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韩毓海教授《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到本期共连载十期。本期特邀作者为学习、阅读马克思和毛泽东经典著作谈谈体会&#...

近年来,在学习、阅读马克思和毛主席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我写下了一些学习体会,包括《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等,去年出版了《重读毛泽东:从1893-1949》一书。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思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与“中国道路”

马克思是怎样观察中国与亚洲的呢?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中。

马克思最杰出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未完成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完整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巨著的写作计划和提纲,共分六个部分: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根据这个提纲,《资本论》仅仅只是马克思写作计划的第一部分(资本),在此之前,马克思则一直在尝试着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

从马克思制定的写作计划来看,他原本的设想是:从“土地所有制”、从土地革命和作为“国家公民”的农民入手,来展开他的论述,而不是从抽象的资本理论开始他的论述。而“土地所有制”,原本是马克思设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巨著的开篇,“资本”只是一个导论。

实际上,自1852年开始,马克思就在大量地研究亚洲和中国的资料。不过,他最终放弃了在欧洲与亚洲的比较中展开叙述的方式,而主要采用了以欧洲和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从理论叙述而非历史叙述入手——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的结构。在开始工作之前,他总是希望尽可能全面地占有研究资料,以进行彻底的思考。虽说在人们眼里,马克思的全面与彻底是无与伦比的,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却依然还不充分。

在马克思的第一个写作计划——《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这个问题。

马克思关于世界经济史的叙述,原本计划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从亚洲和中国展开。而结果却是:《资本论》中讲到的680个人物中,只提到了一个中国人王茂荫,这个人提出国家向商人(徽商)借款,由商人来管理货币发行的主张,但王荫茂的主张被皇帝拒绝了。

这个唯一的例子也是无与伦比的,因为马克思借此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货币?货币究竟是衡量劳动的尺度,还是衡量政府债务的尺度?由此,马克思展开了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货币理论的思考——一种极具批判性的深刻思考。

为了说明马克思的思考,我们不妨从大家都熟悉的最直观例子说起:美元纸币上写着一句话:支付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合法凭证。这意味着:美元是支付债务的工具。债务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公共债务(来自普通纳税人),一部分是私人债务(来自金融集团),可见,正像英镑是建立在英国政府对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债务的基础上一样,美元则建立在美国政府对于美联储债务的基础上。美元不是衡量劳动的工具,它本质上是债务工具;不但美元,几乎所有现代意义上的“货币”都是如此。美元和英镑这种货币,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理解的“货币”大相径庭。

马克思认为:由控制商品交换的商人,向着控制货币投资的资本家这关键的一跃,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产生的关键。更深刻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这种迈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一步,在中国受到抵制?王荫茂的例子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这意味着:在中国,一般而言,国家只有公共债务(表现为税收),而没有私人债务,大的财团不能掌握、支配国家财政,包办货币发行。在中国,商人就是商人,而不是能够掌握国家财政和金融命运的资本家。正是在中国而不是西欧,货币才是商品交换的尺度,中国有比较典型的商品经济;而在西欧和美国,货币还是债务工具,而这种债务工具被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于是,西欧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

这个例子表明,马克思对于中国的研究、思考和了解,达到了怎样深入细致的地步。与惯常的理解不同,马克思的“中国意识”是极为深刻、独特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为什么要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来开始他关于世界经济史的叙述呢?他为什么选择先从历史的角度、从欧洲外部,而不是内部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呢?简而言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反常的、是变态的,而欧洲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常性,只有从欧洲外部,从世界史的视野,才能被更为直观的看到。他说,一方面,“货币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济。在货币经济中,人们追求的不是真实的财富,而是货币,在那里只有“货币劳动者”和“货币拥有者”,而没有真正的劳动者和“财富拥有者”。换句话说,在那里,人们不是为了追求自我完善(本质力量的发挥)而劳动,而是为了追求货币而劳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货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因为对于货币经济的理解,还取决于对“货币”的理解:一种是把货币理解为劳动的尺度,另一种则是把货币理解为债务的尺度。而只有后一种方式,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于这样的区分,马克思把亚当·斯密的著名公式:商品-货币-商品,改造为货币-商品-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货币的垄断者——资本家。

马克思接着指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人们劳动,不是为了单纯地追求货币,而首先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共同体成员”。“在那里,每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货币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劳动,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

为了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举出了非常重要的例子,他说,为了建造和维护公共灌溉工程和水利交通枢纽(黄河河工、大运河漕运)而劳动,这是中国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公共工程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土地私有是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公共灌溉和公共交通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还指出,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在投身于公共工程的过程中,农民得以成为“公民”即国家的一员。马克思是在亚细亚、日耳曼、资本主义三种生产方式的比较中,建立起他的经济社会理论的。

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呢?中国的“封建”,意思就是“封疆土、建诸侯”。而马克思说:feudal,特指的则是日耳曼生产方式。举一个形象一点的例子来说,日耳曼统治者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侵略者一样,住在城市据点和碉堡里,并从那里对广大的农村进行统治。正是日耳曼生产方式,在历史上首次划出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城市市民”与“农村公民”之间的对立,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城市市民才垄断了“公民”一词,而广大的农民则被从“公民”中开除出去。实际上,在古希腊和罗马,人们也是因为拥有共同土地而成为公民。古希腊和罗马的“公民”,起初指的也是农民。

马克思认为,日耳曼生产方式既不依靠农民当兵,也不依靠土地收获,而只是依靠城市堡垒和据点,通过征税和生产手工业生产而与农村进行“交换”。在日耳曼时期——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围绕着定居点得以重建,这种定居点逐步扩大为城市——占领者只把定居点里的人视为“公民”,于是马克思说:“在日耳曼的形式中,农民并不是国家公民,也就是说,不是城市居民。”城市是中世纪的产物,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日耳曼生产方式的特点,这又是由军事占领造成的。日耳曼生产方式造成了契约式的统治,所谓Feudal Contract的实质是:农民通过提供劳动产品以换取领主的保护,农民不再承担军事任务,因此不再是政治力量,不再是政治性的“公民”,而是沦为纯粹的生产者与交换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生产与交换成为支配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只是从这一刻方才正式开始,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非是从中世纪“生产与交换的契约制度”中发展而来。随着税收和城市手工业的兴起,货币交换发展起来了,而为了巩固共同体而进行的交往——朝贡,先是被契约交换,随后逐步被殖民主义和国际贸易所替代。马克思说,资本的原意是“头”,它起初的意思就是“人头税”。

马克思极为深刻的创见是: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是从日耳曼生产方式——“feudal”中发展出来的,而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货币经济中发展出来的。只有在“feudal”这种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中,才能产生西欧式的资本主义,而从中国的“封建”中、从古希腊和罗马制度中,都是不可能产生西欧那种资本主义的——尽管中国一直有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罗马也并不缺乏布鲁土斯这种最精明的放债人。

马克思指出,与西方不同,中国虽然也经历了蒙古的占领,但是,蒙古占领却没有持续下去,1368年明朝的兴起,避免了中国的日耳曼化或者中国的“中世纪”。于是,马克思的问题是:在欧洲,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这是蛮族入侵带来的东西,欧洲没有能够抵抗它,而至于亚洲能否抵抗它,且在这种抵抗过程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又将发生怎样的转变——这才是世界经济史的“大分流”。

加州史学派彭慕兰所著《大分流》一书,就是沿着马克思的这种思路的思考。

借此,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欧洲,从什么时候开始,土地被当成牧场,农民被从国家、国家公民中开除出去?而作为市民城市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怎样代替了农民的“国家公民”地位,而欧洲的农民——随后就是工人阶级则失掉了这样的地位?

这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前史。实际上,卢梭和尼采对于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与马克思的上述思路是一致的。在他们那里,古代的终结,就意味着蛮族入侵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它带来了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变化。可见,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革命,“土地所有制”——这原本就是马克思所思考并提出的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农民通过土地革命重获国家公民地位,这种“反日耳曼化革命”,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而只有当这种可能性完全丧失了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在完全被“日耳曼化”了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才主要地表现为工人阶级运动。

但是,绝大多数马克思的追随者,完全没有马克思这样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视野。这包括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左派,他们不但是不同程度上的西方中心论者,而且,他们也很少思考:今天的欧洲已经是“日耳曼化的欧洲”,而非古希腊和罗马的欧洲;欧洲的居民已经是接受了基督教的蛮族,而原来的欧洲和“欧洲人”都已经不存在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这样比较了古代与现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能够很好地研究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布鲁土斯甚至能够按最高的利率放债。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

“因此,古代的观点与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选集》2卷,738-740)

路易·阿尔都塞说,马克思的思想发生过断裂,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只是讲人的异化,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他不再讲抽象的人,而是讲生产的人、劳动的人,马克思后期不再讲人的异化,而是讲劳动的人怎样受剥削。

改革开放之初,周扬与胡乔木有过论战,其实也是重复争论这个问题。但是,只要读过马克思的书,就会知道:马克思并非只是前期讲异化,后期就不再讲异化,他后期讲的劳动者不得不被剥削、“心甘情愿被剥削”,当然就是讲“劳动者的异化”。马克思一辈子都在讲异化,他所谓“人的异化”,这是在哲学层面上讲的,他讲劳动者被剥削,这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讲的,前后一致,根本就无所谓断裂。

马克思思想的真正断裂,其实发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失败后,他举家逃亡英国,在大英博物馆,他看到了大量的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说自己的时间都被“亚洲问题”占去了。当时《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请他就亚洲问题写一系列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有数百篇,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就开始研究亚洲了。要说转向,从研究欧洲到研究亚洲,这才是马克思一次伟大的转向,但也是一次没有被后人明察的转向。

1848年之前,马克思认为,只有欧洲的工人阶级革命、只有欧洲内部的革命,才是挑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唯一力量,而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方才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具备挑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在力量,因此,从1852年起,马克思便开始全力研究亚洲,特别是中国革命。

而恰好在这个时候(1850年),金田起义爆发,马克思极为兴奋,他立即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并提出了著名的“两极相联”定理——即中国革命,将决定欧洲与世界的命运。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成为对马克思特立独行的思考的回应。对马克思来说,金田起义一声呐喊,给欧洲和世界送来了革命。而率先提出了“中国道路改变世界”的人,就是马克思。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毛泽东知道:中国革命并非是苏联人赠送的礼物。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苏联当然有巨大影响,但毛泽东这辈子挨整,主要就是苏联在整他。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包括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这种历史叙述的“合法性”,就是从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那里来的,而不是苏联来的。

毛泽东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代表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的革命,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道路

从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到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正如王岐山最近所指出的:“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

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中国革命,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的一场伟大变革。

对于亚洲问题,恩格斯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缺乏研究,列宁虽然基于当时欧洲革命的失败,转而提出了“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论断,但是,斯大林在随后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中,却简单地以五种社会形态发展论,混淆了“封建”与feudal两种生产方式的区别,他把中国定义为封建社会,而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他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定义为绝对落后的。

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研究过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潜力,没有思考过1852年的马克思指出的那个问题:要避免资本主义化,首先必须避免“日耳曼化”,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有一场反“日耳曼化”的土地革命。所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工人革命,与农村和农民没有关系。社会主义只有欧洲能搞,而亚洲根本搞不了。

虽然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比中国早,但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后期的转向,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拥有的潜力,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脱亚入欧论”的产儿,他们认为整个亚洲是落后的,先进的只是西方。在东亚,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意义的,不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京都学派”为代表的历史研究者,他们提出,中国发生了被称为“唐宋之变”的历史转变,开启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亚洲现代化道路。

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因为毛泽东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这场革命,避免了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日耳曼化”。

中国与西方的根本不同在哪里?

由于经历了蛮族的占领和“日耳曼化”,欧洲的制度(希腊和罗马)便已经不存在了。西方的制度是断裂的,因此,西方的古代与现代也是断裂的。希腊、罗马是一段,从日耳曼到资本主义则是另一段。希腊很小,希腊城邦,不会比刘邦当亭长的那个沛县更大。希腊制度存在了最多400年,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不可能早于1550年,至今也不到500年。

中国制度,自唐宋成型以来,历经改革与革命,均是为了完善这一基本制度,而不是为了毁灭这一基本制度。持续时间最长,在改革与革命中不断完善,要说中国特色,这是第一个特色。

什么叫中国制度?所谓“中国制度”,我以为起码包括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是“大一统”。所谓“反封建”,简而言之,就是治理靠制度,不依亲贵。

第二是政府各部门的互相制衡。希腊的制度,实质上就是个军事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军事制度与债务制度的融合。而中国的制度并非单纯的军事制度、财政制度,而是军事、财政、行政、监督互相制衡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宋代制度(三司、中书门下、枢密院、御史台)中得以完备,并为历代所延续。

中国历代改革,大致是以财政、军政改革促行政,但到了清末,还是行政拖垮了财政和军政,改革并不成功。而中国制度中,军政与财政的短板,是由毛泽东的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补齐的,这是新中国制度承前启后之处,我们今天加强制度建设,就是为了不使治理的各个部分走向偏颇。

第三是领导者的学习、考试、考核制度。

第四是在经营边疆与海疆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天下制度”。

熊十力说:“惟王建国。辩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正是毛泽东的革命,方才使中国的制度存在下来,并得以发扬光大。毛泽东以他发动的革命,开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变,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首先,毛泽东完成了土地革命,依托土地革命,建立了严密的农村基层组织,农民是新中国的缔造者,革命使农民成为国民,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不是空的,离开了土地革命,哪有什么人民主权?基层组织散掉了,哪有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后,通过农村改造,使土地成为现代生产力,毛泽东超越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今天的巴西、印度、南非,都存在大量的失地农民,而中国至今尚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追根溯源,就是因为毛泽东使中国避免了土地所有制的“日耳曼化”。只要中国军队的主体来自农民,只要这支毛泽东的军队不被打败、不被腐败,中国农民的“公民”地位,就不可能像欧洲那样被“市民”所替代。

第二,毛泽东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他以包纳56个民族的“天下”制度,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

中国革命的两个动力是:以农村包围城市,以边疆包纳中原。因此,毛泽东的革命不是同盟会所说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是重建多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国革命没有造成中国的分裂与解体,而是将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原因就在这里。

作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中国的内亚洲边疆》中说:蒋介石通过掠夺边疆来完成内地的积累,他压迫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政策是“次帝国主义”。而毛泽东是发动边疆和少数民族起来革命,城市掠夺农村、沿海掠夺边疆的“蒋介石式现代化”,只能造成中国分裂,而只有毛泽东才能使少数民族重新认同现代中国、革命的中国。

斯大林说,中国是封建社会,所以,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资产阶级,中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党要给资产阶级帮忙,不要添乱。他认为,中国革命要建立的,就是西方式的现代民族国家。但是,中国的革命,并没有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特别是没有走民族国家从“帝国”中分离出来的道路,不但共产党的革命不是这样,孙中山的革命也不是这样。孙中山的革命——乃至于康有为的“保国保皇”,他们所依靠的都不是抽象的“资产阶级”,而是海外华人华侨,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

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一个海外华人“弃民”回归中国,参与现代中国建设与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更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得以继续。海外华侨华人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所能概括的,华工用血汗钱支持孙中山,这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一种确认自己属于中国共同体的行为。

海外华侨华人与现代中国建设、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关系表明: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不是海外华人的离心过程,而是海外华人通过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变,不断回归中华的过程。香港是如此,台湾也是如此。

同样的,毛泽东的革命,也是动员中国边疆各民族参与现代建国的过程,革命没有造成中国的瓦解,而是加强中国的大一统——这是现代建国道路的一个极为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三,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就是上述“天下观”的放大。“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资小,大国之仁,伐交,上国之智”。扶助弱小民族,万隆精神,这是中国革命的“道”,也就是“天下之道”。这也就是孙中山所谓中国之“王道”,与西方之“霸道”的区别。

中国现代外交思想,是从清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历史经验中产生的,即不是建立强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是维护弱小民族的权力,这就是所谓“资小,大国之仁,伐交,上国之智。”

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不同的,日本改革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而中国革命的目标则是联合亚洲和世界上的弱小民族,是伸张天下公道,这也就是孙中山所谓的“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孙中山先生于民国13年(1924年)1128日应邀向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演讲大亚洲主义的专题学术演讲,其精义为:我们讲大亚洲主义,是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是求一切民众为和平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正像在少数民族地区被视为“大菩萨”一样,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也被称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中国王道和天下思想的继承。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体现就是“大国之仁”、“上国之智”。孙中山和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革命遗产,对于当今的中国与世界,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毛泽东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监督制度。

中国历代均有领导者的学习制度,最高领导层的集体学习制度,就来自“经筵讲对”制度。春秋贡士、魏晋中正,是基层选举、选拔制度,隋唐以来的科举,则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而三年考绩,则是为历代所遵循的官员评价机制。上述制度,为世界各国所未见。毛泽东对于上述制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两点:

其一,是把“读书穷理”,改造为“实事求是”,即不仅是向书本学习,更要向实践学习,毛泽东不但重视“学”,而且更为重视“习”——即实践。

第二,毛泽东“赶考”的思想,把科举考试、官员的“三年考绩”,转变为“考心”——即理想信念教育。把《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亲民,改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通过以上两点,毛泽东把中国历代的领导者学习制度,改造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监督制度。

毛泽东既发扬光大了中国制度,同时,他对于西方历史、西方制度的认识也极为深刻。希腊罗马、日耳曼、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制度之间有断裂,但一脉相承之处,就在于其核心是军事制度。

对抗性——这便是西方制度的根本特点,而这个特点就脱胎于军事体制。

对抗性,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矛盾”的实质。

不读《矛盾论》,不能理解西方制度的实质。

毛泽东说,离开了敌我关系、离开了对抗和斗争,就不能理解黑格尔所说的矛盾,甚至也便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西方的思想。

黑格尔说,对抗,既表现为全面的对抗(战争),也表现为有规则的对抗(宪政)。

而毛泽东说,矛盾有两种: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

像毛泽东这样一举抓住西方制度本质者,极为少见。

文德尔班曾说,整个欧洲能读懂黑格尔的,没有几个人。

斯诺二访陕北,问毛泽东说:你读过黑格尔的书吗?毛泽东回答:当然,黑格尔、恩格斯都读过。但《矛盾论》是血写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

中国制度的长处在文治,而中国制度的最大短处,就在文武分制。毛泽东解决了这一积弊,他把剧烈的对抗性,引入了中国制度,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论持久战》,无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泽东思想把强烈的对抗性,引入中国制度内部,注入中国文化内部,以此对“文治”传统加以改造——他的这种强烈的斗争、对抗性思维,与其说是中国的,还不如说是西方的。

毛泽东一贯倡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感叹说,马克思主义者中,像马克思那样认真搞学问、像毛泽东那样肯认真读书的,一向不多。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学问一波比一波差,到后来,几乎就没有一个是肯念书的。不但别人的书不念,连马克思的书也不念。当代的教条主义者被青年人唾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念书,一点学问也没有。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伟大艰深的学问,毛泽东是旷古未见的伟大学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标语口号。

伟大也要有人懂,读懂马克思、读懂毛泽东,没那么容易。

践行中国道路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四个现代化”是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来的,而习近平加上了一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成为“五个现代化”。

“第五个现代化”的精髓,当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王岐山在2016118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阐述。他说:“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源头,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着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5000年绵延不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融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

哈佛大学的本杰明·艾尔曼教授曾经说过,“开辟中国未来的关键,就在于开启中国历史”。这也就是王岐山所谓“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着道路选择。”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探寻一条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中国不会走西方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共同点,必将是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道路的超越。当然,这也是对世界上现在仅有一种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思想方式的超越。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制度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信。我们当下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对于中国文化没有自信,而对西洋文化却缺乏马克思那样的批判认识。

缺乏文化自信,突出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问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没有落实到对于中国制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治国理政经验的研究。而是流于词赋、文学和考据。研究中国文化,而不研究中国制度、不研究历代治理经验,这必然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解。离开了对于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自觉,不研究中国制度是什么,制度自信就是空谈。

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海外中国研究,是冷战的产物,目的在于以“文化中国”,对抗“制度中国”,实质在于摧毁中国制度的合法性。

离开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了解,离开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日耳曼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比较,谈中国传统,谈西方传统,谈马克思主义,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

是谁继承、代表、发扬光大的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呢?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思考、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谈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也势必会沦为空疏之谈。

“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2]

 

(编辑   季节)



[1]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谈到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20世纪90年代时我们习惯叫“中国经验”。后来按毛主席《实践论》,就用了“中国道路”这个词。 “中国经验”更强调探索性,“中国道路”是指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不是就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模式、概念呢?其实国际上也有尼泊尔模式、丹麦模式,印度南部也有个Kerala model(喀拉拉邦模式)。

                从最基本的事实看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的实践是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

第一,最快的经济发展。这个事实全世界都承认。虽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现在已经开始放缓了,在过去30年我们进行纵比,是中国1840年以来发展最快的,或者是最顺利的,基本是平均保持在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

第二,最大规模地减少贫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老少边穷”地区进行帮扶工作,我自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扶贫研究。所谓“老少边穷”,老区像井冈山、延安,少是少数民族地区,边是边疆地区,穷就是贫穷地区。一些边疆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穷地区。30年下来,我们实现了全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大的减贫。

如果用统计计算,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主要是中国完成的。按每年计算,如果把中国拿出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在增加的;但把中国加进去,贫困是在减少的。从80年代开始就是这样,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中国就完成了联合国千年目标计划的90%。

2002年以前,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进入新世纪,地区和县这两级,包括西部的县域经济发展也起来了。所以,中国的减贫脱贫速度,是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和各国际组织都公认的。

从1978年到1998年连续20年的时间,中国10亿以上的人口,实现了连续两位数的持续增长。3亿人口脱贫,2亿人进城,1亿人实现了中等收入。当时我去日本,日本人说你那一亿人就是一个日本。我说我们还有10亿人处于贫困,只有1亿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那时候统计得比较保守一点,说的是3亿人脱贫;现在世界上的统计,中国已经实现了6.5亿人脱贫,但这主要是农村绝对贫困,而未计城市人口。1977年改革开放之前,城市还处在相对贫困、物资短缺的状况,现在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第三,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既包括农村劳动人口到城市的流动,也包括城市人口本身的职业流动、社会地位的流动。中国人口的流动是世界上最频繁的。每年仅春节春运就达到三十几亿人次,还没有包括旅游、探亲和因公出差的旅行。

第四,最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国的社会结构,在1949年的时候基本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社会。当时城市人口比例不足5%,到1979年也还不到20%。最近这35年基本是一年一个百分点,现在城镇人口已经达到55%,这只是社会结构中的城乡结构。如果你看工农业结构,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工业总产值就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当然还有年龄结构、教育结构,社会人员中服务业的比重结构等等。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西方300年的道路,这不只是经济发展,最重要是社会结构的变迁。

本世纪初,我在欧盟做了一个发言。我说,中国在20年(现在叫30年)中实现了10亿(这时已经超过13亿)人口平均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最大的减贫、最快的人口流动、最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且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部动荡或动乱,我们是以相对平稳的社会变迁走过来的。而在300年中,比如英国、法国等国家内部则发生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乃至起义、动乱和内战,还有对外的殖民、侵略和战争。而中国在30年实现了四个“最”,却没有以这样的代价换得这样成功的发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确实走出了一个比较平稳、社会代价相对少而成就显著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的普世性特征

现在有很多争论,认为中国特色仅仅是个案,没有普遍性;只有英国道路或西欧的道路(也被称作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加上美国,才是具有普世性的模式,而中国只是个例外。这让我想起,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当时俄国《祖国纪事》的编辑给马克思写信:“你讲的那个西欧,在《资本论》里的西欧,所描述的这个模式,好像我们觉得俄国不是这样。”马克思在给他回信里写道:“我只不过是分析了西欧尤其英国的发展模式。一切民族不管它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有多么大的差距,都一定要像西欧这样做,这给了我马克思过多的荣誉。其实我没有这么伟大把全世界概括完。”但他也加了一句:“同时也给我了过多的侮辱,这是给我戴了红帽子啊!戴得太高了!”所以,我自己试图用一种比较科学的分析,想看看这到底是中国式个案经验还是模式。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余永定,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时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成功的最大秘密,就是没有听经济学家的”。确实,如果按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经济已经崩溃无数次了;按政治学家的预测,中国也早就崩溃了。所以,我试图用一个偏中性的命题,不说中国还是日本,欧洲还是美国,也不是说谁是代表。如果有任何的一个方式,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它跨越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强。

我自己总结,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1949~1979年),是奠定基础的时期,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那个时候完成的,我们的健康率和识字率也大多是那个时候完成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也说,中国是以最低的物资条件完成了这么高的健康率和识字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用的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而不只用人均收入测量社会的进步。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用HDI测量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1949年5月,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7岁左右,1979年是67岁,已经超过了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人均识字率和健康率,包括婴幼儿与产妇死亡率的降低,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鼓励外商投资,外商包括华侨华人的投资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与我们劳动力的素质、能力和组织化程度是分不开的。

建国前的30年,就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基本是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也就是不再 “挨打”的问题,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在建设自己基本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也走了一些弯路。改革开放解决了我们不再“挨饿”的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习总书记在党校也提到了个问题,下一步要着力来解决。

习主席有个讲话谈到,中国道路是30年改革开放走出来的,60年我们社会主义探索走出来的,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寻求独立和解放走出来的。最后他说,(中国道路)实际上是几千年来东方民族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走出来的。今天的这个中国,是延绵不断的文明走到今天,它跨越的时间很长。如果这样来讲,三千年、五千年,至少它是没有中断的一个文明形态,覆盖的空间至少相当于整个欧洲,我们的空间是个大陆,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

当然,一个13亿人口的大陆型经济体,和一百万、一千万人的经济体的发展,是很难进行比较研究的。当然小国有很多经验应该学习,但我们看到小的经济体面对的治理问题也相对少一些。

             中国发展要妥善处理好利益格局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肯定有经验、有教训,也有失误,也有挫折。今天事后看,也有人说这些事搞急了,那些事早搞就好了。比方说放开第二胎,有人就说早放开就更好了;环境问题早点儿抓,今天空气质量会更好。回过头来,问题和错误能说出很多。第一个30年更是如此。其实,两个30年是不能互相否定的。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几年,凡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地方,它一定是与我们比较妥善地处理利益格局有关,尤其是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中下层基本利益诉求。有好多政策,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国营经济改革从拨改贷到利改税,诸如此类,一步一步进行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小平南巡以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这里边有一个连续性问题,继承与发展问题。

今天,改革的深化和连续性成为重点。任务很明确,朝着2020全面建成小康目标前进,包括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以户籍为指标的城镇化(目前在城镇居住就业人口比例是55%),我们还要实现所有人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的均等化。精准扶贫是另一方面。但它确实又有连续性,这个连续性和共同性也和处理好利益格局、处理好中下层的利益有关。

农村改革最先是承包责任制,接着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工大规模进城,或者就地就近的非农化,以及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成长。长三角、珠三角的大量地方,那里的“村”、“镇”实际上已经不从事农业了。邓小平总结说,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不是我们靠脑袋想出来的,是农民用自己的实践搞起来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提出了要协调城乡关系、区域间关系、经济与社会、发展与环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等“五个统筹”。我们免除了农业税,提高了农村医疗养老幅度。我们目前正在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发展。

       新发展理念、普惠式分配、共识式理念和共享式未来

新的发展五大理念。首先是创新,不能再沿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路子,要更加注重提高创新能力,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出高效健康发展的路子。

新的发展理念还强调“共享”。凡是比较成功的发展,一定是能够比较妥善地处理好利益格局,尤其是中下级的基本利益诉求。包括我们周边的乃至更多的国家也要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

第二,普惠式的分配特别重要。发展的成果,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发达地区可能多获得一些,而“老少边穷”地区可能少一些。要推进县以乡村普惠式的分配模式,让人人都能享受发展成果。

第三,形成一个全社会基本的“共识性理念”。1977年全社会最大的共识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发展,这在当时确实是整个社会的高度共识,称为共享式的未来。有了基本的社会共识,大家面对未来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景,而不是各自为政,最后撕裂社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讲,不发展社会就不能叫社会主义,因此要一心一意搞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小平也讲了一句话,以后发展起来了,比不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多。

今天我们社会确实要面临很多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有些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也不是简单地一刀切下去就能解决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社会越来越有整体性。有人说,第一个30年(1919年到1949年)叫做“推倒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民族解放;后来有人说我们面临新的“三座大山”,这个有点夸张,但确实面临着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压力。工资可能比30年前涨了几十倍,但对老人来说,只要把医疗费用打进去,压力就很大。教育孩子也是一样,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希望孩子能够获得好的教育,而好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大城市住房也成为了问题,不仅中下层的农民工进城买房困难,连博士也买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

就业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压力。当然,金融危机以后,相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就业还是令人羡慕的。其他国家毕业20年的博士还在找工作,美国一些黑人、拉美裔,包括一些亚裔,干脆放弃了寻找工作的登记。现在美国统计局公布的就业率,没有包括这些放弃找工作的人。

上面提到,凡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经济体,一定与比较妥善处理利益格局、尤其是处理好中下层的基本利益诉求有关。什么叫“比较妥善处理”?就是渐进式增长、普惠式分配、共识式理念和共享式未来,并且继续按照渐进式增长,财富的分配相对是比较普惠式的。虽然多少不同,但一定都能受益的帕累托增长。社会要有基本的共识,发展增加、社会稳定等等。就像1977年改革开放初期,高度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样,大家对未来有一个共享式愿景。

包括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问题都很严峻,再把环境问题加上,这些都要处理好。社会矛盾是要靠社会政策处理的。说到底,就是怎么处理中下层的利益需求。不能有效处理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社会就无法保持稳定,无法发展。所谓社会政策,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社会公正。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重视社会公正?从过去高速增长到现在的新常态,今后长期发展就不能再保持两位数。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我们有充分信心,一方面要维护经济的基本增长,同时要确保社会公正。

 

       中国改革发展,要确保下层不受损、中层有所得

现在学术界争论以市场为主还是发挥政府的作用。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假设命题:第一,社会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第二,人都是自私的;第三,自私的个人追求私利最大化,可以实现社会的最佳均衡。这样的命题要用历史去检验,不应停留在理论的争论,所谓西方以个人为本,东方是集体主义等等。其实,西方也不仅是以个人为本,亚里士多德就说人类是社会动物,这才有社会、社区、社群,才有后来的共和。比如说社会契约论的前提是以个人为单位,那契约算什么?所以,社会事务要看以什么为单位。有些事以个人为单位,有的以家庭为单位。处理国际关系就不可能以个人为单位。美国在对外关系上从来以国家利益为单位。

所谓“人都是自私的”显然不能概括人类所有的动机和行为。“自私的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最佳均衡”,这是零和游戏。人们互相拼得两败俱伤,但资源就那么多,公共产品就这么多,机会就这么多,每个人只顾追求私利,那就是穷的穷,富的富。所以必须回到政府作用,重视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社会治理问题。一个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利益的分化是在所难免的。有的人批评说改革开放后,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事实。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越要关注,而不在于政府大或小。关键是要实现政府的精干和高效,遏制官僚主义的膨胀,关键是政府的责任和作用,确保在改革开放发展中平衡好各方利益。

我提出的发展底线,是社会政策要“确保下层不受损、中层有所得”,上层任何时候都处于优势。要实现“帕累托改进”,让人人受益,不能越发展反而越受损;中等收入群体要感到随着经济发展逐年有所得,这才能支持发展。

中国由于是后发型的,我们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辛勤劳动,这就叫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

中国道路的发展,既包括环境的代价,也包括发展低端产业承担的巨大代价。外商投资包括华人侨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正面的作用。西方老批评我们“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但是他们的企业在中国建工厂,利润和廉价产品是他们在享受,污染则要由我们承担,牺牲了我们劳工的健康;利润让他们拿走,生态环境税要我们缴纳。我们被迫“代人承担,代人受过”。作为一个后发型的巨大的农业社会,十几亿人口的规模,这么短的时间要向现代社会转型,付出这些代价,是时代使然。

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所以,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秉承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这是历史的选择,在这个时代再也走不起战争的道路,走不起侵略殖民的道路,人们也不允许走这样的道路。掠夺的时代过去了。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道路,其实就是共享。怎么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与发达社会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处理好财富增长与利益格局的关系。

当今我们面临的是整个世界格局的新调整、再分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后的民族国家和民主体系,并没有防止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架构是东西方对峙的表现,是敌对情况下的所谓稳定。但其实在亚洲是热战不断,包括抗美援朝、越南战争等等,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有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美国“一超独霸”、单极世界的时代其实最多只有十年。随着反恐战争的出现、金融风暴的出现,今天的整个全球格局正在重组、重构之中。中国不是要另起炉灶,更不是完全取代现有的秩序,而是正在探索新格局。

        “天下无他”:中国追求合作、协商、共赢

中国道路的特色有很多不同的总结。我认为它具备如下几个特色。

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什么叫承担责任?中国减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这是很大的责任。我们要是出现难民、移民,就不是今天北非和叙利亚难民流向欧洲的概念了。1979年中美建交前,卡特总统搞人权外交,拿了一个23人的名单给小平同志,卡特说要让这23个人拿护照来美国。邓小平跟他说,你要多少人?两千万够不够?两千万也只是个零头。所以,我们的治理要非常负责任。包括各级政府是高度尽责的机构。

第二个特色是要灵活。我们如此之大的国土,若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制度,是比较麻烦的。由此,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

第三个特色是协作。我们社会管理是合作型的。有人觉得大一统的意思就是由上至下的,就是压制型的,这是误解,其实是协作式的。

最后一个特色是协商。政策制定,还要不要持续,怎么实施,都是商量着办。

过去即使有那么多的成功,但当前我们也面对很多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其实也是全球层面的挑战。

从全球层面来说,世界正在重构之中。这个重构有三大中心。北美以美国为首,它现在的问题尽管很多,但它的科技、经济、军事、教育实力等等还是世界第一,它的综合国力还是世界第一。因此中美关系也是最重要的。欧洲第一个搞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在要超过这个体系,正在向“一体化”努力。现在“一体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金融、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到地缘危机,从乌克兰事件以来,难民、恐怖主义再到所谓“伊斯兰化”,以及现在整个治理能力都面对挑战。

中国提出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赢,这不仅是一个目标美好的愿景,实际上也是依靠这些理念来行动的。

第一就是创新。现有的国际秩序需要创新,但中国不是用革命的途径崛起。中东、非洲、拉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亚洲虽然是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势头最好的地区,但毕竟亚洲的整合程度是最低的,连我们国家也没有完全实现统一,那么就要走出一个创新的国际秩序。

第二是全面性。全面建设小康,不仅是收入水平,兼有生态、文化、政治等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为了全面建成“小康”,就一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改革开放,这样才能实现“全面性”。“改革开放”作为国策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是解决市场机制问题,公平交易、自由贸易、竞争择优,公平分配。因此,要有法制保证,全面依法治国。中国从1949年以来,很成功的经验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包括这么大的力度反腐败。

第三,就是民主,有人说是协商式的民主。这不只是政治层面,也包括社会服务。政府功能就要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

最后,它一定是包容性的。中国自己也好,中国与其他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好,包括我们现在把非洲叫做“命运共同体”。其实“一带一路”也是带有包容性质的,共赢共享。

今天的世界要改善不合理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但并不是用革命方式打碎它。我们不是制造麻烦的一方。正如周总理说的,要和平共处,不同国家,尽管有着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但我们共处在同一个世界上。

要通力合作。现在“一带一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具体的实施方案,涉及投资、贸易,乃至包括“人心相通”。先从地区性的合作开始,可以做很多工作。

基辛格有一位年轻的助手叫乔舒亚· 库珀· 雷默,上次他参加我们的一个研讨会,他的发言叫《北京共识》。对抗也好,对峙也好,冷战也好,包括理念上的分歧,共识就是通过合作改变自己,通过共同合作来进步。

现在美国人和欧洲人提议全球治理,但还是共同治理好。亚洲的声音,非洲的声音都要有表达的机会,当然我们也是其中的利益诉求之一。奥巴马的想法是“现在由中国制定那个规则不行,要由我们美国人制定”。我和美国人讨论,问题不在于谁制定规则,而是规则合不合理;同时,规则制定过程应该大家共同来制定。所以G20应该是比G7更好的一个机制。

 

(编辑  苏歌)



 *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此文根据20165月作者在香港正思大讲堂的演讲整理。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历史将表明,两...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历史将表明,两个文件的通过,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毫无疑问,这是根据新的形势所做出的从严治党的重大决定。同时,这对于全面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具有直接的重大作用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准则》和《条例》的说明中明确指出,之所以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并通过新的《准则》和《条例》,是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

以我的理解,这“四个全面”,逻辑上有一个“依次递进”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罗列或并列关系: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了在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发展需求和新的发展环境,提出来更加全面、更具时代特色、更能体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方向和路径的理念,这关系到我国发展的全局。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决胜或冲刺阶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必须坚持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必须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而稳妥地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和社会总体的治理。

万米赛跑,越是最后冲刺100米越是需要毅力和冲力,在这个13亿人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过程中,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坚强而有力的政党的领导和率领,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在这个冲向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就是要继续深化改革,积极主动开放。我们的改革,经过30多年的艰苦探索和成功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受关注也最为醒目的重大国际性事件。不仅在经济增长、整体脱贫等方面取得了近代以来最大的成就,同时也经历了最频繁的人口流动,见证了最深刻的社会转变。一方面,今天的改革的确已经进入深水区,已到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关口,需要以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气魄冲险滩、破难题,既包括体制机制的改进,也包括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另一方面,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要搞别的什么制度,这样才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中国人民,而不是因循守旧,走老路、旧路,更不是改旗易帜,走到任何一条歪路、邪路上去。而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既是为了坚持和深化改革,又是为了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钱进。

再次,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方面需要深化改革,一方面需要走依法治国之路。改革和法治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式发展的法治保证,也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法治保证。让法治既为发展提供保证,也为改革提供保证,这是全面依法治国之深意所在。需要特别重视的是,全面依法治国,还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反对教条主义起,我们党已经讲了很多年,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只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能够取得胜利和成就;如果不顾国情,盲目照抄照搬,就会遭遇失败和挫折。从依法治国方面看,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这样,才能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更好地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真正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熟悉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现实的人都应该懂得,在中国走法治之路,建设中国的法治社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走偏甚至走斜。

最后,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还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这是“四个全面”之中关键之所在。这是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而为此要坚持的深化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为此要坚持的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稀少、内外挑战和张力不断的环境下,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的领导是任何情况下绝不可动摇的基本,否则,既无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性质,整个社会也不能真正发展起来,或者说,即使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一时发展起来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民群众也无法真正受益;发展成果也会由于不公平、不公正、不可持续、不具包容性而随时会被断送掉。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上上下下都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必须准备应对各种老的新的重大挑战,甚至要应对各类预料到和没能预料到的重大风险、克服来自内外的许多重大阻力、解决面临的多种重大矛盾和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从严治党的根本原因。更进一步说,即使到了2020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我们的改革还要继续,依法治国还在路上,发展还要坚持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路,而这一切的根本保证,就是既坚持党的领导,也坚持从严治党。

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紧紧地和中国人民一道,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跨过了一道又一道沟坎,其中既包括战胜了各种挑战、度过了各类危机,也包括克服了种种弊端、纠正了各种错误。毋庸讳言,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在这些考验面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也一直都存在着,在实现“两个百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这些考验和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甚至高级领导)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等都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1]一些贪污腐败和违纪违法案件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令人发指的程度。更有甚者,极少数人不仅是在腐败的路上走到了悬崖边或掉进了深渊里,并且发展到了政治野心膨胀,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用不正当手段谋取权位的地步,这更是多年来闻所未闻的。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极端罕见的气魄和多年来未见的力度,以坚决的态度和强烈的自信,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以上率下、率先垂范,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气象;严肃查处多名原身居要职的前高级领导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遏制腐败蔓延势头,防止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以多年来少有的力度,彻底查处一些地方的系统性贿选案,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强化党内监督,推动管党治党迈向标本兼治。

严格地说,第一阶段的落实八项规定和大力反腐,其实还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破题之举。更重要的还在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建设党、武装党,使它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战斗性。惩恶与扬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而且后一面更重要、更不易。“扬善”在今天,还不仅是体现在选人用人上,让立场坚定、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开拓创新的人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也要体现在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这十二个方面中,可以说哪一方面都很重要,都很关键,也都是从正面的制度层面上从严治党之要义。这样,就不仅从组织上纪律上监督上划清了边界和底线,明确提出了若干“不准”,而且从思想上政治上制度上保证了党员和干部不忘初心,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永远保持对理想的坚定信念,清楚规定了若干“必须”。

体现在“不准”中的纪律,是从制度方面从严治党的硬性约束,而体现在“必须”中的理想信念,是从思想方面从严治党的政治约束。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和一些地方,既在纪律方面出现了不守规矩、违反制度、破坏纪律、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千夫所指的违纪、违规、违法活动,也在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理想迷失、信念动摇、思想缺失、立场不稳、忠诚不再等为党纪所不容的滑坡、塌陷现象。可以说,最近新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不仅正逢其时,而且势在必行。否则,如任由前列活动和现象发展蔓延恶化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人将不人,这也绝非危言耸听之词!

如果说,在制度方面的违纪违规违法很多与制度不严、执行不力、缺乏监督直接相关,那么,在理想信念方面的动摇、缺失,更主要的是与利欲熏心、金钱至上、思想蜕变有关;而理想信念方面的“塌陷”,也导致了很多人在纪律、制度方面的违纪违规违法。所以,之所以要同时从“不准”与“必须”两个方面来从严治党,就是因为诸多问题恰恰是从纪律和理想两个方面都缺失所导致的。而坚定理想信念问题,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如果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精神上处于缺钙状态,怎么可能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个危机呢?由此,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和理想信念上的坚定性,是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先进性和战斗性的前提。如果缺乏对基本的政治思想和起码的理想信念的坚守,那么,不论有多么严厉的制度和规章,也不能保证一定是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法治国家。古今中外,旧式的组织和机构里也不乏有严明纪律和严格规则的,它们并未解决走什么路、朝哪里去的问题。

当然,如果只是用陈旧的老办法(如开开会、讲讲话)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学习,理想信念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政治思想教育如果不能从内容到形式上与时俱进,良好的出发点也难得到好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在新的时代,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各类信息不断扩散,各种风险与挑战也时时相伴,我们今天讲不忘初心、理想信念,就必须既立场坚定,不容含糊,也必须理论深刻,把话说透!马克思说过,理论只有深刻,才能说服人。

另一方面,确实又必须从制度、法律、纪律方面来约束和监督党员、干部,划清底线、红线。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和制度的笼子,即使个人思想上不出问题、信念上毫不动摇,仍旧缺乏组织的保证,而个人最多是自己独善其身、或影响身边的人,而不可能领导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克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走向文明的伟大复兴,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

概而言之,这些“不准”加“必须”,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使我们能够在全党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全社会努力形成风清气正、法治严明、改革充满生机与活力、发展充满动力与后劲,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热血青年对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充满自信的社会氛围。让正气得以张扬、歪风不会上涨,让社会充满阳光、邪恶无法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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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季节)



*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2] 习近平:201211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全党政治“核心”地位。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党中央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全党政治“核心”地位。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核心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组织原则和政治权力结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新的政治核心的确立,对于建设和巩固坚强有力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核心”这个概念,准确地说应当是政治核心或领导核心,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组织的一种特有的制度安排,或者是民主集中制的一部分。从学术意义上讨论,现在所说的“核心”这个概念,必须从列宁、从布尔什维克党以及第三国际说起。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历史传承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要有清楚的道统、法统、血统三个方面的继承性、正当性,这才能宾服海内。如果从政治学意义上借用这一思维框架,那么首先,中国共产党传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讲不忘“初心”,共产党的“初心”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以实现劳动阶级、人民大众解放为宗旨。其次,中国共产党靠组织发动人民革命夺取政权,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建设,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正可谓“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直接源自共产国际。列宁继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之后,创设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为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是按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

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建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方面。1848年,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马克思、恩格斯从此开始了早期的政治论述和政治实践。在他们思想的影响和指引下,也在他们的参与和指导下,欧洲的工人运动逐步走向国际联合,先后建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组织原则都是民主制。

民主制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类以宣传和组织工人运动为主要目标和功能的政党的组织原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来自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和进步思想的一种社会运动,是由信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活动家所组成,是一个信仰者的联盟。所以,其内部组织是以意识形态和思想观点为纽带构成组织基础。党的决定和行动从来都要取得思想认识上的基本一致,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都要实行充分的讨论以至辩论,全体或绝大多数达成一致才能形成的党的统一行动。这种方式即为“民主制”。但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一个处于弱势或非法状态的工人组织很难就党的方针、政策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些政党内部往往有众多派别,每遇重大问题则成为内部分歧扩大的契机。

第一国际是欧洲多国工人阶级的一个联合组织,十分松散。第二国际是以多个民族国家为范围建立的社会主义组织或政党组成的联合国际组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中各国党的组织紧密程度强于第一国际,但它仍然是一个信仰者的联盟。这样的联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组织纪律约束,难以形成党的统一行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相比,更像是宣传性的社会组织。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后来曾指出:“第二国际并不是像现在第三国际那样的组织,它没有像我们第三国际那样的纪律,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政党。这是一个自由的、松散的联邦,它偶尔在一起开会,通过决议,并‘看情况而定’执行这些决议。”[1]

第三国际来源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世纪末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第二国际的成员。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重大分裂,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两大派别,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1905年俄国发生影响重大而深远的革命,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工人抵制国家立法机关“杜马”选举,自行选举工人政权“苏维埃”,实行社会自治。这场革命为沙皇政权所镇压。列宁从革命失败中深刻地感受到,没有严格纪律和统一行动的政党必然是软弱无力,根本无法承担发动和领导旨在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

19059月,列宁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中提出:“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2]。这是最早见诸文字的有关“民主集中制”这一共产党组织内部权力结构组成原则的表述。1906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此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终于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列宁及俄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各个加盟共产党都是按俄共式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

民主集中制与政治核心的制度含义

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政党组织原则和权力结构,本身并不复杂,但我国学术界常常说不清楚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一些人简单地把它解释为共产党设立党内制度、处理党内关系的一种原则,甚至还有人从字面上把民主集中制理解成了一种观念性的东西。民主集中制是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及第三国际共产党的党内基本制度,或者更加学术化一些的说法,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即党的权力构成和运行体制。

具体来说,民主集中制可以从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来解释。民主,就是党内重大事务,包括政策与策略、人事安排和危机处置等等,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成党的决定。

集中制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政党的主要特点,是列宁的贡献。实际上,列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列宁创建的以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列宁在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改变了第二国际政党那种允许一切支持者入党的做法,布尔什维克的党章规定,“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可以作为党员”。这样就限制了一般赞同和拥护者加入党组织,而是要求行动者和服从者方能加入党组织,即后来讲的建立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骨干的、权力相对集中的组织模式。概括起来说,集中制的第一个制度安排是,一旦党形成了统一的决定,所有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无条件服从并努力付诸实施。这就改变了第二国际各行其是的状态,以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约束全党和所有党员。

集中制第二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核心”相关。在民主集中制下,一旦党的领导机关达成统一决定,全党都要遵照执行。但如果党的领导层不能就重大问题做出决定,特别是党的中央、党的领导层在重大问题上存在争论和一种分歧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制的第二个制度安排,即现在所说的“核心”的功能和作用问题。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核心的含义是,在党的最高决策层不能够就重大问题做出统一决定的情况下,由党内授权的总负责人做出最终决定并成为全党意志。这种权力结构和决策模式是在列宁时代形成的。它最终也构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完整的制度形式。

俄共(布尔什维克)在领导俄国工人运动、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以及巩固政权,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逐渐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俄共中央领导集体。当年,包括列宁在内,俄共政治局一般有6至7名委员。在当年极其复杂艰难的革命斗争条件下,俄共党内包括最高领导层的意见经常不一致,甚至形不成明确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在列宁尽量说服不同意见者的前提下,由列宁做出最终的决定。列宁也就是党的最终决策者——核心。十月革命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核心”体制发挥作用的产物。1917年初开始,俄国出现了可能导致俄共通过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形势。但是,当时俄共党内部特别是党的高层,在是否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党最高决策层中央政治局内的两个重要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反对发动武装起义,甚至公开暴露党内的关于是否举行武装起义的分歧,甚至还有人建议列宁去向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自首,以保存俄共实力。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列宁断然做出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经过历史的考验,民主集中制这样一个体制保留下来了。十月革命后不到七年,列宁就去世了。在这个期间,他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并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和核心地位。在列宁去世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其中包括激烈的党内斗争,这一制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形成了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这就是民主集中制以及“核心”这一制度安排的历史由来。

  民主集中制的制度特性与功能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能够产生高效率政治行动的权力结构。与第二国际的民主制相比,首先,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具有很强的组织行动能力。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尤其是在复杂情况下,通常很难形成全体一致的认识和决定。事实上,第二国际的党政治行动能力很差,每临重大事变、每遇挑战与风险,各个党不出现分裂就算不错了。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多数情况下都是可能形成统一意志、进行统一行动的。其次,“核心”体制可以进一步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降低内部成本,减少失能风险。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党的高层领导很难形成一致或无法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成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由“核心”做出最终决定,方能使得在重大问题上或在重大关头,党依然能够保持统一行动能力。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有了核心就会坚强有力”的道理。[3]

  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沿革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立的。毛泽东同志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组织原则自然是按照共产国际、按照俄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有一个过程的。刚开始虽然形式上相符,但由于革命斗争经验不足,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并不稳定。党成立之初主要领导人是陈独秀,但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几乎断送了年轻的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挫折。在极其危难的困境中,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期间,依旧坎坷不断,领导层也依然不稳定。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实际上有两个中心,一个在上海,受共产国际指挥的中共中央,另外一个是由中共中央派出机构领导下的位于江西、福建中央根据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这样的形势下,自然也就没有形成所谓的“领导核心”。加之后上海党中央因实行左倾路线失败,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最后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受失败,不得不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在长征路上再次发生转折,就是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重新调整了党的组织原则,开始纠正错误路线,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被解除了相应职务。在这次会议上,中共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有记载的“核心”表述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陈云传达遵义会议决定记录,遵义会议调整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是我们党有关“核心”机制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就是说,在当时最高的领导人当中,如果再达不成一致,那么就要由一个人来做决定。在这次会议上,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也进入了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和考验中,毛泽东的地位不断提升,他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党内同志和革命军队的认可和拥戴。应当说,到党的“七大”前,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稳定领导全党全军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中形成的,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必须得到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戴。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经历了长期“左”的教条主义错误,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损害。在面临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拨乱反正,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探索。邓小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终于扭转了中国的命运,将中国引向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作用,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丰功伟绩,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中无可争议的政治核心。

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1989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波再次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考验着中国再次起步的现代化事业。江泽民同志临危受命担负起了在当时极其复杂困难局面下领导国家继续前进的历史重任。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化解了国内外种种复杂矛盾,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探索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妥善解决了新旧体制转换中大量艰巨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引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进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黄金十年。江泽民同志在继往开来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加速推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新阶段建立的功勋,也使他成为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当前,我国正处于最终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风险前所未有。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励精图治,积极进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与进步。“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最后阶段的政治纲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率领党中央领导集体以从严治党为引领,力行反腐倡廉,在打击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显著成绩,凝聚了党心民心,也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勇于担当,雷厉风行的精神和作为赢得了国内外赞誉,也得到了全党上下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顺理成章地被确定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新政治核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关键时期做出的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决定。

   

(编辑  季节)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院。

[1]格·叶·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的诞生及其头五年的活动——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1924年,谷松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4年第2期第249278页。

[2]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是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请求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写的,大约写于1905910日(23日)以后,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23327页。

[3] 19895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是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怎样才能干好。邓小平关于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干好的政治交待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

编者的话:

    2016年10月1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投资协会和本刊编辑部共同举办“产业政策研讨会”,邀请各方专家,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

    讨论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关于“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的理论问题。现实中,任何国家都要根据本国国情和发展目标,在两端中取一平衡点;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二是如何解决好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发展的实践问题,如何看待我国产业结构及产业竞争力的现状,如何总结我们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这和国家创新驱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密切相关。

    当前,我国倚重劳动密集型工业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目前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和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一迫切任务。总体看,我们的工业还没有摆脱“大而不强”的状态,尤其是技术创新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地位。我们必须努力向全球产业链中上端攀登,从而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过去依靠引进技术和低工资优势的发展模式不同,推动产业升级,必须坚持科技自主创新和产业自主发展,要做长期艰苦努力的精神准备。     

我们已经实行的产业政策有成功的,也有不太成功的情况,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要有实事求是的总结。

首先需要宏观的产业发展规划,其次是产业发展的选择,从高新技术行业到传统制造业,各具体行业的技术差距、市场态势和发展目标,不仅要精准定位,而且要有系统的规划和政策。要加强有关部门的协调。

    对各个重点行业不同经济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的能力和经营状态,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例如中小民营企业占优的电子信息行业,重视提供鼓励创新的环境,就可以鼓励优秀企业的成长。对一些国企占优的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需要更重视发挥现有企业的优势,同时不能忽视民间生长的好企业。在行业管理的体制机制及技术进步的促进机制方面,也需要改善。

    产业发展政策的实施要有持久性。科技进步和结构升级不是短期能见效的,有些重大项目或政策必须以法律形式确认。

    要有全产业链的眼光。从前端的科学基础研究和产品研发,到对特定行业的政策支持和政府协调,到符合国际规则的市场支持,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往往一些很有前景的新技术、新产品,由于对市场竞争态势缺乏全面认识,在产业化阶段功亏一篑。

我们对外资采取普遍欢迎的政策。外资企业有时起正向推进的作用,也有时阻碍我们的产业进步和自主创新的努力,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重视开放政策和产业升级的战略利益的协调问题,对那些超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攻城略地,应该有所警惕。

 

 

 

路风*:自主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关键

    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其背景是经济学界有一种思维范式,即把市场机制看作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手段,政府啥都不应该做,这是有问题的。有些争论者对具体的工业情况和产业政策不甚了了。

    产业政策是多层次的,将在工业发展的宏观层面干预、校正、补充市场机制的政策,包括贸易、技术、外资、重点产业等都属于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调整的。

中国工业结构在发展中形成的特点

    讨论产业政策,涉及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成功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加入国际分工、政治稳定等等。但加入国际分工的意愿和加入之后的能力是两回事。国际学界都承认,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于劳动成本低、劳动力技能高。有美国学者分析了1992年中国出口的产品,认为如果按比较优势的标准算,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是其劳工平均收入的6倍。照此分析,比较优势的逻辑就解释不了中国的技能优势,因为这其中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才能。

    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改革开放前30年有一个工业化过程,形成了自主的工业体系,其主要特征是仍保持了高比例的农业人口;工业化基础造就了较高的工业技能,庞大的农村人口又使劳动成本很低。这表现在产业形态上,就是既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

    美国人认为,中国低工资和高技术两者的结合,迫使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使中国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压力。

    再加上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突出的市场能力,以及国有企业绩效的改善等因素,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急剧扩大。按IMF数据,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在世界的份额是5.75%2011年就达到17.48%,超过了美国的16.57%,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30年,中国工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是整体被压在全球产业链低端,技术密集型工业如汽车制造业,主要组装外国品牌车,也是在低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需不振,出口加工企业纷纷关厂,产能过剩,固有的结构矛盾被暴露出来。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失误,就是一度没有把自主开发和自主创新放在战略位置上,以为开放了,只需引进外资、依赖技术引进就可以解决自己的技术进步问题,历史证明这是错误的,技术引进不能替代自主开发。这样就有一种不好的产业政策,比如依靠合资的汽车产业政策。东亚的日本和韩国,既大量引进技术,又高度注重消化吸收。追求技术自主是“东亚模式”的实质。

    从政府和企业的互动看产业政策

    我认为,政府对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产业政策的概念容易让人只从政府方面想问题,但产业政策的效应是需要检验的。

    有人说,技术创新有不确定性,政府不可能知道正确的投资方向。但企业也同样面临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是风险,风险太大时,企业是回避创新的。正因为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才需要政府参与,以降低企业的风险。

    中国作为后进者,要推进产业升级,一定要有企业进入我们原来没有的领域,去干原来不会干的事情。但领头的企业面临高风险,包括企业能否在新进入的市场中发挥出足够的能力,经受住领先者的竞争和压制;高强度的持续投资何时得到回报是不确定的。如果任由市场机制起作用,面临这么高的风险,企业最合理的行为是不进入这些领域,国家就不可能实现产业升级。由此需要政府的推动作用。

    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一些企业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进入新的高技术领域,比如本世纪初几家小的汽车企业违反国家政策进入汽车工业,自主开发新车型;再比如京东方的例子。究其原因,我认为这和中国工业的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有关。当然,这样的企业如果没有后续的政府融资支持也做不起来。

    所以,如果从政府和企业在技术突破、工业发展的互动关系这样一个视角看产业政策可能更好些。在政府和企业互动过程中,共同创造出过去没有的新技能、新知识、新经验。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说,企业和政府的作用是互补的,而不是截然对立的。怎样能做得更好,需要我们自己总结经验。

    好的产业政策,要求提高政府的能力。成为学习型的政府,要培养既懂理论又懂工业实践的专家型官员,强调职业观念。

    自主创新要重视依托已有的产业基础

    自主创新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这一观念已被社会广泛接受。我们要鼓励和支持中国的企业普遍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不能把中国已有的工业看成是由旧的落后产能构成的,其中充斥着“僵尸企业”,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自主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现有的优秀企业。

    无数高新技术领域优秀企业的发展历程说明,技术能力的发展是累积性的,是经过一轮一轮的竞争脱颖而出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会没有技术基础就突然起来了。比如一个电子消费品企业,从做影碟机到智能手机,前后产品的技术上有相通之处,包括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也是一脉相承的。

    我国工业有广泛基础,要看到它的产业链。正因为我们低端工业体系完整、市场大,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突破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政府应该重视现有产业基础,推动这些领域的企业向自主创新转变。

    比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沈阳机床集团主持研发的i5数控系统值得研究。可以从推动龙头企业自主创新开始,包括淘汰旧产能、形成新产能,帮助企业解决财务困难,不一定上多少新项目。龙头企业搞活了,它的供应链打开后,就给民营企业创造了机会,使得东北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做强做大,产业发展体制也能够改进。

    关于自主创新,有人强调制度改革创新是前提,这是片面的。制度是内生于发展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完善、改进的。

    我们要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其关键是自主创新,它需要企业的能力成长,也需要政府的能力成长,这是在实践中学习得到的;然后是体制改进。所以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体制改进是一个可以操作实施的链条。创新驱动发展,其中包括了复杂的关系,现有体制有很多还不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本身就是促进体制改革。

   

王忠宏*:全面总结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经验(二级标题)

从我国经济现状看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第一,在新旧产业转换阶段,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从我国工业化发展趋势看,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过去十年高速增长,现在重化工业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中长期看房地产业增速也要掉下来。接下来可能是高科技产业、装备制造业、服务业新旧转换的过程。在新旧转换的窗口期,政府面临新兴产业的培育,传统产业升级和落后产能退出三方面的问题。

    现在是关键的时期。新兴产业比如集成电路的战略性意义更加突出,这涉及国家产业安全。还有智能汽车、物联网等等,也涉及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第二,转换时期出现的产业分化,需要国家政策的指引和协调。过剩产能退出涉及就业和社会稳定,需要完善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新兴产业要抢占制高点。随着我们部分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也不会让你轻易地获得技术,必须推进自主创新。随着信息网络、材料、机械、生物、能源等新技术的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新兴产业群体不断兴起,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这是各国综合实力转换的重大时期。这里就有产业领导权的争夺问题。

    第三,面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有政策推动破解。重化工业带来的高耗能、高污染问题正带来全方位影响,绿色化、清洁化、节能环保成为产业发展的趋势。仅靠市场机制是不能推动绿色经济的,必须有政策的推动。

第四,各国都在运用产业政策提高本国的竞争力。美欧国家大力推行“再工业化”政策,进行全价值链竞争;新兴经济体也在努力增强产业竞争力。这两方面的挤压,对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严峻的挑战。

    美国的产业政策,包括几轮制造业复兴计划,设立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以及能源产业政策等。今年美国第一智库布鲁金斯提出要发展50个新兴产业。奥巴马前几年提出未来十年要建设45家制造业创新网络,现在有9个正在建设(增材制造、数字化制造与设计创新、轻质金属制造、复合材料、下一代电子电力制造;半导体、光子集成、清洁能源、创新纤维纺织研究所在筹建中),由政府、企业和大学合作推行。

    德国出台了工业4.0计划,它还有一个升级版叫智能服务世界,即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集成,实现面向消费者需求的制造业服务化。

    英国选择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七个潜在领域,2010年开始设立7家技术创新中心(细胞疗法、数字化、未来城市、高价值制造、海上可再生能源、卫星应用、运输系统)。

    法国近期搞了一个新工业计划,树立34个优先发展项目,计划用10年时间重振工业强国雄风。他们列出国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第五,当前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产业政策发力。OECD提出,知识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新要素,它分成三大类:一是信息软件和数据库,二是专利、版权、设计商标,三是品牌资产、人力资本、网络、还有技术诀窍、广告。这些领域都是中国比较薄弱的环节。

    总之,从产业发展规律看,产业政策是需要的,真正的问题是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

    全面认识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经验

    第一,产业政策的成效,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争议。最富争议的是如何看待政策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比如今天看一个产业发展得好,其原因可能包括宏观经济环境诸多因素,其结果和之前的产业政策有多少关系,很难定量分析。

    第二,产业政策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比如在金融危机后,美国三大汽车集团破产,它也有汽车产业政策,但其效果不好。法国搞了好几年工业计划,它的发展目标也没有实现。韩国的航天也搞得不好。所以不能一味要求中国产业政策只许成功。

    第三,用不同的标准评价,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人们认为日本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产业政策做得不错;但美国管理学家波特在一本书中讲到,日本的汽车产业竞争力跟日本的汽车产业政策没有关系,甚至认为日本当时的产业政策是错误的。

    第四,对一个产业政策的评价有不确定性。短期内你认为不成功的产业政策,多年后可能发现这个政策还不错。它需要时间的检验。同时,不同发展阶段,产业政策本身的内容也在变动中。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认为,后发工业国家在追赶过程中,要将有限的物力财力聚焦到某一产业,但后期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到高新技术发展阶段就更需要鼓励创新的政策。

从中国的产业发展看产业政策

从总体看,我国的高铁、核电、水电,新能源等产业做得不错,装备制造、核电、高铁、信息技术等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小。

    高新产业的技术路线有很多不确定性。例如新能源汽车技术的选择,我们倾向搞全电力,丰田认为混合动力最适合目前的发展情况。我们的集成电路工业基础薄弱,但它是当代各工业部门的基石,2015年我国成立了集成电路基金。生物技术的差距比较大。大工业需要大资金投入,建设大工厂是要素和投资驱动。信息经济时代,无形资产、软要素在某种意义上更加重要,这就需要整个产业政策的变化。所以,产业政策实际上是一个互动循环的过程,而不仅仅在于执行。首先要评估是否制定某项产业政策。其次,制订产业政策时,参与制订的人员是否考虑利益相关方,制定人员的素质如何。第三是国家领导人的决心。

    所谓倾斜性产业政策就是选择冠军企业和重点行业。但是带来的问题可能是寻租或者低效,不排除也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

    地区政策对国家产业政策可能是支持,也可能消解。地方政府是影响产业政策实施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合意则执行,不合意就不执行。这是我们产业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今后产业的发展要适应五大趋势、强化四方面保障、增强三大动力、构造良好产业生态系统、促进国际分工地位显著提升。

    五大趋势:一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二是绿色化。三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四是新型网络技术推动管理扁平化。五是平台化,比如法国施奈德公司,从原来的制造企业转型为能效管理专家,现成为数字化服务平台企业。沟通全球需求和供给,就像中国的阿里巴巴、小米等等。

    四方面保障:一是人才,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三是基础设施,包括智能基础设施、互联网,四是资金的支持。

三大动力:体制保障,技术驱动,应用拉动。

产业升级的主要任务

第一,深化体制改革。新技术发展需要破除体制的障碍,产业政策重在营造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搞好科技人才教育。

    第二,制定产业政策要有科学的评估,政策的实施要定期评估。

    第三,创新链和产业链相互促进,提高基础能力,抢占关键技术和产业制高点(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管理基础)。中国的企业管理是大问题。今后的中国企业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个是大冠军,像华为、高铁等等,形成一批跨国公司。另外会产生一批“隐形冠军”。过去10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一些行业带动了一批隐形冠军的出现。它们在细分行业市场份额很高,研发投入很高,管理先进,但目前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德国在全球有1307家隐形冠军,中国现在只有68家。

    第四,加强人力资源、研发和品牌投入,推进新要素增长战略。

    第五,合作创新,优化产业组织方式。

    第六,促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发展新动能,应该包括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不能简单地讲新产业、新技术,要基于中国庞大完整的制造体系。

    第七,重构产业价值链,统筹布局,提升制造业整体竞争力。中国的东、中、西部实现分工协同,比如东部搞研发设计和服务,中西部地区做加工,面向全球市场。提升控制能力是今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传播的趋势。

 

汲凤翔*:保护和支持制造业是当务之急

    从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看,当前应该把保护和支持制造业作为产业政策的重点。我国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到了必须高度重视的程度。 

关于产业政策,社会上有争论是正常的。没有哪个国家没有产业政策,但是怎样制定和实施,实施到什么程度,是个大学问。

    从统计数据看制造业的重要地位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的构成来看,第一产业从1978年的近30%降至现在的9%,第二产业从接近50%降到40%左右,第三产业从不足25%提升到50%以上。这被认为是结构调整的重大进展。

    在第二产业(含工业和建筑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有所下降。工业增加值中制造业占80%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数据(按当年价格),1978年我国制造业产值600亿美元,2013年为2857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24.1%。从2010年起,我们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2013年,世界前10位制造业大国分别是(亿美元):中国、美国(19954),日本(9050),德国(7603),韩国(3687),意大利(2949),法国(2859),印度(2834),英国(2601),巴西(2591)。   

    1990年代以来,世界制造业总量中,中国所占份额逐步提高,美国逐步下降。1997年中国制造业占比只有5.6%2010年达到18.5%,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当年美国占17.6%)。2002年美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是26.6%1950年代近40%),2013年降至16.8%2015年又提高到17.3%。制造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国民经济20个大门类中,制造业比重最高,影响最广,对经济总量、就业、进出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我国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达40%。进入新世纪以后,制造业比重从最高年份2006年的32.7%逐年降至2013年的30.1%,其原因主要是服务业占比上升很快。

    相比之下,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19.6%逐步降至2014年的12.3%。近几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制造业回归计划,开始收到成效。

    制造业是最重要的提供就业的部门。2003-2014年,城镇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980万增加到5243万。2013年经济普查显示,全社会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是1.2亿,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30%

    我们的对外贸易是制造业支持的。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比重不到50%2014年已占95.2%,其余4.8%是农业产品和矿产品。服务进出口长期逆差,2015年逆差达到1300多亿美元。

    所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并不是传统产业就不重要,人永远离不开吃穿用。中国是一个大国,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小国只靠旅游业或一两个产业就可养活全部国民,大国不可能如此。所以,应该像重视农业一样,把制造业作为一个基础产业来抓。

    我国制造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在技术水平、产品开发、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我国制造业面临巨大挑战。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我们依托廉价人工和资源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失。最近美国有研究认为,考虑到中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中国制造业成本现已接近美国的90%。加上资源环境成本上升,这可能是外资企业退出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美欧国家正在实施制造业回归,周边东南亚、印度也是虎视眈眈。

    第三,我国市场环境严峻,市场秩序混乱。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对优质产品形成逆向淘汰。

总之,我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正逐渐消失,如果再不加以重视,任其自生自灭,就会有很大危机。

保护和支持制造业的建议

    当前制定产业政策,要把保护和支持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作为当务之急。当前规划重点发展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视发展服务业固然很重要,但不能把已经有的产业看作可以轻视的东西。传统产业也要技术升级,也应该保护支持。产业实际上没有新旧之分。今天讲产业政策,首先要重视保护好来之不易的制造业大国地位。

总结我国产业多年发展有以下几点经验:

第一,产业政策不要太具体,它应该是一些政策、法规、税收财政政策。制定产业政策的人也要努力把握具体行业的技术特点和发展方向。 

    第二,要重视制造业成本问题。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去就下不来,只能说增速慢一点。要想办法降低利息和税收成本。

    第三,要像重视安全生产一样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想当制造业强国,必须有一个好的鼓励创新的法规环境,如果刚出现一个新产品就都来山寨,谁还愿意下苦工夫研发创新。

    最后,要重视吸引人才。发展制造业,最重要的是高端人才和实际操作的技术工人。我们应该把德国的学徒制度、培训制度搬到中国来,长期坚持下去。

 

曾兴球*:要重视宏观层次的产业发展规划

    产业政策是一个老话题。1980年代,马洪同志曾就产业政策问题组织过多次讨论,非常重视。产业政策始终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每个国家都有,没有产业政策肯定是不行的。

    美国的能源政策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

    我是搞能源的,在美国也待了很长时间,美国今天能够把页岩油、页岩气搞到这样的程度,可以归结为产业政策的成功。1970年代卡特开始提出能源独立,历经四代总统,坚持不懈,这条政策始终没有变化,到2005年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其中也有曲折,奥巴马起用朱棣文当能源部长,他是主张搞生物质能源的。后来米歇尔主持突破了多级水力压裂技术。这应该是21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技术发现之一,推动了全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这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他们产业政策的成功。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所以,说政府不管产业,是不可能的。

    去年67月份,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组织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怎么发展。研究的结论是,各国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调整发展方向和产业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全社会的进步。这是联合国做出的一个决议。

美国人自己也承认,美国政府不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但是要用产业政策来调整企业的发展方向。

    目前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

    首先,宏观政策研究不够,国家发展的整体方向研究不够。比如说能源行业包括五大类,到底发展什么,目前还没有总体的规划,是发展油,还是发展气,还是以煤为主?能源战略思路始终不明确。发改委的规划目标,2030年可再生能源要占到15%。但目前的产业政策却不鼓励实现这一目标。天然气政策也存在问题。宏观范围天然气是过剩的,但局部范围可能供应不足,究其原因,还是能源政策不合理造成的。

    其次,我们不是没有产业政策,但以具体行业内的政策为主。按照美国的分法,有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产业政策。所有落实到企业层面的就是微观政策,如果用微观的政策代替宏观产业政策,一定会出问题。如果在行业层面没有系统的研究和政策,仅靠给企业发文件做调整是不够的。

    最后,我们是以文件、通知、规定来代替产业政策,而不是用法律规制产业发展方向,所以行为不规范,监督不到位,已有的产业政策又不落实。这就是目前我们存在的问题。

    对产业政策的几点建议

    第一,要在宏观层面解决,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我们的产业政策,把宏观的产业政策概念和微观的产业政策概念严格加以区别,把广义的产业政策和狭义的产业政策,用法律的方式规范起来,区分清楚。政府职责是管理经济的普遍行为,规范企业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护企业利益是微观的事情,不能互相替代。

    第二,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发展阶段,我们是一个大的经济体,又是发展中国家,照搬美国的政策思路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那样弱势产业没办法得到扶持和保护。

    第三,坚持市场机制。产业政策毕竟是政策性的,市场靠政策调节。坚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的产业政策要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四,要有相应的经济、法律手段,包括监管手段要配套。没有监管的产业政策是空头支票。例如,各方面都有过剩产能,有些领域产能越过剩投资越旺盛。这就是我们在经济法律范畴里,没有认真地做好监督工作。

    第五,对宏观的产业决策,不能只靠政府,要官、产、学共同研究定位,哪些是长线,哪些是短线,哪些需要相对垄断集中,哪些更需要市场化。否则产业政策就没有办法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第六,利用好外资。我们应该朝哪些方向投资,引进哪些外资进来,哪些中资应该“走出去”,应该用产业政策来调整,而不是靠企业家个人做决定。应该说所有的腐败现象都是因为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是规定了以后,没有落实执行到位。

第七,鼓励与加强科学技术创新。现在企业转型升级之所以慢,是因为技术创新发展慢。产业技术潜在的空心化,是我们企业未来发展最大的危险。一定要通过制订产业政策,鼓励创新,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适应市场化的需要。

    最后,中国的产业政策要按“全、准,能”的方向坚持下去,核心问题还是政府改革转型要超前,一些主管部门应以宏观产业政策和监管企业执行政策为主,改变目前以管项目为主的现状。

 

周建军*:美国产业技术和产业组织政策的启示

   美国不是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体制,它对产业有很强的干预,包括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

    中国有学者说英国、美国很少政府干预,没有产业政策。英国学者罗思义写文章回应说:“我的国家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的国家有大量的产业政策。”美国从1776年建国开始,它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曾向国会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产业发展计划,并提出政策建议。尽管他和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在国家干预问题上有分歧,但从历史来看,美国一直是“按杰斐逊的说法去说,按汉密尔顿的做法去做”,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服务于资本的利益和经济的发展。例如建国初期对本国制造业的保护,支持制成品的出口,对进口资源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实行免税政策。这种体制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从1820年到1931年,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达到35%-50%。直到它的经济实力和工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后,进口税率才开始下调。另外联邦政府向工业企业提供联邦土地,并给予补贴等等。以明确的或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是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政策演变史。 

    20世纪,美国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地主导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DTV等一系列重要科技产品的研发,甚至推动了硅谷本身的创新和繁荣。例如著名的硅谷,它的发展不完全是靠自由市场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在其发展早期,政府投入了非常多的钱,它也是硅谷很多企业的重要采购方。像英特尔、苹果这样的公司极大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

    美国政府实际上非常重视高端制造业,对在高端制造业前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政府做了大量投资,这是其产业技术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通过提供担保等形式支持中小企业,包括支持300多家小贷公司做风险投资;政府也直接资助科学技术研究。在过去60多年里,美国政府投入了4万多亿美元用于产业技术的研发支出(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科技研发支出约5000亿-6000亿人民币)。

    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以反垄断政策为主。原来对企业合并、产业集中限制很多。1970年代之后情况有很大变化,它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导向,允许企业合并,实现规模经济,聚集技术创新资源。比如英特尔和AMD两家企业,按照美国《反垄断法》是不允许进行合作研发的,但现在这个规定已经取消了。 

美国的产业政策有三点启示:

第一,所有的国家都在实行产业政策,其形式有所不同,或明或暗,但都是自觉的行为。

    第二,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政策的共同存在,是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

    第三,中国要肯定自己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要坚定道路自信,排除干扰,制定好和实施好自己的产业政策。对现有的产业政策进行深化研究、科学评估和优化完善。

   

江宇*: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对产业政策问题,可以从几个视角来看。

    第一,从理论角度看,市场是有交易成本的。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如果市场完全有效,这个世界就不需要企业、国家或家庭了,所有的事到市场上去买就行了。正因为有交易成本,所以需要组织。如果很多企业分头搞同一技术的研发,是创新资源和创新效率的极大浪费,这就需要超越单个企业的行业科研组织。再比如给专业人才发职业证书,如果政府或特定组织不管,企业用人就得自己去试错,这对全社会来说也带来很高的成本。

第二,作为后发国家,只有通过政府设定正确的产业升级路线,才能避免在全球的分工定位中被锁定。现在我们在一些领域已经站在技术前沿,其任务不仅仅是模仿和追赶,还要实现超越。超越方向的选择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集中专家和各方面智慧,也需要政府的指导意见。

    第三,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视角看,医疗领域、药品行业技术含量非常高,新药利润很高,但对改善人的健康不一定真有好处;而用于预防疾病和增进健康的医疗产品经济效益并不高。为了广大人民的健康也需要产业政策。

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与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成功的解读有关。如果仅仅将其归结为市场化和民营化是不完整的。前30年的经验今天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建国初期为什么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当时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市场不完善,但我们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组织成本很低,这样的制度安排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现在有人认为“一五”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违背经济规律,实际上没有自己的重工业为各行业提供机械装备和能源,轻纺工业和农业机械就发展不起来。由于在前30年基本形成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才有物质基础,才能让中小企业、消费工业焕发活力。

    现在我们的工业领域,竞争性比较充分的一些行业出现饱和或者过剩,主要问题又集中在缺少基础性、战略性工业的牵引上。我们需要明确产业发展的方向,加强对基础性、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提高产业组织的能力和产业集中度。这需要适当集中权力才能够实现。   

 

贾涛*: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需要国企体制

论证产业政策是否必要或正确,要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分析。后发国家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追赶、在一些特定产业上取得发展,必须选择国有企业体制。因为发展中国家一般没有充足的民间资本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如果他们不愿意放手让外资主导自己的核心工业,那只能由国家集中力量去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有经济可能要在某些领域逐渐退出。

关于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当前社会上对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存在有争议。我认为要把“与民争利”和“与民企争利”区分开。在市场监管和社会调节政策没有太完善的情况下,国有经济不能退得太快,否则可能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不如让国有企业更多地履行社会公平、贡献税收和国有资本预算的职责。对民营企业家,赞成他“能挣多少挣多少”,但国家要“能征多少征多少”。社会调节、二次分配一定要做好。房地产明明是公共投入为土地增值创造了条件,卖房产生的超额地租不能完全归个人所有,应该由国家调节。

    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看,国有企业在技术研发领域,特别是一些重大基础性技术方面是有优势的。例如河南开封的空气压缩机产业集群。原来我国在这一领域技术很落后,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通过吸收消化在成套设备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后随着体制转轨,很多技术人员跳槽到民营小厂,结果形成国企和民企在不同规格产品间的分工格局,促进全市空气压缩机集群的成长。

    若说美国是完全“自由放任”是不顾事实。华为几次想收购美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都铩羽而归。他们说,美国表面看是一个很开放的市场,其实是最不开放的,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是两回事。美国很早就设立了外资审查制度,他们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条条框框很多,对认为涉及本国安全的并购案审查非常严格,哪怕10%的股权也不行。现在是国家竞争的时代,在“自由市场原则”和本国现实利益之间如果有冲突,当然是国家利益至上。  

                              

孔丹*:看问题要全面,解决问题要务实

    最近的产业政策争论,是长期以来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争论的延续。有些人好比庸医看病,不管什么病只开一个药方:说你的问题就是市场化程度还不够,要进一步市场化。他们对实际运作不清楚,不知道国家实际应该做什么,正在做什么。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把它做好。

    当前在发展路线上,有一些影响到决策的思想,以及对政府产业规划工作的批评。真正的重点,应该关注怎么搞产业政策,从政府角度看,都有哪些经验教训。

现实工作中,政策的实施一定是政府和企业的互动。不可能完全是企业的市场行为,也不可能完全是政府的计划行为。不能一说权力、政府干预就是负面的,我们不能片面认识。说国企垄断,其实提高集中度不一定都是负面的。

今天谈的产业政策,更多偏重于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不能离开原来的产业基础。例如“互联网+”,如果把客户需求和产业以及互联网联系起来,这其实是一种提升,而不是把传统产业放在一边。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开放。尽管改革开放前30年体制有封闭僵化的问题,但还是建立了一个自主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加入WTO之后,产业发展受到一些法规的限制。其实市场壁垒有多种,不光是关税壁垒。实际上做事情不是简单的市场化。我们必须对本国的重要企业实行支持政策,因为有些外企进入中国市场是有明确的博弈目标的。

 

(编辑  苏歌)



* 路风,北京大学教授、企业与政府研究所所长。


* 王忠宏,《中国经济时报》社党委书记、副社长。

 

*汲凤翔,中国投资协会常务理事、原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

 

* 曾兴球,中国投资协会能源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原中化集团总地质师。

 

* 周建军,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 贾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由于我国预算不区分资本预算与经常预算,因此我国的赤字率虚高且不能真正反映财政运行的稳健性。此外,我国使用的是综合赤字概念,难以反映财政...

我国财政赤字率历史与现状

我国财政长期遵循收支平衡、量入为出的无赤字财政政策,这种思想体现在1951年由政务院颁布的《预算决算暂行条例》、1991年颁布的《国家预算管理条例》、1993年颁布的《预算法》之中。例如,在《预算决算暂行条例》下,1959年至198022年之间,中国政府没有发行任何国债,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2]《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三条中规定“国家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预算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

勤俭节约思想下的财政赤字率回顾

受中国传统中勤俭节约美德的影响,在平衡预算思想指导下, 1981年中国恢复国债发行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赤字率(财政赤字/GDP比率)长期在1%以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财政赤字达960亿元,赤字率首次突破1%2000年达到2.9%的历史高点。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财政赤字率呈现出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的U型态势。[3]但这种赤字率没有反映出地方政府隐形债务、或有负债,因为《预算法》明令禁止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2008年的4万亿政策刺激出台后,地方政府为了配套中央财政的1.18万亿资金,设立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绕过《预算法》,由此完成了大规模举债。一时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成为热议话题,也成为国际评级机构唱空、国际游资做空中国的标靶。作为某种回应和现实国家财政治理需要,2011年、2013年审计署两次发布全国政府性债务结果,平息了各界猜忌,但这也说明了《预算法》对政府赤字的控制已经失去了实质约束。

20148月,全国人大修订并颁布了《预算法(2014年修正)》,以开地方政府举债明渠。《预算法(2014修正)》首次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并在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允许赤字作为地方政府调节当地经济的财政工具。20149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即国发(201443号文件,以堵地方政府举债暗道。由此可以判断,尽管2015年之后的赤字率与2015年之前的赤字率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依旧沿袭了“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的中国传统美德。

对当前财政赤字率误读的澄清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披露,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中央财政赤字1.4万亿元,地方政府赤字7800亿元,安排不列入赤字的地方专项债券4000亿元[4]),比2015年增加56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当我们了解了上述中国政府举债背后的节俭思想,以及长期禁止地方政府举债的历史之后,相信就不会对赤字率的上升有过分的不安了。

一些声音认为,赤字率一年之内从2.4%上升至警戒水平的3%,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债务存量已经将财政政策空间透支。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就能清楚说明问题。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主要发达国家的赤字率经常突破3%,如2014年美国的赤字率为4.1%,英国为5.7%,法国为4%,日本为8.8%[5]。就3%赤字率红线的来源而言,它是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设定的标准,它从未得到严格检验,也从未得到严格执行。欧盟当初设定这一标准,并非完全从财政可持续出发,还包括对加盟国家“门槛”限制的考虑。这一掺杂了地缘政治博弈因素的比率,其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大可讨论的。人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政府维持债务到期支付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赤字率的高低。

对赤字率概念的进一步厘清

根据《预算法》和《预算法(2014修正)》,我国实行复式预算,包含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实际情况仍是单式预算,经常支出与资本支出不作区分,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中都包含资本支出。这直接导致无法判断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也会为决策提供错误信息。

经常预算反映政府的常规收支,收入来源上以税收为主,支出用于维系政府正常运转的行政费用和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的社会事业,常规支出具有易消耗而不形成长期资本的特征。资本预算反映政府的资本性收支,收入来源以银行贷款(欧盟)、发行债券(美国)为主,支出用于获取土地、投资基础设施、购买大型设备、建设公共建筑等形成长期资本。

以美国地方政府实施的资本预算为例,美国地方政府的赤字只是经常预算赤字,而不包括资本预算赤字。这样做至少有三个优点:第一,有利于控制债务规模,将政府债务划到经常预算以外,以资本预算对政府债务进行单独核算,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长债短用、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还可以激励政府进行债务规划与管理;第二,有利于保持预算平衡,由于经常预算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税收,且复式预算下的赤字只反映经常预算的盈亏,这就有助于地方政府培养税基发展当地经济,激励地方政府勤俭;第三,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与税收可以帮助政府无偿取得收入不同,资本预算资金来源于债券市场,是有偿取得的财政收入,这就会提醒地方政府注意新增财政资金投放成本,当然也会让地方政府关注新增财政资金投放的收益,进而促使地方政府重视对财政投资形成的存量资本进行妥善运营和维护,上述机制自然就从流量和存量上提升了财政资金的投资效率。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2016年安排的地方专项债券4000亿元为何不被纳入预算,因为专项债券是用于新增基础设施投资,形成长期公共资产的,它不属于经常支出,这种划分方式是符合我国复式预算改革方向的。

       正是由于我国政府预算还未区分经常预算与资本预算,将资本支出进行的债务融资也纳入到赤字统计范畴之中,这就导致我国政府赤字率较欧美国家政府赤字率被高估。若将地方政府债务划归资本预算与经常预算,根据作者的初步测算,我国2016年的政府赤字率会从现在的3%下降到大约1.6%,这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空间,对宏观经济有强大支撑力。

赤字概念厘清

       如前所述,当前我国政府单式预算语境下的“赤字”概念不同于欧美国家政府复式预算语境下的“赤字”,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厘清。

       综合赤字对应每个财政年度新增债务,在这个定义下,赤字等同于当年的新增债务。调入资金不能算作当年收入,出售公车、变卖资产也不能算作当年收入。综合赤字可以被认为是当年收入满足不了当年支出的部分。

       基本赤字是在综合赤字基础上,把以前年度债务产生的利息从支出中扣除出去。因为这个不是当年政策变动引起的支出,所以予以扣除。扣除之后支出变小,基本赤字率就会小于综合赤字率。

       运营赤字是在基本赤字的基础上,排除掉通货膨胀的影响。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通货膨胀率往往为正数(这里不考虑萧条时期的通缩情况),若扣除通货膨胀率,则财政实际支付的利息就一定是被高估了。例如,假设国债存量为1万亿,国债利率为3%,当年通货膨胀率为2%,则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中央财政实际支付100亿元国债利息。所以,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运营赤字高于基本赤字而低于综合赤字。

       结构性赤字是将稳定的收入和支出之差计入赤字,浮财、横财等不稳定的收入都不能计入赤字,它可以反映政府赤字中长期基本面。

       用赤字率来评估财政政策或者宏观经济形势,必须首先定义赤字本身的范畴,否则在模棱两可的数据口径之下得出的结论缺乏政策价值,甚至是具有误导性的。

央地政府债务悖论

在讨论第三个问题之前,先做一个简单跨国比较。下图选取了美国、欧元区、日本、巴西、印度和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选取的时间结点为2011年左右。图中紫色条纹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值处于样本中位数水平;蓝色条纹显示中国是唯一一个地方政府举债量超过中央政府的国家。值得提醒的是,当时中国还是唯一明令禁止地方政府举债的国家。这个有趣的债务悖论表明,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强烈的举债意愿,也有实现天量债务的政银、政信等渠道。

注:(1)美国、欧元区、巴西和印度数据截至2011年末,日本截至2010年末,中国截至2012年末;(2)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统计口径是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3)数据来源于国家审计署、CEIC数据库、国家统计局。

  地方政府债务/GDP、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债务的跨国比较

 

2015年底,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债务比值由2012年底的1.01扩大到2015年底的1.50。政府债务呈现出中央政府债务稳健,地方政府债务剧烈膨胀的态势。

收入、支出、赤字等概念的界定不清,导致中国政府债务问题引发各方猜忌、恐慌;一些关键指标设定缺乏科学依据或者定义口径不一致,也导致其造成错误的政策指引。尽管现有的政府债务监管体系已经形成一定约束,但还不能说我国的政府债务管理体系是宏观审慎的。

宏观审慎视角下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讨论

       笔者认为,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是财税体制分权或者预算不完善,而是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公共产权不清晰,诱发了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不能完全监管情况下与金融机构的合谋套利。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合谋套利,在短期内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成功抗击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但长期后果却是政府土地使用权的减少(换取了土地出让金收入)和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采(矿产衰竭与水资源污染换取粗放型经济增长)。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周期调整,2014年第四季度土地出让收入下降21%2015年伊始,中国版“财政悬崖”立即成为国际机构新的唱空话题。

政府债务态势基本判断

2015年,《预算法(2014修正)》、国发(201443号文件将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举债渠道切断,随后财政部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确认为16万亿,并计划在20152017年年间通过地方政府债券方式将高息债务置换掉。在新的地方政府融资框架下,新增债务只能通过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筹集资金,并实行余额管理。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地方政府债务已不再是宏观经济运行潜在风险的源头。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还来自国有企业的负债。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的融资,往往有政府信用背书,因此国企债务可以看作广义的政府负债。其原理与地方政府利用公共产权不清晰而进行巨额举债逻辑一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产权界定不明晰的问题,同样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天量债务,这才是当前最严峻的债务问题。

广义政府债务规模不确定

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债务就是政府的或有债务,因此国企债务可以被视为广义政府债务的一部分。根据财政部资产管理司2016913日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7月末,中央企业负债总额45.44万亿元,同比增长23%,而所有者权益合计21.52万亿元,同比仅增长8.8%。尽管中央企业抗风险能力强,但其负债增长速度是所有者权益增长速度的2倍多,并不是一个好的苗头。另据《中国经营报》2016911日报道,近年来央企债务率持续提升,资产负债率从2008年的58.4%上升到2015年的66.2%,已经成为国资委对央企进行改革面临的难题。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总额38.30万亿元,如果纳入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这就是2015年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大约3[6],接近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的4[7]。在这些国有企业债务当中,多少是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并没有一个精确的数据。

另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依旧发挥融资功能。截至201692日,2016年全国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超过2015年全年发行规模。预计,2016年全年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将超过2014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创发债最高峰。由于2016年以来市场利率下行,发行城投债的融资成本较银行贷款利率低,城投企业倾向于举借长期债务锁定资金成本,城投行业整体的短期债务比例已经下降到20%以下,短期内资金链运转的压力小了很多。短期来看,融资环境的宽松使得城投企业的债务结构得到优化,债务周转能力向好;但长期来看,城投公司自身“造血”能力较弱,伴随着其与政府信用的进一步脱钩,一旦外部环境恶化,其风险指数将快速上升。而且,城投债的支柱是平台公司背后的政府信用,一旦出现第一个违约案例,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考虑到这种风险,政府往往会被迫兜底。

       综上所属,不确定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与债务兜底,是当前广义政府债务的症结所在。

债息结构简析

       如前所述,债务可持续的本质在于到期支付,到期支付包含了本金与债息。如果本金可以通过借新还旧进行替代,那么,唯一重要的就是债息的支付问题。以日本和希腊为例:日本从2001年即实施零利率政策,在2016年初甚至宣布实施负利率政策,即便2015年日本国债占GDP高达240%,日本中央政府仍未爆发债务危机,缘于低债券利率负担。;反观2009年的希腊,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仅为113%,之所以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原因就在于高达10%的国债收益率让政府无力支付债息。由此可见,债务利率高低是决定借款人债务负担的决定性因素。中国进行的地方债务置换计划,就是将高息债务置换成低息的地方政府债券,这一点再次说明,目前地方政府债务不再是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点。

       如果举债收益可以覆盖举债成本,那么即使是高息借债,也同样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这要求债务人有很强的盈利能力。就国企债务而言,特别是地方国企,其投资收益率随着经济增长率下行而乏善可陈。在部分地区和部分产业,一些国企出现连续的债务违约,如东北特钢截至201698日已在债券市场连续违约8次。地方国企并不具备很强的盈利能力,这是广义政府债务的潜在风险。另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基本上没有盈利能力,也没有像中央政府那样压低国债利率的能力,再加上其资金使用效率低于实体企业,因此地方政府平台债务事实上已经是广义政府债务中的重大隐患。

结论

由于我国预算不区分资本预算与经常预算,因此我国的赤字率虚高且不能真正反映财政运行的稳健性。我国使用的是综合赤字概念,难以反映财政运行的长期基本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具有强势货币的主权国家可以对内增发货币,对外本币贬值等各种手段将财政收支矛盾转嫁给民众或他国,如美国、日本等国连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财政赤字,政府运行仍正常维持。因此财政上的不可持续性不再直接通过财政赤字表现出来。刚性兑付意味着金融机构或地方政府提供隐性担保,降低投资者风险,提高信用杠杆,由此造成大量风险的累积。其中,政府对国企进行显性或隐性担保而形成的或有债务是当前宏观债务最大风险点,值得重点关注与研究。

 

(编辑  王生升)



[1]张偲,中国国际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青年学会会员。

[2] 为了恢复国计民生,1950年至1958年,中国政府发行了两只国债,即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1953年发行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4年至1958年分5期发行)。

[3] 20092.8%20102.5%20111.8%2012年:1.6%2013年:2.1%2014年:2.1%2015年:2.4%

[4] 专项债券不列入预算的原因将在下文分析。

[5] 数据来源CEICWIND

[6]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数据来源于《2015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7]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数据来源于《2015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决算表》。

2015年8月11日汇改是迈向浮动汇率制的重要一步,但随即改行折衷办法。这虽然减轻了贬值压力,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平稳,但方便了投机乃至...

“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演变

2003年以来,由于中国的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压力之下。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终于同美元脱钩,进入缓慢升值通道。央行一直表示希望看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双向波动。但是这种波动始终没有出现,人民币缓慢升值(偶有贬值)的过程维持了差不多十年。201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突然贬值。这期间的贬值实际上是央行为了惩罚投机者有意压低人民币汇率的结果。尽管进入第二季度以后,人民币又重回升值通道,但十余年来,市场对人民币所持升值预期开始发生动摇。自2014年中旬开始,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中国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图1),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开始上升。

图1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面对贬值压力,央行加强了对汇率中间价价格的管理。2015年8月11日汇改前,即便上日人民币兑美元收盘价逼近汇率浮动区间的下限,央行制定的当日中间价一般都会稳定在6.11的水平,有时甚至还会略有升值 (图2)。

图2  人民币中间价与上一日收盘价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然而,虽然央行可以控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CNY),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CNH)则是鞭长莫及。因而,一方面是CNY中间价稳中有升;另一方面是CNH的下跌。CNH与CNY的偏差一度达到200个基点。当时,中国政府正积极争取使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IMF在2015年8月5日发布报告指出,SDR货币篮子在定价过程中,需要用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为SDR中的人民币计价。IMF认为央行公布的中间价汇率同真正市场化的汇率相差2个百分点,不适合作为定价汇率。此外,IMF还指出:由于CNY和CNH之间持续偏离,如果SDR中的人民币以CNY中间价计价,持有CNH计价境外资产的投资者,将无法对SDR进行定价以及对冲风险。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促进CNY和CNH的收敛。

也许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15年8月11日,央行决定于2015年8月11日推出对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与此同时,央行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了1.9%。这种大幅度的贬值是过去所没有过的。

“8.11”汇改释出的信号是汇率中间价将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收盘价”),央行将只保留对汇率变化速度的影响(“波动幅度”)。“8.11”汇第一天人民币汇率前所未有的大幅度贬值颠覆了长期以来市场所形成的“人民币对美元基本稳定”的预期,在岸市场人民币贬值预期骤然上升。由于央行对离岸市场干预能力较弱,CNH的波动开始急剧放大,反过来又影响到CNY的定价,进一步强化了贬值预期。

贬值预期的上升导致资本外流加剧,后者又进而导致人民币的实际贬值。市场上出现贬值è贬值预期è贬值的恶性循环趋势。在人民币汇率连续两个工作日触及浮动区间下限后,8月13日央行强力入市干预,宣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一次性调整已经完成,中止了汇改实验。

8月13日以后,大多数市场人士认为:央行的基本上执行了“爬行钉住”的汇率政策。通过大力干预外汇市场维持汇率稳定,甚至使汇率有所上升。在2015年第四季度的一段时间内,当市场的汇率预期趋于稳定时,央行就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听任人民币小幅下滑(或暗中让人民币贬值,以释放贬值压力)。但是,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很快又导致贬值预期的升温,贬值压力的加剧。为了恢复汇率稳定,央行又急忙入市干预,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央行消耗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外汇储备。

    2016年1月,当时央行官员发文宣布“中间价报价机制将会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即保持一篮子汇率的基本稳定”。2016年2月央行进一步地明确,中间价的形成机制就是前天的收盘价加上24小时篮子汇率的变化。

 “收盘价+24小时篮子汇率变动”下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决定

2016年1月对汇率制度的进一步调整,实际上是修改了每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定价规则。规则的具体内容是:当日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的变化等于上个交易日收盘价相对中间价的变化与过去24小时篮子价格不变所需要的中间价变化二者平均,得到下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举例来说,假设上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6.1,收盘价6.2;为了维持篮子价格过去24小时不变而需要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6.15,即为了保持货币篮子价格不变——假设这个价格指数为100——所需要的汇率变动为6.15-6.1=0.05。这样,由于6.1+[(6.2-6.1)+(6.15-6.1)]/2=6.175,当日人民币中间价就定为6.175 。

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CFETS、BIS和SDR。虽然央行并未明确告诉市场它最终选用的是哪个货币篮子。但市场的普遍看法是,央行选用的货币篮子是CFETS。这个货币篮子由13种货币构成,每种货币都有给定权数。与过去的秘而不宣不同,央行这次公布了CFETS货币篮子的构成货币和每种货币的权数。所有这13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数,即CFETS指数。根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定价规则,CFETS指数变动不仅受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而且受指数中美元对其他货币双边汇率变动的影响。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的变动主要表现为美元指数(dollar index)的变动。在每个交易日开盘前,根据央行给出的计算公式和当日美元对其他货币双边汇率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算出为了使当日CFETS指数对上日CFETS指数不变的当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反过来,先给定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任何人也可算出当日的CFETS指数。

“收盘价+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利弊

同仅仅根据上日收盘价决定当日中间价的汇率形成机制相比,新汇率定价机制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缓和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预期。例如,在“收盘价”机制下,如果上日的收盘价对中间价下跌1%,市场就会预期今日中间价将比上日中间价下跌1%。如果在以往的一段时间内,中间价连续下跌,市场就会倾向于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间价将继续下跌。而要改变这种预期,是相当困难的。但在引入货币篮子之后,情况发生变化。因为根据新的定价机制,即便上日人民币收盘价对中间价下跌1%,当日中间价下跌幅度不仅可能小于1%,而且可能同上日中间价持平甚至上升。

从较长期来说,由于市场难于预料美元指数的变化趋势,即便市场相信人民币在将来还会承受贬值压力,下注未来特定时间或时段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跌的风险增加。因而,新汇率安排可以减轻卖空人民币的压力,从而减轻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压力。

中国已经在2005年7月21日放弃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除非发生及特殊情况,中国不会恢复这种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惧怕自由浮动对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冲击,中国也无意施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虽然2015年8月11日汇改是迈向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一步,可惜三天之后就被搁置。现在的“收盘价+24小时篮子汇率变动”制度则是一种试图面面俱到的折衷方案。央行希望通过实行这种汇率制度同时实现: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少外汇损耗和维持资本自由流动这四项甚至更多的目标。当然,同时完全实现上述四个目标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情况下,只能是每个目标都部分得到实现。

理论上,“收盘价+篮子货币”是两种汇率形成机制。一种是参考收盘价的浮动汇率。另一种是钉住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单独来看,两种机制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合在一起两种机制是否能够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对“收盘价”和“收盘价+24小时货币篮子变动”两种中间价决定机制在人民币存在贬值压力情况下对汇率预期的影响进行对比。

假设由基本面决定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变,在“收盘价”机制下,在第一日,收盘价对中间价贬值2%(触及波动区间下限),而且在此后的数日内,收盘价对当日中间价持续下跌2%,根据外推预期和适应性预期,市场就会倾向于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的中间价每天将大致下跌2%,直至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全部释放。如果这个过程持续20个工作日,人民币对美元跌幅将达到20%。大概正是因为担心发生这种状况,央行急忙结束了“收盘价决定中间价”的改革。

如果引入“24小时货币篮子变动”,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呢?假设由基本面决定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变,美元指数也不变。根据新的中间价决定公式,市场预期的第二天人民币中间价的下降幅度将是以前的一半。这样,在引入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幅度将会减少、但贬值压力释放的时间将延长。市场预期的改变对贬值压力本身恐怕不会有大影响。此外,为使人民币按新规则决定的轨迹逐渐贬值,央行所必须花费的外汇储备恐怕也不会减少。

如果美元指数下跌,把收盘价下跌2%和为了保持货币篮子稳定所需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相加再除以2,第二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比上日中间价的下跌幅度不仅将小于1%,而且可能会升值。这样,按给定公式决定第二天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央行就需要比在“收盘价”机制下更大规模地干预外汇市场,消耗更多的外汇储备,积累而不是释放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但人民币在央行干预下的升值至少在短期内有助于抑制市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

如果美元指数上升,把收盘价下跌2%和为了保持货币篮子稳定所需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相加再除以2,第二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比上日的下跌幅度不仅将大于1%,而且可能大于2%。这样,按新公式决定第二天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意味着可能将允许人民币更多地释放贬值压力[1]。因而,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和外汇储备的损耗可能相应减少。从2016年2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无论美元指数是升是贬,篮子货币都在持续贬值。美元指数升值,中间价应该下跌。此时,央行借机释放贬值压力,使中间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结果导致货币篮子指数下跌。美元指数贬值,中间价应该上升。由于市场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为使中间价上升,央行本应该强力干预外汇市场。但央行不愿意过多消耗外汇储备,因而并未强行推高中间价。这样,货币篮子指数自然也是下降。似乎可以说,央行在确定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时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相机决策的方针。

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情况下,引入货币篮子只是延长了人民币贬值过程,使贬值压力得以缓慢释放,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使外汇市场延长了失衡的时间。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失衡是永久性的。其制约条件是外汇储备的拥有量和对冲政策的可持续性。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失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纠正,其制约条件是经济对汇率波动的承受能力。“收盘价”制度是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迈进。“收盘价+24小时货币篮子变动”是从浮动汇率制度方向的倒退。

总之,新的汇率制度透明性强,下注人民币单边贬值的风险增加,因而可能有助于抑制贬值预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贬值压力。但是,新的汇率制度在升值或贬值压力得到释放之前,任何旨在对汇率中间价实行控制的汇率形成机制都无法形成汇率双向波动的局面。

2016年2月推出新汇率制度之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趋稳态势,甚至一度贬值趋势出现逆转;CNY和CNH汇差趋近于零;在汇率预期趋稳的同时,外汇储备的减少也明显趋缓。不少人把外汇市场形势的好转归结于新汇率制度的成功。但是,形势的好转也可能主要是央行加强资本管制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显著下降的结果。对比人民币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走势会发现(图2),2016年1月正是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由弱走强的转折点。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一旦美元指数再次大幅度上升,资本外流加剧,中国外汇市场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时,我们是否会再次遇到8.11汇改后到2016年2月这一段时期的汇率形势?在那种情况下,引入或不引人货币篮子对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可能不会有很大改变。中国货币当局所面临的仍将是过去十多年的老问题:让人民币浮动还是不让人民币浮动?是维持资本管制还是放弃资本管制?是动用外汇储备还是不动用外汇储备?最后的问题是,对冲政策是否可以持续实行?

从历史经验来看,人民币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走势基本一致(图3)。

图3  人民币汇率与新兴市场货币走势(“8.11”汇改之后)

注:以2015年8月12日为基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是指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幅度,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幅度是指11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相对美元加权平均升值幅度。新兴市场货币包括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印尼卢比,泰铢,菲律宾比索,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南非兰特,墨西哥比索,巴西雷亚尔。

2005年-2008年,人民币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均对美元升值。升值速度和幅度基本一致,三年升值了10%-15%左右。2008-2010年,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2010年7月-2011年7月,人民币和新兴市场货币均对美元升值。

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二者走势出现较大偏离,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则继续升值。但这也是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发酵期。(图4)

图4  人民币汇率与新兴市场货币走势(2005-2016)

注:同图3注。是2005年7月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及11个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相对美元的走势。所有汇率均以2005年7月22日为基期。

2014年7月至今,新兴市场货币贬值35%,人民币对美元仅贬值7%。“8.11”汇改后,新兴市场货币每贬值10%,人民币汇率贬值约2.2%。目前,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状况是良好的。贬值并未摧毁这些国家的经济,反而帮助这些国家之中的多数走出了困境。为什么偏偏我们这么害怕贬值呢?

克服汇率贬值恐惧症

无论是过去的“8.11”之前的中间价管理,还是最新的“收盘价+篮子货币”机制,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实质依然是“逆市场的预期管理”。这种政策主要通过三个主要环节实现汇率稳定:首先,在市场普遍预期汇率会贬值的情况下,通过持续干预,将汇率稳定在给定水平、甚至使汇率有所升值。其次,通过持续的汇率维稳,打破贬值预期。最后,贬值预期消失导致资本外流减少、贬值压力消除,汇率实现自主稳定。换言之,在此后不需要动用(或少量动用)外汇储备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也能维持稳定。

迄今为止,我们的害怕汇率浮动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不过是:在过去是害怕升值,现在则是害怕贬值。在2014年以前,央行一直在为打破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预期”而努力。现在则是想方设法,包括通过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扭转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通过扭转预期进而消除贬值压力。

虽然汇率升值预期或贬值预期虽然能够加剧热钱流入或流出,但并不是产生汇率升值或贬值压力的初始原因。当年的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现在的贬值压力则主要来自资本项目逆差。基本的因果链条是:资本外流è国际收支平衡恶化è贬值压力上升è贬值预期è资本外流è……。预期并非无源之水,并非上述因果链条的起始点。即便市场相信央行将继续致力于汇率维稳,相信汇率在相当时间内不会贬值,汇率的贬值压力也并不一定会消失。这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在一段时间内的稳定和因此而建立起来的稳定预期,只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某些项目,对其他项目的影响则有限。例如,在确定贸易差额的模型中,一般根本不包括汇率预期这个变量。又如,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国和引资国经济增长的相对前景等“吸引因素”和“推出因素”,而不是汇率预期。资本外逃则更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影响资本外逃的主要诱因已经超出经济因素。预期是建立在经济基本面基础之上的,从根本上是由基本面决定的。汇率预期可以影响汇率的变动路径,但不能改变汇率变动的基本趋势。

从2005年至2014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始终“打而不破”,升值过程持续了近十年。央行为抑制人民币升值持续干预外汇市场。由于人为拉长了汇率的调整时间,套利、套汇资本(热钱)乘机不断流入,为投机者造就了千载难逢的一场盛宴。汇率相对稳定的代价之一是过度积累外汇储备。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净债权国,但却要长期为自己的债务国——美国付息(维持投资收益逆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民福利的损失是巨大的。如果当年中国及早让人民币升值,中国就不会遭受这类损失。

同样,中国如果坚持“8.11汇改”,并进一步取消浮动区间限制,人民币贬值恐怕已经到位。长期以来,央行一直希望实现人民币对美元双向波动的局面。但这局面始终没有到来。究其根本就是外汇市场偏离均衡状态。当人民币汇率低估之时,除非完全释放升值压力,人民币对美元双向波动的局面就不会出现。反之,当人民币汇率高估之时,除非完全释放贬值压力,人民币对美元双向波动的局面也不会出现。

当前,外汇市场市场供需依然无法出清,短期利率下行空间受阻,企业普遍持币观望。除非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趋势性变化,人民币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贬值压力完全释放之前,资本外流依然会暗潮涌动,对人民币进行投机性攻击活动也很容易死灰复燃。为了避免外汇储备的进一步损耗,严格的资本管制在所难免。但这种管制将会妨碍正常的贸易结算和资本跨境流动。逐步释放贬值压力的政策,正如当初逐步释放升值压力的政策一样,调整期拖的过程,必然产生一系列副作用。缓慢的贬值对维持金融市场的平静可能有所裨益,但更多的是方便了投机者的获利平仓,甚至是方便了资本外逃。消除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最佳办法依然是让人民币尽快实现自由浮动。

我们应该看到,汇率波动甚至大幅波动是世界各国经济生活的常态。人民币贬值并不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货币大幅度贬值,如贬值25%以上,主要会产生四个问题:通货膨胀;银行资产负债表币种错配;主权债务危机;企业外债危机。我国只有第四个问题比较突出。在过去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中国企业借入了较大规模的外债,一旦人民币贬值,企业的人民币计的债务有可能会急剧上升。不过,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企业外债已经大幅度减少,应该不会因为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而受到不可承受的冲击。

目前最常见的说法是,一旦贬值,信心动摇,人民币就不知道要贬到哪里去了。这种说法有何根据?在世界经济史上什么时候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经济增速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速、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金融资产收益率高于美国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货币会贬值20%到25%!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不支持人民币大幅贬值。即便汇率出现暂时超调,最终还是会回到由基本面决定的水平上。更何况中国还有资本管制这一道最后的防线我们就没有必要对短期的、波动性的贬值过于担心。

如何看待外汇储备损耗

中国汇率维稳政策,导致外汇储备的急剧下降。2015年中国外汇储备比上年减少512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事实上,IMF的资金总额总共不过6600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其间为稳定金融所动用的资金总额也就3500亿美元。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确实积累了过多的外汇储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减少是一件好事,事实真是这样吗?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处于双向波动状态,中央银行一般不会动用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的数量被压缩到很低水平。即便不得不干预,外汇储备的增减数量有限、且变动应该是大体对称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外汇储备的一时减少,确实不必过于萦怀。但是,如果汇率缺乏弹性,无法反映、调节外汇供求,使一国不得不长期积累外汇储备或长期消耗外汇储备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国际失衡状态长期不能得到纠正必将导致严重资源的跨境、跨时错配。这种状态的持续,不仅会造成国民福利损失,而且可能导致金融、货币危机的发生。

由于长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国外储的主要功能已经不再是熨平汇率波动或维持本国金融安全。在更大程度上,外储已经成为是国民储蓄的一种形式,是国家花费极大代价换来的一种战略资源。

在过去20年中,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可以视为过去三十年中国为迎接迎接人口老龄化所作的储蓄(这种形式的储蓄是否是资源跨代配置的合理形式这里置而不论)。

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所积累的外汇储备又可以主要分成两部分:长期资本(主要是FDI)顺差和热钱。长期资本流入所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中国的海外资产,其收益可以部分抵消中国对外负债的利息负担(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收入)。除非代表这部分资产的外汇储备转化成为收益更高的海外资产,外汇储备的急剧减少意味着中国国际投资头寸的恶化。

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是热钱流入造成的。在人民币缓慢升值期间,套利者从事无风险套利交易(carry-trade),低价买入人民币,坐收人民币升值之利。[2]在人民币由升值转为贬值之后,人民币的缓慢贬值,则为投机者创造了最为有利的平仓(carry-trade unwinding)获利条件。

支持外汇储备巨减有利无害的最流行观点是“藏汇于民”。在人民币汇率稳定或升值期间,如果外汇储备转到国民(财政部、主权基金、企业和居民个人)手中,而央行取得其他形式的资产(或回笼了货币),则外汇储备的减少可以称之为“藏汇于民”。但在人民币处于贬值压力下,央行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导致的外汇储备的巨减,却很难说是“藏汇于民”。企业套利平仓导致的外储下降只是让少数利益集团获利,不能简单地把这说成“藏汇于民”。更何况其中的很多大企业是外国跨国公司。投机者卖空活动导致的外汇减少不是“藏汇于民”。资本外逃更不能说是“藏汇于民”。央行在人民币升值和贬值期间分别买入和卖出美元,实际上是国民代替某些部门和利益集团承担了本应该由它们承担的风险与损失,从而增加了在不同部门和社会集团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化。

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相当部分是应该用掉的,但主要应该是按市场规律通过进口和投资用掉。外汇储备应该用于购买高技术资本品、技术专利、战略物资、帮助银行和企业解决不良债权和债务问题、缓解结构改革对企业职工的冲击、推动必有的海外投资和改善一般公众的生活水平,而不不明智地用于抑制汇率贬值。当然,由谁和通过什么程序来决定外汇储备的使用也是重要的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

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一下子用掉数千亿美元外汇储备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藏汇于民”,在很大程度上是使本来可以由国家集中使用的资源转化为纽约、伦敦、温哥华和悉尼的豪宅和某些今后同中国不再会有任何关系的资产。总而言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或实现汇率的缓慢贬值,我们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尽量减少外汇储备在汇率维稳过程中的损耗必须纳入议事日程。

实现向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平稳过渡

考虑到一步到位实施浮动汇率,中国的资本市场可能出现恐慌性反应从而造成过度超调。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可以引入人民币钉住宽幅一篮子作为过渡措施。钉住宽幅一篮子的安排可以在防止人民币出现超调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干预外汇市场,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外汇储备的损耗。在钉住宽幅一篮子制度下,货币篮子的波动取决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波动和美元指数的波动。前者反映中国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的供求关系,后者反映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的相对变动。一般情况下可假设美元指数没有确定方向,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和美元指数贬值同时发生,货币篮子将贬值。只要篮子货币指数贬值不超过给定幅度,央行就不干预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的贬值。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时候正逢美元指数升值,篮子货币指数既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除非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幅度极大以致货币篮子指数跌破给定区间,央行就不干预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

宽幅波动的汇率制度又可分为不同类型。第一种宽幅波动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设定篮子汇率中心汇率,同时设定宽幅年度汇率波动区间。例如,以今天的人民币的货币篮子汇率水平为100,未来一年内100+/-7.5以内市场自己定,触及上下限自动转化为钉住篮子货币。中心汇率调整不应过于频繁,可以考虑在半年或1年中维持不变。参照欧洲汇率机制的经验,也可以考虑将汇率浮动区间再扩大一倍到15%。波幅越大,在未来保卫下限的干预中,央行的弹药就越充足。

由于在这个方案中,没有日中间价和日波幅,即便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导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较大波动,由于是宽幅货币篮,央行一般也不需要进行干预以维持货币篮子汇率的稳定。如果货币当局具有足够的市场公信力,且汇率水平没有严重大幅偏离基本面水平,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市场汇率会在货币篮子所规定的波幅区间内波动。即便是面临较大的贬值或升值压力,由于有着货币当局的公信力保障——而这种公信力的保障是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投机者是不敢贸然攻击货币篮子的目标区(target zone)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在贴近由货币篮子汇率上下限所限定的区域附近小幅波动[3]。这个方案可以克服“爬行钉住”的一些缺陷,特别是避免打一场外汇储备的消耗战。

但是,如果货币当局公信力不足,波幅空间得不到市场认可,很可能招致投机者对波幅限制的冲击。此时,货币当局就不得不打一场保卫人民币的消耗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考虑一种稍有不同的钉住一篮子货币制度:即货币当局只公布一篮子货币中心汇率,但不公布篮子汇率的波幅。但货币当局可以不对外公布允许的波动幅度,在波幅以内货币当局不干预外汇市场。中国经济完全可以承受大幅度的贬值。由于市场不知道货币当局所能容忍的货币篮子汇率的贬值幅度,也无从知道货币当局所能容忍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从外汇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角度看,一些投资者认为人民币已经贬值到位,变为人民币的买家。随贬值幅度加大,越来越多投资者加入购买人民币的行列。由于市场预期的分化,可能在触及货币当局的秘而不宣的底线(货币篮子汇率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底线)之前,不用货币当局出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已经趋于稳定。即便依然有投资者想做空人民币,由于贬值和预期分化,做空力量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相反,央行则此前一弹未发,仍拥有充足的弹药。即打上很大的折扣,中国的外汇储备加上相应的资本管制措施足以使货币当局守住人民币汇率底线。

相对于完全自由浮动汇率体制,人民币篮子汇率宽幅波动是个折衷方案。在这个汇率制度下,特别是在波动幅度不够宽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会受到一定限制,可能还会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但这个方案避免了汇率贬值幅度过大对经济的冲击,兼顾了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浮动汇率的好处。随波动幅度的放宽,这个方案与自由浮动方案的区别将归于消失。[4]

 

总之,在经过2015年8月11日到2016年第一季度的一系列激烈动荡之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趋稳态势,外汇储备的消耗也明显减少。但是,这种现象到底是中国汇率决定机制改革成功的结果还是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结果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中国的汇率体制改革仍未完成。我们应该更加大胆地推进汇率改革,并为迎接一场新的汇率变动冲击做好准备。

 

(编辑  迟晨光)

 



[1] 前提是允许当日中间价对上日中间价的下跌超过2%。

[2] 简单来说,20057月底1美元可以买8.1元人民币,到2013年底8.1元人民币可以换回1.3美元。如果考虑到中国的高利息率,套利交易的收益则更高。

[3] Krugman P R. Target zone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J]. 1988.

 

[4]余永定 张斌 张明:尽快引入人民币对篮子汇率宽幅区间波动

当下中国需要高度重视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理论支撑。广义政治经济学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拓展了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A...

建立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当前我国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新常态下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仅靠零散的经验总结和照搬西方经济学,已经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问题需要有效的顶层设计来解决。而顶层设计离不开系统理论的指导,这套理论要契合中国的实际,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交往日益密切,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西方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在这套秩序和话语体系中,我国在经济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具有本国特色的、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经验或理论性总结,难免遭到质疑和否定,致使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经常陷入被动境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也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理论上掌握话语权,扭转不利处境,进而完善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规则。而马克思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正好能够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创新发挥基础性作用。

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之初,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并在全世界范围形成影响,政治经济学研究就需要扩大视野,面向全球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1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如果说狭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欧美为分析对象,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以及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3那么广义政治经济学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在时间上,它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且研究之前和之后的人类社会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条件和形式;在空间上,它对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进行了拓展,不仅包括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重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同一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并从中发现共同规律,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建立,恩格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向前延伸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论述了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和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广义政治经济学在苏联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广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延伸到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苏联理论家布哈林曾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政治经济学,但这个观点受到了列宁的批判。列宁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组成部分——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详尽的理论——已经实际存在,所以应当把苏联已存在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按照经济生活的现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根据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的方法论要求,继续加以发展并加以系统化。1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受到理论界的重视,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苏联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斯大林提出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或者说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古代的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于是“五种社会形态说”就成为当时国际共运中最具权威的观点。此后,苏联学者运用广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类历史的五个阶段进行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尽管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但是其对封建社会的研究实际上主要聚焦于西欧和俄国,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则主要是论述苏联的历史。

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落寞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用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逐步受到重视。1938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实践,就成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重要任务。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于1946年开始对广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探索。19491954年,许涤新出版了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原始社会一直讨论到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一开始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解放思想、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很快就发现,苏联教科书中不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没有展现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缺乏对中国的讨论。但是怎样去弥补这种缺陷,不仅受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实践不足的局限,也受到中国历史科学积累和研究不够的局限。因此,不仅毛泽东没有很好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经济学界曾围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过探索,但是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许涤新决心完成周恩来的嘱托,继续进行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于1986年写出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其中第三卷是在他逝世以后于1988年才面世。在这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中国历史占了很大篇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但随着改革开放中重大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以及西方经济理论的东渐,理论界的研究重心逐渐转移。此后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即使不能说无人问津,也至少是成果寥寥。

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机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作为理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经济史研究的深入,理论界产生了三个认识分歧: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研究范式还是否具有指导作用?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第三,它与资本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就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就不能真正普遍地坚定起来。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回答这三个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历史验证。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如果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正确认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来支撑,理论将是不完整,分析框架也是不牢固的。古人在《大学》中曾经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是这个道理。

而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被批评的“成果低端化”和“研究碎片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缺乏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学科的支撑所致。

首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又是经济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由于它属于研究周期长、知识面要求宽、产出成果慢的学术领域,因此应该引起各个方面的高度重视,在研究课题设置、研究机制、合作方式方面探索一套科学合理的办法。一是要把“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共识,把相关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凝聚到这一历史任务上来。应当为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制定出大体的任务和时间表,为各领域研究者的分工合作和任务树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研究目标,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尽管我国提倡学术研究自由选题、百家争鸣,但构建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仍需要我们动员全社会的智慧来共同努力。二是要形成能够整合各领域研究成果的机制。建立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项横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和纵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吸收各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要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机制,实现研究成果的交流与整合。三是要在国际交流中扩大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力,让我们的历史和理论“走出去”,并凭借历史和理论自身的魅力吸引更多世界级的优秀学者参与这项研究,由此形成我国在国际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

其次,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要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一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全球史的视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的规律具有深刻的共同性。越是靠近当代,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越多,特别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大大增加,而且在发展的步伐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上,也趋于同步,差异越来越小。因此,如果没有全球视野和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把握,没有对“五种社会形态”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的形式多样化和时间上的不同步有基本的认识,就很难把握和准确评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演变。二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有“通古今之变”的功能。一般来说,研究现实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学者往往缺乏历史知识和方法训练,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则往往缺乏对现实问题的了解和新理论方法的掌握。而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则可以打通历史与现实研究之间的通道。

 

(编辑  迟晨光)



*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页。

3 余永跃:《恩格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1 章良猷编 ,《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页。

在目前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关于新增长来源的认识有许多模糊之处,或专注于宏观平衡,把产业升级看作是宏观政策和市场机制下的自然结果,或把产业...

中国产业升级的任务

当前,几乎无人否认中国经济转型需要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却似乎仍然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实际上,任何经济体都是由具体的产业和企业组成的,而在目前对经济政策的各种讨论中,关于新增长来源或“新动能”的产业内容是模糊不清的,这样,就会使经济政策失去落脚点。

认识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在于把产业升级看作是其他转型因素的结果(因变量),还是转型本身的基本驱动力(自变量)。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目前有两种关于产业升级的视角居于主导地位。

第一种视角关切的重点是宏观经济平衡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条件,倾向于把产业升级看作是某种宏观经济条件下的自然结果。例如最近热议的“供给侧”改革——就媒体报道的内容而言,其原始含义仍然是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市场出清、化解掉过剩产能并淘汰掉“僵尸企业”,产业升级就会自动发生。这个视角并没有真正触及产业升级本身的内容,无法解释为什么只靠 “市场出清”就可以自动带来产业升级。

第二种是传统的产业政策视角。这种视角往往提出具体的目标(如“制造强国”、“中国制造2025”等)、具体的做法(如推广“互联网+”、“智能制造”、机器人等)及其相应的支持措施(国家项目和政策)。从这个视角出发,中国产业升级的任务被定义为若干工业领域的技术突破、政府予以资助并组织专家评审“验收”。这种视角先把技术突破等同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继而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同于产业升级,它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由国家项目组织和资助的有限技术突破就一定会引发产业升级。

本文的立场是: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驱动力。虽然经济转型还包括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内容,但产业升级不仅具有独立于其他因素(如市场机制)的内容,而且是衡量转型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即生产力标准)。为说明这个立场,本文就产业升级的具体内涵提出三个命题。

第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基础广泛”的升级,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后者对于中国尤其重要。

许多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发展高新技术工业或以新的产业代替旧的工业部门。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传统”产业活动都是构成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就中国而言,未来10-20年间将有大量农村人口转变成为城镇人口,如此巨大的就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和就业需求,都远远不是少数高新技术工业能够满足的。

产业升级的实质含义是产业向较高生产率和较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转移,而技术进步是实现这种转移的基本动力。就工业发展而言,技术进步对于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两个主要形式:第一,技术创新会不时创造出全新的工业部门,成为一个国家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第二,技术进步的另一个主要形式是新技术向成熟工业部门的扩散。例如电子和化学工业的技术创新影响了从消费品到资本品的一系列工业;一些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对其他工业高端产品的需求,如汽车和航空工业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燃油、新材料和精密加工的发展;成熟工业通过吸收新技术可以出现全新的产品(如合成橡胶产品、数控机床等),这种部门间的技术流动正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创新的基本特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计划经济年代奠定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具有广泛的基础,只是在过分依赖引进技术的阶段,中国才被挤到了低端领域。因此,产业升级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这些工业向高附加值领域的攀升。我们可以思考:中国的汽车工业是一个组装外国品牌的工业,还是一个有能力不断向市场提供自己品牌新车的行业?中国的机床工业是一个依靠进口数控系统和核心功能部件的工业,还是一个自主掌握核心技术、为中国制造提供先进装备的工业?技术突破是通过产品开发来实现的,围绕着向市场提供新产品的工业活动——包括产品或工艺的开发、提供更多的服务、以新的方式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等等——同时也都是创造需求的活动;而且,正是这些经济活动在有效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劳动者的收入。因而,产业升级才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因此,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基础广泛的,绝不应理解为以“一小撮”高新技术工业去替代构成经济活动主体的现有工业。

第二,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因为造成产业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力量产生于产业发展过程本身,即来自企业的创新活动。

如果把产业升级等同于某些技术突破或以高新技术工业和服务业代替传统工业,就会导致以行政手段、以片面的思路推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做法,例如“腾笼换鸟”、以及一窝蜂建设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等“产业园”的热潮。

产业升级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操作”出来:即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如技术和组织的变化、能力的成长等)产生于现有企业的创新活动。仅就技术进步而言,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史上,许多重要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导致新工业诞生的技术,是由在位企业发明或创造的。新工业的兴起会引发大量的新进入者,但这些“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业领域的在位者,或者是从在位企业分离(spinoff)出去的新公司。因此,在位企业是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主要源泉。人们常常强调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但更不能忽视拥有成熟的技术研发机构的大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源头和骨干作用。

在位企业之所以在创造新技术和新知识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在产业活动的背后是一个知识和经验的体系。虽然中国的产业升级有自己的特点,但“规律”是不变的——新技术和新工业只能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被创造出来。因此,对于产业升级来说,让中国的企业普遍走上自主创新道路的力量,要远比由政府直接组织一些项目更重要。

第三,产业升级的实质是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所以产业升级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工业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是以累积的方式变动——新的技术和能力产生于已有的基础,然后才能逐步代替旧的技术和能力。对待产业升级的政策思维不应该存在“一招鲜”的幻想,否则就会采取事实上的“休克疗法”,以为只要有市场机制就能凭空产生必须靠能力成长才能有收获的成果。

       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前后进入一个罕见的高速增长期,中国工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是低端部门和高端部门的同时存在。在其背后,是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劳动者、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中国农业人口比重较高,所以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而技能水平较高,则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和随后的自力更生年代建立起一个相当整齐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高增长阶段暴露出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一些工业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一些外向型的加工组装工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遭遇外部需求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冲击,等等。但与此同时,中国每年进口2000多亿美元的集成电路,中国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却以加工组装外国品牌为主,民航干线飞机、机床数控系统等高新技术产品全部或大部依靠进口。这些情况说明,生产率增长较低(粗放增长)的原因是中国工业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或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因此,目前的经济增长失速、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其实质是依赖技术引进、依赖外资、依赖廉价劳动力、忽视自主研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反过来说,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也恰恰说明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实现这些潜力需要中国工业的普遍技术进步,尤其是需要在高生产率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部门或领域取得明显进展。这样的产业升级,首先需要中国工业体系向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活动的转向,继而需要企业的技术突破和能力成长。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不能中断;但其效果,也将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产业升级视角下的经济政策

从产业升级的视角出发,在目前的经济政策中存在着三方面需要改进的内容。

把产业升级置于中心地位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似转向以西方教科书为蓝本的、以抽象的自由市场模型为基础的思维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被定义为“失衡”,而“失衡”的原因被认为是强政府导致的“投资驱动”和粗放增长。投资成了万恶之源,而中国经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这种逻辑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就是要通过进一步释放市场机制,让中国经济实现平衡和自动升级。

上述逻辑不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其最大的问题是使中国经济发展失去了方向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经历过多次“危机”,政府都以实事求是的处理方式加以化解:每一次“危机”都是通过政治领导层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推动力而化解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30多年的经验证明,改革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继续,改革则内生于升级与发展的过程。

但是这一次中国经济遭遇危机却没有人提供方向感——因为希望被寄托在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上。实践证明,市场机制的“奇迹”没有出现,反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甚至出现通缩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这种经济政策没有为“市场”提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方向和新途径,反而让愈发感到茫然的“市场”(企业群体)丧失了投资信心。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于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有人以中国的工业就业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为理由,认为中国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中国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标志只有一个:在工业生产率上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201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在此之前就放缓工业发展并转向服务经济,一定会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早衰,在发达国家保持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中国却产生倒退,被迫在远离发达国家生产率水平的阶段就开始“去工业化”。

很明显,中国需要经历一个以产业升级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才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要真正完成工业化任务,中国就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经历一个工业生产率高增长的阶段,其内容就是以高强度投资和自主创新为手段,以竞争性企业为主体,实现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的广泛突破,从而带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

      从中国的产业基础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产业升级需要发展新知识、新技术和新能力,但它们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创新从现有的产业基础上产生;从这个角度去看,即使是产生于产业之外的新知识,也只有通过现有产业对其的利用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但是,这几年的经济政策似乎却是从中国的产业基础之外去寻找“新动能”。这事实上就是把中国工业看作是落后的、产能过剩的“旧动能”——这是产业升级重要性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这种思维与对待投资的态度直接相关。由于把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源认定为是“投资驱动”造成的,所以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转型定义是: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依靠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个说法隐含的逻辑是把投资与生产率提高的关系对立起来——要推动经济转型,就应该实行不投资或少投资的紧缩政策。这一说法明显站不住脚。事实上,如果要推动经济增长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转变,就应该加大、加快对带来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新生产能力的投资。用于短期刺激的投资和用于长期结构调整的投资在政策上是可以区别的,也存在可以区别实施的手段。如果不加区别地不投资或少投资,就会阻碍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那么,经济发展能不能从中国工业之外找到新动能?答案很肯定:不能,因为新动能只能在旧动能的基础上产生——围绕创新的活动必须依托现有的工业经验基础。

    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只能产生于中国已有的产业基础,所以产业升级才对未来的中国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产业升级,那么经济政策的重点就应该从做“减法”——如去产能和淘汰“僵尸企业”等,然后等待“市场机制”发生作用,转向做“加法”——引导、鼓励和支持中国工业沿着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升级方向进行突破。

      产业升级需要来自政治层次的领导力

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政治领导,即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由政府而不是市场提供。

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流行的思维方式是把政府与市场的对立起来,市场是万能的,政府的作用必须被限制在最低程度。这种信仰来自西方教科书: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自由市场竞争与价格机制将导致市场均衡(市场出清),均衡代表社会效率的最优状态。于是,政府(通过干预价格机制和国有制)就成了对市场均衡力量的最大威胁。

但“均衡”理论不能解释进步是怎么发生的。事实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5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投入占美国全部研发(R&D)支出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在美国研发投入的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场,而是联邦政府。

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经济活动的本质看作是人类社会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得福利的过程,把知识进步和能力成长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那么政府和市场就同属于知识生产机制和经济协调机制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关系就不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产生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技能的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的分工和专业化,所以有用知识存量的增长及其应用的扩展主要是由企业承担的。但另一方面,任何单个企业都缺乏关于宏观经济、关于经济体系的发展趋势、关于基本社会矛盾(如能源、环境等)及有关调整政策的知识——所有这些知识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对特定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具体知识主要由企业所掌握,这说明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具体经营,应把精力集中于领导工业体系的演进。

 

在世界经济不仅存在市场竞争,而且还存在国家之间政治和战略竞争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只能在政治层次上决定——中国是向消费和服务经济转型,还是向更高生产率的工业经济转型,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演变方向和“中国梦”得到实现的可能性。也只有以政治决策为前提,才能产生连续一贯的政策。政治领导的作用不会阻碍市场机制的作用——因为它允许来自基层的创造性,而且也要通过竞争检验结果、奖优罚劣。这种框架关系的有效性其实已经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只要政策的大方向正确(政府的作用),人民自会创造奇迹(市场的作用)。

 

                                             (编辑  三友)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68月刊,本刊有删减。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是国内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所发表的很多重要的意见观点,受到学术界重视。在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时,...

 

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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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呈现双重风险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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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变化正在呈现的最主要特点,可以用“新常态”来总体表述,但是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判断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发展趋势?

刘伟:宏观就是总量,经济总量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经济总量失衡,失衡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追逐供给不足的商品,由此带来通货膨胀。另一种失衡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追逐供给不足的货币,由此产生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并带来就业问题。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表现,一是高通胀,二是高失业。

 

(一)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采用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这次经济总量失衡的程度与历次宏观经济失衡有什么不同特点,为什么用新常态来表述?

刘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失衡特点为“需求膨胀,供给不足”。当时长期处于经济短缺状况。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防止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都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根本原因就是一个,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稍有风吹草动就去抢购,造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年底,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1998年那一轮产能过剩集中在工业消费品方面,短缺经济时期,乡镇企业生产的大量传统工业消费品面临产能过剩和淘汰,需要有新的结构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出口大幅下滑,内需不足,很多工业投资品产能过剩,增长动力不足,失业问题凸显。1998年之后的几年,总计36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三分之一乡镇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实际原因是增长动力不够。2008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下行。我们采取了和此前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是紧缩,而是扩张,特别是扩大内需。

1998年,我们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对经济衰退。2008年,我们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强有力的刺激经济,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个阶段,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为“既通货膨胀,又经济下行”。在这个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出现了新的现象,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呈现出双重风险并存。

前两个阶段,虽然经济增长失衡很严重,但是方向清楚。第一个阶段的应对之道是“紧缩”;第二个阶段的应对之道是“扩张”,政策方向和目标也很清晰。而现在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有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加剧了经济下行。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确实遇到了发达国家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虽然我们用“双重风险”来表述,但是和“滞胀”的内涵是一样的,表明我们在新常态下遇到新的失衡,应对系统性风险将是我们面对的新的挑战。

(二)产生双重风险的根源

:双重风险有什么特征?是如何造成的?

刘伟: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治理,但仅在短期上有一定缓解,长期累积的弊端非常严重。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全球首次出现负增长。过去多次发生周期性危机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应该是历次全球性危机中最为严重的。这就说明,西方经济学并未给发达国家找到有效的发展和治理的药方。

    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我们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双重风险问题。

第一重风险:潜在的通胀压力,根源是投入产出结构失衡。

表面上看,这是总量问题,是一个经济速度快慢的问题,是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深层次确是一系列矛盾导致的结构性失衡。从PPI来看已经45个月为负,这是典型的通货紧缩。从CPI看,2013年以来一直稳定在3%以下,很多时候降到2%以下。一个国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货币政策不应再是治通胀,而是防通缩。但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对于治理通缩非常谨慎,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潜在的通胀压力非常大。通货膨胀的两个主要动力——需求拉动,成本推动,我们都存在。

从成本推动来看。我们做过一个测算,中国通胀大概50%多来自需求拉动,其余来自成本推动。当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国民经济收入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各种要素成本价格接连大幅度上升,严重影响竞争力,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效率的改变是以创新为动力的,而创新是长期的事。结构改变滞后,对应不上新的需求,造成产能过剩,库存难以消化。这些成本进入价格,价格的提升自然推动产生通胀。

从需求拉动来看。我国M2货币存量现在达到130多万亿元,2015年底GDP67.7万亿元,这个比例很成问题。我国外汇储备约30多万亿元,是金砖国家外汇第一大国。我们实行定期结汇制度,但是我们的外汇不能流通,央行结汇即从商业银行买进外汇时现汇结,是增发货币。付给商业银行结汇量越大,货币发行就越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控制货币投放量,就要控制结汇量。我国在国际收支领域中长期是收大于支,结构失衡。

实现再平衡最简单的办法是限制出口,这是不现实的。在争夺国际市场竞争中,不仅不能限制出口,还要扶持和保护出口企业。理想的办法是将外汇用来增大进口,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很困难。

2013年开始,中国的工业制造规模成为世界第一,我们不可能再大量引进制造产品了。我们需要购买高科技、买能源、油田、矿山,但是我们却受到这些国家的限制买不进来。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形成了需求拉动的另一种威胁。

第二重风险:经济下行,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经济下行的另一面是需求动力不足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

从投资看,投资需求疲软不是因为银行没有钱或者说流通中货币供应量不够,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在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中缺少投资机会,尤其是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的融资问题不太大,在境内外都有上市渠道,要贷款国有银行也是支持、甚至是追捧的。但如果在企业生产结构不变、技术不变、产品不变的情况下,扩大投资就是低水平重复,加剧产能过剩,也不可能产生投资效益。

 

: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伟:消费需求疲软,表现在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增速下降,深层次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在三个层面出了问题,这里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

宏观层面。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政府、企业、劳动者。中国长期以来在这三个部分分配中,政府税收增长最快,平均18%以上,而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而且比重还在下降,由此导致消费上不去。

中观层面。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距大,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差距非常大。我们分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主要来自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2014年我国GDP63.7亿元,其中农业占了9%多一点,剩下60%多的非农业劳动力分享了90%以上的GDP

微观层面。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开始公布基尼系数,到2014年的12年中,基尼系数每年都在0.4以上,大部分年份甚至在0.45以上,也就是说20%最富的人分享了40%甚至45%以上的国民收入,剩下80%的人分享了不到60%的国民收入。这使得全社会消费倾向下降。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动力。所以经济增长动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不公平现象,这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根源是结构性失衡,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聚焦于结构性改革上面。

 

二、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遇到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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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实现三个阶段性目标。在新常态下遭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系统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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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还需要经历三个阶段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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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

2030年之前,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2050年,中国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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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还将实现什么样的阶段性目标?

刘伟: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韩国又以30年高速增长再创新纪录。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平均每年GDP增长9.7%,连续36年持续高速增长。目前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2014年人均GDP将近5万元人民币,也就是人均75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 405612476美元之间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已成为“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要达到“高收入”的历史穿越,中国还需经历三个阶段的跨越:

2020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两个具体衡量数字:(1)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比201041万亿翻一番,就是80万亿, 17.6万亿美元(按2010年美元),美国2014年为17.4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2)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达到68000多人民币,也就是12600多美元。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的起点线是12476美元,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

这样,到2030年之前,我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在19世纪初叶,中国经济规模是世界老大,GDP曾经占到世界30%多,而美国当代占比最高的2010年是32%1840年后,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撞,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913年到现在,美国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已经一个世纪了,中国如果能够重新回到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在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而且重拾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国际范畴,不同时期“现代化”的内涵不同。在国际上领先发展才叫现代化。2050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是当年邓小平给中国提出的中国经济分三步走战略的具体实施:

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起,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温饱,达到按世行标准的“下中等收入”的起点。

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初步小康。当时是按工农业生产总值指标达到1000美元。十三大报告改为GDP达到和接近1000美元,基本实现初步小康。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我们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再给中国五年时间,中国将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再给中国15年左右时间,中国有可能重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再给中国35年的时间,中国将赶上西方列强,实现现代化。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统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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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成本强势拉高,供给变化中隐藏着严重的衰退风险,

从需求旺盛变成疲软,总需求不足带来高失业风险。

破除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问题是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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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注意到,你最近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多次发表看法,你认为这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系统性挑战,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跨越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在新常态下是否也遇到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刘伟:有机会就有挑战。挑战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归结为,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变化。

供给方面的变化就是人工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使得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从以往主要靠要素投入量,规模扩张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带动增长。如果再不进行这种转变,效率滞后,成本难以消化,就会推动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将没有竞争力,难以持续,经济就会出现严重衰退。这就需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需求的变化是投资需求疲软和消费需求疲软并存。目前,银行有钱贷不出去,很多投资机构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投资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如何,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会形成投资需求疲软。从消费看,居民收入提高会带动消费能力提高,但是如果分配不合理,两极分化,就会造成消费需求疲软。投资和消费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将形成总需求不足。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大量企业的资金循环周转不灵,企业破产增加,将带来高失业风险。

 

问:当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提出时,有人就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我们已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是否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刘伟:2006年,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全球目前有70个“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世界上有116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向“高收入”穿越阶段的只有15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贫困出发,一个一个阶段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的目前只有两个国家和地区,一个是韩国,另一个是中国台湾。大部分国家没有实现成功穿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常提的“三波”,“拉美旋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情况不同,但是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它们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条件发生了变化,没能跟进。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就会停滞不前。

我们国家也已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在新常态下,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以及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们国民经济发展当中可以说基本都存在,某些方面还非常典型。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也提出:“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问:你认为破除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刘伟: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各种原来的发展条件相继发生变化,尤其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收入分配问题成为重要社会问题,解决公平、公正和效率问题,也成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没有公平调动不了社会积极性,没有效率就没有持续发展的能力,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社会矛盾必然凸显。

 

问:很多国家徘徊了半个世纪都跨越不过去,像拉美国家已经停滞在这样的阶段40多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刘伟:习总书记多次讲到“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正是破除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要领。这五大理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公正、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针对效率而言,首先需要有创新等一系列因素来驱动,所以创新理念尤为关键。创新大致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权力寻租从根本上否定了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不是按照效率原则进行配置,而是依照腐败指数运作,打破了公平、否定了效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市场的私权一定要保障,政府的公权一定要规范。最终,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领域起决定作用,让政府在社会长期发展的宏观领域起主导作用。

 

三、供给侧改革是解决道路问题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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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宏观经济政策体现“松紧搭配”的格局。

需求侧无解需从供给侧找原因,供给侧改革也要需求管理。

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怀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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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常态下的新举措(三级标题)

问:针对经济发展中遇到种种新问题,你认为在政策调整和相关应对方面有什么有效措施?

刘伟: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政策控制和增长目标;第二,潜在的增长力,及自然增长率;第三,预计实际的经济增长情况。对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可能会使的我们对经济增长以及它未来的变化有比较客观的把握。

提出政策控制和增长目标是基于中国现在的一些客观上的条件约束,一是承受能力,二是需求。现在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5%7%,这不仅是年目标,大体上也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总体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阐释这个政策目标时,讲了三方面考虑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目标要考虑就业,这是“奥肯定律”在中国现阶段具体经验的体现。据统计中国这两年失业率在4.5%左右,如果不超过这个数据,要求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5%以上。每年要增加约20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现在每年实际需要新增就业大概1100万。当然还要考虑原有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不下降,不是要降低原有的工资水平来腾出就业机会。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实际失业率就没有上升。就业率目标是制定经济增长速度要考虑的一个基本约束条件。

其次,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要考虑通货膨胀因素。2011年之后,经济增长率如果不超过7%,就有把握将CPI控制在3%左右。奥肯定律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时期所反映的具体数据不一样,但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即经济增速和就业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稳定联系。这是政策目标控制经济增长率的约束条件的一个下限。而人们往往把通胀政策目标的要求视为相对应的经济增长的上限。上下区间大体可以根据就业目标和通胀目标加以分析和衡量。

再次,所谓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它还要考虑将短期增长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相互衔接。从2010年到2020年要实现翻一番,要求年经济增速7.2%左右。从今年算起,“十三五”期间,平均增长率如果不低于6.5%2020年就可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问: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理解?

刘伟:中国仍处在强劲的经济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并无大幅下滑的趋势。重装备、重化工、高科技的投资需求相当强劲。中国经济处在城镇化加速期,受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城市聚集效应带来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推动作用。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还很大,当发达地区经济超越快速成长期之后,相对落后地区可能刚进入高速增长期,这也是大国经济的特点。所以现阶段,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会出现大幅度长期下滑。

支持潜在增长最主要有三个方面,劳动力的增量、资本的增量、全要素效率的提高。除了劳动力增速开始下降之外,全要素效率和资本的增长量不仅没有显著变化,而且还在提高。而中国劳动力的增量在GDP增长的贡献中占比很低。

 

(二)需求侧无解需要从供给侧找原因

问:在当前经济出现新失衡、双重风险并行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有什么新举措?

刘伟:现在既不能“双紧”,也不能“双松”,于是形成“松紧搭配”的组合,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财政政策是积极扩张的,它的首要目的是保增长、稳定就业。后者说明总体方向从紧,首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二者的宏观政策方向不同。现在宁愿损失一部分政策的有效性,也要确保政策风险的可控性,体现“稳中求进”的基本指导思想。

问:目前中国经济失衡表面是总量问题,深层次是结构失衡问题,松紧搭配的方式能否解决问题?

刘伟:它能为解决问题赢得时间,但本身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松紧搭配政策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它可以缓解矛盾,而不是解决背后的原因。根本的是解决一系列的结构失衡问题,这要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们此时面临全面、深刻的挑战,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作用不大,因为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由此引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供给侧结构改革也需要需求管理

问: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对待需求和供给的关系?

刘伟: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管好需求,这才能真正推动有效的供给侧管理,要做好协调。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为前提,经济增长还是要靠需求拉动,但不能是无效需求。要靠创新来驱动形成有效的需求。另一方面,需求和供给侧之间要结合好。需求在短期内恐怕要适度的扩张,但过度扩张又将从根本上瓦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加剧产能过剩,不能够把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进行淘汰。因此,我们要有高质量的需求来支持供给侧增长,同时也要适度把经济增长控制好。

 

问:供给侧管理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刘伟: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供给侧的政策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而需求侧政策更多影响的是消费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直接影响企业,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可能导致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直接干预。比如关停并转,计划经济时采用行政干预,轻车熟路去做,这个现在要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是以行政干预去实现,所以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四)供给侧改革考验地方政府的责任心

问:需求管理带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长期的,这与西方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管理有什么不同?

刘伟:结构性改革一定是长期的,我们要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和贯通起来。中国和西方管理的不同不仅在经济理论方面,根本点还在政治制度上。西方政府只做任期内有限的事。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所以一定要有对社会长期负责的责任心,不仅仅是在任期内负责,尤其是在制度建设方面。西方政治制度就没有体制病吗?中国共产党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传统,西方政府有没有这种胸怀?不仅需要有这种胸怀还取决于有没有制度保障。

另外,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政策空间会更大,需求管理对地方政府来说有限,因为货币和赤字不归地方管。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不同了,调结构的范围很大,包括地方资本投入结构,教育结构等等。但这同样不能仅考虑短期效应,要求地方政府官员同样要对此长期负责。

 

四、千万不要低估中国经济的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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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实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可能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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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失衡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问:各国经济复苏缓慢,很多人担忧中国经济会进一步下滑,担忧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你怎么看?

刘伟:任何事物都有事先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会带来风险。人们的估计可能有一定根据,但是也有信息不对称之处,它会影响到我们判断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对经济出现波动的承受能力。信心同样是承受能力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速放缓,或者通胀压力增大,国民经济能否承受?我们分析总量结构、讲供求均衡是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失衡是常态。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政策能否控制得住,对各方面潜在的风险能否有准确把握,对中国客观上承受失衡的能力的判断,这个非常要紧。如果还把中国经济假定为早先的情况,当出现经济波动就可能出问题了。比如说过去所有制结构中以国有经济占优,一旦出现大量失业,风险都集中在国有部门和政府身上。现在分散在各种经济成分上,承受力就不一样了。三大产业的关系和当年也不一样,特别是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50%,对失业的承受力也不一样。很多新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可能有所提高。我不认为短期内中国经济会出现大崩溃或者大萧条。我同意中国经济走势呈L型,但这是至少持续三五年,在一定范围内不断波动的L型。

中国的体制和目前发展阶段,政策的作用能力很强。这次反危机中,西方给中国政策优势排序,认为中国为什么反危机举措比较有效,第一位原因就是政府在动员投资方面比西方有更强的能力。特别是应对短期出现的危机事件冲击的能力很强。我们应通过一定的政策,把失衡的严重性加以调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问:结构调整其实涉及到产业调整,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大问题,应该通过市场还是通过行政来调整结构?

刘伟:这的确是中长期的大问题,上世纪50年代法国人提出产业政策理论,日本在本国大力推广。但是直到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予承认,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应当是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不应当是政府制定的政策,而是竞争性的,自发的。当时美国主流经济学也持这种观点,但现在美国出台了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战略技术发展等。这说明,西方开始意识到,仅靠需求总量政策不够,要有结构性政策,首先是产业结构政策的政府战略。

几百年的西方经济思想史,主要不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吗,什么时候统一过。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旦提出来,就需要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简单地靠市场调节做不到影响全局,必须要政府发挥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又容易影响生产者,容易和市场规则发生冲突。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也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这是否和中国国情有关,和西方的学说是否有很大差异?

刘伟:上面讨论的问题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全面、深刻的挑战,按西方的供给学派理论能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吗?我们无论是从反危机的政策,新常态下的失衡,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对之举的提出,都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丰富实践。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新鲜经验,总结问题,在实践中把它上升为学说和体系。说老实话,我感到现在还真的提出新希望来了。

问:你指的是什么方面的新希望?是探索我们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和治理方式吗?

刘伟:对。我们应该有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认为,我们目前最大的理论创新目标,就是对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在私有制的市场条件下,要想协调自由竞争和国家理性干预,永远不可能,只能是一个时期强调一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这源于私有制的制约。我国在新常态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坚实的制度基础就是将公有制和市场统一在一起,如果能统一,就是一个创造。

:这样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意义,并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500年协调不了的难题,私有制市场竞争的自发性和社会自觉性都存在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现代市场经济两者之间,不能实现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市场性的统一。

所谓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弱点。现在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探索,不论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推进。

中国现阶段在实践中,如果能将政府和市场之间更好地统一,就可以同时兼顾需求侧的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幸运就是我们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改革实践,并面对着寄赋希望的增长点。

中国是否能成功尝试将全社会的整体的计划性,和市场竞争的有效性结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在这场伟大的实践过程中,中国有可能走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道路。

(编辑  苏歌)



*本文由本刊季红访谈并执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又强调了中国特色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形...

 

如果以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作为形成标志,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历了近150年的发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理论探索,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我们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取得许多成就,但同时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除了要从充满活力的实践中汲取营养外,还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只有这样才能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完整,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它又具有特殊性,即中国特色,这种特殊性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国情来分析。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才使得它成为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道路的科学总结(二级标题)

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说到它是从哪里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2]

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历史条件,不妨从下面这些回溯性问题出发来寻找答案。第一,中国在18世纪之前曾经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中国在1840年以后为什么没有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第四,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两个历史时期是什么关系?

就社会形态及其演变来说,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分析的欧洲国家有差异,我们没有经历典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与欧洲有很大不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最彻底的民主革命任务。

新中国建立后,本来我国是打算先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这已写入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但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随后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美国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直观地体现在中美间相差悬殊的武器装备上,深层次原因则是两国处在相差悬殊的工业化水平。正如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正确指出的:“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3]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

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大陆还是一个经过百余年战乱破坏、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落后国家,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生产剩余非常有限。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中国如何克服“贫困循环”,即跨越所谓的“贫困陷阱”[4],成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此时,苏联曾经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当然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由于苏联同样在经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因此剩余资金不多,对中国的援助有限,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切断了这有限的援助。国内国外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积累来加快工业化进程,这正是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和建立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够实现高积累和社会稳定,实现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任务。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初步奠定了大国发展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门类。但另一方面,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仍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照搬照抄。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中不断加深认识,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初步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怎样实现发展目标等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与时俱进的产物。它是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本来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任务,因此它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属性,允许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显然,我们的实践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必须回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去。如果对这段历史没有深入研究,没有科学合理的政治经济学解释,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就不能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融为一体并真正发挥出习近平同志所期望的指导作用。

历史研究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经过6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这些经验大多是局部的、零散的,没有真正形成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由于我们理论建设存在明显的滞后问题,在气象万千、生机勃勃和复杂多变的实践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显得或趔趄不前,或嗫喏无语,理论阵地不断被西方主流经济学侵蚀,其在的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内被快速边缘化。

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成果低端化和研究碎片化,缺乏综合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局部性、对策性问题,而对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的关注较少,大视野下融会贯通的研究更为稀缺,理论研究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因此,我们很多的研究往往是作为原料或初级产品为国外学者构建概念和理论所用,然后再“返销”回国内。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来说,经济学研究的低层次和碎片化,必然会误导政策的片面性与不稳定性。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并且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经历着其他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问题空前复杂,基于局部对策性研究可能无法适用于全局,而离开了全局性的研究和统筹兼顾考虑,就很难为改革到顶层设计建言献策。

历史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历史是认识当代中国问题的坐标系。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只产生于当代,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理论工作的前提。历史又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料库。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说,“这个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5]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拥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史实践作为支撑。

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指的就是中国历史所赋予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昨天的社会主义发展演变而来的;昨天的社会主义又脱胎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演变,又是以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为起点并受其正反两个方面的制约。因此,中国的经济学一定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这是稳固的根基所在。

(编辑  迟晨光)



*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页。

[3]《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页。

[4]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归纳了贫困循环,即从供给来看“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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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既有相容的一面,又有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是消灭剥削、实...

五、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过30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全新局面,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对于这一点,十四大以来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献都有过明确论述。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因而“‘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2]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作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优势呢?一方面发挥了市场机制信息灵敏、效率较高、激励有效、调节灵活等优点,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发挥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的党政有为、政府有效、统筹兼顾、共同富裕、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等制度优势,把市场经济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了,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结合不是无差别无条件的结合,而是对立统一有机结合。一方面,以分工和等量劳动相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天然具有商品关系的属性,从这个方面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建立公有制的目的就是要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由社会按照社会的需要计划组织生产,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从这一方面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又具有超越市场经济的直接社会性。商品性与非商品性这两个方面都是公有制的内在属性,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要求。利用市场经济同时又超越市场经济,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只看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对立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一面,过早地压制和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作用,束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另外一种片面性,许多人往往只看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一面,而忽视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有意无意地削弱和淡化了社会主义制度特殊的目标、价值和要求,从而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己特殊制度规定性,如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等等。这些特殊的制度规定既不能脱离开市场经济,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经济。脱离了市场经济,就会压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完全依赖市场经济,则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化变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形成,但仍不成熟不完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那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通常的回答是,仍存在旧的计划经济的残余或者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市场作用不够充分。比如,行政审批范围过大,一些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未理顺,城乡体制分割等。因此,必须围绕着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如局部产能过剩、贫富差距、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不足等,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旧的计划经济残余或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不可避免。寄希望于用所谓彻底市场化的办法解决市场化固有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克服这些弊端的根本途径,在于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六、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变化,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握三个主要的维度:

一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核心是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供求、竞争和价格的波动,调节生产,配置资源。不过,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包括法律体系、竞争规则、宏观环境、社会保障等,这些条件的形成和完善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存在局部失灵以及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弥补市场失灵和克服市场缺陷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二是国情和发展阶段。现实的市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受技术、经济、法律、政治、和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传统厚,科技和工业水平相对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探索的历史过程之中。在这种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现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是十分独特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它们的规模、结构、运行方式和体制机制,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照搬照抄别国的理论和经验是行不通的。

三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决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主要因素。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我国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在这样的根基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最后一个方面的维度,是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和重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就会被瓦解,深化改革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方面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则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上,前者是制度基础,后者是实现途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不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更好结合,是正确认识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明确概括,“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具体讲,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计划统筹。政府从社会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各方面的重大关系,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经济运行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调节,推动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宏观调节。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社会供求的矛盾运动进行调控,以实现社会供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保持基本平衡,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

市场监管。政府依法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为市场经济的有效经济运行提供正常的市场环境。

制度创建。政府通过自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共服务。政府通过提供非利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弥补市场失灵。

保障民生。政府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标,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国有资产管理。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监管,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促进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对国家资源如土地矿山森林水源的有效保护合理应用)

收入分配调节。政府对收入分配过程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保障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推进可持续发展。政府通过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还包括了党领导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政府的上述这些作用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要求,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领域,体现为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方面。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则需要强调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党政有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制度优势,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如十八届三中会会《决定》指出的,“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绝不能受“小政府大市场”等新自由主义错误主张的误导。

七、关于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但是,当代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产物,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因此,如何把经济全球化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推动各国的共同发展,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系统的认识:一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二是强调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促进世界资源的合理配置,造福各国人民另一方面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我们应推进前一种趋势,警惕并控制后一种趋势。三是实施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是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把坚持独立自主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了挑战。当今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世界性的危机、对国家主权的侵蚀、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金融的剧烈动荡,并且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或不平等性,主要表现为:一是没有黄金和充足实物支撑的美元成为国际结算、支付和储备的主要货币,获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元的流动性泛滥是引发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二是发达国家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三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控制等方面处于垄断和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依附地位。四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本国市场,但他们自己则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交替使用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中的这种不对称性,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导致它们长期被锁定于不发达状态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概括地说,依附性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资,关键性部门被外资控制;技术主要依靠购买外国专利或设备、自主的核心技术缺乏;被动融入国际分工、局限于低层次的产业;金融体系依附或受控于西方,资本积累的能力低下;政策缺乏自主性,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自主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国家利益得不到保障。

与此相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性发展道路的主要特点则是: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保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在对外开放中切实保障维护国家的利益;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主确定货币金融政策,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致力于掌握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实现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把引进外资与提升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势将逐步趋向平衡,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日益增强中国正在从世界经济规则和秩序的“接受者”向倡导者、构建者转变这是当前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的必然要求。在此新条件下推进开放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八、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概括地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还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发展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体现的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实质是要排除一切阻碍资本扩张的障碍,使资本具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保证其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由此形成了新自由主义基本的价值倾向和政策主张:崇尚私有制而反对公有制,崇尚自由市场而反对政府调节,崇尚全球化而反对独立自主,崇尚市场效率而反对社会公平,崇尚资本主权而反对劳动主权,崇尚无条件开放而反对独立自主。显然,这样的价值倾向和政策主张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只有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自觉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才能真正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属于制度层面的深层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只注重追求物质财富的数量和GDP的高低,而忽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在收入总量大幅增加的同时,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也明显扩大;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损害工人合法权益生产劣质假冒产品,破坏资源环境;一些干部大搞权钱交易,损公肥私,腐败盛行,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都违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体现在制度上,落实在政策上,转化在行动上,具体来说:

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特别是要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贯彻到国家经济管理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人民共同利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迈进。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九、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即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剧变发生之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中间立刻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实行以快速的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改革,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难以成功。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苏联东欧国家的停滞衰败,形成了鲜明对照,对此,斯蒂格利茨教授曾这样说:成功与失败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我们不试图从中汲取一些教训,那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概括讲,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目标,避免了颠覆性错误,同时又采取了正确的改革方法,保证了改革的有效推进。坚定的制度自信和战略定力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相结合,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丰富多彩,魅力无穷,显示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包括: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在坚持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尊重各方面的利益,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单位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循序渐进,分步推进,广泛采取双轨制等中间形式,使新旧体制在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中平稳过渡。

——总体协调,重点突破,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分部门、分企业、分地区各个突破,由易到难,依次推进。

——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坚持问题导向实践标准,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先试验后推广,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改革的目标和方法。

事物总是在发展,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体制的新阶段。在新的形势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目标和任务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改革的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一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人们对改革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这就需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二是随着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分歧也会加大,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三是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双轨制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协同配合,统一规范。四是随着资源配置市场化的逐步完成,社会领域和民生领域改革的重要性上升,这就需要更加注意保障公平正义,实现共享发展。

上述变化,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质和前进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新形势下夺取改革的新胜利,仍然需要中国的智慧,重要的是:

第一,注重不同制度要素的衔接和融合,创造新的制度优势。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继承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推倒重来。在这里,新旧体制之间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特别是在基本制度方面,前后之间是相互衔接和有机融合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和自上而下、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方法,而必须把公有与私有、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自主与开放、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改革与发展、历史与现实等不同的甚至看似对立的因素或范畴有机结合起来,坚持辩证法、两点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形成综合优势,汇聚强大合力。

其次,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激进式改革主张通过一步到位紧缩货币、放开市场,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企业,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结果导致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中国的经验与此不同,我们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实现发展与改革的良性互动。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和群众的福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可以为新体制的发展创造广阔的生长空间,同时可以为旧体制的退出提供必要的补偿,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信息资源,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三,摸着石头过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极其复杂深刻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需要经历长期艰苦的探索试验、比较反复、成熟定型的历史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慎重论证,循序渐进,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获得真知,把握规律。在此过程中,科学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是不可或缺的。但也要看到,社会制度的变迁,特别是以自发秩序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于修路盖房子,必须遵循定的图纸和流程,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和合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把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探索实践有机统一起来。

第四,包容各方利益,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改革目的在于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是极其复杂、多种多样、既相依存又促进又相互冲突的,包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群体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当前和长远之间等各个方面的利益,只有使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才能实现改革的目的。为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强调统一步调,服从大局,又要包容各方利益及其制度诉求,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避免整齐划一,搞一刀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仍然需要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迈向新的高度和境界。

(编辑  苏歌)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1125日。

 

编者按:我国坚持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伟大的实践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基础,实践也迫切需要符合时代特征的政治...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也蕴含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理论上有着普遍性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互动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任务,“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个任务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不断发展、制度更加成熟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日益丰富、体系更加完善的需要。

一门成熟的科学,必须经过系统化、学理化、规范化的发展,体现为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确立自己的核心范畴和逻辑线索,并能够经受逻辑和实践的检验,才能构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而被广泛学习、普及、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也需要在构建理论体系上取得进展。

实际上,早在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学术界就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当时就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这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的一条红线,应当以此为中心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有的学者提出,应当从分析社会产品出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具体。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起点问题,有的主张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始,有的主张从社会产品开始,有的主张从商品开始,有的主张从劳动开始,有的主张从企业开始,有的主张从消费需要开始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红线问题,有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的主张是经济效益,有的主张是经济利益,有的主张是剩余劳动规律,有的主张是必要价值规律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有的主张是净产品,有的主张是奖金,有的主张是V+M,有的主张是自主劳动等等。[1]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不同认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在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得到了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以下几种代表性体系:

一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从社会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这种思路在改革初期比较流行,以许涤新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一书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流行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和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北方本)也是按照这种体系组织起来的。[2]这一体系的优点是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逻辑体系,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尚未成形,因而,这一思路演绎的成份较多,未能充分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

二是按照给定体制下的经济运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人的地位3个层次来阐述的理论体系,这种观点以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这一思路比较早比较多地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时特别强调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只有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进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分析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但是,由于该书出版在80年代中期,因而,这一思路同样没有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3]

三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相结合,按照本质、运行、发展的3个层次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其中本质层次包括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运行层次又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比较流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按这种体系建立的。比如吴树青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柳欣、林木西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建立的。这一思路的优点是理论体系比较完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引入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较好地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缺点是制度分析与运行分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运用与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运用之间经常是脱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4]

    四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来阐述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全球化与对外开放、政府职能与政府调节等。这一思路的代表性成果有: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卫兴华、张宇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杨承训编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大体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编写的,其主要特点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发展进程,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缺点是体系不够完整,理论阐述不够深入。[5]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下几点是比较公认的:

1、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性。

2、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即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3、理论核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市场经济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4、主要任务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5、基本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等。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概括起来讲,这种深化和发展是从以下3个视角展开的:

一是目的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范畴,用来概括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7]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8]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目的。

二是从基本制度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调节等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主要内容《宪法》有明确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对马克思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说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三是从属性或要求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用“自由王国”、“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来概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提出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等重要论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完善。

上述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概括和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这三个方面是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和意义,离开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失去了方向、意义和动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得以产生的客观基础,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属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要求,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目的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就无法得到保障。只有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有机联系中,我们才能完整准确地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片面和不正确的认识,都与不能正确理解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有关,主要的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目的认识不够。改革开放前经常出现的一种错误就是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目的而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纯粹性,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就把制度当作了目的,而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即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却被忽视了,因此,邓小平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够。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提供了保障。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有哪些本质属性,这些本质属性是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的,如何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得以实现等问题,我们的认识和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理论上的薄弱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基本制度的不完善和不成熟。

三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认识不够。近年来理论界流行着一种片面认识,这种认识脱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抽象地谈论公平、正义、和谐、民主等原则,甚至把这些抽象的原则当作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属性和要求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混为一谈,其结果就是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蜕化成为空洞的口号和道德的说教。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一贯反对空谈公平与正义,反对把社会主义当作平等的王国,并把是从客观的事实和规律出发还是从公平正义的理想出发当作区别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建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使社会主义的目的、制度和属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9]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明确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七条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农村,实行以土地集体所有、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为特征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包括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三,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在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是需要弄清的,如:什么是公有制?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是什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是什么?等等。

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问题,目前的认识主要是从所有权的归属的角度来进行的。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经济过程和行为规范,脱离开这些关系、过程和行为的抽象的所有权,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就国有经济来说,它是什么性质的,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所具有地位和作用不同,体现了不同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为主导,体现了社会调节、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和剩余分享等新型的经济关系;而资本主义经济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国有经济只是私人资本的补充形式。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实践中寻找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使国有经济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更好地发挥出它的制度优势。

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生产社会化这一概念,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但是,在现实中,生产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本身经历了若干重要的演化过程和发展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社会化的性质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

对于以公有制的主体的含义,以往的观点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到底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复杂的问题。比如,对于公有资产的现有的各种统计都是以资产的市场价值为前提,对于没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各种公有资产,如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城镇国有土地、矿藏等资源的价值,就很难加以统计。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理论上也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目前人们对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描述,使用了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以及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等一系列具体概念,但这些概念还不能准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本质内含。

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由谁以及如何来保障实施的问题。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早已被写入宪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市场竞争、全球化、资本流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措施的保障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作用,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就有可能落空。而建立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机制,关键是要确立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控主体,由其负责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状况进行调研,督促基本经济制度各项法律和政策措施的落实,协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但是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成熟的所有制结构调控体系。

四、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二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实行按需分配原则,低级阶段则要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从以下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分配原则:

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允许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二是改变计划经济中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注重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关于收入分配的上述理论,既坚持了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遇也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的。

比如,在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中,按劳分配为主的含义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占的比重,还是指参与按劳分配的社会成员在全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指按劳分配原则的适用范围的大小,或者其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劳分配中的劳以什么为标准,应当如何确定?从一般的理解来看,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收入的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居主体地位,因此,与这种主体所有制相适应的分配形式即按劳分配自然在多种分配方式中也占主体地位。但是,这里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往往被忽略了,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必然带来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由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有机构成远远高于非公有制经济,因而,公有资产占优势并不必然导致公有制企业中从业的劳动者也在社会总劳动中占优势,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在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因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加以说明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持续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基尼系数持续保持在0.45以上,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十分突出。

那么,收入差距的这种扩大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这一问题,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不规范,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存在着市场垄断。他们认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好了,贫富差距就会缩小。

第二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腐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少数行业高薪、税收制度不健全等,因此,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进行全面治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这些因素固然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但都不是根本性原因。分析贫富差距,绕不开所有制问题。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发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产会产生分化,而资本主义经济则会扩大两极分化的范围和趋势。

正确分析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关键是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收入问题:

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普通劳动者之间,主要是因不同部门、地区、行业之间劳动者的素质或贡献和生活费用的差别造成的。比如,高科技部门复杂劳动的收入高于其它部门简单劳动的收入,城镇居民的生活费用高于农民居民的生活费用。同时,也与现实中存在的行业垄断、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有一定关系。这类收入差距体现了按劳分配的要求,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则需要采取措施进行调节。

另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不同的财产占有者之间,特别是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主要是由于人们在财产(包括生产资料、房地产、各种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占有特别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造成的。这类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如果没有有效的调节,则必然会导致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不断积累和增大,另一极则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相对贫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决定收入分配关系的根本因素。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劳动收入,而只能是财产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固然需要加大收入的再分配调节的力度,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但初次分配体制和财产关系的公正合理才具有根本的意义,这就是:坚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的基本权益,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普遍较快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此外,还要构建能够有效拉近贫富差距的税制体系,加大对财产性收益和资源利用的税收调节,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编辑  苏歌)



[1]见张朝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载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和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2]许涤新:《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谷书堂、宋则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卫兴华、张宇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马克思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杨承训编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第3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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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苏历经乡镇企业崛起、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创新驱动等几个阶段,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江苏把转变...

    “张骞故居”的匾额暗淡无光,字迹须仔细辨认才见。两扇木门被铁链系着,落了锁。从门缝儿往里窥视,石头上“乐善好施”字样使空无一人的园子更显寂廖。当问及状元当年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家纺织厂时,看门老人摇了摇头说:“没有了。”时过境迁,张骞当年所办的企业已不复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张骞的尝试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留下了华彩篇章,并给这块土地留下了制造业的基因。

 

制造业的DNA

    清代状元创办的纺织企业已经风流云散,而他的故里南通,已成中国纺织重镇。这里“几乎家家都做床上用品”。作为改革开放的早期成果之一,江苏纺织工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创汇、税收等方面贡献了扛鼎之力。但今天,纺织业承受着变革的洗礼。江阴市华西村的中国最大的服装代工企业表示,将不再多添一台设备、不多雇一名工人。不久,又听到了华东最大纺织企业——江苏宝嘉丽破产的消息……

    而新业态的地平线已经呈现清晰轮廓。无锡贝斯特,正在生产和康明斯等世界顶尖企业配套的高精密度产品,庞大的车间机器轰鸣,只有几名工人操作。贝斯特总经理说:“我们不担心劳动力成本问题,我们用机器替代人……”

    制造业潮起潮落的节奏明显加快。过去上百年、几十年才能观察到的变迁,现在十年甚至短短几年,业界的形态就会发生根本的变革。江苏拥有制造“基因”,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率先崛起,20世纪 90年代外资涌入,尤其是 2006 年“民营经济大会”召开以后,江苏工业超越广东,成为中国工业第一强省,且连续六年被评为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第一。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江苏制造业增长速度回落,但其独特的基因和深厚底蕴,以及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结构变迁,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都预示着目前进行的调整是新一轮快速洗牌。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带着昔日的荣耀无奈地退出竞争舞台,新鲜活泼的业态虽然弱小,却已经展示了制造业的未来图景。政策、制度、技术的博弈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制造的未来,也将决定中国经济在世界区域竞合中的地位。

    江苏总产值占全国的1/8,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一。目前,中国制造的规模占整个世界制造业的20%左右,“江苏制造”约占世界制造业的1.5%。从江苏省提供的数据来看,2015年上半年,工业企业收入、利税、利润均居全国第一,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连续六年排名第一。但工业下行的压力十分明显。2015年上半年,苏州工业增加值增速只有 4.5%,而无锡只有 3.9%。市场需求趋弱、用工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使企业运行困难增多、投资意愿降低。

    “积极信号也不少,结构、效益、减排、环保等都在改善,一些地方工业投资增加,正在重拾升势。制造业没问题的……”江苏业界的信心来自于制造业的独特基因和深厚的历史底蕴。1969年,江阴华西村吴仁宝就带着一帮人办起了集体企业——小五金厂。“当全国还在搞粮食的时候,华西村就开始搞工业了。”生前回忆这段历史,表现了吴仁宝的制造情结。20 世纪 80年代,华西村“通过股份合作制大力发展集体工业”,1988 年就成为亿元村,这在当时堪称“创举”。

    江苏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民当时也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而是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借助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技术辐射,以乡镇企业为名发展起来“苏南模式”,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先进的企业发展模式,苏南地区也成为中国乡镇经济最活跃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94年,以中国和新加坡共同启动的苏州工业园区为标志,掀起外商投资浪潮。日本、韩国、美欧等把江苏当作产业转移的桥头堡,阡陌纵横的江南农田水乡长出了一座工业新城。第一个十年后,苏州工业园区的经济总量达到了再造一个新苏州的规模……

    到了2000年,产权改革声浪渐起。“苏南模式”大规模转型,“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力量逐渐长大。2004 年之后,江苏民营经济产值保持着稳中有升的增长态势。即便在2008 年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诸多冲击的时候,江苏的民营经济依然逆势上行,民营企业数量再次保持了第八年的全国第一,其中科技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迅猛,产值超过了35%,在新认定的 85 家创新型企业试点里,4家被正式命名为国家创新型企业;大中型企业新产品开发的速度也在加快,新增加的国家重点新产品占全国的 15%,连续保持全国第一。江苏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帮助创业,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泰州,出现了“1000 名工商干部挂钩帮扶 1000 家民营企业”。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节能和环保考核趋紧,产业结构调整阵痛加剧,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遭遇寒冬,一些企业破产倒闭,实业界有人开始陷入观望徘徊。

    不同于很多地方的企业家纷纷转做容易赚钱的房地产或时下最流行的互联网虚拟经济,江苏很多企业仍钟情于制造。在无锡、常州一带,集中着许多深耕配套合作、高端制造精密零部件的企业家,他们干得很专注,在延伸主打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上不断倾其所有。江苏资源并不丰裕,但这里有张謇的工业基因。虽然经历了长达百年的风云变幻,“工业精神”却未被抛弃,很多企业家已将“办好一个工厂,做精一件产品”的情怀渗透进了机器的“灵魂”。脱颖而出的江苏机械就是其产品和这种精神的结合。在江苏调研期间发现,江苏将近 70% 的中小型企业根植于工业,这有点类似于德国的家庭企业和中小企业,那正是一国经济的根基。

孕育和培养新的增长点

    2012 年之后,市场需求的“天花板”在降低,而税收、物流、用工和环保政策导致生产成本的水平线不断升高,江苏制造业进入新一轮洗牌,传统产业和新兴制造业板块之间,甚至产业链条内部,都展现出新气象。

    市场需求缺乏热点、不断攀升的运行成本和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江苏省的工业投资幅度也出现了回落。首当其冲的是高耗能行业,七大高载能行业产值增幅低于江苏全省工业 3 个百分点。2014 年,江苏压缩钢铁产能 377万吨、水泥 153 万吨、平板玻璃 220 万箱、船舶 345 万载重吨。国家下达的“十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江苏提前两年完成。

       传统行业的大背景还是去库存,而化解过剩产能任务依然艰巨。江苏省发改委工业处副处长刘旭以钢铁行业为例:现在有一些企业生产一吨钢铁赚的钱,还不够买一棵大白菜。即使如此,企业还不能停产,设备如果停两个月再启动,很多地方要维修,而且市场更不行了。所以一些行业实际情况是亏损也要生产。这也会传导至上游原材料行业出现回款延迟问题,原材料行业的不景气会带来更多行业的不景气,包括价格下行和财务绩效的传导。这就导致整个工业境况困难。

    但传统行业里也有亮点。2015 年江苏省认定了 50 个“专、精、特、新”企业,这 50 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排名在国内都是前三,有的在国际上是第一,传统行业里边就有不少。

    与苏南相比,苏北是落后地区,但是不代表企业也落后,有的个别企业甚至在国际国内都是第一。徐州“江昕轮胎”这家企业转型非常成功,他们利用废料经过处理制作防爆轮胎,这种轮胎不用打气,用于军用车辆,也可民用,在50 个国家和地区都注册了专利。

        2015 年上半年,江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5.3%,但利润总额增长 14.5%,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 2.7%。产业结构的变化令人瞩目: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在 10% 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已达 4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装备制造业开始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这是好迹象。在江苏传统制造业里,一个主要的力量集中在装备制造业零部件加工上。”刘旭说。无锡贝斯特就是一个从蒿草里长出来的国际品牌。1988 年,无锡贝斯特精机公司的创始人还是国企的一名普通汽车工人。1997 年,他走出国企创办自己的工厂。从熟悉的汽车零部件加工做起,起步摩托车组装,后来延伸到了汽车、飞机机舱零部件、轨道交通等制造领域。从他始终不离不弃的“夹具”核心产品,到高精尖的零部件加工,专注这个领域的贝斯特逐渐打破了高端精密零部件被国外垄断的局面,“全球供应商金奖”的荣誉更让它成为上海通用、潍柴和法士特等整车整机厂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从 2011 年开始,贝斯特逐渐增加了自动化集成业务,每年投入年收入的 4.5%进行自动化改造,“机器换人”的设想逐渐变成事实。2015 年,投入使用的三期现代生产线是贝斯特在高端航空航天装备制造领域跨越的标志,企业也在进行为客户提供“制造业+ 服务型企业”解决方案的转型。记者进入车间,首先看到“工业 4.0 指引方向,智能制造引领未来”、“智能装备的集成者,智能制造的引领者”的标语。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上,人、机器、原材料、产品都有准确的数字信息,工业机器人按照指令,完整地执行着每一个加工动作。升级后的产品越来越畅销,预计今后将会成倍递增。

    数据显示,2015 年上半年,在江苏制造的传统领域里,除了机械、石化和轻工仍然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以外,增长较快的依次是纺织、医药、电子,建材、石化、冶金增长相对较慢。机械和纺织产业位居全国第一,电子、冶金、石化居于全国第二位,电子信息产业利润增长最大,南京物联网和软件业国内排名第一。江苏的工业已经不再是粗放式发展,并从招商“引资”转为招商“选资”阶段,只允许批准精细尖端项目,环保的弦绷得很紧。

    江苏外向型经济转型起点较高,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就进行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布局,如 IT 领域,明基、华硕等外来资本带动了苏州电子通信产业的崛起。但江苏电子产业缺乏基础,一旦外资撤离,前景堪忧。江苏的策略是:培养本土新的增长点,持续投入新技术开发;更多偏向工业设备、技术以及人力,培养一批具有实战经验的创新团队。

    位于江苏北部的连云港天明集团有限公司专攻中国矿山特种设备,是一家依靠科技创新、自主创业成功的原生型民营企业。2000年,董事长卢明立放弃国有企业领导岗位,带着8名下岗职工开始创业,从做“小、精、尖”的氨纶纺织丝成套设备起家,发展到拥有6个高端研发制造工厂,资产总额超过20亿元,2014年完成产值21亿元,为国内行业第一。为了抵御单一产品生命周期带来的风险,天明集团研制出具有战略意义的煤机装备技术——“岩芯钻机”。这是目前世界钻掘最深的煤机,并生产出填补国际行业空白的“连采设备快速搬运车”。

    引起业界关注的还有江苏北部的新医药产业集群。连云港开发区已建成中国最大的抗肿瘤药物、抗肝炎药物生产基地和重要的现代中药生产基地。在最新公布的“中国最具创新力药企十强”榜单中,连云港占据三席,正在成为中国医药创新的领头羊:“恒瑞”再登榜首,“豪森”位居第三,中国首个自主研发抗癌新药阿帕替尼上市,“康缘”热毒宁入选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诊疗方案。

    汽车工业更是乘势而上。金龙海格的意外壮大得益于新能源产业。2000 年后,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了新能源战略的重大机遇,具备了一定生产力的金龙海格立即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发展机会。旅游业兴旺和打工潮的需求,高速公路扩建后带动了整个客运体系。从 2013 年起,金龙海格每年的生产量保持着“井喷”速度。截至2014 年,位于苏州工业园的金龙海格以年产值突破百亿元,排名国内第二。

产业转移新态势

    江苏制造业区域内、区域间,以及国内、国际的产业转移,都出现了新的迹象。区域产业转移是促进经济平衡的手段,成效显著。2015 年上半年,苏北、苏中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11.1% 10.3%,再次领跑全省,高于苏南;GDP 占江苏全省的 40% 以上,日益接近苏南,逐步形成了苏南提升、苏北振兴的区域新格局。

    江苏产业布局不平衡由来已久。南部的苏州、无锡及常州地区与上海接壤,向来是江苏最重要的纺织、粮食加工和机械制造基地。改革开放后,人多地少的苏南地区迅速向非农化转型,出现数以万计的乡镇企业,并借助上海的技术辐射,打下了较为稳固的工业基础。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江苏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得益于多年积累的工业底子,江苏很快就与新加坡、日本、欧美以及台湾地区达成了合作关系。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吴江和昆山经济开发区的建成,标志着江苏的经济结构转向外向型。南京主要侧重于物流、重化和信息产业,无锡集中于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苏州和常州则专攻现代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形成了“特色发展、错位发展、梯度发展”的态势,是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苏南的工业基础在历史上就强于苏中和苏北,现在到了接近工业化高级阶段的初期,属于加工型地区。而江苏北部位于江苏边缘,工业基础较弱,属于资源型地区。

        2005 年,江苏以《关于加快南北产业转移的意见》为起点,苏南的产业开始向苏北转移。苏北经济近几年正在迅速崛起。

    连云港是中国第一批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2015年上半年,连云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546.2亿元,增长13.2%,增幅为江苏省第一位。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战略已见成效。全球最长的75米风机叶片从连云港下线,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端大功率变频刮板输送机成套设备、全路面大口径救援钻机由连云港企业研发,全国医药企业创新力20强医药集群正在此落地生根......一批新兴产业在连云港,在苏北其他工业区快速增长。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江苏以稳住苏南,为苏中、苏北承接先进技术、形成产业辐射,大力推进产业、财政、科技、劳动力“四项转移”、“南北共建开发园区”等多项举措。为促进产业转移,苏南苏北实行了五对“城市联盟”:南京与淮安、苏州与宿迁、无锡与徐州、常州与盐城、镇江与连云港分别合作、建设苏北五大产业园区。以 2007 年建成的“苏宿工业园区”为南北合作标杆,2013年江苏又出台《促进苏南苏北工业的指导意见》,要求苏南不仅把资金、项目、理念带过去,还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污水。产业转移速度快、推进力度大、规模盛大、工业化程度起点更高。

    苏北积极争取国家支持,获得国家5000亿元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苏南工业发展的经验,不仅加快了苏北工业化历程,也初步完成了产业升级。大批知名苏南企业集聚苏北,很多迁移企业在园区的基地比原有的苏南总部规模还大,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更为明显。迁移到苏北的悦达集团、维维集团等6家企业,收入均超过百亿元。波司登、恒力、梦兰等企业巨头亦大批北迁。

    苏北投资的便利使其更容易形成产业链,往往是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一个产业链。如 2006 年,中能硅谷落户徐州后,几年时间,江苏艾德、河北晶澳、宁波麦克等先后进入,最后形成了一个千亿量级的光伏产业集群。而富士康落户淮安之后,也造就了“南有昆山、北有淮安”的 IT 产业格局。

    盐城的汽车、纺织、机械装备和化工,淮安的盐化工新材料、IT、特钢等产业,产能均接近千亿,而千亿级的产业达到20个左右,基本上完成了对苏北城市的再造。如今,苏北五市已正式划入长三角地区,苏北的几个城市也被选入国家沿海开发战略中。

    江苏省政府牵头进行产业转移,向西部推进。对新疆主要是伊犁,对西藏主要是拉萨,另外还有青海、云南。2015年与新疆伊犁签定转移合同 500亿元。伊犁地方劳动力便宜,但市场空间有限;新疆有棉花,但纺织运营成本太大。产业转移对新疆发展有拉动作用,比如说解决劳动力就业,棉花生产、原料加工也促进了当地产业升级。

    江苏制造业“走出去”战略已经初具规模。政府搭建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尼日利亚四个驻外代表处作为平台,为企业提供一些政策咨询、服务的帮助,2015 年向外拓展力度继续增大,鼓励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

 

由大趋强的跨越

    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2015年,江苏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 江苏行动纲要》,制定“工业强省工程”。“江苏制造”下一步的重点将是 8个任务和 8 个工程,在 15个领域进行。8个任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业态模式创新、对外交流合作、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绿色生产制造、持续性技术改造以及加强质量品牌;8个工程是高端装备创新、军民融合、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质量品牌建设、制造业国际化、绿色制造;确定15个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提高工业附加值,促使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编辑 季节)

 

 

 

 

(案例部分)

苏州工业园变迁图谱

_王 南 潘英丽

 

    苏州工业园启动于 1994 年,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共同绘制的蓝图。第一个 10 年后,苏州工业园区的经济总量达到了再造一个新苏州的规模,李光耀发出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赞叹。从 2006 年开始,苏州工业园进入了以内涵增长为特征的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商务新城建设时期。

    如今制造业转型已取得初步成效。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外,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集成电路、光电、航空和汽车零部件等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68.4%。在纳米技术应用、生物医药、云计算方面,2014 年苏州工业园区分别实现产值 200 亿元、283亿元、192.8 亿元,同比增长 48%23%31.3%,成为叫响全国的“国家纳米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2015 9 29 日,国务院批准《苏州工业园区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的总体方案》,意味着这一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重要项目又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有风景的工业园

       20 世纪 80 年代,苏州乡镇工业开始开拓国际市场,奠定了一定的外向型经济基础。进入 90 年代,乡镇工业步伐加快,外贸出口几乎占到了全市总额的“半壁江山”。在这个背景下,1994 2 月,中新两国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同年 5 月,国务院正式启动苏州工业园区建设。

    苏州工业园从当地现实出发,并充分借鉴新加坡提供的新城建设经验,定下了一个多重身份的目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高科技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生态型幸福型综合商务城区,但方向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发展产业带动城市经济的产城融合路径。

规划先行、产城并进

    “规划先行”、“规划即法”是园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园区的第一个规划是 1994 年制定的。在开发模式上,园区当时提出以制造业为先导,先工业,后居住,再商业,用市场化的时序进行城市开发。到 2007 年,园区虽然已经基本形成规模,但又面临土地资源瓶颈、产业升级的压力以及科技创新的要求,重新定位和明确思路显得尤为必要。在2007 年规划版本里,园区将自身定位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和服务外包基地、长三角地区现代商贸物流运营中心,以及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之一、苏州市中央商务区和重要的城市服务中心,并且明确了建设苏州东部新城的目标: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2013 年,园区又提出促进产业效率的规划内容:探索转型升级、内涵发展的新路径,建成经济管理、社会文化和生态同步发展的现代化新城区。

    在规划理念的引领下,苏州工业园经历了农村城镇化开发建设阶段。当原先田园水乡的面貌彻底发生变化,民众喜迁新居时,以世界 500 强为代表的国际资本纷至沓来。到2003 年,园区经济总量达到开发前的苏州全市水平,相当于10年再造了一个新苏州。2004 年,园区工业实现了大跨越,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99.4%,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 达到 2.4 万美元,率先在江苏实现高水平小康。

跨越“雁阵模式”

    产业发展是开发区式城镇化的灵魂。从产业分工的角度,世界工业园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新加坡工业园区为代表的,承担国际产业转移建立的生产基地式园区;另一种是以美国硅谷和中国台湾新竹为代表,以经济增长点为目标而聚集创新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孵育新产业的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主要借鉴了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发展经验,通过吸纳高端要素的集聚,挑战了产业分工的“雁阵模式”,成功地跳过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阶段,直接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及研发中心等技术、知识、人才密集型的高端门类,体现出园区内产业发展的高科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特征。

    美国超威半导体中国公司(AMD)是园区第一批落户的外资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一直保持着最领先的技术。它拥有两个世界工厂:一个是 20世纪 70 年代的马来西亚工厂,另一个就是苏州工业园里的中国工厂。据公司运营总监透露,20082009 年,苏州厂出口量曾经飞跃式增长,进出口量分别达到 10 亿美元。从 2010 年起,AMD 开始纵向完善产业链,主要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为目标,两年后出口额上升至 25 亿— 26 亿美元。受国际市场影响,从 2013 年开始,每年产值基本保持在 20 亿美元左右。记者发现,由于苏州工厂的人才储备相对稳定,这几年美国总部虽然在苏州的研发投入有增无减,并有意将现在的美国研发总部搬到上海研发中心,但是生产部分会逐渐向马来西亚工厂转移。

        AMD 公司只是园区外资企业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从10年前开始,园区里的外企就已经开始陆续外迁。为了优化园区产业结构,从 2005 年开始,园区率先在国内开发区实施产业转型升级,进入苏州东部综合商务新城的建设阶段,通过聚集高端产业完善城市软件。当年,园区制定出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倍增、科技创新跨越、生态优先、金鸡湖双百人才、金融产业三年翻番、纳米产业双倍增、文化繁荣、幸福社区的“九大行动计划”。

    截至 2013 年末,91 家世界 500 强企业落户区内,生产总值达到 1910 亿元,进出口总额 804 亿美元,常住人口人均 GDP 4 万美元。2014 年,苏州工业园已由建园之初外资独打天下,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制造为主的产业格局,逐渐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集成电路、光电、航空和汽车零部件的高新技术产业链。上规模、特色强的创新基地正在建成,其中,高新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68.4%。以纳米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新兴产业正在成为继电子信息和机械制造后园区主导产业的新兴增长点。

新兴产业崭露头角

    苏州工业园且行且创新,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从 2005 年起,园区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大批产品技术含量较高的外资企业进区发展,带动了以跨国公司配套为主的民营企业的成长壮大。新特征的出现使园区在产业结构方面做出调整:聚焦发展核心支柱产业和新兴主导产业,在制造业方面重点发展电子信息制造、装备制造两大支柱产业,在科技新兴产业方面加快发展纳米技术应用、生物医药、云计算等主导产业。

        10 年前,苏州金龙被瑞典的货车及巴士制造厂斯堪尼亚(SCANIA)选中,开始了重卡和消防车的合作。2006 年,苏州金龙开启全球战略,由它生产的海格客车出口到了 85 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更以 102.38 亿元的品牌价值跻身“中国500 最具价值品牌”榜,成为中国客车行业发展最快的企业之一和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进入中国企业信息化 100 强行列。

    合资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得到国外派送的技术工程师进行长期指导,一直默默无闻、苦练内功的苏州金龙在设备、技术、人才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短短几年里,中国客车制造技术、油漆工艺已经和国际先进水平相差无几。

激发城市活力

    分析苏州工业园的做法,不难看出,苏州工业园在 10 年前就开始持续地增加第三产业和高新科技投入,并且力度逐渐加大,争取从根本上提升园区的自生能力,形成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集群。在第三产业结构中,苏州工业园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现代制造产业发展强劲,两者产业演替趋势最为接近;苏州工业园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特区都很好地利用了国际产业转移契机,依托制造业优势,培育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企业,并加快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促生的总部研发经济、服务外包、创意设计等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比重正在逐渐增加,产业融合趋势明显。《中国制造业大调查》报告也同时指出,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已经实现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而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却还处于“二三一”的产业阶段。

    苏州工业园新闻中心主任朱启飞介绍说,苏州工业园是典型的被外商投资推动起来的国家级开发区,是苏南地区各种创新要素和新兴产业最集中的地方。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这里聚集了国家级研发机构 51 家、外资研发机构 147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665 家、各类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 5000 余家,人才总量居全国开发区首位,创新资源如此丰富,但是我们也看到,园区目前的科技进步与创新通道还没有完全形成,人才带动、创新驱动的机制也不太完善,尚未形成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这也是始终处于对外开放最前列的苏州工业园区第三产业稍逊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园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并且逐渐失去政策性优势的当下,园区制定的下一步目标非常明确:打造中国开发区升级版、建立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和国际化开放合作示范区。

(编辑 季节)

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前三季度,重庆 GDP 同比增长 11%,增速全国第一。自 2013 年以来,重庆已经连续七个季度蝉联全国 GDP 增速第一,并始终保持在 10.7% 以上。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综合化工、材料、能源和消费品制造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全面形成,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建成“二环八射”高速公路网和“七干线二支线”铁路网。内陆开放高地加快崛起,两江新区开发全面推进,以寸滩水港、江北国际机场、团结村铁路中心站三个一类口岸及配套的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西永综合保税区、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 型)为主体的水、空、铁全面开放格局基本确立,以长江黄金水道、渝新欧国际铁路等为支撑的向东向西国际贸易大通道全面形成。

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重庆本是“光着膀子吃火锅”的传统消费型城市,倏忽须臾间,其经济增速独步天下,制造业逆袭全国。山城的经济增长动力何在?重庆的制造业转型路径又如何铺排?我们深入重庆调查,力求勾勒出内陆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庆路径。

 

制造业成为重庆经济增长着力点

制造业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凝结了大量的技术创新,世界各国技术创新的主战场都在制造业。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需要有若干个强大的制造业基地作基础;我国要保持与世界大国相称的国防实力,需要以若干个强大的制造业基地作后盾。

2015 年,重庆规模工业增加值的增幅保持了 2014 年以来持续高于全国平均增幅 4 个百分点以上的良好势头,而且已经连续 5 年位居全国前茅。重庆经济增速能够保持全国第一,是因为有实体经济作支撑,这是重庆经济增长的竞争优势所在。

重庆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93%。继续大力发展制造业,才能创造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重庆把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放在制造业上,这符合国家对重庆市的定位。

有速度,更有效益。重庆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 年,263 万辆的汽车产量,让重庆在成为中国最大的仪器仪表生产基地、最大的内河船舶研发基地、中国大型变压器生产基地之后,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2015 年上半年,重庆汽车产量 156 万辆、增长 22%,产值 2221 亿元、增长19%,占全市工业比重 22.5%,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3 个百分点。

和汽车产业相得益彰,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快马加鞭。2014 年,重庆共生产 6100万台笔记本电脑和 300 万台平板电脑,占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的1/3,以笔记本电脑为代表的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 5000 亿元。2015 年笔记本电脑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2015 年上半年,电子制造业产值1932 亿元、增长 12.2%,占全市工业比重 19.6%。汽车和电子两个行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49%。同时,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等十大新兴制造业产业集群快速集聚。

重庆市经信委的数据显示,2015 1-5月,重庆市规模工业实现利润总额393.8亿元,同比增长23.3%,高于全国24.1 个百分点(全国为-0.8%);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7.3万元/人,提高11.6%;总资产贡献率12.1%,提高0.6个百分点。

调结构,多点支撑新格局

产业结构调整是和集群发展同步进行的。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地区产业的单一发展不利于整个经济的进步。例如,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急剧下滑,社会问题随之出现,而多样性特点突出的芝加哥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就强。长期以来,重庆汽摩产业“一枝独秀”,占比始终保持在40%左右。必须在总量扩大中实现结构优化,以结构优化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2009年开始,重庆通过引进培育,从无到有发展智能终端制造产业,推动电子产业占比提高到20%以上,与汽车产业旗鼓相当,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结构,形成了电子、汽车双轮驱动、其他产业多点支撑的格局。

目前,电子、汽车、装备、化医、材料、消费品、能源等“6+1”支柱产业占比分别在 6.9%—20.5%。按照计划,到2020年,重庆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将达到万亿元以上,制造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均衡,抵御风险能力更强劲。

 

汇聚全球资源,共同做强重庆制造业

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重庆制造业的成长遵循着这一规律。重庆以打通国际物流通道为突破口,以加快笔记本电脑产业发展为抓手,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

以开放为动力,创建国际贸易大通道,使内陆城市变成开放前沿。物流过去是重庆外贸尤其是加工贸易的“短板”。为解决这一问题,重庆构建了“三铁一空”物流体系。一是代表国家积极进行“五国六方”协调,破解数十个难题,实现“渝新欧”常态运行,打通了中国通向欧洲的战略通道。现在重庆到欧洲只需 12 天,比海运时间缩短20 天左右,物流成本降低 18%,使重庆一跃成为面向欧洲开放的“桥头堡”,做成了沿海地区多年来想做、努力去做但没有做成的事情。二是打通出海大通道,实现“渝深欧”铁海联运、“渝沪美”江海与铁海联运常态开行,构建新的物流战略通道,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三是开通国际货运航线,实现从无到有,并迅速构建起立足重庆、辐射全球的国际航空货运网络;重庆已形成江海联运、铁海联运、空运、公路运输的多元化、“三位一体”立体物流格局,一举改变了江海联运一枝独秀的局面,有效破解了重庆口岸外贸物流瓶颈。便捷高效物流体系的构建让重庆有效地汇聚全球生产要素,有效提升了重庆制造业的水平和能力。

以市场为先导,引凤筑巢,创新通关保税模式。长期以来,综合保税区都是先申报批准,再引项目,这容易导致土地浪费和效率不高。重庆先引进了惠普、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重大项目后,量体筑巢,创新保税模式,获批设立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让出口退税的难题不再难,高效地享受出海口岸城市同样的优质服务和便利政策。不仅如此,通过努力,重庆还成为内陆唯一中欧“安智贸”(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城市,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货物运输,不再需要重复报关和验关,成功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为“渝新欧”五定班列开行奠定了关键基础。

重庆加强与欧盟国家在高新技术、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合作,引导重庆汽车、化工、矿产资源开发等优势企业向东南亚市场转移部分产能,从而强化开放引领作用、集聚全球要素资源培育和提升重庆制造。

“十二五”期间,重庆累计引资9000亿元以上,外商投资连续4年达40亿美元,引进世界500强工业企业 191 家,占入渝 500强企业的 83%。

 

依靠创新驱动,加快制造业转型

创新是国家之本,企业之魂,支撑民族大业的脊梁。

重庆力求在创新投入、研发主体培育、产学研合作、成果与人才激励等方面率先取得突破,促进产业内涵式发展。一是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把创新作为推动工业发展的主动力,深入推进“工业研发千亿计划”。2014 年,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0.92%,加快培育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长安汽车研究院成功构建“五国九地”研发格局,成为行业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典范;重庆材料研究院成为重庆市首个国家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重庆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达392家,国家级技术中心21家;全市规模工业企业专利授权总量达1.5万件以上,增长13%。

二是着力推进产品创新。深入实施“上市一批、在研一批、启动一批”新产品滚动研发计划,长安自主品牌汽车不断推陈出新,CS 系列车型供不应求,2015 年上半年自主品牌汽车产销量居全国第一。5 兆瓦风力电机打入国际市场,西南铝尖端铝材首次用于空客A380 机型、汽车用铝合金获得英标管理体系认证公司认证书,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进入这两个领域的铝加工企业;国际复合材料公司低介电常数玻璃纤维填补国内空白。新产品产值超过 3500亿元,增长35%以上,产值率继续保持在全国前列,新产品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

三是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深入实施“专家百团千企行”质量提升活动,聚焦汽车、电子、装备等重点行业,开展整机和关键零部件质量协同提升专项活动,提高加工精度、稳定性和使用寿命,重庆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排名全国前十,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117件。

 

中小微企业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活力

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目前,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瓶颈不仅是融资难问题,更关键的是订单不稳、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因此,重庆集中力量发挥四个方面的带动作用,击破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坚冰”。

一是聚焦订单带动,破解中小微企业受制于国际市场波动的风险。重庆采取“整机+配套”发展模式,通过整机企业的零部件订单需求带动中小微企业发展。截至2014年,重庆全市仅中小微型笔记本电脑配套企业就超过800 家。

二是聚焦初创带动,破解有资金无项目和有项目无资金的困境。创新中小微企业发展扶持政策,发展风险投资资金,建立“3F”资金担保机制,支持个人资金投入技术创新项目等。

三是聚焦环境带动,破解企业成本大幅上升的困境。着力打造“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融资、低物业”的五低成本投资环境,为中小微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空间。

四是聚焦信息带动,破解中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困境。重庆成立全国首家国际电子商务交易认证服务的第三方机构——重庆国际电子商务交易认证中心,对国际电子商务活动创新建立实物交易认证机制,成功地破解了跨国电子商务交易的结汇问题。

 

体制改革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新动力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生存的保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运用改革手段,解决经济长周期中反复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释放生产力潜能。

重庆赢在机制灵活。国内较大的液晶板生产品牌京东方的产品、技术、市场主要覆盖苹果、惠普、三星,其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其资金不足。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重庆市政府下决心自筹330亿元和京东方合作。重庆市政府的做法是:让京东方定向增发100亿股,每股2.1元,重庆的企业认购210亿元股份,其余向银行贷款 120 亿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抓好工业领域内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制造业分工细化催生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形成重庆制造业发展新的动力。

重庆市还加强金融服务业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如设立了总额20亿元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组建了80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等等。由于金融业发达,使得重庆制造业总体融资成本处于低位。近年来,重庆培育和引进总部型、区域性金融机构,做强银行、证券、保险业,发展金融租赁、金融保理、信用保证保险、责任保险等新型业态;积极争取国家各类金融试点,设立民营银行,发展银行卡清算、再担保、跨境金融服务和互联网信用服务等业务。已经有一定跨境人民币结算基础的重庆还将融入人民币国际化加快的进程,深化跨国公司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保险交易所、石化产品交易中心、巨灾保险试点等内容也列入了重庆金融发展计划中。

 

抓住新机遇,制造业跃升“工业 4.0

中国制造要由大变强,首先要加大“两化融合”步伐,用信息化带动整个制造业发展,让中国制造包含更多中国创造因素。同时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

重庆制造业基础良好,制造业的总产值目前已经超过2万亿元。重庆市2014年“两化融合”指数为 78.96,西部排名领先。重庆将全面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帮助企业提升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构建产业发展效率新优势。

2015年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专项中,重庆市项目数占全国的10%,而资金扶持总额占全国的30%。2014 年,重庆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实现产值近100亿元,预计2015年将达到150亿元。初步形成了集研发、整机制造、系统集成、零部件配套和应用服务于一体的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链雏形。

重庆将在基础较好的企业开展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试点示范;促进信技术在产品设计、生产、储运、销售等环节的全面运用;加快发展机器人、数控机床等智能装备制造业;创新商业模式,通过融资租赁、租用等灵活方式,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智能化改造的资金瓶颈。

 

制造业如何“化危为机”

从全国看,受国内外需求放缓、增长动力接续转换等因素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行业发展分化明显,企业效益状况不容乐观。就重庆全市而言,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从行业看,结构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传统产业中低端产能过剩的影响加剧,如重庆黑色金属采选、纺织、煤炭等行业的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农副食品加工、皮革、专用设备制造、铁路船舶交通装备等18个行业产销率不同程度下降。

二是企业盈利空间持续受挤压。从价格看,2015年上半年重庆市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下降2.4%,连续37个月处于下跌态势。6月末,煤炭、钢材、铝材、水泥等产品价格较年初下降了2.5%12%,汽车价格也已出现明显下降。由于价格下行的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企业盈利空间继续受到挤压。从成本看,人工成本递增较快,年递增10%15% ;企业各类社保支出占工资的比例达40%;融资成本普遍高于15%2015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管理、财务费用合计增长15%,高于主营收入增速2.4个百分点。

三是部分企业资金链处于紧绷状态。金融机构慎贷、惜贷、抽贷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银行出于风险防范考虑,惜贷现象加重,部分中小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着贷款难度大、审批周期长、贷款规模较小等问题。大量承兑汇票导致资金周转周期加长,资金成本进一步抬高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

一是加大产业扶植力度。近年来,重庆工业总量有了大幅提升,但工业规模依然较小,仅占全国的 2%左右。为改变这一状况,重庆在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将其作为工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打造新的增长点。

二是推动川渝地区成为天然气产业发展试验区。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对于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都有积极作用。长期以来,由于川渝地区天然气藏量丰富,培育了一大批天然气化工企业,并在人才、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定位为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的重庆市,正朝着既定目标——世界制造业中心前行。

 

 

 

 

(案例部分)

重庆缔造的传奇:全球笔记本电脑基地

_吕红星

 

2014年,重庆市笔记本电脑在全球市场出现萎缩的背景下逆势增长,生产笔记本电脑 5471万台,增长35.7%,实现全球每4台电脑就有1台“重庆造”,单台价值提高12.5%,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2015 年上半年,重庆市生产笔记本电脑2730万台,与2014年同期持平。目前,笔记本电脑的产值占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比重超过40%,成为重庆市与汽车制造产业并驾齐驱的两大支柱产业之一。从开始引进笔记本电脑落户谈判,到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重庆只用了短短7年时间。

 

引进惠普——将“没有”变成了“有”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

20077月,重庆市与上海惠普中国公司取得联系,希望惠普笔记本工厂能够落户重庆。对于一个没有多少IT产业基础的中国内陆城市而言,外界也并不看好重庆。而重庆在中国版图中的位置和地位引起了上海惠普公司的注意:重庆作为内陆唯一直辖市、西部大开发战略桥头堡,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及辐射力。2008512日,经过精心准备和细心周密的考量,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的黄奇帆亲自率领重庆团队赴美国惠普总部进行项目商谈。当年,重庆与惠普公司在北京举行重大项目签约仪式,400万台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项目备受海内外关注。

在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设计者们看来,惠普400万台还不足以撑起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的梦想。重庆要发展成为笔记本电脑基地,必须创新模式,解决物流成本问题。重庆淘汰了“两头在外”(即原料从境外购入,生产产品出口到国外)的模式,而采用“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垂直整合一体化模式,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了进项物流成本。通过“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垂直整合一体化模式,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从而一举解决了成本问题。

为使惠普的产品通过波音747400满载不经停地直达欧洲,重庆市更改了机场设计,并调整了现有铁路运行线路,提高了铁路时速。经过多方论证最终与惠普、代工厂商确定了“重庆—(铁路运输)—深圳—(海运)—国外码头”这条“战略通道”。同时,“渝新欧”铁路的开通使从重庆到德国只要13天,比从中国沿海经满洲里到欧洲快7天。海陆空运输线的贯通一举解决了交货期问题。

解决好了物流成本和交货期这两大难题,重庆理所当然地成为建立全球笔记本电脑基地的最佳选择。

 

由“筑巢引凤”到“引凤筑巢”

重庆市意识到,光有惠普这个品牌厂商还不够,“筑巢引凤”只是第一步,要想使企业“搬不走”,就应该“引凤筑巢”,迅速形成“品牌厂商 + 代工企业 + 配套零部件厂商”这一完整产业链。惠普来了,其代工厂商富士康、广达和英业达就成了下一个目标。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回忆说:“我进富士康总裁郭台铭的会议室,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给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给他一单生意。惠普搞了400万台笔记本给重庆。富士康过去做了很多零部件加工,但没有做一台整机。如果富士康到重庆,将可以获得上千万台的份额,既做整机,又做零部件,条件则是必须把零部件厂商带过来,零部件基地要搬过来。”这一说法立马吊起了郭台铭的胃口,当即就把十几个部室主任和四个副总裁一起叫来参与会谈。原本只有半个小时的见面,最后被延长至三个半小时,合作意向基本敲定。

20098月,富士康与惠普一道,落户重庆;200912月,英业达携手重庆;20101月,广达如约而至;2010121,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厂商宏碁(Acer)将其全球生产基地和中国第二营运总部布局重庆,这是宏碁公司在全球战略布局的唯一一个复合型基地。

在短短的几年内,采用电子集群发展战略,聚集全球资源合作,笔记本电脑从无到有,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当制造业在重庆扎堆,为其服务的物流、金融、各种中介、检测,各种各样的服务业也会扎堆,从而产生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

据了解,重庆市近年来一步步实现了“5+6+860”的电子产业集群,“5”就是5个品牌商,搞研发、产品设计、推出新产品的世界级龙头企业;“6”就是6个代工企业,全球 92%的产品都是这 6家代工企业代工,它们在重庆扎堆;“860”就是860个零部件厂落户重庆。截至2014年年底,470个零部件厂已经投产,产值600亿元。目前已开工投产600多家,其余的正在施工,估计到2016年投产。

“产业集群有三种概念:第一种叫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集群,比如做电脑,提供电脑零部件的就是上游,整机做出来以后销售、物流企业就是下游。第二种就是同类企业集聚,是干同一个事情的企业扎堆,比如我们电子产品,五六个代工企业扎堆,五六个品牌商扎堆,大家在一起互相竞争。第三种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二者相互促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经济师涂兴永介绍说。

当前,重庆市的产业集群发展完整地囊括了这三种概念,由于这个集群的存在,2014年,全球电脑的1/3是“重庆造”,共6000万台。2014年全球笔记本电脑销售1.9亿台,重庆占1/3,占全中国产量的50%还多。这就是集群式产业发展的作用,这些光鲜的数据说明这个集群是有竞争力的,重庆的集群发展模式是成功的。

许多企业之所以落户重庆,诚然与重庆的产业集聚有直接的关系,但重庆市提供的优惠政策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例如,重庆根据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的现实要求,获批设立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成为内陆唯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重复)。

台晶(重庆)电子有限公司于2010年入驻九龙坡区的金凤园区,主要从事计算机芯片、石英晶体颗粒、石英晶体振荡器及相关电子元件专用材料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在石英元器件开发领域已成为全球第三。台晶重庆项目总投资8800万美元,一期项目于2013年投产。

为了更好地共同应对企业财务、社保等一系列问题,包括台晶(重庆)电子有限公司在内的17家笔记本电脑配套企业成立了电子信息产业联盟,从而拥有了抱团发展的合作平台。台晶认为,产业联盟是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社会性产业组织。联盟成立后,可在区域内形成优势互补,促进企业共同发展的良性态势。

经济增长实践表明,任何国家都无法依靠一种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的长期繁荣,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增长动力的转换。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更需要重塑工业增长动力机制。重庆这些年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靠的主要就是产业的集群化,当前取得的这些成绩主要是集群化带来的,但产业集群化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今后产业集群又会面临新的挑战。

 

要考虑青黄不接,更要考虑青黄相接

目前,笔记本电脑的产值占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比重超过40%。为改变电子信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状况,重庆以“1+N”多元组合模式,由“一枝独秀”发展成产业森林,推动产品从单一的笔记本电脑向打印机、显示器、路由器、交换机、平板电脑等拓展,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由“一枝独秀”演变成产业森林的格局业已形成。

数据显示,2014年,在全市生产笔记本电脑5471万台的基础上,重庆生产了显示器995万台,增长23.2%;打印机1944万台,增长1.2倍;手机3546万台,增长2.3倍。2015年上半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手机、显示器等产品订单大幅增加,产量分别达7953万台和859万台,分别增长64.3%和49.9%;液晶显示屏、集成电路、印制电路板、汽车仪器仪表等产品受新投产企业带动,增长迅猛,增幅均超过25%。全市电子制造业实现产值1932亿元,增长12.2%,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9.6%。

根据重庆市笔记本电脑配套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赵阳判断,移动互联的异军突起使笔记本电脑面临巨大冲击,虽然呈下降的趋势,但笔记本电脑会相对稳定,不会有大的变化。“针对这种趋势,我们要未雨绸缪,走高端路线,提高电脑的附加值。”赵阳进一步表示。

    为不断提高以笔记本电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的竞争力,着力突破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深化信息技术应用,优化产业布局,持续引导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从而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重庆市正积极寻求信息产业内涵式发展路径。路径有三:

一是全面构建全流程产业价值链,开创加工贸易“微笑曲线”全流程引进的范例。

二是积极实施“云端计划”,努力打造亚洲最大离岸云计算中心和国际信息港。

三是持续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工业转型升级。

在产业培育的初期,各方面资源还没有配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发挥导入作用非常重要。特别是视野、远见和追求以及果断力、决策力,对于重大项目引进的成功非常重要。以重庆市从无到有引进惠普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到过全球许多地方,也考察了许多城市,谈过很多项目,发现重庆的领导和重庆团队是非常专业、高效的队伍。”惠普高层对重庆领导和工作团队的评价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变农民工为城市工人。农民工实行的是“九三工作制”(九个月工作,三个月要回家),这会强迫企业停产放假。户籍改革之后,农民工变城市工人,实行一年12个月的工作制,节假日休息。这不仅是笔记本电脑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也是重庆制造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始终处在代工制造的低利润环节,而在整个笔记本电脑产业体系中,传统加工贸易环节只有3%的利润率,研发环节的利润率是12%左右,而结算环节的利润率超过18%。为此,重庆在笔记本电脑品牌商、代工商和零部件制造企业大量集聚的基础上,着力打造IT研发机构集聚地,启动“云端计划”,建设中国最大的离岸和在岸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重复)。目前,惠普的全球软件研发中心已在重庆投入使用,惠普亚太结算中心已由境外移至重庆,年结算额上千亿美元。宏碁智能终端全球研发中心已正式落户重庆。通过产业链条向高端拓展,有力地推动了重庆电子信息和加工贸易由小到大、到强的嬗变。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