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比较谨慎，其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而产生更多储蓄行为，企业投资谨慎而更注重自由现金流安全，地方政府注重化解风险而降低主动投资。适度提高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能力，鼓励企业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益和增强地方政府的能动性、进一步降低债务压力，可能改善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结构，是稳定经济增长势头，时间换取空间的重要抓手。本文从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现状和结构性变化入手，深入分析近年来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初步政策建议。    

居民、企业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化分析

居民资产负债表主要受房地产、股票市场变化影响，居民行为偏向谨慎。居民资产分为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系列书籍，2022年居民部门资产中：非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为 50.9%（其中住房47.4%，汽车2.9%），金融资产占比49.2%，主要集中在股票及股权（包含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及最终属于居民部门的企业部门权益），存款（含公积金存款和理财），股票及股权9.6%（较2019年降低20个百分点），存款比重23.1%（较2019年提高3.6个百分点）。

2022年，居民负债占居民总资产比重为14.6%，较2019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整体杠杆率最近几年逐步抬升。    

房价调整引发住房资产重估是居民部门资产压力的主要原因。居民部门住房贷款意愿下降、存款意愿提升。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下跌导致居民部门资产端缩水、资产负债表受损。当资产端增速小于负债端增速时，居民部门净资产缩水，居民部门目标也从追求收益最大化转为债务最小化。由此导致居民部门适度减少消费，而由于居民部门的消费对应企业部门的收入，居民减少支出导致企业收入减少，从而企业通过减少工资或裁员等方式导致居民部门收入减少，导致居民部门资产端进一步受损。这一过程主要是居民住房、股票和股权资产价格下滑触发引起，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更为偏向谨慎。

非金融企业资产端收缩，贷款和投资需求放缓。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分为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非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50.4%）和存货（4%）。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依据经济普查数据，估算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总资产、总负债以及所有者权益，并对分行业的资产和负债分项进行估算，汇总成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2022年，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总资产中，非金融资产占比 54.4%，其中固定资产（厂房设备等）50.4%，存货4%；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 45.6%。金融资产包括存款、股票、基金、债券等，其他未列入上述科目的记为其他金融资产。可估算的金融资产中存款占比最高16.7%（较2019年高6.7个百分点）。      

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占总资产比重为99%（较2019年提高39个百分点），主要集中在贷款（32.8%，较2019年提高14.1个百分点）。    

居民部门的支出会形成企业部门的收入，居民部门消费行为更为谨慎，带动了企业资产端收缩，贷款和投资需求放缓。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变化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方面，居民部门减少借贷和支出导致企业部门收入减少、资产端缩水，从数据看居民部门的消费和支出对应企业部门的收入和存款，因此居民贷款增速和非金融企业的存款增速拟合度较高，尤其是经济大省和高杠杆省份更依赖房地产。居民依托于“加杠杆”的消费和购房行为减少，导致非金融企业部门存款增速下行，资产端收缩。另一方面，资产价格下跌（如房地产等）会导致企业部门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缩水，当资产端增速小于负债增速时，所有者权益缩水，企业经营目标转为追求债务最小化，由此减少借贷和投资，这可能进一步引发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进一步变化，形成循环。    

政府部门，财政收入下降和土地收入下滑，导致资产端受损，地方政府亟须缓解债务压力。政府部门非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国有建设用地（8.4%，较2019年降低了7.3个百分点），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持有企业股权（37.4%，较2019年降低了4.9个百分点）和存款（9.9%，较2019年降低了7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所覆盖的财务主体，包括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含企业化观念里的事业单位和非营利团体组织），以及国有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从资产端来看，非金融资产占比47.6%，其中主要为国土资源（22.1%）、国有建设用地资产（8.4%），其次固定资产（6.3%）、公共基础设施（3.7%）占比较高。金融资产占比 52.4%，其中主要为持有企业股权（37.4%，包括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有股权），其次为存款（9.9%），证券投资基金份额（3.1%，主要是社保基金份额）。     

政府部门负债占总资产比23.8%（较2019年提高了4.8个百分点），主要以贷款和债券形式存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明确规定，除地方政府债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因此社科院估算的政府负债为官方显性债务，城投公司、PPP 等形式可能存在的地方政府隐性和或有债务不计算在内。

财政收入下降和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导致政府部门资产端缩水压力。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主要来自居民、企业部门消费和投资行为谨慎导致的税收收入减少，以及资产跌价导致的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和企业股权等权益资产缩水。从数据来看，资产端中，国有建设用地是非金融资产中占比最大的科目，2021年以来，由于地产需求疲弱，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2024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4.8699万亿元，同比下降16%，创1987年有统计数据历史以来第二大跌幅。土地出让收入的下滑导致政府部门资产端受损。从负债端来看，按照我们的粗略测算，将2009-2023年间测算的地方广义财政赤字净加总，目前地方政府累计债务总规模已经达到了98万亿元，约占我国2023年名义GDP的78%。当然，由于数据的缺乏，我们的测算有很多估算的成分，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诸多不一致之处。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扩张，将对中国金融稳定发展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推动型模式在发挥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之后逐渐式微，地方政府亟须缓解债务压力。

形势分析和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分析，近年来居民、企业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体现出其行为更为谨慎，其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而更倾向储蓄，企业投资谨慎而更注重自由现金流安全，地方政府注重化解风险而降低主动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缓解地方政府压力成为改善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方面。    

房地产稳定需要政策更大力度支持和足够的库存消化时间。房地产领域，根据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人群），城镇化进程，住房改善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按照我们的测算，2019-2021年是近2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商品房刚需的顶点。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年龄群体式微，城镇化进程趋势逐渐平缓，城镇居民刚需面积改善边际递减等因素，我们预测，中国城镇居民房地产刚需趋势将逐渐减弱。城镇居民房地产刚需的中长期变化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重大，对于我国经济结构也将产生重要影响。预测未来一个阶段，每年8亿-9亿平方米的新增销售面积可能是满足我国改善型需求刚需的合意面积水平。考虑到2015-2021年每年新建房超过市场需求1亿-2亿平方米，因此未来一个阶段的实际销售面积可能不到8亿-9亿平方米。按照我们的测算，如果只是对应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库存回到正常水平，那么需要收储资金规模大约为1.12万亿元。如果要实现房地产市场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回归正常化目标，那么还需要收储资金规模大约4.58万亿元。实施如此庞大的“收储”政策，房地产市场才能回到平稳发展的道路。    

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微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70.1%，同期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89.0%、89.2%、93.2%、85.1%，比我国要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新冠疫情后，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至65.9%。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受疫情影响程度有差异，中等收入群体受冲击更甚，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及以下的低收入群体由于支出刚性强和收入降幅，消费倾向不降反升。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下降，可能会对消费带来较大冲击。

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制约消费倾向提升的重要因素。参考全球主要经济体有效需求不足阶段的相关政策措施，下一阶段要有效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需要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实施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按照麻省理工学院奥利弗·布兰查德教授的跨国研究，当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债务的实际利率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广义财政赤字率，并不会造成债务的可持续问题和通胀压力。

下一阶段，提高居民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需要我们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在国民经济循环出现堵点的情境下，通过适度增发国债等方式，积极有为地、持续性地给予居民部门显著的收入补贴，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减轻地方政府运行压力，调动地方政府能动性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方面。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明确了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增加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再加上其他渠道的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相关政策出台，形成化债组合拳，在五年内化解12万亿元隐性债务，隐性债务规模将从14.3万亿元降低到2.3万亿元，基本实现了隐性债务的显性化，体现了“在发展中化债”和“以时间换空间”的思路，也反映出中央政府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债务管理、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按照我们的测算，再增加4个百分点左右的广义财政赤字率较为适宜（财政赤字率提升1个点和专项债、特别国债提升2个点补足有效需求，针对新一轮贸易摩擦，准备1个百分点的广义财政赤字对冲）。

一方面，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应当及时避免其陷入负向循环，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适度增强，新增4个百分点广义财政赤字较为合理。其中，一个百分点用于补贴居民消费不足的有效需求缺口，一个百分点用于地方政府拖欠部分民营企业的历史欠款偿还和基层行政功能的正常运转，一个百分点用于结构性发力促进科技、高端制造业等建设，一个百分点针对新一轮贸易摩擦，对冲出口增速下滑。发挥新增财政赤字结构性作用，对保障民生，重点领域提升我国科技和安全能力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另一方面，国内外环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未来一个阶段具有衰退性风险，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立足国内需求，以我为主，提前做好有效有力的预防和政策储备。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积极配合，完善宏观治理体系。《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摘录了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的讲话，“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货币信贷要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总量上保持合理充裕，结构上有增有减”。

财政端的中央信用扩张和货币端的总量淡化，意味着财政与货币需要加强配合，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长期目标。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之后，当国债存量占比大幅上升，国债有必要成为央行调节流动性进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

从国际比较来看，2022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110.2%，日本为214.3%；2023年，我国为23.6%，明显偏低。但未来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连续发行，国债作为央行操作工具的重要性会大幅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央行在一级市场认购国债，但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包括回购交易和买断交易等，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之后，我们预计央行会继续积极配合，逐步探索新的财政、央行配合完善宏观治理体系的新路径。    

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有力政策的推动下，2024年四季度开始，居民消费逐步回升、企业投资行为改善、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缓解，扩大内需的进程已经显著加速。从发展阶段、发展优势等方面综合考量，我国发展前景仍长期看好，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加有效改善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积极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走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低空飞行器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载体，在市场化生产运营和应用中面临技术瓶颈、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成本等多重挑战，其未来发展需要在技术创新、监管体系、经济合理性和市场接受度等方面协同推进。

关键词：低空经济；低空飞行器；交通物流

低空飞行器是低空经济的核心载体

  在低空经济相关政策密集发布，各地空域有望陆续放开的背景下，低空经济将成为交通运输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根植于人们的基本出行需求与物流需求，以严肃性、外溢性和互补性为特征，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甚至商业航天等前沿科技实际应用的重要领域，受政策端、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驱动。

  发展低空经济，是以低空飞行器和低空空域为关键生产要素，结合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的需求，在对传统飞行器工业的改造提升中发展出新兴产业，并逐步形成适应新产业、新业态的市场框架。如低空飞行器正在不断向农业、工业、物流等行业和消费领域渗透，在此过程中人们对低空飞行的观念和消费模式也在不断变化。

  鉴于此，低空飞行器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产业，不仅是一项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域的复杂系统工程，更是决定低空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发展低空经济的关键在于低空飞行器技术的提升以及其在各行业中的应用拓展。

低空飞行器概述

  综合现有研究资料，低空飞行器是指在G类空域 中运行的飞行器，分为有人和无人驾驶，包括直升机、滑翔机、无人机、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以及未来创新发展更多的种类。本研究认为，无人机、直升机和eVTOL将是低空飞行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人机指用无线电操控的小型飞行器，其规模的快速增长正在倒逼低空经济机制体制加快形成。2020年全行业注册无人机52.36万架，2023年即达126.7万架，仅仅3年，注册规模扩大了1.4倍，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民用航空。

  早在2017年，中国科学院首先提出发展无人机低空公共航路倡议。2019年，中国民用航空局将低空航路纳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确认了国内发展无人机低空航路的趋势。而美国NASA于2015年完成无人驾驶飞机系统交通管理设计（UTS）、同年通过了无人机在农业、消防和基础设施监测中的应用，并于2018年进行了在城市区域应用的测试。

  在我国，民用直升机的存量规模相对较小，据《通用航空市场预测年报（2021-2040）》，截至2020年末，我国民用直升机保有量为923架，罗宾逊、空客直升机和贝尔三家制造商占据了我国民用直升机市场78%的市场份额，上述三家公司在中国的直升机机队规模分别为340架、220架和158架。而国产民用直升机市占率不足5%，以轻型和超轻型直升机为主。根据中航工业集团《民用直升机中国市场预测年报（2023-2032）》预测，到2032年，我国民用直升机机队规模将超过2000架。

  eVTOL指以电力作为飞行动力来源且具备垂直起降功能的飞行器，目前仍处于创新阶段，技术路线尚未形成共识。电动直升机是eVTOL的一种形式，核心技术包括电池、电机电控、复合材料、推进系统以及飞控系统。NASA于2009年提出这一概念，空客、波音分别于2018和2019年完成首次飞行，但波音于2020年终止该项目；新兴航空制造商美国Joby和德国Volocopter于2023年在纽约完成飞行演示。近年来，我国eVTOL行业发展迅速，亿航-216于2021年于北京完成飞行演示。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飞行演示均是在短时间、小区域、低速度的情况下完成。

  低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低空飞行器技术成熟度和飞行安全性的持续提升、逐步形成市场化配置，进而降低单位成本，从而引发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自增强循环效应，推动产业链各参与主体形成平衡的报酬结构。因此，安全性与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以及时效性、便捷性与舒适性等对于低空经济至关重要。

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性与技术可行性分析

  所有低空经济的利益相关方都期望，发展低空经济不仅能够获得效益，而且能够保持飞行的高度安全，并且不会危害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因此，在更多障碍物、特定天气和风况、视线受限、无线电通信能力下降以及更少安全着陆点的城市区域，政府监管部门和运营商对低空作业的开支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永不迷失，指在导航卫星与各类增强导航系统支持下，低空飞行器能实时获取自身高精度位置信息；二是永不失联，指在无线网和卫星等通信技术支持下，低空飞行器时刻处于联网状态；三是有效管控，要求低空飞行器在政府规定的空域和飞行管制要求下合规飞行，并能实时接收管制部门指令；四是安全运行，指对低空飞行器运行的确定性和安全性要求，包括低空飞行器自身、作业环境、飞行器之间的运行安全（廖小罕，2023）。

从公共航路网来看，2021年12月，中国科学院牵头制定的“面向无人机运行的低空空域结构化框架标准”正式出版，该标准定义了一种以低空公共航路为核心，旨在促进无人机交通管理安全和有效发展的无人机低空空域结构，包括网格技术、遥感数据、通信与联网、航路规划、运行和管理等内容。

从遥感数据来看，清晰明确的地理环境是低空无人机安全运行的前提。卫星遥感受到重返周期和空间分辨率的限制，很难满足高动态精细地理信息获取的要求。随着传感器技术在汽车智能驾驶上的不断发展，机动灵活的低空飞行器可通过搭载多类型传感器，逐渐成为动态获取高清遥感影像的有效手段，并且实现自动避障。

从气象数据来看，高精度气象预报的核心在于保障高空间分辨率和高预报频次，尤其考虑到城市低空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低空飞行器规模化导致的气流相互干扰，基于航路的气象预报需要达到米级和小时级，短距离航路甚至需要达到分钟级。当前研究表明，气象与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合，谷歌GraphCast可以在1分钟内，精准预测全球10天的天气情况，但具体空间精度尚未公布，此外，其团队将GraphCast与华为盘古气象模型进行了对比，发现GraphCast模型在252个场景中有99.2%都优于盘古气象。

从通信与监视来看，当前地面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布局无法有效覆盖300米高度以上的无人机通信需求，易出现信号中断等问题。构建基于低空公共航路的高速率、高带宽、低延时的专用通信环境将是一种提升低空通信能力的手段。通感一体可能是未来连接并监视低空飞行器的重要技术之一，其原理是结合高频波束与多天线原理，使基站实现雷达功能，识别车辆和低空飞行物的位置、速度与方向等；相比雷达，通感一体基站在覆盖范围、距离分辨率、测角精度等方面的优势明显。

从导航信息来看，北斗、GPS等导航系统在复杂城市环境中存在位置误差较大、高密度环境过饱和等问题。建议通过使用基于图像的导航系统、协作导航或信号，以及额外的地面基础设施辅助，实现更高的定位精度。例如，导航系统和蜂窝移动通信网络的组合可将误差降低至厘米级，已在车载导航上实现广泛应用。针对导航系统短时间内误差限宽问题，结合具备短时间内高精度位置优势的惯导系统，可以提高精度、可靠性和数据的更新效率，更好地服务于无人机导航定位需求。

从低空飞行器自身技术来看，目前我国无人机飞控、导航、动力、通信链路等四大核心系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个人无人机和无人机运营商等方面有了丰富实践。对于eVTOL而言，不需要复杂的传动装置和发动机，并且飞控、导航、通信等技术已在其他飞行器和汽车上得到广泛应用，并可实现不断迭代，但是动力系统仍是瓶颈。eVTOL不仅在设计层面需要实现更高的飞行气动效率，还需要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来减轻自重，以提供更长的续航和更高的载重。根据NASA研究，动力电池能量密度达到400Wh/kg，才能够用于实用的电动飞行器。目前成熟的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为250Wh/kg，此外，全球在锂电池（固态/半固态）和燃料电池的选择上尚未形成共识。因此，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高快充性能的电池落地时间是低空飞行器商用化的里程碑。

综合来看，低空飞行器的概念由传统通航扩展到无人机和eVTOL，其安全运行对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多挑战。首先，低空飞行器在低空的安全、高效运行，需要充分用好卫星导航特别是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卫星和地面移动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这一阶段低空飞行器整体呈“低负载、低频次、短距离、小区域”等特点。其次，在低空飞行器规模化商业运行时代，需要进一步开发利用高精度导航、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要基础设施服务能力，规划和建设好面向低空无人机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低空公共航路网、云监管、低空监视、航路气象预报等专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特别是超前规划多层级与地面基础设施有机衔接的无人机低空公共航路网新型基础设施。最后，从航空业产品研发周期来说，以空客目前最新机型A350为例，从2004年批准研发，到2013年实现首飞，再到2015年进入服役，历时10余年。新型低空飞行器在各项子系统技术成熟的情况下，从研发到批产也将经历较长的周期，换言之，目前大部分行业报告对eVTOL的发展预测可能过于乐观。

低空飞行器的经济合理性分析

  过去20年，低空飞行器尤其是无人机在战争中的应用受到广泛关注。但若将低空飞行器视为一种新的交通运输工具，需要与飞机、汽车和高铁等进行经济合理性对比，检验其是否能作为一种新的补充甚至替代。下文将从货物运输和客运运输两方面进行考察。

  货物运输

  受益于飞行速度和广阔的运行空间，无人机配送有潜力满足消费者更多要求，可能成为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无人机物流体系来看，一是城市末端物流，提供城市内10km以内短距物流服务，主要使用小型多旋翼无人机执行快递投递等任务，城市内需要新建空管、无人机起降点等设施。二是支线物流，以100-1000km中长距离为主，使用固定翼等中大型无人机，航线时长约数小时，可大量复用现有民航机场、空管等基础设施。三是干线物流，以1000km以上距离为主，主要使用大载重、长航时的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以涡扇、涡桨发动机为动力，可复用现有民航基础设施。

从全球范围看，2022年用无人机进行末端配送的包裹数量达到近87.5万次，比上年增加80%以上（Cornell，2023）。从地理区域来看，2023年上半年亚太地区占全球无人机配送的43%，非洲份额为32%，北美15%，欧洲仅为9%。我国的京东于2015年开始探索，逐步建立了干线、支线、终端三个层次的无人机物流配送和通航物流体系。美团2017年启动无人机项目，现已累计完成用户订单超18.4万单。顺丰正在打造载重0.15-3吨级中大型无人机生态，实现与顺丰航空物流网络干支对接，构建“干线大型有人运输机+支线大型无人机+末端小型无人机”的三段式航空运输网络。

从成本结构看。根据多数国家的法规，无人机每次配送中每人只能操作和监控一架无人机。单次包裹5公里的无人机配送直接运营成本约13.50美元（人工成本占比95%），若将每人操作的无人机数量增至20架，成本降至1.80美元；相对应的用车与人完成末端配送需要约10美元。UPS认为无人机送货的成本主要包括前期无人机硬件和研发投入、后期维修费用、电池的更换以及操控无人机的人工成本（平均10架无人机配1个人），在完全理想情况下，5000到10000台无人机投入运行，配送一个包裹的成本为1美元。中通研究院认为，使用无人机送货的成本包括无人机设备、电池、能源使用等成本；单个包裹运输成本约为1.15元，在不考虑操控员、维修等成本的情况下，远低于外卖员3元的起步成本。从上述数据来看，无人机配送在成本分析上显得非常具有竞争力。但是麦肯锡和UPS的报告并未公布计算模型，无法验证其合理性。从中通研究院报告的测算过程来看，其假设环境非常乐观。据亚马逊内部人员透露，2022年无人机每次配送成本至少需要484美元，目标是在2025年降至63美元。

客运运输

  目前，利用新技术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道路拥堵问题已备受工业界和资本市场的关注，超过150家企业正在参与研发城市空中交通车辆。eVTOL被广泛认为有望成为构建立体交通的核心载体，在各种技术瓶颈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由于其较直升机具有运营成本低、安全性高、噪声低、节能环保等优势，目标市场不仅仅是货物运输，还包括城市空中出行，如商务旅行、旅游观光、通勤和紧急服务。

  然而，eVTOL的商业化进程仍存在很多困难。一是需要满足严格的安全标准和监管要求，欧洲航空安全局要求eVTOL的安全水平必须与商业航空公司相当，即灾难性故障的概率为十亿分之一，而且还需要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控制性的紧急着陆。二是eVTOL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垂直起降场，也是商业化的关键，这些设施也会产生运营成本。三是eVTOL基础设施的位置将决定其市场转化水平，乘客离起飞或降落点越近，eVTOL的使用就越有效。四是能源成本，由于eVTOL尚未实现真正运行，以直升机为例，4座Robinson R22直升机以时速167公里飞行，每小时耗油7-8加仑；而纯油四座汽车以时速100公里行驶，每小时耗油1-3加仑，能源成本优势较弱。五是需要降低eVTOL的运营成本。根据麦肯锡数据，直升机目前每座位公里的运营成本是30-36.4元，eVTOL需要降至2.3-11.3元每座位公里，才能与地面交通竞争。在我国，eVTOL在运营成本上的控制将更受挑战，我国高铁每公里价格约0.5元，北京出租车座位公里价格约0.65元。

整体来看，结合技术成熟度和安全性考量，低空飞行器前期以提供高价值服务为主，随着经济合理性的改善，将逐步向更广泛的人群拓展；商业化应用场景将视经济合理性程度逐步从货物运输向客运运输渗透。首先，通过无人机实现末端配送已成为现实，在保证安全运行的情况下，可能会在医用产品等成本不敏感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在应急救援和基础设施检测等其他交通方式覆盖面较弱的环境也有市场。其次，降低低空飞行器运营成本的核心是降低人员使用，扩大运营规模，提高运输周转率，提升有效载荷，延长无人机运营寿命。再次，交通变革的宗旨是为大多数人的出行提供便利。因此，低空飞行器在载人方面的大规模使用，与公铁交通对比还有待成熟，尤其是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可及性、普惠性极强的中国。最后，从基础设施投资角度来看，目前政府有足够时间思考预期和调整成本：在高铁、高速公路、地铁不断折旧，人口密度可能走低，低空飞行器技术成熟度不断提升的未来，统筹考虑新建和维护传统基础设施与低空飞行器基础设施的成本。从目前来看，新建一个通航机场约10亿元，以200公里点对点运输为例，两个机场合计20亿元，若在平原微丘地区新建四车道高速公路则至少需要200亿元。这可能也是美国、加拿大等地广人稀的国家通用航空非常发达的原因。

低空飞行器的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分析

从时效性来看，尽管低空飞行器在未来具备较高的速度和较为广阔的物理运营空间，但其时效性受天气影响极大而变得更不可控。低空飞行器主要在对流层运行，较在平流层运行的传统飞机而言，所面对的气动和气象环境更为复杂。对流层空气密度是平流层的3倍，在恶劣天气下，意味着更大的阻力和更强的扰动，对低空飞行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有很高的要求。从便捷性来看，无论是货物运输还是客运运输，能否实现或一定程度上实现端到端的连接进而节省足够时间是关键，这取决于低空飞行器物理基础设施的规划，此外，低空旋翼飞行器本身的气动噪声难以避免，对城市居民的影响较大，这也是实现端到端连接所需面临的挑战。从舒适性来看，eVTOL一定程度上是电动汽车和飞行器的延伸和融合，成熟的车规级和航空级零部件能够保障乘客对舒适度的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为满足舒适性，各类消费级产品在低空飞行器上的拓展，增加了低空飞行器自身干重，这对动力系统增加了更多挑战。

综上所述，低空飞行器在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其发展需要技术、基础设施规划与市场需求的协同推进，以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应用。

        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协同推进

  本文主要构建了涵盖安全性和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以及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等维度的低空飞行器发展趋势分析框架。

  从安全性与技术可行性的角度看，低空飞行器的规模化应用面临着复杂的城市空域环境和严格的监管要求。要确保飞行器在高密度城市建筑中安全运行，必须在导航、通信、遥感以及气象预测等多个关键领域取得技术突破。同时，低空飞行器的运营需要依赖高度精确的导航系统、实时的通信网络以及高效的监管与控制体系，以确保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实现安全、可控且高效的运行。

  从经济合理性角度看，在技术成熟的基础上，发展低空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模经济效应。低空飞行器自身的成本、运营效率、与传统交通运输方式的经济对比、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政策环境，是决定其合理性的重要因素。

  在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方面，尽管低空飞行器在空间利用上展现出显著优势，能够提升物流和出行效率，但低空飞行器仍面临气象条件影响、噪声污染、基础设施规划等现实问题。

  综上所述，作为低空经济的重要支撑，低空飞行器的技术进步与应用扩展将在推动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无人机、直升机和eVTOL作为低空飞行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以“小步快走”的节奏向各行业渗透，逐步填补高价值场景空白。然而，当前低空飞行器的发展仍然面临技术成熟度、安全性保障、经济合理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挑战。未来低空经济发展需要在技术创新、监管体系建设、经济合理性和市场接受度等方面协同推进，持续向传统行业渗透，真正实现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编辑 宋斌斌）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至2021年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目前全国农村集体共拥有65.5亿亩集体土地资源、8.22万亿元集体账面资产，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约9.2亿人，登记赋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约96.6万个。202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特殊法人，但属于原则性的规定。2024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下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填补了长期以来这方面在法律上的空白和不足，对于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关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立法要求

近年来，党中央在多个重要文件中强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的二十大报告是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一目标。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探索……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立法的形式健全相应的组织制度，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奠定了法治基础、提供了法治保障。以下几点值得重点把握：

（一）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制定本法的重要宗旨。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运行管理，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促进共同富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二）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第一章第三条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这和宪法关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规定是相衔接的。

（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职能及其经营性财产的界定。第一章总则第五条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共12条），其中3条大体属于经营职能，其他9条大体属于管理和服务职能。3条经营职能分别是：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资源并进行监督；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者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个人使用；组织开展集体财产经营、管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事经营活动可以利用的相关土地资源和经营性财产具体指什么？该法第五章（财产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第三十八条：“依法应当实行家庭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外的其他农村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直接组织经营或者依法实行承包经营，也可以依法采取土地经营权出租、入股等方式经营”。第三十九条：“对符合国家规定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优先用于保障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也可以依法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有偿使用”。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财产包括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可以依法入市、流转的财产用益物权和第二项、第四项至第七项的财产”。第三十六条讲的是集体财产包括的范围，其中第一款第一项讲的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至第七项的财产是指：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生产设施、农田水利设施；集体所有的资金；集体投资兴办的企业和集体持有的其他经济组织的股权及其他投资性权利；集体所有的无形资产；集体所有的接受国家扶持、社会捐赠、减免税费等形成的财产(排除在外的第三款是：集体所有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交通等设施和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经营活动的组织方式。总则一章第六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本法登记，取得特别法人资格，依法从事与其履行职能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适用有关破产法律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出资设立或者参与设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以其出资为限对其设立或者参与设立的市场主体的债务承担责任”。上述规定十分重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建立的，按照宪法的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得转让，因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破产；同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成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时以出资为限承担债务责任，以防止其承担超出承受能力的债务。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途径。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探索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经营性财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提法基本一致，且更为准确严谨。

（六）农村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年收益应当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等，剩余的可分配收益按照量化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份额进行分配”。这是对以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主要特征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的确认和衔接。

（七）国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扶持措施。总则一章第九条：“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才以及产业政策等扶持措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专列第六章扶持措施，共有6条（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条），将总则的要求具体化。

如何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介绍两个方面的案例

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党中央有关部署和要求，积极探索，形成了许多具有本地特色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这里介绍两个方面的案例，即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提出的“出资设立或者参与设立公司”和“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两种组织方式开展经营活动的探索。

浙江发展强村公司的案例

浙江是经济发达地区。考察浙江千万工程项目，可以发现“强村公司”是可学经验之一，这对于盘活乡村沉睡的资源和资产，打通各村参与市场经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村强民富”有很好的效果。至2024年初，浙江已有2278家强村公司，2023年实现利润21.7亿元，村均分配收益15.4万元。湖州市已组建强村公司386家，实现欠发达村全覆盖，带动近万农户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

有专家对浙江湖州强村公司的做法总结了六种经营模式。

一是资产盘活模式。采用“资产梳理+收储整合+改造提升+项目招引+多元合作”方式，整合利用各类土地资源和闲置房产，通过出租、入股、共同经营、流转管护等方式与企业合作，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例如，德清县东衡村联合周边8个薄弱村，组建德清八合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参与众创小微企业园建设，共建厂房10万平方米，入驻企业70余家，带动8个村年增收107万元。

二是产业带动模式。采用“强村公司+村集体+农业经营主体+农户”方式，由强村公司联合村集体及各类经营主体，经营绿色产业、光伏水电、农产品加工等，以及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电子商务等产业配套服务，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和集体经济增收。例如，南浔区练市镇西堡村带动周边23个村共同组建湖州练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展柑橘产业，为周边农户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入股村增加20万元收入。

三是乡村经营模式。采用“强村公司+乡村资源组合+社会资本注入+业态导入+专业运营团队”方式，通过整村运营、片区打造、组团发展等方式，积极引入休闲观光、研学团建、民宿、农家乐、农事节庆，承办体育赛事或会务活动等。安吉县孝丰镇夏阳村联合相邻两村和赋石水库，成立赤夏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打造小杭坑生态露营项目，吸引多家文旅类企业落户，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75万元。

四是物业服务模式。采用“强村公司+乡镇+企业+村集体+农村劳动力”方式，承接政府、企业、城镇小区、村、农贸市场等垃圾分类、环境保洁服务项目，以及公路、河道绿化养护、土方回填等配套服务。吴兴区八里店镇宜船湾村成立吴兴冠宇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承接镇北水域的生态保洁、河湖岸线管理保护等，带动村集体增收170余万元，实现村民就业30余人次。

五是工程承揽模式。采用“强村公司+专业施工队+乡村工匠+闲置劳动力”方式，承揽农田水利设施、土地整治、农村公路建设、河道整治、乡村景观建设等小额工程，以及建筑、装修、安装、市政等零星工程。德清县钟管镇19个村联合组建钟灵毓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接乡、村级服务类和建设类工程，2022年实现收入624.61万元，带动农户50余户。

六是劳务派遣模式。采用“强村公司+企业单位+培训机构+村集体+农村劳动力”方式，发挥强村公司中介作用，统筹各村闲置人力资源，承接农业专业服务、农产品加工、机械化服务、绿化保洁等业务。长兴县和平镇23个村联合组建长兴南山南实业有限公司，与6家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每年劳务派遣收益35万元左右，2022年共实现收入650万元。

浙江在推进强村公司建设中，十分注重三方面体系的构建：

一是构建健康有序、规范高效的运行体系。

规范公司组建。强村公司一般由乡镇级及以上政府主导设立，原则上由村经济合作社控股，聚焦“扩中、提低”，鼓励吸纳集体经济薄弱村和低收入农户参股，设立前调查摸底、评估论证。同步设置党的组织，县委和农业农村部门、乡镇（街道）有关机构一起进行指导监督。

规范财会管理。指导强村公司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制度，落实集体资产管理有关规定；建立融资担保和负债管理制度。加强对公司经管人员风险管控，杜绝外单位和个人侵占公司的集体资产份额。     

多元稳健经营。鼓励强村公司与其他类型企业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共富工坊”“两山”合作社等协同推进、互为补充；鼓励吸纳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创客、青创客参股经营。鼓励国有企业扶持帮促新型集体经济发展。

理性投资开发。投资开发项目要安排精准、落地精准，做好投资评估，量力而行。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范围内，谋划风险小、收益稳、资产能保值增值的发展项目。

规范利润分配。与一般市场主体相比，强村公司的利润分配更多向村集体经济、乡村公益事业、低收入农户帮扶等倾斜。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运行情况应向入股村的经济合作社公开。

二是构建全链闭环、精准严实的监管体系。

县、乡镇（街道）是各级强村公司监管责任主体。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区域内强村公司运营指导。根据实际制定本区域强村公司的管理运营等制度，建立分级评定管理制度，加强审计监督。

三是构建综合集成、直达快享的支持体系。

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强村公司管理服务事项目录指南，实行强村公司运营项目“一件事+明白纸”制度，设好公司投资经营“红绿灯”，打造政策直通车，优化乡村投融资一站式服务。

加大项目支持。强化规划引领，有关部门在制定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规划时统筹安排强村公司发展项目，依法依规简化环评、能评。

加大要素支持。金融机构可采用优惠利率定价、提高审批效率、优化还款方式加大对强村公司的支持；各地财政可依法通过补助、贴息、担保等方式支持强村公司规范化发展。落实村级留用地政策。

加强人才支撑。有条件的强村公司可实行职业经理人聘用制，可引进本地能工巧匠、施工队等相关人才，可就近吸纳本地农村闲置劳动力；鼓励大学毕业生任职强村公司。

总结浙江发展强村公司的经验，主要是：（1）村村联合，克服了单个村庄集体资源小而散的不足：（2）公司运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3）主体多元，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参股联合；（4）稳健经营，开发经营风险小、收益稳、资产能保值增值的项目；（5）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各级（特别是乡镇）政府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作用。

山东河北等地发展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

2017年4月，烟台市率先在全市范围提出并推行“党支部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做法是：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政治、组织优势，与发挥群众的能动性相结合，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党支部成员（原则上是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和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入股，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构建村集体与农民群众新的经济联结纽带，把碎片化的资源要素整合起来，抱团发展、规模经营，走共同富裕之路。

因各地各村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各不相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因村制宜，或农或工，或商或“游”。概括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党支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比如栖霞市东院头村党支部组织群众以土地和资金入股，村集体以水塘、土地入股，将流转后的土地连片平整，打破沟坎界线，将新增土地（一般可新增15％的集体用地）作为集体股份，统一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2019年6月，该合作社盈利116万元，其中村集体分红12万元，剩余104万元按股份给入社群众分红。算下来以资金入股的社员每1万元能分5000元，以土地入股的社员一亩地能分4000元。

二是党支部领办服务型（劳务）合作社，利用区位、信息、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优势，组织开展机耕机种、仓储物流、技术指导、物业保洁等社会化服务。比如蓬莱市石庙石家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引进2台自动选果机，建设了占地2000平方米的存储物流车间，采取统一购买农资、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测土配方、统一包装销售“四统一”服务，提高樱桃品质和收购价格。

三是党支部领办生产经营型合作社，立足本地产业特色，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比如莱州市田家村生产的小米品质很好，过去小米只卖7元钱一斤，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将村民们种植的谷子统一管理、加工包装和销售，同时深加工推出小米挂面、小米黄酒、速食米粥等特色产品，现小米销价达12-14元/斤。2019年合作社收入12.6万元，按社员最低入股500元算，也能拿到105元的分红收入。

四是党支部领办三产融合型合作社，依托良好的环境、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资源，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和农事体验于一体的“农旅融合”特色产业。蓬莱市三里沟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村里54户传统胶东民居，打造高端民宿。合作社与旅游集团合作，打造特色餐饮项目，2020年实现村集体收入40万元，村民收入人均增加6000元。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显著特点：一是恢复了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团结带动群众的优势；二是党组织和合作社的经济社会功能高度融合；三是包容全体村民，促进共同富裕。从2017年11个村开始试点到2020年8月，烟台市有2779个村实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全市村庄总数的42%，入社群众超过35万名。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全面带动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和环境整治，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烟台市的做法得到山东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并在全省推广。2019年、2021年省委组织部（及14部门）、省委省政府分别发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同时，明确要求推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2023年《山东省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规范指引（试行）》，明确了领办标准、登记管理、基本设施、组织机构、章程制度、财务管理、盈余分配、民主管理、社务公开、档案管理等10方面规范要求，扶持各地乡村发展产业项目。2022年全省4.24万家合作社带动集体增收18.9亿元、社员增收73.5亿元，平均每个合作社增加集体收入4.46万元，成员户均增收2416.31元。

河北省保定市也是以地级市推行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案例。

2023年，保定市立足土地资源优势，抓住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市的有利契机，大力推行党支部领办土地合作社，以解决支部弱、集体穷、群众散、产业衰等问题。由村党组织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村党支部名义组织农户入社，走规模化经营、共同富裕之路。市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2023年度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实施意见》等“1+4”制度文件，建立“五步三联六统一”组建管理模式（组建：酝酿筹建、入社动员、选举表决、注册登记、审核验收；建立农户、集体和经营主体三者利益联结机制；管理：章程审核、项目论证、分配规范、财务管理、社务公开、文档保管六统一），健全完善政策支持、金融服务、保险保障、人才支撑体系。这些措施有力推进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规范和健康发展，农民组织起来，农村党建工作有了新抓手，形成土地合作社为主导，特色种植养殖、民宿旅游、劳务服务等多种形式合作社共同发展的“1+N”格局。

烟台市、保定市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探索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四点：

第一，这种合作形式克服了分散经营的不足，丰富了“统”的内涵，是完善创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有效形式。农村工作中人们的普遍感受是，多年来农村“分”的积极性已充分体现，但怎么通过“统”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通过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使农村“统分结合”中“统”的部分不仅仅停留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层面，而是把集体经济做实做活、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在当下城镇化快速发展、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的背景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特别是土地股份合作社，不失为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有效途径。

第二，这种合作形式盘活了集体资产，聚集起农户分散资源，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形式。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一方面盘活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四荒地”、建设用地和其他各种资产，以及国家扶持集体经济发展资金等，又以股份合作等方式将一家一户分散的资源聚集起来，从而改变了过去多数村集体靠简单发包租赁资源、农户靠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等低层次的发展模式，也避免了专业合作社收益为少数人所占有的问题。党支部有了集体收益作为经济基础，有利于开展公益活动，增进全体村民福利。将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更有利于帮助弱者克服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实现先富带后富、共同致富。这种新型集体经济经营方式，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是以维护农户等经营主体资产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为前提，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和即将生效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总则第一章第六条，见上文）是一致的。

第三，这种合作形式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特征，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农村合作社发展道路的有效形式。我国国情农情的突出特征，一是人多地少，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型化；二是农户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这两点与欧美国家具有明显差别。由此决定了我国农村合作社发展路径，不能照搬欧美专业合作社的做法，而应更加重视社区性综合合作。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互助合作的形式，既帮助一家一户解决了农业生产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又帮助他们解决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共同困难。其优越性是专业合作比不了的。

第四，这种合作形式发挥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是完善乡村治理的有效形式。党支部是农村的领导核心、战斗堡垒，具有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可以把这种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强村富民的发展优势，也保证了合作社方向不走偏。通过这种合作，带动了农民增收，增强了集体经济实力，就可以增强群众对集体的信任和依赖，就可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当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要选好带头人，带头人既要有觉悟，愿为大家服务，又要有能力，懂管理、会经营；二是要有一个好的机制，特别是要有对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既要堵住漏洞、防范风险，更要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做出部署，明确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我们要把学习贯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与学习贯彻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守正创新，奋发进取，为推进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做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编辑  碣石）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榜样的巨大作用

2017年2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了“三农”工作座谈会，邀请了多位著名三农领域的学者和农村一线工作者参会。当时正值各地农村开展农民承包集体耕地确权工作，对此社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人主张，土地确权后应允许农民将承包地流转出卖以增加“财产性收入”，而土地流转集中到私营大企业手里就可按照现代化农场模式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反对意见则认为，农民之间承包地流转一直在农村自由顺畅地进行，用“确权”固化农民承包权的做法会鼓励一小部分农民把承包地当作个人私产，而村委会则丧失了对承包地块进行微调的功能，更多的担心在于，允许农民将土地一次性流转出卖与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原则相违背。我们要坚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况且目前农村之所以存在大量撂荒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集体和乡村政府对耕地有效管理的能力受到削弱，农民土地承包固化后，撂荒地更难得到遏制和治理。

《塘约道路》一书作者王宏甲介绍了贵州毕节市塘约村在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时，全体村民在左文学书记和村党支部的领导下，重整村里的农田、房屋和道路，因势利导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将自家承包权入股合作社，实行统一生产经营的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塘约道路”开辟了新形势下村党支部领办农民合作社、在新型集体经济下发展生产的道路。塘约村的做法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赞同。

在“塘约道路”的启发下，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牵头并联合市有关部门，在全市范围推动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截至2020年8月，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占全市村庄总数的40%，入社群众达34.5万人，带动新增集体收入3.91亿元，群众增收5.01亿元。

严海蓉当时是香港理工大学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她从社会学角度从事三农研究，对国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有深入的研究，《乡村纪事》一书是严海蓉研究团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严海蓉团队调研范围比较广。她们在南方重点调研了贵州毕节市塘约村、大坝村以及云南省的农村，在北方调研过黑龙江新兴村（以朝鲜族村民为主），在西藏海拔5000米的嘎措乡进行了数年跟踪调研；在中原调研了河南省土洞村，在东部调研了烟台市农村。她们所调研的乡村涉及农村几个主要产业类型、多个民族地区的农村现状，研究成果对乡村振兴、对广大农村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体现乡村全面振兴新形势的应时之作

 2024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经过数年酝酿讨论，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标志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地位不可动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开展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乡村纪事》这部书的出版，可谓是应时而作。

这本书重点总结了包产到户以来7个农村案例，这些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村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同时指出，当前影响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缺陷和短板是缺乏组织化、缺乏内生性，认为重新激活的村集体应该成为引领乡村社会发展的龙头，村庄的新集体化能够解决乡村的组织化和内生性问题。

从权责统一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的龙头不是地方政府，而应该是村集体。地方政府需要提出地方发展的方向和战略规划，而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方法和决策，需要依靠村集体发挥责任心和能动性。

乡村振兴是多方面发展的统筹协调，包含社区、文化、生态、农民生计等方面，只有村集体能够兼顾多元价值，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可持续性。所以，乡村发展、乡村振兴的龙头和主体应该是村集体。而非资本和政府，多年资本和政府的实践都错置了乡村振兴的主体。

在以中国70多年的发展经验观察，中国乡村发展的制度特点和优势是什么？我国长期积累了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制度特点，能够发挥组织化的优势，超越小农作为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开发多样化业态，同时，可以更好地统筹和保护社区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多元价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多种功能，包括管理资源、统筹经济、保护农业、社会发展、生态恢复。

我们认为，新型集体化的原则在于公共性的丰富和扩大，其灵活性则在于不是一步到位，允许有探索的过程。

新型集体化实践的初心从哪里来？在乡村基层的土壤中依然留存着种子，而新型集体化便是这些种子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集体重新被塑造，成为乡村振兴的发动机。只有提供新的公共性能量，创造“合”的条件，才能带动群众，让村民们逐步脱离“分”的惯性，创造新的集体经济。美国政治经济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贡献是在世界各地的“公地”维护中发现了多种付诸实践的合作制度，打破了私有化的迷思。从广义的农业资源（包括农、牧、渔）来说，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地”，中国在农业“公地”的管理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扬弃，不仅关乎中国农业资源的未来、关乎乡村振兴的前途，也对世界“公地”的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的观点来自对农村深入调研的结果，来自对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考察对比，来自对人类发展史的回顾，更来自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建设可持续和谐社会的理想初心。

下面分别点评一下书中的几个案例。

塘约村案例

王宏甲的《塘约道路》一书出版后，很多人前来参观学习。有关塘约村的新闻在互联网上也争议不绝。有人说这是当地政府用钱堆起来的假典型。

《乡村纪事》一书对塘约村2014年遭受特大水灾后政府的资金扶持作了一个全面梳理，作者走访了当年村会计，查看了有关账本，与镇政府等有关方面进行了核对，基本上弄清了塘约村所接受上级扶持资金的来源和数目。2015年上半年之前，塘约获得政府一般灾后救助和其他普惠政策，并没有特殊之处。合作社起步时缺乏起始资金，而银行信用社按政策规定，不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放贷款。无奈之下，11位村干部以个人名义贷了114万元，合作社盈利了就作为集体贷款对待，赔了由村干部个人承担。

塘约村集体经济组织一旦运作起来，就有条件竞争政府的支农项目资金。比如修村里的道路，县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村里用自己的力量修整好道路毛坯，县里施工队才进村施工铺路。其他村整修道路时需要对村民土地和房舍建筑做必要的微调整，因牵涉村民个人利益，工作颇费周折。而塘约村轻而易举地就把毛坯路修了出来，政府修村庄道路的资金自然首先由塘约村得到。其他村不服气地去镇上反映，镇书记马松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也有塘约村这样一个硬班子，能把村民组织起来，我们也照样支持你们。其他村无话可说。

塘约村左文学书记说，农村的发展道路需要“让真正的村集体组织成为主人，坚持自己的主人公地位”。他这样看待政府的扶持：要政府的“帮”，不要政府的“包”。政府在行政架构下的帮扶很有可能帮倒忙，个别项目可能只顾局部、不顾整体和长远，甚至影响村的持续发展。

塘约村当年的11个村干部，有的是老村干部，有的是老村干部和老党员的第二代，比如村支书左文学的父亲就当过多年村支书。所以，在特大灾害面前，大伙能够跟着村党支部走，组织起来重建家园，搞集体经济。此前，村党支部也曾组织过村民自力更生，整修了村里的道路桥梁和水利工程等。

塘约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之道是，坚持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民主集中制原则，合作社和村里的重大事务在村民大会上作出决定，村党支部管理监督党员和村民，村民反过来监督党支部成员和村干部，村干部的工资是由村民打分，按得分档次来领取报酬的。

塘约村土地合作社的盈余按3:3:4比例分配，其中30%归合作社，30%归村集体（支付干部津贴和用作风险保障储备金），40%按村民入股数实行二次分红。平时村民参加合作社劳动，一般都按计件工资管理。虽然对贫困户有多安排上岗劳动的照顾，但也是按计件挣钱。合作社也采取村民以承包的方式包种合作社大棚、菜园等项目，超产部分按比例与合作社分成，村民占大头。合作社鼓励村民多劳多得，不养懒汉。

嘎措乡：雪域高原的人民公社案例

嘎措乡位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双湖县，辖区面积2.74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900米。嘎措人民公社成立于1976年，目前共有123户，578人，分布在两个行政村。1982年，西藏推行包产到户改革，而70%的社员反对包产到畜，这样嘎措就成为全自治区唯一保持人民公社体制不变的乡。嘎措人均收入水平历年在双湖县7个乡镇中名列第一。2016年全乡人均可支配收入18494元，远高于那曲地区农村居民8638元的收入。

嘎措乡地处西藏高原深处，地广人稀，与最近的邻居也有几百公里的距离，放牧是唯一的产业。在这种生态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个体牧民一旦生病不能放牧，畜群不久就会散群走失，这家牧民也就破产了。因此，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团结互助共同生产，就显示出了优越性。

由于地理上的隔离，嘎措人民公社几乎处于封闭状态。而且全国人民公社除河南周家庄外都早已转制，嘎措人也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这反而促进了嘎措人自己去探索创新。嘎措人自己制定了嘎措人民公社189条管理细则，每一条都是来自生产实际，都是经过全体牧民反复酝酿讨论制定出来的，没有虚的东西。这就保证了全公社生产和牧民生活的顺利进行，真正体现了牧民当家作主。这是嘎措人民公社能够比全市其他乡镇搞得好、牧民生活质量高的前提。嘎措人民公社建成了牧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没有少”的世外桃源。

我认为以人民公社宪法之称的“六十条”是非常好的文件。但我对人民公社的弊端也有深切的体会。公社后半期政府往往违反“六十条”原则，过度干涉生产队的事务，政府不时下派工作组，队长必须听工作组的话，无视社员当家做主的权利。社员包工干活、劳动定额管理被批评为没有突出政治，搞工分挂帅；社员多养几只羊、几只鸡也要被割“私有尾巴”；有的地方把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搞水利工程会战，即使本队不受益也要派工出资，这本来是违反“六十条”的行为，但有的生产队长提不同意见却被扣上思想落后、反对学大寨的帽子。在官僚主义的指挥下，很多水利工程发挥不了作用，纯属劳民伤财的花架子工程。这种剥夺生产队自主权的官僚主义做法能搞好人民公社吗？

集体经济组织自有其坚韧旺盛的生命力，世界各国都有成功实践的案例。比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兹”“莫沙夫”，个体移民在自然环境恶劣的沙漠干旱地带只有通过互助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生产。2013年以色列有274个基布兹，工业产值占全国的9%，农业产值占全国的40%。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基本路线。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是办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前提。左文学说，集体经济组织“要政府帮，不要政府包”。这是出自切身经验的感受。严海蓉团队在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嘎措人民公社这个成功而且稀缺的案例。

山沟里的华西村——大坝村集体经济发展案例

贵州安顺市大坝村与塘约村相距几十里，该村集体经济领头人、村党支部书记叫陈大兴。与左文学一样，他父亲也曾当过村支书。

我与陈大兴在一次开会中认识，多次聊天，对大坝村的事有所了解。大坝村重搞集体经济是由一项林业新科研成果促发的。

贵州省安顺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从省植物园引入种源进行无子刺梨的栽培育苗经营中，发现了金刺梨品种。该所于2009年在《种子》杂志发表“贵州蔷薇属一新变种——光枝无子刺梨”一文，介绍了这一品种。光枝无子刺梨为攀缘灌木，高4-6米，冠幅2-3米左右，分布在贵州省安顺市、黔西南州等地。无子刺梨的果实可生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人参皂苷，味甜于普通刺梨，鲜食加工均宜，是重要的经济树种，也是治理石漠化的先锋树种。陈大兴本人就是农民技术员，是最早一批引种试验示范金刺梨的人。他起初通过出售树苗获利几十万元，后来与几个村干部一起流转了林场失火废弃的林地种植金刺梨，使大坝村成为当年繁育推广基地。为了帮助本村村民共同致富，2012年，大坝村党支部带头成立了金刺梨种植合作社，大坝村有3个村民小组，150户，其中有120户以承包地入股加入了这个合作社。2011年金刺梨每斤可以卖25-30元，后来种植的人多了，价格下降。于是合作社就在金刺梨深加工上做文章，建立了生产金刺梨果酒厂，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也获得了盈利。但金刺梨是一个新产业，市场需要深度开拓。大坝村需要与大企业和旅游公司深度合作开发，才能把金刺梨产业做强做大，大坝村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奋斗。

陈大兴曾经去江苏省华西村参观，和吴仁宝老书记的深谈对陈大兴触动很大。2013年，贵州省实施“美丽乡村”项目，上级政府下拨专项资金供村庄“穿衣戴帽”规划使用（就是将民居的外墙和房顶进行统一装饰）。陈大兴和村党支部一班人不满足这种小打小闹，决心借鉴华西村的经验，利用“美丽乡村”和“危房改造”项目为契机，把村里大部分旧房拆掉，实行新房统一建设，分五期工程实施。全村宅基地统一流转到合作社，每亩面积统一计价为3万元，每家新房建筑都不能超出省里规定的宅基地面积。村民儿子成家分户可再申请一份住宅地。有的户原住宅面积超标的，多出的面积可从合作社领钱；原住宅面积不达标的，可以拿钱向合作社买地。用这个土办法一下子搞活了新房规划建筑。当时村民个人建房，每平方米成本是1000元，村委会统一雇用工程队，因为工程量大，建筑成本相对低。村委会与工程队谈成的建房协议是每平方米790元，村民和建筑队都满意。重新规划建成的大坝村，居民一式三层楼，底层可当作商铺，有10多户经营农家乐、餐馆。大坝村成为周边闻名的一个商贸小镇，被人戏称为“山沟里的华西村”。

河南新安县土洞村的集体经济之路

我与土洞村党支部书记郑向东常有联系，这是一位瘦小干巴的农村老者。他自1983年开始担任村干部，是一个忠诚社会主义事业的基层干部，精明强悍，很有商业头脑。

该村背靠郁山国家森林公园，与郑州市、三门峡市不远，到新安县城10分钟的路程，走高速前往洛阳市仅需半小时。该村党支部抓住小浪底搬迁调地的契机，做通村民的工作，将原本分田到户的土地重新收归集体，形成了土洞村特有的土地使用机制，村集体拥有村内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对郁山国有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村民保留自留地，拥有自留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但村民承包权服从于村集体对村内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农户听从集体对于土地的调整和安排。

这时，土洞村发现了晋代藏兵洞，土洞村党支部利用这一古迹和周边优美自然环境和大城市相距不远的优势，将农村旅游业作为一项基础产业来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原来村里的煤矿实行股份制，其中郑向东也有股份。他带头退出煤矿股份，说服其他股东也退出股份，改由村集体经营。村里还新建了好几个加工企业。

郑向东说：“群众不富我不富，民穷我富是耻辱”。土洞村领头人具有这样的胸怀和境界，能搞不好集体经济吗？如今土洞村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建设成村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彩云之南的新岐村

2021年，我到贵州省毕节市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农民用网围栏圈住一块山林，散养跑山鸡。我问，散养鸡不怕被野兽吃掉吗？当地陪同人员告诉我，当初林地也分到了户，因为农民穷，没有钱买煤，就砍树烧火做饭，很快把山林砍光了；甚至有村民刨草根生火。这样方圆上百公里的山地不见了树林。后来国家对毕节市重点扶贫，一系列惠民措施的实施，才改变了农民砍树搂柴生火做饭的陋习。同时乡村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使砍树之风得到了有效地遏制。现在我们看到的森林，是近七八年恢复过来的，当年随着森林消失，野兽也灭绝了，现在森林虽然恢复过，但吃鸡的野兽还没有出现。

严海蓉团队在《乡村纪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保护林木的正面案例。

云南省腾冲市新岐村，1982年实行包产到户时，顶住上级政府要求划分林地到户的压力，保留了全村三分之二的集体林地没有分，继续实行集体管理的模式。这些林业资产成为新岐村走上新集体经济道路的起点。集体林场的可观收入，使新岐村有财力为村民办了很多公益事业，修建了进村油路，使该村成为周边地区的商贸中心，发展起了旅游业，成为当地一个欣欣向荣的富裕新农村。

《乡村纪事》一书还记述了黑龙江省的两个案例，其主要做法是，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动员村民加入合作社。实行“五统一分”经营模式，“五统”即土地统一、技术统一、种植品种统一、农资统一和统一销售。“一分”指分户经营。这种做法在社会上具有普遍性。组织起来的农民具有移山倒海的力量，全国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改天换地的伟大成就，祖国山河面貌焕然一新，全国人口增加了60%之多，一扫农村90%以上文盲的局面，青少年普遍接受了初等教育，这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物质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基础条件。一盘散沙成不了气候，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力量大，这是历史的经验。《乡村纪事》所提供的鲜活案例告诉我们，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才能够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战略，才会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于2025年5月1日实施，这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会有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搞，《乡村纪事》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成功的范例，可供各地参考。

（编辑  碣石）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要在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这一意蕴深厚的科学结论，已经有不少学习宣传成果。近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复旦大学四位中青年学者孟捷、强世功、白钢及鄢一龙，共同写作出版了《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下称《关键》）一书，围绕百年党史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间的多维度关系、党在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党的领导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等，在学理化阐释这一科学结论上进行了十分有益的尝试，为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供了坚实的学科支撑和学术表达。

“比较同异，叅量古今”。‌比较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法，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关键》‌一书广泛采用了比较政治学与比较经济学的视野，对中西政党及由此决定的国家性质异同与经济发展道路差异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西方政党概念源自拉丁语“Pars”（部分），其代表社会中某一部分人或某个特定利益集团利益”，国家“也因此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舞台”。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超越了西方政党概念的局部、私利与偏狭。也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国家，融合了“政党国家、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人民国家”于一体。与此对应，西方经济发展是以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动机所驱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共益性市场经济”，服务的是“人民福祉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是始终对全体人民负责到底的有为政府，而不是什么西方经济学所谓的“有限政府”。通过《关键》一书中的比较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在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中必然、也必须承担起最为关键的角色。

树立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大趋势，才能更加深刻地研究和阐释理论。《关键》一书以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近现代中国史、百年建党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为研究对象，纵横捭阖，出入裕如。作者认为，中华文明根本特质之所以在近现代历史波澜中得以维系，“有赖于一个先觉教后觉、先进治后进之精神，熔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于一炉，学习自新、行健不已的先进性团体”，这个团体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国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是对于自我传统的创新性转化与改造中展开实现的，是中华文明传统在现代历史境遇出呈现出的新形态。新时代反复提到“斗争精神”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始，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与中国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作为历史主人的斗争史。这种斗争精神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主体哲学，更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无疑，正是《关键》中这种极富历史底蕴的论述，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接续奋斗的力量之源与使命所系。

对新时代创新理论的学理性阐释，必须坚持不忘本来，这是一个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道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作为最基本框架来进行阐释。《关键》一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同时，突出马克思主义这个魂。作者认为，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始，始终存在一个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传统相融合的过程。新时代的建党思想，以共产主义信仰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使中国共产党能更好担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思路，源自列宁及毛泽东同志关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思想，这也决定了党必须推动国家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生产力不断解放；中国共产党不是精英党、选举党，而是先锋队，这一理念源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实践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亦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传统理念，一方面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时刻冲锋在前、在历史大潮中始终领导前进方向，另一方面也要求党必须时刻能经受住严峻考验，保持自身先进性，始终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可以说，《关键》一书，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深刻理解，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成”这一时代之问。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关键》一书之所以有说服力，之所以在学术界引发好评与讨论，还在于很好地处理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关系。作者一方面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对党的创新理论真学真懂真信，另一方面，又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探索创新，善于使用新概念新观点新框架，在明经究理上下功夫，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相互转化上下功夫，最终形成了融通国内外学科资源、遵守当代学术规范、符合创新理论要求的话语体系，为学理化阐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鲜活的样板。

（编辑  碣石）

网络直播开启了全新的社交网络交互方式和电商销售模式。2023年1月至10月，网络直播销售额超过2.2万亿元，同比增长58.9%，占网络零售额的18.1%。但行业主播良莠不齐，带货产品“李鬼”横行，打法律“擦边球”等乱象丛生。平台、机构、头部主播凭借强势地位构建一系列不平等、不合理规则，网络直播带货行业权责失衡、监管缺位、法律错位日益加剧，亟待强化治理和纠偏。

直播带货行业乱象横生、危害极大

在MCN（Multi-Channel Network）机构专业的内容创作、运营管理和商业变现模式下，头部主播凭借庞大的粉丝基础、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和高度的品牌效应，直播“吸金能力”越来越大，也不断滋生新的问题。

一是直播带货是以“低价+信任主播”为内在逻辑、以流量为驱动的新型电商模式，易于滋生新问题。第一，网络直播带货具有流量经济、社群经济、信任经济的特点。主播通过与观众互动，建立情感联系，打造粉丝群体，壮大流量。产品的销售量往往与主播的流量成正比，主播流量又增强了平台的地位，易于形成MCN机构、主播和平台的共谋。第二，头部主播收入畸高。主播在直播带货中占据核心地位，主流盈利方式是“坑位费+佣金”。头部主播的佣金高达20%以上，远远超过了许多企业的利润水平。小杨哥以32亿元位列2023年网络主播年度净收入榜首，辛巴、李佳琦以30亿元、22亿元紧随其后，让市面上95%以上的实体企业家望尘莫及。第三，主播门槛低，直播业态的马太效应明显。据艾媒咨询数据，2.16%的头部主播占据市场近90%的营业额，但从业人员专业性不足，法律意识、道德素质堪忧，因而频现种种无底线行为。

二是头部主播、MCN机构、平台凭借强势地位构建不平等、不合理规则。第一，头部主播利用信息优势误导消费者。以“图书论斤卖”等低价噱头引流，或刻意隐瞒商品关键信息“打擦边球”。因价格低、退货运费高或证据缺失、维权繁琐，消费者往往自认倒霉。第二，头部主播和MCN机构凭借用户号召力获得规模优势，掌握定价权。商家为推广产品只能接受头部主播和MCN机构的平台最惠待遇条款（PMFN），丧失定价权、承担让利成本并给付高昂坑位费和佣金。头部MCN机构对品牌商具有极高“权威”。例如，2023年李佳琦所在的美ONE公司就有一招商专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商家“好处费”百万余元被判刑。第三，带货方往往以“带货、发货分离”为借口，通过所谓“免责声明”将责任全部转移给商家，规避罚金、“退一赔三”等惩罚性赔偿。第四，平台通过内容分发与用户流量掌控话语权。平台利用直播间付费投流模式获取利润，同时为了最大化商业价值会积极扶持优质主播和MCN机构，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这可能损及市场公平。

三是直播带货领域强势规则背后潜藏极端操作。第一，用“黑话”等各种套路规避监管。例如，有的主播售卖所谓“防癌”化妆品，不提“癌”字，而是称“让你的家庭再也碰不到这个字，两个点、一个广、三个口、一个大山的山”；有的使用多个账号同步直播、随时切换，以防止直播间突然被平台关闭。第二，以恶意破产规避责任。部分机构、头部主播注册小公司，选择高利润低质量商品，做好用破产方式规避赔偿责任的打算。第三，虚假成交数据严重损害商家利益和竞争生态。批量刷单，炮制虚假成交数据，还蓄意制造“为粉丝把价格打下来”的假象。部分头部网红强势要求上游商家提供超长周期全网最低价，同时以“踩一捧一”“恶意比价”等方式损害同类商品的竞争优势。为增加实时销量（GMV）和流量，平台对刷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严重破坏商业诚信和社会责任。第四，以“行业慰问金”之名进行代赔。有主播以监督的名义“赔付”其他主播的粉丝，可能会引起借赔付之名进行流量垄断，过度赔付或不当赔付会对行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强势规则造成严重危害。第一，侵害消费者权益，消磨市场信任。低价优势往往牺牲产品质量，导致假货泛滥、“李鬼”产品横行。直播带货投诉举报量逐年上升，5年间增幅高达47.1倍，主要集中在购买到“三无”产品、货不对板、售后维权困难。第二，伤害商家利益，生产者被迫放弃对产品质量的追求。据某洗发水品牌透露，国货产品要求40%佣金起步，国外产品的佣金是20%起步，这意味着产品成本不能超过10%。第三，挤压商家生存空间，线下销售商生存环境恶化。2023年5月，因某主播带货榴莲销量大，导致批发市场“封柜”。第四，竞争生态失衡，恶化营商环境。店铺自播或中小主播难以冲破头部主播带来的注意力垄断，商家和主播之间陷入无序内卷，恶意比价、恶意代赔等乱象，不利于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网络直播带货乱象治理仍存在难点堵点

尽管我国《民法典》《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已建立起对直播带货行为的规制框架，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意见规范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但直播带货的监管仍存在大量难点堵点。

一是新技术发展给监管带来新挑战。第一，直播带货信息内容海量增长、迅速传播。不断扩张的直播间数量带来庞大的数据量，信息受众广、门槛低，监管难度大，不良内容的影响被放大。第二，算法推荐机制形成的信息茧房，加剧了直播的羊群效应和从众效应。平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向特定人群推荐商品，粉丝在直播间购物时存在盲目、不理性。第三，直播的即时性和互动性提升举证难度。主播表述的促销信息不明确、促销页面保留时间较短，口头承诺、商品展示、价格说明等许多交易行为和广告宣传活动没有固定的证据，给消费者维权及监管部门查处带来困难。

二是法律规定模糊。第一，行为定性存在矛盾。我国《广告法》对于调整范围与商业广告认定条件的规定主要是基于对传统媒体广告的认识。若主播凭借粉丝对自己的信任感、影响力来带货，实质是类似广告代言的行为。但根据《广告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单就外观形态而言，消费者难以识别直播带货的广告属性。第二，主播的定位不清晰。主播的身份可能涉及我国《广告法》里的广告代言人、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电子商务法》里规定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里规定的经营者。当主播为自己的店铺带货时，其兼具主播及经营者身份，应当对产品质量问题承担售后责任；大部分主播都是为第三方带货，实为广告商身份，售后问题由商家解决。但粉丝往往是基于对主播的信任才下单，且销售动作发生在直播间内，主播的业绩也与销量紧密关联，若将主播带货界定为广告行为而免责，不仅对粉丝而言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而且使主播的获利和担责严重失衡。第三，责任分担不明确。直播带货涉及生产商、销售商、平台、MCN机构、主播等多个主体，主播又分为独立主播、商家主播、机构主播。现行法律未对不同直播场景下的商家、主播、机构责任界定予以划分，对平台的法律责任缺乏明确规定，如将仅提供信息服务时与提供流量支持时的责任进行区别。

三是相关部门监管缺位。网络直播主要在注册地交税，头部主播机构往往得到了注册地保护。第一，相关监管部门没能主动作为，特别是一些地方监管部门对本地企业态度宽松。第二，罚款力度与带货方违规所得收益相比低得多，难以达到震慑效果。李佳琦的关联企业两次因发布虚假广告仅受到2.5万元罚款，而辛巴的关联电商公司因虚假宣传仅被罚款90万元。第三，一些商家“反监管”意识越来越强，使得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测和取证工作面临极大技术挑战。

四是平台监管滞后。第一，平台大多是在问题曝光后才进行处理，未能从源头上对头部主播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第二，平台有时难以捕捉和界定违规行为。一些涉虚假宣传的头部主播，常常不能及时受到平台惩罚。第三，直播平台通常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对主播的违规行为采取放松监管甚至默许的态度，对主播的惩罚力度不够，对于主播的信用监管明显不足。第四，平台往往对消费者维权采取敷衍态度。根据《电子商务法》规定，如果平台明知商家或主播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却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实际上，不仅平台的赔偿责任难以落实，而且平台的退款常常延迟于消费者退货一周甚至一个月之久。

对策建议

一是健全规制网络直播带货的法律框架。第一，明确法律责任。设定直播带货全过程全链条法律责任，包括商品选品、直播内容、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第二，主播虽与广告代言人有明显区别，但宣传商品的行为应当归入广告行为，应当受到《广告法》的规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头部主播应该承担比普通商家更严格的进货查验义务，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第三，落实平台责任。如果直播平台参与到广告行为的商业链条中，能够被认定为广告发布者或广告经营者，对明知或应知虚假的宣传所造成的损害，应与广告发布者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是提升相关部门监管效能和执法力度。第一，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发挥市场监管局的牵头作用，联合网信、公安、税务局、广电总局等部门形成联合监管，确保监管责任覆盖到位。第二，加大属地监管力度，对虚假宣传、价格垄断、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直播乱象精准监管，并针对食品等产品开展源头治理和加强日常监管，坚决打击、依法追责，形成有效震慑。第三，建立直播带货分级监管模式，将头部主播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对于头部主播的违法行为，采取限流、禁播等各种处罚和限制措施。第四，建立线上争议解决途径，完善第三方投诉举报制度和相应奖励机制，畅通舆论、社会监督渠道，最大限度释放外部监督效能。第五，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固证。有条件的司法机关利用区块链技术，破解直播带货领域监管取证难的问题。

三是健全平台内部监管和处罚机制。第一，在事前阶段，对入驻商家进行严格资质审核，并定期对主播进行培训，提升他们对法律法规的认识。第二，通过引入第三方质量评估机构，对头部主播带货的商品进行事前筛查，避免和减少问题商品进入市场，预防潜在的质量风险。第三，在带货阶段，平台需要实施实时监控和开展抽检，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及时发现异常问题并迅速介入处理。一旦主播带货的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虚假宣传，平台应当采取措施，如下架涉事商品视频、限制其带货权限、暂停其直播资格。第四，对于有过“翻车”历史的主播，平台可以设立流量和推广的限制，增加对其推广商品的审核力度。第五，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监测水平，对经营异常、投诉严重的经营者予以重点跟踪。第六，建立消费者反馈和保护机制，及时了解并解决消费者面临的质量问题，及时介入纠纷并给消费者退款赔偿。

四是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第一，推动《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适用，加快制定行业标准，进一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直播带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第二，推动成立直播带货行业协会，引导主播和平台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第三，建立主播信用体系，引入行业黑名单制度，行业协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对主播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估，并定期发布信用报告。第四，建立带货主播的准入机制，提高准入门槛，要求职业带货主播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或行业机构组织的培训，只有培训合格才可以给予认证带货资格。第五，推动直播带货行业的第三方抽检机构发展，不断提升直播选品质量。

（编辑  宋斌斌）

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回顾特朗普上一任期间的施政表现及本次竞选期间发表的种种政论，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转型方面的态度和政策主张，与民主党政府有着显著的差别，并带有极端性倾向，将会对全球能源气候治理带来新挑战。需妥善处理好中美之间在能源气候问题上的合作问题。

特朗普上一任期能源气候政策回顾

特朗普上一任期间，在能源气候政策方面主要体现了其“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

一是力推传统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解除了煤炭开采临时禁令，降低了油气开采甲烷排放限制。期间，美国的油气产量快速提升，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下降，2018年超越沙特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并于2020年实现了石油净出口。

   二是政府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石油市场，将能源“武器化”。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实施制裁，限制其石油出口，同时大量输出本国石油以填补全球市场缺口，并要求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石油和LNG，以削减中美贸易顺差；多次公开敦促OPEC增产降价以降低美国国内汽油价格。特朗普执政时期，国际油价明显低于后来拜登执政时期。2016-2020年，布伦特期货均价约58美元/桶，剔除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布伦特期货均价约为63美元/桶，而拜登上台以来的布伦特期货均价约为84美元/桶。

三是降低对新能源的支持。废除了奥巴马时期的《清洁电力计划》，在联邦预算提案中削减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部门的资金，针对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的补贴及资助项目被缩减或被取消。

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引起，认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非公正的科学机构；拒绝《京都议定书》议程，退出《巴黎协定》；反对奥巴马执政期间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和政策，甚至把清洁能源和气候议题称之为“精英主义骗局”。认为奥巴马政府发起的监管措施，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带来了最低的环境效益，特朗普上台后直接废除了奥巴马提出的多项遏制气候变化的倡议。

特朗普对可再生能源也不屑一顾。当时他选定的能源政策顾问凯文·克拉默是个著名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强烈支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副总统迈克·彭斯在任印第安纳州州长期间拒绝实施奥巴马推行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该计划要求降低火力发电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特朗普上台后选定的国务卿人选是埃克森·美孚的董事长兼CEO雷克斯·蒂勒森。

特朗普在上一任期间，单边发起了中美贸易战。中美双方经过多层级的密集磋商，在2020年初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其中，液化天然气（LNG）贸易是为数不多进展顺畅的合作领域，为维系中美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自2016年以来的中美LNG贸易，除2019年中美贸易战和2022年俄乌冲突造成进出口异常之外，中国自美国的LNG进口量一直在增加，2023年比2017年增加了1倍多，占到我国LNG进口量的4%左右，占美国出口LNG的7%左右。截至目前，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及二梯队企业与美国签署LNG长协总量超过2800万吨/年，预计未来美国LNG在我国LNG进口体系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相关施政纲领

特朗普自正式参与新一任总统竞选以来，多次承诺如若当选，将改变目前美国的能源气候政策方向，重申以化石燃料为中心的立场。其中涉及能源方面的主张表述从2016版本的“支持一切无需补贴的可交易能源的发展”，改变为2024版本的“全面提高能源产量，简化许可程序，终止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扭曲市场的限制，使美国能源独立；反对绿政，取消电动汽车补贴”。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能源独立之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更加强调美国能源独立，支持传统能源发展，放弃气候相关政策、限制新能源发展。在支持传统能源方面，承诺放开对国内油气开发的限制，鼓励继续增加国内油气产量，支持扩大天然气出口，重启被拜登政府暂停的新增LNG出口许可证审批，把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降下来；在限制新能源方面，主要是不认可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及ESG，反对激进式转型、过多投资新能源和价格补贴，但并不反对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发展能源技术，追求务实、稳健的能源政策。

特朗普扬言要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表示将结束拜登的电动汽车支持政策，特别是放弃对电动汽车的7500美元购买补贴，计划将《通胀削减法案》的剩余资金用于化石能源补贴，并呼吁增加化石燃料钻探，减少环境监管。特朗普将美国国内的高通胀、高油价归咎于民主党的能源转型，承诺要让美国成为全球能源成本最低的国家。在电力领域，承诺大幅度增加美国的供电量，以适应人工智能行业高电力消费的需要。    

特朗普新一任期能源气候政策预判

2025年1月特朗普正式上任后，预计其第二任期间的相关政策调整会比第一任期间温和稳健，而且可能会在国内外遭遇较大的阻力。特朗普将设立新的“国家能源委员会”（National Energy Council），负责协调各政府机构的能源政策改革，加强私营部门的投资和创新，减少长期存在但完全没有必要的监管，致力于开创一个新的“美国繁荣与全球和平的黄金时代”。提名的能源部部长人选是页岩油巨头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他是美国页岩革命的先驱之一，对能源转型持消极态度。初步分析，特朗普新一任期的能源气候政策调整将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放慢能源转型步伐，放开国内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限制，加快油气钻探许可证审批，加大对页岩油气、海上油田以及联邦土地油气资源的开发力度，进一步提升油气产量，提高战略石油储备，巩固其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

其次，很可能取消甲烷法规，设定新的发电厂排放标准等，从而利好天然气发电，进一步带动美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的增加。之前拜登政府暂停审批的LNG出口许可证大概率会重启，更多LNG产能加快释放，并扩大出口和国际贸易量。

再者，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力度，包括石油、天然气管道和电网系统，加速审批通往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的马塞勒斯页岩气管道，重启Keystone XL输油管道项目；推动新的跨境能源项目建设，如美加、美墨间的能源管道和电力互联项目，以提升北美区域能源合作和市场整合水平。

2023年美国原油及凝析油日均产量达1290万桶、天然气年产量达到9212亿立方米、LNG年出口量9120万吨，均居世界第一位。如果继续放开增产，预计2030年美国石油产量水平可望达到2000万桶/日以上，LNG产能还要净增加1200亿立方米。2025-2035年美国在全球油气市场的份额可望达到最高水平。

另外，特朗普政府会继续把能源作为“武器”，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制裁和石油出口限制，并进一步延伸出更多花样的二级制裁，掀起更多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同时，如果特朗普上台能够成功调停俄乌冲突，欧洲在实际利益驱动下可能重新接受廉价的俄罗斯油气资源，中东、中亚油气向欧洲流动趋势弱化，全球能源贸易格局或将持续调整，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怎么看特朗普第二任期能源气候政策可能的调整。比如《通胀削减法案》作为推动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加速发展的重要纲领，在4370亿美元的支出中，清洁能源投资占比超60%，拉动清洁能源制造投资超80%分布在“摇摆州”和“红州”，创造超7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佐治亚州、密歇根州（摇摆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红州）新增就业岗位数占比超过40%。由此，特朗普要废除该法案将面临巨大压力。特朗普对待清洁能源很可能实施“重市场、轻政府”的策略，对内不再给予太多支持，对外不承诺转型进程，废除电动汽车和风能补贴政策，减少对清洁能源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资金支持，放弃拜登政府2021年提出的“3550”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甚至可能退出全球气候能源治理，但也不会为国内清洁能源发展设置过多障碍。

中美关系在能源气候上的展望

（一）统筹斗争与合作，以底线思维准备应对能源武器化挑战

特朗普会继续掀起经济战、贸易战、技术战，特别是能源战，即以能源出口、关税、船运、价格、结算等为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和制裁。我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斗争中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反制裁经验，包括构建借助“去美国化”的贸易、金融、航运闭环等。下一步应加快构建政企协同的反能源金融制裁体系，着重打破“部门隔阂”“信息孤岛”，明确能源和金融主管部门的制裁应对职责，并依托已遭制裁的贸易、航运和金融实体，建立健全面向高风险国家的专门业务单元，以代理人等方式逐步构建“反制裁”企业网络，强化应对美能源“武器化”的能力。

（二）重回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逐步扩大从美进口LNG

按照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扩大自美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等进口，未来两年的进口规模至少比2017年增加2000亿美元。特朗普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履行”之前与美国达成的协议。近几年，我国自美进口LNG虽然有所增加，但占我国进口和美出口LNG的比重偏低。2023年我国自美进口的LNG仅占总进口量的4%左右，占美LNG出口量的7%，低于2017、2018年的水平。目前，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和LNG出口量分别占到全球的大约25%和20%，出口规模和潜力较大。我国扩大从美国进口LNG，有利于联合美国LNG生产商和出口商，共同抵制特朗普的关税战。

（三）以传统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为抓手，逐步向多领域延伸

中美传统能源企业之间合作历史悠久。特朗普上台，将重新恢复传统能源行业的投资发展信心，双方在陆上、海上、非常规资源、传统能源清洁化利用等领域，都有合作的潜力。美国没有明令禁止中国企业投资美境内能源行业，但传统能源作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关键行业”，一直受到严格的投资审查。近年来，美国已多次否决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因此，我们应争取在资本和技术的引进方面有所突破。目前，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70%和40%，国内油气资源丰富，但增储上产难度大，有必要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国际大公司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同时，加大在第三国的合作，特别是在非洲、拉美地区。

（四）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交流不停步

特朗普不支持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不认同新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但并不排斥新能源技术（包括电动汽车、新型储能等），而且美国社会客观存在着支持清洁能源的民意。所以，有必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保持接触合作。2023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其中就“能源转型”提出，两国支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所述努力争取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并计划加快两国可再生能源部署，以加快煤油气的发电替代。双方同意重启中美能效论坛，计划重启双边能源政策和战略对话，推动二轨活动，加强务实合作。两国争取到2030年各自推进至少5个工业和能源等领域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大规模合作项目等。

（五）在应对重大油气地缘政治风险上保持沟通合作

能源安全是国际性问题。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能源孤岛，供应安全与需求安全相互依赖、相互制衡；资源国、进口国、石油公司相互协同，形成了紧密的安全链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全局。长期以来，地缘政治风险几乎都与能源（油气）有关，像中东、中亚－里海－俄罗斯、非洲（北非、西非）、拉美，以及马六甲、北极、南海等地区，凡涉及油气资源地、运输通道等，能源安全形势都异常复杂，需要借助大国能源外交的斡旋。当前，重点是用好中国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优势，平衡好与美国、俄罗斯、沙特、欧洲等的关系，争取在调解中东、俄乌冲突上有影响力，在非洲、中亚问题上有话语权。

（六）加强民间交流，发挥好智库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推动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关系

美国的能源产业分布比较广，目前有15个州的最大电源是煤电、23个州是气电，石油产量的70%来自10个大州，60%的天然气产量来自三个大州；从州政府到企业都对能源问题十分关注，愿意直接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可鼓励其基于自身经济利益与发展战略，自主寻找合作机会。例如，西弗吉尼亚州是美国的煤炭主产地，对煤炭清洁化利用、CCS或CCUS等合作十分感兴趣；加州作为清洁能源基地，对开展光伏、储能等技术合作有需求。智库、研究机构、高校及产业联盟、协会、商会等各类非政府机构，在推动能源气候合作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有利于推动构建稳固“由上扩下、由下促上、上下合力”的多层合作模式。

（编辑 尚鸣）  

美国大选，特朗普胜选，保守派在联邦最高法院占据了绝对优势。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实现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合一”，但其具体施政受制于美国自身四重结构性矛盾，必将“内病外治”遏制中国，并强推中美经济全面脱钩，试图把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四重结构性矛盾

特朗普急于在国内推行全面变革，但其身处四重结构性矛盾，导致其政策难于迅速落地。

第一，中心区坍塌趋势与边缘区补血不足之间的矛盾。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以“民主”国家的美国为中心，其他盟国在其周围，形成“中心-边缘”的圈层结构。跨国垄断大资本持续增强其对全球的控制力，打破了该圈层结构。从经济数据来看，中美差距正在缩小，但美国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差距正在扩大。从实力构成来看，受困于“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等，美国的硬实力在不断萎缩。

大发战争财是美国赢得世界霸权的重要原因，发动战争、挑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冲突和操弄金融潮汐等是美国维护霸权的重要工具。自1991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发动多次战争的成本远高于收益，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长期化对美国形成消耗，美国对其霸权体系边缘区的剥削掠夺并不能增加其自身的实力。

特朗普上任后，对外政策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问题，这两场地缘政治冲突正在加剧美国的中心区坍塌趋势。

第二，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矛盾。

美国是“散装”移民国家和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集合体，世界各地移民来到美国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长期以来，美国需要塑造强大的外部敌人，以强化内部团结、再造自身实力，推动自身制度改革。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时不再有强大的外部挑战，国内劳资失衡、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矛盾加剧。美国社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纺锤形，迅速变为双金字塔形：上面小金字塔里的人越来越少，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却越来越多；下面大金字塔里的人持续增多，中产阶级沦为草根；两个金字塔之间的通道越来越窄。“机会平等”“社会流动”等美国政治正当性叙述矛盾激化，现实产生了新的矛盾。

美国统治精英绝对禁止使用阶级政治框架分析其内部矛盾，于是使用身份政治横向撕裂美国社会，用身份标签把人们区隔为不同群体，刺激各群体对立争斗，以“群众斗群众”维持“乱而有序”。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属于身份政治，无法缓解阶层矛盾，反而加剧社会撕裂，不利于凝聚美国社会共识。

第三，党派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

作为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美国政党利益高于整体利益，这是两党政治的天然缺陷。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长期是利益共同体，分别扮演不同角色，部分共和党建制派早已和民主党结盟反对特朗普。民主党正在进行政治重组，但不会回到以中下阶层为基本盘的老路，而是坚持“精英党”路线，用左翼身份政治抵制特朗普。

美国各州和地方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两党分别主政的州和地方很难贯彻统一的国家战略，特朗普第一任期曾反复出现联邦和州的权力博弈。2024年大选后，共和党控制了27个州，但另外23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经济总量更高。特朗普政府要兑现其经济发展承诺，离不开这23个经济发达州的配合，但已有加利福尼亚州等民主党主政州，计划通过法律手段抵制特朗普的施政计划。

身份政治将朝左右翼激进方向发展，政治极化和两党党争不断升级，这将导致特朗普的政策实施效果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第四，共和党内部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

2024年大选前后的共和党已经被特朗普进行了实质性改组。目前该党有三股力量并存：第一是归顺特朗普的部分建制派；第二是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第三是马斯克代表的新兴力量。在共和党主政的27个州里，直接由“MAGA”运动控制的只有8个州，意味着即使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也需要和传统建制派进行一定的交易和妥协，以推动其施政计划落地。

未来两年内，美国民众如果没有在经济上有明显获得感，共和党就可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失去国会多数，也有可能输掉2028年大选，更不可能实现“MAGA”运动领导美国12年的梦想。共和党内部的三股力量之间存在各种矛盾，围绕政治分肥的各种争斗在加剧，特朗普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整合三股力量。然而，特朗普誓言清理共和党内反对派，其内阁成员选择等都在引爆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愤怒。

特朗普政府对华遏制的聚焦点

上述四重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尽管特朗普了解最大敌人在美国内部，但是特朗普无力在短期内将其制定的系列政策执行到位，甚至有可能产生反向作用。2024年共和党政纲由特朗普主导，虽然该政纲明确要更关注美国内部发展，但中国是该政纲唯一提到的外国，明确提出“抗击中国”。因此，“内病外治”，集中资源对中国进行遏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必然选项。

第一，短期内没有对华全面热战的意愿与能力。

2024共和党政纲强调“通过力量回归和平”“保护美国家园”，这说明短期内美国没有与中国发生直接全面军事冲突或对抗的意愿。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证明，美国领导的盟友体系的军工生产和维护能力不足以同时支撑三场战争。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对我国进行核战争讹诈，但其背后的大资本会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等，大概率采用代理人战争或制造我国周边地缘政治冲突，对我国进行消耗。

第二，将决绝地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并对中国讹诈。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将更加关注摆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包括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企业，阻止进口中国汽车，加速进行脱钩回流，“将关键供应链带回家”，加强“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等。特朗普的全球关税计划有可能使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但会坚决推行对华高额关税。虽然美国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中国产能的国家与地区，但可以此对我国进行讹诈，迫使我国进行让步。

第三，以“中美脱钩”为手段将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两党的反华立场是一致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政策也将是连续的，迫使中国产业向外转移。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数据不是特别难看，但是就业岗位大量流失，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年人收入降级，老年人缺乏安全感，不利于我们内部安定团结。美国两党对华经济脱钩的延续性，正在推动我国步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对策建议

针对美国自身结构性矛盾和对中国遏制的战略意图，建议：

第一，谨防被美政策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美国体制对科技创新环境更宽松，对试错的包容能力更强，有利于吸引科技人才。中国的优势在于，科技创新变为产品需要有完备高效的产业体系，有赖于优秀充足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但是，中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已经凸显。

为了避免落入“产业空心化”陷阱，亟待加强国内大循环，改善产业工人培养机制：一是改善制造业中小企业工作环境；二是提高劳动要素话语权，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收入分配要素中，劳动要素过于弱势；三是提升产业工人收入待遇福利水平，推动产业工人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四是限制对一线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减员增效”，强化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系统对产业工人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技能培养等的主体责任。

第二，谨防特朗普政府与美国高科技资本联手用加密货币改造金融霸权。

美国硅谷资本在2024年大选与特朗普结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发现美国的科技创新更多地与金融捆绑，而中国的科技创新更多的是垂直应用，与生产生活相结合。从长期看，中美科技创新应用路径差异将不利于美国硬实力发展。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加密货币重塑未来的全球金融秩序，保持美国金融霸权，并以此限制或掏空其他国家金融主权。

第三，谨防“中国产能过剩论”变为“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

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根源在于资本全球扩张获取超额利润。对华舆论战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意在炒作“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将全球经济低迷、多国产业工人生活困苦等问题归咎于中国，对此应进行全面深入揭批。

（编辑 尚鸣）

这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相对于拜登的优势，是在2023年的第三季度形成的，之后一直维持下来。正是由于这一优势不可逆转，民主党最后做出了一个反常态的、反常规的做法，就是不顾初选的规则，在民主党大会之前逼着拜登退选，这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看到的选举结果，与民调预测相比还是非常接近的。民调显示，民主党最少能拿到226张选票，7个摇摆州的93张选举人票全部被特朗普拿走。

美国民调与大选结果

    很多人说美国的民调不值得看。我认为，民调依然是我们判断美国选举最重要的依据。应该说，这次民调还是成功的，至少在7个摇摆州的认定上非常准确。特朗普的民调结果还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如果不讲选举人票，特朗普得到的全国选票比哈里斯多了2.1%。从1992年到现在的九届选举中，这是共和党第二次在全国选票中领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上一次还是2004年小布什借着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余威，取得了全国投票的领先局面。

   我认为，整个美国的氛围并不一定是有利于共和党的，但是民主党的内部确实出现了老化、官僚化的问题。最致命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拜登经济学”。“拜登经济学”被很多人夸赞，但它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是致命一击，这一刀砍在民主党身上是伤痕很深的。民众对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体感，是无可弥补的一个损伤。通货膨胀是对底层民众最无情的剥夺，不管宏观上数据多好看，只要出现通货膨胀，民众一定是受害最重的，他们的反弹也是最厉害的。

    在美国政治生态中算最左的一派——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纽约州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 昵称AOC）是著名的“网红议员”。AOC在跟她的支持者交流的时候，她的支持者居然说，我们投的是特朗普的票。左派的支持者最后投的是特朗普的票，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民主党的最左翼最后反过来去投特朗普的票？我觉得经济问题是最关键的因素。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大方向的三个主要维度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从2018年到现在的对华政策具有一致性。2018年10月4日，当时的副总统彭斯举行了一次对华政策演讲，这个演讲奠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经过特朗普从2018年后期的一系列政策到拜登的4年执政，再到下一届政府，我相信会呈现出非常一致的三个主要维度。

    第一，技术领域的限制。技术领域限制就是美国所说的“小院高墙”，其特指的政策导向，指的就是对华出口管制，尤其是技术出口。在美国高精尖的技术开发上，直接的技术领域和相关的产品，比如说对华为的限制，对高端的芯片，像英伟达产品的限制，都是“小院高墙”政策，主要涉及的是出口管制。

第二，“大院篱笆”。这是贸易政策，它可以时紧时松，而且所用的手段显得不那么锐利，但是时不时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就是以一些关税和非关税的手段来限制中国先进产能的溢出。2018年还表现得不明朗，当时主要是“小院高墙”，现在看来“大院篱笆”的政策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限制，主要就是对我们的出口限制。

    “大院篱笆”针对的是我国对美出口。目前，最突出的是拜登政府对我们电动汽车的限制。电动汽车还没有规模化进入美国市场，对美国而言还仅是潜在的威胁，所实施的关税是一种预防性关税。美国的贸易政策是，即便上海特斯拉也不许进入美国，这就是他们的贸易政策。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非关税的壁垒政策，蓬佩奥在2021年1月19日发表声明，称中国新疆有“种族灭绝”行为。之后美国政府不断使用“种族灭绝”这一指控来限制中国产品的对美出口，比如限制太阳能产品和纺织品。任何一个产品怀疑涉及新疆，甚至企业雇用一个维吾尔族人，他就会说你是“强迫劳动”，这实际上是强迫维吾尔族人不能参与任何劳动，一参与劳动，就是参与中国政府的“强迫劳动”。在限制中国产品对美出口方面，关税政策和非关税政策都会使用，目的就是限制中国先进产能的溢出。这是我们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二个维度。

    第三，中国的周边安全，包括利用我们的内政问题——台湾，这是美国能够打的牌。现在看，在中国周边主要有三个问题，从南海来讲是菲律宾，往东海是我们的台湾问题，再向北是日本。

    我觉得特朗普政府从本性来说，他不会用菲律宾问题来进行更多的挑衅，因为这个对他来说不合算，这张牌他会继续打，但他不会打得很猛。台湾问题很难预计，因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还未上任就打了台湾牌。现在，他还会利用台湾问题来跟我们进行博弈。如果台海爆发危机，那么马上就会出现日本问题。美国如果要介入，那一定要借助日本和韩国的基地，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基地，我们该如何反应？所以台湾问题必然涉及日本问题，这是我们要认清的一个大势。

现在可能有一个涉及芯片产能的“时间差”问题。美国在这几年突然意识到，他们在芯片产能上所有的优势似乎在几年时间内都转移到中国台湾去了。现在美国市值最高的两家公司——苹果与英伟达，苹果手机和电脑的芯片、英伟达的主要GPU芯片都是在台积电生产的。这是拜登时期急于在美国亚利桑那建厂，急于要台积电迁到美国的原因。

判断在美国能够形成大规模量产7纳米及比7纳米更先进的芯片产能之前，台湾海峡两岸不会有大的冲突，这是一个“时间差”。最近，在亚利桑那的台积电工厂发布了一则新闻，说他们生产的良品率比在台湾本土还高4%。但从另外一个新闻渠道听到的消息是，2025年台积电要在亚利桑那形成的第一批产能是苹果公司的A16芯片。我查了一下，A16是苹果已经淘汰的芯片，是苹果iPhone14所用的芯片。现在市场上的苹果手机已经是用A18了。A16芯片应该是苹果最低端、3000元左右的那种小手机所用的芯片。通过这个消息，我觉得台积电和苹果之间有一个默契，他们并不想很快地推进亚利桑那计划。

    拜登执政时期通过《芯片法案》来鼓励台积电将部分产能迁往亚利桑那，有消息称，2024年年底前台积电应能拿到60亿美元的补贴。但是特朗普所说的话又是另外一番景象。特朗普说，台湾“偷走”了我们的芯片技术，台湾还不给我们交保护费。所以等明年1月20日以后，特朗普很可能会说，芯片法案中的补贴都是无效的，这是非常可能出现的事情。

    所以，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我觉得芯片也是台湾当局跟美国博弈的一个手柄，是美国对台局势判断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按照近期的股价算出来的市值，台积电直接相关的几家美国企业——苹果、英伟达、AMD，包括台积电自身也是1万亿美元的市值，这几家公司加起来差一点就达到10万亿美元市值。美国全部的市值现在大概是55万亿美元，这几家公司差不多是美国总市值的五分之一。可见，台积电现在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这可能也是双方博弈的一个关键点。

    对内政策方面，特朗普上任以后，退出《巴黎协定》是肯定的，最近已经有风声了。另外，在立法上取消《削减通胀法》中有关绿色转型的大多数条款，相信也是必然的。估计特朗普会把《芯片法案》中的补贴大幅取消。特朗普会直接用威胁的方式，逼着台积电留在亚利桑那，甚至加快步伐。

（编辑 尚鸣）

本文聚焦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美国对港政策的变化。

美国对港政策的变化脉络

我们把历年来的《美港政策法》年度报告进行了梳理，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对港政策的大框架。在2019年之前，包括特朗普1.0前期，美国对港政策在经济上重视全球化带来的在港商业利益，对香港带给美国的贸易顺差都非常重视。在政治上，主要推动“双普选”，希望改造香港政治制度，扶植亲美势力掌权。

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后，特朗普政府对港采取了两个政策：一个是在政治上制裁，主要制裁特区政府高官和中央负责香港治理事务的官员，包括他们不准使用美国的金融服务，冻结在美资产，不准入境美国等；另一个是经济上的胁迫，包括不再承认香港是独立关税区，把香港制造视为中国制造等。

拜登政府延续了对香港的政治制裁。由于受到制裁不准入境美国，特首李家超赴秘鲁参加APEC会议，不能从美国转机，必须绕路从欧洲的西班牙转机。经济胁迫方面更是加码，例如限制美国长期投资基金投资香港恒生指数股等，严重影响了香港IPO市场和股市的交投。

值得注意的是，从2023年10月开始，美国国务院通过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提出对港“策略性接触”的新倡议。与此同时，美国驻港总领事提出美国对港政策的三分法，即政治上对香港继续施压，经济上继续在香港赚钱，同时在文化、教育、社会层面继续加强美港交流，以影响香港主流社会和青年精英。

以上是美国对港政策从1992年至今的变化脉络。

美国政府交接期内可能炒作香港议题

我们需要高度关注在美国前后任政府的过渡期内对港政策的变化，眼下必须面对两个具体议题。

一是将在11月中旬登场的两宗国安要案，即“黎智英案”和“35+颠覆案”。其中，“35+颠覆案”已判乱港分子有罪，11月19日要宣判具体的刑期，而当天又恰好是香港举办今年的国际投资峰会，一批华尔街人士要来参加；次日是“黎智英案”的续审。美国反华势力和乱港组织业已确定当天在华府举办研讨会，声援黎智英，发酵他的自辩，形成舆论压力，迫使美国政府作出回应。

二是美国国会正在审议《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众议院在今年9月初以大比数通过，参议院也列入待办议程。这个法案是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都支持的，通过的可能性比较高。参议院一旦通过，下一步就是拜登是否签字的问题。而这个法案的主要推动者正是被特朗普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卢比奥。他不仅是这个法案参议院版本的提出者，而且在2019年推动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与在美国的乱港势力过从甚密。

在美国两任政府的过渡期内，这两个具体议题的政治炒作和发酵，将会令香港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提早凸显出来，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关注，甚至公开回应、施压。

特朗普政府对港政策的初步观察

需进一步研究特朗普政府的对港策略。由于下届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尚未最后形成，目前只是一些初步的观察。

（1）就美国对港政治制裁来讲，如果卢比奥担任国务卿，政治制裁不仅会延续，而且会变本加厉，很可能针对香港今年通过23条立法和审理“黎智英案”等国安要案推动新的制裁，不排除会将香港法官和检控人员列入制裁名单。与此同时，特朗普大概率不会延续美国民主党政府在香港推动的所谓“民主化”、双普选，他对此既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会投入力量和资源。

（2）美国对港金融政策有几个层面值得注意。美资这几年持续撤离香港，一方面减少在港的地区总部和办事处，这是导致香港商业地产目前出现较高空置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减少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投入，转向日本、印度市场，令香港市场整体的融资表现下滑，包括风险投资都在减少。特朗普在美推动减税和产业发展政策，有可能会令更多的美资企业回流，这是需要持续跟踪的。与此同时，美资可能受到美国内“政治正确”的影响，进一步减少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参与。

不过，与此同时，美国应会继续维持香港作为亚洲区美元交易的中心，短时期内应不会冲击联系汇率，也不会不允许香港继续使用SWIFT系统。

较新的动向是双方可能围绕加密货币出现争夺。香港锐意发展虚拟货币、数字货币，正酝酿推动一些新监管制度，也聚集了一些从内地过来的加密货币业者。这些业者过去十分关注香港的政策发展，近期则对美国市场在特朗普上任后推出新政策尤为期盼。

（3）就美国对港贸易政策，我们需要关注香港在这方面的特殊地位。美国很可能会继续要求把香港制造改为中国制造。不过，香港毕竟是美国顺差最大的来源地，而且香港是美国农业出口的重要目的地，目前美国农业署驻港办事处在香港推广美国农产品，包括牛肉、蔬菜、葡萄酒等等。因此，美方会继续重视对香港的出口。

同时，美国对华加税之后，香港转口港地位发生微妙的变化。今年以来，香港的进出口表现不俗。上半年，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2023年同期上升12.2%。其中，输往泰国的出口货值飙升32.1%，输往越南急增23.5%。转往东南亚的出口货值飙升，这与中国企业受到美国加关税政策的影响转往东南亚设厂有关。而在这种生产链、供应链的变化中，香港经济从中受益。这方面值得做一些深入分析。

（4）就美国对港科技政策方面，美国的基调仍会是制裁和封锁。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与香港之间的科技合作与突破。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始终紧盯内地新型科技产业的发展，关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重点产业。该基金会的负责人孟佩德曾在CIA从事反间谍情报，也与卢比奥有反华乱港工作的交集。相信美国有很多类似的外围情报组织，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会密切合作，为他们制裁中国企业、封锁美国技术对港出口等“递刀子”。

美国对港科技政策关系到国际高端人才在香港的汇聚问题。从2018年以来，在美国受到“猎巫行动”打压的华裔科学家不断回流，既有自然科学人才，也有社会科学专家。但是，在我国明确提出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情况下，特朗普2.0时代很可能在针对华裔人才方面采取新的策略，不排除会进一步收紧对敏感技术领域人才到香港出差的管控，设置关卡限制华裔人才从美国回流。

（5）就美国对港社会文化政策。1992年美国通过《美港政策法》，专门把港澳作为独立区域来实施“富布莱特”计划，历年来安排大批香港学者专家、青年精英前往美国交流，并在香港形成类似同学会这样的机构，对香港社会形成了潜在的持续影响。不过，在特朗普1.0时代，他终结了“富布莱特”计划，这是他在这方面政策的具体体现。相信在特朗普2.0时代，他仍然没有兴趣与意愿去继续推动类似的民间交流计划，不愿像民主党政府那样维系美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因此，这方面的交流、渗透可能会弱化。

在意识形态较量、认知战层面，特朗普2.0时代会减少对自由亚洲电台、开放技术基金、国际媒体署等的投入，甚至可能削减人员。这将减弱美国这些认知战机器对香港的认知战攻击力度。

香港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对港政策

整体来看，在特朗普2.0时代，美港关系的发展变化，对香港来说既是挑战，也带来机遇。关于应对策略的总思路可以提三点：避害、强己、清理。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对港政策，特别是最初这几年的极限施压，香港首先要避害。首先是香港美国商会。在疫情之后连续两年，香港美国商会按照过去的惯例，前往美国华府开展“叩门之旅”，对美国政商界进行港美关系的游说。今年的“叩门之旅”还专门听取了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有关特朗普和共和党“2025计划”的介绍，对于特朗普未来的政策，香港美国商会在内部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缓和美港关系，促进商贸联系。

另外一个抓手则是美国对港的农产品出口。虽然农业在整个美国经济的GDP占比相对较少，但是对于美国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那些农业州。香港应利用这样一个优势，针对农业进口与那些农业州加强联系。

香港要尽快推动经济转型，从过去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向面对东南亚、中东和全球南方。当务之急，香港要尽快加入RECP，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把香港自身的影响力向东南亚拓展，争取把整个东南亚作为一个中美之间的战略缓冲区。香港可以通过自己的商会、企业、同乡社团、NGO等，进一步往东南亚拓展，这需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形成系统集成和工作机制。

最后，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整个美国将加速向右转，势必会清算民主党的各种政策以及背后的政治思潮，包括抛弃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推动产业政策，也包括反思劳工政策和环保主义。这为香港清理内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期。在中央的推动下，香港将有系统地启动去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不仅包括产业政策，也包括占据道德高地的环保政策和劳工政策，不仅包括西方民主，也包括性别政治。

（编辑 季节）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这个高度观察美国这次大选，可以说，美国大选的结果及其后续影响，都是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面的一部分。中国必须沉着冷静，积极进取，搞好战略谋划。

美国大选结果所反映的是美国内部经济与政治变化

过去我们说“大变局”，往往是对我们自己面对的变化比较清楚，面对的变化也多是指发生在全球的变化：从南南崛起，到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到东方，再到多极国际格局逐渐形成。但是我们留意美国内部的变化还不够，即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霸权国家、最大的经济体，曾主导了过去近百年的全球大势，尽管现在仍然很具实力，但也正经历很严重的内部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影响着全球的方方面面。从美国大选投票后的这一星期看各国的反应，上述观察一点也不夸张。这次选举结果，实际上也是美国变化的一部分，而特朗普也只是这个变化的一个推动者，但还不是最后的领导者、主导者，因为他没有这个能量，他也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美国出现目前这个政治局面，主要是两个因素起作用。一是全球化在苏联解体后的急速发展，更大的变动是中国在2000年加入了WTO，并且很快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出口国，这就加速、加大了美国制造业流失的状况。这个状况虽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但是中国加入WTO，的确进一步加快了美国制造业的流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二个因素，是美国自身出现的一个变化，即高科技、互联网构成的新质生产力，催化了美国经济结构性转变，使其走向金融化与去工业化，并形成庞大的服务业。增长高度集中在高科技与服务业领域，由此带来了阶级、阶层的变化及生产关系的变化。这就是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内部因素造成的这个状况。

具体地说，美国因为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变，出现了新型生产关系，进而导致它国内的阶级、阶层情况的改变，对两个大党的群众基础造成重大冲击。民主党过去20年来回应这个变化的举措，就是支持全球化；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放弃了对传统制造者及产业工人的关注，走向身份政治，企图吸引中产及一些小众的支持。这是民主党此次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特朗普说台湾台积电偷了美国的芯片，大家如果看过《芯片战争（Chip War)）》这本书就知道 ，芯片制作这个东西不是台湾可以偷来的，而是美国人主动将其生产流程推向韩国、日本及台湾地区，因为这些地方才有适当的工人，有能力来处理复杂的生产过程。

实际上，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到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地区，寻找更便宜的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加工。美国将一些电子生产放到第三世界，不仅只是因为人工便宜，还因为生产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整个过程，要求有高度纪律性、服从性的工人。因为其生产过程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作，如果出现事故，工程师在接到通知后必须在很短时间回到工厂处理问题，否则企业就会损失很大。这样的要求，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做到。美国迫使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建厂，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考虑与要求，是一个安全战略，即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认为，如果美国完全没有高端芯片本土的生产能力，只依靠台湾地区和韩国，当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军方怎么办？所以它逼迫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建几所工厂，基本上是应付军方对高端芯片的需要，其生产能力绝对不能覆盖整个行业的需求。

况且，台积电在美国工厂的生产成本，估计将会是在台湾的两倍。因为美国根本找不到合格的工人及工程师，出很高的人工费也没法解决问题，加上工会的介入，将来在美国营运生产非常困难。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建了工厂，特朗普当年还出席了启动典礼，但目前基本上停工了，可能会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可用的工人，找不到足够的工程师。美国制造业工人现在每小时的成本是海外的十几甚至几十倍，台积电在亚利桑那要建7所工厂只能是空话。况且特朗普上台后，声称会取消这个计划。

应该指岀，在芯片生产过程中，台积电出卖的只是台湾的高服从、高纪律性劳工及充足的工程师。涉及的生产技术、工具及它们的知识产权，包括一些关键的物料，仍是操控在美国及其几个盟友的手上，台积电只是个代工者。这个情况反映了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出现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巨大变化。美国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在2000年之后越来越剧烈，而美国的两个政党面对此局面，正艰难地调整自己的政策，结果都不成功。包括共和党也没能很好应对，这才出现了特朗普。特朗普正是利用社会的不满，及新生产力（高科技行业）对放松监管的诉求，大卖民粹主义，成功地将社会上的不满凝聚起来，在共和党内找不出一个像样候选人的情况下，成功骑劫了共和党上位。特朗普并不是共和党的核心领导，共和党很多政策和基本取向，与特朗普是完全不一样的。特朗普应对这些问题的办法多是简单、肤浅、表面，做起来会有很多困难，有些东西根本落实不了，能否成功有效，尚待未来四年的表现。

特朗普再干4年之后，会不会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个过程将可能很长。特朗普在2016年第一次当选后就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从那时算起，到了今天，这个过程起码还要再走10年到30年，美国的政党才能调整过来。美国内部面对这一重大的政治生态转变，过程会很长、很复杂，很难看清结局。我们不仅要面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还要面对未来出现的美国政治10年到30年的大变化。这对美国、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都会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特朗普收缩政策将影响地缘政治及全球关系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地缘政治及全球关系上。特朗普的态度是要收缩美国的布局，要将发展重点转到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上，以保持美国优势。当年基辛格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就曾提出过这一设想。基辛格认为，美国的摊子搞得太大了，和美国的国力已出现不相符，建议收缩美国在全球的摊子。当然，他的意见在长时间内并没人听。几十年过去后，当下美国的现实就是能力缺口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中东、在阿富汗出现了非常狼狈的局面，就反映美国的能力已经不能维持其在全球庞大的摊子。

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实际上是回归本土，先处理自己的问题。他强势要求盟友负担更大的成本，不然美国就不再背负这些责任，这态度是得到绝大部分美国人认同的。但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主流看法，还是要支撑美国在全球的布局。对他们来说，这也很困难和无奈。因为如果他们不维持全球这个摊子，美国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美元在国际上将失去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特朗普根本就不将精力放于此，他就是要收缩美国在外的负担。这会造成全球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政策转变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乌克兰危机。特朗普有能力叫停俄乌战事，因为美国就是这场战争最大的支持者。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每次来就是拿钱，美国不断砸钱进去，但是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再打下去能出现什么局面？没人说得清楚。俄乌冲突最可能的结束方式，对各方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各方先停火再进行谈判，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重大冲击，所以我认为，特朗普这个政策也不完全是共和党的政策。但特朗普这一政策所引发的波动已很难避免，欧洲方面已经非常担心，并且要重新考虑它和美国的关系。然而，欧洲内部太松散，没有一个强势的领袖，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这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大变化。

中国应以积极进取态度面对未来

关于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们可能首先面对的就是加关税。但因为关税是双刃剑，对美国也有负面影响，所以我认为特朗普一定会落实对中国加关税的竞选承诺，但幅度不会是60%，可能是以20%～30%作为开始。然后可以慢慢再加，也可以后退，或者停着不动。这对我们来说，应付不会太困难。

 中美之间最大的博弈是科技竞争。科技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实力。科技实力事关军事与经济实力。美国认为，中国对其最大的挑战与威胁也是高科技领域。当然，金融领域竞争也会很激烈。特朗普应该不会改变拜登的做法，只会加大这两方面对我施压的力度。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度谋划，我个人有两点建议：

一是，因应地缘政治出现的转变，抓住机会扩展中国国际空间。对中国的全球关系来说，特朗普的收缩政策让我们在全球进取的空间进一步扩大，阻力也将有所减少。我们要抓住机会，加大“一带一路”及南南合作工作力度。必须意识到，“全球南方”对于中国变得更加重要。是我们外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里所说的“加大”，不是一两倍，而是五倍、十倍。如果我们现在花的仅是一分的力量，能不能加到五分甚至十分！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作为世界上的大国与强国，广泛的对外关系与足够的国际空间非常重要。历史与当下的欧美强国，其奉行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有与全球各地区及各国来往的方式。没有这些关系，它们也不会成为全球或地区性的霸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处理国际关系当然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不一样。我们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国家之间交往的互利共赢，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要利用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全球收缩战线这一机会，在国际上实行更加进取的政策。

二是，抓紧处理好台湾问题。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上台的影响是短期的，特朗普上任4年之后就不一定是这样。因为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地缘政治考虑，与目前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主流观点都不一样。他不认为台湾是美国的基本利益，他不同意什么“第一岛链”的想法，也不同意“不保护台湾就会失去民主国家对美国的信任”这样的说法。相反，特朗普扬言，“台湾对美国不重要，可有可无”“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技术”“台湾必须给美国付保护费”等。还有，作为其竞选伙伴的马斯克要求其在台湾的供应商移出台湾，因为他认为台湾最后还是要被中国大陆所统一，这影响其产业链布局。

特朗普对台湾的看法，甚至与他所任命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国家安全顾问都有很大的分歧。从他委任的这几个人来看，他们很可能都不是这样看台湾问题的。因此，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朝野及政府内部在对台问题上预期会出现很大的矛盾。这是不是给了我们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一个机会？需要进行更深入探讨。总之，面对美国新一任政府上台后中国可能面临的重大的挑战，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考虑怎样应对这个局面，而要更多想想有没有可能利用机会，采取更积极更进取的办法来解决一些问题，改变一些局面，形成战略上的主动。

（编辑 鲁石）

中美之间的冲突是结构性矛盾

    中美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结构性矛盾导致的，我在此引用一些数据和案例加以说明。中国这30年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30年前德国、日本人均GDP是中国的80倍，韩国是30倍，香港将近40倍。马来西亚当时是中国的10倍，泰国是中国的7倍，菲律宾和缅甸是中国的3倍，印度也比中国略高一点。

    今天形势已经完全逆转了。德国从当年的80倍变成了4倍，日本、韩国大约都是3倍，其他国家都已被中国超越。印度今天人均GDP只有0.26万美元，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中美对比也发生较大变化，1981年我国GDP是美国的6%，1991年是6.2%， 2001年达到12.7%，2021年达到74%。这种对比实在太强烈了，毫无疑问，这将带来中美双方结构性的一些冲突和矛盾。

科技方面同样如此。我曾长期在科技部工作，也长期研究科技战略和政策，可以说是这几十年中国科技变迁的亲历者、见证者。2003年，国家启动中长期科技规划论证和编制，当时我们在高科技领域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东西，连跟踪都非常吃力。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发生了格局性改变。比如，我国航天领域的载人航天、空间站、登月都已变成现实。当年卫星定位导航是“卡脖子”工程，今天北斗已经实现了超越，我们不再受制于人。

    大飞机是我20年前在科技部期间曾经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我国20世纪80年代启动了运10，后来无疾而终。我介入大飞机战略研究的时候，大多数部门都认为做不了，做出来也无法商用。今天我们的C919已经飞上了天空，而且已经批量投入商用。

    新能源汽车也是如此。20年前论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曾有新能源汽车的方案，曾经被否定了。通过十年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今天打了一个翻身仗，奇瑞、吉利、比亚迪等后来居上，为中国汽车正名，让中国汽车大批量走出国门。

    5G更是如此。当年我们做3G都勉为其难，所以当时中国发布 3G移动通信标准时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三个标准的国家，相当于为一个电信服务付出三倍的成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我们的通信技术有较大差距，不敢肯定TD到底能不能正常商用，只能选择妥协。今天，中国5G已经全球领先，这也是华为被美西方围剿的根本原因。

还有载人深潜器。全球现在拥有能够到达海底万米深渊，而且能够正常开展工作的深潜器的国家，只有中国。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深潜器，而是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表明我们在控制、材料、通讯、照明、动力和系统集成等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深海这个只有极少数国家才能到达的极地，中国人也来了。

基因测序仪过去百分之百依赖于美国，不仅完全受制于人，而且意味着我们的生物数据随时可以被别人拿走。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超越，华大智造自主研制的测序仪，在性能、成本和安全性方面都已领先于世界。前年华大智造与世界最领先的美国illumina公司在美国打了一场知识产权官司，法院判定对方是恶意侵权，赔偿3.34亿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中美知识产权纠纷中最大的对华赔偿额，也表明我们已经开始从技术学习者走到了技术引领者。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特高压输变电、煤制油、煤制氢、盾构机、核磁、三代核电、核聚变、高温气冷堆、核磁共振、量子通信、基因工程等等。中国科技井喷式的突破，完全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的“躺赢”。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在这20年内发生的，毫无疑问，给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整个西方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

中国与美西方关系的新变数

    国际关系的背后是利益，今天中美、中西关系的逆转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通过市场准入、关税和汇率等政策压制日本，给日本造成了30年的发展停滞。1995年，日本GDP是德国的两倍，是中国的8倍，是英国的4倍，是韩国的10倍，占到了美国GDP的73%。日本在半导体领域完全超越美国，这是令人震惊的奇迹！30年后一切都发生了反转，现在中国GDP是日本的4.5倍，美国是日本的6倍，德国已经超越日本了。20世纪90年代曾经在中国称雄的日本家电企业索尼、松下、东芝、夏普、三洋，都已成为明日黄花。美国强加的一个广场协议加上一个半导体协议，基本上把日本打趴下了。

高科技领域之争并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本质上是利益之争。美国对发达国家日本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呢？新加坡前驻美大使陈庆珠说，美国对高科技产业的态度，就是“是我们的”，特别强调这是他们的领地，是不可以自动让渡的。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与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有一个对话，那时中国还只能做服装鞋帽和加工贸易，就是所谓“7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而当时一件衬衫赚一块钱，这样的交易模式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周教授问：假设有一天当中国也决定制造大飞机的时候，美国人会怎么看？一生高扬自由主义旗帜的萨缪尔森当即不假思索地说，那将是美国永远的痛。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是《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最近他有一段话：“如果中国一直专注于制造和销售低端产品，到底实行什么样的主义，社会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甚至素食主义也好，我们根本不感兴趣，也不会去关心。我们只关心能否购买中国的低端产品而已”。这是他的原话，他的全球化其实只是希望中国作为西方的“奶牛”而已。

让他们感到失望和震惊的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太多太大了。2002年《人民日报》有一则关于十六大报告的报道，提出到2050年中国经济有望达到世界第二的愿景。而仅仅10年后，中国超越了日本，现在已经是日本的4.5倍。从1990年到2023年，中国GDP增长38倍，印度增长5倍多，其他国家增速都低于4倍，意大利、日本是负增长。全球热议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主要就是指中国崛起。

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不断加剧

    因此，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毫不奇怪，而且只会不断加剧。以华大基因为例，从2018年开始遭受“301调查”，进入美国制裁名单，其4家下属机构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可以说打压力度一轮超过一轮。他们运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向中国传输人类数据，目标直指华大。他们的《生物安全法案》直接点名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是华大的（华大基因、华大智造和华大CG）。美国有一家CSET的国家智库，最近专门出台了一个报告《中国，生物技术和华大基因——中国混合经济如何扭曲竞争》，长达111页的报告对华大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其中特别强调“华大基因已经成长为一个国际竞争对手，在生物技术领域承担着与华为在电信领域相同的角色”，这是他们打压华大的全部理由。

    目前美国对华大基因的打压是用举国之力，我将此概括为“四全”：第一是全政府，包括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第二是全社会，不仅仅是企业竞争对手，连NGO、大学和科学共同体也都跟进；第三是全方位，不仅仅是贸易，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学术交流、人员往来都受到限制；第四是全西方，不仅仅限于美国，许多西方盟友也行动起来了。过去长期与华大密切合作的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德国、丹麦、瑞典、英国等，也都纷纷与华大科技脱钩。甚至中东一些长期合作伙伴也明确表示，美国正在向他们施压，要求切断与华大的合作。

2023年德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专门针对华大的内部政策，即华大的设备再好不许买；华大的服务再好不许用；用华大的设备测出来的数据废掉，换上美国的设备重做；跟华大合作完成的论文不许发表；华大主导的技术联盟不许参加。由此可见，美国不仅硬实力很强，软实力也非常强大，可以调动全球的力量来对付中国的一家企业。

中美之争的关键是科技战

    面对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我们如何应对？我认为关键是做好自己。中美之争的关键是科技战，上甘岭战役就是科技战。很多人谈到金融战、贸易战，但是最较劲的夺命之战是科技战，决定双方最终命运的也一定是科技战。在美国的打压下，中国能不能向死而生，也一定是在科技战上。科技战不是遭遇战，而是持久战，我们并非束手待毙，而是面临许多历史性机遇。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研发投入全球第二，如果按平价购买力计算是全球第一。全时研发人员为全球第一，PCT专利为全球第一。全球投入研发最多的50家企业中，中国占了12家。我们不能自以为是，也决不应当妄自菲薄，而是要全力做好战略布局。

第一，科技发展正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今天很多人谈到了人工智能，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样的，生命科学领域也在酝酿着重大变革，由此带来的影响丝毫不比AI更小。尤其是AI和BT的结合，也许能够超过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想象。变革就是机遇，变革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把科技战作为核心之战，全力做好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

第二，引导资本、人才等资源加速流入民企。中国科技创新的希望在民营企业。目前民企新技术发明占到70%，企业研发投入的绝大部分也来自民企。华为每年投入研发1600亿元，华大基因年投入也高达27亿元。这种长期稳定地专注于一个方向和巨量投入强度，而且是高度开放和市场导向的研发模式，决定了企业已经走到科研前台，形成了经院式科研无法达到的技术创新能力。如何让民企在中美科技战中担当起应有的角色，甚至是主力角色，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抓紧研究部署。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的最大变量是市场化。我们经常谈到我国的体制优势，谈到我们发展历程中举国体制起到的作用，其实美国也存在举国体制，而且其效率并不在我们之下。仅仅一个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有11万人、3000多家机构参与，长达14年，这难道不是举国体制吗？今天马斯克能够一飞冲天，其背后依托的不仅是单纯的市场力量，而是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高度融合。SpaceX的核心技术平台基本上都在NASA，第一笔研发经费是NASA给的，第一个60多亿美元订单也来自NASA，这是NASA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订单。当马斯克处于巨额亏损的时候，美国的创业资本仍然蜂拥而至，不断推高其市值。正是这种全社会汇聚起来的技术、资本、人才和市场力量，成就了一个传奇的马斯克。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不惜代价、不讲成本，新型举国体制应与市场力量融合，其最大的变量就在于市场化。市场化程度越高，举国体制就越有生命力。

    第四，调整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角色。我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对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深有体会。过去我们在传统体制下确实做了太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而在营造创新生态方面又往往使的是反劲，以致再多的投入可能都是事倍功半。比如评价机制，论文导向、数量导向是谁引导的？学术行政化、学阀化日益突出，背后力量是谁？科研力量分散重复、恶性竞争，与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有没有关系？面对日益严峻的科技战，我们迫切需要深化体制改革，科学确立政府在市场体制中的作用和定位，在创新体系建设中吸引和推动市场力量参与，促进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高度融合。

第五，对重点领军型科技型企业提供特别救济。现在有1300多家企业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的高科技领军企业。在美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下，只要列入负面清单，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将选择后退和脱钩，这是真正的举国之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对相关企业的有效救济机制，许多被打压的企业处于孤家寡人之境。当企业正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如何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配合，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编辑  季节）

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可能在科技、资金流入方面加大对我国的限制，对我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在创新氛围、高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较为直接的影响。

美国有关政策对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影响

美国仍为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输出国，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将不断加大产业回流政策的力度，产业回流政策对其本土产业供给能力的形成还有待时日的检验，但在影响FDI的流动方面将会有直接的反应。

近几年美国FDI流入规模明显增加。2024年上半年，流入美国的FDI达1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4%；① 其中制造业的投资规模将近500亿美元，同比增长82.4%，制造业一跃成为美国吸引外资的第一大产业。在制造业细类中，电气设备投资增长200.8%，交通设备投资增长1403.1%，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投资增长超过30%。这些增长较快的行业，均与拜登政府推动的产业回流政策直接相关。

从资金来源地看，对美国投资前五大国家为英国、爱尔兰、荷兰、德国、加拿大，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也是全球推动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力量。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依然严苛，2024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FDI规模为42.3亿美元，同比下降22.6%。美国对全球资金所具有的虹吸效应还体现在舆论导向上，力求在全球范围形成新的投资热点，虽然这些热点地区从长期看未必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其短期影响是明显的。

拜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对一些行业产生了较大吸引力。未来特朗普任期，在吸引企业回流的方式上可能有所改变，比如减少补贴、转而采取关税等“大棒”政策。由于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其执政期间对外来投资的吸引效应也许会下降，但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程度会加深。由此，我国吸引FDI的环境将更加复杂，招商引资的措施应根据新形势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美国对我人才和投资限制可能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

美国对中国人才入境限制政策。2020年5月，美国白宫发布《关于暂停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以非移民身份入境的公告》，当年6月1日生效。据估计，这项总统令每年可能阻止多达50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相当于每年赴美留学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中国学生的1/4。

2020年7月，美国国务院引用《移民和国籍法》（INA）第212(a)(3)(C)条规定，拒绝“中国科技公司的某些雇员”入境。特朗普政府还规定，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只能获得有效期为一个月的一次入境签证。

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人才的入境限制，并进一步收紧限制。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都提出禁止联邦科学机构的人员参加外国人才招聘项目。《美国政府支持国家研究安全政策》使用指南则要求相关研究人员披露其外国机构隶属情况等信息，限制中国及其他国外科学家在美从事科研工作。

美国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限制措施。2018年，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扩大了CFIUS对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个人数据”交易的管辖权，CFIUS权限扩大到可以阻止非控股权交易。2022年9月，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CFIUS加强审查某些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交易，尤其是来自“竞争或敌对国家”的资金，并新列出五项未来审议外资时要重点考虑的国家安全因素。虽未直接点名中国，但从资金来源表述看，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措施。特朗普政府并未对美企境外投资进行系统性审查，但拜登政府改变了这一情况。2022年7月，拜登政府对美国议员提出的“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表态，称支持国会采取行动，要求美国企业在中国“关键领域”投资前通知美国政府。法案要求美国公司披露在中国新兴领域的投资计划，如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2023年8月，拜登签署《关于解决美国对有关国家的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的行政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部长禁止或限制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三个领域的某些投资。

2024年9月26日，美国众议院提出《爱国投资法案》，拟取消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将税率提高至上限。此举旨在限制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资本流动。一旦该法案通过，会促使一些投资者从中国撤资。

可以看到，美国以上这些政策是具有连续性、且不断被强化的。以特朗普和他的组阁团队成员对中国的态度看，他不会放松在第一任期及拜登任期内推出的针对我国科技的打压政策。

美国的人才限制和投资限制政策直接影响到美国企业对我国的投资，尤其影响到对我国创新型企业的投资和企业的发展。据日经中文网资料，2014-2023年间，美国对中国投资持续减少，特别是2023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减少约四成。特别是在IT等专业领域的投资，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3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汽车等“运输设备”同比下降99%，而“机械”也大幅下降了九成，整个制造业的投资减少了三成。

另外，从美国向中国流入的风险投资大幅下降：2018年为近500亿美元、投资次数近1000次；2019年300亿美元、600次；2020年350亿美元、700次；2021年450亿美元、900次；2022年断崖式下降到150亿美元、240次左右。一些著名的创投基金活跃度明显下降，如红杉中国对华投资项目数量，从2022年的204次减少至2023年的63次。

美国创投资金对市场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美国此类投资下降，对我国创投市场的活跃程度造成重大影响。据第一新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创投市场的出资总额同比下降30%左右，投资次数和金额也下滑了近四成。新成立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数量减少，认缴规模同比下降28.3%，市场的活跃度和信心下滑。

美国对中美间科技人员交流的限制、对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融资的限制，以及对美国资金进入中国科技类行业的限制，对我国创新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深入的，需要高度关注。

全球的开放政策是我国高质量开放体系取得良性效应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与全球市场的一些创新做法接轨，一些有利于企业创新的价值理念、投资管理规则，对我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业态及以此为发端的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美国PE/VC等股权投资市场资金来源丰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家族理财办公室、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非营利捐赠基金等长期资金实力雄厚，主体多元，偏好多样，风险承受力强。这些投资资金支持高科技企业创业的模式及生态，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新企业、新产业发展的重要策源动力。

美国对创投资金的投资限制以及对美国融资市场的限制，不仅直接影响科创企业的融资，也影响资金的退出。美国风险投资主导的对创投企业的兼并收购，以及在美国NASDAQ市场的上市，都极大拓宽了创投的退出渠道，形成了资金投入到退出的完整链条。美国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融资也会影响美国创投资金来源。

美国在投资方面限制中国，使创投资本来源受限只是影响之一，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创投资本循环的体系受到影响。美国在科技方面的活力及创新机制对全球资金的形成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加之对中国人才培养、交流的负面限制，将会对我们的整体创业生态造成影响。中国初期创新业态，尤其是互联网创新人员大多有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创投企业大多有美国创投资本的身影。21世纪初中美两国间的人员和资金交流，丰富、活跃了两国创新氛围，中美业界相互启发、相互激发，助推了互联网业态从美国到中国的波浪式推进，引领了全球创新浪潮。美国的这些限制措施，对我国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将带来不利影响。

对策建议

国际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干扰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但反观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落，以及印度、越南等发展中经济体在引资方面出现的波动，说明自身政策的制定和环境的完善是根本。在当前形势下，我国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应对：

第一，重视研究美国切断对中国的资金联系、特别是切断创新资金的联系后，对我国可能造成的缺口和影响；研究在国内循环尤其是资金循环上围绕创新经济发展形成体制机制的突破，推动助力新质生产力的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我国原创性科技研发投入更加重要，高科技人才的自我培养体系建设更加重要，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更为迫切。我国需要更多高素质的企业家具备突破科技瓶颈和形成新业态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模仿跟随。

第二，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夯实成熟产业链及配套，不断巩固和提升我国已经具有的产业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规模效应，为各产业发展创造足够的市场空间。我国国内大循环要推动高质量发展，避免产业发展在低赛道过度竞争与“内卷”。

第三，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税收环境，要避免政策的反复，更不能走回头路；既给国内投资者带来确定性，也对外资产生更大吸引力。今年11月4日的《FINANCIAL TIMES》炒作所谓“中国的税收政策打击投资者信心”，该文提出，近期中国税务部门要求高收入个人和企业自查纳税情况，补交纳税欠款，以增加地方政府收入。这一政策导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富裕人群的不安甚至“担忧”。这类信息真假难辨，但在市场上的传播会产生不好的导向，对我国招商引资产生不好的影响。

第四，围绕创业投资，需要梳理现有的循环体系。在美国加大对中国的投资限制及市场准入限制后，我国需要建立新的机制体系，打通创投资金的循环体系。激活更多的中国耐心资本，形成创新资本的活跃的供求市场，并不断提高对美国之外的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编辑 季节）

近年来最复杂、选民最分裂的美国大选

2024年美国大选分两个阶段。8月初，美国民主党大会之前是拜登总统与前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竞争；民主党大会之后是副总统哈里斯与特朗普的对决。第一阶段，特朗普占尽上风，他在与拜登辩论中咄咄逼人，使拜登身心俱疲，难以招架，不得不将总统大选重任交给副总统哈里斯。第二阶段，8月，副总统哈里斯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决议下仓促上阵，在保持拜登主要内外政策基础上，政治光谱上趋于中间偏左的激进自由主义倾向，在性别、堕胎、控枪、气候变化上比拜登更激进，更加注重价值观、法制等社会议题；提出“机会经济”口号，强调关注黑人、拉丁裔等中下层百姓利益，让企业和富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承诺不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百姓加税，提高制药公司定价透明度，免除低收入人群医疗债务，维护拜登的《平价医疗法案》；促进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走清洁经济道路；在对外政策上继承拜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战略；在对华政策上坚持“战略对手”定位，继续在地缘战略和经贸科技上对华施压和打击。

    但从此次大选结果看，美国选民显然对哈里斯激进自由主义的一套不买账，反而对特朗普以美国利益优先考量“再工业化”进程，使美国再次伟大，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大力开发化石能源的主张，以及对全球征高额关税以对冲美国高债务和高通胀率，以美国优先强基壮体，以全球战略收缩突出制华重心，退出对美国不利的国际义务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为特征的主张更感兴趣，特别是接受特朗普要求“排干沼泽”为政府瘦身，打击腐败的主张。尽管目前美经济指标不错，9月年通胀率2.4%，年核心通胀率3.3%，失业率4.1%，但这些数据显然与选民感觉错位。特朗普不仅在选举人票上大胜（312:226），而且选民票也居于领先（50.4%:48%），且共和党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维持众议院多数席位，共和党赢得27个州的州长。特朗普已将行政和立法权均掌握在自己手里，且高法由保守派法官掌控，为特朗普下一步推进激进的政府结构改革与政策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朗普当选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再次当选，使其“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可以继续实施：对内强化美战备思维“内顾化”倾向，无需顾虑“深层政府”掣肘，行政、立法、司法大权在握，将依托一批保守派亲信推进对行政当局、军队、情治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推进驱逐非法移民和开发化石能源日程。对外则以“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确立美国未来战略重点、经济利益、策略手段和利益交换机制，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风格，打破二战后形成的美领导的联盟体系主导国际秩序的掣肘，倾向于以推动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主的外交战略，企图对美欧亚盟国征税或要求其更多负担美驻军费用，谋求重建“美国优先”的霸权世界格局。

在对华战略上，特朗普谋求在欧洲平缓俄乌冲突，寻求在维护以色列利益基础上推进阿以和谈方案，进而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落实印太战略。

一是特朗普政府将优先考虑对中国经贸施压，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特朗普上任初期可能对我国抬高要价，以高额关税为抓手为美攫取经济利益。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宣称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由此，将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将使中国对美出口造成重大损失。目前我国仍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1-9月，中美贸易额为50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美出口3811亿美元，从美进口1233亿美元，我国顺差2578亿美元，且经过多年贸易战，中美货物贸易种类大体固定，我国在对美国出口上将会承受相当大的冲击，有人估计可能对我GDP增长造成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影响。但大幅提高关税也将提升美国的通胀率，据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此举将使美通胀率上升0.4%，如中国对美国实行报复，则美通胀率将上升0.9%。

二是特朗普将在全球战略上实施重新洗牌。除增加关税外，将要求欧亚盟国为美驻军增加支持经费，提高美对其安全的“保护费”；谋求调整大国关系，以结束俄乌冲突为突破口，谋求稳定美俄关系，甚至以放松金融制裁或解冻俄资产，换取俄松动谈判立场，在中俄之间“吹逆风”，尽可能在中俄关系中打入楔子；在中东维护以色列既得利益，推进阿以和谈。美国企图在全球战略内固化的同时，重点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新布局，重新布局对印太两洋双边为主的战略经贸关系，可能废除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重拾“在公平对等基础上推进双边贸易协议”，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与盟国加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随着美新政府全球战略调整，以及重塑印太战略，中美关系可能在新的双边建构中寻求某种平衡。

三是特朗普政府不会抛弃台湾这个战略棋子，但将要求台湾当局和企业对美多交“保护费”，对我国打台湾牌仍是特朗普对华政策应有之意。毕竟特朗普只有4年时间，其变革内部、谋求振兴美国经济是重点。

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考

1.特朗普重新上台是美国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在特朗普第二任初期，我国可能面临战略与经济、科技的巨大压力，中美博弈的频度和烈度都可能“走边缘”。我国应坚持对美既定方针和与美缠斗的主轴，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新变化，扎实做好在台海军事斗争准备，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2.准备应对美对我国施加巨大关税压力，以活跃国内经济和货币金融手段对冲高额关税带来的影响。我国科技界宜做好美对我国在科技创新产业进行多方面施压封锁准备，坚定树立自主创新精神。利用好特朗普对盟友征税可能提供的机遇，强化与亚太和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和科技关系，对冲美压力，利用好RCEP及美欧经贸关系可能变化提供的机遇。

3.对特朗普处理中美关系趋向要冷静观察，特别要注意其周边对华强硬保守派人物动向。这些人反华意识浓厚，主张以战略、安全、经济、科技高压削弱中国发展基础。他们入阁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冲击，我们仍需在斗争中寻求各种发展机遇。

4.深入做友华人士和民主党官员工作，做好马斯克等企业家工作，加强中美商界和文化交流，加大以商促政的力度。

5.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原则，对美售台武器等利于“台独”分裂活动的企图绝不让步，在对美开展涉台外交同时，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美进我进、后发制人原则处理台海局势。

（编辑  尚鸣）

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共和党全面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和最高法院。初步预测：美新一届政府将持续强化科技领域“关键十年”战略，推出对华科技战2.0版，进一步加大对我极限施压烈度；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极限施压，将会是和平时期最强的一波。我国需要高度关注、积极应对。

为何做这样的预判

一是看其过去行径。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执政期挑起了中美科技战，并制造了一系列事件。2017年1月，特朗普就职后不久发起针对所谓 “中国知识产权侵权和强制技术转移”的“301调查”，又逐步升级为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贸易管制与技术禁运。

2018年年初美国制裁中兴公司、使该公司先后支付超过20亿美元罚金、并改组董事会。2018年8月，美国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将国家安全审查全面完善升级，并在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了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过去数年交割完成但未做申报的中资在美收购案件；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以“外国安全和技术威胁”为理由，出台“中国行动计划”，针对大量学术界的华裔科学家展开调查，对一些对象进行刑事指控；2018年12月，应美国政府要求，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

2019年1月29日，美国以涉嫌盗窃商业秘密和欺诈为由，对华为提起23件诉讼，开始了对华为越来越严厉的制裁；2019年年中，美国频繁将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列入各种黑名单；到今年4月份，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共发布了37次涉华清单，将617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其中近298家是特朗普执政后两年列入，几乎相当于拜登执政四年列入的总数；2020年5月29日，美国签署“10043号总统令”，“暂停和限制”与中国军方有关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进入美国学习或开展研究。

二是看台前幕后的人物。特朗普第二个执政期即将开始。当年主导对中国进行科技战的幕后人物再度复出。一是主要经济顾问、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特朗普执政第一任期，他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领域发起“301调查”，并声称中国诸多贸易行为存在所谓“窃取知识产权”“强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对外资企业设置歧视性限制”等情况，为发起贸易战提供了所谓的依据；他推动美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2/3的商品征收类似的关税。

二是卢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此人几乎是美国所有遏华政策的推动者，可谓年轻版的麦卡锡，他对中国公司做过有极大恶意的两件事：一是操纵出台报告抹抺黑中国“正在盗取美国科技创新皇冠上的明珠”，二是提案废除华为及中国高科技公司在美国申请的所有专利；他已获提名出任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务卿。

三是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曾担任特朗普政府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影响国防科技政策，主张美国彻底接受“中国威胁论”，而不是继续关注欧洲、北约和俄罗斯；在他任职一年多期间，实质性地推动“亚太再平衡”（Pivot to Asia）战略；此后，他创办了“马拉松倡议”（Marathon Initiative）智库，专注于大国竞争，所出台的报告充满了对华敌意。

四是第一任期时的两位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一位是曾任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代理负责人的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另一位是曾任特朗普科学顾问兼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的德勒格迈尔（Kelvin Droegemeier），两人均是特朗普第一任开启科技战的建言者与操刀手。

马斯克将担任美国效率部部长和特别科技顾问但并非入阁，其走向有待观察；国内有学者著文说这些人是“应激性反华，而而不是“理念性”或“战略性反华”，还劝说“不要被误导了”，其实这种观点才是误导。

三是看表态及动向。特朗普在竞选中直接提及对我国科技战的不多。但多次强调要维持美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将延续第一任期执政理念，视科技优势为霸权根基，同时将我国科技发展视为对美国家安全的根本性威胁；称中国台湾地区偷走了美国百分之百的芯片生意，要向美国交保护费，将从台湾拿走芯片制造产业，同时将对中国的商品加征60%-100%的关税，并加强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万斯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尤其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对美国造成了重大挑战，应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莱特希泽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对华八项手段：不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减少美国企业发起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诉讼的障碍；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加大对中美关键领域投资的审查与监管；强化对华出口管制，扩大管制范围；停止中美在安全与技术领域的合作；坚持市场准入全面对等原则；打击所谓的“中国影响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行为。今年11月初，台积电电邮通知大陆客户，将断供7纳米及以下制程的芯片，被视为向美国新政府表忠心。

美国对华科技战2.0版的若干特点

（一）烈度将更高。不同于前任的缓慢有节奏的步步紧逼，特朗普2.0版节奏将会大大加快，强度直接升级，从“小院高墙”走向“大院高墙”，从收紧合作到直接中断合作。更多科技行业如生物医药、农业科技将纳入对华出口和投融资限制领域。

1979年签署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已于2023年8月到期，续签谈判仍在艰难进行，特朗普的幕后咨政者认为，该协定不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所以如果今年年底前达不成协议，明年新政府上台达成协议更难。克拉齐奥斯曾声称：该协议来自一个“乐观的时代”，当时华盛顿政府希望与中国进行科技合作；如今有必要通过让该协议失效，向中国发出强烈信号。其言论可能代表了特朗普政府的态度。

（二）打压将更甚。打压范围将可能从单个企业持续沿产业链、供应链拓展，管控层次逐步向远端渠道、迂回路径深入，华为、中芯国际等头部企业的所有子公司可能被纳入实体清单甚至《军事最终用户清单》。

“马拉松倡议”曾经出台一份关于如何“穿透式”地甄别更多中国涉MCF企业的报告，建议“各参与部门从各自决策到联合出击”。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主任伊莱妮·德津斯基（Elaine Dezenski） 说，此前美国政府部门之间的确缺乏沟通，存在“孤岛效应”“使制裁和管制措施无法充分地发挥效用”“这一现象限制了美国的政策威力”；建议增加部门之间协调一致性。

国际围堵策略从“盟友联合”扩展到“全球管制”。为防止中国从第三国获得渠道，特朗普团队建议引入“全球管制”的新概念，动用1959年《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立法。根据这一规则，其他国家的设备哪怕只有少量美国技术，美国也有权阻止这种产品的销售。

（三）领域将更加集中。在扩大对华技术脱钩禁运与限制范围时，将突出重点领域。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明确阐述了上台后将支持几个关键科技行业发展，声称将通过对外征收高额关税、强化本国企业支持政策、要求外商在美国设厂等方式，推动本土这些行业的发展。具体包括四大领域：一是半导体和微电子。二是人工智能，解除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任何风险与伦理限制。三是太空技术，上一任期特朗普曾下令重建搁置25年的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正式宣布美国将重返月球，“不仅要在月球上插旗并留下脚印，还要为将来的美国载人火星任务奠定基础”。四是网络与电信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也是特朗普重视的重要领域，打压中兴华为就是以此为借口。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第一年，他把美军网络司令部正式升级为美军第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地位与美国中央司令部等主要作战司令部持平。总体上，“智能+新兴技术应用”可能成为中美科技竞争博弈的最前沿和交锋面。

（四）可留意是否具有可交易性、不确定性与不可持久性。商人思维决定其可交易性。跨国投资银行杰富瑞（Jefferies）的克里斯托弗·伍德（Christopher Wood）认为，特朗普的过往记录表明他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反华，他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人们已经忘记了唐纳德·特朗普在2020年1月与中国达成了重大贸易协议……他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中国谈判能够达成最佳贸易协议的人”。伍德甚至认为，如果中国能接受更高关税，特朗普甚至能够放松对美国先进半导体技术的限制。我行我素的风格决定了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在其上一任期，最让人们不放心的就是突然袭击。

另一个不确定性来源于马斯克的角色。马斯克对特朗普竞选胜利及后续执政意义非常大，此次特朗普竞选过程经历了不被看好、焦灼拉锯和大获全胜的历程，其重要拐点是马斯克高调下场支持。据报道，马斯克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了至少1.18亿美元，这还带动了扎克伯格、库克、皮查伊等硅谷科技精英与特朗普接触。后者对华科技政策能否有所纠正？有待观察。

（五）不可持久性。耶鲁大学华人教授张泰苏有一个判断：民主共和两党对比，特朗普的手段可能会更激烈一些，但从长期效果上看，他的手段的持久性不如民主党。对中国而言，虽然共和党目前的手段更激烈，但是民主党更有能力利用美国传统外交体系，长期贯彻对华竞争政策。

关于对策建议的几点思考

打破一切幻想，从最坏情况出发，更加立足自立自强

中美两国在新兴战略领域的竞速，不仅是科技之争，更是国运之争。我们不要对美国新政府抱任何幻想，要“料敌从宽、预己从严”，把发展的基点牢牢放在“自立自强”之上。

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要以我为主，练好内功，立足以弱抗强打持久战、整体战，靠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建立统一战线，统生态标准、攻先进制程，坚定不移走自主可控发展之路，打赢智能时代的“硅幕”战争。

差异化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受制于人的情况下，我国应重视发挥庞大规模应用市场的优势，将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先进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使千行百业形成快研发、快应用、快迭代的叠加增效效应，牵引整个人工智能技术链条发展。

把握技术突袭与反突袭主动权。统筹运用科学手段开展技术预测，精准遴选技术方向、迭代优化重大项目攻关方向和技术路线，在技术领先领域和美国短板领域，实现技术突袭和不对称优势；在落后领域可着力塑造后发优势，回避研发探索风险，用好全工业体系优势，实现追赶和赶超。

坚持扭抱缠斗、错位反制、自主开放的竞争策略

坚持以“两手对两手”的策略，限制、弱化、破坏对手打压，避免与美西方陷入全面脱钩和对抗。

一是加快建立科技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协同工作机制，构建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开展常态化风险监测与研判预警，针对对方断供、制裁等手段，制定专门应急应对预案，推动实现科技安全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应对。

二是加紧开展反制裁专项行动。出台完善反制国外制裁的规章制度，设计丰富的政策工具；梳理美西方严重依赖我国的原材料清单，禁止美国在我国市场销售低端技术产品等反制手段，以缠斗式的战略“互卡”换取对方让步。

三是协同推进突破美盟与开拓“南方”。充分挖掘与西方联盟“互利共赢”的空间，与“重要大国”“关键小国”形成国际创新合作布局。充分发挥我国规模化市场优势，形成基于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协作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深化与“南方国家”之间的新型南南合作，以技术合作“朋友圈”突破美西方的“包围圈”。

坚持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的国内科技治理方向

马斯克将担任美国效率部部长和特别科技顾问的用意在于：改造政府部门僵化低效的积弊，力求通过建立政府内更好生态，加快美国高科技发展速度。特朗普班底对中国竞争的定调是“时间，时间，还是时间！”而马斯克经常强调的是“速度，速度，还是速度！”初步判断，在科技领域“特马合作”模式下，未来，美国科技发展更加坚持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可能获得更灵活的决策方式、更高的运转效率、更优的质量水平，我国面临高科技发展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的风险。

当下中国科技发展领域的治理所面临的一个极大问题，是把程序与规则看得过高。这当然是为了应对日益繁密的监管，以“不出事”为先，所以事事强调程序与规则，而把效率与目标放在其次。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把过程管理看得太重，甚至超过目标管理。其结果必然是：上级几乎天天向下级发指示、发文件、要材料，必然要事事留痕，必然是大量的统计报表、数据，必然是没完没了的检查与应付检查，必然是把避免程序性失误看得比出成果要重。

特朗普执政第一期时，科尔比曾提醒美国国防界注意不要陷入当年为纳粹德国设定的低效率陷阱。 

二次大战时，为了更好打击纳粹德国，美军战略服务办公室（CIA前身）刊发了《简单破坏手册》，其中就有推销与渗透用以诱导德国统治当局陷入低效率陷阱的一套理念。比如：（1）“制造不必要的官僚化：在可能的情况下，把所有的事项都提交给上层委员会去讨论，不轻易做决策，尽量要求‘进一步分析分析研究研究’。然后努力让负责决策委员会尽可能地机构庞大人多且官僚化，降低决策效率。当有关键工作要做时，马上召开更多会议，来消磨时间。”（2）“严格要求按程序、按渠道来、走流程、走审批，不允许走任何捷径，不许特事特办。可能的话，尽可能让这个流程更加复杂繁琐，尤其是制造一些‘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转圈子或相互抵触的程序。”（3）“在相对不重要的工作中坚持完美，以占用更多宝贵工作时间和资源。比如一些好看的简报。”（4）“将可以合并的事项分开逐项办理，比如发布文件、财务报销、行政许可等，这样可以让人跑很多遍。”（5）“更多地提倡‘谨慎’‘合理’，强调快速决策后可能会有尴尬或者风险。”（6）“担心任何决定的适当性。比如‘这个事项是否属于我们的管辖范畴’或者‘这个决定是否与高层的某个政策或决定相冲突’”这些理念被渗透给德国决策与行政系统。后经过评估，降低了其32%的效率，为盟军赢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我们党当年管理“两弹一星”以及“863”“973”“995”等重大工程，都是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张爱萍管理“两弹一星”只提出“四问”：“（1）你们原定的计划是什么？（2）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按计划还差多少？（3）完成原定进度的困难是什么？要讲得具体。（4）如果我给你解决了困难，你多长时间能完成？”为了应对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对华科技战2.0，需要我们学习我们党管理科技发展的经验，以信任科学家为前提，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构建能够真正调动科学家积极性的创新生态。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