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的书已经太多了，我们为什么要读马克思的书？
如果不是为了完成“规定动作”，那么，最自然的回答便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却在于——“究竟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一个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词，但丁的著名定义是：博学深思是重要的，不过，单纯依靠思考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语言、文笔、画笔、凿子等把它们表现出来，才能成为science（科学）。
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众所周知，中国有历史上最完善的读书人选拔制度，有无数博学善思的学者，而欧洲最著名的大学皆是中世纪的产物，牛津、剑桥、博洛尼亚等这些著名学府都有教会背景，但是，正如欧洲中世纪的教士一样，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特殊阶层，一旦进入这个阶层，便脱离了劳动，更视“动手”为贱业。
脑与手的分离——这便是现代科学不是产生于欧洲中世纪、不是产生于传统中国的根本原因。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佛罗伦萨这座生气勃勃的城市（它的名字可以直译为“鲜花盛开”），艺术家与裱糊匠没有什么不同，理发师与医生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佛罗伦萨人相信：只有当脚掌证实了心脏，思想与手的劳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真正开始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被但丁等人称为“科学”。事实上，“现代文化”就起源于脑与手的结合，这也就是“现代文化”与一切“旧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士大夫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现代文化的实质，就是知识与劳动实践的结合，而现代科学技术正由此而产生。现代文化的创造者是工匠，他们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前身——这就是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揭示的历史事实。这种对“文化”的理解是如此有悖于人们的传统与积习，因为它与旧势力对“文化”的理解相悖，以至于在某些人看来，这种散发着劳动和“动手”的寒酸与汗酸味道的文化、这种把“文化”和“下等人”联系起来的努力，严重玷污了那种充满了香水、“书香”味道的文化，亵渎了高尚的、纯粹的文化。于是，对于文化的这种崭新理解，从其产生的那一天，就对“纯文化”、“纯精神”、“纯文学”构成了挑战。
马克思曾经笑谈过这样的悖论：资产阶级文化中充满了上帝的爱、法律的尊严、纯洁的说教，但是，资产阶级的行动，却是由欺诈、卑鄙、阴谋诡计和残酷的镇压构成；与之完全相反，无产阶级文化中尽管散发着劳动者挥汗如雨的酸臭，洋溢着奴隶对于革命暴力的呼唤，赞美着革命者对于淋漓鲜血的正视，但是，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却是堂堂正正、大公无私、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行动。
当马克思说到“动手”的时候，他所说的“动手”并不仅是指劳动，而是指“革命”和“人民专政”：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追求世界上最持久的幸福
马克思主义与纯学术的说教毫无关系，“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在这种科学、这种文化中，不仅充斥着劳动的汗酸味，而且还布满了火药的气息。
因此，读马克思的书，既不会使你感到舒服，更不会使你升官发财，当然，这种科学、这种文化更与廉价的快乐无关。
一般的读者也许知道马克思出身于快乐、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且有一半荷兰血统，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的姨妈索菲亚和姨夫列奥·菲利普联手创办了著名的荷兰飞利浦公司。而当你知道了这些之后，一定会继续问：如此快乐的富二代马克思，为什么会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呢？
马克思的故事、马克思的事业与马克思对于“幸福”的理解有关。实际上，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天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样，把人生的意义定义为追求“幸福”。
边沁说过：所谓最大幸福原则，就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世上最持久的幸福，就是使个人的幸福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协调起来的努力。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在他17岁时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阐释的主题：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马克思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马克思与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意义的理解，有着微妙、但却具有天壤之别的差异，因为在后者那里，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追求“快乐”的职业，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则是为了人类谋“幸福”的事业。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即使卡尔•马克思博士今天还活在世上，这位《资本论》的伟大作者，仍旧不可能在某个“一流学院”谋一份教职。因为马克思对于“知识”和“幸福”的理解，与多数知识分子截然不同。
每当想起马克思的事业，每当思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 “人的幸福”之间区别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小学时代课本上叶挺的《囚歌》，想起那些革命者对于幸福的理解：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我不知道，像马克思17岁时的那篇作文一样，叶挺的诗篇，是否还幸存在今天的小学课本里。
我们为什么要读马克思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关怀全人类的命运，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能够感到自己与人类“共命运”——“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鄙视这样的无聊笑谈：“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到死了钱还没花了”。恰恰相反——正如康德所说，作为小人物，我们既在为自己的衣食而斗争，同时，也情不自禁地在为后人、在为他人而工作。
这就是人的“类本质”，所谓“情不自禁”，“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却这样做了”。康德说：正是基于这一点，“每个人是必死的，但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知识、“文化”与下等人、与劳动结合起来，个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幸福结合起来，阅读马克思的理由有很多，但我以为这两条是最基本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学问，都通向马克思，而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思想，都是从马克思这里重新出发的。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而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报到——正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的思想便点燃了无路可走的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主义便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炬火，马克思主义便与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要了解西方，需要懂得马克思，而西方人和全世界要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更需要懂得马克思。
马克思的学说是如此博大精深，我们学习阅读马克思，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万事开头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键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区别。而世界上最难的问题，恰恰就是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辩证法？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希腊思想对世界本源的思考，包括两个部分：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把世界的本源理解为原子及其运动，形而上学则把世界的本源理解为数以及计算和预测——因此，形而上学也直译为“物理学之外”。
将命运归之于数和“定数”，还是归之于矛盾、运动与斗争？这既是一个宇宙观的问题，更关乎对于政治的理解，实际上，它也关乎西方文明的起源——希腊城邦的命运。
所谓辩证法，不仅揭示了物质世界的运动，它也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也被称为“助产术”——即启发、帮助公民们把自己的话讲出来的方法，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就是希腊城邦公民政治的基础。
但是，在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却被理解为“否定之否定”的教条——即在思想上否定、在现实中肯定（现实秩序）的庸人哲学；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它的核心，就是启发、帮助无产阶级——沉默的大多数发出他们的声音——“让人民说话，天不会塌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就是无产阶级实践力量的“助产术”，它最终凝结为波澜壮阔的《共产党宣言》。
黑格尔有句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形而上学是在希腊城邦政治衰败（黄昏时刻）崛起的。这意味着：随着希腊城邦的衰落，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代替了公民政治、代替了公民政治的基础——辩证法；这也意味着：从那时起，在希腊城邦，“哲学家”对思想的垄断，代替了生产与战斗着的公民的呼声。
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希腊城邦的沦陷，既肇始于哲学家的掌权与兴起，从事战斗与生产的公民的消失，而更在于形而上学以数字的计算和逻辑的推演，代替了自然哲学关于原子运动的学说。马克思23岁时的博士论文《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差异》，其目标与抱负，就是要恢复、发掘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并以此批判形而上学。其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原子运动有两种必然性——互相吸引与垂直运动，而这两种运动互相作用的结果，则造成原子运动不是直线，而是矛盾、对抗造成的“偏斜运动”。
正是以此为起点，马克思接续并发展了希腊的自然哲学，发展了自然哲学描述物质世界的辩证法——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通过继承康德“仰望星空”（星云爆炸）的视野，把辩证法由静力学的时代，引向热力学的时代，从而把自然哲学锻造为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同，辩证法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世界静态结构的逻辑呈现，而在于宇宙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着。问题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
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了解唯物论的辩证法，才能懂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最经典的著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西方哲学中，矛盾是对称的、对等的，正如有正即有负，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矛盾是不对称、不对等、不均衡的，因此，就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有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就有其之间的对立转化。毛泽东的名言是：小是大变来的，弱的一方，可以打败和战胜强的一方，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关键，就是要善于掌握这种矛盾对立转化的规律、这种不平衡性。
毛泽东同志对于辩证法的丰富与发展，集中体现为他独创性的矛盾学说，而这一学说，则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锻造出来的，因此被称为“血的哲学”。毛泽东关于矛盾不均衡、不对称的思想，也深刻地启发了钱学森、丁肇中、屠呦呦等有伟大贡献的自然科学家。
人的正确认识究竟从哪里来？
马克思率先指出：所谓正确认识，不是对宇宙间“唯一规律”和“必然性”的沉思——因为那便是宗教的、或曰形而上学认识论。而人的正确认识，就来自包纳他人的视野，倾听他人的声音——特别是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无产者和劳动者的声音，这种被马克思发展了的苏格拉底辩证法，又被毛泽东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实践”。因此，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实践论》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
我们阅读马克思所遭遇的最大困难，便在于马克思的著作是极为抽象和高深的。但是，故作高深正是马克思所最为鄙视的，马克思著作的那种高度抽象性，绝不是马克思刻意为之，而是由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本身的高度抽象性决定的——把握这一点，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28岁的马克思和26岁的恩格斯，联手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其核心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对“生产与交换活动”的分析之上。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是极其抽象的，因为与此前一切生产交换活动都不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是物物交换、不是简单的掠夺、甚至不是看得见的剥削——它表现为商品和货币交换，而无论商品（的价值）还是货币，却都是高度抽象的，是我们的肉眼看不懂的。
《资本论》就是从分析商品与货币这种“极其抽象”的东西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才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谜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性，就集中体现为信用体系的支配作用。因此，所谓资本，并不等于“货币”，因为资本，无非就是“信用化的货币”，即马克思所说的“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把宗教的“虔信”，改造为信用体系——这是“致命的一跃”，这意味着：在现代大生产的条件下，没有人是依靠自有的资金经营企业，没有人是依靠自有的资金买了东西再卖出去，甚至没有人是依靠手头的积蓄消费。因此，资产阶级的生产与交换，甚至不是建立在商品与货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
马克思率先提出了“全球化”的理论。但是，马克思更重要的发现则是指出：有“世界劳动人民的全球化”，也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前者以“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为基础，后者则以少数资本家对于信用体系的垄断为基础——而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来说，其最大的障碍是：当生产与贸易发展到全球规模的时候，国际信用体系却依然垄断在少数资产阶级的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也是根本的矛盾。
而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少数资本家支配全社会生产资料、进而通过资本的权力独占垄断信用的制度。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为全世界劳动者服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信用体系，而不是简单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个人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共产主义要消灭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因此，《资本论》所提出的，也并不是简单、浅显的阶级斗争学说，《资本论》所发现的，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抽象性，《资本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兴起与危机的规律。
塑造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方面是通过垄断国际信用与投资来剥削全世界——这就是金融垄断，另一个方面是以武力制造一个有利于国际资本掠夺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其手段是战争。
共产主义是全世界劳动者的事业，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国际条件谈社会主义，我们更不能离开具体的国际背景、离开对国际秩序的清醒分析、把握、引导，去抽象地评判某一时期社会事业的功与过、得与失。我们不能离开国家安全空谈国际秩序，更不能离开合理、公平的国际秩序，去讲国家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离开了这一切，就不能正确理解新中国的历史，不能正确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自1960年开始，在毛泽东领导下，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挂帅，中国共产党公开批判苏联共产党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径，并发表了包括《列宁主义万岁》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献。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要实现全世界劳动者的全球化，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就必须打破美苏两霸独占的全球化，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1960年越南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1970年代初第三世界人民斗争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对世界形势做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正是由于毛泽东、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对世界形势做出了正确判断，方才为1970年代以来全球新秩序的形成，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根本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中国的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总书记在这里讲的不仅是新中国的历史经验，而是深刻阐述了新中国的发展，与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共同体视野，那就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
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坚持，没有前三十年的斗争所换取的和平，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而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谓全世界劳动者的全球化，所谓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更是不可能。
在这前后三十年中，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直到晚年，他老人家还是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真正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伟大任务是：“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视野，去审视、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他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广泛响应。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启了由世界劳动者推动的全球化。1840年以来，正是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民不懈奋斗，逆转了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因为这是中国的万里长征，也是全人类——全世界劳动者的万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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