史任务时,一以贯之地传承和贯彻这种理想、信念及价值观,将其落实在新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各项政策之中,付诸于当今的社会实践。

否定历史对今天生活的积极意义和因果关系,忘记先辈们的伟大信仰和光荣传统,就意味着背叛,而背叛者是没有明天的。

长征精神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对于这段伟大而悲壮的历史,我们耳熟能详。十多年前,为了继承红军长征精神,培养青年干部的意志品质,我和我的团队分期分批,用了十年时间完成重走长征路。我们踏访了革命摇篮井冈山,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旧址,红色故都瑞金,长征出发地于都河,惨烈的湘江战役战场,毛泽东同志重回红军领导位置的遵义城,红军四渡摆脱敌军的赤水河,红二、红六军团转战的湘西,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雪山——夹金山下的达维小镇,“高原寒、饮断粮”的茫茫若尔盖草地等等。沿着红军先辈长征的足迹徒步拉练,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让我们更加敬佩红军惊天地、泣鬼神、亘古未有的伟大革命精神,也激励了我们在新长征的监管岗位上继承长征精神,勇于担当,为国奉献。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再次重温这段历久弥新的历史时,我又一次被深深震撼。特别是当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及其师长陈树湘的故事以革命历史剧《绝命后卫师》在电视荧屏上真实再现时,更是将我带入82年前那场惨烈的湘江血战,感动不已。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三十四师担负全军的后卫任务,在湘江战役期间,红三十四师6000将士在中央“红星”纵队的后方阻击人数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直至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主力过江之后,这支绝命后卫师成为唯一一支整建制被阻断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在阻击战中,红三十四师大部分将士已经牺牲了,余部在突围过程中绝大部分也壮烈牺牲,腹部中弹重伤的师长陈树湘被俘。在被敌人押送的担架上,他从腹部伤口中掏出自己的肠子,绞肠绝命!这位参加过秋收起义,年仅29岁的红军师长,实现了他为苏维埃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让人唏嘘痛惜不已!

湘江战役之后,经过遵义会议的红军在长征途中又经历了千山万水、千难万险、披荆斩棘、破关夺隘,克服了无法想象、常人无法承受的重重困难,一次次绝地重生、一次次转危为安,最后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红军在国民党数十万绝对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残酷绞杀,和极其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双重打击之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取得胜利。这胜利缘何而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长征的胜利是信仰的力量之使然!由信仰武装起来的红军官兵明白,他们今天的奋斗和流血牺牲是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广大农工将在一个人人平等的人民共和国里当家作主人。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他们革命斗争中表现得英勇无畏、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舍生忘死。

长征,不仅仅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军事远征,也不仅仅是因它而改写了中国历史并改变了中国命运。长征,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钙”。珍视传承长征精神,我们的信仰将更加坚定,我们的意志将更加坚强,我们的方向将更加正确面对历史,我们选择的道路将更加自信。由此,我们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才能千秋万代、生生不息。

长征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21世纪初,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的《人类1000年》,将长征列入从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100件重要事件。与长征一起入选的有关中国的重要事件一共三件,另外两件大事,一是火药武器的发明,二是成吉思汗帝国。长征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唯一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正如《长征》一书作者王树增所说:“长征这个事件在精神层面上影响了人类进程。它告诉人们,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宝贵的就是永不言败,就是顽强不屈,就是高举自己信仰的旗帜、高举理想的火炬,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己设定的目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永远都受惠于红军长征精神的中国人,我们应该珍视伟大的长征精神,用长征精神激励、引领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在缅怀红军长征胜利之际,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当今社会信仰的缺失,价值观的迷失,以及西方思潮对我国发展经济的社会实践的误导等等,心情倍感沉重。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正在从事的事业,应该认识到,我们今天的事业是与长征一脉相承的,是长征历史逻辑的继续。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95周年之际号召我们不忘初心。以长征精神作为我们今天事业的一面镜子,检查对照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否与红军先烈先辈的信仰一脉相承,是不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期望?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虽然时代在变化,今天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80年前相比已经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但长征精神依然并永远是我们前进道路中的理想火炬。拼搏奋斗、正义公平,永远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和追求的理想目标。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不断反躬自问:我是谁?为了谁?我们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不忘初心,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各项制度,施行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政策。

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不忘初心,是要我们坚持95年前建立中国共产党和80年前红军长征时的伟大信仰,保持追求先辈理想的热情,坚定不移地继续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今世界错综复杂,有些人就像迷途的羔羊,自觉或不自觉地迷失自己的价值和方向。

不忘初心,首先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在建设事业中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引领我们的方向,审视我们的实践活动。毫无疑问,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就是国强民富,追求公平正义,在实事求是、兼顾效率的前提下走让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不忘初心,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最重要的前提是自信,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然而,要建立自信,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西方。毋庸讳言,近代以来,西方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西方的领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殖民掠夺、地缘资源优势、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压榨的原始资本积累之上的。二战之后,西方的中兴发展在很大程度也得益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学习借鉴,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促进了发展。

在经济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金融资本放任泛滥,由产业服务模式喧宾夺主,变为自我服务的金融交易模式。其结果一是吸引挤占了大量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资源,造成工业空心化;二是金融衍生品等杠杆交易登峰造极、泛滥成灾,金融泡沫以有别于传统经济周期的方式不断破裂,造成危害全球的经济危机和长时间的经济萧条;三是以金融交易为特征的金融资本主义进一步加大了贫富的两极分化,撕裂了社会。如今,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全球财富的50%,而全球80%的人只能分享全球财富的5.5%,并且贫富差距还在继续迅速扩大。

在政治方面。西方自以为占领了道德高地,但他们唯我独尊的民主是建立在金钱、媒体和竞选者竞拍福利政策的基础上的。选民被媒体误导,被政客不负责任、难以兑现或贻害后代的不断加码的福利政策诱导。真不知道他们手中的选票如何能够找到理性之“北”。刚刚落幕的美国大选,也是一出别开生面的另类闹剧。不可否认,西方民主制度之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制衡。可偏偏就是这个宝贵的制衡在西方政客手中已经被玩得异化了。“制衡”变成了“拆台”,在议会政治中为了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政党的利益,不讲政治道德,不顾大局利益。

因此,我们应该客观清醒地认识西方制度的利弊,不迷信,不能盲从。即使对于西方社会中一些先进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也不要忘记“南橘北枳”的道理,在任何情况下,适用性一定比先进性重要,任何先进的理论均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下,主客观条件完全契合才是有效的。脱离了时空条件的“先进性”,就有可能将“先进”变为“落后”。

不忘初心,就是要知彼知己,洞若观火,有自信,有定力,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义无反顾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年来,我们学界和政府中的一些人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盲目崇洋,推崇西方思想,模仿西方制度,照搬引进了一些西方市场制度和政策。改革开放是我们既定的国策,我们鼓励支持引进西方先进成果,但一定要立足国情,为我所用,不能照抄照搬,照单全盘接受,更不能盲目引进与我们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在这个深水区里,水文复杂,暗流涌动。因此我们要高度关注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和客观上的价值取向,要高度警惕各种利益集团对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和误导。

清醒认识国家利益所在

不忘初心,要建立一个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社会,必须在战略层面清醒认识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所在。否则,不仅无法实现预定目标,还会深陷泥沼,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定力,透过现象探究本质,排除干扰,摈弃杂异。搞明白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有害的,不能囫囵吞枣,全力以赴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战略目标。

我们战略利益的选择——中国制造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也不可能像一个小国那样在国际分工中按照互补优势去选择一个角色。我们的地缘、人文、政治和安全环境都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完善、自成体系、健康均衡的经济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基础动力就是制造业。

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无论在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还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可动摇的。制造业是国之根本,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和所有其他行业的基础。一国制造业的规模和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抵御风险危机的能力,国防安全的能力,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运。

近年来,有些人不断鼓吹建立服务业大国,误以为“去工业化”是一种产业升级的合理趋势;而不明白服务业比重的增加是由于社会进步人们服务消费需求随之增加,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导致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不能揠苗助长。与此同时,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也会带来两大弊端:一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要低,从而降低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将重蹈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盲目发展服务业、“去工业化”的错误,其结果导致产业失衡,严重影响整体经济体系正常运行,失去了高技术制造业支持的高技术服务业难以为继。

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均衡发展关系,分清主次从属,防止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过度软化、产业空心化和生产率低效化。制造业是我们国家经济战略的重中之重,我们必须用举国之力,调动主要资源,倾力建设“中国制造”。

要支持中国制造,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金融和金融化的房地产对中国制造业造成的妨害。

妨害我们战略利益的选择——金融化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调整阶段,粗放高速式发展已经成为过去,新的增长方式正在酝酿,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正在选择调整中。

破解中国经济下行难题,究竟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以达到“市场出清”均衡,还是政府积极作为,投资产业升级,特别是原有产业的改造升级?这些政策选择对中国经济重振,持续增长非常重要,需要我们保持清醒,运用智慧。

但另外一个与市场机制有关的经济金融化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严肃对待。

有两个现象需要我们关注并思考:一是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十分宽裕,但资金价格却居高不下;二是企业投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意愿十分疲软,投资金融食利的热情却十分高涨。2015年,一方面是金融企业所得税为8572亿元,增长13.9%;另一方面工业企业所得税为7425亿元,下降5.3%,而且这种本末倒置的扭曲还在不断恶化。

以上两种现象足以说明,我国经济已经严重金融化。金融的异化发展,和本应是为满足百姓住房消费的房地产的疯狂投资,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实体经济,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一是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金资源;二是投机交易赚钱的快捷与暴利,腐蚀了投资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毒害了中国的投资文化;三是釜底抽薪,破坏了制造业的软硬环境基础,使中国制造业出现未老先衰。

对于金融和金融化房地产的泛滥,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如果继续放任其自由发展,必将彻底破坏我国经济生态系统,使其难以为继,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灾难。

为什么我国经济会出现这种金融化局面?我认为,我们对金融和金融化房地产的发展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我们还缺乏对市场的辩证认识,被自由市场的迷雾遮蔽了眼睛。

在这里,我不准备讨论教科书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一般均衡能否成立,也不想求证一般均衡状态到底有没有在现实经济中(包括美国)实现过。而是从市场现象出发来看放任金融和金融化房地产后的资金流动的必然路径。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而金融资本的逐利方式,又具有自己的特性,是一种缺乏耐心的短、平、快方式。金融资本的这种短线盈利方式与工业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即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大、资产流动性差的特点具有天然矛盾。近些年来,由于我们被金融发展程度代表了经济体发达程度的神话所迷惑,放任金融自由发展,放任金融化房地产疯狂增长,使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不能对生产增长产生贡献,却只是分享发展成果且具有杠杆化暴利的房地产和金融投机交易等食利产业,房地产和金融成了吸纳和分流资金的低洼湿地。无论央行放水多少,资金却流不进干涸的生产领域。只会变成投机交易的银弹,一轮又一轮炒高房地产、大宗商品和各种金融交易标的价格,加大了经济泡沫风险。

当下中国经济下行,这其中固然有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矛盾交织的问题,但不能忽视我们的大产业政策问题,不能忽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的颠倒。

我们需要从两方面对我们的市场实践进行审视:一是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虽然我们高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帜,但在市场实践中,我们却放任金融、房地产在流动性幌子下的投机、套利、杠杆化。我们不能只是埋头搭建市场,“完善市场结构,丰富交易制度和交易产品,追求技术创新,不能忘记中小投资者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不能忘记我们建立市场经济是为了谁?我们的交易制度、交易产品是为了谁?是为实体经济和投资大众配置资源,还是为了少数人利益服务?二是我们不能被金融神化所迷惑。误以为经济金融化、金融复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必然趋势。中国经济要重回健康轨道,就必须对大产业政策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来一场拨乱反正,把颠倒的产业结构重新调整回来。

首先,应溯本求源,重新认识金融本原。金融本来就是为实体经济中的借贷双方和买卖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的代理人,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提供从属服务的配角,不是现代经济系统的主角。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掀起的金融创新,把金融业务模式由“产业服务模式”转变为“金融交易模式”,演变成为金融业自我服务、吸噬剥削实体经济的模式,脱离了为现代经济服务的功能。现代金融市场本不需要那么复杂,金融复杂化并非金融市场发达的标识。金融市场的复杂化、衍生品化、杠杆化和交易化,都是有违我们初心的金融自我服务的需要。我们应该破除金融迷信,明晰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复杂化一是与实体经济争利;二是会制造泡沫、引爆金融危机。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和我们2015年的股市风波,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

其次,打破金融复杂化禁锢的思想牢笼,重新定义金融服务概念,规范金融从业范围,禁止金融企业从事信贷中介服务和资本市场融资代理服务之外的一切金融交易业务、严格限制衍生品交易、融资融券等杠杆交易,直至取消。

第三,重新定义房地产市场,使其成为一个为居民提供住房消费和为商业机构提供生产经营场地的市场,限制房地产金融化。

总之,我们应该通过规范和限制金融与房地产的无序发展,扭转资源配置的非理性化。

重建市场秩序

市场的光环往往会蒙蔽我们的眼睛,影响我们的是非、价值判断力,破坏社会主义价值观,破坏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破坏市场秩序,并将巧取豪夺的邪恶现象和行为误认为是符合市场逻辑的合理状态。

为市场定位,让市场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建设一个强盛并且使全体人民能够共同富裕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在确定国策时首先要区分国家经济社会领域中什么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创造财富的生产经营活动,什么是由政府承担的分享经济成果的社会福利。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配置都交给市场,也不能把为人民群众提供福利的事业变成盈利的产业,加重人民群众的负担,并让市场经营者侵噬国家的福利投入,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决定的。

因此,我们应该让市场做它应该做的事,不能错配不同属性的资源配置功能,办错事,办糟事。

基于以上逻辑,我认为将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难以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并不是正确的选择。

1.教育是关系子孙后代和民族素质的大事,是国之根本。受教育也是社会主义中国每个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教育事业应该是国家承担的福利事业,而不是市场化的产业。教育产业化一是会加重人民群众的负担,甚至剥夺一部分穷人受教育的公平权利,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固化并加大贫富差距;二是有经济利益驱动的教育产业化经营会注重经济效益,弱化教书育人宗旨,毒害校园文化,降低教育质量。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不应该放给市场。

2.医疗事业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是头等民生大事之一。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国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关注解决人民群众的健康问题,积累了很多适合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把医疗卫生定位为社会主义福利事业。改革开放后,我们一度受到不懂卫生经济的“唯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影响,在医药系统推行市场化运作,以药养医,创收趋利。尽管国家为人民群众的医保账户投入巨额资金,但也无法填满盈利性医院的创收欲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更加严重。

医疗是市场严重失灵的领域,无法靠市场机制解决。药品不是普通商品,靠市场解决不了公益性问题,严格监管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永远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选择美国市场化医药制度的失败样板,而应当学习英国公立医疗体系,借鉴日本立法禁止盈利性医疗机构的经验,在医药系统坚持去市场化,恢复公立医院的非盈利公益性质,以比市场化更小的投入,建设好公立医院,为人民群众保健康、谋幸福。

价值观与市场秩序认识

由于现代经济其活动内容丰富、交易方式多样、参与主体众多、利益诉求复杂等特性,市场秩序成为各类市场须臾不可或缺的组织条件。市场秩序是保护市场参与主体利益、界定交易标的、规范交易行为、合理配置资源的基本保证。不同的市场,因其交易标的不同,有不同要求的市场秩序。而同类型的市场也会因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不同,对市场秩序有其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也会反映出不同的制度规则、不同的监管倾向和不同的资源配置导向。

以最具市场典型意义的资本市场为例,西方市场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规范交易行为、打击虚假信息、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秩序规范。这些秩序规范也有相当一部分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西方资本市场放任金融利益集团以创新为名进行自我服务,推动衍生品、杠杆交易泛滥,放任非实体产业的主体杠杆收购,阉割企业长期增长能力等等,对西方经济体的长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兴利除弊,为我所用。

近年来,特别是自2015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频频出现一些与主流保险业完全不同的、新兴的以万能险为融资工具的保险公司和其背后的控股集团,以杠杆来猎购股权分散的优秀上市公司的现象,并由此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在这些争议中,虽然有一些属于概念错误、不得要领的无稽之谈外,但更需要关注的是,在监管层和学界中有些人对这种现象的认识。一方面,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现象,或者是一种必然的市场趋势;另一方面,有一些人认为,这种收购对中国经济具有积极的意义。有鉴于此,对于这种有关市场秩序和资源配置导向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予以澄清。

1、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杠杆收购。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产业并购都非常重要。它可以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规模经济,形成集约化优势,这是我们乐见并鼓励的。遗憾的是,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种在同一行业中或同一产业链上的产业并购与杠杆收购是不同的,只是进行简单类比。他们看到美国20世纪80年代之后杠杆收购盛行,就想当然地认为杠杆收购在中国也是必然趋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透过这种表面现象深入了解杠杆收购对美国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

80年代之后,美国私募股权公司纷纷启用连环高杠杆现金收购上市公司。他们入主上市公司的目的就是炒高套利,从未进行长期投资打算,不可能为公司长期发展考虑布局;二来作为资本运作高手,他们不懂被收购公司的行业,不可能为公司长期发展提供专业意见,只能靠削减开支、裁员和减少研发投入等手法粉饰报表,炒作获利。

这种财务型杠杆收购对公司最大的危害:一是釜底抽薪,破坏公司的研发投入、再投入良性循环体系,使公司失去持续创新能力,难以为继;二是因为收购者的短期行为会与以奉献公司事业为己任的杰出管理者的长期事业精神、价值观、战略安排相冲突,逼走优秀管理团队而使公司失去长期发展能力。美国大批优秀企业正是被这些短期行为的杠杆收购者掏空、榨干的,这也是造成美国产业空心化,“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杠杆收购并不等同于产业并购,它并非善类,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我们应该警惕这种情况在中国重演。

2、资本市场不能蜕变成巧取豪夺的场所。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资源配置的场所,尽管参与主体众多,利益诉求不同,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属性、资源配置的倾向性应该坚定不移,为投资大众利益服务的价值观不能动摇。

目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开始劣化,栽树的得不到资源倾斜支持,而摘果的却得到了行政资源眷顾,在资本市场上挟持中小投资者资金,持着杠杆呼风唤雨、攻城掠地、四处套利,动辄数以十亿、百亿入账,难道这是保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吗?虽然我们的价值观是共同富裕,我们也鼓励民营企业家在实体领域建功立业,发财致富,带动社会进步,可我们的制度不能鼓励巧取豪夺。虽说资本市场是现代经济配置资源的必要条件,但资本市场并不创造财富,其二级市场是在财富交易分配中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因此,我们的制度选择绝不能允许金融大鳄在资本市场中剥夺广大中小投资者。

3、杠杆收购不是资本的力量。在去年以来的收购争议中,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资本的收购,是资本的力量。我认为这不是资本的力量,不是资本。大家知道,资本是股东权益,是与负债相对应的概念。而无论是保险资产还是与他们一致行动的控股集团的收购资金,都不是他们自身的资本,而是负债。

何谓杠杆收购?杠杆收购就是负债收购。要说力量,那仅是牌照的力量,并不是什么资本的力量。他们违背保险资金投资保守、稳健、作为经济社会和资本市场稳定器的行业传统,而是激进、冒险、急功近利地把万能险转换成融资理财平台,利用这个融资平台并联手信托、券商、银行的各种理财和资产管理计划,聚合了巨额资金用于对标的上市公司的收购。无论他们是直接还是通过各种复杂的包装计划间接筹集的,这些资金的性质都属于负债,都属于他们在收购计划中使用的超级杠杆,而不是他们的资本!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他们在合同期内可以使用这些资金,但他们和资金权益人之间仅仅是一种代理关系,无权把这种短期委托资金用于长期的、风险巨大的、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超级杠杆收购。一是他们并未真实、详尽地向投资者披露委托资金的使用计划,仅仅笼而统之地概括为债权、股权投资,组合投资等,委托人根本不知道这些资金是被用来做杠杆收购的,更不知道这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将会由自己背负。他们剥夺了委托人的知情权,有欺诈之嫌。二是作为一个固定收益投资人,委托人回报有限,却要承受代理人风险投资的高风险而与其高回报无缘。风险和报酬不对等。三是从法理上来看,代理人越权侵占了委托人在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权利。

尽管他们对这种短期资金有滚动置换的安排计划,但一旦市场出现突变风险,资金滚动计划势必中断,短期投资人、理财客户将损失惨重甚或血本无归。那么这种事实上的对短期投保人、理财客户的绑架,就有可能演变成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绑架。

我们应该明晰,一方面,这种野蛮的杠杆收购牟取的是少数人的巨大私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占用了巨额的国家公共金融资源。成功了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失败了却要广大中小投资者和国家来买单,承担巨额损失。这种游戏相当于赌资是别人提供的,赌赢了归赌徒所有,赌输了由提供赌资者认赔。

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在总结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教训时就认为,这场危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家族金融集团对国家公共金融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这惊人相似的一幕幕,正在我国金融市场上重演。

4、正视问题,积极应对。对于杠杆化的收购乱象,我们不要一叶障目,仅仅把它看作是一场股权之争,要从更高的层面来认识这个问题。杠杆收购不仅会引发金融风险,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任其发展,将会对国家资源配置导向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在实体经济领域辛勤耕耘的财富创造者,不能放任即变相鼓励财富掠食者。有必要采取断然措施,积极应对和制止,防止这些有害的金融工具对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和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

一是我们无需投鼠忌“器”,无需忌惮市场上的“规则”之说。这里没有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规则障碍,反倒是野蛮的收购者不仅在钻规则的空子,而且还在肆意破坏信息披露、公平交易、诚信履行代理权等基本规则。有的还勾结庄家,采取举牌拉高,庄家出货,“秋后分账”等等卑鄙手段操纵股市,残酷掠夺中小投资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并无规则支持这种杠杆收购,金融行业是高度敏感,关系社会公众利益、国家安全的高风险特许经营行业,不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范围。

二是即使有规则漏洞,监管机关也应该尽责作为,可以从法理精神出发,即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优化资源配置、保护金融安全出发,向杠杆收购方发出监管意见书,制止其代理越权等杠杆收购行为。

三是专项检查那些围绕杠杆收购活动市场反映强烈的虚假信息、市场操纵、内幕交易和老鼠仓等违法活动,一经查实,严厉打击。

四是从部门规章修订入手,先易后难,积极修法,禁止杠杆收购,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对上市公司仅可实施财务投资,并限定其投资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以及所占自身金融资产比例上限。

迷途知返,遏制金融混业经营

美国罗斯福总统为遏制金融资本的贪婪特性而制定的强制金融分业监管法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在美国已经被废17年。视华尔街为圭臬的中国金融界,也为混业解禁鼓噪、探路、闯关了十多年,中国金融的分业经营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有名无实。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所禁止的银行用民众存款直接或间接从事金融投机在中国早已不成禁令,商业银行资金流入股市作为融资杠杆炒股也已经毫无障碍。我国金融市场的许多乱象都与金融混业经营有关。

我国的金融界同仁是否注意到,受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者桑德斯影响和美国公众的强大压力,美国民主党将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写入大选纲领,共和党也主张恢复罗斯福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美国金融改革的路向之所以突然变化,要纠正金融混业,这是美国民众对美国金融模式频频引发金融灾难危害实体经济的觉醒。美国似乎要迷途知返。中国金融将何去何从?

不忘初心,在任何时间,任何领域都应该是我们的选择。

韩毓海教授《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到本期共连载十期。本期特邀作者为学习、阅读马克思和毛泽东经典著作谈谈体会&#...

近年来,在学习、阅读马克思和毛主席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我写下了一些学习体会,包括《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等,去年出版了《重读毛泽东:从1893-1949》一书。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思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与“中国道路”

马克思是怎样观察中国与亚洲的呢?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中。

马克思最杰出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未完成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完整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巨著的写作计划和提纲,共分六个部分: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根据这个提纲,《资本论》仅仅只是马克思写作计划的第一部分(资本),在此之前,马克思则一直在尝试着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

从马克思制定的写作计划来看,他原本的设想是:从“土地所有制”、从土地革命和作为“国家公民”的农民入手,来展开他的论述,而不是从抽象的资本理论开始他的论述。而“土地所有制”,原本是马克思设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巨著的开篇,“资本”只是一个导论。

实际上,自1852年开始,马克思就在大量地研究亚洲和中国的资料。不过,他最终放弃了在欧洲与亚洲的比较中展开叙述的方式,而主要采用了以欧洲和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从理论叙述而非历史叙述入手——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的结构。在开始工作之前,他总是希望尽可能全面地占有研究资料,以进行彻底的思考。虽说在人们眼里,马克思的全面与彻底是无与伦比的,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却依然还不充分。

在马克思的第一个写作计划——《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这个问题。

马克思关于世界经济史的叙述,原本计划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从亚洲和中国展开。而结果却是:《资本论》中讲到的680个人物中,只提到了一个中国人王茂荫,这个人提出国家向商人(徽商)借款,由商人来管理货币发行的主张,但王荫茂的主张被皇帝拒绝了。

这个唯一的例子也是无与伦比的,因为马克思借此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货币?货币究竟是衡量劳动的尺度,还是衡量政府债务的尺度?由此,马克思展开了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货币理论的思考——一种极具批判性的深刻思考。

为了说明马克思的思考,我们不妨从大家都熟悉的最直观例子说起:美元纸币上写着一句话:支付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合法凭证。这意味着:美元是支付债务的工具。债务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公共债务(来自普通纳税人),一部分是私人债务(来自金融集团),可见,正像英镑是建立在英国政府对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债务的基础上一样,美元则建立在美国政府对于美联储债务的基础上。美元不是衡量劳动的工具,它本质上是债务工具;不但美元,几乎所有现代意义上的“货币”都是如此。美元和英镑这种货币,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理解的“货币”大相径庭。

马克思认为:由控制商品交换的商人,向着控制货币投资的资本家这关键的一跃,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产生的关键。更深刻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这种迈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一步,在中国受到抵制?王荫茂的例子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这意味着:在中国,一般而言,国家只有公共债务(表现为税收),而没有私人债务,大的财团不能掌握、支配国家财政,包办货币发行。在中国,商人就是商人,而不是能够掌握国家财政和金融命运的资本家。正是在中国而不是西欧,货币才是商品交换的尺度,中国有比较典型的商品经济;而在西欧和美国,货币还是债务工具,而这种债务工具被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于是,西欧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

这个例子表明,马克思对于中国的研究、思考和了解,达到了怎样深入细致的地步。与惯常的理解不同,马克思的“中国意识”是极为深刻、独特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为什么要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来开始他关于世界经济史的叙述呢?他为什么选择先从历史的角度、从欧洲外部,而不是内部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呢?简而言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反常的、是变态的,而欧洲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常性,只有从欧洲外部,从世界史的视野,才能被更为直观的看到。他说,一方面,“货币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济。在货币经济中,人们追求的不是真实的财富,而是货币,在那里只有“货币劳动者”和“货币拥有者”,而没有真正的劳动者和“财富拥有者”。换句话说,在那里,人们不是为了追求自我完善(本质力量的发挥)而劳动,而是为了追求货币而劳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货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因为对于货币经济的理解,还取决于对“货币”的理解:一种是把货币理解为劳动的尺度,另一种则是把货币理解为债务的尺度。而只有后一种方式,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于这样的区分,马克思把亚当·斯密的著名公式:商品-货币-商品,改造为货币-商品-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货币的垄断者——资本家。

马克思接着指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人们劳动,不是为了单纯地追求货币,而首先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共同体成员”。“在那里,每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货币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劳动,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

为了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举出了非常重要的例子,他说,为了建造和维护公共灌溉工程和水利交通枢纽(黄河河工、大运河漕运)而劳动,这是中国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公共工程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土地私有是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公共灌溉和公共交通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还指出,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在投身于公共工程的过程中,农民得以成为“公民”即国家的一员。马克思是在亚细亚、日耳曼、资本主义三种生产方式的比较中,建立起他的经济社会理论的。

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呢?中国的“封建”,意思就是“封疆土、建诸侯”。而马克思说:feudal,特指的则是日耳曼生产方式。举一个形象一点的例子来说,日耳曼统治者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侵略者一样,住在城市据点和碉堡里,并从那里对广大的农村进行统治。正是日耳曼生产方式,在历史上首次划出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城市市民”与“农村公民”之间的对立,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城市市民才垄断了“公民”一词,而广大的农民则被从“公民”中开除出去。实际上,在古希腊和罗马,人们也是因为拥有共同土地而成为公民。古希腊和罗马的“公民”,起初指的也是农民。

马克思认为,日耳曼生产方式既不依靠农民当兵,也不依靠土地收获,而只是依靠城市堡垒和据点,通过征税和生产手工业生产而与农村进行“交换”。在日耳曼时期——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围绕着定居点得以重建,这种定居点逐步扩大为城市——占领者只把定居点里的人视为“公民”,于是马克思说:“在日耳曼的形式中,农民并不是国家公民,也就是说,不是城市居民。”城市是中世纪的产物,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日耳曼生产方式的特点,这又是由军事占领造成的。日耳曼生产方式造成了契约式的统治,所谓Feudal Contract的实质是:农民通过提供劳动产品以换取领主的保护,农民不再承担军事任务,因此不再是政治力量,不再是政治性的“公民”,而是沦为纯粹的生产者与交换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生产与交换成为支配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只是从这一刻方才正式开始,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非是从中世纪“生产与交换的契约制度”中发展而来。随着税收和城市手工业的兴起,货币交换发展起来了,而为了巩固共同体而进行的交往——朝贡,先是被契约交换,随后逐步被殖民主义和国际贸易所替代。马克思说,资本的原意是“头”,它起初的意思就是“人头税”。

马克思极为深刻的创见是: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是从日耳曼生产方式——“feudal”中发展出来的,而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货币经济中发展出来的。只有在“feudal”这种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中,才能产生西欧式的资本主义,而从中国的“封建”中、从古希腊和罗马制度中,都是不可能产生西欧那种资本主义的——尽管中国一直有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罗马也并不缺乏布鲁土斯这种最精明的放债人。

马克思指出,与西方不同,中国虽然也经历了蒙古的占领,但是,蒙古占领却没有持续下去,1368年明朝的兴起,避免了中国的日耳曼化或者中国的“中世纪”。于是,马克思的问题是:在欧洲,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这是蛮族入侵带来的东西,欧洲没有能够抵抗它,而至于亚洲能否抵抗它,且在这种抵抗过程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又将发生怎样的转变——这才是世界经济史的“大分流”。

加州史学派彭慕兰所著《大分流》一书,就是沿着马克思的这种思路的思考。

借此,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欧洲,从什么时候开始,土地被当成牧场,农民被从国家、国家公民中开除出去?而作为市民城市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怎样代替了农民的“国家公民”地位,而欧洲的农民——随后就是工人阶级则失掉了这样的地位?

这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前史。实际上,卢梭和尼采对于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与马克思的上述思路是一致的。在他们那里,古代的终结,就意味着蛮族入侵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它带来了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变化。可见,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革命,“土地所有制”——这原本就是马克思所思考并提出的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农民通过土地革命重获国家公民地位,这种“反日耳曼化革命”,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而只有当这种可能性完全丧失了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在完全被“日耳曼化”了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才主要地表现为工人阶级运动。

但是,绝大多数马克思的追随者,完全没有马克思这样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视野。这包括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左派,他们不但是不同程度上的西方中心论者,而且,他们也很少思考:今天的欧洲已经是“日耳曼化的欧洲”,而非古希腊和罗马的欧洲;欧洲的居民已经是接受了基督教的蛮族,而原来的欧洲和“欧洲人”都已经不存在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这样比较了古代与现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能够很好地研究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布鲁土斯甚至能够按最高的利率放债。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

“因此,古代的观点与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选集》2卷,738-740)

路易·阿尔都塞说,马克思的思想发生过断裂,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只是讲人的异化,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他不再讲抽象的人,而是讲生产的人、劳动的人,马克思后期不再讲人的异化,而是讲劳动的人怎样受剥削。

改革开放之初,周扬与胡乔木有过论战,其实也是重复争论这个问题。但是,只要读过马克思的书,就会知道:马克思并非只是前期讲异化,后期就不再讲异化,他后期讲的劳动者不得不被剥削、“心甘情愿被剥削”,当然就是讲“劳动者的异化”。马克思一辈子都在讲异化,他所谓“人的异化”,这是在哲学层面上讲的,他讲劳动者被剥削,这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讲的,前后一致,根本就无所谓断裂。

马克思思想的真正断裂,其实发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失败后,他举家逃亡英国,在大英博物馆,他看到了大量的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说自己的时间都被“亚洲问题”占去了。当时《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请他就亚洲问题写一系列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有数百篇,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就开始研究亚洲了。要说转向,从研究欧洲到研究亚洲,这才是马克思一次伟大的转向,但也是一次没有被后人明察的转向。

1848年之前,马克思认为,只有欧洲的工人阶级革命、只有欧洲内部的革命,才是挑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唯一力量,而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方才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具备挑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在力量,因此,从1852年起,马克思便开始全力研究亚洲,特别是中国革命。

而恰好在这个时候(1850年),金田起义爆发,马克思极为兴奋,他立即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并提出了著名的“两极相联”定理——即中国革命,将决定欧洲与世界的命运。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成为对马克思特立独行的思考的回应。对马克思来说,金田起义一声呐喊,给欧洲和世界送来了革命。而率先提出了“中国道路改变世界”的人,就是马克思。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毛泽东知道:中国革命并非是苏联人赠送的礼物。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苏联当然有巨大影响,但毛泽东这辈子挨整,主要就是苏联在整他。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包括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这种历史叙述的“合法性”,就是从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那里来的,而不是苏联来的。

毛泽东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代表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的革命,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道路

从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到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正如王岐山最近所指出的:“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

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中国革命,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的一场伟大变革。

对于亚洲问题,恩格斯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缺乏研究,列宁虽然基于当时欧洲革命的失败,转而提出了“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论断,但是,斯大林在随后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中,却简单地以五种社会形态发展论,混淆了“封建”与feudal两种生产方式的区别,他把中国定义为封建社会,而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他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定义为绝对落后的。

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研究过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潜力,没有思考过1852年的马克思指出的那个问题:要避免资本主义化,首先必须避免“日耳曼化”,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有一场反“日耳曼化”的土地革命。所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工人革命,与农村和农民没有关系。社会主义只有欧洲能搞,而亚洲根本搞不了。

虽然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比中国早,但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后期的转向,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拥有的潜力,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脱亚入欧论”的产儿,他们认为整个亚洲是落后的,先进的只是西方。在东亚,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意义的,不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京都学派”为代表的历史研究者,他们提出,中国发生了被称为“唐宋之变”的历史转变,开启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亚洲现代化道路。

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因为毛泽东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这场革命,避免了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日耳曼化”。

中国与西方的根本不同在哪里?

由于经历了蛮族的占领和“日耳曼化”,欧洲的制度(希腊和罗马)便已经不存在了。西方的制度是断裂的,因此,西方的古代与现代也是断裂的。希腊、罗马是一段,从日耳曼到资本主义则是另一段。希腊很小,希腊城邦,不会比刘邦当亭长的那个沛县更大。希腊制度存在了最多400年,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不可能早于1550年,至今也不到500年。

中国制度,自唐宋成型以来,历经改革与革命,均是为了完善这一基本制度,而不是为了毁灭这一基本制度。持续时间最长,在改革与革命中不断完善,要说中国特色,这是第一个特色。

什么叫中国制度?所谓“中国制度”,我以为起码包括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是“大一统”。所谓“反封建”,简而言之,就是治理靠制度,不依亲贵。

第二是政府各部门的互相制衡。希腊的制度,实质上就是个军事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军事制度与债务制度的融合。而中国的制度并非单纯的军事制度、财政制度,而是军事、财政、行政、监督互相制衡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宋代制度(三司、中书门下、枢密院、御史台)中得以完备,并为历代所延续。

中国历代改革,大致是以财政、军政改革促行政,但到了清末,还是行政拖垮了财政和军政,改革并不成功。而中国制度中,军政与财政的短板,是由毛泽东的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补齐的,这是新中国制度承前启后之处,我们今天加强制度建设,就是为了不使治理的各个部分走向偏颇。

第三是领导者的学习、考试、考核制度。

第四是在经营边疆与海疆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天下制度”。

熊十力说:“惟王建国。辩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正是毛泽东的革命,方才使中国的制度存在下来,并得以发扬光大。毛泽东以他发动的革命,开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变,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首先,毛泽东完成了土地革命,依托土地革命,建立了严密的农村基层组织,农民是新中国的缔造者,革命使农民成为国民,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不是空的,离开了土地革命,哪有什么人民主权?基层组织散掉了,哪有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后,通过农村改造,使土地成为现代生产力,毛泽东超越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今天的巴西、印度、南非,都存在大量的失地农民,而中国至今尚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追根溯源,就是因为毛泽东使中国避免了土地所有制的“日耳曼化”。只要中国军队的主体来自农民,只要这支毛泽东的军队不被打败、不被腐败,中国农民的“公民”地位,就不可能像欧洲那样被“市民”所替代。

第二,毛泽东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他以包纳56个民族的“天下”制度,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

中国革命的两个动力是:以农村包围城市,以边疆包纳中原。因此,毛泽东的革命不是同盟会所说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是重建多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国革命没有造成中国的分裂与解体,而是将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原因就在这里。

作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中国的内亚洲边疆》中说:蒋介石通过掠夺边疆来完成内地的积累,他压迫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政策是“次帝国主义”。而毛泽东是发动边疆和少数民族起来革命,城市掠夺农村、沿海掠夺边疆的“蒋介石式现代化”,只能造成中国分裂,而只有毛泽东才能使少数民族重新认同现代中国、革命的中国。

斯大林说,中国是封建社会,所以,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资产阶级,中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党要给资产阶级帮忙,不要添乱。他认为,中国革命要建立的,就是西方式的现代民族国家。但是,中国的革命,并没有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特别是没有走民族国家从“帝国”中分离出来的道路,不但共产党的革命不是这样,孙中山的革命也不是这样。孙中山的革命——乃至于康有为的“保国保皇”,他们所依靠的都不是抽象的“资产阶级”,而是海外华人华侨,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

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一个海外华人“弃民”回归中国,参与现代中国建设与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更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得以继续。海外华侨华人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所能概括的,华工用血汗钱支持孙中山,这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一种确认自己属于中国共同体的行为。

海外华侨华人与现代中国建设、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关系表明: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不是海外华人的离心过程,而是海外华人通过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变,不断回归中华的过程。香港是如此,台湾也是如此。

同样的,毛泽东的革命,也是动员中国边疆各民族参与现代建国的过程,革命没有造成中国的瓦解,而是加强中国的大一统——这是现代建国道路的一个极为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三,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就是上述“天下观”的放大。“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资小,大国之仁,伐交,上国之智”。扶助弱小民族,万隆精神,这是中国革命的“道”,也就是“天下之道”。这也就是孙中山所谓中国之“王道”,与西方之“霸道”的区别。

中国现代外交思想,是从清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历史经验中产生的,即不是建立强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是维护弱小民族的权力,这就是所谓“资小,大国之仁,伐交,上国之智。”

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不同的,日本改革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而中国革命的目标则是联合亚洲和世界上的弱小民族,是伸张天下公道,这也就是孙中山所谓的“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孙中山先生于民国13年(1924年)1128日应邀向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演讲大亚洲主义的专题学术演讲,其精义为:我们讲大亚洲主义,是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是求一切民众为和平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正像在少数民族地区被视为“大菩萨”一样,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也被称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中国王道和天下思想的继承。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体现就是“大国之仁”、“上国之智”。孙中山和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革命遗产,对于当今的中国与世界,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毛泽东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监督制度。

中国历代均有领导者的学习制度,最高领导层的集体学习制度,就来自“经筵讲对”制度。春秋贡士、魏晋中正,是基层选举、选拔制度,隋唐以来的科举,则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而三年考绩,则是为历代所遵循的官员评价机制。上述制度,为世界各国所未见。毛泽东对于上述制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两点:

其一,是把“读书穷理”,改造为“实事求是”,即不仅是向书本学习,更要向实践学习,毛泽东不但重视“学”,而且更为重视“习”——即实践。

第二,毛泽东“赶考”的思想,把科举考试、官员的“三年考绩”,转变为“考心”——即理想信念教育。把《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亲民,改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通过以上两点,毛泽东把中国历代的领导者学习制度,改造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监督制度。

毛泽东既发扬光大了中国制度,同时,他对于西方历史、西方制度的认识也极为深刻。希腊罗马、日耳曼、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制度之间有断裂,但一脉相承之处,就在于其核心是军事制度。

对抗性——这便是西方制度的根本特点,而这个特点就脱胎于军事体制。

对抗性,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矛盾”的实质。

不读《矛盾论》,不能理解西方制度的实质。

毛泽东说,离开了敌我关系、离开了对抗和斗争,就不能理解黑格尔所说的矛盾,甚至也便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西方的思想。

黑格尔说,对抗,既表现为全面的对抗(战争),也表现为有规则的对抗(宪政)。

而毛泽东说,矛盾有两种: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

像毛泽东这样一举抓住西方制度本质者,极为少见。

文德尔班曾说,整个欧洲能读懂黑格尔的,没有几个人。

斯诺二访陕北,问毛泽东说:你读过黑格尔的书吗?毛泽东回答:当然,黑格尔、恩格斯都读过。但《矛盾论》是血写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

中国制度的长处在文治,而中国制度的最大短处,就在文武分制。毛泽东解决了这一积弊,他把剧烈的对抗性,引入了中国制度,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论持久战》,无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泽东思想把强烈的对抗性,引入中国制度内部,注入中国文化内部,以此对“文治”传统加以改造——他的这种强烈的斗争、对抗性思维,与其说是中国的,还不如说是西方的。

毛泽东一贯倡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感叹说,马克思主义者中,像马克思那样认真搞学问、像毛泽东那样肯认真读书的,一向不多。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学问一波比一波差,到后来,几乎就没有一个是肯念书的。不但别人的书不念,连马克思的书也不念。当代的教条主义者被青年人唾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念书,一点学问也没有。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伟大艰深的学问,毛泽东是旷古未见的伟大学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标语口号。

伟大也要有人懂,读懂马克思、读懂毛泽东,没那么容易。

践行中国道路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四个现代化”是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来的,而习近平加上了一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成为“五个现代化”。

“第五个现代化”的精髓,当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王岐山在2016118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阐述。他说:“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源头,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着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5000年绵延不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融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

哈佛大学的本杰明·艾尔曼教授曾经说过,“开辟中国未来的关键,就在于开启中国历史”。这也就是王岐山所谓“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着道路选择。”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探寻一条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中国不会走西方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共同点,必将是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道路的超越。当然,这也是对世界上现在仅有一种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思想方式的超越。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制度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信。我们当下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对于中国文化没有自信,而对西洋文化却缺乏马克思那样的批判认识。

缺乏文化自信,突出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问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没有落实到对于中国制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治国理政经验的研究。而是流于词赋、文学和考据。研究中国文化,而不研究中国制度、不研究历代治理经验,这必然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解。离开了对于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自觉,不研究中国制度是什么,制度自信就是空谈。

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海外中国研究,是冷战的产物,目的在于以“文化中国”,对抗“制度中国”,实质在于摧毁中国制度的合法性。

离开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了解,离开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日耳曼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比较,谈中国传统,谈西方传统,谈马克思主义,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

是谁继承、代表、发扬光大的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呢?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思考、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谈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也势必会沦为空疏之谈。

“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2]

 

(编辑   季节)



[1]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谈到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20世纪90年代时我们习惯叫“中国经验”。后来按毛主席《实践论》,就用了“中国道路”这个词。 “中国经验”更强调探索性,“中国道路”是指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不是就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模式、概念呢?其实国际上也有尼泊尔模式、丹麦模式,印度南部也有个Kerala model(喀拉拉邦模式)。

                从最基本的事实看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的实践是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

第一,最快的经济发展。这个事实全世界都承认。虽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现在已经开始放缓了,在过去30年我们进行纵比,是中国1840年以来发展最快的,或者是最顺利的,基本是平均保持在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

第二,最大规模地减少贫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老少边穷”地区进行帮扶工作,我自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扶贫研究。所谓“老少边穷”,老区像井冈山、延安,少是少数民族地区,边是边疆地区,穷就是贫穷地区。一些边疆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穷地区。30年下来,我们实现了全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大的减贫。

如果用统计计算,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主要是中国完成的。按每年计算,如果把中国拿出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在增加的;但把中国加进去,贫困是在减少的。从80年代开始就是这样,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中国就完成了联合国千年目标计划的90%。

2002年以前,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进入新世纪,地区和县这两级,包括西部的县域经济发展也起来了。所以,中国的减贫脱贫速度,是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和各国际组织都公认的。

从1978年到1998年连续20年的时间,中国10亿以上的人口,实现了连续两位数的持续增长。3亿人口脱贫,2亿人进城,1亿人实现了中等收入。当时我去日本,日本人说你那一亿人就是一个日本。我说我们还有10亿人处于贫困,只有1亿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那时候统计得比较保守一点,说的是3亿人脱贫;现在世界上的统计,中国已经实现了6.5亿人脱贫,但这主要是农村绝对贫困,而未计城市人口。1977年改革开放之前,城市还处在相对贫困、物资短缺的状况,现在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第三,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既包括农村劳动人口到城市的流动,也包括城市人口本身的职业流动、社会地位的流动。中国人口的流动是世界上最频繁的。每年仅春节春运就达到三十几亿人次,还没有包括旅游、探亲和因公出差的旅行。

第四,最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国的社会结构,在1949年的时候基本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社会。当时城市人口比例不足5%,到1979年也还不到20%。最近这35年基本是一年一个百分点,现在城镇人口已经达到55%,这只是社会结构中的城乡结构。如果你看工农业结构,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工业总产值就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当然还有年龄结构、教育结构,社会人员中服务业的比重结构等等。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西方300年的道路,这不只是经济发展,最重要是社会结构的变迁。

本世纪初,我在欧盟做了一个发言。我说,中国在20年(现在叫30年)中实现了10亿(这时已经超过13亿)人口平均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最大的减贫、最快的人口流动、最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且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部动荡或动乱,我们是以相对平稳的社会变迁走过来的。而在300年中,比如英国、法国等国家内部则发生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乃至起义、动乱和内战,还有对外的殖民、侵略和战争。而中国在30年实现了四个“最”,却没有以这样的代价换得这样成功的发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确实走出了一个比较平稳、社会代价相对少而成就显著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的普世性特征

现在有很多争论,认为中国特色仅仅是个案,没有普遍性;只有英国道路或西欧的道路(也被称作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加上美国,才是具有普世性的模式,而中国只是个例外。这让我想起,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当时俄国《祖国纪事》的编辑给马克思写信:“你讲的那个西欧,在《资本论》里的西欧,所描述的这个模式,好像我们觉得俄国不是这样。”马克思在给他回信里写道:“我只不过是分析了西欧尤其英国的发展模式。一切民族不管它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有多么大的差距,都一定要像西欧这样做,这给了我马克思过多的荣誉。其实我没有这么伟大把全世界概括完。”但他也加了一句:“同时也给我了过多的侮辱,这是给我戴了红帽子啊!戴得太高了!”所以,我自己试图用一种比较科学的分析,想看看这到底是中国式个案经验还是模式。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余永定,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时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成功的最大秘密,就是没有听经济学家的”。确实,如果按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经济已经崩溃无数次了;按政治学家的预测,中国也早就崩溃了。所以,我试图用一个偏中性的命题,不说中国还是日本,欧洲还是美国,也不是说谁是代表。如果有任何的一个方式,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它跨越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强。

我自己总结,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1949~1979年),是奠定基础的时期,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那个时候完成的,我们的健康率和识字率也大多是那个时候完成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也说,中国是以最低的物资条件完成了这么高的健康率和识字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用的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而不只用人均收入测量社会的进步。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用HDI测量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1949年5月,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7岁左右,1979年是67岁,已经超过了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人均识字率和健康率,包括婴幼儿与产妇死亡率的降低,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鼓励外商投资,外商包括华侨华人的投资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与我们劳动力的素质、能力和组织化程度是分不开的。

建国前的30年,就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基本是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也就是不再 “挨打”的问题,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在建设自己基本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也走了一些弯路。改革开放解决了我们不再“挨饿”的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习总书记在党校也提到了个问题,下一步要着力来解决。

习主席有个讲话谈到,中国道路是30年改革开放走出来的,60年我们社会主义探索走出来的,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寻求独立和解放走出来的。最后他说,(中国道路)实际上是几千年来东方民族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走出来的。今天的这个中国,是延绵不断的文明走到今天,它跨越的时间很长。如果这样来讲,三千年、五千年,至少它是没有中断的一个文明形态,覆盖的空间至少相当于整个欧洲,我们的空间是个大陆,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

当然,一个13亿人口的大陆型经济体,和一百万、一千万人的经济体的发展,是很难进行比较研究的。当然小国有很多经验应该学习,但我们看到小的经济体面对的治理问题也相对少一些。

             中国发展要妥善处理好利益格局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肯定有经验、有教训,也有失误,也有挫折。今天事后看,也有人说这些事搞急了,那些事早搞就好了。比方说放开第二胎,有人就说早放开就更好了;环境问题早点儿抓,今天空气质量会更好。回过头来,问题和错误能说出很多。第一个30年更是如此。其实,两个30年是不能互相否定的。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几年,凡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地方,它一定是与我们比较妥善地处理利益格局有关,尤其是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中下层基本利益诉求。有好多政策,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国营经济改革从拨改贷到利改税,诸如此类,一步一步进行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小平南巡以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这里边有一个连续性问题,继承与发展问题。

今天,改革的深化和连续性成为重点。任务很明确,朝着2020全面建成小康目标前进,包括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以户籍为指标的城镇化(目前在城镇居住就业人口比例是55%),我们还要实现所有人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的均等化。精准扶贫是另一方面。但它确实又有连续性,这个连续性和共同性也和处理好利益格局、处理好中下层的利益有关。

农村改革最先是承包责任制,接着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工大规模进城,或者就地就近的非农化,以及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成长。长三角、珠三角的大量地方,那里的“村”、“镇”实际上已经不从事农业了。邓小平总结说,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不是我们靠脑袋想出来的,是农民用自己的实践搞起来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提出了要协调城乡关系、区域间关系、经济与社会、发展与环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等“五个统筹”。我们免除了农业税,提高了农村医疗养老幅度。我们目前正在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发展。

       新发展理念、普惠式分配、共识式理念和共享式未来

新的发展五大理念。首先是创新,不能再沿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路子,要更加注重提高创新能力,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出高效健康发展的路子。

新的发展理念还强调“共享”。凡是比较成功的发展,一定是能够比较妥善地处理好利益格局,尤其是中下级的基本利益诉求。包括我们周边的乃至更多的国家也要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

第二,普惠式的分配特别重要。发展的成果,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发达地区可能多获得一些,而“老少边穷”地区可能少一些。要推进县以乡村普惠式的分配模式,让人人都能享受发展成果。

第三,形成一个全社会基本的“共识性理念”。1977年全社会最大的共识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发展,这在当时确实是整个社会的高度共识,称为共享式的未来。有了基本的社会共识,大家面对未来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景,而不是各自为政,最后撕裂社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讲,不发展社会就不能叫社会主义,因此要一心一意搞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小平也讲了一句话,以后发展起来了,比不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多。

今天我们社会确实要面临很多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有些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也不是简单地一刀切下去就能解决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社会越来越有整体性。有人说,第一个30年(1919年到1949年)叫做“推倒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民族解放;后来有人说我们面临新的“三座大山”,这个有点夸张,但确实面临着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压力。工资可能比30年前涨了几十倍,但对老人来说,只要把医疗费用打进去,压力就很大。教育孩子也是一样,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希望孩子能够获得好的教育,而好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大城市住房也成为了问题,不仅中下层的农民工进城买房困难,连博士也买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

就业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压力。当然,金融危机以后,相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就业还是令人羡慕的。其他国家毕业20年的博士还在找工作,美国一些黑人、拉美裔,包括一些亚裔,干脆放弃了寻找工作的登记。现在美国统计局公布的就业率,没有包括这些放弃找工作的人。

上面提到,凡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经济体,一定与比较妥善处理利益格局、尤其是处理好中下层的基本利益诉求有关。什么叫“比较妥善处理”?就是渐进式增长、普惠式分配、共识式理念和共享式未来,并且继续按照渐进式增长,财富的分配相对是比较普惠式的。虽然多少不同,但一定都能受益的帕累托增长。社会要有基本的共识,发展增加、社会稳定等等。就像1977年改革开放初期,高度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样,大家对未来有一个共享式愿景。

包括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问题都很严峻,再把环境问题加上,这些都要处理好。社会矛盾是要靠社会政策处理的。说到底,就是怎么处理中下层的利益需求。不能有效处理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社会就无法保持稳定,无法发展。所谓社会政策,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社会公正。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重视社会公正?从过去高速增长到现在的新常态,今后长期发展就不能再保持两位数。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我们有充分信心,一方面要维护经济的基本增长,同时要确保社会公正。

 

       中国改革发展,要确保下层不受损、中层有所得

现在学术界争论以市场为主还是发挥政府的作用。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假设命题:第一,社会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第二,人都是自私的;第三,自私的个人追求私利最大化,可以实现社会的最佳均衡。这样的命题要用历史去检验,不应停留在理论的争论,所谓西方以个人为本,东方是集体主义等等。其实,西方也不仅是以个人为本,亚里士多德就说人类是社会动物,这才有社会、社区、社群,才有后来的共和。比如说社会契约论的前提是以个人为单位,那契约算什么?所以,社会事务要看以什么为单位。有些事以个人为单位,有的以家庭为单位。处理国际关系就不可能以个人为单位。美国在对外关系上从来以国家利益为单位。

所谓“人都是自私的”显然不能概括人类所有的动机和行为。“自私的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最佳均衡”,这是零和游戏。人们互相拼得两败俱伤,但资源就那么多,公共产品就这么多,机会就这么多,每个人只顾追求私利,那就是穷的穷,富的富。所以必须回到政府作用,重视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社会治理问题。一个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利益的分化是在所难免的。有的人批评说改革开放后,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事实。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越要关注,而不在于政府大或小。关键是要实现政府的精干和高效,遏制官僚主义的膨胀,关键是政府的责任和作用,确保在改革开放发展中平衡好各方利益。

我提出的发展底线,是社会政策要“确保下层不受损、中层有所得”,上层任何时候都处于优势。要实现“帕累托改进”,让人人受益,不能越发展反而越受损;中等收入群体要感到随着经济发展逐年有所得,这才能支持发展。

中国由于是后发型的,我们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辛勤劳动,这就叫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

中国道路的发展,既包括环境的代价,也包括发展低端产业承担的巨大代价。外商投资包括华人侨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正面的作用。西方老批评我们“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但是他们的企业在中国建工厂,利润和廉价产品是他们在享受,污染则要由我们承担,牺牲了我们劳工的健康;利润让他们拿走,生态环境税要我们缴纳。我们被迫“代人承担,代人受过”。作为一个后发型的巨大的农业社会,十几亿人口的规模,这么短的时间要向现代社会转型,付出这些代价,是时代使然。

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所以,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秉承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这是历史的选择,在这个时代再也走不起战争的道路,走不起侵略殖民的道路,人们也不允许走这样的道路。掠夺的时代过去了。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道路,其实就是共享。怎么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与发达社会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处理好财富增长与利益格局的关系。

当今我们面临的是整个世界格局的新调整、再分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后的民族国家和民主体系,并没有防止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架构是东西方对峙的表现,是敌对情况下的所谓稳定。但其实在亚洲是热战不断,包括抗美援朝、越南战争等等,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有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美国“一超独霸”、单极世界的时代其实最多只有十年。随着反恐战争的出现、金融风暴的出现,今天的整个全球格局正在重组、重构之中。中国不是要另起炉灶,更不是完全取代现有的秩序,而是正在探索新格局。

        “天下无他”:中国追求合作、协商、共赢

中国道路的特色有很多不同的总结。我认为它具备如下几个特色。

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什么叫承担责任?中国减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这是很大的责任。我们要是出现难民、移民,就不是今天北非和叙利亚难民流向欧洲的概念了。1979年中美建交前,卡特总统搞人权外交,拿了一个23人的名单给小平同志,卡特说要让这23个人拿护照来美国。邓小平跟他说,你要多少人?两千万够不够?两千万也只是个零头。所以,我们的治理要非常负责任。包括各级政府是高度尽责的机构。

第二个特色是要灵活。我们如此之大的国土,若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制度,是比较麻烦的。由此,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

第三个特色是协作。我们社会管理是合作型的。有人觉得大一统的意思就是由上至下的,就是压制型的,这是误解,其实是协作式的。

最后一个特色是协商。政策制定,还要不要持续,怎么实施,都是商量着办。

过去即使有那么多的成功,但当前我们也面对很多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其实也是全球层面的挑战。

从全球层面来说,世界正在重构之中。这个重构有三大中心。北美以美国为首,它现在的问题尽管很多,但它的科技、经济、军事、教育实力等等还是世界第一,它的综合国力还是世界第一。因此中美关系也是最重要的。欧洲第一个搞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在要超过这个体系,正在向“一体化”努力。现在“一体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金融、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到地缘危机,从乌克兰事件以来,难民、恐怖主义再到所谓“伊斯兰化”,以及现在整个治理能力都面对挑战。

中国提出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赢,这不仅是一个目标美好的愿景,实际上也是依靠这些理念来行动的。

第一就是创新。现有的国际秩序需要创新,但中国不是用革命的途径崛起。中东、非洲、拉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亚洲虽然是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势头最好的地区,但毕竟亚洲的整合程度是最低的,连我们国家也没有完全实现统一,那么就要走出一个创新的国际秩序。

第二是全面性。全面建设小康,不仅是收入水平,兼有生态、文化、政治等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为了全面建成“小康”,就一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改革开放,这样才能实现“全面性”。“改革开放”作为国策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是解决市场机制问题,公平交易、自由贸易、竞争择优,公平分配。因此,要有法制保证,全面依法治国。中国从1949年以来,很成功的经验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包括这么大的力度反腐败。

第三,就是民主,有人说是协商式的民主。这不只是政治层面,也包括社会服务。政府功能就要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

最后,它一定是包容性的。中国自己也好,中国与其他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好,包括我们现在把非洲叫做“命运共同体”。其实“一带一路”也是带有包容性质的,共赢共享。

今天的世界要改善不合理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但并不是用革命方式打碎它。我们不是制造麻烦的一方。正如周总理说的,要和平共处,不同国家,尽管有着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但我们共处在同一个世界上。

要通力合作。现在“一带一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具体的实施方案,涉及投资、贸易,乃至包括“人心相通”。先从地区性的合作开始,可以做很多工作。

基辛格有一位年轻的助手叫乔舒亚· 库珀· 雷默,上次他参加我们的一个研讨会,他的发言叫《北京共识》。对抗也好,对峙也好,冷战也好,包括理念上的分歧,共识就是通过合作改变自己,通过共同合作来进步。

现在美国人和欧洲人提议全球治理,但还是共同治理好。亚洲的声音,非洲的声音都要有表达的机会,当然我们也是其中的利益诉求之一。奥巴马的想法是“现在由中国制定那个规则不行,要由我们美国人制定”。我和美国人讨论,问题不在于谁制定规则,而是规则合不合理;同时,规则制定过程应该大家共同来制定。所以G20应该是比G7更好的一个机制。

 

(编辑  苏歌)



 *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此文根据20165月作者在香港正思大讲堂的演讲整理。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历史将表明,两...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历史将表明,两个文件的通过,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毫无疑问,这是根据新的形势所做出的从严治党的重大决定。同时,这对于全面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具有直接的重大作用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准则》和《条例》的说明中明确指出,之所以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并通过新的《准则》和《条例》,是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

以我的理解,这“四个全面”,逻辑上有一个“依次递进”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罗列或并列关系: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了在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发展需求和新的发展环境,提出来更加全面、更具时代特色、更能体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方向和路径的理念,这关系到我国发展的全局。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决胜或冲刺阶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必须坚持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必须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而稳妥地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和社会总体的治理。

万米赛跑,越是最后冲刺100米越是需要毅力和冲力,在这个13亿人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过程中,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坚强而有力的政党的领导和率领,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在这个冲向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就是要继续深化改革,积极主动开放。我们的改革,经过30多年的艰苦探索和成功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受关注也最为醒目的重大国际性事件。不仅在经济增长、整体脱贫等方面取得了近代以来最大的成就,同时也经历了最频繁的人口流动,见证了最深刻的社会转变。一方面,今天的改革的确已经进入深水区,已到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关口,需要以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气魄冲险滩、破难题,既包括体制机制的改进,也包括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另一方面,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要搞别的什么制度,这样才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中国人民,而不是因循守旧,走老路、旧路,更不是改旗易帜,走到任何一条歪路、邪路上去。而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既是为了坚持和深化改革,又是为了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钱进。

再次,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方面需要深化改革,一方面需要走依法治国之路。改革和法治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式发展的法治保证,也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法治保证。让法治既为发展提供保证,也为改革提供保证,这是全面依法治国之深意所在。需要特别重视的是,全面依法治国,还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反对教条主义起,我们党已经讲了很多年,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只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能够取得胜利和成就;如果不顾国情,盲目照抄照搬,就会遭遇失败和挫折。从依法治国方面看,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这样,才能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更好地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真正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熟悉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现实的人都应该懂得,在中国走法治之路,建设中国的法治社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走偏甚至走斜。

最后,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还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这是“四个全面”之中关键之所在。这是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而为此要坚持的深化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为此要坚持的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稀少、内外挑战和张力不断的环境下,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的领导是任何情况下绝不可动摇的基本,否则,既无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性质,整个社会也不能真正发展起来,或者说,即使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一时发展起来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民群众也无法真正受益;发展成果也会由于不公平、不公正、不可持续、不具包容性而随时会被断送掉。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上上下下都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必须准备应对各种老的新的重大挑战,甚至要应对各类预料到和没能预料到的重大风险、克服来自内外的许多重大阻力、解决面临的多种重大矛盾和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从严治党的根本原因。更进一步说,即使到了2020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我们的改革还要继续,依法治国还在路上,发展还要坚持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路,而这一切的根本保证,就是既坚持党的领导,也坚持从严治党。

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紧紧地和中国人民一道,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跨过了一道又一道沟坎,其中既包括战胜了各种挑战、度过了各类危机,也包括克服了种种弊端、纠正了各种错误。毋庸讳言,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在这些考验面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也一直都存在着,在实现“两个百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这些考验和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甚至高级领导)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等都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1]一些贪污腐败和违纪违法案件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令人发指的程度。更有甚者,极少数人不仅是在腐败的路上走到了悬崖边或掉进了深渊里,并且发展到了政治野心膨胀,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用不正当手段谋取权位的地步,这更是多年来闻所未闻的。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极端罕见的气魄和多年来未见的力度,以坚决的态度和强烈的自信,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以上率下、率先垂范,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气象;严肃查处多名原身居要职的前高级领导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遏制腐败蔓延势头,防止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以多年来少有的力度,彻底查处一些地方的系统性贿选案,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强化党内监督,推动管党治党迈向标本兼治。

严格地说,第一阶段的落实八项规定和大力反腐,其实还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破题之举。更重要的还在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建设党、武装党,使它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战斗性。惩恶与扬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而且后一面更重要、更不易。“扬善”在今天,还不仅是体现在选人用人上,让立场坚定、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开拓创新的人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也要体现在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这十二个方面中,可以说哪一方面都很重要,都很关键,也都是从正面的制度层面上从严治党之要义。这样,就不仅从组织上纪律上监督上划清了边界和底线,明确提出了若干“不准”,而且从思想上政治上制度上保证了党员和干部不忘初心,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永远保持对理想的坚定信念,清楚规定了若干“必须”。

体现在“不准”中的纪律,是从制度方面从严治党的硬性约束,而体现在“必须”中的理想信念,是从思想方面从严治党的政治约束。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和一些地方,既在纪律方面出现了不守规矩、违反制度、破坏纪律、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千夫所指的违纪、违规、违法活动,也在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理想迷失、信念动摇、思想缺失、立场不稳、忠诚不再等为党纪所不容的滑坡、塌陷现象。可以说,最近新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不仅正逢其时,而且势在必行。否则,如任由前列活动和现象发展蔓延恶化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人将不人,这也绝非危言耸听之词!

如果说,在制度方面的违纪违规违法很多与制度不严、执行不力、缺乏监督直接相关,那么,在理想信念方面的动摇、缺失,更主要的是与利欲熏心、金钱至上、思想蜕变有关;而理想信念方面的“塌陷”,也导致了很多人在纪律、制度方面的违纪违规违法。所以,之所以要同时从“不准”与“必须”两个方面来从严治党,就是因为诸多问题恰恰是从纪律和理想两个方面都缺失所导致的。而坚定理想信念问题,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如果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精神上处于缺钙状态,怎么可能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个危机呢?由此,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和理想信念上的坚定性,是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先进性和战斗性的前提。如果缺乏对基本的政治思想和起码的理想信念的坚守,那么,不论有多么严厉的制度和规章,也不能保证一定是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法治国家。古今中外,旧式的组织和机构里也不乏有严明纪律和严格规则的,它们并未解决走什么路、朝哪里去的问题。

当然,如果只是用陈旧的老办法(如开开会、讲讲话)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学习,理想信念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政治思想教育如果不能从内容到形式上与时俱进,良好的出发点也难得到好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在新的时代,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各类信息不断扩散,各种风险与挑战也时时相伴,我们今天讲不忘初心、理想信念,就必须既立场坚定,不容含糊,也必须理论深刻,把话说透!马克思说过,理论只有深刻,才能说服人。

另一方面,确实又必须从制度、法律、纪律方面来约束和监督党员、干部,划清底线、红线。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和制度的笼子,即使个人思想上不出问题、信念上毫不动摇,仍旧缺乏组织的保证,而个人最多是自己独善其身、或影响身边的人,而不可能领导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克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走向文明的伟大复兴,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

概而言之,这些“不准”加“必须”,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使我们能够在全党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全社会努力形成风清气正、法治严明、改革充满生机与活力、发展充满动力与后劲,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热血青年对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充满自信的社会氛围。让正气得以张扬、歪风不会上涨,让社会充满阳光、邪恶无法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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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季节)



*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2] 习近平:201211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全党政治“核心”地位。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党中央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全党政治“核心”地位。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核心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组织原则和政治权力结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新的政治核心的确立,对于建设和巩固坚强有力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核心”这个概念,准确地说应当是政治核心或领导核心,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组织的一种特有的制度安排,或者是民主集中制的一部分。从学术意义上讨论,现在所说的“核心”这个概念,必须从列宁、从布尔什维克党以及第三国际说起。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历史传承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要有清楚的道统、法统、血统三个方面的继承性、正当性,这才能宾服海内。如果从政治学意义上借用这一思维框架,那么首先,中国共产党传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讲不忘“初心”,共产党的“初心”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以实现劳动阶级、人民大众解放为宗旨。其次,中国共产党靠组织发动人民革命夺取政权,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建设,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正可谓“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直接源自共产国际。列宁继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之后,创设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为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是按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

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建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方面。1848年,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马克思、恩格斯从此开始了早期的政治论述和政治实践。在他们思想的影响和指引下,也在他们的参与和指导下,欧洲的工人运动逐步走向国际联合,先后建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组织原则都是民主制。

民主制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类以宣传和组织工人运动为主要目标和功能的政党的组织原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来自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和进步思想的一种社会运动,是由信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活动家所组成,是一个信仰者的联盟。所以,其内部组织是以意识形态和思想观点为纽带构成组织基础。党的决定和行动从来都要取得思想认识上的基本一致,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都要实行充分的讨论以至辩论,全体或绝大多数达成一致才能形成的党的统一行动。这种方式即为“民主制”。但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一个处于弱势或非法状态的工人组织很难就党的方针、政策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些政党内部往往有众多派别,每遇重大问题则成为内部分歧扩大的契机。

第一国际是欧洲多国工人阶级的一个联合组织,十分松散。第二国际是以多个民族国家为范围建立的社会主义组织或政党组成的联合国际组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中各国党的组织紧密程度强于第一国际,但它仍然是一个信仰者的联盟。这样的联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组织纪律约束,难以形成党的统一行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相比,更像是宣传性的社会组织。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后来曾指出:“第二国际并不是像现在第三国际那样的组织,它没有像我们第三国际那样的纪律,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政党。这是一个自由的、松散的联邦,它偶尔在一起开会,通过决议,并‘看情况而定’执行这些决议。”[1]

第三国际来源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世纪末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第二国际的成员。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重大分裂,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两大派别,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1905年俄国发生影响重大而深远的革命,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工人抵制国家立法机关“杜马”选举,自行选举工人政权“苏维埃”,实行社会自治。这场革命为沙皇政权所镇压。列宁从革命失败中深刻地感受到,没有严格纪律和统一行动的政党必然是软弱无力,根本无法承担发动和领导旨在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

19059月,列宁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中提出:“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