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前100城市集群专利和论文数量
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如深圳这样，在40年时间里，发生如此沧桑巨变，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飞跃，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中心城市。深圳起步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1980年全市GDP仅是香港的0.2%，目前已经超过香港；当年深圳的人均GDP是中国大陆的2/3，是香港的3％，目前已接近大陆人均水平的三倍和和香港的2/3，是位列全球前十的金融中心，是全球高新技术产业高地，对外贸易量连续居我国大陆城市第一，占比约1/7。在世界范围内的5000个经济特区中，深圳位列第一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深圳博物馆中，有两幅特别令人瞩目的照片，一幅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幅是习仲勋主持省委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广东开放。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话是，“就叫特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那是两位老人家谈广东改革开放与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1978年，习仲勋与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回忆说，我们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提出把毗邻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当时小平同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后来中央就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了。[1] 深圳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闯出来的。改革开放不是四平八稳，确保万无一失，就是要大胆试，大胆闯，杀出一条血路来。建立特区，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思想最大的实践之作，成为历史的交响。[2]
深圳经济持续转型的内因
不同的人都可以对深圳现象做出不同的解读。我个人相信，深圳现象一定有着内在的规律，一定不是简单化“一靠特殊政策，二靠香港”这么简单。
深圳有个著名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对深圳发展的社会学的解释，不只显示了深圳文化的包容性，而是说明移民城市有利于创新发展。有关移民城市与创新城市的关系，社会学似乎比经济学的解释更贴近现实。移民城市最重要的特质是打破了原有的分层，推动了更加广泛的思想碰撞与交流。我们很难想象，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能够和劳务工们坐在一起真诚而热烈地讨论创新，但在深圳可能就是司空见惯的。大家都是移民，一桌人可能是因为发小，老乡，战友，中小学或是大学同学而相聚。老城市创新活力不强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芸芸众生，不同层级、不同思想、不同经历，很难在一起交流碰撞，也就很难产生火花，而创新首先是要有新观念。有过当兵的经历会对团队精神与执行力有更深刻的认识，一位科学家会对新产业新技术有内在的敏感，一位风险投资家熟稔于技术的定价，公务员能更好解释政府的政策与工作方式，聚在一起就可能形成关于产业技术与企业创新的具体而深入的讨论。很多同志在深圳发展初期访问深圳时，往往会得到一个“野蛮生长、草根生长”的印象，这是一种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学现象。改革开放四十年，五亿农民进城，可以说，我们很多城市都是移民城市，但为什么只有深圳出现了如此明显的移民城市效应呢？这值得我们每一位城市管理者思考。固化社会分层，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广泛的社会交流，就无法获得创新发展的收益。比较典型的是，城市政府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将流动人口挤到市中心区外居住，以壁垒森严的封闭式小区强化社会阶层的分隔等等。
科学学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视角。从科学技术角度看深圳，最大的启发是全面配套产业链。深圳政府最积极也比较擅长的事就是研究产业链，但不是以行政权力指定谁是产业链上的优胜者，而是研究产业链上缺了哪个会制约发展的环节，鼓励支持企业围绕重点关键环节进行突破和竞争。
如何运用经济学解释深圳持续转型发展？深圳为什么能成为创新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创新企业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创新企业会产生不断增强的激励效应和示范效应。很多企业会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华为，会以任正非为榜样。创新加剧市场竞争，企业竞争生存依靠创新，这是马克思关于创新的重要思想。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内生性以及创新加剧竞争的反馈过程做了非常深刻的讨论。每个竞争生存的企业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而创新，一个企业因创新获得的市场优势和超过平均水平的收益引来了更多的竞争者。[3]
经济学重视企业家作用，尽管不知道谁能成为企业家。一个城市如果能够造就规模与密度极高的企业，就有可能创造强大的企业家队伍。这是深圳内在的东西。而企业家创造企业家是真正的城市梦想。若100名创新企业家能够带动另外100名创新企业家的过程持续不断，就是创新收益递增，反之就是创新活动萎缩。创新企业家汇聚，就会出现一座不同凡响的创新城市，硅谷是世界级创新城市成功的标志，深圳正在以极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而享誉世界。不断扩大企业家队伍的规模，提升企业家素质与视野是深圳持续成功的关键。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相对于其他城市，深圳法治化水平比较高，法治化建设比较早，比较系统，以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比较自觉。营造了比较公平透明的、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也是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制度经济学问题。
深圳经济增长、周期与产业升级
一直以来,深圳都是高速增长的代名词，这其实是个错觉。深圳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随着总量规模不断扩大而经济增长率分阶段下行的过程，从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到逐渐向全国平均增速靠拢。经济特区建设前五年的增速超过了50%；经过一轮衰退后，增长率恢复到30%；九十年代中期，经历第二个经济周期后，平均增速下降到20%以下，而后短暂恢复。第三个经济周期后，平均增速降低到15%以下，目前已经低于10%，与全国平均增速的差距从最初的近40个百分点到两个百分点左右。深圳经济有10年左右不太规则的中长周期，也嵌套了有迹可循的3年左右的金融周期。[4] 深圳经济所经历过的几次重要转型，基本发生在中长周期的底部，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开创一个新的繁荣期，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快速的产业升级转型之路。[5]
深圳经济第一次重大转型大致发生在1985年大衰退之后。当时深圳开始了“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增长，依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6] 当年深圳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而“血汗工厂”留给全国的印象至今仍是挥之不去。
1995年是深圳第二次衰退和大调整，经济特区政策变动与港深穗高速公路通车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后，大量的产业沿着高速公路，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东莞迁移。东莞在三五年内就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生产加工聚集地。深圳经济失去了“三来一补”产业而大幅下滑，被迫走向模仿制造。[7] 随后的十余年，深圳在全国形成了新的“山寨”城市的印象。深圳经济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性创新时代。无论是中文语境中的山寨或是英文语境中的“Copycat”都刻画了没有核心研发竞争力，凭借模仿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初级工业化过程。事实上，全球没经过模仿时代的，只有英国，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地方。曾几何时，Made in Germany 和日后的Made in Japan都与山寨模仿有关，如今Made in Shenzhen也正在成为一流制造品牌。包括华为、中兴、招商和平安等很多深圳企业的著名品牌都崛起于那次大转型。[8]
2003年前后，深圳经济陷入了新一轮衰退，大量企业因深圳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升而出走，寻求更低成本。“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大讨论充满了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是新一轮有取有舍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专业化加工装配转向专业化制造和协同创新的升级过程，由此，深圳完成了从深圳装配向深圳制造的转型，Made in Shenzhen开始有了世界性声誉。一批优秀核心企业完成了从远远地在后面跟跑，逐渐向领先者靠拢的竞争性学习的转变。一大批优秀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开始成为国际化分工中细分领域的佼佼者。
2010年前后，深圳开始了新的创新驱动转型。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从世界著名的copycat成长为著名的创新温室。[9]
进入创新时代，深圳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自主创新模式，利用互联网平台、云计算、大数据模型等新技术，依托科技型龙头企业，组建了45个产学研联盟，培育了70家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知识和思想创造，基础科学与产业创新结合越来越紧密，人力资本和新技术、新产业、新思想、新创意替代物质资本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深圳经济发展的前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超过50%，2010年以来已经稳定下降到25%。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创新能力。按照五年累计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2016年深圳—香港已经成为仅次于日本东京—横滨的世界级区域创新集群。[10]2010- 2013年经历了一轮主动的经济调整，三年中企业外迁近两万家，引起经济大幅度下滑。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经济增幅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是深圳仍然坚持方向不变、步伐不停、力度不减，[11] 坚持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过程，加快了深圳经济发展从速度型向质量型，从低价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市场竞争与国有企业改革
雷军曾讲过一句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话：创业能否成功要靠命，创业者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思考，如何找到能够让猪飞起来的台风口。[12] 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出现会加大企业为提升获利空间而竞争，这是市场条件下企业生存发展的本能。风口就是一轮又一轮新技术走向产业化的过程。在市场条件下，许多企业出于对光明未来的憧憬而加大投资，创新因此引发了经济繁荣上升期。不过风口过后，企业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产业组织和产业技术变革，能够真正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现实中，往往只有少数企业做到了为市场接受的创新，很多企业则成为失败者。雷军说，在台风口，稍微长一个小的翅膀，就能飞得更高。但真正飞起来的只能是振翅高飞的鹰。不难看到，风口过后归于静寂就是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大浪淘沙后，优秀企业的成长壮大会带动真正的经济繁荣，经济增长因此而走向创新驱动。鹰是市场竞争优胜者，而政府不可能预知谁会是真正的鹰，也不可能知道谁会是被风口卷到空中的猪。
将美国和印度企业效率比较。印度最好企业的创新贡献超过了0.2；美国最好企业的创新贡献也不到0.3。美印之间的根本差别是，大量印度企业的创新贡献不足0.1，不创新依然可以活着。美国企业则是不创新就不能生存。[13] 我们有理由猜测，中国企业的创新绩效应该在印度和美国之间。我们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数据，实证检验证明，深圳样本企业创新绩效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14] 在深圳，市场经济发展最突出地表现为分工效率和竞争效率，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
根据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1980年深圳的劳动力为15万人，目前已经达到千万人。同期内，劳动生产率从1300元提高到24万元以上。尽管深圳以现价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比劳动力增长要快两倍，深圳数量型增长的特征还比较明显，从企业家数变化则可以看出深圳质量型发展的特征已经比较突出。1980年深圳有企业830家，目前超过了200万家。活跃纳税企业90万家。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深圳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轿车的制造比较复杂，有十万个零部件，是一个分工极细腻、产业链发达、每个分工企业都可以获得垄断竞争收益的产业。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分工极细，构成极为复杂的产业链关联的积聚过程就是深圳的经济素质和产业特征。2010-2017年四市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比较，京沪深增加值率上升，津穗增加值率下降。深津比较，一升一降之间，两市当期工业增加值的规模就相差超过了2000亿元。不难看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数量型走向质量型，要依赖创新获得更大发展利益。[15]
1980年，深圳的国有企业员工占全部企业员工比为83%，1990年为91%，2000年为33%，2010年为19%，目前占9%。上世纪70年代，深圳曾经以行政化方式组建八大企业集团，2000年后濒临破产，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目前深圳市国资委管理的国有总资产已经超过3万亿元，净资产1万多亿元，销售收入5000亿元，利润1000亿元，税收900多亿元，资产证券化率80%。实现了党管干部与公司法相一致的管理方式，做大做强了国有资产，总资产位居全国第三，利润总额、净利润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国第二。国企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国计民生的稳定器，民营企业发展的推进器，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主体。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我们可以从深圳无人机产业的崛起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2013年，深圳旋停式无人机行业异军突起，产出规模近600亿元，成为众所瞩目的“无人机之都”。截至2018年底，深圳全市的无人机企业360家，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工业级无人机占国内市场的60%。深圳无人机行业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我做了初步调查。
首先，深圳具备世界级的无人机必备的碳纤维材料加工能力。从“三来一补”时代开始，深圳代工生产钓鱼杆、网球拍、高尔夫球杆等都是由碳纤维加工制造。其次，铝合金加工是无人机产业链的关键。深圳手机制造最高峰达到过10亿只产能，手机外壳就是铝合金。华为手机一大特点是宽屏幕窄边框，是精密加工技术的代表，由比亚迪生产。第三是特种塑料，对深圳而言，这是当年生产小家电形成的过剩产业。第四是电池、电驱和电控技术，这是深圳的看家本领。无人机就是机器人，AI（人工智能）是无人机更加广泛的运用。深圳政府在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中做了什么？2009年，市政府就明确支持机器人产业中的关键环节——伺服电机的发展，其中对磁性材料的基础研究给予特别关注，2013年后伺服电机和磁性材料研究一直是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支持的研究项目，在此领域先后资助5000多万元，填补了无人机产业链的关键短板，最终成就了这个行业。
其实，旋停式无人机技术几乎是同时在深圳和广州出现，此后广州无人机企业慢慢迁徙到深圳。其主要原因，一是广州没有经历过“三来一补”代工生产，缺乏无人机生产的分工产业链。二是产业集聚方式决定了穗深之间的差异，机器人方向行业是广州的优势产业，广州的伺服电机技术也很好；但和深圳不一样的是，汽车产业是广州机器人技术主要应用领域。深圳机器人技术则集中于精密仪器和医疗设备，小巧但更精准。[16]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政府要在推动和支持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实现“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达到1+1>2的效果。在深圳转型升级过程中，有两个口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支持“非共识创新”，另一个是“创造湿地效应”。
2006年，深圳提出支持“非共识创新”。[17] 当时曾经引发了质疑，“非共识”不就是政府说了不算么？但真要是“共识”了，还会有创新么？人类历史所有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从被怀疑到共识的。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要防止政府可能出现的“拉偏架”行为，即对企业有不公平待遇。在深圳，一个重大的产业创新项目要获得政府支持，需要经过系统的评估程序。自2006年以来，深圳持续探索建立鼓励创新的环境，制定合理有效的支持创新的政策和规则，创造了一个科学家与创新企业家双向依赖的评估体系。
湿地是自然界最具活力的生态系统，湿地的外在条件是要千分之三的盐份，低了或是高了都会导致生物消亡。至于进去之后是鸟吃鱼还是鱼吃虾、虾吃虫，决定于物种竞争选择。政府责任就是保证千分之三的盐份，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按照科学学方法，探讨科技革命引发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要素空间集聚与分工，部署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些是政府应当做，也能够积累经验、在不断的学习中可能做得更好的工作。
2010年深圳提出了“深圳质量”的转型发展理念，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性产业发展目录，实施了更加积极的集约性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快速外迁，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有效的产业政策可以加快弥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短板，但不要违反竞争性获得资源的市场原则。
从整体上看，深圳经济转型过程，坚持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法治为基础，以政府为保障。从深圳的实践看，政府要保障完善的公共服务，要推动建设完善的法治环境，要保障市场经济的企业间合约履行，是难度极高的工作。法治不仅在于立法，更在于执法。防止执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法治的核心。这其中重点的联结点是立法技术。如果立法过程过多重视立法意义，对各种可能的违法情景缺乏深入研究，法律适用就会产生比较普遍的“视情节严重罚款多少”一类的自由裁量权。大大提高立法的技术水平，依法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发挥好政府保障作用的重要内容。
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18]
当前，我国制造业的特点是规模大，创新能力不强，核心竞争力不足，转型升级速度不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8年工业报告从中可以看到，工发组织将世界制造业技术分为三个层次，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在2005-2015年的10年里，世界制造业三个层次平均占比变化为，低端技术占比从30.8%到29%，中低端从27%到26.3%，中高端从42.2%到44.7%，对比我国则是分别从29.9%到27.5%，30.5%到30.3%，39.6%到42.2%，中高端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比例上升速度只是世界平均水平一半。
我国制造业技术密度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和东亚水平，中高端制造业占比的动态变化也慢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该指标静态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人均GDP大约是印度的3倍，但低端技术占比却持续高于印度。加快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转变，不是简单追求规模，快速从低端退出，这是我们转型的方向。
科学与产业结合，提升经济发展的科学含量。深圳实现从山寨模仿向依赖自有技术的创新制造转变，依靠的是专利技术的申请与授权的持续快速增长。如今深圳不仅是我国发明专利的大市，而且连续几年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列全球城市第二。2004年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331件，2017年达到了20457件，占全国申请量的42%，超过了德国、韩国，也超过了法英瑞申请量的合计。深圳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统计的100个全球创新中心城市排名位列第二，完成了从“工匠城市”向“爱迪生式城市”转变，将产业技术抬升到科学前沿，成为以科学引领的产业创新代表。未来，加强大学与科研机构培养科学人才，探索科学发现能力，发挥产业创新引领者和推动者的作用，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跟跑走向并跑、走向创新驱动的基础。
图1纵轴是科学水平，以城市发表的SCI论文量作代表，横轴是PCT发明专利申请量。[19] 深圳-香港以PCT专利申请衡量的产业创新水平，位列东京-横滨之后居第二位。东京-横滨不仅位居PCT专利申请量第二，而且SCI论文发表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是首屈一指的科学发现与产业创新中心。做一个粗略的分类，世界100个创新中心城市可大致分为三类两个梯队：东京类双中心，北京类的科学发现中心，深圳类的产业创新中心。两个梯队是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中心城市以及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城市。不难看到，相对于世界名城，我国进入全球前100位的创新中心城市，尽管大学和科研机构云集，但科学发现和产业创新能力多数排在50位以后。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未来二三十年，当我国有更多的城市进入全球创新前50名，前20名，前10名，创新驱动将会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在此过程中，深圳需要思考如何能够补齐科学发现的短板，走向从科学发现到引领式创新的赶超。
发展中国家对先行发达国家赶超的过程，本质上是从跟踪模仿走向创新增长的过程。将市场的主导作用与政府的引导作用有机结合，创新才会有活力、有效率，深化改革，形成新型企业与政府关系，推动大学与产业结合，加快人力资本、科研成果市场化水平和能力，产业创新才能走向科学化。
（编辑 季节）
■2019年4月20日唐杰在张军教授的《深圳奇迹》新书首发式上做有关深圳创新的发言，根据速记整理《以深圳很成功走到今天，未来将走向哪里？》，按照《经济导刊》要求，唐杰对速记稿进行重新整理，并对若干重要史实和所涉相关理论背景进行了补充。在总结部分新增了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的内容。
*唐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深圳市原副市长。
[1] 文/田炳信，采访人：王全国，原广东省委副书记。采访时间：2004年8月23日。采访地点：广东省委大院家属楼【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2深圳见证改革开放30年记录。胡谋 《人民日报》（2008年12月31日12版）
[3] 马克思説“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引自《资本论》第十章
[4] 从统计上分析，深圳的经济开放程度高，经济调整期与全国密切相关也有差异，一般会早于全国一两年。
[5]唐杰：《“新常态”增长的路径和支撑—深圳转型升级的经验》，《开放导报》，2014年第6期。
胡彩梅、郭万达：《深圳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分析与借鉴》，《开放导报》，2015年第5期。
[6]李灏：《李灏深圳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7] “三来一补”的全称为，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
[8]唐杰、戴群、李战杰：《深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0年总第3期。
[9]Jewel in the crown：What China can learn from thePearl river delta, The Economist，2017-04-08.
[10]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7：InnovationFeeding the World，is the result of a collaborationbotueen 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Organization (WIPO) as co-publishers, and their Knowledge Partners.
[11] 参见深圳特区报专访许勤，2014-03-12。
[12] 见2001年的互联网创业与投资机遇分论坛报道。
[14] 三年前，深圳市科技创新委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签署保密协议，后者对科创委包含了7000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库的有效性进行了梳理、识别和深度挖掘，证实了上述结论。报告待授权发布。
[15]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地方GDP核算主要采用生产法，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总产值x增加值率。增加值率提高意味着中间投入占比下降，即以更少投入获得更多的当期产出。五市的数据来自于各市统计年鉴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
[16] 广州和深圳在汽车产业和无人机行业发展方面的差异，值得更进一步挖掘和深入思考。不恰当地夸大政府产业政策规划作用和市场自我选择的作用，在理论和现实中可能同时有害。从空间角度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非服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从理论上分析，我们几乎无法确定深圳和广州机器人产业发展在比较优势上的差别，但两个城市经济集聚特征和产业链的构成方式有明显区别。这种差别显然不决定当期地方政府的战略规划与选择，相反有关产业发展规划需要从本地甚至是本地与周边及国际化分工形成的集聚优势相结合。
[17]参见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深发〔2006〕1号）。
[1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002版。
[19] 数据源自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2018年报告。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博士研究生戴欣绘制。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工业化的水平越来越高。看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工业化，可以借助4个基本指标。
第一是结构变化。首先是国民经济的构成是否发生了变化？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比重怎样？其次，在工业部门内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否扩大？考察结构变化，要关注轻、重工业的比重发生了什么变化，还要看其产品结构是否发生了升级换代？其技术含量是否有所提升？
第二是量的增长。包括生产总量、人均产量增长。
第三是效率的提升。生产同一产品所需时间，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消耗。效率既包括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是地区分布。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工业化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工业化？这应该是衡量工业化不可忽略的一个指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对中国的工业化提出两大期待。他的第一个期待是，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第二个期待是，中国不仅要实现工业化，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了国有经济的使命：“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共同纲领》第35条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使命：“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里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共同纲领》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声明，它包含丰富的内容，具体地规划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新中国的起点
关于新中国的起点，本文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即经济、工业、资本、国企。
经济的起点
新中国经济的起点，我们首先从结构特点分析，其次看量的特点。
从结构上看，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5亿多人口中，只有大约200万人从事工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不仅比欧美国家，比俄罗斯也落后很多。而俄国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工业比重已经占其经济总量的43%。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卷第756页），1920年时，中国新型产业（排除农业和手工业的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等）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7%；到1936年也仅为13.37%，这已是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49年，全国新型产业的比重提升至工农业总产值的17%，其余超过八成仍是传统产业，主要是农业。由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构成的现代部门份额更小；以1933年为例，它仅占GDP的净值大概3.4%，实在是经济中非常小的一个板块。
到1952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已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占整个GDP的51%，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加起来大约占四分之一，服务业与批发零售业加起来大约也占四分之一。中国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
与印度相比，在1949-1950年期间，印度的经济结构比中国稍微先进一点，工业就业人员、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量的比重都比中国高，农业就业人员比重比中国低。印度的人均GDP高出中国三分之一。
与全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非常低的。在ConferenceBoard的数据库里，1950年，有126个国家的数据。排除三个海湾石油国家的极端个例，按它们各自人均GDP的水平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中国位于倒数第7位，也就是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列。这就是我们经济的起点。
工业的起点
新中国工业的起点之低，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旧中国的工业，绝大部分是手工业，机器工业很少。手工业生产方式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能与现代工业同日而语。1933年，手工业产值占工业的73%，现代机器工业只占27%。
即使在机器工业中，绝大部分是半机械化生产，一半用机器一半用人，技术非常落后。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只有11件专利，可见技术有多么落后。
从工业部门结构来讲，绝大部分为消费品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值只有30%左右。那时候，中国著名的厂家无非是一些纱厂、面粉厂、火柴厂而已。
从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现代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内地只是几个大城市，如重庆、武汉点缀着一点点现代工业。进入中国腹地，很难找到现代工业的痕迹。
当时中国的工厂数量少、规模小。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总共有12.3万家私人工业企业，一共雇佣164.4万工人；其中雇佣1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1.48万家，占私营企业总数量的12%左右，雇佣人数92.5万。按当时的标准，雇佣10人以上就算上规模的企业了。所有这些企业加在一起，资本净值只有25亿元左右，总产值只有不到70亿元；其中10人以上企业的资本净值为14亿元，产值为46.6亿元。
解放初期，私人工商业发展势头很好。到1953年，全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到15万个，但其中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企业一共只有区区167个，占总数的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已经占全部企业的54%以上，当时俄国和欧美相比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早在1907年，德国雇佣1000人以上的工厂已经达580家之多。
1953年，中国职工在50人以上的企业也只占企业总数的3.74%。职工10人以上企业虽有了大幅增加，但也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这些10人以上的工厂中，仍有60%的企业使用手工工具。其它占70%的10人以下的企业只是手工业作坊，绝大多数没有现代动力设备，产品不能定型和按标准化批量生产。不难想见，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多么落后。
1953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其中食品与纺织工业的职工人数和产值占全部工业的一半以上。那时的重工业主要是燃料工业，如煤矿，其产品固然可以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但主要是直接用于城市人口的消费。
当时的工业产品结构相当原始。当年，几乎没有什么稍微现代一定的工业产品前面不带“洋”字，“洋纱”、“洋布”、“洋火”、“洋烟”等等。这个“洋”表达的意思是，要么是从外国进口的，要么是模仿洋货制造的。
工业产品产量非常低。不仅消费品的人均产量很低，由于战争的破坏，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1952年钢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也只有135万吨，每个中国人平均只有2.4公斤。发电量也是如此，中国现在每一天的发电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发电量的三倍！
当时，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人口当时是3.5亿人，中国是5.4亿人。印度的钢、生铁、糖、水泥、硫酸、原油等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中国的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8倍之多；纱、布、发电量也比中国高。中国产量超过印度的产品只有原盐、烧碱、卷烟、纯碱，然而平均到每个人，印度与中国也差不了太多。直到1954年6月毛泽东还有这样的忧虑：“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把它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
新中国成立三年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全面、大幅度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但是，中国当时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上海，一个是东北，此外还包括天津、青岛、广州、南京、无锡这些城市；除了武汉和重庆以外，内地几乎很少有现代工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痕迹。总之，当时中国的工业在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它地方。
国家资本的起点
要发展工业、发展现代经济就需要有资本投入。新中国成立后，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企图置新中国于死地。新中国只能靠自己进行资本积累。
在旧中国，工业、交通运输、商业以及金融业的资本，来源不外乎三种：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其中工业资本规模很小，到1948年外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加在一起也才37.1亿元（按1936年币值），加上交通运输业资本28.4亿，整个产业资本加在一起是65.5亿元左右。而商业资本、金融业资本加在一起是77亿左右，产业资本的体量不如商业与金融业资本的体量。所有这四类资本的总和是142亿多，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只有26元钱。这142亿减去11亿元的外国在华资本，国内资本只有131亿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当时国内资本的大头是官僚资本，约76.7亿元，主要包括国民党官营企业的资本，其主要来源是抗战胜利后没收日、德、意三国以及日伪汉奸的资本。官僚资本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在前者占比91.6%，在后者占比88.9%，都是绝对主导地位。在工业领域占比稍低，但所占份额（43.1%）依然比外国资本（16.8%）和民族资本（40.1%）都要高。
民族私人资本发展了几十年，到解放前规模约54.6亿元，只占资本总额的38.3%。更何况，在这50多亿元私人资本中，产业资本只有16亿元，不到27.2%的份额，70%以上的私人资本集中在商业与金融业。到解放前夕，在与工业化直接相关的产业资本中，份额最大的是官僚资本，占这类资本的三分之二。指望私人资本担负中国工业化重任，显然不现实。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产业资本中，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占11.2%，本国资本占88.8%，其中官僚资本64.1%，私营24.7%。这主要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占外国资本87%的日本资产由国民政府没收，成为国有资本。1949年2月份，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来的代表米高扬时，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这样，“中国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了。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没收敌产实行国有化，实际上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共产党接收政权时，国有化的份额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国有企业的起点
为什么新中国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
首先是因为国有化是那时的时代趋势，可以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国有化是近代中国各政党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识。孙中山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在他看来“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有发达国家资本”。[2]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两位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也认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原则：（1）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中国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官方人士这么看，知识界也这么看，就连最亲西方的留美学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曾对中国留美学生做过一次盖洛普式调查，它发现，“目前在美的大学生对于久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主张社会主义”。51.5%的留学生主张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应该国营, 更有6%的人主张轻工业也应该国营, 而主张完全民营者不足5%。 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多。
第二，国有化是战后世界各国的共识。以中国的邻国——战后朝鲜为例，无论南北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别，大多数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政党都相信，计划经济体系是朝鲜最好的选择。最激进的右翼政党（独立党）、最激进的左翼政党（共产党），最保守的政党（民主党）统统持这种看法。就连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任命的民政长官安在鴻也不例外。
其实朝鲜的道路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走的几乎都是这条道路。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亦是如此。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年，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条便明确了追求国有化、公有化的目标。二战结束不久，执政的工党便开始推行经济国有化。1946年，英格兰银行与所有民航公司被国有化，开办全国医疗服务；1947年，所有电信公司都被国有化，并创立国家煤矿局；1948年，铁路，运河，道路搬运和电力公司也被国有化；1951年，钢铁工业和汽油提炼工业被国有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各国投资中公有部门的占比依然很高：奥地利达65%，法国达55%，英国达25%，西德达20%。到80年代末，私有化的声浪日渐高涨。1988年，世界银行曾出版过三卷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技巧》，据其统计，至少有83个国家已开始尝试私有化。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绝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开始私有化。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从反面告诉我们，国有化在世界各国（包括那些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曾经达到什么样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经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模式。既然苏联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中国当时必定会受到影响。然而，中国后来采取的公有制形式与苏联不完全相同。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地方国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传统。中国与苏联另一个不同点：苏联是革命后才开始建设新的经济、政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早已拥有大片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共产党早已建立了一些公营经济实体，并积累了运作经验。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已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7％；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在工业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交通运输行业更是几乎100%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银行业也不例外。
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益上也优于私营企业。1950年以后，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遥遥领先于私营企业。[3] 这也是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为什么支持国有化发展的重要理由：国有化更有效率，为什么不能搞国有化？
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到1957年，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2年，国有经济只占国民经济19.1%；到1957年已达到三分之一。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6.9%降到0；个体经济从71.8%降到2.8%。在此期间，发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经济，即我们后来叫做集体经济部分，它的比重从1.5%跃升至56.4%。这表明，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我们有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公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苏联则是以国有制为主体。
以上，我们从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四个方面讨论了新中国的起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起点都是非常之低的，往前每走一步应该都不容易。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缺乏工业基础、缺乏人才、缺乏资本、缺乏经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不知如何实现经济上的飞跃。其实，新中国刚起步时，比它们还要难，但路选对了，就能进入新天地。
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已经在设想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在他看来，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当然，毛泽东深知，要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首先要在政治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此前105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已经实现，为创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4]
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5]“以重工业为中心”是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指出: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 必须善于学习”。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6]因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但“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7]
学习苏联经验，绝不意味着照搬苏联经验。“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8]苏联的做法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他坚信，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探索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9]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0]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毛泽东把他的思路概括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11]
道路确定了，但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艰辛付出。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更何况当时中国进行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划时代伟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诸葛亮，对前人走过的路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觉得共和国的前30年有那么多失误，犯了那么大错误，仿佛是一片漆黑。这是心智发育不良的表现。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面对世界列强的封锁禁运，要探索一条工业化道路，没有现成的路线图，不走点弯路，不犯点错误，可能吗？
国有企业的成长
1957年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共有国有工业企业约五万家。第二年大跃进，这类企业猛增至约12万家。1959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开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约4.5万家，比1957年还少。然后开始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有工业企业是数量大概是8.5万上下。是同期集体工业企业的数量（约35万家）的四分之一。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并不是很多。1952年刚刚超过500万， “大跃进”时期猛增至2300多万人。一下这么多人进城吃商品粮，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力支撑。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调整期后，大量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精简掉一半，剩下1100多万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80年代初，已超过3500万人。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口也在快速增长，1952年只有不到2500万人；到1984年，已超过1.2亿人。除大跃进时期外，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三分之一。
在大跃进期间与文革初期之外，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双双持续快速增长。刚解放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跃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队企业（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乡镇企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兴起后，国企的占比才逐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见，尽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近些年来，有些人不断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国有企业，效率必定低下。它误导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从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从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 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
随着国企的工业总产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它们产生的利润与上缴的税金也水涨船高，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52年，两者相加不过30亿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亿大关，增长近34倍。在这个时段，政府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即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国家弥补，扩大再生产费用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因此，国企实现的利润与税金都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国家资本的成长
资本对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至关重要。新中国的资本积累不仅不能靠对外扩张，还要随时提防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样的情况下，积累资本只能靠自己。从1949年到1984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47.71倍。这些钱从何而来？主要靠国家财力！国家财力从何而来？主要靠国企积累！
1952年，国有固定资本投资为43.56亿元；其后8年高速增长；到1960年已达416.58亿元，几乎是1952年水平的10倍。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1984年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185.2亿元，是1960年水平的两倍多。
从1952年到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的统计范围仅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因此，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百分之百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直到1981年以后，统计数据中才出现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其它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52-1980年间，集体经济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资产投资，但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会很大，估计在5-10%之间。毫无疑问，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占绝大部分。“外资”首次在1977年出现，但直到1984年，其份额一直在5%上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生力军，则要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在共和国历史的头30年，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拿出那么多的钱进行投资，实在是不容易。当年靠节衣缩食、压低现有消费去投资未来的做法，叫做“勒紧裤带搞建设”。在1953-1984年的30年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平均值为43.4%。中国每年拿到的财政总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资产里面。可见，新中国创建初期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有多拼。
国家财力的钱从哪里来呢？1952年，财政收入的60%自于全民所有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财政收入的80%以上来自于全民所有制；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4年。也就是说，国家财力的钱来自于国有企业；国家拿到的钱，大部分又投入到国有经济作为固定资产积累，构成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有一句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良性循环持续运作了30年，日积月累的成效是惊人的：国有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从1952年的148.8亿元增至1984年的5170亿元，国有工业的底子越来越厚。
在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马伦鲍姆对比了中国与印度。到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印度的年度投资率通常比中国低10%或更多。多年积累的投资差距，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换句话说，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暂时牺牲了当前消费，最终却极大地促进总体福利的快速增长。形象地说，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国采取的是强行军方式。强行军肯定对即刻的体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战，但正是这种方式使中国得以后来居上。
工业的成长
因为有大量国家投资，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工业高速发展。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增加值增长迅速。1949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不足120亿。此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快速攀升。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工业增加值有小幅跌落；其它年份里，它一直呈上升态势；到198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达2815.9亿元，是1949年的23.5倍。
1949年，工业增加值只占GDP的17.6%，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既小于农业，也小于服务业。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体量大增，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成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部门。
其次，工业内部构成更趋现代。考察一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总量，也要看其内部构成。解放初，中国的工业部门不仅规模小，而且结构以生产简单的消费品为主。刚解放时，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由轻工业构成，1952年，仅纺织与食品两个行业的产值就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此后工业产值的构成发生快速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在1951年超过30%，1960年达到巅峰66.7%。上世纪60-80年代，该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摆动。其中电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工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已超过50%。
重工业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考虑，优先发展重工业至少还有四个重要的理由。（1）中国当时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就是重工业。 （2）推动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远洋海运、航空的发展，必须靠重工业。没有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无法互联互通、协调发展。（3）轻工业本身使用的机械必须由重工业生产。（4）发展农业机械、水利设施都得靠重工业。
电力作为重工业的一部分，整个现代工业都有赖于它。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少得可怜，只有区区43亿千瓦时。1984年，中国的发电量达3770亿千瓦时，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到1984年，中国的很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进入世界排名的前列，其中棉布产量已排世界第一，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穿衣”问题。
第三，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更加平衡。不论是看整体工业总产值，还是分开看轻工业、重工业，我们发现，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内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说明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
最后，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1980年，世界银行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考察，让该考察团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尤其是那些与装备制造相关的行业。虽然在许多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但其机械和冶金产品的份额并不比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小多少。可以说，中国目前在生产资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进口不到10％）”[12]虽然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但它已实现了毛主席的一个愿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当时与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成长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GDP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前是停滞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快速增长。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1950-1978年间，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从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则为8.09%，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也达到6.08%。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相比，新中国头35年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相当突出的。
从经济结构的演变看，新中国在头35年实现了毛主席的另一个愿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时，第二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13%，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68.4%，1952年第二产业比重超过20%，1975年超过45%，之后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下。到1984年时，中国可以有把握地说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综上所述，到新中国成立35年时，毛主席的两个期待基本都实现了。
然而从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看，中国那时离现代化还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远。
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5%，但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还非常低：1952年为7.4%，1958年一度达到26.6%，1984年为19.9%。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为9.1%，1984年为16.1%。在1984年，二、三产业的就业加在一起约为36%，这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4%。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的中国还有一条腿陷在传统农业中。
另外，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一方面进步不小，另一方面水平还很低。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可怜的66元，到1984年达到549元，是1949年的8.32倍。建国头3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7.1%，可以说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1984年人均500多元钱的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属于穷国的行列，刚刚进入温饱阶段。
（编辑 季节）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1]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2]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1页。
[3] 数据来源：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三编第七章第二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1081页。
[5]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页。
[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7]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3页。
[8]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6页。
[9]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
[10]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11] 毛泽东，“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7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12] World Bank,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1., TheEconomy, Statistical system, and Basic Data(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3),p. 12.
“中国学派”：跨越学科，面向世界
第一，关于学术研究或科学研究问题。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而真理是用科学方法展现出来的，因此，大学研究一定要秉持科学研究方法，从而将我们的研究最大可能地区别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往往是结论先行，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接受，而科学研究则强调论证的合理性，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共同接受一套科学的论证方法。王绍光的研究就是要挑战关于“改革开放万能”的习惯思维，它假定只要“改革开放”就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并以此批判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社会政策，这种思维几乎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然而，王绍光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用各个国家大量的数据、案例、文献说明，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甚至在一些国家，“改革开放”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反而是经济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克兰。但王绍光不是简单地批判“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思维，而是进一步探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此，他特别提出国家能力问题，包括国家的军事-财政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和文化建设等能力的形成，以及对于统一市场、商业信用和技术进步能力发展的支撑性作用。
孔丹理事长说，王绍光是“中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我对“中国学派”的理解，就是强调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展现中国人看待问题的独特性。“中国学派”不能理解为只是研究中国问题，而要有全球的视野，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看人类历史的发展。王绍光的研究所用的数据和文献大多数引自西方学者的著作，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于西方主流学者的观点。王绍光始终在与西方主流学者进行对话。他对关于民主、选主、抽签问题的研究如此，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也是如此。
讲到国家能力问题，就会注意到王绍光所提及的“失败国家”问题。这就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如何研究国家问题。一类是强调从政体入手来研究国家，重点是比较各类政体。这种理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从而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佳政体，以至于很容易将经济社会发展归因于政体因素。比如“华盛顿共识”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假定之上，主张推动经济发展必须采取私有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福山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言人之一，他在《历史的终结》中主张自由民主政体是人类政治秩序的终极目标。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代名词。在学术思想界，往往瞧不起类似媒体写作的意识形态宣传，比如当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一本缺乏严肃学术论证的意识形态畅销书。哈耶克后来花了很大精力写《自由秩序原理》，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媒体写手。福山也是这样，他后来写了大部头的《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放弃了《历史的终结》中的意识形态主张，而强调国家能力、责任政府和法治的重要性。
当福山沉醉于“历史终结”时，王绍光教授在1992年就开始系统提出国家能力问题。多年后，福山对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的强调也是受到了王绍光的影响。不过，在王绍光和福山之前，福山的老师亨庭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经典著作中就从国家能力的角度提出了“政治秩序”这个概念。亨庭顿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接受西方民主宪制的国家最终陷入动乱、暴力、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他认为，不能从政体出发思考问题，而必须以科学态度思考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秩序与国家能力的关系问题。因此，亨庭顿批评了美国流行的自由民主政体推动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宣传，率先在西方思想界高度赞扬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体制，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冷战氛围中，亨庭顿的学术主张无疑需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将严谨的学术研究区别于意识形态宣传。
比较之下，中国学界往往不能区分严谨的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甚至主流理论也是普遍从政体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国政治和西方政治。我们把王绍光的研究放在这个政治学研究的传统中，就看到他一直都在关注国家能力问题。“中国学派”是在全球思想对话中产生的，而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必须坚守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而不是舆论宣传，要区分学术研究和媒体舆论。
第二，关于专业化与跨学科专业的问题。王绍光追随问题的思考，不断突破专业限制，进入到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财政学、军事学等领域。我们在大学首先面临的就是学科划分、学科中的专业划分、专业中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划分。专业化是必要的，它要求我们对一个专业问题研究深透。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其他专业领域，可能就是一个“文盲”。这要求我们思考问题要有专业的意识，更要知道自己所学专业的边界和局限性。同时也要求我们，一旦越出自己的专业进入其他专业，不仅要小心说话，而且要大量阅读其他专业领域中的文献。在这方面，王绍光的研究是一个典范。
比较而言，我们大学研究中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专业的隔膜，局限于本专业知识，不能够以问题为思考导向，由问题牵引而越出专业，与其他专业讨论并展开对话；另一方面又缺乏专业自觉，摆出一付“专业帝国主义”的态度，一旦在自己的专业中取得点成绩，就认为对所有问题都有发言权。比如我们的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和市场，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很多经济学家缺乏基本的政治学素养和社会学素养，却大谈特谈政治改革、社会治理，甚至历史问题和人类文明问题。而王绍光的研究是典范，当他对问题的思考越出了政治学的边界，他能够深入到财政、经济、历史问题，广泛阅读相关领域的专业文献。这样的阅读和思考，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全面的视野来分析问题。正如潘维教授所讲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微观经济学所讲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也不是法律理论中的公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首先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文明与文明的竞争，群体和群体的竞争。王绍光的研究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中，研究国家竞争、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内在关系。
我们现在许多学者的视角只局限于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不仅不讲改革开放前30年，更忽略地理大发现以来50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以为只要改革开放，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不能陷入“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片面性，不要忘记当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教训。改革开放是否能成功，首先一个前提是国家治理能力。
西方国家的治理转型：从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
我们今天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想要和美国进行贸易，可是美国要对中国关起国门，提高关税，甚至禁止美国有关公司与我们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开展贸易，企图将其逐出美国市场。1840年，西方和中国的贸易必须经过政府指定的广州的十三行，西方列强就说中国政府闭关锁国、妨碍自由贸易。我们都知道，就因为中国政府查禁毒品走私，英国竟然用炮舰打开我们的国门。今天，我们一些学者批判清政府闭关锁国、批判修长城的封闭思维，甚至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做辩护。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今天中国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不是要出动炮舰打开美国的贸易大门？我不知道面对这两个案例，大家怎么保持自己理论的内在一致性，不要搞意识形态的双重标准。
今天美国之所以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优先”。在一个全球秩序中，“美国优先”的主张是不是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今天，美国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一些人看作是具有道德性和正当性，也就不会质问和批判“美国优先”这个命题。当年清政府闭关锁国，将西方列强排除在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之外，不接受西方的自由贸易主张，也有自己的道德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中国的礼制，即中原王朝对高丽、琉球、安南等这些边缘藩属国具有经济援助的道德义务。中国一旦采用西方模式的自由贸易，那就意味着中原王朝与周边藩属之间的道德互助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就意味着藩属国将要变成殖民地。事实上，日本一旦脱离中华朝贡体系，就立刻将朝鲜、琉球变成其殖民地，甚至在中国东北开拓殖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中国清政府率先改革、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高丽和安南就会成为其殖民地，甚至连日本也不能幸免，那么1840年以来的全球历史就会被完全改写。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比较中华朝贡贸易体系中的藩属国和西方自由贸易体系中的殖民地，哪一个制度安排更具有道德性和正当性？这个问题至今未能回答。今天，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而我国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理念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
王绍光重温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如果把这一批判与对中国闭关锁国的批评和“美国优先”问题放在一起思考，与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人类秩序的不同想象放在一起思考，将西方主导全球五百年和中国崛起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一起来思考，就会变得非常有启发性。我们对全球秩序的思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对中美贸易战的思考，不能脱离全球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正义基础的思考。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美国的说法，丧失了对基本的正义、正当性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判断力。将“客观事实”当作“价值规范”，甚至接受了“正义乃强者的利益”这种观念，以至于当面对美国在全球搞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时，同样丧失了思考和批判能力。
最近大家都看到，美国拿不出任何证据，却可以赤裸裸地指令加拿大政府扣押孟晚舟、全面围堵华为。最近，我组织翻译了《美国陷阱》这本书，相信不少人看了这本书。这本书让我们想起当年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他说翻开历史每一页都看到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但最后发现背后是“吃人”两个字。但今天，把“仁义道德”换成“自由法治”四个字，来看所谓的西方文明史，我觉得非常恰当。王绍光强调，西方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军事-财政国家”的崛起，国家能力首先就展现为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前者不就是“火枪”的殖民主义，后者不就是“帐薄”的资本主义，这两个哪一个不是“吃人”的制度？
在19世纪之前的“军事-财政国家”所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进入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对全球的控制逐渐从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掠夺，转为更加精巧的帝国统治，那就是依靠金融的控制、知识产权保护、文化教化的话语权控制等手段来控制全球。这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全球自由贸易的“自由帝国”阶段，英美帝国就是这个阶段的典型。今天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进入根服务器控制全球的时代。同样是国家能力，也有一个升级换代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国家能力进行了升级和演进。从《美国陷阱》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已经到了非常精细和微妙的地步，这就是法律技术的运用。我在今年第12期《求是》杂志上给《美国陷阱》写了书评，提醒大家注意，美国建构了一个全球法律帝国，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已为人们熟知，但很少关注“全球法律帝国”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技术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充分认识现代法治的抽象建构能力
同样是现代的“军事-财政国家”，同样是欧洲殖民帝国，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帝国最后衰落，而荷兰、英国这些帝国兴起，在帝国理论的比较研究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话题。我在此提供孟德斯鸠的一个思考，他认为二者的差异在于对美洲发现黄金、白银的不同态度上，前者将黄金白银作为财宝珍藏起来，后者将黄金白银作为货币流通媒介。这就意味着前者依然持封建主义的财富观念，后者则是资本主义的财富观念。这两种财富观念的区别在于，封建的财富观是有形的金银财宝，而资本主义的财富是抽象的、形态不断变动的货币。而这种从有形、具体到无形、抽象的发展演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其作了全面深入的哲学、社会学论述。具体的财宝是有限的，而抽象的、在变动中不断增值的货币是资本。这才是为什么荷兰、英国最终战胜葡萄牙、西班牙的根本原因。
然而，如果我们在追溯这种不同财富观念的起源，必须关注抽象货币的发展。早在15-16世纪，威尼斯是对财富进行抽象的货币交易中心。但我们必须注意：财富从有形转向无形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的建构，恰恰是一套关于金融、证券乃至后来的知识产权法律，建构起资本的无形价值；抽象的法律技术建构出抽象的公民身份乃至抽象的财富——资本和知识产权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整套法律体系的建构和支撑，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张纸（货币）可以无所不能。韦伯关于形式理性法的讨论，就是以这种维护抽象化财富的市场交易体系作为基础的。形式理性法建构了“稳定的预期”，这种稳定预期就是财富的秘诀。一张美钞就建立在美国的法律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稳定预期之上，当然这种预期最终由美国的军事实力来保护，这在法学理论中就是法律必须有国家暴力来强制执行，以建立稳定的预期，没有国家强制力强制实施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法律建构能力，暴力统治无法持久。为什么草原帝国很快就崩溃，而海洋帝国却可以持续存在，因为后者创造了一套用法律来建构的全球财富转移体系。
由此，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霸权随着资本主义金融交易中心的转移而转移，比如从早期的威尼斯转到后来的鹿特丹，最后在18世纪转移到伦敦，二战后转移到纽约。这种财富转移的过程，既是经济中心和军事政治中心的转移过程，也是法律建构能力不断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早期殖民主义的“军事-财政国家”，转向了用科技、金融、法律和文化观念编制起来的更为复杂的自由帝国体系，霍布森和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并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个“高级”体现于统治技术越来越隐蔽。王绍光所说的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固然是其重要的支撑性力量，但法律技艺的运用，法律治理能力的提升却可以放大这些军事和财政力量。当年苏联和美国在科技、军事和财政能力上，苏联甚至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缺乏金融、法律和文化观念这些国家能力的配合，最终失败。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是从军事对抗转向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而其控制手段都是通过法律建构出来的。我们熟知“反恐战争”这个概念，但真正的“反恐战争”不是我们电影上看到的打打杀杀，而是美国以“反恐”为名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通过《爱国者法案》审查全球资本的流动情况。“反恐”一线的真正战士乃是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国土安全局的文职官员，他们追查哪些机构为恐怖组织提供经费，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比战场上的枪炮更能消灭它们。这就涉及到美国诉讼法中的“长臂管辖”问题，包括海外反腐败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美国陷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任何企业和个人如果用美元交易、如果通过美国的服务器在邮箱发送邮件，都在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大多数企业和个人都落入“长臂管辖”的范围，都成为美国建构的全球法律帝国下的臣民。
由于中兴通讯、孟晚舟蒙狱和华为遭受的打压，我们知道了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可要知道，2018年3月，美国通过了《云法案》，将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信息云或者任何服务器在美国的信息云都置于美国司法的管辖之下。我们今天都知道“百度云”、“阿里云”、“腾讯云”，我们就要问：这些云是不是由此落入美国司法的“长臂管辖”范围？尤其是我们国家在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政府与这些大公司进行大规模合作，将许多国家重要信息都存储在这些“云”上。那么，美国是不是可以合法地要求这些公司提交它所需要的信息，否则就以违反美国的法律而遭受严厉惩罚呢？
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讲国家能力的时候，可能需要把它进一步细化。王绍光概括了八种重要的国家能力，我觉得应该增加一种能力。那就是法治能力或者法律能力，即用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巧妙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能力是一套完整的抽象化能力，可以把一个具体的东西变成一个抽象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从简单的、具体的治理走向越来越复杂的、抽象的治理。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抽象社会。如果从抽象治理的角度看，在科学技术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数理化，我们今天的技术发展的瓶颈就在于基础学科；在财富中最抽象的莫过于货币，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也就是在探索一种比纸币更抽象的电子货币；而在权力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法律；而在观念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核心价值，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争论。哲学观念、“大师宗教”的争论都在这个抽象层面展开。
人类历史治理不断迈向抽象化的发展方向，在国家能力中，法治这种抽象化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福山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看到法治在建构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看目前的中美贸易战，那么我们和美国的最大差距就在这种抽象能力上。比如在教育领域，我们最薄弱的是基础教育，我们在具体的工程技术方面很强，但科学思辨和抽象的想象力能力比较弱。在财富领域，中国人今天依然热衷于房地产、购房、囤积黄金，关心具体的、可见的财富，而对股票没有信心。相反美国人的财富都集中在股票中，中美贸易战中对美国最大的杀伤力其实在股票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都出现在股票市场。这种虚拟经济虽然有其脆弱的地方，但能够建构起虚拟经济体系本身，恰恰证明其具有强大的军事支撑、法律技术的复杂建构和文化观念的引导塑造，从而建立起对这种虚拟价值的认同和信赖。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批判这种虚拟经济体系，但不能不承认，全球化必然推动人类生活在这样的虚拟体系之下。我们在国内的经济发展批判“脱实相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脱实向虚”最后维持的是美元霸权体系。但是，如果中国未来要发展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必须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起来，“两手”都要硬，都要强。美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虚拟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所以对中国展开科技战、甚至金融战，以便回流资本，推动其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在加强实体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虚拟经济，让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我们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具有用复杂的法律技术来建构抽象财富的能力，必须具有管理和驾驭这种抽象财富的能力。我们设立亚投行、在上海建立石油期货市场等等都是着眼于全球，加快提升建构和驾驭抽象财富的能力。
因此，国家的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固然重要，但要将这些能力从原始的、初级的能力，提升到高级的、复杂精妙的能力，就必须要具有法律技术的建构。而这种法律技术的建构不是要法学教授讲怎么立法，而是要具有实战经验的专业律师来操作。我们国家法治建构中，地位最高的是法学家和法官，国家应该重视培育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商业律师阶层。我们不要把“法治”搞得很神秘，变成一套神化了的意识形态，而要在社会科学意义上强调，法治乃是一套技巧的国家治理术，是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
中美贸易战的核心是什么？是法律，是规则，涉及到知识产权、WTO、反垄断和政府补贴等法律问题，这也是全球法律治理中的规则问题。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成员中很多是熟悉国际金融和法律具体操作的金融从业者和商业律师，而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中很多是熟悉经济政策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这不仅是国家制度方面的差异，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差异。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恰恰促使中国思考，如何面对全球法律治理问题。而要具备全球法律治理能力，首先必须提高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发挥商业律师和诉讼律师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西方的商业贸易到哪里，人类学家、传教士、商业律师和会计师就跟随到哪里，知识、信仰、商业、法律相互交织在一起，构建起西方的全球帝国。比较而言，我们的商业贸易已经覆盖全球，但我们的人类学家依然满足于调查中国的村庄，我们的知识体系亦步亦趋跟着欧美，缺乏对世界问题独立的思考。我们在海外的文化传播满足于大学中的孔子学院，而不是去办中文幼儿园和小学，去创办免费医院来获得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同。一句话，我们商业贸易依然依附于西方建构起来的全球体系，而未能建构中国的全球体系。
“师夷长技以治夷”。我们接触和学习西方还不到200年，中间还有知识上的断层，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理解依然是皮毛。批判美国的全球法律霸权很容易，但建构起全球法律霸权也决非易事。因此，我们对于美国建构的全球法律治理体系，不仅要持批判的立场，更要持虚心学习的立场，学习越认真，才越有资格批判。最近香港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政治争议，我们在“一国”框架之内香港、台湾和内地之间的司法协助问题尚未搞定，治理香港弹丸之地都还面临如此巨大的难题，那么我们距离全球治理还有多远？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老老实实、更加虚心地学习。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西方建构的这种商业法律的世界体系有500多年的历史，我们被纳入这个世界体系还不到200年的历史，而我们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独立的尊严和地位只有70年的历史。更重要的，中国真正告别农耕生活也不过30来年，我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农耕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虽然在崛起，加入到全球商业贸易体系中，但我们缺乏建构全球体系的知识和人才储备，缺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治理世界的能力。我们习惯于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不理解社会主导的治理模式，而今天的全球治理已经进入到“后主权时代”，各种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交织在一起，成为建构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
总之，我们应当以一种从容的心态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不断学习美国治理全球的经验，从而提升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过去几十年，我们很快学会了如何驾驭市场经济，相信我们也会学会如何驾驭一个法治社会，进而学会驾驭复杂的全球法律治理。
（编辑 季节）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其他哪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的。
中国的经验是否能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不管是在过去400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中，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开放，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曾进行改革开放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19世纪中叶，埃及总督萨义德（Mohamed Said Pasha）进行了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了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前（1923年），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Reza Shah, 1878-1944）曾仿效西方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清王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开放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也不乏类似的例子。1980年，土耳其宣布经济改革。同一时期东欧国家也相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都开始改革；印度也进行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进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改革开放。1986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是失败的，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2018年，乌克兰的人均GDP水平比1985年还低27%。如果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乌克兰的改革开放恐怕是最激进的，既是市场经济，又是民主政治，但下场却很悲惨。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缓慢是常见的，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倒退这样严重，十分罕见。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成功需要具备的条件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大前提条件。第一类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初具规模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第二类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既有格局和利益的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就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掌控全局，采用各种方式来缓和、减轻相应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由此改革才能成功。总之，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
什么是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决非易事。
什么是基础性国家能力？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七个方面能力至关重要：（1）强制能力：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2） 汲取能力：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3）濡化能力：国家使得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三个大分流分析：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国与日本的大分流，以及战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大分流。
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学术界有人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另一些人则认为，大分流发生的时间更早，至少在1500～1600年就开始发生了。关于分流时间的争议，实际上是分流原因的争议。不过大家都认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真正的分水岭。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六件大事：科学革命（16-18世纪）、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
不少人认为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兴起后，很多人相信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仅靠内生技术进步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关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学术界已经争论上百年，不过断言科学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人并不多。该领域有共识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大约1870-1914年）的确得益于科学研究；但存在重大争议的是，科学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1760-1840年）到底有多大关系？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17世纪以前，科学演化是非积累性的，与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19世纪晚期以后，科学演化才带有积累性，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才密切起来。而在17-19世纪中期之间，科学对技术进步的推动并不显著，因而与工业革命关系不大。在此期间，反倒是那些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没有科学研究素养的工匠们才是技术创新的主力。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占主导地位的纺织业与冶炼业就与当时的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后五件大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增速高达4.05%。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大分流也表现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按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是450，欧洲是427。当时，中国比西欧整体上要稍微发达一点，因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四分五裂，没有什么像样的国家。到16世纪初，西欧的人均GDP达到771，中国也上升到600。100年以后，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还是600，西欧却达到了889。再往后300年，东西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鸿沟。这里的关键是，16-17世纪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雏形，欧洲的经济增长才开始提速，领先于全球。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1588 -1679年）曾指出：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的时候，人们处于暴力的恐惧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这表明，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先决条件。
流行理论说，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斯密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 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政府总是软弱无力……在人们感觉财产没有安全保障、随时有被人掠夺的危险时，人们自然不想勤劳地工作。在这时候，不可能有大量财产的积聚”。另一方面，在国与国之间，“战争总是不断发生，一个国家总是不断侵略和掠夺另一个国家。私人财产现在虽然得以免于附近居民的侵夺，却又时常处在被外国敌人侵袭的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积贮资财的可能性也很小”。“就富裕的增进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阻碍了。”[1] 据此，斯密得出结论，“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国家的权威不能被用来强制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2] 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没有一个有效国家的保障，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经过与封建诸侯长达几个世纪的博弈之后，欧洲不少地方的绝对王权已经占上风。一位著名斯密研究者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这样概括此后发生的事：“对封建贵族权力的压制带来了强势的中央政府，或者叫做绝对王权。这个变化几乎与军事革命同时发生，且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欧洲崛起、称霸全球。这也正是地理发现、扩张的时代，是欧洲殖民冒险的开端……由于地理发现与欧洲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它获取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急剧加速。”
“绝对王权”这个概念流行了很长时间，但约翰·布鲁尔在1989年出版的《权力之基：战争、金钱与英格拉国家 1688-1783》一书中挑战了这种提法，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替代。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
既然被叫作“财政-军事国家”，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军事国家）与汲取能力（财政国家）。用历史学家李伯重的话说，“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3] “财政-军事国家”这种政治创新引领了西方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其实，“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作“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且财政创新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
“军事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罗伯斯于1956年提出的。在16-17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即在武器、军队组织与规模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指出，上一次军事革命是中国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场革命为一个持久的皇权体系奠定了基础，使得它绵延两千余年，没有太大变化。西方发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军事革命。在帕克看来，正如“秦国的优越军事组织使它得以征服整个中国； 西方国家的优越军事组织则让它们得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其他不少西方学者对暴力在西方崛起中的作用也直言不讳。
另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伊恩·莫里斯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文明的尺度》，在他看来，衡量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开战的能力（War-making capacity），而他在书中讨论开战能力的第一句话是：“西方成为世界霸主最明显的标志是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开进中国，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地做出巨大让步。”
莫里斯对过去6000年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和梳理。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但是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到18世纪以后，东西方的开战能力差距已经十分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进入20世纪时，西方的开战能力是东方的5倍，占据压倒性优势；那个时候，东方被西方打败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在有数据可查的欧洲国家，军事革命的一个表征就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初，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军队绝对规模，还是士兵占人口比重，都在快速上升。16-17世纪，西班牙是欧洲的霸主；18世纪，主角换为法国与英国。换句话说，在这几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强制能力都大幅提升了。发明火药的是中国，最早的炸弹、火枪、火炮也出现在中国，比欧洲早几百年，为什么军事革命在欧洲率先出现，而不是在中国呢？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战争的频率。各国的历史都是战争的历史，但欧洲的历史尤其血腥，几乎是一个战争接着另一个战争。频繁战事促使当事国在武器创新、组织创新、军队规模扩大上下大功夫，从而带来军事革命。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与欧洲国家形成军事均势；其间，郑成功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4] 但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较少，因而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5] 军事大分流的结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永久的耻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它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常备军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为“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6]世界上第一支专职警察队伍于1829年诞生于伦敦，并很快普及到美国与许多欧洲国家，其根本使命是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
对外，强制能力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欧洲推行殖民主义历时约400年，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15-16世纪它们把魔爪伸向非洲、亚洲与新“发现”的美洲。17世纪的最初一两年，英国与荷兰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此后一百多年，它们与法国相继建立海外殖民地，争夺的重点是美洲。从19世纪中叶起，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对非洲与亚洲的争夺，前者被彻底瓜分，很多亚洲国家沦为殖民地。
欧洲崛起时，几乎所有的大小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掠夺，包括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以比利时为例，其非洲殖民地的面积是本土的80倍；其殖民过程造成刚果约1000-1300万人死亡，比纳粹德国残酷很多倍，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起。1897年，比利时开始利用在刚果攫取的钱投资中国，计划让刚果士兵进驻中国，把中国劳工运往刚果；还在中国买了几个小岛，命名为“刚果自由邦”（?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在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人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居然是与刚果签订的1898年中刚《天津专章》，它规定刚果在华也享有治外法权。那时的刚果只不过是比利时的“黑手套”。
不仅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也是工业革命率先在欧美爆发的重要原因。早在1944年，加勒比黑人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就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一个著名论点：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隶种植的蔗糖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直到制造业站稳脚跟、来自奴隶制的利润与之相比不再那么确定之后，英国才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7]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与实行奴隶制的加勒比种植庄园进行贸易往来，对英国本土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它任何因素，助力英国资本主义率先进入工业化，并在争夺全球霸权方面超越其对手。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关系更加直接。整个美国的工业起飞都与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由于纺织业是当时欧美各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棉花对当时美国的重要性与石油对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奴隶的总市值超过美国铁路与工厂价值的总和；美国蒸汽动力最集中的地方是遍布奴隶种植园的密西西比河两岸，南方种植园对奴隶的管理广泛采取类似工厂的分组模式，且其规模普遍比北方企业大；美国早期的管理创新多源自于分组与暴力相结合的种植园，与贩奴相关的海事保险和奴隶人身保险对美国保险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奴隶与他们的子女为抵押品的贷款与再贷款对美国银行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奴隶制为罗德岛的纺织厂提供了棉花，为纽约的银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为麻省的制造商创造了市场，为康涅狄格州的城市（如桥港 Bridgeport）建设进行了投资，为运输、销售南方农产品和北方工业品的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美国的奴隶制深深镶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
如果将时空视野进一步放宽，就会看到，奴隶贸易与奴隶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联成一体，进而与中国也发生了关系。 “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首先为欧洲各帝国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换取来自中国消费品的机会；奴隶种植的农产品使英国有可能逃避对其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英国之所以能够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美洲种植园生产的蔗糖与棉花为其人口提供了卡路里和纤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欧洲的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会导致东西方之间出现所谓的“大分流”。东西大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遂了西方人的愿。
除了掠夺资源外，西方殖民主义者还依仗船坚炮利在全球范围四处横行，抢占市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英国海外殖民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注重海军舰队的建设、并特许更多、更大规模的私人公司在海外进行殖民掠夺。为此，英国在1600年底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了军队和舰队，形成巨大的军事力量，靠武力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获得了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权力。
由荷兰政府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比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晚两年成立，也是一家拥有自己的军队与舰队、可以发行货币、可以与相关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对占领土地（如印度尼西亚、马六甲、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暴力集团。
有了武力作后盾，这两家公司的触角伸向哪里，它们就把市场拓展到那里；强买强卖为这两家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让它们挣得盆满钵满。除了英国与荷兰外，设立东印度公司的还有丹麦（1616-1772）、葡萄牙（1628-1633）、法国（1664-1794）、瑞典（1731-1813）、奥地利（1775-1785）。除了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外，欧洲列强还按地域设立了其它很多形形色色的特许公司，它们都是推行殖民主义、为母国开拓海外市场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实体。
简而言之，从欧洲发生军事革命后，列强各国便在掠夺海外资源的同时，不择手段地拓展海外市场。“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8] 这个时期在欧洲被人称作“英雄商业时期”（Age of Heroic Commerce）。到18世纪末，欧洲列强已开辟了大片的海外市场，“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9]
除了需要资本、其它资源、市场之外，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关人才，如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军事组织（国家的常备军与私人雇佣军）与国防工程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军事组织与经济组织都是较为大型的人类组织，其运作方式具有不少的共性。其实，“Company”这个词最初是指“一群士兵”，后来才被用来指称商业公司。同样，“entrepreneur”这个词出现于14世纪，但在整个16-17世纪，它主要用来指称政府工程承包人，尤其是军事要塞或公共工程的承包人。在16-18世纪，欧洲各个政治体之间战争不断，那时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不是经济实体，而是军事实体。组织战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知道如何进行远距离运作，这些都与所谓“企业家精神”暗合。一直到今天，各国还有人说，军队是培养企业家最好的学堂。军事革命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军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与公司经营者、管理者。
资本、资源、市场、人才、技术在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除此之外，英国与欧洲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实际上都是以暴力或国家强制能力为基础的。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精辟见解：英国与欧洲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0]马克思这段话点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强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可以领先一步。
不过，强制能力或对暴力的垄断必须有财力支撑；强制能力的增强也需要国家的汲取能力相应增强。伴随着16-17世纪展开的军事革命，各国军队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组织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战场涉及的空间范围也扩张到全球，这一切都使得战争的费用急剧攀升。为了支撑战争，政府必须要用财政金融工具来为军队的运作筹钱。当然，反过来军事竞争也可以倒逼财政、金融手段的进步。
军事需求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更为发达的财政体制。“在公元990-1992年间，战争是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国家预算、税收、债务反映了这个事实……战争把欧洲的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战争准备创造了各国国家机器的内部结构……随着国家武装起来，它的汲取能力大幅攀升。”
当国家同时在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两方面发力时，演变的结果就是所谓“财政-军事国家”，亦即那些能够通过税收和其他的财政创新手段保障大规模战事进行的国家。财政-军事国家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大片土地，成为全球霸主，可见汲取能力有多么重要。
谈到汲取能力时，往往有人会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只有经济先增长，汲取能力才能加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不错，经济强，汲取能力很可能也强。例如，在19世纪以前，荷兰曾是经济的火车头，被人称作“第一个现代经济”。它的人均税收在整个17世纪比任何国家都高，比英国高出一倍至数倍；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它的人均税收仍然比英国高30%-70%。[11]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经济先行增长，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加强，前者未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汲取能力本身完全可能先行增长，带动经济增长随后而来。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以后，它的财政税收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并没有这么快，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据估算，1688-1815年间，英国的GDP增长了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了15倍。法国不遑多让，1650-1899年间，人均GDP增长了2倍，但人均税收增长了33倍。与英国和欧洲各国相比，满清的汲取水平很低，且没有提高。据估计，清代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在康熙时期(1662-1722)约为3500万两，在雍正时期(1722-1735)约为4000万两，在乾隆时期(1736-1795)约为4300-4800万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概在6000-8000万两之间摆动。这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清代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的。与当时的英国相比，这个数字实在太低，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零头，比其它欧洲列强也低得多。
现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国家能力与经济的早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2011年的研究发现：1815年以前，因为英国具有对外维护自身安全、对内维持秩序与产权的国家能力，它得以促进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西班牙没有在加强汲取能力方面做出努力，导致这个曾经的霸主于17世纪逐步衰落。两位荷兰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不平衡的汲取（过于依赖一个省的财政收入）造成汲取能力不足，导致荷兰共和国防卫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它于1795年被法国消灭。在东西方之间出现大分流的时代，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类观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造成东西方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荷兰学者傅瑞斯认为：近代早期之所以会出现“东方的衰败”和“西方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12] 华裔学者孙隆基也认为：“中国未能成为近代世界经济的带头羊，乃因为它没能变成一个战争财政国家 [即财政-军事国家] 。”[13]
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14]
国家能力和中日大分流
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发展速度比中国快得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后来蚕食东北，最后又试图侵占整个中国。到今天为止，从技术、经济发展指标上看，日本也比中国要先进得多。对于中日之间的大分流，有两个流行的看法：一是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与日本差不多，都是经济停滞的落后国家，且统治者都不思进取；二是中日之间的差距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拉开的，因为日本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不够彻底。一本2018年新出的书依然持这样的看法，作者认为：“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道路；”“日本做得更为彻底，引导着明治维新走向了成功；”“假如日本不锐意改革，发愤图强，就会像中国一样衰败腐朽！”[15] 实际上，现在已有不少研究挑战上述流行看法。
关于第一个流行看法，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表明，与西欧一样，中国与日本也曾经历了广泛的商业化和早期的工业化（即非机械性的工业化）。用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说法，“1750 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看来与西欧地区相同”，都有“精密复杂的农业、商业和非机械化的工业”。[16] 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显示，在1700-1820年之间，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从22.3% 增至 32.9%，而欧洲从24.9% 增至 26.6%；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0.85%，欧洲为0.58%，虽然都高于世界的平均数(0.52%)，但中国比欧洲高。据此，中国学者李伯重也相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并不逊于欧洲”。[17]
第二个流行看法，它注意到中日之间的差异，但强调差异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仿佛产生差异的原因只是两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同。最近有研究表明，中日之间的分流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明治维新之后差别进一步扩大。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之间的差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GDP的差别，二是国家能力的差别，后者很可能与前者有密切关系。
基于新版麦迪森数据库，在康熙登基那一年（1661年），中国的人均GDP高于日本；但到乾隆31年（1766年），日本的人均GDP已超越中国。一份2017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在1720年以后的130余年里，日本的人均GDP年均增速明显加快，达到0.25%，而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加，并且两国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
中日之间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也出现了分流。从1650年到1850年，日本的汲取水平基本稳定，而中国的汲取水平急剧下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1839-1842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而日本则高达15%。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中日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前，而不是明治维新之后。
为什么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中国早一些、顺一些、快一些？因为日本有比较强的国家能力。德川幕府时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灯塔、消防、赈灾等等方面。在明治维新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以后还需要近一百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达到日本那时的水平。在生态保护方面，日本也比中国做得好得多；对森林的损毁程度可以看作一个指标。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建于1876年，且因遭到抵制于次年拆除；而德川幕府在明治维新前已计划建设铁路。这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就得以用政府投资主导全国铁路网的快速建设，通车里程不断增加，而中国远远落在后面。
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而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25倍。在1887年之前，铁路已联通日本的核心区域；到1907年，铁路已延伸至几乎整个日本列岛。反观中国，到甲午战争之前，铁路总长度不过400来公里，放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截短线。即使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通铁路的省份还是很少，其中不少线路还是由列强控制的。
提供公共物品需要财政收入支撑；只有政府的汲取能力比较强，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而像交通网络之类的公共物品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无疑，明治维新之前打下的基础将为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在著名日本史学家威廉?比斯利看来，就连明治维新之前已出台的相关改革规划也可算作一种公共物品，它“为明治维新提供了一幅‘富强’的蓝图”。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与汲取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强制能力，即中央权威对暴力合法使用的垄断。
在幕府时代，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各地皆由武士统治。在16世纪后半叶，日本经历了一场军事革命：几乎全面采用枪炮，制定有效部署火力的战术，改变军队的构成和组织，从而实现了战争的专业化。它与欧洲的军事革命非常相似，但却是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形下发生的。尽管如此，这场革命改变了军队的组织方式和战争的打法，让人们意识到集中权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日后追求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提供了铺垫。
1850年前后，中日同时面临内忧外患，但两国的回应方式迥然不同，对各自强制能力的影响至深。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满清政府起初调动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与太平军作战，但他们不堪一击，连连受挫。不得已，咸丰皇帝只好鼓励全国各地豪绅兴办团练（最著名者为湘军与淮军）；不仅军队由地方势力指挥，连军队的开支也放任地方势力以各种名目的厘金筹措。从此，长期集权传统的中国走向分权；尽管后来清王朝几次试图收权，但覆水难收，大势已去。
同样应对内外危机，原本军权相当分散的日本却走向了集权。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来自海上的西方威胁让日本人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前那种分散的封建政治架构已经过时。与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的幕府与各藩都曾采取过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步骤，但限于分散的财力，各自为战显然已不足以抵御西方的入侵。德川派与倒幕派都同意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才能挽救日本，并寻求改变幕藩体制；他们争夺的是：由谁、用什么方式来主导这个集权过程。内战结束了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促成了天皇制度和新型行政体系的确立。明治维新最关键的改革是1871年废藩置县，彻底终结了幕府体制，其意义不下于秦始皇的废封建、行郡县。常常被人忽略的是，与废藩置县同时出台的改革是命令大名（封建诸侯）解散私人军队，将武器上缴政府。到1872年初，日本陆军与海军已正式建立。1873年初，日本又正式推出征兵制，用平民出身的士兵替代武士阶级。至此，日本已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常备军。在创设全国统一军事体制的同时，日本建立了地方与全国警察体制。基于对暴力的垄断，日本政府得以在短期内大刀阔斧地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实行新币制（1871）、地租改正（1873）将财权集中到中央。到1877年，它已建立起统一的财政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其汲取能力。
反观中国，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满清政府才开始效仿德国与日本组建常备军，即袁世凯统帅的“新军”，比日本晚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才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垄断暴力合法使用的军事体制，比日本足足晚了近80年。
日本在1877年后的20余年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到1899年，日本已经完全废除了治外法权。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是“迅速实现了主权”（Rapid Rise to Sovereignty），而中国是“为争取主权苦苦挣扎”（Struggle for Sovereignty）。在与西方列强的博弈过程中，日本人从对手那里学到一样东西：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一旦自身强大起来，它自己便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向外进行殖民扩张，走上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道路。后来，山县有朋在总结日本发展经验时不无自得地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18]他提出了日本应该追求的战略目标：霸占中国东北，进而在整个中国谋求“优势地位”。[19]
东方与西方之间、中国与日本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大分流，与国家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类似的大分流还有一些，同样，国家能力的强弱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流，即东亚经济体在第三世界长期一枝独秀，出现了几个“小龙”，形成所谓“东亚奇迹”。
东亚奇迹与强有力的政府能力
20世纪70年代，当这个奇迹刚刚引起人们注意时，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成功，应归功于不受干扰的自由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实证研究证明，在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发展中，政府扮演了十分关键、不可或缺的角色。到上世纪90年代，连世界银行也校正了自己以前的判断，承认为促进经济发展，这些经济体的政府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干预”。很明显，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丽丝·安士敦所说，韩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能够将自己政策落实的国家”。不仅韩国是这样，安士敦的推论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落后’国家不太可能实现工业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哪怕政府不干预市场，它也必须具备很强的能力，在面对转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压力时，能够从容应付，避免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而“落后”国家最缺的，恰恰是强有力的政府。
拿东亚经济体与别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主导的发展》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印度裔教授阿图尔·科利比较了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这四个案例显示，在追求经济转型方面，各国的国家能力不尽相同：韩国有一个有效的、促进增长的政府，尼日利亚的政府腐败而无效，巴西与印度的政府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利教授的结论是：“在发展中世界，创造一个有效的国家一般会先于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20] 几年后，他将研究拓展到31个经济体，包括很多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国家能力的关键作用再次得到佐证：以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质量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国家能力越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两位学者使用了更大的数据库，对141个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了测度，他们同样发现，国家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总之，不管国家能力用什么指标衡量；不管是历史案例，还是现实案例；不管是相同案例的比较，还是差异案例的比较；不管是小样本，还是大样本；不管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其结论指向完全是一致的：在多数国家中，改革开放成功的少、失败的多；经济增长持续的少，短命的多。因而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下决心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它必定成功；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必定持续增长；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经济繁荣。当然，不进行改革开放，也许不会出现经济繁荣；但我们通过上述跨国比较研究证明，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能够成功。
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的存在。历史的、跨国的和当代的研究都表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开放）比较顺利、现代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早的国家都是国家能力增强在先，经济发展随后。这种时间上的前后揭示了逻辑上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很可能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结果；除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举措正确以外，还需要一个有效政府作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仅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能力的铺垫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只要国家能力足够强，不进行改革开放也可以带来经济繁荣。有效政府只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和国家能力的建设与维护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两者都不是充分条件。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对中国为什么会成功，我们应该有清晰的认识。
最后，为什么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而言，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是必要和重要的呢？第一，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第二，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创造比较有利的内外环境。比如，只有具备一定国力，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第三，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比较好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节奏。改革开放并不是线性运动，不是按照一个速率、朝着一个方向不拐弯地直行，有时必须要绕道走、要调整步伐。国家能力比较强，才有能力调节改革开放造成的损益分配，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必要的、适度的补偿，避免社会矛盾激化，防范政治上的风波。
国家能力如此重要，在未来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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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绍光，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亚当·斯密（陈福生、陈振骅译），《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32-233页。
[2]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1227. 《国富论》中译本对这段话的翻译似乎不够准确。
[3] 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392页。
[4] 欧阳泰Andrade, Tonio（陈信宏译），《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5] Andrade, Tonio,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5-7.
[6] 亚当·斯密（唐日松译），《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五篇第一章。
[7] 也就是说，英国废除奴隶制的主要原因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因为英属加勒比地区制糖业的衰落。Eric Eustace Williams, Capitalism & Slave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8]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七章第一节。
[9]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七章第一节。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9页。
[11] 欧洲各国税收历史数据库，https://ata.boun.edu.tr/sites/ata.boun.edu.tr/files/faculty/sevket.pamuk/database/a-_web_sitesi.xls
[12] Peer Vries, State, Econom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680s-1850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pp. 94-98.
[13] 孙隆基，“中国在近代全球经济中的角色”，2015年12月21日，http://www2.scut.edu.cn/economy/2015/1221/c1805a31351/page.htm
[14] 张夏淮另一本书的中译本题为《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5] 马国川，《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16]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226-227页。
[17]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8] 武寅，“从历史的深层看日本：试析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根源”，《炎黄春秋》2001年第10期，第42-45页。
[19] 孙耀珠，“山县有朋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研究论集》，2002年，第248-259页。
[20] Atul Kohli,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
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现代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首次提出：到2001年，我们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本文将用更多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把中国放在当代人类发展的视野来讨论。作为一名中国学者，见证并且总结中国发展的奇迹及动因，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承担的学术使命。
从“一盘散沙”到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从政治的角度看，新中国完成了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同时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天，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的历史，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华民族摆脱了100多年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欺负、控制的半殖民地的局面，维护了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侵略中国的领土。
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必须形成一个中央政府，它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资源，在极低的起点，尽快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特别是落后国家如何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二战后纷纷独立的后进国家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中国，只有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根本解决中国内部长期分裂、相互争斗的局面，从而实现国家长期的政治稳定、高度统一、各民族一体多元的空前团结。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一体多元，特别是进入现代国家，这个“一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元”就是由56个民族组成，并且采用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的启动，不能不提的就是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我国在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进行的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在当时，中央下这样大的决心是十分艰难的，也是伟大的。毛泽东不仅考虑当时中华民族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当时有人提出美国人手里有原子弹，毛泽东说“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当然，在这一场战争中，中国和朝鲜在与美国的较量中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和平的基础，捍卫了我国的独立安全，树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红利。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1979年和美国正式建交，我国基本上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40年没有再发生战争。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直到今天。一个国家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高度统一、各民族空前团结，这不是所有后发国家都能实现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做到了。
回望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再看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从这个意义看，中华民族复兴的含义，就是在整个民族多次挨打之后，进行了一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次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一次改革（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大国。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是紧密衔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在之前发展基础上的飞跃。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为后来我们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创立了战略机遇期。由此，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从世界的“饥荒之国”到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国
70年前，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以无法治理国家，只有靠美国人的面包才有出路。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批驳了这种历史唯心论。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
从1949年的数据，我们就能理解当时中国农业的困难状况。当年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比历史最高产量下降了24.5%和76%，全国平均每亩粮食单产仅为7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农业总产出比历史最高峰下降了20%，为历史最低点。中国需要解决占全球20%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生产就成为现代化起步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毛泽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定会地动山摇。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已经成为粮食净出口国，到60年代以后才变成净进口国，这和“大跃进”失败有一定关系。70年代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净出口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趋于下降，从农村起步的经济改革使最穷的人优先受益，极大地发挥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12种，居第二位的有2种，第三位的有4种。[2]
中国从1949年的起点发展至今，基本依靠自给自足解决了养活自己的问题，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粮食单产在1961年低于世界水平，而后一路上升，现在已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客观地说，中国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质量并不好，有大量超过25度斜坡甚至更陡的土地开垦为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来一步步提高粮食单产。中国的耕地面积在1949-1957年是持续扩大的，在1957年达到高峰，而后就开始下降。从那时起，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从两条腿走路即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产，变成了依靠提高单产一条腿，解决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吃饭问题。
表1 中国与世界谷物耕地面积、产量、单产变动趋势（1961年-2016年）
| 1961年 | 1970年 | 1980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2016年 |
中国谷物产量 （千万公吨） | 10.70 | 19.76 | 27.72 | 40.19 | 40.52 | 49.63 | 58.09 |
世界谷物产量 （千万公吨） | 73.56 | 99.77 | 134.20 | 170.58 | 205.01 | 246.29 | 284.86 |
中国谷物产量 占世界比重（%） | 15 | 20 | 21 | 24 | 20 | 20 | 20 |
中国谷物耕地面积（千万公顷） | 8.97 | 9.29 | 9.44 | 9.30 | 8.53 | 8.98 | 9.63 |
世界谷物耕地面积（千万公顷） | 51.38 | 54.37 | 57.87 | 58.81 | 66.37 | 68.58 | 71.81 |
中国谷物耕地面积占世界比重（%） | 17 | 17 | 16 | 16 | 13 | 13 | 13 |
中国谷物单产 （公吨/公顷） | 1.19 | 2.13 | 2.94 | 4.32 | 4.75 | 5.52 | 6.03 |
世界谷物单产 （公吨/公顷） | 1.43 | 1.84 | 2.32 | 2.90 | 3.09 | 3.59 | 3.97 |
中国谷物单产 与世界之比 | 0.83 | 1.16 | 1.27 | 1.49 | 1.54 | 1.54 | 1.52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在全世界谷物耕地面积的占比在10%～20%，但是我们的谷物产出大体都在20%以上，[3] 我们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耕地资源，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质疑“2030年中国能否养活自己”。我当时写了文章批驳他，告诉他缺少历史知识，他所预测的2030年中国粮食产量相当于中国1973年的产量。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艾奇逊预言的破产，也有我亲眼见证的布朗预言的破产。
我们从农业增加值的角度来比较中国、美国和OECD三个经济体（当然美国也属于OECD）。图1显示，中国从1997年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0%，到2015年达到24%。OECD国家从31.9%下降至大体和我们差不多，但是OECD耕地面积的比例远超过中国，我们是在不利的农业资源条件下取得的农业发展，我们也大大超过美国。[4]
图1 中美OECD与其他国家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1997-20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表2 四大经济体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1997-2016，%）
年份 | 中国比重 | OECD比重 | 美国比重 | 其他国家比重 |
1997年 | 20.0 | 31.9 | 6.1 | 48.1 |
1998年 | 20.4 | 31.6 | 5.9 | 48.0 |
1999年 | 20.3 | 31.6 | 6.3 | 48.2 |
2000年 | 20.1 | 32.2 | 7.0 | 47.7 |
2001年 | 20.3 | 30.7 | 6.6 | 49.0 |
2002年 | 20.4 | 30.6 | 6.4 | 49.1 |
2003年 | 20.3 | 29.4 | 6.9 | 50.2 |
2004年 | 20.7 | 29.8 | 6.9 | 49.5 |
2005年 | 21.1 | 29.1 | 7.2 | 49.9 |
2006年 | 21.3 | 28.3 | 7.1 | 50.3 |
2007年 | 21.8 | 27.0 | 5.9 | 51.3 |
2008年 | 22.1 | 27.3 | 6.1 | 50.6 |
2009年 | 22.4 | 27.5 | 6.8 | 50.1 |
2010年 | 22.7 | 26.4 | 6.7 | 50.8 |
2011年 | 22.9 | 25.6 | 6.1 | 51.5 |
2012年 | 23.7 | 24.6 | 5.5 | 51.7 |
2013年 | 23.4 | 24.9 | 6.3 | 51.7 |
2014年 | 23.8 | 24.7 | 6.2 | 51.5 |
2015年 | 24.0 | 24.9 | 6.5 | 51.1 |
2016年 | 24.2 | 24.6 | 7.1 | 51.1 |
1997-2016变化量 | 4.2 | -7.3 | 1.0 | 3.1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四类国家人均谷物的产量（见图2、表3）可以看到，OECD国家不仅耕地面积大，而且单产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也比较高，始终保持比较高的人均谷物产量；而中国基本处于世界平均水平。通过具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远高于比我们农业资源更发达的南方国家。很多比我们农业资源条件好得多的国家，比如南非，谷物的单产是很低的。在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是一个巨大挑战，70年来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我国农业在农业科技等方面的进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图2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表3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年份 | 中国 | OECD | 世界 | 其他国家 |
1961年 | 162 | 439 | 239 | 171 |
1965年 | 222 | 490 | 261 | 167 |
1970年 | 242 | 483 | 271 | 186 |
1975年 | 263 | 573 | 295 | 189 |
1980年 | 282 | 603 | 302 | 189 |
1985年 | 320 | 708 | 333 | 198 |
1990年 | 354 | 657 | 323 | 194 |
1995年 | 345 | 594 | 330 | 237 |
2000年 | 321 | 670 | 335 | 234 |
2005年 | 328 | 671 | 345 | 253 |
2010年 | 371 | 666 | 355 | 261 |
2016年 | 421 | 717 | 383 | 281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
发展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定的资本。从1861年洋务运动到1949年的88年间，中国工业积累的全部固定资产只有100多亿元（1952年价格），当时我们有超过5.4亿人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是人口多、耕地少，最重要的是底子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5]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均固定资产只有20多元，工业净产值只有45亿元，人均工业净产值只有8元，占国民收入的12.6%，这就是旧中国留下的极其微薄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搞工业化，必须解决建设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靠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而是靠自己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949年，毛泽东提了一个“一九开”的说法，把工业的现代化部门、交通运输的现代部门、金融的现代部门、服务业的现代部门加在一起。他在七届二中全会讲到“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6]，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与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和金融等事业。[7] 到1956年党的八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提出这样一个构想：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8]
今天，我们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9]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资料，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目前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位，在15个大类中名列前三位，2017年中国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10] 到2018年，我国手机产量达到18亿部，占世界总量的90%，计算机生产量达到3亿台，占世界总量的90%。包括美国人用的计算机、手机，很大部分也是在中国生产的。彩电生产量达到2亿台，占世界生产总量的70%。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今天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占世界总量比重和在世界上的位次都在不断提高（见表4）。2015年，中国铁矿石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1.6%，煤炭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7.7%，粗钢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9.5%，只有原油的资源条件较差，占世界比重为4.9%。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向绿色化转型，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从2000年9.5%上升至2018年的22.1%，可再生能源（不包括水力发电）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46%上升至2015年的17.26%，居世界首位。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工业化，更需要绿色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巨大挑战，对我们更是巨大机遇。
表4 中国主要资源型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及占世界的比重（1949-2015，%）
年份 | 铁矿石 | 原油 | 发电量 | 煤炭 | 粗钢 |
1949/1950年 |
| 0.04（27） | 0.48（25） | 3（9） | 0.36（26） |
1957年 |
| (23) | (13) | (5) | (9) |
1960年 | 11.8 | 0.17 | 2.6 | 21.3 | 3.17 |
1970年 | 5.7 | 0.47 | 2.33 | 16.8 | 2.97 |
1980年 | 10.1 | 3.54（8） | 3.64（6） | 21.8（3） | 5.18（5） |
1990年 | 14.6 | 4.53（5） | 5.27（4） | 30.7（1） | 8.5（4） |
1999年 | 22.3b | 4.96（5） | 2.13a（2） | 33.8c（1） | 15.7（1） |
2009年 | 39.1（1） | 4.9（5） | 18.5（2） | 45.6（1） | 46.4（1） |
2012年 | 43.3(1) | 4.8（5） | 21.9（1） | 47.5（1） | 46.3（1） |
2015年 | 41.6（1） | 4.9 （5） | 24.1（1） | 47.7（1） | 49.5（1）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按照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工业增加值，1997年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工业生产国，到2011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占世界工业产出的比重为20.8%，2016年相当于美国的1.27倍（见图3、图4）。[11]
图3 五大国工业增加值（199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0年之前只有5%和6%，2017年已经分别达到24.5%和20.8%（见图4），[12] 还没有达到美国在二战后的最高点，但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当年的比重。
图4 中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2011年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4-2017，%）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中国在2000-2013年期间，制造业增加值保持了16.7%的增速，而美国只有2.0%的增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赶超系数，从25.0%上升至143.2%（见表5）。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工业大国，进而成为新型工业化大国。2017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达到23.8%，也明显高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比重（13.9%），[13] 显示了中国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不断增强的国际竞争力。
表5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美国的赶超（2000-2013）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3年 | 2000-2013年平均增速（%）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亿美元） | 3849.4 | 7336.6 | 19243.2 | 28569.8 | 16.7 |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亿美元） | 15419.9 | 16878.1 | 18058.8 | 19954.0 | 2.0 |
赶超系数(%) | 25.0 | 43.5 | 106.6 | 143.2 |
|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基础设施落后国到世界现代化基础设施大国
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现代化。1949年，全国仅有5万公里破破烂烂的公路，没有什么柏油马路，而二次大战时的德国、意大利、美国已经有了高速公路；我国铁路里程为2.18万公里，还不及印度的一半；只有十几架小型飞机，这就是中国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4]
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已基本完成了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建设（见图5）。这是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到2025年的目标，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提前实现了这些目标。2018年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了近3万公里，连接80%以上的大城市，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以上人口的大中城市，高铁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里程的66.3%。这一指标可能是铁路或高速铁路的历史最高纪录，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铁路网。
图7 2025年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图
中国的公路网2018年已经达到了486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其中高速公路达14.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15] 2017年占世界总里程（36.5万公里）的35.6%。高速公路的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1991年我去美国学习，刚下飞机看到纽约肯尼迪机场，让我感觉很震撼，当时北京机场只有T1航站楼。而当时中国的高速公路只有500公里，今天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了美国。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要看它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中国正在构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先进、最高效（例如海关通过时间）的交通基础设施。[16]
建设长江大桥是当时的一件大事。1956年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诗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一五”计划156个苏联重点援助项目之一，在武汉建一座由苏联设计、施工和监理的长江大桥；1968年我们才有了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今天我们的长江上有多少座桥？根据最新的统计，已建和在建的超过200座，还没有包括江底隧道等。中国南北之间的“天堑变通途”，我们今天已经实现了。
我国目前有多少座公路桥梁？1963年是8.3万座，1978年是12.82万座， 2018年达到83.25万座，中国修建的桥梁达到全世界当年修建桥的60%甚至70%，“要想富先修路”，有了路才能富起来，富起来才可以修更多的路。我们现在又通过“一带一路”让更多国家的人民也像中国人民那样富裕起来。
中国是一个地理不平的国度，地理不平又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平。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只有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通过修路修桥实现全国和各地区互联互通，才能重塑中国经济地理。1994年我去贵州，当地最大的问题是“地无三尺平”，除了贵阳到黄果树100多公里的快速公路，既没有公路桥也没有高速公路。但是今天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贵州已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后来居上。2018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6453公里，高铁营业里程1127公里。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告诉国人，也可以告诉世界，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是大陆之国，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海洋大国、海运强国。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8个港口进入世界前20强，上海港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洋山港四期7个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4000万标箱，这是美国全国之总和。2016年开始使用已经超过了3700万箱，还将进一步扩大。第四期是全自动化的无人智能码头，而且还在美国的长滩港口建了一个小规模的智能码头。美国人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用国际上更专业的指标“班轮运输相关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大国、海运大国。这个指数包含船舶数量、船舶集装箱承载能力、最大船舶规模、服务量、在一国港口部署集装箱船舶的公司数量，共5个指标。计算时取最领先的国家定义为100%，也就是中国2004年的数据，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187.8%。同期美国仅提高了13.4个百分点，目前该指数仍滞后于中国2004年的情况(见表6)。这表明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大国，通过“一带”更通过“一路”辐射到全世界七大洲所有的港口，因为海运承担了全国90%以上外贸货物运输量，也占了世界主要港口货物吞吐总量的1/3以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打造世界最大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公共产品，促进各大洲、各国、各地区的互联互通。
表6 班轮运输相关指数国际比较（2004-2018）
年份 | 中国 | 新加坡 | 韩国 |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马来西亚 | 荷兰 | 德国 | 美国 | 英国 | 比利时 |
2004 | 100.0 | 81.9 | 68.7 | 94.4 | 62.8 | 78.8 | 76.6 | 83.3 | 81.7 | 73.2 |
2008 | 137.4 | 94.5 | 76.4 | 108.8 | 77.6 | 87.6 | 89.3 | 82.5 | 78.0 | 78.0 |
2012 | 156.2 | 113.2 | 101.7 | 117.2 | 99.7 | 88.9 | 90.6 | 91.7 | 84.0 | 78.9 |
2016 | 169.2 | 118.5 | 111.4 | 106.9 | 108.9 | 89.9 | 94.1 | 92.0 | 92.3 | 84.6 |
2018 | 187.8 | 133.9 | 118.8 | 113.5 | 109.9 | 98.0 | 97.1 | 96.7 | 95.6 | 91.1 |
2004-2018变化量 | 87.8 | 52.1 | 50.1 | 19.1 | 47.0 | 19.2 | 20.5 | 13.4 | 13.9 | 17.9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在航空运输方面，1975年中国乘坐飞机的只有100万人次，2017年已经达到了5.5亿人次，2018年超过了6亿人次。我国民航客运量相对于世界的比重，从0.23%提高到13.85%，不过相比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今后发展民航事业的空间相当之大，作为地级市拥有了机场以后，物流业发展会非常之快。
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建国初期，我国通信设备、通信方式和通信手段十分落后，而目前电信业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电话网络规模跃升世界第一，电话、互联网用户数跃居全球之首。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信息化社会，是世界最大ICT技术的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01年时，我们还在思考中国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数字大国。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
我们以1952年为基期，按照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见表7）进行纵向比较。2018年，我国GDP是1952年的173.5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46倍；第二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860倍；工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72倍；第三产业是1952年的204.3倍；人均GDP是1952年的70.92倍。
1952-2018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速是8.1%。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6.1%。1978年至2018年，GDP年均增速9.4%。以人均GDP来看，1952-2018年的年均增速达到了6.7%，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4.0%。按照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统计，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速超过3%，就可称之为高增长类型。改革开放之后至今，我国人均GDP增长率更是高达8.4%。[17]
这些数据都表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它最大的受益者是从1949年5.4亿人口变成了今天的14亿人口，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发达国家经过了200多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发展到今天的水平，OECD国家人口总和是13亿人，比我国少了1亿人。我国后来者居上，为二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表7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52-2018）
年份 | GDP | 第一产业增加值 | 第二产业增加值 | 工业增加值 | 第三产业增加值 | 人均GDP |
1952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978 | 471.4 | 170.1 | 1525.2 | 1694.0 | 392.7 | 280.5 |
2018 | 17347.2 | 945.6 | 85990.8 | 97247.5 | 20431.0 | 7092.2 |
1952-2018年均增速（%） | 8.1 | 3.5 | 10.8 | 11.0 | 8.4 | 6.7 |
1952-1978年均增速（%） | 6.1 | 2.1 | 11.0 | 11.5 | 5.4 | 4.0 |
1978-2018年均增速（%） | 9.4 | 4.4 | 10.6 | 10.7 | 10.4 | 8.4 |
计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五年》，第681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8》，第26-27页。
再看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一是汇率法，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的美元来计算（见表8），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60年1.13%提升至2017年的12.69%。[18] 二是购买力平价，[19] 按照2011年国际元计算（见表9），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3.66%提高到2017年的18.21%，[20] 尽管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减缓，但这一比重大体是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左右。这两种计算结果也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成为提供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国家。
表8 中国GDP（汇率法，2010年不变价美元）及占世界比重（1960—2017）
| 1960年 | 1970年 | 1980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2017年 |
中国（万亿美元） | 0.13 | 0.19 | 0.34 | 0.83 | 2.24 | 6.10 | 10.16 |
世界（万亿美元） | 11.33 | 19.12 | 27.92 | 37.98 | 50.06 | 65.97 | 80.09 |
中国占世界比重（%） | 1.13 | 0.98 | 1.22 | 2.18 | 4.47 | 9.25 | 12.69 |
中国居世界位次 |
|
| 11 | 11 | 6 | 2 | 2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表9 中国GDP（PPP.2011年国际元）及占世界比重（1990-2017）
1990年 | 1995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2017年 | |
中国（万亿国际元） | 1.73 | 3.09 | 4.67 | 7.46 | 12.74 | 18.61 | 21.22 |
世界（万亿国际元） | 47.29 | 52.85 | 63.39 | 76.31 | 91.37 | 108.78 | 116.54 |
中国占世界比重（%） | 3.66 | 5.85 | 7.37 | 9.77 | 13.95 | 17.11 | 18.21 |
中国居世界位次 | 5 | 3 | 2 | 2 | 2 | 1 | 1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文盲充斥”“人才匮乏”大国到世界人力资源大国
中国现代化最有意义的还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就是要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所有人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1912年到1948年，中国累计大学毕业生只有21万人，[21]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22] 大大低于美国8.38年的水平；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累计18.5万人，只占全国5.4亿人的0.034%。文盲充斥、人才匮乏，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穷二白”的“白”，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3]
今天，中国成人识字率已经超过了96%，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23年，是1949年10.23倍。2017年，中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生在校生达到了2754万人，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了3700万人。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人力资本的基础。我们估计，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1.8亿人，我国平均每年进入大学的学生人数约700多万，再加上各类在校生或者非在校的高等教育类型，人数将超过1000万。这样到2020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基本上可以达到两亿人。如果有了两亿大专以上人口，那么无论是经济生产力，还是文化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包括国防生产力都将有质的提升。
从“东亚病夫”到“健康中国”
看人口的健康程度，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口预期寿命。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期望寿命（1950年为49岁），更不要说像美国（68岁）、日本（61岁）等国；195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00‰，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5‰）；建国初期，全国吸毒者达20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3.7％。新中国成立后几年内，就全部解决了禁毒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地发动卫生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卫生革命，在国家还很穷的时期就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当时毛泽东为江西消灭血吸虫病而欣然写作了一首七律诗《送瘟神》。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将中国列为极低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但198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6.8岁，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61.0岁），这本身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到2017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2.2岁），婴儿死亡率降至6.8‰，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9‰），已接近美国水平（5.7‰）。中国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2016年召开了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我国首次提出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明确提出到2030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0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
表10 中国、印度、美国和世界人均预期寿命（1950-2017）
年份 | 中国（岁） | 印度（岁） | 美国（岁） | 世界（岁） |
1950 | 41 | 32 | 68 | 49 |
1965 | 49.5 | 44.4 | 70.2 | 55.4 |
1970 | 59.1 | 47.7 | 70.8 | 58.7 |
1975 | 63.9 | 51.0 | 72.6 | 61.0 |
1980 | 66.8 | 53.8 | 73.6 | 62.9 |
1985 | 68.6 | 55.8 | 74.6 | 64.3 |
1990 | 69.3 | 57.9 | 75.2 | 65.4 |
1995 | 70.2 | 60.4 | 75.6 | 66.3 |
2000 | 71.4 | 62.6 | 76.6 | 67.7 |
2005 | 73.0 | 64.6 | 77.5 | 69.1 |
2010 | 74.8 | 66.6 | 78.5 | 70.7 |
2015 | 76.3 | 68.3 | 78.7 | 71.9 |
2017 | 76.7 | 68.8 | 78.5 | 72.2 |
注：中国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8页；
其他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世界最大贫穷人口之国到世界最大“全面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什么概念？简要地说，就是上中等收入水平社会。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GDP，还是城乡恩格尔系数，以及人类发展指数，70年沧桑巨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元，到2018年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51元与14617元，相当于1949年的393倍与332倍。[24]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汇率法计算，2016年人均GDP约为8123美元，居世界（230个国家或地区）第91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比例的79.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据OECD年度报告，一个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需要经过四至五代（约150年）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在中国，仅需要一至两代人就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且人口规模达到14亿，占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总人口（25.76亿人）比重的53.8%。
建国初，我们估计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以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属于极端贫困类型。到2018年，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7.7%，属于富足阶段；农村居民已降至30.1%以下，[25] 即将进入富足阶段。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
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0.225（1950年）的极低水平,提高到1980年的0.456，2017年提高至0.752，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组，成为过去40年世界各国中提高幅度最快的国家,1990-2017年平均增长率为1.51%，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速（为0.73%）的两倍。
再来观察中国和世界减少绝对贫困标准的情况。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贫困线标准（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90美元），1981年中国有8.8亿绝对贫困人口，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2500万人；而世界上其他国家1981年为10.19亿人，2013年降至7.66亿人，减少了3.6亿人（见表11）。中国减贫对世界贡献率达到了75.5%，这说明中国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成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
表11 中国与世界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981-2013）
年份 | 中国 | 世界 | 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比重（%） | ||
贫困人口 （万人） | 贫困发生率（%） | 贫困人口（万人） | 贫困发生率（%） | ||
1981 | 88383.59 | 88.3 | 190292.74 | 42.15 | 46.45 |
1984 | 79060.86 | 75.8 | 185859.60 | 39.06 | 42.54 |
1987 | 66498.12 | 60.8 | 174581.47 | 34.81 | 38.09 |
1990 | 76122.91 | 66.6 | 184959.86 | 35.01 | 41.16 |
1993 | 67554.69 | 57.0 | 185460.13 | 33.49 | 36.43 |
1996 | 51464.57 | 42.1 | 166595.80 | 28.78 | 30.89 |
1999 | 50993.64 | 40.5 | 169218.92 | 28.04 | 30.13 |
2002 | 41040.73 | 32.0 | 158750.77 | 25.3 | 25.85 |
2005 | 24516.75 | 18.8 | 132689.36 | 20.37 | 18.48 |
2008 | 19455.49 | 14.7 | 120500.53 | 17.83 | 16.15 |
2010 | 14991.37 | 11.2 | 107732.52 | 15.56 | 13.92 |
2013 | 2517.33 | 1.85 | 76640.66 | 10.68 | 3.28 |
1981-2013变化量 | -85866.26 | -86.47 | -113652.08 | -31.47 | 43.17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贫困线标准为1.90美元：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APS?locations=CN
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方面作出了庄严政治承诺。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敢于作出这样的政治承诺。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全体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彻底脱贫的小康社会。中国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即将告别人类历史中上百年、上千年延续的绝对贫困，这个意义远远超过了中国自身发展的意义。
从科学技术“空白之国”到世界“创新大国”
建国初期，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相当于就业总人数的0.028%，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足500人。[26] 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提出要“重点发展、迎头赶上”，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亟需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27] 之后又编制过多次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4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中国从事研发的人员折合全时人数，2018年已经达到418万人年，相当于美国总数（2014年为135万人年）的3.1倍。我国人口占世界比重已降至19%以下，而2015年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44.4%。大量的科技人员是我国最宝贵的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
1984年，我国制定了《专利法》。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见图6），1985年，我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量比重仅为0.9%，到2017年已经上升至57.6%，相当于美国总数的4.24倍，相当于日本总数的4.79倍，相当于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1.49倍。
图6 中美日及经合组织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198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IP.PAT.RESD?end=2017&locations=CN-JP-US-OE&start=1985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知识生产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在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方面，我国是第一大国。[28] 在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申请量方面，也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商标。更关键的是高质量的、国际化的数据即专利合作协定（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2000年至2017年，中国这一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8.4%。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8》，2017年中国PCT达到48900件，超过日本（48206件），跃居世界第二位，排在美国（56680件）之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说，中国已经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技术生产者。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正在从欧美向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转移。
从世界最大的传统农村社会到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
中国从一个世界最大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1949年，全国仅有城市132个，城市市区人口3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仅有10个。[29] 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国家。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人口已达到8.3亿人，相当于美国城镇人口数的3.1倍，相当于欧盟城镇人口数的2.1倍，相当于印度城镇人口数的1.84倍（2017年）。[30]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人口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包括两亿多农民工变成市民，使得他们享受到的现代化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越来越多。
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2016年，用水普及率为98.4%，燃气普及率为95.8%，城市污水处理率93.44%，这些指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我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农村。[31]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战略格局，将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三大城市群逐步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
从农村社会到城镇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92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最高峰后，开始持续下降，城乡人口比例原来是二八开，现在已经达到并超过了四六开。短短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城镇化道路。
1952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2486万人，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员的12.0%；2017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达到42462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7.1倍，相当于1978年的4.4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1%，占全国总就业人员比重的54.7%。我国城镇规模显著扩大，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城市数从1978年末的193个增加至2017年末的667个，其中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从1个提高至16个，300万-500万人口城市数从3个提高至25个，50万-300万人口城市数从60个提高至271个，50万以下人口城市数从129个提高至349个。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潜力，还有两亿左右的非户籍人口需要成为城镇户籍人口。
从封闭社会到全面开放社会
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0.9%，只相当于美国的5.5%，相当于德国（西德）的23.4%。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2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8%，相当于美国的6.4%、德国的8%。[32] 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进口12.46万亿元，我国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我国也将变成世界最大进口国，为世界提供更大的市场。1982年到2017年中国的贸易增长率，无论出口和进口都达到14.2%。同期美国出口增长率是5.9%，进口达到6.7%（见表12）。如何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实现出口和进口相对平衡，是下一步的目标。
表12 中国、美国、世界货物进出口（1982-2017）
| 1982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2017年 | 1982-2017年均增速（%） |
中国货物出口 （百亿美元） | 21.1 | 51.5 | 111.3 | 1486.4 | 2216.5 | 14.2 |
美国货物出口 （百亿美元） | 211.2 | 387.4 | 784.9 | 1290.3 | 1553.4 | 5.9 |
世界货物进口 （百亿美元） | 1837.8 | 3444.3 | 6254.1 | 14980.9 | 17498.3 | 6.7 |
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 | 1.1 | 1.5 | 1.8 | 9.9 | 12.7 |
|
美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 | 11.5 | 11.2 | 12.6 | 8.6 | 8.9 |
|
中国货物进口 （百亿美元） | 16.9 | 42.4 | 124.9 | 1240.0 | 1740.3 | 14.2 |
美国货物进口 （百亿美元） | 247.7 | 498.4 | 1231.7 | 1939.0 | 2360.9 | 6.7 |
世界货物进口 （百亿美元） | 1771.9 | 3371.2 | 6254.3 | 14581.1 | 17094.8 | 6.7 |
中国货物进口占世界比重（%） | 1.0 | 1.3 | 2.0 | 8.5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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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物进口占世界比重（%） | 14.0 | 14.8 | 19.7 | 13.3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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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世界投资国，2017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48万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尤其是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直接促进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对外承包工程规模迅速扩大，累计签订合同额近2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4万亿美元。[33] 这是中国最开放的时代，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更是中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最大的时代。
从封闭落后的文化之国到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大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进入到大发展、大开放、大繁荣的时代。2012年，全国出版图书高达37万种，一年的出版量就大大超过了古代到辛亥革命2000年出版量的总和（20万种）。[34] 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7年的4.29%，进入了世界文化产业大国前列。我国公共文化事业迅猛发展，到2017年末，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城乡14亿人口和3亿多户家庭，[35] 广大人民群众以极低的成本享受各种文化服务和个性消费，进入了历史上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好时期。在国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创作反映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在国际上，坚持“对外开放、以我为主”，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到了近代，中国沦为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落伍者，落后必然挨打。直到新中国成立，现代中国开始崛起，成长为世界政治大国、经济大国。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36]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飞跃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巨变。到2000年，有两个指标居世界第一位；到2010年，有7项指标居世界第一；到2017年，共有11项指标居世界第一，有5项居世界第二，有1项居世界第三（见表13）。这反映了中国进入21世纪走向世界舞台，到2017年，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
表13 中国主要指标位居世界第三、第二、第一的年份
序号 | 主要指标 | 第3位 | 第2位 | 第1位 | 数据来源 |
1 | GDP（汇率法） | 2007年 | 2010年 | 世界银行 | |
2 | GDP（PPP） | 1994年 | 1999年 | 2013年 | 世界银行 |
3 | 农业增加值 | 1994年 | 1995年 | 世界银行 | |
4 | 工业增加值 | 1999年 | 2006年 | 2011年 | 世界银行 |
5 | 商品出口 | 2004年 | 2007年 | 2009年 | 世界贸易组织 |
6 | 商品进口 | 2003年 | 2009年 | 世界贸易组织 | |
7 | 服务出口 | 2011年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
8 | 服务进口 | 2011年 | 2013年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
9 | 外汇总储备（不包括黄金） | 1995年 | 1996年 | 2006年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10 | 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 | 2003年 | 2009年 | 2010年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11 | 本地居民直接提交的商标申请数 | 1997年 | 2001年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
12 | 科技期刊文章数 | 2004年 | 2016年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
13 | 铁路客运量(百万乘客-公里) | 1995年 | 世界银行 | ||
14 | 航空运输客运量(人次) | 1993年 | 2004年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 |
15 | 能源消费 | 1985年 | 1993年 | 2009年 | BP世界能源统计 |
16 | 发电量 | 1994年 | 1996年 | 2011年 | BP世界能源统计 |
17 |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包括水电（千瓦时） | 2005年 | 2008年 | 世界银行 |
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从被挨打、被歧视的世界弱国，[37] 建成世界社会主义大国，进而跃居世界综合国力前列的过程。在近代以来世界性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曾是落伍者，但是后来居上，仅用了70年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200多年达到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成就，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当然，这个现代化过程还远未结束，按照中央制定的宏伟蓝图，我们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贫穷、经济最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转型之路；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继续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创新之路；是由十几亿人民，56个民族，以及港澳台地区，海外侨胞共同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38] 其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39]
（编辑 季节）
*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9-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从新中国建立至60年代之前，中国是粮食净出口国。60年代以后，粮食有进有出，进大于出。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净进口粮食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呈减少趋势，1978-1984年为32％，1985-1990年为12%，1991-1995年为04%。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是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问题》，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5/content_630934.htm。
[4] 农业增加值系为美元现价。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AGR.TOTL.CD?end=2013&locations=CN-US&start=1990
[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8]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
[9] 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21_402588674.htm。
[10]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11]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TOTL.KD?end=2017&locations=CN-US-1W&start=1990
[12]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MANF.CD?end=2015&locations=CN-US-1W&start=2010
[13]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TX.VAL.TECH.MF.ZS?end=2017&locations=CN-US-1W-OE&start=1990。
[14]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23_402589513.htm.
[15] CIA，The World Factbook 2019，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fields/385rank.html。
[16] 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30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17] 计算数据来源：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end=2017&locations=1W&start=1978。
[1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end=2013&locations=CN-US-JP&start=1990
[19] PPP GDP是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转换为按国际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GDP 而言，国际元的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相当。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KD?end=2016&start=2001
[2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PP.KD?end=2013&locations=CN-US-JP&start=1990
[21]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22] 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11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24] 参见《经济日报》，2011年10月4日。
[25]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9》，54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26] 参见武衡、杨凌主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4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2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页。
[28] 2017年中国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数比重上升至43.6%，相当于美国的2.27倍。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8。
[29] 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城市五十年》，第53-54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
[3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URB.TOTL?locations= US-EU-IN
[31] 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第217-222、32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32] 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29_402591155.htm
[33] 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第53-56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34] 参见张贺：《每年出书37万种，意味着什么》，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22日。
[35] 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第241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3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99页。
[37] 毛泽东曾指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指1949-1956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参见《毛泽东文集》，1版，第7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8] 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是近代历史上一些大国崛起的老路。参见
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
[39] 参见《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1年7月1日。
图1：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337调查”的情况①
数据来源：美国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
图2:按领域分，2015-2017年上半年我国受到美国“337调查”的企业案件数量及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经济观察网《“337调查”报告：美国近半数调查针对中国》一文中的数据整理形成
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到我国的科技创新领域。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增长同步壮大，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科技型企业。然而近几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不断攀升，经济转型迫在眉睫。而美国调整对华战略，从“接触”改成“遏制”，在很多领域，尤其是科技领域中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投资。面对这种国内外形势，我国企业如何突破？企业科技创新目前存在哪些软肋？本文在论述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引导我国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
科技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分配财富的手段
当今世界，随着社会资源、劳动力等成本的不断提高，企业依靠降低成本从而获得更高利润、创造更多财富的做法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企业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竞争力以及占领市场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因素。企业依靠科技手段提升创造财富的能力，苹果公司正是由于科技创新成功抢占先机，推出了全球首款智能手机，并树立起智能手机的标杆，为苹果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加速了企业财富的积累。同时，持续的科技创新保证了苹果手机始终引领智能手机市场，攫取科技红利。
不仅如此，科技也是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这在我国汽车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长期以来，我国相当多的车企始终处于产业链低端，将高额利润拱手“送”与跨国车企，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车企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汽车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例如，在我国的合资车企中，每销售一辆汽车需要向外商支付大约为价格10%的技术转让费，而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部件和技术也全部被大型跨国车企垄断，购买核心配件的支出是外资车企获取收入的重要来源。跨国车企在获得合资企业税后利润分配权的同时，还依靠技术垄断优势赚取专利费，而我国车企仅仅充当的是汽车制造、组装和加工的角色，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
科技实力是一国获得国际话语权，维护国际利益的有力保障
科技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在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的美国，在原子弹、计算机、航天航空、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科技突破，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二战以后，美国引领着世界上主要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进而将这种科技优势所形成的国家硬实力，转变成为拥有高度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正是凭借强大的科技实力，美国在国际交往中才能掌握主动权。中兴事件就是美国通过所掌握的高科技技术迫使中国企业接受美国的监管。这一事例告诫我们，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和竞争是以科技水平为“硬”基础的，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我们的竞争实力就会减弱，国际谈判的砝码就会降低，争取并维护更多国际利益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
引导我国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正是由于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必须重新定位科技创新，尤其是企业的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如此，我国当前面对的国内外形势也迫使企业要加强科技创新，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我国企业科技创新始终面临发达国家的封锁和遏制
1.政治层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我国科技实力的快速提高，我国长期遭遇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封杀。正如法国《世界报》所说，“中国军备面临的技术封锁的严厉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能够比拟”，“在400多种与军备直接相关的技术中，美欧等实施严格技术封锁的就有350多种，中国没有遭遇严厉封杀的技术不到50种。美国对中国禁止出口的商品目录居然达7000页，中国急需的很多高新科技产品都被美国纳入了禁止出口的范围。
除了技术封锁，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以我国政府和企业涉及窃取与滥用知识产权为由，加大对我国企业的“337调查[①]”（如图1）。近些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337调查案件数量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案件是针对我国企业的。而在这些被调查的中国企业中，主要以高科技企业为主（如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2015年-2017年上半年统计的我国被调查企业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领域，占我国被调查企业的37%。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这种行为是为了持续保持其技术优势，尤其是高科技含量的技术优势，限制我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
2.企业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科技创新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过程中，又形成了相应的分工。美国作为科技创新的领跑者，主要在研发端发力，而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国家的企业则集中发展高端制造业，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科技垄断企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企业一方面不断加大研发力度，保持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占据我国市场，向我国企业转让中低端技术，获取技术红利，并始终把我国相关的技术控制在“微笑曲线”的低端。这对于跨国公司的好处不仅是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我国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而且可以扼杀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阻碍我国向高端技术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激烈的国家科技实力的竞争中，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缺乏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缺乏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只能被迫在微笑曲线低端参与国际分工，在跨国垄断公司的多重挤压下求生存和发展。
我国企业面临着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压力
1.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调整需要尽快实现企业由依靠低成本和高杠杆发展向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靠廉价的社会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利用低成本优势——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成本、低自然资源成本——引进国外中、低端技术，实现了企业的规模扩张和经济利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保持国民经济发展，政府实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引导企业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增加产能，但没有着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这种“三低一高”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了我国经济规模水平的提高，企业通过规模扩张实现资本积累和财富增长，但总体上企业没有动力进行大规模科技创新投入，也难以形成科技创新主体。
随着我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环境成本接近居民承受极限、自然资源消耗过度，低成本的优势逐渐丧失。高杠杆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已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基于这种经济背景，我国政府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引导企业重视科技研发，使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引擎。一方面战略调整所提供的制度环境使企业有动力进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企业只有走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才能在国家新战略中，及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继续生存和发展，否则将被市场淘汰。可以说，转变企业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2.外部环境恶化迫使我国企业重视科技研发，打破核心技术受制约的窘境。
近期，中美贸易战成为我国面临严峻外部环境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对我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不断加码，除了加征关税、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实施调查以外，还在刚刚达成的新墨加USMCA协议中规定：“任何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签订自贸协定，应允许其他缔约方在6个月通知后终止本协定并以（新）双边协定取代本协定”，而中国被定义为“非市场国家”。此外，中兴事件让我们更加看清了目前在核心技术方面我国企业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例如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我国仍为空白，52%依靠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①
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恶劣的外部环境倒逼我国企业不得不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降低核心技术受制约而面临的市场风险。只有打破核心技术受制约的窘境，我国企业才有可能摆脱技术集成身份的尴尬境地，避免在贸易战中陷入不利境地。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产生于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是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实践的产物，在经济思想史中具有应有的地位。它既继承了西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认知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属性，使其区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在我国新时期发展背景下，开发性金融机构既要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也要看到在未来发展中与发达国家间的基础性短板，同时要担负起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使命，在广阔的市场蓝海中求得生存发展。
关键词：实践认知 思想地位 属性特征历史使命 生存发展
源于实践认知的开发性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首先是一种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加以总结就形成了发展金融学。纵观历史长河，开发性金融思想的出现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但从人类社会实践和认识论的角度看，开发性金融思想应当占据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凯恩斯、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行的结果
在苏联建国之后，经过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政府的计划组织、财政调配发挥了关键作用，解决了经济发展从0到1的问题。看到苏联成功的经验，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实行了罗斯福新政，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需求不足的一种修正和调整，这可以看成是美国版的计划经济。同时，苏联的第一、二个五年计划也可被看成是苏联版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以财政手段来扩大需求，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二战时期各国实行战时经济的阶段，而美国由于向全世界特别是盟国供应军火和物资，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和全球经济霸主。此外，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经济恢复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仅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便使全球经济恢复和超过战前水平，达到辉煌的顶峰。
但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实现了温饱和小康，进入到了后产业化和消费阶段，出现产能过剩，原来的经济扩张遇到了问题，经济从建设时期迅速走向产业升级阶段。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形成各自分工，进而导致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发达国家占据了高端制造业，在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中低端产业。
这时候，凯恩斯主义以财政政策统管一切的做法开始走向衰落，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出现，其主要措施便是去产能和私有化。同时货币主义出现，因为金本位制度消失，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形成，贸易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货币金融政策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国所取得的财富，不再是本国劳动所对价的数值，而是与它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相联系，因而有的国家拥有了比自己国家生产总值更高的财富。财富的积累已不是主要体现在财政税收上，各国财政税收逐渐碎片化，并与全球贸易脱钩。此时，财政政策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财政政策完全局限于财政的能力，局限于税收收入和发行国债，是有限和低效的，把财政政策作为宏观政策的主要工具是近视、短视的。同样，货币主义出现失灵，因为货币不仅是市场流通的一般性中介，也成为财富的标志和载体，将来宏观政策工具应该是金融和财政，而不仅是货币和财政。
二战后，美国财富大部分不是取自于国内，而是从全球贸易中获得的，因为美元发行首先变成美国的财富，同样也是世界的财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看到，货币的财富属性大于中介属性。美联储和伯南克实施的量化宽松措施，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干预方法向货币金融领域延伸。用货币扩张代替财政政策的扩张，干预美国金融市场，同时挽救了美国以及全世界金融市场，使美国经济股权和债权之间恢复平衡。
可见，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货币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行的产物，是对那个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它们在历史上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历史的局限性。
开发性金融是凯恩斯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的产物
开发性金融机构是1944年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确立的一类机构，属于凯恩斯主义思想体系的产物，是财政政策的衍生物。新自由主义则对任何政府作用都持反对态度，没有关注和促进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反而强调金融放任自我发展，导致金融自由野蛮扩张。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把逐利当作金融唯一目标，金融不再服务于实体经济、以泡沫方式来获取盈利而导致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
开发性金融是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产物。开发性金融萌生于凯恩斯主义，但脱去了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外壳，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发育成长。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发育、形成了开发性金融的实践和理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历史必然。正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通过实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实现工业化，而西方和美国为应对经济萧条实施罗斯福新政，从而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当然，两者的性质和内容都有很大不同，这只不过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过程。
中国的开发性金融起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发展于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因此，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是巨大的社会需求、政府的组织协调能力、国家信用的市场化运用，以及巨额的居民和企业储蓄存款、巨额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等一系列有利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这些因素成为开发性金融的推动力量，促进了其成长发展。
在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条件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开发性金融的发展空间。虽然现在西方经济学主流没有真正承认和认识开发性金融的一系列重要本质性特征，但也开始正视它的存在并进行研究。由于偏见，他们不可能把中国的特点，特别是政府组织的协调优势看清楚。所以，他们被限制在各种较小国家的、没有明显成效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案例中，难以总结出开发性金融的核心内容，也无法看到事物发展的全局和更全面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既要有足够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实践自信，也要听取国外的一些研究意见，力争使开发性金融的研究更加全面和完整，更具说服力。
以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决定了开发性金融的地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泡沫，并在巴塞尔委员会和原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推动下，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最严格的监管。该出发点立足于西方经济已经进入后产业化和消费阶段，除了高科技、教育和消费之外，没有其它有效的经济增长动力，他们的核心目标是在低增长和零增长环境中防止财富泡沫化、流失和缩水。在新兴经济体蒸蒸日上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了低增长和衰落，其金融体系的目标变成财富保值、防止缩水，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是没有前途的。
只有发展才能增加财富、扩大市场、扩大需求。西方国家很难跳出原有的圈子，缺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以防止财富泡沫化、财富流失和缩水为目标的西方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增长性国家，存量财富保值只是金融管理和金融发展的部分原则，而不是支持长期经济发展的有效对策。
开发性金融以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防范发展中的风险，而不是把增长空间压缩和管死，这才是促进经济发展之道，也是“发展是硬道理”在金融业的直接体现和表现形式。从这点来说，巴塞尔协议III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它没有回答应该由谁去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监管部门也没有指出开发性金融应该怎么做，而这都要依靠开发性金融机构主动作为，寻找支持发展的有效方式。
因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从巴塞尔协议III中跳出来，走一条适合发展中国家特点的、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达到促进发展和保值增值两方面要求。这才是金融体系正确的发展之道，也是经济发展全局的需要。
开发性金融具有独特的属性
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以发展为导向意味其既继承了西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认知中提炼升华，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属性。
开发性金融是国家的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国家的金融，与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目标方向和全局利益永远紧密相连。它能够不断调整自身的支持重点，是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有自主意识和生存能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工具。开发性金融之上就是国家，它不由任何一个经济管理部门所指挥。唯有如此，开发性金融才具有市场自主权，才能主动调整工作重点和中心，服务和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开发性金融始终致力于成为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主要践行者和实施者，这是衡量其性质和检验其成败的基本因素和关键因素，也是其最重要的基本特征。
以红军长征的历史进行类比，开发性金融就是国家指导下的“红一方面军”，像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那样主动作战、主动作为，开发性金融才能奠定自己作为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主要践行者、主要实施者的地位。
长征过程中，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其中有一次红军打了败仗，即土城战斗。土城战斗刚开始时敌情不明，敌人的兵力超过我军数倍，战斗打响之后，形势极为不利。后来摸清敌情之后，中革军委下令整个部队以个人为单位，迅速撤出战斗，要求第二天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重新集合。土城战斗我军伤亡很大，对部队士气有极大影响，而中革军委的命令一直下达到所有战士，大家都遵照命令自行撤出战斗，寻找有效的避敌方式。第二天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三万红军不缺一人一枪，全部集中归建，部队又重新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长征的道路，走向下一场战斗。当时周恩来同志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他感慨道：“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充分体现了红军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使命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开发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要像当年的红军一样主动作战、主动作为，不断强化、巩固自己的地位。
开发性金融与政府密切合作
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门是密切合作、形成合力的关系。不管是国内各级政府还是国外合作国政府，只要其目标是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可以与其密切合作、形成合力。应该明确，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门之间不是官僚对官僚、权力对权力的关系。
过去，金融界中存在着一些短视观点，认为金融部门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部门，其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体现于地方政府是不是讲信用、是不是听银行意见、谁说了算的问题，这就是从部门对部门、权力对权力的角度来看待双方的关系。当时很多金融机构将一些地区评为高风险地区，不提供融资支持，不主动扭转局面、开展工作。现在金融机构正在转变这种做法。开发性金融要努力推动政府功能为金融化服务，推动全社会融合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力量，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从金融发展中受益，同时也支持金融发展和防范风险。
从金融角度看，不管是人求我、还是我求人，只有密切合作、深度信任、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发挥出金融的力量。开发性金融与地方政府合作，就是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成为服务金融、支持金融的力量，并通过服务金融、支持金融最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支持交通、电力、基础设施等全国性行业和项目以及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只有这样，双方才能打破官本位和官僚主义的鸿沟，开发性金融才能与政府部门成为长期合作的伙伴。
现代开发性金融机构有别于历史上开发性金融机构
历史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工具，是将能否盈利作为划分政策性、商业性机构的出发点。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保本微利为特征，是财政补贴的产物，以财政补贴方式来利用金融，战后60多年实践证明，以财政补贴为基础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失败了，这条路走不通。
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大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不能再以财务是否盈利作为开发性金融区别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标准，保本微利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标准。保本微利是指财务生存能力，带有划分政策性和商业性机构之间的界限的含义。以保本微利来指导和经营发展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最终也会失败。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将实现国家战略为目标作为基本特征。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有财务持续和自主发展能力。能不能盈利是个生存问题，有什么发展，做什么目标，则是个发展问题。以货币金融政策体系及市场建设为特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取得了成功。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运营核心是发现国家战略，制定实现方案，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化的认识过程，不是一个人和少数人的努力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靠集体的努力。这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反复过程。以自上而下为主，自下而上为辅，是一个对客观世界反复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认识的空间基于国家战略、国内外大形势、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发现开发性金融能够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做什么。它和实体经济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能动的市场化、法律化的过程。
不同于财政政策的行政性决策，开发性金融业务更多是主动为实体经济建设市场的过程。开发性的贷款有完整的贷后管理，拥有信贷资产管理过程；财政化的行政决策对市场的建设、市场的信用、市场制度的发展则往往具有负面的作用。当财政越界以后，市场得不到发展，金融得不到发展，而且还会倒退，所以应该主动划清历史上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与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间的界限。
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有本质区别
商业性金融机构存在于既有的市场体系中，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金融机构，没有特定的、具体的国家战略和目标，只有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社会责任，大多是在红海当中的锦上添花，是一个运行的产物。相反，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为使命，它的生存、运行更多是为了发展，是在蓝海里补短板，雪中送炭，支持国家的一些重点和热点项目，是发展的产物。尽管商业性机构存在发展的成分，但是它的发展目标比较抽象，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必须肩负相应的国家使命，不会在红海当中去竞争，强烈的目标导向是它的重要特点。
开发性机构是一个长焦距，望远镜头，商业性机构是一个标准镜头，主要是聚焦短期性领域，这是两种功能运营模式差异的重要原因。商业性机构的运营基本是自下而上，下面发现、提出项目，最后上层拍板决定。而开发性机构是专门找短板，聚焦解决这些短板。商业性机构有自己明确的存量市场，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运营。目前国内现有的监管体制和模式主要适用于商业性机构，不是很适用于开发性机构，以致开发性机构难以运行。
开发性金融兼具国际主义情怀
开发性金融产生于中国，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其他国家既没有提出、也没有这么大规模地开展开发性金融。但是，开发性金融的内容是统一和一贯的，体现的国家意志也是一贯和一致的，即开发性金融是富民强国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武器，它的原理可以运用于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世界银行、其它多边性金融机构也可以运用开发性金融服务第三世界发展，使其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发展方式和模式。
现在发达国家产能逐渐萎缩，财富出现泡沫，没有发展前途，只有和开发性金融结合、走向发展中国家的蓝海，才能真正释放发展潜能。如果龟缩于发达国家或发达市场内，它在全球70亿人（未来将达到100亿人）的市场中仅有十几亿人的市场，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衰落。只有走向全球化，而不是反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经济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正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都会使经济受损、衰落，最终会使全球经济遭受损失。
开发性金融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开发性金融独特的属性决定了开发性金融机构始终面对着有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的生存发展问题，要求开发性金融机构不断完善主动开拓市场“蓝海”的能力，在市场“增量”中谋求生存发展。
开发性金融生存发展的问题
生存发展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任何一个机构都面临生存发展问题。开发性金融生存发展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商业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关系问题。
开发性金融与商业金融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存在一定相似与竞争。两者都是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工具和衍生物，拥有独立自主的财务，健全的发展能力，依靠市场而生存，不靠财政补贴，也不靠财政政策。但在业务和领域上很难依据一些本质性区别划分出开发性或商业性。市场中总有蓝海、红海界限不清的地方，因此开发性金融无法垄断一些特定的领域，两者是可以有竞争的。现实中，商业金融、商业银行都在学习和运用开发性金融的一些方法，主动开拓蓝海，拓展业务领域，进而把蓝海变成红海。
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商业金融的生存在于以存款为基础的存量稳定，这部分业务占其70%-80%的工作量，而开发性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增量发展，其存量是流动的。存量是靠持续的增量形成的资产，存量本身高度流动、逐年缩水，随着项目还本付息和最终全部归还贷款而逐渐消失。严格来说，商业金融、商业银行的存款也是流动的，但它相对稳定，我国储蓄率一直高达45%-50%，商业金融的存款规模在这个范围内小幅波动，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对商业银行而言，存量稳定是生命线，特别是储蓄，这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存在本质的不同。
如果比存量，开发性金融不占优势，而比增量，开发性金融则能显示出和其他任何金融不同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点上，开发性金融与投资银行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以流量为中心，以流动性大的资产为中心。因此，开发性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增量，必须要有巨大的、超过存量的新项目储备库，保持其生存发展的合理空间，才能具有稳定的生命力。因此，开发性金融的生存发展是个永远存在、永远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不断地主动向前发展，拉开前瞻性的差距，拉开优质项目库的差距，才能保持其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在这之中，商业性和开发性机构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该是良性可控的，可以调整的。在国家战略中，商业性机构虽没有清晰具体的目标，但也可以渐进式的从事蓝海和红海之间的业务。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尚存在很多空白和短板，要大家共同来填补，随着蓝海变成红海，发展则进一步变成了一个运行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自身发展方向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要努力学习、掌握和运用最先进的金融工具，以达到国家和自身所要求达到的各项目的，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因此，投资、债券、租赁等都要成为开发性金融有力的业务支撑。
我国金融体系建设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学会了发展银行，没有学会发展投资。目前我国投资领域的发展仍处于乱象和野蛮生长的初级阶段，影子银行、通道融资都是这些乱象的标志。要实现均衡有效的经济发展并降低风险、降低杠杆率，就要提高股权融资比例。开发性金融要充分运用投资手段，扩展自身相应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把开发性金融的战略优势向金融领域的其他方面扩展。
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要扩展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形成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带动效应。开发性金融的朋友圈，既要包括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性银行，也要包括投资、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现在基金投资往往过于注重自身回报，过于注重管理费用、分红等，这些都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要想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就必须充分联合和运用金融领域的各方面力量，有效拓展服务手段，这也可以为开发性金融的自身发展打下牢固基础。
开发性金融新时期、新时代的发展
开发性金融是“显微镜”和“望远镜”，在新时期、新时代既要向后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与市场，又要向前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基础性短板，同时担负起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重要使命，运用“规划先行”开拓出开发性金融的生存发展之道。
向后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与市场
中国幅员辽阔，很多地区仍然处在建设期和工业化前期阶段，只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进入初期消费阶段。中国存量生产能力自我维持和自我升级的力量有一部分来自于消费拉动作用，但对于那些贫困地区或者仍然处在建设期和工业化前期阶段的地区，消费拉动的作用是有限的，由此，依靠消费拉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力量很单薄。
实际上，在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比如，在国家高铁路网建设方面，许多东部地区高铁路网不断加密，体现出了基础设施存在不断深化完善的需求。对于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不能只看当下，还要看到增长的潜力，即增量的人流物流。当前有些地方贫困落后、人口稀少、产业单薄，但是一旦交通基础设施建好，就会带来投资需求和新的发展机会。增量的人流、物流、资本流、现金流会在基础设施建成后释放出来，而这些潜力和机会只靠计算原有人口数量和客流人流往往是困难的。所以，不能用停滞、静止的眼光看待问题，把发展局限在原有条件下的一些有限项目，而要用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曾有“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的“20字方针”，这一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于我国国情，只是当前形势发生了变化，比如“政府热点”已逐步发展成为“民生热点”、“脱贫热点”。“政府热点”是一个形象的、基于当时情况提出的概念，它会随着客观形势和不同地区情况的变化而逐步丰富和完善。所以，“20字方针”的基本内容仍然是有效的，特别是“雪中送炭”，充分体现了前瞻性和预见性。
开发性金融要看到未来发展的潜力，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已有的市场，要看到我们国家虽然接近14亿人口，但是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在世界上还是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发展潜力非常大。因此，传统开发性业务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向前聚焦与发达国家间的基础性短板
在复杂的国际博弈环境下，我国和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和短板主要体现在科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基础性领域。追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要主动发展这些基础性领域，为快速弥补短板而努力。
人们往往把科技和教育划归第三产业，以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科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发展，但是这种完全的市场化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缺点。科技和教育是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国力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不能简单视作第三产业，那是缺少前瞻性的看法。科技和教育是国家发展最有潜力的领域，或者可称为还没有显现出价值的优质资产。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属于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基本支撑，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产业。
从发展前瞻性来看，我们既要投资当前有价值的资产，又要投资未来有巨大增值空间的资产。这些有潜力的领域，可能现在还是虚拟的，但会在将来变成优质的实体资产。开发性金融要把业务领域延伸到科技、教育等优质资产，延伸到社会基础设施，这是更加广阔的市场。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对这些广阔的市场加强调研、请教专家。必须看到在实现全面小康以后，我国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进军，若没有科技、教育等潜在的优质资产和医疗、住房、养老等雄厚的社会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就不能建成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对于开发性金融，只有看清了国家发展空间，才会有自身发展空间，才能不断在发展中解决生存问题。当前，这些领域的发展目标还有很多不够清晰、不够明确的地方，缺少明晰的路线图。需要结合我国的自身特点，对比发达国家的长处、短处，认真研究补短板的方法。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关系到我们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最好的老师就是竞争对手，特别是在对手领先于自己的时候，应该认真地、批判性地吸取其长处，避免其短处，逐步明晰我国自身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
担负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重要使命
开发性金融服务国家经济的同时也体现着国家承担的国际职责以及外交利益，是国家实施对外政策、履行国际职责的“野战军”和“生力军”。不论处于何时何地，开发性金融都应当跟踪、掌握全球形势和实时动态，深入研究不同形势下国家外交政策，发现可能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遇，做好正、反两方面预案。有充分的准备就不怕形势变化。新的资产就来源于做好这些前期工作，做好规划项目库，做好全球战略的不断推演。军事上讲“兵棋推演”，从事开发性金融也要做好各种推演，并且把社会上一些专业部门、专业人才吸收进来，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现在国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发性金融的逻辑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高度匹配。在新时期响应中央号召，支持“走出去”战略的拓展和延续，致力于沿线各国的国力增强、民生改善。开发性金融经过认真总结、提高以及法制化，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条件，可在发展中国家加以运用，开拓世界市场，扩大全球的总需求，进而把发达国家的产能、财能释放出来，开展更广泛的、更全球化的同业合作、国际合作，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将“规划先行”作为开发性金融的生存之道
开发性金融是 “显微镜”和“望远镜”，通过它就可以看到高价值的潜在优质资产。国家的目标是逐步明确的，它可能起步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开发性金融作为一个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应提前掌握、运用好“规划先行”，把有巨大升值潜力的优质资产进行挖掘、规划，变成现实的优质资产，变成国家发展的优质资产。
要想图生存、谋发展，就要把压力变成动力，进而变成努力。不仅要努力去开拓，努力主动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工作。从近期看，前期工作不产生现金流，但从远期会带来高质量、高水平的项目库和预案，有助于调整、组合应对任何形势变化的最有效方案，从而抓住和扩大发展机遇。
在现实发展中，总有国内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参考，开发性金融的前进道路也都是在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走出来的。开发性金融的发展，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找到有效方法并积极推进实践，在反复试错中不断总结完善，依靠群众的力量、专家的力量、政府部门的力量，服务中央政策和国家战略方针，开辟出开发性金融新的广阔发展空间。
结 论
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首先是一种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加以总结就形成了发展金融学。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以存量资产保值为主要目的，目标是保持财富价值不缩水、不流失，而我国以服务发展为主要目的。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西方金融体系也曾经是支持发展的金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消费阶段，其整个金融体系的目标转变为财富管理和保值。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金融体系走上了一条与我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以目前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来看，尽管其人均财富在增长、福利也在增长，但劳动参与率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在波动中勉强保持相对平稳，整体经济发展处于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开发性金融就分离出来，彰显了专门为发展而融资的独特之处。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为有了区别才具有不同性质、不同特点。支持发展是开发性金融的充分条件和根本特点——有发展才是开发性金融，而盈利和生存是开发性金融的必要条件。开发性金融既要支持国家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又要实现自身的盈利和生存，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总之，开发性金融能够自求生存和发展，是市场上有活力的主体，有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属性，承担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编辑 季节）
建国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处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的科技封锁以及跨国资本利用国际产业链分工对财富分配的控制权，使我国长期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科技创新分工主链条之外。基于这种特殊形势，当时我国的科技体系体现为“大而全”的结构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科技赶超国家，在某些科技领域,我国逐步具备了一定的高端技术研发能力;在少数领域,甚至已经突破了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科技创新分工体系下对我国的科技分工定位，触动了美国主导的科技分工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所面临的国际上的科技封锁和控制更加严厉。因此，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创新的路径上需要处理的重大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科技自主创新的实践
1.被动自主创新与主动自主创新
由于技术起点低，又要面对技术封锁、跨国公司垄断等国际环境，我国的科技创新内在缺少基础，外在缺少共享，因此要实现国家的科技现代化和经济安全，只能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道路。
我国科技创新所面临的大背景，决定了我国自主创新体现为被动自主创新和主动自主创新两种形式：
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在难以获得国际创新资源条件下的自主创新，是面对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技术封锁进行的自主创新。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关键领域，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集团对我国实施了科技封锁。为打破这种封锁，我国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被动型的自主创新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投入并发展，这是解放以来我国在一些重要领域为打破科技封锁，解决我国战略性科技需求的基本路径。
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在效率、效益比较有利的条件下，我国企业自主选择的自主创新，是面向市场进行的自主创新，既不依赖购买技术成果，也不依赖用市场交换技术产品，而是在充分利用市场资源的条件下，进行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研发活动。政府鼓励此类主动型的自主创新，但是否开展此类创新，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决策。
2.我国被动自主创新与主动自主创新的基本特征
被动型自主创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应对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被封锁”和“被控制”两种困境的被迫选择。
（1）被封锁。集中表现为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瓦森纳协定》等作用下，对中国禁运军民两用商品、技术、军品，涵盖了先进材料、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大类。舰艇用燃气轮机、高端芯片、高端光刻机属此列。这种封锁还包括将我国排斥在外的前沿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例如国际空间站的联合开发、欧洲伽利略卫星系统等。
⑵被控制。除被封锁外，跨国资本还在其对财富分配拥有垄断权的势力范围内，对可以市场化的技术施行垄断和控制。被控制表现为静态控制和动态控制两种形式。
静态控制。始终控制可以市场化的高端技术和核心技术、核心环节（这部分有时候与封锁有交叉），这种控制是始终如一的，不随时间进展、技术更新而有所变化。例如, GE、西门子、三菱等跨国公司将工业重型燃气轮机高级产品技术对我国实行封锁或控制。
动态控制。随着技术升级、更新换代，向我们转移升级前的、低端的、落后的、拟淘汰的技术，控制高端的、先进的、前沿的技术。即随着技术发展、技术更新，高端技术不断被更高端的技术代替而不断调整实施的控制。如, GE、西门子、三菱等跨国公司将工业重型燃气轮机中低端产品核心技术、热端部件与维修技术对我国实行动态控制。再如国外燃油汽车进入中国初期多是中、低端或者拟将淘汰的技术；随着跨国公司技术的不断升级，再将新的中、低端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这是一种动态控制的过程。这种做法，始终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控制在相对中、低端的水平。
被动型的自主创新是中国企业在被封锁和被控制领域所进行的科技创新，是迫不得已和无条件的，通常布局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的关键领域，是无法通过国际技术转移或合作获得的。被动型的自主创新是没有选择、必须开展的创新，需要举全国之力开展。例如：大飞机、舰艇用燃气轮机、高端芯片等。
主动型的自主创新是有条件的，一般是在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具备一定承接能力（资金、人才、技术、配套、承接能力等）时才能有效开展的，是市场化的技术创新。实践表明，不具备能力条件就难以实现完全的自主创新。但是，如果具备能力而不主动开展自主创新，仅仅依托引进技术来实现既得经济效益，则会被跨国公司永远控制在“微笑曲线”的低端；或者虽然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跨国公司也可以给我们稍高一级水平的技术，如果我们不主动消化吸收技术，而是亦步亦趋，则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望尘莫及。例如：工业重型燃气轮机可市场化部分的低级别产品的技术获得，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作为垄断技术不断升级换代的领域，正是我们可以开展引进消化吸收、主动再创新的可行领域。
开展自主创新工作应关注的问题
实践证明，旨在打破封锁的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和面向市场的主动型的自主创新，需要遵循不同的实践机制。
打破封锁的被动型的自主创新需要举国之力、政府决策，企业实施。面向市场的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主体为核心来决策的自主创新。在实践中应把握其特点。
1.自主创新不是封闭创新。封闭式的自主创新成本高、技术探索难度大、周期长，难以有效赶超。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积极开展开放式的自主创新。被动型的自主创新也应尽量通过可行环节的开放创新来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建设。走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之路，可提高自主创新的技术起点、缩短自主创新周期、降低自主创新成本。但是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一定不能对引进技术完全依赖，否则就会被控制。
2.自主创新要把握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自主创新的成功，不仅是品牌的拥有，更主要的是要注重把握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只有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资金、人才、技术、配套、承接能力等）开展自主创新，才能够真正实现完全的自主创新。如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去开展自主创新，即使是购买、请外援、授权经营，也难以实现通过消化吸收来掌握核心技术并培育出对核心技术的再创新能力。若干实践实例反映出：在条件不完全具备时，通过购买拥有知识产权获得某种技术，即使有自主品牌，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如果没有培育出自主创新能力，也难以实现长远发展。
例如，华晨汽车在创建“中华”自主品牌的过程中，先期通过委托设计、全球采购的开放式创新，拥有了一个高起点。但是，后期因开展自主创新的条件不充分、管理问题等原因，没有强化消化吸收环节，没有培育出对引进技术的再创新能力，导致“中华”品牌的后续发展失去了重要支撑。可见，绝不是拥有了品牌和知识产权就拥有了自主创新能力，只有条件（资金、人才、技术、配套、承接能力等）充分具备才是实现消化吸收并培育自主研发能力的基础，这是实现更新换代发展的必要条件。广汽集团的自主创新在时机选择上，对条件的具备性考虑得比较充分，因此后期对核心技术的掌握和再创新方面就更加主动。
3.充分考虑国际科技创新环境复杂性。我国在大飞机领域的运十搁浅、与麦道合作方案失败等事实提醒了我们，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买不来、换不来，开展自主创新荆棘万重。即使在自主创新已经成功的领域，成果和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也会被设置重重壁垒，使之难以通过实现市场最大化的方式来获得收益，从而难以提高研发投入继续发展。我国商用大飞机的成功研制和试飞等实践充分说明，在我国，政府主导、举国之力是能够突破封锁办成大事的；我们的市场承接能力也将会让我们的企业具有研发投入的来源，这正是我国被动型的自主创新、自力更生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
4.选择主动型自主创新的开放内容和领域。开展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应通过效率、效益比较原则选择开放的内容和领域。开展开放创新应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目的，实际工作中要协调好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协同而不是依赖，依赖就相当于选择了被控制，我国半导体芯片行业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已深刻反映出这种情况。
科技自主创新的利弊分析
1.自主创新存在短期利益难以保障的问题，要承担长期不成功的风险，甚至是巨大的失败风险。
2.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关系国家安全，是为保障国家安全服务的，是关系到长远发展实力的要素，需要政府决策，集举国之力，长期投入资源。在自主创新中，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两弹一星”就是最典型的的例。即使在有些领域能够暂时依靠外援缓解紧急的需要，也不应放弃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否则将失去主动权。坚持，就是主动。
3.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创新。只要有条件就应尽最大可能吸收开放创新的资源，为自主创新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培育能力，改善低效率，削弱长周期等高风险。
4.主动型的自主创新，是国家掌握财富分配主动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之一。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知识产权所体现的市场价值越来越大，通过知识产权所获得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主动型自主创新是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占有一定份额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国家争取市场化财富分配主动权的有效路径。
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实践历程
建国以来，特别是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科技创新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有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两种。
“开放式创新”作为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切萨布鲁夫(Henry Chesbrough) 于 2003 年在著作《开放式创新:创新方法论之新语境》中率先提出的，其基本定义是：企业有计划地利用流进或流出的知识，加速在现有市场上的创新，并将企业内部知识应用于新市场。①旨在强调通过有意识地流入和流出知识以加速内部创新，并为外部创新的运用扩大市场。广义看，也可以理解为是强调利用企业内外资源来开展科技创新。
1.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主要体现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技术创新是以开放创新为主的，这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探索形成的与发展中国家、赶超型经济发展定位相匹配的一种高效创新的实践模式。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中，我国的开放创新经历着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科技的开放创新以技术引进为主。由于我国科技发展相对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对我们实行科技封锁，当时我国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极其有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赶超，选择对外开放国策，以低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自然资源成本作为代价，依靠加工贸易吸引外商进行合作，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设备，有些属于换代的技术或中低端的技术。由于当时我国技术水平与西方差距较大，这样的技术既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又能在相关领域积累和提升生产力水平和技术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科技领域的开放创新不断升级，我国企业开始有能力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进行科技创新活动，通过合作并购、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海外学习、跨国研发合作等方式，利用全球人才资源和科技资源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开放创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经历了从最初简单引进到更多地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历程，是一个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并不断进步的过程。
开放创新是需要资源的，经济越发展、掌握的资源越多，开放的程度就会越高，而在经济落后掌握资源较少的时期，只能通过换取或被动接受供给方的条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资源少，只能以市场或资源换取技术，起步阶段多以引进方式换取低端的科技资源，包括低端技术、简单加工技术或换代落后的技术，基本是人家给什么我们接什么，不具备更多的谈判条件。外资不可能将其核心技术转给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我国掌握的资源不断增多，具备了选择、整合、利用国际科技创新资源的能力，也具备了开展国际科技领域合作的倡导能力，有一定能力实现更高阶段的开放创新。
先期以引进为主的开放创新表现为：合资合作下的产品加工、合资合作下的授权、委托和购买、引进-消化-吸收-革新（非核心技术部分的改造）的渐进形式；中期的开放创新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初步具备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的形式为主；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阶段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在部分领域已经展开进一步升级的开放创新。开放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市场承接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在一些领域我国的开放创新已经进入主动选择和动态调整阶段。主动选择,表现为在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具备了主动选择权和技术输出的能力；动态调整,表现为我们将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我们的开放创新策略。例如：我国在生物经济领域积极参加人类基因组技术研究的国际合作；在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倡议共同技术和平台技术的联合创新计划等。
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经验教训
1.实践表明，开放创新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为自主创新积累了能力和资源；开放创新的有效运用，可以提升自主创新的起点，为自主创新创造有利条件。
开放创新为自主创新积累能力和资源。我们在调研自主创新比较成功的广汽集团时发现，广汽集团自主品牌的创立，是建立在开放创新的基础上，选择关键的时点进行的；而这个时点是与条件资源的具备情况相对应的。根据广汽的经验，自 1997 年广汽集团成立以来，特别是广本投产以来，通过六、七年的发展，资本、人才、技术、管理、市场经验都有了一定的积累。全球化进入资源共享与资源有偿使用阶段，相对开放的外部环境也为自主品牌的创立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有相应的资金供给，可以从开放创新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化。
开放创新的有效运用，可以提升自主创新的起点，为自主创新创造有利条件。广汽集团自主创新打造“传祺”品牌的技术起点是借鉴参考通过开放创新主动选择引进的“阿尔法·罗密欧”车型相关技术及设计，并采用“阿尔法·罗密欧 166”车型（B 级车）底盘。该集团在介绍自主创新工作时提到：“传祺”有两种东西来自国外，一是底盘系统里的悬挂系统；二是发动机系统。而在引进这两种技术之后，进行了超过 500 项产品技术的二次开发，以更适应中国市场。这样做，不仅融入了广汽集团对中国汽车市场需求的独特支持，而且是在高起点之上，通过消化吸收形成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再开发出自己的产品的成功实践。
可见，广汽集团的自主创新，不仅是坚持要把握技术自主发展的主动权，把培育、发展自己的技术能力、研发能力作为企业长久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且坚持了自主创新方向，把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协同起来，使开放创新为自主创新服务。这是实现完全自主创新的有效实践，证明了开放创新作为一种创新方式，对我国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2. 开放创新不能培育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可能走上完全的自主创新之路。
外资企业全球战略的中国市场定位，往往将中国企业定位于价值链低端，使得中国企业缺乏对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动力，研发团队服从于企业的全球战略，较少开展核心技术或先进技术的自主研发，难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例如，燃气轮机。不少外国投资企业争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发人力资源，人才流失导致我国整个行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缺失。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受到很大的影响。
3.在开放创新中只有积极培育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把握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才能获得财富分配主动权和高附加值财富分配权。
引进技术、授权技术只能获得低附加值财富。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不仅能够获得国际分工中财富分配的主动权，而且可以直接改变市场对财富分配的预期。例如，紫光集团自主创新的成功开展，使我国自主芯片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高通和美光等国外芯片大企业的股价出现被打压的情况，说明现在的市场占有率能够改变资本市场对未来财富分配的预期。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获得的是过去的财富，以此推出自主产品占领市场获得的是现在的财富，这些决定着资本市场对未来财富分配的预期，拥有知识产权可以赢得未来财富分配的主动权。
4.不能消化吸收的低水平开放创新不宜提倡。
由于我国面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相对有限的科技资源，我国的开放创新只能获得制造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上低端的技术和价值（如：非核心技术产品、生产加工或组装等），难以进入技术专利、品牌价值、核心技术服务等高附加值区域，前沿技术、先进技术被封锁。如果一个企业仅仅满足于能够完成某个产品的制造，获得一个阶段稳定的收益，不去开展自主创新，不承担自主创新的成本和风险，难以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并实现自主发展，最终甚至会丧失生存能力，被市场所淘汰。
5.要慎重判断技术发展前景和方向，避免误判影响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创新能力建设。
在过去开放创新的实践中，由于经济利益驱动以及考核标准偏向于规模数量，各地出现低水平重复引进，引进产品/设备多于引进技术专利、技术创意和技术开发人才的现象。当前，全球科技进步加快了技术更迭，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要特别注意对颠覆性技术发展前景作出慎重的判断，尽量避免因追求近期利益而导致技术发展方向上的误判。这种误判会影响科技投入资源的分配，从而影响企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创新能力的建设。我国曾经引进的磁带录相技术很快被CD录像技术淘汰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6.初期的开放创新，局限于创新系统的内部主体间的相互开放。
初期的开放创新是以强化系统内部要素资源的流动来实现开放、提升创新能力为主要目的，而系统内外双向流动机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不够。随着当代科技革命的日益推进，信息技术、大数据、工业 4.0 已经彻底改变了固有科技系统的封闭性，固有的创新生态也随之将被颠覆，在新的发展趋势下，原有封闭的创新系统难以完成一些前沿的科技创新工作，高层次的、升级的开放创新势在必行。
开放创新的利弊分析
1.开放创新是一种重要的创新方式，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也是全球化、新科技革命趋势下的必然选择。
2.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开放创新，必然会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合资合作的开放创新容易使我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难以获得核心技术和相应的市场价值。引进技术始终存在的技术转移管控，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垄断，虽然短期内可以实行市场换技术，但是不能实现核心技术、前沿技术的引进。
3.如果不能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不仅不能培育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而且会自废“武功”，变成技术引进依赖者。同时高端技术、前沿技术、核心关键技术不能依赖引进方式实现，如果不开展自主创新实现超越，技术水平和产业链分工都将永远处在低端，也必然会导致一些领域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已有定论，然而无论是近十年引进模仿舶来的金融业务模式，还是新近借鉴创新的交易产品，无不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号，却热衷于金融交易，自我服务，长此发展下去，不仅中央要求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大战略决策无法落实，而且万众期待、刚刚风生水起的股票市场，牛市气象也将难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暂宿命。
资本市场的两大功能
我国资本市场多年来熊长牛短，特别是近年来牛市往往疯狂而短暂，而熊市则低迷而漫长。人们大多将其归咎于中国股市投资者中散户的比例过高，非理性、投机性过强等因素。虽然此说不无道理，但也有失偏颇。
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市场实践看，正是所谓的机构投资者诞生之后，他们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的权重逐渐增加，但市场的换手率却不断提高，市场的投机性却更强了。机构投资者和传统的企业家大股东相比，后者并非致力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与治理，而更加追求短期的市场资本利得。同时，这也是如今误导市场的“市值”概念风行的主要原因。同样，被寄予厚望的中国机构投资者也差强人意，其投机性比起散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被市场视作“大散户”。至于有人开出的“用外国机构投资者对冲中国散户”的市场治理药方，不仅荒唐而且十分危险。我们应该明白，在某些方面来看，资本市场是一个逐利的场所，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无孔不入的逐利方式出自人的本性，无可厚非，寄希望于自律、节制、内控甚至监管的制度前提所产生的政策必然失灵。因此，我们要改变金融机构将金融创新立足于自我服务的现状，将其导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改变牛短熊长，要么疯狂、要么死寂的局面，就必须从制度检讨入手，按照资本市场的定义检验选择制度与政策，用制度去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的各类行为主体。
中国的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一是为实体经济融资，为企业在一、二级市场配置资源；二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搭乘中国经济列车，分享中国经济成果，增加财富收益渠道。
鉴于此，要使资本市场胜任服务实体经济、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两大任务，就要主题明确，去芜存精，排除一切干扰，让资本市场回归本原。
首先，上市资源有限且宝贵，应该珍惜和优化上市资源的使用。
（1）发行上市安排与再融资安排应该以实体企业为主，优先安排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产业政策方向的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
（2）限制娱乐业上市。娱乐业不仅有满足人民群众娱乐休闲的文化功能，而且有社会教化的作用。娱乐业上市受市场利益驱动，会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和票房价值，扭曲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妨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将挤占实体经济上市资源。
（3）限制金融企业上市。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如今已占据了太多的比例。截至2019年3月15日，金融类上市公司达95家，总股份2.05万亿股，占比31.19%。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占比过高，势必助推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拉长实体经济资金供给的链条，增加实体经济成本，助长经济杠杆化和泡沫化。过多的金融企业上市供给，挤占实体经济资源，其短、平、快的赢利模式和高额的金融利润，还会误导更多的实体企业放弃投资周期更长、利润更低的制造业等实体产业，转而投向金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应该约束限制金融类企业上市比例。
（4）禁止教育、医疗类公司上市。教育和医疗是社会领域中最重要的民生保障，是提供公共品的部门，是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担负的重要责任。社会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不应当走市场化和资本化的道路。市场有市场的规律，资本有资本的逻辑，放任市场配置进入社会领域的教育、医疗资源，让学校和医院变成资本逐利的工具，人民群众就无法公平享有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而且将不堪重负。因此，作为典型市场化的、为经济领域配置资源的资本市场，不应染指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等领域。鉴此，应禁止教育、医疗业上市。已经上市并控制教育、医疗资源的，应该剥离有关业务，或重组，或退市。
（5）实行坚决的退市制度。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是生命进化的基本规律，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无论从辩证认识保护投资者利益，还是“腾笼换鸟”为服务实体经济集约化配置资源来讲，规范资本市场发展，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实行退市制度。深圳早期实行坚决退市制度的经验，和深圳证监局2009年向证监会建议的退市实证方案，都说明上市公司退市处置的风险是可控的。
其次，要树立以一级市场为主，二级市场为辅的正确理念。
从中国资本市场2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们在资本市场建设中没有始终把一级市场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对二级市场给予了太多的关注，搞了太多的交易创新。毋庸置疑，二级市场为一级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必须紧紧围绕一级市场融资主线，其创造的流动性是以满足一级市场融资为目的，而不能以金融交易为目的自成体系、自我扩张，以金融创新为借口，投机套利，肆意加杠杆，制造泡沫。这样的二级市场，不仅难以为继，不能为一级市场提供持续支持，而且会引爆金融危机，洗劫投资者，制造经济社会灾难。因此，应该重整资本市场价值取向，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直接融资，严格把握金融交易的底线。
第三，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要改变对中小投资者的偏见，不应该将中小投资者视为资本市场的负资产，将机构投资者放在比中小投资者更高级的地位。中小投资者的广泛积极参与是中国的国情、民情，而且这种中小投资者作为中国股市重要投资者的状态还将长期存在。他们的参与，支持了中国股市的发展，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的股市提供了流动性，他们是中国股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因此，监管者不应该寄望于机构投资者收编并取代中小投资者，应该重新审视现有政策，注重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让他们参与并分享中国经济红利。
无论从资讯掌握、投资经验还是技术手段等方面来看，中小投资者都是资本市场的弱势群体，是最容易受伤的。因此，监管机构应该针对他们的弱项，制定切实可行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除信息披露改进之外，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防范市场强势主体伤害；二是防范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
（1）改进信息披露。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已经十分详尽了，未来需要改进的，一是信息披露的可读性，二是加大对违反信息披露法规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对财务造假等虚假信息要依法加大刑事处罚力度，震慑图谋不轨者。针对中小投资者对信息披露解读能力较弱的特点，应该改进信息披露方式，在年报摘要版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做一些简明扼要的专门提示。要求证券商对其中小投资者客户投资的产品，向客户提供针对性信息的提示服务。
（2）、加强对证券信息咨询机构等其他市场主体股评信息的监管，尽可能保护中小投资者，使其免受误导干扰。
（3）对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高压监管。无论市场形势如何变化，坚持无差别严厉打击惩处，重新反省检讨“市值管理”政策，对打着“市值管理”旗号的市场操纵行为严厉打击，对“市值管理”过程中的内幕交易严查深究。
（4）坚持三公原则。我们应该审视资本市场现行的交易制度、交易模式和交易产品，是否有违公平原则，是否侵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广大中小投资者无法参与或大多数不能参与的高频交易、金融衍生品交易，应该反省检讨。在零和博弈的二级市场中，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拥有雄厚资金和技术优势，采用高频交易的一方利用其优势谋利，没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另一方就只有“挨宰”的份。同理，大多数中小投资者不可能参加的衍生品交易，虽然伤害方式相对复杂曲折，但有利无缘、有灾陪葬，同样属于不公平交易。如果监管机构允许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存在，那就意味着失职，坐视广大中小投资者遭受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在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市场可以放任这种弱肉强食的规则，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公平观必须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免受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
我们应该有意识安排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首发上市，不能让这些企业流失到海外市场。当初我们因为市场规模所限，不能满足大规模融资需求，只好让一些相对较大的优秀企业去海外上市。今天我们有了这个能力，就应该尽可能安排优秀大企业在国内上市，让中国投资者参与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中国优秀大企业在国内上市，也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需要说明的是，安排中国优秀高科技企业在国内首次发行上市，不包括从海外市场回归。
中国金融对美国金融的误会
当今中国金融发展的悖论表现在：一方面国家战略要求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为实体企业提供融资特别是直接融资服务，要求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但另一方面在市场实践中，我们的政策又允许以金融创新为名在金融交易中允许使用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虽然愈益复杂化的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在市场运作中，大家还是把风险防范重任交给了监管者。但金融风险防控需要用制度规范把金融资本关进笼子，使其有所为有所不为，使其服务实体经济而不能自我服务。否则，不要指望金融机构可以在金融交易中自律、节制、内控，贪婪会冲垮任何自以为固若金汤的监管大坝。因此，我们不能一方面放任金融自由化、复杂化，另一方面又幻想通过监管控制风险。
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论？问题出在我们对美国金融的迷信上。有些人一直认为，今天的美国金融应该就是明天中国的金融样板，美国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模式和金融工具产品都应该是现代金融市场的标准配置，连美式金融危机大概也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宿命了。
这些都是我们陷入了对美国金融认识的误区。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放任、贪婪、邪恶的美国金融，是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描述的背离了“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的美国金融，是由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蜕变为金融自营交易商自我服务的美国金融。
我们要学习借鉴美国金融的经验与教训为我所用，就要了解美国金融历史，包括应该了解1929年大危机、罗斯福新政和2008年金融海啸这近百年的美国历史上的金融三部曲，从而思考这其中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虽然在2015年我国股市异常波动中我们以体制之力控制住了风险，但杠杆融资买股的喜悲剧逻辑却与美国股市上演的一次次下跌与反弹的悲喜剧如出一辙。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健忘。
1929年美国大危机给美国经济社会和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大萧条中，有30%的工人失业，甚至有占总人口7.72%(700多万)的人被饿死。美国的股市在1932年仅相当于1929年9月3日道琼斯指数381点的20%，直到25年后才重新回到当年的这个峰值。
而断送了当年在科技进步推动下欣欣向荣的经济成果、造成全球灾难的，正是我们今天乐此不疲的融资融券和金融衍生工具，这些金融工具为人们的贪婪插上翅膀，帮助人们在疯狂中自我毁灭。殷鉴不远!
罗斯福新政对许多国人而言可谓耳熟能详，但大多数人往往对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经济刺激政策更熟悉，而不了解罗斯福的金融抑制政策。罗斯福已经认识到自由放任、利用杠杆和金融衍生工具投机套利的金融资本对市场秩序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须采取较为全面的社会改良政策。因此，罗斯福新政改革一方面以财政刺激为手段，从公共工程建设入手创造需求，增加就业，解决生产过剩和投资不足，缓解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限制金融自由化、限制各种金融投机，禁止商业银行利用社会存款参与金融投机，禁止利用储户存款为购买股票提供融资，禁止融资融券，禁止具有高度风险的金融衍生品。虽然罗斯福时代也保留了如农产品期货等少数利大于弊的衍生品，但明确要求期货交易规模与现货避险需求相适应，限制投机。
罗斯福新政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制定了限制金融投机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实施分业经营，吸收存款的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类投资和经纪业务，从事证券交易的投资银行不得吸收存款。
罗斯福在位12年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和金融抑制，使美国的GDP增长了2.8倍，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32年的6300美元上升到1944年的16181美元(按2009年美元计算)。这12年是美国历史上仅见的持续高增长时期。
大萧条的记忆和罗斯福新政在美国成功的示范效应，在二战之后一直影响着西方各国。他们的共识是金融自由化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都采取了金融抑制政策。
20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撒切尔夫人的上台，美国和英国带头抛弃了社会改良和金融抑制政策，转而推行新自由主义，奉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侵蚀实体经济发展资源，造成了经济空心化，为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种。2008年危害全球的美国金融海啸，正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产物。
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结束不久，中国金融界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共识”：美国做过了头，中国还不够。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推波助澜的金融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今天甚至被人以“对冲风险”之名引进中国。总之，推动泡沫增大、造成金融海啸的，主要是金融自由化下宽松的监管制度，金融机构利用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疯狂投机套利的结果。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了反省，制订了金融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规则”，改组了监管机关，限制大型银行利用政府担保的客户存款进行各类投机性自营交易（买卖股票、债券、商品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交易），限制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应该说这场改革是在与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博弈之后的妥协产物，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有限改良，但华尔街依然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为所欲为，主导左右着美国经济。华尔街认为金融改革法案束缚了他们，不断地在游说抗争，希望推翻“沃尔克规则”。另一方面，美联储救市的一次次量化宽松，换来的不是实体经济的复兴，倒是成就了美国股市的再度繁荣，让华尔街赚得盆满钵盈，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让泡沫再度积聚，酝酿下一场被索罗斯称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知道怎么处理的特大金融危机。
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自觉
我赞同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的定义，“资本和资本利润至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中一定要有制度自觉，要借助资本而不是放任资本、服务资本。我们改革资本市场，学习的对象不应该是现行的美国金融制度，而是借鉴罗斯福加强金融监管，实行分业经营，遏制金融投机，强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
1929年、2008年两大金融危机和罗斯福新政金融抑制的实践，给学习美国金融的中国金融人从正、反两面上了最生动深刻的一课。有一位40多年前就随父亲来过中国，随后多次与中国音乐界做过交流的美国音乐家大卫·斯特恩，在与中国音乐家合作时感叹：“如果说20年前这里的一切都希望向西方看齐，那么现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只会在这里发生。”中国资本市场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面对音乐界中国同胞的自信，我不知道中国的金融人会作何感想？
中国的金融要回归本原，服务实体经济，其制度原则就是鼓励直接融资，限制杠杆，限制金融交易。特别是要限制投机套利交易，这也是罗斯福新政至1980年代之前最重要的美国金融监管政策。限制金融交易，就是要限制金融在交易市场、交易环节的所谓创新。限制金融交易，就是要将二级市场限定在为直接融资提供流动性的前提下，禁止任何投机套利行为，包括约束限制以“对冲风险”为幌子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
今天的中国金融自由化现状让人担忧。我们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混业或变相混业严重，所开展的直接或间接、甚至利用客户资金进行的杠杆化股票、债券、衍生品自营交易如火如荼，早已超出了“沃尔克规则”的禁止限制，风险巨大。我们要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只靠被动监管，必须采取制度规范。
（1）禁止融资融券。融资融券是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为名而登场的，但事实上它是杠杆炒作的投机工具。虽然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需要二级市场良好的流动性支持，而交易活跃的二级市场不仅需要投资者也需要投机者的参与，融资融券的理由正是投机。
我国的股市从来都不缺投机者，但投机者是否入市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是要看大市氛围的。市场低迷时你鼓励投机，投机者也不会挺身而出为你制造流动性，这就是在市场冷清时很少有人使用融资杠杆的原因。而当市场进入上升通道时，虽然我们已不需要投机提供流动性支持，但此时的投机者不仅踊跃入市，还会疯狂使用融资杠杆工具，把慢牛刺激成疯牛。而当市场反转进入下行通道时，投机者手里的融券工具又派上用场，在为其做空套利的同时，加速股市下跌。
不仅如此，在股市反转下行时，恐怖的一是融入资金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二是融出资金的金融机构如出现恐慌性集体平仓行动，那将势必出现集体踩踏，无路可逃，只得坐以待毙。2015年5月29日，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了《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与国家战略》一文，对融资融券助长疯牛并将引起集体踩踏以及股指期货与之呼应跨市做空的风险做了预警。仅仅过了半个月，我的预警(不是预测)就不幸言中。2015年6月之后的那一幕幕想必人们还记忆犹新，但是似乎没有人对此深刻反省，我们仍在重复着昨天的动作。
总之，融资融券不是为股市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必要工具，而是投机者手里的套利工具。它助涨助跌，制造杠杆疯牛和股市恐怖。1929、2008和2015的市场实践告诉我们，融资融券是股市的灾星，我们应该学习罗斯福的胆识，禁止融资融券。
（2）限制金融衍生品。理论上，金融衍生品可用来对冲交易风险，平抑市场波幅，微观推理似乎可以成立，但市场实践却给了相反的答案：一是鲜见因使用衍生工具对冲交易风险挽救了谁；二是近几十年来，不断有西方金融百年老店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被金融衍生品葬送、要么给金融市场带来重创。1995年，英国百年老牌贵族银行巴林银行因投机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倒闭，震动了世界，伦敦、东京股市暴跌，纽约道琼斯指数狂跌29%。1998年，由华尔街套利之父麦利威瑟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组成的号称全球金融史上最耀眼的“梦幻团队”，及衍生品交易达万亿美元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因俄罗斯债券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机构集体抛售七大工业国债券而濒临破产。但这伙人不甘心失败，后来原班人马又东山再起，并大幅降低了杠杆率，却因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而再度败走麦城。一群最顶尖衍生品理论模型的创造者、业界领袖，却两次失败，是运气不好，还是衍生品的宿命？2008雷曼兄弟因次贷危机破产；2008年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收手次贷、得以全身而退。然而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2012年的“伦敦鲸”在债券衍生品指数上的对冲风险交易，让摩根大通巨亏65亿美元。
从宏观上来看,衍生品错综复杂的叠加效应会释放出无法估量的破坏力。随着科技和服务等非周期性行业在经济结构中权重的增加，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改善，使得来自实体经济的周期风险越来越小，但金融危机却屡屡爆发，而且频率和强度越来越高，这些危机无一例外，都可以在衍生品交易和金融市场本身的创新和日益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根源。正如《金融魔鬼》一书的作者――一位长期在华尔街从事金融衍生品开发和交易模型设计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所说，“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就是金融衍生品交易制造灾难的最大例证。
首先，金融衍生品不是风险管理的工具，而是给资本市场本身和实体经济带来巨大风险的投机套利工具。其次，市场上从事衍生品交易者都声称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事实上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参与衍生品交易的鲜有实体企业。例如全球外汇市场目前一天的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其中98%的交易量和实体经济的外汇需求（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香港金管局原总裁任志刚所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2%的实际需求，需要98%的非实际需求交易（投机）来帮助发现价格。又如，美国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发行量超出保险标的物的上百倍，荒谬至极。美联储原主席保罗·沃尔克曾说，“谁能给我一丝客观证据，证明金融创新带来了经济增长，只要一丝也行。”
总之，金融衍生品并非风险管理工具，而是制造风险的工具。我们不能一方面放任衍生品以“风险管理”为名泛滥，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监管控制衍生品惹事生非。我们应该明白，风险防控不能靠被动监管，最好的监管就是制度规范，让市场有所为有所不能为。要管理防控金融风险，最安全可靠的方法就是限制金融交易，禁止金融机构利用存款等客户资金参与股市、房地产投机，禁止融资融券等杠杆投机，禁止衍生品交易。唯此，方可长治久安，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任务方可完成。
（3）禁止高频交易。有人认为金融市场拥抱技术进步的潮流不可逆转，这实际是伪命题。在任何时代技术都是创造财富，为人类社会进步服务的工具。但是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造福社会，也会为害社会。在技术进步面前，首先要判断其是否能够造福社会，要趋利避害，做出正确的使用选择。前几年以技术进步为名的互联网金融乱象，也是因我们被技术进步所迷惑。线下的非法集资换了“互联网”马甲就被当作金融创新，结果给投资者造成了不应该的损失。资本市场高频交易的无政府状态，大概也是被技术进步的潮流所迷惑，投鼠忌器，犹豫未决。
判断高频交易是否适合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看其是否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高频交易的借口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但它提供的高频流动性会产生严重的流动性爆裂风险，有别于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所需要的稳定流动性。就连赌博业亿万富翁也参与其中，为谁服务不言自明。
二是看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价值观，是否符合资本市场最基本的公平原则。高频交易的使用者多为财力雄厚、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技术实力强大的专业公司。为了提高交易速度，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等交易所为其提供美其名曰“主机托管”服务并收取巨额费用，允许高频交易公司将电脑直接连接到交易所的服务器上，这样就能抢在其他公众前率先得到信息，在其他人未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之前，他们已进行了无数次交易。这也是交易所容忍高频交易横行无忌背后的利益动机（这就是美欧交易所公司化的弊端之一，中国主张交易所公司化者应该深思）。除此之外，他们还铺设了光缆专线、建造微波发射塔，或者租用通信卫星，以使其凭借其“潜伏套利”在其他基金、证券公司，在银行和散户还不知道价格改变之前，利用股价波动牟利。由此不难理解，高频交易这种掠夺式盈利方式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价值观，同时也不符合资本市场的公平原则。一般市场主体和广大散户完全没有能力和条件与他们竞争。毫无疑义，这是地地道道的不公平、不公正竞争，只要你参与了这个有高频交易者参与的市场，你的利益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静悄悄吞噬，这差不多就像其他所有的投资者都在无意识中被动为高频交易者“赋税”。
高频交易不仅对普通投资者不公平，近年来我国本土建立的高频交易团队也不是海外高频交易公司的对手。从2012年开始就陆续潜入（有的竟然以“商贸公司”为名在我国注册）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高频交易公司，利用压倒性技术优势，如今已经占据中国高频交易市场的制高点，并呈现出垄断中国高频交易业务的趋势。2015年时，他们就曾趁火打劫，掠夺式斩获惊人。放任其发展，国家安全堪虞。
三是高频交易具有很大的系统性技术风险隐患。2010年5月6日，美国标普500指数闪电崩盘，20分钟下跌了6.2%，账面损失8620亿美元。事发当天，所有的人都深感震惊却不知祸起何端，直到很久后才发现，原来是高频交易惹的祸。2011年10月，笔者在伊斯坦布尔参加美国证监会组织的一个会议，美国证监会有一位专家用了两个半天时间介绍他们对高频交易的跟踪研究，对其风险深感忧虑。
总之，高频交易与服务实体经济无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与资本市场公平原则不容，并潜伏着巨大的系统性技术风险。它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横行无忌，但在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不能任其在监管真空下咨意妄为，无政府状态发展。因此，应该禁止高频交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今的中国资本市场现状，既有认识方法论的问题，也有利益集团或市场不规范的问题，但改革资本市场这一重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目前，万众期待的牛市似已在途。这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极具积极意义。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持续的慢牛周期，其财富效应能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对中国经济提供良好的支持。因此，培育与呵护牛市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治大国如烹小鲜，牛市亦如小鲜，需要轻烟慢火，如果耐不住性子，用火过猛，不仅可能一把火烧掉牛市，还会引火烧身，引发金融风险。
历史是一面明镜，要培育牛市、呵护慢牛一定要以史为鉴。不仅要以他人为镜，也要珍惜自己经历过的经验与教训。笔者经历和旁观了中国资本市场创建至今的全过程，多年来一直感觉，我们缺乏检讨反省的传统。例如，2007-2008年的南航认沽权证的交易与创设、2015年的股灾等等，我们至今没有深刻的反思，包括内部也没有开展过这项工作。其实2018年的系统性股权质押融资风险我们也应该认真检讨总结。
小结：呵护牛市的政策底线
呵护牛市的指导策略：轻烟慢火、细水长流、遏制投机。
1.严格控制融资融券。
（１）坚决禁止场外杠杆配资。严禁证券商为海内外私募等机构理财提供接入其交易系统的服务，防止各种变相配资。证券、银保监管机关应统一政策，防止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合作查处各种为股市提供杠杆融资的行为。
（2）严格控制场内融资融券规模。在总规模控制的前提下，市场交易活跃时不再增加融资额度，市场呈现下跌时不再增加融券额度，遏制投机。
为防止流动性塌陷风险，调減融资融券额度时，应该从增量入手，存量到期前不动，自然渐进调整存量。
2.严格限制金融衍生品交易。
（１）禁止场外衍生品交易。场外衍生品因为信息不透明，非标准化、分散化，结构复杂，合同嵌套，杠杆叠加，风险非常大。再加上它往往是纯粹套利性的，应该禁止。2008年美国危机之后，我国开始发展衍生品交易，当时的理由是：美国金融海啸的原因是场外衍生品，我们搞的是场内的，没什么风险。然而，近年来，我国场外衍生品泛滥，其风险状况与程度监管者无法估量，必须高度警惕，坚决禁止。
场外衍生品的渗透蔓延，说明衍生品的发展是得寸进尺的，只要错误地为衍生品开头，就不要指望能够轻易得到控制，它一定会利用一切机会做大，直至彻底失控，引爆金融危机。
（2）严格控制场内衍生品。最近以来，不仅场外个股期权投机疯狂，场内期权也随着C2800期权合约一天暴涨192倍的示范效应而大热，大批散户冲进期权市场豪赌，其他期权合约也有出现暴涨暴跌，期权市场的投机风险显现。
随着股市回暖，一些机构在主流媒体呼吁放开股指期货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游说监管机关放松管制。面对这些意见，监管机关应该站得更高，把金融衍生工具严格限定在对冲风险的范围内，限制投机。首先，应该坚持套保额度现货和期货匹配原则，限制非套保客户。其次，继续坚持现行的保证金率、交易手续费、挂撤单次数等方面的限制。
总之，应该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压力，限制投机套利，防止其对股票市场产生负面冲击。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更要严格衍生品交易规则，防止被人利用，导致金融市场失控。
（3）严格监控高频交易。在高频交易法律地位未定之前，要谨慎处理，严格监控。建议过渡期由开展高频交易的企业向交易所实时报备业务，严格限制业务动态资金规模不得超过原有业务资金规模上限。
（4）依法监控外资金融投资。目前外商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A股投资价值，开始加大对我国股票市场投资，客观上对股市回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外资股票投资作为一种流动性强的短期资金，是一把双刃剑，管理得不好，积极作用就会骤然巨变为一场金融灾难，发生在拉美和东南亚割韭菜的一幕幕就会在此重演。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趋利避害。
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央既定的战略决策，吸引外商投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吸引外资还是应该以直接投资为主，这样可与实体经济对接，利大于弊；而债券、股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投资弊大于利。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作用，美国股市的风险却已经积累到相当高的程度。我们的金融政策一定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防止美国股市的外溢风险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我建议：一是不宜继续扩大QFII、沪港通、深港通规模，尽量使我们的股市景气减少遭受我们没法控制的外资干扰冲击。二是立刻投入资源建立我们的资本市场外资进出实时统计、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流入流出动态、趋势，以便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及时采取处置控制措施。我们不能依赖在彭博社上找数据。不仅要自己掌握实时数据，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切实可行的金融风险处置实战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我们憧憬牛市，因此要呵护牛市，而呵护牛市最重要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编辑 季节）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波动已经不再是局限于金融系统内，同时将对宏观经济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漫长的经济复苏期间，国内外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热度与日俱增，研究内容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探讨、方法测度和监管实践等等方面。
近些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的金融系统正愈发显现出多市场、多机构之间的联动性，单个市场或机构所发生的局部风险将快速转移、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内，对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预警与防范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外部因素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很多学者和决策者从不同的研究方向或政策制定角度，对其有不同的定义和考量。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指局部发生的风险事件在金融系统内蔓延，损害了金融中介功能，并对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造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1]强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外部性，即部分或全部金融市场的失灵或金融机构的运转障碍，会损害整个金融系统及实体经济的运行。
金融稳定委员会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所产生的“大而不能倒”以及“太联结而不能倒”的问题，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上，由于经营失败而给整个金融系统乃至实体经济带来显著破坏的金融机构，被定义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对其判定标准包括：机构的风险敞口和资产管理规模、与其他机构的联结性以及金融业务在整个金融系统中的不可替代性（FSB，2009）。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将在全球范围内被严格监管，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恶化。
前美联储理事塔鲁洛（Daniel K.Tarullo，2011）强调了处于困境中的金融机构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动态联系，他阐述了机构从产生困境到系统性风险的发展过程。
一是经典的多米诺效应。单个机构的经营困境由于无法履行借贷上的还款义务而将信用风险传导至对手方，并引起系统内的连锁反应；
二是资产抛售。机构为获取流动性而进行资产抛售（fire-sale），导致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以及触发更多机构的抛售行为，并形成螺旋反馈；
三是传染效应。市场参与者从单个机构的经营困境联想至其他经营模式相似的机构发生困境的可能性，市场信心恶化；
四是发生经营困境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业务在金融市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如结算、清算等。
Giesecke & Kim（2011）同样将机构无法履行对债权人、客户或对手方的义务与系统性风险联系起来；Aikman et al.（2009）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于银行资产负债表联结所产生的对手方风险、资产抛售效应以及市场信心恶化对融资条件的影响。Billio et al.（2010）将系统性金融风险定义为短期内一系列金融机构违约所触发的流动性收缩以及金融市场信心的崩塌。
欧央行（2009）在《金融稳定评估》报告中分别从风险的传染性、共同风险敞口以及金融失衡三个角度观察系统性金融风险。风险传染性指单个风险事件蔓延至其他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金融系统；而当金融机构持有共同的风险敞口时，市场的冲击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逆转会导致一连串的金融中介和市场同时产生问题；此外，如高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等长期积累的金融脆弱性也会在某个时点突然崩溃，引发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功能的失灵。
中国人民银行的一篇文章（陶玲&朱迎，2016）将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归纳为内部和外部两大因素，将传导机制归纳为内部传导和跨境传导，将扩散机制归纳为信贷紧缩机制、流动性收缩机制和资产价格波动机制。内部因素包含长期积累的金融脆弱性、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和资产价格波动等内生不稳定性；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周期的变化和政策干预，如央行为抚平短期经济波动而进行的利率调整可能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从传导机制看，金融系统内部传导渠道包括：金融机构通过清算支付系统和银行间市场同业业务往来形成的相互敞口，或金融机构因持有相同资产或资产结构形成的共同风险敞口；而外部传导渠道主要体现在由实体经济带来的外贸、投资或国际金融市场相互关联所引发的跨境资本流动。从扩散机制来看，信贷紧缩通常由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引起，而信贷紧缩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下行压力和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三者形成恶性循环；流动性收缩同样指市场融资条件、市场流动性、资产价格及市值等多个变量在资产抛售情景下的恶性循环；资产价格波动既可能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需求、通过托宾q效应影响投资需求，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引发金融风险，又可能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渠道、信贷渠道和流动性渠道等方面形成风险传导放大。
上述意见，印证了前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Yellen, 2013）对当今金融系统的描述，即目前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复杂联系已成为金融体系最为显著的特征。这些联系可以跨过地理的边界和市场的边界，不仅将市场参与者连接在一起，也使局部的金融风险以跨市场、跨机构的方式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衡量
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学界基于上述定义中的一些主要特征进行衡量，例如单个金融机构经营困境对整个金融系统乃至实体经济的负外部性、由资产抛售行为引发的资产价格下跌与整体流动性收缩的恶性循环、长期积累的金融脆弱性突然崩溃等。
在衡量单个机构风险传导至整体金融系统方面，Acharya et al.（2010）使用系统性预期缺口来代表一个机构能够对整个金融系统所施加的负面外部性。系统性预期缺口衡量了当金融系统遭受冲击时，单一机构发生资本金不足的可能性。一个机构的系统性预期缺口随着其杠杆率、股价波动率、股价与市场指数的相关性以及尾部相关性的增加而增加。其中，股价波动率、股价与市场指数的相关性以及尾部相关性3个指标构成机构的边际预期缺口，代表了当市场回报低于某个百分位时，机构的预期资本金缺口。在此基础上，Brownlees & Engle（2012）改进了对边际预期缺口的计算，他们使用计量模型来估计机构的随时间变化的条件波动率、随时间变化的股价与市场指数的相关性以及相应的尾部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方法能够有效使用一小部分公共信息来衡量机构在逆境中发生资本金不足的可能性。
Huang et al.（2009, 2012）通过建立困境保费来衡量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在假设的前提下，困境保费衡量的是机构为预防系统性金融困境所产生损失而投保的保费，该金融困境可被定义为总权益的损失超过一个特定门槛，如15%的总负债。他的研究表明，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是一个包含机构规模、违约概率以及各机构之间资产回报相关性的函数；机构的规模是决定其对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决定性因素，但规模通常不会随时间发生剧烈变化，尤其在一个报告季度内；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随时间变化的边际贡献，主要由其风险中性违约概率以及各个机构之间的资产回报相关性矩阵所驱动。Huang et al.（2012）的困境保费使用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的利差来代替边际预期缺口中的股价回报率。信用违约掉期回报的一部分由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驱动，另一部分则由风险溢价决定。因此，当信用违约掉期回报上升时，这未必是因为实际风险上升，而可能是由于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所造成。这也反映了基于可观察的市场价格的指标在应用时可能带来的信息模糊性。
Adrian and Brunnermeier（2011）提议使用条件风险价值（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CoVaR）来衡量系统性风险。该方法计算的是当某一单独机构陷入困境时，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VaR）。一个机构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贡献衡量方法是该机构条件风险价值与无条件风险价值（unconditional VaR）之间的差值。他的研究表明杠杆率、规模、期限错配以及资产价格泡沫对于预测机构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贡献都是显著的。条件风险价值的缺点在于它只能衡量单个机构传导至整个系统的风险，而不能衡量整个系统对单个机构的风险。
在衡量金融脆弱性方面，信贷与GDP比率、贷款总额和货币增长、房地产和资产价格的变化、银行杠杆、资本充足率和行业层面的资金流动等变量被用来衡量金融失衡积聚的程度并被当作银行业危机或金融危机的预警指标（Borio & Lowe，2002；Alessi & Detken，2009）。可惜的是，这些预警指标和模型对发达经济体的预测效果较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发生时间的预测上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上述方法度量均依靠市场及公开数据，因此在市场参与者获得足够消息、善于分辨金融风险并且不存在“羊群效应”及其它行为偏差时，方法结果才是准确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些研究表明，宏观审慎监管者同样可以从有限的、可观察的公开数据中获取信息，以更好地判断风险情形并制定监管政策。
从实践来看，金融危机之后，压力测试成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大央行衡量并控制系统性风险的主流方法。压力测试能够在机构面临共同的信贷和资产敞口的基础上计算不同负面宏观金融场景下的损失，其本质是对假设情景的测试，度量资产组合、机构甚至整个金融系统面临偶发但可能发生的冲击的敏感度。
主要的压力测试方法可以分为三类：会计法、市场价格法以及宏观金融法。会计法是基于会计报表数据的方法，也被称作资产负债表法。会计法需要用到利润损益表、表外项目以及金融报表等补充信息，这是目前压力测试的基础方法。市场价格法则是基于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尽管它的数据更具有时效性，但通常这种方法仅作为会计法的补充。宏观金融法则着重关注金融和非金融部门的联系，这种方法通常会同时用到会计报表和市场价格数据，以此估计宏观经济与金融的连接性，并进一步作为前两种方法的补充。在金融危机后，大众愈发能体会到金融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深刻影响，因此宏观金融法正受到监管者越来越多的重视（Ong，2014）。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
中国金融体系正在经历对外扩大开放和对内加快改革的关键时期，各金融市场与各金融机构存在紧密的联动性，在某一市场或某一机构发生的局部风险事件将不再被局限在单一市场或机构中，而是会通过一系列传导和扩散机制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近年来屡次发生异常波动，并且这些波动均体现了多个市场联动的特征。例如2013年发生的“钱荒”事件，在银监会打击“非标”资产、监管影子银行并控制宏观负债率的背景下，银行间同业市场流动性急剧收缩，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从5月的3.5%上升至6月的6.9%以上，甚至一度曾达到11.6%的高点；为缓解流动性紧张局势，金融机构抛售债券资产导致债券市场利率上升并进一步影响股市，6月份上证指数最高日跌幅达到5%以上。又如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探至6.7%，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从2015年末的6.45调高至2016年末的6.92，人民币年内贬值幅度达到7.3%，触发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从4万亿美元顶峰直降25%至3万亿美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导致国内流动性收缩，中国央行在保持国内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等多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痼疾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所积聚的宏观高杠杆与高负债率，这使得中国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对经济下行周期、货币政策转向等冲击更为敏感；同时，虽然中国股市、债市、汇市的参与主体并不相同，表面上各个市场呈现较为割裂的局面，但由于各个市场均缺乏一定深度和广度，市场参与主体之间容易产生“羊群效应”，导致局部市场风险向整个金融系统蔓延；并且，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外部冲击或由外部冲击所引发的市场信心恶化，将成为中国金融系统另一个需要防范和警惕的关注点。
我们从宏观债务与金融周期、金融机构风险度量、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汇率波动与资本流动、贸易摩擦、金融开放7个维度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全面考察，对当前的风险等级进行综合评估。
宏观债务与金融周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传统宏观经济预警框架，并开始重视研究宏观债务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IMF和BIS均发现，宏观债务水平过高会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增强。而“杠杆率”则是衡量债务水平高低的核心指标，巴塞尔协议Ⅲ中就把“杠杆率”新设为重要监管指标，旨在衡量债务的可持续性、现行系统的稳健性。
为对冲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稳定就业，中国政府于2008年底推出了“四万亿”的一揽子投资计划用于基建与房地产建设，如果不是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期间所展现出的韧性，2009年世界经济下降的幅度就不只是0.1%。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基建与房地产项目背后所承担的大量债务成为中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阻碍。中国的宏观高杠杆率不仅仅是大规模刺激计划的结果，也反映了经济制度上的结构问题：各类型企业不断扩充产能，导致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民营企业举债快速上升。
中国经济增速由2007年的14.2%逐渐放缓至2017年的6.9%，而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的上升势头却丝毫没有放缓。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测算，中国非金融部门信贷对GDP的比例，由2007年的96.8%上升至2017年的160.3%，2018年第一季度达到261.2%（其中一般政府部门信贷占GDP比例为47.8%，非金融企业部门信贷占比为164.1%，家庭部门信贷占比为49.3%）。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目标，去杠杆成为监管当局试图缓解金融脆弱性的一个重要手段。2018年上半年，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金融监管并收紧货币条件下，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有所放缓。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正在逐渐缓和。BIS将信贷缺口作为发生债务危机的预警指标，当一个国家信贷对GDP的缺口大于10%时，其可能在未来3到5年发生债务危机。BIS数据显示，2016年二季度中国信贷缺口达28.3%的峰值，2018年一季度为14.9%，下降近一半。
全球金融危机后，学界和各国政策部门更深入理解了金融系统在放大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周期概念也被监管者重视起来。信贷指标被广泛用来刻画金融周期。
从金融周期的视角来看，高杠杆与高资产价格之间存在自我强化的互动，这体现在金融破灭尾随于金融繁荣之后。这些互动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并可能导致严重的金融压力和经济资源错配。
信贷周期、房价周期、汇率周期代表金融周期综合性指标。信贷缺口、房价缺口、信贷增速和房价增速是构成中国金融周期的基础。中国大约一共经历了36个完整的金融周期。从2016年12月开始，中国开启了新一轮的金融周期，目前处于周期的下降期。从历史数据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金融周期频率和持续时间都已趋向于稳定，每个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为3年，上升期平均持续时间为1.5年，下降期平均持续时间为1.5年。中国金融周期指数从2007年第一季度0.84开始收缩，2018年第三季度下降至0.42。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与经济结构调整相互叠加，金融机构经营中的违规乱象也得以整治。在此，我们将从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三个角度分析其风险特征。
从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来看，2013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断攀升，不良贷款率也呈上升趋势。尽管2015年末至2018年初，不良贷款率稳定在1.75%左右，但进入2018年2季度，该指标再度上涨。截止2018年3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涨至1.87%，创2009年2季度以来新高，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更是增至20322亿元（见图1）。
从保险业及证券业的微观层面来看，多个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在近期创历史新高。系统性预期损失值（SES）总值达到了历史最高值，系统性风险指标（SRISK）总值也逼近历史峰值，这说明金融行业整体在近期面临较大的风险。指标走势说明，近年来保险业总体风险虽然可控，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正在逐步释放，保险业自身发展模式业面临转型。2017年来，监管层政策导向做出了重大调整，以风险防控作为首要目标，坚持专注保险主业和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改进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工作，治理市场乱象，弥补监管短板，切实守住风险底线。
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际贡献最大，其系统性风险指标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这与我国金融行业的基本特征相吻合。银行的间接融资仍然是我国经济主要的融资渠道，且银行业机构的体量和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超券商和保险公司，这导致在内外冲击到来时，银行业所受负面影响最大。当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防范对象仍然应该是银行业。
外部融资环境收紧、资金链紧张，导致债市信用风险集中爆发。截至2018年5月底，债市已出现违约的债券共计21只，涉及的违约主体11家，违约总金额184亿元。从上述主体的违约原因来看，包括大额对外担保、公司重组和资金链紧张，其中明确表示因资金链紧张导致违约的融资主体有8家，涉及违约金额114.78亿元。
在紧信用的货币环境下，需要警惕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风险。在央行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的政策导向下，截至2018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下滑到历史最低点的10.5%，M2同比增速下滑至历史低位的8.3%，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票据融资等融资渠道收缩的情况下，仅依靠信贷投放难以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未来实体经济的现金流预计仍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紧张。从2018年以来债市违约的情况看，负债率过高、评级相对较低（AA及以下）的融资主体容易出现违约风险。
短期的债券市场存在较大风险，外部再融资环境收紧，恶化了企业经营环境。以资管新规正式公布为标志性事件，我国金融市场进入统一监管新局面，从2017年开始的金融强监管，意在限制资金空转、金融加杠杆问题，这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实现长久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
股票市场风险：企业融资结构与股权质押风险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融资风险仍需警惕。自2017年初至今，上市公司中总共有2126家公司发生过股权质押融资事宜，占当前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60.4%；根据2017年全部上市公司的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共有2543家上市公司处于股权质押状态，其中质押股本数占总股本比例超过60%的有54家，占比超过40%的有345家。目前股权质押融资成为上市公司股东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方式，但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质押品，其价值随着市场波动幅度较大。2018年1-5月底，上证综指累计下跌6.4%，2017年底处于股权质押状态的2543家上市公司股价平均下跌8.01%，质押的上市公司股权价值大幅下跌容易引发质押品的集中抛售，由此带来的股市系统性风险隐患值得关注。
为了防止股市、上市公司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时刻关注并警惕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占比过高、上市公司融资规模过大、收购资产估值过高和上市公司业绩变脸等风险因素。由于股市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易被识别，具有隐蔽性、传导性特征，需要从监管层、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三个层面，逐步建立完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及时切断风险源，保障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外资在国内资本市场中的占比逐渐上升。以A股市场为例，通过QFII/RQFII、沪深港通、以及A股加入MSCI指数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外资流入的渠道明显增加，净流入的金额明显上升。截至2018年4月，QFII总投资额度达到994.59亿美元，RQFII总投资额度达到6148.52亿人民币；至同年5月底，通过沪股通累计净流入资金2614.36亿元，通过深股通累计净流入资金2120.25亿元。
外资的流动可能对股市和汇市构成流动性冲击。根据上市公司2018年一季报显示，QFII持有 279只股票，持仓总市值为1436亿元，在流通市值中占比0.32%；截至5月底，陆股通累计买入净额为4734.61亿元，在流通市值中占比1.11%。从成交额方面看， 2018年1-5月沪港通累计成交额在沪市总成交额占比为4.85%，深港通在深市总成交额占比3.17%；沪港通日均成交金额102亿元，深港通日均成交金额79亿元。当前的陆港通政策已经放开了资金流通总量的上限，仅保留了日均净成交额的上限，预计在继续放开资金流动管制的趋势下，外资在A股市场的流动性将进一步上升。届时外资的集中流入和流出，可能会对股市以及人民币汇率构成一定冲击（见图2）。
金融对外开放一直是中国金融系统改革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全球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路径再一次成为中国当下迫切需要关注的焦点。
何为金融开放？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是金融开放最核心的两个要素。参照中国过去40年金融开放的总结，中国 “金融开放”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体现为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领域对外资准入的放开；二是金融市场与资本账户的开放，即实现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国内与国际投资者双向参与对方金融市场的投资和结算。
2001年11月10日中国成为WTO新成员，是中国在对外开放道路上的里程碑事件。中国不断履行相关国际义务，扩大市场准入，吸引外国投资。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金融开始主动走出去参与国际金融治理。
从2016年OECD公布的各国金融服务行业对外开放程度可以看到，不论是银行业还是保险业，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都处在较低水平，名次仅高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均宣布了多项将在2018年落地的金融业开放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时代。
在资本账户开放之前，国内外缺乏合法合规的资金流通渠道。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以及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的逐渐融合，国内资金渴望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外资金也期望投资国内市场，QDII和QFII应运而生。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对外互联互通机制提上日程。
金融对外开放伴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推进，相辅相成。但是，对外开放更考验着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和金融监管的健全。在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历程中，曾多次受到国际流动资本的冲击，造成重大损失。当前，我国外部形势非常复杂，在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路径的同时，更要把握好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能力的平衡度。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与美国分别为对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会对两国的宏观经济以及产业布局产生冲击，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贸易战”对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速的影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未来关税政策的变化。若美国维持目前现状，即对500亿中国出口商品加征25%关税、对2000亿中国出口商品加征10%关税，中国一年的出口额将减少约789.8亿美元，中国总出口增速将下降3.29%，GDP增速将下降0.54%；若美国对2500亿中国出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一年的出口额将减少约1518.8亿美元，出口增速将下降6.4%，相应的GDP增速将下降1.1%。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中间品以及中高科技商品上，由于额外关税的原因，这些商品价格的提高会削弱其市场竞争力，打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及地位。若配合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则有助于提高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及地位（见图3）。
就系统性风险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是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主要因素之一，将进一步减少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余额，削弱中国抵抗外部风险的缓冲效果。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并不仅仅只是影响中美经济，由贸易关税所产生的摩擦成本将由全球价值链传递至所有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为全球经济活动带来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政府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所展现出的反复无常的态度及立场也将加剧中国国内对两国之间最终是否能达成协议的悲观情绪。
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局部爆发、全面蔓延的特征，因此从全局角度观测、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于相关的政策制定是非常重要的。
为全面观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源头和程度，我们通过金融风险热力图、金融稳定图以及金融巨灾指数三个方法来进行综合评估。
从金融风险热力图的整体表现来看，近年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去杠杆政策的推进取得了一定效果，大部分细分风险指标都处于可控范围。随着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经济下行风险扩大，内外因素相互叠加，局部风险点有暴露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银行业资产质量与汇率市场的风险暴露程度有所增加，综合来看经济风险整体仍然可控（见图4）。
从金融稳定图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随着去杠杆深化，私人部门信贷增速得到抑制，有效地降低了金融业风险，但这也给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带来压力，尽管2018年中国金融状况已趋于宽松，但外部环境恶化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在这种环境下，3季度信贷增速明显增加。3月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虽至今仍未对中国贸易产生剧烈影响，却已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影响，出现一些波动（见图5、6）。
宏观层面的金融巨灾风险指标（CATFIN）在短期内激升，但未突破长期风险警戒阈。这表明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金融市场经历了阶段性的高风险时期，实体经济也承受着一定下行压力（见图7）。
机床工业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反思
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改革和开放是机床工业40年发展进步的双引擎。改革破除了旧体制的长期束缚，极大地释放了行业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机床工业提供了发展动力；开放使我们获得了广泛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宝贵机会，同时也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鞭策我们寻找差距奋发努力。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改革突破和2001年12月的入世，为机床工业连续10多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我国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①
40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伴生出一些改革中的消极现象。如机床工业领域在发展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不能因为出现了问题就放缓改革开放的步伐。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机床工业站在了发展的新起点上，同时所处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挑战。应对未来纷繁复杂的新挑战，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三点反思
第一，加强对机床工业战略基础地位的认识。由于产业性质，机床工业的经济规模并不大，和大批量生产的汽车行业无法相比。就经济总量而言，机床工业并非支柱性产业。但是机床工业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经济规模，更重要的是其在整个工业体系中所处的基础地位。机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因而被称为“工作母机”，特别是各类高档数控机床及其配套所需的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更被视为战略物资，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这些战略物资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安全。
机床工业对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基础意义。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坚持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政治制度与西方主要大国不同。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它们的防范、限制和围堵。因此，中国必须建立独立完整、基础牢固的工业体系，尤其在具有战略基础地位的机床工业体系更是如此。
有人说，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不也是没有独立完整的机床工业吗？不过，西方国家所需的高端机床设备和技术都掌握在其盟国手中，可以毫无障碍地从盟国进口。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国际关系相对缓和的情况下，尚有《瓦森纳协定》① 等国际机制对我国进行多方限制，一旦情况有变，高档数控机床及其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等无疑会遭到联合禁运，这绝非危言耸听。
近两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显著强化了关键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力度。2018年8月，美国国会就《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达成共识，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出口管制方案提供了法律基础。近期，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根据国会授权，拟定了出口管制体系框架并征求公众意见，框架直指人工智能（AI）和深度学习技术、量子信息和传感技术等14类代表性的前沿技术。虽然上述法案和框架没有具体指明，但是其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出口管制的力度和范围还将进一步强化和扩大，很可能将西方其他国家拉进来，对中国的技术和工业体系产生更大范围的不利影响。这一动态逐步成为常态的可能性已经很明显，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所以，我们需要对机床工业之于我国的特殊战略基础地位进行再认识，并对高档数控机床产业未来30年的发展进行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特别需要在一些市场机制失灵的关键环节体现国家意志的有力支持。
第二，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机床工业逐步取消计划管理和市场准入限制，至本世纪初已经实现市场化转型，我国机床行业已经成为充分竞争性的产业。市场化体制给机床工业带来了强大的竞争活力，促进了行业的发展进步。但是一些长期积累的全局性、体系性、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比如新型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自主可控高端供应链的打造、产业结构失衡的调整、产业发展生态的重塑以及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等。
对高档数控机床及其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可控，一直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但由于差距悬殊，至今国产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仍然不足5%，甚至更低。尽管国产机床在中端领域和国外产品的竞争开始扭转了被动局面，但如果按照目前的路子走下去，我们不会自然地升级到高端领域，原因就在于高端领域的差距过于悬殊。这并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
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对于机床工业而言，在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机床工业领域内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关系。
在“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各级政府不仅需要从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中进一步退出，更需要在涉及机床工业全局性、体系性和结构性矛盾的领域以及市场机制明显失灵的环节上发挥好应有作用。
第三，全面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至本世纪初，我国机床工业和机床市场实现了充分的市场化和国际化。除了按照国际惯例，一些外资并购项目还需要通过政府部门的产业安全和反垄断审查外，机床市场对外资的进入已经没有任何门槛。目前在中国市场上，除了西方国家限制对华出口的产品和技术外，机床用户可以方便地购买到所需的各种进口机床设备；机床整机制造企业也可以方便地进口所需的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并且还可以经常享受到政府的关税优惠政策。
引进合作和进口依赖现象，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实际上，这已经构成了产业安全和国防安全的重大隐患。
今天我们需要全面地、辩证地认识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关系。对于机床工业这样的战略基础性产业而言，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学习、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产业的独立自主。这是机床工业对外开放的初心。
然而，长期的“引进合作和进口依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我们的独立自主意识，弱化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使我们自主创新的功能逐渐退化了。对中国而言，指望先进技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借助经济全球化而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产业供应链，都只是一厢情愿，现实告诉我们这是不切实际的。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机床工业而言，这体现在始终不忘初心，更加清醒地把握好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要体现在把近期效果和长远发展、技术获得和能力提高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体现在一手抓“引进来”和“走出去”，一手抓自主能力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机床工业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摒弃“做大做强”的口号和片面追求规模的发展思路
曾有一段时间，“做大做强”是机床工业领域最为响亮的口号。企业追求“做大做强”本无可厚非，但在具体实践中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失衡，即片面地追求“大”，以“大”代替“强”，其结果是“大”不仅没有转变为“强”，甚至变为企业的包袱。
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曾经是我国机床工业的两面旗帜，其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不仅远远领先于国内同行，而且二者数度跻身世界机床经济规模前十名，引起全球业界的关注。可是这两家企业在2012年开始的调整转型过程中却步履维艰、疲态尽显，并相继在2017年陷入严重经营危机，被迫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和内部改革。这两家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二者对“做大”的过度热情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机床工业若要真正转入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首先要解放思想，大胆摒弃片面追求规模的发展思路，摆脱“战略趋同”的发展惯性，否则，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首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正在结束，以高质量为主体的发展新时期正在开启，机床工业必须主动顺应这一发展大势。其次，机床工业是为制造业提供加工设备，机床工业的定制化特征比较明显、门类品种繁多、制造离散化程度高，不适合组织大规模经营活动。2017年，全球机床工业产出总额为823亿美元，日本的山崎马扎克和德国通快是世界最大的机床企业，其经济规模均为30亿美元左右，而日本丰田汽车和德国大众的营业额各2500亿美元。2017年沈阳机床的营业规模约55亿元（7亿美元），不足一汽集团的1/100。第三，中国多数工业行业（高精尖技术除外）普遍出现产能过剩，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将呈现低水平缓慢增长的长期趋势，从2015年开始，制造业投资增速从此前长期保持的20%左右降至个位数，2017年仅为3.1%。机床市场的需求增长也将相应地呈现同样趋势，这使得主要依赖国内市场（依赖度大于85%）的机床工业失去了规模快速增长和做大做强的市场基础。
建设新型技术研发创新体系
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机床工业已经建立起了门类相对完整、层次布局合理的金字塔型技术研发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套按照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的体系早已被打破。但是迄今为止，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技术研发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曾到日本山崎马扎克（Yamazaki MAZAK）公司学习培训，期间对该公司的技术研发体系有了一定的了解。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该公司的技术研发体系大致由四个层次构成：首先是面向产品开发的用户工艺技术研究部门，它的任务是深入研究各种用户所处领域的典型加工工艺特点和发展趋势，不断寻求用户工艺的最优解决方案，并据此为产品开发和改进设计提出目标要求；其次是面向用户的产品开发设计部门，该部门的任务是以前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保证其开发的产品与用户最新工艺要求紧密结合；第三是面向内部制造的新产品量产化设计过程，通过新产品的小批量试制，以保证其功能和性能要求为前提，寻求产品制造成本和制造效率的最优化方案并进行量产化设计，这一任务由制造部门和开发设计部门共同完成；最后还有面向未来的前沿技术研究部门，其研发任务是为产品开发部门提供源源不断的先进技术储备，从而保证其产品和技术始终保持业界领先地位。
马扎克公司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世界机床工业的领先地位，与这套独立完整的技术研发体系密不可分。时至今日，马扎克公司的技术研发体系又得到了新的完善和提高。相比之下，在今天的中国机床工业领域内，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研发体系还处在初期建设阶段，差距之大，令人倍感压力之大。
我国机床工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型技术研发体系？笔者认为，就机床工业技术研发现状而言，“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研发体系”应该补上专业研发机构这一主体，即需要建设“以企业和专业研发机构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技术研发体系”。首先，这个研发体系拥有企业和专业研发机构两个互补的主体，其次，这里所说的企业是指少数有实力建设独立技术研发体系的大型企业；第三，专业研发机构不是指附属于企业和高校的研发机构，而是特指独立的具有非盈利性质的专业研发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基础共性技术研究。
上述技术研发体系构想的提出，主要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机床工业企业普遍经济规模偏小，除少数大企业外，占行业绝大多数的小企业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建设运行独立的技术研发体系，需要专业研发机构提供外部支持。第二，即便少数企业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技术研发体系，一般情况下尚不具备共性基础和前瞻性技术的研发能力；在高校中保留了这方面的研究，但布局分散，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没有形成研究成果的分享和推广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非盈利性的专业研发机构承担起主体责任。第三，其他国家和地区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德国是世界公认的机床工业强国，我国台湾地区的机床工业具备较强的竞争力，两地的机床工业者具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一是中小企业在行业中占绝大多数；二是都拥有一家主要面向中小企业、专门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的专业研发机构——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Gesellschaft）和台湾工研院。这两家专业研发机构均为非盈利性的，在各自的机床工业发展过程中，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中国大陆机床工业的企业规模结构与前述二者相同，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学习。
总之，在机床行业，建设以企业和专业研发机构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研发体系是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建设新型技术研发体系需要依靠市场机制，但同时也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少在建设和发展初期是如此。
打造独立完整的高端供应链
理论上讲，我国机床工业的供应链大体能够满足机床工业正常运行的需要，但存在两个致命的风险：一是自主可控水平低，二是产业继续升级受到供应链的限制。所谓自主可控水平低是指机床工业供应链上的中高端部分严重依赖进口，本土有能力提供的部分仅占较小份额；所谓产业升级受限制指的是部分高档数控机床所需配套的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受到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而本土又没有能力提供，致使技术升级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贸易禁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不同时期程度有所调整而已。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1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在巴黎秘密成立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 简称巴统），其宗旨主要是限制成员国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新中国成立后，自然被列入封锁之列。1991年前苏联解体，作为冷战产物的巴统于1994年1月正式宣告解散。但是仅仅相隔两年，1996年7月，在美国的操纵下，以原巴统成员国为核心的33个成员国在奥地利维也纳签署《瓦森纳协定》，其宗旨是通过成员国间的信息通报机制，提高常规武器和两用物资及技术转让的透明度，以达到对常规武器和两用物资及相关技术转让的监管和控制。《瓦森纳协定》全盘继承了巴统的禁运限制范围且有所扩大，成员国除原巴统的17个成员国之外，还吸收了不少新成员国。事实上，《瓦森纳协定》已经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的主要机制。高档数控机床及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均属重要战略物资，属于《瓦森纳协定》所指的双用途物资，因此都包括在其管制和禁运的清单之内。业界多数人认为，未来《瓦森纳协定》对华出口管制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强化，管制的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
高档数控机床及其供应链关乎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其基础不能建立在沙滩上，更不能建立在别人的地基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到东北地区视察时指出：“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打造独立完整的高档数控机床供应链已经成为机床工业的紧迫任务以及机床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我们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及早做出战略安排，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支持。
推动产业结构全面调整
机床工业需要更多的企业具备定制型、差异化产品的供给能力，需要更多的企业转型为市场专业化的结构模式，需要更多的配套型企业成长发展起来，从而扭转目前的结构失衡局面，逐步形成结构互补、模式多元、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新局面。
机床工业的老前辈梁训瑄生前长期倡导“专、精、特”的战略思想，这是他对世界机床工业发展的经验概括，也源于他对中国机床工业结构性矛盾及解决之道的深刻认识。遗憾的是，梁先生的倡导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今天面对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梁老当年的“专、精、特”战略思想显得尤为珍贵。扭转这一失衡局面，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需要多数企业的自觉行动。空洞的倡导是苍白无力的，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和少数企业的努力也是不够的。
构建健康务实的产业发展生态
弯道超车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一是对手自身出现致命性失误，二是超越者已具有比对手更为强大的能量；颠覆式创新同样需要颠覆者具备比领先者更为丰厚的能量积累。如果离开这些，“弯道超车”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机床工业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弯道超车和颠覆式创新，因为我们与人家的差距还很大。我们需要的是摆脱焦虑浮躁的心态，静下心来认真补课；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卧薪尝胆的勇气；需要跬步千里的执着和十年磨一剑的功夫；需要扎扎实实地练好内功，一步一个脚印地缩小差距。我国机床工业与西方发达国家最根本差距究竟在哪里？不是差在互联网应用水平或商业模式上，而是技术与管理方面的企业内功，是核心技术，是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以及产业结构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无视这些方面的巨大差距而去追逐一些时髦花哨的东西，无疑是舍本逐末，误入歧途。
近年来“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概念很时髦。制造业的本质其实就包含服务，或可称之为“广义服务”，与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的）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服务是以物化产品为主要载体的。制造业在向客户提供物化产品服务的同时，还围绕物化产品提供必要的增值服务。按照一般规律，这些增值服务随着物化产品本身的不断升级而同步升级。因此，附属于物化产品的增值服务的升级，本身就是产品升级或制造业升级。如果企业放弃制造业转做服务业，就是另外一回事，但这种转型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近年来机床工业的产业生态日趋令人担忧，但是在喧嚣浮躁的氛围中，多数机床工业企业仍然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济南二机床、北京精雕、广州数控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类企业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低调务实。济南二机床有一句名言——“不唯上、不跟风、不张扬”，刻画了这类企业的共同特征。我们几乎听不到他们谈论什么时髦的名词，也看不到他们在一些好看不好用的招数上无谓地浪费功夫和资源，他们心无旁骛地致力于练好企业内功，十分耐心地一步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链接：关于差距的一些思考
日本山崎马扎克公司和我国的沈阳机床集团是笔者相对熟悉的两个企业，二者在产品和市场定位及企业结构模式等方面属于同一类型，因此可以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做简单对比。早在20多年前，前者最具代表性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和多面五轴加工中心就已作为成熟产品，实现了批量生产和市场供货；而后者现在的同类产品技术还远未成熟，要达到前者当年的水平，估计至少还需要10年以上时间，而要达到前者当前的水平，估计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换句话说，二者在产品技术方面的定量差距至少在40年（20+10+10）以上。
早在1981年，山崎马扎克公司就依靠自身的能力在其总部工厂建成了柔性制造工厂（FMF），基本实现了机床主要零部件的柔性无人化（或少人化）加工；1983年又在其新建的美浓加茂工厂中更大范围地应用了柔性制造系统技术（FMS），同样也是完全依靠自我武装的能力；其总部工厂还分别于1996年和2017年实现两次大规模升级，1996年的升级主题是网络化，2017年的升级主题则是智能化（MAZAK iSMART Factory）；而沈阳机床现在还停留在单机加工的水平上，若要依靠自我武装的能力达到前者当年的水平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若要达到前者当前的水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换句话说，二者在制造装备水平特别是在自我武装能力方面的差距至少有半个世纪。以上仅仅是二者在两个具体方面的大致差距，且为“静态差距”，仅可作为参考而已。
关于差距问题需要强调两点：第一，领先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静态差距与落后者消除这一差距所需要的时间是两个相关但完全不同的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消除差距所需的时间与静态差距相关但一般不会等于静态差距，决定所需时间的主要变量是二者在这一过程中的内部状态和外部环境（SWOT分析①）。第二，一般情况下，追赶者的速度一定会快于领先者的速度，这是因为追赶者具备独特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不仅表现在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更在于领先者已经把道路开辟出来了，追赶者可以借道前行。但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真的找到这条道路了吗？对于追赶者而言，有一句话特别关键：即“欲学其术，必悟其道”，这句话还可以反过来说，即“不悟其道，难为其术”。
由此，差距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准不断缩短和彻底消除差距的正确道路，只要方向正确，不仅可以缩短并消除差距，后来居上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做出清晰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会议还明确要求：“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上述判断和要求完全符合机床工业当前的实际情况，上述提出的五个方面“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正是机床工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作为机床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抓手，并且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一抓到底，必会见到成效！
（编辑 宋斌斌）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产业，是工业的基础与核心。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综合竞争力，直接决定着一国的工业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现代电子信息、通信、控制、材料、工艺、检测等新技术和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使得当代装备制造业发生了革命性进步。大力提升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产业升级，是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支撑。
装备制造业兼有竞争性和战略性特点。发达工业国一般都是装备制造强国，主导着全球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潮流和市场走向。我国装备制造业已高度开放，处于国际化竞争的市场，其中部分高技术领域（如高端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等）与国家安全相关，这些也是西方国家对我们“卡脖子”的地方。
习近平同志指出，“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必须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大国和强国”。①由于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地位，国家必须对其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部分保持自主性和可控性：必须努力掌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产品和技术，重要子行业须保持其完整性，重点企业（包括骨干国企和民企）应由本国资本控股，使其成为实施技术创新项目的主力、“军民融合”的主要载体、响应国家动员和承担重大任务的可靠力量。行业中的重点国有企业，应该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其面临的实际问题，促进其做优做强。
中国的巨大规模的工业体系，是在社会主义体制框架内起步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集全国之力，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经济起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比重从1978年的75%降至2017年的23.4%，主要分布在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中，包括装备制造业。在装备制造领域深化国企改革、增强企业的活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将有力地推动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更好地发挥国企的主导作用和支柱作用。
本着做强国有企业，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服务国家战略的原则，我们选择了装备制造业中具有代表性的机床工具业（属于通用设备）和重型机械制造业（基本属于专用设备）的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
我国装备制造业简况
按照我国工业统计分类，一般把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8个行业通称为装备制造业（广义）。① 目前这8个行业产值（主营收入）约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位，技术进步显著。不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装备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中国制造2025》）。
2001-2011年，受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投资刺激政策影响，装备制造业产值和产能急剧扩张。2012年以来，除汽车和消费电子等行业外，大部分子行业处于低迷状态，部分企业营收量绝对萎缩，或因前期高负债投资陷入困境。在全球市场低迷形势下，跨国公司更重视在中国市场的经营，加重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
表1 装备制造业产值（2011-2017） （万亿元）
| 全部工业 | 其中装备制造业 | 通用设备 | 专用设备 |
2001 | 9.37 | 3.00 | 0.34 | 0.23 |
2011 | 84.18 | 27.34 | 4.02 | 2.61 |
2017 | 113.32 | 40.69 | 4.56 | 3.58 |
2001-2011年均增速 | 24.5% | 24.6% | 27.8% | 27.6% |
2011-2017年均增速 | 5.1% | 6.4% | 2.2% | 5.2% |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各门类发展并不均衡。2012年之前，汽车及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电子与通信设备受消费热潮的拉动或下游产业用户的投资支持，规模扩张很快。近几年电子通信和汽车受消费市场拉动，走势较平稳，其余各子行业受经济下行的影响较大。
表2 装备制造业部分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增长率（2006-2017）（％）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全部工业 | 26.2 | 27.5 | 25.1 | 8.5 | 28.6 | 20.7 | 10.4 | 10.7 | 7.6 | 0.3 | 4.4 | -2.2 |
通用设备 | 30.5 | 34.0 | 33.6 | 11.7 | 29.1 | 16.7 | -5.3 | 12.5 | 9.9 | 0.0 | 2.5 | -5.4 |
专用设备 | 30.2 | 32.9 | 37.5 | 16.7 | 29.3 | 22.3 | 10.2 | 11.7 | 8.6 | 3.0 | 4.3 | -4.2 |
运输设备 | 29.4 | 32.3 | 23.6 | 24.8 | 34.0 | 14.7 | 6.1 | 15.1 | 11.5 | 4.9 | 11.7 | 0.9 |
电子通信 | 23.1 | 18.0 | 10.7 | 2.4 | 24.8 | 15.1 | 11.0 | 9.6 | 10.7 | 7.2 | 8.8 | 6.6 |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经过40年改革开放，装备制造业经历了大幅度调整，原来的一批国企被淘汰，“国退民进”趋势延续至今。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器、电子、仪器仪表等领域，国有经济占比已缩减到8%-12%，民营和外资已占主体地位。在多个子行业中，国有骨干企业仍居排头兵地位。
表3 各种所有制在装备制造各行业产值中的比重（%）
| 2001年 | 2011年 | 2017年 | |||||
国有 | 外资 | 国有 | 私营 | 外资 | 国有 | 私营 | 外资 | |
通用设备 | 36.4 | 22.0 | 12.5 | 44.8 | 22.5 | 9.8 | 44.5 | 24.5 |
专用设备 | 36.7 | 17.7 | 20.5 | 44.9 | 23.2 | 12.5 | 44.8 | 18.2 |
交通运输（含汽车） | 66.6 | 30.9 | 44.0 | 18.8 | 44.0 | 43.5 | 18.8 | 40.4 |
电器机械和器材 | 17.1 | 33.4 | 8.9 | 32.5 | 30.0 | 8.8 | 37.3 | 21.7 |
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 | 32.7 | 73.8 | 8.3 | 7.5 | 76.1 | 9.1 | 16.5 | 54.7 |
仪器仪表 | 19.8 | 58.3 | 10.3 | 27.3 | 46.0 | 8.4 | 40.5 | 27.6 |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注：①“国有”含国有控股企业，“外资”含港澳台企业。
②有的栏中各比例之和大于100%，系按照统计年鉴基本数据计算得出。
机床工具行业及产业特征
机床是基本加工设备，是一国工业水平的集中体现。我国已经是金属加工机床第一生产大国和第一消费大国，行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居世界中游。中高级数控机床落后于西方。现国产机床市场占有率在65%-70%。跨国公司在高端领域占有很大优势，西门子、GE、法那科、马扎克、德玛吉森精机等国际巨头在中国经营多年，把中国看作“势在必保”的大市场。
进入新世纪，机床工业经历了10年高速增长（2001-2011），行业产值增长10倍、利润增长22倍。2012年后调整回落，2016年全行业产值仅为2011年的75%。低端产能过剩，原材料和人力成本抬升，当年企业亏损面达45%，200家主要企业的主营收入利润率仅为0.1%，一批企业被迫退出。2017年底，大连机床（改制民企，曾进入全球机床行业前10位）破产重组。重型机床营收水平降至2010年的20％，齐二和齐重两家重点企业降至10%。
在全行业产值中，国有（及控股）企业占比从2008年的25%减少到2015年的9.5%，民营企业占比从60%增至近80%。从市场需求看，通用型产品和单机需求下降，小批量、定制型产品和自动化成套设备的需求增长；对机床的功能、性能、可靠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此，我国机床工业转型升级任务紧迫。
尽管机床行业普遍经营困难，但也出现了一些充满活力的国企和民企。金属切削机床以普什宁江、北京精雕和大连光洋（科德数控）等为代表，成形机床领域则以济南二机床为突出代表。这些企业服务的领域成长性较好（如汽车、能源、消费电子），产品定位合理，质量过硬，能够提前布局研发，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周到服务和解决方案，适应了市场转型升级的需要。
大连光洋（民营）的五轴数控系统及配套机床已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济南二机床（国有）的大型数控冲压机床在国内市场占80%（包括主流轿车厂），2011年以来先后拿下福特汽车在美国地区的九条高速冲压线，打破了德国企业的多年垄断局面，进入该领域世界一流行列。
2009年起，国家实施科技重大专项“04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专项），推出了一批高端新产品，为航空航天、电力、轨道交通等行业提供了关键加工设备。
目前我国机床工具工业处于艰难爬坡的阶段，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根据行业特殊性质，实施精准产业政策，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
机床国企规模有限，多为地方企业，但其中不少是机床各子行业的排头兵企业，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企混改中需慎重行事，不宜贸然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其次，机床企业一般利润微薄，缺乏实力进行持续高强度研发活动。“04专项”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一般局限在特定企业内，需要鼓励技术成果的流动和推广，重建行业技术创新体系。目前西方国家在高端产品方面对我实行限制或封锁，在市场开放情况下，本国企业研制的高端装备不易被用户采用，更难在使用中改进提高。高端机床受制于人的局面很难被打破。
重型机械行业及骨干国有企业
重型机械行业（简称重机）包括冶金机械、矿山机械、物料搬运机械等子行业，其核心部分是大型成套（线）技术装备制造。重机的骨干企业都有大型铸锻件制造能力，以及研制专用重型加工设备的能力。
重机行业处于充分竞争市场，其“国之重器”的战略地位更引人注目。60多年来，重机行业对我国工业发展、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7个国有骨干大企业（一重、二重、北方重工、大连重工·起重、上重、太重、中信重工）在行业占有核心地位，也是行业技术创新的主力。
重机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其产品批量小，专用性强，对投资品市场的波动十分敏感。2002-2012年，重机行业的营业收入翻了10倍，企业技术装备普遍得到更新改造。骨干企业对冶金、电力、化工、矿山、建材、造船等基础工业的设备国产化作出重要贡献。我国大型锻铸件技术能力已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产能扩张过快，在此后市场低迷期，大型企业普遍陷入困境，面临调整产能和转型升级的繁重任务。
行业技术水平还存在短板：如电控等关键核心零部件技术和质量不过关，成套设备的工艺流程控制技术和设计技术薄弱，导致多数企业缺少对大型工业装置的总体设计和工程总包能力，不得不依靠外企。一些重要装备产品的性能质量未得到用户充分认可。
国企经营管理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规划和风险控制不成熟，和用户沟通不够、市场反应不灵敏，管理制度相对粗放。
重机重点企业需要接单生产（有些属于国家任务），需要专门的产品设计及研制购置特殊装备，故前期投资大、关键设备利用率低（如大飞机关键部件加工所需超大设备），影响企业绩效。不应该按一般市场标准要求这类企业。当然企业也需要改变发展思路，扩展业务范围。
尽管在此轮经济下行中，多数行业经营困难，但也有值得重视的亮点，这就是地方国企大连重工·起重和中信重工。
大连重工·起重：拥有风电和船用柴油机曲轴两个新的拳头产品，集团形成了“核心部件-关键设备-成套装备”格局，部分核心部件得到了用户认可。在主营领域具备成套装备研发和总承包能力。集团成功研制了大型船用柴油机曲轴，打破了对进口的依赖。
中信重工：本世纪初并入中信集团。主要产品是矿山和建材成套生产装备。通过改革激发了内生活力，企业大力投资研发，建设了工程-产品-工艺技术研发中心，掌握了成套装备系列核心技术，产品实现由传统机械向机械-电力电子结合的升级换代。企业已形成了系统研发设计-先进产能-全球营销服务体系。
装备制造业国企改革的基本经验
从现实案例看国企做优做强的基本经验
课题组对上述两个行业的若干先进国企进行了调研。一重和用户单位紧密合作、成功研发高性能冷热轧机组，打破国外垄断；济南二机床在成型机床领域、中信重工在矿山、建材等领域中，其产品性能质量和服务水平均有长足进步，不仅在国内市场已占绝对优势，在国际市场和西方企业比肩竞争。
济南二机床是一家市属国有独资公司，在成套自动化锻压设备领域已经进入世界前三位。多年来，济南二机床的几届领导班子始终坚持既定方针，不盲目跟风，心无旁骛、一以贯之，紧贴顾客需求、埋头技术创新、落实科学管理，把产品和服务做优做精，在不断提高效益的同时，实现创新能力增强提高—效益提高—员工待遇改善的良性循环。
纵观这些优秀国企的成长历程，它们之所以能取得优异成绩，主要是做了到以下几点：
第一，在开放合作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努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同时坚持中国法人对企业股权和企业经营管理关键环节的控制。保持经营管理自主权是企业自主创新和长远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对战略性企业保持可控性的前提。济二的经验是“合作好、合资不好”。中信重工与外国企业合作研发先进电机变频技术时谢绝对方的合资建议，因为要“掌握自己的未来”。这也是日本、韩国从二流工业国跻身世界前列的一个基本经验。我们一些企业在对外合作中没有长远战略考量，只有短期目标，导致在合资谈判中不能把握方向，失去独立经营权，教训是深刻的。
第二，具有成熟的市场意识和清晰的企业发展战略。把握市场趋势和行业技术发展方向，坚持技术研发和产品更新，在长期坚持中形成特有的技术能力和高素质技术队伍，方能在竞争中最终脱颖而出。而且，工业装备制造不像汽车那样大批量生产，其市场趋势是“个性化，专用化，定制化”，要求企业充分了解用户的工艺特点，有技术积累、有能力响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并提供解决方案，按时提供质量性能过硬的产品和周到的售后服务。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只能做批量化大路货，逐渐被边缘化或被淘汰。
第三，贯彻科学管理和与时俱进的管理创新。全面落实科学管理各方面制度，特别是落实人事薪酬管理“三项制度”，对特定企业的既有传统和人事关系照顾而不迁就，这是对企业领导人很高的要求。业内一位资深人士认为，济二的成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把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一丝不苟、常年不懈地落实到每一个细节，在没有“显示度”的地方苦练内功。
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更要为员工着想、依靠广大员工团结奋斗、努力向上，共享发展成果；更要发扬党组织的先锋作用。如中信重工制定“班子守则”端正党风、正己服众，建立“大工匠”制度，激励员工钻研技术和革新、全面发展。济二发动全厂员工乃至职工家属，同心协力为重大项目会战做贡献。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正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
优秀国企经验推广的必需条件
上述基本经验，对任何类型的企业都可借鉴。讨论国企改革和发展则要明确：需要提供哪些基本的体制机制条件，才能让国有企业充分发挥能动性，达到上述经营管理水平，为创建国际一流企业创造可能。以下几条是必须具备的：（1）企业领导班子的任用，（2）充分的经营自主权，（3）有效的激励机制，（4）合理的监督考评和风险管控。
有不少人认为，只有私营企业才有充分自主权，经营灵活、风险自担且有长期打算；国有企业受行政管理束缚，不具备私营企业这些体制条件，必然搞不好。以济二和中信重工等为代表的优秀国企，颠覆了“产权万能论”。他们的经验说明：在生产装备制造这一充分竞争领域，国有企业在适宜的体制机制条件下，一定能够经受市场考验，不断增强活力和竞争力。
我国的国企改革历程近40年。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1994）至今已进行了多轮产权制度改革。“至2016年年中，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改制面超过80%，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及子企业改制面超过90%”。① 目前国企管理体制的大框架，和国内市场经济环境是大体适应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求各类资本交叉持股，从而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就国有企业来说，应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政企关系和监督机制，督促企业健全治理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针对不同类型国企的实际问题确定改革举措。
优秀国企的经验说明，企业竞争力要长期培养，外部政策环境需要相对稳定。如果产权或管理权归属的变动过于频繁，企业领导人地位不定，员工人心不稳，必然干扰企业正常工作，好企业也会被拖坏。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也是这样。现代装备制造业的特点是前沿科技（控制、通讯、检测、材料）和机械加工技艺（加工、装配、调试）紧密结合。一个企业的技术优势来自企业内技术团队持久的努力和经验资料的长年积累，只有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技术人员和技工队伍才能安心搞专业。一位机械工业资深领导说：“国外机床厂的关键工种及装配调试技师都是50岁以上、怀有绝技的老技师，机床行业没有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是培养不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与技师的。” ②
目前束缚国企活力的主要体制机制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资国企深化改革不断推出新举措，在进一步简政放权、强化资产监管、推进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国企“混改”上市、企业重组和结构调整等方面有很大进展。
近几年的实地调研和座谈，普遍反映国企机制“不活”的问题仍大量存在，在政企关系方面尤为突出。目前，国有企业的财务、分配、人事等再现“九龙治水”状态，企业在用人、分配、经营决策方面自主权越来越小，心有余力不足。③
第一，企业领导任用问题。国有企业干部的任期规定过死，调动频繁，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形成。经验说明，一个企业核心领导团队的形成、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的完善，一般需要5年以上。选准了领导班子就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有责任心和长期打算。企业干部硬性退休的规定值得研究。人才是企业竞争力的基础，尤其是企业管理和技术骨干。一般而言，一些企业家和专家在60-66岁时经验和能力处于巅峰期，几十年培养起来的高级技术人才（如精密机床制造、关键零部件制造的技师）到点退休，往往被私企或外企挖走，为竞争对手效力。优秀的企业领导人过早离职，更可能导致“人存事兴，人亡事废”。
第二，企业的工资决定权上收。现国企分配制度简单对照行政系列，和全国各行业平衡，企业激励机制无法按市场规律实施。激励机制不到位，能干的、贡献大的员工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人才流失现象突出。
第三，投资自主权受限。重大投资决策须层层上报请示批复，但商机稍纵即逝。如无锡某民营企业为学习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的制造技术，出高价从国外聘请技术团队。“这种事国有企业机制不允许做，谁能说清楚花这笔钱干什么用”。
第四，国企税费负担偏重，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国企占经济总量约20%，上交税金占全部税金的38%；就企业上交税费占企业毛利的比重看，国企为60%，私营和外资企业在30%-35%；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主营收入纳税率，国有工业企业为8.53元，私人企业3.02元，外资企业为3.03元，国有工业企业税负为其他企业的2.6倍。①
第五，多头监管。政府各监管部门互不协调，各部门规定常不一致，企业无所适从。加强监督是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也要尊重市场规律，分清企业开支合理与不合理的界限；企业技术创新投资要冒风险，对企业经营合规的要求和做大做强国企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严格监管如果导致企业缩手缩脚、失去进取精神，就违背了监管的初衷。国企领导感慨“做对100件事，错了一件就是功不抵过”。需要形成协调一致的企业纪律检查办法，包括企业创新的容错机制。建议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注重对企业关键事务的指导，特别是对领导班子和“一把手”的指导。
领导班子是决定企业成败的第一位因素
在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改进体制机制中，对国企领导班子的建设应给予高度重视。企业领导班子，特别是企业“一把手”的素质和能力，决定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和发展潜力。
好的机制、体制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规则平台，企业的运作和发展，兴盛或衰落，是企业的领导和职工在这个平台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在同样的体制下，企业的经营绩效往往很不相同。业内资深人士早就指出“成也领导，败也领导，一个企业的兴衰，内因是起主要作用的，外因仅仅是条件”。① “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必然有一位优秀的企业家，一个蹩脚的经理人很容易就会搞垮一家企业”。②
现代大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立的，企业管理的核心在于把合适的管理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高素质的企业领导人是稀缺资源。国有骨干企业承担产业技术升级或国家战略任务，对企业领导者的选择使用正确与否，不仅关系企业的命运，更可能牵动全局。这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按现行体制，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人由组织部门任命。组织部门对国企干部的选任，标准掌握是否准确，任免、考评体制是否合理，用人是否得当，关系到国有经济事业的成败。
业内有人指出，济南二机床的经验难复制，难在选人，难在给优秀的企业领导人充分施展的空间。国企领导人要忠于国家和人民的托付，要懂得市场、懂得专业知识、具有领导能力。“有德无才难成事，有才无德办坏事”。领导能力是在长期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企业干部的选拔应注重工作业绩和实际能力，不应过分强调学历或招聘考试。
发现“千里马”不易，当“伯乐”更不易。管理国企干部的部门和人员要懂得企业、行业和市场，最好有企业工作经验。监督考核要正确掌握政治标准和专业标准，不徇私情、一碗水端平。干部管理机关的工作水平，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命运。中央有关文件要求充分发挥国企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抓好党建工作。习近平同志说过，要“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坚持正确用人导向”。③在加强国企党建的同时，也应该加强管理部门的作风建设。
关于产业政策的若干思考
中观管理机制亟待健全
我国国企在工业中的分布主要存在两种情况：在能源资源、冶金、化工、电力、军工等部门，大型国企占主导或绝对优势地位；在机械电子等高度竞争行业，行业集中度低，国企比重小。
在40年改革进程中，工业管理机构经历了多次变革。自2003年国家经贸委撤销后，国有工业企业按照资产的归属，由国资管理部门行使出资人职权，各行业协会协调行业内各种所有制企业。就机械行业来说，各细分子行业的行业协会职责，主要是统计、调研、监测、协调、建议，对企业的指导或约束作用十分有限。
我国国情决定，政府的职责除宏观调控、市场监管、提供公共产品之外，必须具备中观经济管理的职能，如指导行业发展规划的制定与贯彻，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以及具备一定的资源调配能力。我国很多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工程，从立项、研制、投产到进入实际运行，没有权威机构的指导和协调是做不到的。产业政策的落实总要涉及具体企业，如何把握选择的原则（国籍、所有制、规模、技术能力等）是绕不开的问题。
要重视改革开放中的产业安全问题
我国的对外开放，有效地促进了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加剧了对弱势企业的淘汰。
世纪之交，一些地方政府曾通过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推进国企改制。一批装备制造排头兵企业被跨国公司并购，使得企业多年积累的技术能力顷刻散失，或为国际竞争对手借机利用。国家设立了产业安全审查机制后，情况有所好转。
就机床和重机行业看，两个行业利润率偏低，但不少企业是行业的骨干，有的承担着国家战略任务。如果这些企业在改革中被当作包袱“甩”掉，我国产业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实际上，这类令人痛心的案例反复上演。
客观地看，我国制造业各子行业目前的竞争实力和国际巨头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要全面推进产业升级战略，必须确保本国产业的自主性，其前提是必须保有本国资本的控股地位，如此方能确保可控性和可动员性，自主创新才有可靠的平台。从执政基础、产业安全和国防安全的角度看，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部分，不能放弃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我们切不可“为改而改”，在改革中将行业精英、国之重器丢弃。国家只要放弃骨干企业的绝对控股权，企业就不再具有承担政治责任或社会责任的义务。要按照（2015）22号文件规定，“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
对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装备类国企的实际困难给予关注
装备制造本身是资本密集型低利润行业，其中国有企业的人员费用和税费负担高于私营企业；重机行业的国企因承担重大加工任务，需投巨资配齐加工设备，其资产效益必然低；一些自行研制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加工设备（如重型锻压机），因加工对象是国家重点战略产品，任务不饱满，研制成本和运营成本很难收回。对承担这类国家任务的大型国有企业，应该给以一定的政策支持。
要重视创新体系的建设
“十一五”以来，国家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推动装备制造业优化重组、项目支持和推动科技进步方面给予许多政策支持。
《2006-2020国家科技发展纲要》的“04专项”是专门支持高端机床及关键零部件的科技专项。“04专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不过在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专项承研企业实现局部技术突破之后未能有效推广。其根本原因是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机制缺失，产学研合作效果不理想。在科技体制改革中，原各工业部属几百家科研院所改制为企业，其初衷是将其推向市场、消除科研经济“两张皮”现象、推进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但这一改革的负面效果是，原有工业行业科技服务体系（应用基础研究的研发推广、共用设施、科技情报、标准、认证、行业经济研究）被打散，原有科研成果积累中断，产学研联合研发和新技术推广失去依托平台，一些薄弱环节久攻不克。
当代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创新，需要多学科的联合（先进设计、智能仪器仪表、加工工艺、控制等），单个企业很难全部覆盖。机械行业企业普遍偏小，研发实力不足，迫切需要科技支持，特别是应用型科技的支撑。企业和院校或科研院所的合作多不理想。一些企业投巨资自建科研机构，但规模和知识有限。如产品设计的数字建模仿真系统技术、经验参数、数据库等短板无法解决；材料、仪器仪表等基础条件的科研水平差距甚大，需要企业投入巨资、多年坚持。这也是装备制造业“重整机、轻零部件，重有形产品、轻软件、轻共性技术基础研究”这一老大难问题的原因之一。
总之，重视对共性技术的支持和推广，是提高工业整体素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许多国家都建立基础共性制造技术研发机构。例如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是欧洲最大的非盈利性工业应用研究机构，职责是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新技术或系统解决方案。它介于大学和大企业之间，是推进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转移的平台，研究范围涵盖几乎所有工业部门。德国对工业共性技术研究的重视，是保持其工业强国地位的重要因素，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产业优化升级政策应该是一个体系
国家出台了很多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政策。目前，业内的意见集中反映在市场问题上，例如对进口设备（含零部件）多年实行免税政策，放任外资竞争对手在华投资。我国装备制造业已经进入世界“第二方阵”，不过在多数高端领域，产品质量、性能和服务水平还有相当差距。而同时，国内市场对西方装备产品的信赖（包含盲目崇拜的成分）一时难以扭转。
这种情况在重大工业设备方面尤其突出。国内用户不愿用国产设备，国家支持研发的新产品拿不到订单，高端市场被国外产品垄断。用户对国产新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缺乏信任，而没有使用方的检验，设备制造企业就得不到改进完善的机会，进而形成“怪圈”。市场信任的障碍冲不破，产业升级就举步维艰。
当前国内装备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国内企业处于不利地位。设备购置招标歧视国产装备，导致竞相低价竞标；甚至对技术相当成熟的国产设备也设定苛刻招标条件。舆论方面，对外国产品的缺陷有意隐瞒，对本国产品则百般挑剔。业内专家呼吁：对于装备制造业的支持，给钱不如给政策，给政策不如给市场，说到根子是给订单。在设备进口优惠政策下，国内高端设备的订单很难拿到，再说要做大做强也是无米之炊。这是现实工作中的切肤之痛。培育持续稳定的、公平规范的市场，是当前的迫切问题。
要突破这一“怪圈”，既要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企业奋发自强；而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在“供给”和“市场”两个方向发力：既在重点领域加强科技创新，也要鼓励国内用户采用国产装备，国家重点项目的设备采购要向国内重点企业倾斜。对不同的细分行业，可根据实际市场情况采取有区别的政策。
一般来说，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必须克服两个根本障碍：技术差距以及先进国的强势竞争和垄断。后进国家在贯彻发展战略的各方面，需要有内在逻辑一致的政策思路，关键是处理好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关系、政府干预和微观活力的关系。
发展模式转型和产业升级，国内企业必须作长期艰苦的努力。改革要服从发展大局、要兼顾社会公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开放也要服从发展大局，服从国家安全利益（正确处理开放-发展-安全的关系）。要在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市场政策方面进行通盘统筹和配套。
（编辑 宋斌斌）
* 该课题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委托，完成于2018年3月。本文摘自主报告。课题组成员：高梁、杨青、章毅、孙喜、简练、周建军。机床行业和重型机械行业的分析文章，见本刊2018年第5期、第7期。
① 新华社徐州2017.12.13电。
① 我国现行工业行业统计中，一般把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汽车、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电子通信计算机设备、仪器仪表与文化设备等制造业，称为装备制造业。除通用、专用设备外，其余行业都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产品，习惯认为其中80％产值是装备类产品。
① 肖亚庆：国务院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与体制改革情况的报告，2016年6月30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② 沈烈初：《从现实与历史剖析机床工具行业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中国工业报，2014年5月4日。
③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装备工业问题座谈会，2015年04月22日，见《经济导刊》2015.06期。
①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新常态、新改革、新任务——在广东国有企业改革论坛上的发言》，2014年12月27日，经济导刊2015.02期。
① 沈烈初：《从现实与历史剖析机床工具行业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中国工业报，2014年5月4日。
② 邵宁，全国人大财经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与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2016年6月2日。
③ 2017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辽宁代表团的讲话。
作者题记：本文尝试以历史的眼光、全局的视野、辩证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机床工业的40年做出尽可能客观、准确、全面的评估，希望能够在机床工业未来30年正确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中有所助益。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道路，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机床工业在这不平凡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擘画的“两个一百年”发展蓝图，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前景，“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机床工业已经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临的发展任务艰巨，挑战严峻复杂。理性客观地对机床工业4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对于我们明确未来30年① 的发展道路和优先任务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40年主要成就与进步
我国现代机床工业的基础源于“一五”时期（1953-1957）开始实施的前苏联援建工程，② 20世纪60至70年代开展的“三线建设”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规划建设。改革开放前已经形成产品门类比较齐全、产业体系相对完整、产业布局均衡合理的机床工业体系，基本承担起装备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任务，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这一体系，带有计划体制的种种问题，如企业缺乏活力，装备陈旧落后，技术进步缓慢。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的机床工业已经全面进入了数控机床时代，而我国的机床行业除个别较简单的产品门类外，数控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相比形成了明显差距。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机床工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产业能力和国际地位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体制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机床是工业化生产最为典型的生产资料。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机床工业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和公有制（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有制）。其中重点骨干企业（包括“十八罗汉”①）和研发机构均由一机部直接管辖，其产、供、销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甚至连一台很小规格的仪表机床都不允许计划外生产和流通。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材料供应、人事用工、工资福利等基本经营活动都实行统一管理。这种体制下的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经营主体。
改革开放后，这种单一结构和僵化管理模式逐渐被打破。1983年2月，机械工业部发布《机械工业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原则的试行办法》，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并行的管理模式，正式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1984年7月发布《国务院批转机械工业部关于机械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报告的通知》，将原机械部直属企业下放到地方管理，标志着以政企分开和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全面展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准入、产业准入全面放开。原有的国有企业多数实施了不同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民营企业蓬勃兴起，外资企业大量涌入。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机床工业的体制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以机床工业中最具代表性的金属切削机床为例。2015年，规模以上金属切削机床企业为739家，其中，国有（含集体）控股、私人控股和外资（含港澳台）控股的企业数量分别为71家、533家和105家，占比分别为9.6%、72.1%、14.2%；上述三类企业拥有资产占比分别为38.3%、48.8%、10.4%；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18.4%、68.7%、10.8%；实现利润的占比分别为-12%、97%、13.4%。① 其中，国有企业除了占有资产指标（近40%）之外，在其他几项指标上已经失去优势，在利润方面拖了整个体系的后腿（-1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表现出强劲的活力，不仅在企业数量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占比70%以上），更以不足一半（48.8%）的资产占有贡献了近七成（68.7%）的主营业务收入和近乎百分之百（97%）的利润，正在成为机床工业新的主力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已经形成，这是机床工业40年来最为显著和最具积极意义的变化。这一变化带来的竞争活力，使机床工业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
数控机床技术全面普及
数控机床技术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5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控铣床。由于基础技术方面的制约，在此后20年左右的时间内，数控机床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普及。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大规模集成电路（LSI）和微处理器（CPU）的问世，推动了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数控机床的大规模制造和广泛的商业化应用创造了条件。70年代中后期，数控机床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期，美、欧、日等国相继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实现了机床产品技术的代际升级即数控机床化。如日本山崎马扎克（Yamazaki MAZAK）公司在1982年就实现了机床产品的完全数控化。
我国数控机床技术的研发起步并不晚，1958年，清华大学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就合作研发出中国第一台数控升降台铣床（采用分离元件技术），比起世界第一台数控机床不过晚了6年。但其后的20年，我国数控机床技术进步十分缓慢，除了技术因素的制约，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也是重要原因。从1973年开始，国家组织了数控技术攻关，但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除了可以制造少量技术相对简单的数控线切割机床外，数控机床总体上仍然滞留在技术研发阶段，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身后。
改革开放以来，数控机床技术一直作为机床工业的主攻方向。1980年，北京机床研究所通过许可证转让的方式从日本发那科（FANUC）公司引进数控系统技术，随后从“六五”（1981-1985）开始，国家连续组织了几个五年计划的数控技术攻关，有力地促进了数控机床技术的发展进步。但既便如此，数控机床产业化进程仍然进展缓慢。直至上世纪末，我国机床工业的产值数控化率仍徘徊在20%左右，产量数控化率更是不足10%。
数控机床技术在中国的真正成熟和快速普及是从本世纪开始的。在机床工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数控机床技术快速普及、产量迅猛增长，数控化率持续提高。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统计，2013年以来，机床工业的产出数控化率和机床市场的消费数控化率均已超过了70%，2016年更是达到近80%的水平。① 目前机床工业领域内，凡适合采用数控技术的机床品种，均已采用了数控技术，已经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当下的机床用户领域，机床用户可以方便地在用工市场招聘到熟练的数控机床操作者，而普通机床的操作工反而成了稀缺资源。我们已在制造端和应用端基本实现了数控机床技术的全面普及。虽然我国数控机床产品整体上还处在中、低档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30多年的时间，但是我国已全面进入了数控机床时代，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历史成就。
值得指出的是，国家于1999年开始实施并持续10年之久的数控机床产品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② 为上述代际升级的实现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产品结构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
由于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我国机床工业被称为是“低端混战，高端失守”。但近些年来，这一情况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产品结构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明显提高。从专业的角度重新审视近十年来中国机床市场的实际竞争状态，可以概括为：“低端内战、中端争夺、高端失守”。
机床产品的档次划分是针对特定市场的相对的和动态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尽管如此，人们习惯用高、中、低端三个类别大致区分机床产品的档次。对国产机床在本土市场与进口机床的竞争态势进行评估可知，长期以来的市场竞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中端领域，而低端和高端领域的竞争态势一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一直是本土企业参与竞争；在高端领域，由于差距悬殊，国产机床基本上还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而中端市场领域一直是国产机床与进口机床争夺的主战场，也是我们曾经濒临全面失守的领域，争夺这一领域的市场份额，是多数机床企业长期以来的主攻方向。随着我国数控机床技术的全面普及，中档数控机床技术不断趋向成熟，再加上本土优势的助力，国产中档数控机床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市场份额逐渐扩大，市场地位日益巩固，逐步扭转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近10年来，国产机床已经在本土中端市场占据了半壁江山，基本实现了由被动防守到长期相持再到积极进攻的战略转变。同时，我国机床企业并没有因实力悬殊放弃在高端领域的努力进取，2009年正式启动的国家高档数控机床重大科技专项（以下称“专项”）也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据统计，2009年至2018年，专项共安排课题600项，其中，近70%的课题已经完成。专项的实施，显著加快了高档数控机床及其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的技术研发步伐，许多高档产品品种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部分课题成果获得了市场应用验证的机会，为参与高端领域的市场竞争进一步积蓄了能量。
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
2009年，中国机床制造业的经济规模就已超越德国和日本跃居世界第一位，并且一直保持至今。近年来，中国机床工业的总产出始终占世界总产出的四分之一左右。
40年机床工业的规模增长过程，大致可以划分成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初至上世纪末（1978-2000）。这一阶段机床工业的主题是体制改革、引进合作和调整提高，总体上处于培育基础、积蓄能量的阶段，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第二阶段为本世纪初至今。这一时期各种增长要素——改革基础、开放入世、劳动力供应、市场需求等充分叠加，机床工业随同中国经济同步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2000年金切机床总产量为17.66万台，到2011年已达88.68万台，11年间产量增长了4倍多，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5.8%。机床工业这一阶段的高速发展，与整个机械工业乃至整个制造业的增长过程是完全同步的。正是机械工业乃至整个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为机床工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从而拉动了机床工业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
机床工业经济规模于2009年跃居世界第一位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背景，即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由于中国政府迅速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经济增长得到了快速恢复，重新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正是这一增长落差为中国机床工业的规模跃升创造了条件。
机床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四大红利”
从全局的角度看，40年来，机床工业的主要发展动力可以概括为“四大红利”，即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发展红利和人口红利。
改革红利
40年来机床工业的改革进程，可以以1992年为界，大致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的改革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在宏观层面上，渐次退出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在微观层面上，以搞活国营企业为目标，逐步赋予企业经营主体和市场主体地位。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推动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和十五大（1997年9月），又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自1993年至今，机床工业在宏观层面的改革是，彻底放弃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企业微观层面上，则深入到“抓大放小”，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层面。
开放红利
回顾机床工业40年来的开放过程，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对外开放第一阶段（1978-2001）的主要特征是“引进来”。机床工业重点骨干企业不仅纷纷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以提高自身关键环节工艺保障能力，而且广泛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技术引进，以提高自身的产品技术水平。据统计，1980-1995年，机床工业共实施技术引进合作项目300余项，机床工业重点骨干企业多数都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其中代表性的项目包括：济南第一机床厂与日本山崎马扎克合作生产精密车床项目，北京机床研究所引进日本发那科公司（FANUC）数控系统、伺服系统、主轴电机和伺服驱动电机成套技术项目，济南第二机床厂引进美国维尔森公司（Verson）机械压力机技术项目等。上述引进合作项目的实施，使机床工业骨干企业的产品技术水平、工艺装备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实现了大幅度提高，甚至是跨越式的提升。
中国加入WTO后，机床工业的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200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除了发达国家机床制造企业纷纷来华投资设厂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众多机床企业主动走出国门，到发达国家实施技术并购。据不完全统计[1]，至今已有18家机床企业实施海外并购项目25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包括：大连机床集团并购美国英格索尔公司（Ingersoll）生产系统和曲轴项目、沈阳机床集团并购德国希斯公司（SCHIESS）项目、北京第一机床厂并购德国瓦德利希·科堡公司（Waldrich-Coburg）项目等等。海外并购进一步密切了机床工业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融合，培养和锻炼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机床产业新格局。近年来，为数不少的机床企业还直接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技术专家，少数企业更是在国外设立技术研发中心，从而把技术引进与合作提高到了新的层次。
发展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这一过程为机床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强有力地拉动了机床工业的快速发展。
机床工业属于生产资料供应部门，其发展直接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机床工业的发展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函数，投资增长，机床必然增长，投资增长速度快，则机床增速也相应加快，反之亦然。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同）为631683.96亿元，为1981年（711.10亿元）的888倍，36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8%。2017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为193615.67亿元，为1995年（3827.26亿元）的50倍，2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9.5%。2016年设备工器具购置固定资产投资为111869.26亿元，为2000年5846.72亿元的19倍，16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20.3%。可见近40年来，无论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的增长速度均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力拉动，我国在2002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床消费国，中国机床市场消费额在世界机床消费总额中的占比曾一度达到近40%，至今继续保持在1/3左右的水平。
人口红利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是后来者，中国机床工业在产品技术、质量和企业效率方面长期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机床工业的主要优势在于价格和服务，而支撑上述两大优势的主要因素是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劳动年龄（15-59岁）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增长，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机床工业也不例外。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机床工业国有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当于同期日本同行业企业的1/35至1/30，中国企业的人均劳动力成本大致相当于日本企业的1/30至1/25，即日本企业为1名员工所支付的成本大致相当于中国企业为25-30名员工支付的成本之和，差距十分悬殊。上述对比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正是由于中国企业具有突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才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的劣势，使得当时的中国企业能够在竞争中勉强支撑。
自本世纪以来，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通过市场化改革、体制机制转换、内部管理升级和技术改造等综合措施，中国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且提高的速度明显高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速度，使得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充分显现，这正是机床工业本世纪初开始连续高速增长的劳动力资源背景，也即人口红利。
正视自身问题和主要差距
尽管机床工业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历史性成就，但是必须承认，我们自身的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有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也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和积累的新矛盾；既有行业自身固有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既有纯技术的问题，但更多的是超越技术层面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只有客观准确地认识差距和问题，才能为未来的战略和行动提供正确的导向，否则机床工业的转型调整就是一句空话。
从全局的视角观察，我国机床工业存在的主要差距和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核心技术缺失，技术基础薄弱
近10年以来， “大而不强”成为业界对我国机床工业的普遍评价。“大而不强”不仅指机床工业整体上仍然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而且核心技术缺失、技术基础薄弱成为突出软肋。作为数控机床核心技术主要载体的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其中的中高档部分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尤为突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同时，基础共性技术、产业前沿技术研究方面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研究队伍和研究能力更是明显退化。
上述被动局面形成的原因，除了机床工业发展战略和指导原则的偏差之外，还与其所涉及的特定产业发展背景有关。
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就已基本完成了普通机床向数控机床的升级，而我国大致在2013年以后才基本完成这一过程。由普通机床升级为数控机床，不仅仅是产品技术的代际升级，同时还伴随着产业结构形态的明显变化，即由普通机床时代小而全、大而全的企业结构形态，演变为数控机床时代以高度社会化分工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形态。作为数控机床核心技术主要载体的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等配套产品，逐渐分离并形成独立的专业化研发制造主体，与机床制造主体形成上下游配套关系；而机床制造主体负责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为功能集成技术和组装技术。这种产业结构形态的变化，在欧美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数控机床产业起步晚且起点低，尤其是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等配套产品的发展严重滞后，在较长时期内不足以支撑产业的发展。恰逢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国外的成熟数控机床配套产品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以进口配套产品为主导的数控机床产业供应链很快形成，机床制造企业可以方便地在家门口采购到进口配套产品，用以制造出自己的数控机床产品。因此国产数控机床配套进口产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成为一种惯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压缩了国产配套产品的进步和发展空间，形成恶性循环。2009年启动的国家科技专项针对上述问题做过一些积极努力的推动，并使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距离问题的根本解决还相去甚远。
显然，上述产业背景的本质是数控机床产业的供应链问题，这是机床工业核心技术缺失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需要从供应链入手致力于问题的解决。
新型技术研发体系尚未形成
就机床工业整体而言，技术研发体系弱化、虚化和碎片化的背后原因，在于真正意义上的新型技术研发体系至今并未形成。
从“一五”期间开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机床工业体系，除了重点骨干企业群体外，还包括众多的技术研发机构；不仅有“七所一院”① 这样的综合性专业技术研发机构（称为“一类所”），还有由30余个重点骨干企业的技术研发部门构成的更为细分的技术研发机构（称为“二类所”）。上述研发机构形成了门类布局完整、层次分工合理的机床工业技术研发体系，基本覆盖了机床工业的主要技术领域，在我国现代机床工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类所”先是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随后进行企业化改制；挂靠在重点骨干企业的“二类所”则早已随着企业一并下放地方管理。至此，原有的金字塔型技术研发体系基本被打破，但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技术研发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是弱化。由于“一类所”的职能定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其原有的较强技术研发能力、尤其是共性基础技术研究方面的能力显著弱化，研发人员大量流失，其为行业内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功能基本丧失，“二类所”的技术研发能力也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改革开放初期，多数重点骨干企业都将技术进步的主攻方向调整为技术引进与合作，导致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严重不足，其基础技术研究工作早已被边缘化甚至彻底消失了。
其次是虚化。表面上看，机床工业领域的很多企业，都相继挂上了由各级各类政府部门颁授的各种研发机构的牌子（中心、基地、平台、重点实验室等等），但这些牌子并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机床行业新型技术研发体系。真实的情况是：真正有能力、并已基本建立以自身为主体的技术研发体系的企业并不多，不少曾经的重点骨干企业，其技术研发能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较改革开放前明显下降了；至于大量新兴的中小企业，其研发能力更为薄弱，其中不少企业实际上就是“拿来主义”。与其它产业领域一样，机床工业多年来一直积极践行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模式，但是从“产学研”到“产学研用”再到“政产学研用”，其实际效果始终不明显。在机床工业领域，除了附属于企业和高校的技术研发机构之外，几乎没有独立的从事机床技术研发的专门机构，导致产学研合作中的“研”基本处于主体缺失的状态。
最后是碎片化。这具体表现为：力量分散，各自为战；统筹缺失，难以形成合力、形成体系；政出多门，重复投资；缺乏顶层设计，往往形成“一窝蜂”、“大帮哄”现象等。碎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企业主体层面，还表现在高校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在政府部门。特别需要指出，现有技术研发体系明显缺失技术共享和推广机制，而这种机制恰恰是一个成熟的技术研发体系必不可少的功能。
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风险
改革开放后，机床工业实施了一条以引进合作、跟踪模仿为主的技术路线。这种技术路线具有速度快、成本低、风险小的优势，因而为技术后来者在发展初期所广泛采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这条路线是自然合理的，也是符合技术进步一般规律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技术引进与合作在为机床工业带来快速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容易使其产生消极的路径依赖，并相应地弱化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损害长期发展利益。在具体实施这一技术路线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把握好近期效果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技术获得与能力提高的关系，应始终坚持一手抓技术引进合作、一手抓自身能力建设，两手都要硬。
遗憾的是，在技术引进与合作的具体实践中，不少企业没有把握好上述关系，相当程度地患上了“引进依赖症”。由于长期沿用跟踪模仿和引进合作的路子，这逐渐成为一些企业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惯性，“反向工程（也称逆向工程）”也相应成为他们最为得心应手的技术手段。路径依赖的危害，不仅弱化自主创新能力，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忘记初衷，逐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意识。这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时至今日，有识之士早已惊觉，跟踪模仿和引进合作的路子已经越走越窄。一方面，可以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已经引进，而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技术却没有人愿意转让了；另一方面，模仿只能学到表面的东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不可能靠模仿学到的。机床工业的技术进步路线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校正方向的时候。
产业结构整体失衡
本世纪初机床工业的连续高速增长至2012年基本结束，其背景就是机床消费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金属加工机床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由2011年的32.9%断崖式跌落至-2.1%，衰退一直持续了5年左右，直到2017年才出现恢复性增长。市场的逆转使机床工业由连续高速增长一下子陷入了“产能过剩”的严重危机，被迫进入了艰难的转型调整阶段。市场变化的特点是结构性的，需求总量下降的同时，需求结构显著升级。因此,机床工业产能过剩也必然是结构性的，过剩的是与市场正在加速淘汰的那部分与传统需求相对应的落后产能，而与市场不断升级的新需求相对应的供给能力则明显不足，其本质是“结构性产能过剩”。其背后是产业结构整体失衡。我国机床工业的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品供给能力层面的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通用型同质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严重过剩，而定制型差异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则显著不足。以大批量生产方式制造中低档通用型单机类产品，是机床工业的传统能力优势，前些年甚至有企业仿照汽车工业模式，重金打造机床生产流水线。这种优势在老牌国有骨干企业（包括转制的国企）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为不少新兴民营企业所效仿。本世纪初以来，机床工业的连续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上述优势。2012年以来，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中低档通用型单机类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大幅下降；而高档型、定制型和自动化成套类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却快速增长，这一变化与机床工业的供给能力结构形成了明显的错位，适应传统市场的庞大产能在显著变化的市场面前不可避免地陷入窘境。
必须指出，正在发生的市场结构性变化不是短期现象，而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这种趋势也不是近几年才开始，只是一度被过热的市场气氛所掩盖了。因此，清醒认识并主动适应这一长期趋势，从根本上调整自身供给能力结构，是机床工业企业的明智选择。
二是企业模式层面的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产品专业化”类型的企业过多，而“市场专业化”类型的企业则凤毛麟角。前者是指专注于某一类（或某几类）细分产品的企业，如车床类、铣床类、磨床类、齿轮机床类等等，我国机床工业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类企业有特定而有限类型的产品，但是一般没有特定的目标市场领域，产品的普遍适用性和市场领域的广泛覆盖往往成为该类企业的追求目标。它们的突出短板是缺乏对用户工艺的深入研究，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成套解决方案的能力普遍薄弱。
所谓“市场专业化”企业，是指专注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细分市场领域的企业，比如专注于汽车动力总成、汽车整车冲压工艺、航空、船舶、铁路、消费电子、模具等等。这类企业有特定而有限的细分目标市场，其产品具有非常鲜明的市场针对性。它们的突出优势是对目标市场的用户工艺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是真正的用户领域专家，因此具备极强的为用户提供成套解决方案的能力。
相比之下，第一类企业是面向企业内部的专业化，是产品专家；而第二类企业则是面向外部市场的专业化，是用户专家。企业类型的不同反映了企业市场定位、经营战略的区别，也必然导致完全不同的企业特质。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受用户欢迎。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市场专业化”类型的企业模式是适应高端细分市场特殊需求的必然产物，要想进入高端细分市场，最宜于采用市场专业化的企业模式。尤其那些对加工质量要求高的行业，无不对所需机床设备和服务有着专业特点十分鲜明的严苛要求，这是通用型的产品和非本领域内的专家根本不能胜任的。事实上，目前占据上述高端细分市场的企业多数属于市场专业化类型。比如德国格劳博（GROB）公司占据了中国轿车发动机缸体/缸盖加工领域70%以上的市场份额；再如济南第二机床厂，该公司不仅在中国轿车整车冲压工艺领域占据了近80%的市场份额，还强势进入美国市场并站稳脚跟，这首先得益于企业长期专注于该细分市场的专业化战略。如果要在更多的高端细分市场有所作为，必然需要更多的市场专业化类型企业的努力。
三是产业体系层面的结构失衡。数控机床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主要包括数控装置、伺服驱动单元、主轴单元、测量反馈元件、转台、换刀机构（ATC）、滚动元件、轴承、液气润滑装置等等。所谓产业体系的结构失衡，就是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的发展长期滞后于数控机床主机的发展。尽管有国家产业政策的长期支持，但时至今日，国产中高档数控机床所需的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仍然严重依赖进口，不仅制约行业的发展，还为机床工业埋下严重的安全隐患。
上述三种结构性矛盾是机床工业“大而不强”现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因而也是机床工业转型调整的根本出发点，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产业生态焦虑浮躁
自2012年进入转型调整阶段以来，机床工业呈现出两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伴随着转型调整的不断深入，机床工业内部此消彼长的结构分化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则是产业发展生态变得焦虑浮躁。
机床工业的产业发展生态，具体指行业内部的发展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笔者观察，当前机床工业内部主要表现出两种消极有害的状态，即“浮躁之风”和“产业虚无主义”。
所谓浮躁之风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急于求成。心浮气躁、好高骛远，严重缺乏扎实做好底层基础工作的耐心；二是跟风钻营。热衷于追风口、赶时髦，张口互联网思维、工业4.0，闭口新制造、新业态，甚至盲目追求所谓共享经济、服务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等等；三是粉饰浮夸。对扎扎实实练好内功的老实做法嗤之以鼻，却盲目迷信外部造势的影响，将一些基本的技术加以包装后以“创新”等面目招摇过市；甚至有些伪创新也登堂入室。所有这些表现，与机床工业“精实严谨、低调内敛”的产业特质格格不入。
另一表现是“产业虚无主义”。在一些人看来，机床工业是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发展空间有限，尤其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蓬勃兴起之际，机床工业也可能和其他一些传统制造业一样被边缘化甚至被颠覆。近年来，诸如服务化转型、互联网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新业态、新制造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涌现。受其影响，一些企业开始放松甚至放弃装备制造产业正面战场的努力，盲目追逐所谓商业模式创新和服务化转型，有的企业更是参与到金融和房地产的“盛宴”之中。其结果自然是制造业市场竞争力进一步衰退，不可避免地陷入经营困境。
相较于浮躁之风，产业虚无主义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前者的危害局限于败坏行业作风，导致假、大、空盛行；而产业虚无主义的流行将把机床工业的调整转型引入到完全错误的道路上。要认识到，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差距，恰恰在于技术创新与精细管理方面的基本功力。如果无视这些根本差距，而把主要注意力和有限资源都投入到其他方面，这显然就将误入歧途、本末倒置。
笔者认为，上述消极产业生态的产生和以下几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是社会转型期负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拜金主义泛滥，投机主义盛行，财富神话频出，风口不断变换，经济和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变化增多，浮躁焦虑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心态。其二是长期存在的“唯GDP”发展误区助长了短期行为、政绩工程、虚报浮夸以及拔苗助长、竭泽而渔等不良风气的形成和蔓延。其三是虚拟经济（主要指金融服务业和已经金融化的房地产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畸形膨胀所产生的虹吸效应，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不仅相当程度地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源（脱实向虚），而且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干扰。社会舆论一度对新兴技术的非理智追捧（诸如所谓“新四大发明”等）也难免带来对传统制造业的轻视，影响行业的心态。其四是机床工业自身转型调整的巨大压力。机床工业的整体转型调整并非是主动的，而是被迫进行的，是从连续10多年的增长盛宴中突然跌入转型调整之中。转型调整绝非易事，非卧薪尝胆、伤筋动骨不会见到成效，当前处于转型调整过程中的机床工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也是焦虑浮躁心态形成的原因之一。
正确认识我国机床工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差距，无疑将为机床工业未来30年正确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有所助益。
（编辑 宋斌斌）
* 陈惠仁，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原常务副理事长
① 此处的30年是指从2019年到2049年（即建国100年）的时间段。
② 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程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其中涉及到机床工业的有3项，分别是新建沈阳第一机床厂、改建沈阳第二机床厂（后更名为中捷友谊厂）、新建武汉重型机床厂。
① 1952年，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器工业管理局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对接管的一批机器厂和修械厂进行扩建和改造，共改造和新建十八个机床厂和四个工具厂，确定产品分工与发展方向，俗称“十八罗汉、四大金刚”
①数据源自《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年鉴2016》。
① 笔者注意到，上述数据所蕴含的意义，被不少业内人士忽略了。
② 1998年10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数控机床产品增值税先征后返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70号）。
[1] 源自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内部资料
① 指北京机床研究所、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成都工具研究所、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广州机床研究所和郑州第六研究设计院。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南斯拉夫最早推行企业工人自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到了60年代，东欧很多国家都开始尝试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有一批经济学者在研究经济改革的理论。他们中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波兰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他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当中，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也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应该选择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体制。
严格地说，“体制”在中文当中有确切的意思，更多的是在法学领域，涉及那些关系性、程序性的，以及权利的配置等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一路走来是很不容易的，它是一个探索和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
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缘起有很多种解读。很多人提到，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尽管GDP并不是很好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方式，但是相比之下还没有比它更好的方法。
图1是1953年到1978年中国GDP增长率的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期经济增长有过数次起伏。1958年到1961年是一次大起大落。1967-1968年是第二次经济下降。1976年又是一次，这一年多灾多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在相继过世，当时经济社会面临许多困难，可以说问题很严重。
图1 1953-1978年中国GDP增长率
而20世纪70年代，就在当时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涨时期。西方产业资本逐渐向亚洲发展中国家（地区）扩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日本率先实现经济起飞，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省以及香港地区经济加速增长，实现了初步工业化，被称为“四小龙”。当时它们经济都发展了，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这和当时我国经济情况形成巨大的反差。我们在道义上、在经济上都面临着巨大压力。
我个人研究这段历史认为，改革开放有很大的必然性，当时国内有两件大事不能不提。一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先后有近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潮流背道而驰的。打倒“四人帮”后，各地知识青年纷纷要求回城，云南的知青集体上访，知青回城问题已迫在眉睫。二是“大逃港”，当时广东很多地方，大批农民、居民从深圳非法越境去香港，逃港潮甚至波及湖南、广西等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官方记载有四次“大逃港”，深圳的农村已是“十室九空”，青壮劳力基本上都跑到香港去了。香港方面公布的数据，前后大概有54万人“逃港”成功，还有很多没有成功的。在这样一种内外交困的压力下，邓小平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讲，要杀出一条血路。当时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开始的，它有很大的必然性。
国际上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效争议不大，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破题、改革滞后等等。
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上的高压和全面管制型体制的改革。改革这样的体制，当然首先是进行政治改革。它不一定是某一项具体政策，但它要克服多方面的阻力。当时广东省委的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那里是他的老家，他十几岁时就光着脚跑出来参加革命。回到汕头后夜不能寐，他说看到家乡真是满目凄凉，去那里拍旧社会的电影都不用再搭棚子。当晚他拍了一封100多字的电报给广东省委，坚决要求进行改革，他当时是准备回去坐牢的。回到广州后，习仲勋跟他聊了一晚上。由此可以看出，改革首先是要冲破政治上的阻力。没有相应的政治环境，大家连提出解决改革的问题都没有机会。
20世纪80年代初的四大政治改革
干部四化。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曾经做了一个口述史，访问了一些老干部，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的，参与了改革政策的制定。他们不约而同地讲到，改革开放是从“干部四化”、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政治上解决问题首先要从干部开始。要调整干部队伍，把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这样才能贯彻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一方面在干部队伍中清理文革中的“造反派”。同时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年龄偏大的老同志退居到二线。同时，中央提出了干部“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就是拥护改革开放。年轻化意味着年富力强，年轻干部也要求知识化和专业化。中央要求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文革时期不跟着刮风的年轻人放到关键岗位上。
改革人民公社体制。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为获得工业化建设所需资金，需要在为广大农民保持最低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主要从农业获取最大的经济积累。人民公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的。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一方面行使组织集体化生产的职能，同时也保证实现低成本的农村社会治理。经济体制改革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自然要把人民公社体制改掉。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在东南沿海一些边远地区，人民公社实际上只剩下形式，尽管公社和大队小队的组织还在，但农民自发组成“小小队”，实际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各干各的，这种情况在温州非常普遍。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正式取消了人民公社，恢复乡镇政府，村级实行自治，这是农村重要的行政体制改革。
简政放权。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就是搞市场经济吗？在体制转型中，市场经济确实是主要的内容，但搞市场经济不是改革的目标。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家确实需要思考。
全世界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但是都不像中国这样发展得这么快，有些国家甚至半途而废，成为失败国家。我给大家推荐一位学者，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F. Vogel），他是专门研究亚洲问题的。20世纪60年代，他研究日本时，写了一本书叫《日本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后，他转而研究中国问题，20世纪90年代，他写了《先行一步》一书，当时他预言：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一定很快，因为中国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那就是给人民群众权利的保障，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再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傅高义注意到，各地政府在因地制宜组织发展，特别是他关注到广东。像吴南生、袁庚这样的一些干部，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卓越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地方和基层推动了改革。中国政府在组织经济发展，在组织市场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背后，实际上都有我们的政府和政府官员。当然，官商关系紧密可能给带来另外的问题。
简政放权带动了两个积极性，形成了各个地方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中国发展。这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它改革了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的体制，同时促进了政企分开的改革。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在我看来简政放权就是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招，也是经济改革的关键一招。中国地方大、情况复杂，必须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我走过中国很多城市，今天看最漂亮的城市还是深圳，短短30多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剧烈的变化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一定会有了。
恢复法制。文革后我们痛定思痛，废除了文革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摆脱文革时期的混乱，恢复法制、恢复秩序。这也就是恢复人们的预期，使人们的行为有规律可循。这是改革开放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否则就不可能有各种自主的经济行为。所有这些都是政治方面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做了这四件事，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保障。
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实施的阶段。十二大之后，展开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改革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设想和规划。“改革、开放、搞活”是流行于全社会的共识。在十三大之前，有过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详细规划，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党政分开，改革党政不分、过于集中统一的体制。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党要管大事，让政府、社会和人民群众发挥好各自的作用。从而激发体制的活力，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次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有四个方面，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其中前三个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探索、发展、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农村主要是村民自治，城市基层的居民委员会也是一种自治，但影响不如农村大，关注度也没有那么高。企业和事业单位还有职工代表大会。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今天还在不断完善。
1989年政治风波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方面经历了一系列调整，批判了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论调，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
首先，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工。西方政治学的主流思想认为，政治发展的主流就是从专制到自由，就是权力分散化。但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的政治发展概念是适应论，认为政治体制好不好，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关键看效果、看它的适应性。昨天的事今天干是不对的，明天的事拿到今天来干也是罪恶；只能按照发展的阶段来选择最适合的体制，这样的体制就是好的体制。1989年的调整，在政治体制上首先就是总结这个问题。1989年国内外风云交汇，特别是东欧发生了剧变。当时我们意识到，党的领导是不能够离开具体的权力操作的，共产党是一个领导党，不能说就管自己的事，还要负责对国家政策的领导。所以当时就提出，不能把党政分开绝对化，实际上也分不开。
第二是思想的整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新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不过它仅限于思想的整肃，在组织上没有做过大的调整。当然在组织上更突出了党的政治领导和政策的领导。
第三，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分税制。分税制是经济方面的改革，但其本质是一个权力的划分和资源的调配，所以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或政治改革。分税制解决了财力过于分散的问题，加强了中央的财力。有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或社会体制改革，三者无非是角度或抽象层次不同，实际上对象是同一个，很难分开。分税制改革使我们更有条件集中力量办大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这和分税制的实施有关系。当然它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现在越到基层事越多、但资源越少。这当然也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地调整。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梳理改革开放的过程并不难，但是改革内在的规律性是什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中国的政治模式概括为：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非常重要的认识。
很多人可能把这些当成一个套话来听，我试着把它翻译成学术语言。就是说，在世界现有经济格局和现有秩序的情况下，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想迅速发展，就不能走寻常路，要有两个积极性：一方面要集中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还要给人民相应的自由权利（主要是指经济、社会权利）。
其实，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权派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人就持此认识。
中国的改革开放，目的是迅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在工业化、城市化时期，社会会发生若干重大变化。第一是社会大流动，人民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社会身份流向高社会身份。社会流动带来了身份改变，身份改变带来了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及财富的增加，这样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关系的大变化。
在这种机制之下，不同的权力结构会形成不同的效果。人们要实现身份的改变，要追求成功卓越和美好生活，有两种可能的办法：或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勤劳，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或经营来实现；或者通过集体的政治行动、政党行动，通过选举来改变政治权力的归属，利用政治权力改变社会价值的分配。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给政治下了一个定义，叫“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如果在工业化进程中开放政治权力或选举，就会形成一种分配性的激励，人们希望通过政党政治和选举改变分配的方案、占有经济发展成果。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就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一选举就乱，就是这个原因。发达国家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不过现在西方社会矛盾重重，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意识到，要开放权利的通道，给人民群众流动和迁移的自由，给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所以高考制度对社会流动和社会身份的改变特别重要，它是用和平的、相对公平的方式形成社会分层。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首先，党的领导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的意义是实行战略性的发展，这也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共性。所谓战略性的发展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它提供发展规划，并转化成国家的战略规划，比如我们的五年计划（规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和“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等。第二，提供初始资本，国家通过一定的筹资融资方式将民间的资金集中，或通过开放政策和金融借贷引进外部资金等。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都很穷，广东要搞特区没有钱，于是借鉴香港经验，招商局率先在蛇口开发2.4平方公里工业区，土地招租，招商引资，很快就发展起来。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三通一平”，“七通一平”等等。第四是软环境建设，法制、医疗、社会教育、政治保障，这是政府的职责。外国人观察中国，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首先是干部培训。中国的干部要学习，这是很正常的，非洲人就觉得太有意思了，他们的干部都是精英，从没想过还要学习。而东南亚最看重中国的五年规划，认为战略性的发展，是中国发展速度快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要给人民权利。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集中，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可以看作一个政权的人民契约，一种政治关系，就是通过法治规范领导方式。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过，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不能因为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只能集中国家的权力，不能形成各方面为权力竞争的局面。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领导方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怎样评论一个制度是好是坏？习近平主席曾经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是适应性的问题，是阶段性的问题。亨廷顿在政治学有一个重要的贡献，他说好的制度，不管是协商还是选举，最重要的是规范。规范化的制度就是好的。所以政治体制一定要按照规范，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中国的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中间有很多的波折。苏联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曾经搞过改革，但是失败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也开始搞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比我们的历史长，比我们发展水平高，比我们国力强。1986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但是改革进行五年后，苏联就解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功的，初步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中国和苏联的改革，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其内在的规律是什么？中国改革成功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我们说改革是有风险的，有的国家比中国更有基础，改革却遭到失败，而中国避免了失败。这其中，确实有一个逻辑的起点对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要感谢邓小平。
1979年春天，北京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务虚会，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讲话，后来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
我们把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三中全会原定的主题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会上引发了一场讨论，最后决定要进行政策的重大调整，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此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共识，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全党步调一致，这样事业才能够成功。
当时叶剑英建议开一个理论务虚会，统一思想，取得共识。理论务虚会是1979年1月18日召开，160多人参加。但是在会上出现了很多种声音，思想非常活跃。当时西单有个“民主墙”，大字报很多，常有人公开发表政治意见，还有上访人员。理论务虚会上有些人白天在会场，晚上到西单看大字报，第二天拿到会上讨论所见所闻。这样理论务虚会越开越热闹，开到3月底还没有结论，于是邓小平在3月30日到会，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和苏联的改革的区别就在这里。1978年后大家都希望进行改革，认为必须改革现行体制，改善人民生活，让社会主义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比日本、比亚洲“四小龙”搞得更好。但是怎么改，要解决哪些问题，可能遇到什么风险，并不完全清楚。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提出，我们首先要决定不能改什么，具体怎么改大家可以深入研究。中央首先告诉大家，马克思主义不能改，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改，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改，人民民主专政不能改，要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这样我们就在保证基本的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开始了改革。这样就防范了颠覆性的错误。政治是整体性的东西，法律某一条文可以调整，但是政治决策不能推倒重来，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我们的改革先从局部开始，在不断试错中推进。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逻辑，也是一项成功的经验，它是渐进式改革方式，而不是像苏联采用了“休克疗法”，它是有弹性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它的一个逻辑起点。
和苏联改革对比一下就更清楚了。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一定要破除障碍，在这之前苏联经过了很长的停滞时期，权力过于集中，政治领导僵化。于是推论改革首先要改变共产党的领导，接着走下去就成了“刨祖坟”，把苏联社会主义的体制、价值，乃至各级干部都一概否定，那就会风起云涌了。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辩证的思维，不懂得渐进的、逐步推进的方式。
中国正确地采取了不同的逻辑和方式。第一就是“三统一”，把保障人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把协商民主作为民主建设的方向和重点。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人民的权利，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这就是以“四项基本原则”思路展开，而不是以追究历史的是非对错展开。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此之前，历次政治运动积累的问题成堆，如果每件事都仔细追究，分出是非、为历史错误担责，那么文化大革命就不是结束了，而是重新开始了。中国会再一次陷入动荡和对抗，就如同1991年以后的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我们就不会有这40年的发展，不会有今天的建设成就。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说要向前看，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向后看才迈得开步，忙着纠正错误、追求真理，最后适得其反。
第二，与此同时，又要有民主，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邓小平有一句话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1] 所以中国关于民主的概念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教科书关于民主的定义，是民主的概念，但不是唯一的定义。邓小平也给出了一个民主的概念，就是调动积极性。给人民以自由，给人民以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主就是协商民主。我喜欢用一个比喻：西方的民主是“点厨子”，去意大利餐厅就是披萨，到中餐馆就是宫保鸡丁；中国的民主就是一个“厨子”，但可以点菜，可以商量。政策民主，协商民主。在社会实质的政策上可以吸收大家的意见，可以有反馈，可以协商。中国现在也大力推进民主，以协商民主为重点，不以选举民主为重点。
第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循序渐进，不断地扩大和发展人民的权利。我们是有宪法的，我们的宪政就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和西方宪政不一样。西方宪政的意思是宪法司法化，要让宪法里的所有原则都兑现，那这就是有内幕的了。美国本来以为中国的政权会垮台，后来就很失望，于是要求中国马上兑现中国宪法中有关权利的条文。但学法学的都知道，宪法变成法律，在实际实现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带来的，法律是实际权利的外在表现。
美国独立建国80多年以后，宪法才确认了立国的基本原则即“人人平等”，从宪法到法律，完成这个过程，大概经过了将近200年。中国的宪法变成法律是一个逻辑，一定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地扩大人们的权利，而不要采用超速的办法，不要用理想化的办法。
最后就是逐步推进，一切经过试点，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改革起步时没有从顶层开始改革，基本是从问题入手。这是条宝贵的经验。问题推动有什么好处？现象大于本质，问题背后一定有更深层原因。而且政治有风险，我们通过试点的办法来做，会有纠错的机会和空间。这是在大逻辑下面的小逻辑。到十八大以后，提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因为情况越来越复杂，很多政策互相打架，需要加强政策之间、法律之间的协调性。在社会领域中，整体设计有它一定的必要性，但实际贯彻必然有曲折。政治的本质就是利益综合，不可能按照一个思路走到底。什么时候达成共识，政策就能够出台，利益综合是达成共识的条件。所以顶层设计其实就是加强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一个制度一旦形成，后面需要调整、发展和完善，它是有路径依赖的。整体的策略是问题推动，现象大于本质，重实际效能。经过试点推进，给一个试错和纠错的时机，也就是风险控制，这就是改革逻辑的展开。
（编辑 杨利红）
中国道路是过去我们所经历的，现在我们面临的，以及未来我们将要达到什么样的前景。我们正在进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89年，我们受到西方对我们的封锁，1998年遇到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今年2018年，我们又遇到了重大的外部挑战。遇到了美国当前发起对中国的贸易争端，中国没有走到美国所希望的道路上去，他们竞争不过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所以有危机感。
2018年是中国民族复兴之路上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的前进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障碍，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要经历种种考验。所以，今天我们讲中国道路具有特别的意义。
——编者按
从历史的大视野看中国道路
10年前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要理解最近的30年，一定要理解1949到1979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定要理解从1919到1949年，从五四运动到建国的历史。
多年前在一个国际组织的会议上，会议主持者给我五分钟时间，要我讲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五分钟很难讲透，当时我心目中浮现的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我说中国何止是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几十年来，13亿以上的人口，几乎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其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内乱和暴动，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外移民和战争。从世界史的视角看，这就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
什么叫中国道路
为什么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成功，而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世界上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国家不止中国，但40年来，中国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它的发展规模、速度、势头和成就，确实前无先例。中国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道路是怎么走出来的？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所谓延续性，首先是时间概念和历史概念，但又不仅是时间和历史。有的人喜欢说合法性，其实最重要的概念是正当性和延续性，延续性也是正当性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民族文明不能延续，也就谈不上发展。
也有人说，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个案，没有普遍意义，不可复制，所以不能称为“模式”。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思想，所以称不上模式。似乎除了英美式的道路，就没有别的道路和模式。从世界历史看，其实有多条发展道路、多种模式。比如欧洲有德国的莱茵模式，有北欧模式即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政府为全民提供医疗、教育和社保服务；亚洲有四小龙模式等等。在法学领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两套法律。
我一般不用中国模式的提法，但认为中国模式是说得通的。大学本科的经济学常有模型分析，模型就是model（模式）。说到中国道路，道路可以是英文“way”，即路径或方法，也可以是《道德经》谈的“道”。从道的层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清楚。
分析西方理论，其实各种各样的理论首先都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研究的个案主要在英国，英国当时是“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各地都有领地，但作为个案，第一英国是一个岛国，第二它是千万人口级的国家，第三，英国持续高速发展的最初30年，那时国内工人阶级处于赤贫状态。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一般都是以对劳动者的压榨作为代价，当年还没有考虑环境问题。他们成功的秘密也不是简单的“城市化、工业化”，那是被美化的说法。英国当时是第一个完成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人口去了北美、澳洲、非洲建殖民地，征服南亚大陆。我们则是在1840年之后不断地丧权辱国，国势衰落，民不聊生，碰上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看不见的手，但实际上还有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同时作用，才有了斯密时代的英国。英国的世界市场是怎么开拓的？是以炮舰作为后盾野蛮侵夺，就是靠国家的力量，国家财政支持的海上武力来称霸世界。没有1929年、1933年的大衰退，就没有二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大战100年了，人们至今还在探讨：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有许多偶然的原因，以及背后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原因。可见实事求是地探究事物本原，不是那么容易的。
西方人看这段历史，和我们不太一样。我有几位西方的朋友写了几本关于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书，如《中国人在想什么》、《当中国统治世界》、《当中国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其中明确提出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在西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位朋友写了《亚当·斯密在北京》，是我和他的一个学生翻译的。
外国人对1840年之后中国百年衰落的看法，和我们很不一样。我们说，因为清廷腐败无能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英国人却在思考，为什么他们拿下了澳洲、北美、非洲和南亚，却没有拿下中国？当时法国跟着英国瓜分了非洲，在中国却碰了大钉子。《亚当·斯密在北京》也说到，世界几大古老文明都衰落了，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的文物，为什么中国这个文明，1840年后看来气息奄奄，为什么100年后又站起来了？结论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太厉害，所以拿不下来。这是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我们作为第五大文明，是从延续5000年的文明走出来的，100年算什么？那仅是历史的一瞬间。
西方历史社会学的一个著名学者阿明说，一个5000年的文明，从1840年衰落到1949年就站起来，经过40年或70年就富起来，又强起来，这是世界奇迹。
中国道路形成理论体系方能体现正当性与合理性
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1993年巴威尔来访，我去机场接他，坐的是一辆“面的”，那种车噪声很大，后面冒烟，门还关不严，路况很差。他坐在那样的车子里，却在从首都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感叹地说“狮子正在醒过来”。在他眼中，200年前拿破仑关于中国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改革之初，我们刚进大学，全班96个人只有我有一辆自行车。当时在南方的家庭刚有洗衣机和黑白电视机。于光远带队去匈牙利，回来给我们做报告说，到本世纪末，大部分家庭就会有冰箱、彩电、洗衣机。我们都说这是画饼充饥。可从这往后，中国几乎十年一大变。所以如何看中国，应该是当代最有意思的事情。
总之，当我们考察的一个对象，它覆盖的空间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蕴含的普遍性就偏强。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十几亿人口。世界上除了中国和印度，一般大国也就几亿人。中国现在的富人数量应该等于日本总人口了。一些人总说中国经验只是一个例外，是偏离人类发展的主流。但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人在这个道路上走，还能说只是一个个案、一个例外吗？所有的普遍性都寓于个性之中。人的认识都来自经验，经验是归纳出来的。那么对中国经验的归纳，是不是可能不只是要解释中国，还要能对别人有所借鉴。当然，我们还在继续探索和不断完善，我们不打算强加给别人，但至少中国经验可以拿到世界上，和大家分享。
我们讲中国道路、中国学派，不能只是做中国研究，最终要形成理论体系。你的概念和方法不但能解释自己，还能解释世界其他的地方。这样，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体现。
在国际比较中全面认识我们走过的道路
从改革之初开始，我们就比较重视借鉴学习国外经验。比如1978年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后来访问美国。当时我们比较重视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改革的经验，曾经多次派团考察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当时我们还特别重视学习四小龙的经验。
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原来是学社会学的，曾经做过多年社会调查，研究发展问题，包括贫困、就业等。延安、井冈山及贵州许多少数民族的山区我都跑过。为了做比较，1995年我去过印度最偏僻、最贫穷的克拉拉邦。有意思的是，那个邦一直是共产党执政。我们按照UNDP的人文发展指数，测量当地的发展质量。UNDP发展报告除GDP等指标外，还加了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这两个指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也是他们最先提出的。按照UNDP的模型，克拉拉邦并不是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他们的人均寿命和社会平等程度都很高。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是在我们之后才去的那里。
用这个指标体系测量中国，虽然我们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发展质量已经达到了中等发展水平。而且克拉拉邦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做法都是从中国学来的。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1978年是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什么之前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我们的国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我们才有条件一心一意搞建设。
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最核心的就是实事求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先是拨乱反正、抓纲治国。1978年开始了全国性的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当时思想争论非常激烈，在学校里甚至两个同学可以因不同观点打起来。有学哲学的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同意，那什么是实践的成果？一件事实践了5年没有成功，是不是就永远不会成功？坚持实事求是，哲学上没那么简单，实践上更难。
马克思和列宁是我们的老师，但我们不是机械地照搬他们的现成结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比如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时才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则是反过来，恰恰是生产力不发展的条件下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俄国走的是城市革命的道路，我们则是从农村革命开始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改革开放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的基本指导思想。邓小平讲，实事求是就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的本质也是实事求是。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一个无产阶级弱小的基础上，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也是新中国70年来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当时邓小平有一篇很重要的讲话，主要就是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从此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艰辛探索、包括付出的沉痛代价后得出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开启了经济改革的序幕。联产承包激发了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放手让基层老百姓在实践中探索发展的路子，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创造力。那些年看农村真是一年一个样。
农村经济的搞活，激励了城市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推进，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这样又为进城的农民扩大了就业机会。所以小平同志曾经讲，农村从分田到农民工进城，是自己用脚走出来的。
改革开放要鼓励大胆创新，同时改革开放也有几条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在前30年基本奠定的，这40年的改革就是完善这一基本制度。要改革旧体制、创造新体制，农村分田到户，城市国有企业放权搞活，发展民营企业。但这一切都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
第二，把市场活力和国家的发展目标、宏观调控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我们人代会批准的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党代会提出的以十年为单位的中期奋斗目标单位。回过头看，这些目标几乎都实现了。今天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这个体制的优势就在这里。
第三，改革的实施是“摸着石头过河”、稳中求进。重要改革政策的选择和出台要建立在充分论证和试点的基础上，这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在具体工作中的体现。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破除旧的计划体制，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对中国发展改革的历程，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提炼和总结，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前30年的艰苦探索走了许多弯路。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教训更为丰富。现实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观察分析。江泽民同志对改革经验的总结说了三句话：“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墨守陈规，必须敏锐判断世界局势和国内经济社会的现状和趋势，注意分析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经济快速发展势头的持续、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又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包括广大群众反映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现在的博士毕业生如果没有上辈人的支持就买不起房、生不起孩子，这是当时没有想过的。又比如过去只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谁能想到要搞“蓝天保卫战”。而今天环境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以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等问题。城市工业有污染，农村的污染更难治理，因为农药、化肥、洗衣液、塑料薄膜等污染源是高度分散的。这就是探索。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小平同志当年也说过，发展起来比不发展起来问题更多；但他也说过，一定要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不解决我们改革开放就失败了。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小平同志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个主题。从1954年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个原则，到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发展解决南北差异，今天提倡互利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受西方挑拨，对我们不了解、有很大偏见。1954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说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寻求共同点的，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广泛认同。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西方历史充满了战争、侵略、掠夺以及不平等规则的制定。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丛林法则、零和游戏，由强者制定规则。我曾在国际会议上问一些欧洲小国的人士：你们为什么愿意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他说你们是跟我们商量的，而欧洲大国总是命令我们干这干那。
我们主张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真正贯彻互相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等原则，这不意味着要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推翻重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树立新型国际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先予后取，多予少取。我们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稳定的外部环境。我们希望和美国对话，互相尊重，不冲突，不对抗，争取互利共赢。
我们提出新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不要小兄弟了。作为大国就要有大国的担当、责任和风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们仍然要广泛和中等国家和小国穷国发展关系。这不仅出于道义原则，也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我连续很多年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总部的会议，美国每次提人权决议提案，都被否决。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对我说：美国怎么对待我们，你们中国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太清楚了。有一位外交部长对我说，中国在60年代帮我们修了坦赞铁路，这样我才有条件上学，我用的书和笔都是你们给的，我有病也是你们治的。今天中非之间有这么好的关系，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半个世纪前打下的基础。
在亚信峰会上总书记讲，世界上的事要大家商量，各国的事各国自己办，亚洲的事我们亚洲人办。这就是共商。共建就是参与性、包容性，就是有事大家一起做、不分民族和阶层，不是富者的慈善，也不是强加于人。我们搞“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是争取当地人的民心，要尊重当地社会的文化风俗和法律，规则共商，过程共建，成果共享。总书记还讲，对发展中国家要讲正确的义利观，要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在共商共建过程中，我们延续了建国以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行百里半九十
我们一路走到今天，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就把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作为奋斗的目标，百年马拉松，这一目标始终不变。
从国际上看，西方经济危机重重，银行破产、债务危机，欧洲面临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客的结合等。最近，美国发动对华贸易争端，公然拉出对华全面“对抗”的架式。西方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也在抬头，抬出“对等”竞争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等概念，实际上是要挟我们屈从他们的苛刻要求，这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在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利益多元化，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甚至很不好的事情。社会的前进需要我们持久的努力。我们要看到，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历史，我们又有门类齐全的产业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只要有这些在，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总书记说行百里半九十。前面已经过了九十里，这最后十里的爬坡更需要毅力。无论如何，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离民族复兴最近的一步。尽管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看见中国的崛起，要跟我们打贸易战，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势不可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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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不是西方道路的复制
文/潘维*
道路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我们前面的目标是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强民富。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要继续往前走。说到成就同时要切记，道路是曲折的，成就是有代价的。这一路走过来太不容易了。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曲折，经历过彷徨。年轻一代接着往前走，还可能遇到岔路、遇到挫折、甚至付出相当的代价。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只有一个，但过来人的回忆，包括外国的学者，各人的描述、所述事实的导引方向是不一样的。
第一，改革开放不是西方道路的复制
关于现代化，西方有一个以欧洲为蓝本的普适性描述。主要是现代与传统两分：传统社会的特点是宗教统治、习惯统治、血缘统治、地缘统治。然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市场的扩大，供需相互依存，市场变成生活的最重要因素。宗教、习惯、地缘都让位给以算账为基础的市场理性。为防止人们互相欺骗，需要一个法制系统，市场理性导致社会理性。但社会理性又使人们提出政治要求，政府给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给农民老年补助，给人们医疗补助。于是谁出价更高谁就能得到政治权力。市场理性-社会理性-政治理性，也就是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这就是现代化。难道说西方道路的成功就是这套普适模式？那么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怎么解释？
我们发现，西方国家天天教导别人转型。但20多年来，欧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怎么不说自己转型？只是要欠发达国家往市场化、法制化、选举化这种普适模式转型。他看中国的道路就是邪路，天天说你转型还没转够。但信这一套的人挺多的。
第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
中国道路为什么特殊？首先是中国太大，广土众民，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一点没法复制。其次是中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和西方的文化基因不同。过去的历史不一样，怎么今天就必须完全一样？
2018年中国人均GDP大约9000美元，世界上很多国家达到了这个水平。我们仍是欠发达国家，但奥运会金牌可以拿到世界第一位，科技能够跟人家相比，基础设施甚至比某些发达国家还强，医疗、教育各方面都不像一个普通的欠发达国家。拿你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衡量你自己，你怎么不说转型呢？
描述我们走过的道路，现在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市场化改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我们不能这么简单化，应该将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各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比方农村，今天西方人说农民工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但是要注意，农村改革恢复了千年的家庭耕作制，但在这个基础上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素质和旧时代没法比，能读能写会算。这是前30年农村集体化时期教育普及的成果。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全世界都羡慕。但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勒紧裤腰带建设起来的。其他欠发达国家哪有这样的机制来建设这么发达的基础设施？
关于市场经济，为什么很多市场经济国家阶级矛盾突出，社会动荡不安？据王绍光教授介绍，我们在过去10年间有100万亿左右的转移支付，支援贫困地区；包括山区移民和扶贫工程，政府补贴新盖了5000万套房子，受惠人数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一半。近10年我们建成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体系。这一切美国做到了吗？仅靠市场机制能做到吗？
另外，如果没有政治上的稳定，我们能够有步骤地稳步推进改革吗？如果没有国家的安全就没有独立自主和主权完整，随时会被强国侵略或威胁，被迫屈从强国的意志。
第三，中国道路的本质是社会主义
中国道路的本质在于，我们走的是不断与时俱进、能够解决问题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坚持这条道路？就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才有了我们与时俱进、坚定地向着国强民富、奔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往前走。
十九大报告说，我们的发展还不充分，还不能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叫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又要充分发展，又要平衡发展，要做好这件事情还是有难度的。路在前方，我们等着大家继续探索。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应该大书特书
文/王绍光*
国外对中国改革评价正在起变化
1988年我还在国外，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改革的评价是否定的，认为是一个坏的改革模式。当时农村改革已经推广，1984年城市改革起步，到1988年就出现通货膨胀。
1998年开始，国外对中国的评价有所变化。中国的改革路线明显和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走了渐进的路子。1990年我曾和美国一批学者讨论俄罗斯的“500天改革方案”，即彻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当时有人论证：你不能分两次跳过一道鸿沟，所以必须采取“一揽子”改革。而到了1998年国外学者普遍承认，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效果比较好。据统计，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人均GDP如果以1985年为100%，到1998年所有这些国家都下降了20%-50%；而中国人均GDP增长了670%。
2008年，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模式又进了一步。当时有一个以瑞典为基地的研究机构请了世界各地的一些学者讨论中国改革30年。会后出了一个小册子，书名就叫《中国模式》，其中讲中国在过去30年已经成长为一个“power house”，认为中国可能提供一个与欧美不同的模式。
到2017年年底，美国《时代》杂志有一期封面是“China Win”（中国赢了）。这对中国来讲既是褒奖，也是警告。美国人想的是，中国或者通过市场经济被搞垮，或者改旗易帜，但他们失望了。特朗普的贸易战是对中国看法发生变化的表征，他们看到你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已经挑战他的霸权地位，所以要认真对付你。
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举个最近南非的例子。南非所有的政治经济问题都跟土地占有的严重不平等有关，南非的民主化已经走了25年。有南非学者对我说，南非的宪法是经过充分磨合形成的，很完美，但是实行不了，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今年8月南非搞了个土改提案，但受到美国的警告，就缩回去了。之前津巴布韦曾搞过土改，被全世界制裁。
所以，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可以成功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有很多条件，有些是你意识不到的。首先国家要独立自主，要有强大的实力；政府不仅要有为，还必须有基础的国家能力，或者叫有效的政府。没有这样的政府，就抵御不了外来的威胁，不能独立自主地采取改革措施，也克服不了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对。
中国道路和西方的相同之处是什么？先要有国家能力的建设。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举了历史上三次大分流的例子。
第一次大分流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和东方的分流。最近有一批新书，其中可以看到，工业革命之前发生了两次大的事件，一是军事革命，比工业革命早150-200年，他们的武器装备、军队组织方式，作战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军人占男性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跟着军事革命而来的是财政革命，为进行大规模战事要聚集财源，促进了金融和财政制度的创新，人均税负上升。这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发生的。19世纪，英国那么小的经济体，其财政收入比中国还多，军事力量比中国还强。这在东西大分流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首要的是原始积累，经济学教科书主要讲对内剥削，但《资本论》第一卷大量篇幅讲的原始积累，就是殖民主义，奴隶贸易。从荷兰到英国，资本主义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来的。
第二次大分流是中国和日本的分流。国内的流行观点认为，近代日本和中国差距拉大，是因为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彻底改革开放，而中国改革开放不彻底。但国际上一批研究成果指出：康熙时期中国的GDP比日本高，但从乾隆时期（18世纪末）就低于日本，中国在清朝时财政占经济比重持续下降。更大的差距，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建立了统一的常备军，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是1949年后才真正建成的。日本陆军的一位创始人在1908年讲：我们维新40年，国家的增长主要靠的是武备，就是扫平所有阻碍他们改革的声音。明治维新初期，一个最重要举措是废藩治县、取消武士制度，激起了大量民变；新建常备军则把这些武士造反统统镇压或屏蔽。另外，日本从其他帝国主义强国那里学到殖民和侵略，所以连三岁幼童也讲征服中国。我们有第一桶金吗？我们的财富全赔给人家了。今天还有人歌颂美国投资建清华大学，但那是我们的钱，不是美国人的钱。
如果讲相似之处，中国真正发展起来是1949年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内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就是人民解放军全国统一编制；第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财税制度。到1957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占到30%，以前都是低于10%。这两件事和欧美、日本在经济发展起飞以前是一样的。
和平发展，自力更生
中国道路的不同之处，是我们改革开放没有走对外侵略、对内残酷压榨这样一条道路。欧洲工业革命时对工人压榨非常严重，经过1948年革命、工人运动高涨、社会主义运动广泛展开，直到1870年后人均寿命才有所改善。我国1949年到1965年，人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5岁。讲到对外侵略，非洲人口曾占世界总人口的18%，经过西方殖民者的掠夺，他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降到6%，哪里还有发展的机会？
我们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是动员自己的力量搞建设。从1949年到2017年的经济增长来看，1949-1978年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高于7%，这也是非常突出的成就；70年来年均增长率应该是8.81%。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增长速度更快，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应该大书特书。我们要向世界讲清楚，和平也可以发展。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