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20162月,我从国家部委直属单位调往宁夏灵武市任职,离开了熟悉的北京到西部“体制内创业”。对我来讲,那一年充满了新变化和新期待,也有不适应。我发现在新环境下“不紧张、不焦虑”的办法,是尽快熟悉地域政情、社情、文化历史,把工作推起来。到岗后,我的所有业余时间都在看县志、去档案馆、去博物馆,以及和当地“活地图”式的人物交朋友。  

因“解谜”而相识的缘分

  灵武市博物馆刘宏安馆长是一张“活地图”。他说,县委首任班子都是解放军十九兵团的部队领导。我知道:共和国建政初期的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都是部队干部参与组建的。刘馆长指着名单说:“你看这里有魏巍,不知道是不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对这个疑惑,他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是我小时候就熟读的,难道我现在就站在魏巍前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迫不及待地想破解这个“谜”,于是把那张名单用手机拍下来到处打听,可是问了一圈人,都没有结果。谁知答案就在身边!家人告诉我,二姑韩英曾经说:她在北京八一学校念书时有一位同班同学叫魏欣,是作家魏巍的大女儿,得到这个信息的当天我就向魏欣阿姨求证,魏欣对我讲述了那段历史:“我父亲19494月被任命为解放军十九兵团骑兵团政委,十九兵团进军大西北,骑兵团干部参加组建灵武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李健和其他几位常委都是军队领导。”一句话,名单上的魏巍正是参加抗美援朝的军旅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

  魏巍的二女儿魏平阿姨出生在银川,她一见到我就激动地说:“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一本剪报,是《沈阳日报》连载你爸爸写你爷爷的纪实文学《隐形将军》,我父亲是你爸爸的读者。太巧了,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牵引我们两家的几代人,谁会想到60多年后,你会继承我父亲当年的岗位!”我和魏巍前辈一家人以前从未见过面,因为“解谜”而相识相知,我们的缘分是那么深,心理距离是如此地近。

谁是灵武最可爱的人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在《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中,魏巍前辈曾经憧憬未来有这样一副画面:“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很多人曾经问: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流血牺牲?我看到现在的灵武:在宽阔的灵州大道上,阳光洒在耀眼的金叶榆上,孩子们放学回家;足球少年奔驰在草坪上;白土岗乡万头奶牛牧场正在成为全产业链乳品加工亿级产业;90后们正成为生态建设大军的新主力,用无人机测绘地貌、用打坑机代替人工造林治沙。一代代干部群众砥砺奋进,把灵武市建设成全国工业百强县第59位。

  眼前这一切和中国大地上亿万人民的现实生活画面,不就是“最可爱的人”用自己的生命“保家卫国”所换来的吗?魏平阿姨说:“我们全家都对灵武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那里是我们的父亲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感动于我们的父辈艰苦创业的地方,一代代人的艰苦奋斗,矗立起如此美丽的城市。感动于有着你们这样满怀理想和热血的年轻人,在父辈创业的地方坚定前行,继承着他们的理想,实现着他们未竟的事业。明年清明我要告诉我父亲,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军人后代,热血难凉,干事创业我很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灵武任职期间,除了提高政治能力,我花精力最多的领域是:互联网+文旅产业发展、宣传思想工作和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推进旅游产业期间,我们将发展体育旅游作为新的增长方向。体育总局领导说:“如果灵武市能发展航空小镇,就有潜力成为国内热气球旅行目的地,今后国人不必都去国外体验热气球了。”经过集体决策,我们用一系列合作项目为产业发展打下基础,而在活动经营和宣传上,我们尽最大努力控制政府投入成本,有的项目第一年就收回了成本。比如:我们以“乘热气球,观大漠星空,学劳模精神”为主题举办了我国首届热气球自由飞行活动。在白芨滩国家沙漠公园上空,30多只动漫热气球飞越一条“绿色长城”,“长城”外是苍茫而无生气的毛乌素沙漠,“长城”内有翡翠湖、金叶绿树的美丽家园,两相对比给人带来了极强的冲击力。在北上广的很多朋友看到这个画面后,他们问我是不是在灵武工作?我说:“你能想到这里曾经是沙漠腹地么?当年‘天上无飞鸟,地上无寸草。黄沙漫天舞,沙丘比房高。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朋友问:“看到了沙漠和绿洲,可是,劳模是谁?”

画面中的“绿色长城”是几代白芨滩人建设出来的,其中离不开治沙英雄王有德的贡献。走进灵武特别是林场,当地干部群众都称他“王劳模”或者“老局长”。我和央视多次策划白芨滩人沙漠变绿洲的故事,经常去林场看“王劳模”。有位中央媒体记者笑着对我说,王劳模真是“宝藏大叔”!我是搞管理工作的,和他交流多了,感觉自己也真是“捡”到了一块“宝”。“王劳模”的组织领导经验、改革创业经历让我获益良多:

  首先,但凡能做出一番大事业,都离不开团结好、使用好人才。“王劳模”能力突出,但他不是靠单打独斗,在他的带领下,林场还涌现出一大批劳模和先进人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如果在沙区生活和工作几年,你会更现实地感到,治沙极其枯燥、寂寞和辛苦。当年,治沙是个缺人手的事业,“王劳模”说,人都留不住,还谈什么治沙。为了能留住人、用好人,他激励干部群众,其总结的经验对组织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者也有启发。

其次,改革要让群众得实惠。只有真心维护群众利益,让职工早日脱贫,才能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年全国大部分林场濒临破产,职工吃苦咸水、住土坯房、没电,孩子上不了学,仅仅鼓励职工发扬吃苦精神治沙,很难成功,也不现实。“王劳模”通过承包制和多种经营让职工先富起来,林场富了,才有资金搞治沙。

第三,改革需要讲科学。对领导干部来讲,不仅要懂林业技术,而且要掌握系统思维和系统治理方法,这属于宏观规划能力。在“王劳模”的带领下,白芨滩林场逐渐摸索出了“五位一体”模式,把生态治理(治沙)和经营效益(治穷)结合起来,简单来讲,就是造防风固沙林+大型骨干林带+引水造田+种苗圃果园+田间空地搞养殖业,从建设一个固沙防沙小环境,到形成更大的沙区经济循环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被推广到全国林场借鉴应用。作为全国治沙代表,“王劳模”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白芨滩三代人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奇迹:防风固沙60多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阻止了毛乌素沙漠向南移动和向西扩张。   

           争做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我在工作中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在中国成就事业,一旦组织上了规模,就不能仅靠业务强,而要更多地依靠创造组织文化、激发组织活力、凝聚人心、善用人才,与时俱进地改革经营管理方法。现在的年轻人长期坐在教室里很容易水土不服,不如让他们来白芨滩看看,如何在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沙漠里建造一座林场。

革命战争年代,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献身的先烈先辈,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最可爱的人。和平年代,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和无数百折不挠的创业者、爱岗敬业的建设者,是我们新长征路上的好同志、好战友,也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建设者和优秀集体成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回望来时路,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先辈。感受着身边年轻干部们干事创业的激情,我想对先辈和先烈们的在天之灵说:年轻一代正继承着你们的事业,努力创建更美好的未来,迎接建党百年的盛世,慰您所愿!

(编辑  宋斌斌)



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网,本刊略作编辑。

* 韩蕃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宁夏银川市科技局局长。



 

我的父亲是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老兵,在纪念抗美援朝 70 周年之际,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致敬!70 年前,你们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当时最先进强大的“联合国”军队,用血肉之躯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用胜利赢得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民族自信心,赢得了70年和平发展。

从日本侵华战争到抗美援朝

父亲出生于1931年农历五月初五,亲历了中国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复兴的过程。

父亲家原是当地的大地主,拥有 800 多亩良田。祖辈们广交文人,吟诗赏画,在当地颇有名望。但是近代中国的衰败也深刻影响着他们,连年战乱,加上他们中有的人染上吸鸦片、玩字画等习性,多少代积累的财富很快就败光了。

父亲出生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东北三省。1937 7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其后中国大地备受日本侵华战争的摧残。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父亲讲述他7岁时“带”着父母跑反(逃难)。当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城里人拼命往城外逃难,躲避飞机轰炸。虽然当时家道已经破败,我爷爷仍然是低生活能力的富家少爷。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我爷爷吓得魂飞魄散,双脚无法迈步,小小年纪的父亲勇敢地拽着他,随着人潮往城外逃命。

17 岁时,高中生的父亲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隶属四野第47军。他参加了解放战争,两条腿走遍中国,身经百战。解放宜昌时,我军打得非常艰苦,打胜后就地休息。第二天早上醒来,父亲发现自己靠着国民党士兵的尸体睡了一夜。

湘西剿匪是父亲参加过的一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时艰苦的战役,最终的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刚进入湘西,北方的战士完全不适应湘西大山的地形和阴冷潮湿的气候,土匪势力强大,部队伤亡很大,仅47军就牺牲了上千名战士。我父亲孤身一人在湘西大山里成功送递重要情报立了功,在火线上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老人一辈子最骄傲的事。

1951 年年初,湘西剿匪取得初步胜利。父亲所在的部队在当地开荒种地,养了很多猪。湘西大山里植被丰厚,猪长得又快又肥,部队的伙食得到大大改善。可惜还没有等他们好好享受一下,一声军令传来,部队就上了闷罐火车开拔前线。七天七夜后到达丹东,随后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的惨烈是人类战争史上少有的,志愿军面对的是美国等十七国“联合国”军队。父亲当时在军部参谋作战教导队工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场上培养军事人才。父亲作为高中生入伍,属于知识分子,军部便让他给美军俘虏当翻译。我问他,你中学学的那点儿英语行吗?他说基本不行,靠现学现用。他们当年在学校学的英语可以用打油诗表达:儿在学校读book,门门功课都good,唯有English不及格。

朝鲜战争极其严酷,美国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虽然父亲在军部工作,但是战场上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敌机狂轰滥炸,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真正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朝鲜战场的条件极其艰苦,冰天雪地,缺衣少食,父亲说他们常常吃不到任何东西,挨饿是常态。1990年我从美国回国探亲,问他要带点儿什么东西,他说带一些美国牛肉罐头给他,因为他们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国牛肉罐头特别好吃。我专门去美国军需店买了牛肉罐头带给他,父亲尝了以后没有说话;我尝了尝,太难吃了,浓浓的防腐剂味。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太苦了!感谢父亲和前辈们,他们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父亲带着一身伤病转业到地方。先在南京工作,1958年调到江苏丹阳县吕城工作,以后在丹阳娶妻、生女。我母亲当年从南京幼儿师范毕业,分配到丹阳实验小学工作。据我外婆说:追求我母亲的人可以坐几桌,她都看不上。母亲的一位学生家长是丹阳县长,介绍我父亲给她,她一眼就看中了,父亲在战场上血与火的淬炼下,有着不凡的气质。一个北方人和一个南方人从此携手,风雨同舟60年。现在他们仍然居住在丹阳,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优良的家风薪火相传

我的父亲一直在基层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挨整,后去干校劳动,他从未抱怨。他常说:与战场上牺牲的战友相比,我们太幸运了!

作为他的后代,我们更幸运。解放军是大熔炉、大学校,父亲学习、成长在战争大学里,在部队养成的优良作风不仅他自己终生受益,还代代相传。

他勇敢、正直的品质在言传身教中影响着我们。他一直教育我们不要怕苦、怕难,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说:在战场上越是勇敢冲锋,越不容易被子弹击中;勇敢冲锋时你是主动的,能随机应变;反之,贪生怕死畏缩在后是被动的,反而容易被子弹击中。在和平年代,是朝着目标主动进取,还是被动抱怨,也是我们面临的人生选择。

他严于律己,精准、高效的工作生活方式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姐妹从小被父亲像战士一样训练,做什么事都要又快又好,比如早上起床,几分钟内要搞定一切。南方的冬天很冷,需要穿很多层衣服——棉毛内衣、毛衣和棉袄、棉裤,我们要迅速穿戴好。我记得他在旁边不断地催促,快,快,快,你们这样的速度,敌人早上来了……年复一年的训练,使我们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在家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离开家后和别人一对比才知道,原来我们学习、生活的效率是战时状态啊,每天生生地比别人多出许多时间!

他不忘初心,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信念是融在他血液里的,也传递给了我们。我们住在县委院子里,县委书记是我家邻居,但是父亲一直教育我们不能依靠父辈,要自力更生。他不会用他的权力为我们开后门,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的小妹妹在20世纪90年代下岗大潮中下岗了,县里管事的领导都是我父亲的部下,找他们给小妹安排个工作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并不难。在我母亲的反复劝说下,父亲答应去试试,但是他围着那位领导的家转了好多圈,最后还是没进去。回家后他郑重宣布:无论大的社会环境如何变化,他都不能做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利的事,这违背他一生坚守的原则。我小妹妹的生活费就从他的工资里出,不给国家添麻烦。

我和大妹妹都曾在美国留学,但我们都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于2003年回国工作。当时中美生活、工作的差距还很大,放弃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还是需要一点儿逆行者的勇气。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和教育,我们最终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决定,举家回国。我女儿说,我们都是“投胎能手”——该吃的苦父辈替我们吃了,该享的福我们都享到了。上世纪80 年代,赴美国留学是美国最兴旺之时;2003年回国后中国发展日新月异,而美国开始进入衰退期。

我的妹夫李稻葵在清华大学当教授,我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我先生在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当教授。我们有幸参与、见证中国天翻地覆的巨变,与祖国共成长,在祖国大地上做研究,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力。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家和国是一体的,是父亲那代人终生守护的信念。父亲离休后享受免费医疗,所有医疗费用100%报销。由于国家投入不够,医院要靠创收维持生存和发展。一次父亲得病去医院就诊,医生开药、检查、住院和治疗,小病大治,都由国家买单。对此他非常愤怒:守护国与家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斗,不惜牺牲的目的所在,现在怎么能这样呢?于是他从此不再去医院,将他这一份医疗费用为国家省下来。

谁也没想到,不再去医院的父亲身体却越来越好!由于战争年代身体透支太多,我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他近1.8 米的个子,体重不到100斤,需吃各类药物。不再去医院,也就不吃任何药了,靠健康的生活方式,靠锻炼,靠自我治疗,父亲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健康。现在他已90高龄,头脑清晰,生活完全自理,每天锻炼身体,做家务,读书看报,关心国内外大事。我觉得,父亲能这样健康长寿,是他保家卫国的福报。

从我父亲的健康经历,尤其从这次举国抗疫的成绩来看,我相信,免费医疗在中国是行得通的!我们的人民如此可爱,讲大义,顾大局;我们的医务人员如此可敬,舍生忘死,用生命护佑生命!这些是我们建设健康中国的有力保证。让我们各方都行动起来吧,让医生和医院不要再背负创收的重任,让他们回归医者本职: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我们可以节约大量由于过度医疗而浪费的费用,这些钱足以让中国人民享受高水平的健康保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70年前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国家安全,结束了国家积贫积弱的百年屈辱。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辈当继承先辈精神,努力奋斗,创新体制机制,守护人民健康、国家安全!

1025日是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日,恰是重阳节。衷心祝愿亲爱的爸爸健康长寿!继续见证蓬勃发展的新中国!

(编辑  宋斌斌)



* 李玲,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主席的讲话振聋发聩,令人振奋。他发出了新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风险和困难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这既是毛泽东式霸气的回放,也是习近平说给历史、说给现实、说给未来。

习主席警告霸权国家: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这句话与毛泽东主席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异曲同工,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霸权主义的威风。

习主席在讲话中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当性和正确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舆论界对抗美援朝战争评价的三大谬误

但是,在舆论界对抗美援朝战争存在着三大谬误,严重干扰着对这场战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一大谬误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认为朝鲜是侵略者,中国抗美援朝是助纣为虐。

第二大谬误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当性,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为朝鲜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不应该,不值得。

第三大谬误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确性,认为这场战争得不偿失,牺牲这么多人,结果战争的结局只是打回到了战争的起始点三八线。

我们有必要以事实为根据,运用马列主义的战争观对这三大谬误进行驳斥,以正视听。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

朝鲜是不是侵略者

评价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够离开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事件的起因,都不应该孤立地、片面地、舍本逐末地判断所谓的是非曲折。

1950625日凌晨的第一枪,并不是朝鲜战争的真正起因。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无视南北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的愿望,拒绝南北人民的合法代表——朝鲜祖国阵线的和平呼吁,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妄图用军事突进解决北朝鲜的人民政权,迫使北朝鲜把自卫战争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才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二战后期,1945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协议》中就朝鲜问题达成了由中、美、英、苏共同托管的谅解。78月间又签订了《波茨坦协定》,再次决定战后朝鲜由中、苏、美、英共同托管,因美军当时尚无力在朝鲜半岛实施登陆作战,所以只划定了苏联和美国海空军的作战分界线。

苏联根据上述协议,出兵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给予日本关东军以最后一击。其进军朝鲜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美国此时忙于对日本本土作战,无暇顾及朝鲜,但为了在朝鲜半岛能够分得战争红利,提出以三八线为界,与苏联分管。

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苏联同意以三八线为界向东延伸,在朝鲜和日本与美国南北分治。虽然,苏联对日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三八线成为朝鲜民族难以愈合的民族裂痕。

然而,一条民族裂痕可以有多种前景和解决方式,朝鲜半岛的三八线缘何引发一场持续数年的战火呢?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扶持南朝鲜先建国。由此,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种下战争祸根。

19473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殖民主义纲领,即杜鲁门主义,宣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某些国家复兴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他的这个纲领是冷战的起源,也是朝鲜战争的祸根。

19482月,美国操纵联合国作出了让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在朝鲜实施单独选举的决议。接着,通过单独选举,于8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824日韩美签订了《美韩临时军事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北朝鲜人民于1948825日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南朝鲜参加投票的选民占选民的77.52%)99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军于12月底撤出朝鲜。

194899日,平壤市民庆祝朝鲜建国。从此,朝鲜半岛形成了两种体制的对抗。由此看来,朝鲜从政体上分裂,美国和李承晚集团是难逃罪责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和平统一的政策,坚决反对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的战争政策。

19496月初到6月底,朝鲜统一民主祖国阵线成立。在南北朝鲜704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通过了朝鲜劳动党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建议和10项和平统一的计划。6月底,美国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自南朝鲜撤军。在此前后,南朝鲜的右翼势力和李承晚集团无视朝鲜祖国阵线的呼吁,积极策划利用军事手段解决国家统一问题。

北朝鲜是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寻求自卫和武力统一。

19491月到9月,李承晚集团的军警在三八线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达432次。611日,李承晚发表声明,扬言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这个计划将实现”(苏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618日给维辛斯基电)1949年底,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上狂妄地说: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将万众一心,恢复失地。南朝鲜军总参谋长明确提出:1950年国防军的任务是用实际行动收复尚未收复的土地,统一国土。和平统一的方法已经不可能,美国、南朝鲜反对;美苏联合委员会、联合国大会解决朝鲜的努力均未成功;由南北方代表组成的祖国阵线也不能保证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在李承晚已经拒绝了祖国阵线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号召的情况下,北朝鲜领导人的观点发生变化,当他们看到不能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时,便产生了用武装进攻南朝鲜政府的方法来统一国家的想法(1949915日苏驻朝大使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410日,金日成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会谈。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

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武力统一计划。但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

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有两份关于金日成特使同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报告。一份是发自平壤的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于1949515日为转述金日成通报的情况给维辛斯基的电报;一份是从北京发出的苏联军事顾问科瓦廖夫受毛泽东嘱托于518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这两份电报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劝朝鲜同志向南朝鲜发动进攻。

打响第一枪就是侵略者吗

从上述对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和对中国出兵决策的历史回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朝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朝鲜民族实现祖国统一的战争,美国扶持的分裂政权和李承晚奉行的北进统一政策埋下了战争的隐患,不能简单地以朝鲜打第一枪来判断战争的性质,更不能武断地跟随西方舆论指责朝鲜是侵略者

国内战争只有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之分,谈不上什么侵略与被侵略。

当年,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曾质问美国代表:我们要问一问美国的代表们,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曾有一次内战,那时林肯总统曾经领导过北方诸州的武装力量进攻到南方诸州去,美国代表们是不是认为这就是北方向南方的侵略,林肯总统是领导这一侵略的最大侵略者?”“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向美国的统治集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朝鲜人怎么会侵略朝鲜人呢?

列宁曾经说过: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取决于是看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当性

中国应该不应该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便令其海空军参战。627日又发表声明,除公开宣布干涉朝鲜内政外,还令其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占领我国领土台湾。

就在杜鲁门发表声明的第二天,6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对美帝国主义提出警告。他说: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抵抗。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毛泽东的声明表明,朝鲜战争是朝鲜民族内部的事务,美国无权干涉。更不能因为朝鲜内战,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

915日,侵朝美军以其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和南朝鲜军一部,在大量飞机、舰炮配合下,实施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战局急剧逆转。928日敌军占领汉城,并继续向三八线推进。面对这一形势,9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庆祝建国一周年会议上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之后,周恩来又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转告美国当局:美国军队正在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美国无视中国人民的警告,于101日先令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随后,美军也越过三八线,疯狂向朝鲜北部进犯,将战火燃烧到我国东北边境鸭绿江边。就在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当天,金日成便正式请求中国政府给予特殊帮助,援助朝鲜人民作战。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问题被提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10月上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参战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另一种意见,积极主张出兵。经过反复慎重考虑,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正式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但在此时,苏联方面表示,其空军尚未做好准备,需两个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鉴于此,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慎重考虑。于是,1012日,令志愿军暂不出动。

1013日,毛主席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即便苏联暂不派空军参战,我们宁肯暂时忍受一些损失,也要出兵参战。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与苏联会谈的周恩来,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随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志愿军于1019日入朝参战。

至此,中国人民和军队开始了两年零九个月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入朝参战是出于国家安全和国际主义

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做出入朝参战的决策是十分慎重的。

当时主张不参战、缓参战,或者参而不战的同志的主要理由是:

中国刚刚建国,百废待兴,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美军挟二战胜利之威,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是当时头号军事强国,我军武器装备与其差距悬殊。另外,出国作战,我军人生地不熟,难以发挥我军依靠根据地,大规模穿插迂回作战的优势,同时我军还缺乏实施现代化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主席认为,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机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这是从宏观的战略格局和国际主义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从更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毛泽东主席认为,朝鲜如果沦陷,唇亡齿寒,美韩军事同盟将直抵我国鸭绿江边,有了一个从陆地进攻我国的战略通道,随时可以找任何借口对我国发动战争。那时,从东北边疆到东南沿海,我国将永无宁日。

从战略布局来看,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半数在东北地区,当时的中国钢铁产量仅及美国的1/144,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东北的辽宁省,沈阳是全国机械制造中心,东北的工业半数又集中在南部,南满电站也位于此地。如果朝鲜沦陷,这些重要工业战略基地均直接处于美国飞机威胁之下,甚至连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在美国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经济政治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

毛泽东说,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另外,如果美军占领了朝鲜,它的气焰将更加嚣张,甚至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我们捣乱,国内的反动势力就会有恃无恐。美国还会进一步插手越南和缅甸等国家的事务。那时,我国将处于内外夹击的被动局面,我国的安全就会失去保障,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安全感,这又怎能安心进行建设呢?而且我们已经对外公开承诺,如果美国军队跨过三八线,我们要管。但美国军队跨过了三八线,我们却视而不见,将失信于国际社会。

为此,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中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将军曾经义正辞严地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利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呢?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呢?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同样的道理,美国没有理由,因为朝鲜内战就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将战火燃烧到中国的东北边界。

有侵略,就有反抗,中国出兵是必须的!

正如毛泽东195110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词时所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侵略。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当时全国人民都明白的道理,不知为什么现在一些人却开始犯糊涂,甚至装糊涂?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托兰曾经说过: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中国作出出兵决策完全是被迫的,是正义之举,是英明决策。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确性

抗美援朝战争是不是得不偿失

这里首先要搞清一个概念,即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不是一场战争。

朝鲜战争是1950625日开战的,是朝鲜民族的内战,美国无权干涉。抗美援朝战争是19501025日开战的,是在美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宝岛台湾,并把战火燃向我国边境的情况下,我军被迫进行的带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反侵略战争,我军不得不打。

如果说,朝鲜战争是打了一个平手,还情有可原,因为朝鲜人民军从三八线打起,最终又打回到了三八线。而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则不然,我们是从鸭绿江打起,一度打到三七线,最后稳定在三八线。有些人认为,战争的结局只是打回到三八线这个战争的起始点,是得不偿失。

中国赢得了尊严,赢得了和平,赢得了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国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没有抗美援朝战争,我国就不可能有条件迅速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

抗美援朝战争起码保了我国七十年无大战事。

抗美援朝战争由于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1954年,中国军队配备了苏联军事装备和仿制品,共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苏联当时援华工业建设项目一共156个,落实了150个,其中144个项目与军工有关。

中国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花费几十亿元人民币就建造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和国防体系,这在世界上创造了成本最低、时间最短的奇迹。也就是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敌人给我们倒逼出了一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大的所得,就是打出了国威军威。我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强敌美帝国主义和多于八国联军一倍的十七国联军。

195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按当时人民币与美元2.5:1的比值计算,仅相当于229.6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是中国的12倍多。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美国为8772万吨,是中国的144倍。

195010月,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达1200架,中国能够勉强作战的飞机只有110余架;美国投入海军舰船近300艘,中国海军尚未形成战斗力。美国投入坦克800余辆,中国的装甲兵 部队正在组建之中,从苏联订货的10个团400辆坦克刚刚到货;美国陆军平均4个人装备1辆汽车,中国陆军平均500人才有1辆汽车;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强度,要超过中国一个军。

据当时中方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三个师)装备各种火炮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只有同类火炮36门;美军在战时共投射弹药330万吨,中国消耗弹药仅25万吨。

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朝军队却创造了历史奇迹,在3年零1个月的作战中,共毙伤俘敌109.3万多人,其中毙伤俘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2万多架,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物资,战争开支达830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消耗。

第一次为中国人抹去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一事实,当时并没有被所有的人真正认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也教育了那些恐美病患者,新中国的威望空前提高,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被称为东方巨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前美国总统胡佛曾经哀叹:神话已经破灭,原来我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曾经留下了一段经典之句:“19525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17个国家,在韩国抵抗共产党侵略。15个月以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这项协定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有同感。

彭德怀元帅则自豪地说,过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派2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中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充满激情地说:一百年来第一次为我们中国人抹去那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当年志愿军在三八线、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

在长津湖战役中受中国人民志愿军沉重打击的美陆战一师作战处长鲍泽上校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打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说,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大的历史功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观——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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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少将,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毋庸置疑,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立国之战,无论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是中华文明进程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场带有国际性的正义战胜邪恶、主权战胜霸权、民族独立战胜干涉主义的大规模现代化局部战争,对亚太战略格局和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战争硝烟已远去,战争影响仍在持续,回顾和思考这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对认清并应对当今世界形势和我国周边局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国威

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和国威,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是长期战争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各方面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请求中国出动军队进行支援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与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美军作战,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凛然。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艰难取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劣势装备进行殊死搏斗,他们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仆后继。无数勇士身负重伤后从血泊中爬起来冲向敌人,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口,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仍然坚守阵地,顽强地同敌人血战到底。在反击敌人的“空中绞杀”中,他们冒着密集的轰炸和严密的封锁,建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在“空中拼刺刀”的勇猛战斗中,他们搏击长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不愧为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卫士,无愧于“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国际威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屈辱,使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美国人沃尔特·赫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一书中这样评述:“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看来会成为远东与西太平洋地区共产党的领袖。”可以说,是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坚强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各族人民坚信,跟着党走就有希望,听党指挥就能胜利。

“没有任何部队能击退中国人”

这一仗击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结束了西方殖民者依靠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帝国主义气焰十分嚣张。它根本不把中国和朝鲜放在眼里,对于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认为中国出兵援朝“不足为患”,断言其侵朝战争“是赢定了”,并且“能够在圣诞节结束战争”。美国军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还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采取陆海空军协同的联合作战、特种混合支队的作战、绞杀战、细菌战等,花样繁多,战况惨烈。但结果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消灭了109万余“联合国军”,美军损失830亿美元和7300万吨物资,而且从鸭绿江边被赶回到三八线以南,遭遇空前的惨重失败。

这场战争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胜利班师的战争。这一仗,美军碰得头破血流,遭遇惨重失败,美国朝野上下无不为之震动。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地说:“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美国任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后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在谈到侵朝战争时说:“神话已经破灭,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

朝鲜战争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世界发出雄壮的声音:“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在195391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价抗美援朝,在讲到抗美援朝意义时,他特别指出取得了军事经验。他说:“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这对中国有“恐美病”的人是极大的教育,对亚洲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极大的鼓舞。这是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反侵略作战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宣传,大讲特讲。

铸就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这一仗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之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即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才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据统计,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英雄有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烈士有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烈士有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式烈士有6名。他们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的中华民族魂。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尊严,十几万英雄儿女长眠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如此巨大的牺牲、如此重大的胜利,得益于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团结对敌,汇聚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抗美援朝精神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战到底的气概,彰显了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精神。

没有这场立国之战,就没有新中国建立以来数十年的和平环境和强势崛起。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华民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凝聚成的抗美援朝精神并没有随着战争的胜利和志愿军的凯旋归国而结束,它像中国革命的其他精神一样深深地镌刻在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不仅在对外战争中,而且在国内实践中影响、渗透、凝聚和创造出许多新的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

这一仗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锻造了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长城。

这场战争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和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最为典型的一场战争。我军先后参战的部队有步兵27个军又1个师,其中直接参加过第一线作战的为25个军又1个师;地面炮兵10个师又18个团;高射炮兵5个师又10余个团和60个独立营;装甲兵坦克3个师;空军歼击机航空兵10个师又1个团,轰炸机航空兵3个大队……先后经受锻炼的志愿军部队多达290万人。19539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讲话中称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对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训练和保卫国防作战及援外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研究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面对装备高度现代化的“联合国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统帅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指导路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毛泽东强调,志愿军作战,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扬我之长、补我之短,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对付强敌的进攻,充分利用出兵的突然性,发挥我之夜战、近战和运动战的擅长,并配以部分的游击战和阵地战,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当战争转入相持局面时,我适时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指导方针,创造了许多有效战法,如坑道作战和不远离阵地的进攻战、阵前潜伏作战,以及“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原则,积小胜为大胜,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适时组织部队轮番作战,以休整部队,充分发挥我军兵力雄厚的优势,等等。

志愿军将士坚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迅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技术水平,催生了我军由单一兵种作战过渡到现代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创造了依靠劣势装备打赢现代战争的一系列新经验、新战术、新战法。同时,还在战争中培养出一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促进了我国军事思想和军事科学技术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使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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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裕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


 

我是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1982年毕业留校当了两年教师。1984年,我离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教师岗位,调入刚刚组建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走近薛老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在中南海北院工字楼办公。“工字楼”的名称是由于这座二层楼的形状像一个工字而来。我刚进经济研究中心时分在财经组,不久就被调去给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做秘书。

院内的办公用房很紧张,薛暮桥和陶鲁笳共用一个两室一厅,这两位老资格的部长在一左一右对称的房间里办公,中间是我们两个秘书。

薛老和他爱人罗琼阿姨曾经在红霞公寓家中接见过我一次,薛老和我很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算是面试吧。当时的印象中,薛老走路很快,笑眯眯的,是一位十分慈祥的长者。记得我进门时,是薛老的女婿李钧开的门。李钧的父亲李人俊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在华东局时和我父亲李人凤都是华东财委会委员(同时任某部部长),由于名字只差最后一个字,列名单时总是排在一起,说起来,这都是缘分啊!

我虽然大学毕业当了两年老师,就来到薛老身边,但当时已经32岁了,这是由于“文革”整整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上学时间。按照正常的学习年限推算,我应当22岁大学毕业。但刚刚毕业就能到薛老身边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薛暮桥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早在1927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命;他也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曾经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我能跟随他投身于崭新的事业,这真是机缘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这个机构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成立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从事经济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实施。薛老是中心的创始人,任中心总干事,主持工作。当时的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是制定经济改革方案的牵头部门,两个部门合署办公,一个党委。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后,薛老从各机构抽调了一批长期在国家各经济部门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和知名经济专家担任各级负责人。除薛老和马洪外,还有吴俊扬、周太和、徐雪寒、季崇威,以及随后调入的吴敬琏、佐牧、吴凯泰、任涛等,还有田源、孟宪刚等研究能力较强的年轻学者。经济研究中心针对当时中国经济上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和方案。

徐雪寒参加我们财经组的工作。徐老说话浙江口音特别重,我们几个年轻人听起来很吃力。有一次,他讲一个听起来像是什么“黑内党”的情况,这个词说了好几遍,我以为涉及哪里的地方黑势力,听得一头雾水,最后我才恍然大悟,徐老说的原来是“海南岛”的有关情况。

19856月,为了加强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咨询研究工作,中央决定将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并后的中心在对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带有全面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研究。薛老为名誉总干事。

我在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主要领导先后还有马洪、孙尚清、刘中一、王梦奎、陈清泰等,他们都是资深的经济专家。刘中一主任是农业问题专家,曾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书法有很深造诣。王梦奎主任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著作颇丰,文字功底十分了得,是国务院出名的大笔杆,常年参与起草中央文件。清泰主任曾任二汽厂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对企业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有深入研究。

在薛老身边工作,是我的幸运,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使我终身受益。薛老的前任秘书贲纯是个很厚道的人,他认真细致地教我带我,使我尽快熟悉工作。交接工作中,薛老的文件和文稿是重中之重,老贲极为耐心地和我把所有文件资料都整理了一遍,花费了很长时间。老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文稿很重要,这个也很重要。的确,文件柜中的所有资料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很高价值的文字,我感到当秘书的第一件事就是管理好这些珍贵的档案。

薛老对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巨大,已经载入史册。薛老一生著作等身,重要的是他运用经济理论解决了很多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择其重大的说,上世纪40年代,他运用货币理论取得了山东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并对全国范围的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重要影响;50年代,他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60年代,他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对物价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70年代末,他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鼓励长途贩运,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在长期的经济研究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薛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和政策主张,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跟随薛老工作的过程,就是当学生的过程,学知识、学做人。薛老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我经常陪老人家深入工厂、农村、集贸市场进行调研,以调研成果为依据不断完善理论研究,最后再动手写文章。薛老带着一批经济理论工作者不间断地探讨问题,完善和深化经济学理论,老人家很少采用老师授课的方式和口吻,他总是和我们一边讲一边讨论,让大家充分地各抒己见,并常常鼓励和引导大家开阔视野,不断深化思路。薛老研究问题从不随意迎合所谓潮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为探索真理敢于冲破禁区,提出不同意见。

薛老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我亲耳听多位老领导说过,他们最早读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书是薛老写的。曾跟随和帮助薛老工作的杨波、苏星、吴敬琏、余学本、何建章、吴凯泰、李剑阁等,后来都成为知名经济专家。薛老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

早期的改革开放研究工作

研究制定改革开放实施方案

我跟随薛老经历了制定早期改革开放方案的部分过程。当时,改革开放正处于全面制定实施方案的阶段,中央对于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改革路径是什么?如何推进?仍然充满了未知数,要探索,要按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大思路,摸着石头过河。

经济研究中心作为研究和推进改革的牵头部门,承担着很重的责任。记得当时薛老时常组织一些务虚会,就是请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尽可能深入地探讨有关经济问题,为搭建改革方案的框架提供思路。改革方案是全方位的,因此经常召集各有关部委开会研究改革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那时的工作节奏很紧张,安排也很紧凑,工作效率很高。通常由经济研究中心办公室通知国务院各部委部长们来开会,有时也会由我以薛老名义打电话请部长们来参加会。那时请部长们来开会,都是召之即来,如果来的是副部长,一定会一再解释部长未到会的原因。与会者对经济研究中心召集的会议十分重视,其原因就是经济中心的会议议题很实、很重要,都是国务院正在抓的改革关键问题,往往上午开的会,下午国务院就发出有关实施文件。我常常上午刚开完会,中午顾不上吃饭,抓紧整理上午的会议记要,送薛老和有关领导签署后,有时由我直接送到总理办公室。我们办公的工字楼离总理办公室步行只需两三分钟。价格、国企、外贸、金融货币改革以及通胀等问题,都是国家推动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经济中心反复研究的问题。薛老和中心的各位负责人、专家与国务院领导沟通相当频繁,当面争论的情形亦时有发生,领导之间讨论问题的氛围还是比较宽松的。

在中南海工作有一个与外界不大相同的氛围,总书记、总理、副总理、部长以及司局长之间都称同志,不称呼官职。一名普通干部见了副总理也称呼某某同志。出了中南海之后,又恢复叫刘部长、张主任了。午饭后在海里散步,常碰到一些大领导,我们一行人无论是部长还是处长,打招呼一概很自然地以同志相称。

三次研讨会

19827月,以布鲁斯教授为首的7人经济体制考察团来我国做学术交流,这次考察是由世界银行组织的,由中国价格学会负责接待。改革初期,世界银行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关注,时常与中国经济界联系和沟通,林重庚是世界银行驻中国的代表,与担任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薛老时有往来。

考察团在莫干山开了一次研讨会,薛老、刘卓甫、廖季立等经济学家参加了座谈。这可能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外学者第一次共同研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人们时常提起的“莫干山会议”是19849月召开的研讨会,而这次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似乎鲜为人知。但实际上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国际交流。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有两次“莫干山”会议。

改革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很重视听取经济工作者年轻人的意见。1984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是一批参与初期改革的中青年学者发起的经济学术研讨会,主要组织者有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和张钢等,许多后来知名的经济学者当时都参加了会议。孔丹作为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上山了解情况。几天的会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价格双轨制等研究成果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张劲夫是早期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对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也格外关心和爱护。他曾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和中央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工作上和我父亲有交集,曾是同事。劲夫同志的夫人胡晓风阿姨曾和我父亲在同一个部委工作。

19854月份,几个中央部门和主要媒体共同举办了“中国中青年经济改革学术讨论会”,就经济改革的宏观调控、财政金融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薛老为获奖优秀论文选《腾飞的构想》题写了“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的题字。《腾飞的构想》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中青年经济论文集,一批早期参与改革开放理论研究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获得了优秀论文奖,我在跟随薛老过程中写过数篇经济论文,有幸榜上有名。

这一时期经济理论研究的学术氛围还是很浓厚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和具有丰富经验的老领导,经常和年轻人一起长时间地深入分析改革中的难点,特别是当时的通胀问题,无形中带出了一批人才。薛老提到的“后继有人”事关我国改革的未来。

19859月初,一批重量级的中外学者在长江乘坐的“巴山”号游轮上,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后被称为“巴山轮会议”。来自国外的学者主要有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阿来克·凯恩克劳斯、布鲁斯、诺什·科尔奈、埃明格尔、巴伊特、林重庚、小林实等;我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薛暮桥、马洪、安志文、童大林、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周叔莲等到会,当时稍年轻的学者项怀诚、洪虎、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也参加了会议,作为薛老的秘书我也有幸登上了巴山轮。会议对中国改革目标、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1984年经济过热、物价大幅上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历时6天的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改革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记得每天晚上游轮都有小型的舞会,年近70岁的托宾和夫人一起跳一种步幅比较慢的舞,两位长者动作很协调,使人体会到一句名言:任何年龄都会有自己的风采。托宾说:我们跳了很多年了,就靠跳舞来锻炼身体,因为喜欢跳,所以能坚持下来。曾任日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小林实是薛老的老朋友,瘦高的身材,很文雅,对薛老极为尊重,对薛老的经济观点,特别是价格主张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两个茶话会

我任薛老秘书期间,有幸参加了薛老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50年和60年两个茶话会(座谈会),50年茶话会是198410月召开的,薛老80岁,薄一波、习仲勋、姚依林、张劲夫、邓力群等领导人和若干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60年座谈会是199410月召开的,当时薛老已90岁。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很精彩的即席发言。参会的还有胡绳、陈锦华、马洪、孙尚清等许多专家学者。

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薛老参加过中央和国务院以及许多部委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薛老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过若干重要建议,许多意见被采纳,对改革开放的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陪薛老在大江南北进行了若干深入的调查研究,无锡的集体经济调研和义乌的个体经济调研,颇具特色,调研报告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我还曾陪伴薛老在各部委、总参、各省市以及大学作经济形势和物价问题报告。

我曾陪薛老会见过胡耀邦、薄一波、曾庆红、荣毅仁、陈翰笙、陆定一、费孝通、钱学森等,谈到若干经济问题和往事。我曾带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制组,陪薛老和罗阿姨专程到无锡实地拍摄了专题片《心路历程》,19922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薛老是领导、是老师、是一位可敬的长者,跟随薛老工作的收获来自他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薛老一生默默耕耘,为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了解薛老的人,无不对这位非凡的老人充满敬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纪念薛老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经济学大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等被经济思想史学家称作“入世的哲人”(Worldly Philosopher),以彰显他们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正是这样一位“入世的哲人”,他为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立下不朽的功勋。有幸在哲人麾下,是我一生的荣耀。

薛老1982年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此诗加下阙共八句,薛老用毛笔书赠于我,我装裱起来一直挂在家中。诗句贴切地表达出薛老超俗务实的心境,使我备受启迪。

198410月,我陪薛老参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休息时,钱学森到薛老房间聊天,说到经济模型如何运用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我随手将他们的谈话记在一张报纸的边缘处,后来整理出来发表在《瞭望》周刊上,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位“巨匠”的一次重要对话,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2005722日,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一代经济学宗师薛暮桥安详、平静地走完了他的101年人生旅途。不久罗阿姨也驾鹤西去。两位老人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给予我们延续生命的信心和力量。二老于20066月合墓于家乡无锡,正是“哲人难舍江南翠,二老相依月桂丛”。汉晋后始有月宫桂花树的传说,亦称“月桂”,二老墓前有七八棵桂花树,此处用“月桂”喻二老相聚仙境之意。我曾和薛老家人到无锡墓地祭拜二老,十月扫墓,适逢桂花香。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时常提醒自己,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求真务实地走好人生之路,不辜负薛老的希望。

薛暮桥和他负责创立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伴随着一个新的时代一路走来,应当说对于开启改革的航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经济研究中心、体改办和有关部委以及各省市涌现出来的一批经济专家学者,是参与改革理论研究、推进改革进程的重要先行者。

(编辑  季节)



* 李克穆,原中国保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本文根据回忆文章摘编。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无数学习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成就了党的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增强八种本领,提升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其中第一位就是增强学习本领,这是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大学习,进而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的战略部署。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多年从事对毛泽东的研究,并撰写多部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著作,在7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他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进行演讲,讲述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以及他如何将书本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在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上。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99岁生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到底有什么样的学习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一句话,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软实力。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是领导力的表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就是读书学习的典范。”陈晋表示,读书学习对毛泽东来讲,不是一种简单依靠兴趣来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他阅读的动力来自生命和精神深处的需求,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

陈晋讲述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虽然每个时代的阅读半径无法完全重合,但那些经典的书籍是不会过时的,而读书的理念、方法是相通的,读书的精神是永恒的。

“广博且偏深”的阅读常态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阅读已成为他的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党史博采》刊发的《毛泽东的读书之道》一文写道,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陈晋介绍了毛泽东读书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读书广博且偏深。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中,两米多宽的床上一半睡人一半放书,甚至卧室的餐桌上也放着书。这就是他的生命中基本的生活常态。毛泽东去世后,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整理他留在菊香书屋和晚年故居中的那些书,最终整理出来九万七千多册,而且这些书还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工作需要和兴趣逐步积累起来的,他青少年时期读的书基本上都没有保存下来。

陈晋认为,一个人的阅读半径有多大,他的精神空间就有多大,学习能力就有多大。毛泽东的阅读半径非常大,主要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等,不仅阅读报纸杂志,也读大量图书。但是,读书广博并不代表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集中在哲学、马列经典和文史三大类。

以哲学为例,毛泽东不仅熟读中国古代哲学,也博览西方哲学著作。1975年,毛泽东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谈到,他受到四个德国人的影响,分别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克尔。在谈到海克尔的思想观点时,当时联邦德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读过他的书。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读过海克尔的书,到5060年代,他又让人重新翻译了这本书,书名叫《宇宙之谜》。2014年,施密特出版了《伟人与大国》一书,书中写道,我们不得不用十分钟时间听毛泽东讲解了德国哲学史上海克尔的那点糟糕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

陈晋特别提到,有人以为毛泽东只注重读中国古代的书,而不注重读西方的书,这是一个误解。“除了马列经典,近代以来包括伏尔泰、卢梭和达尔文的著作,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毛泽东都曾花时间集中阅读。毛泽东对西方哲学的熟悉程度,在他那个年龄段和那个时代都是比较罕见的。”

除了广博,毛泽东读书还“很偏很深”,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他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籍,并注意其中的一些观点,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书中提到长江发源地到底是岷江还是金沙江的时候,他格外注意作者的观点。在读《红楼梦》时,他注意到书中提及贾母爱吃一种用胭脂米熬制的粥。后来读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此书在一处注释里详细介绍了胭脂米的产地、颜色及形状等。“这个注是用六号字排列的,字很小,毛泽东在这个注上画了很多道道,旁边还画了三角,说明他很重视这段考证。凭他的眼力,实际上是看不清楚六号字排的书,显然是用放大镜来看的。”陈晋解释道。

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经常在会议上引用两句话,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就是,吃药能够医治那些不会死去的病,如果一个人病入膏肓或得了绝症,他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他引用这两句话的目的喻指做人的思想工作,只能对中间派和动摇派有用,他们不那么顽固,你给他讲清利弊,他可能转换认识,接受你的观点;对那些花岗岩脑袋和铁了心与你观点不一样的人,你怎么去做思想工作都很难。这两句话出自《何典》一书,是晚清乾隆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上海人写的一本滑稽小说。今天很多读者都读过此书,很偏僻。

毛泽东阅读偏深还有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19367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斯诺问道,外国人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独立自主的政党,你的政策都是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那里来的。毛泽东回答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就可以从地球到月球去旅行了。什么意思呢?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在一部科幻作品中想象着从地球到月球修一条铁路,来回旅游居住。而毛泽东正是利用这部科幻作品来回答那些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荒诞稀奇古怪的疑问。

“活到老,读到老”

“活到老,读到老”,是毛泽东读书状态的另一大鲜明特点。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把很多领导干部送到延安各学校学习,针对很多领导干部想到前线而不愿在后方读书学习的情况,毛泽东说,你们要学习,我这么大年龄了还要学习,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我一定要学习九年的三百六十五天。

毛泽东晚年读的最后一部书是《容斋随笔》。1976826日,当时的毛泽东已病重卧床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要来一本《容斋随笔》。半个多月后的9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去世,但当天的护理记录显示:98日,他看书看文件共计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五十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可以试想,他当天晚上1210分去世前,还看书看文件,他当时是在什么状况下阅读的?因为经常昏迷,而且全身插满了管子,他就让别人把书托着,工作人员根据他眼睛的移动来翻页。曾经有一次,毛泽东醒来后要求读书,工作人员习惯性地把上一次读过的书拿过来,他却伸出手来在床帮上拍了三下,后来另一个工作人员拿来一本关于日本政治家三木武夫的书,结果他果然是要读这本书。三木武夫是日本自民党的总裁,1974年任首相,当时正争取在1976年底的选举中连任。为了了解三木武夫的政治观点和外交观点,我们就把他的一些讲话文章于1976年汇集成一本书——《三木武夫及其政见》。1976年底,三木武夫在连任选举中失败。

陈晋说,毛泽东在病重期间,他的精神和思维仍然在活动、在思考,这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毛泽东的阅读不仅是活到老读到老,而且是读到死。”

不当书虫,读书要有方法

除了爱读书、勤读书,毛泽东对读书方法也颇有心得。在他看来,读书不能当书虫,要有方法,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知识的渴望,这样才能做到真学、真读、真思考。

经典的书反复读

经典的书要反复读,这是毛泽东阅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红楼梦》等,他都是反复阅读。

“一本好书,在不同的时间阅读,你的发现不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中阅读,你的感受不一样;在不同的年龄段阅读,你的体会不一样;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阅读,你得到的启发也不一样。”陈晋指出,因为经典的和重要的书蕴藏着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一次就发掘完了,真正的好书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时,一个最直接的启发就是在中国搞革命,一定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他从中读出“阶级斗争”四个字。后来,他不断地读、反复地读这本书。193912月,刘英、曾志到他的窑洞谈事情,发现桌子上放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忍不住问:“主席,这书我们从年轻刚入门的时候就读,到现在你还看?”毛泽东答道:“这本书我读了不下一百遍,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已经不能满足,于是在1956年专门找来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研读。

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对于《红楼梦》《资本论》等经典书籍,毛泽东亦是如此,坚持在反复阅读中不断积累和学习。

在毛泽东的笔下,第一次出现《红楼梦》是1913年,在他20岁那年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学习的讲课目录中。1954年,有一次在杭州爬山的过程中,毛泽东问随行的医生有没有读过《红楼梦》、读后有什么启发?随行医生回答,他读《红楼梦》的印象是贾府上上下下都特别讲卫生。毛泽东说,《红楼梦》要多读,起码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事实上,毛泽东去世后我们发现,他收藏的《红楼梦》版本大概有二十种。

为什么毛泽东强调《红楼梦》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背后的逻辑在于,他是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读的,并且通过阅读有了很多新发现。他曾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反映了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家族关系甚至宗教关系、财产分配和土地流转等各个方面,只有读懂了读透了,才能知道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

不同的版本对照读

在读书中,毛泽东还习惯于将同一题材的不同版本进行对照阅读。换言之,相同的题材内容,他习惯于把不同的甚至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这是一种学习方法。同样一种观点,同样一个传记,同样一个事件,我们不能够只读一个人写的,还要读不同人写的,要通过对照发现背后的逻辑和真相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这就类似一种研究性的阅读。

1957年,毛泽东读《楚辞》时共对比了十几种版本的注释;读拿破仑的传记,他分别搜集了来自英国、法国和前苏联的三种版本。70年代初期,他为什么喜欢读拿破仑?他研究拿破仑的战略,研究拿破仑怎么失败的,最后得出拿破仑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树敌太多。当时法语国家的外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经常谈起拿破仑,而且谈得很细、很透,包括拿破仑是怎么死的,他的成名之战是哪一役,当时的法国驻中国大使都很认同毛泽东的观点。

阅读各种版本甚至观点不一样的书籍,毛泽东其实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1957年,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说,要读读蒋介石的书甚至那些反面的东西,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就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的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照着讲,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陈晋认为,这种研究式阅读的独特价值在于,你不同意的观点要去了解,不同意的事件要去了解,只有充分了解与自身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有了对立面,才能真正把握现象背后的真相和逻辑,对事物的认知方可更牢靠、更坚固。因此,毛泽东经常讲,如果你不懂唯心论,那么你的唯物论思想就是不牢靠的。

注重讨论式阅读

自年轻时起,讨论式阅读便是毛泽东格外重视的读书方法。一般来说,读书包括动眼动手动口——动眼睛看、动手写笔记、动口念,而讨论式阅读还要动耳朵,注重讨论式阅读,就是组织讨论小组,互相讨论。

年轻的时候,毛泽东就习惯于组织讨论小组;在延安时,毛泽东也经常组织读书小组,共同学习哲学和军事学,交流读书心得。例如,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时,每到周末晚上,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类是八路军的将领,另一类是延安的文化人)都聚集到他的窑洞中,围绕书中的某一章节展开热烈讨论,最后毛泽东进行总结发言。

195912月到19602月,毛泽东又组织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包括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这些党内理论家,讨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而且号召全党阅读。参加读书小组的邓力群将毛泽东讨论这本书的谈话整理成笔记,中央文献研究室从这些笔记中选了4万多字收入《毛泽东文集》。

在毛泽东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他的很多观点闪烁着非常活跃的思想火花,其中有些观点非常深刻,比如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起码要有100年。这些观点与我们今天的提法非常相似,这就是讨论式阅读带来的启发。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有100年的时间才能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架构。

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

在毛泽东的阅读生涯中,“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他一直坚持结合实践和现实需要来读书,绝非为读书而读书,更不是读死书、死读书。毛泽东之所以善于读书,是因为他的阅读形成了这样的逻辑链条——终身阅读,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在陈晋看来,终身阅读的人不少,读有所得的人也不少,但是把读书所得用到实践中去的人比较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读书所得知识的人就更少了。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土壤学》,在1958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特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当时的领导干部学习,让他们关注书中讲到的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后来,结合中国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毛泽东逐渐归纳出我们在60年代、70年代耳熟能详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即土壤改良土质要好,要施肥,合理灌溉,优选粮种,还要合理密植等等,这是当时的条件下有利于提高农业产量的八个途径。1963年,毛泽东读了我国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气象学论文之后,感觉自己的“农业八字宪法”好像还有不足,于是邀请钱学森、李四光和竺可桢一起聊天。聊天过程中,他对竺可桢说,受到你的启发,我的“农业八字宪法”还要加上两个字——光和气,光就是光合作用,农业增产要靠太阳;气就是气候,在什么气候条件下种什么农作物,是有规律的。毛泽东通过阅读不断思考规律和总结经验,真正做到了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如何在阅读过程中做到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毛泽东认为要当“两员”,即联络员和评论员,要用联系的方法看待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同时要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学以致用。

顾名思义,当联络员就是学会用联系的方式看待书中的人物、事件,比较相互对立的两个层面的关系。比如《史记》,你读刘邦的高祖本纪的时候,一定要读读项羽本纪。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的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评论要站得高看得远,不囿于自己的历史结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见解,这样才能拓展视野,在实践中学以致用。

波澜壮阔的阅读人生

回顾毛泽东一生的阅读历程,亦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阅读史。“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而读书可以获取未知的知识,毛泽东将读书作为实现精神成长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以一生尽量填充未知的空间。”陈晋指出,在一场场与作者的心灵对话和思想交流中,除了思想境界的提升,还实现了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

读书要为天下奇

青年时代,毛泽东的阅读目的完成了从修学储能到寻找真理的转变。最初,毛泽东说他的读书目的是修学储能;1917年,他说自己的学习目的是寻找大本大源;1918年以后,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前后,他的读书目的又变成了寻找主义。

在陈晋看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读书目的是不断深化的。青年时代,学好知识,学好本领,毕业后干出更好的事业,这对于每个青年来说都是一样的。第二阶段,他要寻找大本大源和终极真理,大本大源就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真理,朱熹认为世界是有本源的,做人也是有本源的。五四运动后,他要寻找主义,就是人们认识社会的理论工具和信仰工具。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个外号叫毛奇,对此来历一个说法是青年毛泽东特别崇拜一个德国军事家毛奇,另一个说法是毛泽东经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

陈晋归纳,毛泽东年轻时读的奇书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这个时期比较偏好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作等;第二类是近代以来睁眼看世界、介绍西方的著作,有助于跳出中国传统思维看世界、看中国;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中国内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的一些书;第四类是马克思主义著作。

陈晋特别提到,毛泽东读过德国康德学派的哲学家鲍尔森的《人类学原理》,这本书是蔡元培翻译的,共有11万字,毛泽东在书上写的批语和批注就超过1.2万字,其中就提到了精神上之利己主义这个唯心主义观点。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将这种观点进行深化和升华,他把信仰理想可以深化出的道德理想、人格进行凝练,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下了三篇经典之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大革命时期实践家的阅读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阅读也进入了新的状态,即宣传家和实践家的阅读。

1933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毛泽东专门到漳州的一个中学图书馆,挑选了很多书运回中央根据地,其中两本书非常有启发。他读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之后,把它推荐给彭德怀。此后,他又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推荐给彭德怀,并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意是:看了之前那本书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这本书才会知道左和右同样有危害性。1948年,毛泽东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提醒大家必须消灭实际工作中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在陈晋看来,这就是实践家的阅读,读后就可以用于实践当中。

延安时期的两大跨越

阅读是理论创造的重要途径,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阅读的一个高峰。20年没写日记的毛泽东从1938年又开始写读书日记,从保存下来的7页纸的读书日记看,19382月,他读了850多页涵盖社会学、军事、逻辑学等领域的书籍。

陈晋表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科学理论,光会打仗不行,还要有理论创新。“正是通过延安时期窑洞里的阅读,毛泽东成为了领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的两大跨越。”

在延安时期,通过大量阅读哲学方面的书籍,毛泽东写了很多总结中国革命理论和经验的著作,例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和哲学上的《矛盾论》、《实践论》,经济上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进而成为全党的理论权威,这与他的广泛阅读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有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这使得他的思想理论逐渐成熟起来,并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三级标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阅读和运用变得更加丰富。有一次外出,他带走了很多书,从书单看,直接写出书名的书籍有19种马列著作、10多种中国近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以及17种中国古代文史著作,没写出书名、只写出作者名字的包括王夫之、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里叶等,以及从古典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此外还带走了十几种有关老子的书籍。

到了晚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转变为文史方面的书籍,这与当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他晚年的思想和心境有关。

致敬经典  精神永恒(二级标题)

陈晋认为,毛泽东那个时代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如今我们很难一一追寻,也没必要按图索骥,但我们要体会他读书、编书、鉴书、讲书的一些特点、理念和方法,弘扬他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

陈晋建议,无论哪个时代的青年,除了阅读那个时代和实践所需要的书籍之外,一定免不了回过头来阅读一些经典,包括经典的文学作品和政治书籍等等,不知道巴尔扎克,不知道莎士比亚,不了解肖洛霍夫,不知道苏联文学,你怎么能有文学素养、文学情怀,因为经典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阅读半径,不可能完全重合,但是经典告诉我们为什么是经典,而我们应该向几千年中外历史上的那些经典致敬!”

(编辑  宋斌斌)



¨ 本文根据陈晋在第65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讲座上的讲演编辑整理。

 

怎么看待“欧阳修问题”

 

欧阳修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但也有深刻的片面

欧阳修是谏官出身,他的任务当然就是批评,但是他的批评却有两个弱点,第一,在真实的历史中,他所谓的三代之制并不存在,那不过是他为了批判现实而幻想出的理想世界;第二,欧阳修做了一辈子太平官,然而像他这样的太平官并不明白,所谓老百姓的生活,绝不仅是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这种日常生活。他尤其不明白的是:老百姓的生活里,除了过太平日子之外,还有饥馑、灾荒、战争、瘟疫和逃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灾难频仍的国家来说,如何有效应对危机时刻,特别是面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关乎百姓安危、生死存亡。此急事不容缓办,如果不能面对危机而建立制度,倘若这个制度不是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如果不能处理急务,不能面对生死存亡,那么一切理想方案都是画饼,一切政策不免宽严皆误。

知易行难,这句话是说:改造世界解释世界难,办一件具体事比坐而论道的批判难。而看不懂、且看不起簿书、狱讼、兵食这些急务,更将商鞅以来一切改革家视为酷吏”——这恰恰就是欧阳修这种士大夫出身的太平官的极大缺点。

毛泽东主席是洞察中国历史的欧阳修问题的,但是,谈到唐宋以降乃至中国历史的大事因缘,老人家比较推崇的,并不是欧阳修的《礼乐志》,而是柳宗元的《封建论》这样的文章,为什么?

倘若往简单里说,毛泽东深知、并且时刻痛感着:办事很难,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办点事、成点事,这尤其难。

实际上,从唐立国以来,围绕着施政之重心,究竟应放在制礼作乐还是刑名责罚,究竟是恢复封建还是实行郡县,进行过一系列长期、激烈的争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在唐代长期争论中产生的文献,也是一个具有结论性的、划时代的文献。

《封建论》开篇指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是大势。而这种历史大势,不能、也不会因为我们头脑里幻想的理想世界而回头,靠三代之制,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这恰说明这些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急务,而只有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才能考虑过日子的问题。乱世用重典,这也是不得不然,说白了——不施霹雳手,难开菩提门。连急务都解决不了,老百姓也就过不了什么好日子。

好的制度要能解决现实问题

实际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要面对、克服的急迫问题。制度不是抽象的,只有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我们研究历史,必须从这种历史大势出发,而不是从头脑里的黄金世界出发,即不能开历史倒车

柳宗元与欧阳修,对历代治理之得失,对于中国制度的发展,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思考,但是,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对后世影响极大。

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当然与柳宗元和欧阳修不同。民治不等于封建,更不等于无政府。实现建立在人民团结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三代以降的退步,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和儒家关于三代之制的想象是错误的,确属开历史倒车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陷入胡适那种资产阶级学术政客的诡辩,他曾经说过,一个坏政府也比无政府好。因为我们看一个政府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它是不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看一种治理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真正能够发挥老百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这一点,仅靠刑名责罚则是做不到的。

如果一种治理,完全脱离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竟完全变成了以各种条条框框去治民,那么,这就是把治理制度完全对立起来了,而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那穿越的质疑,又总是发人深省的。

我年轻时喜欢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该书有许多了不起的创见。这本书是钱先生应国民党军政治部的邀约而写,不免要从历史角度,对国民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加以反省、总结。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样,其深刻之处就在于有感而发。但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或许可以这样说,该书的出发点,便是钱先生所谓的人事制度之间的矛盾,而非制度治理之间的关系。钱先生所论人事者,其实不过就是官事,而与民事即人民群众的事没有什么关系。简而言之,这本书里可能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人民群众这四个字。

制度治理之间的矛盾和有机联系中,去思考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这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历代统治者所不能做到的,而能够这样做、这样看问题、看历史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人。

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紧密联系着的整体,它不仅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更凝聚了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深刻总结。这两句话,前一句强调的是,后一句强调的是,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里,”——这两个方块字有其源远流长的深意,如果不追本溯源,其中博大精深的深意,就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领会。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题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雅利安人便驾着马车南下,其中一支占领了伊朗高原,另一支则经阿富汗占领了印度。而威胁着商的鬼方,灭了西周的赤狄和白狄,也都是驾着马车而来——那个时候中原的步兵,很难抵挡战车的冲击。

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东平晋乱,以河为界,秦始皇和郡县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为了对抗来自东西两面的夹击,于是才有了令民为什伍这空前严厉的刑名责罚制度。因为赳赳老秦处于中华文明的最前线,秦时刻面对着紧急状态,非如此组织起来,非实行空前严厉的制度,老百姓便不能生存,当然,非如此,也就没有中国的统一。春秋大一统,所谓大一统,这就是为秦所开辟的中国历史的主题。

汉武帝创立了丝绸之路

重视盐铁,奖励军功,汉代的这些政策,其实也都是为了应对国内外的紧急状态而产生。而汉武帝在治理上最大的改革,并不在于划分内、外朝,而在于把过去搞礼乐之制的内朝,改造为一个治国理政、处理急务的机制。正是凭借着这些改革,汉武帝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制度——丝绸之路制度。当然,也因为这种立足于激励-约束的制度走向偏颇,过于鼓励贤能干将,而忽视了力田小民,因而不可避免地为后世门阀士族阶级的专政埋下伏笔。

唐鼓励百姓的政策

与汉武帝鼓励商人、鼓励武夫的政策不同,唐最伟大之处,就在于鼓励普通基层百姓的政策——这就是均田与府兵。也正是靠着这一壮举,唐努力平衡了魏晋以来贵族制度的偏颇,而这样的土地制度,由于空前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方才把中国历史推向了壮丽的盛唐。

两宋为“万世开太平”的制度设计

至于唐的瓦解,有诸多内部原因,但是,离开了世界局势的巨变,离开了伊斯兰势力的崛起,特别是离开了唐与阿巴斯帝国之间的怛罗斯之战,那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安史之乱,正如离开了伊斯兰对于波斯的占领,也就不能解释唐何以对中亚地区失去控制。

秦鼓励农战,汉鼓励商人和武夫,唐鼓励农民,而如果说宋代鼓励什么,结论自然是——与历代不同,宋鼓励的其实就是士大夫,宋代的士,是文士,不是武士。

文士最擅长的是什么?大概不是办事,而是写材料、画表格,是制定条条框框。

我曾经以叶适在《外稿》里的话来说明宋代的治理问题,叶适说:宋代治理的大问题在于:持法密而为政疏,且持法愈密,为政愈疏,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订了一些条条框框就能够办事,如果条条框框太多,而许多条条框框都是为了阻碍办事而设计的,那就完全不能办事了。极端的结果便是:危急之中,要想办点正事,就不能不破格违规,而这就是为什么梁山好汉一百单八条,其中大部分原都是体制内的忠臣、能臣,但不幸却是各个犯法。

宋代治理的最大问题,就是于无奈中形成官吏二分,即在正式的官僚体系之外,还有并行的胥吏组织。这是因为:正式的组织运行不能应对时势之变化,加之条条框框的束缚而日渐消磨,于是,就不得不用非正式组织办事。国家的一切制度全为以官治官而设计,而办事的是吏不是官,胥吏可以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成了法外之人。既然官不作为,一切不过官面文章,那么一切实际权力,便都操持在宋江这班胥吏手中,于是,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便是《水浒传》那种阅读效果:大宋数万官僚精英,殚精竭虑,先忧后乐,其中当然不乏王安石、叶适、陆九渊这种高瞻远瞩之人,而给人的印象,却是一班循规蹈矩、不能作为的庸官、贪官,望之使人不喜;倒是梁山泊一班草寇,上窜下跳,可圈可点,敢说敢做,使酒撒泼,其效果就是可看可叹,颇能吸引眼球。

今天看来,宋代的一切制度均为承平之世而设计,且自期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两宋果处承平之世乎?抑或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乎?倘若是后者,则以承平之制,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可乎?以文牍奏对,应对八百里军情可乎?以理学空谈,应对弯弓射雕可乎?

说到教训,这就是历史的深刻教训。

元朝建立了“现代世界秩序”

大概是受了《资治通鉴》开始的正统史观的影响,元是比较不受重视的。但是,如果忽视元,那我们自己的来路恐怕就说不大清楚了。

《春秋》的要害是大一统。中国的大一统,既有中原的一统,也有塞外的一统。

元先是实现了塞外的大一统,然后又把中原、江南纳入到这种大一统之中,元朝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我们思考现代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来路就不能忽视这一点,不能把元作为中国历史的异类来对待。

元朝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开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横跨欧亚的世界贸易体系,马可波罗一家,就是从路上丝绸之路而来,从海上丝绸之路而去。

丝绸之路制度,到元朝终于奠定完善,由此,中国建立了现代世界秩序,随后,美洲才被带进了这个世界贸易体系,因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都想在中国商业贸易体系中分一杯羹,它们开始撕咬,致力于破坏这个贸易体系。既然单个欧洲国家不可能像中国元朝那样主导整个贸易体系,它们就联合起来,瓦解、拆散这个网络,最终,将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解构,大卸八块,瓜分豆剖——取而代之,这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殖民列强彼此争霸的世界。

西方创立的世界体系

这就有一个现代世界的来路问题,如果你说:是西方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那你就必须漠视蒙古——特别是元代中国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漠视世界贸易体系形成的历史与来路;反过来,你如果认为是中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建立了一个世界贸易体系,在真实的历史中,欧洲人不过是占据了元代中国所开辟的世界网络的不同部分而已——那么,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不是开辟了现代世界秩序,而是阻碍了、破坏了开始于元代的世界一体化进程。

17世纪中叶,欧洲有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这非常重要,为什么?一、这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召开的第一个世俗国际会议,此前的会议,都是由教廷主持召开的,讨论的都是天上的事,这次会议,破天荒讨论的是国家间的事,它标志着由神权主权的过渡。二、它清晰地划分出各国的边界,此前的边界是按照自然地理和人们的交往活动形成的,存在着模糊地带,在经历了长期的宗教混战之后,而今西欧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打出来的,体现了国家主权的利益,所以要锱铢必较,划分得一清二楚,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地理学,不过是西方军事学说的一种,它是在划分战争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三、战败者必须割地赔款,战胜者必有所得,而战胜者的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这就是条约制度的实质。

从那时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在世界上推行的就是这套东西,这就是西方所说的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及其国际法的根源。

 

中国人的世界观

 

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家国而至于天下,而西方的里面既没有家的概念,也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在西方人的所谓国际法视野里,人类以国家为单位互为仇敌,人类没有共同的利益,当然也没有共同的敌人——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制度确立之后,西方所谓敌人,也就是敌国,然而它们还公然把自己吹嘘为文明,而把世界视为野蛮,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公然包装为文明打击野蛮

什么叫天下情怀?全人类要有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敌人,它是贫困、是疾病、是灾荒、是瘟疫、是破坏自然导致的环境的毁灭,是那种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这种制度挑唆全人类以国家为单位而彼此仇杀。

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出发点是:全人类有着共同利益,也就有着共同的敌人,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我们要团结起来面对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宣示的那样——各个国家彼此把对方当作敌人。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法则,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说——“自由人的联合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体,与地中海文明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那种以战争赔款制度为基础的条约体制,当然不是一回事。

什么叫英特纳雄纳尔?那就是全世界的劳动者们联合起来,结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敌对、敌视状态,团结一致,去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去消灭贫困,消灭战争,向疾病、灾荒、环境破坏,向着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制度做斗争。

那么,什么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魏源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当清代中国完成了塞外与中原的一统、居国行国的混同之后,面临着以海国形式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与数千年不同,中国历史的大一统问题,在近代成为混同居国行国海国的问题,而在海国的冲击下,中国数千年的治理体系面临着崩溃、瓦解的大危机。

只有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放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去看,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时刻放在心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种奋斗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伟大贡献

什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为基础,把唐代鼓励农民的均田制发挥到了极致,他把礼乐之制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合在一起,创立了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制度,他以延安整风,彻底改造了有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恶习,他沿着成吉思汗的道路,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以边疆包纳中原的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之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四分五裂的中国得以重新凝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牢不可破的前提。

毛泽东把中国的天下情怀与马克思主义的英特纳雄纳尔结合起来,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把中华文明的优秀传承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使伟大的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我是毛泽东时代出生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能力理解他。而在他去世之后,我却经常想念他。想念他,我就读他的著作,而读他的著作,就更加想念他。

我是在邓小平时代成长的,小平同志为了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和充满活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刻认识到:仅靠以刑名责罚为核心的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而以商品经济为导向的市场体系本身,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蕴涵着深刻的危机。

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必须回归这几个常识:一、中国人民好;二、中华文明好;三、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好。

这些常识,是血和泪换来的,是铁一般凝聚在一起的整体,今天,我们看一个读书人是否明白基本的事理,那就要看其是否明白并承认这几个常识。

说到制度与治理,我们今天的制度优势,一部分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奠定的,这就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党的群众路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统一战线发展而来的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在全中国人民大团结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建立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上平衡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在不懈的学习和教育基础上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有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奠定的,这就包括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大的基础设施,也包括物联网配送机制等等。

中国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这两个时期形成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并加以深刻概括,以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新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优越性,并对此充满自信,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着各种短板,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战略、公共安全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存在各种不足,国虽大,忘战必危,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不能以为长期和平发展,就忘记了国歌里那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危与机

危难中见真情

“发展是个硬道理”,在20世纪90年代,这句话却被一些人理解为“发财是个硬道理”。

21世纪,恰恰是以发财这个“硬道理”的破灭开始的。

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这个一心发财、一心赚钱的国家倒在了骗钱的道路上。

2008年,对于中国是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5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 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人民焕发出生死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众志成城抗击灾难的伟大精神,“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新中国品格,浴火重生,感天动地——千金难买民心一片。在灾难面前,金钱微不足道;在民心面前,山河为之动容。这是社会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复活的重要标志。

灾难锻炼了中国人民,警醒了我们党。它促使我们反思,西方的人文精神、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人民,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才能救中国。

灾难过后,中国首次举办了奥运会,第29届奥运会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这次奥运会在世界历史的转折时刻,向世界展示了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

20097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一事件警醒我们:建国以来中国人形成的“56个民族大团结”的信念遭遇了重大挑战。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建国庆典上,当“开天辟地”方队簇拥着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在《东方红》的旋律中阔步走来时,这一刻成为历史转折的鲜明标志。这个方队由清华大学的学生组成,这个方队从历史中走来,它宣示了一条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割断这一整体的企图,都是为全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它再次说明: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进步岂能由金钱引路

随着改革的深入,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凝聚人民的共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不是用钱可以摆平的。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追求个人利益的导向开始侵蚀社会风气。贫富差距正在拉开,腐败开始渗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社会保障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不计后果的开发破坏了环境——随着经济的迅疾增长,单纯追求GDP的后果也接踵而至。

为了赚钱,我们牺牲了青山绿水、世道人心。高楼大厦坏了可以修,但青山绿水、世道人心坏了,那就不是一时可以补救、修复的。

企业以赢利为导向,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事业也以赢利为导向,那就是为了赚钱而牺牲人民的健康,牺牲中国综合国力的基础——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推进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国家在这两个领域投入的金钱不计其数,但是到头来,人民最不满意的就是教育和医疗。更有甚者,一部分群众把教育、医疗和住房看作“新三座大山”。

当花多少钱都不能“买来”人民满意的教育、医疗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改革等于赚钱”这样的思路,是不是把我们的改革事业引向了“绝路”?在抗击“非典”和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国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思想、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的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更加完善的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在内的治理体系,经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即使发展起来,成果也不能保住。

中国需要全面和科学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刻提出了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怎样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胡锦涛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也难以搞上去。

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生产力”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即比较少地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统一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而仅仅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理解为“发展生产力”。事实上,如果不能保护生产力,也就不能发展生产力。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保护生产力发展上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没有十分重视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去重视其主体——人,特别是没有注意保护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自然环境。

中华民族历来是讲规矩的,这就是我们历史上形成的治理体系。但在中国革命发生之前,这些规矩主要是强者为弱者、统治阶级为老百姓定规矩。为强者、执政者定规矩,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之处。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为自己定的规矩。同样地,我们的建设与革命也是有规矩的。中国所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根源就在于强大的产业基础,就在于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就在于比较均衡的发展结构,就在于独立自主的主权形式,就在于社会平等深入人心。这一切都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这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只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去建立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新要求的更完善的治理体系。但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力图用简单的市场化教条破除我们改革的规矩。

重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按照理论界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实行市场体制的结果,而且只应归功于市场化。这种解释不能说明:世界上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这种解释更不能说明:沿着所谓市场竞争的道路,西方国家没有走向自由贸易,而是走向了殖民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

至于说到“企业家精神”,勇于探索和执着技术创新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唯利是图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后一种“企业家精神”,中国行会和商会发展的漫长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如果仅仅凭行会和商会的逐利“精神”,中华民族根本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系列的规矩,但市场教条主义无视今天世界市场存在的严重缺陷。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过剩”,而是优质产品的短缺。所谓优质产品也不仅是高技术的物质产品,还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也包括大城市的住房。这些产品过去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公共产品,而事实证明,通过将这些公共产品简单地推向市场的方式,不能解决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相反,只能造成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

人们打破一种规矩,为的是建立更合理的规矩。自由放任从来就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结论。必须清醒认识到,市场教条主义不但无法解释新中国70年发展的伟大成就,而且已经成为束缚中国发展的因素。市场在某些舆论中已经理解为一种话语,这种话语的实质就是鼓励和放任少数既得利益者不择手段地赚钱、发财。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证明,靠少数既得利益者发财,非但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反而束缚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简单地强化和维持这样的治理体系,并不能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事实证明,如果不能回应政治民主和稳定的要求、社会和谐与平等的要求、文化自信的要求、环境保护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丧失了内生的动力。

说到伟大成就,我以为有三点是必须强调的。第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二是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干部,就是干事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能干事、敢干事、想干事的那一部分人。伟大复兴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第三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不是什么先发优势、后发优势,甚至不在于什么单纯的要素优势、资源优势,而在于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建立起有组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的规模经济的优势。

初心

193910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第一,经过建党以来18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特别是我们学会了武装斗争;第二,在18年的斗争中,我们经历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分裂、再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我们学会了与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打交道的办法。

在迈入21 世纪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与当年有类似之处。

第一,我们的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党,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增长了经济建设和竞争的能力;第二,我们经历了与苏联和美国建立不同意义上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分裂、再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增加了与世界上各种力量打交道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些西方的现象,但许多人对于西方的历史没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也没有系统的阅读,对于西方的理论只是被动地、甚至是盲目地追随。

我们走过的路很长。中华民族500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彼此联系的不懈奋斗的历史。不过,我们对自己走过的道路是否就有充分深刻地理解、认识和总结呢?一些人只是搬用西方18—19 世纪的理论教条,而忘记了马克思早就对西方的发展道路做过深刻的批判性总结。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眼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些过时的东西。一段时期以来,在党员干部中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风气十分淡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工作就更少。一些人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摆设,而且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需要抛弃和批判的东西来对待。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存在“能力不够”的问题,那么,从根本上说,所谓“能力不够”,也较突出地表现为毛泽东提出的那三条:系统地研究世界现状的能力不够,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能力不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能力不够。

如果说我们在物质上有了一定的基础,那么,比较来说,我们的思想上的财富非但不够,而且还是比较贫乏的。

什么是“以人为本”?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指出,人是抽象的东西,抽象的人道主义所针对的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资产阶级讲抽象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以人民为中心”。

认识到我们的发展还不充分、不协调、不全面,指出我们的发展观还不“科学”,这无疑是思想上的极大深化。但是,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发展什么?经济怎样发展才能协调和充分?怎样做才算得上是科学的发展?实际上答案只有一个——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发展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要发展的是对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的认识和理解。

破解问题的答案千万个,而根本的答案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必须从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去寻找,必须从我们正在干的事业中去寻找,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多年前,毛泽东曾经有一个宏愿,就是要求政治局的同志每人选一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认真阅读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写出读书体会,并结集成册。他准备自己带头,为《共产党宣言》写一篇导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的这个宏愿没有实现。真正身体力行地开始这项工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

1997年,在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的故乡,一份叫做《福建论坛》的杂志第一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习近平当时,他是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

这篇文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深刻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根本问题,深刻回答了中国的建设改革实践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就是新时代的先声。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习近平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现实加以阐发。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奋斗目标?就是破坏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建立新社会,就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优越性,根本上在于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如果真正坚持这一标准,而今我们应该防止什么呢?在文章的最后,习近平这样写道:

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实践的主体的责任和利益关系,一方面,要把广大人民群众永远置于社会实践的主体地位,引导和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使他们承担起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历史重任,防止……将全体人民的事业变成少数人的事业;另一方面,要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充分反映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关照,愿望和呼声得到充分表达,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受益者。

这些话,发聋振聩。

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广大干部,必须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鼓舞他们的积极性,而不能简单地用价值规律去刺激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党员干部的选拔标准变成了利益导向、市场导向、金钱导向,这个口子一开,贪污腐化就不可避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的这篇文章表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彻底性和反潮流的气概,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习近平当了7 年农民,他对人民的感情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自身的感受出发的。就是在写作这篇文章前后,他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他想到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静夜里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习近平这两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不充分”。最大的不充分,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学习不充分,就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正义性,对这条道路上的艰难曲折和远大前途理解不充分,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重视不充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治理体系

经济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美国化”的矛盾

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日本,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随后的9年里,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达13.6万亿美元。同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仅为4.97万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36%,而德国是3.99万亿美元,法国是2.35万亿美元。仅2018年一年,中国经济增长就折合1.4 万亿美元,相当于增长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体量。

2018 年,美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20万亿美元,达到20.5万亿美元的规模。但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的债务高达22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第一次超过了其经济总量。。

尽管美国是一个在财政上面临破产的国家,但它牢牢掌控着全球治理体系。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经济现代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美国化”之间的矛盾。

这使我们不能不再次回到马克思所思考、论述的“法哲学”问题。马克思认为,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对于世界秩序的思考,它的核心就是法哲学,在法哲学的基础上,产生了西方的世界治理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同时,所有庞大的上层建筑并不会自动、自发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状况。

1993年,欧盟诞生。建立欧盟,旨在建立欧洲统一市场,发行欧元,创立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基础上的欧洲新秩序。但是,美国绝不可能容忍一个在它主导的全球体系中自发产生的欧洲治理体系的存在。美国认为,欧盟根本没有资格为世界定规矩,并修改美国定下的规矩。这就是欧盟道路走不通的真正原因所在。

1999年,美国以南联盟发生种族清洗为名,高举人道主义干预旗帜,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几乎轻而易举地就打垮了欧元,造成了巴尔干地区流民遍地,难民问题成为欧洲发展的重大威胁。

美国利用其所掌握的全球治理体系,残酷打压竞争对手,这是其得心应手的一贯战略,打击欧盟只是其一、另一个例证就是美国制定的《反海外腐败法》。《反海外腐败法》颁布于1977年著名的水门事件之后,一开始它针对的只是美国国内企业。这项法律自生效以来一直受到美国企业巨头的质疑,因为它们是在全球各处行贿的“大户”,这项法律会束缚它们的手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反海外腐败法》自颁布以来,就几乎没有得到过认真执行。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行业巨头转而提出,为了打击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迫切需要将这一法律加以修改。法国的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国陷阱》一书中写道:从此后,“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是美国人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1]而“9·11 事件后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更以反恐的名义赋予了美国政府各部门大规模监视外国企业和员工的权力。同时,美国还以“反腐败”这一正义的名义敦促经合组织成员加入《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忽悠”各国进行反腐败立法。一旦加入这一公约,就等于授权美国司法部肆无忌惮地起诉该国企业的权力,而这些掉入“美国陷阱”的国家与企业却无法使用法律手段制止和反制美国。

尽管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经济能力在不断下降,但是美国以法律手段“管理世界经济”的能力却大幅跃升,它找到了破坏其他国家经济的武器。这是因为美国不但有对世界“征粮派款”的能力,而且掌握了一项对全世界的企业“罚款”的武器和法律工具。自《反海外腐败法》修正案通过以来,美国对于其他国家企业的罚款高达88.72亿美元。美国转而成为一个以法治为名的世界警察实行世界治理强权,而这一强权则是由美国强大的武力和立法能力支撑的。

习近平多次指出,我们观察问题,必须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全球视野。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突出地表现为全球治理危机和政治危机。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比较100年前的世界,我们可以概括出两点大的变化。

第一,100年前,世界被以武力扩展世界市场和经济霸权的帝国主义列强支配,而今天的美国已不是这个意义的“帝国主义”,因为美国的经济霸权正在失去,美国诉诸武力所维护的乃是一个以“普世价值”为名的世界治理体系。今天的美国总是以执法的“世界警察”的面目出现,打击经济上的竞争对手,阻碍世界经济发展。

第二,100年前,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市场的争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的力量而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今天,随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幅萎缩了。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被美国的治理体系和“暴力执法”压榨出来的、最令美国欧洲统治阶级头疼的,是难民的涌入。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是西方世界长期输出“民主”所造成的社会动乱的产物,是世界严重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权”就是西方世界攻击社会主义的主要武器,而今,美国和西方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代表什么“人权”,因为他们维护的,不过是信基督教的人的权利。

今天的西方之所以难以继续唱“人权”高调,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变穷了。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中讲得很清楚:美国在中东打了19年仗,阵亡5000多人,伤残56000人,花费了7万亿美元,而目前战争仍未结束。而欧洲变穷,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繁荣与稳定,是由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即国家以投资和税收的方式调解劳资矛盾,加大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方面的投入,致力于培养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但随着国家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欧洲各国在20 世纪80 年代先后放弃了国家调节,再次走向了自由放任。随后就是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大规模缩减。许多欧洲人感到:当自己将要沦为低收入者的时候,就不能再让外来人占便宜——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难民的态度。

今天,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宛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那种情况的复现:由于议会民主和多党制造成的政治脆弱,人民普遍对政府和政党政治感到失望,资本对于政治的绑架变得更加容易,民粹主义和强权政治日益受到青睐。

在美国立国之初,《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作者就一致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好的治理体系,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可以对抗内部的民主与党争,可以协调内部的经济利益集团,可以应对外部的威胁——这里的“外部”就是指非基督教的人的世界。美国的立国者认为,只有团结一致对外,只有扩张和进攻,才能免除“外部世界”对的威胁。因此,从立国之初,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武力为基础、以法治为名义的治理体系。

500 年来,西方世界建立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就是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化和殖民地化为代价的,而今,美国要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则是以全世界的难民化为代价的。

100 年前,欧洲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当时,李大钊把这场革命称为“庶民的胜利”。

100 多年来,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就是要制止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和殖民地化,而今,欧洲陷入的动荡不是什么“民粹运动”,而同样是一场“庶民的起义”,只是今天构成“庶民”的是融入的难民和本国的穷人。

今天,美国所说的规则,实际上就是“美国优先”。

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走向复兴的新路

西方世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给发展中国家路走,这个世界就无路可走了吗?这就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最为现实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2013年秋,访问中亚国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世界人民应该奋力共建新路,而建新路可以从重建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开始。

他说,2000 多年来,生活在这片连接着东西方土地上的人民,不论其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可以也应该合作共存、共同发展。现在,正是加强经济联系、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良机;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应该携手打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从根本上说这是有限的。

在习近平的倡议下,中国致力于全面开放,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交通基础设施、信息网络、金融投资网络,建一条世界交通的“新路”,让它们搭上世界发展的快车。而这条新路,就是“一带一路”。

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

500年前,西方殖民者开辟的海路改变了世界。当西方世界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窄的时候,中国决定开辟新路,决心为世界的开放与联系,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打造一条走向新生和复兴的新路。

正像乔姆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要在军事上充当世界霸权。美国怕中国,就是因为美国不能掌握和支配中国的命运,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单纯地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20 世纪70 年代初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立足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又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的全球大循环”[3]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这“三个世界”构成的国际经济基本结构中,东亚、俄罗斯和中东横跨欧亚大陆,在地缘上本是一体。哈·麦金德曾经把这个地区称为“世界的心脏”。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欧亚大陆这个“心脏地带”被碎片化地分割开来。自汉武帝开拓西域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长达1000 多年,欧亚大陆上的交通与贸易支撑起整个世界的发展。在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之前,西方世界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经过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或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必须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中介。

1500年之后,这一世界结构反转了,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必须以西方为中介。这种交往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海洋霸权、货币霸权、能源霸权和国际政治霸权体系中。

当前,上述欧亚大陆的结构再次面临根本性变革。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能源进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能源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输出国,这将改变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严重动摇自1972年以来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的地位。

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而中东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前一句话强调中东国家的重要地位—储藏丰富的油气战略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后一句话讲的是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领土等矛盾错综复杂,不能审时度势的大国将被缠住、拖垮。中东关乎中国的外交、能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于2016年首次访问中东三国,并在阿盟的总部发表了共同开创中阿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不在中东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填补真空,而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文明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美国陷阱[M. 法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33.

[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5–10–14.http://www.xinhuanet.com/po 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3] 习近平拿出打开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瓶颈的钥匙[EB/OL.2017–02–05 . http://politics.pe ople.com.cn/n1/2017/0205/c1001-29059193.html.



四十四年了,每年到一月八日,我们就会格外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每到这一天,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其西花厅的子女们就会自动地聚集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周恩来纪念室,献上我们的心香一瓣。

最近,我重拾起一张偶然间发现的儿时照片。一天,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首都群众大联欢,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玩“钓鱼”的游戏,全然不知敬爱的周总理就在我的身后。

幸亏记者捕捉到这一珍贵的镜头,几十年后在一幅挂历上,我大哥惊喜地发现了这张照片,我珍惜地把这张照片镶嵌在像框里。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敬爱的周总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周恩来总理仍然与全国的少年儿童同在,他老人家仍然在向人间释放着大爱,他老人家仍然在注视着我,必须努力,再努力!

什么是周恩来精神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又到一月八,又到伤心日。清晨醒来,打开手机,怀念周总理的悼文、视频、诗歌如雪花一样飘来,将眼哭花了,将心揉碎了。

44年前,1976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月八呀?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哭声动天,撕心裂肺。人们觉得天塌下来了,主心骨没了,老百姓、老干部的贴心人走了。

毛主席病重,四人帮猖獗。祖国的前途在哪里?人民的命运在哪里?刚有起色的拨乱反正还能不能继续?小平同志还能不能站得住?新中国从来没有像18日这一天,全民族把安危系于一人之上。

人们扶老携幼伫立在寒风里,呼唤着总理的归来;普通百姓跪拜在天安门广场上,哭天喊地,为的是再见一眼人民的好总理。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就是民心民意,千古绝唱!都说民心可以载舟,18日这一天,民心载着周恩来远航!

远航的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然而祖国的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好总理。看,一月八日的花,看,一月八日的诗。人们在用心灵呼唤着周总理,人们在用感情呼唤着周恩来精神的回归。

什么是周恩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同志是:

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

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

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

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

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无疑,这六点是党中央对周恩来精神最精准、最全面、最权威的概括。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一位跟随周总理四十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老红军,也就是我的父亲罗青长,他是怎样用心去领悟什么是周恩来精神的。

1979年,父亲随邓颖超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到日本岚山参加周总理诗碑揭幕仪式,在飞机上,国学和宗教大师赵朴初突然问父亲:“青长同志,你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你能否用几句简短的语言来概括一下,什么是周恩来精神?”

 父亲思考片刻,对周恩来精神作了如下概括:“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临危不惧,冒死犯难;严于律己,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等待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言以蔽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赵朴老听后说,“青长同志,你不愧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我突然向你发问,你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周恩来精神给出了这么全面的概括。不过我还是要给你改一个字”。改什么字呢?赵朴老说,“应该是,鞠躬尽瘁、死而未已,总理生前死后都在为人民服务,即便死前,还交待将自己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大地做肥料,他生着为人民服务,死了也要为人民服务。

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吗?”因为有了这一字点睛之笔,我父亲称赵朴老为“一字之师”。

前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曾经在周总理故居欣然题字“全党楷模”。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完人。”

谢觉哉的夫人、老红军女战士王定国(上图)曾大声疾呼:“在我们的生活里,什么是最高尚、最纯洁的?难道我们不可以大声呼喊:它就是周恩来精神?是的,它就是周恩来精神!”

在党的形象受到玷污、党的风气受到败坏的今天,我们是多么需要周恩来精神啊!我们是多么需要在党的旗帜上赫然添上周恩来精神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啊!

人民公仆的高尚品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老一代革命家永远不变的底色和本色。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周恩来在病重期间,让工作人员清理了他和邓颖超的积蓄,总共5709元,总理一句话,把它们全都交党费吧。一位泱泱大国的总理,死后分文未留!

相比较现在的一些贪官污吏,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的贪,他们何功何能之有?他们有何脸面面对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有何脸面面对我们鲜红的党旗?这些人的道德情操、思想境界、能力水平离老一代革命家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让他们来治国理政还不把国家折腾的一塌糊涂。

我看到网上,网友将周恩来高尚的品格概括为 六无

死不留灰(完全彻底的无产者);

生而无后(为革命顾大家舍小家);

官而不显(平易近人,平民宰相);

党而不私(立党为公,从不拉帮结派);

劳而无怨(相忍为党,不计名利);

去不留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老百姓还给周总理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无私无求无暇无疵无基无碑无子女”;

下联是“有才有智有勇有谋有功有德有来人”。

我加上了一个横幅;“人民公仆”。

这才是人民的公仆!

现在总有那么一些人拿老一代革命家的一些错误缺点来说事。一段时间以来,戏说历史、歪曲历史、调侃历史、抹黑历史已成为一种博眼球的“时尚”。

把领袖从神坛上请下来是可以的,但人民群众将永远把为他们谋幸福的领袖置于心坛之上,这是谁也撼动不了的,因为他们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回归于人民,已经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

不可否认,周总理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也可能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但大家凭心而论,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谁没说过错话,办过错事?这是我们全党应该总结的教训。为什么对周恩来同志就要苛求呢?更何况他殚精竭虑,为党为民鞠躬尽瘁,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独撑危局,哪怕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千方百计弥补“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破坏,挽救党与国家于危难之中。

评价一位领袖的功过是非,主要看他是将历史推向前进了,还是把历史滞后了。是功劳大还是错误大?他的主观愿望是什么?毫无疑问,中国能走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老一代革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在我党探索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的道路上,在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在我党不断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耗尽了精力”。这是党的《历史决议》给周恩来同志做出的公正而正确的评价。

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42周年时,千万不要忘记改革开放的另一位奠基人,这就是周恩来。如果没有当年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没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打开外交局面,也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

没有周恩来解放并使用了大批懂经济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更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吃水不忘掘井人,这一切,人民更是发自内心感谢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

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党性原则、理想信念感召了一代人,凝聚了一代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周恩来曾经是党的希望,人民的寄托。

1976四五运动是一次民心、党心的展示。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彩,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他还说,“我们常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就是榜样!”

陈毅元帅也很感慨地说:“真正廉洁奉公,以正治国,恩来也!”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满怀感情地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习主席的话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呼唤周恩来精神的原因所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不仅功在今天,更功在明天,功在千秋!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精神的价值将越来越凸显,日久弥深。

祈福周恩来在天之灵护佑中华

35日,是敬爱的周总理的诞辰纪念日。而今年的35日,又是一个格外不平凡的日子,堪称是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关键之日。网上有传言“大疫始于雪(去年127日)衰于惊蛰(今年35日)”。我从来不信鬼神,而今年的35日,我要特别祈福周总理的在天之灵护佑中华,企盼周恩来精神光耀华夏。

如今,在荆楚重镇,在神州大地,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在弘扬和实践着周恩来精神,每一位抗“疫”勇士不计报酬、不计生死、全心为民。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上甘岭。今天抗疫,明天抗敌,有共产党员在,谁能跨越!说什么人民战争已经过时了?放眼看去,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并没有丢。一位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张文宏在生死一线高呼:“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我也上。”有这样的党员,还有什么战胜不了的瘟疫?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钟南山、李兰娟、王辰、陈薇、乔杰、张伯礼、仝小林、黄璐琦等等,战斗在一线的科学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真舍不得落下其中任何一个名字。我怀着一颗崇敬的心,一遍遍默读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他们既是院士又是战士,他们更是我们的恩人。

当你看着84岁的钟南山院士在火车餐桌上疲惫打盹的镜头,当你看着73岁的李兰娟院士脱下防护服、脸上露出清晰可见的压痕时,谁人能不落泪?

你看,那些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为大我的医护人员,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衣裳,口罩在他们脸上留下了瘢痕,一天只有一顿盒饭,一个晌午只能片刻小憩,和衣而坐,席地而睡,含泪翘望咫尺天涯的儿女,让我们看得眼酸心痛。他们太了不起了,那些纤细的巧手,那些朦胧的双眼,那些满头的银发,那颗赤子之心,拯救了多少生灵,挽救了多少家庭,拯救了多少绝望。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阳光,看见了希望,认识了什么是白衣天使。

你看,那一个个志愿者,一个个社区基层干部,一个个公安干警,一个个快递小哥,一个个的哥师傅,一个个保安,他们都是无冕之王,奔波在风险之路,行走在生死钢丝,独守在恐怖战场,但他们无怨无悔,恪尽职守。他们都是平凡的人,但他们干着不平凡的事。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说一句:“国家有难,咱不奉献谁奉献?”这些平凡的人,数量多得我们数也数不过来,平凡到大家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就是最普通的草根百姓,但活出了中国人应该有的样子。

你看,那些冲锋在前的人民子弟兵,第一时间、第一速度、第一质量、第一服务,抢占战“疫”制高点。他们最早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火神山,最危险的关头——疫情蔓延,承担最危险的任务——从死神口中夺人,疫情严重的地方都有子弟兵的身影。人民群众说:“解放军来了,就有希望了!”这是人民群众对解放军莫大的信任!以命相搏即可!难道还有比这更深的鱼水情吗?要打赢人民战争,赢就赢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上,胜就胜在人民群众和军队的关系上。

当年毛主席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大疫面前,这句话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35日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在这一天,周恩来精神光耀华夏,护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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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唯一连续性

中国历史,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说到唯一性,这就是我们的唯一性,说到特色,这个特色是别人所没有的。

对于这一点,但凡有见识的外国人,实际上都是承认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1]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使印度历史呈现为彼此不搭界、零碎的拼贴,对于印度而言,伊斯兰占领它,它就伊斯兰化,蒙古人占领它,它就蒙古化,英国人占领它,它的官方语言就成为英文。

两千多年来,中东地区可谓文明的摇篮,中东地区先后经历了希腊化、伊斯兰化、蒙古化乃至突厥化,结果就是马赛克化,这里的历史和文明,与印度一样,都是断裂的。

伯纳德·路易斯是国际上研究中东问题的权威学者,他所著《中东两千年》中对比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用的是同一种文字的变体,中华文明发展的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和思想体系,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连续性,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或曰中国意识。而与中国相比,中东则不过是个相对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不是文明和历史的概念,这种模糊的概念折射出:这里的人们对自己是谁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很不清楚。

与中华文明相对,地中海文明也有其发展的连续性。言及言必称”的希腊,我们也要注意以下问题: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其实已经换了主人,希腊文明在西方其实早已湮灭不存。唐宋之交,因为阿巴斯王朝的麦蒙哈里发对各种知识大感兴趣, 他在巴格达开了智慧馆,大搞翻译运动,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把希腊经典由古希腊文转译到叙利亚文,再由叙利亚文转译到阿拉伯文。

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之后,以阿拉伯文保存下来的希腊经典,又从托斯卡纳地区的文字,再转译为拉丁文。上述这个阿拉伯人主导的翻译运动,前后有300年以上,经过这个浩大的跨多种语言的翻译实践,再上升到理论,其中有多少加工、多少创造性发挥,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如果没有这个阿拉伯翻译运动,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

卢梭在《科学与文艺的复兴是否有利于风俗淳朴》一文里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它复兴的其实并不是希腊文化,而是阿拉伯的文化,因为在当代欧洲和古希腊罗马之间,夹着一个阿拉伯文明大规模的跨语际翻译实践运动。倘若没有阿拉伯文化的输入,西方人也就永远看不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修昔底德和希伯拉底究竟写了些什么,甚至永远也不知道希腊究竟是何物。所以,西方文明绝非一脉相承,如果有继承,文艺复兴继承的其实就是阿拉伯翻译运动。卢梭这个人,以说真话著称,而上述发现,就是他说的最大的真话之一。卢梭之横空出世,也就是因为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

说中华文明不如埃及、两河文明悠久,这句话其实意义不大。据说埃及的卢克索文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但具体有什么站得住脚的根据,谁也说不清。事实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的文字早就死了,今天没有人能够认识。但中华文明就不同了,就连续性这一点来说,我们在全世界是唯一、而不是之一。文化自信,是根本的自信。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放在世界上说,那是硬碰硬,独一份。这就决定了——重视历史、研究历史,乃是我们最好的传统。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

有人说,研究历史,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句话当然不错。但关键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其中的核心观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互相制约、互相矛盾的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那篇文章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讲到了唯一的科学,这便是那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 不过,研究历史,仅仅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以思想引领,仅仅依靠掌握科学方法就够了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回应说:这个完全不够,从思想史、哲学史角度去统领历史,那不过是黑格尔的老办法,至于说到科学方法,那就有很多——数学、物理、化学的方法,这些都是所谓的科学方法。而危险恰恰在于:用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去对待历史、研究历史那种形而上学的态度。

回顾《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特别指出:研究历史,绝不能用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如果非要讲求一种科学的方法,那么,只好说——历史研究的方法,大概类似于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从考古的角度说,历史是一层层堆积起来的,古代的社会结构,以变异的方式,存在于现代社会,这正如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体解剖,为我们认识猴子提供了参照。

因此,马克思说: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社会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而马克思的结论是这样一句话:那种抽象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3]

既然抽象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规律,我们不能用三代的历史去套历代王朝,也不能用宋明清的规律,去批判秦汉唐。每个历史时期,因为面对的问题完全不同,基于对规律的不同认识,便有不同的制度、便有了制度的变迁。

如果说到马克思主义方法,我想,这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身体力行的方法。 

制度

说罢历史,我们再来说说制度。

对制度的不同理解

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存在着对于制度的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制度就是刑名责罚,就是政府制定的一套激励-约束老百姓的机制,形之于文字,那就是法——当今中外所谓制度法治,实际上都是基于上述理解。但是,必须指出:这只是对何谓制度的一种理解。

对于什么是制度,中国人还有一种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可能更为重要,它对上述第一种何谓制度的理解,具有很强的反思性、批判性。

按照这个理解,所谓就起源于,所谓,则源自乐律,离开了,就不能理解,离开了礼乐之制,就不能说明何谓

什么叫做礼乐之制?礼乐之制意义上的制度,就是指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的规矩而这种规矩,就植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老百姓所自觉遵循,日用而不觉,这种规矩便是老百姓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方式,而不待政府的责罚与督促。马克思的说法,后者(衣食住行)便是前者(上层建筑)的基础,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中国历史上,清楚地把这二者分开的人是欧阳修。他说,按照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的规矩去办事,这叫礼乐之制,它作为老百姓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方式,因此被称为民治,而与之相对的刑名责罚,应该叫做治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把前者叫制度,那么,后者就只能叫做治理

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制度治理,所指的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而从这个角度对中国历史做出概括,恐怕以《新唐书·礼乐志》开篇的几句话最为犀利: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礼乐之制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欧阳修说凡民之事,莫不出于礼”——意思就是,所谓制度,无非就是指老百姓生活中的行为规范,老百姓按照这些行为规范过日子,也就是所谓民治,欧阳修说这就是三代的情况。三代之后,制度就变成了治理,也就是国家的治民。“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而礼乐则“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是在正式场合搬出来用于“教民”的。“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新唐书》有《礼乐志》,而且这一部分最重要。为什么?隋唐起于五胡乱华,宋则有夷狄环伺,这就使确立中华文明的自主性、主体性,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大问题。隋唐创立科举制、恢复礼制,宋又在礼制科举这两个方面最为积极,究其根源,就在于形势所迫。

具体说:如果天下的一切制度,无非是刑名责罚,那么,中华与夷狄在制度上其实就没有什么不同了。而唐代强调制礼作乐,宋尤甚之,这就是为了彰显:礼乐之制,乃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夷狄的制度特色——而这当然就是为了强调文化的自信,凸显制度的自觉。

不过,在现实政治里面,究竟能否实行礼乐之制?对于这个问题,欧阳修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信心,因为他说:三代以后,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其实就是国家的刑名责罚,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形成的那些规矩,通过有司不断地精细化、程式化,大概只对一个人重要,这个人就是皇帝。

这很短的一段话里,起码讲了两个深刻的道理:

其一是制度治理的分离。三代以降,中国的制度与治理,其实是两张皮,所谓制度非但不是治理的基础,恰恰相反,政治的实质,其实就是治理,而制度(礼乐制度)则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其二,国家与百姓的分离。三代以降,治理的实质就是治民,手段也就是刑名责罚,而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中,老百姓是被动的,人民对建立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之上的国法,态度自然是消极的,他们遂以为政治就是国家的事,并不是百姓的事——由于没有老百姓的积极参与,不但制度与治理,而且国家百姓也随之沦为了两张皮

我把上述这两个洞见,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欧阳修问题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1] 卡尔·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卷,68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2]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卷,516页,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卷,21页,人民出版社,2009

 

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单纯地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20 世纪70 年代初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立足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又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的全球大循环”[1]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这“三个世界”构成的国际经济基本结构中,东亚、俄罗斯和中东横跨欧亚大陆,在地缘上本是一体。哈·麦金德曾经把这个地区称为“世界的心脏”。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欧亚大陆这个“心脏地带”被碎片化地分割开来。自汉武帝开拓西域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长达1000 多年,欧亚大陆上的交通与贸易支撑起整个世界的发展。在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之前,西方世界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经过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或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必须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中介。

1500年之后,这一世界结构反转了,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必须以西方为中介。这种交往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海洋霸权、货币霸权、能源霸权和国际政治霸权体系中。

当前,上述欧亚大陆的结构再次面临根本性变革。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能源进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能源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输出国,这将改变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严重动摇自1972年以来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的地位。

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而中东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前一句话强调中东国家的重要地位—储藏丰富的油气战略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后一句话讲的是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领土等矛盾错综复杂,不能审时度势的大国将被缠住、拖垮。中东关乎中国的外交、能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于2016年首次访问中东三国,并在阿盟的总部发表了共同开创中阿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不在中东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填补真空,而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文明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政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理解“新时代”,需要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因为“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任务。

经历70年的奋斗,我们党已经发展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党,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

今天看来,中国的经济能力、财政能力、军事能力都是排在世界前列的,而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其实是“制定规则”的能力,是推行和落实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能力。我们曾经着力于推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是很少考虑,现代化首先意味着一系列的规则和法则。

实干兴邦,我们的行动能力是强大的,但是这还不够,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必须在思想能力、理论能力、话语能力上做到强大——所谓强大,是指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领党和人民,面对世界变化和时代的要求,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的地位。

晚清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总体来说是“倒逼性”的,打不过洋人,方才有了洋务运动这种器物性改革。洋务运动暴露出体制机制的低效和腐败,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这种制度性改革。戊戌变法再失败,这才有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种面向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改革。而因为到头来一切改革都失败了,所以才爆发了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开始的革命是旧中国崩溃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正因为一切变革往往都是“倒逼性”的,所以面对挑战,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出了一个问题,就制定一个章程去解决,难以主动思考制度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更难以主动去思考现代世界治理法则的问题,只是追随别人制定的法则,即被动地“与世界接轨”。

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于道路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思考,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明确指引,中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全面思考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规律问题,并不遗余力地用这样的思想去教育党、培养人。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是我们的三大任务,其中根本在政权建设,而政权建设之根本在于制度建设。[2]

所谓道路问题、理论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制定规则的能力问题,这一切指的就是政治能力。

如果丧失了制定规则的自信与能力,我们就只能被动追随别人制定的规则,而这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长期以来,我们最大的“短视”,就是不愿意去主动思考道路问题、理论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以为那些问题是“虚”的。而历史证明,正是这样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害了我们。因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就只能被动接受西方制定的那些规则,甚至在经济上接受美国的“征粮派款”,在政治上唯西方马首是瞻。所谓“一手强,一手弱”,就是指政治建设上的问题。

要解决短视的问题,就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意味着一系列法则与规则。现代化能力归根到底是制定法则的自主能力,而今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就必须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就必须明确回答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怎样建立这样的制度的问题,就必须直面我们制定法则的能力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起,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正是从这两个目标的结合出发,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经过长期的奋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为标志,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理论。

与此同时,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必须清醒看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国内外一直存在各式各样的议论,一个主要问题就在于: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怎样建立这样的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的思考和表述,还不够明确、清晰。怎样理解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转变,怎样理解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这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所谓“思想上清醒”,就是指我们要对自己的奋斗史有一个连贯、严谨的叙述,以说明我们的事业的历史合理性。

一段时期以来,按照一些人的主张,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无非就是确立一个西方式的制度。因此,无论要不要搞司法独立,要不要搞宪法司法化,要不要搞多党选举——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我们没朝着西方制度去改革,他们就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稳定,未来还要改,只有改成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才会真正稳定。一遇到风吹草动,这种声音就会甚嚣尘上,这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的最重大的一项成就,就是明确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完善”放在第一位,这首先就是落实邓小平说过的——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定型”。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就是明确地向世界宣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根本方向已经定了下来——用一句话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绝对不是回到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但更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定型。

习近平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这就是向世界宣示:当今世界上只有两种治理体系,一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治理体系,另一种就是资本家当家作主的治理体系。中国所倡导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什么是政治正义?这是一个必须从根本上讲清楚的问题。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在于其私有制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在西方,确立主权者、确定治理者,历程是非常艰难的。要建立主权,只能通过暴力。

洛克在《政府论》中说,西方世界之所以陷入长期的革命、动荡、分裂与宗教战争,就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治理体系,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合法的治理者,以此来确定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直到通过宗教战争,国家完全垄断了暴力,国家成为私有财产的保护者,欧洲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

西方的历史发展证明,在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化为基础的社会,要建立一个共同体,何其艰难。简而言之,除了动用大规模的、持续的暴力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暴力战争和暴力革命史。

西方的老百姓接受暴力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不得不接受,另一方面就是他们认识到只有暴力才能保护私有财产——这就是日耳曼人的思维,也是一切西方“宪政”的要害所在。

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工具,就是掠夺、积累私人财富的工具——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实质,也是西方制度的实质。

美国在立国之初,面临的就是主权者和治理者缺位的问题。因为没有合适的治理者,所以只能用一纸合同把13个州统合起来,而这个合同就是美国宪法,这也是美国宪政的起源。

通过南北战争,美国人才真正领悟了《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们的教诲:民主制度容易造成内部的党争,因此是不可取的;市民社会的财产制度会导致贫富分化,从而瓦解一个共同体,也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唯一可取的就是建立一个一致对外的霸权制度,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去海外掠夺财富。

正是所谓“西方文明”把人类推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这一残酷的现实迫使全世界人民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觉醒了的苏联率先走上了劳动者政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路——社会主义道路。

从霍布斯的《利维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西方的制度就是暴力压迫和掠夺财富的制度。其核心是绝对私有制,它远离了公平正义。因此,马克思指出,西方的历史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史前史,即离进入文明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

毫无疑问,在历史上,西方文明在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没有谁能够否定西方文明的辉煌成就,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始终伴随着对于私有财产的掠夺、保护与确认。因此,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西方制度和法治的优越性,恐怕都难以否认:保护并扩展私有制,这是西方法治的主题,也是西方制度的根本。在这样的法治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更重要的是,不可能有制度的稳定。实际上,如果规则的制定者不掌握压倒性的暴力,这个制度就不可能维持。

因此,只要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有真正深入的研究与了解,就可以懂得,当今世界的严重不平等、不公正,暴力与剥削,都与西方文明的扩张有关,也都会认识到,今天,照搬西方政治的发展道路不是人类的出路。

马克思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定居文明”。马克思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值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席卷世界的时代。

马克思指出,定居文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稳定持久的公共工程、公共设施,而中国的国家和政治制度就是在修建、维护和管理这些公共工程、公共设施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是一个在共同劳动中形成的共同体,而不是在迁徙和掠夺财产中形成的军事游牧组织——马克思的这种论述是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最佳注解。

从中国历史上看,我们自秦统一以来,就致力于建设比较完善的治理体系,其鲜明特点就是依法治国,法治所针对者、国家所管理者,就是道路、灌溉、长城、盐铁、文字——这些资源是公共的。与西方的政治是维护私有财产的工具不同,中国的政治是维护公共财产的工具。对政治的理解不同,这是由两种文明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起码是在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和老百姓之间分配的,而国家对于土地有着根本上的支配与调控权。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西方那样的绝对私有制,这是根本的“中国特色”,是基本国情,它决定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

总结历史,我们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到,汉唐的发展之所以没有持续,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不够完善。放任门阀士族和私有制的发展,最终导致政治和政府丧失了公共性,丧失了权威。

而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的问题大致是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大,政府管理公共事业的能力和效率不断下降,所谓“法愈严而政愈疏”揭示的就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二是随着外部发展空间和市场的萎缩,中国所建立的治理体系则没有有效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而是致力于消解社会生产力发展集聚起来的能量。

特别是明代以来,当西方奋力开拓世界海洋市场,攫取白银资本之时,中国的治理者不但没有自觉应对世界大变局,反而使治理体系更为极端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僵化的治理体系的“反作用”下,中国的发展被抑制了,最终造成了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千年以降,最早走向“近世”的中国产生了一系列追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与革命的重要思想,其中包括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基层治理、大学之道在亲民、勇于担当、勇于斗争、调查研究、文明互动等,这些先进的政治思想依然是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借鉴。

总体来看,寻求富强与开放、追求稳定与有序,这是中国长期治国理政遗产中彼此联系、不可偏废的两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政治与治理乃是一项公共事业,“天下为公”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主题,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抑制绝对私有制,防止管理公共事务的治理者异化为公共财富的掠夺者和盗窃者,并不断强化治理者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与革命的一个根本主题。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学习了建立和改造现代社会的学问,但是,如果没有对中华文明“天下为公”传统的继承,如果没有对于中华传统文明最优秀成分的支撑,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

毛泽东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的眼光应该是比较远大的。习近平指出,推进政治建设,我们必须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而这就要求我们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三种资源的融合点,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政治的根本基础在民心与正义。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挡的。

离开政治、政权建设,离开党的建设,经济、军事、社会建设就没有基础。从这个角度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现代化。

 

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空前的提升。我们的物质基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雄厚,而我们的不足则在于在上层建筑方面。在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意识形态领域长期照搬西方的东西,文化自信心不强,对自己的东西说不清楚。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正向推动能力有待加强。

政治制度建设关乎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总结概括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我们首先就需要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想清楚、讲明白。

习近平深刻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3]

话语权,在根本上是文化领导权。丧失话语权,就是丧失文化领导权。

现代西方治理体系是以“法治体系”的面目出现的,而这一法治体系以程序的正义掩盖了其为了保护、积累和掠夺私有财产,必然进行残酷的斗争与镇压的实质。米歇尔·福柯指出,西方所谓的程序正义,就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的逻辑之上的,而在结构之外,仿佛什么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治理体系已经异化为一架法律机器,我们在其中只能看到程序的逻辑运行,而看不到西方治理体系形成的历史。

制度和法治的核心不仅在程序,而且在其“目的”与“运行”。法治与制度的目的是为公还是为私?这里讲的就是目的问题。法治需要人去推行,任何治理体系都不能离开治理者,一切政治都与治理者的能力有关。离开了制度的推行者,程序再完善,也是一纸空文。

必须认识到,无论在中文还是西方语言中,“法”与“律”都不是一回事。“法”所涉及的起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自然法层面,包括宗教律法、理想信念、道德规矩、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国家层面,即“律”的层面,包括立法、司法、释法,也包括行政规章、地方法规;三是民间习惯法层面,包括乡规民约、家风家教、地方习俗。

实际上,“法”包含着“律”,而不等于“律”。进一步说,“治国理政”包含着“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内容,但“依法治国”与治国理政之间并不是“等号”的关系。

近代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走着艰辛曲折的道路,在“自然法”缺位、主权缺位、正义缺位的背景下,被动追随程序化的立法。这就把政治制度建设等同于“法治”,又把“法治”等同于立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中国的一切制度改革、立法改革都不过是照搬一些西方的条律。旧中国之所以“无法无天”,就是说旧中国没有公平正义可言,旧中国的一切司法改革,无非没有目的、没有基础的形式化改革。

比如,清末的所谓“法治改革”,其实质就是“修律”,同时也就是废除“礼制”,全盘接受西方的“律治”。无论“立宪”还是“修律”,之所以都没有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因为这些移植来的法条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在割断了法治与社会联系的同时,也割断了中国的历史。

国民党于1948 年实行“宪政”,1949 年政权垮台。当国民党把《六法全书》搞出来的同时,这个政权也走到了尽头。这无非证明:国民党与晚清统治者一样,都没有把精力放在追求公平正义上,而只是做表面文章。如此政权,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它连治国理政的能力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依法治国”了。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开辟了中国法治的新时代,因为我们明确了法的目的、制度的基础就是公平正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劳动法》第一次赋予普通劳动者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障法,更规定了妇女的一系列权利,使法律有了空前的社会基础。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劳动者和女性的权利,在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有那么多的农民士兵和劳动妇女无怨无悔地跟随红军踏上了万里长征路,他们铁了心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初心”,就是革命乃是实现他们权利的唯一道路。

政治上的先进,是最根本的先进,只有政治先进,法才能先进。在中国现代治理体系中,起着根本性作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起到的是“自然法”的作用——它代表的是公平正义,而这是法治和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

一切法治、一切制度,都离不开为谁服务的问题。

看一个制度好不好,首先要从政治上看,而不是从程序上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被写入了党章。“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理”,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自然法基础,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制度文明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和“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

追求天理、国家与人民的统一,这是中国制度文明的根本特征。如果翻译为西方的说法,这就是把自然法、国家法令和人民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使中华法系有了一些鲜明特点。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依法治国”,其关键就在于运用法治的规范性的话语把中国的制度说清楚。

第一,把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党的思想路线明确写入我们的法治体系。所谓“依法执政”,首先是依照党章、党规、党法来执政。

第二,宪法统帅的国家法体系,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包括国家立法、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

第三,特别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风民俗、乡规民约是制度有机构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惯法体系,这叫法治社会。

从这个角度说,法治体系的第一部分把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明确写入我们的法治体系,这解决的是自然法层面的问题;第二部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解决的是国家法的问题;第三部分,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解决的是法治社会的问题。

所谓“全面”,就是指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只有把这三个方面都讲到,而且将其统一为一个整体,才是全面依法治国。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目标,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高度统一。这种制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长期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也批判地继承了包括西方法治传统在内的人类制度发展的成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治国理政的能力——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进行制度建设与制度改善的能力。

这一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从中华文明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内在联系中清晰准确地论述了什么是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5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我们不仅能够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治理好,而且可以努力推动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造中国与世界,正是怀着这样的初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的成功不仅是指技术和经济上的成功,中国成功的核心在于制度的成功,在于政治上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始于1927 年。在这一年的8 1 日和99 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这两场起义的目标都是打回广东去,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并从那里开始,重新进行北伐。

从江西到广东,直线距离不过1000 里。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这就是通向胜利的距离。

他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仅是此后的万里长征,就需要纵横两万五千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从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实际上,正如地上本没有路一样,历史上本没有“井冈山”这个地方,中国共产党经营最早、最成功的“红区”,是指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中段,具体来说,就是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与湖南的茶陵、酃县之间。“井冈山”之得名,其实来自毛泽东的一篇名文——《井冈山的斗争》。

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那些可以耕作的平地被称为“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小“五井”。所谓“井冈山”,就是指以宁冈为中心,由“五井”构成的山地。是毛泽东发明了“井冈山”这个名字,这个美丽的名字是对中国历史地理和制度的凝聚与升华,蕴涵着中国土地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初心——于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条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光辉灿烂的道路就此开辟。

1928年,中国南方遭遇了数百年未遇的冷冬,这一年的1125日,在滴水成冰的冻雨季节,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雄文。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4项任务: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关于革命性质的理论探索。

围绕着这4项任务,从井冈山出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土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新中国,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打垮了中外反动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新中国巍然屹立,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就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那个伟大力量称为“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说过,“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4]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学问,而当今世界最大的学问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历程中所形成、产生的学问。如果我们只是把书本上的学问当做学问,把外国舶来的东西当做学问,而忽视了我们自己手里这门最大的学问,那么我们的学问和知识就是比较渺小的。

大国大党,应该有也必须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问”。

为了夺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胜利,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基础、思想能力还是不够,我们希望胜利、渴望胜利,但我们的本钱还是不够。这里的本钱主要是指思想的本钱、文化的本钱。

目标确定之后,需要的是埋头苦干的定力。毛泽东《愚公移山》一文所讲的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

在纪念长征胜利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这样指出:

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5]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5000年的长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习近平拿出打开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瓶颈的钥匙[EB/OL.2017–02–05 . http://politics.pe ople.com.cn/n1/2017/0205/c1001-29059193.html.

[2] 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M//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7.

[3] 习近平.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M//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6.

[4]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⑥[EB/OL](. 20171113.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113/c1001-29642348.html.

[5]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9.

 

“持久战”

    国有经济改革的最初尝试

    新中国几亿农民的发展目标是要搞饭吃、搞钱花,要“富起来”,而工业的发展目标则有所不同:一是在生产资料领域巩固公有制地位;二是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简而言之,一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制度安全,二是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目标首先是“强国”,不是简单的“赢利”。

    在农村社队企业产生之前,中国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就是企业利润上缴,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弥补,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

    1953-1984年,国家财政收入中的43%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完全是“先生产后生活”,用当年的话来说,这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

    1952年,国有企业利润和税金为30亿元,而1984年则突破千亿元大关,增长34倍。国家投资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

    1979年起,国家分步骤对“统收统支”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拨改贷”和“利改税”,即企业发展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利润按一定比例以税收形式上缴,其余留在企业作为自主发展资金。同时进行了国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包括企业的生产、购销、人事、财务、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企业快速发展,从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等方面看,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

    改革初期的思想碰撞

    虽然党的工作重心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但80年代,是意识形态领域高度活跃的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是来自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3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做了报告,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题发表于《哲学研究》。这个报告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周扬的文章从辩证法出发,讲解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讲到了极端,当然也会走向反面,这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的反思。这篇文章引起争议的原因,在于它尖锐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异化”的说法,其要义在于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都发生了“异化”。具体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由打击“敌人”的武器变成了打击“朋友”和革命者自己的武器。这篇文章呼吁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以代替“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学说。这篇文章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容易被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思与批判(甚至是否定),这可以说触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

    邓小平对此深感震惊。他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没想到党内会有人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随后,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从马克思的原著和基本原理出发,对周扬的观点进行批评。

    1979年,部队作家白桦发表了小说《苦恋》,小说描写了一名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80年,这篇小说被拍成电影《太阳和人》。有人将电影的主题概括为“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邓小平看完该片的感受是:这部电影宣传的是中国不好,爱国主义不对。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复进行的运动是厌恶的,因此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高度拥护的。平心而论,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迫害,很多干部群众有怨气,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怨气在20世纪80年代愈演愈烈,恶性膨胀,演变成为对于中国革命的否定、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否定、对于社会主义的否定,乃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否定,这就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变得不简单了。

    “新启蒙”思潮因此而起。一批学者要求重估历史,“告别革命”,回归“启蒙”,并将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

    国际大气候: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

    从世界范围内看,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流地位的则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采用了向资本集团让利和压制工会、削减社会保障等政策。

    中国第一轮改革的成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改革的进程证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靠两只手的结合:一只手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只手是建立与之配套的市场体系,以价值规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则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第一,“完全的市场化”。即资源配置完全有市场竞争决定,由市场价格引导资本的走向,因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价格就抬高,资本就会涌入,自动达到供需平衡。政府只需起“守夜人”的作用,发展只需靠“招商引资”(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市场反映的只是资本家的赢利需求,而非社会真实需求,因此,供需平衡的假定毫无意义)。

    第二,“私有化”。由于国有企业的赢利都要上缴,所以企业和企业家没有积极性。要真正确立市场价格导向,就要完全取消国有企业,使企业私有化。

    第三,“利率稳定化”,即反通货膨胀。从表面看,这是为了使货币政策维护正常的市场供需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就会扭曲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抢购,生产者囤积居奇)。而实质上,这是要使货币政策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即维持高额利润率。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中国、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美国、日本和西欧(中国为6.2%,苏联4.8%,东欧4.4%,而美国为3.2%,日本3.8%,西欧3.1%)。中国独立研制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1%。怎么能说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经济,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呢?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机械照搬马克思的结论,苏联的社会主义者显然过低估计了市场在满足人民需求、在促进技术创新中所起到的作用,这导致苏联在技术创新和发展多样消费品方面不如西方反应灵敏。

    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错,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整套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已经形成,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呼应。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套改革方案的目标并不是发展中国经济,甚至也不是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束缚,而是以此为旗号,全面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全面否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道路。这就触及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正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乱局,邓小平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指上层建筑,“改革开放”是指经济基础。毛泽东说过,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保护作用。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目标,就没有合法性;假如连起码的社会稳定都没有,就谈不上经济发展。因此,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社会就没有统一,就是一盘散沙。而正是毛泽东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保护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

    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不如资本主义。而在另一些人那里,维护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并不是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推动生产力更好地发展,而是维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落后的东西。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没有从“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一致性上看问题。针对这两种倾向,邓小平简要地说,不能保护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改革开放。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他在晚年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资源和资本贫乏的大国,经济和技术落后,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我们始终必须从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思考我们的制度选择。

    他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然处于贫困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他还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11亿人口,如果1/10富裕,就是1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9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战略性企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势,中国就不可能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的持续发展就没有真正的动力。如果没有国家对于教育和人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中国就将丧失劳动力这个最大优势,而这些都是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保证的。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基础的“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然而,当时的人们一度不能理解:何以讲人道主义,就会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威胁到人民民主专政了呢?何以思想混乱,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呢?邓小平是否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呢?

    无论周扬、白桦还是大多数新启蒙的知识分子,其本意和出发点当然不是要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希望中国社会发生混乱,他们的思考仅是从自身的切肤之痛出发的,这无可厚非。但是,他们的心胸与视野都不够开阔,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不够冷静。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变局,中国的知识分子还缺乏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邓小平判断局势是从“国际大气候”出发的。他敏锐地看到,由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了长期停滞,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即将到来。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资本主义阵营会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运动发起全面攻击。从这个角度说,邓小平认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不是偶然发生的。

    西方封锁和中国短缺时代的结束

    1991年苏联剧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强大的苏联为什么垮台?

    真正击溃苏联的,是美国和西方世界输出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西方不遗余力地向对手输出“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向西方世界学习“民主”而付出了最大代价的国家,就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些国家,民主造成的就是暴乱、政权更迭和血流成河。

    以推行民主为政治武器,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起攻击的同时,美国和西方世界更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方案和“自由民主”,其真正的目标就是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20世纪8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结合在了一起,1989年,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严重社会动乱。这为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理论做了深刻的注脚。

    邓小平坚决制止了动乱。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1989年的问题在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邓小平看来,这种反作用就表现为对于经济发展的干扰和破坏。动乱的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特别是对青年人的教育。

    在邓小平无情地戳穿了西方“以民主输出动乱”的战略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蜜月期结束了,从那时起,中国遭遇了西方的全面封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重要拐点——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经济过剩”。

    千百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生产资料与消费品乃至日常生活用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自新中国建立工业体系以来,中国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成功调整,继中国农村经济大发展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工业产品第一次出现了过剩。这里的过剩,一方面是指实际上的过剩,另一方面是指“有效需求”不足,在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上相应的购买力跟不上,过度竞争导致企业的利润率下降。

    1982年实行企业放权让利改革以来,企业就把利润作为基本的目标,利润率的下降就表现为产品的过剩。

    19901211日,何新在与日本经济学者的谈话中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种重大历史转折——中国出现经济过剩,这对世界经济将产生重要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需要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仅仅靠国内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经济开放的道路。

    中国高层及时采取以下三种手段应对:一是压缩生产资料生产,“甩包袱”;二是尝试建立资本市场,采用债务工具;三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世界不太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有人把“和平发展是当代主题”这一重要判断片面解读为“天下已经太平”,这个认识一度成为主流。按照这样的判断,经济活动的重心应放在消费品的生产上,先进设备只需从外国进口;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必须承担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使命的观点则被判定为陈旧过时的,甚至愚蠢的。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七个机械工业部进行改组,其中六个从事国防工业的专业部要按照“军民结合”方针,走“军转民”道路。在当时,为集中资源搞经济建设,国防科研生产任务不能不缩减。但一个时期内国防现代化建设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也是事实。

    随后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20世纪90年代是从一场残酷的争夺地区霸权的战争开始的。1991117日,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仅用40天的时间就彻底击溃了伊拉克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伊拉克退出科威特。首先,这是一场以“正义”为名的“圣战”,它使战争的意义回到了罗马和基督教的时代。其次,这是人类第一场以信息化为主导的高科技战争,在信息技术支配的西方战争机器面前,伊拉克所谓先进的机械化军队完全不堪一击,整个作战系统成了聋人和盲人。

    海湾战争不仅显示了西方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也是西方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向世界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武力示威,它向世界昭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武力相抗衡。

    “历史终结论”和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20世纪90年代,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灾难与挫折的时代,以至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20 世纪90 年代,是残酷的资本主义“19 世纪的回归”。

    199112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就是在这一天,苏联宣告解体——“红旗落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失在历史中,“卷旗缴枪”,毛泽东的预言被残酷地证实了。

    苏联从改革伊始就走上了歧路。与中国的“渐进式”的兼顾经济发展的改革路线不同,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则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华盛顿共识”的规划,采取了“休克疗法”。随着国有企业短期内被私有化、被西方收购,苏联的国民经济一时陷入崩溃和混乱,工业体系被瓦解。苏联的领导集团就是这样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国家安全拍卖了。与改革初期的中国不同,苏联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成为“资本家”,社会主义就是被这些人出卖的。

    培育并放任资本家的改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腐败,混乱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了货币崩盘。最终,国家的大量财富被西方财团轻而易举地收购。前苏联时代强大的工业体系变得支离破碎。乌克兰继承了前苏联生产航空母舰和大型运输机的科研制造基地,在把航空母舰当作废钢铁处理掉之后,乌克兰沦为一个无安全可言的三流国家。

    1992年,乃是资本主义的“千禧年、狂欢年”。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即人类历史以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面对严峻的形势,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在深圳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也就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再过30年,我们会形成一个比较“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布,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好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意识到,面对经济调整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双过剩的现状,说明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市场。在西方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亚洲四小龙”这些“西方盟友”所掌握的市场,“转道”或“借道”进入世界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迅速传遍世界。这次谈话吸引了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资金和产业进入中国,而它所换取的就是借助“亚洲四小龙”的出口渠道,中国产品得以进入世界市场。

    与“亚洲四小龙”接轨,这是在西方严密封锁市场下所做出的选择,它必然使中国经济社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以科技研发和装备制造业为龙头的中国工业体系,面临着低端加工组装业的“替代”。

    从注重生产资料生产的独立自主到注重商品生产与出口,这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变。

    邓小平的设想是:开放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设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本目标还是壮大中国自己的工业。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其中就包括:随着“亚洲四小龙”将低端加工业转移到了中国,在“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中,中国付出的是“劳动租”和“资源环境租”。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加工业被引进中国的,是大量不同技术含量的外国设备涌入国内市场。中国前30年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国有装备制造业体系,一时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国企改革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其中最沉重的经济代价是40万中小国有企业破产或出售,4500万职工下岗失业。至于政治代价,则是企业“把赢利作为唯一目标”和社会上“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导致了社会风气败坏,乃至官员的大面积腐败。   

    如何推进经济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企业的唯一使命就是赢利,国有企业就必须从利润率低的生产资料领域退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着政治使命、安全使命,而且国有企业也能赢利,说国有企业不能赢利是一种流行思维的误导。有人甚至认为,国有企业本来没有病,由于工业生产资料领域是牢靠的,所以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好的。中国经济的毛病,国有企业的一切毛病,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治出来的病”。不过,这两种观点都存在问题,失之偏颇。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这是毫无疑问的。公有制的基础首先在于工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作为现代工业的上游,必须掌握在国家和人民的手中,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但这件事做起来非常不容易。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向生产资料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这是打破市场经济条件下“报酬递减”的根本出路。正是对生产资料部门强有力的投资,才有工业装备技术的进步,人类经济才完成了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跨越。

    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生产资料生产,谁就处于现代化生产的上游,就掌握了制造现代劳动工具的能力。产业竞争不仅是下游加工业的竞争,更是上游生产资料生产的竞争。

    我们说国有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向生产资料的投资风险巨大,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得到回报。不少发达国家由工业为主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为主、甚至转向金融业和虚拟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需要持续的大规模研发投资作为支撑,需要相应的市场销售体系的支持。离开了这两条,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分别论述了生产劳动体系、商业交换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马克思指出,现代经济体系是由这三个体系之间的配合与循环运动组成的。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基本上是以生产体系为中心、以国家计划调配全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的相对封闭的体系,商业交换和货币金融体系要服从计划调配。企业的产品销售与投资是国家的事,企业不过就是一个制造产品的工厂。对大多数人而言,市场销售和融资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应该考虑的事情。

    马克思指出,现代企业的任务不仅是生产,只有把产品卖出去,才能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为保证生产销售活动和扩大再生产,经常需要融资。如果仅靠“统收统支”,企业发展将始终受到资金的限制。对于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少去思考。

    改革所遭遇的难题,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真正深化了。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企业”,特别是重新定义国有企业的功能,要把功能单一的工厂改造为“现代企业”,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311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以现代金融制度为核心的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理论,落实为行之有效的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通过改革把企业由单纯的生产部门发展成为融生产、销售、融资为一体的现代经济体。在这场变革中,国有企业由“工厂”变为公司和企业集团。

    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生产企业。为什么这些国有企业中的很大一部分效率不高?根源就在于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简单化的隶属关系,靠行政指令进行经济调控,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打破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垂直隶属关系,赋予企业以销售和融资的功能,从而充分发挥企业生产经营的内在动力。所以从根本上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是抛弃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体系,而是解决国民经济体系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简单地私有化或市场化,更不能打乱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兼并、重组、上市扩大企业功能,使生产与销售和融资结合在一起。这样中国经济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包括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市场改革、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综合改革。这一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同时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改革与调整不至于危及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通过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了,企业的短板补齐了,企业变成了具有生产、销售、融资功能的公司和集团。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但没有在封锁中被解体、被私有化,而且空前地做大做强了。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国有企业的功能明确为:积累国有资本,确保中国制度安全和经济安全。国有企业的职责在于确保制度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这个判断建立在对国际形势清醒判断的基础上。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和相关国家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话来说,就是“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2001 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于中国的长期封锁,只是到了2001年“9.11”事件后才算告一段落。自1989年西方开始制裁中国到2001 年,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与打压持续了10 年以上。在这艰难的10 年中,我们发扬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阐发的战略思想,在牵制对手的同时,通过改革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力量,保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体系和战略性科技和产业力量,为随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创造了基本条件。最终,中美关系在临界点上峰回路转,中国再次赢来了一次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的面貌已经今非昔比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恰与美国的“去工业化”趋势相伴随,在金融资本家的操纵下,美国变成了一个金融国家。按照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统计数据,美国1%的富人占有了80%的财富,而这1%的富人拥有的巨额财富主要来自资本投资,而非劳动和工作。这充分表明,美国这个历史上一贯标榜平等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

    正是美国的统治阶级搞垮了美国。

    以税收壮大公共财政,抑制内部贫富分化,以公共财政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以公共财政推动美国健全的产业体系,这一切原本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反复申明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美国梦”的基石。但是,在21世纪,这一切写入美国宪法的信条,都被美国的垄断金融集团抛弃了。由于大规模地、持续地为金融集团免税,鼓励拉大贫富差距,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在公共财政上全面破产的国家。公共财政的破产与美国的教育、医疗全面实现市场化相伴随。美国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被私有化的医疗保险机构剥夺和挤占了,美国的企业因此丧失了竞争力。占美国人口1% 的财富集团搞垮了美国。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打出了以“99% 反对1%”的社会主义口号。

    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轮产业调整之后,走投无路的美国企业只有一条生路——到中国去。因为那里有良好的投资政策环境,有配套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只要和中国合作,企业就会获得丰厚的收益,反过来促进技术研发和扩大生产。

    历史证明,正是美国的打压给了中国以力量,正是美国的错误、贪婪和愚蠢给了中国发展以巨大机遇。中国推动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位数增长的奇迹,经济总量极其迅速地超越了一系列发达国家。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制造国,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这是自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最大经济成就。

    找回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

    但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这里是有沉重的代价的。今天看来,我们付出的最为惨重的是文化的代价、人的代价——由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长期无所作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接轨的倾向,在经济结构的痛苦转型期,支撑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站起来的现代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被广泛抛弃,并遭到知识界的耻笑。

    1993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人文精神讨论”。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归根结底就是西方封锁的结果。讨论的一方竟然把中国出现的问题归结为西方式的“人文精神”失落的结果。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所普遍认同的“精神价值”就是西方的所谓“人文精神”。在面临西方残酷的封锁与打压时,中国的一部分读书人却幻想用一种温和的、人道的、空想的资本主义来抚慰在封锁中求生的中国。这场讨论深刻地暴露出在20世纪9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误区。在他们的头脑中,只有西方才有“人文精神”,而中华民族5000 年,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文精神;更有甚者,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形成的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已经不被他们认为是什么“人文精神”。上层建筑领域“全盘西化”导致的结果是:在中国的硬实力遭到打击和封锁的时候,中国的软实力,特别是操纵这种软实力的中国知识分子,率先“卷旗缴枪”。毛泽东当年的担忧被证实了。

    在这场讨论中,张承志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他诉诸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他痛感:面对西方的围剿与封锁,中国知识界丧失了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精神。他更站在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明的强盗逻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声音被彻底污名化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中国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也并没有明确答案。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在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中,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研究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韩蕃璠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说她特殊,源于她是一个典型的“红三代”。对于“红三代”的成长经历,社会难免有着好奇和偏见,并冠以各种符号。她的特殊,还因为她丰富而有挑战性的人生阅历:美国名校海归,进入北京市政府机构,后转入国家部委所属单位后,作为中组部第1415批博士服务团成员,近6年扎根宁夏基层,不同地域、多种角色的历练,使韩蕃璠磨练出务实拼搏、善作善成的开拓精神。

韩蕃璠说:为祖国建功立业,是我的初心,也是我一生所愿。

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韩蕃璠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良好的家风涵养品格,浸润心灵。人生理想的种子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中悄然发芽,人生的选择,常常在亲人的言传身教中坚定方向。韩蕃璠对事业的坚持与守望源自其三代人的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

祖父的传奇人生

 韩蕃璠的祖父韩练成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中都曾任过高级将领。他曾经为共产党立下奇功,铸就了中共谍战史上一段神秘的传奇。

韩练成1909年出生于宁夏固原贫困山区的一个小村子,为了吃饱肚子而投军。1925 年进入黄埔系,他的体能和组织能力使他在众多学员中崭露头角。

19269月,韩练成被编入国民联军第四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还有杨虎城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们与旧军阀不同,韩练成对他们所带来的新思想、新作风,尤其是他们宣传的“救国救民,吾辈天职”的理念接受得很快。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政治处长刘志丹都是共产党人,韩练成深受他们“救国、革命”的精神影响。他们启发他要有清楚的政治头脑,要搞清楚为谁带兵、为谁打仗,做一个明白人。刘志丹等革命志士的启发,奠定了他的信仰基础。

韩练成曾经相信国共合作可以救中国。“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另立中央。他一度陷入彷徨,苦苦寻求,谁能救中国!刘志丹在离开北伐军时,告诉韩练成,共产主义不会完,干革命需要坚定的政治信念。他鼓励韩练成要永远做革命的人,永远做革命的事。这是韩练成最后一次接受刘志丹的教导,若干年后,他得知刘志丹牺牲了,他错失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机,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1935年,韩练成晋升为少将,但他不赞成蒋介石“剿共”政策,希望有一个用武之地可以报效国家。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韩练成陪同白崇禧会晤到南京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从此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真抗日救国的革命政党。1942年,刚刚晋升国民党中将的韩练成进入国防研究院,筹划秘密联络共产党,寻找到秘见周恩来的机会。他向周恩来表明心迹,表示赞成共产党的立场,提出要归队,到延安去。周恩来告诉他:生存就是胜利,他已经在国民党身居要职,就要争取在战役和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并告诉他,“谋成与密,败于泻”。要完全独立去做。从此,韩练成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他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从整体战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军事战略。除了周恩来或由他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受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成为真正的“隐形将军”。

19435月,韩练成被蒋介石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高级参谋。由于1930年中原大战救蒋有功,他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1945年,韩练成担任第四十六军军长,此时,日军把华南部队向北集中,韩率第四十六军攻克柳州。他预感到,当年周恩来在蒋介石身边布下他这颗棋子要派上大作用了。果然,蒋介石派他去海南接受日军投降,布置他的任务,一是受降,收复海南;二是“剿共”,用狮子博兔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把共产党琼崖游击队消灭在此孤岛上。此时,周恩来给他亲笔信,要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韩练成向蒋介石汇报说,海南没几个共产党,建议不用大部队围剿,用收编方式解决,得到蒋的默许。他中止了国民党的进剿,机智地保护了共产党的琼崖纵队。

在中国战场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歼灭日军53万人,在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6万人。而中国则在战争中付出2100万军民死亡的惨痛代价!贫弱的中国再也经不起绵绵不断的战争,人民期盼和平,反对内战。1945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进行和谈。韩练成心底希望双方谈出一个和平的结局,但他内心预感,内战不可避免。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方向,自己要尽一切可能,减少或降低内战给人民造成的损害。

1946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中原解放军发起进攻。韩练成被蒋介石调到南京,他了解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计划以及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他立即设法向中共董必武汇报了这个最机要的情况。韩练成知道,他已经被推向了内战的战场,不可能再长期隐蔽了。

同年11月底,韩练成率四十六军进入山东。山东是国军全面进攻的主战场。陈毅与韩练成取得秘密联系,希望他设法让四十六军不主动进攻解放军,并请韩练成及时提供情报。韩练成以智谋拖住国军主力李仙洲集团,为解放军争取了宝贵的进攻时间,而他自己的四十六军从“钢军”变成“豆腐渣”。他在战火硝烟中藏起来,一直没出现在指挥员的位置上,直到解放军大部队到来。陈毅感叹,韩练成为莱芜战役立了大功。国民党两个军在莱芜战役中全军覆没后,韩练成将要冒风险回南京,做好接受军法处置的准备。韩练成说,只要能为人民有所贡献,个人安危非所计也。他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大谍之极,亦可无形”。莱芜战役取胜之快,歼敌之多,在解放军史上是空前的,而韩练成“大谍之极”的奇功被多部文学著作和电视剧所传播。

19473月,蒋介石调韩练成到国民政府参军处任职,这是蒋介石第二次调他到身边参与机要,而这次可谓最高的参与程度。送蒋的战报最后经过韩的手,蒋批出的命令最先经韩过目,他已经坐上周恩来布局的“高谋”——在战役、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的最佳位置。这枚棋子配合解放军打赢莱芜战役,打乱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节奏。直到 1996 年,蒋介石之子蒋纬国还说:韩练成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19474月,蒋介石向山东解放区再次发起重点进攻,企图聚歼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韩练成给蒋介石策划,让全美械武装的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择地固守。蒋忽视了地形的不利,让张灵甫固守孟良崮,包括张灵甫在内的七十四师全部被解放军歼灭。韩练成又给蒋介石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韩练成身处国民党军事中枢部门,克服和化解了重重危机。他依靠总统府参军处接触最高机密的便利,直接进行战况分析,将情报送出去。周总理说,他的一支铅笔大过两个兵团。此时,国民党部队已兵败如山倒。

1948年底,韩练成归队,穿上解放军军装。他去西柏坡参见朱德、周恩来。一见周恩来,韩马上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491月,他去参见毛泽东,毛主席对他说了一句话: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在谈话中,韩练成说,他认为毛泽东是新时代的创造者。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做历史的创造者。”

1950年,韩练成在履行入党手续时,周恩来作为韩练成的历史证明人,向他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交了底:这么多年以来,韩练成一直是一个没有办理过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作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为什么放着高官厚禄不要,跟着共产党走,执意要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说,这正是信仰的力量。

1955年,解放军进行授衔,韩练成的条件可以授上将,但他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他坚持按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周恩来十分赞赏他的举动,经常向身边的同志讲“韩练成要党员不要上将”的故事。

精神传承

硝烟尽散、精神不朽。韩练成将军一生爱党、爱国,他的高尚品质、大家风范在后辈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韩将军唯一的儿子韩兢,从父亲去世就开始遍访群贤、多方求证、追寻父亲隐秘的历史足迹,历经20多年写就《隐形将军》一书,还原了周恩来领导下中共隐蔽战线的特殊侧面。目前他已年过7旬,仍在一些地区干部学院以及一些党政机关、部队、高校参与有关党性、理想信念的讲课。

韩练成将军在世时嘱咐家人:年轻人要有大格局,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这句话指引孙女韩蕃璠直接选择了海归。回国14年以来,她坚持做一件事:将所看到的、所经历的鲜活经验与改革创新思考相结合,研究并实践如何提高管理与治理能力,这都发源于“为祖国建功立业是我的初心”。如今,从专业机构到党政机关,从首都到西北县级市,她在点线面体这四个维度的岗位上锻炼了政治能力和综合素质,切身体会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

不变的信仰  不一样的修炼

韩练成是一个在国共两党史册上都绝无仅有的传奇人物,他的孙女韩蕃璠也是一名新时代的巾帼女将。本刊近期对她进行了专访。

守望家风  薪火相传

经济导刊: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专题片《守望家风》,介绍了深入龙潭虎穴的四大传奇将军之一韩练成是如何留下“家风资产”的,对你和你的父亲进行了访问,对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你能否有更详细的介绍?

韩蕃璠:1984年去世时,我才5岁,最深的记忆是他很爱家人,也很爱孩子,他经常和我父亲一起种花、一起聊天。他喜欢教我背唐诗,还假装被我从电影里学的少林拳打败坐在沙发上,然后一起大笑。 

祖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影响都很大。他的革命斗争精神,对我们的家庭教育,对我如影随形,让我心灵上有了一种归宿和精神底色。他和我的父母都是我心中的楷模,也是我一路成长的精神导师。

经济导刊:家风传承更多的是从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上体现,对你有哪些影响?

韩蕃璠:理想信念不是与生俱来的。祖父从军是因为家贫,能够挣钱养家是一个16岁的穷孩子走出大山时最朴素的梦想。在北伐进程中,他接受了共产党人刘伯坚、刘志丹的革命启蒙,救国革命成为他的奋斗目标,那年他18岁。

从祖父成长过程的初期,我看到并懂得如何寻找和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虽然时代不同,但都是“受信仰所使然。”

经济导刊:韩将军在仕途上升阶段主动联系周恩来、要求参加当时还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您可以留在美国发展却主动回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韩蕃璠: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父亲告诉我,祖父常和他说一句话:“军人的天职是为国作战,不是满足小集团的私利。”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蒋介石的国策是安内攘外,实行一面抗战、一面剿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包括地方游击队也不过只有50万人,却在沦陷区开辟了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1亿人口),对日军21个师团和62万伪军作战,这是侵华日军的60%和伪军的90%。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战、救国这一个方向。虽然他在国民党处于上升时期,但他冒险秘密联络共产党,他要跟那个坚决抗战、把中国未来引向光明的共产党走。

与前辈不同,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到海外留学的机会。“年轻人要关心国家大事,珍惜时间多学习,学以致用,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这是祖父对后代的教诲,它直接影响我“海归”选择。2005年,我在美国塔夫茨大学获得跨学科硕士学位(融合食品政策、MBA和项目管理),我一直想将所学与国家所需结合起来为祖国服务。此时,北京市政府正为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招募海外人才,参与北京奥运,就是践行“知行合一”。虽然在美国发展也许会有更好的条件,但我决定放弃在美国的选择,直接回国参加这项工作。

时代不同  信仰相通

经济导刊:从你的简历我们看到你的工作经历跨度非常大,这是你有意识进行的选择吗?

韩蕃璠:我回国工作了15年,在北京市政府机构事业单位7年,包含北京奥运行动计划3年;国家部委直属机关4年,包含中组部博士服务团挂职宁夏2年;宁夏党政机关6年(自治区商务厅、灵武市)。

经济导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般人对职业转换是选择条件更好,薪酬更高的机会,而你却走了“逆潮流路线”,从北京到地方,工资越来越低,为什么这样设计职业生涯呢?

韩蕃璠:祖父当年确立了“救国、革命”的人生目标,看淡一切功名利禄,坚守责任和道义取向,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称他“要党员不要上将”。他教育我们后代“年轻人要有大格局,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这种影响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首先就会反映在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同时,到基层去锻炼、去实践,是我们青年干部成长过程中,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磨练自己,必不可少的历程。

我在波士顿一家公司工作时,客户是联合国机构,我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宏观经济与发展报告整理成摘要,其中,中国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做法很有特色,我去调研中国西部扶贫和儿童健康改善情况,由此有了更多比较,让我感到,实践是学术的基础。很多人都是从抽象的模型数字出发,从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出发来解释中国实践,这种做法是脱离实际的。中国的发展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模版。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的中国道路。留在美国,我只能做中国发展的观察员,做不了“建设者”

在人生目标的选择上,77年前的祖父、15年前的我,都不是因为感情冲动或者利益取向,都有家国情怀,都是责任的选择取向。祖父是在民族危亡时义无反顾“救国革命”。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走在新的长征路上,我向往为国家谋复兴的事业,放弃一些个人利益很正常。

经济导刊:如果说祖父是你的人生导师,你们祖孙是怎样隔空对话的?对你现在的工作有指导意义吗?

韩蕃璠:十三岁那年,我看到1970年祖父和与兰州军区皮定钧司令员谈军官养成合成军队的编成与作战的录音记录,我很好奇,就专门作了一份笔记,经常翻看,直到这几年的军改,才意识到祖父的前瞻思想。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几幅书法,是祖父留下的墨迹。他曾经7次负伤,后来用练习书法恢复身体机能,当时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给他的任务是休养生息,准备参与解放台湾的战役。

看到他的题词、墨迹,读到他的论著,体会他多年前的预言,好像他并没有离开我多远。新中国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铸就的。作为“两个一百年”前进道路上的新一代共产党员,我们的使命是建设好国家。遇到新困难、新挑战时,我会从各方得到启发和激励,包括祖父的思想和经验。

在北京市工商局,我主要参加组建新机构——技术中心,日常承担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任务,当时发现如果什么都想干,就什么都做不好,到底应该怎么做?祖父在战争年代,在军中担任过从低到高的各级主官,解放后在军事科学院担任战史部部长,熟知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体系。我刚入职就学习这套思想体系,再运用现代项目管理方法,在执行两项重要任务中,取得了不错效果。一项任务是填补北京市工商系统长期缺乏科技力量的空白,我在获得北京市委组织部留学人才科技项目支持后,牵头建立了商品食品风险管理技术体系,这关乎长远建设能力2008612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实地考察,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确保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我们这些年轻的参与者听到后非常激动。另一项是全程参与《北京奥运食品安全保障行动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参与从政策设计到横跨10个部门的组织协调,我们确保了奥运期间没有发生一例食物中毒事件,先后得到北京市市长王岐山、郭金龙的认可和集体表彰。2008年,北京市政府发布了由我牵头策划实施的国际项目北京奥运版-健康三要素。我组织了多国专家开发出一系列中英文健康传播公共产品并代表北京市政府在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向各国部长作介绍。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和我交流后决定,将项目作为WHO的品牌产品全球推广,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得到再次应用。

经济导刊:你是否认为这也有助于推动制度体系建设和加强治理能力建设的制度创新?

韩蕃璠:祖父带兵用兵、行政,都重视建立体系、建章立制,依靠制度管人理事。20世纪60年代,他在甘肃省担任副省长时期,建立了很多新的工作条例,不仅强调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还引用古代兵法典籍指导同事,组织学习《尉缭子•制谈》中的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事过多年,当时的厅领导对我父亲说起他建章立制的做法,依然记忆犹新。

我在工作中接触到国家风险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改革治理体制机制,新行业工作体系建设。北京市工商局推荐我完成博士训练,作为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老师的助手,我参与了多项宏观政策研究。在中央办公厅委托陈院士提交的建议中,我们提出: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解决突发事件信息混乱的难点问题,国家亟需成立独立科技机构并建立风险预警与交流机制(危机沟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成立,它承担我国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风险管理科技支撑任务,成为国家级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在全国较早采用党委领导下的理事会决策监督管理模式。经过竞聘,我成为评估中心新闻办公室兼风险交流部首任副主任,迅速建立新的跨领域工作体系。我重新研究了祖父建立制度的做法,那几年电脑桌面都是他的笔记要点。

经济导刊:你的祖籍是宁夏,父亲也在宁夏工作过,这是你去宁夏任职的主要原因吗?

韩蕃璠:宁夏是我祖父出生的地方,也是老少边穷地区。2013年底,由卫生部选派,我参加中组部第14批、15批博士服务团,挂职宁夏商务厅厅长助理。20162月,我主动要求调任宁夏工作,先后任灵武市委常委、副市长,宣传部长。

经济导刊:在宁夏6年以来,你有什么工作体会?

韩蕃璠:祖父生前强调打基础,提倡多练。他认为,无论从事哪一行,都要先从最基础的层面做起,否则就是纸上谈兵。我坚信,只有在地方基层多探索,才能在实践中不断磨练和提升自己。

我的岗位涉及地方经济发展、县域社会治理、宣传工作,其中很多是我之前不熟悉的领域。毛主席说过河要解决桥或船的问题。我理解“过河”即工作目标,而“桥或船的问题”属于工作方法,加上精神传承,都是可以借鉴学习的。20世纪60年代,祖父任甘肃省副省长,一个从战场走出来的将领,在建设时期分管他不熟悉的科委、卫生厅、文化厅、轻工等部门,他靠什么当好领导?他有几个做法:1.善于最短时间内摸清行业规律,家里有一套纺织品样板色卡,是他分管轻工期间研究各种毛和料子留下的;2.实地调查研究,经常一个人去分管单位和群众干部交谈。他和什么人都谈得来,在文人中间他会用文人的语言,和农民在一起他懂得农民说的话,大家愿意告诉他真实的情况;3. 不做全知全能,调动各方面力量处置棘手复杂的新问题。1964年甘肃省爆发了口蹄疫,他集中了专家意见,做出正确决策,组织军民联合行动,迅速控制了疫情。调研、民主、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而快速适应陌生环境、理性判断与决策是战火淬炼出的素质。

挂职期间,受祖父的启发,我结合新的工作实际打开了局面:完成全自治区电子商务和服务业发展调研,为长远规划提供依据;依托欧美同学会理事身份了解国内外情况,推动高质量发展: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牵头的物联网制造项目,落地西北地区最大物联网实训基地;实现首个食品领域院士工作站落地,推进一家大企业成为全国排名第二。

时代在发展,我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我得知宁夏贫困听障人口中有很多是儿童,我主持引进了中国市长协会世界从此欢声笑语项目。陶斯亮会长带领50多位中外人士在一周内为3456名群众免费订做高级助听器,总价值6000多万元。宁夏残联理事长说:如果没有这个项目,常规途径要花10年才能解决同等数量群众的普通助听器问题。

在灵武市任职期间,我切身感受到县域治理是更复杂的体系。灵武市是银川市的县级市,属于宁夏沿黄(黄河)城市经济带核心区,总面积4010平方公里,有31万人口(回族约占50%)。我天天看见灵武市领导对党的建设、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和脱贫富民各方面竭尽全力、夜以继日,造福一方群众。前不久,灵武市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第83位,比2018年上升了一位,这当中凝聚着我身边领导和干部大量的心血。

县一级干部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我有很多机会参与产业规划和战略落地,体会到毛主席所说“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分管商务期间,我组织规划互联网+产业计划,并以全宁夏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县项目资金2000万元,为县域电商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如今,包括灵武长枣在内的优势产品电商交易额达到2.4亿元,实现网络零售额1.17亿元。

分管文化旅游事业期间,我带领干部主攻未来增长点,例如,热气球集时尚、旅游和视觉冲击力为一体。起初大家没有经历过,缺乏经验,我组织干部对运营团队经验、操作规律和安全保障各方面做细致研究和体验,举办了我国首个热气球自由飞行活动,实现了群众乘坐热气球“观绿色长城、学治沙劳模精神”,央视5次报道,既传播了生态文明建设,也建立了城市品牌。

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努力落实上级关于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项要求:靠完善和落实制度守土尽责,维护意识形态和网络信息安全;靠激发干部和记者多挖掘当地人民的奋斗和火热生活,开创灵武市被央视正面报道次数最多的历史记录;靠发挥红色资源在基层思想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邀请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建同志为广大干部讲述周总理的家风故事;靠坚定文化自信,从文化积淀中打造城市品牌,凝聚精神力量,获得国家千年古县称号、联合国亚洲都市景观奖。

经济导刊:你说过,在基层工作可以从先进人物身上“挖矿”?

韩蕃璠:宁夏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但有很多先进集体和人物。离我最近的是治沙英雄王有德。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与王有德共同种下的灵武长枣树,现已果实累累。他的很多做法是系统治理、综合施策生动具体的实例,累计治沙面积62万亩,为国际上贡献了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20199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发了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勋章,是治沙防沙事业中唯一的代表。我把治沙英雄群体的事迹推荐给央视等媒体。如今,灵武防沙治沙展览馆已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经济导刊:你对未来有哪些期待?

韩蕃璠: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命题,需要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在治理体系中提高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未来无论我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都会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对未来的态度,巩固并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推进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编辑  季节)



“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

1956 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6120日,毛泽东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会议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社会生产力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解放生产力”,主要指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造和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革命。

“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把“赶上并超过美国”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目标。

“保护生产力”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发展。马克思指出,以破坏生产力和摧毁社会结构的方式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极大缺陷。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保证,单纯地强调发展生产力,那么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据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来保卫,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论述,是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倘若割裂这个整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就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伤害。

1956 2 月,毛泽东召开36 个部委的调查研究会。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批评,再次提出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1956 2 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后,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否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集中在“肃反”和搞个人崇拜这两个方面。

毛泽东并不赞成把问题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在肯定斯大林的探索和功绩的同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个人,而在于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严重缺点,在政治上,就是以“肃反”的方式推行教条主义,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党内和社会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在经济上,则是以中央计划、行政命令代替一切,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思想根源上,则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看作类似“自然科学定理”那样的教条。

这一模式的缺陷,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思想僵化的官僚集团,把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变成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同时也培养了赫鲁晓夫等大量的“两面人”(毛泽东称之为“修正主义分子”)。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赫鲁晓夫只是“揭了盖子”,但却“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指过去没有人敢批评斯大林,现在苏联人自己出来批评,从此各国共产党人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捅了娄子”,就是全面否定斯大林时代的一切成就,造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斯大林刚刚去世三年,苏共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苏联共产党这样简单片面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其前途一定是不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不幸言中。

社会主义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共产党内部也从来不是“一团和气”或“铁板一块”。恰恰相反,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这并不是赫鲁晓夫所谓的“权力斗争”,而是苏联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国际矛盾的反映。

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模式的最初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他甚至一度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已不复存在,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上已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之后随着肃反的扩大化,他又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在毛泽东看来,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的问题,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反映。赫鲁晓夫和斯大林都不愿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思维方式都是形而上学的。

中国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能一个人死了,地球就不转了。如果我们要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那就必须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与世界形势的发展结合起来。

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党内印发)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必然存在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承认矛盾的存在、并主动去化解矛盾,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指出,供需平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野里,是不可能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的,在那里,“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1]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衡,不是指市场的不平衡,而是由于我们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优先发展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工业经济领域以及相应的社会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部门、领域和阶层发展的不平衡。因为供需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真正解决不平衡的办法是努力协调经济各部门之间、党内党外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等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即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问题。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联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以及不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思想,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论断,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大纠偏。

19568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世界发展不平衡

1956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公开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962年,毛泽东请全国的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共同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形势。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预言:“从现在起,50 年内外到100 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短短的20年间,中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国逐步建成了工业国。在此期间,中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成功,在合成胰岛素、青蒿素等生命科学尖端科学领域领先世界,在政治、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成就,标志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19694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九大召开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同志研究分析国际形势,711日,4位元帅向毛主席报送了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这份报告首次提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体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抗。”

也就是说,世界局势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战国七雄”,经历了战后的“两强对峙”,已经走向了“三国演义”,当前的世界局势是: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力量彼此对立,而美苏两强都企图称霸世界,只有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中国“代表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于中国内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加之中国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卫星、火箭、核弹技术,因此,美苏两霸都不敢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三大力量鼎立”,这是对不平衡的世界结构的崭新认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只有三大力量中的两方联合起来,才能压倒第三方。而一旦两方联合,就一定可以打倒第三方。

在美苏两霸中,比较而言,当时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19693月,中苏两军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激战。当时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甚至策划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929日,中国第二次成功地试爆氢弹,以显示国防实力。

相对于咄咄逼人的苏联,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收缩。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其经济实力受到严重消耗。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面临着阿拉伯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局面。

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美国与欧洲贸易造成的大量的贸易逆差,使欧洲掌握了大笔美元现金,从而形成了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欧洲美元市场,这使美联储不能通过操纵美元利息轻易维持美元的价值。由于欧洲不再追随美国货币政策,最终,在美国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时候,戴高乐派军舰把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法国,迫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随着美国在越南、中东、欧洲相继陷入麻烦,苏联则积极进取,准备填补美国在这些地区形成的“真空”,这导致了美苏矛盾进一步加剧。

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叶剑英等四位老帅在上述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2]

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美国原本希望中苏冲突扩大,但正如“四老帅”的判断,中苏战争不但没有发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反而因此走向缓和,这对美国极为不利。尼克松立即改变政策,促使了197179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年,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他的判断就是: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美苏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不切实际的,而一旦中苏关系缓和,美国将彻底陷入被动。于是,他最终决定向中国伸出和平之手。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尼克松说了这样一句极为现实主义的话:“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诸多国内矛盾和问题,工业迅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其中一种意见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国内经济上,把工业结构由注重生产资料生产调整为更加注重生活资料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种主张则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继续备战备荒,对付“帝修反”。

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实现国际关系再平衡,从总体上改变世界局势,才可能为解决国内矛盾和问题创造前提。如果中国一直处于美苏两霸的封锁与威胁之下,一直处在战备状态,那么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中美恢复接触和两国关系的改善,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形势。毛泽东曾经诙谐地说:自从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

1973 8 2 日晚,80 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上面的话,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说的。

今天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令资产阶级俯首帖耳,一个原因是他代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他对官僚主义的彻底否定,带来了一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毛泽东对于中国人民的动员能力,是空前的。

毛泽东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是极为清醒的,这种清醒就是利用美苏矛盾,而决不被美苏利用。

当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他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树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为新中国参与世界治理创造了前提。

改革与结构调整

我们看经济发展,要看四个方面: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

1950—1976 年,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 年的66 元增长到1984 年的549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7.1%,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 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起点太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

而从经济结构上看,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中国的工业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完全颠倒过来了。

1949 年恰成反照的是,中国工业对于财政的贡献超过了80%,而农业对财政的贡献则低于15%,但是,中国的主要人口,包括大量的知识青年,还是在从事农业生产。这表明中国农业的效率相对于工业发展而言是比较低的。

从就业结构看,1984年,中国的工业就业率占16.1%,而农业则占64%

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文化革命结束不久,近2000万知青全面回城。他们很多人一时没有安排工作,生活无保障,看不到前途,心灵一片灰暗。对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转型的人口大国来说,就业是个严重的问题。

邓小平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选拔人才的制度中获得了灵感,果断决定:自1977年开始,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给青年一个看得见的前途,给国家的未来一个明确的希望。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的李中清教授通过大数据研究证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直到1993 年,考上高校的年轻人主要来自基层,其中40%以上是工农子弟。与之相比,历史上的科举精英多为官宦子弟,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精英主要来自江南商人和绅士阶层,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我们的高考制度,是建立在新中国所形成的教育高度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教育的平等则是新中国社会平等的产物。

恢复高考是开启中国未来的革命,也是对上山下乡制度的扬弃。当然,它首先成功解决了数百万青年的人生前途问题,即使是那些没有走进高校的青年也认识到,学习是一条人生的出路。历史证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的主干力量,首先来自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老三届”学生,他们不但有刻苦学习的精神,而且因为有过“工农兵”的经历,了解中国现实,懂得国情,特别是了解中国基层的实际问题。

邓小平看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中国的教育和科研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从而提出了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改革。按照1998年中共中央对农村改革20年经验的理论归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改革,体现了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一是包产到户,二是乡镇企业,三是城镇化。[3]

但这种理论上的归纳毕竟是事后的。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从理论出发的,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完全从当时的中国现实、当时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出发的。

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近代以来的中国,饱经内忧外患,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源自榨取农村,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完全崩溃。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显然在这10年间,工业的增长要远远高于农业的增长。尽管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 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但是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仍十分突出。同时,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偏重少轻”造成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重工业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如果不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构,广大城市青年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难以解决。

毛泽东毕生念念不忘在城市工业化完成之后,国家必须向农村回馈。在中国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在全国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普及农村教育。1964 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西南师范学院农学系毕业,任教于安江农业学校的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他深入农业,深入田野,经过9 年的艰苦努力,在1973 年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籼型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 ,这一水稻品种被世界称为东方魔稻”。自1976 年起,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截至1994 年,中国稻谷累计增产2400 亿公斤。历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的伟大成就,仅凭联产承包,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我们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农业技术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79 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中国的农业成就轰动世界。1980年和1981年,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先后转让给美国圆环种子公司和卡捷尔公司,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输出先进农业技术,显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底气。袁隆平出版于1985 年的《杂交水稻教程》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引进出版后,发行到40多个国家,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教科书。可以说,中国的农业技术为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由于城乡体制的分割,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立足于“人海战术”的农业是没有效率的,那种消极等待城市工业化完成后再反哺农村的设想是机械的。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思路压抑了就业,而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化的思路则压抑了农村和农民的积极性。

改革,就是为了破解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而正是在破解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方才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通过对这些政策的反复比较与提炼,最终方才将其上升为理论。

1971 年,尼克松访华之前曾说,他要给毛泽东送份大礼,而这份所谓的“大礼”,就是美国部分解除对华技术封锁。随即,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制定和实施了“四三方案,推动中国工业技术装备的升级换代。自1973 1 月起,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43 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后又增至51.4亿美元——这是自苏联援助的156 项之后,中国再次大规模从国外引进技术,也是新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开始。对外引进和初步开放,也有效地缓解了长期受外部封锁造成的“偏重少轻”问题。比如化纤和化肥产量大幅度提高,为改善人民的“吃穿用”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农村改革,不全等于联产承包,它比联产承包要深广得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1978 年才开始的。因为早在1955 年合作化初期,浙江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就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实行两年后,因其没有被上级认可,在反右运动中被制止。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度被提起,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肯定。

根据杜润生的自述,19804月,在中央召开的长期规划编制前的征求意见会上,杜润生向时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而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时则首次提到让工、农业甩包袱

1982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全面开启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此同时,放开了农村多种经营。首先在人多地少的浙江,出现了在全国各地钉鞋的勤劳鞋匠;其次,从“鸡毛换糖”的走街串巷的商贩中发展出了小商品市场;最后,8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社队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国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了4700万家社队企业,就业者达到了1 亿人。

在国有企业、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之外,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社队企业。由此,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的就业和产业结构形成了。

怎样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用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一个是“开放”,另一个是“搞活”。所谓“发展”,是指在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通过调整僵化的城乡结构,终于找到了一种“统分结合”“两头有利”的方式。由于农村集体有了人、财、物的积累,国际和国内市场也有了需求,特别是国家面临着出口创汇的压力,乡镇企业方才应运而生。这项创举,成功地将广大农民把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在推进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的自主创新开启了一种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模式。

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调动了中国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使农村集体积累起来的资金留在了农村,留在了农村集体手中。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第一次以乡镇为单位,实现了资本积累。历史证明,这样的资本积累推动了中国农村的产业化发展,进而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建设。当然,历史也已经证明,如果削弱了农村集体经济,也就取消了农村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农村积累起来的资本只能再次流向城市,农村经济就会瓦解。仅仅靠国家划拨资金,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的。

毛泽东曾经设想过,通过社队办企业可以解决轻工业产品不足的问题。但他没有看到,乡镇企业可以以如此巨大的规模生产大量符合市场需求的小商品和轻工业品,乡镇企业的销售员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横跨中国大地的销售网络。因此邓小平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劳动产品的交换机制,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无限制的货币积累机制,它们所遵循的法则是不同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两个简明的公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商品市场经济是“商品—货币—商品”,在这里,从商品到商品,货币只是一个中介,而资本主义则是“货币—商品—货币”,在这里,货币积累是唯一的、无限制的追求。

所谓社会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资本主义仅仅把工人当作雇佣劳动者,拼命压低工人的消费需求,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如果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者,同时又看作有消费需求的社会的人,我们就不仅看到中国劳动力充足这一优势,也可以看到中国消费需求大这样一个优势。只有把这个市场规模的优势发挥出来,把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中国的优势、社会主义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所谓解放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不能把社会看作一台僵化的机器,而是必须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人不是劳动机器,而是有着广泛社会需求的社会的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不能充分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使农村的积累片面流向城市,就不能使广大劳动者通过自由的劳动致富,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真正发挥出来。

我们要发展工业生产,扩大城市和工业就业人口,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些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们首先必须吃饭。如果把文明理解为一种生态,那么中国农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牺牲农村搞发展,“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总体的目标,没有共同的发展基础,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而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力,没有个人的满足,那这个社会就只是一个躯壳,而不是一个“有机体”。

社会必须是一个“共同体”和“有机体”,即在共同目标和共享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活力。社会有机体的思想,被马克思称为辩证法的精髓。

什么是“搞活”呢?就是通过扩大就业,实行按劳分配,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就是解除束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体制机制,使劳动成为自由的,就是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使劳动者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实际的好处。

中国改革开放也被形象地称为“春天的故事”,那时的中国如同在春天蓬勃生长的大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沃土上长出了多种形式的自由劳动的蓬勃枝叶。邓小平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个人利益自由发展与创造,与整个国家和集体的发展密切结合,而不是彼此对立。

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通过价值规律“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二者之间本来就不是矛盾的。斯大林体制的重大缺陷就是用前一只手代替和取消后一只手,而毛泽东早就说过,这是“单打一,比较的偏颇”。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走出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苏联经济的弊端是一种僵化的决定论,即城市决定农村,工业决定农业,在工业中,重工业决定一切。这也是毛泽东多次批评过的。通过改革僵化的经济结构,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就是解决社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和社会不是僵化的机器,而是有着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极大贡献。

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是对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善。这种完善就是使农村已经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而其核心就是使农民分享农村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大大调动了8 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84 年,中国的城乡差距缩小到历史上的最小水平,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问题通过城乡发展的社会不平衡这一问题的解决得以解决。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0.

[2]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出版,225.

[3] 源于199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发布的关于总结农村改革20年经验的文件。

 

 

新民主主义

 

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随后展开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3位代表,代表着59位党员—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最终,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7人脱党。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完全不可想象,中华民族的前途也完全不可想象。

中共一大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文化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所擅长的是写文章。

关于什么是文化,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文化就是“器物”。他也是从这个角度几乎完全否定了文章和文人的价值。章太炎是从文字学出发来定义何谓“文章”的。离开了甲骨文、青铜器、经典的辨识与出版编纂,就没有了文化,语言离开了器物就是空的。然而,晚清以来,这一切都反转了。作为器物的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西方的器物打得落花流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章太炎看来,空谈误国,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文化,近代以来的文章无非是空谈。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军队

毛泽东结束了近代以来的文化空谈,他使中国新文化成为器物,更成为武器。他以学问治军,把战争上升为哲学。他不仅恢复秦汉唐的农战制度,恢复并发扬了阳明学的军事哲学性质,而且锻造了一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自19211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狭隘的小组织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学会了武装斗争

中华民族的衰落集中表现为积贫积弱,特别是在武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和国内反动派。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目光短浅,他们认识不到西方现代国家是一部暴力机器,要使中国站起来,必须先建设一支人民的武装。打不过敌人,说什么都没有用——这是一条简朴的真理,当然,也是一条极为残酷的真理。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组织农民,通过古田会议,他使农民士兵了解到什么是中国国情,什么是世界大势。也正是从古田会议开始,他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

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是通过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实现的。是什么力量把道德与法律结合在一起的呢?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军队,军队的纪律就是古人所说的“武德”。他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建立了一支有思想、有道德的军队,使人民军队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与道德的楷模和标杆。治兵之要,在于治心。统帅之责,首先在于冷静地分析、观察敌情,分析地势、敌势、我势。这是阳明学之精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纪律最严密的组织,这个坚强的组织首先是在红军时期锻造而成的。“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班上,随时随地的学习、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形式与汇报工作,这不是宋代的“养兵”,而是每时每刻从思想上、技术上“练兵”。

如果没有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就没有中央党校和全党组织严密的学习、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就来自这种每日每时的学习与锤炼。毛泽东说,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更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把融历史、地理、治国理政于一体的中国学问发展到了极致,并用于残酷的战争。他指出,适用于欧洲平原的正规阵地战不适合山地遍布的中国。他从中国的前人那里学习运动战,更把运动战发展为突击战和游击战。他的《论持久战》不仅改写了人类军事斗争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中国革命是漫长的革命,中国革命是持久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人和人类解放事业是持久战。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要在冷静观察和分析中,把握历史变化的契机,增加我们的勇气,积蓄我们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论持久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教科书,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教科书。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

1939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是五四运动20周年。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了《永久奋斗》,还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开启了延安整风运动。

当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有缺点的,如果不能改正这些缺点,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这些缺点包括:对于世界局势缺乏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缺乏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结分析革命经验教训的能力不够。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点物质基础,这不值得骄傲,因为我们缺乏的是思想的基础。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开动了两条腿的机器,但更需要开动的是“思想机器”。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呢?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最大的短处就在于脱离人民,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危险也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人民群众。

毛泽东说过,我们是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

旧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在于治理者不行,在于治理者实际上的缺位。因为长期治理中国的就是士大夫阶级,而这个阶级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腐败,还在于消极无能,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不想干事。政治上的消极束缚社会发展,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至于学风、文风、政风的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其实都是士大夫政治消极的表现。

这种消极是指在态度上——精英分子对民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消极。无论鲁迅还是孙中山,他们对于农民的认识都是消极的,而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弥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消极思想描述为“小资产阶级情绪”。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说,一是因为敌人太强,二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弱。于是就有了革命的长期性。而“我们自己太弱”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启蒙者不知道与人民结合,就在于革命者还没有很好地与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

传统中国之弱,体现在读书人的软弱、文弱,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是“两张皮”。毛泽东青年时代说过:“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就是特殊阶级,读书,就是把自己从社会大众中超拔出来的基本方式。

尽管士大夫阶级也都懂得“大学之道在亲民”的道理,但是,正如竺可桢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一旦成为读书人,一般就不会参加体力劳动,士大夫阶级对于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以为那是“贱业”。因此,脑与手的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遂造成了中国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缺陷——鄙视劳动、鄙视动手,而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中国要有合格的治理者,这就要求精英阶层成熟起来,要克服对于民众的消极态度、对于生产劳动的消极态度。

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为什么忽而高亢,忽而绝望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民群众,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因素,而且几乎是难以改变的。毛泽东则说,要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关键就在于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动员群众,发动群众。

群众路线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是调查研究、分析归纳、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改造群众的一系列方法,是一个破坏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基本方法。

要使中国社会有一个真正的领导力量,首先在于党的建设,而其中关键在于搞清楚我们的党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到中国人民中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是继秦、汉、唐、宋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的一场人文精神的革命,它重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使中华民族摆脱“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大法宝。

伟大的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残酷革命战争的洗礼,使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的锻造。经过了残酷的斗争,牺牲了无数英雄儿女,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亡国灭种的境地重新站立起来了——光明的新中国就这样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形象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深刻的社会革命中诞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一举解决了宋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持续衰落的趋势,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由此开始。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28年的革命,使中国农民空前组织起来,为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公有制奠定了基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更为坚实。但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有着一块严重的短板,即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现代工业的基础几乎一片空白。

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指出,未来之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果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个伟大戏剧的序幕,今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成就更伟大。

马克思论述了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工人阶级夺取工业生产资料,同时掌握资本。关于后一点,《共产党宣言》指出:

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2]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是要取消资本,也不是要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而是要使资本成为公共的,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使资本“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马克思向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提出了两项重要任务:第一,掌握工业化的生产资料;第二,掌握资本。所谓资本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服务。马克思说,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发展尺度。

毛泽东一贯强调人与生产力的结合,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开篇,梅斯纳这样指出: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即社会主义和现代化。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场工业化运动和经济现代化运动,而且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法则、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而进行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的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这是一场更为艰难但也更为深远、更为彻底的革命。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无产阶级要建立的新的社会法则究竟是什么呢?无非三种:第一种是按需分配;第二种是按劳分配;第三种则更为普遍,就是按照对于集体和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按需分配”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在没有找到一个“按照对集体和社会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确切、可操作标准之前,最切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按劳分配”。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他的原话是“第一阶段”),它要保卫的就是按劳分配的法则,核心就是通过能者多劳、多劳多得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由列宁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优越性。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个优势,即“苏维埃加电气化”。在列宁看来,相比只会吵架的议会而言,奉行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制度是推动现代化最高效的方式。

斯大林则继承了列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观点。今天看来,斯大林被骂得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也就在“极权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西方的经济学完全不能想象在没有市场自发作用的情况下能够建立一种“经济”。斯大林指出,市场经济对于工业化有排斥作用,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不能带来工业化,而资本主义国家是掠夺财富和资本积累的工具,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推动工业化,关键在于机器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斯大林恰恰在这一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都会导向财富积累,但财富的积累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结论与黑格尔相似:市场经济的国家体制与工业化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

斯大林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关注点在商品,但是,对现代经济体而言,居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资料生产。简而言之,没有生产商品的机器,就不会有商品。因为工业化生产包括:原材料的生产;生产机器的设备——工作母机的生产;机器设备的生产;利用机器进行的产品的生产。狭义的市场经济,所论述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与生产,而没有涉及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产品这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更没有看到上述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就是现代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生产,也就不可能有产品的交换。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持续工业化的排斥,是商品交换的体系对于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交换体系具有排斥作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视为“头足倒置”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竞争的充分和经济体系的日益庞大,必然出现生产领域“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就是指在工业化的生产体系里,利润主要发生在生产活动的最末端——制成品的生产与交换,随着销售部门的扩大、生产的扩大,生产活动的上游——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所能分享的利润则越来越少。通俗地说,这就会出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经济是完全利润导向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是斯大林提供的,他的意见是:在“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不应追随市场,而应主动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彼此互为供需的生产部门,以各部门彼此间的供需关系代替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供需关系。取代市场的是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给关系的完善的工业部门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生产体系。它构成了与“商品交换体系”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与交换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因此,所谓计划,主要是指机器设备生产部门之间互相的供需关系。简而言之,斯大林所谓的国家经济主干,是以许多工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为主体构成的。

斯大林的贡献在于澄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市场化与工业化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有许多市场化的国家,但只有极少数工业化国家。英国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首先是实现工业化。

要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仅仅靠所谓通过商品经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交换体系是鸡,商品交换体系是蛋,没有鸡,就没有蛋,否则,你要么买人家的鸡,要么就买人家的蛋——斯大林的发明,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实际上,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苏联经济的发展被当时的世界学术界公认为“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俄国生产水平最高的年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7%,相当于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英国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又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而苏联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唯有苏联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1928—1932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19.2%1933—1937年的二五计划期间为17.8%1938—1940年的三五计划前期为13.2%195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17.2倍,其中工业产值增加了12倍,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高达26倍,国民收入总额也增加了7.8倍。

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其实质就是建立彼此具有供需关系的多个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彼此的供需关系可以创造市场,而不是依赖自发的市场。如果这些部门之间的啮合如同齿轮一般有效,便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搞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基本路线乃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按照当时的设想,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而这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中国缺乏起码的工业基础,而非缺乏市场。

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样做,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中国能生产什么?能生产粮食,还能磨成面,但连一辆汽车都不能造。中国有一点商业资本,而产业资本基本空白。中国要恢复经济,只能先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商业,逐步积累资本,为工业化创造基础。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估计是:如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而没有现代化生产力作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空中楼阁。

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初期,苏联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特别是“一五”时期援建的156个项目影响深远。平心而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技术以如此大的规模转让给另一个国家,何况当时的苏联经济奇迹乃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与苏联接轨,这就是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看齐。因此,选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

早在195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组成的五年计划编制领导小组。19528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的意见。直到19532月,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才制定完成。“一五”计划基本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计划期间中,国家对于农业的投入不足10%,主要的投资重点是工业。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时面临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大国的封锁,这是当时我们的基本国情。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将派往中国援建的专家和技术资料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大部分在建工程停工,这给一个新生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关键时刻使新中国顶住压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

如果现代化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理性化的“祛魅”过程,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却完全相反——因为它恰是一个高扬信仰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中国靠什么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1960年,正是新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这一年,解放军某部战士雷锋,从每月8元津贴中积攒起来的100元存款匿名捐给了农村灾区。这样的事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还有许多。1962年,雷锋因公牺牲,雷锋所在部队的驻地抚顺当时只有40万人口,却有10万人自发走上街头为这名普通士兵送葬。雷锋牺牲时只有22岁,他把“为人民服务”和帮助他人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

雷锋精神首先代表一种新中国的人格。这种人格把社会理解为互相扶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等价交换的市民社会。约翰·穆勒和弗洛伊德都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抑制痛苦。而雷锋说,人生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雷锋精神也是一种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这个始终脸上挂着灿烂笑容的“大男孩”,其实是个孤儿,他有着苦难的童年,而他对于苦难和幸福的理解,建立在对于新旧社会的清醒、理性比较之上,建立在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分析与认同之上。正是由于这种理性、这种清醒,他方才说,心甘情愿地做革命事业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代表着新中国的世界观: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就是观世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福音。

雷锋代表着的既是信仰,也是新中国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5000年所锻造的人文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升华。

雷锋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见过毛主席本人。毛泽东曾经说,鲁迅是圣人,而他自己不过只是“贤人”。雷锋牺牲后,翻阅雷锋日记,毛泽东感慨万千,他称雷锋是新中国的圣贤,慨然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为圣贤——毛泽东极为重视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和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去汲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力。群众路线对基层的强大动员能力,无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意志,在关键深刻发挥了作用。当时的党员干部,不但生活方式与一般群众并无不同,而且亲身参加体力劳动。于是,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毛泽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河北省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互助组,农民们从山上背回了生产资料,支持了处于困境中的集体合作,让每个人感动得落泪。“穷棒子互助组”,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毛泽东曾经这样预言:“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被封锁“十年八年”之后,我们有了什么呢?首先就是有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自主的中国财政金融体系,创立了中国的工业体系。这两项伟大成就把中国的治理体系建立在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基础之上,为中国的一切现代进步奠定了根本基础,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财政金融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货币发行对外部的依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完成这一伟大历史创举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具“信用”的国家政权,在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对于“人民政权”的衷心拥护,更在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而这为人民币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

而所谓“完善的工业体系”,具有如下两个基本特质:第一,由“原材料生产—母机制造—机械设备制造—产品生产”构成且彼此联系的工业部门,能够形成彼此间多元的供需关系;第二,能够为产业部门提供大部分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这就是以若干工业部门为龙头建立起来的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要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就不能采取所谓“比较优势”的思路,即按照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步骤来建立、布局产业部门,而必须采用体系化、系统化、协同化的战略,即通过建立主导机器设备研制开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与布局核心产业的六大工业部相配合,采用全部门整体推进战略,采用“部委—院所—企业”协同的战略。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这就是“大推进”战略。

一旦通过这样的“大推进”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就会产生出自我持续、自我强化、自我扩张的势不可当的趋势,从而打破“报酬递减”,使一国经济走上“报酬递增”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苏关系破裂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究竟靠什么来推进这关键的一跃呢?中国的工业体系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系的建立不是单纯依靠国家的行政命令,不是依靠外援,而是靠站起来的中国劳动人民的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精神。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没有什么别的优势,但我们拥有“人的优势”。而所谓“人的优势”绝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优势。这里的人,不仅指作为“劳动力”的人,而且指中国人的精神。以苦为乐,越挫越勇,这是一种心理优势。我们的人民缺吃缺穿,但却不缺乏心灵的幸福。

我们的人民对于中国与世界,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有着明确的认识,这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优势。爱憎分明,敢爱敢恨,“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是道德的优势。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人民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这是世界观的优势。正因为有了世界上一流的人,我们才干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

1952—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78.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1%。这期间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大规模的垦荒、造林和扫盲等活动。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发展到1978年的3178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2.9%;发电量从1952年的73亿千瓦时发展到1978年的2566亿千瓦时,年均增长率为14.7%;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64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05亿吨,年均增长率为2.4%。兴建各类水库8.5万座(目前依然在满足中国90%城市人口的饮用水需求)。完全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新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

既然这期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普遍感到贫穷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4亿多,几乎翻了一番,衣食住行需求因此就增长了一倍;二是我们采取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三是这期间有大量的劳动投入但没有产生相应收入,如大规模水利建设和铁路公路港口建设、大规模垦荒、扫盲等都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基础建设;四是我们面临着美苏两霸的打击与封锁,在极为险恶的国际条件下,我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反抗苏联核打击的军事斗争,如果没有这些斗争的胜利,我们就不能取得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M//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1081.

[2] 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5年被选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评议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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