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高级文明似乎都曾怀有过一种健康自然的自我轴心意识（self-axial consciousness），由此，他们在民族的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区别和认同关系（relationship of discrimination andidentification）。但是，把这种中心主义发展为一种普世的历史观，则是西方社会特有的现象，特别是伴随着17世纪的势力扩张，西方社会认为其所见证的诸种现代世俗价值重新为世界历史提供了目的，而自己正居于这一历史进程的轴心。这种特别的历史意识如何建构了西方的自我身份认同？它的思想来源和构成是什么？它所编织的自我认同的内在矛盾是什么？从思想史角度探讨这一议题又有什么意义？对于浸润于现代西方学术话语中的我们来说，回答这些问题并非一个简单轻松的任务。现代西方的认知意志(will to knowledge)和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已经伴随着“现代性”的思想和实践深入到了我们思考和言说的内部，对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安然处之，也不能纯粹地弃之不顾，我们不得不一方面批评自己的思考工具，一方面进行思考。

一、进步的历史：现代西方的自我确证

现代西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普世历史或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这一叙事方式的构成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最明显的形式的方面，那就是从“古代”经由“中世纪”而进入到“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念；另一个内容的意象就是为这种演进历程提供统一目的的自由或解放之类的“进步”标准。无论现代性观念中这两个思想要素的不同来源是什么，它们在实质上都构成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那就是把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所主张的“完善（perfection）”的概念转化为“可塑性（perfetibility）”概念，正是可塑性的概念使得人的本性如何实现的问题主要变成了历史问题，特别是普遍历史的问题。

现代意识发展的一个顶峰是康德哲学。“三大批判”所构筑的理论体系把现代生活的精神结构描绘为以主体性为基础的世界。知性、理性和判断力分别对应于科学、道德和艺术的人类生活领域，依次回答有关真理、正义和品味的基本问题。而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最终都要指向“人是什么？”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作为卢梭的信奉者，康德要用自己的哲学来完善前辈那看似模糊的方案，而卢梭思想的暧昧性正来源于他对人的本性或者说“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充满矛盾的看法。

卢梭提出了救治“文明”弊病的宏大方案，这一方案的关键在于“人与公民”双重教育任务的成败。对卢梭来说，受教育的人之所以被他选定出来，并不是因为他比众人天资高，而仅仅是因为其具备人人皆有的人性的可塑性或称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这种可完善性是人在原初的朴素自然状态下就具有的，否则，自然灾害、外在强力就不能够通过偶然性来把自然状态的人带入公民社会。但卢梭对人性的这种可塑性持一种矛盾态度：一方面认为科学和艺术的繁荣所带来的“文明”必然会败坏朴素的民风；另一方面，他又要以一种相当人为的“自然教育”培养同时是欲望节制的而又急公好义的好人和好公民，这种教育同样需要这种人性的可塑性。可塑性或者说“自由”成为人性构成的特点，那么，自由就等同于、或者替代了“善”。问题是，人性的自由又如何能够被保证向善趋进呢？“自由人联合”的善良意愿如何才能具有普遍真实的性质而不仅仅限于善良的一厢情愿呢？

针对这一问题，康德通过一种形式主义的伦理学提出保证：这种伦理学是建立在以主体性为中心的形式普遍性基础上的，这种形式普遍性的自明性理解提供了一种“世界公民”（cosmopolitan citizen）的视野，在此视野下，真正的自由意志只能是善良意志，但善良意志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历史。因为，人性如果只是可塑性，那么人的可塑性的普遍成果就要依赖于群体的长期积累。卢梭的自然主义思想成分使他怀疑“进步”，但他所主张的人的自然权利也即“自由”又不能不依赖偶然，他的继承者调和这种偶然与人的自由的方式之一就是相信历史进步。由于自由王国与自然王国的分离，自由意志的实现必须要克服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个人意志自由的实现要依赖于所有人。所以，对康德来说，把自由世界和自然世界联系起来，追问自由的后果时，问题就变得十分棘手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引入了暧昧的“普遍历史观”：所有人的自由意志的实现要依赖于时间中的历史，而且不能是一个盲目无规律的历史，只能是一个合于“天意”的进步的历史。因为，人们所观照到的自然因果世界的时间不过是主体的先天感性能力的形式，所以，如果追问自由与自然和解为至善天福的时间，康德的回答就变成了奥古斯丁式的救赎许诺：时间性变成了对“德福一致”实现的纯粹期待。

正是黑格尔更加自觉地把这种救赎许诺的期待时间变成了一种贯穿人类历史的“精神自我和解的辩证时间”。时间不是一般“被直观的变易”或“过渡”，而是和精神运动相关联的“否定之否定”。黑格尔的雄心是要为卢梭揭示出的、康德清晰表达出的现代文明的精神分裂找到一条自我疗救的道路。这种精神自我和解的道路被理解为“合理性的(rational)”与“现实性的(actual)”之间的辩证运动，因而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在实现自身过程中的异化，以及对异化的克服都被理解为“自由”作为理念或最终目的如何在世界中实现的问题。康德所追问的“至善天福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现在得到了黑格尔的肯定承诺：因为，“真正的善”即“普遍神圣的理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理念，而是有能力实现它自己的原则，此“善”或“理性”在它的具体形式里就是上帝；所以，世界历史就是上帝计划的实现。基督教的神圣救赎观被黑格尔转化为充满必然性的世俗历史观。世界历史被理解为“自由意识中的进步”，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的“理想”只能通过在历史中主体间的“相互承认”的斗争来推进，并“成长为一个世界”。黑格尔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来勾画“普遍精神”（universalspirit）即“世界精神”（world spirit）的发展。新时代是“绝对精神”经自然界，人类历史，到人本身的最后阶段，是绝对精神认识其自身的阶段。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理性还不是真正的理性，而只是一种知性，“我们的时代”才是理性发展的最后阶段。

黑格尔在讲述自己的“普遍历史”从古代到现代的旅程时，还交待了“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尔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这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表面上是交待“世界历史”的空间从东方转移到西方的非地理根据，但却使得“东方”和“西方”这种地球上的相对方位概念被绝对化了，“西方”的中心地位实际上得到了一个更加强烈地确认。

黑格尔式的现代西方与理性的这种“特殊选民”关系直到马克斯·韦伯那里仍被认为是自明的，而现代化理论之“现代化”意涵正是导源于韦伯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韦伯整个学术生涯都在思考一个“总体历史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16世纪以来的欧洲日益走上了一条自己特有的“理性化”道路，这一历程覆盖精神与社会生活的全部方面：宗教、经济、技术、科学、法律、行政，甚至艺术概莫能外；作为这一问题另一个方面，为什么欧洲以外的文明，政治、科学与艺术的发展都没能走向一条欧洲式的理性化的道路？不过，在韦伯这里，理性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价值合理性，一是工具合理性。正是在这种两重理性概念的观照下，韦伯对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发展抱悲观态度。因为在韦伯看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工具合理性逐渐压倒了价值合理性，人类日益被驱赶进工具合理性的牢笼。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则完全舍弃了韦伯对“理性化”进程的保留态度。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化理论对韦伯的现代性概念做了两个分离：首先，这一理论把“现代性”同它的现代欧洲起源分离开，使之成为一般社会发展过程在时空上的中立模式；进而，这一理论切断了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语境的内在联系，从而现代化过程不能再被视为理性化或理性化结构的历史客观化。

二、救赎的历史：西方认同感与基督教意识的离合

建立在现代历史感基础上的“普遍历史”观与基督教意识有着深刻复杂的关联。古代——中世纪——近代，这种将世界一分为三的意识是从古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二元世界观裂变而来的。

在《但以理书》中，但以理通过对尼布甲尼撒王梦境的解释，提出世界四纪说，透露的是一种典型的二元世界观。尼布甲尼撒梦见一座巨大的塑像，像的头是金的，胸膛和臂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而脚是半铁、半泥的。有一块巨石打在了那塑像的脚上，结果，金、银、铜、铁都一同被砸得粉碎，而砸碎这雕像的石头变成了一座大山，占满了大地。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释了这个梦的喻意：金头象征尼布甲尼撒的帝国；随后依次又有银、铜、铁四个帝国，但关键是与地上的国相对照的那巨石所代表的从天而降的上帝的国，“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在为尼布甲尼撒的释梦中，但以理预言了世俗历史共有金、银、铜、铁四纪。而上帝的永不败坏的独立的国不归属于任何世俗的国，却要打碎灭绝世俗的列国，结束这四纪。

对但以理书喻意的默会，在居鲁士以后的犹太教和波斯宗教中催生了一种世俗世界与上帝之国的二元世界感。这种世界感以上帝即将降临的救赎为世俗历史的循环轮替提供了一个最终的目的和方向，其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救赎的意识。这种在奥古斯丁那里还可以清晰看到的世界意识，对此前古典世界把历史看做没有目的的循环观念进行了深入改造。这改造的关键就是世俗世界之上，上帝之国的最终方向的出现。上帝之国使无目的、无意义的世俗历史有了期待救赎的意义。但上帝并不以世俗历史为媒介实现对信众的救赎，世俗历史中的荣辱兴衰对救赎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救赎只是上帝之国的突然不期而降。这样的上帝救赎的宗教许诺并没有把世俗历史的圆周改变成直线，而是要径直地砸碎它们。如果世界末日也即救赎尚未来临，世俗的历史还是古典世界观下的那个无目的的，此消彼长的循环。

从这种二元的世界意识到西方历史意识的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的确需要一种把目的和意义植入世俗历史内部的机制，这种机制要使救赎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有机地融入同一历史时间之中，而不是分离在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两个世界之中。

弗罗利斯的约阿西谟（Joachim,1131-1202）完成了这革命性的贡献。在这一点上，约阿西谟对《启示录》中所说的“永远的福音”的解释最值得重视。约阿西谟对“永远的福音”的理解的关键在于：福音传布的权利不应被某个世俗的教会组织垄断，真正传播福音的组织在历史的最后时期应该是像圣本笃（der heiligen Benediktus）修道院似的圣徒社团。这样的社团才是真正的教会，因为真正的教会应无条件地以清贫和谦恭，以真理和心灵追随自己的主和导师，这样的教会是“圣灵”的教会。圣灵教会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救赎的天国向度和世俗的此世的历史被一个统一的时间序列贯穿起来，这标志着一种“神学历史主义”的诞生。

这种神学历史主义通过创造性地解释“三位一体学说”，而划分了意义、秩序与时间合一的三个不同时代。它们分别是圣父，圣子和圣灵阶段。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在不同时期中启示自身，也相应地要求三个时期中的不同秩序，也昭示着不同时代的根本意义。神秘的数字“三”被用来做整体性的历史分期，又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秩序：第一种秩序是圣父的秩序，在历史上是已婚者的秩序；第二种秩序是圣子的秩序，在历史中是教士的秩序；第三种秩序是圣灵的秩序，在历史中就是修士的秩序。三种时代秩序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意义维度就是称信者和上帝之间的沟通越来越直接：第一时代，犹太人是圣父律法下的奴隶；而基督徒与第一时代人相比，已经是灵性和自由的了；到了第三时期，灵性的自由将得到最完满的实现。

由二元世界的历史感到线性进步的西方的历史感演变的关键在救赎与世俗秩序，救赎历史与世俗历史的有机合一。对于奥古斯丁式的世界感来说，围绕耶稣降生，被钉上十字架，复活，这一独一无二的事件，此前的历史和此后的历史都具有同样的意义。时间的含义根本不是从过去延伸向未来，而是集中于现在：救赎许诺的临在。从这种临在或者我们关注的现在出发所定义的未来实际上只是一种“期待”，这种期待的性质就像《罗马书》中对终极时刻来临的描述——“像贼的到来一样”——末世的确切降临时刻是不可预期的，这种神学从根本上拒斥对未来终极事物作历史的解释。

但对约阿西谟的神学来说，世俗历史的未来和神学的预言的实现是经由圣父、圣子向圣灵时代的必然过渡。教会组织并不仅仅是个传播福音的团体，它在第三个时期本身就应该成为一个严格遵守福音训诫，努力拯救世界的圣徒组织，基督教的教会之所以不能获得一个永恒的合法基础，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时间的实现”并不是过去发生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在耶稣基督以后，历史仍然有其必然的进展。这种必然性体现在预言的完成并不是由超越历史时间的彼岸带来一个突然临在的末日，而是在从既是救赎的，又是世俗的历史时间的内部有机发展来的一个最后历史时期内的实现。

斯宾格勒曾称约阿西谟为第一个具有黑格尔特点的思想家：“他抛弃了奥古斯丁的二元世界形式，运用他的本质上属于哥特人的智能，在新旧约宗教以外用了第三个词来叙述当时的新基督教，把它们分别称为圣父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和圣灵的时代。他的教义触动了方济各和多明我会中的优秀人物，但丁、阿奎那的灵魂深处，唤醒了人们的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缓慢地，但确实地完全占据了我们文化中的历史感。”如果说，从奥古斯丁一直到18世纪，“世界历史”作为一种“普遍历史”一直是在神学的笼罩之下的话，那么伏尔泰和吉本似乎已经使世俗的历史哲学从历史神学中摆脱了出来。这种历史哲学把自己的视野从天国完全转向了人间，把历史的意义从神义转向了人义。但这种转向之中，思想的形式仍然继承了基督教传统中的“普遍历史”和“线性‘进步’”的基本模式。17世纪之后，我们看到各种通史的叙事，无论观念史还是社会史的叙事，难逃神秘的“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只不过进步的梯级所接近的目的不断由上帝的救赎替换为西方世俗社会的时代信念而已。

三、德性的历史：异教古希腊罗马的教诲

古希腊罗马，虽然被古代-中世-近世的流行叙事描绘为西方的“古代”，但与西方的世俗“现代”和基督教“中世纪”相比却更像是另一独立的高级文明社会。现代西方虽然不断援引古希腊罗马为自己的自我认同提供思想资源，但古希腊罗马文明却拥有与基督教和现代西方迥异的历史感和世界意识。

历史的眼睛在希腊人那里当然是投射到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流变领域，但他们的变化观念并不是一种线性演生类型的，他们的变是一种强烈的“突变”：“从事物的一种状态突变性地转化为它的对立面的那种意识，从小到大，从骄傲到谦卑，从幸福到苦难的那种意识。”这种对流变的关注当然不会获得对人事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但对流变有正确的意见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是附属于在实践中做出明智举动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希腊的历史被指责只关心政治大事就一点也不冤枉了。希腊人的历史学本身就是政治人深思慎行的智慧指南，而非记后世所谓的历史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理解古希腊人的历史学，恐怕也必须理解他们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我们都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是密切联系的“人事(human affairs)”之学。

柏拉图《理想国》中，由王制或贵族制向荣誉制，由荣誉制向寡头制，由寡头制向民主制，由民主制向僭主制的变化是由人的德性(virtue)或者说统治者德性的变化导致的。依照《理想国》最末一章的生命循环神话，灵魂不灭仿佛是为了那些在有生之年德性和作为恶劣的人与善德善行的人各有“因果报应”，但重新“造人”或者说“轮回”的寓言关键是要说明对统治者的灵魂进行教育的必要，教育的失败导致了政体衰败，教育跌落到了极点，统治者的德性败坏到了极点就伴随着文明衰落的极点。人伦生活中最重要的流变也即政治文明的盛衰取决于人的灵魂类型的变化，而灵魂类型的变化与其说是因为灵魂类型的“轮回转生”，不如说是因为教育——人性的内在卓越或平庸因为与教育的偶合而能出现在每一个“此世”或每一个“来世”。所以，循环转生的历史本身并不能给人带来必然的拯救，每个“来世”正像每个“此世”，只是给予你一次生命，有自由意志的你是选择王者的灵魂或政体，还是僭主的灵魂或政体，是创造卓越的文明还是腐朽的世界并不取决于你所拥有的自由意志，而是则取决于你活着时能发挥出的德性，德性是人选择生活，创造世界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集中关注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人事”。亚里士多德列举了王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共和制（或混合制）、僭主制等政体形式。他把寡头制和民主制看做是最常见的政体，而且讲述政体的轮替也是从这种常见政体在经验上向其他政体变化落笔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本质上是人的德性履践的领域，在沉思的，实践的和生产的生活，这三种基本类型中，实践也即政治的生活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幸福而德性履践的活动。而幸福并不是所有外部有利的条件与运气的总和，幸福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也即内在的善。内在的善落实于人的灵魂的品质，幸福就是人的灵魂品质能够得到无阻碍的实现(actualization)。而政治的活动本身表现了人的灵魂品质经由审慎（prudence）的德性而实现。由于来世是人们难以预见的，幸福的含义是让人在此世用一生的努力使自己灵魂的品质得到实现。幸福涉及此世的正义，而正义就是要把人类灵魂的品质依照人类灵魂应有的构成等级变成一种此世的现实秩序。

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人把历史看作是循环的，但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所透露的信息，这种循环的时间意识并不把自己的希望放在未来，因为“来世”的内在可能就在此世内部，而不是外部彼岸，或者如果有“来世”，“来世”也不过是对可能的“此世”的再现，对历史充满憧憬的人不过是希望自己的世代能够在历史的永恒循环中扮演伟大的复兴者。科林伍德敏锐地注意到了希腊历史意识对“此世”的“执着”，但他不能理解这种“当世执着”背后隐藏的区别好的事物与祖传事物的判断力来自何方。并非如柯林伍德所说，希腊人认为一切皆流，无物常驻才能写作历史，而是可能相反，流变是在不变的映衬之下，德性确定了历史人物的角色类型，虽然这角色由不同的具体的人扮演，但人物的是非成败取决于他的可修行的“德性”，及不能选择的“命运”，而不是演生出来的“个性”。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空间感是与城邦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波斯人对希腊的征服也给希腊人带来了帝国的体制，此后又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又有罗马帝国，以地中海为地理中心的帝国统御版图给古典人一个现实的世界帝国的感觉；但是物质地理的秩序构成原则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人们内心秩序和意义构成的原则。古希腊罗马人的家园感是与他们那种“纯粹在场”的生活参与感密不可分的。以德性为媒介的秩序和意义是可见的，“在场的”，因而也是范围有限的，古典帝国秩序也许更像一串葡萄，一个个高度自治的实体被一个征服者主导的中心城邦用武力和有限的治理能力联结起来。

总之，古希腊罗马人的“世界历史”，是自我限制的世界历史。其自我限制性来自一个重要的哲学认知，那就是秩序与意义的来源在于人在世俗一生中的努力，来源于他们理智和伦理德性的卓越及这种卓越的人伦政治效果。根据古希腊罗马人的这种此世中心的历史循环论，只要一个民族在某段时间里足够卓越，这个民族就可能开创一段辉煌却有限的世界历史。然而，每一代人的寿命有限，而且命运女神只给人们转生的机会，却不先天赋予人们足够的智慧和德性，所以，虽然有些民族能创造辉煌的文明，但任何文明都难逃衰落的命运；继起民族或许能开启新一轮文明的循环，但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是世界历史的终结者。由一神之恩典承诺的“普世救赎”和“普世历史”，在古希腊罗马的心智看来，不是太热望，就是太绝望，这样“绝望”而后又充满“热望”的历史太缺乏自我节制了。

结语

在流行的世界史叙事中，古希腊-罗马、民族国家时代之前的基督教欧洲，都被古代-中世纪-现代的时间三分法整合为附属于现代西方的连续部分。不仅如此，伴随着西方的扩张，其他轴心文明的独特历史也日渐被整合进以现代西方为中心的统一世界史叙事之中，在这种叙事的长期浸润之下，对于许多轴心文明心智来说曾经相当陌生的异文明的历史意识已经成为其讲述自身和世界进程的共同预设。但是，思想史的分析告诉我们，这种宏大叙事本身就是利用现代西方特有的历史意识建构其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德性的历史、救赎的历史和进步的历史叙事透露出相当不同的历史感和世界观念，甚至，在这些不同的世界历史意识背后，我们可以辨识出性格迥异的独立文明。只有批判地揭示出现代性话语背后隐藏的独特的历史观念，深入地探讨现代西方历史意识的来源、构成和内在矛盾，我们才能在反思自身认知构成的基础上正确理解西方文明；只有超越西方有限的历史经验，我们才能批判地重建自己轴心文明的自觉。

 

 

 

参考文献

 

[1]张广生：《文化、文明与现代性：一种思想史的考察》，载《东南学术》，2006（4）。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9。

[3][4]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5]马克斯·韦伯：《新教儒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

[6]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7]《但以理书》，第2章。

[8][10][12][14][17]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11[13][15][18]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北京三联书店，2002。

[16]Oswald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ume one , London : George Atten UnwinLTD. Trans, by Charles F. Atkinson , 1928.

[19]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0][21]柏拉图：《理想国》，第8卷及第10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参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政治学》，第5、7、8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引起了学者、媒体和社会的广泛热议。《决定》的核心内容表述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①]文件的第一关键词是“治国”，第二关键词是“依法”。实际上，只有把政治家的视野和法律家的视野结合起来，才能深入理解这一文件出台的理论语境。

张广生

西方视野下的现代法治国家

在当下中国探讨“依法治国”，人们的理论想象力至少诉诸两种理论资源，一种源于现代西方经验，另一种源于中国传统与近代经验。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往往更重视现代西方理论。而无论诉诸西方还是中国的理论资源，共同的思考前提是，必须先搞清楚“国”，然后才能弄明白“法”，从而“依法治国”才能具体落实到真切的经验与理论语境之中。

西方的观察家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的成就及其可持续性的评价往往诉诸两个标准：一个是绩效标准；另一个是程序标准。这两个评估中国政治家治国理政实践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的标准，当然来自西方治国经验与作为其经验总结的政治与法律理论。“依法治国”绩效标准的理论支撑至少可以追溯到霍布斯，“依法治国”程序标准的理论支撑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

对于现代西方国家经验来说，与中国非常不同的起点就是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在政治、文化方面的高度分裂状态。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是经过16-18世纪的漫长孕育而诞生的。从理论上说，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可划分为前霍布斯、霍布斯、后霍布斯三个阶段。前霍布斯式欧洲国家主要是封建等级国家，后霍布斯国家主要指今天欧盟力图实现的后民族国家整合。霍布斯式的国家则是典型的主权国家或叫主权-民族国家。通过霍布斯式的主权构架，大部分欧洲的封建等级国家和城邦国家整合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其中，英国和法国既是典型又是先行者。主权与主权者的法权架构使欧洲逐渐摆脱封建法、城市法与教会法的法权分裂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入这个阶段，欧洲才有严格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因为先有主权者，随后才有现代欧洲国家的官吏、统一的财政税收制度，统一的社会规管制度和国家对国民的统一保护制度。一句话，才有统一的治国法度。[②]对于霍布斯式的法权经验与理论来说，主权者的角色无论由君主还是由议会来担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要能负担得起这样一种角色，即与那些充满相互纷争的个别意志的臣民相对的最高意志决断者，也即统治者的责任。只有主权者担负起统治责任，主权国家才能使社会摆脱法权分裂所造成的黑暗的战争状态，获得和平与安全。

表面上看，康德的法治国家理论似乎是与霍布斯对立的。康德似乎关心的不是统治者这些“积极公民”，而是所有个体公民如何通过立法权而影响国家意志的问题。但是，康德的法权理论必须以霍布斯的法权理论为前提。康德“自我立法而适用于所有人”的法统建构规则强调的，不过是主权者的意志要摆脱任意性就需要诉诸形式理性的普遍适用原则；康德并不能彻底否定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法权关系的基础。那种把康德法哲学的“法治国家”描绘成只有法的形式理性在统治、而没有实体的人去统治的法理学，实际上是对康德法权理论的误解。正是在针砭类似误解的意义上，施密特强调，理解欧洲法权经验必须诉诸一种政治法学，必须回到霍布斯[③]。

传统中国儒法合作的礼法文明

近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实践，是在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这个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展开的。在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法统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演变：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的法统，到军阀豪绅当家的法统，然后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法统。然而，理解这种变化，仅仅诉诸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是不够的，中国的法统实践恰恰要回溯中国政治文明悠久的经验与理论传统，才能更好地得到揭示；不仅如此，中国建构法统与治国理政的探索过程表明，不照搬西欧的经验和理论，而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把现代欧美的经验吸纳和消化于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之中，中国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与西方相对照，中国法权经验的起始点并不是政治与文化的分裂，而是政治与文化的合一。西周的王官学与国家礼法体系是中国政教合一式国家文明的源起。秦-汉王朝又开辟了儒法合作的大一统政治文明。在这样的“文明-国家”中，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和官员，不仅担负着“政治-社会”的治理责任，而且担负着表率国民的“道德-文化”责任。由于儒法的合作，西周政教合一的政治文明传统得到了创造性的继承。

儒法合作实践中的三个重要原则

中国文明对前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和后战国时代治国理政与法统建构的经验都有总结，因而获得了“知经知权”的宽广政治礼法视野[④]。中国政治文明在儒法合作的实践中探索出几个重要的经验与理论原则。概括起来，至少有三点值得提及：第一，敬天保民原则；第二，社稷担纲原则；第三，贤能理政原则。这三个评估法统与治国理政的实践原则并不能被简单化约为“绩效原则”或“程序原则”。每个原则既包括绩效内容，又包括程序内容；而且每个原则还包含高于这两个标准的实质性道德责任内容。

首先，敬天保民是中国政治文明最悠久的原则，也即“天命”原则。所谓天命就是敬天保民的责任。一代王朝之所以有资格进行统治，并保有这种统治资格，就是因为其统治能上顺乎天，下应乎人，承担起敬天保民的责任。用现代法权语言来说就是上承天理，下顺民情、民俗。法家和儒家同出于西周王官学传统，敬天保民的统治责任论是儒法两家谈论治国理政的共同前提。天命既允许革命，又允许保守，天命可以转移，敬天保民的责任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担负得起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不轻易授予，但又不鼓励随意革命，革命的前提是国朝衰败、社稷要崩溃，但政治文明要继续，有道的竞争者必须重新担起统治的责任。天命一方面是统治责任授予问题，是落实谁来统治的问题；另一方面，统治者资格是需要人们运用智慧、勇敢和敬畏等德性来竞争的问题。

其次，社稷担纲原则是儒家和法家的共识，主要强调的是统治责任要有明确集中的担当者。担当者首先必须是开辟和继承一个王朝法统的具体的人，这些人的核心首先是指最高统治者，也即君主。那些希望在治国平天下方面有所作为的人，要么成为君主，要么成为辅佐君主的仕人。社稷担纲原则把君主和辅佐君主的士大夫团结成一个能够承担天命、领导人民的具体的“社稷”，也即“国朝”。社稷担纲原则强调志士仁人要治国平天下，要有所作为，出来担当“道德-政治”责任。

第三，贤能理政原则是沟通敬天保民原则和社稷担纲原则的桥梁。如果说敬天保民的责任讲的是“天”的原则，社稷担纲讲的是“地”的原则，那么贤能理政讲的就是居于天地之中的、沟通天地原则的“人”的原则。儒家主张教育和政治制度都要选拔有德有才的贤人，法家认为儒家强调修身是好的；但“修廉之士”爱惜羽毛不愿与奸臣为伍还不够，必须靠“能法之士”杜奸进贤。儒家的“希圣希贤”与法家的“杜奸进贤”关注的共同点，是把德才兼备的杰出人物从人民当中选拔出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最高统治者一起，由保社稷而保天下，共同承担起修己治人的人伦责任。

对照这三条原则，以中国的政治文明来评论一代国朝法统的得失短长，就是要看它能否让更多的贤能之士团结在最高统治者的周围，由保社稷而保天下，共同履行好治国理政、敬天保民的道德与政治责任。

新中国法统的语境：礼法文明的复兴

近代以来，中国为了应对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冲击，主动学习西方经验。然而，这些经验与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政治文明重建的道路与方向。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可为反面佐证：那些完全学习西欧民族国家和代议制度的传统帝国——无论是哈布斯堡帝国，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无一例外地解体了。恰恰是吸纳了某些西方经验又坚持了自己传统原则的中国，依然保持着广阔的疆域，维护着多元一体的政治团结。

中国实践西式共和制度失败的原因

在现代中国，君主制和科举制遭到废除之后，造成了中国在“政治-社会”与“道德-文化”上的双重失序。军阀、豪绅和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法统与政教制度下解放出来，急于学习西方。民国时期，中国也曾实践过西式共和制度，但依靠这种制度重建国家的努力并不成功[⑤]。其建构新法统失败的原因，总结起来有三点非常值得注意。第一，科举选拔制度被认为不合时宜，但选举制度没有类似科举制度的教育选拔机制支持，根本不能承担起选贤举能的功能，而是沦为豪绅寡头或军阀政治的工具。第二，传统君主制作为一种社稷担纲的制度被视为过时，共和制度依赖选举的程序理性力图产生出能实际负担起统治责任的总统或议会内阁。但是程序理性在面临内忧外患的中国并不能满足预期的实际要求，不能产生深孚众望的、承担起统治责任的人。无论是选举总统还是议会责任内阁，选举政党在人民那里并没有道德权威，因而在军阀与豪绅那里也没有政治权威。没有道德文化的权威，没有严密的政治组织，仅仅依靠程序理性原则的选举政党和议会制度的法统与政教，根本无力抵御金钱和武力的操纵。第三，如上两点导致的最终结果是，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权架构不仅没有完成建设统一的国家以御外辱的使命；恰恰相反，军阀、豪绅与政客几乎成为中国国家内部分裂与贫弱的乱源。

新中国法统的内在要求

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新法统的出现，就是为了应对军阀、豪绅领导人民这一法统的失败。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新法统包含下述内在要求：

第一，填补君主制度废除后社稷担纲原则的空白，用具有鲜明革命意识形态和严密政治组织的革命政党来担当新法统体系中的权力中心，努力把自己锻造成统治责任的集中承担者。

第二，在新权力中心的领导下重新建军和建国。

第三，在新权力中心的领导下重建选拔贤能之士的制度以治国理政。

建党要在先，然后才有建军和建国。如果没有革命政党，建军就是一般的军阀主义。党如果只有严密的组织，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党员的教育，那就是帮会。没有组织路线只有政治路线，那就跟选举政党没有区别。建立严密的政治组织是有道理的，责任集中，组织严密，内部不断自我纯洁，才具有抗腐化的能力，才能抵御金钱寡头力量的腐蚀。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是有军无党。其实，起初具有革命朝气的国民党，一旦入据权力中心就开始与买办资本力量结合、背离了广大人民，自己逐渐寡头化了。在竞争中国领导权的斗争中，为什么共产党胜出、赢得了“新天命”呢？那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列主义先进理论指导下斗争纲领的巨大感召力，正确的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毕“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塑造了作为整体的人民，拥有了更加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视野下分析新中国法统

分析新中国治国理政和法统运行的逻辑，仅仅援引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是不够的，还需要诉诸中国政治文明的悠久经验和理论传统。

首先，在总结君主、士大夫领导国家，军阀、豪绅当国与革命政党领导国家的成败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和西方选举政党在中西政治体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发挥的不同作用。共产党作为“新天命”的承当者，开创了建军和建国的大业，担负起了领导中国人民的责任。“新天命”的内容十分重要，那就是——领导人民，克服近代以来中国国家衰败和文教瓦解的困境，重建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最终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其次，坚持党的领导所表征的社稷担纲原则，在新的时代首先体现为党中央领导核心和党的骨干队伍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新中国江山事业的忠诚和担当。在“审天命兴废”的戒慎恐惧之心下，不仅要求严肃党规、党法，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德才兼备，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发挥能谋善断、勇于担当的精神；在礼法体系中起到仪范和表率作用。

第三，继承贤能理政的原则，发扬中国“隆礼尊贤”的文教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建培养和选拔贤能的制度，这是新中国礼法实践的重要经验。这一教育和选拔的原则强调，优秀的人才不仅要重视吸收西方有益的科技与文化成果，也要重视接受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和人民的教育。这样的文教原则才能克服中国近代以来与国家衰微相伴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不断培养出对国家社稷和中华文明有担当精神的人。在教育培养制度的基础上，国家的人才选拔机制，无论自下而上的选举程序还是自上而下的察举程序，都统摄在实质性的“贤能理政”原则之下。如此，社稷担纲的原则才和敬天保民的原则真正地联系了起来。

坚持这些原则，这个法统就能既有道德又有效能，又符合程序。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出版社2014，第4页。

[②]绝对主义国家和主权观念的产生使欧洲的封建公侯国家发生了向民族-国家的新转变，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围绕 “主权”机制的集中，不仅使得中央集权与官僚科层制的“公法”领域获得了发展，而且也使得罗马法意义上的“私法”领域从封建秩序中获得了独立。参见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第122-126页。

[③]霍布斯对欧洲现代国家法权经验的奠基性理解，使他作为“一种古代审慎的挽救者”而跻身于西方历代硕学之林，康德在法治国家的问题上和霍布斯具有相似的品味。参见施密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20-126页。

[④]中国传统文明的活力来自于“家天下”的统治责任集中原则与“公天下”的贤能理政原则的混合。这种被《春秋》经学概括为“大一统”和“通三通”条例的既有合作又有张力的儒法政治文明之道，具体表现为君主与士大夫合作治天下的制度，也正因如此，科举制和君主制的废除，是中国文明陷入深度危机的标志。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68页；张广生：《常州今文经学：历史语境与内在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⑤] 1912年的《临时约法》、1914年的“袁世凯约法”、1917年的“安福宪法”、1923年的“曹锟宪法”，虽然都谋求通过法律程序使某个具体的军绅政权“合法化”，但礼法体系总体是否“有道”这一看似传统的评价标准却更加真实有力。“有道”的要求不仅包含程序和效绩的标准，而且包含社会重大变革语境下对政治社会根本道德目标的估价。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23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重要讲话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党内规矩的概念，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会指出，党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政治组织，必须有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守纪律是底线，守规矩靠自觉。这些重要论述，标注着“三个自信”的新高度和管党治党建设党的新阶段。

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

在新时期“赶考”路上，党中央“四个全面”的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擘画了治党治国总蓝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也是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初步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体现“破”与“立”的辩证法，如鹏之两翼、车之两轮，共同推进总目标顺利实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基础和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确保治党治国各项目标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全面依规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大变革。在我们国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历史和人民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不同表现形式，大体都能适应形势要求，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向前发展。在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党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为新起点，开始了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方式的艰辛历程，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在“四个全面”的伟大事业中，全面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主要方式，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服务总目标，贯穿改革和法治精神。

全面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政风气象一新，“不敢腐”高压态势基本形成，赢得了党心民心。实现、巩固和拓展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果，根本在于我们拥有严格的党规党纪，坚持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守住“常”“长”二字诀，执行铁的纪律，形成习惯和长效。党规党纪体系涉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各大领域，涵盖党建工作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内政治生活、干部管理、群众监督等各主要方面，党的这一大政治优势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经受了时间的淘洗，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得到人民群众普遍认同，必须始终坚持下去并适时完善提升。

努力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究其根源，不是没有党规党纪约束，而是“高压线”变成“低压线”甚至不带电，一些党员对纪律没有敬畏和戒惧，风气渐渐坏下去，“上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之类的事情并不鲜见。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密如凝脂，繁如秋荼”的各种规定、禁令沦为虚文。纲纪不张，从政令发出的“最先一公里”，经由“中梗阻”的层层选择、变通、打折扣，到了“最后一公里”往往全盘走样。小修小补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想办法、谋求大变革，坚持在党的纪律和规矩面前人人平等，不折不扣执行纪律，确保制度的刚性约束。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证

全面依规治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国家法律进入党内规矩的范畴；另一方面，鉴于党在人民民主和国家政制中的决定性地位，规范党员的党内规矩，实则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决定性要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根本上讲依法治国是党对自身提出的要求，作为具有宪法地位的执政党，党依据党章从严治党，根据宪法治国理政。必须深刻把握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的辩证关系，党规党纪不是一般意义的政党法，也不是特殊的社团法、行业法；国家法律不能自行独立运作，党规党纪是国家法律的前提和根本保证。

党内规矩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第一是从规范上全面定位中国共产党。党是一个政治存在，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它也必须是一个法律存在。党章和宪法从根本法层面界定了党，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还存在体系不严密、标准不高、与国家法律交叉重复等问题，党的法治图像并不清晰；国家法律的一些制度规定也亟需完善。党内规矩概念首次明确了党内规范体系的特质和框架，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了总的指导精神，。

第二是从规范层面落实了先锋队的根本定位。党章总纲第一句写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遵守国家法律只是党员作为公民的起码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切实遵守党章、党的纪律和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样，先锋队才不是空话，而是体现为方方面面具体而微的行为规范。同时，只有全体党员都做到了全面践行党内规矩，党才能永葆先进性、永当先锋队。

第三是规定了党和法治的关系。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是法治的核心论题。驯化权力是法治的前提，决定法治成败。在我们国家，这个论题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党是中国法治之魂。党内规矩概念对于执政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用制度规范权力，以优良作风带动社会风气好转，从而为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障。

第四是丰富了社会主义法律渊源体系。我国法律的表现形式一般分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特别行政区法律、行政规章、国际条约等；在部分民商事法律领域，习惯是非正式的法律渊源，在司法实践中起补充作用。而党内规矩所界定的规范体系更为广泛、宏观，即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在党内有效的法律渊源分为：党章、党的纪律、国家法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首次确认不成文的规矩也是法源之一，实现了法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走在了国家法治的前面。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

第五是明确了党内规范的效力等级。依次是：党章，政治纪律和不成文的政治规矩，其他的党内纪律和不成文规矩。在相关党内法规不完善、不适宜的情况下，执纪监督问责就不能死抠条文，而应该结合上位规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在不成文规矩中，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具有特殊地位，构成党内规矩的源头活水，它构成我们民族近代以来的奋斗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记忆，老百姓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不少优良传统得到大力弘扬，比如福建总结推广“四下基层”的好经验并用来规范全省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作风，“马上就办”上升为全国首部地方性法规——《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

以德治党和依法治党的统一

全面依规治党是德治和法治的统一。依法治党是依法治国的正常延伸，共产党员首先得是好公民，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但共产党员还得有更高的要求，诸如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道德情操等。党章、党的纪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有全面系统的规定，刚性约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所以，党内治理严于、高于国家治理，不仅是德治与法治交互为用、相辅相成，而且更突出基于觉悟和自觉的德治。

察布查尔县委党校以道德建设月为契机，寓法制教育于道德大讲堂

这种治理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修齐治平的儒家士大夫群体是传统中国的领导阶层和文化精英群体，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统，“为万世开太平”的政统，“为往圣继绝学”的学统，具备“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君子人格，恪守“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道德立场。儒家士大夫群体遵循一套严于、高于平常百姓规范的道德秩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深藏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而儒家士大夫群体遵守这方面的规范更加苛刻。这就在规范层面形成了中华法系特有的“出礼入刑”、“一准乎礼”的礼法结构，实现了“崇德重礼”和“修齐治平”融为一炉，社会教化和国家治理互为表里。在这个结构中，核心是对儒生及官员的规范。据统计，作为中华法系典范的《唐律》，多达60%的条目是针对官员的规定。这是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常态，德、礼、法等规范共同作用，让为官者敬畏和戒惧、自觉和担当，如履薄冰行使权力，为民请命伸张正义。

在现代中国，共产党是传统儒家士大夫群体的功能替代。在革命时期，党以当仁不让的历史担当领导人民扶起了贫弱待毙的中华民族；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党对人民不仅承担现代法治意义上的责任，还承担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以及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放眼当今世界，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国家没有第二个。中国老百姓不管什么事情都首先想到找党和政府解决。这是现代法治不能解释的，而是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关系决定的，表现为党内规矩致力维护的党的作风、气派，也即一套政治伦理。这套政治伦理是新中国的基石，是最高正义。凭着这套政治伦理，党才能赢得民心，成为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复兴事业的核心力量。根据这套政治伦理，党“不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党不变质、江山不变色才是永恒主题。

党内规矩全面守护党的政治伦理秩序。党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党员是有着特殊政治职责的公民。宣誓入党，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就必须多尽一份义务，就要在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更应该这样。不同于现代法治的逻辑，这是一套更为严格苛刻、更强调觉悟和自觉、更突出道德规范的政治伦理秩序。在现代法治国家，针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特别规定，各国大多有法治反腐的一套办法；政党纪律也是如此，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反对腐败，各国各政党大多有一套纪律，构成政治社团的内部约束，但两者都没有超越法治的大原则，不能和我们相提并论。

党规党纪一大特点是大量使用道德话语和道德规范，比如忠诚、热爱、自省、慎独、公仆、艰苦朴素、德才兼备、任人唯贤、清正廉洁、新风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教育、检讨、悔过，以及《纪律处分条例》中对于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行为的规定等，涵盖政治信仰、组织原则、优良作风、道德操守等各方面，构成党内规矩的主要基础，也是党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富。党的政治伦理首先是一种思想和行为自觉，由党员的信念宗旨、党的优良作风、党内政治生活、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保证实行；其次是纪律审查保证实行，对违反党的政治伦理行为进行党纪政纪处分，直至开除出党。

全面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纪律建设是全面依规治党的落脚点。纪律是成文的规矩，是党内规矩的主要部分，是监督执纪问责的主要依据。现代法治主要是成文法之治，在党内规矩的大格局下不断推进纪律建设是全面依规治党的必然途径。

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严明的党规党纪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革命胜利。党执政以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共同成为治党治国重器。经过90多年的探索，我们已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层次清晰、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七种类型，明确了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目标、组织保障、行为规范、纪律约束，体现了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纯洁性要求，使管党治党建设党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我们应与时俱进全面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现状有待改进，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对党规党纪的历史渊源、地位作用、体例形式、产生程序等，亟须进行系统研究并确定下来；有的缺乏细节支撑，有些规定阙如，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同时新形势也不断提出新要求，比如，反腐倡廉建章立制工作必须及时跟进。党规党纪与法律法规要避免交叉，也不能有空白。一些确有必要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要及时转化为纪律、甚至法律。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建设党的一系列新探索新经验亟需总结提升为党内法规制度。

加强纪律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最核心的纪律和规矩，主要规范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对诸如搞小圈子拉帮结派、搞本位主义各自为政、搞自由主义妄议中央、搞虚无主义信仰丧失等，对党的事业形成重大危害的倾向，要大力纠正。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根本的是要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章。要自觉用党章规范言行，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永葆政治本色；要把党章作为指导党的工作、党内活动、党的建设的根本依据。

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五个必须”的要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保持一致而不另搞一套、维护团结而不拉帮结派、遵循程序而不我行我素、服从组织而不讨价还价、管好亲朋严防擅权干政，让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扎根心底。其中，摆在第一位的是保持一致，即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于我们这个拥有8600万党员的大党和13亿人民的大国来说，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也是中国历史最宝贵的政治经验。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和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国，坚持大一统理念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乃是先贤们反复总结历史上的兴衰成败得出的结论。因而，全党的团结统一、政令畅通、上行下效乃是国家统一、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根本前提，这是丝毫不能动摇的。党章明文规定，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是“四个服从”中最后、最根本也最重要的服从。同时，对于我们这个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全党服从中央不是机械的、生硬的，更不是粗暴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全党的高度自觉、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明的纪律和规矩，都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有力保证。

 

4月3日，市场从央行那里，没有等来预期中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一量变决策，但却等来了宣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实行注册制的质变政策。这天，央行发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管理有关事宜》公告（〔2015〕第7号，简称“7号文”），规定已经取得监管部门相关业务资格、发行过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且能够按规定披露信息的受托机构和发起机构可以向央行申请注册，并在注册有效期内自主分期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以注册制放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市场等待已久的重大政策。之前，银监会和证监会已经为资产证券化做了不少工作。2014年11月20日，银监会下发《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工作流程的通知》，决定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由审批制改为业务备案制。可见，此次央行放行注册制只是对原来政策的延伸和重申，市场关注的重点在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本身，这是金融市场化的内在必然和根本突破。

因为重大，所以艰难。7号文的出炉可谓十年磨一剑。早在2005年，银行和券商都曾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尝试，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引起监管部门的担忧，国内资产证券化业务暂停，直到2012年再度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券商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也同时涌现。与此同时，类似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影子银行”也蜂拥而出。为了顺应和规范市场发展，7号文终于出台。

一般来说，信贷资产证券化就是将原本不流通的信贷资产转换成为可流通的资本市场证券产品的过程。资产证券化产品划分为资产支持证券（简称ABS）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简称MBS），前者的基础资产是除住房抵押贷款以外的其他资产，后者的基础资产是住房抵押贷款。

在今日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政策的出台，至少有三方面作用：

一是盘活市场上巨大的存量资金。根据这一政策，银行、信托机构等把自己发放的贷款设计为证券产品，打包、分割成标准的份额在市场上出售，购买证券的投资者，得到了新的投资标的，盘活了自己的资金，一般可以获得比较固定的收益，也可以赚取证券本身涨跌的收益，相当于购买了可以交易的债券。银行在盘活已放贷款的同时获得了现金，增加了可以贷款的额度，还可赚取证券化的信贷资产的利差。显然，银行成为最大受益者。今后，银行等拥有高信用等级金融机构可以发行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消费贷款和信用卡证券化产品等。不难看出，房地产、汽车等企业也将受益，因为银行获得了继续向购房、购车者放贷的空间。

二是打通市场上分割的资金池子。大家知道，中国金融业长期分业经营，银、证、保、信、期等金融市场是分割的，在貌似隔离风险的同时牺牲了效率和公平。信贷资产证券化一举打通了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今日中国，这是两个最大的金融市场，因此，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从一个个巨大的湖泊汇流为统一的金融海洋。过去，以信贷为主体的金融产品较多地流向楼市，“楼市资产池”巨大无比，资金在银行和房子之间双向流动，这是单一的，风险集中度高。有评论认为，中央正在战略性做大“金融资产池”，用来在未来10到20年替代楼市。显然，“金融资产池”是多元的，全新的衍生金融产品将层出不穷，将分流资金，冲击楼市，并且冲击目前春光无限的深沪股市。证券投资者的渠道被拓宽了，很多资金也会被MBS和ABS吸引过去，从而对广义的证券市场构成分流。

三是理顺市场畸形的资金价格。信贷资产的价格是刚性的，最终导致整个金融市场价格的畸形。以往，在利率管制因而利差保持一定的情形下，银行经营只能拼资产规模，银行追求“越臃肿、越胖越好”。规模至上助长了“确定性暴利”，例如支持买地盖楼。现在，随着房地产周期逐步逆转，股票发行逐步注册制，加上在利率市场化、利差收窄，及互联网金融和余额宝的存款分流的倒逼作用下，商业银行的规模之战已经市场萎缩，而且使它们筋疲力尽。今后，确定性暴利越来越少，最终只有不可预知的产品创新才可能有暴利。确定性暴利与以往的要素驱动对应，非确定性暴利与今后的创新驱动对应。以往，银行经常利用同业、理财等短借长贷，资产负债结构对利率风险敞口十分灵敏，对货币市场高度依赖，也是加大市场流动性波动的主要原因，信贷资产证券化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将成为商业银行常规业务，将减少对同业、理财的依赖，有助降低市场波动性。中国金融体系正在逐步从管制和银行主导的阶段向市场化和证券化阶段推进，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价格是弹性的，最终会通过市场行为理顺资金价格。波动减少了，价格自然更稳定。

当然，信贷资产证券化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新的不可轻视的风险。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风暴，其实就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特别是MBS）被过度使用的结果。

首先是产品风险。哪些信贷资产可以证券化？基础资产如何选择？如果这些信贷资产本身就是不良资产，证券化包装后的产品自然就是“有毒资产”，最终污染金融市场。显然，有关机构必须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合格且真实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要强化信息披露，确保产品信息透明，产品质量优良。信贷资产证券化本意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散资产风险，但要防止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有毒资产。

其次是道德风险。资产证券化使得银行发放贷款的目的，从以往的“投资”转为“出售”，从长期和终身负责转为短期和最多是连带负责，这会增加典型的道德风险。投资者的收益取决于证券化资产的质量，而信贷发放机构和证券化支持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和风险管理的激励不足，这就有可能证券化了低质量信贷。与此同时，评级方面的道德风险也不容小觑。资产证券化产品过多依靠评级机构，如果一只违约率高的产品被评级机构评为违约率低，这样的颠倒黑白显然会埋藏巨大的风险。

第三是法律风险。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新生事物，国际上也没有真正成熟的管理和法律体系，是重点管理机构还是重点管理产品，没有定论。央行要求，受托机构和发起机构在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前和存续期间，应切实履行信息披露职责，并承担主体责任。受托机构、承销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要按合同约定切实履行尽职调查责任，依法披露信息。这显然是侧重管理有关机构。我国目前没有形成资产证券化的统一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不少，现在需要提醒。

总之，进入2015年，伴随着股市狂飙猛进，存款保险制度、信贷资产证券化、保险投资范围拓宽等金融政策相继出台，中国特色的“大金融时代”呼之欲出。金融机构的混业，演变为金融产品的“混业”，信贷资产证券化就是典型的银证关联产品。以往的分业造就“小金融”，金融市场相对分割和独立，防火墙壁垒森严，如同独立的江河湖泊；今后，江河湖泊连通成为大海，好处和坏处一起到来。一是拉平了金融市场利润，买房、炒股的简单暴利时代即将结束，源自创新的精致暴利时代必将到来，这就要求人们从暴利心理和炒作心理进化到增值心理和投资心理。二是由于产品的复杂和风险链条的拉长，个人管理财富的能力将明显不足，专业理财机构将得到真正发展。“大金融”开启财富管理新时代。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就加强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进行了深入阐述，对加强新型智库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做出了全面部署，为中国智库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蓝图，无疑给中国智库的发展带来巨大鼓舞。

“中国智库”进入全球视野

近年来，中国智库的生态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国际著名智库评价体系——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最近在全球55个城市同时发布，国际学术界已经感受到中国智库在全球的迅速崛起。在综合影响力排名中，中国有7家机构进入全球“顶级智库”的前150位，依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的《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中，依据决策影响力、媒体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以及智库成长与营销能力这6个维度对中国智库进行了评价。在综合影响力前30位中，高校智库占了8位。可以说，中国智库发展正在迎来最佳机遇期。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一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在学术界也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但已有不少学者走在为智库发展建言献策的前列，不仅引起舆论的重视，更为中国智库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国智库目前的状态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看，智库对一个国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国家崛起的关键时刻，将会对智库“出思想、出人力”的需求剧增。但作为知识和思想生产者的智库实力，目前与国力并不匹配，离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智库作出了重要批示，批示包括四个重要内涵，一是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智库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二是指出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这将是当前和今后几年一个时期内我国智库发展的基本方向。四是探索中国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其落脚点是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近些年来，我国智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没跟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社会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和决策咨询中存在重要问题，一是研究还停留在一般数据分析、对策分析、预测分析层面上，真正有助于实现决策精细化和科学化的大数据、大计算技术应用水平还有待提高；二是在对智库的研究中，关注智库的体制机制的成果较多，而对方法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缺乏利用包括大数据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推动决策咨询体系和决策能力现代化方面的研究。

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群提出，一些传统的智库报告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决策实践的需要，其中典型问题包括：原则性多，操作性少；文字描述多，量化分析少；二手资料多，直接调研少。他说：“发达国家智库专家几乎天天都会约人面访，甚至会不远万里去参加各类会议，坚持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获得更有价值的一手资料。”

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智库迫切需要有更大的历史担当和责任感，才能胜任时代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

为什么要建设新型智库

目前，中国各界都在热谈中国梦，中国能否在二三十年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还要取决于中国思想的创新能力。

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竞争、市场竞争、科技竞争，还包括思想竞争、文化竞争、话语权竞争。中国缺少软实力，尤其是缺少国际舆论话语权和国际学术影响力。我们如何在中国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即“中国声音”？在世界重大问题上有“中国主张或议案”？需要智库提供准确信息，提供专业知识，提供正确观点，提供深刻思想。从党和国家决策需求看，需要我们及时提供战略思路、政策建议。刘延东副总理认为，中国缺少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她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新型中国智库，新在哪里》，文中提出：“从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看，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在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尤为明显。”他说：“一战后，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为代表的一批新型智库的出现，为美国在世界秩序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铺垫；二战后，以蓝德公司为代表的一批新型智库涌现，甚至影响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教授认为，智库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她强调：“在谈论智库思想市场培育的同时，也要提出如何规制智库思想概念和研究思路。关键是要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角色和定位。”

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新型智库的发展到底应该担当什么样的特殊角色？王莉丽教授认为:“核心角色和首要功能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和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并在政府研究界和社会公众间搭建一个政策探讨平台，同时在社会上进行政策教育，引导公众舆论。”

智库也是思想库。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智库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因此，创新主意、创新理念、创新思想是思想库最重要的产出。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将中国发展和变革的实践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他特别强调,我们是“中国智库”，不是“美国智库”，因而应自觉代表中国核心利益，自主发出中国话语权。

新型智库“新”在哪里

智库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何区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指出，智库可以称作“没有大学的大学”，智库服务与影响的对象不是学生与公众，而是政府与企业。在组织形态方面，现代智库的研究与咨询是在课题形式下，以项目组为载体进行的，而不像大学那样是按学科进行选题和以研究室为载体的。智库与咨询也有区别，企业请咨询公司提供咨询，咨询公司出具的报告是针对这个企业的发展，为它解决问题的；但智库是站在客观的立场，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不是为某个企业服务。组织形态的不同反映了研究目的的差别，智库研究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而不是普通的学术成果，因此要求进行综合性研究，而不宜受学科的制约。

如何判断某一个对象是不是智库？房宁认为，其实关键并不在于名字，而在于是否具备智库功能，智库与传统社会科研机构区别如下：

第一、研究内容的区别。现代智库主要做政策研究咨询规划工作，它以现实性为主，针对社会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规划，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更多地从事具有一定抽象意义的学术问题。

第二、服务对象的区别。智库的定位很具体，在国外智库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和企业，而传统社会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学术界或广义的知识分子，乃至全社会，目的是学术研究，积累和传播知识，具有传承传播性。智库是研究问题，是为解决问题，产出对策和法律方案等。普通学术则是研究和探索，或称知识的生产。

第三、研究方法的区别。智库主要是基于现象观察进行研究，但观察是有限的，因此需要经常在智库学者之间进行交流，即头脑风暴法。而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从二度创作以研究知识为主，做大量的文本研究和案头研究。

第四、组织方法的区别。智库研究是交叉学科，要研究许多相关问题。智库是管理学上讲的异质资源的有效组合，其研究的问题不会仅从一个角度出发，这给智库的组成，包括体制机制提出了很多要求，如需要有横向联系，研究群等。

新型智库到底要在什么地方着力？一些学者提出了见解：

首先，智库要有国家责任感。智库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智库在价值观上，需以国家、人民利益为本位，立足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应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其次，要有思想创新的组织保障。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汇聚人才，促进思想交流，实现战略创新的制度功能。智库在进行国际交流、举办学术会议、培养决策人才等方面的组织能力，影响着国家治理水平乃至国际竞争力，应重视研究交流、跨界沟通等管理行为的完善与创新。

再次，智库应培育舆论影响力。让学术研究更多转化为决策参考，获得公众认知，这是智库的一大社会功能。在对外交往中，智库还承担着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发挥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作用的使命。因此，智库的现代化，离不开有针对性的传播能力建设。

最后，智库应探索人才吸纳机制。智库需要吸纳更多社会精英为国家服务，既为政府储备人才，又为培养后备人才发挥“传帮带”作用。在欧美国家，智库建设中荐才聚贤的一种做法是采取“旋转门”机制，不少智库学者都曾担任过政府官员，反之亦然。中国不必照搬，可以考虑要聚集既有专业理论功底，又熟悉基层与实际工作，了解决策过程，在国际舞台上善于发声，有影响力的人才，吸纳到智库中来。

总之，要让智库发展成为国家崛起的强劲推动力。对政府来说，就要善用、善待、善管智库，充分发挥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潜能。对智库本身来说，要以战略性、前瞻性的胆识推动改革创新，从组织结构、研究方式、人才聚集、全球视野、成果评价与转化等方面进行开拓，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智力支持。

改革现行智库的运行模式

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更要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以及思想交流、内部管理机制、融资运营机制、全球传播机制等方面深化改革现行智库的运行模式。中国智库行业必须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进一步朝着现代化新型智库方向着力，促使智库的建设扭转目前滞后于实际的局面。

现行智库运行模式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目前中国决策体系仍相对封闭，不适宜在最大范围内吸收社会最优秀、最睿智、最出彩的思想与策略建议，更难以打造开放式的智库文化。既以互联网思维构建政策开放讨论和决策制定的社会化网络，促进决策者、研究者和公众多方频繁而有效地积极互动，强化一流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层面的重要角色。

如何在建设新型智库中创新模式？智库人才的选择是最为重要的。王文建议，应定期选派一些学者到各级政策研究室、办公厅挂职锻炼，同时也选拔一批干部到各类智库见习。长期以往，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将大大加强，学有所用的智库学者与有思想底蕴的官员将会涌现。

新型智库运营机制的改革还包括细化与修订目前的学术研究考核体制，对当下研究者队伍进行职业分工，将参与政策报告撰写纳入学术考核，吸纳更多的学者投身智库建设。此外，智库要提升报告质量和写作水平，这就需要构建一整套激励、淘汰、考核、规划、管理等内部机制，形成综合型的人才队伍。

虽然智库是非营利性组织，但欧美的智库大多具有复合化的融资能力。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老牌智库，都拥有庞大的“金融蓄水池”。通过金融运作进行保值、增值，使智库成为“百年老店”。这种融资能力是中国目前靠行政拨款名义办智库，经费捉襟见肘的民间智库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建立中国式的“金融蓄水池”。仅靠行政拨款的方式不能全面推动和衡量智库知识生产的有效性与真实水准。

王文认为：“研究任务和经费预算的市场化转型，为有志于投入智库建设的基金给予政策扶植与鼓励，将大大激发新型智库的活力和公信力，以及塑造智库生产的高效，务实与责任。”

中国智库如何走向世界

中国智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学习国外智库阶段；第二、研究本土智库发展的特点；第三、在本土环境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

目前全球智库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世峰进行了如下分析：

首先要研究领域国际化。围绕全球公共议题。例如，全球金融危机，能源安全等。

其次，交流活动国际化。主要是向国际受众提供咨询服务，举行国际会议，以及国际倡导等活动。

第三，组织结构国际化。聘请全球研究人员和专家。

第四，影响力国际化。要影响到其他国家政策制定，及政策制定者和学界同仁。

中国智库的建立，不仅是为了中国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是一个推动窗口，要主动开拓一条自身发展国际化的道路，同时要真正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智库。

什么是知名智库的标志？房宁教授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提出了“四个影响力”：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这和国际智库功能与影响力的评价标准是吻合的。美国智库影响力评价主要是三个方面：政府影响、国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

胡鞍钢教授进一步提出，把决策影响力视为核心竞争力，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者；把学术影响力作为研究基础，引领中国学术界；把社会影响力作为知识的外溢性，自觉引领中国社会潮流，把国际影响力视为外部影响力，不断发出“中国声音”、“中国主张”。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思想库。”建设智库，不仅是党中央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它将为中国开拓更宏大的观念创新、知识创新、政策咨询的平台，迎来百舸争流的新时代。

雷锋是一名普通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也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帮助了无数人，一部朴实无华的《雷锋日记》也激励了无数人，“雷锋”二字已经成为无私奉献的代名词，雷锋精神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锋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

“1981年愚人节，某外电播发‘消息’：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便把它写进文章(署笔名黎信)。直到1997年在《读书》杂志上看到李慎之揭露谎言的文章，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以后我在授课时经常现身说法，要学生引以为戒。本人对自己一切言论负全责，特承认错误、道歉。”1月4日，在新浪微博上，一个ID为@老李头06 的博主发出了上述文字。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部分媒体和网络大V的推波助澜下，关于“西点军校学雷锋系谣言”的舆情迅速升温，部分媒体发表评论《老李头出面道歉是一种进步》等，力挺李某；《解放军报》则尖锐地指出，我们不需要用西点军校是否挂雷锋画像、是否学雷锋来证明什么，因为我们对雷锋精神充满自信，对人民军队充满自信。《环球时报》发表了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陶克的文章，直指李某的行为“其心可疑”。在随后的论战中，李某图穷匕见，公开声称“作为那个特殊年代政治符号的雷锋必须否定”，暴露了其真实的政治意图。

“@李老头06”微博截图

实际上，无论西点军校学雷锋与否，都无法抹杀雷锋精神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这起舆情事件表面上看是以自我检讨的现身说法对“一段错误历史”的更正，实际上是以反思历史为名，行历史虚无主义之实，走向彻底否定共产党历史的极端，对此应有深刻的认识。

舆论走势分析

源清智库对舆情走势监测结果如图1所示。自1月4日李某通过微博就“西点军校学雷锋”文章道歉以来，迅速引爆舆情。1月4日当天，网络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度达最高峰；1月7日，传统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热度达到高峰，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超过337篇。1月9日舆情热度开始下降。截至1月28日，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超过870篇，相关微博超过1.2万条。

图1  “西点学员学雷锋”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1月4日，“@老李头06”发布这条微博时，他的粉丝量不过数千，影响力不大。但是，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凤凰网等媒体官方微博立即转发相关微博，使之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热点，当日网络舆论热度达到最高峰。

１月４日，凤凰网刊文《新华社退休记者为传播“西点军校学雷锋”假新闻道歉》，对此事件进行了初步报道。

1月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新闻《误传“西点学员学雷锋”退休媒体人微博致歉》，当日，南都网、凤凰网、搜狐网、新浪网、网易等门户网站纷纷转载此文，单篇文章媒体转载量达到21次。

1月6日，《中国青年报》刊文《“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谣言何以盛行》，称“西点学员学习雷锋”“是一个由恶作剧生成的假消息”，要为李某“点赞”。

1月7日，《解放军报》在第八版刊文《“雷锋”和西点军校》，并配三幅图，“用人证物证”证明了“西点军校确实张贴过雷锋画像，西点军校教官和学员也确实来到过中国抚顺，向雷锋表达敬意，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当日，传统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量达到最高峰。

1月8日，《环球时报》发表了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陶克的评论文章《西点崇敬雷锋，这是事实》，文章说，“@老李头06”在微博中对自己早年一篇假新闻道歉，其心可疑。挑明说，他制造的“假新闻”与美国西点军校有过雷锋的“真新闻”没有半毛关系。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有点浑浊度的“道歉”，引起习惯于对主流价值有选择性失明的某些人的网络狂欢。

此后，舆论热度趋向缓和。

舆论阵营分析

在舆论对垒中，围绕着对李某“辟谣”行为的评价，舆论阵营迅速形成“支持派”、“质疑派”和“中立派”。

图2  舆论阵营

阵营一：部分媒体轮番上阵力挺李某。

李某的微博虽然粉丝量和影响力都不大，但《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京华时报》、《羊城晚报》等诸多重量级媒体轮番上阵，通过纸媒、门户网站、微博等“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在微博舆论场中还有名律师、名记者一呼百应，齐声为李某“勇于自我批评”的行为喝彩。

《中国青年报》刊文称，如果不是李某主动站出来，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条谣言的始作俑者，是这位72岁的老人。原本并不在公众视线内的他，终于还是选择为自己30多年前的失误道歉。直面错误的勇敢，即使迟到了30年，也不晚。

《京华时报》报道认为，“纠正历史的误读需要勇气。感谢李某先生的公开道歉，这位老记者在网络上的公开道歉，是给所有人，尤其是新闻记者再上一堂公开课——历史的真实无法逾越，无论我们怎样记录，最终有一天，历史会以各种方式还原到它的本来面目。”

《羊城晚报》报道《误传“雷锋出国”》称，“西点军校学雷锋”并非李某的刻意谣传，但也许因为误传的年深日久，已经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李某最终借助微博公开道歉，“说明这位老记者还有求真求实的良知，道歉的迟到显然要好于道歉的缺席”。

在《解放军报》等媒体刊文质疑李某真实意图后，人民网主办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文章认为，炮轰李某个人，恶意解读其微博致歉声明，体现了当今舆论生态的过激。一名记者承认自己是“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虚假报道的二传手，与他否定了雷锋精神，这两者是否可以划等号?使用舆论暴力，利用围观者的偏激情绪，随意给人戴上有罪的帽子，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

在微博中，@袁裕来律师说，如今出来道歉，于社会特别有益；央视名嘴@水均益为李某点赞，并提及李是其当年在埃及驻外时（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的同事；@博联社马晓霖称，“那个时候，我们就像傻子，经常被外国人忽悠，然后又无意忽悠了更多傻傻的同胞。能讲出真相，也是坦然的汉子。点赞！”

阵营二：军报摆事实讲道理质疑李某的真实意图。

面对一边倒的舆论，《解放军报》首先发声，在《雷锋和西点军校》的文章中使用大量事实据理力争：西点军校确实张贴过雷锋画像，西点军校教官和学员也确实来到过中国抚顺，向雷锋表达敬意，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同时，中国老百姓爱雷锋、学雷锋已经50多年了，我们不需要用西点军校是否挂雷锋画像、是否学雷锋来证明什么，因为我们对雷锋精神充满自信，对人民军队充满自信。

（图说）雷锋画像出在西点军校黑板上

《环球时报》刊登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陶克文章《西点崇敬雷锋，这是事实》，质疑李某道歉的真实用意，认为李某没有做任何调研考证，就急忙发个道歉，把一个李氏“假新闻”与客观存在的西点有雷锋“真新闻”搅马勺子，弄得似是而非，这也是一种轻率，“引起习惯于对主流价值有选择性失明的某些人的网络狂欢” 。

海疆网发文《西点学没学雷锋，南方报系也不要装疯！》，文章称：“某些媒体以‘假洋鬼子’自居，习惯了无视中国的社会现实，习惯了固执于‘外国月亮别样圆’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习惯于在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神经麻痹与人格分裂的病态。”

网民@ tx2068 认为，李某想交纳投名状是希望得到好处，他火急火燎地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很多人记住了这张丑恶的脸和这个臭名；@书香满心 称，某些大V借李某道歉事件诋毁雷锋，他们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恶行得不到法律惩处。期盼部队尽快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英模形象。

阵营三：不必在乎西点军校是否学雷锋。

部分媒体评论文章认为，西点军校是否学习过雷锋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自信和雷锋精神。例如，《安徽日报》官方微博称，“西点军校学雷锋”的事实真相在时光中显影，这说明我们不再渴求肤浅的外部认同，我们勇于正视深层的文化差异，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笃定主张，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进步。

抹黑雷锋目的何在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谈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 。同样的话语表达，在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再次被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月内两次公开提及“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针对的便是社会上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野史揭秘、为反派人物翻案、对英雄人物抹黑等方式，企图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从根本上瓦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暗流涌动下，“雷锋”反复成为周期性的舆论热点。2013年4月，一系列污蔑、抹黑雷锋形象的网络谣言被“秦火火”等人肆意传播。如果说“秦火火”之流抹黑雷锋是为了赚取眼球和经济利益，那么李某公开宣称“西点军校学雷锋”是谣言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从他本人的微博中（图3）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次行动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就是要否定代表着“那个特殊年代政治符号”的雷锋。

西点军校学雷锋也罢，没有学雷锋也罢，都无法抹杀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但是，李某用公开道歉、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否定雷锋精神，可谓是一箭双雕。

一方面，否定雷锋就是“否定那个特殊年代”。不仅仅是雷锋，许多英雄人物都难以幸免被“网络抹黑”，黄继光、董存瑞、张思德等为新中国建立和建设而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全部都成为某些人冷嘲热讽、肆意诋毁和彻底否定的对象。在2015年1月14日，曾多次参战、屡立大功、为新中国成立和军队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前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将军刚去世，大V“@闫巨昆律师”就编造谣言恶毒咒骂，损毁尸骨未寒的将军名誉和形象。这种系统性的污蔑之风在网上越刮越烈、越刮越无所顾忌。诋毁和攻击英雄人物，这类谣言传播的过程即是目的。在网民抱着好玩或者怀疑的心态阅读、传播这些谣言的过程中，英雄的精神和光辉形象就已经受到了损害。哪怕最后证明这些攻击全是假的，抹黑的目的也已达到。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谣言又会再次被当成“事实证据”，再次拿来对英雄及其精神进行否定。抹黑英雄人物、诋毁雷锋精神等行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攻击，这种行为在不断摧毁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而对一个民族最恶毒、最具杀伤力的攻击，不是从物质上摧毁它的城市，而是彻底否定它的英雄，彻底否定它的历史。

另一方面，媒体在报道此次事件时，大多数都将李某的身份描写成“新华社退休记者”、“时任新华社记者”，一些网络大V在评论此事件时，也特别强调“中共宣传机器一贯造假”，尽管李某本人在随后的微博中说“将西点军校学雷锋引入教科书与新华社记者身份无关”，但这条信息被选择性忽视。因此，李某公开道歉的行为看似是自我批评，实际上却是在否定英雄的同时，迎合西方对于“中国媒体都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的宣传，可谓一箭双雕。

某种程度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预示着一个长达数百年、广泛影响全世界甚至改变过很多国家命运的思潮和信念已经破产。金融海啸席卷而去的，不仅是华尔街庞大的赚钱机器和赚钱模式、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投机性金融资本主义和美元霸权的神秘光环；更重要的，金融海啸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颠覆了许多人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颠覆了盎格鲁-撒克逊知识精英和统治者数百年来深信并不遗余力灌输给世界人民的一种历史观和文化观（甚至包括种族观）。对于那些毕生致力于传播此种迷信和教条的人们（包括许多经济学者)及其追随者来说，2008 年的金融海啸和随后长期的经济衰退无疑是一记重大打击。

6年来，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入检讨和系统研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这就是：从大历史角度和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在逻辑来考察，正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哲学和历史观念造就了华尔街的极度贪婪和疯狂投机，造就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过度增长和泛滥，世界人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乃至文化学者，都在全方位深入检讨华尔街金融海啸最深层次的根源。因为它暴露的正是金融体系和货币秩序、经济发展模式和生存方式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全球各国共同命运。曾经弥漫世界的思潮和迷信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简洁的名称：新蒙昧主义。

“新蒙昧主义”的渊源

所谓新蒙昧主义，我这里引用毛泽东的精彩描述。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著名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这篇言辞犀利、充满激情和智慧的文章里，他嘲弄那些真心期望美国总是会为中国利益着想的幼稚而可爱的人们，说他们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这的确就是对新蒙昧主义最简洁、最形象、最生动的概括。推而广之，上述那种弥漫全世界的思潮和迷信就是：美国不仅仅什么都好，而且代表了人类历史和进步的方向，全世界都要学习美国，依照美国模式来改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我们曾经以“旧蒙昧主义”来描述文艺复兴之前、中世纪欧洲的专制黑暗时代。那是宗教迷信和教会教条统治人们思维意识的时代，是异端权利和思想自由惨遭迫害的时代，是罗马教廷企图以他们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欧洲和世界的时代。历经千辛万苦和无数天才斗士的不懈努力，欧洲终于摆脱了旧蒙昧主义的统治。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将黑暗的欧洲改造成为全世界多领域的领袖和开拓者。尤其是人口仅仅数百万的英国，率先发起工业革命，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到了19世纪，英国竟然统治着地球一半的土地和70%的海洋。然而，人类命运的确符合物极必反的辩证哲理。当摆脱旧蒙昧主义的欧洲各国凭借坚船利炮征服世界各国的时候，一种新蒙昧主义也应运而生。一直奉行的理念就是“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其核心思想认为，唯有欧洲（主要是英国）代表着人类的前途。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哲学伦理、语言文化乃至吃穿住行，欧洲都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唯一方向。当然，西方中心论的背后，是殖民征服的利益。大英帝国最强大、最悠久的殖民先锋——英国东印度公司，其使命不仅仅是要为帝国攫取无限的财富，而且要将大英帝国的思想文化传遍世界各地。必须承认，大英帝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以至于当年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道：“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实，是英国和美国讲同一种语言。”

然而，西方中心论或者说新蒙昧主义，直到20世纪才达到登峰造极。最极端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精英阶层发明的“历史终结论”。作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要人物，当年曾经联合数百名美国新保守主义知识精英，公开签名支持布什攻打伊拉克。福山的著作实际上是新蒙昧主义最极端的宣言书。历史终结学说宣称，“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冷战之后，各种形态的历史终结论已经到美国意识形态的所有方面。譬如，美国外交战略的所谓单边主义，正是历史终结论的生动体现和具体实施。

1994年，基辛格博士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大外交》，最后一章的题目就是“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认为，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就是美国试图依照自己的理想来塑造整个世界的历史。苏联东欧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给美国重塑世界秩序提供了最佳机会。基辛格写道：“冷战谢幕，美国迎来本世纪第三次机会。它郑重宣告：要把美国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以此来构建一个崭新的世界。冷战谢幕让美国第三次登上世界舞台之巅。1918年，美国完全主宰了巴黎和会，因为美国的欧洲盟友是如此依赖美国，以至于他们完全丧失了自身的话语权。‘二战’结束之时，罗斯福和杜鲁门同样高居世界之巅，有能力以美国模式来重塑整个世界。冷战谢幕给美国以更大的机会和更难以遏制的冲动，要完全依照美国的构想来重建国际秩序。”

新蒙昧主义的核心：美国模式的神话

什么是美国模式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得最清楚：“我们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强化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或者说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是一个极其广义和宽泛的概念，包括美国信奉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宗教信仰、哲学文化直到好莱坞大片和华尔街赚钱方式。美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他那本《大棋局》里面，不无自豪地宣称：“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传统偶像的发明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并很快地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美国被广泛地视为代表着未来，是一个值得钦佩和仿效的社会。”

我们批评新蒙昧主义，绝不是全盘否定美国制度和文化的优秀成分，绝不是不承认美国建国200多年来赖以取得巨大成就的宝贵经验。任何稍知美国历史的人，都对美国的开国史和建国史充满敬意。公正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每一个的民族制度和文化，公正客观地承认和尊重每一个国家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和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把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偶像化、抽象化、绝对化、形而上学化，不把如此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不分彼此地强加给所有国家，不以推广如此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发展模式为借口，去抢夺、侵占或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恰好是新蒙昧主义的真正对立面。相反，将美国模式绝对化、简单化、抽象化，将美国模式不分条件地强加给所有国家，将美国模式神化为“人类普世价值、终极价值和最后统治方式”，以此为借口和幌子去侵占、抢夺、损害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就是新蒙昧主义最赤裸和最极端的表现。

新蒙昧主义是一个世界现象。客观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英国、美国和欧洲统治着世界主要地区，他们凭借坚船利炮和先进科技抢夺和创造的巨大财富，让世界上许多人士都衷心佩服乃至崇拜西方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全盘西化”曾经在世界许多国家广泛流行，至今仍余音袅袅。美国、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确有大量知识精英和各界人士，深信美国模式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他们是真诚的，因为在他们的信念里，并不掺杂多少个人私利的成分；他们希望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角度，证明美国模式代表人类的未来。《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说出了他们希望说的话，这本书也因此曾经广泛流传。但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尤其是他们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深深明白：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或强占其他国家的财富，最好的办法是依照美国模式去彻底改造那些国家，让那些国家从心理上、精神上、法律制度上完全服从他们的要求。如此一来，最大限度地占有那些落后国家的财富就不会再背上侵略和掠夺之名，反而是以大救星或大恩人的姿态，心安理得地去享受殖民者的荣耀和财富。与此同时，那些甘愿替西方主子或老板献身的“利益集团”，尽管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或美国优越论，但眼前的巨大利益却让他们成为新蒙昧主义最勤奋的传播者和实施者。

新蒙昧主义的经济宣言：“华盛顿共识”

世界范围的新蒙昧主义已经存在数百年了。当今它们的具体表现方式譬如：国际战略领域推行的单极世界和单边主义，政治制度领域推行的美国式民主、自由和人权，经济领域倡导的“华盛顿共识”，宗教领域信奉的基督教一神论或科学论，娱乐领域推崇的好莱坞和百老汇。

在经济、金融和货币领域的新蒙昧主义，已经到了非常完善和非常简洁的形态，那就是众所周知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本文只是简要概括“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政策主张及其危害，以及为什么说“华盛顿共识”是新蒙昧主义在经济、金融和货币领域最完善的形态。事实上，“华盛顿共识”正是金融资本主义泛滥全球、酿成多次全球和地区性金融危机的思想根源。

简而言之，“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力主张和努力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套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它们包括：(1)主张不论任何条件的彻底私有化，包括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地允许外资掌控本国所有的产业和企业；(2)主张不论任何条件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完全放任资金跨境自由流动，包括对一切国际投机资金和各种对冲基金完全不加监管；(3)主张绝对静态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比较优势原理，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的民族产业和战略产业，反对一切形式的进口替代和产业政策；(4)主张完全自由放任的浮动汇率体系，反对任何形式的汇率稳定和汇率干预；(5)要求或强压发展中国家尽快全面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6)主张肆无忌惮地、不受监管地发展衍生金融交易和推广一切形式的金融创新。

任何稍知西方经济思想史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上述主张绝对不是西方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历史的正确总结，也绝对不是西方经济学界一致的、或毫无争议的主张或真理，更没有任何严格的逻辑和事实依据。相反，“华盛顿共识”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试图蛮横地改造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完全不顾各国实际国情的极端政策措施。一些学者正确地将“华盛顿共识”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和其他国家推销浮动汇率、解除金融管制、实施金融和外汇交易的彻底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跟着起哄，充当美国国际金融战略的急先锋，这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历史已往证明：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方案不仅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稳定增长，反而酿成巨大灾难。当年迫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几个亚洲国家早就将其摒弃。事实上，尊重真理的经济学者几乎不会认同所谓“华盛顿共识”，然而，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依然到处贩卖。

它们竭力贩卖“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目的，是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政策的主导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当年欧洲反其道而行，创造欧元与美元抗衡。美国政府的一些经济学者甚至用“欧元将重新把欧洲拖入战争深渊”的论点，强烈反对欧元诞生，因为欧元被视为唯一有希望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美国最不愿意谈论和实施有关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因为它是该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2014年，美国国会粗暴地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改革计划，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不满，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都直率地批评美国的自私和傲慢。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份额改革方案是2010年30国集团伦敦峰会所确定的，美国政府当时有明确承诺。美国国会断然拒绝投票权份额改革，就是不愿意让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是中国）获得较多的投票权。即便完成此次改革，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仍然牢牢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数份额，但美国一些政治精英们却颇有“铁公鸡一毛不拔”的顽固劲儿。

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最近30年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一旦世界各国真的依照“华盛顿共识”去做，完全彻底放开金融市场、彻底取消外汇管制、完全彻底实施浮动汇率，那么，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对美元的依赖就会更加彻底，美国将在更大程度上左右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发展。可悲的是：中国某些经济学者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说什么“只要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中国就能够拥有自主的货币政策”！再没有比这更加荒谬的无稽之谈了。30多年的历史彰彰在目：汇率越是浮动，一国货币政策就越是受到外汇市场——当然就是美国的牵制；汇率越是浮动，中国所需要的美元储备将越多，而不是越少，其结果只能是货币政策将更加不自主！

其实，美国国内就有一些学者强烈反对“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曾经担任美国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荣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如假包换的西方经济学大师。2002年，斯蒂格利茨专门著书，力斥“华盛顿共识”之非。他的精彩论述直接以中国为例证：

“美国要求中国实施金融市场自由化，不会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它只会促进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美国财政部就是这个利益集团最坚定的代言人。华尔街金融巨头们坚信：就他们从事的金融行业而言，中国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华尔街必须超越竞争对手、捷足先登、抢占制高点。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实。”

斯蒂格利茨警告中国：“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意味着旨在控制热钱忽来忽去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绝不会去建立工厂、创造就业。……为了吸引真正致力于实业发展的直接和长期投资，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金融市场的完全自由化。中国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新蒙昧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危害

中国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华盛顿共识”是新蒙昧主义在经济、金融和货币领域最突出、最完善、最明确，自然也是危害最大的集中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是对“华盛顿共识”最有力的驳斥。然而，我们必须警惕，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蒙昧主义思潮，正在对中国的经济学术发展乃至金融货币方针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经济、金融、货币领域的新蒙昧主义对中国造成的危害，莫过于相当一批人执着于如下信条：(1)美国模式、尤其是华尔街的赚钱模式，就是中国的明天和未来，中国必须老老实实地以美国华尔街为师；(2)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开放、投机热钱不受监管是历史必然，因为那是华尔街老师们所谆谆教导的真理；(3)中国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必须完全对外资开放，最好让外资全部控股，而美国金融体系却不需要对等地对中国开放，因为那是华尔街大佬们的利益所在；(4）美元霸权、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是最好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是某种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所支配的货币体系，各国应该完全服从，一切挑战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的想法都是徒劳的；(5)中国不需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和民族产业，依照“美国老师”谆谆教导的比较优势原理，永远做低端产业、做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打工仔”才是中国唯一出路；(6）中国所有产业和企业都要毫无保留地对外开放和让外资参股和控股；(7)中国学生和教授都要老老实实地拜读“美国老师”的教科书，哪怕是美国的三流学者所写的三流著作，中国学者也必须将它们虔诚地翻译过来，奉为至宝；(8)中国不需要发展自己独立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体系，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学体系已经穷尽了人间的真理；(9)中国学者以中文发表文章和著作是算不得学术的，必须要到美国和英国的杂志去发表英文文章，才算得上学术，美国和英国的标准就是中国学术的最高标准；(10)中国自己人的观点和建议是不值得听取的，我们制定政策，必须要请华尔街的大佬和他们在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来充当最高顾问，因为只有他们才代表着真理和前进的方向。

然而，还没有等到我们可爱的新蒙昧主义者们完成他们在中国的使命，新蒙昧主义本身就已经江河日下，甚至是彻底破产了。毛泽东嘲弄当年那些迷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说：“学生的确希望老师对他好，却发现老师总是来欺负学生，甚至侵略和屠杀学生。”同样，迷信“华盛顿共识”、崇拜华尔街模式的人们，被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和由此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完全搞蒙了。财雄势大、不可一世的金融帝国像多米诺骨牌那样，顷刻间轰然崩溃；全球财富所蒙受的损失高达数十万亿美元；毫无约束的美元霸权和华尔街肆无忌惮的金融创新制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终于引爆炸毁了全球金融市场；浮动汇率体系和国际投机资金的快速流动将爆炸的巨大冲击力瞬间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

彻底抛弃一切形式的新蒙昧主义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6年，全球金融体系依然高度动荡，世界经济衰退和萧条已成长期趋势。现实迫使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反思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反思华尔街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内在弊端，反思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泛滥的巨大危害。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完全证明：我们有能力走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完全不需要听从美国政府“御用智囊”和华尔街投行首席经济学家们的高谈阔论，更不需要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处推销的“华盛顿共识”。一句话，我们必须彻底地抛弃一切形式的新蒙昧主义。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独立自主的经济学、金融学和其他一切学术，同时最充分地借鉴所有国家的优秀学术文化思想。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学术标准，不能唯美国和西方马首是瞻。一个没有独立自主学术思想文化体系的民族和国家，永远不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全世界都在持续反思和批评美国华尔街模式，持续辩论如何重建国际经济、金融和货币体系，“华盛顿共识”纵横全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国际货币的“战国时代”正在来临，国际政治格局已经进入多边时代，单极世界已经终结。我们即将看到学术思想文化真正的多元时代。再过30年，中国不仅会成为经济、金融和货币领域的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而且必将成为一个学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

[1] 向松祚，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人大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本文摘编自其最新著作《新资本论》。

要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体系建构，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古希腊所生发的民主理念与实践、近代以来，民主理论的转变和深化、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与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观。这种排序既是时间性的，也符合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

古希腊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源于古希腊。民主（dēmokratía）一词，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以降，希腊人按照统治者的构成，对其城邦政体进行划分的产物。它意味着一种由dêmos进行统治与支配（krátos）的政治共同体。dêmos既意味着民社，即决定城邦重大事务的公民大会制度；又意味着从事这一政治活动的城邦公民整体[1]。这一意义上的dēmokratía，既是公民政治活动的产物和载体，又是此种政治活动得以可能的原因，是政治活动与政治主体的有机统一。

古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在公民大会上发表讲演（油画）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将占城邦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妇女、儿童排除在外，某种程度上，这种民主制度是基于普遍化的奴隶劳动而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被其认定为具有合法资格的城邦公民（polítēs）体内部，政治权利-权力的分享与实施，达到实现了即便在当代民主实践中都很难达到的平等状态[2]: 平均每年召开不低于40次的公民大会（在全盛时期公民人数达到4万的雅典，与会人数至少要达到6000）；设立以500人议事会为代表的公民大会常设机构，以抽签选举的方式从雅典10个部落中分别各自产生50位代表；议事会席位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任何公民一生担任议事会成员不得超过两次，这意味着至少有7500个公民可到议事会任职，占雅典公民总数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在所有议事会成员中，有十分之一的人以执委（prytanís）身份长期在举行公民大会的广场上办公乃至住宿，以体现公民政治的在场性特征；除10位将军及财政方面具有高度专业要求的职位外，各机构的官员均通过抽签方式选取；由抽选产生的民众构成法院，听取案件的控辩陈述，并根据投票的多数原则进行审判裁决。这种职位的周期性轮替与统治权更替的对应关系，被欧里庇得斯在戏剧中表述为“民社-人民（dêmos）年复一年地轮替执政”。

伴随这种高度公平的职位-统治轮替制度的形成，政治平等（isonomía，直译当为法权平等）理念被普遍承认，平等原则融入此前被视为核心政治理念的神订善好秩序（eunomía）中，以信仰为基础的神属秩序发展为城邦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制度。而对雅典人而言，这种平等不但体现为质的相似（hómoios），更体现为量的均平乃至等同（isos）。如果参照亚里士多德有关“算数平等”与“几何平等”的区分，雅典民主制所贯彻的恰恰首先是算数平等，这直接体现在作为民主制核心价值的一系列以isos为前缀构成的词汇上：isonomía不但意味着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平等，也指涉物权的平等分配与处置），isokratía（权力平等，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平均分配）, isēgoría（言说平等，特别是公民大会上平等的发言权），isomoiría （份额平等，特别是土地份额的平均分配）。这正是古希腊民主实践中直接民主与多数决定原则的鲜明反映，这一原则意味着“整体寓于作为一体的多数之中”。

这种贯彻算数平等精神的民主制度，导致雅典贵族阶层在知识、财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优势（几何式的差异结构）无法有效地体现于政治权利-权力中，该阶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地位。那些出身于贵族而认同并投身民主制并成为民主领袖的人物，如米尔提阿得斯、地米斯托克利、客蒙、伯里克利，被柏拉图比作讨好民众（dêmos）、填满其物质欲望的糕点师。

亚里士多德在其影响深远的《政治学》一书中，列举了3种良好政体的代表，并提出了作为对照物的败坏堕落形式的3个变体。3种追求城邦整体利益的良好政体依其高下，依次为王制（basileía）、贵族制（aristokratía）、共和制/民主善制（politeía）；而3种追求局部利益的败坏变体依照其危害程度之高下，分别为僭主制（tyrannís）、寡头制（oligarchía）、民主制（dēmokratía）。按照这一划分，共和制是良好政体中最弱者，而其变体民主制则是败坏政体中危害最小者。显然，这是后来所谓“民主是一切政体中最不坏的那个”这一说法的理论来源，尽管是以歪曲的方式。

不同于后世常见的将人民（dêmos）贬低为乌合之众（óchlos）、将民主恶政称作“暴民统治”（ochlokratía）的做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选择了以dēmokratía作为民主政治之败坏形式的命名，用富于多重含义的politeía一词来指代民主善政，而这个词在全书中还可以指一般意义上的政体、4种非君主制的政体和包括王制在内的3种良好政体。这一异乎寻常的命名，似乎指向一种在城邦（pólis）、公民（polítēs）、政体（políteuma）、民主制之间的特殊关联，甚至在暗示，惟有善好的民主制才是最符合城邦政体本意、因而也最合于自然的政治形式。

在《政治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对于3种败坏政体评论道：“僭主制是为了统治者利益的个人统治，寡头制是为了富人利益的统治，民主制是为了穷人利益的统治”，“对于寡头制和民主制而言，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纯属偶然——无处不是富人少而穷人多……民主制和寡头制的真正区别是贫穷和富有”。

这段话清晰透露出来的民主制所代表的利益关系与社会/阶级结构，连同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雅典出现的政治权利向平民阶层高度集中的历史，构成了后来长达两千余年民主制度及其理念被西方精英阶层恐惧、忧虑、贬抑和拒斥的内在动因与心理阴影。

近代以来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

针对各种政体善好者难以持久、持久者易于败坏的情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混合政体”（他使用的正是politeía）的概念，即一种权力由公民中所有类型的团体（君主、贵族、人民）分享的政体形式。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公元前2世纪为希腊人书写的《通史》中，用这个概念解释罗马的政体结构。虽然罗马人所坚持的共和体制（res publica）与这种依照希腊眼光提出的混合政体具有重大区别[3]，不过它确实为罗马人创立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某种系统的、哲学化的解释理路。人们甚至可以在罗马的库里亚大会（comitia curia）、百人团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部族大会（coitia tributa）3种公民大会形式中，分别见到倾向于僭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痕迹[4]。

尽管此种混合政体的学说不乏深刻，但在罗马人中全无影响，而且在漫长的中世纪也很少为人提及。直至16世纪以降，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生成壮大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混合政体学说才真正引起各方的重视。1642年6月21日，距离英国内战正式爆发两个月前，查理一世颁发名为《陛下对两院十九条提议的答复》的文件，宣布英格兰实行的是混合政体而非绝对君主制，政府分属国王、领主、平民三个阶层，这个体系的健康和生存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平衡[5]。这可以视作混合政体学说被现实政治力量认可，并正式进入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标志。它呼应并见证着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与《李维史论》所开启的罗马古典共和传统的复兴。

作为这种传统复兴的有机组成，在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独立建国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政治运动中，罗马式共和政体均被表彰为现代政治值得追随的典范，而对这种共和政体的解释，几乎均突出其混合政体的特征。美国建国者所设计的宪制共和（Constitutional Republic）体制，其核心便是总统对应之君主、参议院对应之贵族、众议院对应之人民三者间的平衡关系。民主，尽管已经成为共和政体需要正视、包容并内在化的要素，但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它更多地仍是与骚乱、暴力、放荡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是需要被时时警惕和限制的对象[6]。

因而，19世纪以来政治概念史上最值得重视的现象之一，便是民主逐渐取代共和-混合政体，成为最具正当性、最有力的政体表征。或者说，是事实上的混合政体不得不将民主作为自己最核心的特征，并加以肯定和宣扬。这种深刻的转变，源于作为民主基础的“人民主权”理论的证成与普遍传播。

自16世纪以来，伴随着欧洲封建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化，对应于绝对君权的绝对国家主权概念被建立起来。博丹在《国家六书》中将主权定义为“国家拥有的绝对且永久的权力”，主权以对暴力的合法垄断作为自身合法性的基础，并构成一切法律之有效性的来源。作为主权者的君主，“是上帝在尘世的影子，藐视君主就是藐视上帝”。这种主权学说，一方面使得正当性得以确立，一方面仍在沿用神学的逻辑论证主权者的神圣。

致力于完全重建政治统一性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将主权描述为处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in omnes)之自然状态的人类，出于对死亡的恐惧，通过签订契约将权利让渡给国家，通过对国家的服从来结束这种自然状态的产物。在此意义上成为主权者的君主-国家，其基础是全体社会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从而将主权的来源由神授替换为自然法意义上人民出于自我保全而进行的权利让渡。

作为这种契约论理论的延续与突破，卢梭对于人民主权的确立提出了决定性意义的论证：作为整体的人民不可能通过契约将权利转让给某个外在于自我的强者-君主，恰恰相反，一种有效的社会契约意味着，每一成员将其自身及自身的一切权利转让给了整个的集体，在公意（volunté générale）的指引下，全体人民将作为个体的自我结合到一个道德与集体的共同体中，“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7]。在此，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作为人民整体的主权者，作为主权者成员的个人和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获得了逻辑的完满统一。

这一逻辑源于对人类社会的契约论假设，又几乎同时超越了这一假设。尽管有足够多的研究表明，早期的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一种这样的社会契约与权利转让，但人民主权论的有效性无需依托这种契约论：大规模的社会群众运动，特别是作为这类运动高峰的人民革命，构成了人民主权在现代世界中的真正基础，进而促使人民主权成为现代国家正当性的基础。国家主权从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历史性转化，决定了民主相对于共和政体-混合政体具有无可比拟的道义与正当性的优先地位。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民主的名义下，现代政治必然呈现为真实与虚构、神话与反讽交错纠缠的复杂情态。

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与问题

19世纪以来，基于人民主权论的社会民主运动与制度建设，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实践，根本上突破了民主只能施于小邦而无法行于大国的传统政治学框架[8]。尽管美国的民主本质上是假民主之名行混合政体之实，但政治体对于民主名义的借用，客观上形成了对民主价值的认同。作为这种逻辑的延展，民主在事实层面也得以部分地实现，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民主作为政治基础的正当性。这种“循名以责实”和“考实而正名”的实践，在长达百余年的过程中相互促进、激发、扩展、转化，使得民主从虚名而渐近实相。伴随民主的逐步实相化，以洛克观点为代表的所谓“洛克调整”，即将政治参与权严格限定于有产者及其上层同盟，通过财产、土地、教育程度的限制公然排斥工人阶级和其他底层劳动者的公民权，以保持代议制政府和资本主义高度一致的制度方案，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消亡[9]。

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建立在逻辑上平等的公民权与事实上不平等的财产权之根本矛盾之上。作为全部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资本一方面致力于瓦解扫除各种针对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使劳动者得以自由地成为资本支配下的雇佣劳动力。这种基于资本-劳动自由交换意义上的社会关系极大地扩展了劳动者的自由权，特别是作为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资本对劳动的雇佣支配始终以实现资本的增殖运动为目的，摆脱了各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劳动者重新陷入对资本-财产权的高度依附之中。资本主义民主一方面肯定一切个体依照其意志与资本订立劳动交换契约的正当性，肯定作为分散孤立的原子式个人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则否认劳动者作为整体拥有共同意志的可能，否认建立在这种共同意志基础上的整体性的人民，否认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

作为这一矛盾综合体的资本主义民主，呈现出如下特征：

主奴辩证法：承认的政治

依照资本逻辑，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因而政治共同体只能被描述为诸多原子式个体以类似布朗运动的方式构成的组合，这一组合被命名为市民社会，其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的人，把自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其他的人只是这个个人达到目的之手段[10]。在这一社会中，任何成员只是为了实现我的目的而存在的工具，因此他们是平等的且根本是平等的。这种普遍平等的原则，要求以一种无歧视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体。然而与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对人的尊严的重视恰恰相反，这首先是将人作为物化的对象而达到的平等，它构成了资产阶级法权平等的基础：资本不歧视任何能满足其自我复制-繁殖要求的事物，它指向某种普世无差别的国家或世界。

作为这种普遍平等原则的延伸与激进化，一种强调尊重任何个体（或在此基础上的群体，特别是少数群体）的价值和独特性，反对“无视差异”的歧视行为、进而将任何有可能取消或弱化这种差异性的言行均归为歧视的“差异政治”应运而生。它在分享普遍平等原则的基础上，要求针对各种独特性与差异实现政治承认。

这种承认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意义上，源于一个个体遭遇另一个体时，从“自在”转为“自为”，从将一切对方排斥于自身之外、对方与自己相等同的状态，转入与对方进行生死斗争以证明自己的真实存在：斗争的胜利者成为主人，失败者成为奴隶，主人通过被奴隶承认为主人而获得真正的“自为”存在，奴隶通过被主人承认为奴隶而变作为对方而存在[11]。

在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中，这种主奴辩证法的逻辑，化作了各种被压迫、被奴役或感到被压迫、被奴役的“奴隶”争取自我解放、争取被承认为平等自由者的政治实践。不同于从压迫-奴役的维度解释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并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谋求改变的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所谓的“承认的政治”，将这种压迫-奴役的全力关系解释拓展到阶级、族群、宗教、文化、社会、家庭、婚姻、姓别等各领域，它要求对一切在上述领域处于“被歧视地位”的个体-群体的存在-行为予以包容与承认。这貌似大大拓宽了个体的自由权，却因其陷入对无数次要矛盾支离破碎的讨论及无限放大，而忽略遗忘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核心、根本的主要矛盾。这种承认的政治，以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事实上配合了资本对一切批判力量分而治之、圈养驯化的策略。

民主-选主

有别于采用直接民主形式的雅典，现代民主制度一般均采用代议制。这既是缘于民主施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上全体公民直接参与的城邦-市镇，也因为代议制形式本身能更有效地保证精英阶层对政治的控制，并获得一种代表人民主权的合法性。代议制与精英政治的密切关联，直接决定了代表的产生有别于传统上被认为符合民主制本性的抽签制[12]，它采用了贵族制/寡头制下常用的投票选举方式。

伴随着“洛克调整”的日渐式微，20世纪30年代后，普选权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基本实现。这是世界范围内民主运动不断斗争取得的重要成果。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视竞争性选举为民主最重要、甚至压倒性特征的思想倾向生发出来。

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批判了将人民放在首位而将选举代表置于其后的“古典民主观”，提出应将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在将人民相对于其代表的优先地位进行颠覆后，“民主已不可能意味着任何明显意义的‘人民的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统治他们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谁做领导人，我们必须再加上一个标准，收窄我们对民主的定义，即候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

此说问世后，为二战后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处于守势的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某种可验证甚而可量化的政治指标，因而自50年代以来一直被奉为西方民主观之主流。这种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代议制“间接民主”，被刻画塑造为唯一有效的民主形式，一切不符合这一模式的政治制度，均被冠之以“专制”之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民主观成为二战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意识形态之一。

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将民主从“人民当家做主”扭曲为“人民选择他人做主”，将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降格为作为利益主体的选民，将民主简化为选主，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取消了民主最核心之灵魂——人民主权。抽离了人民主权内核的民主-选主理论，是不折不扣的庸俗政治学。而这恰恰源于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被消解，蜕变成了消费社会意义上的大众。通过竞争性选举这种政治狂欢和政治娱乐，民主蜕化为一种大众快餐式消费品。

利益博弈

消解人民政治主体性的核心，在于否认现实存在的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将作为个体总和的大众分解为若干因利益而勾连起来的利益集团，并将这些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博弈的过程描述为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

这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被描述为自利的个体通过与特定的秩序相结合，从而使其追逐自身利益的行动会客观上推进社会公益的最大化。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本质上无别，也正是黑格尔意义上“市民社会”的典型特征所在。然而，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以个体自身利益为最终目的市民社会只是达到作为伦理现实之国家的一个环节，而依照资本的逻辑，这被视作是政治的终极形态。

不同集团所进行的利益博弈，在不触及阶级结构、所有制与财产权等核心问题，即不动摇资本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只能围绕各种次要问题展开。在此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外部资源，必须不断放大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贬抑乃至抹杀对立集团诉求的正当性。这种行动不断推高解决问题的社会成本，造成不同利益群体间关系的进一步对立与紧张，造成公众对于各方的陈述无所适从与无以置信。

当此类博弈集中体现为代表各自利益团体的政党竞争时，则在此意义上的政党充分验证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所做的论断：“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利益，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或集体的利益”。以党派政治体现出的利益集团博弈，更进一步放大了原本就内在于社会结构的利益群体规模与其现实影响力的差别。

这种以回避核心矛盾、突出次要矛盾为特征的利益集团博弈，造成与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相关的大事往往无从讨论或久拖不决，而次要矛盾则不断被夸大激化。此种格局确立之初，由于各主要利益群体的利益界限尚未划定，民众对于竞争性选举有较高的热情，故而政治往往呈激亢状态，众多一般性矛盾升级为对抗性矛盾甚而成为不可调和之矛盾，常以人为的方式造成族群乃至社会的撕裂。而当其进入老熟阶段，因各种主要利益界限早已分明，各种利益群体不过循惯例各行其事，而民众则往往因见惯种种表演，无力改变现状而陷入政治冷漠乃至麻木状态。

政经分离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有关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分的基础上，进而衍化出个人与群体、社会与国家、私有产权与公共权力、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依照这一范式，民主作为一种公共的政治权利，只能在公共领域的国家层面行使，而不能施用于经济这一私人领域。

将经济归入私人领域而把民主权利排除在外的理论，其核心在于将当代资本主义最具权力的集体组织形式——现代企业法人视作是私人的，从而将个人的资格与权利扩大到法人这一非人（nonperson）实体上。然而现代企业法人的根本特点，恰恰在于它对资本的非人占有所导致的资本所有权的非人化，即社会化[13]。

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兴起、发展并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决定了其所对应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必定超出私人领域，而成为最普遍、最具活性的公共事务，是公共领域中极重要也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在以股份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法人形式下，不但资本的积累与占有方式已经社会化，从而部分地扬弃了资本所有权的私人属性；而且资本的生产方式与管理职能也同样经历着社会化，从而使得社会化生产及资源配置也部分地摆脱了资本所有者及私有产权的支配。与企业法人对应事实上的资本社会化，与将企业法人作为虚拟个人、将其财产权置于私有产权框架之下的法律规定形成对立，这是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对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在当代最突出的体现。

这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法权关系，不但无助于克服政治权利平等和经济权利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也严重地阻碍着事实上已经发生并越来越清晰地显现的经济权利平等与社会化趋势。这种建立在虚幻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分之上、牵强地将经济归入私人领域而拒绝民主权利的理论与现实，恰恰证明，民主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经济领域，是人民主权得以真正实现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民主是人民主权在资本约束下通过人民运动部分实现的产物。它一方面确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几乎覆盖所有社会阶层的平等政治权利，使得人民对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得以可能；另一方面，它受制于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和基于这种不平等而形成的各种新型依附关系，始终无法让人民得以真正自主命运。当这种民主被称作“自由民主”时，自由一词既非民主的修辞限定，也不表达二者为并列关系，旨在强调自由在价值论上对于民主（平等）的优先性。这种作为至高价值的自由，是要求摆脱一切限制、进行自我复制-繁殖的资本的本质规定性。它意味着，资本主权高于人民主权。这是一种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意识形态。

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观

当我们对照上述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考察中国民主的现状，就会发现许多似曾相识的情态，某些领域还带有前者极深重的痕迹。这是内有资产阶级法权、外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当代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因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表述，不但应包含已经发生并正在延续着的民主实践，更要阐明社会主义民主本身应有之义，要让合乎社会主义本质的期待照入当下的现实中。其特征概括如下：

师生辩证法：学习共进的政治

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真实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即作为整体的人民成为有行动力的政治主体。惟有共同体的每个成员作为整个集体的一部分，形成共同而统一的意志，整体的人民才得以形成。这种人民统一的意志，不是构成人民的单个个人意志的总和或其平均值，而是这一系列个体意识作为有机整体的一种决断。通过这种决断，单个个人放弃了自我孤立的存在而与其他个人构成一种共同体，并以这一共同体的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根据[14]。也就是说，不是单个个人的思想与意愿，而是这种整体决断的意志与共同体意识决定了人民之为人民。

作为整体现代政治思想的开端，马基雅维利致力于在《君主论》中探讨一个能领导人民建立新国家的君主（principio）应具备的特质。马基雅维利将那些在实践中一直被奉行而从不公开予以承认的政治行为准则公开出来，从而使 “那些不谙此道的人”与那些深知此道的政治人物在认识上变得平等了。

作为整体的人民要让自己成功地上升为君主，即能够自主行使命运主权的政治主体——主权者，就必须要学习作为“君主”进行统治与管理的技艺与知识，摆脱在以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切与“主人翁”地位不相匹配的、对被压迫奴役状态麻木不仁、习以为常甚而美化神圣化的思想、感情、意识、习气、礼俗。这种学习是长期的、艰苦的、极为困难的，因为它要求一种整全的新型人格的重建，要求有一种将大破与大立有机融合的复杂工程。由此，一对矛盾浮现出来：作为这一学习过程的参与者，人民需要自己的教师；而人民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无法教育作为整体的自己。作为教育者的人民与作为被教育者的人民之间，需要一种有效的中介：它既源于人民，又高于人民，而始终属于人民、服从和服务于人民。这个中介，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的本质，是一种先锋队组织。它吸纳来自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之达到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成员的要求。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我解放的前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党的教育，是让他们所本有的先进意识、觉悟、理想与主观能动性得以从狭隘的利益、欲望、意识形态及一切造成人的本质扭曲的异化状态中摆脱出来，从朴素自在的存在上升为成熟自为的存在。献身于无限伟大的事业整体而超越自我生命之有限性，从而成就真正的自我。作为教育者的党，是人民达到这种自性之觉悟状态的呼唤者、组织者和指引者。

党作为一种先进性组织，其先进性突出地体现于通过教育人民而教育自己、通过向人民学习而指导人民学习的辩证逻辑中。人民越信任服从党的指导，党就越要保持对人民的谦卑尊重。人民在思想意识和工作实践领域取得的所有进步，都同时是党的进步；而党在路线方针政策制订贯彻中的所有成就，都应归功于人民，也服务于人民。

这种党与人民的师生辩证法和学习共进的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核心的特征，是群众路线的精神所在。

主体参与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人民作为主体行使主权、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人民的这种主体性，集中地体现在领导、团结、组织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共产党身上。

党以自己的主体性，将分散隔膜、各谋私利、各怀私心、一盘散沙的个人组织起来，上升为具有共同利益、追求、价值，进而具有共同意志、行动的人民。人民以自己的主体性，理解、支持、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纠正党在理论和实践中发生的偏差与失误，防止党在后革命时代阶级代表性日益模糊，沦为丧失政治主体性的官僚体制或利益集团的代表。

共产党的主体性与人民的主体性是通过集体生活、集体归属、集体认同相互成就的。离开高度主体性的人民，就无法有效保持党的主体性，党就会由人民主权的行使者、捍卫者蜕变为破坏者、压迫者。

因而，人民主权的实现，有赖于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全面深入持久的融合。这种融合是丰富多彩生动鲜活的，是摆脱各种僵化教条和形式束缚的，是严肃而亲切、团结而自由的，是充分尊重每一成员又能凝聚统一意志的。它不需要以竞争性选举的形式人为地制造党与人民的对立，而能保证党和人民作为能动主体的有效沟通与协同一致。

在社会主义国家，以选举的方式产生党的代表与人民代表，这是由知识与分工高度细化、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现实情态所决定的。但为了更有效地体现人民主权的直接在场特征，部分代表以随机抽选的方式产生，可以作为对代表选举制的一种极为有益的补充。这能够保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有机会超越财产、职业、学历、阶层的限制，可感可知地参与政治，行使民主权利。党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作为具有教育功能的组织者，可以较有效地弥补抽选制下代表因专业知识或经验不足所导致的民主权利实施中的缺陷，这是社会主义民主较之古希腊民主在直接民主层面上具有优势所在。特别对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而言，通过一定范围内的抽选产生代表，就其生产经营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情况，对管理层进行咨询、考察、监督和评议，给予建设性意见，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国有企业“所有权虚置”的问题。

平等协商

只要社会主义国家还保留着私有产权和基于等价交换原则的商品与市场，就仍有与这种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相应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也就有基于利益差别所形成的矛盾、冲突、斗争。

这种矛盾，当它没有动摇、瓦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共识的情况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即构成人民的不同成员、不同群体、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矛盾。实事求是地看待这种矛盾的本质，就应承认，在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内部矛盾中最主要也最突出的是阶级矛盾，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又构成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矛盾关系内在地包含着剥削压迫和斗争反抗的逻辑，因而在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最易于激化乃至发生质的转变。

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共产党，不应也不能回避、否认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的作用恰恰在于，让这种矛盾和斗争不越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共识的界限，始终处于可控的、非对抗性的、斗而不破的状态。

这要求共产党绝不能演变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而要始终保持为具有高度政治主体性的、以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为旨而不带任何自利动机的先进性组织，并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来自不同阶级（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成员的思想意识、精神气质、情操修养发生革命性转化，从而作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理想信念、主体精神的“政治人”，扬弃与超越遵循动物本能、单纯追求自利的“经济人”。

具有这种政治主体性的党，能够在各个阶级和阶层间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平等协商机制。在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的原则指导下，召集、促进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以诚意对话沟通的方式，以顾全大局、相互谅解、共同发展的态度，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出现的矛盾，努力避免使用容易引发矛盾激化的对抗性手段，共同寻求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在这种格局下，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依然会存在。但这种矛盾的斗争形式将不再只反映矛盾内在的否定性，也将反映矛盾关系的相互转化即矛盾的同一性，反映通过斗争而实现的团结共进[15]。

综合一体

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深化与成熟，意味着构成人民的每一个体从包括私有产权在内的一切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建立在资产阶级法权基础上的公共与私人领域划分将被扬弃，人民主权将不再只是作为政治权利得以展现，而会遍及各个社会领域，从政治解放迈向人的全面解放[16]。

这必然指向一种超越私有产权的限制、让广大人民得以在经济过程中行使其主人翁权力的新型经济制度：它将打破基于资本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对资本的独占，让资本服务于人民而非役使人民，让人民知晓并参与资本的运作与管理，让资本所代表的人与物的逻辑服从于人民主权所代表的人与人的逻辑。它不会否定一般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权的合理性，但会将之视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也必然伴随这一系列条件的全面转化而消亡的历史现象，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神圣永恒的存在。

在经济生活的主要环节中，它将遵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使一种合于自然的均平之道得适于用，并以其均平而适用无穷。这种均平之道，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算数的平等”与“几何的平等”的有机结合，在充分理解和尊重个体差异的同时，使社会整体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趋于平等。

这种民主权利向经济领域的延伸，是人民将自己的政治主体性能动地施加于经济基础。在此过程中，经济结构与相应的阶级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又将引发整体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而构成一种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能动而有机的循环。这种超越机械的、形而上学之“决定论”的主体性，是马克思意义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得以可能的基础，也是这种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本质所在。

由上可见，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作为觉悟的主体，自己做自己主人、管理国家并管理自己的学习与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人民超越由自利的、孤立的个人构成的市民社会，超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统一意志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因平等而民主，因民主而自由。

平等在此不但意味着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无差别的权利，更意味着一种觉悟的状态：人民中的每一个体意识到，只有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才能成为自己；只有认识共同体的本质，才能把握自己的本质；只有解放与自己拥有同样命运的一切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只有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并与之融为一体，才能彻底地克服自我的有限性。体证这种平等并建立在这种平等基础上的人民民主，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自由。（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  王生升）

[1] 梅耶（Christian Meier）,《古希腊政治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50-52页，272-75页。

[2] M. L.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3， 89-107页。

[3] 罗马人并无希腊所特有的政体轮回经历，也不曾在民主制、寡头制、僭主制之间进行有意识的抉择。罗马军队严格的等级结构将公民兵完整地摄纳到体制中，从而造就了公民对以元老院为代表的绝对权威的高度认同，这由罗马共和国（及帝国）的正式名称罗马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即可分辨：元老院不但作为独立的存在与整体人民并列，甚至还具有优先地位。参见M. L.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160-65页。

[4]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4，145-59页。

[5] J. P. Kenyon(ed.),《The Stuart Constitution, 1603-1688》, Cambridge 1966, 21-23页；J. G. A. 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译林出版社2013， 377-88页；《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17世纪历史思想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283-90页。

[6] 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12⁴，25-33页；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14²，165-200页，特别是180-94页 ；G. A. 波考克，《德行、商业与历史》，三联书店2012， 394-409页。

[7] 卢梭，《社会契约论》，22-26页，所引段落见25-26页，黑体是文中本有的。

[8]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政府的力量与政府的意志始终互为反比例，因而国家扩大则意味着公民自由的缩小，进而以为“国家愈扩大则政府应该愈紧缩，从而使首领的数目得以随着人民的增多而按比例地减小”（III, 1-2）。这决定了他虽然认同人民主权作为政治的最终基础，却无法超越民主制只能施用于小国甚至小的城市的时代观念。

[9] 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13,38-85页，特别是57-64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二章，182-187节。

[1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一。

[1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第二卷，二。

[13] 鲍尔斯/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24-25页，86-119页，221-22页。

[14] 这种使得人民成为人民的共同意识，是卢卡奇意义上的阶级意识的延展。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98-142页，特别是104-105页。

[15] 丁耘，《矛盾论与政治哲学》。

[16]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这样描述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被列宁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强调：“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在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他都认真加以阅读，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等。其中，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毛泽东曾经读了许多遍。他亲自组织收集和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历史和现状的材料，撰写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理论》等重要的经济报告。他提出的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指南。总的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在哲学和军事等方面。

　　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工作逐步成为全党的工作重点，政治经济学也随之成为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人们的面前，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但是，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由斯大林主持和指导、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上的不足自然会在实践上反映出来，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献，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1958年和1960年期间，鉴于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和干部思想中存在的一些混乱认识，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他强调，“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地学。”他自己则身体力行，提出要下决心搞通经济学这门学问。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与邓力群等同志一起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研读，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谈话中，毛泽东既肯定了苏联教科书的正确方面，同时指出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什么贡献呢？他提出了什么样新的见解和理论呢？

第一，坚持政治挂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指出：“党组织不挂帅，要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发挥广泛主动性，是不可能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他批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

第二，走群众路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他主张：“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第三，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毛泽东尖锐地批判苏联教科书，指出，“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2]毛泽东强调，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这两方面都不能过头，过头了，“会变成个人主义”。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第四，“向科学进军”“实行技术革命”。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向科学进军”“实行技术革命”、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他还指出：“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　

第五，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把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在1955年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同年10月，他又再次强调，“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3]紧接着不久，他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

第六，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工具。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得出结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针对那种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认为，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这一提法，没有说到最终条件，阐述得不完整。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第七，社会主义经济是波浪式发展的。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但是，这一规律是如何实现的呢？有计划是否消灭无政府，自觉性是否消灭自发性呢?对此，毛泽东认为这不符合辩证法。毛泽东指出：“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毛泽东认为：“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第八，农、轻、重协调发展，“两条腿走路”。毛泽东提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苏联的缺点是“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作了新的阐发，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在每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包括实行中央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等。他提出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并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九，立足自力更生。他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针对苏联教科书提出的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存在着和平经济竞赛的认识，毛泽东提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不是完全平等的。

第十，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他把社会主义国家分为了三类：一类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一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有一类是达到一定阶段就停顿下来。毛泽东注意到，苏联的工业和农业虽然还在发展，但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多年来基本上是停顿的，而且还出现了值得高度重视的倒退现象。毛泽东则是用辩证的历史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经济范畴都是永恒存在的吗？”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贡献，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探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吸收并超越了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不仅在哲学、政治和军事思想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当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总体上还属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难免有其历史局限。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意见，如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主要依靠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推动经济发展等，明显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难性局面埋下了伏笔。其中的教训也是需要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和汲取的。

 

毛泽东提出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我们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首先，老祖宗的理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第二，从实际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他批评苏联教科书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出发，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他还指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要有哲学家头脑。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作者没有辩证法，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第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指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4]“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第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5]

第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理论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现了科学发展和知识进步的一般规律，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历久而弥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已经有了60多年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也有了30多年的历史，我们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创新。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号召“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邓小平评价这个决定“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6]30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伴随着实践的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着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实践，发展和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更加重要。没有这样一种科学的理论，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应当承认，与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相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是明显落后的。一方面，目前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各种热点问题的对策研究所左右，基础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进展有限。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框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践和问题出发，热衷于用抽象的定理、模型和公式去裁剪丰富多彩的现实，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这种情况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根基，在实践中产生严重危害。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理论的繁荣与兴盛,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时代课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在毛泽东奠基和开创、改革开放后建立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

 

（编辑  苏歌）

 

[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以下引文如未标注，均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三、六、七、八卷。

[2]《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九七六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人民出版社。

[5]《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第420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鸦片战争后，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进程。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而这又成为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必须加快工业化步伐，但受到经济落后和国家贫穷的制约，为突破“贫困陷阱”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将非常有限而又分散的剩余集中起来，迅速建立起工业基础。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

 

建国初期的“贫困陷阱”与迫切的国家安全问题

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因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拔。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当人均收入过低、储蓄不足，由此缺乏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时，经过百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残破。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1936年为例，其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依次为：104.1%和-4.1%，97.5%和2.5%，102.0%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0%和6.0%。投资率最高的年份没有超过6%，其中4年甚至为负数。[1] 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探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时，几乎一致认为仅靠中国自己不能解决资金匮乏问题；1949年美国政府有关中国政策的白皮书认定，中共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2]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稀少，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和农业文明发达，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由来已久。清代中期以后人口快速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的矛盾，农业的过度开发使环境问题也开始突显。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为5.4亿，其中4.8亿是农民，靠传统农业吃饭，而当时人均耕地仅2.65亩，年人均粮食仅209公斤。1952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加之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有限。当时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3] 同年，我国人均钢产量仅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小时；而同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千瓦时。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 按当时低下的积累能力和剩余高度分散的情况，如果按照常规的“市场型”发展中国家的路子，不陷入“贫困陷阱”几乎是不可能的。

计划经济的形成，还与那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二是朝鲜战争。战后20多年，我国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峙之中，历经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冲突等，实际上一直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之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中，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重工业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不仅需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率，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主要是中央政府）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为不可避免。

第三，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并有能力大规模援助我国的国家。苏联援助的前提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及国有经济，而不是私营企业。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进了中国向计划经济的转变。

祖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凯旋回国。朝鲜停战之后20年，中国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之下

决定国防安全的军事实力对比，首先建立在国力的对比，特别是工业化水平的对比上面。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兵进驻台湾，到1955年用原子弹威胁中国以阻止中国的统一，都使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坚定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5]

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朝鲜停战后，苏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从经济角度看，西方国家对我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也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的、大规模的资本积累，而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为此，中国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而当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建立在广大分散小农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因此，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金本完成，中国从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起，如何解决建设资金不足、农业拖工业化后腿的问题就突出了。在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条件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现出它的优越性。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集中力量进行了以苏援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限额以上共694个建设项目。一方面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同时迅速建立了新的产业体系，包括飞机制造、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产业部门，大大提高了产业结构的完整性。1958-1965年，我国又相继建设了电子、石化、原子能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1966-1978年，工业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钢铁工业、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

 

计划经济的建立

钢轨生产车间。从“一五计划”开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关于计划经济，《中国大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特别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通过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国民经济。它不仅是一种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和体制，而且是一种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7]

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52年为第一个阶段，即为建立计划经济创造条件阶段；1953－1957年为第二个阶段，即计划经济形成阶段；1958—1978年为第三个阶段，是计划经济完整形态阶段。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政府，具有较强大的治理国家能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达到了历史空前的高度。列宁、斯大林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支持。中国共产党即将快速工业化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政府自然被认为是工业化的主要推进者。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础上，通过节制资本、统制外贸和实施“四面八方”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尽快实现工业化。而如上所述，朝鲜战争后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目标的突出，要求政府的工业化战略更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由于我国缺乏组织经济计划和管理工业的实际经验，因此向当时的成功范例——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学习。

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与市场并重逐步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将市场机制逐渐从经济运行中排斥出去，这固然有理论和认识上的原因，即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苏联的榜样作用，但是若从当时的经济体制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就会发现，人的主观认识只是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排斥市场作用与其说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所促成。

具体说来，主要由以下因素促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1）市场失灵。旧中国长期的战乱和国民党政府的掠夺政策，导致了经济畸形和市场调节的扭曲。新中国建立之初，市场调节受到制约，相反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城市失业问题严重，对外贸易受到封锁等，使得通过价格调节供需的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对粮食、布、煤炭等需求弹性很小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不得不通过建立国营商业公司掌握主要资源、实行“牌价”（使市价向牌价靠拢）的办法，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以维持社会稳定。（2)国家安全因素，如上述。(3) 突破“贫困陷阱”的需要。历史遗留的积贫积弱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众多的人口，使得中国虽然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人均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多数农民只能保持基本温饱，剩余十分有限，显然靠市场的作用，短期内难以突破“低收入陷阱”、实现工业起飞。

新中国建立时，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当时就遇到了“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计划管理的地位、手段和范围问题。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参照苏联经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管理，原本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方式。前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计划管理成为唯一或主要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式，这是与单一公有制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经济管理体系分不开的。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也是市场调节作用式微的过程。1952年底，完成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以后实行了城市劳动力计划调配和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1957年以后则关闭了城市消费品自由市场。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各级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包括与个体经济的关系）。由于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没有变，因此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即经济运行过程，始终存在着如何处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前，许多人对计划经济与计划管理的本质是区分不开的。由于单一公有制下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或者说计划管理只能是主要的手段），而过渡时期（无论是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还是1978-1992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的行政性计划管理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就造成了如下错觉：似乎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实施行政性计划管理的那部分经济，将计划管理的必要性与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将手段与基本制度当作一回事。直至1992年我国将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后，计划管理不言自明为一种手段，于是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才烟消云散。

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看到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并试图改革和完善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从1956年起就针对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例如刘少奇就指出单一计划管理的弊病：“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8] 因此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的运用市场调节补充计划管理的不足和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并用的主张，得到全党的认同。

 

计划经济的历史性贡献

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这样，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首先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业化的问题，包括筹集资金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工业结构安排问题、城市建设和城乡关系问题等。上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首先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计划经济本身所表现出粗放型的、随意性很大的管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用于工业建设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今天对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

在从1956年底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尽管经历了严重的波折，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突破了“贫困陷阱”，保证了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计划经济确保了在人均收入极低水平下的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最大限度，并以此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如上文所述，旧中国的制度无法完成此项积累任务。而新中国自1952年以来，历年积累率均远远高于这个11%的“门坎”。最低的年份是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这个时期经济建设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大规模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一个较完整的先进的国防工业，这不仅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来的30多年改革开放提供了能够和西方先进水平对话和学习的基础。

第二，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旧中国是一个教育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1949年到1978年，普通小学数量从34.7万所发展到94.9万所，在校学生从2439万人增加到14624万人，小学儿童入学率从49.2%提高到95.5%；普通中学数量从4045所发展到162345所，在校学生从103.9万人增加到6548.3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598所，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加到85.6万人。这个时期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

第三，科技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取得一批重要科技成果，并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在这个时期，中国在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就突出。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9月，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2年，农业科学家袁隆平育成籼型杂交水稻；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计划经济的缺陷和教训

计划经济时期成就很大，失误和教训也很深刻。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脱离中国的国情，在对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认识上发生了偏差。

    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市场调节和指导性计划基本上被排除在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之外。此间的五年计划，虽然没有一个计划是在计划期实施之际正式通过和确定下来的，但是实际上都是带有指令性的计划，成为各级政府和计划管理部门管理经济的参照指标。

    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1961－1964年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再度得以发挥。当时国家计委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计划；提出对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计划要有所区别。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和事业实行直接计划，对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国家对农村公社只下达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业生产指标提出参考性的安排意见。手工业的供产销计划，中央只管少数同国计民生；有关的重要产品，其他产品均归地方管理。对于手工业生产单位生产的小商品和农村人民公社、农民个人生产的土副产品，应当在商业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运用价值法则，通过供销合同和集市贸易来促进生产、活跃交流，保证全国生产和消费的需要。[9] 但此后不久，“文革”时在很多农村地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使农民少量的家庭经营被取缔，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均受计划制约。在城市，国有企业也被管的死死的。

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和经济管理部门就发现，要实现原来预期的计划经济优越性是非常困难的。首先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前期，传统农业和小生产者所占比重还很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计划经济赖以发挥优越性的关键－－足够和及时地获取并处理信息的能力，成为正确制定计划的最大瓶颈。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复杂多变和获取手段的落后；还因为这些信息是经过许多机构或人员收集和转达，在此过程中，必然因人为的因素造成信息被过滤或扭曲。陈云在1954年2月主持编制第四稿“一五”计划草案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各部门不要故意把次要项目算进去，而把重要项目有意漏掉。”[10]

关于制定计划的方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学习苏联的方法，即以主要产品平衡的方法来制订五年和年度计划。但是由于当时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农业又是靠天吃饭，不确定因素过多。毛泽东1964年6月讨论“三五”计划时所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习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11] 从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试图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计划方法，但是这个探索并不成功，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止，除第一个五年计划外，我国始终没有制定出一个正式的五年计划。

其次，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处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等级中，自主的权利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很难充分发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其工作绩效也很难与其收益挂钩。当时有一副对联说：“人财物各有所管，产供销互不见面”，横批是“书记难当”。[12] 中央也看到了这种弊病，曾经实行过两次权力下放改革，但每次都是“一放就乱”，不得不重新回到中央集权。

 

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形成并延续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在当时起码适应了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第一，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支持经济加速增长的高积累率、并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将有限的资源有重点地、大体合理地用于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技术体系（其中也不能忘记苏联在技术和计划管理方面的帮助），以及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体系。第二，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

 另外，20余年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城乡隔离，在客观上也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而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支援农业、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提供了客观条件。这就为80年代的体制外改革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

还应该看到，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管理水平很低，力不从心，但是毕竟提高了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计划管理经验教训。而在近30年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种种弊端，则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中，逐渐得到纠正，从而极大地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经济潜力。

 

（编辑  苏歌）

 

[1] 转引自汪海波：《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及其问题和对策》，《汪海波文集》第十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

[2]《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第4页，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编，1957年9月印刷。

[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年度统计数据，www.stats.gov.cn。

[4]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5]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页。

[6]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第1版。

[7]《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

[8]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

[9]  中共中央于1961年10月7日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的这些规定。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1]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1235-1236页，人民出版社，1997。

[12]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调查研究资料（1979）》，第46-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出危机阴影，温和复苏态势日益明显。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显示出其对实体经济复苏的信心；欧元区经济出现曙光，GDP增速由负变正，开始摆脱持续衰退的泥沼；新兴经济体虽然增速有所下降，但整体增速依旧快于发达经济体。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特别是各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结构性改革压力在一些国家甚至更加凸显。这也决定了全球经济改革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我个人认为，要把握好三点。

把握好经济结构调整这个关键环节

结构调整是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复苏的根本途径，决定着经济复苏的后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以及在全球经济基本循环中的定位不同，面临着各自的结构性问题。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储蓄率过低、高福利及消费过高的经济模式，产业空心化：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盲目过度发展，过度杠杆化的金融结构，高赤字、高政府债务率的财政结构等。而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大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各国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键作用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通过结构改革，推动结构调整、激发增长动力，成为各大经济体应对危机、促进复苏的共同选择。

把握好贸易全球化这个深刻背景

过去二、三十年，国际贸易对全球增长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近十年，全球商品贸易的平均增速为10.9％，而全球GDP平均增速只有2.7%。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当期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金融财富的快速积累，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贸易全球化带动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贸易全球化带动经济一体化，传统以国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化。贸易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一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经济发展需要的能源、原材料、消费品等都能够通过进口实现供给，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实现销售，供需矛盾从国内平衡转向全球平衡。贸易全球化形成的商品流、服务流和资本流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一国的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市场，需要更多地借助区域和国际合作，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全球因素。

第二，贸易全球化下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提升了整体生产力。在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分工不断调整和细化，各个国家和地区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承担不同的分工，发挥比较优势，既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又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价值链条中的位置和要素供给的角度看，国际贸易大致可以分为资本和金融服务输出、技术和高端制造业输出、品牌输出、资源输出、劳动力加工输出五个层级。在目前的格局中，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处于高附加值的层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通过产业升级向高附加值的层级迈进。

第三，贸易全球化带来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为货币和金融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贸易全球化带动了金融全球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通过货币、金融的方式转化为资本，进一步转化为投资、消费活动，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当前，受财政紧张矛盾的制约，财政刺激的空间相对有限，货币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已经超过财政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得到广泛运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美联储购买问题金融资产，盘活金融体系的资金链条，经济步入复苏轨道。欧洲启动欧洲版量化宽松，用欧元救助陷入财政危机的一些热点国家，债务危机逐步缓解。日本安倍经济学以提升物价指数为目标，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投资，扩大需求，初步带来变化。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随着贸易全球化的深入，一国货币的扩张对通胀的影响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环境下，一国货币扩张放在全球范围内只占很小比例，贸易活动的增加能够吸收货币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扩张带来的需求增加，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相关短缺物资来缓解。

当前推进改革转型，必须充分考虑贸易全球化带来的这些影响。一是找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定位。金融危机打破了过去“消费～生产国～资源国”三元分化的全球化价值链分工体系，各国要结合自身情况，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把握方向，重新寻找确立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二是加强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共同推动经济转型和全球经济再平衡，避免一国政策外溢对他国和世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共同管理好可能出现的风险。三是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继续发挥贸易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四是有效发挥货币和金融的作用。加强金融创新和审慎监管，探索依靠货币金融手段促进经济转型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把握好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这对关系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全球的、长期的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都开始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普遍利用政府信用干预和救市，锚定市场信心，稳定金融体系，有力促进经济复苏。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在经济发展中各有各的角色，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立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分配手段，但存在着自发性事后调节、催生垄断、排斥公共利益、引发两极分化等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缺陷，需要政府干预加以弥补。当前推进改革转型，必须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相结合，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分配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又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持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弥补市场失灵。

开发性金融作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能够促进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在推进改革转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开发性金融是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金融形态和金融方法，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市场化运作，缓解经渍社会发展瓶颈制约，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经济竞争力。

从开发性金融近两百年的发展历史看，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在经济稳定发展阶段还是在应对金融危机阶段，开发性金融都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一是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领域提供稳定的中长期投融资支持，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推动经济转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支持科技创新、新兴产业、社会民生等领域，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支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平衡。三是将政府信用与市场信用结合，维护金融稳定。开发性金融依托国家信用和政府赋予的职责，在经济下行期特别是危机期间，向重点领域提供信贷支持，克服商业金融机构“惜贷”导致的资金链条紧张和市场恐慌，锚定市场信心，缓和或避免全局系统性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KfW、法国CDC、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在促进本国经济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20年，中国开发性金融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发行金融债券，把贸易结汇产生的货币转化成中长期建设资金，主动支持国家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实现了良性循环，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融资推动市场、信用、制度建设，把不成熟的领域变成市场化运作、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在基础设施方面，贷款投向公路、铁路、电力、轨道交通、城市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支持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比重分别占全国总里程的65％和60％；在城镇化方面，累计发放城镇化贷款约7万亿元，加快了中国城镇化步伐，促进了城镇化健康发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支持保障性住房、中小企业、助学贷款等民生领域发展，累计发放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235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总面积6.46亿平米，惠及2500多万人；在国际业务方面，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支持亚非拉地区合作国农业、加工制造、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社会民生等瓶颈领域发展，推动合作国市场、信用和制度建设，提升自主发展水平，为推动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贸易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和推进改革转型的艰巨任务，各国应当增进交流，加强合作，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积极探索新的金融模式，随别是发挥好开发性金融的作用，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编辑  萧枫）

 

国际话语体系中讨论问题框架的置换

中国的官方和知识界的某些人，尤其一些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一点在对美国的理解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更令人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跟官方互相较劲，你跟我急我就跟你更急；你越批评美国模式和西方“普世价值”，我就把美国模式更加理想化，把“普世价值”更加神圣化，从而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是很典型的文化领导权旁落的表现。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际上是有一定文化领导权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指着美国鼻子说，你们对本国的黑人如何如何，你们的人权状况有待改善。当时，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话语体系或两种“普世价值”，以及背后的两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对立与竞争。然而，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言，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在全球的建立，战后国际话语体系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被置换成了民主和专制的对立。在民主和专制的二元选择面前，民主有着不言自明的道义制高点，而民主又被等同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这样一来，西方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就成了唯一、当然的“普世价值”体系。

毋庸置疑，在这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媒体和学界是最主要的场域。

随着讨论问题的框架被置换，讨论问题的词汇自然也被改变了。在这方面，国内媒体和学界比西方更有过之无不及。在我熟悉的西方批判学术界，诸如“意识形态斗争”、“资本主义”、“阶级”这些词，现在都还常见。但是在国内的语境下，这些词汇却变得特别刺眼。比如我的一篇文章在某大学新闻学院一个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过程中，审稿的编辑一定要我把“资本主义”改成“市场经济”，“阶级”改成“阶层”。

“新闻自由”诉求不等于人民的表达权利

我们需要在以上国内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下理解当下的“新闻自由”话语。在这一语境下，“新闻自由”不仅是占据宪法和道德制高点的理所当然的原则，而且不言自明地意指：（1）新闻报道不受政府干预；（2）开放媒体市场，允许私人办媒体。这样一来，只要中国的媒体还是国家所有，只要中国不开放私人媒体，那就没有新闻自由。

泛泛而谈，就像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自由也是个好东西。但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什么？对此，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是为了民主自治和实现全体人民的表达权利。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公民的表达权利都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媒体不受党政权力控制、开放媒体市场和实现媒体私有化。在“新闻自由”诉求与人民的表达权利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和鸿沟。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本来是有一套新闻自由理论的，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新闻自由观。这个理论认为，新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过程包括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人民”的名义剥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包括了在宪法序言中所言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起“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在这一语境中，“无产阶级新闻自由”首先被定义为，新闻机构摆脱国内外私人资本控制的自由。

我在此指出这一点，无意重构“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理论，而是通过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具体历史实践的相关讨论，加深对新闻自由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不可否认，在当下中国的“新闻自由”舆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话语霸权。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成了中国“新闻自由”言说的理论和世界历史及现实的参照。

例如，我们的新闻教育至今还在用美国冷战新闻学中最富反共色彩的教科书，即斯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实际上，早在1995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叫《最后的权利：反思报刊的四种理论》（Last Rights: Revisiting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该书从学术角度将《报刊的四种理论》批得体无完肤。然而，这本美国当代学者的批判之作在中国被视而不见[1]，而《报刊的四种理论》至今仍被列为经典。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新闻媒体的自由？

任何一部宪法都明言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但这并不等于新闻界的自由，更不等于私人所拥有的已经成为跨国财团的媒体机构的自由。当下流行的“新闻自由”言说有意无意混淆了两个相关但并不一致的自由主体：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作为特定社会组织机构的新闻媒体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没有明言保障新闻机构的自由。这里的作为个体的“公民”概念如何与宪法序言和总纲中作为国家主体的集合性的、有明确阶级含义的“人民”概念相衔接，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下的舆论中，新闻机构的自由似乎成了作为个体的“公民”的言论自由的同义语。当然，由于新闻机构从事言论表达和出版，其自由可以被认为是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延伸。但是，无论是相对于作为集体的“人民”还是作为个体的“公民”的表达和出版自由，媒体机构的表达和出版自由都是延伸性的或从属性的。

虽然作为个体的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在一个社会成员对物质和文化资源的占有不平等的社会里，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多数公民——即宪法序言和总纲里的“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又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媒体不但为党和国家所有，而且由国家财政支持，不从事任何商业牟利活动。但过去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媒体的商业化和媒体自身变成了利益集团，随着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

广告资助媒体是“经过算计的自由化”

西方把公民出版自由的实现途径定义为个体公民自办媒体的自由。而这种媒体又按自由主义模式被定义为私人公司拥有的，以广告为支撑、以营利为主旨的媒体。如此，没有能力拥有媒体或成为广告商的广大民众在媒体上的表达权利，包括这些媒体所雇佣的新闻工作者的表达权利，就会从属于媒体所有者的私人产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权力，从而导致少数“豪民”或“豪民”阶级劫持人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与此相关，广告支撑的媒体市场不是按“一人一票”的民主逻辑运作，而是按“一元一票”的“钱主”逻辑运作的。传媒资本与广告商不会向那些反资本、迎合低消费能力的劳工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媒体注资和投入广告费用。

然而在国内，包括媒体政策部门、学术界和主流舆论界，普遍存在一个认识误区，把媒体的市场机制理解为政治上中性的经济化约主义。更有甚者，媒体市场中的消费者被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这是典型的市场民粹主义立场。

纵观西方新闻史，从党派媒体到市场开放下“自由”媒体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英国报业史。

英国资产阶级在巩固其意识形态统治过程中，曾经面临一个“疏”和“堵”的策略选择。面对政府的垄断经营和高印花税政策，正在崛起的英国工人阶级出版非法报纸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英国议会就此展开辩论：如何最有效地把工人阶级的报纸打压下去。保守派主张“堵”，增加印刷成本；自由派、改革派则主张“疏”，放开媒体市场。结果，改革派占了上风。放开市场后，那些为工人阶级说话的报纸因为没有广告商的支持，“自然而然”地渐渐消失了。这也就是说，广告资助媒体这一制度设计本身是一种政治选择，英文叫calculated liberalization，即经过算计的自由化。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压工人阶级的媒体，而资产阶级也正是通过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来巩固其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

关于这个问题，著名英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Media and Power）一书中有深刻分析（这本书在国内早有翻译）。卡伦引用了英国报业史上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拥有474万下层劳工读者的激进报纸《每日导报》(The Daily Herald)，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广告收入而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关闭。意味深长的是，这份报纸的读者人数比另外三家迎合统治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报纸——《泰唔士报》(The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卫报》(The Guardian)——读者总人数多出将近一倍。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是内在于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机制的媒体的阶级倾向性问题，与商业化媒体人的主观意识形态立场还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一旦媒体是由广告商资助和被纳入市场化以及资本化运作的轨道，资产阶级的话语权也就体制性地建立起来了，这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政治倾向性能够左右的。当然，媒体所有者和从业者的主观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也很重要。比如，当下国内一些媒体和网络在报道“八卦新闻”和负面新闻时，是有强烈的主观选择性的。在西方具体的媒体运作中，内在于商业化体制和市场机制的资产阶级倾向性往往与媒体所有者和从业者的主观意识形态相辅相成，从而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

美国媒体改革家：新闻应该成为公共产品

令人深思的是，在国内的传媒政策界和学术界，不但有很多人在抽象地讲放开市场等于更多的媒体自由，而且还有不少人天真地希望通过“占领媒体市场”来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事实上，如果中国还希望建立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如果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还希望坚持党性与人民性一致性的言说，共产党在媒体治理体制和机制问题上，就不得不认清和面对这一现实——如果让媒体走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之路，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和资产阶级话语霸权的建立。

某些人以为占领了媒体市场就能建立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认识，表明新闻媒体界思路的不清醒，其最终结果将使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中国改革最终南辕北辙。

实际上，即使是在美国，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二百多年前出现的个体出版商已演变为全球媒体和互联网巨无霸，有关新闻自由的讨论早已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被强势私有媒体集团所劫持，成了它们反对立法机构以实现公民传播权利和社会自治名义促进媒体制度民主化的挡箭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在美国的法理辩论和法院判决案例中一直有不同的解读。其中以自由主义学者亚历山大·迈克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为代表的“大多数立场”强调，第一修正案是保障每个公民都能最大限度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立法，而不是保护媒体产业拥有者的立法。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1969年著名的“红狮”（Red Lions）案，明确体现了公众利益高于广播电台拥有者利益的原则。杰洛姆·巴伦（Jerome Barron）这样的知名法学者，则强力倡导把这一原则延伸到报业。

在当下西方学术讨论中，新闻自由原则已被认为是更好和更广泛的公民传播权利概念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涉及一系列以实现民主自治为目标的公民权利，包括新闻机构作为社会公共舆论机关相对于政府的自由，同时也与其他一些对立的权利相平衡，如名誉权、公正审判、国家安全等。它不仅包括公民对多元信息的近用权和对媒体报道的回应权，而且包括弱小声音被听到的权利。同时，它也考虑群体利益，关注经济文化不平等这一现实因素对公民平等、有效地实现自由表达权利形成制约的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媒体的深层危机和互联网领域出现的极端商业主义和垄断控制现象，美国还有更为激进的媒体改革建议。今年初，著名媒体改革家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在一篇文章中就建议，新闻应该成为公共产品。既然大型网络提供商和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本身就不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特定国家政策的产物，它们就应该像美国的公路系统那样，成为公有或非营利的机构。这种激进的新闻改革言论有很强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时至今日，国内新自由主义学者过滤进来的西方“新闻自由”理论，还是美国冷战时期最具反共色彩的新闻自由理论。

特定的“新闻自由”可能劫持人民的表达权利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带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闻自由”诉求，可能会劫持人民的表达权利。一方面，它可能被业已商业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媒体机构所劫持，从而使“新闻自由”变成媒体机构的自由；而媒体机构则以公民自由之名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进而谋取一己之私。另一方面，在国际语境下，“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所宣称的“信息自由流动”和“网络自由”的话语所劫持，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想通过对思想和舆论领域的干预来重建文化领导权的努力，失去任何意识形态和道德制高点。

不可否认，在中国目前语境下，把“新闻自由”定义为新闻机构相对于党政权力机构的自由有其针对性。而如何阻止媒体公权力的官僚化以及事实上存在的新闻公权私有化倾向，也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但是，重建媒体党性和人民性一致性的理论和制度设计想象，不应陷入非此（现状）即彼（新自由主义化）的二元选择。媒体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未必是人民传播权利的实现，反而会让本土与跨国资本假自由之名，抢占本该属于全体人民的社会传播空间。天真地期待媒体机构与国家分手，并通过市场逻辑的运作成为监督国家的“第四权力”以及为民请命的“包青天”，既忽略了更深层的传播政治经济分析，也可能掩盖媒体机构本身与广大民众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当下，媒体表达权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实际分配非常不平等，不同社会个体的表达能力也极不平衡；媒体机构本身已被商业化，并在此过程中催生了既得利益群体，而新的资本拥有阶层也已形成。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非党政机关的权力保持警觉，包括资本拥有者和媒体管理者的权力。尤其是对这两个权力及其舆论代言者在“新闻自由”名义下将公有媒体私有化的动机要保持警觉。在讨论媒体机构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应该讨论民众对媒体机构的监督权和近用权，更应该讨论如何使全体人民更直接、更有效地实现自由表达的权利。

中国在国际意识形态场域要敢于说话

在当下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强势跨国媒体集团不仅希望把整个世界变成其资本积累的场域，而且希望根据跨国资本的利益传播单一意识形态，甚至通过制造新闻来影响他国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自由”必然事关国家主权。而在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以下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个主权国家是不是应该放弃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节制资本”——包括境外资本这一强大构建性力量——的任何手段？

英文有个词叫national control，就是本国控制。在这一点上，美国往往寸土不让——这在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到美国投资所采取的各种或明或暗的强硬手段中可见一斑。在当下西方针对中国的“新闻自由”舆论攻势中，“本国控制”这个词被等同于共产党的政治控制和一党新闻专制，而美国所倡导的“信息自由流动”和“网络自由”话语，则成为它在国际信息传播政策层面“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锐利武器。

与此相关，中国媒体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往往不敢鲜明发言，不是唯西方舆论马首是瞻，就是主动退让或沉默。我曾经比较过半岛电视台、CNN、BBC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新闻节目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报道。其中一个历史性的新闻事件是，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坚信了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错的。明明这个资产阶级的大代理人在这样一个场合公开承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金融资本主义失败了，可是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却把这样的重大政治新闻进行了“莫名其妙”的淡化处理：不仅把这条新闻放在整个新闻节目的最后，而且在一分多钟的新闻里，还将格林斯潘描述为权威人士。我奇怪：为何我们的编辑记者如此深陷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不可自拔？

与之相反，半岛电视台以头条新闻的显著位置、用了五分多钟时间让格林斯潘暴露自己。如此客观真实报道，半岛电视台当然就赢得了西方有头脑的观众，也就是中国软实力追求者们梦寐以求的西方“主流”受众。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如果不希望自己用于“软实力”建设的投入落得“打水漂”的结局，中国媒体就必须在国际意识形态场域有自己的立场，而且还应该在国际电信联盟等世界信息传播治理体系中敢于说话、善于说话。这不仅意味着首先要了解人家的游戏规则，然后去改变这些游戏规则，而且要超越国家利益的话语，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话语在世界舆论场上赢得道义制高点。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新闻自由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言论表达的自由，而在于谁的自由——是媒体拥有者的自由，还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谁的需要——是商业牟利和资本积累的需要，还是人民言论表达的需要？在一个资本主导的世界里，表达自由是被阶级关系构建的。今天，在对信息化资本主义所深陷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进行反思的时候，如何实质性地把民众的表达自由原则贯彻于一个新旧媒体相互融合的传播体系中，是美国维系和深化民主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同时，这也是中国在继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划时代的体制和机制创新，走出一条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促进世界传播民主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在这个问题上，任何鼓吹媒体和文化产业不仅能赚大钱，而且还能打赢意识形态战争的说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烟幕弹，就是痴人说梦。

（编辑 楚佳）

[1]汕头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翻译出版了《最后的权利》。

 

5月14日，官方披露，历经10个月，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涉嫌行贿等案件侦查终结，日前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从2013年6月28日长沙警方最先爆出葛兰素史克受贿案，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详细披露葛兰素史克的行贿案情，再到今年正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舆论场并非一致性地声讨行贿者和受贿者，反而出现了分化，部分媒体和网络公知将议题牵引至所谓“体制问题”和“天朝土壤”，对中国的医药生态和医药制度、及外企在中国的生存环境进行不实评述，从中折射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

舆论议题分析

根据社会舆情监测与预警系统（X-GOT）的统计，从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27日，共有涉及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涉嫌行贿案的相关新闻258000篇（含新闻网站转载），论坛主帖94660则，博客文章18940篇，微博主帖近30万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累计参与讨论网民达40万人次。

课题组利用舆情软件对舆论议题予以梳理和聚类，如图1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图1 舆论议题分布图

第一类，葛兰素史克涉嫌行贿案进展的相关报道，此类议题约占总量三成。

2013年6月28日，长沙警方官微“长沙警事”曝出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有关高管人员涉嫌经济犯罪，引发舆论关注。7月11日，公安部授权媒体权威发布《公安部:葛兰素史克(中国)部分高管在华行贿受贿被立案》，已对GSK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立案侦查，葛兰素史克涉嫌行贿案的媒体报道达到第一次高潮，典型如新华网的报道《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高管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中国经营网的报道《葛兰素史克员工或被拘 跨国药企成“惊弓之鸟” 》等。

2014年5月14日，官方披露葛案侦查终结，引发舆论关注的第二次高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葛兰素史克涉商业贿赂案侦查终结已移送审查起诉》、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已移送检方起诉》，引发高频转载。

第二类，对医药反腐、医疗制度改革、医药行业潜规则、政府部门作为等内容的评论。包括媒体的评论文章，网民或者意见领袖的原创博文或者帖文，此类评论约占总量的三成。

对政府医疗反腐的支持。如新华网的评论文章，《葛兰素史克案释放了什么信号》认为，GSK案彰显了中国依法治国的决心与能力，释放出中国向商业腐败等不正之风开战的信号，并对“替罪羊”说法进行辩驳：“去年葛兰素史克案刚刚曝出时，一些外媒曾抛出‘中国当局试图转移民众对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注意力’等荒唐言论，暗指中国将跨国公司当成了‘替罪羊’。如今真相大白，谬论不攻自破。”

意见领袖鲁宁的博文《“入乡随俗”论难为葛兰素史克开脱》认为，一些“奇谈怪论”如“入乡随俗”论、“中国医疗体制扭曲”论等均不能为葛兰素史克的劣迹开脱。税务监管部门、工商监管部门、药监部门和药价监管部门在葛案中集体渎职，要铲除包括GSK在内的在华跨国公司的种种见不得阳光的斑斑劣迹，最有效的第一步是把他们置于阳光下“暴晒”！

乌有日刊的帖文《葛兰素史克：中国买办经济的活标本》认为，该案体现了中国现代买办经济的核心：外资企业不给在华分公司核心技术，利润大头汇往外国母公司；“造不如买”、“市场换技术”成空谈；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危及人民利益和民族产业；官商勾结。

意见领袖刘仰的文章《全球医药行业“巨无霸”遭中国调查的背后》指出，千万不要以为国外跨国公司、世界著名企业、几百年老字号等令人炫目的名头就一定不会采取贿赂等手段。那种在崇洋媚外思想影响下，以为只有中国坏，外国都是好的预设前提，将严重阻碍中国医疗体系的健康发展。

对中国医疗体制的反思。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周蓬安在博文《葛兰素史克成推进中国医改的“功臣”》中指出，“行贿门”揭穿了“皇帝的新衣”，让药企“回扣”的真相暴露出来。因此，葛兰素史克必将成为推进中国医疗改革的“功臣”。

再如网民克立兹鸠的博文《十问：GSK事件的十个为什么？》，作者针对葛案中的现象提出种种质疑，如“中国医药市场的贿赂潜规、虚高药价、利益黑洞靠‘冰山一角’的打击就能‘药到病除’？”。

对监管部门不作为的质疑与抨击。如网民@蓝天碧海166称，强烈谴责葛兰素史克欺诈中国百姓的行为，但究竟谁应对此负责？物价部门干什么去了？药监部门干什么去了？那些医院领导，医生为何如此胆大妄为，贪得无厌，公然接受贿赂？建议我国将葛兰素史克赶出中国并处以重罚!

第三类，聚焦葛兰素史克行贿术、GSK的相关回应。此类议题约占两成。

侦查终结的消息立即引爆舆论，价格的悬殊差异为GSK获取巨额利润，成为诸多媒体聚焦的议题。如《新京报》的报道《葛兰素史克捞金术起底：15元药品来华卖207元》传播最广泛，将GSK“招术”总结为“转移定价”和“黑金营销”：同一药品中国内地出厂价是韩国7倍，为让医生多开药，借“讲课费”行贿。报道引用GSK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的供述，直指GSK的这种做法不仅大幅提高进口药品价格、获取巨额利润，并将应当在中国境内产生的大部分利润留在境外，达到少缴税的目的。

GSK官网发布《葛兰素史克就中国调查的评论》，引述公司发言人的表述称，“今天我们与公安部进行了会面，期间他们向我们通报了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调查的进展。我们非常严肃对待这些指控”，云云。此外，华尔街日报等外媒5月28日报道，葛兰素史克周二（27日）表示，该公司因涉嫌商业行为刑事犯罪，目前被英国欺诈重案办公室（Serious Fraud Office）调查。

第四类，要求严惩受贿人，该议题约占一成左右。

与去年7月事发时一致，部分媒体坚持发出“严查受贿者”的呼声。《北京青年报》的文章《葛兰素史克贿赂案也要严查受贿人》直指，对受贿对象有意无意地顾忌和袒护，只会助长药品商贿“潜规则”大行其道。《经济参考报》的文章《葛兰素史克贿赂案不能到此结束》呼吁，国家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额和对象之多，不应该成为GSK贿赂案件查办过程中的侥幸者和漏网之鱼。此外，网络上的该类声音也较为普遍。

第五类， 其他，该议题约占一成左右。

2013年7月，乌有日刊的帖文，指出葛兰素史克能够长期屹立不倒，其在政界牵线人尤其值得舆论关注，据2005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旧报道，该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是李某。对此，李某发表声明，引发转载与网民热议。此后，观察者网曝出《“葛兰素史克”成敏感词？搜索引擎屏蔽部分搜索结果》，并配有相关截图，提出疑问“葛兰素史克到底触到了哪根‘红线’？”。

另外，也有少数媒体关注原研药的定价问题，如《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葛兰素史克7倍价差乌龙背后：外资原研药超国民待遇》，由“7倍价差”论所引发的关于跨国药企原研药高定价问题被再度热议，对此，医药行业协会分析人士指出“也许‘将错就错’，反而能顺利解决之前一直没有解决的原研药单独定价问题。”

舆论阵营分析:网络公知 VS.网络“自干五”

在葛兰素史克行贿事件中，舆论出现明显的分化。一种声音支持政府的起诉，谴责跨国公司的此类行为，认为应该掀起更猛烈的反腐之风；另一种声音则认为葛兰素史克是“南橘北枳”，真正该为此事负责的是政府和体制。此外，李某曾在葛兰素史克担任公共事务部总监一事曝出之后，迅速引发舆论热议，成为该事件关注度极高的一个衍生话题。

表1 舆论阵营分布

谴责葛兰素史克、支持彻查贿赂案的声音

@司马南在微博中写道，“曾几何时，盛传的神话是跨国公司行为规范，不屑于蝇营狗苟，不屑于鸡鸣狗盗，不屑于像中国土鳖公司那样行贿使钱。而事实如此打脸，葛案让人窥见跨国公司的卑鄙下流与能量巨大。葛案并非个别，多少名门之后为公司高管，多少高官与之眉来眼去，又有多少跨国公司已透浸中国正敲骨吸髓！”

@菏泽巨野县法院发表微博【揭开进口药价畸高之谜：巨额贿金转嫁中国患者和财政同受其害】，指出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和严厉的处罚来维护法律权威，否则等于是对腐败的变相激励。

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干部@老辣陈香表示，“希望‘葛兰素史克案’届时能全程公开直播审理，要铲除包括GSK（中国）在内的在华跨国公司的种种见不得阳光的斑斑劣迹，最有效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它们的斑斑劣迹置于阳光下曝晒！”

在此次事件中，不仅主流媒体、政府官员与进步学者，也有许多普通群众加入了支持彻查葛兰素史克贿赂案的行列。他们自称“自带干粮的五毛”，即“自干五”。“自干五”在网络上是清醒、理智、客观、中立的代名词。聚集在这个名号下的网民人数保持稳步增长，在此次事件中也可见一斑。

@阜外医院心外科杨贵博表示：“完全支持国家查处GSK，但是查处不应止步，请给民众一个交待：GSK是怎么定价的？是怎么被高价引入国内的？是怎么审批的？要不还会有接二连三的GSK来搅乱中国医药市场。”

@云岚leila表示：“GSK中国这事儿终于被送检待起诉了，以行贿手段损害中国患者利益和国家财政利益的性质变不了。该把所有利益链相关人员进行公布处理，所有相关企业的产品定价降30%。这样的话医药环境能干净三五载。”

@萨拉_Anita则指出：“GSK不是贿赂最多也不是唯一贿赂的，从被调查后，不少外企都开始整顿和重视合规，可见钻制度空子程度不一而已。另外应重新审视我国医药行业的监管和审批制度，调查权力过于集中的那部分人。”

抨击政府和体制问题的声音

部分公知依然利用任何机会，对所谓“体制”予以攻击。

@老徐时评发表微博：“葛兰素史克涉嫌商业贿赂案件持续发酵，医生找小姐都可以报销，曝光的医药行业黑幕触目惊心，从药监局到医院各级领导，哪一个环节都不干净。这些人赚取的高额利润，其实是饱受病痛折磨患者的血汗钱保命钱。医生本是白衣天使，现在却沦为欲望的奴隶、金钱的魔鬼，把病人当成待宰的羔羊。这一切都是谁之过？”隐隐指向医药体制问题。

@杨子评发表评论称，“并不是国人天生就容易贪污受贿，也并不是中国企业家生来就是行贿者，葛兰素史克以及很多在华国际著名企业就是最好的例子，天朝土壤——制度才是造成好人变坏的根源”。

@罗崇敏也认为，葛兰素史克的行贿行为也是中国药企的普遍行为，是整个体制环境出了问题。“鱼死不鱼病，是塘染!”

@急诊室故事称，“摆明了想把GSK赶出中国的节奏，不考虑以药养医的体制问题，好像中国只有GSK在做那些事一样，GSK不这样做了，其他还不是照样” 。

@友悦表示：“葛兰素史克的药品定价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应该问责政府相关部门，假如事先不知国际价格说明不称职，假如明知高于国际价格仍然批准则应追查原因。至于该公司去贿赂医生和医院及相关专业协会属于派生问题，定价才是根本问题！”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调查葛兰素史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拿一家外企“开刀”，借以保护国企。如凯迪社区一篇名为《葛兰素史克事件的一句话总结》的贴文称，“打击外企，转嫁危机，以便于保护国企！手段谈不上高明，但非常有效！”对此，网民并不认可，如@卷猫猫醒了表示：“外资在国内犯法，不能管吗，不可以管吗，还当中国是殖民地呢？”

关于李某的争议

2013年7月16日，乌有日刊发表文章，称据2005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旧报道，该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是李某，并指出“葛兰素史克能够长期屹立不倒，其在政界牵线人尤其值得舆论关注。”

此事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韶管难友（账号已删除）、@二十九亩田等微博账号又进一步指证李某在北京市内拥有两处豪宅。

7月26日，李某在凯迪网络上发表声明，否认涉及葛兰素史克案及拥有豪宅等。

《新京报》支持李某辟谣，刊发评论《那些网络谣言和“阴谋论”是怎么来的》称 “某些人或机构也是谣言的推动者。在一些事件当中，他们先入为主，混淆视听，掩盖真相，嫁祸于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别有用心者利用一个新闻热点事件，散布谣言，干扰社会舆论对热点事件的共识，甚至将事件的处理政治化”。

对此，诗人@林岳芳批评《新京报》：“一家以制造新闻（谣言）在中国名闻遐迩的媒体，也会怒斥网络造谣者？”

2014年5月葛兰素史克案移送检察机关起诉之后，仍有不少网民对李某提出质疑。如@醉鬼说傻话：“虽然你曾声明‘于2009年已离开该公司’，但那不过是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把戏！没有你的庇护关照，该外企何以如此贪婪嚣张？！”

@衷心拥护DZY则写道，“李某2007年底离开葛兰素史克，一年后的2009年1月葛兰素史克就开始大规模行贿”，“李某2007年底以前可是葛兰素史克公关部高管，公关部是干啥的，不用解释吧？”

由此可见，网络公知和网络“自干五”之间围绕葛兰素史克的斗争已经变成了揭露与维护某个权贵集团的斗争。某些占有优势资源的媒体试图通过设置议题、发动网络动员的方式来打造舆论、蒙蔽群众将越来越难以得逞。

境外舆论分析

作为一家总部在英国的大型全球企业，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案件也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许多西方媒体都在其中文网站上发表了评论，论调以为葛兰素史克辩护为主，指出中国对跨国企业的政策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宽容，力图“妖魔化”外企在华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他们也观察到了新一届领导对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福布斯中文网发表《GSK行贿案：中国官方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文中辩称，“中国医疗系统已经不知不觉地孕育出了一个畸形的环境……不管怎么称呼它，我们所确认的一点在于，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经济寻租行为是由经济现实所迫，而非道德败坏所致”。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中国应在医疗行业“治本”》，称“中国打击腐败和企业不良行为的运动经常被指责专门针对外国人，而对国内违规行为视若不见”,并进一步提出，“如果他们希望根除违规行为，他们的眼光不能只停留在大企业身上，而要去解决医疗行业的一些缺陷。执法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必须消除不当行为的强大激励”。

同样出自《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国通过GSK案发出的警告》认为，其实GSK的行为远不像其本土竞争对手或一些外国同行那么恶劣，但中国当局似乎将GSK作为典型来“杀鸡给猴看”，目的是遏制一些更为极端的腐败案例。这是中国官方针对在华外资企业做出了一个公开声明：中国对待他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本届政府对腐败的容忍度要低得多。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5月14日引述专家的话称，指控葛兰素史克公司前中国区负责人的不寻常举动表明，中国为整顿药品市场以及为遏制普遍存在的腐败和贿赂行为而做的努力，会越来越多地把外国高管纳入政府的视线中。这件事也表明，中国不惮对外国高管施以重拳。

《财富》中文网的《葛兰素史克行贿丑闻继续发酵》提到，中国官方的调查称，商业贿赂贯穿了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整个运营，也大幅推高了其药品在中国市场的成本。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会起诉葛兰素史克中国区当时的负责人、英籍高管马克锐。这一举措意味着中国计划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来打击外国高管的腐败行为。

《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外媒：中国医疗腐败 葛兰素史克或成为替罪羊》指出，自案发以来，葛兰素史克公司多次承认在中国的错误行为，但这显然并不妨碍外国媒体为其开脱。BBC驻上海记者14日撰写评论称，该案“肯定有部分政治原因”，“中国医疗行业充斥着腐败，低收入的医生、官员和当地药品供应链无一例外，葛兰素史克可能是替罪羊”。该记者还称，“外企是中国反腐行动中最容易被打击的目标，而选择一家英国公司更加诱人，考虑到中国对英国首相卡梅伦2012年会见达赖喇嘛的愤怒”，“如果中国不能举出更多证据，这将成为英国现代对华外交的一课”。

西方媒体的报道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中国不应因几篇负面报道而动摇，一定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维护自己的政策。

舆论阵营分化的背后

葛兰素史克案是外资企业在华不当商业竞争、与权势阶层勾结腐败的缩影。仅在医药领域，如强生、赛诺非、诺华、雅培、罗氏等，均被网络或媒体爆出存在类似的商业贿赂行径。

值得关注的是，已被高调立案侦查的葛兰素史克，在去年至今年的舆情发酵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如关键词被屏蔽、讨论被删帖、公知为之声援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媒体阵营的分化和网络阵营的分化，也说明舆论阵营分化的背后，是权力系统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与分裂，这也导致了舆论场斗争的日益公开化、尖锐化、白热化。

在GSK案件中，哪些媒体为中央严厉打击商业贿赂叫好？哪些网民积极支持反腐倡廉？又是哪些媒体故意将舆论导向为体制土壤的“病入膏肓”？哪些大V跳出来为所谓政府高官卷入案件辟谣喊冤？本舆情分析有力地勾勒出当前利益集团斗争的版图与格局。

随着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有关部门应当掀起新一轮的主动宣传战役，给舆论场一个尘埃落地、不容置疑的定论；同时，不仅“杀鸡儆猴”，在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惩治力度方面还要再出重拳，更好地凝聚民心，收获民意。

 

《经济导刊》杂志社于3月29-30日举行了“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7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经济导刊》2014第5、第6期连续刊登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本期摘要刊登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的发言。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折射出我国舆论、思想界的价值混乱和意识形态错位，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势下，我们的话语权和舆论阵地在相当程度上严重丢失。

舆论斗争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和强势话语，是听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釜底抽薪？还是积极主动地展开话语权之争，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建立中国人的话语自信和话语体系？

是时候我们做出回答了。

李玲：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复兴

媒体今天的问题是一个表象。一些媒体出现的问题，背后是党性、人民性、真实性的缺失，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混乱或者丧失。这反映出我们党思想和舆论阵地相当程度的丢失。

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恐怕很难纠偏。一些领导干部对资本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有限的，在大力推行市场化的过程中，不知道经济基础变了，整个上层建筑一定会变的。这是资本规律使然，不是无良商人或无知百姓的问题。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共产党当年是如何成功的。当时共产党一无所有，但是有理想和信念，追求人间正道。共产党先是解决了笔杆子的问题，然后是枪杆子，就靠这两杆子取得了胜利。实际上是站在了精神的制高点，把最优秀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80后、90后，包括00后中最精英的年轻人都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

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打破迷信，打破新的“两个凡是”或“三个凡是”。当年的真理大讨论是打破那两个“凡是”，现在是破除对西方和市场的迷信，这个迷信试图否定前3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前后两个30年不能割裂，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看，包括今年“两会”记者会上都还在讲那个古老的故事，说是因为包产到户，农民有饭吃了。我们正在写一篇文章，根本不是一包产到户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怎么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但是我们一些干部却是这样的认知。所以，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很难争取到比较大的基本面。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权需要一个大的基本面的支持。

怎么来进行这场启蒙运动？回想我们当年上大学时那场启蒙运动，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潘晓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来越窄？》，也是从年轻人开始的，包括伤痕文学、人生观大讨论。这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现在怎么做？怎么找这种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文章，怎么顺势借力？

历史给了我们机遇，大的环境非常好，比如最近乌克兰事件中俄罗斯的应对，包括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等等。怎么把这些事用好，用别人的事来讲我们的道理。明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非常值得做文章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功不可没，当年如果没有苏联，哪里还是现在的世界版图？欧洲搞不好早就变成了德国人的天下了。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可以做的事，就是怎么抓住国际上的大好形势，顺势借力，把年轻人争取过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者。

国内情况令人担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前30年，特别是对“文革”，怎么来正确认识的问题。现在习总书记讲到前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前30年系统地写一些文章，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那30年，咱们中国真的有很多的创新。

比如我搞医保体系研究，现在国外很多人都说，“我们当年是学的你们中国”。人家都肯定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否定自己。赤脚医生，我们后来把它作为“文革”中极“左”的产物，卫生部发文不允许再用“赤脚医生”，所以现在都叫“乡村医生”。而这个词真的是中国人的原创，你在国外一提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人家就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创造。而且现在不仅在医疗领域有barefoot doctor，还有barefoot scientist（赤脚科学家）、barefoot artist（赤脚艺术家）、barefoot engineer（赤脚工程师）。乔布斯就是赤脚工程师，比尔·盖茨也是。中国人原创的barefoot这个词流传非常广，现在国际大论坛上，这个词非常热。它的意思就是打破传统，不走高精尖这一条路；完全可以非正常地走，用不同于主流的手段来进行创新。

今天回过头反思，我们首先是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然后在国内放弃了话语权。现在很多国际上耳熟能详的话语，我们在国内都不敢讲了。我前几天在钓鱼台参加“发展论坛”碰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医疗怎么能marketized（市场化）呢？！并说他要写文章论述这个问题。

2008年以来国际大环境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个比较好的机会。当年国际上的所谓左派，现在基本上都聚集在环保主义大旗下。其实环保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环保的问题，我觉得是新社会主义、新发展观。国际上有这个力量，我们应该主动借力，靠我们自己完成不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

当年共产主义是席卷人类几亿人的事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绝对不可能是个乌托邦。我们现在自己把话语权丢失了。本来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把握人类发展方向，现在把这些话语通通淹没掉了。

要真正能够把失去的思想舆论阵地夺回来，中国一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但是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是新的社会主义。而且它必须是国际主义的。这是非常大的历史使命，如果能实现，将是人类的福音。美国从2008年经济危机后，它的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美国现在的经济复苏不是靠市场，完全是靠政府干预，这说明它所谓的市场失灵了。而这次乌克兰事件，实际上代表它“民主政治”的失灵。习近平最近讲到，美国对民主是随意解读的，当年是人权大于主权，今天又是主权大于人权，完全是为我所用，随意解读。

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美国模式——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从道义上正在走下坡路。那么我们怎么能抓住这个机会？我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或新版的社会主义复兴。中国共产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才能真正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赢得话语权。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人间正道。

张维为：打破西方话语神话，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我的《中国震撼》是2011年1月出版的，那年正好发生了温州动车事件。一次我在上海图书馆做讲座，谈我这本书。谈完之后有个互动，上海一家媒体的记者站起来质疑我：你不知道高铁事故吗？难道这也是中国震撼吗？为什么政府不向人民谢罪？我反问他：你有没有坐过美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英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印度的火车？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的高铁和动车是研究生水平，美国火车、英国火车是中学生水平，印度火车是幼儿园水平，差距就是这么大。中学生可以批评研究生，但是这个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想赶上也是不容易的。

我还跟他说，一定要实事求是。动车事故是一个悲剧，我们要认真处理，但不管铁道部有什么问题，中国铁路人为铁路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我去过云南、重庆、四川，在那些地方建铁路的难度恐怕超过在整个美国建铁路的难度，可是我们都建起来了。至于铁路事故率，首先这次出事故不是高铁，而是动车，两者是有区别的。而动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上已经安全运行5年了。你要了解一个概念，我们一个春运的铁路乘客量恐怕比德国铁路5年、10年运送的人次都多。这样算的话，中国的铁路当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铁路之一！坦率说，我认为不是政府要向你“谢罪”，而是政府把你“宠”坏了。说真的，我从国外回来，这个感受特别深。

我讲这个事想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媒体出了问题。大量的谣言都有人传，有人信。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出现了多少谣言，秦火火编造的东西，说什么中方给意大利旅客赔偿3000万欧元，也有人信。我看报道，秦火火造谣传谣3000次。我说，在美国你造谣三次，一定抓起来。瑞士更严，造谣一次大概就要抓起来。这就是法治。现在我们讲国家治理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一定要法治，该办的就办，现在抓了几个造谣的，很好。

媒体另外一个问题是以偏概全，到处煽情，严重缺少专业水准和专业精神。此外，市场化驱动，为了抓眼球，增加点击量，负面消息大量曝光，包括主流媒体也受到影响。高铁这么好的交通工具，我坐过很多次，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但当时许多主流媒体都跟着微博走，微博跟着大V走，丧失自己的判断和立场。当然原因之一是新媒体的崛起，我们一时还很不适应。但有一点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比较强势的话语，没有话语自信。你讲道路自信也好，制度自信也好，最后都要体现在话语自信上。

在话语上的弱势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包括很多知识界人士，与西方的情况很不一样。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也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甚至批评得很激烈，但是通过上百年的磨合，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已不再质疑自己国家的制度，尽管这个制度弊病丛生。而在我们国内，现在还没有解决知识界和传媒界许多人对体制真正认同的问题，这是需要抓紧做的一件事。中国取得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就，这些每天都在享受体制内好处的人却天天在骂自己的国家，骂自己的制度，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前些年，舆论场上西方话语忽悠大行其道，否定政府的作用，否定国企，等等。有时候我真想问问主张彻底市场化的那些经济学家，你那个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究竟是哪个国家？不就是美国吗？但是美国现在出了金融危机这么大的问题，老百姓资产减少1/4，过去15年大部分人收入没增加，这个模式怎么可能是个好模式？说私营经济一定就好，华尔街那些祸国殃民的机构全是私营的，日本核事故背后的东电也是私营的。很显然，把这个问题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是不明智的。瑞士是市场经济，也有很多政府干预，农业有政府干预、建筑业有政府干预、银行业有政府干预。

我问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一个朋友，他说“文革”前全国就复旦大学一家有新闻系，现在保守估计全国有1000多个。这么多的新闻学院，门槛不是很高，真正质量好的也不多。新闻学的理论基本上来自西方。我对媒体是外行，但我认同这样两条真理：一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新闻媒体享有绝对权力也一样绝对腐败。当然这里“腐败”这个词是泛义的。所以也要有某种力量来监督媒体。

第二条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道理，就是实事求是。做任何报道，政府做对的你就说它对，做错的你就说它错，这就是实事求是。为什么做得好的也要批评，为什么负面报道才是好的？就像去看望病人，你可以说他不行了，还有3个月就要死了，这是一种方法。你也可以说，即来之则安之，好好医疗，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是对同一件事的主观价值判断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用实事求是的方针来指导媒体，所有事情都可以说清楚。

所有这些问题中，现在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话语建设。所以我很欣赏潘维教授这本新著作《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用中国的话语来写。我自己也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能老是解构，解构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打破西方话语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多次提一个观点，叫做建构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全面就是能够解释中国的成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未来。强势是因为西方现在针对我们的话语，包括国内自由派骂自己国家、自己制度的话语，都是西方比较强势的话语。我们可以强势地与他们辩论，这是没有问题的。坦率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话语脱离群众的问题。要让普通老百姓能听懂，让老外也能听懂。他不同意不要紧，我们可以讨论、辩论，但是要让他听得懂。

中国话语建构需要民间、学术、中性的话语。民间的话语比较接地气，学术的话语比较讲道理，也比较中性一些。我充分肯定官方的话语，但它应该是一个大话语体系，要有民间、学术、中立的话语，是一个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统一战线”的话语。这个话语要让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或者对社会主义有一定怀疑的人，听了之后都觉得有道理，这样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我对中国一直很乐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用英文发表文章。现在回过头看我20年来那些文章，还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些老外们，你真的把道理讲出来，他反而服你。我曾经挖苦自由派旗舰杂志Economist（《经济学人》），这个杂志我在国外时订阅了15年。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么多年来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你们对中国政治的预测，也就是C-的水平。结果他们反而有时候引用我的观点，说明他们也认为，我的有些批评是到位的。

如果按国际主流经济机构的预测，包括世界银行，主要有两个估计：一个是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五年左右时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按世界银行根据PPP的最新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今年就超过美国。另一个是按外汇汇率计算，10年左右时间中国将超过美国。前一个差不多是奥巴马的任期，后一个是习近平的任期。所以我说，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也大致有个5-10年的框架，在中国经济规模总量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这个大话语体系也应该建立起来。

比如我已经写出来的、对西方话语一些对应的表述，西方讲民主与专制，democracy vs. autocracy，我用的是良政与劣政，good governance vs. bad governance。西方讲选举，一人一票，我就讲选举加选拔。你是election，我是election + selection。你是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我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你是市场经济，我是混合经济，具体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可以往下说，比如西方讲国家与社会对抗，我说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样一点点来做，人权、自由等概念，都是可以梳理清楚的。在西方长期生活和考察给了我一个好的视角，从经验层次已经可以解构他们所有的东西。他说他的法治好，我就说你的法治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说中国的法治建设要防止你们的这些问题，包括法条主义，等等。

我上个月随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我们见了比较右的党团，也见了比较左的党团，包括德国的左翼政党。他们问的最多的就是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说，你们加入WTO，WTO是资本主义阵线，你们进去以后怎么可能适应？我说，我们是非常明确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之一。我研读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觉得邓走的是一步险棋。这样大规模的开放，在其他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灭顶之灾。但在中国，邓始终坚持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主体。有这两条之后，不管怎么样，先把生产力发展起来，即使出现偏差也有办法纠正。所以你看，《经济学人》一篇讲民主的文章也感叹说，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建立起来了。美国几十年都做不到的，中国这么快就做到了。虽然我们的起点比较低，但是我们做到了。大部分中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是满意的，满意度远远高于美国人。最新民调显示，3/4的美国人不满意其国家走向。

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现在西方话语的影响太大了。我回国以后感触也很深，很多讨论完全是西方话语。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在人们已经接受的西方话语的基础上超越它。你没有受过西方话语的教育，也许还听不懂我这个话语；你接受过它的话语洗脑，反而给理解我们的新话语打了个基础。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气派来做这个事，而且是有可能做成的。

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观察者网》，是我们上海春秋研究院办的。才短短两年时间，每天的点击量已达到上百万，每天访问网站的独立IP已有25万左右，早就超过许多大报的网站。它之所以增长很快，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家没有的东西。例如，我们抓住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持高度肯定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话语，我们叫中立的、民间的、独立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说官话套话，但是有好的文章我们也转载。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作者群，每天都有5-8篇原创性的文章。另外，我们形成了一支队伍，年轻人为主，80后、90后，也有少部分70后。非常好的一个团队，大家有共识，一起做事业。大家干得很来劲，是有精神的，是可以作战的。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编辑  楚佳）

 

为人民服务是新中国新闻业的命脉与灵魂

什么是新中国新闻业？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闻业。虽然六十多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上下下一直在不断思索，艰难探求，但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却如国号一般一目了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的，一系列熟语也无不提示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属性：人民英雄、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人民政协、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广播电台……至于人民以及人民性，也不属空泛抽象的人文人性等范畴，而是同新中国政治制度息息相关的概念。人民是一个主体的概念，它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具体说就是占国内居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劳动者。

新中国不仅结束了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苦难历史，“翻身解放”一语形象展现了这一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巨变与心理激荡，而且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主体——人民，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为人民服务。用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的话说：“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党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人民主权。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恰恰构成了新中国的道义基础，或者说道统。”^[1]

六十多年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属于新中国的核心政治价值。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论及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八个基本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时，习近平在18分钟的讲话中，19次提到“人民”，坦言“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时隔一年许，他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六十多年来，亿万各族人民之所以历经风雨而矢志不渝地信奉社会主义，也正因为新中国最鲜明的社会属性与政治本色在于人民，是一个人民的共和国。

所以，“党性、人民性”及其有机统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自然就构成了新中国新闻业的命脉与灵魂。其中包括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将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为新闻人的专业使命与价值皈依等。尽管世上迄无十全十美的新闻模式，新中国新闻业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正如中国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不同时期难免面临不同的矛盾与干扰，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命脉与灵魂却一以贯之，不可动摇。因为，这既是马克思所谓“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也是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为《大公报》挥笔题词“为人民服务”，更是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即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位一体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新闻业的实践中蕴含着时代命题

具体说来，无论是“人民政府”，还是“人民代表”，也无论是“人民文学”，还是“人民新闻”，归根结底都负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使命。所以，新中国新闻业与新中国政治水乳交融，而绝不限于或远不限于新潮理论的专业化诉求，如提供信息、服务和娱乐等“去政治化”的功能。这一点，不仅使新中国新闻业有别于旧中国新闻业，而且也在世界新闻史上开辟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论与实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对新中国新闻业及其人民性有深切洞明的体悟。这里借用复旦大学教授倪伟对户县农民画的再解读：

在户县农民画的历史中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它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艺术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笼罩着“天才论”的神秘色彩。……由此而发现了自己的创造潜能，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已经站立起来的阶级，是有能力创造文化的，也有能力创造自身乃至整个社会、国家的崭新历史。正是艺术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地担当其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2]

显而易见，在新中国新闻业特别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实践中，同样蕴含着类似的时代命题，体现着同样“再造国民”的文化政治。当年，数以百万计的工农兵通讯员以及数以亿万计的人民大众对新闻传播的热情与关注、投入与实践，同专业主义的“精英办报”又是何等风马牛不相及。对此，既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否则也无法面对一批批穆青式的人民记者及其心血，如同无法面对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袁隆平、红旗渠、大三线、两弹一星、青藏铁路等新中国建设者奉献的汗水与生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对“革命文化”及其四点历史意义的阐述，同样适用于新中国新闻业：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长期支撑着现代中国，先后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是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是快速工业化，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第三，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二十多年，打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四，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3]

新中国立国前，国家分崩离析，人民苦难深重，从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从北京失守到南京沦陷，中国屡屡深陷亡国灭种的绝境。此时的新闻业，如港台学者李金铨教授概括，“第一要义是救亡图存，反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新文化运动场景的一环，旨在启蒙和宣传，提供资讯反而次要”^[4]。新中国成立后，旧邦新造，万象更新，包括新闻人在内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为之欢欣，并以主人翁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现代化成就。

林春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之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运动，其错误、失败乃至罪行或者半途而废都仍然不能掩盖一个重大的史实，即它曾在广阔地域和几代人的时间里，在经济建设、公共福利、劳工权利、两性平等、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过诸多有着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功。”^[5]反思与扬弃当年在一片混沌中探索中国道路所出现的偏差与失误，包括新闻界一些“极左”的说法与做法，并不意味着曾经做的事、走的路一无是处，更不能在倒洗澡水时连小孩也一块儿倒掉了。

事实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批批新中国新闻业的先驱者，不仅同无数建设者一样付出眼泪、汗水、辛劳乃至生命，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历史遗产，仅看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就可略见一斑：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石《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范荣康与袁木《大庆精神大庆人》、郭超然《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南振中《鱼水新篇——沂蒙山纪事》、范敬宜《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郭梅尼《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罗开富《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李克林《今日大寨》、段连城《阳光·阴影·希望——南游百日记》、解海龙《我要上学》……还有中央广播电视三大台的经典之作，包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央视2013年对苹果手机质量和2014年对东莞涉黄酒店的报道，又为这个序列添加了一笔。

中华文明给新中国新闻业打上鲜明烙印

把握人民主体人民性的内涵，则不难理解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以及最可爱的人、南京路上好八连、草原英雄小姐妹、两弹一星元勋等新中国英雄谱。回溯五千年中华文明，新中国新闻业的经典之作，也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一脉精神文化传统息息相通。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也给新中国新闻业打上鲜明烙印，包括其中的利弊得失。中华思想更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一种参化天地万物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就像民间往往丧事也当喜事办，谓之“喜丧”。于是，长期积淀的乐感文化在社会心理中便形成“乐于报喜，不乐报忧”的习俗与习惯，最典型的莫过于文艺作品的大团圆结局。

不仅如此，按照李泽厚的分析：“由于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并非动物式的自然产物，而是后天修养的某种成果。它作为所谓人生最高境界，乃是教育的功效，所以儒家无论孟荀都主学习、重教育；或用以发现先验的善（孟），或用以克制自然的恶（荀）。”^[6]由此，也不难领悟新中国新闻业为什么注重社会教化功能，强调正面报道为主，向往六亿神州尽舜尧，讴歌遍地英雄下夕烟，从而与欧美新闻的“乌鸦”角色及其罪感文化迥异其趣，也与其重视反常、丑闻、揭秘、耸人听闻等特征大相径庭。

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商品性作为“党性与人民性”的补充而构成新闻业变革的枢纽，促使广告、效益、媒介集团、文化产业等风生水起，一步步渗入新闻领域，日渐影响甚至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新闻业的发展趋势。应该说，市场逻辑下的新闻商品性，一方面改革陈旧沉闷的体制机制，激发了新闻业的生机以及新闻学的活力；另一方面却促成某些不良的成分，甚至成为瓦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危及国家和平发展与长治久安的隐患。与此同时，源于新启蒙及其重构历史的价值取向，也似已成为知识精英（包括体制内一批“肉食者”）的潜意识，并广泛植入新闻界与新闻学，从而决定性地制约和影响着新闻实践，如新世纪以来一系列轰动朝野的新闻事件。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新华社高级记者熊蕾发表了长篇专论《报，还是不报？——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其中谈及问题显然已是深入新闻业骨髓的普遍现象：

回顾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历史观的改变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渗透到很多新闻人的潜意识中。

比如，把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为割断，用1978年后近30年的历史否定以前的30年，似乎前30年一无是处。就连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换来了中国几代人的和平，赢得了全世界对新中国尊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在被遗忘，被否定。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也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那之前的中国只有封闭﹐好像是中国自己在“闭关锁国”；完全不顾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历史事实，不顾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为了打破这封锁禁运所做过的努力，包括保留香港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

在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问题上，有些媒体越来越突出国民党的作用，突出所谓正面战场的作用，弱化乃至回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还有媒体倾向于拿现代的尺子卡前人，为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合法性的观点提供版面。同时，以“开拓贸易”淡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扩张侵略的血腥和暴力的电视“政论片”，从《河殇》到《大国崛起》，为晚清“洋务派”翻案的《走向共和》等电视剧，都受到新闻媒体的高调赞扬。[7]

除此之外，愈演愈烈的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作风浮夸等专业问题，绩效工资、末位淘汰、新闻民工等工作状态，以及90年代以来日甚一日的“新闻专业主义”潮流，不仅一步步侵蚀新中国新闻业的政治基础与专业根基，而且使新闻业与新闻学日益习以为常地“把市场等同于自由（‘自由市场’），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民主圭臬，把消费者等同于‘人民’，把‘中产阶级’等同于民主主体，把国家等同于压制，把媒体规制等同于威权，把‘新闻自由’等同于‘私人办报’，把批判知识分子等同于国家主义者，把反帝立场等同于民族主义”。^[8]

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新闻独立王国

迄今为止，古今中外的新闻实践无不表明，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自由自在、自行其是的新闻独立王国，所谓“无冕之王”、“社会公器”、“公共领域”等不过是皇帝的新衣。正如某家自奉“新闻专业主义”的报刊，一方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呼应着海内外新自由主义的浪潮，高调介入现实政治并博得反体制的青睐与喝彩，一方面又宣称“我们从来无意去做先知、导师、法官、卫道士……”可见，论及新闻就不能不关涉社会政治，新中国新闻业也不例外。

回顾六十多年来一系列新闻动向，哪一点不丝丝入扣地应和着、交融着、影响着天下风云与社会政治。从建国初公有制新闻业的建立与推进，到私营新闻业的改造与消亡；从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分庭抗礼以及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到新闻界学习塔斯社、《真理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摆脱苏联模式、寻求中国道路，到新闻界的改革探索；从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到新闻界的“浮夸风”；从反帝反殖运动，到中苏论战的“九评”以及风起云涌的“世界新闻新秩序”；从文化大革命，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新闻界的拨乱反正与风风火火的新启蒙；从新世纪以来日渐凸显的三重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到新闻领域的失其魂魄、五色无主（不少人还以为新媒体“惹的祸”）——六十多年来新闻业的点点滴滴，无不同社会政治与人民生活密不可分。

为此，探究新中国新闻业不仅需要回到历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价值观，而且需要深刻检讨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内涵，包括革命报业或人民报业的历史传统，而不是仅仅围绕新闻界与新闻学自身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其实，所谓“专业主义”、“公共领域”、“公民记者”等，也无不源于一种鲜明的社会政治、阶级意识及其价值谱系。比如，眼下乱花迷眼的公民社会、国际接轨、民国范儿等政治想象与现实诉求，一方面高扬中产阶级与知识精英的政治价值，一方面又不断贬斥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与历史实践。类似“戾气”、“草民”、“多数人暴政”、“民粹主义”等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说辞触目皆是。对此，一位青年学者的剖析令人深思：

言论自由和参政权利是知识分子有关“人性”的合理诉求，而压制个性、为生存权而形成战斗的“集体”更是下层民众争取“人”的尊严的重要条件。……当前研究者很少意识到革命、社会主义文学（新闻亦然——引者注）与（下层）自由的关系，基本上抹杀了它们内含的“人民的政治”。

社会主义文学在源起上是下层“战斗”的一个部分（“文化战线”），但遗憾的是，启蒙研究者只承认知识分子的“人性”，并以之为“普遍性的法则”将社会主义文学（报刊）的“集体”叙述裁定为“统治”性的、“非人性”的。^[9]

在西式新潮新闻语境下人民基本“缺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潮流，新闻专业主义也渐成中国学界与业界的新潮。这种新潮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不仅仅是“专业”问题，而是同“公共领域”、“公民记者”等热门话题一样，体现着鲜明的政治意味。拿“公共领域”来说，按照这套理论及其逻辑，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均属“公共媒介”，既不充任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也不扮演利益集团的专属工具，而应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与“公民记者”承担独立的、不偏不倚的传播使命与社会责任。且不说这种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的“公媒”或“公知”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即使是业界学界一些人推许的“新两报一刊”，就体现了何等鲜明的政治价值。

再如，哈贝马斯论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抗上层封建贵族，二是钳制底层民众。换言之，所谓公共领域不光反对政治权威的干涉，同时也压制下层民众的反抗。而当下流行的公共领域只剩下对上的抵制，而略去对下的压制。1990年代末，中国媒体对“入世”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即为一例。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赵月枝教授曾就“入世”报道进行专题研究，分析了其中的话语策略与权力关系：

媒介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得以张扬，跨国企业享有话语权，新闻报道同时给予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主义以足够的重视。中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使馆和美国媒介为其提供WTO协议的内容和对协议的诠释，甚至成为跨国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在我分析的近500篇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中，没有一篇文章有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就连礼节性的引语也没有。用汪晖的话来说，中国媒介对WTO协议进行了一次漫长而一厢情愿的宣传活动，与美国媒介对这一相同主题的报道相互呼应。^[10]

毋庸讳言，眼下新闻实践以及新闻研究往往偏于东部、都市、白领小资、成功人士，急煎煎“走向世界”，忙不迭“国际接轨”。一套套西式新潮话语即便面对高度现代化的北上广都不免圆凿方枘，更何况多元文化缤纷杂陈、各族人民世代聚居的基层、内陆、边疆。实际上，在诸如此类新潮话语中，人民基本“缺席”，看不到他们多彩多姿的身影，更不用说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即使偶或有之，也往往成为“人文关怀”的“弱势群体”，或者迹近萨义德“东方学”的奇异景观、民风民俗等。更荒诞不经的是，新闻界一些成功人士一方面对俯首甘为孺子牛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另一方面却又乐此不疲、兴高采烈地把自己一点身世家世弄得恨不得天下皆知，无人不晓。新闻的焦点不在人民大众，反而成为记者本人——这也算古今中外新闻史上前所未睹之怪现象。无怪乎，如今节目主持人如此火爆，而火爆的原因众所周知，不在为人民服务的新闻而在演艺。

价值混乱与价值虚无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应该承认，方兴未艾的新闻专业主义固有其专业价值，对提升记者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也不无参考与借鉴。^[11]但同时更需要清醒意识到，专业主义原本发端于市场化环境与全球化语境引发的政治价值与媒介生态的变异，如人民主体及其价值的漫漶，而其内涵诸如客观、中立、独立、超政治、超党派等，不仅在西方日益遭遇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悖论与质疑，而且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闻业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与冲突。说白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专业性与新中国新闻业的党性人民性形格势禁。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维佳，在《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一文中指出：

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涵就是独立性，它所强调的专业技能和行业伦理无非是在赋予这种独立性一种合法性的基础。

具体到中国新闻业的语境，这种独立性诉求便成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冲动。从中国本土现代新闻业产生之初，新闻的专业性就一直内在于政治性。从最初的民族自强，到后来的革命建国，再到党性原则和国家建设，社会目标和政治属性一直被置于新闻专业属性之前，新闻传播只是伟大现代化工程的一个构成部分，并不具备独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新闻学界和业界就开始集体性地清算这种传统的新闻实践理念，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成为他们最好的理论武器。……此时的新闻记者已经明确地将新闻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与抽象的新闻自由作为行业发展的必备前提，这与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传统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12]

这种专业性的后果仅看一例，即知大概。众所周知，外宣或对外传播如今得到各方高度重视，经费投入与人才培养更是力度空前。不过，相较于“硬件”的大幅度提升，“软件”的薄弱又构成反差，特别是价值混乱或价值虚无倾向尤为突出。许多人似乎觉得，外宣成效更多取决于新闻发言人的一招一式、大力扩充国际化媒体及其人员设备、加速书报期刊的市场覆盖等。这些技术化事项无疑都是必要的，但不能忽略更必要，也更核心的精神价值——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因为，一切传播的核心均在价值，看看好莱坞大片如何无所不在地隐含“美国梦”，点点滴滴彰显其价值体系就清楚了。

2013年研究生答辩时节，一位来自中央外宣媒体的在职研究生在解释外宣投入巨大而结果不甚理想的原因时，竟然答以“我们是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制约外宣效果”云云，一时令人瞠目。殊不知，这种价值混乱与价值虚无却正是问题关键之所在。而共产主义既为古往今来一切先知祈盼的大同理想，用韦君宜的话说，“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也属对外传播的价值所在、命脉所系。怎么一提共产主义，就兀自矮人三分；内心不自信，又怎么让人信？而没有高远的、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价值，外宣或对外传播岂不沦为巧言令色或婆婆妈妈，又如何赢得天下归心。

重申人民共和国及其新闻业的核心价值

所谓“软实力”，实际上一刻也离不开硬内核——精神价值。提出“软实力”理论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13年在北京的一次论坛上强调，软实力取决3个重要资源，而首屈一指的是政治价值。^[13]一旦熔铸令人向往的精神价值或政治价值，那么即便传播技巧糙一些，宣传方式拙一点，人民中国也能不胫而走，风行八方。当年外交部长乔冠华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讲台，代表新中国发表激荡人心的演讲——“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既道出一个时代的人类心声，也成为新中国主导世界话语权的一个里程碑。

相反，如果缺乏精神价值或政治价值，那么就好像一个人打不起精神，软实力便真的成为软塌塌的东西。哪怕花里胡哨，貌似眼花缭乱，也终究难有深入人心的效果。随着专业主义流行，外宣内宣都意识到“讲故事”的作用，都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而且讲故事的技巧也越来越高明，可什么是中国故事及其要义却常常并不明确。如果以为故事只是新奇性、趣味性、生动性等，那么这样的故事讲得再多再好也难得要领，更不用说打动人心，因为其中没有魂儿。而魂儿就是精神价值，或者说中国人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基本信念，即青年学者李云雷在《何谓“中国故事”》一文中所言：

“五四”时期，即使讲述个人故事其实也是在感时忧国，比如郁达夫的《沉沦》，主人公自杀之前还问祖国为什么不强起来，郭沫若的《女神》，更是以个人的激情在呼唤祖国的“凤凰涅槃”；而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即使讲述一个村子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比如《创业史》中蛤蟆滩的故事、《艳阳天》中芳草地的故事，都有一种整体性的宏阔视野。讲述中国故事这一视野的消失可以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而其消失的原因一则在于“宏大叙述”的消解，个人故事的盛行，二则在于中国视野的消失，以西方文学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重提“中国故事”，也是重建一种新的历史与理论视野。^[14]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新闻界开展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项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等活动，都在锲而不舍地重申人民共和国及其新闻业的核心政治价值。“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追问，更是围绕新中国新闻业的宗旨。获得中国新闻奖2012年一等奖作品《皮里村蹲点日记》的记者何盈，用一句富有诗意的话表达了似已遥远的新中国新闻人的心声：“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这一朴素的心声既呼应着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1948年毛泽东、刘少奇两篇著名新闻谈话的精神，以及一代代人民记者“勿忘人民”（穆青语）的新闻理想，也应和着思想者张承志世纪之交满含深意的呼唤：“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15]

专业性还是人民性——这是一个问题。理想情景应如兵法所言，有奇有正，奇正相生；一方面摆正人民性的位置，一方面用好专业性的奇招。如果说人民性是体，那么专业性也可谓用。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先后出现三种取向：“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中体西用）、“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全盘西化）和“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中国道路），那么坚守人民性而善用专业性，就是新中国新闻业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了。

（编辑：楚佳）

 

[1]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31页。

[2] 倪伟：《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解读》，见罗小铭编《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64-265页。

[3] 玛雅：“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专访祝东力”，载于《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41-342页。

[4]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5]林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领导者》总第35期（2010年8月）。

[6]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出版集团三联书店2009年，第312-313页。

[7]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424283。这段论述在正式出版物中付之阙如，见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45页。

[8]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9] 张钧：“‘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文学研究》2013第7期。

[10] 赵月枝：“中国与全球资本：文化视野中的考量”，《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11]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拉尔森（M.S.Larson）的概括，新闻专业主义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自我评价层面，强调独立性、特殊声誉等非凡特性；二是规范层面，赋予新闻业独特的伦理规范，以此将社会授予新闻业自我规制的特权合法化；三是知识层面，要求新闻从业者经过必要的训练，以便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转引自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12]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13] [美]约瑟夫·奈：“信息时代：比谁讲的故事更动听”，《环球时报》2013年12月19日。

[14] 李云雷：“何谓‘中国故事’”，《人民日报》2014年1月24日。

[15] 张承志：《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