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后者与国民的健康水平密切相关。那么国民的健康水平，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没有一个可衡量的硬指标呢？我们认为人均预期寿命（medium life expectancy ，MLE)和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率就是这样一个指标。

人均预期寿命、国民幸福指数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出于对GDP指标的不信任，1970年不丹国王首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最近一些年，欧美一些学者倡导GNH这个衡量体系，国家统计局也引入了这个概念，研究推出中国的幸福指数。

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从2006年起编制GNH指数。该指数由四级指标体系构成：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每一级又由若干个指标构成，指数的计算采用加权平均法。仔细分析这个指标体系就会发现，社会福利、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这些指标最终都会影响人的健康，所谓幸福指数是部分“因”，健康指数是“果”。

在我们看来，幸福指数是个不靠谱的指标体系。首先，“幸福”是主客观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主观因素是不可衡量不可比较的。其次，决定幸福的客观因素很复杂，涉及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马斯洛（经他自己修改后）提出人的6个基本需求层次，就存在不完整和相互交叉的问题，很难进行可衡量的清晰分类；而且绝大多数决定幸福的因素都无法精确量化。相比而言，MLE及其增长率是衡量群体健康水平的指标体系，是单一的、可衡量的、精确的指标体系。绝大多数决定幸福的因素、它们所发挥的作用，最终都会体现在这个指标体系中。或者可以说，人的寿命长短最终体现了人的健康程度，也最终体现了人生活的幸福程度。

1990年，联合国设立了人类发展指数（HDI），包含三个组成部分：由人均寿命（出生时预期寿命）衡量的人民拥有长寿和健康生活的能力；由教育（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人民获得知识的能力；由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的人民拥有像样的生活水平的能力。自1990年公布首份《人类发展报告》以来，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HDI又增加了三个补充指标：调整不平等因素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多维度贫穷指数（MPI）、性别不平等指数（GII）；2014年又补充了性别发展指数（GDI）。

根据联合国《2018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是86名，不平等因素调整后的发展指数排名（IHDI）是81名，都处于全球中间水平。表1是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排名比较。IHDI排名前五的是冰岛、挪威、日本、瑞士和芬兰。

我们认为，用MLE及其增长率与GDP及其增长率，共同衡量国家的发展程度，比用GDP单独衡量要科学、全面和准确的多，也比GNH和HDI精确、简单、更容易衡量。像GDP一样，MLE本身是可以精确量化和不产生歧义的；同时，像GDP一样，MLE对它所反映的状况，要说明的问题并不精确。但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和公平程度，这两个指标体系同时衡量将是更好的量化指标。

从MLE增长率的比较看国民健康状况

MLE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

公元前，欧洲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仅20岁左右，以后持续缓慢地延长，1850年左右达到40岁，两千年延长了一倍。平均每百年不过增寿一岁而已。随着工业化兴起，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迅速上升，1850-2015年的165年间，欧洲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40多岁，平均每10年约增长2.4岁，尽管这一期间经历了多次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折损上亿人口。

中国195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比欧洲1850年略高，从这一角度看，两地的发展程度相差近百年。但是1950-2015年的65年间，中国以平均每10年增长5岁的速度，迅速缩小了与欧洲的差距。也就是说，从人均MLE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决定性地迅速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程度。2015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相当于发达国家1990年的水平。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使这样多的人口脱离贫困、享有健康和幸福，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这个事实不容任何怀疑。

仔细研究可以看到，这个成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尤其显著。1950-1980年30年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了54.5%，高过印度50%、韩国40.6%的增长率，也高过同期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平均每10年增长了8岁。这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延寿实践。而1980-2015年35年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从67.8岁增长到76.5岁，增长了12.9%，平均每10年增长了2.5岁，和发达国家165年的平均10年增长数额差不多。

对比1980-2015年的35年间，世界平均15.9%的寿命增长率、世界（除中国外）欠发达国家寿命增长率20.8%、新加坡14.3%和韩国22.4%，以及印度25.4%的寿命增长率，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与我们发展程度相近或低于我们的经济体，我们的MLE增长率明显落后了。虽然这35年间我国MLE增长了12.9%，大大超过美国的7%、英法德的10-11%的增长率，但这不太能说明问题，因为人的寿命不可能无限增长，寿命增长率在发展过程中递减是必然的。从67-68岁到76-77岁这个区间，中国从1980年后用了35年，欧洲从1950年后也用了35年左右。说明改革开放后的40年，我国MLE并没有超常增长，这一时期经济迅速发展与人民健康水平的改善没有同步，即没有充分体现在人民幸福程度的提高上。

对比美英法德这四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非常说明问题。

1950年时，英国MLE最高，为69.4岁；美国其次，为68.7岁；德国第三，67.5岁；法国最后，67.1岁。到1980年，法国最高，美国其次，英国第三，德国第四。到2015年，法国最高，英国其次，德国第三，美国敬陪末座，而且美国与法国的差距已达到3.2岁，用发达国家平均10年的增长数额来计算，美国与法国已有13年的发展差距。

为什么美国和法国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与改革开放前的30年有这么大的差距？可以观察到的两个明显的原因就是：法国比美国的贫富差距小，中国前30年比后40年的贫富差距小；法国比美国的医疗体系更平等更有效。这正是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为综合分析一个国家的医疗健康发展状况而发布的两个指标系列。

家庭医疗财务负担极大地影响LME，贫富差距决定着家庭医疗财务负担

2018年6月，世界银行和WHO联合发布了第一份全面量化分析各国医疗保健体系的报告，名为《跟踪全民医疗健康覆盖——2017全球监测报告》。此报告创立了两个指标系列来综合分析一个国家的医疗健康发展状况。

第一个指标系列是衡量医疗财务负担。它支持了贫富差距与健康状况的关联关系。这个指标主要分析重大疾病发生后，有多少人口需要花费其家庭收入的10%和25%；以及有多少人口会由于自费医疗负担过重而变成极其贫困（日生活费1.9美元以下）和一般贫困（日生活费3.1美元以下）。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医疗财务负担”方面，不仅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世界平均值、东亚和东南亚平均值，甚至差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南非、土耳其、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2016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美国2001-2014年间收入和预期寿命关系分析”，David Cutler等8位学者研究发现，收入越高的人群预期寿命越长，收入最高的前1%美国男性在40岁时预期寿命是87.3岁，比收入最低的末位1%男性40岁时预期多活14.6年。研究还发现，收入最高的前5%美国男性在2001-2014年间每年寿命增长0.18年，14年总计延寿2.34年，而收入最低的末5%美国男性同期每年寿命增长仅0.02岁，14年总计仅0.32年。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美国在2013-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逐年下降0.03%，2013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8.94岁，2018年为78.81岁。结合上文分析，美国与法国在MLE方面已有13年的差距。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在新自由主义统治美国的40年间，美国的人权纪录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美国有世界最昂贵的医疗服务，而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是唯一没有医保全覆盖的国家，有2000多万人没有医保。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不升反降的唯一原因。

我们在《中国应尽快建立公平税收、支出及其法律体系》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中国从1978年到2015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

中国在过去40年间，处于收入底部50%组的人群，所占国民收入份额从27%下降到14.8%，最富的前10%人群却从27%增加到41%，贫富差距加大程度高过同期的欧美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之后40年，中国MLE增长率的缓慢与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密切相关。改变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降低贫富差距。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统治的这40年，对中国的发展理论也有渗透和影响。新自由主义在美国造成MLE不升反降（即幸福程度降低），而且在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造成MLE的增长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且大大低于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这个差距之大是不能轻易用寿命增长递减来说明的。

医疗覆盖率是影响MLE的重要因素

世界银行和WHO创立的第二个指标系列是“全民医疗服务覆盖综合指数”， 由四大类16个指标总和分数构成。这16个指标是：生育与母婴保健类（家庭生育计划，怀孕与生产，儿童疫苗，儿童医疗），传染疾病类（结核病治疗，艾滋病治疗，疟疾治疗，饮水安全和卫生设施），非传染性疾病（心血管病防治，糖尿病防治，癌症筛查和治疗，吸烟管控），医疗能力（医院床位数，医生护士的密度，获得关键药物的可能，健康安全保障）。

    我们根据这个报告整理的一个表格，主要对比了中国与美、英、德、法、日五大发达国家和韩国、新加坡两个亚洲相近国家之间的差距。

在这个报告所评估的178个国家中，中国排名36位，领先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178个国家中最高的是86分（没有说明是哪个国家），最低的是22分（索马里），中国是76分。

从表5的分项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生育计划、儿童疫苗、结核病治疗这三项，中国排名最高，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在消灭疟疾方面，中国和其他表内国家一样都已做到消除，特别值得自豪的是，在消除国际疟疾肆虐方面，中国做出了独特和突出的贡献。

在国际健康监管核心能力指数（测量一个国家对重大疾病做到早期预警、风险降低和系统管理的能力和效率）这个综合指标上，中国仅低于日本和韩国，与德国和新加坡相当，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对于一个有14亿人口的超巨型国家来说，中国在提供健康基础服务上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有直接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在饮水安全、孕期保健、儿童医疗（以儿童肺炎治疗为例）、艾滋病治疗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发生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这和我们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有直接关系。

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是最失败的改革政策之一，也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政策之一。世界银行和WHO的这个报告表明，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建立起来的基础健康服务受到的冲击不大，我们的医疗卫生在这个领域的成绩还是比较好的，尽管我们有严重的疫苗质量问题。

医疗质量也是影响MLE的重要因素

在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高血压、高血糖和与吸烟相关疾病方面，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前两项是所谓富贵病，是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这三项都与我们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健康教育相关。WHO关于健康预期寿命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发达国家患老年病的生存年限比我们高两年左右，在60岁时，预期带病生存年比我们高一岁多。这个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发达国家对老年病的控制比我们好；其次，发达国家在60岁之前对疾病的治疗比我们好，预期寿命比我们高4～6岁，也就是说，中国人在60岁之前去世的比率比发达国家高得多。显然医疗质量是影响人均预期寿命的一个主要问题。

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是68.7岁，高过美国的68.5岁，而我们的总体寿命比美国少2.1岁。这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比美国人健康得多，而美国在维持非健康人的寿命上比中国厉害。

中国千人有1.5个医生，而我国2018年发布的数据是千人2.4个医生，两者差距较大。在万人医院床位数方面，中国低于日、韩、法、德等国，但高于美国和英国。最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比新加坡高近一倍，而新加坡的医疗健康水平高出我们很多。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

最好的医疗改革就是让人民少生病、不生病

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一个根本方向，不是治病而是防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健康卫生医疗事业面临着两难选择：即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到底是把普惠卫生医疗、还是把医疗质量提高放在更重的位置上？这两个方面都需要重视，但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普惠卫生医疗应该是我们的重点。

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的情况看，中国个人大约负担医疗费的30%，与日本和新加坡相当。欧洲国家的个人负担率大约在20%到0之间。应该说中国的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与我们的发展水平是相当的。另一方面，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收入比起来还比较重，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国家财政的医疗卫生健康支出也是大势所趋。

我国的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6.4%，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那么，政府财政的医疗健康卫生支出应该着眼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重视普惠卫生医疗。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首先是个社会问题。毫无疑问，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提高个人支付能力，改善全体人民的基本健康环境，特别是对空气、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等的安全保障，仍然是改善中国基础医疗卫生条件的主攻方向。

近年来政府大力开展消除贫困的攻坚战，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村卫生环境，通过新农合等措施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打击疫苗犯罪，实行药品国家采购，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环境保护综合治理等等，逐步改变“重发展、轻人民生活质量”的偏向。通过持续的努力，中国在环境健康和全民医疗服务覆盖综合指数上将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加强医疗卫生教育，使国民自觉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基础医疗卫生的工作做好了，群众少得病、不得病，个人的支付水平将会下降，国家财政的负担也会减轻。所以从健康环境方面来预防疾病，是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有效途径。

健康的生活工作方式对预防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三高和癌症）起到很大的作用。在中国，慢性病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70%。其他国家情况大体如此，据美国疾控中心统计，可以通过预防性措施而避免的慢性疾病占美国总医疗支出的75%，这些疾病还使得国民经济每年减少2600亿美元产出。

从公平的角度说，那些不注重自己生活方式健康的人（吸烟、因饮食不当导致肥胖的人），凭什么国家要为他们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支付过多成本呢？

在这方面，新加坡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典范。新加坡人均预期寿命83.3岁，全球排名第四，其医疗开支仅占GDP的4.3%，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其医疗服务体系的有效性在2014年被彭博社评为世界排名第一，被《经济学人智库》在166个国家中评为第二名。新加坡不仅有亚洲最好的医疗技术，还以严格的成本控制和政府强有力的监管措施，达到了最好的国民健康结果。

新加坡的成功，首先源于其科学系统地促进全民健康、激励个人改变生活习惯，惩罚不良习惯、提供有效的社区健康管理加综合医院的预防疾病模式。

新加坡有最严格的控烟项目，那里随处可见“根据法律禁止抽烟”的标志，一切室内和电梯，所有公共场所都不准抽烟，违者重罚。

为了控制肥胖症、糖尿病的发生，新加坡健康促进局从饮食、运动方面推出多项措施和计划。2014年推出健康饮食计划，符合健康食品标准的食物打上标签。从上世纪90年代起，新加坡推出了“全民健身操”和社区体育运动项目，公众通过国家健康生活方式活动获得相关知识，政府鼓励群众参加健康行动，如推出“国家步行大挑战”活动等。

新加坡在医疗基金设计上有独特创意。每个人有自己的“医保账户”保健储蓄计划，一般是薪酬收入的8%-10.5%，政府对低收入人群还有补助，以保证每人医保账户的余额够支付公立医院的体检、门诊和住院费用以及退休后的医疗费用。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设立了大病、长期慢性病和住院补充计划、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救助基金、支持需要长期护理病人的生命护理计划、支持低收入残障老人的长期护理基金、针对全民根据不同家庭收入情况提供的“高收入低补贴、低收入高补贴”的社区全科医生和牙科健康补助计划（CHAS）以及预防疾病的全民筛查计划，等等。新加坡的医疗保障计划既体现了国家的责任，也体现了个人的责任。一个高效公平的医疗保障计划，应该让那些对自己健康不负责任的个人付出较高的成本。

日本从1978年至今进行了四个“国民健康促进行动”，每10年为一个大计划，设立具体的各种健康和医疗指标，全社会总动员，多方参与。还成立了国立健康营养研究所和都道府县政府的健康促进机构，提供健康知识的专业指导。日本在市町村各级的福祉部或保健局设置了健康促进机构，配备专业人员，促进基层健康行动。日本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教育等活动，使国民广泛了解生活习惯病，培养平衡膳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充足的睡眠、减少疲劳和紧张、保持心理健康等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2013年6月，日本内阁还通过了“日本复兴战略”，提出“延长国民健康寿命”主题。新加坡和日本注重健康教育，建立一个人人懂健康人人负责健康的社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人均预期寿命MLE和GDP应该成为衡量我们发展程度的双指标

过去几十年医疗改革中的经验教训给我们启示：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首先就是要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我们的医疗事业，决不能以市场化运作的盈利为目标。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他还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

1990年，邓小平提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实现公平发展，是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课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降低贫富差距，这就必须致力于消除贫困，逐步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我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时也需要用制度和法律的因素来限制暴富、巨富。在党和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已经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转换经济发展中心课题的任务。

要实现公平发展，有一个科学合理恰当的目标体系非常重要，这就是要把人均预期寿命与GDP一样列入发展的衡量指标，使我们的发展既有一个衡量发展的指标，也有一个衡量公平性的指标。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时常有人把它比作“黑天鹅事件”，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雷德·戴蒙德。① 这恐怕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新冠肺炎在发生之初，绝不是“黑天鹅”事件；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比应对“黑天鹅”事件要困难得多，因为它属于“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Decision-making under deep uncertainty，简称DMDU）。

何谓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按确定性程度来划分，公共政策的决策环境可以分为三种情况。②

第一是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这里的确定性是指“已知之已知”（Known knowns），即决策相关的信息都是已知的，且已纳入决策者的视野。“灰犀牛”事件便属于这种情况。按照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的说法，“灰犀牛”事件有三个特征：（1）可预见；（2）大概率；（3）影响巨大。③ 前两个特征都指向确定性。在确定性的条件下决策，应该可以权衡各种政策选项的优劣，找出最佳或次佳选项。如果对确定性的条件熟视无睹、蓄意忽略便是失职，应该而且可以追责。

第二是一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在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决策恐怕都属于这一类。所谓一般不确定性是指“已知之未知”（Known unknowns），即决策相关的某些信息是未知的，但决策者已经知道未知因素的存在。“黑天鹅”事件便属于这种情况。《黑天鹅》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指出，这类事件也有三个特征：（1）出乎意料；（2）影响巨大；（3）事后可解释、可预测。① 由于存在已知的不确定因素，这种情况下的决策无法精确地判断各种政策选项的优劣，决策者最终的决定不太可能是最佳选择，只要后果足够好，就算不错了。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决策，就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最佳决策，不应该出现任何纰漏。政策研究者最初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但近几十年研究下来，他们的结论是：任何决策都是一个“胡乱应对、渐进调适”（Muddling Through）的过程。②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失误进行追责，只会迫使决策者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应对。

第三是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一般不确定性不同，深度不确定性是指“未知之未知”（Unknown unknowns），即决策相关的关键信息是未知的，且决策者并不知道这些未知因素是什么。这类情况既不属“灰犀牛”，也不属“黑天鹅”，如果硬要找比喻的话，它可以称之为“陨石来袭”。作为对比，“陨石来袭”事件的三个特征是：（1）不可预见；（2）小概率；（3）影响超大。由于具有这三个特征，面临深度不确定性的局面，决策者最初无从知道到底存在哪些政策选项，当然更无法判断各种选项的优劣。

近年来，国际上有些学者对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③ 各种思路似乎可以归结到一句英文谚语，叫做“我们无法引导风向，但可以调整风帆”（We Cannot Direct the Wind, But We Can Adjust the Sails）。与“摸着石头过河”相比，这种策略非常注重时效性，因为如果不及时调整风帆，航船可能随时会面临灭顶之灾。时效性表现在决策的各个阶段，首先要尽快收集分析关键信息；其次要迅速做出决策；再次要动态评估决策的代价与收益；最后要及时调整政策，以减少代价、扩大收益。

很显然，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有赖于四种能力：（1）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2）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3）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4）快速的调整转变能力。不管一种政治体制的四种能力有多强，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决策，出现错误、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还要执意坚持追究出现政策偏差的责任，不是欠缺分析能力，便是别有用心。

新冠肺炎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中国首当其冲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属于最后一种情况。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表现在对三组关键问题的研判上。

第一，是还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危害性极大的未知病毒大流行疫情吗？首先要问的是，疫情涉及的是已知病毒，还是未知病毒？如果是已知病毒的话，就转化为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相对比较简单，可以运用已知的有效应对方式处置。一旦确定是未知病毒，要追问两个问题，它的传染力有多强？它的致命性有多大？如果传染力不强的话，哪怕死亡率很高，只需部署重点诊疗即可；如果致命性不大的话，哪怕传染力很强，可以当作普通流行性感冒处理。反过来，如果像武汉在2020年初面临的情况那样，未知病毒不仅传染力很强，而且致命性很大，就必须提出下一组关键问题。

第二，封还是不封？为阻断疫情传播，要不要采取最为严格的封闭措施？2020年1月23日这一天注定会载入史册，因为这天武汉采取的全面封城措施，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恐怕都是第一次。如此当机立断、破釜沉舟，需要非同一般的意志力与决断力，与此后多国面临类似局面表现出的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复还是不复？封城不是目的，而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极端手段，代价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天文数字的经济损失。疫情一旦出现好转势头，负责任的政府都会考虑，何时、在什么条件下复工、复产、复学？与“封还是不封”史无前例一样，对这组问题的判断，也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

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难度

在上述三组问题的研判上，对第一组问题的研判最为艰难，因为无论是一线医务人员，还是疾控专门机构、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政府决策的拍板者，他们面临的局面都是“未知的未知”，最初做出的判断，往往是不正确的；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经过不断的试错调适。

先看一线医务人员。虽然他们是患者的最初接触者，但要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绝非易事。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被称作“疫情上报第一人”，她于2019年12月26日至29日先后接诊发现几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7日，她把情况上报医院，医院随即上报区疾控中心。当时她比较确定，这是一种病毒性肺炎；但是具体是什么病毒，并不清楚；其传染性与致命性，更不清楚。12月30日，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微信群中传播有关可疑病例的消息，说是确诊了SARS冠状病毒。SARS或非典是已知病毒。应对已知的非典疫情，中国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2019年3月，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全国两会上对媒体表示：“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① 该说法也许没有太大问题，但问题在于，2019年底出现的病毒与SARS病毒很不一样。2003年的非典危机，全国一共只有5327个病例，死亡349人，可见SARS病毒的传染力比新冠肺炎低得多。

如果2019年底、2020年初，政府当时不采取谨慎的态度，不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贸然将新出现的疫情错误地当作另一次SARS应对，会不会因低估新病毒的危害性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即便对于负责流行病疫情防控的专门机构而言，当出现一种由新病毒引发的疫情时，认识其性质与危害，也需要一个学习、认识过程，不可能如某些人期待的那样，马上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

对另一种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认识就是一个例子。2012年9月22日，英国发现一例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次日，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其“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系统”对此进行了通报。9月25日，丹麦又发现5位疑似患者；同日，世卫组织发言人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不应被称为“类非典病毒”；此后一段时间里，它被称为“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9月29日，世卫组织称，尚无新型冠状病毒人际传播证据。9月底10月初，中国卫生部表示，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的可能；国家质检总局则要求，采取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但中国疾控中心以及相关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来看，这种病毒应该不会严重影响我国”，“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紧张恐慌”。10月7日，香港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致严重呼吸系统病的疑似病例；不过3天后疑似病例已被排除，中国卫生部再次表示：新冠状病毒不同于非典，且中国尚无此病例。英国花费了几乎两个月时间，到11月15日才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完整基因组测序结果。当月，世卫组织报告，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6例，死亡2例。一直到次年2月中旬，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才达到10例。2013年2月19日，瑞士研究机构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类，但没有明确提及病毒在人际间传播的可能性。这时距发现第一例新冠病人已经过去了几乎5个月。而世界卫生组织当时仍坚持，暂时无法确定这种病毒能否持续在人际间传播。2013年5月15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新发现病毒引发的疾病命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命名不大满意，担心名称可能会导致区域歧视，但还是默许此举。几天后，广东省惠州市发现了中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病例。从2012年9月到2013年6月，在中国，虽有媒体零星报道，但这个“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至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有人在搜索网络时“惊奇地发现”，原来8年前中国已与“新冠病毒”打过交道了。①

2019年，全球27个国家报告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大约80%的病例由沙特阿拉伯一国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对这种新冠病毒的判断是：“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传播，但迄今在世界任何地方均无持续性人际间传播情况记录在案。”② 2020年1月26日，即武汉封城三天之后，《中国科学报》发表了一位科学界作者的看法，“从目前的情况看，SARS的发病数发病率最高，MERS的病死率最高，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要比MERS的发病率高，但死亡率低。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否比SARS严重，需要未来疫情的发展来判断”。③ 这符合人们通常的思维方式：在面对未知现象时，习惯于借用已知的经验来进行研判。遗憾的是，已知的经验并不总是那么可靠。

不管怎么说，“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已被证实相当低。试想一下，如果它刚出现时，某些国家的政府或世卫组织就紧张兮兮地在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动员民众抗疫，不惜拖累经济发展，也要采取严格的封闭措施，今天的人们会如何评价？

另一方面，尽管世卫组织和各国政府在疫情判断上一直都小心谨慎，过去十余年，不少有影响的医疗政策研究者与评论者还是认为它们过于草率，多次造成虚惊一场。

2005年，美国医学教授马克·西格尔出版《错误的警报：关于流行性恐惧症的真相》一书，认为人们夸大了流行病的危害性。他指出，炭疽、疫苗短缺和SARS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即使出现，其风险也比车祸或冠心病致死率低得多。作者宽慰读者：“今天，发达国家公民的生活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更加安全、轻松和健康。现代医学几乎消灭了曾经是常见杀手的许多疾病。科学技术为我们防止自己身体不受伤害、保护我们的财产、并警示我们即将发生的灾难提供了无数种装备。除此之外，现代情报搜集技术可以在威胁刚刚冒头时便查明对我们安全的威胁。”①

2009年3月至2010年8月，H1N1流感引发全球性流行病疫情时，美国和加拿大的不少报刊都发表专家的文章，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夸大了H1N1流感疫情，造成巨大经济社会损失。如加拿大《环球邮报》一篇文章的题目便是“虚报的大流行成本几何”。② 虽然这期间也有人认为，世卫组织敦促准备充足的疫苗恐怕是必要的，③ 但由于指责的声浪太高，世卫组织不得不专门发表声明，回应批评它谎报疫情、为医药企业谋利的指控。④

2015年，在《大流行？姑且听之：危险公共文化中的戏剧性事件》一书中，英国医学教授卡洛·卡达夫认为，大流行的危险往往是相关人士建构出来的，并不是现实存在的威胁。他建议人们，今后凡是听到大流行的警告，一定要抱着姑且听之的态度，不应盲信。⑤

由于警告不断，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危及全球的重大疫情一直没有出现，不少专家认为，可以造成大量死亡的疫情已不再会出现。2018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播出的一档节目，题目就叫做“为什么病毒难以转化为致命的流行病”，其引言是，“寨卡病毒，禽流感，西尼罗河病毒，尼帕病毒：不断有人警告世界上有一种新的疾病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灭绝，但事实并非如此。”⑥

直到2020年2月，当新冠肺炎的病例还集中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时，在欧美媒体上还不时可以看到一些专家的说法：不要夸大这种流行病的严重性，并提醒本国政府记取过往数次虚惊一场的教训。

世卫组织与各国政府对大流行疫情的判断一直相当谨慎，却仍有不少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批评它们，太多次喊“狼来了”；连“狼”真的来了时，他们也还不相信。试问如果这些人成为决策者，他们应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水平有可能会更高吗？

一线医务人员、疾控专门机构、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都是专业人士，在深度不确定的条件下，连他们都不可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同样的条件下，政府必须快速决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应对？既要避免为虚惊一场付出沉重代价，又要准备出现最糟糕情况。这岂不是难上加难？初期出现误判几乎在所难免。既然如此，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不应追责，因为追责的假设是，行为人明知会出现某些坏的后果，却没有采取措施加以避免。现在国内外天天喊追责那些人强调有人“隐瞒真相”，其潜台词是：政府官员已经知道新冠肺炎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上报，或没有及时公之于众。实际上，新冠病毒是前所未知的病毒，在疫情初期，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科学依据，证明这种新型病毒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大流行。“真相”尚且不明，何来“隐瞒”之说？而在最终证实病毒可以人传人、且极有可能引发比流感更高的死亡率之后，政府立即向公众发出了警告，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最为严格、全面、彻底的防控措施，这还不够吗？有人能够做得更好吗？

因此，判断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质量，决不应着眼于决策早期过程有哪些失误，而应看在多短时间内决策者消除了不确定因素，以及深度不确定条件转化为确定条件后的决策后果如何。

中外疫情防控表现的对比

2019年12月底，武汉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不明原因”这个说法告诉我们，那时的情况充满了深度不确定性。仅仅十天后，国家卫健委专家评估组已初步确认新冠病毒，排除了第一个不确定性：不是已知病毒，而是未知病毒。2020年1月12日，国家卫健委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可以使全球共享，比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基因组序列所花费的时间短得多。1月20日，国家医疗与防控高级别专家组排除了第二个不确定性，“有人传人现象”。次日，中国科学家评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人传人能力，排除了第三个不确定性：新病毒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不同，可能出现持续性人际间传播，也比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传染力所花费的时间短得多。这三大不确定性被排除后，湖北省于1月22日率先在全国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两天后改为一级响应）；1月23日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1号通告，宣布封城。相比2012-2013年一些国家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表现，中国决策者消除不确定因素的速度之快，实在是可圈可点！

这样，到武汉封城时，对“是还是不是”、“封还是不封”两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排除了不确定性，从“未知之未知”转向“已知之未知”。很快，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在1月29日之前相继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并迅速压平了疫情曲线。到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该组织最高级别的警报）时，疫情的性质以及疫情的防控已由“未知之未知”变成为“已知之已知”了。而那时，在中国境外仅仅发生了82个病例，无死亡纪录。① 正如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所言：“中国政府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决定封锁武汉非常果断，通过封锁武汉，中国能够让世界有时间来应对疫情，这不仅仅是正确的决定，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他们应该如何应对疫情的紧急威胁”。②

全球其它国家与地区，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就是在这种确定条件下遭遇新冠肺炎的，已经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与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相比，它们离武汉远得多，与武汉的人员交流少得多，医疗设施的水平普遍高得多。同在“已知之已知”的条件下，照说它们的疫情控制理应比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简单得多，表现应当好得多。但遗憾的是，现实并非如此。

截至2020年5月2日，除湖北以外的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疫情防控表现总体相当好。不管是看确诊还是死亡人数，人口近4000万的福建省（356/1）比人口近2400万的台湾省（429/6）表现好；人口1250万的深圳市（423/3）比人口745万的香港特区（1039/4）好；人口1100万的苏州市（87/0）比人口565万的新加坡（17101/16）好；湖北的邻省（如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表现比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好。① 欧美发达国家这次抗击疫情的表现更是令人大跌眼镜，如果计算每百万人口新冠肺炎死亡率，排在140个有数据可查国家头20位的，除伊朗外，全是最发达的国家。即使计算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死亡率，至少有10多个欧美发达国家排在中国前面，包括美、英、法。② 与美国的纽约市（840万人）和纽约州（不到2000万人）比起来，即使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1120万人）与湖北省（近6000万人）表现也好得多。

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已变为“已知之已知”以后，那么多国家与地区的表现如此令人失望？也许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除了“已知之已知”、“已知之未知”、“未知之未知”之外，还有一种“未知之已知”（Unknown knowns）。③ 出于侥幸心理也罢，妄自尊大也罢，自欺欺人也罢，患得患失也罢，视而不见也罢，其它缘由也罢，有人会拒绝了解他们本应能够了解的东西，结果“可知的已知”却变为了“未知的已知”；明明可以在确定条件下决策，却非要回到一般不确定条件、甚至深度不确定条件下闭门造车。一些国家白白浪费了中国为它们争取到的一两个月宝贵时间，这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个原因而错失抗疫良机，完全应该追责，而且应该一追到底。前面提到，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质量取决于四种能力：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快速的调整转变能力。而这四种能力的不足也是这些国家应对疫情不力的原因，这就不仅是追责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而属于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湖北、中国大陆肆虐一段时间后，从2020年2月下旬开始节节败退，越来越多的省市区下调应急响应等级。5月2日，随着湖北省宣布将突发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至二级，全国31个省区市均宣布解除一级响应，其中绝大多数已降至三级或四级。即使还存在疫情反弹的风险，但我们已不太可能再会回到深度不确定条件下。

然而，未来30年，深度不确定的情况也许还会频繁出现。疫情过后的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中美经济是否会脱钩？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会受到多大威胁？美国会不会联手它国为中国拉起一道新的“铁幕”？ 现在，恐怕谁也没有把握回答这些与中国关系十分重大的问题。除此之外，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结构、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也会长期困扰中国与世界各国。既然越是重要的事情，越是涉及众多利益相关方的事情，越是影响久远的事情，不确定性越严重，各个领域学者应该携起手来，积极推动有关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研究。

（编辑  宋斌斌）

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生态链的构建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工程化，是一个生态链

在新形势下，如何把官、产、学、研、用、金融等领域的单位有效地组织起来，尤为重要。首先，从“官”的角度，需要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经济综合部门和科技教育财政各部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理顺关系，形成合力，而不是互相扯皮。现在我国科技专项很多，包括863、973和16个重大专项的“两机”工程、海洋工程等等，其中有很多重复投资。例如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就很典型：各个部门都在抓，国际论坛、媒体报道热度很高，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其中误区很多。

第二，从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到开发研究、产业化、工程化，这个创新生态链还没有打通。如何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佳的创新效果，“官产学研用”形式上组织起来了，但实际上发挥作用如何？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第三，要重视金融的作用，因为科技研发需要资金支持，当然有了钱怎么用好，也是一个专门的问题，这也是政府提高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研部门流行“一九定律、二八定律”的说法，研究成果只有10%-20%能够产业化。支持机床工业的04专项就是这样，项目形成的成果大都是样品样机，很多是研发出来就放在那里，有多少真正能够实现产业化？研究成果样机成为市场接受的商品，要比研发成功一个样品样机困难得多。如果研发成果不能产业化，就不能成为生产力，创造不了价值。17世纪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我认为，知识如果不转化成产品、转化成生产力，它就没有力量。 

建好创新体制是关键

改革开放40年，原有的创新体系中，一些部分被打破了，新的创新机制正在建立，还需要不断完善改进，提高其有效性，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评估及推进。 

举国体制下的创新体系

我们的创新体系中，科研院所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像中科院和高等院校，主要研究对象是天地声数理化等基础理论，上至宇宙的黑洞、暗物质、暗能量、物质结构，下至微观结构、中微子等等。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中科院、大学有部分力量在做，各工业行业中的企业和技术研究体系都在做（比如沈阳自动化所、北京自动化所）。在应用基础研究环节，中科院、高等学校、军工口（包括军民两用的电子口），铁道系统的高铁等，由于组织体系比较完整，有条件实行举国体制下的科技攻关，且具有辐射能力。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它们的体制机制有所变化，其效能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工业部门科研机构改革的得失分析

改革开放的前20年，因市场经济的转型，民用工业部门的研发机构遇到不少困难。1999年，以各工业部的两百四十多个国家级研究所转制下放为标志，旧的创新体系被彻底打破。其后20年，我国又自发性建立了一批新的研发单位。

这次部属科研机构的改革，出发点是解决科研效率和研究成果产业化问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机械部所属事业单位的一类所约有五六十个，门类齐全，分工明确，长期以来做了大量行业技术进步的组织工作，但其产业化能力比较薄弱。当时我对机械部行业研究所做了一次调查，科研成果能够产业化的不到10%。当时我主要的想法是把这些研究所变成某个行业的发展中心，比如电缆研究所变为电缆行业的开发中心，并进行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如实行所、室、课题组三级核算；纵向合同（国家指令项目）与横向合同（企业间商业性攻关项目）并重；同时进行分配制度改革。但随着机构改革，这个探索就没有深化下去。

对这次改革的利弊成败，应该给以总结。我认为，不能说把民用研究所下放都是错的。像建设部的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改制为中联重科，上市后多年来市场表现不错。此外，经过体制改革，军工、电子、铁路等行业的科研体系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加强了。以电子行业为例，我们在电子科技和工业体制方面进行了转制，特别是军民两用电子领域。中电科整体转制后发展得很好。那些搞得不好甚至垮台的科研院所，大多因为急于搞短平快项目，忽视了基础技术研究所致。 

关于科研机构布局的合理化

现在的创新中心多如牛毛。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统计，机械口的技术创新机构超过241家，远远大于当时机械部时期的50多个研究所。创新中心数量众多本应该是好事，但如何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值得研究。

    发改委批准的国家级工程创新中心，工信部批准的产学研创新联盟，还有机器人联盟。科技部有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还有很多创新园区、创新示范区等。大学和科学院的各研究所，都在各地建立起与地方联办的科研院所或联盟，以便产业化。从技术中心到工程中心，这么多科研机构，实际效果究竟怎样呢？

    关于科技型企业的发展路子：“技工贸”与“贸工技”的争论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科研院所、大学和政府的人员“下海”搞科技型企业，典型的如联想、方正、四通等。他们在起步时期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懂市场的人才，但他们掌握一定的技术和渠道，可以把国外的东西买进来，装了整机再卖出去，走“贸工技”的路子是那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当时的中关村就是倒买倒卖一条街。到第二阶段搞“工”的时候，比如联想搞了一个汉卡，委托三星做芯片，通过汉卡发了一笔财。到第三阶段要搞技术了，它反过来收购了计算机所做科研。可惜联想内部在“贸工技”和“技工贸”上发生了矛盾，一个要做芯片，一个说我还不强，要向国外市场发展。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从新世纪开始，海归回国创业，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从“技工贸”做起就有条件了。他们的初始条件与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市场、没有资金的联想不一样。所以要以历史的辩证的认识论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技术发展的道路。

    现在来看，“技工贸”还是“贸工技”，要因时因地而宜。现在不能再推崇“贸工技”，要支持“技工贸”，因为我们现在的资金来源多样化了，有风投，有天使投资，有PE投资。由于时间、地点、条件不一样，创新的体系和路径应该是不一样的。

    再如温州模式。温州很多企业起家时无技术、无资金、无人才，贫穷落后又没有工业基础，但创业精神强，市场竞争意识强，吃苦耐劳又有抱团精神。我认为，温州企业群体起步创业时期，主要的路子是走私贩私、前店后厂、一家两制、包税制，加上温州人吃苦耐劳、市场意识强，又有沿海开放的经营环境。其中一些企业从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蜕变成现代企业规模生产方式及股份制形式，这样就形成了有名的正泰、德力西、人本集团、亚洲包装中心等等企业。

    珠三角模式则是走了“三来一补”的路子，以此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初期积累，技术含量逐渐升高，最终通过转型奠定了今天大湾区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历史地分析我国的多元化创业创新模式。

    区域性创新中心的形成

    由于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布局，现在很多地方形成了人才的聚集高地，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例如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新区、武汉光谷、西安高新开发区等等产业聚集区、创新聚集区。中关村一带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和大学众多，人才聚集，方便了人才的流动和知识的交流，形成了溢出效应。武汉的光谷也是借鉴了美国的硅谷，那里不仅大学和科研单位聚集，还有风投、天使投资、PE投资，融资便利。

    创新体系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

    从全国不同地区看，科技和行业的发展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存在不同的模式，以及发展不平衡问题。

    对于民用行业、传统制造业来说，最近有一个好现象。工信部部长苗圩说，80%的就业还是靠传统制造业，20%的就业为新技术经济，所谓新技术经济主要包括智能制造、AI、互联网+等。我在最近出版的《智能制造反思与期望》一书中写了，这些都是手段，目的是把装备制造业的水平提升上去，不能把手段当作目的。

    我认为，机械工业不仅用脑，而且也要动手，这是与IT的不同之处。机械工业和IT两者必须结合。

    1985年我在《科学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新技术革命与机械工业发展战略”的论文中提出，机械电子仪器一体化（机电仪）实质上是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技术与高性能传感器为代表的仪器仪表技术与装备行业的产品、制造过程、售后服务紧密结合。这实质上就是目前提倡的智能制造的思想萌芽。

    我们为什么反思，反思就是为了总结，认识世界的规律性，完成“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过程。

中美博弈转入高科技领域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表现在各个领域中的激烈斗争，除了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领域外，现在已经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激烈的争夺战，下一个可能会是金融领域，以后可能是粮食安全，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中美两国对比，仍是敌强我弱，美国的优势表现在军事、美元、科技等；我们的优势是党的领导，完善的工业体系，世界最大的市场，以及党心、民心、军心的凝聚力。

    毛主席在当年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从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战术，依然适合中美之间各领域的斗争。持久战的法宝依然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真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策群力），统一战线（新时代有新的内涵与形式）。

在中美博弈的新形势下，要有新的观念：预则立，不预则废。今天讨论的科技、经济领域的短板问题，不能脱离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研究市场经济下的举国体制，很多要关联上层建筑。就技术论技术，是不全面的，也无法做出全面的应对。

                            （编辑  宋斌斌）

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在党和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对全国卫生防疫资源进行大力整合，进行大量社会动员，组织科学技术力量的参与和群众性防治运动的开展。

卫生防疫队伍的建设。1950年3月，卫生部组建中央防疫总队，包括军委卫生部、地方军区以及东北、华北等地方联合防疫人员和医科学院（校）的成员。他们组成6个大队，建立流动的医疗分队，分赴各地协助开展防疫工作。设置防疫总队，有力整合了军民卫生防疫资源，缓解了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在卫生防疫组织建设方面，到1956年，中央和地方增建防疫站达到1260个（是1950年的20倍），以及和各种传染病的专业防治所（站）（如鼠疫、血吸虫病等）600余所。

在防治重大传染病当中，各部门积极配合，军地大力协同，中西医相互补充。在防治血吸虫病的过程中，各部门大力协同，农业部门结合各项生产活动做好灭螺工作；水利部门根据“疫区优先治水，治水优先灭螺”的原则，把兴建水利设施与消灭钉螺结合起来；畜牧部门承担了耕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共青团、妇联和疫区驻军也积极参加防治工作。防治重大传染病还注重整合中西医医疗卫生资源。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充分发挥中西医这两种医疗资源的功效，党和政府号召中西医互相团结，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共同为群众防病治病作贡献。中医研究人员发现和收集的民间疗法和药物对传染病防治尤为重要，尤其中医在治疗血吸虫病方面成绩显著。据不完全统计，中医贡献出来的药方有400多种，其中对消除病人的腹水，减轻肝脾肿大，恢复病人劳动力有显著效果。

卫生防疫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全民动员，群防群治。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立足国情防治传染病疫情的重大基础保障工程。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行预防为主，面向基层，深入社区，开展传染病监测和病媒生物调查，通过环境治理、病媒生物防治、加强防病宣传等措施，形成“群防群控群治”的工作格局，对切断重大传染病传播途径和防止疫情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实施全民种痘行动，成功消灭天花。新中国成立之初，卫生防疫人员严重匮乏，需要大量培训种痘员，保障普种牛痘任务的完成。各省、市卫生行政机关联合当地医疗卫生群众团体，共同组织短期种痘培训班，培训医疗卫生人员、基层干部、小学教师以及社会青年中的积极分子成为合格的种痘员。农村地区，每村基本上训练2名不脱产种痘员。城市由各区政府配合公安部门做好召集居民的工作，各区卫生防疫部门负责组织区内防疫力量为居民（包括机关团体、工厂、学校等）接种牛痘；农村一般由上级委派的防疫队统一领导，防疫队依靠当地的组织力量，如农会、村政府、派出所、土改工作队，通过召开农民大会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动员工作。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5亿多人口共发放18亿剂牛痘疫苗，从而迅速、有效地降低了天花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已成功消灭天花，较世界卫生组织1980年宣布全球根除天花早了10多年。

新中国为了制止霍乱及其他传染病的流行，恢复和建立了16个交通检疫站，防止霍乱从境外传入，并有重点地进行饮水消毒和改善环境卫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真性霍乱病例已多年没有发生过。

新中国成立之初，鼠疫频发，尤其是东北地区鼠疫曾大规模蔓延。党和政府迅速成立了专业鼠疫防治机构，实施有效的疫区处理工作和临床治疗，并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鼠疫救疗机制，并从群众性工作和技术性工作两个方面迅速建立起较为严格的鼠疫疫情报告制度，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捕鼠、灭蚤及环境卫生工作，以及加强卫生防疫宣传和教育工作等，初步建立相对完善的鼠疫预防机制。1955年鼠疫基本得到控制，1964年以后每年的发病率降到几例至十几例。

从1955年底和1956年春开始，党和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疫区309个县市建立了19个防治所、236个防治站、1346个防治组，培训了1.7万余名专业防治人员，开展大规模的防治工作。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综合性环境治理与改造，采取查杀钉螺、管理粪便、管制水源等举措，控制传染源。同时，疫区各地卫生防疫人员和群众积极探索治愈方法，如采用锑剂短程疗法、中药加减胃苓汤等对患者有明显疗效，被快速推广使用，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很多疫区还组织宣传和介绍预防知识，提高群众防病觉悟，订立防护公约。同时在非流行地区，农民、学生和解放军官兵也都积极参加血吸虫病大规模的防治行动。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率先在全国消灭血吸虫病，其他疫区发病率也大幅降低，血吸虫病第一次得到有效控制，疫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汇集全国医疗科研力量，研发攻关重大传染病防治药物。防治重大传染病创新药物的研发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依靠多部门、多学科协同攻关，集中力量实现重大突破。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类寄生虫引起的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的传染性疾病，新中国成立前，疟疾在乡村和城镇都曾大规模蔓延，解放后疫情逐步受到控制，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曾出现局部爆发，开发新型抗疟药物迫在眉睫。1967年5月，国务院召集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家科委、卫生部、化工部、国防科委和科学院领导参加的协作会议，成立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领导小组，制定研制规划，组建一支多部门、多地区、多学科、多专业、军民合作、科技骨干固定的研发队伍。全国有60多个科研单位参与研发工作，仅参加项目的常规工作人员就有五六百人，参与者总计达两三千人。各部门各单位研发人员，在专业上取长补短，技术上互相交流，设备上互通有无。到1972年底，研发出青蒿素，并于1973年10月首次进行临床试用。

197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山东、云南、广东、四川、江苏、湖北、河南、广西、上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有关单位，共同组成青蒿研究协作组，从资源、临床、药理、化学结构、制剂、生产工艺、质量规格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各地区用当地的青蒿资源提取加工，制备各种剂型，扩大临床试用。经充分验证，青蒿素治疗疟疾临床效果显著，呈现速效、高效、低毒的特点。1979年，国家科委将“国家发明奖”颁给青蒿素研究小组。之后，青蒿素复方成为世界上治疗疟疾的标准疗法，载入世界基本药物目录。屠呦呦作为青蒿素研发的主要代表人物，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改革开放后，实行新型举国体制防控重大传染病疫情（1978-20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政府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通过实施大规模全国免疫规划项目，大幅增加免费疫苗种类，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以乡镇为单位，总体保持在90%以上。其中一个突出成就，就是成功地消除脊髓灰质炎。

1988年年初，上海市区大面积感染甲肝。在中央的指导和支持下，建立了市政府统一领导的，由卫生、工商、交通、财政等部门参与配合的联合救援机制。同时发动群众，动员各级地方防疫站和街道在职或退休专业人员参加消毒工作，组建大规模的消毒队伍，形成一个覆盖全市的消毒网络；卫生医药部门也积极调配、供应消毒药物，保障消毒工作。各个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救援工作顺利开展，保障了人民的健康和安全。

2003年春，非典型肺炎疫情爆发。“非典”传染性强，病死率高，为此中央统一领导，在最短时间内最大程度地建立政府动员机制，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由党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的30多个部门和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组成，整合各方资源，提高行政效率。

防治非典型肺炎最关键、最有效的措施是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这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有力的组织。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多元化趋势明显，这对国家公共管理能力和效率提出了挑战。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保证社会生活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各个地区实施有效的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举措，迅速遏制住“非典”的传播。

在2003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的短短20天内，中央发出180多项政令，涉及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军事系统等各方面，几乎涵盖政府事务、公共管理的各个领域。同时，国家全方位调动各部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共度难关。为确保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非典型肺炎防治药品、物资进行集中统一生产、调运、供应；北京市也对防治“非典”定点医院与医务人员统一安排使用。2003年4月下旬，中央政府调动数百亿资金，调集全国医疗力量支援北京等重灾区，上千万人投入防治工作。北京疫情高发期间，出现市民恐慌性抢购，国家紧急调集物资供应市场，3天内就平息了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抢购风潮。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北京小汤山医院，仅一周就建成并交付使用。为支援北京抗击非典疫情，全军调集1200名医护人员，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到位。其他省区市也紧急调配大批防治医疗物资运往首都。当河北、山西疫情蔓延时，广东、山东、上海派出最好的医疗队，调配最好的医疗器材全力支援。北京疫情刚刚缓解，也向其他疫区伸出援助之手。同时，中央专项部署农村非典防治工作，有效控制住“非典”向农村地区的蔓延。

在防治“非典”期间，还注重开展国际合作，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疫情防治救援工作。当时，国际传染病学领域知名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伊恩·利普金教授受邀来北京协助抗击“非典”并指导相关研究，他对病毒的准确判断对遏制“非典”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中美科学家联手抗击“非典”而载入人类抵抗流行病史上的一段医学佳话。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海外华人纷纷慷慨解囊，为抗击疫情捐款捐物，截至2003年6月中旬，北京各级民政部门累计接收捐款捐物总额达5.1亿多元。

发挥新时代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实施重大疫情防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球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加速，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等不断变化以及某些人畜共患病持续发生，截至2016年年底，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覆盖全国100%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和94%的乡级卫生院，直报医疗卫生机构69000多家，报告时间由5天缩短至2小时。我国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

2013年3月，上海、安徽等地相继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充分发挥跨部门跨地区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优势，加强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沟通和统筹协调，完善预案，健全机制，落实措施，形成合力。同时，加强临床救治，强化早诊早治，加强疫情监测，及时开展风险评估，准确掌握疫情态势，并坚决关闭活禽市场。防治H7N9禽流感疫情措施科学适度，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015年5月，我国出现首例MERS输入性病例后，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到广东协助开展现场调查和疫情防控，追踪国际疫情及防控信息，动态开展风险评估，并对我国居民赴韩国旅行提供建议。经过共同努力，成功防范了MERS向我国输入。

2016年年初，寨卡病毒疫情在多个国家流行并引起全球广泛关注。我国及时启动由18个部委组成的应对寨卡病毒疫情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关口前移，防范疫情输入和扩散。发现寨卡病毒病等输入病例后，迅速组织工作组赴现场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经过及时处置，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没有发生蔓延传播。

我国防治传染病科研攻关取得重要进展。通过“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初步建立起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病原和未知病原的筛查技术体系，并在应对MERS等重大突发疫情上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同时，“我国首次对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有效防控及集成创新性研究”项目，在国际上首先成功研制诊断试剂，并研发成功甲流疫苗，建立起我国应对突发传染病防控技术网络体系，使我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对流感大流行的有效干预和控制。该项目取得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和全球的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贡献。

2020年年初开始传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紧急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统筹社会各界力量，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坚持全国一盘棋。医疗、学界、建筑、轻工业、交通运输、金融等各领域联动配合，国企、民企全面动员。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各地市，各省组建的医疗队迅速集合，数万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汇聚了数十家施工单位；解放军抽调千名医护人员奔赴战“疫”一线。各地区各部门遵照中央决策部署协同联动、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形成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联动格局。举国上下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打响疫情防控的总体战，使疫情防控得以有力有效推进，这是新型举国体制应对重大疫情的又一次生动再现。

新型举国体制下防控重大疫情的经验和启示

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是艰巨的战略任务，又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传统传染病威胁持续存在，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国际交流频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都增加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复杂性。这就更需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共同行动，打赢防控重大疫情的人民战争。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在防控重大传染病疫情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为当前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提供了重要借鉴，也有助于提升未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位一体的疫情防控运行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广泛动员一切力量，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共同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政府发挥防控疫情的能力包括：快速反应能力、决策能力、技术咨询能力、各部门的协调能力和信息的通报和反馈能力等等；发挥社会力量在资源、服务、合作机制等方面的作用，完善社区管理服务机制（提供应急服务、关怀特殊群体、搭建协作平台等），参与疫情防控。同时，注重发挥市场在疫情防控尤其是在应急动员生产方面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二是提高疫情预警能力，健全国家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管理体系。健全完善传染病疫情的监测体系和预警系统,提高疫病监测预警能力，及时有效捕获信息，及时采取应对举措。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系统，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快速有效地处置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加强地方应急反应能力建设,建立规范医疗诊断与救治系统,提高突发疫情应急处理水平,严防传染病的传入和传播，从整体上提高综合防控能力。

三是协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科研攻关，为防控重大传染病疫情提供科技支撑。统筹各方面科研力量，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互协同，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注重推进多种技术路线实施疫苗研发，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探索采取先进治疗方式和治疗手段。加快防治疫病医学科研力量布局，加快提高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建立产学研结合的疫苗研发和生产体系，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

四是注重军民协同，共同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建立军民协同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统一指挥体制，军民协同开展卫生防疫保障、处置突发事件和救治传染病患者、组织血液、药品、器材供应，协助地方卫生力量实施传染病患者救治，并提供防治救援的技术指导。

五是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完善国际沟通与协作机制，加快和强化疫情防控的专业合作。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同时，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现有国际机制推动疫情防控的地区合作，积极开展疫情防控的国际协调，及时启动相关项目和行动，调动相应的资金和资源为疫情防控服务，并把疫情防控纳入现有合作框架。

                               （编辑  季节）

南庄村，位于福山区门楼镇，紧邻门楼水库，共有村民270户、753人，村“两委”成员4人，党员28人，全村共有耕地400亩，其中村集体耕地100亩。2016年，南庄村党支部领办福山区魅力南庄合作社，不仅种上了樱桃、苹果、桑葚等经济作物，还打造集山上观光休闲和山下民宿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2018年实现集体收入200余万元，社员分红120万元，每户年均增收4500元。原本落后的小山村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近年来，南庄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载体，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政治引领作用，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带领党群干群合力发展，谱写了齐心协力、富民强村的创业篇章。

党群同心打赢“翻身仗”

南庄村是由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行政村，过去村党组织长期软弱涣散，内斗不断，根本没有心思搞发展，就连村党支部办公用房都是租借的村民瓦房。

2009年是南庄村蜕变的起点。当时，“在外能人”彭利民准备回村竞选村党支部书记的消息“轰动”全村。大家十分疑惑，纷纷询问，“听说你在外面发展不错，为什么还要回来趟这潭浑水呢？”彭利民当时并未回答。当选后，他用了3天时间挨家挨户拜访了全部党员，听取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初步了解了村里的大体情况。第4天晚上，他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大会。他用铿锵的语调对大家说：“大家斗了这么多年，教训是什么？就是越斗越穷！再不团结起来搞发展，还会继续受穷，将来我们就是南庄村的罪人！我回来的目的，就是和大家一起拔掉穷根、共同致富，让老百姓都以身为南庄村民为荣。”

正是这番话，令南庄村党员群众陷入了反思。

“当时彭书记的话戳到了心坎上，村里斗来斗去乱成一团，每个人都要负责的。”10年后的今天，老党员张树本对当年那次会议记忆犹新，那次会议让大家认清了现实、坚定了信念，要稳定，要团结，要齐心协力抓发展，彻底改变南庄村的落后面貌。”

有了发展共识，但从哪里突破呢？面对村内无启动资金、无集体资产、无优势资源的“三无”现状，村党支部经过反复论证，确定了盘活土地资源、集约发展的思路，村党支部发出“动员令”，号召向荒山要土地。

没有钱，党支部成员自掏腰包！没有人，党员带头领着干！在村党支部的示范带动下，村民们纷纷义务出工，加入到垦荒拓田的队伍中来。挖掘机等重型设备无法作业的险陡区域，村民们就用铁锹一铲一铲地挖，在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仅用半年时间，就开辟荒地60亩，外运渣土20余万方，栽种大樱桃2000多棵，把荒山荒地变成了致富宝地。

为扩大生产规模，村党支部决定对村内散葬坟实行统一集中管理，由村“两委”成员带头，党员包干，分片联系群众上门做思想工作，仅用2个多月时间便将全村362口散葬坟全部迁至村西公墓，又腾出集体土地80亩。就是利用这140亩地，南庄村于2010年正式启动了“魅力南庄”项目，成功迈出了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步。项目启动后，南庄村又陆续流转了近300亩土地，2016年，村党支部领办成立了“魅力南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规范之前的合作经营模式，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村庄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党员干部要领着群众干、干给群众看。我们也没有致富法宝，有的就是一帮干事的党员、一帮信任我们的群众。”彭利民这样总结南庄村10年发展历程的宝贵经验。

目前，南庄村“魅力南庄”合作社入社率达100%，村集体占股78%，累计投入1000余万元，种植樱桃、苹果、桑葚等各类经济作物1万多棵。

转型升级拓宽“致富路”

南庄村的突破发展，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但以种植业为主导产业的经营模式也使合作社遇到了瓶颈。

“虽然大樱桃是高附加值经济作物，但依然属于初级农产品，如果不主动与深加工、服务业等二三产业对接，就只能通过简单贩卖盈利，受市场波动影响大，议价能力低，盈收渠道窄。”一位农业种植专家来村指导大樱桃种植时说道。

南庄村何尝不想延长产业链条、做大发展蛋糕？但如何与二产、三产对接，南庄村党支部还没有思路。从那时起，村党支部开始慢慢酝酿产业转型升级，找准时机推动农业走“三产融合”的发展道路。

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兴起，萦绕在南庄村心头的发展难题逐渐被破解。南庄村地理位置优越，紧邻门楼水库，也是城区通往千年古刹国露寺和革命圣地狮子山的主干路，交通便利。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村合作社开辟了大樱桃采摘园，搞起了周末短途“微旅游”，承办了2016年烟台大樱桃节，进一步提高了南庄村游览景观的知名度。

尽管大樱桃采摘让合作社尝到了“体验经济•休闲农业”的甜头，但由于采摘周期只有1个多月，它对合作社整体收益的提升还没有实现质的飞跃。为实现集体经济长远发展，村党支部把村庄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生态观光旅游上，决定将“魅力南庄”项目拓宽升级，打造田园综合体。

但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部分党员和村民的反对。

“搞田园综合体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额资金的持续投入。大家觉得，虽然村里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了钱，但要搞田园综合体，就得把多年的积蓄全部投进去，甚至还要面临举债发展的风险。”彭利民说，但我们支部成员坚信，这条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不管多大压力，我们都要迎难而上！

通过多次召开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反复讨论，终于研究出一套大家认可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抱粗腿、靠大树”，积极向上级争取、向社会融资，撬动发展杠杆。

2017年，南庄村凭借较为完善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设施，被确定为福山区乡村振兴示范村，得到了区镇两级的大力支持，聘请上海圣博华康创意公司对全村进行了总体规划，确定了“五福”功能板块和19个文娱项目，不断提升“魅力南庄”田园综合体的层次和规模。

惠及民生共享“发展果”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通过发挥党支部的引领作用，带领党员群众干事创业、共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南庄村党支部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村民生活的持续改善，经讨论研究，村党支部决定每年拿出合作社30%的集体收益专项用于村居改造，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硬化村内道路8000平方米，安装路灯85盏，高标准修建集党员活动、学习阅读、文体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村级活动场所。

“以前一到晚上外面黑咕隆咚，老百姓都在家打牌打麻将。下雨下雪，路上全是泥坑，都出不去门。现在好了，灯亮了、路硬了，老百姓白天去文化大院拉琴唱歌，晚上在广场跳舞锻炼，心里美啊！”南庄村李大妈穿着村里发的舞蹈服，乐得合不拢嘴。

“我们的发展成果是支部带领群众一步一步干出来的，现在村里有钱了，应该让群众享受到发展红利。”彭利民说。如今，南庄村已经构建起集“吃、住、行、游、娱、购”为一体的全方位旅游体系，多个经济增长支点带动实现了村强民富。

如今虽然村集体富了，村民生活好了，但村庄依然沿袭着“遇事多商量”的传统，村里的小事按照村规民约村民商量着办，大事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合作社的账目定期公开，接受社员监督，让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共建共享，真正让群众享受到合作社带来的效益，是南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功的关键。”门楼镇党委书记张海涛说。

南庄村10年间励精图治、成功蝶变，从一个乱村、穷村蜕变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关键在于党支部的核心引领作用。尤其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带领党员群众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实现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书写了一幅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共建共享的壮丽画卷！

启示：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从领办合作社发展樱桃、苹果、桑葚等种植业，到升级打造“魅力南庄”田园综合体；从一个贫村、弱村、乱村，到实现村集体收入达到200万元，关键在于有一个号召力强的支部带头人，有一个凝聚力强的支部好班子。实践再次证明，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基层政权振兴，关键在于基层组织振兴，只要党群一心、群众抱团，就能激发出一往无前的战斗力。

                               （编辑 宋斌斌）

衣家村，是一个“袖珍村”，位于栖霞市亭口镇驻地以西11公里的大山腹地。它很小，只有57户、126人；它很穷，村集体仅有几间办公室，全村有灌溉条件的耕地不到30亩；它缺路，上山的土路不足半米宽，苹果、樱桃收获季，只能靠肩挑手抬；它更缺少希望，30多人常年在外打工，季节性外出打工的人数占到全村劳动力的80%，留守的大多年老体弱……2016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不足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0.8万元，是一个典型的积贫积弱的穷山村。

就是这样一个小山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仅用两年时间，打通了长5.5公里、宽5.5 米的环山路；修起了蓄水池，56公里的输水管网通到每家果园；荒废几十年的土地平整出来种上了苹果、大樱桃；建起了藏香猪养猪场，10个玉木耳大棚拔地而起……

如今的衣家村，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全村展现出不一样的“精气神”。预计到2019年年底，可实现村集体收入20万元，人均收入1.4万元。而这些变化都与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壮大集体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忘初心 把老百姓重新聚在党旗下

“变压器装好了，为我们玉木耳大棚解决了用水用电的大问题，明年春上，就能挂袋养木耳了。一棚木耳一年可实现收益10多万元！”2019年10月2日上午，在衣家村西南的玉木耳种植区，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正和国网栖霞市供电公司总经理刘炳言商量着电网改造的事儿。

“这里是新硬化的山路，这里是正在建的蓄水池……”衣元良对沿途的建设成果如数家珍，沿着他们用大锤和镐头开出的山路来到山顶最高处，一面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格外引人注目。

在山下的村史馆里，另一面边缘破损的旧党旗被庄重地悬挂在玻璃橱窗里，上边15位党员的签名诉说着它不平凡的经历。

2009年，当过14年兵的衣元良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时，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现状：班子软弱涣散，办公室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村集体长年没有一分钱收入；村民人均纯收入始终没超过5000元，贫穷似乎在这个小山村扎下了根……

衣元良心里憋屈：不能再穷下去了！宁可干穷了，也不能等穷了。可是怎么干？他一直在苦苦思索。

2017年初，烟台市委号召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多年的苦闷，仿佛一下子有了答案。必须走‘党支部引领’之路，必须把老百姓重新聚在党旗下！”衣元良连续三天三夜拉着村委会主任和会计合计，然后入户走访，说服村民加入合作社。从2017年5月开始运作，7月8日全村绝大多数村民同意并加入合作社，9月6日，“一点园”果蔬专业合作社正式取得营业执照。

面对缺钱、缺劳力的困局，一种带有鲜明“衣家色彩”的模式被创造出来：合作社由村党支部领办、村民自愿参加，每名户口在村里的村民都拥有一股“原始股”。合作社运行后，实行“工票制”，社员（群众）参加集体劳动后，合作社按男劳力120元/天、女劳力80元/天的标准发放工票，满2000元可折合一股“创业股”，“创业股”可以按股分红，同时可以用于购买灌溉用水、果树苗和水利管线。

衣元良拿出一面党旗，和十几个党员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插在了开山的工地上。

践行初心 石头硬，锤头硬，不如咱的意志硬

“这把大炮锤，蜡木杆震断了五次，锤头两边都砸开花了，当时要修路，村里啥都没有，衣忠海就把自己家的炮锤拿出来了。”村委会主任衣忠省说起村史馆这把大锤，仍然无限感慨。

合作社成立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进山的路修通、把水通到果园地头。但据工程专家估算，至少需要400万元的投入，这对衣家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党员干部带头干，凝聚起全村人的力量，任何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不服输的衣元良常说，看看是石头硬、锤头硬，还是咱的意志硬！

没有资金，请不了修路队，那就自己干。2017年9月，衣元良带领村民在山脚下砸下了修路的第一锤。

谁真心实干，谁和群众同坐一条板凳，群众就会和他同一条心。衣家村全村劳动力不过三四十人，为了修路，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成了修路工。“共产党员带头干，我也使劲干，我活一天干一天！”2017年9月，当时已81岁高龄的杨淑兰扛起铁锹上了山。

上午7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到5点半，一整天的时间村民们都在山上，冬天天黑得早，村民们拿着手电筒砸石头运沙子，下大雪也不停工，就这么一镐头一铁锨，衣家村人在这座莽莽大山中生生劈开了一条路。

衣元良很是愧疚：“虽然记了‘工票’，可至今没有兑现，但没有一个人提钱的事，就是干！”

村民衣忠波并不在意：“这不单是村里修路，更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党支部真心实意为老百姓着想，我们不干谁干！”修路的那段历程也让村民王秀芳很自豪：“以后和孩子说起来，这条路是我们自己修的，多好！”

山路通了，衣家村发展的路也通了。有了车，生产物料几分钟就能上山，樱桃苹果熟了，能快速运到市场。围绕着这条路，衣家村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了起来：打了2眼深水井，整修了3处废弃的坪塘，新建了1处800立方米的高位蓄水池，全村近350亩果园架设滴灌设备。尽管2019年胶东大旱，但衣家村的樱桃都浇上了水，村民衣进争家的樱桃还比前年多卖了8000多元。

永葆初心 带着老少爷们富起来，腰杆挺起来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一个村级党组织，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带着老少爷们富起来，腰杆挺起来！”对于“初心和使命，衣元良有着自己朴素的理解。

如今，看着一张张“工票”，衣元良还是睡不好觉，“成立合作社，发动群众的时候，我们对老百姓有着庄严的承诺，绝不能让老百姓失望，这些‘工票’，要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在开山路的同时，路两边一块块荒废已久的撂荒地也被平整出来。村党支部经过深入考察后，决定在环山路沿线栽种“晚红脆”桃树2500棵，相当于增加集体果园40亩，预计每年可增收20万元。同时，针对社员现有300多亩土地种植樱桃多、苹果少，品种老、树龄长的实际情况，由合作社统一负责，逐步减少老品种，种植新品种，保障合作社和群众收益最大化。

“农历八月十五，我们的藏香猪正式出栏啦，猪肉价格是普通白毛猪的5倍以上。20多头猪卖了63000多元。”衣元良说道，2018年他们第一批购买藏香猪102头，发展藏香猪生态立体养殖，让藏香猪与山上的果树和谐共生，仅此一项年可增收30万元。

烟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涛表示，衣家村从一个一无区位优势、二无自然资源、三无年轻劳力、四无外来帮助的小山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共同奋斗，短短两年时间，实现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提升了党组织的组织力，改变了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这样的精神着实让人感动。。

“若是以后村里的孙辈儿们问起前辈艰苦奋斗的故事，带他们来到这里就能找到我们当初发展村子的‘初心’。”衣元良指着新建成不久的衣家村史馆说道。现如今，衣家村同步打造了党员干部“三同”教育基地，发展集生态养殖、采摘体验、休闲观光、党性教育等为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建立了衣家村电子商务平台，实现旅游信息线上发布、庞家果品线上销售。在收益分配上，收益的70%面向社员进行二次分红，30%作为集体收入，预计社员年人均增收7000元，集体可收入40多万元。站在衣家村的山顶向下望，两年前用大锤和镐头开出的上山路，串起了满眼的希望：苹果树、樱桃树、桃树，漫山遍野；坪塘、水库、蓄水池如颗颗玉石点缀其间；养殖场里藏香猪在撒欢奔跑；10个玉木耳大棚如片片风帆……

启示：崇尚奋斗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衣家村党支部以不等不靠的奋斗精神引领村庄发展，采用“工票”折价入股，干群一心通路、打井、修蓄水池，主动谋划发展樱桃种植和藏香猪养殖，在无资源、区位、人力等优势的情况下，激活内生动力，脱贫脱弱，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是新时代艰苦创业的典型，是新时代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典型。在衣家村“奋斗兴村”的过程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集体增收、群众共富上，更重要的是把党组织和群众拧在了一起，改变了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编辑  宋斌斌）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主要做法

基本形式

把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作社的经济优势，以及群众的能动性结合在一起，由党支部书记或者是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以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入股，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入股，建立起村集体和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用类似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监督。

具体的发展模式

各地各村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各不相同，我们要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因村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因村而异。目前各县市区探索了合作社经营管理三种基本模式：

第一种是村集体独立经营。

第二种是村企联营。企业一般以资金入股合作社，并提供技术指导、统一标准管理、产品统一收购，借助企业的经济、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优势，解决合作社发展资金、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例如栖霞市某村合作社搞苹果换代，企业负责前期投资，前4年无果期按每亩1000元付给群众作保底收入，第5年有收益后，除去生产成本的纯收益，村集体收取5%管理费，其余按4：3：3的比例分别给投资企业、第三方管理企业和入社群众分红。待企业收回投资成本后，再适当降低企业分成比例。又如招远市某村通过“确权确股不确地”实现全村土地流转，组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聘请专业人员负责经营管理，村集体、全体村民和农业开发公司三方组建合作社，村集体和村民占股51%，公司占股49%。

第三种是对外承包经营。党支部成立服务型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形成规模，配套基础设施、新上项目后，再将土地分片承包，解决村集体管不过来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联合社。

    这些做法都是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今后还会涌现出更多样化的管理模式。但不管哪一种形式，牵头主导的都是党支部，一切工作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党支部拥有话语权、决策权和分红权。

现行法规的制约和变通

一些现行的政策滞后于我们的实践。比如，受法律制约，目前村党支部不能直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我们如何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由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以个人的名义联合5个以上村民，注册成立有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然后，村集体以土地、资金或其他固定资产入股，组织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入股。

支部成员虽然是以个人名义注册合作社，但他代表的是村集体。所以我们还设置了两个“约法三章”：

    一是与党支部成员约法三章。我们在章程中明确规定，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理事长应该由党支部成员（主要是支部书记）担任，支部成员职务如果终止（如在村“两委”选举中落选），就应该主动辞去理事长职务，因为其代表的是集体，不是个人行为。

    二是与合作社群众约法三章。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退社必须以不损害集体和其他社员的利益为前提。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服务型合作社，社员可以随时退社，但是已经流转的土地，合作社已经对这片地进行了土壤改良、品种更新，新建了水肥一体化设施，这时要退社就不能自由了。这要提前和群众约定清楚、签好协议。

    因为实践在先，一些新的情况还没有法律法规可鉴，我们只能在现有法律下进行部分变通。我们建议针对上述情况，国家相关法规应进行相应的调整。

合作社的检验标准

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同样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方式的一种新的道路。中国特色的本质特征在于：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我们抓乡村振兴，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抓党组织的建设，党组织工作不仅聚焦于产业发展，同时要巩固党在农村的基础，不能丢掉农村的阵地。所以，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必须依靠党的领导来实现，在工作中也必然要加强党的领导。

    第二，坚持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我们和西方发展道路的重要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收入可以非常高，但贫富差距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的乡村振兴，不管是能人还是老弱病残，都要过上幸福生活，都要全面发展，一个也不能掉队，这在今天我们推进农村脱贫攻坚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要提高党员和村民的入社比例，让尽可能多的贫困群众入社，让更多的农民提高收益，防止大户控制或大户垄断，防止形成“精英社”。比如栖霞市提出：合作社中单个社员股权不能超过20%，农民二次分红的比例不能少于40%，这就比较好地保障了群众的权益。

    第三，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习总书记强调，农村改革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现在有些人主张土地私有化，这是十分错误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根本特征，是实现最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如果我们把私有化作为改革方向，那岂不是又会分化出地主和贫农，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如何体现，只要我们是共产党，只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

    我们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具体方法可能各种各样，但这些基本原则不能突破，不管什么类型的合作社都要拿这三个标准衡量，符合这几个标准才可以创新。

   2019年3月，我们编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操作实务30问》小册子，针对关于如何确定合理的入股办法和利益连接机制，如何选择合适的产业，如何获得启动资金等等具体的做法，其中有方法有实例，市、县、乡、村四级全覆盖，给基层推进指点迷津、提供借鉴。我们依托烟台党建微信公众号，开通了网上服务平台，其中开辟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栏目，对相关问题答疑释惑。

目前的成效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呈现出全域勃发、星火燎原的发展态势，给烟台市乡村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可以说一招破题、全盘皆活。

    第一，农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

我们做基层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有体会，农村书记一般都不太会讲，问一句说一句，甚至经常是乡镇书记替他回答。现在我们领办合作社的书记个个劲头十足，自信满满，到村里去调研拉着你，看项目时详细介绍，这种局面在两年之前是没有的，通过组织带领群众致富增收，极大地提高了党支部威信。

蓬莱市槐树庄村书记李军，是80后的青年。他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采取出义务工的方式，仅用2个多月时间，就开发荒山近200亩，去年冬天又开发100亩，规划了生态种植区、有机养殖区，还计划种植金银花等中药材及桑椹、樱桃等经济作物。为了吸引群众，他带头把自家经营的农资店和10亩地无偿地捐给合作社。他在山上干活摔断了腿，腿上打着石膏，拄着拐，仍在山上带领群众干活。

莱阳市西石河头村本是个贫困村，合作社流转的土地从第一年的60亩扩大到第二年的330亩，目前村里90%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在合作社用地的对面，是两个大户的土地，他们看到合作社发展的势头很好，也想流转群众的土地，但不论价格提到多么高，都没有群众愿意加入。因为群众从党支部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们为民办事的决心。

很多村党支部书记的情怀和境界让我们非常感动，蓬莱市三里沟村党支部书记，本来经营一家物流公司，年收入一百多万元，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他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在村里，只能把企业交给别人经营，每年收取承包费5万元，个人在经济上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他痴心不改。栖霞市黄口村党支部书记，为流转土地成方连片经营，带头把自家27亩果园砍掉，其中有一半以上是5-8年的盛果期果树，砍树的时候家属直哭，但是他自己义无反顾。栖霞市下门楼村党支部书记，面对有的群众不愿意把流转区域内土地入社的问题，将自家4亩盛果期果树与群众置换，把利益让给群众，但是他心甘情愿。

有不少干了几届的老书记，之前籍籍无名，为什么到这两年才崭露头角？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在上级的引导指导下，他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强村富民之路；第二，在带领党员群众战天斗地、干事创业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历练，得到了群众的认可，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心骨。任何一个好的带头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不是有了一个好书记才能办起一个合作社，有了党组织的教育培养、有了火热的实践，完全可以锻造出好的带头人。现在这样的书记越来越多，真是“遍地英雄下夕烟”。

    第二，党组织的组织力大大增强。

    领办合作社之后，党支部和群众通过股份紧紧地扭在一起，以股连心、连责、连利，党支部开展工作有了抓手，群众对集体有了依靠。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大的优势是组织群众。群众入社之后，不仅有了经济的收益，更有了组织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促使大家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有些村出现了群众自发投资投劳、参加集体劳动的火热场面，有的村干成了几代人不敢干、干不成的大工程，这些现象都是组织起来的群众创造的成就。

栖霞市衣家村地处深山，一无区位优势、二无自然资源、三无年轻劳力、四无外来帮助，山路崎岖，是典型的穷村弱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衣家人真正成了“一家人”。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创造性地发明了“工票”制度，以工代股，把群众组织起来自力更生、战天斗地。党支部一吆喝，全村男女老少早出晚归齐上阵，工地天天热火朝天，老人们都说几十年没有这种气氛了。仅仅7个月的时间，5.5米宽、5.5公里长的环山路直达山顶，2处海拔300多米的蓄水池拔地而起，350亩果园架设了滴灌设备。过去在外面工作的衣家人都不愿意回家，现在被村里的氛围所感染，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家乡建设。衣元良书记感叹：“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但组织起来以后就大不一样了，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难以想象！”

莱州市田家村，过去曾经为了修一条水渠，花了7年时间动员4户村民拆掉自己的违建房，就是拆不动。成立合作社之后，村里群众看到了党支部带领大家干事的决心，三天就拆除了违建。有个老党员看到村集体没钱，就把自己分的口粮地无偿地捐给合作社，不要钱也不要股，只是为了表达对支部的信任和支持。槐树庄村一个贫困户主动要把自家院内几百年的金丝槐捐给合作社，因为他看到组织的力量和发展的希望，希望为村里贡献一点力量。这样感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再现了当年胶东群众为支援革命“最后一粒米送军粮”的热情。

    过去我们的“三会一课”内容缺乏吸引力，甚至开会还要发误工补贴。现在大家参会的积极性非常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支部的事、村里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我们感到，没有合作社这个平台，农村基层党建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党建和乡村发展就会成为“两张皮”。现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党建和发展相结合搭建了平台，党支部站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组织群众中，党建做实了，党的执政基础也做实了。

    第三，强村富民实现双赢。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组织起来为什么就能增收？

    从集体收入看：分田到户后各家承包田之间都有间隔，浪费了大量耕地。土地联片后，1000亩地一般会多出150亩。

    从群众收入看：一是土地流转增加了收入。乡村老人多没有劳动能力，承包地荒废在那儿，加入了合作社，土地流转费每亩在500-2000元之间，脱贫就没有问题。二是节约生产成本。合作社有规模效应，买化肥农具可以按批发价格算，比一家一户采购节省很多。三是抱团取暖增加收入。一家一户农户卖苹果没有定价权，甚至各家对收购商竞相压价，而合作社统一销售有品牌效应，可以保持售价基本稳定。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抗击市场风浪。四是农业转型升级增加收入。如栖霞市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园联合，大面积种植改良品种，每亩产值至少增加一万元。五是分红增加收入。一般合作社都规定，每年从生产收入中提取5%公积金用于发展，提取3%公益金用于社员培训、公益事业、困难救助等，剩下的92%按股分红。六是社员可以到合作社打工增加收入。

    第四，乡村振兴的人气更旺了。合作社遍地开花、各类产业蓬勃发展，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创造了机会，吸引了人才回流，缓解了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后继乏人等问题。栖霞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在全国招募39名优秀青年作为项目经理从事果园管理，10年内年薪将达到30万元。同时，集体收入的增加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村党支部有了资金，既可以改善民生，又可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莱州市田家村的小米美食节、蓬莱市三里沟村的古槐文化节等等，都吸引了大批游客，使村庄焕发出勃勃生机。

    第五，农村的人居环境更美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发了群众主动建设美好家园的内生动力。同时，合作社对流转后的土地进行规模经营。栖霞市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苹果革命”，应用新品种、推广新技术，目前已改造老旧果园3.5万亩，促进了苹果产业的转型升级，既有了绿水青山，又有了金山银山。

    随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越来越多，越办越好，过去没有入社的群众也纷纷要求加入合作社，原来没有办合作社的村也坐不住了，希望镇里前来指导建合作社。现在，全市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开始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同，也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

重要的是解决“道”的问题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蓬勃发展。在推行工作中，“术”的问题好解决，重要的是解决“道”的问题。

   只有理论清醒，才有道路坚定

    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读了《胶东解放区边境的农村如何组织起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直到习总书记的《摆脱贫困》等几十本书，总书记一再强调，农村要走组织化和市场化结合的道路。我们坚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条道路虽然艰难，但符合总书记的思想。只有理论上清醒，才会有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自觉和道路上的自信。实践中增强前瞻性和坚定性，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

我们在推行这件事的过程中，始终有人质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有什么不同？是不是走回头路？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并给大家讲清楚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50年代开始的合作化运动，这是对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是走向合作化、集体化的伟大探索，对此不能否定。第二次是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要实行这个政策，是因为在人民公社后期，统得过死的问题日益显现，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实行“分”的改革后，短时间内激发了农村的活力。这两次变革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做出的必然选择，都在当时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处于新的时代，应该发扬集体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开创一条新路，结合两种生产方式的优点，既能把群众凝聚起来，又能激励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这正是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优势所在。我们现在办的合作社绝不是“大锅饭”，它既是按劳分配的，也是股权清晰的。它符合邓小平同志“二次飞跃”的思想，符合习总书记组织化、市场化道路的要求。它对过去的人民公社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简单的回归，更不是走回头路。

    有人问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资本大户领办合作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非得党支部来领办？显然是宗旨不同，性质不同。资本下乡、参与乡村振兴，我们肯定欢迎，因为农村确实缺乏资金。但我们的基本态度是，资本要为村集体所用，村集体不能被资本绑架或控制。正如总书记所说：要给资本设置“防火墙”。至于大户发起兴办的合作社，一般都是强强联合的“精英社”，不会联合老弱病残扯后腿的农户，他们不是扶贫济困。且不说其中还不乏为套取国家补助成立的“空壳社”，靠他们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靠他们凝聚群众、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更是不可能。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姓公不姓私，由党组织掌握分红的主动权，就能让群众得到最大的收益，能够让老弱病残都有保障。

    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林贤书记领导的东院头村合作社，这个村每亩地投资1万元，每亩收益1.1万元，给社员分红的比例是每亩5050元，两年就能回本，从第三年起净赚。合作社能给群众这么多的分红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资本来领办这个合作社，群众能够得到的顶多是每亩500元的土地流转费，中间的差价都会让资本拿走。有的企业家可能会说：我投了几百万，你们村里一分钱不出，这个合作社就得由我说了算。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你的投资有价值，但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料，它的价值更不可估量，所以这事必须是党组织说了算。事实上我们把这个账算清楚了，企业也知道投资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收益也很可观，往往也能接受。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稳步推进

    推动任何一项工作，不仅要道路正确，还要方法正确，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一个村好办，打造一个点好办，但是如何在一个区域内复制推广，要讲究方式方法。

    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推行这项工作是渐进式的，最初在11个村试点，一年之后是百村示范，到今年是千村覆盖。具体的组建方法、入股方式和经营模式，各有各的探索，各有各的长处，只要是坚持党支部领办，只要是坚持合作社性质，我们就鼓励基层立足本地实际、积极探索，保障这项工作快速地推开。要坚持质量优先，不搞“一窝蜂”。

    坚持示范带动，不搞“大呼隆”。我们不定指标，不搞突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不做夹生饭。主要精力放在解开思想疙瘩，培育典型上，让事实说话，让更多的群众看到好处、尝到甜头，然后他就会主动学习，自主发展。通过这样的工作方式，保证稳步推进。

    坚持群众自愿，不搞强制硬推。是否入社群众自己说了算，在推进工作中，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帮群众算对比账、长远账，但是决不设定百分比等数量指标，让每一个入社群众都是自觉自愿的。

坚持从严管理，避免“萝卜快了不洗泥”。对成立的每一个合作社审核把关，起步时就从章程、民主管理、股金管理、财务管理、收益分配等方面进行规范，指导村党支部依章办社、依章办事，确保村党支部干成事、不出事。基层也创造了一些很好的做法，如建立议事决策、财务管理、重大事项决策审核把关机制。坚持公开办社，加强内部监督的同时强化外部监督，包括合作社负责人任期和离任审计。

坚持全面统筹，不搞单兵突进。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凝聚资源，保障这项工作后劲充足。

   只有不畏艰险，才能勇于担当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新生事物。现在全国有不少坚持集体经济的明星村，但自上而下地在全市推进办合作社，其他地方没有先例。这个工作上级没有要求我们做，不做肯定没毛病，因为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是省内先进。现在自己没事找事，捅这个有争议的马蜂窝，当然有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市里的有关领导给予我们坚定的支持，全市组织系统积极工作，把最初的构想变成具体可行的做法，体现了很强的执行力。

    我们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和群众，给予我毫无保留的拥护和鼓励。莱州市田家村合作社理事长杨春华写的一段话表明了群众对走集体经济道路的肯定和支持：“有一条路人烟稀少、孤独难行，却是不得不坚持前行，因为在它的尽头种着的是期待和梦想。这条路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路，是以组织力促进乡村振兴的路，虽然现在这路上走得人还不够多，还有阻碍，也有困难，但是我们烟台的实践已经初步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路。今天我们的同路人越来越多，相信总有一天中国农村一定能一起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康庄大路。”

                                                                                    （编辑  季红）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目标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学习邓小平关于农村发展“两个飞跃”思想，积极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在运用市场机制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城市带动农村，党支部带领合作社发展，走集体化、集约化发展道路，是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的必由之路。

“两个飞跃”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40年前的改革发展从农村开始，当时对“怎么改”的意见很不一致。1980年5月31日，针对有人担心实行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邓小平在和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1]

     由于小平同志的支持，小岗村土地承包到户的改革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一举解决了困扰我们几十年的温饱问题。

    小平同志对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思想是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10年之后的1990年3月3日，他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

      1992年7月，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邓小平又重申了“两个飞跃”思想，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3]

　　在“两个飞跃”思想的指引下，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了稳定，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农村稳定发展了，我们才有条件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乡镇企业崛起，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压力、动力和条件。小平同志关于农村“两个飞跃”的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条件已经具备

　　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在沿海地区、平原和浅丘陵地区，开始着手推进小平同志所说的农业的“第二次飞跃”，条件逐步具备。

　　首先，城市经济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帮助农村发展。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是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城乡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而改变以家庭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农村经济，走集体化道路，才能为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创造前提条件。

　　其次，工业已拥有为农业提供现代技术装备的能力。我们工业增加值居世界第一位，工业生产能力总体上处于过剩状态。发展现代农业需要的绝大部分机械装备和化学材料，国内都能生产，少量不能生产的可通过进口来解决，只要农业提出需求，就能满足供给。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第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需要发展规模化经营。农村现在虽然还有2.2亿劳动力，但绝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精壮劳动力都已进城打工，许多地方出现土地撂荒现象。发展集体化、集约化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才能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从事农业，逐步培养职业农民队伍。

　　第四，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需要发展社会化大农业。2018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逆差达574亿美元。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一些进口是必要的，问题在于优势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亟待提高，靠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不可能保证农产品质量，更不可能创造品牌信誉，无法提高出口竞争力。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出口，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业合作社，形成集体合力。　　

　　农业合作社应当有多种形式

　　发展农业合作社，应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采取多种形式。

　　——种养加销一体化的综合性合作社。以一种或几种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为纽带，组建全产业链的合作社。如果把供应链金融、冷链物流等也纳入进来，并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就能建成区块链形式的合作社，其生产和营销网络可以覆盖全球市场。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可以以土地、牧场承包权入股，与其他拥有资本、技术、管理资源的社员共同组建股份合作制的公司。社员既可以被聘请为合作社的职工，直接参与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也可以只做合作社的股东，通过社员大会参与合作社的经营决策和监管。主要管理人员应当采取聘任制，可以从社员中产生，也可以向全球招聘，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这类产权明晰、责权明确、利益联接、经营灵活的合作社，应当作为我国目前合作社发展的主要形式。

　　——提供各类专业服务的合作社。围绕农业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机耕、灌溉、施肥、灭虫、除草、良种推广、果树修剪、设施建设、产品保鲜等专业化服务，拥有服务能力的人员组建专业服务公司，或由相关农户参与组建专业服务合作社。一个农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参加一个或几个合作社，社员与合作社订立协议，享受合作社的服务，确保交售给合作社的农产品符合质量标准要求，参与合作社的利润分配，形成利益共同体。

　　——以“合作社＋公司”代替“农户＋公司”。多年来，我们推广“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形式，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并不成功，原因在于以农产品加工销售为主的龙头公司与农户之间没有建立起利益联接机制，在农户交售农产品给公司时，常常产生价格、数量、质量上的博弈，特别是在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时，公司与农户的合同很难履行，产品质量更难以保证。龙头公司应当通过合作社与农户打交道，并通过吸收合作社入股等形式，建立起公司、合作社、农户之间的利益联接机制，这是三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取胜之道。

　　——农户之间资金互助类合作社。这是金融类的专业合作社，由农户按村或者乡自由组合而成。农户将自己平时闲置的资金交给资金合作社经营，并作为社员享受合作社的低利借贷服务。国家对这类资金合作社的借贷服务应给予税收减免等鼓励政策。资金合作社也可与综合性合作社和专业服务类合作社结合起来。在“合作社＋公司”模式中，公司也可对合作社的社员提供低息或者无息资金支持。

　　所有新建立的各类合作社，都要执行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按照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不同等级，用不同颜色的标签和二维码醒目地显示出来，便于消费者在市场上自主选择。这是增强我国食品公信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同时也只有普遍建立起合作社，才能建立农产品品牌，创建更多的质量信得过的名牌产品，我国的农产品才有可能打入国际市场。　　

　　发展合作社需要统一思想认识

　　通过集体化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农业的第二次飞跃创造体制条件，目前面临的困难不是实践上是否可行，而是首先要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

　　（一）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否需要再等上百年？发达国家完成从小农户到规模化过渡，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这个时间可以大大缩短。改革以来，我们仅用40年就取得了西方国家200多年工业化的成就，这个奇迹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上完全可以复制。最大的担心是，农业规模化经营后剩余的劳动力到哪里去。我认为，出路有三：一是合作社促进农业分工发展，农民从主要从事种植养殖业转移到从事与农业有关的二、三产业，将扩大农村的就业容量；推进城镇化特别是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将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新成长劳动力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将缓解就业压力。近10年来，城镇化的速度并没有随着工业化增速的下降而减缓，普遍存在招工难现象，特别是技术工种、社区服务、环境清洁等工作招不到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任务仍未完成。通过采取综合性措施，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适宜机械耕作的地区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解决城乡差距拉大的矛盾，是完全有条件的。

　　（二）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合作社与以前的“穷过渡”有着本质区别。不少人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时机仍不成熟，与对人民公社化所带来的灾难记忆有关。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殊不知，今天我们要鼓励发展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对耕地的“三权分置”，使农户对承包地拥有承包权即用益物权。以承包权入股，取得合作社的分红，可以把承包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收入更高的工作，也可以被合作社聘任，成为合作社的股东加职工。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印发的关于保护各类产权的文件，应能消除对于“左”的政策的担忧。

　　（三）合作社要坚持进出自由、民主决策的原则。合作社与股份制的区别就在于，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股份制实行一股一票。农户参加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合作社的章程应规定社员进退自由。合作社的重大经营决策，包括投资方向、利润分配、管理者的任免等，都应经过民主讨论后由社员投票决定。合作社的财务必须透明，聘请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审计。

　　（四）财政对农业的补贴要直接补给合作社。现在，各级财政对三农的补贴很多，但是监督管理不严，使用过于分散，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些补贴对象需要调整，如把农产品加工的补贴补给了龙头企业，把种粮的补贴补给了承包人而不是实际的种地人。应借鉴法国的经验，把财政给农业的补贴直接补给合作社，用于鼓励合作社采用先进技术，购置农业机械，培训技术人才等。用财政资金支持合作社发展。

（五）发展农村基层党支部对合作社的领导作用。办好合作社，离不开基层党支部的领导。目前，各地都有一些坚持集体经营致富的先进典型，其共同特点就是有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党支部。党支部的成员可以在合作社兼任领导职务，一些规模较大的合作社，还应单独设立党支部。重视培养和发展年轻党员，重视把致富能人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党支部带领合作社，以合作社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编辑  杨利红）

2019年10月底，我有幸参加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烟台市召开的“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现场研讨会。烟台市找到了党支部农村工作的抓手，找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找到了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有效形式，找到了乡村治理的好模式，找到了强村富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烟台经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党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总结出来的，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是其他农村地区可以借鉴的样本。烟台经验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这是对贵州省塘约村党支部开创的塘约道路的继承和发展，与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做法一脉相承。如果说塘约村是星星之火，那么烟台经验已经在胶东大地上遍地开花。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握了乡村振兴的大方向

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不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多么发达，都难以解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矛盾，同时摆脱不了发展经济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困境，因此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社会主义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甚至有时是螺旋式的前进。

我国农村刚实行包产到户的一段时间，确实有效地调动了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也出现了种种问题。有人主张把村里的集体财产分光吃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起农民发家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但三十多年的实践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农业成了一个相对弱势的产业，多数农民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农村出现了大量土地撂荒的现象，撂荒面积之大、时间之长，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目前我国粮食已不能完全自给，2017年人均进口粮食达到2200斤。同时在很多地区的农村，部分农民陷入严重贫困状态，扶贫已经成为近几年农村的一项重点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组织的个体小农户就像一群散乱的蚂蚁，无法抗拒风险，没有持续生产增收能力，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命运是要被市场大潮所吞没。

虽然各地农村相继出现了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其成员多是村民之间的强强联合，或是城乡资本主宰的合作社，很少吸收贫困户参加，即使贫困户参加进来，也没有多少发言权。甚至有些合作社仅仅是为套取支农资金成立的。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其性质是党支部通过合作社这个载体，带领全体村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烟台经验表明，党建引领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社会上的农民合作社多采取股份制经营，一般由出资最多的股东担任法人、理事长，合作社日常工作由理事长主持，因而经常发生大股东侵占小股民利益的事情。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却不同，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合作社理事长是一人身兼三职，上级党组织不干涉合作社的日常事务，党员可以通过党组织监督支部书记的履职情况，村民可以通过村委会监督村主任的工作，上级党组织可以监督每个党支部和每个党员的工作情况，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合作社领导层发生违法违纪的情况。因此，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可以保持自身的廉洁，发挥组织起来的优势，能够有效地调动村民参与村里事务的积极性，真正体现了村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此党支部、村集体是不能加入合作社的，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以党支部成员个人名义联合发起成立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出任合作社理事长，这与塘约村党支部的做法如出一辙。但合作社内部章程规定，支部书记一旦落选，要自动退出合作社理事长的位置，由新任支书通过法定程序来继任，确保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性质不变。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形式多种多样，多数是党支部成员主动出资发起成立合作社，村里的共产党员带头加入，发动村民自愿加入。入股方式多样化，可以以承包地、劳动力、现金、集体资产等各种资源统一折算为现金入股经营。

比如，栖霞市蛇窝泊镇东院头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1元现金为1股，1亩土地折合为8000股，党支部书记带头入20万股，两委成员各入股5万股，普通党员入3万股，最终引导全村140户、350名村民积极入社，共筹集起2200万股，村集体占股15%，村民占股85%，实行股份制经营。合作社建成了200亩有机苹果示范园、100亩苗木基地。2018年，苹果亩产5000斤，每亩收入2万元，纯利润1万元。村集体收入92万元，村民每亩地分红505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该村党支部书记林贤说，村民入股土地，2019年预计每亩分红可以达到8000元。

栖霞市衣家村是一个山区村，没有一亩水地。衣家村党支部2017年领办了“一点园”合作社，合作社首先打成了一眼深水机井，解决了村民的吃水困难。由于衣家村的土地分散在一座山坡上，村支部想修成一条上山路，把井水引到山顶，建蓄水池，将梯田改造成水地。然而，村集体和村民都没有经济实力来搞这项大工程。衣家村党支部成员和党员带头，动员村民以劳动力入股合作社，创造了一种工票制度，工票将来可向合作社购买灌溉用水、果树苗和水管线。衣家村仅靠留在村里的老弱劳力，大干了7个月，硬生生在荒山中开辟出一条长5.5公里、宽5.5米的山路，在山顶上建成了2座大型蓄水池，将全村梯田改造成水地，村里的落后面貌实现了大改观。

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是开放型的结构，有的合作社根据实际情况吸收城乡企业资本入股或参与经营。但合作社的理事长要由党支部书记担任，这与一般股份制经济实体有所不同。合作社不以利润为唯一目的，其最终目标是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因此，烟台市合作社对入股村民的土地流转费一般高于市场价格，从每亩500元到4000元不等。土地流转费只是村民入股土地的基础收益，还有合作社年终二次分红，搞得好的合作社，1亩优质苹果纯利润可达万元以上，二次分红有的可达4000元以上。合作社对流转回来的土地进行整地改造，取消田埂后能多出10%-15%的面积，多出的土地作为村集体资产入股。因此，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集体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有经济实力开展各项工作。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营模式也是多种多样，并没有搞行政指令，不是“一刀切”，由入社村民自主决定，有的是村集体独立自主经营，有的是村集体与企业合作经营，有的对外发包经营，有的与苹果经销商建立订单农业，由承包商统购包销。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从2017年的11个试点村开始，2018年扩大到100个示范村，2019年进一步发展到1300多个村。2019年，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占到全市行政村总数的20.2%，新增集体收入3.8亿元，群众增收4.9亿元。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有效途径

包产到户责任制只是在改革初期调动了村民家庭生产的积极性，破除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对农民起到激励作用，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发挥。邓小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农村要实行“二次飞跃”，搞规模化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思想，就是这个道理。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农业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但是多年来，我们在农村经营体制上，“分”的文章做得多，“统”的方面无所突破。烟台经验打破了家庭经营的小农生产模式，闯出了一条新路。

烟台农业主要是种植苹果，全市苹果种植面积280万亩，是国内最大的苹果产地。栖霞市松山街道汉桥村有一处800亩的苹果园，坡顶建有一个大型蓄水池。为了适应机械化操作，原来的梯田改为坡田耕作。苹果树下覆盖保水保温材料，下埋滴灌管，种植最新最优的苹果新品种，聘请的技术员全程指导科学管理。据了解，这样成规模的苹果园每亩投资需3万元，一家一户很难办到。由于实现了优质高产，这里的优质苹果1亩可以收入2万元，农民二次分红最高可达4000元，这样的经济效益是个体农户想都不敢想的。

今年全国苹果市场价格不好。虽然今年烟台本地苹果收购价略有下降，但优质苹果每斤依然可以卖到6元以上。这就是有组织的生产优势，有人说市场经济下船小好调头，其实风暴来了，船小先遇难，船大才能抵御风浪。

烟台的高产高效农业采取了合作社集体化经营模式，提高了效率，改善了品种，提升了品牌效应，并且有效地和市场对接，同时体现了“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一组织形式，也为种植小麦、玉米等常规作物的地区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途径

新时期农村出现贫困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家庭小农生产模式落后，土地产出率不高，所生产的农产品品质差、价格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要从根本上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就需要改变家庭小农生产模式，采用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城里的企业、村里的种粮大户投资农业，流转村民土地，建立农场，也可以取得规模经营效果。但是，村民把土地流转到私人资本手里，一般只能拿到一笔土地流转费，土地产出多少与村民没有关系，不像合作社可以二次分红；而且私人农场一旦经营不利，就撂地走人，因而村民把承包地流转给私人资本的意愿不高。私人资本流转村民承包地成片种植，成本较高，而且一旦出现“钉子户”，事情就很难办。另外，经常出现私人农场经营不利就撂地走人，村民拿不到土地流转费去政府上访的事情。而党支部流转村民的土地就比较顺当，即使遇到不愿流转承包土地的钉子户，全村的村民都可以帮助党支部做动员说服工作，也可以通过调换土地来解决。

烟台的村民合作社是开放型的，不仅是城乡资金，有见识的涉农企业、农民种植大户以及苹果经销商都可以入股合作社，但前提是合作社必须由村党支部主导。这是一种农业生产要素的高效组合，也是烟台合作社三年以来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政府扶持“三农”的资金逐年增加，扶贫力度越来越大。但是由于个体农户无法对接政府扶贫项目，项目资金往往落到村里“强强联合”的合作社手中，或者通过招标获得项目的公司手中，出现“扶强不扶弱”现象。常有新闻报道说，政府投资为村庄修路占用某村民的一角地边，村民漫天要价，其原因就在此。而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可以有效对接政府的各种支农项目资金，这一矛盾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贵州塘约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起步资金就是这样来的。当初塘约村遭遇洪灾，村庄被冲毁，政府拨出大笔救灾资金。按常规做法，这些修路项目一般为城里的企业竞标所得，但塘约村成立的集体建筑队成功获得这个工程项目。塘约村党支部借此机遇，把村民承包地流转到村集体，重新规划了村庄路线，路修得更好，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也挣回了第一笔资金。正如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于涛所说，支农项目资金进入村合作社组织，一般转化为村集体股金，从而使村集体的资产越滚越大。目前烟台市政府正探索拿出一部分支农资金，作为种子扶助资金进行滚动发展。一个合作社使用了这笔资金投入生产，盈利后归还本金，再向另一个合作社投放，资金滚动使用，支持合作社发展。。

栖霞市松山街道汉桥村党支部，组织全村30户贫困户将其23亩土地入股合作社，按照苹果地每亩折价800斤小麦，光板地每亩折价600斤小麦的市场价格标准对其发放基础股金，并将集体收益的20%分配给贫困户，使每户年增收8000元以上，并且逐渐摆脱了贫困。对村民来说，加入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既有土地流转保底收入、合作社收益分红，又可以到合作社打工得到劳动报酬，还可以再就业再创业，出路更加宽广。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刚实行包产到户那几年，笔者所在县有一个行政村，村民办事找村主任盖章，盖一次章收5块钱。问题反映到县委书记那里，书记责成县纪委派人下去查处。面对纪委工作人员，那个村委会主任理直气壮地说：集体财产都分光了，村里没有一点办公经费，你们县乡干部下村工作，吃住在我家，谁给过我家饭钱、住宿钱？名义上村主任每年有800元工资，也没兑现。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村主任自己也不干了。村集体没有了经济基础，党和政府在村一级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基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烟台市抓住“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牛鼻子，带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党建全面振兴，面貌焕然一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栖霞市福山区门楼镇南庄村，共有70户、753人，其中党员28人。南庄村依傍一条公路，村后有一座荒山，该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带领村民开辟荒山种植樱桃树、苹果树，在山顶建凉亭，把470座散葬的坟墓迁到了村办公墓里，将荒山改造成花园式的果园，发展第三产业。2018年，该村集体收入200万元；明年果园进入盛果期，果园一项收入预计可达千万元，集体与个人共同受益。

烟台市的苹果树大都是30年前种植的，如今面临老化退化的问题，实行果树产业改造升级，靠村民一家一户几乎难以办到，而借助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可以高效实现苹果产业升级，不仅增加了农民依靠新科技带来的收入，而且取得了强村富民的双赢。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有作为的能人、带头人，这是发展壮大这项事业的基础。各级党组织为能人、科技人员施展身手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烟台市委一直关注和培养基层党组织领导，更加注重健全完善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参照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办法，帮助合作社建立健全民主议事、财务管理、利益分配、社务公开等制度，明确集体与合作社利润收益分配办法。实行项目统一评估、章程统一把关、合同统一保管、印章统一保存、资金统一管理、物质统一调配、收益统一规范的“七统一”运行机制，确保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安全、规范、高效运作。

党支部领办合作体现了现代化农业规模化生产的优势，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使村民得到了实惠。同时，合作社采用股份合作方式，将社会资本、农户、村集体的利益联结在一起，既给下乡资本留出了足够的发展空间，也最大程度地规避了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此外，还为科研院所深入农村一线开展科研和推广工作开辟了通道，为科技人员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广阔平台。烟台经验，是新时期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建立文明富裕和谐新农村的有效模式。这一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九大以来，烟台市认真贯彻实施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山东代表团做了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烟台在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的过程中，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2017年以来，不到两年时间，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以及农村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落实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农村的发展滞后逼出乡村振兴的新路

烟台地处相对较为发达的胶东沿海丘陵地区，是环渤海经济圈内的重要城市，下辖5个区、7个县级市、一个县，人口712万，农业以果业为主。烟台的农村虽然已过了温饱线，但从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环境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来看，还存在着许多短板，主要是五个方面的问题：

集体穷。烟台全市6439个村（居）中，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2017年在5万元以下的占32.6%，2018年在10万元以上的仅1000多个。集体经济薄弱，不仅无力支撑农村建设，也极大削弱了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公信力。正如一些基层干部所说：没有集体经济，干部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讲不起话，办不了事。

党支部弱。实行家庭承包制之后，农业的经营方式以一家一户为主，农村基层党支部失去了发展方向与组织群众的功能。再加上农村党员年龄老化，出现了群众“只看重村委会，不知道党支部”的问题；在众多新经济组织中，群众普遍跟着协会跑，党支部被边缘化。

群众散。实行家庭承包制和市场经济，一家一户经营替代了集体经营，集体意识越来越淡化，以村为单位的集体组织失去了内在的发展动力，由此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与生态治理。村民自治虽具有完备的形式和程序，但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常常容易成为村内贿选、腐败的平台。

产业衰。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日益增多，土地碎片化、作物和农业技术老化、经营分散化、土地撂荒等现象越来越普遍，一家一户作业的模式没有能力实现规模化经营，也没有能力进行果业作物与技术的更新。

合作社乱。中央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希望合作经济能帮助农民应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实现规模化、科学化经营。但实践中不少合作社成为套取政策红利的“空壳社”；一些合作社仅为村里几个“能人”所有，不能带领弱势群众共同参与，起不到带动农业振兴和农民共同致富的作用，更不能承担乡村建设与治理的社会责任。

抓住突破瓶颈的关键环节

根据烟台农村发展中出现的瓶颈问题，烟台市委把“组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把基层党组织的振兴作为突破口，以此带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

根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村党支部要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党支部具有其他任何组织都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如果能与合作经济的优势相叠加，就可以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拓宽发展的路子，加快产业振兴，在增加农民收益的同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在农村实行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乡村振兴。

事实证明，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由党支部把农民组织起来，因地制宜地带领村民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经济（如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与社会资本联办的股份合作制经济），落实和创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有条件向农业生产集约化、科学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质量、效益，也能改变资本下乡、大户经营带来的不合理现象，扭转一般农民边缘化、农村发展两极化的趋势，使村内的基础设施、村容村貌、村风与生态环境整治具备内生动力和组织平台，办好那些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又必须要办的事。

实践证明，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执政基础，是群众的靠山，是乡村振兴的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必须扎根群众，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中摔打磨练。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的同时，也加强着党组织作为战斗堡垒的建设，避免了党建与乡村振兴成为两张皮。正是在带领群众发展合作经济的过程中，烟台市发展起了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新型合作经济，也锤炼出一大批优秀的乡村带头人、党员骨干和有战斗力的村党支部，成为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党支部领办新型合作经济的工作路径

党支部领办新型合作经济，首先要做好党内统一认识、思想发动工作，烟台市委组织部在推动此项工作中，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

思想发动，统一认识

在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中，统一对乡村振兴战略重要性的认识；统一对为什么在党建工作中抓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统一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是否走“回头路”的认识；统一对坚持我国农村基层经营制度的认识。通过这几个“统一”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抓好村党支部书记的思想建设工作，解放思想，提升责任意识、思想观念、政策水平、经营理念、创新能力。烟台全市共选拔出100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的示范村，通过先进典型挖掘出一批敢负责、懂政策、善经营、会管理、能带领群众的农村干部。

做深、做透群众的思想工作，提振农民群众加入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例如集体经营可以增加收入的“经济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民生账”；使农民老有所依的“长远账”。

解决操作实施办法，抓好组织保障

要过河，必须解决好桥和船的问题。烟台市委组织部精心编写了《怎样办合作社60问》，针对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如何依法注册合作社、要办合作社没有启动资金怎么办、合作社如何经营管理、如何提升效益、如何保证集体、个人利益双赢等等，根据国家的政策和示范社的经验给予回答，使初办的合作社能看懂，能操作。

市委组织部还精心编写了《组织起来的力量——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村富民50例》，推广成功经验，帮助广大村民和干部树立起“别的村能行，我们也一定能行”的信心。

根据已有的示范案例，提出未来发展方向：建立合作联社，扩大规模、扩展优势；发展集生态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民俗文化节等旅游综合体、田园综合体，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好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发展乡村民宿、健康养老、民俗展览、创意办公室等产业融合项目，提升综合效益。

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市委组织部着力抓好村集体的带头人，换上一批想干事、能干事的支部书记，探索建立村干部的退出机制，制定了从严管理干部的制度和办法，及时发现一批管理规范化、生产标准化、经营品牌化，并实现富民强村的示范村，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引导其他村向这些示范村学习。

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的过程中，市委组织部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培养、教育、锻炼干部。在带领群众办合作经济的过程中，农村基层涌现出一批党委靠得住、群众信得过、办事有能力的村党支部书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推动涉农政策的供给侧改革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以来，国家对“三农”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大，但在贯彻“统分结合”的过程中，对“统”的方向缺乏明确具体的支持政策，或者缺乏政策的衔接。为支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烟台市在涉农政策方面着力向“统”的方向倾斜，取得了积极效果。

市级财政设立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县级财政进行配套，对100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示范村每年投入30万元启动资金，连续3年，规定财政投入资金作为村集体资产入股合作社。

规定在市县区每年下达年度新增建设用地的指标中，不低于15%的部分要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指标。

供销合作社优先在100个示范村建设村级综合服务社和“功效e家”电商服务站，帮助合作社开展日用品、农资、农产品购销及网络代购代销、物流配送、银行业务等经营服务。

引导银行对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加大信贷力度，通过简化审批手续、加大信贷额度，实行优惠政策。

引导电商龙头在100个示范村建设村服务站点，提供策划、咨询、代理、培训、物流、金融等服务。

对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用地、项目所得销售资产农产品、合作社与本社之内的农产品与农资交易，免征（或减征）土地使用税、所得税、增值税、印花税。

对支持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具实行优先补贴，应补尽补。

支持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参与评选申报国家级、省级、市级示范社，其中被评为国家级、省级“一品一社”示范村的，将进行财政奖补。

农业部门督促指导合作社制定组织章程、健全组织架构、完善制度，对合作社财务、利益分配机制进行监督；对计划的增收项目进行风险评估，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加强合作社对外经济合同、财务收支的审计监督。

美丽乡村初见成效

截至目前，烟台全市已有党支部领办的各类合作经济1470家，占行政村总数的22.8%，其中绝大部分是近两年办起来的。虽然果业合作社进行的产业结构改造尚未进入盛果期，但其总体效益已显现出来：1470家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新增集体经济收入3.8亿元，群众增收4.9亿元。党支部领办各类合作经济已在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广为接受，发展高潮正在到来。更重要的是，烟台的农村正在迎来“第二次飞跃”。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带领群众干事创业蔚然成风。党支部与群众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转化为带领群众的创业和乡村振兴中的实际行动。许多村党支部书记说：自从领办了合作社，在群众中就有了威信和话语权，真正找到了“当家人”的感觉，体验到了多年以来所没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

强村富民的发展之路更宽了，共同富裕的目标有了现实感。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改变了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致富模式，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提升了农业的质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扩大了集体的土地资源，壮大了集体经济。村集体有能力为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主动办事了。通过股份合作，将社会资本、农户与村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既给下乡的资本留出了发展空间，也规避了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实现了农民、集体经济和资本“三赢”的局面。

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村工作难就难在群众工作。以往改革突出了保护农民的经济权利与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但忽视了集体利益，农民也不再承担对集体的责任与义务，农村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通过领办合作经济，党支部把留在农村的农民又组织起来，不仅把村集体利益与农民的个人利益绑在了一起，而且让那些进入老年、家有困难、一家一户发展有局限的农民找到了依靠。不少村民评价说，“只有合作社好，我们大家才能好”，“孩子靠不上，党支部与合作社才是我们的依靠”。由此，各个乡村从经济到民生又结成了一个以集体为单位的“命运共同体”，书记是领路人，农民都是主人翁。

一旦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会迸发出来，有的村子里70岁的老农踊跃参加集体生产，成了“壮劳力”，80岁的老人都要求参加建设。村里要修路、建水坝，农民甚至不计报酬都争着去。天旱要浇水，以前各家各户争水打破头，现在大家不约而同地让合作社的地先浇。整顿村貌，原来拆除违章建筑就像一场战争，现在顺顺利利。在这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乡村，人还是这些人，却从只站在一家一户立场考虑问题的农民变成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在党支部领导下组织起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能够统一起来，真正实现了“统分结合”。在这个机制中，农民自觉地承担起对集体的责任，这是农民积极性的来源，也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所在。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兴起，使农业和农村展现了希望。外出打工的农民开始返乡创业，农业的技术人员、经营人才也纷纷被吸引过来，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的情况开始缓解，人才振兴有了希望。

农村生态和人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合作社的规模化、科学化经营，减少了面源污染，改造了荒山荒坡，加快了村庄整治，美丽乡村正在替代原来的脏乱差，村庄逐渐展露出了生气。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带来的启示

烟台经验是深入学习理解中央精神、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产物，它把新时期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相关的五个方面结合起来，开创了党的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新局面，迎来了邓小平所说的农业农村的“第二次飞跃”。

首先，紧紧抓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核心的党的建设，把“村党支部要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职责任务作为农村党的建设落脚点，在乡村振兴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其次，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使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

第三，在坚持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合作经济赋予“统分结合”经营体系新的内涵，为实现“产业兴旺、环境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治理有效”提供了基础，建立起新的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集体、农民与资本之间的合作共赢。

第四，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为抓手的乡村振兴行动，带动了政府部门的作风转变，推动了涉农政策供给侧的改革。

第五，使乡村振兴始终朝向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发展。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农村改革要有“两次飞跃”，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在呼唤农村农业的第二次飞跃。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的实践，正在叩响这第二次飞跃的大门。

（编辑  杨利红）

编者按：

2017年，烟台市委组织部牵头在全市的党建工作中推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他们在各级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干部中统一认识，从最初的11个村试点起步，扩大到百村示范，今年已覆盖千村。各县市乡镇在工作推进中坚持群众自愿原则，不搞强制推进，不搞“一刀切”，不断总结经验，从合作社的组建方法、入股方式、经营模式、收益分配、民主决策、内外监督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并明确了合作社的检验标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防止大户控制。

　　烟台市目前已有1470个村开展了这项工作，占村庄总数的22.8%。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显现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涌现出一批好带头人，实现了强村富民双赢，群众的集体主义意识增强，人才开始回流，村庄再现蓬勃活力。

　　通过这项工作实践，烟台市深切地感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带领群众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引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同时关系到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新型集体经济在土地联产承包基础上，以股份为纽带连接了集体和村民群众，既能把群众凝聚起来，又能够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并不是向“大锅饭”的回归。　

烟台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至今已有两年多时间。从最初几乎无人赞同，到现在越来越多地形成共识，全市各县区的农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我们深切感到，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为什么要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经常有人问我们，当初是怎么考虑推动这项工作的？我想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问题倒逼的结果

我先后在山东两个市工作，工作期间调研走访了300多个村。我深切感受到当前农村存在几大突出问题：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

一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烟台是一个发达城市，工业领先于全省，但是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比较突出。2017年，村集体收入5万元以下的村庄有2100个，占32.6%；有的村即使有集体经济，但大多是靠资源吃饭，简单发包租赁，增收渠道单一，发展后劲不足；有些村已经习惯“等靠要”。村集体经济空壳，党的领导和基层治理也近于“空壳”。由此，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

二是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降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经营权和劳动产品支配权都回到了一家一户手里。在很多群众心中不知道党支部还有什么作用。村“两委”换届选举，村民只看中村委会的选举，想方设法拉票甚至发生贿选问题，而村党支部书记常常选不出来。有的村党组织不会做群众工作，只是用简单的给钱给物代替思想工作，导致说话没人听，干活没人跟，基层党支部失去了权威性，也失去了凝聚力和感召力，而宗教甚至邪教随之在基层争夺群众。农村基层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是党的执政基础，必须巩固。

三是群众集体意识淡化。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不可否认，农民一家一户单打独斗，淡化了群众的集体意识。一些群众只关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对村里的公共事务不闻不问，甚至只要权益不讲义务，不再热心为集体发展献计出力。我们国家搞革命斗争取得全国政权，靠的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党之所以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短短三十年时间建设新中国，靠的也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在工作中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群众是需要组织的，过集体生活的群众跟关起来门来自己过日子的群众，精气神完全不同。群众组织起来才能成为人民，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四是农村发展活力不足。现在青壮年外出务工、大量土地撂荒，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业边缘化等是全国性的问题。烟台苹果享誉全国，苹果的结果期是30年，改革开放后种的第一茬苹果已经到了树龄老化、产量下降、品质降低的时间节点，正逐渐被新疆、陕西的苹果赶超，现在留村里的基本都是老人，没有能力给果树进行更新换代。况且，更新果树之后的3-4年内不结果，何以维持生计？所以一家一户不可能实现果树产业升级，也无法解决机械化作业的问题，只能眼看着苹果产业一年年衰落下去。要提高农业生产力，必须推动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走集体化、合作化路子。

五是当前合作社在发展中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央大力提倡发展合作社，连续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民合作社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一些合作社在发展中偏离了造福群众、服务群众的方向。比如，有的合作社被资本利用，作为圈地谋利的工具；有的合作社仅由几个发起人组成，上级的优惠扶持政策被少数人独享；有的合作社成立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没有实质性运转，等等。[1]

如何充分释放合作社的优势、端正发展方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由此，我们从实际出发，探索了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办法，以期系统性地解决问题。

农村发展改革的第二次飞跃

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农村发展改革“两次飞跃”的思想：第一次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次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不想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农村调查时就讲过，“喜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他指出集体经济弱化的原因，就是一些农村没有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应有的位置，摒弃了“统”的思想，造成从“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在《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文章中指出：“有的同志说，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说，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他多次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壮大村集体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引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事关党在农村的引领作用，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村党支部的责任所在

首先，村党支部发展集体经济职责是党内法规明确规定的。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进一步明确提出“村党支部要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村党支部不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就是失职缺位。

其次，党支部具有其突出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党的基层组织要站在经济发展的前沿，带领群众一起干，转变以往村集体将资源、资产简单发包租赁的模式，牢牢把握集体经济主导权，把党支部工作全面融入到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和集体增收之中。党支部是在领导群众干事中不断树立威信，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党支部的组织力和战斗堡垒作用也就体现出来了。

第三，重建党支部与群众的经济联结纽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弱化了基层组织与家庭之间的经济联系，降低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弱化了义务观念和集体意识。党支部通过领办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以股份合作的方式把集体和群众联结在一起，形成了经济利益共同体，群众对集体的关心自然就上来了。   

如何推进工作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俞正声主席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发言，肯定了王宏甲同志写的《塘约道路》。塘约村党支部通过把群众组织起来，抱团发展，用两年时间把一个一贫如洗的村庄建设成小康村，令人感动不已。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推进农村集体道路，《塘约道路》和我的设想高度契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同志对是否还要发展集体经济心存疑虑。《塘约道路》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这是我们统一思想的突破口。

从组织部门入手，统一思想

首先从组织部门入手，2017年4月，烟台市委组织部下发文件，要求全市党组织把学习《塘约道路》作为“两学一做”的一项内容，同时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必读教材。2017年我们邀请王宏甲老师来到烟台，给全市2000多名党员干部做报告，并邀请他到我市已有的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进行调研，然后召开了县市区委组织部长和部分乡镇、村书记的座谈会，拉开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大幕。

但是，幕好拉、戏难唱。

一是干部思想解放难。就在王宏甲老师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有的同志不赞同集体化道路，认为塘约村可学的是精神、不是道路，认为现在再提发展集体经济是走“回头路”，不合时宜；有的认为烟台农民一家一户发展得不错，只要农民富了，有没有集体经济无关紧要；有的认为很多村集体的山地都承包到户了，没有预留资源和空间，发展集体经济已经“山穷水尽”；有的认为前些年发展村集体经济，办工厂、上项目，结果很多村办企业办得不好，集体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现在再搞会重蹈覆辙；有的认为发展集体经济会导致小官贪腐，损害群众利益；还有的讲，塘约村搞集体经济是因为穷则生变、因为有个左文学，我们没有那样的人，出不来那样的村；如此等等。

在起步时，反对声一边倒地盖过了赞成声。我们不怕争论，争论的过程也是统一思想的过程。

二是要努力做好部门协调工作。起步时，这项工作是由市委组织部推动，到2018年初，很多合作社已经初见成效，我们整合各方面资源，以市委的名义出台了扶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文件。市委组织部主动向市里各有关直属部门征求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到2018年7月，在没有外界支持的情况下，我们靠把群众组织起来，已经有300多个村成立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村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组织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开了现场会，参会的同志心服口服。《百村示范行动》文件终于正式下发。

三是基层群众发动难。东院头村的林贤书记动员村民组织起来比塘约还早。一开始村民都不认可，认为这是重搞“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村党支部一个月内开了12次会，还邀请了高校研究合作社的教授来讲“什么是合作社，办合作社的好处，怎么建合作社”，不断做工作，最后在村民中形成了共识。这只是领办合作社中遇到众多难题的冰山一角。塘约是一个点，烟台是一个面，它的分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烟台虽然集体经济薄弱，但一家一户的日子过得不差。所以，大家不理解不支持很正常。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坚信，只要方向正确，咬定青山不放松，一锤接一锤地敲，就一定能成功。我们凭着这么一股劲往前走。自上而下推动集体经济，这是一次自觉的自我革命，是理性思考之后的主动选择。

我们一个县市、一个县市去跟县委书记剖析，召开工作会议，抓好干部培训，研究扶持政策，深入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和宣传工作。凡是到基层调研，我们必到现场，必听工作进展，必问下一步打算。在这个过程中，统一思想非常重要。就像蒸馒头，必须经过一个发酵的阶段，发酵不充分，面发不好，就会蒸成一锅死面馒头。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把握节奏，不疾不徐，稳中有进，急躁冒进不行，“一刀切”不行，拐急弯一定会翻车。我们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光“发面”就发了半年之久。这个思想发动是我们贯穿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一个重要办法。

选好“头雁”，让支部书记领着干

群雁高飞头雁领。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关键要有一个好班子，特别是要选出一个好书记，才能有公信力、凝聚力，才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办好合作社。

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仅半年，就赶上了村“两委”换届，这是一个重要节点。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求合作社的理事长要由村党支部书记来担任。群众把自家的地、自家的钱放在了合作社里，如果这个理事长没有为群众办好事、办成事的情怀，没有讲奉献、讲公心的境界，这项工作就很难推行下去，甚至会成为“烂摊子”。所以说，“头雁”能否选好直接影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成败。

烟台市承担了全省的换届试点任务。我们把政治标准作为选好村“两委”干部的第一关，“首关不过，余关莫论”，在全市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的选人标准，不能单看干事的本领，而是从“好人”中选“能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我们设置了“两委”成员候选人正面清单和“十五个不得”、“十五个不宜”的负面清单，创造性推行了自荐参选，让竞选人站到台前公开竞选、依规承诺，让党员群众选择，把那些有私心、有污点的人挡在门外。这次换届，我们首次实现了所有村党组织、村委会全部换届以及所有村都配备党支部书记“三个百分之百”的历史性突破，信访总量比上届减少46%，全省超过1/3的县市区来烟台学习经验。这为后来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下了坚实基础，储备了一批有情怀有担当、能干事不出事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又兼任村委会主任和合作社理事长。

开展领办合作社工作，对支部书记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组织部高度重视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以期统一思想，加快培养一批具有互联网思维、掌握先进技术的党支部书记。我们每年组织100名村党支部书记到浙江大学举办“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专题研修班，另外筛选部分村干部到100个示范村跟班学习，把合作社运营的每个环节都弄清楚、学明白，带出一批懂政策、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村干部。村书记在培训体会里写到：“学成归来之后信心满满、干劲十足”，“人家能干成的，我们也能干成”。这为领办合作社做了干部储备。

压实责任，让党委政府推着干

2019年4月底，我在市委党校给全烟台市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专题讲了一次课，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思路、加压推进。各县市区把这场辅导报告的视频录像作为思想发动教材：像龙口和栖霞都召开千人大会，直接把会议开到了村一级；蓬莱组织“走看评”现场观摩。在层层推动下，各县市区已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抓实农村基层党建的“牛鼻子”，形成了一个热潮。

乡镇党委书记是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施工队长，他们首先要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统筹谋划到位、推进措施到位、责任落实到位。深入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纳入镇域经济发展规划，与镇域经济发展、与本镇特色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如栖霞市官道镇，投资300多万元建设“村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服务基地”，提供社员培训、技术指导、人才建设、规范管理等全方位服务。龙口市东莱街道把该项工作列为“一号工程”，党政班子成员“一对一”挂靠重点意向村。莱阳市龙旺庄街道设置专项奖补资金，建立每月会议调度一次、每月实地督导一次、每月集中研判一次的“三个一”工作机制。这一工作涵盖了支部建设、组织发动群众、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方方面面。

在资金支持方面，牟平区玉林店镇设立发展集体经济专项资金池，村集体从资金池中申请扶持资金，作为集体资金入股到合作社，镇党委与村集体签订协议，要求村集体每年在合作社分红后，拿出村集体分红资金的20%作为反哺资金，重新注入乡镇资金池，维持资金池的持续运转。栖霞市对投入到村的财政资金，要求从收益中拿出30%投入到所在镇的“资金池”，扶持其他村的发展。各县市区都在统筹利用切块到县的乡村振兴“资金池”，集中资金办大事。

在政策支持方面，2018年，市里整合财政、农业、国土、供销等8个部门的力量，对100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示范村进行全方位支持。2019年，又进一步整合农口相关部门力量，专门出台配套扶持政策。农业农村局制定了关于支持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十六条措施；市供销社依托为农服务中心，为合作社提供测土配方、水肥一体化等八项“定制”服务；市商务局明确了搭建电商平台、农超对接等9项重点任务，给合作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成长空间和发展环境。我们请来农科院的专家，把新技术、新品种和新生产理念引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庄。

由点及面，让典型引路带着干

做工作必须扎实，不能停留在文件和口号上，也不能只求数量，重要的是实际效果。我们在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坚持试点先行、典型引路，坚决不搞“一刀切”、“大呼隆”。

在2016年底至2017年初，我们在全市找出当时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11个村，把他们作为探索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排头兵”，率先迈出步子、发现问题、闯出经验、打造样板，带动面上推广。随着工作推进，越来越多的村认同这个路子，愿意尝试。2018年6月，我们又筛选了100个村开展示范行动。2019年1月，我们在全市组织部长会上明确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2019年全市农村基层党建的重点。我们认为，做工作要抓主要矛盾，突出重点，农村工作的重点就是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2019年4月，我们举办了烟台党建智库高峰论坛，邀请了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一些“三农”专家和学者，对我们这项工作进行现场观摩，然后召开了组织部长、乡镇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各层面参加的专题座谈会，给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脉问诊。这一次的座谈会与两年前完全不同，所有到会的人士激情澎湃、意气风发。

从2017年11个村试点，到2018年的百村示范，再到2019年的千村覆盖，我们始终稳扎稳打往前推进，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群众推着党支部成立合作社的情况。

（编辑  季节 苏歌）

    编者按：10月28-30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烟台召开了“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现场研讨会，听取了烟台市推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情况和经验介绍。

    近年来，烟台市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化党支部政治引领功能，充分利用合作社联结群众，发展产业优势，通过股份合作、规模经营，建立起集体和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走出一条强村富民的共赢之路。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烟台市委立足统筹解决农村支部弱、集体穷、群众散、产业衰等现实问题，将党支部政治优势和合作社经济优势有机结合，主动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而进行的探索和创新。

    到会学者指出，烟台市准确地把握了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深刻理解并正确贯彻了党中央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通过思想引导和组织推动，典型起步，带动全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470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呈现出星火燎原、蓬勃发展之势，有效提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丰富和发展了“双层经营体系”的内涵，在振兴产业，优化环境、改善乡村治理等各方面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激发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也成为乡村振兴新的重要抓手。烟台的实践，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体制创新，也应该是其他农村地区可借鉴的样本。

    国家的发展赖有真正坚定党的信念、理论，并不懈地身体力行的同志，我们在此向他们致敬。

    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农村体制改革“二次飞跃”的重要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央文件一再强调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农村基层党组织有责任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写入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壮大村集体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引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事关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到会学者指出，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双层经营，统分结合，是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涣散等问题。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农业技术装备条件的进步，国际竞争的压力，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是必然发展趋势，一家一户的生产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更难以实现村民的共同富裕。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集体所有、统分结合”，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原则。

    烟台的实践，在贯彻农村土地承包制和集体资产确权等改革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各级县乡政府的工作和千百个村庄的合作化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新型股份合作社以资产为纽带，将集体和农户连接为利益共同体，既坚持了共同富裕的初衷，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新型集体平台不但适合发展规模经济、技术提升，而且适合引进资本，适合融资安排，有效地将集体经济和市场经济对接起来。

    烟台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需要认真研究总结。本刊拟分期登载“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烟台现场研讨会有关材料，供读者参考。

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  发展乡村新型合作经济   

    林贤（栖霞市蛇窝泊镇东院头村党支部书记）

    2013年，东院头村党支部领办成立合作社，组织群众抱团发展苹果产业，取得民富村强、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良好效果。我们村的做法先后被各级媒体宣传报道，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合作社获得“中华供销合作总社示范社”、“山东省党建带社建村社共建合作社”等荣誉称号，并作为全国典型案例进行推广。

    一是只有思想重视、根基牢固，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

    我们村共有319户、852人，常住人口不到600人，44名党员，土地面积近4000亩，老百姓靠种苹果为生。上世纪70-80年代，是有名的先进村，获得过山东省优秀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村里派别林立，党员队伍“一盘散沙”。

    为打开工作局面，我首先从理顺关系入手，对村党员干部逐个走访，了解所思所想，对症下药，在沟通中增进了解、取得理解，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局面。

    之后，我从加强党性入手，通过开展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生活，外出参观、邀请专家授课等，党员在学习和实践中增强了党性、加深了感情。为了让“两委”和村民有更好的交流学习条件，此后我们筹措资金新建了村级场所，专设了村干部办公室、党员活动室、村民说事室、娱乐室等，统一制作了刊板，做到制度上墙。在此基础上，又在村级场所附近新建了篮球场、文化广场等，为我们下一步更好地组织发动群众奠定了基础。

    二是只有凝聚人心、兴办实事，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群众基础

    上任前，村里没有一点水泥路面，“三大堆”到处都是，成了全镇的垫底村，老百姓怨声载道，恨班子不争气，怨党员没骨气。在当时情况下，别说乡村振兴，就连给老百姓办个小事都实现不了，村子一点生机也没有。

    2011年9月份，我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从群众最关心的难题入手，整治村基础设施，修路、修桥、清河道、运垃圾、建场所，以及安垃圾箱、配保洁员等，村容村貌、老百姓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伙看到我们是真心为村办事，积极性特别高，能出工的就出工，能出力的就出力，让我们感受到了民心的力量。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如今我们村摆脱了落后的“帽子”，党群干群关系融洽，村子充满勃勃生机，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只有发动群众、规模经营，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村容村貌有了改观，如何让村民生活更加富裕，通过多次考察研究，我们认为还是得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搞规模化经营、走集体化道路，这样才能将全体村民聚拢在一起，攥紧拳头，形成合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支部领办合作社。十八大提出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镇党委组织我们去枣庄、蓬莱等地参观学习合作社组建、土地流转的经验和做法，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十八大后，我们对成立合作社的事进行了深入讨论，并邀请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院长李中华教授和有关专家，到村举办座谈会并发放调查问卷，征求老百姓意见。

    通过入股、置换、租赁三种方式，我们发动了140户，筹集了2200万股，注册成立了栖霞市第一家土地股份制合作社。入股，就是老百姓以土地入股，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每亩地折价8000元，1元为1股，并且按照这个标准接收现金入股。置换，就是村民之间土地互换，将规划区内的土地流转过来。租赁，就是按照每亩地每年4000元的价格，租赁群众的土地。这个租赁价是比较高的，之所以定得这么高，主要考虑当时每亩地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为了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利益，所以就定了这个最高价。当然，由于前期宣传发动到位，最后租赁的只占到了10%左右。

    第二件事，就是建设苹果示范园。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建立一处占地200亩的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选用优质富士品种——矮化自根砧苗木，采取“宽行密植高纺锤”的栽培模式，按照有机产品标准进行管理，实现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水肥一体化和信息化，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增加了苹果的附加值。此外，我们还借助外力，主动与青岛农业大学合作，创立了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果创新团队示范基地，通过线上做终端、线下做超市的方式推向市场。2013年示范园建成后，2017年已经挂果，2018年每亩地产量5000斤，每亩收入2万元，净利润1万元。按照每股分红0.5元计算，社员一亩地分红4000元左右。实现了规模经营、优质高效，奠定了发展的根基。在示范园的带动下，老百姓看到了合作社的前途，也坚定了继续发展苹果产业的信心。

    四是只有带民致富、集体增收，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

    在制定合作社分红政策时，坚持农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每年纯利润中，首先提出5%的公积金用于合作社发展和弥补亏损，盈余部分用于二次分红；再提3%的公益金用来做公益事业和职工培训。我们规定，从2019年开始，70周岁以上的社员可以免费进住敬老院，如果土地分红不够住敬老院的标准，合作社就从公益金中给予补助，从而形成土地养老的模式。剩下的92%，我们全部按股进行分配。2018年的年度分红，合作社共分红116万元，其中村集体分红12万元，社员分红104万元，每亩土地分红达到5050元（每亩土地分红4000 元，同时合作社免费提供1050元的肥料）。另外，还优先让社员到示范园务工，按照市场价付劳务费，每天100元左右。农民的收入主要有三块：一是股份分红，前年每股0.3元，去年每股0.5元，今年预计每股能分到1元以上，每亩地仅分红就能拿到8000元；二是务工收入，每年五六千元不成问题；三是公积金盈余再分红，这个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目前我们村集体增收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成立合作社时，将示范园原有土地整理后多出的土地，连同集体的一个水塘、一块荒滩，作为集体股加入合作社，占到16%的股份。二是将村里的一块预留地收回来，发展苹果苗木，每年收入50万元左右。三是前年在村级场所上了120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一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四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花钱就能买到好化肥，我花钱把之前村里卖出去的一块地买回来，然后捐给集体，通过村集体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引进一家投资1000万元的生物肥厂，村集体占股10%，也就是100万元。以上这四部分加起来，村集体一年可收入100多万元，大大提高了村里的办事能力。发展集体经济看起来很难，实际上只要有想法，善于学习借鉴、积极探索，就能找到出路。我们村党支部之所以能够领办合作社并取得成功，归根结底在于不等不靠、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下一步，我们打算把村里现有的项目巩固发展好，力争到2020年，把全村可利用土地全部加入合作社，使村民都有工资性收入和分红，人均年收入达到5万元左右。另外，还打算为村集体再上几个项目，这些目标实现后，我们村集体年总收入可达到600万元以上，届时将全面建成小康村、乡村振兴示范村，使村民全部过上安康美满、幸福富足的生活。   

    杨建军（蓬莱市南王街道党工委书记）

    南王街道共有59个村，2.3万人口，是典型的半城半乡的街道。村型普遍较小，100户以下的就有18个，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村级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村级运转难以保障，党支部作用发挥不够突出。今年蓬莱市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们选取了20个村，先行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村庄总数的34%。截至目前，入社群众总数949户，平均入社率37%，已开展项目20个，投入资金800多万，产生经营收入200 多万，预计年内村集体平均增收3-5万，社员户均综合收入增加800元。

    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乡镇党委在发展集体经济、实现精准脱贫、完善基层治理、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做出新作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实现这些要求的必由之路。

    政治影响力。一方面，激发了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前，老百姓认为，村委会主任是“实权派”，而党支部是务虚的，党支部的领导地位被弱化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明确合作社“姓党”，突出了党支部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中的作用，真正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老百姓认为只有跟党走才有出路、才能致富、才有希望。老百姓变股民以后，觉得合作社的事就是自己的事，集体开会讨论合作社发展，积极参会，踊跃发言，气氛热烈；杏吕村合作社的40多亩桃子熟了，党员自发带头义务采摘、选果，连续15天从凌晨忙到半夜：徐沟村合作社的樱桃和地瓜因天旱面临绝收，党员和群众头顶烈日，自发领着勘探队漫山遍野找水源，党支部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真正得到了提升。

    另一方面，通过创新合作社模式，促进党建工作又上新台阶。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在坚持以往“党员联户”、“三联三诺”等基层党建好做法的基础上，继续注入新内容。我们结合区域化党建工作，试点发展合作联社，开创了“党总支+合作联社十企业+农户”的发展新模式。在联合党总支的辐射带动下，由合作联社统一与企业对接，统一发展规划、种植标准和生产销售，提供了党组织在引领片区集体经济发展方面的有益探索。

    经济效益。一是为党支部带富兴村提供了有力抓手。过去的党支部想干事，但苦于没有思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好为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支部班子指明了方向。2018年，我们选择了党支部班子坚强有力、书记年富力强的七里庄村，启动合作社试点，当年实现集体增收12万元，社员户均增收2000元，被评为“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社”。试点成功后，周边的村书记和群众有些坐不住了，说人家能做我们也能做。为充分调动周边村庄的积极性，我们本着“以点带面、连片打造、扎实推进”的原则，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综合研判，每个片选取1个村作为重点扶持村。同时，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指挥部，设立100万专项发展基金，用于扶持街道层面的15个重点推进村，挂图作战、定期调度、快速推进，辖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形成燎原之势。

    二是为社员群众持续增收提供有益探索。丰产不丰收是群众经常遇到的事情。发展合作社之初，支部和群众也担心产品卖不出去。为了拓展增收渠道，我们引进了电商能人，让合作社产品搭上电商快车，先后邀请CCTV、京东等平台进行网络直销，与斑马会员、淘集集等农村电商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并承办了山东·蓬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品牌产品电商发售仪式，短短5个月，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600万斤，不仅富了村集体和社员，还惠及了周边没入社的群众。另外，我们还鼓励引入专业管理团队帮助社员增收，筑巢引凤。比如，今年七里庄村引入中国非遗葫芦雕刻传承人宋玉良建设葫芦展览馆，发展生态采摘大棚、民俗文化展示和儿童研学基地，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社员通过到合作社务工、发展农家乐，户均增收5000元。

    三是村级财务规范化得到了全面加强。以往村级经济基础薄弱，往来账目较少，账务管理不规范。发展合作社以后，蓬莱市专门成立了顾问团，并印发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规范化指导手册、合作社章程模板、支持合作社发展的二十八条措施等，提供了专业化的规范和指导。我们也聘请了第三方，一揽子解决注册、可行性报告和项目运营、账目处理等各环节问题。现在，合作社账目达到专业水平，也促进了农村三资管理规范化。

    社会效益。一方面，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发展合作社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发展合作社以后，特别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后，我们发现，有三个合作社片区之间的连通道路条件差，不利于合作社的发展。由此，我们实施了辖区三大路段共计3000米的整修改造工程，既打通了连接这三个片区10个合作社的环形发展路线，又方便群众出行、卖果，初步形成了“由点到面”的连片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村风民风进一步改善。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入社群众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干得热火朝天；村风正了，社会也和谐稳定了，乡村振兴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也就实现了。长期坚持下去，既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又实现了乡村的全面振兴。

迟义江（莱阳市沐浴店镇西石河头村第一书记）

    我是烟台市委组织部的一名机关干部。去年2月到西石河头村担任第一书记。

    村庄基本情况。西石河头村是烟台市重点帮扶的贫困村，共有350户、1050 人，土地1800亩。村“两委”成员5人，党员28人。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3户、33人，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农业村。通过深入调研走访、思考，我找出庄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四个不强”：

    一是党支部组织力不强。村党支部在强村富民、服务群众、村庄治理等工作中找不到有效抓手、有劲使不出，支部工作不能很好融入百姓生产生活，导致在教育引导、组织动员群众方面没有话语权、力不从心。

    二是村集体发展能力不强。村干部发展思路不清，畏难发愁，集体多年没有经营性收入，每年只能靠上级拨付的工作经费维持运转，陷入“越穷越愁、越愁越穷”的怪圈。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不强。村里仅有一条水泥路，没有路灯，没有活动场所，河道内垃圾成堆，小桥被大水冲毁，严重影响村庄发展和群众生活。

    四是群众精气神不强。村里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占52%；村中果树老化、管理粗放，一般一亩地年收入在3000元左右，仅够年吃年用；没有集体生活，缺乏文体活动，整个村庄活力不足，暮气沉沉。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具体做法：

破解“四个不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市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体会，这是一条以组织振兴推进产业振兴，进而带动实现人才、文化和生态全面振兴的好路子。实际工作中分“三步走”：

第一步，支部带头，打响发起成立“第一炮”。通过组织村干部学习《塘约道路》和有关政策文件、外出考察学习等形式，2018年4月，达成共识的五位“两委”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了振兴果蔬专业合作社。刚开始，大部分村民持观望怀疑态度：合作社能不能挣着钱，村干部会不会把钱装进自己兜里？要打消村民顾虑，只能靠事实说话。我和五位村“两委”成员自掏腰包流转了60亩土地，与相关企业签订合同，统一种植土豆和玉米青储饲料，不到半年便获利10万元。这些收入全部归入村集体，村干部不拿一分钱。这给群众很大教育和触动：合作社能挣钱，村干部不为钱，认同、信任和支持也在他们心中不断加深。

    第二步，发动群众，汇聚加快发展“内动力”。为再加一把火、彻底“破坚冰”，村党支部决定为群众办实事和做思想政治工作“双管齐下”。我们村多年来饱受水患，旱时村民要到10里外拉水吃，汛期洪水常进村。经多方协调，请了钻井机进村打井。一口井激活“一池水”。群众看到了党支部真用心、真用力，重新燃起了干事的热情。之后，村里整修浆砌河道时，党员干部组成突击队，群众积极参与，省下20多万元人工费，人心在慢慢向一起聚拢。党员干部按照“双联双诺”分工，到所联系户中了解情况、宣传发动，个别户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直到用真诚和执着打动群众、做通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合作社最终流转土地330亩，全村90%的村民入了社，拉开了规模经营、抱团发展的大框架。

    第三步，共建共享，构建强村富民“共同体”。为把产业项目选准建好，确保长远稳定发展，合作社多方考察，最终与烟台市农科院、烟台群樱汇大樱桃专业合作社等合作，建立大樱桃和优质梨种植示范基地。2018年，合作社发展了10亩大樱桃设施栽培和苗木，2019年又发展了50亩大樱桃苗木、270亩优质梨。预计2020年合作社收入将达到50万元左右，2022年梨盛果期时村集体可增加收入100万元左右。入社群众有地租、务工和分红三块收入，每亩土地每年可增收4000元左右。

    为强化规范管理，合作社制定了工作章程，健全了组织架构，明确规定收入的10%作为公积金，10%作为公益金，其余80%由村集体和村民按4：6比例分红，并为村里的贫困户设立了看护、锄草等6个公益岗，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利益、壮大集体经济。

    取得的初步成效。今年以来，我们村先后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村”、“烟台市乡村文明家园示范村”，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关做法被人民日报、“学习强国”等媒体报道。实践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抓住了乡村振兴的“牛鼻子”，可以做到“一举四得”：

    党支部威信得到增强。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干部越来越自信，群众越来越相信，干部自信加群众相信，就是党支部的威信。党支部威信上来了，许多问题就下去了。去年下半年，我们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以“零信访”顺利拆除65个违章建筑，清理700多个“四大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发展活力得到激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把群众组织起来、调动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土地流转中，许多村民主动砍伐了正在盛果期的苹果树，支持合作社连片经营；有的村民拒绝了种植大户的高价合同，低价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今年天旱，果农自觉排队向村里申请灌溉用水，主动让合作社优先用水。现在全村上下可以说真正拧成了一股绳，这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最大潜力。

    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群众加入了合作社，看到了希望、有了奔头，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要求，掀起了整治环境、美化村庄的热潮。我们顺势而为，聘请规划设计部门为村里制定了中长期建设发展规划，建成1100平方米的党建文化广场，对村内主要道路进行了硬化，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种植玉兰、银杏、国槐等绿化苗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文明程度得到提高。合作社有了收入，我们发起成立了爱心餐厅，每天免费为全村贫困户和75岁以上老人提供午餐；定期举办农业、科技、卫生等便民服务，开展文体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生活，提升文明素质。共同劳动、集体生活让村民联系更加紧密、相处更加融洽，两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起违法案件和上访事件，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越来越强。

    下一步，将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按照“稳中求进”主基调，通过领办合作社不断提升党支部的组织力，通过强化党支部的领导不断做大做强合作社，发展好大樱桃、梨等主导产品，叫响“永思源”品牌，进一步规范合作社管理，让集体和群众双受益、都满意，推动村庄早日实现全面振兴。

    宋立元（海阳市二十里店镇邵伯村党支部书记）

    邵伯村是海阳十大古村落之一，现有460户、1120人，党员54名，村“两委”成员4人，耕地2520亩，山林4900亩。原来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靠土地发包，美丽乡村建设、道路硬化等都要靠上级扶持、借款垫资；村集体没钱办事，村党支部号召力不强。2019年1月，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组织党员群众抱团发展，目前入社人数1120人，村集体占股49%，社员占股51%，流转土地1300亩，发展“软枣猕猴桃”产业，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工作开展情况：

    第一，支部引领开启二次创业。上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我村老书记宋奎带领社员群众在村南的莲花山种植了几百亩板栗树，让村集体有了收入，也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我们村的第一次创业。

    去年，烟台市委组织部号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并组织我到浙江大学进行专题培训，实地参观了浙江余村、鲁家等村庄，我们下决心办合作社，决定再次开发九顶莲花山。我们反复召开党员会、村民代表会，统一思想，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发动，得到了村民的支持，调整出了莲花山上1300亩土地，解决了土地问题。

    为了确定产业项目，我们先后到东北丹东、淄博、博山等地考察，通过反复对比，觉得软枣猕猴桃适合我们这的土壤，收益也可观。我们一期规划，既种植软枣猕猴桃，还设置了育苗区、采摘区，同时还种了新梨7号、软籽石榴、花椒等经济作物，山上还上了光伏项目。目前，已种植猕猴桃400余亩，三年产果后，预计收入4000万元，其中村集体占股49%，拿出35%的收益为村民分红。预计村集体收入能有500多万元，每户可分红3万元左右。

    第二，党群齐心共创致富道路。今年我们结合主题党日，组织党员上山栽种梨树，头天喇叭一广播，第二天，全村56名党员，有44人上了山，年龄最大的93 岁；另12名党员因在外无法赶回来，家属主动替着上山劳动。85 岁的老党员宋西仁，去年春天在毓璜顶医院做了大手术，这一天也上了山，叫走都不走；党员宋作柱有事回不来，他的74岁的母亲把患病的老伴锁在家里，也上了山，叫她回去也不回去。这些老人让我非常感动，让我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推着我坚持干下去！

    去年10月份以来，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干事创业，义务栽树、修路、立桩，短短两个月，我们开山平地，修了3条盘山路，出动机械200余班次，人工近2000余人次，挖石方6万方，运送土肥30吨，立水泥桩2万余根，架设铁丝线37吨，种植猕猴桃3万余棵、梨1万余棵、石榴3000棵，产业园拔地而起。

    在发展产业过程中，积极为本村和周边村的村民提供就业机会，经常性雇工有15人左右，临时性雇工能有70多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干活赚钱。看到他们领到工钱后的笑脸，我们心里也高兴，感觉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第三，长远谋划发展乡村旅游。我们村有500多年的流苏古树，每年来看花的人非常多。我们请济南大学作了乡村旅游规划，一期打造的邵伯党群服务中心，占地1600余平米，也作为游客接待中心。我们已经建了乡村大食堂，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既可以接待游客，也为村民提供饭菜，80岁以上没法做饭、行动不便的，由党员轮班上门送饭。我们准备在流苏树附近建村史馆；发展民宿产业，目前已登记空心房屋30余栋，准备成立房屋合作社，力争用3-5年时间打造集特色产业、民俗民宿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带动周边村抱团发展。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条路走对了。现在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更强了，党员的带头作用更明显了，老百姓的生活也更有奔头了。我村村民祁洪祥写了一首诗：荒山变成金银山，绿水浇出幸福园，支部领办合作社，手握金树摇金钱，小康路上跟党走，日子一步一层天。这首诗写出了邵伯村全体村民的心声，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村一定会越来越好！

                                  （编辑  苏歌）

从工业国变成工业大国

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宪法》涉及到工业化与国有企业。《宪法》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当时已经是工业国，但工业整体还不够先进，需要逐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由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

在过去30多年，随着《宪法》发生变化，国企、资本、工业与经济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国有企业的壮大

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多轮改革。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调整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在1978-1984年间，国企改革偏重国企的外部关系，如与政府财政的关系、与银行的关系。这个时期出台的重大改革包括拨改贷、利改税等。以前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企业的投资、技术改造等所需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付，现在改由银行贷款，企业要还本付息，这就是“拨改贷”。以前企业的利润要上交财政，没有什么留成；现在则实行“利改税”，依法纳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两项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性、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1984年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后，在1984-1993年间，国企改革的重点转向偏重国企的内部关系，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等等。当时还曾经借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企业改革中推行承包制，让厂长、经理、车间主任、班组长层层承包，试图以此提高其效率，兼顾国家与企业的利益。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现代工业与农村的小生产毕竟不同。

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后，在1994-2013年间，国企改革的思路偏重转换国企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此期间推行“抓大放小”，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出售、破产等多种形式，对一大批中小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其间有几千万国企与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分流”。

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那时到现在，国企改革的思路是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这几轮改革，每一步都对国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图1描绘了在1950-2010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种形态的变化轨迹。第一种形态是企业向国家财政上缴的利润。第二种是各项税收，企业与个人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税赋。第三种是其它，包括各种非税财政收入。三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1978年开始，发生了一项趋势性变化，即企业上缴的份额减少、各项税收的份额增加。到1985年出现了断崖式变化，企业上缴的份额缩至微不足道，到1993年后彻底消逝，各项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唯一形态。这个演变过程就是企业“利改税”逐步推广的过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破除软预算约束，一方面让企业有更强的动力去创造利润，另一方面迫使企业在使用利润时更精打细算。

        图1：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1950-2010

“利改税”让企业留下了更多的钱，但“拨改贷”让企业不再能从国家财政那里轻易拿到钱。直到1979年，国有企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钱，三分之二来自“国家投资”。这样依靠国家投资的体制，会鼓励企业染上“投资饥渴症”，千方百计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投资，而不考虑投资效益。1979年以后，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家投资”份额迅速下滑，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份额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取而代之的是企业“自筹资金”，即企业利润留成。与此同时，国内贷款成为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拿银行贷款投资要还本付息，企业不得不认真考虑成本收益。这也正是“拨改贷”的目的。

不过，相比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利改税”可以让东部企业有更多的留利，“拨改贷”可以让东部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结果，投资便慢慢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到了九十年代初，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约三分之二。投资集中到东部，中西部投资匮乏的后果是，地区差距逐步拉大。

“利改税”与“拨改贷”都可以看作是意在打破大锅饭的改革。相比起来，端掉铁饭碗的改革更难。早在1986年，国务院便颁发了关于改革国企劳动制度的四个规定，开始推行劳动合同制，即对国企新招收的工人不再提供“铁饭碗”。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但由于存在争议，到2006年，全国人大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从1992年初，举国上下曾一度推行企业改革“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但阻力太大。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核心任务，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思路：“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但1993年后国有工业企业的单位数量和职工数量仍上涨了一段时期。这说明，仅靠改革政策设计或政策宣示，能带来的变化其实是有限的。

真正导致国企砸掉“铁饭碗”的恰恰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大多数商品，包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无法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初，新情况出现了。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到9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过剩，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1999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带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它正式宣告：“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工业品和供给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严重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工业的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需要指出的是，短缺经济是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实现的。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和国有职工数量都达到峰值，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1600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与集体企业仍占比70%以上，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据此，我们可以说，告别“短缺经济”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

一旦告别“短缺经济”，随之而来的便是竞争加剧、盈利困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下半年开始，外贸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到2002年才恢复持续增势。一方面是国内市场产品过剩，一方面是国外市场东西很难卖出去，或者增长率很低，双重压力叠加，国有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利润下滑（从1993年的1667.3亿元下跌到1998年的213.7亿元），亏损面扩大（从1992年的22.7%扩大到1999年的53.5%），破产案增长，其表现是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职工人数出现断崖式的垮塌。“铁饭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端掉的。

如果把国企职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都算上，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年中，职工人数从1.4亿人下降到7000万人，减少了约一半。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多的人下岗、失业或提前退休，几乎涉及每个城市家庭，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也算是一个世界奇迹。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换来的是国有企业的浴火重生。1998年跌入谷底后，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开始快速回升，到2018年已高达33877.7亿元，是国企改制前极值（1993年）的20.3倍。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面也开始上升，近十余年里一直维持在55%上下。

国有工业企业数量于2011年降至谷底后，不再继续此前16年不断下滑的趋势，且增加了约2000家；2005年后，国有职工人数的下滑势头也有所缓解。按这两个指标，虽然国有企业确已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但国企是真正做大做强了：随着每年创造的利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的资产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1999年的8.05万亿元猛升至2018年的42.5万亿元，翻了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8%。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企进入了《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1990年，中国进入这个排行榜的企业仅一家国企。在过去30年间，上榜的中国企业数目猛增。到2018年，已有120家中国企业排入世界500强，远超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26家。如果过去30年的趋势持续，中国超越美国应该就会发生在几年之内。在120家上榜的中国企业中，83家是国有企业，约占70%。

国家资本的壮大

虽然国有企业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制，但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萎缩，而是持续增长。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滑了不少，但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本身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增加了20多倍。更重要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是壮大国有经济的手段，也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的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暴发后的2009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比一般年份要高许多。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止跌企稳，出现反弹；尤其是2016年经济增长率下滑至6.7%后，该比重大涨约10%。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社会投资意愿不足的背景下，需要由政府运用国家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掌握一定规模国家投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在国企改制的同时，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不减，累计形成的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也快速成长：1985年不到6千亿元，1989年破1万亿元，2007年破10万亿元，2016年已接近30万亿元，30年增长了49.3倍。固定资产原值反映的是企业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和企业的生产规模、装备水平等。很明显，国有工业整体的生产规模与装备水平如今已经越过了好几级台阶，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地上。

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在过去30多年里下降了近一半。八十年代初，在全国独立核算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中，国有工业一枝独大；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民营、外资工业已经长大了很多，国有工业的份额相应缩小；到2014年以后，该份额稳定在45%的水平上。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仍然占据着中国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

国家资本壮大了，但现在它的投资方向与以前已大不相同。近年来，中国政府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原则，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只是选择性地保留了少部分国有企业；除此之外，则按照市场化原则，适当收缩战线，尽量为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广阔市场空间。不过，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投入力度不减；同时也放宽行业准入，引导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提高相关行业竞争性业务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行业运行质量和效率。

中国工业可分为三大门类，即“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共有50个大类，509个中类，5090个小类。如果我们查看工业各个领域的“实有资本”构成，就会发现有些领域“国家资本”的比重比较高。表1表现了国家资本的大类投资重点。在“采矿业”门类中，有3个大类由国家资本主导，即“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在“制造业”门类的众多大类中，国家主导的只有3个，即“烟草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而整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门类都是由国家主导的。很明显，这些由国家资本主导的产业恰恰就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其它领域则是竞争性行业。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空话，已经化为现实了。

 表1：国有资本主导的行业，2016年

中国工业的壮大

在世纪之交，中国已在钢、煤、水泥、化肥、化纤领域居世界首位；到2016年，除受自然资源禀赋限制的原油外，中国已在八大类产品的产量方面位居第一。

事实上，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在全球稳居第一。1990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的比重为2.7%，居世界第九位； 2010年占比提高到19.8%，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自此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到2017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6%。

发电量可以看作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1975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10%。此后直到2000年前，中国以大约每年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追赶美国。2001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40%。在接下来的9年间，中国每年进步6-7百分点，到2010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2018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美国63%！

中国的整体工业也是如此。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竞争指数（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简称CIP指数），1990年，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排32位。此后，中国的排名平均每年至少前进一位；2015年超过韩国，排全球第四位；2016年（2019年公布的最新数据）超过美国，排位第三；在排名领先的十个经济体中，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年，中国的得分是0.3764，比排第二位的日本（得分0.3998）相差0.02，已是很小的差距。在工业竞争指数方面，中国超过日本，应该是指日可待。与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得分0.5234）相比，中国还有较大差距，赶超德国应该是中国工业下一个十年的目标。

工业竞争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它还可以细分为其它一些分项指数，它们从不同角度评判各国工业的发展水平（见表2）。“国家总量份额”衡量制造业在各国经济中的分量。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指标高达0.32，高于韩国、德国、日本，更高于其它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达0.96，仅低于韩国的0.97，高于其它经济体。

“全球份额指标”衡量各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我们看到，中国遥遥领先其它9个先进经济体；无论是“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还是“对全球制造业产品贸易的影响”都是如此；充分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上两类指标衡量的是各国制造业的量级，它们明白无误地显示，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工业大国。

     表2 ：工业竞争指数及其分项指数，2016年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 2018，https://stat.unido.org/database/CIP%202018。

不过，第3类指标“中高技术活动份额”却揭示出中国工业的短板。这类指标衡量的不是各国工业的“量”而是“质”。从表2看，用“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中国低于其它所有9个经济体；用“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份额”衡量，虽然中国得分略高于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但远低于其它5个工业强国：美国、瑞士、德国、韩国、日本。同样，如果用“人均MVA指数”衡量，中国与其它9个经济体的差距也相当大。能够名列全球“工业竞争指数”前10名，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强国俱乐部；但与强中之强相比，我们还不是最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迈向工业强国是我们的光荣使命。

经济的壮大

在现代世界，工业弱则经济弱，工业强则经济强。由壮大起来的工业做支撑，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

刚解放时，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占世界总量的4.2%；而美国当时是无可置疑的霸主，一家独占26.4%。欧、美、澳其它各国加总的占比高达35.8%。70年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中国的全球占比已增加到18%，是日本占比的四倍，超过美国的16.8%，距欧、美、澳其它各国的总和18.4%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经济整体壮大了，受惠的是全体中国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国从来都属于“低收入国家”，且1949年时，中国是“低收入国家”中的低收入国家。1999年，中国终于从“低收入国家”毕业，进入“中低收入国家”之列。2010年，中国进入更高的“中高收入国家”序列。目前，中国正在向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迈进。事实上，世界银行2019年设定的高收入门槛比8年前还低。按照过去十余年的趋势，未来5年左右，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如果这真的如期而至，世界经济的版图会大不一样：世界上，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会超过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口。

                                 （编辑  季节）

图1 前100城市集群专利和论文数量

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如深圳这样，在40年时间里，发生如此沧桑巨变，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飞跃，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中心城市。深圳起步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1980年全市GDP仅是香港的0.2%，目前已经超过香港；当年深圳的人均GDP是中国大陆的2/3，是香港的3％，目前已接近大陆人均水平的三倍和和香港的2/3，是位列全球前十的金融中心，是全球高新技术产业高地，对外贸易量连续居我国大陆城市第一，占比约1/7。在世界范围内的5000个经济特区中，深圳位列第一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深圳博物馆中，有两幅特别令人瞩目的照片，一幅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幅是习仲勋主持省委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广东开放。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话是，“就叫特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那是两位老人家谈广东改革开放与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1978年，习仲勋与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回忆说，我们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提出把毗邻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当时小平同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后来中央就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了。^[1] 深圳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闯出来的。改革开放不是四平八稳，确保万无一失，就是要大胆试，大胆闯，杀出一条血路来。建立特区，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思想最大的实践之作，成为历史的交响。^[2]

深圳经济持续转型的内因

不同的人都可以对深圳现象做出不同的解读。我个人相信，深圳现象一定有着内在的规律，一定不是简单化“一靠特殊政策，二靠香港”这么简单。

深圳有个著名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对深圳发展的社会学的解释，不只显示了深圳文化的包容性，而是说明移民城市有利于创新发展。有关移民城市与创新城市的关系，社会学似乎比经济学的解释更贴近现实。移民城市最重要的特质是打破了原有的分层，推动了更加广泛的思想碰撞与交流。我们很难想象，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能够和劳务工们坐在一起真诚而热烈地讨论创新，但在深圳可能就是司空见惯的。大家都是移民，一桌人可能是因为发小，老乡，战友，中小学或是大学同学而相聚。老城市创新活力不强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芸芸众生，不同层级、不同思想、不同经历，很难在一起交流碰撞，也就很难产生火花，而创新首先是要有新观念。有过当兵的经历会对团队精神与执行力有更深刻的认识，一位科学家会对新产业新技术有内在的敏感，一位风险投资家熟稔于技术的定价，公务员能更好解释政府的政策与工作方式，聚在一起就可能形成关于产业技术与企业创新的具体而深入的讨论。很多同志在深圳发展初期访问深圳时，往往会得到一个“野蛮生长、草根生长”的印象，这是一种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学现象。改革开放四十年，五亿农民进城，可以说，我们很多城市都是移民城市，但为什么只有深圳出现了如此明显的移民城市效应呢？这值得我们每一位城市管理者思考。固化社会分层，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广泛的社会交流，就无法获得创新发展的收益。比较典型的是，城市政府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将流动人口挤到市中心区外居住，以壁垒森严的封闭式小区强化社会阶层的分隔等等。

科学学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视角。从科学技术角度看深圳，最大的启发是全面配套产业链。深圳政府最积极也比较擅长的事就是研究产业链，但不是以行政权力指定谁是产业链上的优胜者，而是研究产业链上缺了哪个会制约发展的环节，鼓励支持企业围绕重点关键环节进行突破和竞争。

如何运用经济学解释深圳持续转型发展？深圳为什么能成为创新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创新企业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创新企业会产生不断增强的激励效应和示范效应。很多企业会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华为，会以任正非为榜样。创新加剧市场竞争，企业竞争生存依靠创新，这是马克思关于创新的重要思想。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内生性以及创新加剧竞争的反馈过程做了非常深刻的讨论。每个竞争生存的企业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而创新，一个企业因创新获得的市场优势和超过平均水平的收益引来了更多的竞争者。^[3]

经济学重视企业家作用，尽管不知道谁能成为企业家。一个城市如果能够造就规模与密度极高的企业，就有可能创造强大的企业家队伍。这是深圳内在的东西。而企业家创造企业家是真正的城市梦想。若100名创新企业家能够带动另外100名创新企业家的过程持续不断，就是创新收益递增，反之就是创新活动萎缩。创新企业家汇聚，就会出现一座不同凡响的创新城市，硅谷是世界级创新城市成功的标志，深圳正在以极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而享誉世界。不断扩大企业家队伍的规模，提升企业家素质与视野是深圳持续成功的关键。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相对于其他城市，深圳法治化水平比较高，法治化建设比较早，比较系统，以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比较自觉。营造了比较公平透明的、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也是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制度经济学问题。

深圳经济增长、周期与产业升级

一直以来,深圳都是高速增长的代名词，这其实是个错觉。深圳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随着总量规模不断扩大而经济增长率分阶段下行的过程，从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到逐渐向全国平均增速靠拢。经济特区建设前五年的增速超过了50%；经过一轮衰退后，增长率恢复到30%；九十年代中期，经历第二个经济周期后，平均增速下降到20%以下，而后短暂恢复。第三个经济周期后，平均增速降低到15%以下，目前已经低于10%，与全国平均增速的差距从最初的近40个百分点到两个百分点左右。深圳经济有10年左右不太规则的中长周期，也嵌套了有迹可循的3年左右的金融周期。^[4] 深圳经济所经历过的几次重要转型，基本发生在中长周期的底部，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开创一个新的繁荣期，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快速的产业升级转型之路。^[5]

深圳经济第一次重大转型大致发生在1985年大衰退之后。当时深圳开始了“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增长，依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6] 当年深圳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而“血汗工厂”留给全国的印象至今仍是挥之不去。

1995年是深圳第二次衰退和大调整，经济特区政策变动与港深穗高速公路通车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后，大量的产业沿着高速公路，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东莞迁移。东莞在三五年内就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生产加工聚集地。深圳经济失去了“三来一补”产业而大幅下滑，被迫走向模仿制造。^[7] 随后的十余年，深圳在全国形成了新的“山寨”城市的印象。深圳经济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性创新时代。无论是中文语境中的山寨或是英文语境中的“Copycat”都刻画了没有核心研发竞争力，凭借模仿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初级工业化过程。事实上，全球没经过模仿时代的，只有英国，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地方。曾几何时，Made in Germany 和日后的Made in Japan都与山寨模仿有关，如今Made in Shenzhen也正在成为一流制造品牌。包括华为、中兴、招商和平安等很多深圳企业的著名品牌都崛起于那次大转型。^[8]

2003年前后，深圳经济陷入了新一轮衰退，大量企业因深圳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升而出走，寻求更低成本。“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大讨论充满了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是新一轮有取有舍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专业化加工装配转向专业化制造和协同创新的升级过程，由此，深圳完成了从深圳装配向深圳制造的转型，Made in Shenzhen开始有了世界性声誉。一批优秀核心企业完成了从远远地在后面跟跑，逐渐向领先者靠拢的竞争性学习的转变。一大批优秀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开始成为国际化分工中细分领域的佼佼者。

2010年前后，深圳开始了新的创新驱动转型。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从世界著名的copycat成长为著名的创新温室。^[9]

进入创新时代，深圳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自主创新模式，利用互联网平台、云计算、大数据模型等新技术，依托科技型龙头企业，组建了45个产学研联盟，培育了70家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知识和思想创造，基础科学与产业创新结合越来越紧密，人力资本和新技术、新产业、新思想、新创意替代物质资本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深圳经济发展的前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超过50%，2010年以来已经稳定下降到25%。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创新能力。按照五年累计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2016年深圳—香港已经成为仅次于日本东京—横滨的世界级区域创新集群。^[10]2010- 2013年经历了一轮主动的经济调整，三年中企业外迁近两万家，引起经济大幅度下滑。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经济增幅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是深圳仍然坚持方向不变、步伐不停、力度不减，^[11] 坚持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过程，加快了深圳经济发展从速度型向质量型，从低价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市场竞争与国有企业改革

雷军曾讲过一句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话：创业能否成功要靠命，创业者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思考，如何找到能够让猪飞起来的台风口。^[12] 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出现会加大企业为提升获利空间而竞争，这是市场条件下企业生存发展的本能。风口就是一轮又一轮新技术走向产业化的过程。在市场条件下，许多企业出于对光明未来的憧憬而加大投资，创新因此引发了经济繁荣上升期。不过风口过后，企业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产业组织和产业技术变革，能够真正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现实中，往往只有少数企业做到了为市场接受的创新，很多企业则成为失败者。雷军说，在台风口，稍微长一个小的翅膀，就能飞得更高。但真正飞起来的只能是振翅高飞的鹰。不难看到，风口过后归于静寂就是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大浪淘沙后，优秀企业的成长壮大会带动真正的经济繁荣，经济增长因此而走向创新驱动。鹰是市场竞争优胜者，而政府不可能预知谁会是真正的鹰，也不可能知道谁会是被风口卷到空中的猪。

将美国和印度企业效率比较。印度最好企业的创新贡献超过了0.2；美国最好企业的创新贡献也不到0.3。美印之间的根本差别是，大量印度企业的创新贡献不足0.1，不创新依然可以活着。美国企业则是不创新就不能生存。[13] 我们有理由猜测，中国企业的创新绩效应该在印度和美国之间。我们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数据，实证检验证明，深圳样本企业创新绩效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14] 在深圳，市场经济发展最突出地表现为分工效率和竞争效率，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

根据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1980年深圳的劳动力为15万人，目前已经达到千万人。同期内，劳动生产率从1300元提高到24万元以上。尽管深圳以现价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比劳动力增长要快两倍，深圳数量型增长的特征还比较明显，从企业家数变化则可以看出深圳质量型发展的特征已经比较突出。1980年深圳有企业830家，目前超过了200万家。活跃纳税企业90万家。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深圳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轿车的制造比较复杂，有十万个零部件，是一个分工极细腻、产业链发达、每个分工企业都可以获得垄断竞争收益的产业。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分工极细，构成极为复杂的产业链关联的积聚过程就是深圳的经济素质和产业特征。2010-2017年四市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比较，京沪深增加值率上升，津穗增加值率下降。深津比较，一升一降之间，两市当期工业增加值的规模就相差超过了2000亿元。不难看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数量型走向质量型，要依赖创新获得更大发展利益。^[15]

1980年，深圳的国有企业员工占全部企业员工比为83%，1990年为91%，2000年为33%，2010年为19%，目前占9%。上世纪70年代，深圳曾经以行政化方式组建八大企业集团，2000年后濒临破产，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目前深圳市国资委管理的国有总资产已经超过3万亿元，净资产1万多亿元，销售收入5000亿元，利润1000亿元，税收900多亿元，资产证券化率80%。实现了党管干部与公司法相一致的管理方式，做大做强了国有资产，总资产位居全国第三，利润总额、净利润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国第二。国企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国计民生的稳定器，民营企业发展的推进器，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主体。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我们可以从深圳无人机产业的崛起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2013年，深圳旋停式无人机行业异军突起，产出规模近600亿元，成为众所瞩目的“无人机之都”。截至2018年底，深圳全市的无人机企业360家，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工业级无人机占国内市场的60%。深圳无人机行业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我做了初步调查。

首先，深圳具备世界级的无人机必备的碳纤维材料加工能力。从“三来一补”时代开始，深圳代工生产钓鱼杆、网球拍、高尔夫球杆等都是由碳纤维加工制造。其次，铝合金加工是无人机产业链的关键。深圳手机制造最高峰达到过10亿只产能，手机外壳就是铝合金。华为手机一大特点是宽屏幕窄边框，是精密加工技术的代表，由比亚迪生产。第三是特种塑料，对深圳而言，这是当年生产小家电形成的过剩产业。第四是电池、电驱和电控技术，这是深圳的看家本领。无人机就是机器人，AI（人工智能）是无人机更加广泛的运用。深圳政府在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中做了什么？2009年，市政府就明确支持机器人产业中的关键环节——伺服电机的发展，其中对磁性材料的基础研究给予特别关注，2013年后伺服电机和磁性材料研究一直是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支持的研究项目，在此领域先后资助5000多万元，填补了无人机产业链的关键短板，最终成就了这个行业。

其实，旋停式无人机技术几乎是同时在深圳和广州出现，此后广州无人机企业慢慢迁徙到深圳。其主要原因，一是广州没有经历过“三来一补”代工生产，缺乏无人机生产的分工产业链。二是产业集聚方式决定了穗深之间的差异，机器人方向行业是广州的优势产业，广州的伺服电机技术也很好；但和深圳不一样的是，汽车产业是广州机器人技术主要应用领域。深圳机器人技术则集中于精密仪器和医疗设备，小巧但更精准。^[16]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政府要在推动和支持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实现“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达到1+1>2的效果。在深圳转型升级过程中，有两个口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支持“非共识创新”，另一个是“创造湿地效应”。

2006年，深圳提出支持“非共识创新”。^[17] 当时曾经引发了质疑，“非共识”不就是政府说了不算么？但真要是“共识”了，还会有创新么？人类历史所有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从被怀疑到共识的。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要防止政府可能出现的“拉偏架”行为，即对企业有不公平待遇。在深圳，一个重大的产业创新项目要获得政府支持，需要经过系统的评估程序。自2006年以来，深圳持续探索建立鼓励创新的环境，制定合理有效的支持创新的政策和规则，创造了一个科学家与创新企业家双向依赖的评估体系。

湿地是自然界最具活力的生态系统，湿地的外在条件是要千分之三的盐份，低了或是高了都会导致生物消亡。至于进去之后是鸟吃鱼还是鱼吃虾、虾吃虫，决定于物种竞争选择。政府责任就是保证千分之三的盐份，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按照科学学方法，探讨科技革命引发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要素空间集聚与分工，部署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些是政府应当做，也能够积累经验、在不断的学习中可能做得更好的工作。

2010年深圳提出了“深圳质量”的转型发展理念，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性产业发展目录，实施了更加积极的集约性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快速外迁，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有效的产业政策可以加快弥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短板，但不要违反竞争性获得资源的市场原则。

从整体上看，深圳经济转型过程，坚持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法治为基础，以政府为保障。从深圳的实践看，政府要保障完善的公共服务，要推动建设完善的法治环境，要保障市场经济的企业间合约履行，是难度极高的工作。法治不仅在于立法，更在于执法。防止执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法治的核心。这其中重点的联结点是立法技术。如果立法过程过多重视立法意义，对各种可能的违法情景缺乏深入研究，法律适用就会产生比较普遍的“视情节严重罚款多少”一类的自由裁量权。大大提高立法的技术水平，依法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发挥好政府保障作用的重要内容。

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18]

当前，我国制造业的特点是规模大，创新能力不强，核心竞争力不足，转型升级速度不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8年工业报告从中可以看到，工发组织将世界制造业技术分为三个层次，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在2005-2015年的10年里，世界制造业三个层次平均占比变化为，低端技术占比从30.8%到29%，中低端从27%到26.3%，中高端从42.2%到44.7%，对比我国则是分别从29.9%到27.5%，30.5%到30.3%，39.6%到42.2%，中高端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比例上升速度只是世界平均水平一半。

我国制造业技术密度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和东亚水平，中高端制造业占比的动态变化也慢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该指标静态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人均GDP大约是印度的3倍，但低端技术占比却持续高于印度。加快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转变，不是简单追求规模，快速从低端退出，这是我们转型的方向。

科学与产业结合，提升经济发展的科学含量。深圳实现从山寨模仿向依赖自有技术的创新制造转变，依靠的是专利技术的申请与授权的持续快速增长。如今深圳不仅是我国发明专利的大市，而且连续几年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列全球城市第二。2004年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331件，2017年达到了20457件，占全国申请量的42%，超过了德国、韩国，也超过了法英瑞申请量的合计。深圳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统计的100个全球创新中心城市排名位列第二，完成了从“工匠城市”向“爱迪生式城市”转变，将产业技术抬升到科学前沿，成为以科学引领的产业创新代表。未来，加强大学与科研机构培养科学人才，探索科学发现能力，发挥产业创新引领者和推动者的作用，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跟跑走向并跑、走向创新驱动的基础。

图1纵轴是科学水平，以城市发表的SCI论文量作代表，横轴是PCT发明专利申请量。^[19] 深圳-香港以PCT专利申请衡量的产业创新水平，位列东京-横滨之后居第二位。东京-横滨不仅位居PCT专利申请量第二，而且SCI论文发表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是首屈一指的科学发现与产业创新中心。做一个粗略的分类，世界100个创新中心城市可大致分为三类两个梯队：东京类双中心，北京类的科学发现中心，深圳类的产业创新中心。两个梯队是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中心城市以及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城市。不难看到，相对于世界名城，我国进入全球前100位的创新中心城市，尽管大学和科研机构云集，但科学发现和产业创新能力多数排在50位以后。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未来二三十年，当我国有更多的城市进入全球创新前50名，前20名，前10名，创新驱动将会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在此过程中，深圳需要思考如何能够补齐科学发现的短板，走向从科学发现到引领式创新的赶超。

发展中国家对先行发达国家赶超的过程，本质上是从跟踪模仿走向创新增长的过程。将市场的主导作用与政府的引导作用有机结合，创新才会有活力、有效率，深化改革，形成新型企业与政府关系，推动大学与产业结合，加快人力资本、科研成果市场化水平和能力，产业创新才能走向科学化。

（编辑  季节）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工业化的水平越来越高。看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工业化，可以借助4个基本指标。

第一是结构变化。首先是国民经济的构成是否发生了变化？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比重怎样？其次，在工业部门内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否扩大？考察结构变化，要关注轻、重工业的比重发生了什么变化，还要看其产品结构是否发生了升级换代？其技术含量是否有所提升？

第二是量的增长。包括生产总量、人均产量增长。

第三是效率的提升。生产同一产品所需时间，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消耗。效率既包括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是地区分布。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工业化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工业化？这应该是衡量工业化不可忽略的一个指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对中国的工业化提出两大期待。他的第一个期待是，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第二个期待是，中国不仅要实现工业化，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了国有经济的使命：“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共同纲领》第35条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使命：“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里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共同纲领》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声明，它包含丰富的内容，具体地规划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新中国的起点

关于新中国的起点，本文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即经济、工业、资本、国企。

经济的起点

新中国经济的起点，我们首先从结构特点分析，其次看量的特点。

从结构上看，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5亿多人口中，只有大约200万人从事工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不仅比欧美国家，比俄罗斯也落后很多。而俄国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工业比重已经占其经济总量的43%。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卷第756页），1920年时，中国新型产业（排除农业和手工业的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等）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7%；到1936年也仅为13.37%，这已是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49年，全国新型产业的比重提升至工农业总产值的17%，其余超过八成仍是传统产业，主要是农业。由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构成的现代部门份额更小；以1933年为例，它仅占GDP的净值大概3.4%，实在是经济中非常小的一个板块。

到1952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已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占整个GDP的51%，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加起来大约占四分之一，服务业与批发零售业加起来大约也占四分之一。中国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

与印度相比，在1949-1950年期间，印度的经济结构比中国稍微先进一点，工业就业人员、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量的比重都比中国高，农业就业人员比重比中国低。印度的人均GDP高出中国三分之一。

与全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非常低的。在ConferenceBoard的数据库里，1950年，有126个国家的数据。排除三个海湾石油国家的极端个例，按它们各自人均GDP的水平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中国位于倒数第7位，也就是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列。这就是我们经济的起点。

工业的起点

新中国工业的起点之低，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旧中国的工业，绝大部分是手工业，机器工业很少。手工业生产方式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能与现代工业同日而语。1933年，手工业产值占工业的73%，现代机器工业只占27%。

即使在机器工业中，绝大部分是半机械化生产，一半用机器一半用人，技术非常落后。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只有11件专利，可见技术有多么落后。

从工业部门结构来讲，绝大部分为消费品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值只有30%左右。那时候，中国著名的厂家无非是一些纱厂、面粉厂、火柴厂而已。

从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现代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内地只是几个大城市，如重庆、武汉点缀着一点点现代工业。进入中国腹地，很难找到现代工业的痕迹。

当时中国的工厂数量少、规模小。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总共有12.3万家私人工业企业，一共雇佣164.4万工人；其中雇佣1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1.48万家，占私营企业总数量的12%左右，雇佣人数92.5万。按当时的标准，雇佣10人以上就算上规模的企业了。所有这些企业加在一起，资本净值只有25亿元左右，总产值只有不到70亿元；其中10人以上企业的资本净值为14亿元，产值为46.6亿元。 

解放初期，私人工商业发展势头很好。到1953年，全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到15万个，但其中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企业一共只有区区167个，占总数的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已经占全部企业的54%以上，当时俄国和欧美相比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早在1907年，德国雇佣1000人以上的工厂已经达580家之多。

1953年，中国职工在50人以上的企业也只占企业总数的3.74%。职工10人以上企业虽有了大幅增加，但也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这些10人以上的工厂中，仍有60%的企业使用手工工具。其它占70%的10人以下的企业只是手工业作坊，绝大多数没有现代动力设备，产品不能定型和按标准化批量生产。不难想见，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多么落后。

1953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其中食品与纺织工业的职工人数和产值占全部工业的一半以上。那时的重工业主要是燃料工业，如煤矿，其产品固然可以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但主要是直接用于城市人口的消费。

当时的工业产品结构相当原始。当年，几乎没有什么稍微现代一定的工业产品前面不带“洋”字，“洋纱”、“洋布”、“洋火”、“洋烟”等等。这个“洋”表达的意思是，要么是从外国进口的，要么是模仿洋货制造的。

工业产品产量非常低。不仅消费品的人均产量很低，由于战争的破坏，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1952年钢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也只有135万吨，每个中国人平均只有2.4公斤。发电量也是如此，中国现在每一天的发电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发电量的三倍！

当时，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人口当时是3.5亿人，中国是5.4亿人。印度的钢、生铁、糖、水泥、硫酸、原油等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中国的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8倍之多；纱、布、发电量也比中国高。中国产量超过印度的产品只有原盐、烧碱、卷烟、纯碱，然而平均到每个人，印度与中国也差不了太多。直到1954年6月毛泽东还有这样的忧虑：“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把它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

新中国成立三年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全面、大幅度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但是，中国当时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上海，一个是东北，此外还包括天津、青岛、广州、南京、无锡这些城市；除了武汉和重庆以外，内地几乎很少有现代工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痕迹。总之，当时中国的工业在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它地方。

国家资本的起点

要发展工业、发展现代经济就需要有资本投入。新中国成立后，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企图置新中国于死地。新中国只能靠自己进行资本积累。

在旧中国，工业、交通运输、商业以及金融业的资本，来源不外乎三种：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其中工业资本规模很小，到1948年外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加在一起也才37.1亿元（按1936年币值），加上交通运输业资本28.4亿，整个产业资本加在一起是65.5亿元左右。而商业资本、金融业资本加在一起是77亿左右，产业资本的体量不如商业与金融业资本的体量。所有这四类资本的总和是142亿多，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只有26元钱。这142亿减去11亿元的外国在华资本，国内资本只有131亿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当时国内资本的大头是官僚资本，约76.7亿元，主要包括国民党官营企业的资本，其主要来源是抗战胜利后没收日、德、意三国以及日伪汉奸的资本。官僚资本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在前者占比91.6%，在后者占比88.9%，都是绝对主导地位。在工业领域占比稍低，但所占份额（43.1%）依然比外国资本（16.8%）和民族资本（40.1%）都要高。

民族私人资本发展了几十年，到解放前规模约54.6亿元，只占资本总额的38.3%。更何况，在这50多亿元私人资本中，产业资本只有16亿元，不到27.2%的份额，70%以上的私人资本集中在商业与金融业。到解放前夕，在与工业化直接相关的产业资本中，份额最大的是官僚资本，占这类资本的三分之二。指望私人资本担负中国工业化重任，显然不现实。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产业资本中，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占11.2%，本国资本占88.8%，其中官僚资本64.1%，私营24.7%。这主要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占外国资本87%的日本资产由国民政府没收，成为国有资本。1949年2月份，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来的代表米高扬时，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这样，“中国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了。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没收敌产实行国有化，实际上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共产党接收政权时，国有化的份额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国有企业的起点

为什么新中国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

首先是因为国有化是那时的时代趋势，可以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国有化是近代中国各政党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识。孙中山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在他看来“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有发达国家资本”。[2]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两位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也认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原则：（1）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中国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官方人士这么看，知识界也这么看，就连最亲西方的留美学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曾对中国留美学生做过一次盖洛普式调查，它发现，“目前在美的大学生对于久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主张社会主义”。51.5%的留学生主张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应该国营, 更有6%的人主张轻工业也应该国营, 而主张完全民营者不足5%。 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多。

第二，国有化是战后世界各国的共识。以中国的邻国——战后朝鲜为例，无论南北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别，大多数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政党都相信，计划经济体系是朝鲜最好的选择。最激进的右翼政党（独立党）、最激进的左翼政党（共产党），最保守的政党（民主党）统统持这种看法。就连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任命的民政长官安在鴻也不例外。

其实朝鲜的道路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走的几乎都是这条道路。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亦是如此。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年，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条便明确了追求国有化、公有化的目标。二战结束不久，执政的工党便开始推行经济国有化。1946年，英格兰银行与所有民航公司被国有化，开办全国医疗服务；1947年，所有电信公司都被国有化，并创立国家煤矿局；1948年，铁路，运河，道路搬运和电力公司也被国有化；1951年，钢铁工业和汽油提炼工业被国有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各国投资中公有部门的占比依然很高：奥地利达65%，法国达55%，英国达25%，西德达20%。到80年代末，私有化的声浪日渐高涨。1988年，世界银行曾出版过三卷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技巧》，据其统计，至少有83个国家已开始尝试私有化。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绝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开始私有化。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从反面告诉我们，国有化在世界各国（包括那些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曾经达到什么样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经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模式。既然苏联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中国当时必定会受到影响。然而，中国后来采取的公有制形式与苏联不完全相同。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地方国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传统。中国与苏联另一个不同点：苏联是革命后才开始建设新的经济、政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早已拥有大片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共产党早已建立了一些公营经济实体，并积累了运作经验。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已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7％；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在工业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交通运输行业更是几乎100%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银行业也不例外。

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益上也优于私营企业。1950年以后，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遥遥领先于私营企业。[3] 这也是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为什么支持国有化发展的重要理由：国有化更有效率，为什么不能搞国有化？

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到1957年，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2年，国有经济只占国民经济19.1%；到1957年已达到三分之一。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6.9%降到0；个体经济从71.8%降到2.8%。在此期间，发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经济，即我们后来叫做集体经济部分，它的比重从1.5%跃升至56.4%。这表明，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我们有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公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苏联则是以国有制为主体。

以上，我们从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四个方面讨论了新中国的起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起点都是非常之低的，往前每走一步应该都不容易。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缺乏工业基础、缺乏人才、缺乏资本、缺乏经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不知如何实现经济上的飞跃。其实，新中国刚起步时，比它们还要难，但路选对了，就能进入新天地。

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已经在设想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在他看来，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当然，毛泽东深知，要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首先要在政治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此前105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已经实现，为创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4]

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5]“以重工业为中心”是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指出: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 必须善于学习”。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6]因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但“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7]

学习苏联经验，绝不意味着照搬苏联经验。“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8]苏联的做法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他坚信，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探索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9]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0]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毛泽东把他的思路概括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11]

道路确定了，但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艰辛付出。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更何况当时中国进行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划时代伟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诸葛亮，对前人走过的路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觉得共和国的前30年有那么多失误，犯了那么大错误，仿佛是一片漆黑。这是心智发育不良的表现。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面对世界列强的封锁禁运，要探索一条工业化道路，没有现成的路线图，不走点弯路，不犯点错误，可能吗？

国有企业的成长

1957年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共有国有工业企业约五万家。第二年大跃进，这类企业猛增至约12万家。1959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开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约4.5万家，比1957年还少。然后开始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有工业企业是数量大概是8.5万上下。是同期集体工业企业的数量（约35万家）的四分之一。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并不是很多。1952年刚刚超过500万， “大跃进”时期猛增至2300多万人。一下这么多人进城吃商品粮，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力支撑。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调整期后，大量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精简掉一半，剩下1100多万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80年代初，已超过3500万人。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口也在快速增长，1952年只有不到2500万人；到1984年，已超过1.2亿人。除大跃进时期外，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三分之一。

在大跃进期间与文革初期之外，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双双持续快速增长。刚解放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跃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队企业（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乡镇企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兴起后，国企的占比才逐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见，尽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近些年来，有些人不断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国有企业，效率必定低下。它误导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从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从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 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

随着国企的工业总产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它们产生的利润与上缴的税金也水涨船高，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52年，两者相加不过30亿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亿大关，增长近34倍。在这个时段，政府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即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国家弥补，扩大再生产费用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因此，国企实现的利润与税金都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国家资本的成长

资本对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至关重要。新中国的资本积累不仅不能靠对外扩张，还要随时提防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样的情况下，积累资本只能靠自己。从1949年到1984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47.71倍。这些钱从何而来？主要靠国家财力！国家财力从何而来？主要靠国企积累！

1952年，国有固定资本投资为43.56亿元；其后8年高速增长；到1960年已达416.58亿元，几乎是1952年水平的10倍。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1984年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185.2亿元，是1960年水平的两倍多。

从1952年到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的统计范围仅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因此，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百分之百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直到1981年以后，统计数据中才出现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其它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52-1980年间，集体经济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资产投资，但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会很大，估计在5-10%之间。毫无疑问，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占绝大部分。“外资”首次在1977年出现，但直到1984年，其份额一直在5%上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生力军，则要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在共和国历史的头30年，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拿出那么多的钱进行投资，实在是不容易。当年靠节衣缩食、压低现有消费去投资未来的做法，叫做“勒紧裤带搞建设”。在1953-1984年的30年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平均值为43.4%。中国每年拿到的财政总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资产里面。可见，新中国创建初期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有多拼。

国家财力的钱从哪里来呢？1952年，财政收入的60%自于全民所有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财政收入的80%以上来自于全民所有制；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4年。也就是说，国家财力的钱来自于国有企业；国家拿到的钱，大部分又投入到国有经济作为固定资产积累，构成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有一句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良性循环持续运作了30年，日积月累的成效是惊人的：国有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从1952年的148.8亿元增至1984年的5170亿元，国有工业的底子越来越厚。

在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马伦鲍姆对比了中国与印度。到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印度的年度投资率通常比中国低10%或更多。多年积累的投资差距，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换句话说，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暂时牺牲了当前消费，最终却极大地促进总体福利的快速增长。形象地说，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国采取的是强行军方式。强行军肯定对即刻的体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战，但正是这种方式使中国得以后来居上。

工业的成长

因为有大量国家投资，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工业高速发展。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增加值增长迅速。1949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不足120亿。此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快速攀升。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工业增加值有小幅跌落；其它年份里，它一直呈上升态势；到198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达2815.9亿元，是1949年的23.5倍。

1949年，工业增加值只占GDP的17.6%，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既小于农业，也小于服务业。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体量大增，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成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部门。

其次，工业内部构成更趋现代。考察一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总量，也要看其内部构成。解放初，中国的工业部门不仅规模小，而且结构以生产简单的消费品为主。刚解放时，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由轻工业构成，1952年，仅纺织与食品两个行业的产值就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此后工业产值的构成发生快速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在1951年超过30%，1960年达到巅峰66.7%。上世纪60-80年代，该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摆动。其中电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工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已超过50%。

重工业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考虑，优先发展重工业至少还有四个重要的理由。（1）中国当时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就是重工业。 （2）推动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远洋海运、航空的发展，必须靠重工业。没有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无法互联互通、协调发展。（3）轻工业本身使用的机械必须由重工业生产。（4）发展农业机械、水利设施都得靠重工业。

电力作为重工业的一部分，整个现代工业都有赖于它。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少得可怜，只有区区43亿千瓦时。1984年，中国的发电量达3770亿千瓦时，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到1984年，中国的很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进入世界排名的前列，其中棉布产量已排世界第一，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穿衣”问题。

第三，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更加平衡。不论是看整体工业总产值，还是分开看轻工业、重工业，我们发现，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内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说明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
   最后，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1980年，世界银行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考察，让该考察团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尤其是那些与装备制造相关的行业。虽然在许多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但其机械和冶金产品的份额并不比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小多少。可以说，中国目前在生产资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进口不到10％）”[12]虽然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但它已实现了毛主席的一个愿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当时与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成长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GDP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前是停滞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快速增长。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1950-1978年间，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从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则为8.09%，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也达到6.08%。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相比，新中国头35年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相当突出的。

从经济结构的演变看，新中国在头35年实现了毛主席的另一个愿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时，第二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13%，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68.4%，1952年第二产业比重超过20%，1975年超过45%，之后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下。到1984年时，中国可以有把握地说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综上所述，到新中国成立35年时，毛主席的两个期待基本都实现了。

然而从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看，中国那时离现代化还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远。

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5%，但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还非常低：1952年为7.4%，1958年一度达到26.6%，1984年为19.9%。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为9.1%，1984年为16.1%。在1984年，二、三产业的就业加在一起约为36%，这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4%。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的中国还有一条腿陷在传统农业中。

另外，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一方面进步不小，另一方面水平还很低。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可怜的66元，到1984年达到549元，是1949年的8.32倍。建国头3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7.1%，可以说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1984年人均500多元钱的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属于穷国的行列，刚刚进入温饱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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