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合资企业曾经是汽车产业的主导力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快速兴起，中国汽车合资企业的发展面临市场占有率下滑、品牌边缘化、经营亏损以及结构调整等诸多难题，有的合资品牌甚至已黯然退出中国市场。而汽车合资企业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新的困境与挑战，以及对合资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本文分析的核心点。

合资品牌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新困境

在中国的消费制造产业，合资企业最多的是汽车行业。从1983年北汽与克莱斯勒合资成立“北京吉普”、1984年上汽与德国大众合资成立“上海大众”开始，中国汽车合资企业已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

中国汽车产业在追赶国际先进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时，与大众、奔驰、宝马、丰田、本田、日产、现代、通用、福特、标致、雪铁龙等国际汽车著名品牌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经过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这些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产业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最近几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异军突起，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市场份额与品牌影响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合资企业整体市场占有率大幅下滑

   合资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在60%左右，2016年合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为59%，到2020年已上升至63%。从2021年开始，合资品牌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到2023年，国内乘用车的销量达到创纪录的2556万辆，但合资品牌的整体市场占有率却下降至44%，比三年前下降了19个百分点。德系企业在2019年曾占据国内乘用车市场25%的份额，但到2023年，市场份额降至17%。降幅最大的要数韩系品牌，2016年韩系品牌的销量达179万辆，市场份额8%；到2023年，韩系的销量仅为41万辆，市场份额降至不到2%。

合资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市场被边缘化

在国家财政补贴、示范推广、消费政策鼓励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2018年新能源汽车销量首超100万辆，达到125.6万辆， 2021年市场销量突飞猛进，突破350万辆，2023年达到949.5万辆，并连续9年保持新能源汽车销量全球第一。

在我国新能源汽车庞大的销量市场份额中，绝大部分是由我国企业自主品牌和美国独资企业特斯拉占据，合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仅有7%，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华晨宝马，其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13.4万辆，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率为1.4%；上海大众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13万辆，市占率为1.3%；上汽通用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0万辆，市占率为1%，广汽丰田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仅为0.5万辆，市场占有率连千分之一都不到。而国内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前5的企业比亚迪、广汽、长安、吉利、五菱销量均超过了40万辆，比亚迪更是以年销301.3万辆、市占率31.7%的成绩独占鳌头。

合资企业燃油车豪华品牌优势地位受到威胁

长期以来，合资企业的豪华品牌如奔驰、宝马、奥迪、凯迪拉克等都是中国消费者最为青睐的品牌，随着中国汽车市场快速向新能源汽车转型，这些燃油车的豪华合资品牌正在遭受冲击。

自2022年开始，凯迪拉克的销量已连续两年大幅下滑，品牌已逐步被边缘化。BBA三个德系豪华品牌（奔驰、宝马、奥迪），虽然凭借燃油车市场的稳定销量承受住了冲击，但在45万元-50万元的豪华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达51%，超过一半的豪华车主选择了新能源汽车，这些新能源车大部分是蔚来、理想等自主品牌，奔驰、宝马、奥迪的高端新能源车占比较低，在这个细分市场，中国的高端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已直接对BBA构成了威胁。

部分合资企业外方已退出中国市场

销量下滑、市占率降低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亏损、经营困难。有很多合资企业，如南京菲亚特、广汽菲亚特、昌河铃木、广汽三菱、长安PSA、东风雷诺等都因为经营困难，外方撤资退出中国市场，合资企业停止运营。而销量大幅下滑的长安福特、东风标致雪铁龙、北京现代等则处于连年亏损的境地。如2022年长安福特销量仅有25.1万辆，同比下降17.61%，是巅峰时期2016年（销量94.38万辆）的27%。2022年长安福特亏损24亿元，2023年亏损额则升至40亿元，对中外双方股东而言都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曾经生产过富康、标致407等畅销车型的神龙汽车（东风标致雪铁龙）也深陷销量下滑的泥潭，销量已从高峰时的70万辆下降至2023年的8.03万辆，企业也处于严重亏损的危急状态。

为何汽车合资企业电动化转型迟缓

近几年，中国汽车市场正经历一个新能源汽车快速替代燃油车的转型过程。2017-2023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由2.7%持续上升至31.6%，而燃油车市场份额却由97.3%持续下降至68.4%，合资企业显然没有跟上市场转型的步伐。为何合资企业的电动化转型普遍较为迟缓呢？

外方产业和技术发展战略较为滞后

在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史上，最先推出电动车的是丰田、日产、通用等国际著名企业，丰田的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日产的铃风电动车、通用的沃蓝达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也都先后实现了规模化量产。

而后起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率先实现了市场化普及，中国市场由于品牌众多，竞争激烈，许多造车新势力将手机等快消产品的研发模式带入汽车行业，大大缩短了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周期，因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品迭代非常迅速，创新产品层出不穷。相形之下，合资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在产品规划上慢于自主品牌，同时产品上市时间较晚，有的合资企业至今尚未推出一款纯电动汽车，客观上造成了合资品牌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不足，直接导致市场表现不佳。

燃油车依然有赢利空间

从全球汽车市场来看，新能源汽车整体上占比仍然较低，燃油车依然是车企市场的主力产品。丰田汽车2023年财报显示，丰田共销售汽车1109万辆，纯电动车型仅17万辆，占1.5%，但公司利润高达4.945万亿日元（约2294亿元）。现代汽车2023年销量7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仅70万辆，占比9.5%，营收达162.66万亿韩元(约合8799.9亿元)，营业利润为15.13万亿韩元(约合818.0亿元)。2023年奔驰集团销量249.1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40.2万辆，占比16%，总收入为1532亿欧元（约12016亿元），净利润达145亿欧元（约1137亿）。由此可见，燃油车的利润依然是各大国际产品收入利润的主要来源，而新能源汽车除特斯拉、比亚迪实现了赢利之外，大多数自主品牌仍处亏损阶段，这也是合资企业不愿立即转向电动化市场的主要原因。

我国新能源汽车竞争力较强

我国自主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传统车企与造车新势力共推出数十个新能源品牌，例如，仅比亚迪一家公司就有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腾势5大系列，共有20多款在售车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产品选择。同时，自主品牌新能源车普遍更具性价比，相同的配置与续航里程，自主产品往往比合资产品要便宜，更受市场青睐。另外，自主产品的智能化水平普遍高于合资产品，以比亚迪元PLUS、广汽埃安Y、大众ID.3产品为例，在价格接近的情况下，前两者均配备了自动泊车、360°全景影像等，而这些配置却是ID.3不具备的。就连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都忍不住在推特上写道：“根据我们的经验，中国汽车制造商是最具竞争力的。”

中国消费者的偏好变化

合资品牌曾经长期占据国内汽车销量的排行榜，丰田花冠、凯美瑞、大众宝来、帕萨特、本田雅阁、C-RV、奥迪A6、宝马3系、奔驰E级都曾是各个细分市场的明星产品。近年来，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无论从外观设计、质量做工、科技配置、售后服务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与合资品牌的差距越来越小，有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某些合资品牌。同时，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于国货潮品有更高的接受度，勇于尝试一些新出炉的自主品牌汽车。《21世纪经济报道》新汽车研究院与尼尔森IQ共同推出的《2023中国汽车消费趋势调查报告》显示，最为年轻的Z世代更喜欢中国品牌，占比为39.3%，而70、80和90后则比较喜欢合资品牌。对于新能源汽车，中国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很高。报告显示，近四成总体用户计划购买新能源车型，而再购和潜在用户对新能源偏好度更高，占比分别为52%和53%。从年龄段看，新能源偏好随代际的降低而增长，00后的偏好度最高，达到了56.6%。

表1 2018年、2023年国内乘用车销量前十车型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合资企业采取多种措施扭转困局

中国各大汽车集团旗下的合资企业,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扮演着 “利润奶牛”的角色，对于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众多合资企业逐步陷入转型困境，对于中方股东的行业地位与经营状况均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以上汽集团为例，上汽集团曾由于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两家合资企业的优异表现于2018年销量达到705.17万辆，营收9021.9亿元，归母净利润360亿元，成为国内首家销量突破700万辆、营收超9000亿的汽车集团。然而到2023年，上汽集团的销量降至502万辆，营业收入7447亿元，归母净利润为141亿元，同比下降12.48%，创下2020年以来的新低。上汽利润的下降主要受到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利润大幅下滑的拖累。上汽大众归母净利润31.32亿元，同比下降64.12%，而上汽通用净利润为25.43亿元，同比下降54.42%。为了扭转合资企业的经营困境，中外双方股东都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变革以适应国内汽车市场的新变化，中外形成战略共识。

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新产品

投入研发生产市场可接受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是合资企业扭转困局的不二法门。这就需要中外股东双方形成战略共识，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全力开发适应国内外消费者需求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新的细分市场中重新塑造品牌影响力。在这方面德系品牌走得最坚定，同时加大投资力度。2018年2月，梅赛德斯-奔驰集团与北汽集团签署协议，将投资113.6亿元在中国新建豪华车生产基地，用来生产EQ系列纯电动车型和其他奔驰车型。2020年，北京奔驰首款纯电动车EQC正式量产。2023年5月，大众汽车集团宣布，将对合资企业大众安徽投资231亿元，其中生产基地与研发中心投资141亿元，产品研发90亿元，将在大众安徽投产SSP纯电平台的新车型。2024年4月，宝马集团宣布，继2023年11月对沈阳基地投资100亿建设电池工厂之后，将再追加投资200亿元，对华晨宝马的大东工厂进行大规模升级与技术创新，以迎接宝马“新世代”车型的国产化。

加强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合作

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均取得了重要突破，海量数据的积累、新型算法的成熟、高算力芯片的创新和高精度传感器的问世，使中国企业在智能网联、智能驾驶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技术优势。一些合资企业的外方股东，积极寻求与中国的ICT企业进行跨界合作，以求快速弥补与中国自主品牌的技术差距。2022年宝马集团宣布与宁德时代、亿纬锂能、远景动力签订超过百亿欧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生产需求合同。在数字化领域，宝马与诚迈科技成立合资公司、与腾讯、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以“家在中国”为目标重塑数字驾驶体验。在循环经济领域，宝马与河钢集团携手，打造绿色低碳汽车用钢供应链，逐步实现钢材生产环节碳减排95%。丰田汽车也与中国的比亚迪、小马智行、华为等电动汽车领先企业达成合作，以全面提升中国市场产品的竞争力。

借助中方合作伙伴力量谋求发展

20多年前，日产CEO卡洛斯·戈恩曾称，“中国合作伙伴除提供劳动力和本地销售渠道外，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这句话曾经刺痛了多少中国汽车人的神经。随着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如今中方股东在合资企业的作用和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发挥着外方股东无法替代的作用，真正形成合资双方的互补效能。

首先，中方股东成为合资企业产品、技术的输出者。2019年和2022年，广汽丰田和广汽三菱先后推出了电动轿车iA5和电动SUV阿图柯，这两款产品都来自广汽集团旗下的自主品牌——广汽埃安。这是日系品牌较早利用中方技术资源来打造合资产品的案例。2024年5月20日，上汽集团和奥迪汽车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开发多款高端智能电动新车并联合开发Advanced Digitized Platform智能数字平台。充分利用上汽集团行业领先的智能电动创新技术，赋能上汽奥迪，开发后续一系列电动车型。提升上汽奥迪的新车型开发速度，而且提升新车型的软硬件水平与电动性能，扭转上汽奥迪在豪华车市场的被动局面。

其次，中方成为合资企业经营的管理者。长安福特在陷入经营困境后， 2023年福特决定减少在华支出，只专注于产生最高回报的业务领域。未来主要负责福特国产车型、福特电马后续车型的生产，而产品规划、营销规划方面的事情则交给长安汽车全权把控。

第三，中方成为合资企业冗余资产的收购者和合资品牌的守护者。2023年10月，东风集团宣布以人民币17.14亿元对价收购合资企业神龙汽车的目标资产，包括位于中国武汉和襄阳的特定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构筑物。目标资产已被神龙汽车主要用于生产其现有的标致和雪铁龙乘用车以及富康车型。收购完成后，东风集团又将目标资产出租给神龙公司。这样的操作其实是中方股东变相为合资企业注入资金，以缓解神龙汽车的经营压力。同时，外方股东没有同比例出资，完全由中方股东对合资企业单方面输血，说明中方在合资企业中主动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主动瘦身调整产能布局

市场大幅萎缩之后，如何活下去成为许多合资企业的棘手问题。关停出售工厂、大幅裁员、削减开支，成为一些企业的常规操作。2023年7月，上汽大众宣布关停上海安亭的一家工厂，清退职工5500人。北京现代近两年则先后出售了北京顺义一家工厂和重庆工厂，关闭了沧州工厂，将产能削减三分之二，以应对销量下滑的不景气局面。法系车在中国市场失去吸引力之后，深陷困局的神龙汽车也已出售了两家工厂，剩下的两家工厂以租赁东风资产的方式在艰难运行。

加大海外出口

当下，国内市场的变化迫使外方改变过去将市场目标定在中国国内的策略，迅速开拓海外市场，转向将合资企业变为其海外出口基地之一。目前，长安福特、神龙汽车、悦达起亚、北京现代、东风本田、上汽通用等合资企业，都将重点转向开拓海外出口市场。相对国内企业，合资企业海外出口有其独特优势，利用其本身国际品牌知名度，,借助合资外方母公司的海外营销渠道。更重要的是，海外市场目前仍是燃油车占主导，这正好可以让合资企业扬长避短，避开在国内与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正面竞争，拓展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福特已计划将长安福特打造成其在中国的出口中心，计划向南美、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市场出口价格较低的电动车和商用车。神龙汽车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出口市场，2022年，神龙汽车出口销量达到3.7万台。神龙汽车还成立了国际事业部，全面启动出口项目，神龙的外方股东斯特兰蒂斯计划把神龙汽车打造成整车和零部件全球出口业务中心。北京现代也提出“在中国，为全球”的口号，它将成为现代汽车全球出口基地。北京现代投放的所有产品，包括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将面向国际市场，力争三年内出口量达到10万辆的规模。悦达起亚2023年出口达8万辆，占其总销量的一半，并计划到 2026 年，实现盐城工厂的年出口规模提升至 20 万辆以上。上汽通用是国内最早做出口业务的合资企业，20年来累计出口量已超过百万辆。目前，上汽通用产品已远销北美、中美、南美、非洲、亚洲的多个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继续助力“中国制造”拓展海外版图。

以包容心态看待合资企业发展

合资企业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产物，是我国在民族汽车工业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通过与外国企业合资经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资本，提高我国汽车工业制造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合资企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国汽车产业从以商用车为主转变为以乘用车为主的产品与市场结构，汽车由主要是生产工具转变为家庭的交通工具与耐用消费品，汽车合资企业都功不可没。合资企业不仅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销量、收入、利润、税收的最大贡献者，同时也是培育和塑造中国消费者对于汽车产品的认知与消费习惯的最大推动者。从20世纪80年代的“老三样（富康、捷达、桑塔纳）”，到21世纪初的豪华首选BBA；从涡轮增压、全时四驱到DCT变速箱、分区空调等等，都是合资品牌在引领技术与消费潮流。40多年来，汽车合资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地方社会发展都做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

经过多年发展，合资企业已成为中外股东相互融合、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成为中国汽车产业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合资企业作为一种可以调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进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具有独特优势的企业组织形式，仍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它的独特作用。许多中外股东都看好合资企业的前景，对于双方的继续深化合作充满信心。美国通用董事长玛丽·博拉在2023年到访上海时已宣布，上汽通用再延长合资30年，至2057年（1997-2057年，共60年）。而一汽大众早在2014年就宣布双方延长合作至2041年。宝马在2022年将华晨宝马的股比提升至75%以后，再次宣布将华晨宝马的合资合同延长至2040年。

为应对电动化转型的浪潮，国际巨头开始在中国建立新的合资公司，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市场发展电动车的参与度。2019年12月，宝马与长城的合资企业光束汽车正式成立，在江苏张家港投资51亿元，建设产能年产16万辆的工厂。光束汽车生产的宝马MINI纯电动车也已在中国市场上市。2020年底，大众将合资企业江淮大众的股比提升至75%，并更名为大众安徽，并陆续投资300多亿元，使大众安徽成为大众在中国最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2020年1月，吉利与德国奔驰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生产奔驰Smart品牌纯电动车型。2023年，一汽与奥迪汽车合资成立了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公司，成为奥迪打响新能源汽车翻身仗的一枚重器。

合资企业依然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重要参与力量,通过与中国伙伴的深入合作寻找出路，正在走着一条从“合资”到“合创”，从基本的中国化到深度本土化，从完全面向国内到一定程度的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当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会有一部分合资品牌退出中国市场，这会对中国汽车产业和汽车市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他们的退出将使市场竞争格局发生变化，消费者可能会面临产品种类减少、服务多样性降低等问题。其次，合资企业退出会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生冲击。这些企业通常与本土供应商、经销商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的退出会导致这些合作伙伴面临业务缩减甚至倒闭的风险。同时，这也可能影响到合资企业员工的就业和当地社会的稳定。此外，合资企业退出还可能对技术转移和创新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合资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本土汽车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合资企业的退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合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保持汽车产业多样性与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产业生态的多样性是生态健康的标志。我们应以更加开放的胸襟，以自身的技术能力支持推动合资企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让消费者、让全社会用他们的选择来决定汽车企业和汽车品牌的未来命运。

（编辑  杨利红）

美国学者希尔顿﹒L﹒鲁特和刘宝成两位作者的合著《全球经济的颠覆性变革：复杂经济学的根源、结构与竞合》（以下简称《颠覆性变革》），足以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复杂经济学的代表性作品。特别是在将社会网络理论用于解释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可谓别开生面又发人深省。以下根据我对作者的基本分析框架的理解，分享一些思考。

（一）

《颠覆性变革》一书有个副书名：“复杂经济学的根源、结构与竞合”。序言是复杂经济学的创始人、在技术经济学和系统科学方面有极高造诣的布莱恩·阿瑟所写。言简意赅，概括性极强，体现了大师一贯的风采。如果没有大块时间消化整个著作中关于复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仅读完这篇仅3000余字的序，也已给我们理解“复杂经济学何以必要”提供了较大启发。

我们知道，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效率，没有关于经济体系架构的理论，或者说，默认的是将市场体制作为前提。自1932年罗宾斯发表《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到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新古典经济学越来越数理化，越来越精致化，并发展到完全抛弃经济体制架构的考虑，或者说基本没有关于经济制度的讨论。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化、制度的调整及其适应性以及制度变革与创新等话题，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新制度经济学所重视。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早期的成果，很快被新古典经济学强大的影响力所涵摄，并且被其作为宣扬“有效市场”理论（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简称EMH）的一部分。而新古典经济学的“黑板经济学”趋势也愈发明显。

现实经济世界的国别多样性分岔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新古典经济学信誉受到致命打击，也催生了复杂经济学。复杂经济学不承认新古典经济学讲的均衡，转而认为经济主体为了应对经济体的动态变化，也在反复选择其合理化应对方式，其结果是使经济体不断迭代并趋向更复杂的经济模态。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伴随历史变迁而持续演化的经济世界。

在各种复杂经济学理论中，网络理论目前发展得相对较为完善，并且又恰与新制度经济学集大成者——诺斯晚年的观点相关。对此，我曾在《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经济学？》（《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一文中有详细阐释。简单地说，诺斯晚年已抛弃了他早年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关于“正式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转而在制度分析中引入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因素，认为无论是单个人的行为选择，还是制度的效率，都必须嵌入社会网络中加以理解。而只有一个内生于其社会网络中的制度，才具有应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效率”。

在诺斯晚年观点的基础之上，复杂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而复杂系统都是由各类要素相互交织而成的相互嵌套的网络。这张网络之中又蕴藏着数量庞大的社会子网络。任何层级的网络，都是由大量自由运转的结点（即经济主体）组成。结点间即经济主体间的交互模式决定了网络的结构，即“拓扑”结构。采用网络来分析经济主体交互关系，包括信任、合作、宽容、沟通、商品与服务的分配，以及信息的传播、创新的扩散等等，已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认可。

不过，网络理论的真正成熟，是因为大量借鉴了复杂系统科学最近的成果。如本书中三个名词，对理解网络的类型与变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有必要用更简易的语言加以解释。

关于网络集中度。是指其中某些或某一个结点在网络中的权重。最极端的情况，是人为设计的“星形网络”，所有结点被一个结点所控制，一个网络的参与者控制其他所有参与者；网络集中度低，是指网络中的结点在网络中的权重相差不大，最极端的是所有结点具有相同中心性的环形网络或完全连接的网络。当然，更多的社会网络处于二者之间，即多中心化的网络，网络中存在多个权力中心，或多个主体分享控制权。

关于渗流现象与级联效应。尽管著作中写得较为学术化，但究其实质，与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变迁中的“慢变量”“快变量”有对应关系。渗流现象，是由网络中某个结点的变化，导致整个网络的缓慢变化，这种变化在短期内不为人所觉察。它所改变的是网络结构，影响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过，一旦渗流突破某个阀值，“就会开启席卷式的蔓延之势”。比如，作者以中国改革为例，当中国人意识到新的时代到来，改革政策进入稳定轨道之后，全国上下空前活跃，下海经商、追求利润立即成为潮流。级联效应，则是短期内一系列连锁反应，是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件甚至一连串事件，是骤然发生的剧烈变革，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或重大社会革命，当然也包括重大创新。但它首先改变的不是网络结构，而是借助网络结构改变流动性及结点的行为。此外，“渗流”现象突破阀值后，也会导致级联效应。

关于复杂网络的外生性与内生性。网络的相变发生，是因为系统内的自组织“交互作用”达到某个阀值，这就是复杂网络的内生性。从此定义看，它往往与上面所说的渗流现象联系在一起，即内部的改变一开始是静悄悄的，累积到一定程度，相变就发生了。如果网络相变的发生，是因为系统受到外部冲击引起的，这是复杂网络的外生性。不过，内生性与外生性无法完全分开。如书中所言，“在复杂系统中，没有什么是独立存在的，因为系统是始终开放的。”更多情况是，内部正在起变化，正好遇到外部冲击，刺激内部变化加速，导致相变更快发生。更应该看到，“严格来说，系统演化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其结构的外生性。”作者可能更倾向认为，外部冲击通过内生因素即网络自身属性起作用。

借助上述三对名词，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网络的基本架构进行描述。它完全突破甚至是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只是对三个市场的主体——居民、企业、政府进行静态分析，而复杂经济学的网络理论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既根植于现实世界、又同样可分析的全新范式。认为这一理论根植于现实世界，是因为现实世界的确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网络状结构；而所谓“可分析”，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更多研究者只能尽其所能描述，而无法在复杂中加以探究其规律性。比如，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尽管看到了新古典世界已经越来越远离现实且导致解释力与预测力日衰，但他们自己建立的体系，更多只是描述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而无法进行更多科学研究。而复杂经济学对网络理论的应用，则是通过数理与技术方法的赋能，得出一些规律性结论。

在我看来，正如熊彼特所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就是经济社会分析法，是一种网络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就是一种嵌入式网络分析的视角。也正因此，在著作第一章“政治经济学与复杂系统”中，暗含作者这样的思想：网络理论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

作者在对网络理论进行概述之后，就运用之一理论，分析了欧洲与中国不同的经济社会体系架构，以及两个经济体如何在历史中历时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在作者看来，传统欧洲政治经济的组织方式属于“小世界网络”。当时欧洲邦国林立，是一个由数百个不同的政治单元汇聚而成的、由众多城邦和小国构成的网络，这一网络呈现出多个权力中心，却又通过血缘或联姻关系，相互松散地联结在一起。其网络拓扑结构特点是“分布式”“去中心化”、可拆解性，甚至是相互竞争的。换言之，网络的每个小中心是一个小生态，具有一定自主性。这保证了任何一个结点的变化，对网络总体的影响有限。与此同时，自16世纪开始，由工商业催生的“渗流”效应，推动社会走上契约化法治化进程之后，欧洲的“小世界网络”变得更趋韧性，“内生性”更强。其变化则主要来自于外部冲击。然而，在外部冲击面前，欧洲“小世界网络”的拓扑结构，却可以使网络保持较强的冗余度，并在确保其基础架构稳定的前提下，同时具备吐故纳新的能力。

欧洲的“小世界网络”的缺点主要体现在稳定性不够，从短期看，效率较低下。 “小世界网络”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因为网络有多个中心，各中心竞争以及剧烈的创新，导致全网络几乎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极端性情况下，也包括竞争资源引发的战争。这使得自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内部社会经常处于动荡状态，是包括一战、二战在内的战火不断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不稳定，与欧洲社会与政府始终保持很强的张力并不矛盾，即高度不稳定与高度韧性共存，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在效率方面，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没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系统，欧洲经济社会在短期内的效率与其执行力一样，都是较低下的。但从长期看，其累进式创新效率却很高。因为其创新进程不会轻易被外部冲击所中断。或者说，欧洲“小世界网络”是能够继承历史进步的几乎每个成果。

与欧洲的“小世界网络”相比较，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是“星形网络”。这个网络只有一个中心，即皇权或中央政权。与欧洲的多中心、平行化网络结构相比，中国传统“星形网络”是一个枢纽性权力中心支配下的垂直层级化结构。这个网络自上而下由四个层级构成，皇帝属于顶层，拥有无上的权力；包括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在内的“三公”处于第二个层级；包括卫尉、郎中令、太仆、廷尉等等在内的九卿属于第三个层级；而地方一级及基层官员构成第四个层级。但四个层级都是以皇权作为中心结点。因此，中国经济社会这张大网，只有一个中心：即皇权或中央政府。这是一种以皇权或中央权威为轴心的“轴辐式治理”。

中国传统星形网络，因其只有一个中心，因此，最大的问题是网络缺乏韧性。按照布莱恩·阿瑟的说法，一旦处于核心枢纽的中央政权遭受冲击，其破坏力经由层级网络迅速传递至各下属层级，导致整个体系立即土崩瓦解，使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结果是王朝周期不断周而复始地上演。

传统中国“星形网络”的枢纽性中心的形成有外生性原因，比如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但更主要是内生性的。因为各垂直层级都受一个中心控制，因而处理本层级结点互动与异动的自主权与空间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单一中心垂直管理，从下而上的信息，以及从上而下的信息，在经过各层级过滤之后，往往前者成为报喜不报忧，后者成为层层加码。这将导致星形网络中的矛盾历时累积得不到释放，在越过一定阀值后，先是导致局部民变，然后经由级联效应，起义或暴乱成为全国性的，并且矛头只有一个：皇权。这在王朝后期往往表现得十分明显。

近代以来，中国“星形网络”受到的最大外生冲击，就是来自西方的殖民者以及来自日本的侵略。其直接后果是晚清的灭亡。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架构内部缺乏韧性，导致内外交困。内部矛盾引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叛乱，几乎耗尽了王朝借以维系这张“星形网络”的各种资源；此时，来自外部的侵略不过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中国传统“星形网络”亦有其优势。首先是非常有效率。强大的皇权或中央政权的决心与意志，可以通过垂直性网络，上下级政府机构之间保持政令畅通，且几乎无障碍贯通到全社会，并立即得到贯彻执行。所以，在决策能力及决策的执行效率方面，中国的核心枢纽式网络理优于欧洲，在一个新兴王朝初期更是如此。其次是“轴辐式”治理有助于维持全社会的稳定。因为网络结点和连接线路简洁明了，中间不存在过多冗余，信息流向轴心的效率得以大幅提高，方便中央政权掌控全局，亦方便中央政权随时调配资源以应对可能的意外，当然也包括应对外族入侵；因此每一个王朝都能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不过，这种稳定往往因为“枢纽”作为唯一中心而走向僵化。此时也就临近王朝的末期，随着一场大规模动荡发生，网络会因为中央政权这个唯一结点被摧毁而塌陷。此时，中国社会将经历一段群龙无首、狼烟四起、天下大乱的局面。

因此，总体上讲，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社会构架，是高度稳定性与高度脆弱性的结合；所以有人形容中国传统政权与中国传统瓷器相类似：外表稳定、坚硬，但经不起一敲。

当然，这里有一个悖论：不管是欧洲的“小世界网络”，还是中国的“星形网络”，都是在历史长河中演化形成的，本身具备内生性。这符合诺斯的观点，也符合笔者的观点。比如，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网络，特别“适合从事修筑大型基础设施”，“致使一个强大的帝国可以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且这种网络结构适应了“帝国的核心使命”，即“维持国内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大举对外扩张”。欧洲式网络，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欧洲是一个由众多小国参与竞争的集合体”，“最终目标是增强其经济优势，以保护自己免受强国欺凌”，“不仅参与军事和经济竞争，还利用社会和外交手段加强安全，扩大势力范围”。这些论述，与中国学者钱穆观点有类似之处。钱穆认为，欧洲文化是游牧文化及由其发展出的商业文化，是扩张性的；而中国是农业文明，是防御性的，保守性的。问题在于，既然两种网络形态都是内生于环境与文明，都具备诺斯所说的“适应性效率”，但为何欧洲与中国相比较，自19世纪初始，就占据了相对优势呢？这就是彭慕兰所谓的“大分流”问题。

在彭慕兰看来， 18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相比较，并没有明显优势。只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欧洲相对于中国才居于支配地位。彭慕兰认为，19世纪欧洲与中国“大分流”，原因仅仅是欧洲煤炭资源分布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新世界的发现使美洲成为其初级产品主要来源地，二者结合解决了欧洲后续快速发展面临的生态制约问题，使欧洲能够转而走上资源密集型、劳动力节约型的工业化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却因经济重心南移与煤炭产区分离，加之内部初级产品资源使用已到最大限度，而不得不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农业上“越来越卷”。但本书则用经济社会网络架构，重新解释了欧洲与中国的大分流。

书中认为，欧洲的多中心网络，决定了每一个小国在小国林立的复杂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中，必须致力于保持自身的竞争力，这为创新提供了动力与需求牵引；与此同时，尽管“小世界网络”的结点分布不遵循完美冥幂律，但在“平均路径最短上却堪比随机网络”，这使得每一个局部创新，都能够很快扩散到全欧洲。而“小世界网络”的韧性，更是为以资本集团为代表的创新先行者提供了庇护，也为创新成果的积累提供了宏观基础环境。由此，引发一波波创新浪潮，并且历次创新浪潮成果的积累，推动欧洲走上了工业化与对外扩张的道路，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与此相反，中国大一统制度下的“唯一中心”型网络，内部没有竞争压力，当然也就很少创新动力。不仅如此，为了维持帝国的稳定，“甚至还会有意过滤掉可能不利于帝国的创新”，更不允许商人集团结盟。再有，因为这种“星形网络”缺乏韧性，本来就很稀缺的创新成果，常常被“内生渗流”与“外部冲击”所中断而无法累积，这造成传统中国未能经由一波波创新浪潮的推动而走向现代社会，直到1840年外部入侵，强制中国在屈辱中被动开启现代化进程。

（三）

《颠覆性变革》用网络理论对欧洲及中国历史及其分流的分析，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与震撼力。但最能引发我深入思考的，其实还是书中所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内容。

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部分，内容主要出自鲁特的合作者刘宝成教授。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进行了描述，包括双轨制、乡镇企业兴起、地方政府竞争以及对外开放等；还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总括性梳理，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将中国传统、法治因素及国际规则进行三重结合。书中认为，中国已创造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模式。当然，书中也对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相当精彩的阐述。

但是，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如何重塑了中国经济社会基本架构，尤其是如何使得中国治理网络结构既维持了传统的高效率与稳定性，同时还展现出韧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部分内容则相对需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继续深入阐发。

我注意到书中有两点涉及上述论题。一个是，作者回顾中国历史时认为，每当帝国出现危机时，中央权力总需要地方甚至社会力量即更多的“枢纽”，能够担负起为中央“轴心”纾困的责任，但可能都已为时过晚。另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安徽凤阳农民摆脱“中心”控制、自愿承担风险尝试承包制，后来他们的行为得到中央政府支持并推广，并且上升为中国改革的经验：“鼓励地方试点、对其中成功的地方国家予以认可并推广”。书中认为，这一做法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提高了结点的活跃性，进而稳步增加了整个网络的弹性”。

关于中国“星形网络”的观点，我认为仍然是一个方便分析的简化说法。实际上，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当代中国，中央权力与地方政府之间，绝非简单的“完全控制”与“完全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个“统到什么程度”与“放到什么程度”的关系。但对传统中国而言，有一个关于治理的基本经验教训：如果枢纽性权力管得太死，其他局部中心结点就会毫无自主权，长期下去，则体制会僵化，经济无活力；但如果枢纽性权力太弱小，地方势力做大，网络可能由“一个权力中心”变成“多个权力中心”，面临的就是国家分裂与内乱。比如，周王朝衰败导致的春秋战国；汉王朝初期的“八王之乱”以及后期的“天下三分”；唐王朝历经的“藩镇之乱”等等，这才是传统中国尤其是明王朝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更加强调单一中心无上权威的必要性的原因，由此维护了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但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治理结构的韧性。而清王朝晚期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由于在外部冲击下被迫改革、然后地方势力做大，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的地方军阀混战。而国共合作北伐的历史使命，就是再度尽快实现中国统一。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理想的状态是，维持一个“枢纽”性权力中心前提下，最高的唯一的权力中心适当授权，允许区域性中心拥有一定的权力空间。但在主导性方面，则仍然是维护网络中枢纽权力的绝对中心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在探索国家治理中，也特别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毛泽东将此作为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以避免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逻辑怪圈。作为后发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又同时肩负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多元目标，执政党打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具有强大控制力与凝聚力的枢纽式权力中心，这一中心既维持了历史上“轴辐式”治理模式，但与此同时又注意维持全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

当然，由于网络的稳定性与韧性之间固有的矛盾，在现实政策层面，亦有不少教训。改革开放前夕，国民经济发展存在诸多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绝对控制式的“条条”管理，使得“块块状”的地方积极性无从发挥。而改革开放开启之后，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允许并鼓励地方“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一举措进而发展成为中国式的“地方政府锦标赛”：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评价和使用的关键性标准之一，是看经济发展；而另一方面，各省及各级官员，都围绕如何快速发展本地经济，争相招商引资，争相出台政策。这种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使中国治理网络中权力结点，由原来无冗余的“单一中心”，变成有结点冗余的在“单一中心”下的“多中心”。这种更为复杂的网络结构，兼具了稳定性与韧性。

中国经济社会架构变得富有韧性，不只是因为围绕地方政府这一结点，形成了局部中心网络，还因为多种经济成分的成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网络经济结点，只是单一的国有制与辅助的集体所有制，且都受中央权力中心控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最早是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乡镇企业崛起，后面是自主性更强的民营与外资经济的迅猛发展，使网络上的经济结点呈现多元与多主体化。另一方面，国企与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也是使其朝着市场“自主经营、自主发展”演化。这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网络中，围绕多元经济主体及其从业者，形成了更多的小结点、小中心，也由此增加了中国国家与社会抗压与抗冲击的能力。

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规律总是在起作用”。在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网络增加了韧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地区发展分化、群体收入分化，致使作为枢纽的最高权力中心的凝聚力下行；而局域网络结点中心权力扩张，导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以及资本与权力相勾结导致的强势集团腐败等现象的出现，更是冲击中央政府的权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颠覆性变革》一书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网络，正朝着更加强调枢纽权力中心控制力的方向发展，“轴辐式”治理模式有可能得到重现。

因此，总体上看，如何既能维护中央权威又能有效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如何在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仍然是在探索解决之中的课题。这个题目真正解决，就可以让中国走向兼具稳定与韧性的治理。届时，中国社会将实现执政党一贯坚持的理想：“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编辑  季节）

跨境电商开创国际贸易与合作的新形式

作为国际贸易的新形式，跨境电商通过借助互联网科技，减少了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重塑了国际贸易的价值链，创造了国际贸易的新格局。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成熟，传统贸易中上架商品就能出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仅意味着要开创新的国际销售渠道，而且企业还要具有较强的品牌意识。

随着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正式生效，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拥有巨大市场规模和更高开放程度、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开启。RCEP成员国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和日本， 是15个国家构成的超国家经济体（10+2+3）。RCEP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建立发展共荣的世界经济重要措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合作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等，涵盖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鼓励发展中小企业等内容。在货物贸易方面，政策开放水平达到90%，投资方面用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投资准入谈判，十年内降至零关税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协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国和日本首次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安排，RCEP的签订被视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覆盖总人口覆盖22亿人，占据世界人口的30%，15个成员国创造的GDP达到25.6万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29%，区域内贸易达到10.4万亿美元，占据全球贸易总额的27.4%。

江西省跨境电商发展迅速

江西省的跨境电商发展迅速，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本文以江西赣州跨境电商产业园、江西省共青跨境电商产业园，上饶跨境电商企业为调研案例，分析RCEP背景下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江西省跨境电商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江西省受限于地理位置，对外贸易物流成本较高，跨境电商出口发展迅速。据海关总署统计，自2013年起，江西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居于中国各省市中位，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但与广东等沿海地区相比仍然有10倍以上的差距。但江西省根据自身特点，抓住跨境电商突破发展瓶颈，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进出口总额的占比不断提高，持续高于近年来全国跨境电商平均增长速度。

从经营主体看，截至2022年10月，江西开展进出口业务企业6550家，同比增加14%。其中，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且增速最快，进出口4177亿元，同比增长45.3%。从市场结构看，2023年1-10月，江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1868.6亿元，同比增长71.4%；与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总额1949.7亿元，同比增长68.2%；对东盟、美国、欧盟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82.1%、15.1%和27.8%。从贸易结构看，跨境电商新业态带动作用显著。2023年1-10月，江西企业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综合管理平台的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4位，同比增长1.9倍。从产品结构看，太阳能电池、锂电产品出口倍增：太阳能电池出口规模居全国第4位，锂电池出口规模同比增长73.9%。

（2）江西的进出口产品种类较单一，产品附加值较低。据统计，江西省跨境电商主要以跨境B2B作为主要交易模式，以出口交易为主；因国内消费升级，进口交易占比逐年提高。本省跨境电商进口产品主要包括机电产品、3C电子产品、消费品（母婴用品、护肤化妆品、保健品、服饰、零食及日常用品），而3C电子产品（计算机、通信、消费者电子产品）、服装服饰、配件、机电产品等为主要出口产品。从总量上来看，出口产品中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较低，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

（3）进出口市场单一。江西省跨境电商出口商品主要流向东盟、部分欧洲国家、非洲、美国和日本，进口商品主要来自东盟、部分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江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亚非欧国家贸易交往日益密切。2017年，江西省与土耳其、波兰、以色列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增幅近95%。

 跨境电商对江西省对外贸易的影响

跨境电商促进了江西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在传统出口外贸中，我国外贸中加工贸易占了很大比例，近年来由于工资水平逐渐增长，低工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获取大额订单的难度增大。大企业销售产品多样、渠道稳定，有强大的制造业技术支持，以及线下实体店和海外仓的支撑，在大批量订单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中小企业处于下风，必须进行出口转型。通过跨境电商B2B，中小企业瞄准了国外的小订单市场。大企业不能兼顾的小批量、高频次、规格多样、备货不易的订单，却适合从事生产质量精度要求不很高的易耗件的中小企业。而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进行交易，利润率远高于通过国内外代理商的交易，并且有利于客户积累和品牌推广。

在差异化订单的生产过程中，促进生产企业通过创新生产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并从低附加值的代工转型为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品牌创建。此外，目前大部分江西中小工业企业在国内市场并无明显竞争优势，向跨境电商转型则可找到适应自身情况的差异化市场，找到发展壮大的空间。

RCEP为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带来发展机遇

关税减免提升利润空间

随着RCEP的正式实施，区域内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削弱，商品的出口难度下降，商品的配送与销售也变得更自由。对企业来说，最大的实惠是原来90%的关税有可能变为零关税。RCEP带来的关税减免红利，加快了企业在“一带一路”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布局。

例如，RCEP正式落地以后，中国和日本有可能实现零关税自贸协定。中国将对于超过86%的日本产品实行零关税，同样日本对于88%的中国产品实行零关税。RCEP带来的政策红利，加快了中国外贸企业开拓日本等区域内市场的步伐，并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供应链融通，物流效率加快

RCEP的生效带来的是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共赢，将为资源及技术的流通营造更为便利的国际环境。

RCEP采取预裁定、抵达前处理、信息技术运用等促进海关程序的高效管理手段，简化海关通关手续。涉及跨境物流的多个环节，包括降低甚至消除邮政小包征收关税的风险、降低海外物流仓储建设成本等，港口航运、跨境电商等企业将直接受益。

贸易便利化提升，推动数字化转型

RCEP拥有的一个新特点是数字化升级。数字化属于贸易便利化的一个方面，与传统贸易形式不同的是，RCEP提倡的无纸化贸易、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等，一方面促进了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对跨境电商的重大利好。

RCEP希望通过推动贸易数字化提高区域内贸易效率，带动区域内外贸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不仅包括交易端的数字化，也包括外贸整个供应链的数字化。例如，企业通过大数据了解消费者需求，跨境电商在全流程中使用ERP管理等等，整体实现数字化，最终提升效率，实现外贸的转型升级。

降低跨境交易成本

RCEP从两方面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一方面，RCEP关税减免带来原材料等进口成本降低，成品价格更具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的降低，使贸易全流程提速，从而进一步提高跨境电商企业的盈利能力。

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

目前，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在RCEP区域合作下，可以向其他成员国提供我国的成功经验，助推我国跨境电商模式的推广。特别是对于电子商务的大力提倡，有利于加速区域内电商模式的完善，实现共同发展。电子商务合作及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行，将会为行业发展与监督提供保障。

RCEP背景下跨境物流对我国中小企业的挑战

跨境物流效率低下

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主要包括跨境直邮和海外仓。直邮模式有邮政包裹，国际快递，专线物流。由于RCEP成员国基础设施普遍落后，通过跨境直邮则配送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有些长达一个多月。处于内陆的江西省，跨境物流的运输与配送时间问题较突出，短则半个月到一个月，长则数个月，如遇到购物旺季，物流时间会更长。另外受限于各国的通关政策和繁琐的业务流程，跨境物流效率普遍低下。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屏障。

跨境物流成本高昂

跨境电商的高成本主要来自低周转率和交通设施。低周转率导致库存成本攀高，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物流管理费用偏高，发达国家的库存成本为5%左右，我国高达10%。在货物运输方面，近年来我国铁路运输占比一直低于10%，公路货运量占77%左右，公路的运输成本远超铁路。江西省因运输费用占比较高和公路运输居首位而导致物流成本偏高（当然公路运输有灵活快捷的优点）；由于公路、铁路和水运多式联运设施不全，生产企业选择不多。

客服和售后薄弱

客服和售后是很多跨境电商的短板。江西省跨境电商在国内并没有实体，无法及时有效地提供售后服务，针对跨境电商的退换逆向物流，通常比较困难。

售后的问题主要包括：订单问题，物流问题，退换货问题和买家差评问题。一个合格的卖家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追踪并及时处理。除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使用英语，其他东南亚国家使用的是小语种，江西省在外语售后服务沟通上存在较大困难，一般跨境电商客户的购物体验感较差。

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稀缺

《“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显示，2025年，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相关从业人数将达到7000万；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至2.5万亿元。未来五年，预计我国电商人才缺口达985万人。江西省属于人才流出大省，在电商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商人才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三大瓶颈之一。从2008年起，我国电商从业人员规模不断增长。跨境电商涉及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两个领域，从业人员要具备较好的英语水平，既需要推广营销、跨境物流、美工摄影等专业性人才，又需要熟悉平台运营技能和大数据、金融服务的综合性人才。

加快跨境电商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跨境贸易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既体现在消费层面，也涉及技术因素，包括如何借助技术工具更好地识别和抓住客户、创造需求。跨境电商的消费需求具有不稳定、不确定性，需要企业敏锐捕捉市场机遇，并借助数字化手段努力提高应对不确定、不稳定风险的能力。客观地说，江西省跨境电商的优势并不明显，尤其是在B2C模式上，其发展仍然面临地域文化差异、物流配送难、支付信任以及宽带成本和网速限制等现实问题。RCEP的签署，对于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解决路径，完善跨境电商促进政策，支持跨境电商发展，适应产业革命新趋势都是可行之策。RCEP重点提及，要鼓励搭建跨境电商发展服务平台，推动配套物流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支持和建设更多的海外仓，这将加速我国跨境电商转型升级，提供更多优质产品，服务更多国内外消费者。

优化跨境电商发展路径应多措并举

运用数字技术布局海外仓

RCEP生效后，区域内国家间货物交付时效将提高，跨境物流主要取决于境内物流和境外物流的时效，使用海外仓的模式能够有效解决跨境物流效率低下问题。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可以选择第三方的海外仓或者一些跨境电商平台的官方海外仓库，从而减少前期投入成本。很多第三方海外仓会为新入驻的商家提供首月、首季、首年免费的优惠政策，并且免去海外配送费，跨境电商中小企业首先将货物运至当地的仓库中，一旦有订单便可以立即发货，有效缩短了运输时间，客户的购物体验也得到提升。RCEP签署后，区域内各成员国的资源、商品流动、技术和服务资本合作以及人才合作将会更加便利，有利于创造价值和整合资源。这将给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的建立与运作、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建立以及国际人才的招聘带来巨大机遇。此外，通过优化RCEP区域内跨境电商供应链和价值资源，有利于缓解各种不利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帮助我国跨境电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攀升。

优化物流成本

跨境电商物流的产业链长，包括国内物流，海关，国际运输，国际海关，国际物流等多个环节，尤其是海关和商检，操作难度大、风险高，无形中增加了中国跨境电商的物流成本。跨境电商企业要尽快熟悉RCEP成员国海关程序，检验检疫等具体措施的落地，这有助于提高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地通关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1）订单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客户要求更改收货地址，如客户在发货前提出要求，那么直接更改即可；如客户在订单发货后更改地址，我们可以先记录新的地址，再去和物流人员沟通，看是否可以成功更改。无论如何，企业要将结果及时与客户进行反馈，如不能更改地址，则要详细说明理由并致歉，如果商品的价格不是很高，卖家也可以考虑重新发货。

（2）物流问题。一般来说会有以下两种情况：顾客看不到物流信息，或是商品运送时间过长。这时需要先向客户致歉，然后积极与物流人员沟通，查看最新的物流信息并告诉顾客，如果商品在运送过程中丢失，需要退款或者补发来进行处理。

（3）退货问题。常出现顾客对商品不满意，或是商品受损等状况。卖家需要先了解顾客退货的具体原因，如果是顾客的问题，需要说清退货的邮费和流程。如果是卖家的问题，可以沟通后看是否可以重新发货。

增强客服与售后服务

在RCEP背景下，优化跨境电商的发展路径，增强客服与售后服务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消费者满意度的关键。增强客服与售后服务，可以通过市场调研、数据分析和客户反馈，了解客户的需求和行为，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企业要建立多元化沟通渠道，培训、建立客服团队交替制度或引进外包服务，及时回应客户问题和投诉。同时，引入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更好了解客户的要求和喜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创建客户满意度计划，并定期给予折扣，增加客户粘度。还可以通过收集和分析客户反馈与建议，并学习典型企业优点，持续改进服务、强化知识产权意识、构建安全的支付环境、确保平台上的产品信息真实准确等方式增强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建设跨境电商人才队伍

在跨境电商日益发展和RCEP的背景下，培养一批跨境电商专业人才队伍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培养物流人才，可以通过大学设置与电子商务相关的课程，增强校企合作，使中小型企业能够获得高素质专业性人才。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员工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交流项目和国际合作，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环境，熟悉不同国家的贸易规则和文化差异,培养国际视野。在当下的复杂环境中，跨境电商的专业人才除了贸易和商业知识，还需要信息技术、数据分析、市场营销等多方面技能。对于培育跨境电商相关人才，政府应予以政策支持，以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加入跨境电商行业，为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建设跨境电商人才队伍需要高校、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优化数字化创新发展体系

在RCEP的背景下，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是优化跨境电商的数字化创新发展体系。一是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引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进而有效提高中小型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成本。二是支持中小型企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等手段改造效率较低的流程。同时，鼓励中小型企业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新型电商形式，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三是建立创新生态系统，促进跨境电商企业与学术机构、高等院校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四是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政策支持和激励，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综上所述，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应充分认识RCEP的签署对于跨境电商行业的影响，全面提升自身竞争力。一方面，在提升产品、服务和企业自身的行业竞争力上下功夫，努力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的差异化、个性化、国际化、品牌化，同时注重保护好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要具备创新意识，企业所经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才是企业根本的竞争实力，要注重核心产品和技术的创新，提升消费者权益保障能力。

（编辑 宋斌斌 ）

在当前全球政治环境不明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重点领域风险交织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等综合因素影响下，资产管理公司在业务拓展上困难重重，生存空间越来越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实务角度分析资产管理公司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探讨资产管理公司在宏观经济不景气背景下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业务模式转型的思考。

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现阶段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国内经济大环境不景气

当前，全球政治环境不明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且重点领域风险交织，叠加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多数行业受到不利影响，资产管理公司业务的开展受到挑战。从宏观环境对业务的影响看，以房地产业务为例，资产管理公司传统的估值逻辑主要来自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增长的预期，当房地产价格下行时，传统的估值逻辑遭遇挑战。同时，不动产的流动性大幅降低，其后端的处置受到了极大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4月，全国商品房新房年度累计销售面积达2.9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0.2%，房地产新房销售端情况持续恶化。在此背景下，部分资产管理公司碍于前几年高价收购的资产包形成了资产积压，对新资产包的收购热情大减，行业信心受挫，对业务团队选择目标资产的前瞻性和专业性提出了较大考验。

新资产包转让成交大幅降低（三级标题）

信托、租赁、债券等非银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生成速度加快，但不良资产包供应的主要来源仍然是银行， 2023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置不良资产3万亿元[1]。以云南省为例， 2023年云南省银行业一手资产包转让规模大幅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家对银行利润考核要求降低、核销资源倾斜和资产包转让估值不及预期等因素，导致银行转让资产包的意愿下降；二是部分银行经历了过去5年大量不良贷款转让后，目前产生的不良贷款主要集中于大型民营企业和国企违约，这类不良贷款不适合对外转让；三是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策略在不断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将不良率控制在较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以来，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均低于2%，2023年年末，该值为1.6%；四是银行自身的不良贷款处置能力在持续提升，通过内部核销和自主清收的方式处理了一部分不良资产，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也可以将质量相对较高的不良贷款交由旗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处置，从而减少了对外转让的需求。总体来说，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银行端的不良资产供应在减少。而非银行不良资产诸如信托、租赁较难接受较大折扣的转让价格[2]，市场上不良资产的真正转让成交规模大幅降低。

优质标的资产稀缺，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在不断缩小（三级标题）

一方面，流动性好的资产较为稀缺。从当前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来看，流动性好的标的资产较为稀缺，如一些交通便利的物流、工业、产业用地，一些稀缺位置的住宅，银行方面通过司法执行便可实现处置回现，较少转出给资产管理公司，即便转给资产管理公司，留给资产管理公司的利润空间也较小。另一方面，资产管理公司过度关注标的资产现阶段的流动性，导致可收购的资产范围较小。目前资产管理公司以商业、写字楼、酒店、商业土地等为底层资产的债权流动性极差，市场上少有人关注。而资产管理公司又十分关注底层资产现阶段的流动性，较少研究如何对问题资产赋能、创造流动性，致使可收购的标的资产越来越少。

资产管理公司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创新能力不足

目前，资产管理公司以“打包、打折、打官司”处置不良资产的“三打”模式依然是主流，但简单的债权转让和司法处置难有大的经济价值创造。而“重组、重整、重构”的“三重”思维鲜有突破，底层原因是资产管理公司制度创新和专业人才保障基础薄弱。“三打”模式遭遇瓶颈，“三重”模式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综上所述，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发展面临的挑战既有宏观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又有以银行为主流的交易对手方在不良资产转让方面认识的变化。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除了外部条件的客观变化所带来的约束，内部也存在主观创新意识和专业服务能力的不足。

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发展动力不足的原因

行业信心不足

经济不景气限制了不良资产的后端处置，导致资产后续的处置周期拉长、处置预案不及预期、处置方案实施受阻，不良资产的流动性受到了严重影响。同时前期接收的部分资产贬值形成的账面亏损，造成了资产管理公司的恐惧心理。鉴于当前经济和行业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评估和价值发现方面的能力有限[3]，导致在资产估值时采取了较为保守的策略，进而使得交易难以达成，根本原因在于其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感到信心不足。

资源整合不够

过去资产管理公司大部分不良资产是通过简单的债转方式实现处置，以赚取债权转让的溢价收益，还有部分资产则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处置，以获得底层资产变现回报，但这些手段在不良资产的增量价值创造方面相当有限，很难保持可持续性，而真正通过资源赋能实现资产增值后退出的案例却极为稀少。特别是以房地产为主的底层资产处置难度增大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普遍缺乏化解思路，造成资产积压、持有成本攀升。

制度创新不力

制度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活力所在，资产管理公司在产品和业务模式创新方面缺乏试错机制，很难引导项目人员创新。如高价收购的资产包无法接受损失对外转让，很难与债务人达成债务化解，不愿参与复杂项目，担心模式创新有违监管要求，过度夸大国资损失范围等等，这些都限制了不良资产的化解通道。

资产管理公司业务模式转型的建议与思考

当前，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遭遇瓶颈，资产管理公司寻求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加强制度创新引导、谋求业务模式转型，鼓励业务模式和产品创新助力自身业务发展。

强化功能性定位，助力金融强国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地方债务和房地产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

资产管理公司在防范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是加大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不良贷款，提高其资产质量和持续经营能力，降低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二是优化信贷资源配置，通过收购和管理不良资产，将信贷资源重新配置到生产效率更高的领域，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三是服务实体经济，参与问题企业的风险化解，通过债转股、资产重组等方式，帮助受困企业摆脱困境，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四是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国家重点领域风险的防范化解。服务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加大该领域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并参与其兼并重组。通过收购债权、增量投资、代管代建等方式，参与化解房地产风险。

提升资源整合能力

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三打”模式很难谋求较大发展，而实现“三重”模式，则需要团队能够融会贯通地运用资产评估、资本运作、风险管理、法律合规、跨市场运作和多部门协作等多种能力，对团队的综合管理能力及资源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盘活一个项目，不但需要对资金、市场、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而且过程管理方案也相当重要。如烂尾楼盘活项目中，需要专业法律评估服务团队、资金供给、建设管理、开发运营、销售推动、金融资源等多方力量结合才可以实现；一家困境制造型企业往往需要多种生产要素组合才能盘活。不良资产管理行业不仅具备金融行业的属性，更需要金融与实业的有效结合，嵌入投行和产业思维中，才能很好地发挥出行业应有的价值。比如信达资产协同信达地产共同参与烂尾楼盘活的案例便是较好的实践。

加强制度创新引导

制度创新涉及多方面，笔者从债务人和解方式的应用探讨，根据一线实践经验，在不良资产处置端，债务人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但过去资产管理公司慎用债务和解方式，转而让债务人通过其他非关联企业或个人以债权转让方式达到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清收目的。2022年8月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财金[2022]87号），明确规定“金融企业所转让的不良资产不得折价转让给该资产原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对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处置方面形成了监管约束。笔者认为，与其通过向不关联人转让债权以达到债务化解的目的，不如探讨与债务人和解的可行性，这不仅可以减少法律诉讼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也有可能恢复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实现资产的价值最大化。在处置制度方面，可以通过设计好债务和解、债务重组的基本业务条件，提高债务人参与债务化解的积极性。资产管理公司慎用债务和解方式有一定的原因，但相比于走“侧面”，走“正门”解决债务人配合度的债权处置方式也值得尝试。

关注破产项目和抵债资产机会

当前破产重整领域投资热度高涨，企业破产行为越来越多，破产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首次引入重整机制以来，A股共有超过100家公司顺利执行了破产重整计划。自2019年开始，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数量攀升，破产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从2018年的3家增长至2023年的15家[4]。

破产管理对资产管理公司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某种意义上每个债务人的终点都可能是破产。从实践来看，相比长期执行难的问题，破产反而能更系统性全局性地处理债务问题。随着破产重整市场的持续活跃，资产管理公司也在加大该领域的参与力度。以上市公司的破产重整为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3年法院共裁定批准了15家A股上市公司的重整计划，其中有9家获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重整投资[5]。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收购破产债权、投共益债、做重整投资人，购买破产企业资产后增加投入新的要素以实现资产盘活，并通过市场化退出等方式获取收益。特别是在一些优质困境企业中，还可以通过整合资源，设立不良资产基金或者信托基金，联合产业投资人、社会投资人和行业精英及行业优秀管理团队协作，做深做透单个项目，通过生产要素重组、企业重整和行业重构等方式盘活企业，最终在企业恢复生产并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创造和价值创造时，再通过股权转让、企业上市或出售给上市企业实现退出，获取超额收益。当前，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除了一些优质的地产项目外，还可以关注资源类困境项目或产品需求量大的制造企业。

除了破产项目外，抵债资产也是资产管理公司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当前，大多数资产管理公司极力排斥抵债资产，主要原因是抵债资产不但增加持有的税费成本，资产收益率低，管理和处置难度大。但资产管理公司若能有一个优秀的抵债资产管理团队，通过对抵债资产注入资源，完善其利用价值，赋予其创造现金流的能力，后端的处置手段则能够更加灵活，资产的溢价也会增大。参考美国黑石集团的做法，目前云南资产设立了抵债资产管理部门。

多元化处置不良资产

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时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和方法，能够提升资产的处置效率和效果，如市场化债转股、资产重组、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破产重整和拍卖等多种方式。不同类型的不良资产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风险，多元化处置策略能够适应不同市场环境和资产特性，提高处置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最大化资产价值，更好地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促进资产的快速流转，提升资产流动性，缓解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压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提升团队核心业务能力，提振行业信心

资产管理公司要转型突破，离不开专业人才团队的支撑，更需要团队的综合管理和资源整合能力，因此建立学习型的企业文化、鼓励创新也相当重要。资产管理公司业务人员需要不断加强行业政策学习、加强产品研究探索、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优化业务模式，与更多的行业资源建立深度合作，不断丰富自身技能包。复杂的环境对团队的应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拥抱不确定性、正确认识风险，才能基业长青。

（编辑  杨利红）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县域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立足区域实际，积极求变，主动应变，在准确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实质的基础上，锚定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经济，探索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近年来，龙口市以巩固和扩大在山东省县域经济中的领先发展优势为目标，将培育壮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作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的核心动能，坚持存量变革与增量崛起“双轮”驱动，企业主导与政府引导双向发力，持续推动“四新”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加速全市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新”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新技术多点发力，创新驱动力显著增强

龙口市以创建技术密集型城市为目标，深入实施科技创新“牵手计划”“星光计划”“攀登计划”和制造业机器换人工程，引导企业不断加大研发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全面加快铝型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纺织服饰等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升级步伐，积极推动制造业创新能力跻身全国县域前列。在科技创新方面，截至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55家，国家级研发平台16处、省级研发平台40余处，50多家企业在国内外大中城市设立研发中心；累计引进国家A类高层次人才80余人；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3项，国家专利金奖3项；企业研发经费占比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3.59%和55.27%。在技术改造方面，全市年工业技改投入超过2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装备数控技术应用率达到90%以上，800多家企业实现了加工装配的自动化和精密化；全市企业共拥有数控机床、数控加工中心20000多台（套），数字化制造装备率显著提高；域内80%以上的骨干企业实现了“上云用云”，新产品开发周期平均缩短30％，生产效率平均提高25％，整体效益平均提高50％以上。2023年，龙口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11亿元，人均20.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18.8亿元，位列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第八位。

新产业接续突破，经济增长点不断增多

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龙口市不断聚焦新技术衍生而出的新产业，大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与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引进一批代表未来产业升级方向的重大项目，以及具有带动性的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提升步伐。山东省“一号”工程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正在建设中，其中一期投资1493亿元，预计2024年年底全面投产后，产值可达1100多亿元，助力龙口市进军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携手华为公司打造的大数据产业园，是华为唯一一个在县级地区建设的数据中心，围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方面打造产业集群；打造占地面积约3.1平方公里的东海生命科学产业园，重点发展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特医食品等众多科技前沿板块。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电子信息等空白产业相继实现破题。

新业态长势良好，产业融合化进程加快

龙口市积极顺应产业融合发展大趋势，通过高新技术渗透、线上线下融合、产业内部重组和产业间互补延伸等方式，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新业态蓬勃成长。一是围绕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鼓励传统制造业企业积极通过自建平台、利用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电子商务营销，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二是围绕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大力发展大数据平台、研发设计、会展服务、检验检测、融资租赁、第四方物流等服务业新兴业态。三是围绕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按照农业“新六产”的发展方向，促进农林牧渔业与加工、流通、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制造、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打造农业产业化升级版。

新模式不断涌现，综合拉动力持续提升

依托新技术、新产业，优化整合各类优势资源要素，加快推进商业模式创新，积极抢占产业链、价值链高端。一是平台经济模式。依托港口资源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础，积极引进建设大宗商品市场、权益类交易场所、无车承运等平台经济产业，并通过平台载体吸引上下游企业和贸易企业入驻，实现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二是共享经济模式。依托骨干企业在研发平台、生产设备等方面的基础优势，按照“全域规划、全域共享”的思路，加快建设产能共享中心，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人员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产能支撑。

“四新”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二级标题）规模总量偏小

近年来，虽然龙口市“四新”经济呈现多点开花、蓬勃崛起的发展态势，但受制于县域城市发展的滞后，整体上全市“四新”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分散、产业关联度低，大多是萌芽状态、自由发展、单打独斗，难以形成拳头优势、规模效应。尤其是人工智能、云计算、3D打印等新技术仍处于零星运用阶段，信息技术、生物新医药、化工新材料等新产业项目尚未大规模达产达效，两化融合、军民融合、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模式尚未真正发挥催生效应，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发展层次偏低

龙口市“四新”经济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成果转换能力、融合发展能力相对不足，处于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产品较少，尚未形成具有国内一流竞争力、占有率和国际较强知名度、影响力的产业、企业和平台。

制约因素较多

在成本方面，包括产品研发、平台建设、设备改造、市场推广以及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等在内的前期资金投入较大、周期较长，企业投入成本持续追高，成果转换步伐不快，企业两化融合、智能升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人才方面，受制于地理区位和城市能级，龙口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相对有限。以互联网人才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向一、二线城市流动的趋势明显，且企业自主培养成本高、周期长，“人才少、留不住”已成为县域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主要障碍。

存在制度缺位

“四新”经济大多属于新生事物，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的政策、标准以及政府的监管、服务等目前均滞后于“新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例如，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应用过程中，需要对大量的设备、系统进行整合，对原有的流程进行梳理改造，但目前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等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且县域中小企业技术发展还存在很大的滞后性，企业“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很高。

“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山东省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将烟台市列为新旧动能转换主引擎的“三核”之一，为龙口市“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龙口要以增强“四新”经济发展活力、放大“四新”经济带动效应为主攻方向，不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的全面联动，加快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步伐，逐步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效、新兴产业提规模、跨界融合提潜能、品牌高端提价值的战略目标。

培育壮大“四新”经济规模

（1）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业态。制造业要重点运用新技术、塑造新优势。以实施制造业提升工程为抓手，引导企业积极实施“机器换人、上云用云”等改造，加快实现数字化设计、自动化生产、信息化管理、网络化协同。推动高端铝材料产业向国际市场和国内高端市场进军，扩大在汽车、高铁、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应用；推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向部件化、总成化迈进，加快突破整车生产；推动高端装备产业持续提升智能制造和集成配套水平，争取海工、数控等更多装备走向世界；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化、集群化，加快打造国内重要的高端化工新材料基地。充分利用传统服务业现有人才、技术、资金、装备、土地、厂房进行改造重组，积极发展平台经济、众包经济、创客经济、跨界经济、分享经济、会展经济等新型服务模式。以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县建设为抓手，设立专项引导资金，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龙头企业进军农业“新六产”，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向融合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和做强农业全产业链要收益。

（2）培育发展新兴产业。顺应科技创新和消费模式的演变趋势，强化人工智能、3D打印、机器人、下一代信息网络、智能网联汽车等具有新技术含量的创新产品的培育发展，全面抢占新产业发展制高点。新材料产业方面，以南山乙烷综合利用、道恩新材料产业园两大项目为龙头，吸引国内外优势企业跟进投资，延伸拓展裕龙石化项目等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链，加快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军民融合产业方面，依托高端铝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推动骨干企业积极进军航天航空、精密制造、海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军民融合产业领域，积极探索龙口特色军民融合发展路径。生物与新医药产业方面，以医养结合示范市建设为抓手，突出抓好阿波罗生物制品等项目建设，侧重研发生产功能性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

加快夯实“四新”经济发展载体

（1）建设一批“四新”培育载体。围绕“四新”经济从无形到有形的催化，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鼓励和支持创客空间、极客空间、创业训练营、虚拟孵化器、创业社区等新型孵化器及科技创业苗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加速器、小企业创业基地。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创新型孵化器、加速器等各类“四新”经济孵化培育载体，支持各类创新型孵化器与加速器、大学科技园、产业园、创意园等载体合作对接。

（2）打造一批“四新”集聚区。围绕“四新”经济从雏形到成型的培育，按照全市产业布局体系，聚焦重点领域，依托重点园区，从点上突破，形成企业集聚、产业聚群的生态系统，打造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四新”经济示范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突破一批“四新”关键技术。围绕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加快实施一批关键技术攻关，注重技术集成、装备研制和大规模应用，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推进产业创新升级。围绕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重点突破铝材料模具设计、合金熔炼、挤压工艺等关键核心技术，积极开展复合材料车轮研发及3D打印技术重点攻关；围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重点实施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向高性能、多功能、绿色节能等方向的创新研究，加强工业机器人传感信息融合、智能人机接口、深海钻井装备等技术研发，以技术的集群性突破带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4）转化一批“四新”科技成果。持续开展科技大走访活动，举办好科技成果推介会、“千人计划”专家龙口行、“两院”院士龙口行等对接活动，全面加深与各大科研院所的产学研政合作。同时，充分发挥龙口科技与人才（美国硅谷）交流中心以及德勤、康威、高力3家国际顶尖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密切跟进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项目转移洽谈成果，力争多渠道引进转化一批符合“四新”导向的前沿技术、重大项目和全新业态。

全面强化“四新”经济政策引导

（1）完善促进“四新”经济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政策。进一步增加技术研发、科创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科学技术奖等方面的投入，研究制定降低“四新”企业准入门槛、运行成本的政策措施，健全以技术交易市场为核心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服务体系，鼓励企业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千方百计支持骨干企业和成长性企业集聚优势资源推动“双创”，通过“集众智、汇众力”，在增加有效投资、创造有效供给和引领消费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完善“四新”经济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政策。深入实施“聚才兴龙”工程，充分利用好人才引育专项资金，全面培养引进符合“四新”导向的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和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积极探索高校院所与骨干企业联合办学的模式，建设一处“四新”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围绕龙口市新经济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新兴产业领域紧缺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同时，进一步完善“龙口英才卡”制度，高标准提供从人才引进到落地的跟踪式、专员式服务，全方位解决人才在出入境、家属就业、子女入学、住房与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切实增强各类引进人才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3）完善“四新”经济金融创新政策。发挥现有的中小企业转贷基金、工商联转贷基金的放大和带动作用，重点扶持种子期、初创期的科技型、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探索以市财政出资撬动、各类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踊跃投资、市场化运作的形式，设立 “四新”经济发展基金。继续加大对科技型企业上市的指导和扶持力度，积极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隆起资本市场的“龙口板块”。

创新“四新”经济监管服务制度

（1）建立健全问题发现解决机制。全面整合“四•二○”“双重点”等现有企业帮包机制，建立多渠道、广覆盖的“四新”企业诉求收集机制，加强问题梳理和甄别，通过专题协调和试点探索等方式，协调解决“四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抓住并用好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重大机遇，积极开展对上争请，广泛争取各类先行先试政策，全面突破“四新”发展瓶颈。

（2）探索创新宽松透明监管方式。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关于简政放权的决策部署，着力减少“四新”项目前置审批和行政干预，进一步简化项目审批和优化管理流程。对“四新”项目，严格落实“容缺审批、并联办理”和项目建设“绿色通道”制度，确保用最短时间、最高效率完成审批。积极探索“条件管理+事中事后监管”的监管方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的手段，强化监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发挥社会诚信体系对监管的支撑作用，构建严密透明的监管体系。

（编辑 宋斌斌）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为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众多企业集团通过创建子公司等方式，探索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在此背景下，企业管理者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具体产业实践有机结合，形成一套高效、实用的经营策略，引领企业踏上发展的“快车道”。笔者以金属复合材料企业为研究样本，将精益思想引入企业的成长阶段，总结为“四维赋能”方法，涵盖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和成本控制四个维度，旨在为初创企业制定战略规划提供有益参考，对各领域的制造业企业均有一定指导意义。

精益管理的形成与内涵

精益管理思想起源于日本丰田的生产方式。20世纪初期，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凭借大批量流水线生产模式，稳居全球汽车市场领先地位。“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低迷，丰田汽车公司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受到美国超级市场模式启发，丰田汽车公司管理层创造性地提出“准时制”生产理念，同时将丰田佐吉的“自働化”思想应用于汽车生产中。经过长期实践与改进，丰田汽车公司前副社长大野耐一创建了丰田生产方式，并成功将其推广至日本汽车行业。随后，丰田生产方式进一步影响了日本多个行业，使日本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脱颖而出。1990年，詹姆斯 P.沃麦克（James P.Womack）等学者在《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中，首次将丰田生产方式命名为“精益生产”；1996年，沃麦克等又合著了《精益思想》，提炼精益生产的核心理念，将精益思想推广至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提出了精益管理五项原则：正确定义价值；识别价值流，制定企业活动；使价值流动起来；根据需求拉动价值流；持续改善，追求尽善尽美。至此，精益管理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的跨越式发展。

精益管理以杜绝一切浪费、彻底降低成本为目标，以“准时制”和“自働化”为两大支柱，以持续改善为基础。其中，准时制（just in time，JIT）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力求“在必要时刻生产必要数量的必要产品”，剔除冗余环节，争取用最少投入，创造出最大价值；自働化不仅意味着用机器代替人力，即通常意义的“自动化”，还表示机器应拥有人类的判断力，能实现自动缺陷控制。一旦出现质量缺陷，机器将立刻停止工作，避免产出大量次品。精益管理已成为享誉全球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但是“精益管理是不能完全依赖进口的”，企业在引入精益管理时不能机械照搬国外经验，要充分结合本土行业环境和企业实际，不断创新与优化管理模式，使精益思想根植于企业发展的“血脉”中。

初创企业的“四维赋能”方法

当前，新材料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物质基础。作为新材料的分支领域，金属复合材料在保留各层金属良好特性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了材料的力学性能、热电性能、耐磨性和耐腐蚀性。从原理角度，金属复合材料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通过普通加工无法连接的金属复合成一体的高新技术产品。这种材料由基体材料（基板）和增强材料（复板）组成，基体材料提供整体结构，增强材料赋予优良性能。制造工艺主要包括爆炸复合法、轧制复合法、爆炸-轧制复合法。相比于纯金属材料，金属复合材料节省了稀有金属和贵金属资源，降低了下游产品的制造成本，是先进金属材料工艺技术的发展方向之一。

我国金属复合材料产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主要应用于海军装备，其后逐渐扩展至石油化工、电力能源、有色冶金等多个领域，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如今，我国复合材料制造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涌现出天力复合、银邦股份、四川惊雷等一批优势企业，为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解决“卡脖子”问题，各企业集团通过设立相关产品事业部或子公司，筑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业务基础，以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然而，初创企业普遍面临生产效率低下、人才储备不足、流动资金短缺和产品质量欠佳等挑战，亟须革新管理理念与经营方式。

基于精益管理思想，本文以金属复合材料企业为样本，从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生产制造、成本控制四个维度提出了初创企业的“四维赋能”方法，助力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绩效稳步增长。

市场营销必谋于细

精益思想倡导“拉动式生产模式”，强调企业应根据客户需求进行投入和产出，消除过量的库存和在制品。与传统的“先生产、再销售”模式相比，拉动式生产模式能够降低产品积压风险。对于金属复合材料这种高度定制化的产品更是如此。因此，销售团队获得的客户订单至关重要，订单量直接决定了总产值。企业应将市场营销视为生产的起步环节，建立“强销售”模式，以订单拉动生产。在制定战略规划时，企业必须全面了解宏观经济环境与行业竞争格局，开展SWOT分析，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表1展示了某个金属复合材料企业的SWOT分析过程。

表1 某金属复合材料企业SWOT分析示例

金属复合材料下游应用领域丰富，特别是在高温、高压、强腐蚀等极端环境中具有优越性能。例如，钛/钢复合板因其出色的耐腐蚀性，在石油化工行业常用来制造精对苯二甲酸（PTA）反应器等设备，在火电行业被用作烟气脱硫设备的内衬材料。在水电行业，高强度、高耐磨的不锈钢复合板被用于制造导流洞排砂孔钢管、泄洪深孔埋件等关键部件，能够抵御较长时间的泥沙冲刷；在电解铝行业，铝/钢过渡接头的结合强度高、电阻率低，主要用于连接电解设备中的铝导杆与钢爪。另外，不锈钢复合管的耐腐蚀性良好，流体阻力较小，兼具碳钢的高强度优点；同时节省镍的使用，显著降低原材料成本，因此在城市供水、油气输送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可作为塑料复合钢管与传统水泥管道的理想替代品。

在生命周期中，企业既要避免“大水漫灌”，又要善于寻找先机，使市场营销工作由静态转变为动态：在初创期，企业应聚焦于基础业务，如钛/钢、不锈钢/钢、铝/钢等复合材料；瞄准细分市场，推动营销与服务的标准化建设，扩大现有客户群的销售总量；同时加强与行业领军企业的交流合作，稳步提升在电力能源、石油化工等传统下游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在成长期，企业需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整合客户资源，充分挖掘、引导客户的潜在需求；产品重心应逐渐转向“小批量、多品种、高附加值”的新材料，探索航空航天、有色冶金、轨道交通、氢能储运等非传统市场，主动向多个行业渗透，实现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在成熟期，企业须尽力突破外贸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逐步发展为国内一流、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标杆型、智能化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研发必依于实

价值是精益思想的出发点，需要由具有特定价格、能在特定时间内满足客户需求的特定产品来表达。企业应正确定义和识别价值，研究开发工作紧扣客户实际需求、生产出真正有价值的产品。金属复合材料企业要顺应“产学研”融合的发展趋势，不断夯实科技创新基础实力，以技术赋能生产；在研发过程中，可重点关注金属复合机理、爆炸参数设计、加工方式改良以及特殊材料复合工艺等领域。

为有序推进研发工作，企业首先要构建精细化、差异化的技术体系，确定工艺流程标准、产品质量规范和考核评估机制等内容，完善生产流程中的关键节点、职责分工和协同制度，建立“学习型组织”，获取相关资质与产品认证。其次，需加强与高等院校、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兄弟单位等的合作，学习最新成果与技术经验，引进优秀人才，借助合作平台对现有复合理论进行再认识、再创新。最后，企业在提高产出规模的基础上，可选择性地承接研发项目，为下一步的产业布局提供依据。研发项目应立足于客户需求，反馈于生产实践。在研发工作中，企业要追求效益最大化，评估每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避免陷入纯粹学术研究的误区。

企业通过研发投入推动工艺精进，实现稳健成长。新材料技术壁垒高、研发周期长，研发效益并不总在短期内显现，过度支出可能会挤占其他资源。研究表明，科创企业的研发强度（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与企业绩效呈倒“V”形关系。这意味着，研发强度在超过某一水平后，反而会抑制企业绩效的增长。《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根据销售收入所处的区间，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强度做出规定。如果企业最近一年的销售收入超过2亿元，那么其研发强度须不低于3%。例如，根据2023年年报，银邦股份研发投入金额为17702.62万元，占营业收入44.6亿元的3.97%；天力复合研发投入金额为3672.15万元，占营业收入7.4亿元的4.96%。

生产制造必筑于优

精益思想的“价值流”指从原材料到产成品的全链条，“流动”原则强调价值的无间断流动。然而，在实际生产环境中，价值真正在流动的时间非常有限，“等待中的浪费”随处可见。若要提高生产效率，制造业企业必须尽力消除无效劳动，建立标准化的生产流程，通过外协合作压降成本，实现连续化生产。

工艺流程的优化升级是企业精益生产的必经之路。由于复合材料生产工序的复杂性，厂房选址、车间规格与内部设施布局对生产效率均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生产加工场地应包含洁净拼焊车间、预处理车间、总成车间以及一块宽阔的爆炸作业坪。爆炸作业坪必须远离居民区，如位于偏远山区或河床。在加工顺序方面，首先由洁净拼焊车间按照合同要求对原材料进行拼焊；随后，预处理车间负责板材的表面处理，使其粗糙度、平整度和洁净度达到工艺标准，并完成基板和复板的组配工作；接下来，在制品被运送至爆炸作业坪，由专业人员执行爆炸焊接操作；最后，总成车间承担后续加工流程，包括超声探伤、热处理、矫直、二次探伤、成品切割、抛光和包装等环节。如果生产设备按照流程线性排列，那么总成车间的理想长度应不少于200米，每跨宽度至少达到25米。运用“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5S现场管理法，避免原材料与在制品的堆积，保障生产现场的有序、整洁与安全，加快工序流动速度。

外协合作正成为推动企业向轻资产转型、培育“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模式。为了最大化地利用产能资源，企业倾向于将市场化程度高、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较低的工序外包给专业厂商。这种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企业自身的人员和设备不足，或生产负荷已接近极限；缺少必要的技术支持；外协加工质量上乘、成本低廉；从全局利益出发，外协比自行加工更具优势。对于初创企业来说，由于轧机价格高昂，自行搭建完整的轧制生产线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更经济的策略是与钢铁厂开展合作，将轧制环节外包出去。这样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保证工艺的专业性。在企业内部，外协过程需要多部门开展紧密配合。其中，生产部门负责制定外协加工计划，对潜在外协厂商进行资质审核与价格比较，选定合作伙伴，视情况建立长期协作机制；技术部门负责准备外协产品所需的加工物料，明确技术标准；在外协产品返回企业后，质检部门将对其进行严格检验，合格的产品将被库房接收，并流转至下一生产环节。图1展示了金属复合材料的价值流动路径，其中虚线表示使用外协的轧制复合法、爆炸-轧制复合法。

在质量管理方面，精益思想认为“质量要在本工序制造”，即质量检验贯穿价值创造的全过程，每道工序都直接影响产品质量。金属复合材料生产要做到“三个保证”：一是技术保证，企业需持续改进金属复合材料的表面处理技术，提高复合板材界面波纹快速成像水平，不断更新检测手段，在硬件层面筑牢全面质量管理的基础；二是人员保证，操作人员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熟悉各项操作规范和安全准则，电工、焊工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格执行自检制度；三是标准保证，确保爆炸作业、后续加工的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守工艺标准，并设专职人员监督执行情况，避免将次品输送至后道工序。总而言之，只有在全面质量管理的指导下，准时制生产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优势。

成本控制必求于精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指出，“在企业内部，只有成本”。现阶段，“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已成为众多企业集团的工作重点。基于精益思想的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赋能方法，均是从“增效”角度出发，旨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降本”角度，企业还应该有意识地消减浪费，追求尽善尽美，将成本控制纳入全面预算考核体系中，实现全员参与精益管理。由于成本控制的覆盖面较广，本文选取存货、能耗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推行“零库存”理念。“零库存”指物料在生产经营各个环节都处于或即将处于周转的状态，有助于企业提高存货周转率、释放流动资金、节约管理费用。在拉动式生产中，销售环节是整个生产活动的起点。从供应链角度，精益企业应致力于减少库存，实施存货集中化管理，防范化解流动性风险。对于金属复合材料企业，一方面，产品定制化特点为其实现“零库存”目标提供了便利，采购活动通常在收到订单后开展，减少不必要的库存积压；另一方面，由于金属复合材料供货周期较长，企业可能面临大量应收账款，采取预收款方式不仅有利于良性回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客户违约风险。

精细化节能降耗。在日常运营中，企业应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理念，针对可能产生资源浪费的环节，采用精细化的管理措施。在节能方面，企业可采取能耗信息化管理、避峰生产、线路改造、灯光控制等举措，降低用电费用；在降碳方面，企业可在厂房屋顶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装置，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比重，打造“零碳工厂”。在减耗方面，由于爆炸复合所用的炸药属于耗材，企业应定期开展爆速测试，持续优化爆炸参数，严格按照既定标准控制炸药使用量；对辅料、器材和工具等做到物尽其用，并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物料进行分类处理。

精益管理助力制造业企业高韧性发展

精益管理是丰田生产方式的提炼和延伸，总体呈现螺旋式发展过程。精益生产所蕴含的“准时制”和“自働化”的思想，使丰田汽车公司平稳渡过了资金短缺阶段，最终成长为汽车业的头部企业。在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史中，精益生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实践的打磨，精益生产升华为精益管理，逐渐成为各行业追求的先进管理哲学。综合来看，精益管理适用企业活动的各方面，有助于企业及时跟进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提高运营效率，全面控制产品质量。

当前，国内外宏观形势错综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度调整。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多重考验：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加速改变世界，催生出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压力面前，旧的生产观念与管理模式不可持续，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刻不容缓。所谓“高韧性发展”是指，企业经营活动能有效抵御外部风险、提高内部实力。精益管理为高韧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契合现阶段制造业企业倡导的“降本增效”理念。

基于精益管理的五项原则和“四维赋能”方法，制造业企业实现高韧性发展需要多措并举：第一，开展精准化市场布局，打造强有力的销售团队，以订单拉动生产；第二，研发依靠实际需求，挖掘产品真实价值，发挥资金投入的最大效用；第三，消除等待中的浪费，建立标准化的生产线，实施全面质量管理；第四，推行“零库存”理念，精细化节能降耗，做到全员参与、持续改善。

（编辑 宋斌斌）

当前世界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各种不利因素增加，我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较为复杂。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

得益于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2%，上升到2023年的18%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多年来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为全球贡献了最大增量。面对我国崛起与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为了打乱并抑制我国发展进程，推行脱钩断链，实施高科技封锁，把正常的贸易往来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以“去风险”为名，构筑“小院高墙”。采取限制对华投资、给我国企业“走出去”设置各种障碍，要求相关国家选边站队，在重要产业链上“去中国化”。在世界上产业链、供应链、科技贸易合作中全方位地去中国化。可以说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而国内方面，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产业转型升级不够及时有力，比较优势持续衰减使我们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局面。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出台和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持续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大力推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但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市场化经营机制不够完善，资源配置效率不够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等较多的深层次问题。在经济下行、地方财力出现困难的时候，地方政府指导企业经营活动的情况会增加。政府希望当地企业能够履行更多义务，承担起稳定一方经济的责任。此举本无可厚非，但部分方式带有较多的行政化色彩，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律，并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影响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擅长的仍是在现有技术上的应用创新，在基础研究和“从零到一”的首创性技术创新能力，较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部分关键领域易被“卡脖子”。据2023年8月2日《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榜单显示，世界500强榜单企业平均利润为58亿美元，美国入围企业为80亿美元，我国入围企业为39亿美元；我国上榜企业平均销售收益率为4.7%，美国平均数为8.3%，剔除银行业上榜企业，中美企业之间的盈利差距进一步扩大。从榜单数据和企业类别来看，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强度同样高于我国企业，美国企业的超高收益主要来源于科技实力，我国企业的高额收益则主要来源于行政许可。另外，根据近几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我国创新综合指数排名基本上在12名左右，但在制度、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创意产出等一级指标方面仍较大幅度落后于综合指数排名。以上情况说明，创新能力不足仍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如何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投资、出口、消费增长率中枢缓慢下移和企业竞争能力不够强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我们只有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大创新投入，提升创新能力，才能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当下恢复经济增长动力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家信心问题，如企业主多反映政策易变、无所适从。所以各级地方政府要努力营造持续稳定的政策环境，做到标准公开、规则公开，切实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搞好经营管理、扩大技术创新投入。各级政府部门应主动下基层，送政策、送服务，多与企业沟通。在制定和修改行政法规及有关文件时，充分听取企业意见，逐项破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隐性准入壁垒，想尽一切办法为企业发展赋能，努力当好“店小二”。

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每当经济增速下滑离开预设目标，政府都会采取有力的金融和财政支持政策，，一次次帮助我国经济“涉险滩、攀高峰”。但所有的调控政策都有两面性，即在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也会有负面影响，甚至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小。今天我们必须为长期积累的问题寻找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调控政策务必兼顾短、中、长期经济目标，注意火候、把握分寸，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过度的刺激政策容易扭曲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向社会发出失真信息，容易令企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后遗症也会比较明显，纠偏的代价会比较大，最终会影响企业发展和影响经济发展质量。

三是持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高不高，主要取决于市场化改革是否到位，各级政府要尽量减少资源的行政型配置比率。国有企业要专心做好自己的优势产业、关键产业，有所为、有所不为。另外，地方保护不利于公平竞争，容易造成资源错配，我们不能让统一大市场规模效应因为区域分割、区域保护受到削弱。

四是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当前，我国面临的“卡脖子”技术问题仍然较多，如半导体设备、软件系统、高端数控机床、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领域都有各自“卡脖子”问题，面广量大。国家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需要共同努力，协同攻关。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已经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科技创新应该不问出身，无论企业大小、企业性质，都应该在创新过程中享受权利的公平、机会的公平以及规则的公平，国企民企应该享有同等待遇。民营企业的体制机制的特点决定了它具有比更为敏锐的嗅觉、更灵活的激励机制，从而在创新动力、创新效率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创新与不确定性风险相伴相生，在此过程中企业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要不断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千方百计保护好企业家的人格权、财产权，保护好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形成从上到下全方位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

当下，我们必须忍受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阵痛，这个阵痛过程也许会比较长，但有利于我们持续出清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实现优胜劣汰，实现结构优化，使经济更加健康。只要我们持之以恒推进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切实保护好企业家精神，我国经济大船就能行稳致远、扬帆远航。

（编辑 尚鸣）

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地缘政治复杂、经济动荡不断，加剧了国际油气行业变动，能源供应和安全由此成为各国的首要关切。西方对俄实施制裁，迫使俄罗斯加速转向东方，在此背景下“西部油气枢纽”概念顺势而生，该枢纽以中国新疆为核心，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俄罗斯、中亚、西亚等地区油气资源丰富，而中国油气需求强劲，这样可通过陆路实现较安全的泛亚能源循环。建设西部油气枢纽，不仅可以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也是进一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

俄罗斯向东布局是大势所趋

页岩气革命后，美国亟需挤占欧洲能源市场

乌克兰危机之前，欧盟39.6%的天然气进口量来自俄罗斯，2021年达到了1497亿立方米。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欧关系迅速恶化，俄罗斯多次以能源为反制裁武器，对欧洲减供、断供。据Bruegel统计，2022年欧盟天然气进口量降幅达48%，且将逐年降低，未来可能降为0。长时间看，俄罗斯已经丧失了欧洲这一重要能源市场。

美国从中作梗，旨在压缩俄罗斯在欧洲的能源战略空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措施已超过一万项，意图挤占俄罗斯在欧洲的能源出口份额，为“页岩气革命”后美国迅速增长的LNG产量找到理想出口地，逼欧盟大量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切断俄欧间能源纽带。目前美国在欧洲的能源战略已见显著成效，据国际能源署披露的数据，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第4个月，欧盟对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已经超过俄罗斯的管道气。

俄罗斯努力保住欧洲市场，拟建设土耳其枢纽向欧洲供气

北溪管道被破坏后，俄罗斯提出“土耳其枢纽”构想，拟修建海底管道通往土耳其，让土耳其成为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主渠道。据报道，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法提赫·登梅兹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裁阿列克谢·米勒都表示了对该构想的积极态度。① 不过土耳其枢纽建设的难度极大：其一，土耳其目前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较落后，油气管道基础设施产值只有电力基础设施产值的1/3左右，② 俄罗斯与其进行能源合作的风险较大；其二，欧洲一些国家纷纷表示对该项目的抵制态度，如法国、德国均表示要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而北美或将成为欧洲新的能源进口区，北美石油出口能力2020年已可覆盖欧洲的石油需求、天然气也有能力覆盖欧洲的天然气缺口，即使“土耳其枢纽”建成，未来欧洲也未必买账。其三，俄土双方对这个项目的期望不同，土耳其虽希望在地区能源基础设施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并不希望俄天然气成为该计划的关键部分；另外土耳其国内政治环境复杂，社会治安环境较差、暴恐活动时有发生，能源投资风险较大，这也制约了俄罗斯与土耳其的能源合作。③

中国油气需求强劲，建设西部油气枢纽意义重大

以中印为首的亚太国家油气需求强劲

1.经济回升拉动中国油气需求

我国在石油方面的需求增长迅猛，而产能增长缓慢。2023年中国石油需求增长略高于100万桶/天，是有史以来第二高的年增长，贡献了全球需求增长的近一半。2023年我国石油进口量达6.83亿吨，占全球石油进口量的20%左右，是世界上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

天然气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过渡燃料。我国天然气产量、消费量、进口量均不断攀升，需求潜力很大。随着国家及一些油气公司对天然气的增储上产做出部署，未来天然气产量将继续增长。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将突破6000亿立方米。④

2.经济增长推动印度能源需求上升

印度石油消费量增长迅速，但产能维持在较低水平，进口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长期持续增长。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22年印度进口石油量超过2.8亿吨，甚至超过石油消费量；2023年5月，印度石油需求上涨9%，达到0.2亿吨，⑤ 预计到2045年，印度的石油需求将增加到约630万桶/天（3.1亿吨/年）。⑥ 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价格下跌，印度大量采购俄低价原油。据路透社披露，俄罗斯今年1月对外出口的原油中有70%输往印度。

印度近期出台四项新法规，释放天然气需求并支持其长期增长，包括：新天然气定价机制、新交易机制、新输气定价机制、新化肥采购机制。这些措施降低了天然气价格，对国内具有自由销售和定价权的天然气实施了优先交易，通过降低输气成本来支持煤改气，允许化肥公司直接从国内天然气现货市场获得20%的产量，印度未来可能达到500%的天然气需求增量。

俄罗斯、中亚、伊朗出口能力评估

1.俄罗斯石油供给弹性大，天然气出口能力持续增长。

（1）俄罗斯油气出口能力

在欧美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禁运的制裁下，俄罗斯石油供给更显弹性。一方面，俄罗斯原油价格大幅走低，从93美元/桶降至2023年7月的70美元/桶，⑦ 比布伦特原油价格贴水近15美元/桶，吸引了一些国家大量购买俄油；另一方面，俄罗斯向东寻找“新欧洲”来弥补市场缺口，其对外出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欧洲、亚太的出口策略上，对欧洲出口原油从1.39亿吨降至1.17亿吨，而对亚洲出口原油从0.98亿吨增至1.30亿吨，主要是增加了对中国、印度、日本的出口，涨幅分别达8.3%、722%、1760%，对新加坡及其他亚太国家的出口量实际减少。

乌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仍是世界第二大产气国、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位于全球第一。从天然气流向来看，LNG、管输天然气均扩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对于LNG，欧洲市场份额整体缩小，但法国、西班牙份额提高；对于管输天然气，欧洲市场份额下降49%，亚太市场份额上涨93%，上涨份额全在中国。根据《俄罗斯2035年能源战略》，俄罗斯将继续提高一次能源中天然气的比重，亚太地区将成为主要市场（表1）。俄罗斯天然气产量将稳步上升，到2035年将达到8600亿~10000亿立方米的规模；出口能力也将持续增长，到2035年出口量将达到4050亿立方米，其中亚太地区占800亿立方米。

表1 俄罗斯能源工业规划指标一览表

数据来源：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5 года

（2）俄罗斯对中国出口还有较大潜力可挖

原油方面，中俄跨境管道包括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其中中俄原油管道已达最大年输油量3000万吨，中哈原油管道主要向中国供应俄油而非哈油，设计数量为2000万吨，目前输送量为1000万吨，加上海运原油，中俄原油贸易量可达1亿吨。

天然气方面，中俄跨境管道包括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380亿立方米，可提高至440亿立方米），若中俄蒙管道（500亿立方米）、中俄远东天然气管道（100亿立方米）建成，俄罗斯对中国的管输天然气出口可达1040亿立方米；亚马尔LNG、北极LNG液化天然气项目海运增供可达2000万吨/年，⑧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向新奥新加坡公司每年供应60万吨，为期11年，向浙江能源天然气公司每年供应100万吨，为期15年。

2.中亚石油供给差异性大，天然气供应依旧具有竞争力。

（1）中亚油气产能与出口能力

中亚有较好的油气资源禀赋，其经济增长依托油气出口，但各国石油供给的差异性较大。近十年，中亚五国的石油生产总量基本稳定在1亿吨，但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有大量石油资源可供出口，主要出口国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拥有世界前十的石油储量，其石油产量主要集中在该国西部的库尔滨盆地和中部的翁贾尔盆地，2022年石油出口量为0.64亿吨。

地区内需求和出口带动中亚地区天然气产量，产量主要来自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纵观近二十年，该地区天然气产量大幅上升，从2003年的1184亿立方米增长到2023年的1513亿立方米，哈、土、乌三国的天然气产量贡献占99.9%，其中又以土库曼斯坦为主，2021年创历史纪录地达到793亿立方米。中亚天然气主要出口国是土库曼斯坦，其次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2023年天然气出口量分别为395、53、12亿立方米，主要出口地是中国，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超393亿立方米，约占我国同期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0%，在我国能源供应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中亚对中国出口能力预测

目前，通过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与中亚之间已形成550亿立方米天然气、2000万吨石油的输送能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深化能源领域的合作，包括修建新的输送通道、加大上游勘探开发投资等，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D线预计2025年投产，届时该管网将有能力向中国输送高达950亿立方米/年的中亚天然气。

3.伊朗天然气出口难寻突破，但可通过西部枢纽输往中国。

伊朗的石油产能在美制裁下逆流而上，目前石油出口仍处高位。虽然自2018年5月起，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并通过对SWIFT施压从而限制伊朗石油出口，但伊朗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目前伊朗每日的石油出口量仍超过100万桶，达0.48亿吨/年。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购买市场，2021年约有68%的伊朗石油流入中国。据伊朗石油部官网发布的消息，若美国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其石油出口量可能达到每天380万桶，即1.81亿吨/年。

伊朗天然气储量仅次于俄罗斯，居全球第二。直到2022年，伊朗天然气产量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稳步增长，这是受大规模近海南帕尔斯油田持续开发的一系列推动。但伊朗国内对天然气的需求高，出口量长时间处于低位，难寻突破。在国际制裁重压之下，国际能源公司难以和伊朗进行能源方面的合作，其天然气储量难以得到高效开发，生产的天然气也大多向国内供应，2022年仅生产总量的12%供出口（189亿立方米）。虽然伊朗可供出口的天然气量非常少，但伊朗是“一带一路”向西延伸的关键节点，推进中伊在西部油气枢纽方面的合作能够进一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建设西部油气枢纽可造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中国能源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

从能源安全角度考虑，陆路运输优于海运。世界六大海上咽喉要道中，仅有台湾海峡在我国管辖范围内，从沙特、伊拉克、阿曼、安哥拉、科威特进口的石油均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虽然马六甲海峡的不稳定性大大减小，⑨ 但在他国管辖下的境外海运通道仍是我国端牢能源饭碗的悬头利刃。而新疆泛亚油气枢纽可规避此类风险，不仅能够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也能突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围堵。

油气来源更加稳定。中国周边国家普遍看好中国的油气市场，虽然在2020年期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国内市场出现了短暂的供过于求，但随着中国经济重新走上正轨并稳步发展，未来中国市场对油气需求的增长并没有改变。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口量主要来自中东、非洲，这些国家政局不稳定，运输也存在较大风险，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相对稳定，将油气通过西部枢纽运往中国，更有助于我国端牢自己的能源饭碗。

2.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

新疆产业结构特征以工业为主，油气产业无疑是新疆的支柱产业，而在“双碳”目标下新疆的油气产业也面临着转型难题，借助西部枢纽深化中国与俄罗斯、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可以协助新疆完成产业转型，同时优化油气进口结构，以油气上游开采为依托，深入挖掘中下游行业的发展潜力，⑩ 迈出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步，并实现与俄罗斯、中亚、伊朗、印度油气合作效益的最大化。

3.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能源供应长期协议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通过新疆西部枢纽，中亚国家将丰富的油气资源出口给中国，提供稳定的陆路能源供应，有助于中亚国家增加能源出口收入，提高国内能源产业的发展水平。

促进中国在中亚地区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西部枢纽的建设拉动政府、企业投资，推动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源生产和输送的效率，提升中亚国家的整体经济竞争力。

建设西部油气枢纽的建议（二级标题）

依托现有资源建设西部油气枢纽（三级标题）

新疆已是我国重要能源枢纽。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新疆统计年鉴》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2022年，新疆石油、天然气产能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2022年新疆原油产能为3213.3万吨，较上一年增长7.5%，天然气产能为406.7亿立方米，较上一年增长4.9%。

表2 新疆化石能源产量数据一览表

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已是中国重要战略通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定位，新疆将全面加快对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国家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国家新能源基地和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的建设。随着西气东输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输气管道的建成投产，新疆已然成为我国重要的油气通道，油气管网框架日趋完善。目前，跨国油气管道的建设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油气合作的主要形式，其中经过新疆的有3条管道，包括中哈原油管道、中亚管道A/B/C线等（表3）。

表3 经由新疆的跨境油气管道一览表

数据来源：本文整理。

建设新疆枢纽在地理空间上可行。如前所述，俄罗斯、中亚、伊朗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是中国长久以来的能源合作伙伴。早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与中亚地区之间的油气管网就已成熟，其基础设施布局几乎全都通往俄罗斯，油气产业模式也已固定。⑾ 而俄罗斯、中亚地区与中国、伊朗陆路相连，作为我国向西、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新疆，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北向连接俄罗斯、蒙古，西向可达里海、伊朗、中亚，南向可辐射到南亚印度、缅甸等国。

建设风险

中土关系不确定性。由于土库曼斯坦油气供应对中国飙升的需求缺乏反应，中土天然气外贸关系近期有所降温。为此中石油积极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进行天然气合作，与乌兹别克斯坦签订100亿立方米的长期合同，与哈萨克斯坦签订100亿立方米的短期合同，2023年合同到期之后将签署一项长期销售协议。

中亚反季节性出口与中国需求模式相异。由于中亚地区冬季供暖需求较大，该地区内天然气需求高度集中在冬季、难以大量出口，从而形成“夏季达峰”的反季节性出口特征，与我国“冬季达峰”的需求特征相反；且中亚没有太多的上游或中游短期备用产能来满足中国突然激增的需求。

过境国政治失序隐患。一些中亚国家在独立后经历了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政府腐败、权力滥用等问题加剧了社会不满和不安定，且一些中亚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对薄弱，高失业率和贫困导致社会不稳定。

应对建议

在中亚三个主要供应国中寻求供应平衡。以新疆泛亚油气枢纽为核心，在这三个国家建立能源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以便更容易地从不同国家进口油气资源。积极通过外交渠道建立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建立长期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减少政治风险，密切关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动态，及时调整战略。

针对过境国政治失序，可加强油气枢纽的安全防护措施，提高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应对能力，包括设立安全巡逻、监控系统和紧急响应计划。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包括情报共享、跨国执法合作和地区安全协议的签署。另外，提供稳定的投资环境，降低政治和法律风险，以吸引国际投资者。

借助西部枢纽加强与各国的关系。以新疆为核心的西部枢纽不仅可服务于油气，未来也可推动电力合作。新疆具有丰富的风电与光伏资源，但外输困难，中亚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煤电（哈萨克斯坦）、气电（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水电（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但由于缺乏投资，中亚地区仍然严重缺电，2022、2023年都曾出现大规模停电事故。因此与中亚地区进行电力合作，一方面加大在该地区的电力投资，在满足其能源需求同时增强与中亚人民的互信，有助于中国-中亚关系稳定向好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能以较低价格获得中亚的电力资源作为调峰电源，为新疆发展新能源提供利好条件。

（编辑 宋斌斌）

2024年4月29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促进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规范健康发展 提升监管质效的指导意见》（金规〔2024〕7号，以下简称金规7号文）。这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成立以来，继2022年10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修订、2023年6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监管评级办法》修订后，又一份重磅指导文件，必将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行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聚焦财务公司功能定位的相关内容，分析研判下一步发展趋势。

新时代财务公司的新使命

近年来，财务公司行业围绕企业集团需求、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方面，通过强化核心功能、创新产品服务，财务公司在企业集团强化资金集中集约管理、助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22年末，全行业法人机构达252家，资产总额达8.89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3.86万亿元，全年营业净收入1345.44亿元。另一方面，由于个别企业集团受前期多元化扩张积累问题的影响，出现严重经营危机，产业风险传导至财务公司，严重损害了整个财务公司行业的形象和声誉。金规7号文对财务公司进行了重新定位，并赋予了财务公司新时代新的战略使命。

一是提出财务公司要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发挥必要且有益的补充作用。监管机构将财务公司放在社会经济大局中重新考量，体现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发展的迫切性。必要且有益的补充作用，是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重要体现。财务公司唯有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经营策略，加强对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的高质量金融服务，才能体现其生存价值。

二是提出财务公司应坚守特色化功能定位。在国资委和银监会2014年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央企业财务公司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资发评价〔2014〕165号，以下简称165号文）对财务公司进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金规7号文做了适应性修订和完善，更加强调了金融服务的“内部”属性，严禁在同业市场上过度融资，并明确财务公司不应成为企业集团的盈利中心。辅助管理属性则更加突出“助力集团司库体系建设”。此外，还增加了强化重点领域金融服务的功能定位，这是财务公司紧跟国家战略导向、与时俱进调整产品供给，提升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职责所在。

三是提出了财务公司规范健康发展的四个基本原则。即：坚持功能定位、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差异发展、坚持底线思维。财务公司要坚持“依托集团、服务集团”，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深入推进公司治理机制改革，为企业集团提供专业化、差异化金融支持，与银行保险机构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服务的良好局面。同时，监管机构要有序推进存量风险化解处置，坚决惩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市场纪律，维护社会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未来财务公司将实现“五化”发展

按照金规7号文相关条款规定，并结合新修订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以及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司库体系建设的相关文件，笔者认为，财务公司应朝着“五化”趋势发展。

供给导向化

金规7号文指出，财务公司应当紧跟国家战略导向，发挥贴近实业优势，加大对企业集团内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领域的支持力度。积极落实国家关于扶助中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政策，持续加大涉农金融服务，在信贷资源配置、绩效考核等方面予以倾斜。这是监管机构相关政策性文件中首次明确财务公司的重点支持领域，为财务公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

科技创新和产业控制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主要工作，而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立的“五篇大文章”的重要内容。财务公司作为最贴近实业的金融业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而言：一是发放贷款要关注产业导向。要配套国资委产业焕新相关部署，按照监管机构对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导向性安排，调整产品供给结构，以超低利率设定一定规模的科技创新专项贷，并与集团总部科技、战略、投资等部门联动，构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二是实施差异化服务策略，针对集团内部的原创技术、科创项目以及“科改示范企业”，按照“一企一策”“一项目一策”“一事一议”原则实施个性化金融支持。三是加大对能源资源、装备制造企业技术改造的信贷资金支持，淘汰更新落后产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助力集团相关产业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同时，积极主动参与能源行业、汽车行业等绿色减碳项目发展。四是尽快申请取得买方信贷、消费信贷资质，服务集团优势产业延链，降低下游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压力。

职能司库化

金规7号文指出，财务公司坚持辅助企业集团管理属性，应当主动加强资金集中管理，完善资金支付结算服务功能，强化成员单位账户资金和票据监控，在企业集团投融资管理和资本运作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助力企业集团加快司库体系建设。2014年的165号文首次提出辅助管理属性，但未具体明确辅助管理的具体职能和事项。国务院国资委在2022年《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 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国资发财评规〔2022〕1号）中强调，财务公司在集团司库体系建设中要发挥资金归集、资金结算、资金监控和金融服务等作用。金规7号文进一步明确了财务公司辅助集团管理的主要职能，即“助力司库体系建设”，这有助于理顺集团和财务公司之间的关系，提升管理效率。

根据中国财务公司协会2023年的一项统计，81%的财务公司在集团司库建设中作为实施平台，其中，16.95%的财务公司与企业集团司库管理中心实质性合一，其余财务公司为集团总部设置司库管理中心或者相关部门统筹，财务公司作为司库管理平台。可见，近年来随着企业集团司库建设不断深化，财务公司的职能已经在向“司库化”方向转变。下一步，财务公司应在企业集团司库体系建设中积极扮演“推动者”的角色，主动参与整体规划设计以及基础职能建设，承接司库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逐步获得集团相关授权，在账户管理、资金归集、资金结算、资金监控、资金预算、风险管理等方面由运行职能向辅助管理职能拓展。同时，基于司库全流程信息化处理，财务公司可对积累的大量资金管理数据进行价值挖掘，为企业集团提供全面经营成果分析和决策支持。

业务本源化

金规7号文指出，引导财务公司为企业集团提供专业化、差异化金融支持，坚持内部金融属性，与银行保险机构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服务的良好局面。2022年《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修订后，取消“发行债券、股权投资、担保、信贷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交易、融资租赁、保险代理、委托投资”八大类业务，严格限制财务公司的集团外融资和非核心功能业务，进一步强化其主责主业，专注服务集团内部。可见，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是新环境下对财务公司实施监管的基本导向。

财务公司要立足各自集团所在行业特点，聚焦集团主业苦练内功，做简单的金融，做特色的金融，紧扣集团主业优化金融服务，做“专而精”的特色金融机构。一是要与商业银行错位发展。作为集团内金融机构，对商业银行不能覆盖的领域积极补位，做商业银行干不了、干不好的业务，比如，针对成员企业清偿各类欠款发放清欠专项贷，优先支持用于支付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支付农民工工资等；以订单预期销售回款作为主要还款来源，采取无担保形式向装备制造企业提供订单贷补充流动性；发放超短贷用于资信证明开具等。二是与商业银行优势互补。对于资金需求量大的投资类项目，财务公司一家难以承担，应积极寻求与商业银行合作，以小比例参与银团贷款的方式，既实现增信，又拉低整体利率，实现1+1＞2的效用。三是积极融智，围绕重点项目资本金瓶颈突破、表外业务管理、高息贷款置换、受限资金盘活等，与集团内其他金融平台协同联动，一揽子、全流程、最大程度地解决问题。四是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积极支持现代产业链构建，以服务“链长”企业为核心，加大普惠力度，辐射服务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服务数智化

金规7号文指出，财务公司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数字化转型，科学运用数字技术提高金融服务能力。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运用“数据+技术”打造数字化劳动力，实现全价值链、全要素优化配置，培育技术先进、研发敏捷、渠道融合、决策精准、运营高效的创新发展动能，构建以用户、场景为中心的金融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数字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

相较商业银行，财务公司数智化发展的短板比较明显，大多没有专门的研发团队，许多信息化工作采取外包模式。但与商业银行有众多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不同，多数财务公司只有一处营业场所，客户分布在大江南北，对数智化服务的需求反而更加迫切。基于此，财务公司服务数智化，要努力实现“全在线”“全闭环”“全天候”。“全在线”就是通过升级优化核心业务系统，业务办理模式由线下审批后“柜员操作为主”转变为“客户自主、自助办理”为主；全面推进信贷、保函等业务档案电子化，让客户切实体验到业务办理的快捷性。“全闭环”就是将财务公司核心系统与集团司库、共享系统对接，为客户构建一站式线上办理模式；运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自然语言处理（NLP）、智能字符识别（ICR）等智能技术开展端到端数字化流程重构，打通部门间业务阻隔与流程断点，打造环节无缝衔接、信息实时交互、资源协同高效的业务处理模式。“全天候”就是开发移动端业务办理APP；加大人工智能技术的场景应用，探索推动营销服务向智能化转变，打造服务客户全生命周期的营销范式，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信息共享及价值创造。

考核差异化

新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指出，集团母公司在经营计划、绩效考评上对财务公司实行差异化管理。金规7号文的表述更加直接和明确化：财务公司不应成为企业集团的盈利中心，严禁在同业市场上过度融资，防止异化为企业集团对外融资的通道和工具。近年来，银保监会在对财务公司监管的过程中发现，部分财务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大股东操纵问题，独立性不够；一些财务公司定位不准确，通过同业合作帮助集团融入资金，沦为集团的融资工具；集团经营不善，产业风险向金融领域扩散，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财务公司可以不盈利。财务公司作为市场独立法人赚取合理利润是应有之义，但要充分让利实体经济，不能拿着成员企业的资金在金融市场“挣快钱”。集团母公司不在银行业监管范畴内，对监管规定的了解程度以及金融合规意识不及金融机构强；财务公司则是链接集团母公司和金融系统的桥梁，应主动常态化向集团母公司及其职能部门转报、输送、汇报监管政策，做到对监管政策、合规要求同题共答。集团母公司应结合国资委倡导的“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原则，建立“服务第一、兼顾效益”的财务公司考评机制，考核评价指标应突出财务公司对集团整体综合创效、为集团节约费用、成员企业服务满意度、资金集中度、流动性比例、资本充足率等指标，适当兼顾经济增加值等经济效益指标，从考核机制上引导财务公司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规避追求短期利益的冲动。

财务公司应以金规7号文为总领，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职能担当、落实风控责任，围绕“五化”做实做专做强金融业务，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必要且有益的补充作用。

（编辑  宋斌斌）

城市管道燃气供应具有显著的自然垄断属性和地域性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燃气领域广泛实施了特许经营改革以引入社会资本和竞争机制，同时，该领域也一直是我国反垄断监管执法的重点领域。2023年11月，中央深改委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自然垄断环节监管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要通过完善监管方式，推动自然垄断环节更好满足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基于城市管道燃气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实践分析，有利于促进我国持续加强自然垄断环节监管，进而保障企业合规稳定经营，促进我国自然垄断行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城市管道燃气领域的执法实践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用事业由于具有自然垄断属性且紧密关涉民生，始终被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作为重点关注领域，其中，供气领域又是案件多发频发领域。

2020-2022年，反垄断执法机构共办结公用事业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21件，其中城市管道燃气领域8件，占比接近四成。基于2020-2022年3个年度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本文梳理了其中城市管道燃气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8起行政执法案件，并查阅了其相应的行政处罚书，执法结果的总结分析如下（表1）。

一是从“滥用”的行为类型看，《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的第（五）项行为占比最高。这8起案件涉及的违法行为中，涉及第（五）项行为“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的有5起，数量最多；涉及第（四）项行为“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的有4起，仅次于前者，说明这两项行为是城市管道燃气企业最常见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此外，另有1起案件涉及第（一）项行为“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二是从罚款情况看，普遍为百万元规模，多数罚款比例为2%，仅有2起案件因违法情况严重处罚相对较重。《反垄断法》第47条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个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从罚没金额（即没收金额+罚款金额）看，最高的为江苏宜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案，金额高达4044.22万元，其余均为百万级的，最低的为宁夏长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为111.06万元。从罚款比例看，8起案件中，5起罚款比例为2%，1起罚款比例为1%，也就是说，75%的案件处罚程度都较为温和。另有2起案件罚款比例相对较高，其中，重庆永康燃气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因被电视台曝光并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罚款比例提高到5%；民和川中石油天然气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因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且有妨碍反垄断调查行为，罚款比例达到9%，接近顶格处罚。

三是从违法企业性质看，民营企业在数量上占据多数。一方面，涉案的民营企业数量最多，8起案件中民营企业为5起，占比达到63.5%，外资企业2起，地方国有企业1起。另一方面，仅有的两起妨碍反垄断调查的案件均为民营企业。而进一步分析上述民营企业的特征可发现，其普遍为规模较小且由自然人绝对控股的地方企业，企业治理不规范、合规意识不强等可能是引发违法行为的原因之一。

四是受多重因素影响，反垄断监管呈现出难度大、挑战大的特征。首先，从案件来由看，多数案件来源于举报或电视曝光，仅有1起由专项检查发现；从违法持续时间看，普遍违法时间相对较长，甚至有3起案件违法时间超过10年。这充分说明监管环节的被动性，面对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分布的城市管道燃气企业，监管机构往往难以及时有效地捕获到相关违法信息。其次，反垄断执法机构从立案调查到出具行政处罚书，往往要经历艰难繁杂的调查和取证过程，需要耗费较长时间，如8起案件中，最短耗时9个月，最长的甚至接近3年。最后，8起案件中有2起涉及政府利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这进一步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表1  2020-2022年城市管道燃气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执法结果统计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垄断法》第十七条 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第四十二条 被调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配合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拒绝、阻碍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

执法结果带来的监管启示和相关建议

目前，我国天然气管网管理体制呈现输配分离的基本格局，城市管道燃气承担着天然气分配和销售职能，又普遍采取特许经营模式。可以说，城市管道燃气领域是引入了一定竞争机制的自然垄断环节，对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何完善自然垄断环节监管，其反垄断执法实践能给予我们许多监管启示和建议。

一是防范自然垄断企业向上下游延伸至关重要。从上文分析可知，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限定交易人只能与其（或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等行为，是最为常见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其均由自然垄断企业在逐利驱使下，向上下游竞争性环节延伸产生。由于自然垄断企业经营着唯一的管网设施，用户高度依赖而又无法选择，必然存在着天然的地位不对等，其利用垄断优势从上下游相关环节获利的成本低、动机强。为此，健全自然垄断环节监管势必要将对自然垄断企业的竞争性业务实施重点监管。

二是自然垄断环节实施特许经营，要高度重视企业资质问题。特许经营模式仅是在准入阶段引入了竞争机制，其目的是提高经营效率，但并不能改变自然垄断业务经营过程中“完全垄断”这一特征。在准入阶段引入竞争机制改革时，势必要同步强化增强该阶段的监管，把好引入企业资质审核关。如若引入缺乏资质的企业，非但不能提升经营效率，反而可能引发较多的监管合规问题。引入的企业可以是国资、外资或是民资，但需要重点考察企业的规模、股东背景、公司治理、专业优势、企业品牌等多个方面，确保企业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

三是运用先进技术不断丰富监管方式手段，提升监管效能。从城市管道燃气的反垄断监管实践看，面对全国范围内众多的分散的监管对象，反垄断监管势必面临的难度高、挑战大。该难题的一个重要解决思路是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对监管进行赋能，进而大幅提升监管能力和监管效能。例如美国，在复杂高频的市场交易下，内设于能源部的独立监管机构“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作为重要技术手段实施市场监督，确保了电力市场的长期稳定运营。

（编辑 杨利红）

过去，强国的话语和理论基本上被西方垄断，经济学似乎只能源自西方理论。今天，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有必要立足中国实践，全面提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努力揭示中国经济发展伟大成就背后所蕴含的体系性和规律性学说，为全球发展进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特别是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

探索建构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复旦大学周文教授的新著《强国经济学：中国理论与当代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强国经济学》）坚持以中国实践为样本，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入剖析中国如何实现从“大国”到“强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系统阐释和揭示中国奇迹的理论逻辑的同时，强调中国经济学理论的主体性和创新性，进而为探索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的深度交融，中国经济学不但面临着解构经济学“西方中心论”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相关概念进行“术语革命”。中国学者要善于从丰富实践中汲取和升华经济理论的中国元素，进而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不断提高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国际话语权。长期以来，学界存在重西方经济学、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存在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和“迷信”，有的学者还形成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路径依赖”。例如，他们习惯把中国经济的成功归结于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成果，把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于没有很好地遵从西方理论。此种状况很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

展现面向强国建设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经济发展历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顶风逆流、国内外经济环境错综复杂的现状，用中国自己的理论回答国家富强之问，必须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阐释。《强国经济学》将中国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以全新的视角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演进，展现了面向强国建设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比如，建立“中国经济是什么样”的全面认知，力求阐释清楚新时代中国经济质与量、破与立、稳与进的大道理；剖析“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大逻辑，形成“中国经济会怎么样”的准确判断，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价值，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从深层次上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和政策主张的理解和认同。

强国经济总结归纳政治经济学五大重要理论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是确保现代化经济体系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虚拟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虚拟经济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没有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的深厚物质支撑，一切虚拟经济都无法实现繁荣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1]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日益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虚拟经济的泡沫化”与“实体经济的空心化”等问题甚至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因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如何协调发展成为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强国经济学》以“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这一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实践为切入点，总结归纳了政治经济学的五大重要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所有制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开放理论），就它们与发展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化阐释，将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经验上升为面向强国建设的系统化经济学说。

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了经济学范畴重构，具有深刻的方法论革新意义，是引领未来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具有鲜明实践特征和问题导向的经济学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既指引经济发展问题“怎么看”，也引领改革开放创新“怎么干”，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全新视角阐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强国经济学》以全新的视角阐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演进，展现了一个以中国为样本的强国经济学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2]同样，支撑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展望未来，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引领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在真抓实干、化解实践难题上下功夫，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编辑  季节）

关键词：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碳中和

引言

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所蕴含的碳汇潜力，是巨大的生态资产。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生态系统年均固碳35亿吨，能够抵消30%的人为碳排放，森林碳贮量达6620亿吨，^[1] 全国2021年林草植被总碳储量为114.43亿吨，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空间生态产品总价值量为28.58万亿元/年。^[2] 此外，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生态资源，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高度依赖当地生态资源以维持生计，通过开发生态碳汇产品，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是融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于一体的重要方式之一。

如何将自然资源，尤其是生态资源碳汇潜力转换成资源资产，是一项有意义的探讨和尝试。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开展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项目。《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方案》要求，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从国家层面为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的地方实践做出制度安排，提供战略指导。^[3]

从实践角度，对于生态碳汇价值实现机制具有操作性的实施方式尚不明确，全面动员广大农村参与其中更是缺少好的思路；亟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以试点形式进行探索，为后续生态碳汇价值开发实践，实现其与乡村生态振兴、共同富裕协同发展提供思路。

生态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碳汇是指从大气中吸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和机制。碳汇生态产品是依托自然资源，具有功能性、稀缺性和收益性等特征的“气候调节”类生态产品。目前我国生态碳汇产品价值的实现，主要包括全国性、地方性和行业性交易市场。

全国性交易市场

全国范围内的碳汇交易项目，根据交易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按国际规则开发的项目，如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下的碳汇项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排放（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REDD＋，其中“＋”代表增加的碳汇）项目、国际核证碳减排标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黄金标准（Golden Standard，GS）碳汇项目；另一类是按国内规则提出的全国性交易项目，如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计划（CCER）、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CGCF）开发的绿色碳汇项目等。最典型的是CDM和CCER，两者的运行机制极其类似，其核心要点是：碳汇富余的一方将减排量抵消额转让给需要减排额的一方，对于前者而言，通过生态碳汇价值变现获得资金，及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配套设施和技术支持。然而，作为中国实施范围最广、涉及主体最多的生态碳汇价值实现机制，CDM和CCER当前均陷入停滞状态。

对于CDM而言，由于欧盟碳交易市场（EU-ETS）需求下降，碳排放权（CER）签发供给过剩以及《京都议定书》履约期第一阶段到期等原因，第二阶段欧盟碳交易市场不再接受中国的CER。2013年后中国的CDM发展项目几乎停滞，2017年中国停止CDM项目注册。未来我国继续开发京都规则下的CDM林业碳汇项目潜力不大。对于CCER而言，由于其价格劣势、交易流动性受限等原因，其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交易也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故2017年CCER项目暂停备案。

不过与CDM不同，CCER作为国内的自愿减排碳信用交易市场，更具灵活性和主动性。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和“双碳”目标的深入贯彻，国内重启CCER的需求持续强烈。2022年，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式成立，成为全国CCER的主要交易市场。2023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建议的函》，项目设计、注册登记、交易结算、项目审定与减排量核查等细则持续出台。2024年1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CCER）再次启动，首日成交量37.5万吨，成交金额2383.5万元，成交均价63.5元/吨。为此，重新审视CDM、CCER项目存在的瓶颈与发展难点，不仅为CCER重启提供改进思路，也为地方性、行业性生态碳汇价值实现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地方性/区域性交易市场

地方性生态碳汇交易试点正在陆续展开。2022年，国家林草局公布了18个林业碳汇试点城市和21个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此外，各地创新了一系列交易机制，为生态碳汇价值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如江西七县率先启动“湿地银行”建设试点、重庆森林覆盖率指标交易制度、七个国家级“生态券”交易制度试点地区、福建三明推出全国首张“碳票”、浙江丽水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试点市等。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案例，学者对其生态产品开发路径展开了诸多研究。比较典型的是福建南平“森林生态银行”中的碳汇产品开发、竹林碳汇、FSC国际森林认证、碳金融服务如“碳汇贷”案例。

表1 “森林生态银行”碳汇价值实现案例

这类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政府与交易主体的参与度失衡。一方面，目前政府在生态碳汇开发、交易中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导致交易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处于被动地位，公众积极性较弱、碳汇交易市场活跃度较低；另一方面，林业碳汇交易因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程序性，林农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十分有限，对于林业碳汇的生产、开发、经营难以采用完全规范的方法学，对林业碳汇进入碳汇交易市场的买卖流程、买卖风险同样知之甚少。

二是交易主体增汇动力不足，林农的参与感较低。为此，除了在林业碳汇项目发展初期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政府部门还应引导更多生产性服务主体进入林业碳汇市场，维持买方市场的活跃度。

三是生态碳汇产品的金融属性有待进一步发挥。运行机制中虽然纳入了生产性主体和经营性主体，但是尚未演化出正式的金融服务主体。碳汇项目难以获得如风险管理、投资咨询等金融服务支持，碳汇项目市场发展的支撑体系有待完善。当前碳汇项目主要以抵押、担保等传统融资工具和保险为主，绿色债券、期货及其他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嵌入缓慢，碳汇项目整体的金融属性薄弱。此外，金融工具的规模性特征也阻碍碳汇项目中金融属性的发挥：一方面，当前中国的碳汇经营主体仍然以小规模林农为主，其在规模和投资额度上通常面临较强的金融信贷约束，难以吸引所需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由于不具备专业的森林经营能力，无法将作为抵押品的森林资源快速有效地变现，由此缺乏为小规模林农提供担保、抵押贷款、保险等金融工具的积极性。

行业性交易试点

当前行业性交易试点相对较少，仍处于初步启动阶段。目前中国天然橡胶协会的探索较为领先。2022年，中国天然橡胶协会以视频会议形式举办了“第一届橡胶林碳汇价值开发论坛预备会”，探索行业性的交易试点。橡胶林的碳汇功能可以达到9.92吨/公顷年（吴志祥等，2010），[4] 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森林碳汇能力。从行业发展角度看，当前橡胶行业发展相对成熟，形成了以海南、云南和广东三大天然橡胶优势种植区，在海南橡胶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不断提升全产业链发展水平，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考虑到橡胶林碳汇优势、行业凝聚力强、产业链完善等原因，天然橡胶协会尝试从全行业角度探索出一条能反映中国橡胶林特征的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助力橡胶企业及胶农主动参与“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在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同时，使橡胶林碳汇成为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的先锋。

开展行业性交易试点，具有多方面优势和较大的开发空间：第一，行业能够有效链接政府和企业，在响应和贯彻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的同时，可以从整体上对行业技术特征进行把控，考虑行业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特点，助推企业发挥生态碳汇价值实现中的主体作用；第二，推动生态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在特定领域的集聚和深入发展，加快探索完整成熟的纵向价值实现路径，与地方性/区域性交易试点相互补充、以线带面、相辅相成；第三，在当前市场建设和交易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行业协会带头的路径实践能够考虑自身原材料特点，形成特定产品类型的碳汇方法学，一方面加强过程中碳汇计量、核算、评估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便于产业链上下游交易平台的构建与审查稽核。

建议

完善体制机制，多方协同实现碳汇生态产品价值

在中央政府层面，从生态碳汇交易项目设计到立项、审批，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协同完成；然而项目的落地实施则由县林草局主导。为了规避林业碳汇项目执行“上强下弱”、相关方缺少参与渠道或沟通成本较高等问题，在地方层面应促进利益相关方协同，合力推进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化。一是基层政府、项目规划方、企业、科研院所、本地居民、社会组织等多方面主体，应通过多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项目设计、实施、经营、监测、管护等。二是进一步挖掘各类微观主体的参与潜力。当前因国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而成为经营主体、与森林经营最为密切的林农在其中的参与度并不高，造成碳汇生态产品实际的经济与环境效益远低于预期。应逐渐增强“林、农、牧、工、商”一体化经营企业、生态旅游企业以及新经营主体如各种专业合作社、联盟组织等各类主体的参与度，引导项目实际实施主体多元化，并就碳汇经营的不同阶段进行专业化分工。三是跨部门体现在对生态碳汇涉及农业、林业、湿地、草原等多生态系统的综合考量，涉及多部门协同合作，基层部门间有必要明确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开发中的相关权责并构建与其匹配的管理机制。为此，需要进一步立法明确相关问题，完善配套体制机制。例如，明确生态碳汇的法律地位，处理好生态碳汇的计量与认定、生态碳汇所有权及其与自然资源产权的关系、生态碳汇交易的主体与客体及其关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构建生态碳汇在碳汇交易自愿市场的准入与退出机制等等。

创新碳汇生态产品，健全生态碳汇产品经营开发机制

应结合行业、区域特征，把握生态碳汇相关细分行业的特点，构建多元的碳汇生态产品体系。例如，联合油茶产业协会、国际竹藤组织或地方竹藤协会、地方烟草协会等组织，构建适应行业特征的碳汇产品开发机制。此类探索能够对行业技术特征、企业生产和经营特点进行整体把控，推动形成特定行业或特定产品的碳汇方法学，探索出一条纵深的产品经营开发路径。再如，联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等组织，构建行业碳交易衍生品的规范性开发路径。当前碳交易主要以碳的现货交易为主，应逐步探索推出碳金融衍生品。除去碳汇保险、碳汇质押贷款、碳汇债券等碳交易衍生品，还可以有选择地学习国外的实践案例，推出配额质押、碳信托以及借碳业务、碳远期产品等金融产品交易，通过多层次碳市场为生态碳汇产品经营开发奠定市场基础。

加强方法学更新，构建科学的碳汇监测评价标准

2023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5] 明确重点修订陆地、湖泊和海洋生态系统碳汇及木质林产品碳汇相关术语、分类、边界、监测、计量等通用标准，各类型生态系统固碳增汇、经营增汇减排评估标准和技术标准，林草资源保护和经营技术标准，以及森林增汇经营标准等内容，为生态碳汇产品的价值评价体系、生态碳汇产品价值核算规范提供了指南。然而，这一指南仍然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考虑到碳汇生态产品多元并且生态系统复杂多样，应警惕各地以“创新”为名，出现碳汇开发与定价不合理、交易不规范、实际经营效益低、交易收益难以覆盖开发成本等问题。在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生态碳汇差异和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特点的基础上，应以《指南》为总纲，不断加强方法学更新和技术开发。生态碳汇项目能够获得充分开发，需要不同项目场景的方法学，引入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支撑，以及大量基础数据的试验支撑，以保障项目不会因方法、模型、场景不符合而阻碍相关生态碳汇项目的开发，也不会因默认参数、方法的陈旧、保守而错估实际碳汇量。此外，开展有必要行业联动，发现、总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合适的时机及时提出方法学更新或新方法学备案申请。

引导农业主体参与，健全生态碳汇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第一，持续探索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关系。林业碳汇已经成功推出“政府+国有林场+林业企业+农户”“ 政府+运营平台＋国有林场+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从事农业、草原、湿地生态经营的小农户参与碳汇市场的现象较为少见，如何使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小农户与碳汇市场建立联系，也需各地区平衡好各主体利益，最大限度聚集各方积极性，形成发展合力。

第二，提升小农户、小微企业碳汇交易参与率。生态碳汇价值实现项目的参与主体多以履约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相关领域的小微企业与其他没有减排任务的企业参与意愿不强，特别是拥有权属的农民，参与意愿不高。应从政策上关注、保障农户在生态碳汇项目中的权益分配，包括生态资源所有权和收益权、项目碳汇收益权，确保参与主体利益不受损。制定合理的碳汇造林、营林等固碳增汇经营的补贴标准，有利于提高农户对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的信任度，进而提高其碳汇交易参与率。

第三，做好生态碳汇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的培养，不断完善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的介入规则。交易频率和小规模林农参与度呈上升趋势，复杂的交易程序、较高的成本和收益风险带来的整体交易成本、交易难度的增加，抑制了碳汇经营主体的交易需求。因此，有必要设计专门针对小规模碳汇项目的金融衍生产品或由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组织整合小规模的潜在碳汇经营主体，创新新型经营主体、企业与小农户的衔接路径，以多种形式降低林农在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纠纷处理成本和融资成本，让林农在碳汇项目中受益，充分发挥碳汇生态产品的乡村振兴作用。

秉承科学标准，建立生态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第一，优化CCER签发手续。CCER碳汇造林的方法学和交易门槛要求严格，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参与主体单一或积极性不高，以致国内碳市场林业碳汇交易成功案例甚少，项目开发进展缓慢。为此，在重启CCER市场的契机下，可灵活调整CCER签发门槛，如降低规模门槛（5000亩），引入众筹、众扶等新模式，广泛吸收民间资本，简化签发手续等。在实践尝试中，可根据各省情况逐步增加必要性约束和监管。以此激发各地对生态碳汇开发的热情探索，出现更多更具创新性和可供借鉴的试点案例。

第二，由于全球生态系统碳汇总量有限，应客观看待生态碳汇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地位。生态碳汇是响应“碳中和”目标的一种相对低成本的补偿措施；是推动非工业企业参与、融入碳交易市场，助力广大乡村地区生态振兴的创新路径。因此，有关政府部门应严格限制企业的碳抵消额度，引导企业依靠技术革新或能源结构调整真正实现碳减排。

第三，应鼓励构建区域间的协同合作机制。考虑到各地生态资源禀赋、碳汇能力和碳排放格局存在差异，对于一些生态资源禀赋占优但工业发展较薄弱的地区，可以向经济发展较为领先、能源结构转型较困难的地区销售生态碳汇产品，既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生态碳汇价值灵活变现提供保障，又能适当缓解工业发达地区短时间内所面临的降碳压力，促进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的整体性、协调性推进。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①]首次提出了有效市场的范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基础上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良性市场机制。本文通过回顾有效市场的建设历程与成就，分析当前实现市场有效的困境以及实现市场有效的路径，对市场机制中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历史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实现市场有效的困境在于微观上市场主体活力不足，中观上有效市场自身建设不完善和宏观上政府与市场职能界限不清晰的困难，实现市场有效一方面要提高有效市场建设水平，另一方面要弥补市场调节现存的缺陷，从市场自身、市场机制、有为政府和市场主体四条路径出发，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对于资源调节的决定性作用。

有效市场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市场的探讨

马克思关于市场的探讨是认识市场的起点。马克思认为，市场是一个历史范畴，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市场的存在。他提出关于市场的定义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从分工的角度看，市场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二是从流通的角度看，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三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市场是商品经济运动中的交换行为的总和。[②] 市场承载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资本、商品的经济运动。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包含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等规律及其作用方式。他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首先由价值规律决定，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③] 影响市场价格的另一个因素是供给和需求，供求关系与市场价格相互作用，“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又决定供求”。[④] 此外，竞争也影响着商品的价格，“竞争……使商品的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⑤] 马克思认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在于可以根据供求关系、市场价值和竞争等规律的综合作用，对社会总劳动时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同时，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受限制的，一旦生产的规模超越了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参考马克思关于市场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有效市场的内涵、预防和规避市场的弊端。

有效市场的含义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动形态。[⑥] 至于有效市场的定义是什么，国内有关文献研究都在结合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进行了说明，如林艳丽认为，“有效市场”，即“强”市场，要求在微观资源配置领域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机制的有效性，真正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⑦] 游昭妮认为，有效市场是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市场规则、价格机制和竞争要求自发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它应当具备“市场功能健全、市场秩序稳定以及市场环境的改善”这三方面的特征。[⑧] 综上，本文认为，所谓“有效市场”，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基础上，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良性市场机制，包含了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等内容。有效市场作用的发挥，一方面依靠市场机制的运行，另一方面依靠有为政府的调节。

我国有效市场建设的历程和成就

有效市场的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通过对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与竞争机制的发展历程和现阶段状况的考察，可以反映出我国有效市场建设中各机制建设的现状。

价格机制的建设

价格是最灵敏的经济信号，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指导。价格机制以价值规律为基础，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一方面影响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商品生产者的经营与投资行为，包括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等等。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与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但价值规律不是万能的，它在生态保护、社会保障等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领域不能发挥调节作用，容易导致社会资源浪费、收入两极分化、阻碍技术进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政府指令性定价，在固定价格体系下，商品的价格不能反映产品真实成本，又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平衡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干扰。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改革要求价格机制发挥应有的反映供求、引导生产和配置资源的作用。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的改革经历了“以调为主、完善计划价格机制”和“以放为主、实行混合价格机制”的历程。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化价格改革全面展开，各领域的“双轨制”价格基本实现全面并轨，走向更高水平的市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指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随着一系列价格改革相关文件的出台，实行政府定价的产品范围进一步幅缩减，价格更加灵活反映市场供求，价格机制更好地引领资源配置、指导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价格杠杆更好地发挥降成本、调结构的作用，有效市场的作用通过价格机制得到充分彰显。

供求机制的建设

供求机制指市场中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市场供求与竞争和价格之间的内在联系。[⑨] 市场运行中，供求机制与价格机制相互作用，对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做出影响和指导，从而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市场经济中供求机制的作用具有双重性。其积极方面在于通过供给与价格相互作用所提供的价格信号反映市场需求等市场信息，指导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和销售。消极方面在于，市场价格信息对现实供求的显示具有滞后性，并且“供”和“求”力图互相适应却从来不会相互适应，双方的重新脱节最终会转而成为尖锐的对立。完善供求机制的关键，是使供求关系灵活地变动，[⑩] 在供求关系的变动发展中，使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资料充分流动，在供求不平衡的动态中力图使供求在量上与结构上平衡，因此，供求机制的建设既需要“放”，又需要“管”。

我国供求机制的建设体现在供求管理制度的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供求管理制度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作用，依靠计划调节实现供求平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当时的“票证经济”。1955年出台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暂行办法》正式开启了“票证时代”，对于粮食、食用油、布匹等各种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实行依据票证购买的需求管理制度，它保证了向全体人民供应基本的产品需求，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供求管理处于“管”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扩大，供求管理进入“放”与“管”相结合的阶段，并且“放”的程度逐渐升高，供求机制指导生产经营活动的作用越来越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综合方式改善供给结构、提高有效供给，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票证经济”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量化的指标性管理到泛化的指导性管理，供给管理制度的转型标志着我们在有效市场建设过程中对于供求机制认识的加深，对于供求机制作用利用能力的提高，供求机制作为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得到彰显。

竞争机制的建设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源于市场主体对于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要求参与竞争的必须是产权明晰、行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市场竞争一方面是有序的，可以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优化企业内部和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又是无序的。其一，市场主体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并且市场竞争的手段多样，形式丰富，难免会出现各种投机欺诈性的竞争行为，影响竞争的公平性。其二，自由竞争必然造成垄断，垄断企业在其垄断地位下控制市场价格，使一些产品价格虚高，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其三，竞争以个体利益为唯一目标，忽视了事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影响收入公平，容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我国竞争机制的建设在于有序竞争机制的培育和对垄断行为的限制。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竞争机制的缺失、竞争机制的引入再到竞争机制配套法律法规完善的发展历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排斥竞争，这种竞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十四大报告提出要让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在市场中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随着《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的颁布，调整竞争关系、保护公平竞争、限制垄断行为，竞争机制的建设愈发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场配置资源上升到决定性地位，我国在竞争机制的建设上更加注重调节市场竞争与行政性垄断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打破行政性垄断，党的二十大提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2022年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对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在制度建设上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通过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等缩小了行政性垄断对于竞争机制作用发挥的阻碍，确保了市场竞争真正的优胜者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当前实现市场有效面临的问题

建设有效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高效、高质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现代市场体系以市场主体和各类细分市场为微观基础、以市场机制为中观运行机制、以市场监管为宏观制度保障，实现市场有效就是要通过健全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和宏观制度，保障市场运行机制顺利发挥作用。当前我国建设有效市场的困境，一方面在于市场机制建设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来源于微观基础层市场主体活力的不足，宏观层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不清晰，两个方面的问题相互掣肘，影响有效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

微观基础：市场主体活力不足

市场主体是指具有独立的产权资格，依法成立并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组织和经营者。[11] 当前建设有效市场的困难在于市场主体活力不足，这种活力不足来源于产权不明晰的限制和应对经济风险能力的缺乏。第一，国有企业在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过程中面临一些制约，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激发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时，也面临着分类标准和产权归属方面的困境。第二，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虽具有相对自由的主体地位，但多数企业资本规模小、融资难，管理经验不足、人才引进较难、应对风险能力较差，限制其持续健康的发展。第三，在经济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我国很多企业面临着转型困难与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企业家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仍需进一步提升。

中观运行机制：有效市场自身建设不完善

首先，市场机制建设存在一定的障碍。价格机制建设上，某些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权仍在政府手中，一些涉及全体人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机制并不完善。在供求机制建设上，仍未形成消费与供给的结构平衡，面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供求机制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全面地发挥指导作用。部分市场竞争秩序混乱，某些企业的垄断性行为造成竞争不足；一些企业的经营行为背后存在着政府的干涉，破坏了竞争的公平，行政性垄断的破除道阻且长。

其次，市场机制的负面影响不能很好地克服。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仍存在收入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区域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等问题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某些企业的投机逐利性行为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此外一些企业为压低生产成本不惜违规排放，向全社会转嫁环境成本。最后，由于市场机制自身在市场调节过程中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信号真假难辨，对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产生了不利影响，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宏观制度：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不清晰

从宏观来看，建设有效市场的困难在于政府与市场职能界限不清晰，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难题。在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表现为市场地位上升，政府经济职能逐步弱化，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不过四十余年，虽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达到了能够“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地位”，但实践中还存在着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的问题，政府经济职能不明确，某些方面管得“过严”，有些方面又管得“过松”，出现了越位、失位等问题，成为制约有效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桎梏。政府“有形的手”作用发挥不当甚至会成为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行的“幕后黑手”。这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还是有效市场建设必须突破的难关。

实现市场有效的路径

提高有效市场建设水平

1、从市场自身出发，完善建设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

价值规律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市场具有三个本底特征:行为自主、产权明晰、竞争公平；有效市场的底层逻辑是“自主+产权+竞争”。[12] 行为自主，即企业能够根据自身经营发展目标、自主决定生产经营行为。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只有行为自主，才能真正作为市场主体，按照市场的逻辑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还需要明晰的产权，市场经济下，对于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权利的明晰在利益分配时形成明确的标准，一方面维护公平，另一方面是激励机制的基础。此外，竞争公平是有效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公平的竞争，不公平的竞争会挫伤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竞争机制失灵，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市场自身并不会自动地满足有效市场的条件，因此需要有为政府发挥作用，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弥补缺陷。

2、从市场机制出发，改善市场机制运作方式。

针对当前市场机制建设出现的问题，要实现市场有效，就要改善市场机制的运作方式，通过完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建设，使市场机制运行得更加顺畅、更加高效。具体来讲，第一，深化市场化价格改革，进一步缩减政府定价范围。完善生态环保、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价格机制建设的配套法律法规出台或完善。第二，通过对市场需求的全面认识与精准把握提高产品质量和供给成效，利用供求机制与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联动作用，淘汰落后产能与“僵尸企业”，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刺激需求与保证供给的动态平衡中促进经济发展。第三，推动竞争机制的转型，推动质量竞争、服务竞争机制的发展，利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保护公平竞争、打击非法竞争和垄断行为。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使各要素能够跨地区充分流动。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设，破除行政性垄断，规范指定政府权力清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弥补市场调节缺陷

1、从有为政府出发，实行科学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

科学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是实现市场有效的宏观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为政府的经济职能除了要完善市场微观基础、保障中观运行机制还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确立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指导经济健康发展，同时还要进行市场监管确保市场机制的运行发挥良性作用，这就要求有为政府一方面要“建设与完善”，另一方面要“调整与弥补”。

针对市场调节存在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有为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过价格监管体系和调整供求关系对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进行价格和供给的调节，兜住民生底线。对于层出不穷的产品质量问题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构建完善的市场规则和市场监管，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序性。对于市场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社会公共产品缺失等问题，要通过行政性手段克服市场失灵，引导经济健康发展。最后，要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相处之道，坚持市场调节的决定性作用，厘清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间的边界，切不可越界逾规。

2、从市场主体出发，弘扬先进企业家精神和道德培育。

2020年7月，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希望企业家们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从五个方面对企业家精神做出了定义。先进的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力量，更在于企业家作为市场主体对于有效市场作用的发挥和落实。企业家精神助力实现市场有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家是市场规则的践行者。有效市场需要企业家发挥诚信守法的精神来践行市场规则，减少市场中诚信缺失、违规违法等破坏市场规则的行为的发生，通过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的企业家精神推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推进有效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二是企业家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市场机制造成的分配不公问题。市场经济的局限会造成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企业家发挥奉献精神，承担社会责任，通过第三次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两极分化的弊端。

（编辑  碣石 ）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由科技创新突破、生产力要素创新配置、科技革命催生产业革命，实现产业整体升级转型而成。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

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特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新机制和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2]

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特征，为新时代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在新质生产力中，“新”的含义为：以创新、科技创新为先导与主导，以此激发生成新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生成于科技创新，在科技创新变革催生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条件下生成；依靠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形成新兴产业，实现生产力的进步或飞跃。从本质上区别于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代表人类生产力的跃迁，表现为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先导和关键作用，通过产业化而生成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新力量。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3] 高质量发展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打破依靠传统物质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靠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高效率、高质量。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的传统生产力驱动的增长模式，高质量发展通过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依靠创新与高科技产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追求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4]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动能

立足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需要新动力来推动、新动能来赋能，当前只有新质生产力才能产生出高质量发展新动力和激发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生成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协调为内生特点实现的新发展，这首先表现为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高质量发展通过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发展路径的转变，即由以前主要依靠要素的投入提高发展速度和量的增长，转向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实现生产要素高效使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质”和“量”的同步增长。高质量发展的另一特征是效益的提高，从之前传统生产力下的低效发展转变为高效率、高效益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在于，通过路径变革、体制机制变革、要素变革、效益变革，最终实现发展的协调和发展质量的提升。新质生产力将是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化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主导和关键，以新产业化为核心内容，只有科技创新成果新产业化（也包括渗透转化），才能变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同时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以新产业化形成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实现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大幅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实现效率提升、效益提升、质量提升。我们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5]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必然伴随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以整体性力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新质生产力具有整体性。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改变着原有的生产关系，而且也在变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社会变革呈现整体性和全面性，成为新时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力量。与之相对应，高质量发展同样表现为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变革。高质量发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而且以开放为必由之路，国内国外互动，具有整体性、长远性、战略性发展特征，这需要整体性力量来推动。新质生产力不是一时一事一域的生产力，表现为新时代全时域、全场域、全方面、整体性的生产力，整体性改变人类社会，只有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性生产力才能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新质生产力在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中获得发展新动能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自我发展、交往与休闲娱乐等物质与精神需要层次在不断提高，需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充裕的生活资料和便捷的服务，健康的身体和高品位的精神生活。新质生产力催生的产品与服务的升级将不断适应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需求。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

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高效率生产、高效益经济运行来达到，与此对应的是高效率、高效益的生产体系和经济体系，需要建立生产效率高、经济效益好的现代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以科技创新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优做强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成果新产业化，培育新型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创新推动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以大力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创新实现增长与发展方式变革、发展动力变革、发展效益与发展质量变革，由此实现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的新发展。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体制机制，通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别是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大力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新产业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以追求协调和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表现为自身发展结果，而且需要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开放，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与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以绿色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追求实现绿色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6] 高质量发展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追求“天人合一”，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走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新路。

高质量发展走共享之路，努力实现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追求走共同富裕之路，共享国家发展成果。高质量发展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做到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这将有力地促进人的平等、个性自由和能力体系发展。

以人才和科技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关键、以人才为第一资源。从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来看，需要具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既包括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又包括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的、既有创新精神又有实干能力的劳动者和科技工作者，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我们要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高质量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基础。

（编辑 宋斌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大学教研工作尚未满足社会各界的期望，尚未达到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考察清华大学时提出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的目标。究其根源，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无法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关键制度缺位阻碍组织科研有序推进等是重要原因。因此，打造更具效能的大学创新体系，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发展大局，应打通制度堵点卡点，健全和重塑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做好人才评价体系破旧立新和有组织科研有序推进等。

打造健康生态  建设有效治理

现行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存在着单一、封闭的问题，由此带有显著的内聚性，即山头主义。所谓单一，就是主管部门在引导教研活动、分配教研资源时，过度依赖一些普惠性差、竞争性强、碎片化严重的治理工具（如项目制、评奖评估）。这套治理工具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当它把竞争压力传递到所有大学的基层、末梢，既导致了大学同质化、工具化、功利化的问题，又严重压缩了大学自主办学空间，阻碍了大学整体能力的形成。这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过程中，政府“放不下”、高校“接不住”的根本原因。

    所谓封闭，就是运用上述治理工具的主体和执行人几乎全部来自高教体系内部，缺乏其他政府部门、产业界、社会各界的参与，从而使大学运行日益发展为高教体系“自己出题自己答”的自循环，不接地气、需求缺位，很多工作陷入无谓内卷。教育教学填鸭化（重知识、轻思维、无能力）、教学评奖表演化、学术成果泡沫化、社会服务边缘化、项目/评估/业务要求微操化等等，皆根源于此。

    所谓内聚，就是在封闭的竞争性治理中，竞争胜出者、资源（人财物及期刊）获得者、业务（如有组织科研）推进者和规则（项目/课题/奖项评选）实操者高度趋同，尤以各种“帽子”人才（包括官帽）为众。“上进”的年轻教师积极向前辈“帽子”靠拢，“大花轿、人抬人”，无缘于此的多数人则只能“躺平”。

单一、封闭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导致教师队伍阶层固化，也使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重要理念难以落地，很多政策措施事倍功半。面向社会经济需求的“新学科”在项目化操作中变成增量改革和“撒芝麻盐”，产业界只能自建学校解决人才需求。由于竞争性治理中的封闭运作缺少需求导向与问题导向，不少高校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曲解为“把论文‘发’在祖国大地上”，对新时期教材建设的质量也有影响。

    打造更具效能的大学创新体系

打造更具效能的大学创新体系，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发展大局，应多方着手、打破高校教师队伍阶层固化，以激发更多高校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健全和重塑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第一，激活“躺平”的大多数，遏制学术“山头”负面作用。

以我国的社会经济体量，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不能仅靠少数人的大项目，要以有效的制度创新，激活大学里“躺平”的大多数，引导大多数的科技人才爱党报国，让更多中青年教师不必依靠甚至依附于戴“帽子”和遵从某些“商业模式”，仍然能够专注自身教学科研，在“四个面向”、独创独有上下足功夫，甘于坐冷板凳。

政策选项包括：（1）调整高校教师薪资结构，压缩科研绩效比例，针对教书育人主责主业，提高讲师、副教授等一线教师基本收入，使其不必为了钱牺牲自身教研；（2）调整国家级基金项目的支持策略，大幅提高立项比例，适度降低资助额度，以项目普惠化对冲项目异化，弱化“帽子”对科研资源的控制，为更多中青年人创造机会，促使其以真实的应用基础研究补齐经费缺口。

    第二，为高等教育治理引入多元、专业的利益相关者。

    在高校整体能力不足、第三方评估机构缺位的情况下，有效的高等教育治理仍需沿袭“强国家”模式，而不能在“落实办学自主权”过程中把大学创新体系建设的主导权交给“帽子”。但新时期的“强国家”模式需要让更多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才，参与到高等教育治理中来，以确保大学是国家的大学，而非某些特定部门的大学。

    产业部委、地方政府和产业专家应成为评价大学面向国家/地方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建设特色化示范性学院等工作的主角。人力资源主管部委应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毕业生用人单位评价等环节发挥更积极、专业的作用。由此导致的财权变动有利于大学行为调整和经费投入多元化。总之，在社会评估力量成熟、到位之前，政府应成为高等教育评价、治理导向多元化的主力。

    第三，推动高教主管部门从“管理”向“服务”的角色转变。

“撒芝麻盐”式的项目制和自循环式的评奖评估已无法满足社会各界对大学创新体系的新期望、新要求。建议进一步强化教育主管部门面向所有高校及其教师的普惠性、多样化的政策与资源支撑，进一步释放高校自主办学空间、推动高校学术和治理的民主性。这是大学恢复和建设健康生态的必经之路。这种支撑可以面向全体教师：包括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普惠性的职业生涯发展支撑，使其更好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可以面向全体高校：建立健全高校利益表达渠道和政策优化循环，确保分类发展、分类施策落到实处。也可以面向具体业务：为企业“出题”、院校“答题”的产教融合、研发揭榜、人员交流做好需求甄别、信息汇总和政府背书，要从“项目发包商”向服务平台转型。

创新人才评价体系 保障有组织科研有序推进

近年来，教育部全力推进有组织科研。2023年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更在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表现出强烈愿望。

关键制度缺位是根本原因

作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重要制度保障，人才评价体系建设并不乐观。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评价工作要破旧（“四维”“五唯”）立新（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相关部门也有所动作，但一线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普遍反映“关心和政策利好还停留在纸面”；部分院校还出现了“越相信（破五唯、中文成果、新评价导向）、（职称评聘）越挨整”的反常现象。

    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关键制度缺位，使得破旧立新既非必选动作，也无明确方向。这使一些大学的很多尝试如同“盲人摸象”，无论对错，都没有反馈和奖惩。改革无法形成闭环，“抓落实”成了空话。此时在高校全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不仅会带来新问题，还会激化旧矛盾。具体而言，这些制度缺位及其对有组织科研的影响表现为：

  １.诸多关键制度缺位导致能力评价难以有效开展。其中包括：（1）国家级预警期刊目录长期缺位，导致发表环节投机之风日炽，严重威胁有组织科研的成果评价，但政策对此偏重事后补救，而非主动控制（比如直到水刊大量撤稿才要求高校自查）；（2）对代表作制度语焉不详，导致“大花轿、人抬人”的署名乱象愈演愈烈，“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这将严重破坏有组织科研的群众基础；（3）对于大学如何使用科协推出的中英文高水平期刊目录缺少必要的指导，表面原因是目录中的一些技术瑕疵（如各期刊的具体评级），根源还是对国内外期刊“同等对待”政策导向存疑。这不仅加大了科协持续改进期刊目录的难度，也让有组织科研在“唯英文发表”的导向中继续打转。

    ２.对于新的评价导向和有组织科研，缺少必要阐释与界定，导致乱象丛生。价值和贡献导向的本质是成果导向；倡导有组织科研，是希望高校科研工作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意识，打翻身仗、出真成果。但很多高校既无理解“需求”的机会、条件和觉悟，又得不到权威指引，致使政策落地五花八门，却都对“现实需求”漠不关心。有的高校延续学科评估思路，或是重项目投入、轻成果产出，以“唯纵向”（国家级课题）取代“唯论文”（但纵向课题立项比论文发表更不透明）；或是用“填表”思维推进有组织科研，做拼盘、算分数。有的高校对“五唯”大肆加码，越“破”越“唯”，数论文升级为数顶刊论文。更有一些院校领导以“有组织科研”之名，把一线教师变成了自家“打工仔”。

3、受关键制度缺位和关联制度缺陷的影响，靠“五唯”起家的“帽子”人才成为“破五唯”的主要受益者和有组织科研带头人，但他们能否转变行为方式，扎实研究真问题、形成真成果，仍待观察。“破五唯”加大了论文、项目等传统指标的价值不确定性，但“帽子”依然保值增值：在论文发表、评奖评优、项目申请等关联环节，“帽子”都是关键加分项、甚至是筛选指标。“帽子”因此成为高校人事管理的新目标和高校间人事流动的重要参考，很多“双一流”高校都明确表示“以‘帽’取人”。这就加大了“无帽”人员的流动难度，也就无法通过良性的人才流动倒逼更多高校在破旧立新上动真格。

人才评价破旧立新与有组织科研一体推进

    做好人才评价体系破旧立新、有组织科研有序推进两方面的工作，关键是从上述关键制度缺位和关联制度缺陷入手，着力做好体制机制查漏补缺的工作，以此打通制度堵点卡点，并最终实现二者一体推进。

    1.尽快出台国家级预警期刊目录。2018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早已指出，“科技部要建立学术期刊预警机制”。但时至今日，仅中国科学院等个别机构发布了预警期刊名单。建议由科技部指定专业机构牵头，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国家级预警期刊目录。基于此，对2018年以来有不良发表记录的科研人员给予警戒、停权；对于在人才评价中缺少底线思维的高校给予警告、惩戒。要以此彰显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不让老实人吃亏”的价值观，团结最广大的一线教师。

    2.尽快清晰界定代表作制度。虽然发达国家没有“代表作”一说，但其人才评价的一个经典准则是：一个学者应有若干足以证明其独立研究功底的成果，如独立署名作品。这种制度设计可以有效避免“科研孤儿”大量“躺平”，激励更多中青年科研人员快速成长。此外，它还能有效降低学术“近亲繁殖”、山头主义的风险（如技术攻关押错宝）。我国对代表作制度的界定应充分考虑上述经验与我国当前发展需要相结合的可能。

    3.大多数高校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放弃“以刊评文”。政府主管部门应督促各高校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尽快完成与科协期刊目录的对接。可以三年为期，在高教系统与科协系统之间建立“对接-反馈-改进”的工作机制：遴选一批不同层次院校作为试点，依托试点院校、探索建立高校对期刊目录的意见反馈通道，并在逐步改进中扩大科协目录使用范围，以此促进各学科高水平期刊目录更符合我国国情、更真实反映期刊水平。

    4.清晰阐释与界定有组织科研的基本形式与价值导向，遏制那些自封的、延续填表思维却缺少需求意识的有组织科研。要明文告知所有高校：有组织科研必须有真实存在的“甲方”——成果需求方，且成果确能解决“甲方”问题。但不要过于狭隘地定义“甲方”：各级政府、各类企业，都可以成为有组织科研的需求方，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激发所有高校“四个面向”的积极性，让他们都能拆掉“围墙”、走进现实，找到用武之地。

    5.着力优化攻关项目组织、期刊论文评审等关联制度，使其更好地实现和体现创新的价值与贡献。各学科攻关项目（如揭榜挂帅、智库研究）应全面取消对申请人的职级限定，从而让能干事、干成事的中青年科研人员获得更多机会，做出更好成果。中文期刊要全面强化“价值与贡献”的选稿标准，压缩过量的关系稿和“帽子”稿。这需要跳出基于引用率的期刊评价标准，更多地关注期刊在端正学风、奖掖后学、“四个面向”方面的实绩；让编审人员多接地气；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匿名审稿制。

6.大学二十年来的学科评估已形成惯性。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应及早公开新一轮学科评估的存废与导向，接受全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既然学科评估这种行政管理工具能“扬鞭策马”，催生“五唯”学风；同样可以让它服务于新的正确导向，推动新时期人才评价政策落地。因此，可以强化学科评估的监督作用：将关注点从填表、算工分转向纠偏、画红线，吃透院校评聘政策文本，倾听一线教师意见建议，打开探照灯发现各高校“破五唯”和有组织科研的堵点卡点。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