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对父亲彭湃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崇敬与自豪，父亲的故事给予他破浪向前、澎湃不息的力量，但他从不借着父亲的声名，而是继承父亲遗志，努力为国奉献。

赤子情怀：为祖国需要刻苦学习

到延安后，彭士禄就被组织上送到延安中学学习，当时他已经15岁了。据叶剑英元帅之子叶选平回忆，由于过去只读过两年书，彭士禄刚去时学习很吃力，上课听不懂。他有个倔脾气，不学则已，学，就一定要学好！结果，在期末考试时获得了“优秀”的评语。他常对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在学习过程中，他常常举一反三，反复思考、反复演算、反复验证。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他运用头脑中储存的知识，推导出无数的数学公式，这些基础都是在延安中学打下的。                       

抗战胜利后，彭士禄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工学院学习。195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选派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留学期间，彭士禄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他说：“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授一课，中方就要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供孩子们上洋学堂，我们能不努力吗？”彭士禄时时提醒自己。

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彭士禄在每个阶段都按照组织的要求，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角色也多次转变：优秀学生、模范护士、炼焦厂技术员、留学生，直至后来成为我国核潜艇的首任总设计师。人们看到彭士禄有如下一些标签：

——革命英烈彭湃之子：

——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

——首批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他还有其他很多头衔，但在我看来，彭士禄的人生经历更像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曲折道路的“大书”，需要后人认真研读。

兴城之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彭老

1992年，我刚调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现在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办公厅工作。当时，中核总科技委的“三老”——王淦昌、姜圣阶和彭士禄，是我们这些初入职场的小青年心目中的“科学大神”。我当时的工作职责是为领导和专家们服务，因此有机会与他们有一些近距离的接触。

1992年7月的辽宁省兴城之行，是我与彭老近距离交往的一次。当时辽宁省科委召开辽宁省社会经济发展专家座谈会，被邀请的专家中有王淦昌和彭士禄，以及中核总纪检组长闵耀中同志，我作为闵老的秘书也去了。彭老在发言中，谈及在北方兴建核电站的问题，会议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1988年，我曾参加辽宁大连瓦房店核电站（现在的红沿河核电站）选址的专家论证会，真希望彭老所说的成为现实。

晚饭后，彭老的秘书叶向东，请王老的秘书王国光和我到彭老的房间里聊天。彭老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叶秘书与王秘书也都抽烟。彭老歪过头问我：“老弟，你不抽烟吗？”我赶紧欠起身来回答：“彭部长，我不抽烟。”因为彭老曾经担任过好几个工业部的副部长，大家都称呼他“彭部长”，他本人对这个称呼并不以为然，而是希望大家把他当作朋友，他当时称呼我为“老弟”，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反映。

2014年5月，我因湖北一个研讨活动与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鲁淳通电话，他向我谈起彭士禄，说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彭士禄从来没有革命家后代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这就是口碑呀！

彭老有一次对我说，蔡妈妈（老革命家蔡畅）对他说：“我们红色后代中只有你一个院士，你要好好干。”在我的心目中，我从来没有把他与他显赫的家庭背景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而是一种对科学家、专家和他们为国家所作贡献的由衷敬仰。

 回到北京一周后，向东找到我，手里拿着一份论文手稿，说是彭部长的一篇论文，请我帮忙写一个摘要，并翻译成英文。文章是讲核电站的经济性。上周出差时，我在彭老房间的茶几上看到这篇文章。向东说，彭部长每次出差都会带着资料，晚上有空他就查阅资料、撰写论文，从来不浪费时间。闻听此言，我心里更是充满了对彭老的敬意。这天晚上，我把摘要与英文译稿都弄出来了，第二天上午交给向东。下午，向东兴冲冲地到我办公室，说彭部长看后很满意。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彭老的勤奋和谦虚感动了我，他那时也是年近古稀之人了，出差都要带着资料，我那时多么年轻啊，本来正值大好年华，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但很多时间都白白地浪费掉了。兴城之行让我感悟出专家之所以是专家、专家和普通人的区别。勤能补拙，这个道理谁都懂，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并因此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则是少数。后来我写过一句诗“一勤天下无难事”，其中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彭老勤奋治学的示范，是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报效祖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者

晚年的彭老基本上离不开轮椅了。他有几年一直住在深圳，我有机会经常去看望他。2012年，彭老生病了，卫生部要求回京医治。自那以后，彭老一直住在医院里。

2015年11月22日是彭老九十寿诞，我打算去医院看望彭老，不知道该买点什么礼物。打电话问他的儿子彭浩，他说现在只能吃流食，你人来就很好了。我就写了一首《七律·彭士禄院士九十寿诞致禧》诗：

烈士遗孤院士衔，铺开大海写诗篇。

学生要上五门课，潜艇何须一万年。

无欲攻关能拍板，有心冒险去登山。

中华护国抽神剑，回报阿妈血汗钱。

其中“铺开大海写诗篇”一句，主要描写彭老一生献给中国的核动力和核潜艇事业。这一句可以比较好地概括彭老的平生业绩，因此我就把它作为本文的题目。

“潜艇何须一万年”的典故大家都知道。苏联拒绝为中国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1958年，为打破美苏等国对核潜艇技术的垄断，中央批准研制导弹核潜艇。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振奋人心的一句话，改变了彭士禄一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写完诗，觉得意忧未尽，于是又填了一首《贺新郎·彭士禄院士吟》词：

海陆丰云暗。

盼红旗、亲人何在，浩天遥远。

万水千山心飞渡，身陷相思河畔。

夜漫漫、肝肠寸断。

宝塔巍巍犹召唤，赴延安、从此酬宏愿。

家国恨，浸弓箭。

摧枯拉朽如席卷。

换人间、刀枪暂歇，要抽长剑。

原子核中藏神力，科技全新阶段。

莫改姓、周公指点。

回望峨嵋峰头路，庆功时、酒满欢声乱。

再把盏，渐平淡。

这首词，基本上概括了彭老的生平。关于“莫改姓、周公指点”一句，来源于一个传说。1970年7月15日上午，在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即将投入满功率运行之前，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汇报，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对彭士禄说：“你要记住，你姓彭，永远不要改姓。”

同事们给彭士禄起了两个雅号，一个是“彭大胆”，另一个是“彭拍板”，说他对一些技术问题敢于拍板。

有一年，彭士禄住在大亚湾，我去看望他，他讲起一件事情：核潜艇陆上堆升功率时，有许多报警信号，啪啪啪的报警声使人胆战心惊。看到这种情况，他沉思了一会儿，果断下令，将某几个报警信号关掉。他这一拍板不要紧，可把周围的一些人吓坏了，最后还是执行他的指令，关掉部分报警，结果核反应堆很顺利地达到了满功率。我问彭老：“您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他淡然一笑：“太安全，也就不安全了！”这句平平淡淡的话，真是太具有哲理了，使我感受到一种震撼的力量，以至于我永远忘不掉。彭士禄是大专家，他的决断勇气来源于他对于科技知识的掌握。这句话说明，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用处的，关键在于要有科学的认识。

当有人送彭士禄“中国核潜艇之父”称号时，彭老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若为“核潜艇之父”，那么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是什么呢？成百上千做出卓越贡献的核潜艇设计者、建造者又是什么呢？他在自述中说：“我有幸在‘文革’中参加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那时‘老虎’都被赶下山了，只好让‘猴子’称王，所以，我也被抬上‘总设计师’的宝座。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彭老亲笔写下了一段感言：“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组织、指挥、决策核潜艇研制的每一重要关键步骤和重大关键问题，他才是真正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总指挥。”还有人称他是“中国核电站创始人”，他却谦虚地回答：“我只是核动力领域的一头垦荒牛。”

那天下午，我给彭士禄读了一诗一词，他很高兴，连竖大拇指。彭浩送我一本《彭士禄传》，我请彭老签字，他颤抖着手签了名。医院有两个女看护照顾，我对她们说，彭老是我们国家真正的国宝。她们说理解，知道彭老的价值。

传承红色基因，续赓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2021年5月26日，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彭士禄同志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中宣部的决定中指出：“彭士禄同志是红色家风的优秀传承者，是科学家精神的杰出践行者，是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始终饱含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彭士禄的“红色基因”和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扎根心中的四种关系 

彭士禄的家庭和个人成长，历经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见证了党的建立、巩固、发展的百年奋斗历程。回顾自己的一生，彭士禄感触最深的是四种关系：

其一，一家与百家。彭士禄的童年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3岁时母亲蔡素屏被反动派枪杀，4岁时父亲在上海被抓，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他成为孤儿。父母牺牲后，他颠沛流离，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党组织安排他辗转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那段时间，小彭士禄在百姓家，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见到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他对父母没有太多的印象，只有一张与父亲和哥哥的合影，照片上有父亲亲笔写的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8岁时，由于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抓进监狱成为小囚犯。贫苦百姓们冒着杀头的危险，保护着这棵烈士留下的根苗。在监狱里，他亲眼目睹养育过他的“奶妈”被倒挂着吊起来灌辣椒水，但她宁可被杀了头也不供出他是彭湃的儿子。出狱后，这个只有10岁的孩子，已被折磨的双腿无法走路，硬是沿着铁轨爬行了十几公里回到潮安养母家。由于生计无着，他又沦为“小乞丐”。后来祖母找到他，将他带到香港。他12岁才开始读书，14岁时，他参加了游击队，不久，周恩来找到彭士禄，党组织将他送抵革命圣地延安，他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每当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激发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地分配给农民，直至不惜献出生命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其二，主义与精神。彭士禄属牛，他说自己非常敬仰“孺子牛”的倔强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拓荒牛”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他的每一步都是别人未曾走过的路。他坚信“共产主义必胜无疑”，他说：“作为共产党员，我将为之奋斗终生。”

彭士禄留学归来后，就积极投身我国核潜艇研制事业，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了核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实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

1958年6月，彭士禄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2年2月，他开始主持核潜艇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的认知几乎是零，研发团队中没有一个人见过核潜艇，怎么干更是不知道。彭士禄发动大家自教自学。他对年轻人说，要脑袋尖尖，屁股圆圆。脑袋尖，钻进去；屁股圆，能坐得住。国家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并没有消减大家的士气。彭士禄说，“那时没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

1965年，中央批准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彭士禄和近万名科技人员来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基地，建设中国第一座核潜艇动力陆上模式基地。他说：“我有幸参加了我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在国外核潜艇资料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我们硬着头皮，用一股犟劲，用六年时间硬是把它搞了出来，真是奇迹！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是共产主义的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和合力、一股倔强精神。”

在四川大山中，交通不便，彭士禄就把铺盖搬进厂房，24小时在厂房，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那么多的数据，他是没日没夜算出来的，他亲自计算核实100个静态数据。每天晚上，他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的。彭士禄的计算结果总是最精确的。他一直强调，重要的数据一定要亲自算一遍，心里才踏实。1970年8月30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而他已连续五天五夜没合眼了。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艇上零部件有4.6万个，需要材料多达1300多种，没有用一颗外国螺丝钉。重要系统、重要零部件，没有一个推倒重来。彭士禄用日日夜夜的积累实现了报效祖国的宏愿！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核潜艇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由于长期超负荷加班加点，彭士禄得了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3/4，手术后仅一个月，他就继续扑到了核动力事业上。这年他才49岁。当他88岁时，有记者采访时问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值吗？他回答值得，他说，他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值得！他从年轻时就立志以身许国，科技报国，他以这样的拼搏精神，践行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铮錚誓言，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核潜艇成功了，他又有了新的使命。1983年，彭士禄从核工业部副部长调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并出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引进法国先进技术，在中国建核电站。57岁的拓荒牛再一次踏上了共和国核电事业拓荒之路。

那一年，我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而大亚湾核电站总投资需要投入6亿美元。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人才技术也尚处空白，建百万千瓦核电站谈何容易。他的各项开创性工作，为大亚湾核电站快速开展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顺利开工。1988年，彭士禄又马不停蹄地接过下一个任务，他被国家任命为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负责建设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商用核电站。从核电站主要参数到投资方案，他都一一研究、核算，对大到反应堆，小到一个螺丝钉，都心中有数。他将100多个核电站主要参数都算出来了。他是一个既懂技术又懂经济的总设计师，心中装着放大镜，手中拿着绣花针，他将600多项重大型设备进度计划写满了5个笔记本。

在核电站建设中，几十年来，他从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研发核心技术都亲自布局，亲自参加重大国际谈判，亲自拍板重大难题，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核电领域攻坚战，引领我国核电发展走上快车道。

其三，明白与糊涂。彭士禄认为，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他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难得糊涂。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授奖等，越糊涂越好。”他常常“为公明白，为私糊涂，以此自勉。”彭士禄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他总是冲在前面。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这其中蕴涵着彭士禄高风亮节、淡薄名利、永葆初心、不改本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躬耕不止，生动彰显了他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其四，拍板与改错。彭士禄勇于创新，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在关键时刻豁得出、顶得上。“彭拍板”体现出他求实创新的精神。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去解决。他认为，“科研人员最珍惜时间，时间是生命，是效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彭士禄在事业上取得的杰出成就，离不开夫人马淑英（留学苏联时期，彭老为她取了一个美丽的俄语名字——玛莎）阿姨的理解、支持与陪伴。彭老晚年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表达出他对夫人支持自己事业的感激之情，他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夫人”太多，共有三个：

第一“夫人”是核动力；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是小玛莎。小玛莎不甘心当第三，“造反”了，非晋升不可。为了和睦，只好升为第二，才算平息。来世能否当第一夫人，很难说。

马阿姨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毅然放弃了自己深爱着的教育事业，跟着丈夫举家迁入西南大山沟里，从事全新的专业。马阿姨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动力装置反应堆启动和达到满功率的全过程，她是彭老身后真正的无名英雄。

浓缩于十二字中的红色基因 

从一个人的生活情趣和行为中，可以折射出他的品性“基因”。我听彭浩讲，以彭老为代表的绝大多数“红二代”们的身上，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我将这些特征概括为“红色基因”。对于彭士禄，可以概括为“感恩、立志、报国、敬业、无私、奉献”十二个字。

感恩。彭士禄永远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老百姓的养育，感谢党的培养。他经常说，他的生命是革命同志和老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我就是工作一辈子、几辈子，都还不完这个恩情……”。

立志。彭士禄14岁就参加了游击队，立志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让人人过上好生活。在延安，彭老立志做一名好护士，然后做一名好医生，为战士服务，为革命服务。留学回国以后从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他又立志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使祖国拥有护国保家的战略核反击能力。

报国。无论身居何位，彭士禄始终保持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他曾说，活着就要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从延河走过来的彭老，奠定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并迈出了他报效祖国、实现民族振兴夙愿的第一步。1954年，他在苏联学习化工机械专业，1956年，他获得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正当他准备回国时，一次简单但意义深远的谈话，彻底改变了彭士禄的人生轨迹。1956年，陈赓大将访苏，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召见了准备启程回国的彭士禄，对他说，中央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他坚定地表示：“我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很快，他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原子能动力专业，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学业。

由于工作保密性，他没有像他父亲彭湃一样轰轰烈烈走向历史舞台中央，而是隐姓埋名多年，像核潜艇一样，悄无声息地“深潜”。1988年9月27日，中国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中国核潜艇诞生记》，这时候很多人才知道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核动力事业，这是他能够报答祖国母亲的最好礼物。

1985年，彭老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这是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奖五大奖项之一，获奖证书号的尾号数字是“006-1”，其中的这个“1”，表示在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中，彭老是第一完成人！1994年，彭士禄成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老一代革命家蔡畅说他是“红二代”中唯一的院士，这是他的标签，更是他是荣耀！

无私。彭士禄于1958年回国从事核反应堆的研制工作。后来，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上马，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从事，这项事业需要绝对保密，而具有“红色基因”的彭士禄是最可靠的人选之一。在那个年代里，从来没有什么讨价还价，更不会有挑三拣四，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

在“文革”风暴尚未过去的时期，彭老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大声疾呼：“研制核潜艇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政治！”他在那种政治环境中能够说出那样的话，显示了彭老无私无畏的政治品格。

敬业。彭士禄的一生，是忠实地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典范。1944年春，彭老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工系学习，他超乎寻常的努力得到老师、同学的认可，被评为模范学生，他的事迹被刊登在1944年7月5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彭士禄在回忆留苏那段难忘岁月时感慨万分，“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是我们的党和老百姓给了我战胜困难、接受任何考验的动力和勇气。没有党，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的一切，更没有我的今天。”

大国重器，心血铸之。核潜艇研制成功之后，彭士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仍奋斗不息，他又带领一些科研人员承担起中国“核电起步”的重任。核潜艇是大国重器，核电站事关国计民生，在这两大领域，彭士禄都以“垦荒牛”的精神坚挺的脊梁，引领我国核事业进行历史性的跨越。和平运用核能，将核能服务于社会，是彭士禄毕生的心愿。1983年，他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1988年，彭士禄担任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业堆的重大跨越。

在涉及采取什么技术方案的重大问题上，彭士禄以他坚实的专业功底、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政治素质，坚持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压水堆技术路线，这就是后来被誉为“国之光荣”的秦山二期核电站。正确选取技术路线，是所有成功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选择走这一步棋的关键人物又是彭士禄。

大亚湾核电项目和秦山二期核电项目，彭士禄都是挖第一锹土的人，说他是这些项目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点也不为过。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之一，大亚湾核电站当时遇到很多政策性问题。在各种不同意见争论下，他从不回避，敢于承担责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对于许多技术难题，彭老敢于负责，体现了一种勇于负责的精神，碰到问题后，要在万难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回答，“其实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他敢于拍板的底气有四点：一是概念要清楚，二是定义要确切，三是数据要准确，四是给国家争气要无私无畏。其中最后这一条“无私无畏”最为重要，是他敢于拍板的“政治底色”。

奉献。我国核潜艇的第一座陆上模式堆建在大西南的一个峡谷之中，工作人员住的是用河泥和一块一块的鹅卵石垒起来的干打垒，吃的是从山上采摘的野菜、蘑菇，睡的是铺着几条草袋子的木板房，烧饭用的是陶土做成的坛坛罐罐，走的是多雨山区的泥泞路。这些三线的战士们，生活上吃的是极大的苦，工作上干的是极重要的事。

那个时候，彭士禄夫妇把整个身心都扑在模式堆上，将家中只有10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托邻里照管。有一天，女儿突患急性肝炎住进医院，被隔离在一个简陋的木板房间里，她孤独地与从木板缝里洒进来的月光对话。就在同一时间，儿子又被玻璃扎破脚底，也被邻居和小伙伴送进医院，缝了11针。兄妹二人住在同一家医院里，一个在一楼，一个在二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只能独自与伤病做斗争。连自己的儿女生病都无法抽身照看的人，为了神圣的事业，又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核工业领域有一种说法，“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极其形象地描绘了一幅核事业从业者的群体奉献画像。

在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时，蛇口招商局袁庚局长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彭士禄，彭士禄就住在了办公室，早上吃方便面，中午吃快餐盒饭。

彭士禄对于后代的要求，可以概括为“老实做人，踏实干事，平淡生活”十二个字。其实，他何尝不是如此要求自己，何尝不是这样的人！他的话虽然是说给自己的儿女听的，但不也是说给所有中国人听的吗？在我与他的儿子彭浩和女儿彭洁的多年接触和交往中，他们忠实地践行了彭老告诫他们的这十二个字，时时处处把自己置于普通人的行列中，踏踏实实地工作，平平淡淡地生活。

上述二十四个字，便是“红色基因”的DNA结构，它们可以遗传，也可以变异。红色后代们需要遗传先辈的优良品德，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争做新的贡献，无愧为“红色家庭”的“红色后代”，并且把这种“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017年9月9日，彭士禄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是以全票通过的结果获得这一奖项的。他把奖金全部捐献了。他的女儿彭洁问他这笔100万港元的奖金该如何处理时，彭老说“不要”，他的理由是：“此项荣誉和成绩不只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核潜艇人，属于核电人，属于核事业人。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全体参研人员共同奋斗、艰苦拚搏、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群体才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是共和国的脊梁！这笔奖金应该奖励那些为核动力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高精尖人才。”最后，以这笔奖金为基础设立了一个人才奖励基金，而且彭士禄要求不能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基金。

1996年，彭士禄表达过自己的三个心愿：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实现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彭老的这三个心愿正在逐步实现，他参与建造的核潜艇每日巡游在祖国广阔的海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征程保驾护航。

彭士禄的病房中，始终挂着一顶帽子，帽子上绣着中国的核潜艇。弥留之际，他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却仍然关心着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如今，按照彭老的遗愿，他的骨灰伴随着激昂的《英雄核潜艇》的歌曲慢慢撒入他工作多年的渤海湾葫芦岛海域，与他一生钟爱的核潜艇永远相伴，他的精神不灭，风范永存！

彭士禄的先进事迹广泛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科技工作者普遍认为，彭士禄是红色家风的优秀传承者，是科学家精神的杰出践行者，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追授彭士禄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发布仪式上，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片子，号召广大党员特别是科技工作者，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在新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新的奋斗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党的百年事业中，有多少革命先驱一代又一代为党的事业奋斗，他们的精神将被后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彭湃、彭士禄父子两代人的奋斗与牺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基因”。

我以一首《七律•悼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诗，表达对彭士禄的永远怀念：

父烧田契唤工农，子献丹心济世穷。

两代忠魂溶碧海，一生伟业铸红宫。

行藏天地无痕迹，褒贬春秋有管彤。

核艇神威能斩浪，中华从此敢争雄。

（编辑  季节）

编者的话：

“一个民族要知道自己的历史，知道自己是谁，才有未来。”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前，全党正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无数革命先驱一代又一代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终生奋斗。在纪念建党百年活动中，革命烈士彭湃的孙女彭洁应邀在多地做了《忠于理想的两代人》专题报告，给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教育公开课，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彭湃和彭士禄父子两人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所承担的使命也不相同，一个是职业革命者，一个是科学家，但两代人都将为国家奋斗终身的理念贯穿人生始终，分别为中华民族的站起来和强起来，作出了重要贡献，真正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2021年3月22日，得知彭士禄院士仙逝，享年96岁。我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觉得有一些突然。就在前几天，彭老的儿子彭浩给我发微信，医院于3月14日就发了病危通知。彭老生前嘱托三件事情：丧事从简；不保留骨灰，海葬；骨灰撒在了他多年工作过的地方，葫芦岛海域。

回顾与彭老交往的一些情景，我心里泛起阵阵的酸楚。南粤大地虽然已经春草依依，北国之风还是夹带着阵阵寒意，彭老的离世，更使我感觉到这寒意侵入肌骨。长辈的去世，留给活着的人，除了深深的思念，还有更为可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们的革命风范。坐在电脑前，我回看着与彭老交往的记录，那一行行简略的文字，在我面前呈现的则是一幅幅值得永远珍藏的人生画图。联想到彭老之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著名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彭湃的传奇人生，更促使我把一些感想以及与彭老交往的那些片断写出来，告慰彭老的在天之灵，寄托我们的哀思，与读者共同感受，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彭老父子是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选择的。

彭湃：一个民族永久的纪念

说起彭老，对中国革命历史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与他的父亲彭湃联系起来。他们是典型的“红色家庭”，彭老则是标准的“红二代”。

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彭湃，原名汉育，乳名天泉，1896年10月22日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的一个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在鼎盛时期，他家每年收租稻谷几千余石，拥有瓦铺40余间，从海丰桥头走过一条古老的街道，两旁的店铺以及那一大片房子都是他家的。因此，他们家有“鸦飞不过的田产”之称，就是乌鸦飞了一天都没有飞出他们家的地界。用钟鸣鼎食和珍馐美馔来形容他们家的日常生活，一点也不过分。凡去过海丰县城看到过那栋白色小洋楼和宽阔的赭红色广场的人，都能感受到彭家当时的气派，也不难想象出彭家的富裕程度。

彭湃本人长得相貌堂堂，英俊帅气，家庭又是那么富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典型的“高富帅”。但是，随着他眼界的开阔和对中国社会更深刻的了解，他认为自己的理想生活不应是这样的。他在一首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理想：

磊落奇才唱大同，龙津水浅借潜龙。

愿消天下苍生苦，尽入尧云舜日中。

彭湃从小就读文天祥的《正气歌》，他曾和同学畅谈国家大事，谈论社会民生。那个年代，相当一部分爱国青年把留学日本当作一条探求救国之策的道路。周恩来于1917年赴日留学前夕写的一首诗，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大江歌罢调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那一年的周恩来只有19岁，比他大两岁的彭湃也是这样的一位青年才俊，怀揣着“愿消天下苍生苦”的崇高理想，于1917年6月东渡日本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日本，彭湃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日本，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国耻纪念集会活动，彭湃参加了游行，被警察打伤，他由此投身社会运动。彭湃一直在探索，要拯救中国、要改造中国。他说：“出国留学，不是出来镀金，应下九牛二虎之力，学点顶用的东西，于国于民才会有益。”他在日本第一次读了《共产党宣言》，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也结识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几经寻求，他确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终生的信仰。他认为，这是在黑暗中打开了天窗，见到了光明。在日本留学期间，彭湃不仅研习理论，也做社会调查实践，他参加组织农民建设者同盟，重点就是研究农民问题。1921年5月，彭湃大学毕业后归国。他穿着白色的西服，住在彭家老宅旁新落成的白色小洋楼里。家乡人看着这位玉树临风、翩翩儒雅的青年，心里充满羡叹：彭家的千里驹回来了，彭家更要发了！后来，彭湃的举动，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他走的路、做的事，是千百年来祖祖辈辈都无法想象的。

旧制度的叛逆者

1922年3月，彭湃在广州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谢绝了广州教育局长的高薪聘任，回到家乡组织海丰社会主义研究社。1922年6月，他发文宣告将不惜家财，在农村做实际运动。不久在海丰也建立了组织，他是主要骨干之一。自此之后，他脱下西装，改成农民的打扮，走村串巷地做起了最基层的农村和农民工作，并于1922年7月29日成立了著名的六人农会。此后，农会组织进一步壮大。

这位旧制度的叛逆者的革命之路是由同情穷人开始的。因为目睹农民的苦难，彭湃下决心要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他认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的社会结构，农民能够解放，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可以解决。

革命要从自己革起

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竟是一位留洋归来的地主大少爷，他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掀起了一场革命。

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任会长。他不光推动减租，减轻农民负担，还包括怎么救助贫苦农民。7月1日，广东省农会成立，他当选为省农会执行委员长。彭湃，注定会成为一个被刻进中国历史年轮的大写的人！

1923年11月的一天，彭湃用一种最直接而决绝的方式，拆掉了一个富家子弟与农民兄弟之间的阶级隔阂。他将地契烧掉，革命要先革自己的命。在海丰老街的那棵大榕树下，彭湃慷慨激昂地向农民兄弟们讲述了为什么种田亏本、为什么不合理的剥削制度应该彻底废除的革命道理。说罢，他抽出一张田契，大声宣读了佃户姓名和亩数，然后擦亮一根火柴，伸到那张田契下面……，随之而来的是一张张佃户的田契被烧毁，一张张农民的脸庞挂满了泪水。彭湃英俊的面庞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无比圣洁，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烧契分田的人！他脱下洋装，换上粗布衣，与农民同吃同劳动。

人们也许会问，怎么突然在岭南大地冒出一个“毁家革命”的富家子弟？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当时那个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代。自1840年以来，中国先后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法国、日本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国主义列强占领都城、屠杀民众，迫使腐败的清政府割地赔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那个时代，一些满怀救国情怀的先进分子，以各种方式寻求救国之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戊戌运动，试图变法图强。变法运动失败之后，谭嗣同等变法“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仁人志士的牺牲，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促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中国落后衰弱的根本原因，乃是实行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于是，另外一位广东人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布封建王朝在中国的终结。后来，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复辟帝制，终因不得人心而命归黄泉，随后中国进入了黑暗的北洋军阀纷争时代。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蕴藏在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中间的力量，才是能够使中国真正实现自强的根本。彭湃，就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选择了背叛自己所在的阶级，坚定地依靠工农的力量，从最基层开始做着改造中国的工作。

全国农民运动的旗帜

1924年春，彭湃提议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讲习所到1926年结束，共六届。他担任第一、五届讲习所主任，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一个创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彭湃自广州赴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八七会议，他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1927年11月，由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全国最早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建立了全国最早的县级苏维埃政权。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中指出：“广东的海陆丰，此次的伟大而普遍的农民暴动……建设了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实开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的伟大革命前途的新纪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这一年，彭湃31岁。到1928年3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敌人重兵围攻下，顽强坚持了4个月，彭湃的妻子蔡素屏等四位亲人在这场血雨腥风中相继牺牲。当彭湃将家中田地分给农民时，蔡素屏是家族中唯一支持他的，她参加了海丰妇女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海丰县妇协主任。

1926年彭湃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周恩来题写了书名，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毛泽东将其列入《农民问题丛刊》中，指出“《海丰农民运动》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证明”。毛泽东称彭湃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认为“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像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

1928年10月，由于工作需要，彭湃离开海陆丰和广东，去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出卖，彭湃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工部局巡捕逮捕。当天晚上，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周恩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设法营救，最后未获成功。8月30日，被捕后第六天，彭湃被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杀害，慷慨就义时不足33岁。关押彭湃监牢的墙壁上，留下一条飞龙，那是彭湃临行前画的。

彭湃与周恩来在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4年9月，周恩来奉党的指示从法国回到祖国，彭湃去广州码头迎接，两位神交已久的革命战友终于见面了，这一年，周恩来26岁，彭湃28岁。1925年2月，周恩来率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两次到达海丰，并把指挥所设在彭湃家的白色小洋楼里。

彭湃的名字，与中国农民运动紧密联系。彭湃牺牲后，周恩来立即代表党中央连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彭湃等革命领袖的滔天罪行：“他曾经领导海陆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领导着全广东几万农民不断地反抗一切地主阶级残酷的榨压；他曾亲自领导过东江海陆丰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彭湃的生命是短暂的，而精神则是永恒的。他身为富家子弟，衣食无忧，在当地处于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不安于过这样的日子，而是为了劳苦大众过好日子而“毁家革命”。以“愿消天下苍生苦”“千家兴、万家好”的精神，以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终生理想，为了贫苦农民阶级的解放，他坚决背弃自己的阶级，烧掉自家的田契，把自家的土地分给农民，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者。这一旷世壮举感动并唤醒了农村劳苦大众，点燃了现代农民革命运动的星星之火，使之燎原中国大地，成为中国以农民作为主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首倡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先河。

彭湃是一个为理想献身的共产党人。他靠理想活着、工作着，最后也为理想欣然而去。在他的生活中，理想是精魂，是主宰。而理想本身也因他的忠诚和毅力，更显出光辉，更增加重量，更具吸引人的魅力。

彭湃的牺牲，没有吓倒彭家人，反而激起了一阵阵的革命风暴。当年，彭家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大族，本可过上安稳闲逸的生活，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追随彭湃的足迹，为了理想而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前赴后继，勇建奇勋。1928年至1933年，短短的5年间，彭湃一家就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除了彭湃本人，还有他的第一位夫人蔡素屏、第二位夫人许玉馨、三哥彭汉垣、七弟彭述和侄儿彭陆。彭湃牺牲两年后，第二位夫人许玉馨在打游击时牺牲，她就义前写诗怀念彭湃：“风萧萧兮秋意深，步高山兮独沉吟。思我哥兮泪沾襟，天地人间兮何处寻？”1956年11月16日，彭湃的母亲、被毛泽东称为“革命母亲”的周凤老人，出席了全国烈军属代表大会，毛泽东亲切地握着她的手说：“彭湃是我们的好同志，您是彭湃的好母亲。”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给彭家六位烈士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以表彰彭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做的牺牲。彭湃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烈士遗孤被老百姓保护下来

彭士禄，彭湃的儿子，是革命烈士留下的一棵根苗，是革命的星星火种。1928年母亲牺牲，1929年父亲又英勇就义，他4岁就成为孤儿。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放过彭士禄，他们到处搜找他，要将革命后代铲草除根。潮汕地区的老百姓为了保护他，冒着生命危险把他到处转移，彭士禄不知道住过多少老百姓家里，后来住到红军哥哥陈永俊家，由于叛徒告密，他和陈永俊的母亲被捕了，陈永俊的母亲在严刑拷打下死不承认他是彭湃的儿子。

从8岁被捕入狱，彭士禄的童年是在铁窗下度过的。监狱里的狱友见他衣衫褴褛，几百个人主动凑钱给他做了一套衣服，他后来回忆说，这是百家衣。后来，彭士禄被从潮安监狱转到广东汕头百炮台监狱。敌人给小彭士禄拍了照片，登在报纸上，标注文字：“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师捕获”。 国民党本来是想在报纸宣传扩大影响，这个消息恰被他的祖母和地下党组织获悉了。一年后，他被释放，流浪街头。1936年，流落香港的祖母终于找到他，把他带到香港。这一年彭士禄12岁，在香港读了两年书。14岁那年，他偷偷跑回广东寻找革命队伍，投奔了东江抗日游击队。后来，周恩来获悉他的下落，派人将他送到重庆。4岁成为孤儿，8岁被捕入狱，14岁参加革命，仅从他这三个年龄点的境况，就不难想象到他究竟遭遇了多少苦难，走过了一条多么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

1940年秋，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激动地对他说：“孩子，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哩！你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听党的话，服从分配，要为你爸爸争光呀！”

15岁时，彭士禄被送到了延安。在延安，他才知道彭湃是个大人物。彭老曾经与我谈过他刚去延安时的情况。他刚到延安，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许多老革命家都来看望他，而且给他送来鸡、鸡蛋、水果等在当时来说非常紧缺的食品。我问他：“当时革命烈士的后代到达延安的，也不在少数，而您作为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彭老以一种腼腆而略加自豪的神情说：“因为我的爸爸很有名啊！”彭老所说的其父的影响力，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他本人3岁失恃、4岁失怙、8岁入狱、14岁参加革命的传奇而悲壮的经历，足以使当时延安的老老少少们对他抱以深切的同情和关爱，并且从心底里发出赞叹！

彭士禄永远忘不了周总理的嘱托：“小彭,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要记住你是海丰人,你姓彭,是彭湃的儿子,永远不要改名换姓。”

（编辑  季节）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40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作为首部全景式、史诗般展现抗美援朝历程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以其独特的贴近真实的历史叙事、真实而震撼的战斗场面、感人的英雄事迹和演员的精湛表演得到了广大观众的高度认可，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热议。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自2020年12月27日开播以来，收视率和收视份额始终高居榜首，全剧平均收视率和单集收视率创下近两年黄金收视的最高纪录，目前，该剧累计观众规模超过13亿人次。广大电视观众、追剧网友也予以高度评价，被观众誉为“2021首部爆款剧目”“年轻人最该追的电视剧”。很多评论指出，《跨过鸭绿江》不仅是今年的爆款，也可以载入中国电视剧史册。

创造中国电视剧创作史上的奇迹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担纲《跨过鸭绿江》总导演的董亚春接到一个艰难任务，《跨过鸭绿江》要在年内拍完，年内播出，并且在2020年8月15日前必须开机。拍摄周期只有一百余天，而制作团队手里还只有30集正在修改中的剧本。“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出现奇迹”。按照规律，大家都认为完成任务的几率几乎为零。

发令枪已响，《跨过鸭绿江》制作团队必须迎难而上。中宣部文艺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充分调动各方力量，聚集各界专家，实现创作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编剧导演、化妆服装道具、拍摄录制等创作生产力的优化组合，保证拍摄进度与拍摄质量的一流水平。这部剧的诞生过程，展现了我们有关机构管理服务的效率和能力，是一次电视剧创制的“非凡战役”，它不仅体现了创作者们的拼劲儿，更是一个大团队集体协同的结果。

主管部门特事特办，打破常规流程，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钟都交给创作团队；创作团队则在剧本、拍摄、后期、制作等各个环节都推出了新的运作模式。拍摄过程中，摄制组奋战整整100天，分ABCDE五个组跨五省市拍摄，涉及国内外场景300多个，动用了300多位角色演员，在顶峰时期达到2000多人，摄像机20台左右，4万多人次的群众演员。

拍摄期间，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气候下，为了达到艺术真实，拍摄时演员们不敢随意呼吸，一呼吸嘴里就会冒气，埋一次炸点就要用半天时间，拍摄“冰雕连”镜头时，趴在地上的许多演员，差点儿真成了“冰雕”。

大规模场景和资源调度，更考验团队同心协力的协作精神。为保证剧组一百天按时关机，完成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的任务，这部剧创制了一个电视剧诞生过程的“特殊战役”。

对还原真实的执着追求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和朝鲜战场的险恶态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正面交锋。

抗美援朝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新中国立国之战，这场战争为国家带来70年的和平环境。这场战争是怎么打响的？这部剧真实还原了那些战役场景。40集《跨过鸭绿江》展现了抗美援朝从最初决策到最后签订停战协议的整个历程。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指出，《跨过鸭绿江》是一部全景谱写国家英雄的史诗。全剧通过呈现历史本来面目，有力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起到了正本清源、激励人心的作用。

战争的残酷性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70年前的战争之所以能这样打动人心，主要是将战争历史事实感人地还原在电视剧中。和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条件下取得的。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广大指战员以劣势的武器，凭着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与拥有绝对装备优势的所谓“联合国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志愿军赴朝作战期间，涌现出以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为代表的30多万名战斗英雄和6000个功臣集体，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烈士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烈士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烈士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式烈士6名。十几万英雄儿女长眠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他们的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的中华民族魂。

《跨过鸭绿江》在还原历史上做了很多努力。通过展现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多次有关会议和讨论，这部电视剧向广大观众清晰地介绍了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和抗美援朝作战的全过程，让大家对新中国历史的这一重大事件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感受。70年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为了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毅然接受朝鲜的请求，做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重大而艰难的战略决策。剧情中所表现的中央会议、与志愿军的来往电文都是有案可查的，很多都可以从《毛泽东年谱》中查到。全剧虽然在短促时间内完成制作，但在细节上也下了很多工夫，包括在道具上体现还原真实。细心的军事迷们发现，战争各阶段志愿军战士使用的武器也都符合历史情况，如第一批入朝部队所用的都是国内战场缴获的武器，如日式、美式、捷克式步枪机枪等。

为了再现战争的残酷，这部电视剧设置了超过30000个炸点，子弹点13000多个，人身中弹5000多个，群众演员就动用了4万多人次，还有400多个场景、375个有名字的角色，打出8万多发子弹。

还原历史的努力包括再现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人物。为了更好地展现战争场面，剧组组织起超500多人的美术置景团队，自制道具飞机4架，自制道具坦克、装甲车、汽车9辆，自制各类道具枪械1000多条。这些庞大的开支，目的就是为了真实地还原历史。

《跨过鸭绿江》的成功也在于选对了导演和演员。此剧的导演团队是由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有经典代表作品、严肃认真有情怀的优秀导演组成的。比如董亚春、马跃千、黄楠、姜威等。这部电视剧选择的演员都是成熟的实力派演员，他们多次参演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多次扮演军队的将领和士兵。他们的参演，决定了这部历史剧的人文厚度。此剧以中年演员为骨干，老年演员挑大梁，他们都具有丰富的表演经验，如唐国强、孙维民、王伍福、丁勇岱、刘之冰、王志飞、姚刚、王同辉、王挺、赵波等等，他们在影视剧领域辛勤耕耘几十年，演技炉火纯青，举手投足之间非常有年代感和社会阅历。这些老演员接受任务后，都充满激情思考如何在角色诠释上下工夫，挑战自己，迎接新的角色诠释。孙维民曾演过70部影视剧中的周恩来，但是并没有停留在以往的经验上，而是探索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如何创造一个全新的辅佐毛泽东主席、全方位把握战略大局的周总理形象。丁勇岱很好地把握了彭德怀总司令的精神风貌和对胜利的追求，在人物气质上体现出来。他们的精湛表演，激发了很多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关注。

谱写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

2020年12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全体人员起立，向在那场战争中献出生命的十九万七千多名烈士默哀致敬。此时《跨过鸭绿江》播出，以纪念70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再次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许多观众说，我们每天都被志愿军的英雄感动着，《跨过鸭绿江》是我们看过的最震撼的电视剧，志愿军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全剧既贯穿了志愿军的意志叙事，体现了志愿军广大将士在战场上的战术智慧，还原了战争全景，以真实的历史和具有感染力的艺术细节表达作为驱动，向世界宣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跨过鸭绿江》谱写了一部壮丽的抗美援朝国家英雄史诗。总导演董亚春表示，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用一个一个镜头，一个一个动人的场景呈现在荧幕上，让观众倾听历史故事，领略英雄风采，进行一次风云激荡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周恩来饰演者孙维民说，这部剧是英雄集体群像。第一大英雄集体群像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领袖们。7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朽功勋。朝鲜战争爆发之际，美国根本不把中国和朝鲜放在眼里，他们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的”，能在最短时间内迅速结束战争，中国出兵援朝对他们的胜利形不成威胁。电视剧中，白宫杜鲁门的指令，麦克阿瑟进行军事布局时的傲慢，板门店谈判时美方的强势，都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的不可一世、气焰嚣张。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强敌美国军队和所谓“十七国联军”，中国人民并没有退缩。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再也不是过去100年列强心目中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1951年10月23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说：“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中国作出出兵决策是正义之举，是英明的决策。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坚强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艰难走向胜利。

第二大英雄集体群像是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志愿军领导群体。志愿军统帅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指导作战，他们身处一线，在阴暗狭窄的地下工事里运筹帷幄，布置和指挥作战。表演艺术家以炉火纯青的演技，将志愿军高级将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沉着果敢的大将风度完美地展现出来。尽管美国军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之外所有新式武器，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海陆空协同立体作战，乃至特种部队作战、绞杀战、细菌战等，花样繁多。1950年10月，美国投入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达1200架，投入海军舰船近300艘，中国空军海军尚未形成战斗力；美国投入坦克800余辆，中国的装甲兵部队正在组建中。美国一个军装备各种大口径火炮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只有同类火炮36门。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彭德怀率领中国军队创造了历史奇迹，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彭德怀总司令自豪地说，过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派两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中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中国赢得了尊严，赢得了和平，赢得了发展。

第三大英雄集体群像是一线的指战员和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与敌人进行血与火的较量，直接面对生与死的考验。电视剧中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有一个镜头，在鸭绿江大桥上，有两个战士回望祖国的方向，有的观众说这一幕让他们瞬间震撼。这种点睛之作，堪称神来之笔。随之一场场战役，一个个英雄的形象，战场代入感极强。战士们从土堆里、炮火里、血泊中爬出来，手端陈旧武器，面对呼啸的飞机大炮，身穿破烂血污的军装，顽强地坚守阵地。这就是真实的战士，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中国志愿军勇士，一场场殊死搏斗的战役和志愿军舍生忘死的表现，深深感动了观众。

英雄的38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有打好，在第二次战役中，军长梁兴初指挥部队奇袭德川，穿插三所里，抢占龙源里，以百人之力、血肉之躯死守松骨峰，为整个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彭德怀给38军亲拟嘉奖电中，亲笔写下“三十八军万岁”。这场战事让观众热泪盈眶。

志愿军将士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前仆后继。无数勇士身负重伤后从血泊中爬起来冲向敌人，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口，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仍然顽强同敌人血战到底。电视剧中无数英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我们都曾知晓，但电视剧中再现他们的形象依然让群众看得荡气回肠、热泪盈眶。杨根思的扮演者在零下9℃的拍摄现场手被冻得浮肿。为了让观众能感同身受，扮演邱少云的演员侯俊光高度还原火烧邱少云的真实场景。剧中展现和重塑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可爱的人的真实形象和英雄事迹，让英雄的形象在观众心中扎下根，使很多年轻人不忘那段历史。

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极强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跨过鸭绿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突破，是一部成功的扛鼎之作。

（编辑  尚鸣）

2020年12月27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董亚春导演执导的大型革命历史题材40集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在CCTV-1黄金时间首播，并在新媒体平台央视频同步播出。该剧采用纪实风格，高度还原历史，尊重历史，首次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被网友盛赞为“2021首部爆款剧目”，是“年轻人最该追的电视剧”。

遥遥领先，揽获收视之冠

《跨过鸭绿江》一经播出便引发舆论关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国新闻》《焦点访谈》《共同关注》等多个重点栏目，对该剧优质口碑与遥遥领先的收视率进行了“组团式”报道。自2020年12月27日至2021年1月24日的23天播出期间，该剧累计观众超12亿人次，收视率始终稳居榜首，创下近年来央视一套电视剧的收视纪录：酷云EYE平均关注度达2.83%，峰值为3.66%；欢网TVZONE平均在线率高达1.87%，峰值2.45%；中国视听大数据CVB平均收视率为2.69%，峰值为3.27%。相比同一时期播出的《大秦赋》《大江大河2》《流金岁月》《月是故乡明》等，《跨过鸭绿江》以显著优势获全国同时段电视剧单频道收视之冠，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表  《跨过鸭绿江》与同期电视剧之对比（2020.12.27-12.30）

“草根”参与，声量逐级攀升

剧集热播的同时，《跨过鸭绿江》也在互联网引发大量关注。自2020年12月27日至2021年1月24日，全网信息量超15万条（篇）， 网络关注度逐节攀升。其中，新浪微博是主要信源，占比达60.55%；其次是客户端App（占12.44%）、新闻（占6.24%）以及微信（占4.41%）。电视剧《跨过鸭绿江》、《无法想象当年志愿军英雄的意志力》、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幕后故事等微博话题阅读量累计超3.5亿次。从情感分析来看，正面情绪达80.21%，负面情绪仅为3.69%。

值得一提的是，《跨过鸭绿江》关注声量主要来源于“草根”网友，而网络大V在这场信息的“饕餮大餐”中严重缺位。据统计，在参与讨论的67553个微博博主和4799个微信公众号中，几乎所有微博的传播指数（BCI）和微信的传播指数（WCI）均小于500，鲜见有影响力的账号参与。

精神“核弹”，掀起好评如潮

抗美援朝是开国之战，是新中国和平发展的精神“核弹”。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和万众一心的奋斗精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赢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同样也是鼓舞全国人民斗志的精神“核弹”。

表  主要报刊关于《跨过鸭绿江》的评论报道

《跨过鸭绿江》是全社会崇尚英雄、珍爱和平的一次总动员。

《跨过鸭绿江》不仅全面展现了党中央领导及志愿军高级指挥员的雄才大略和崇高风范，并还原了一个个逼真的战场环境，让观众亲眼目睹像杨根思、张财书、杨连第、胡修道、邱少云、黄继光等等无数的志愿军指战员用血肉之躯击败美军的铁甲武装的伟大壮举。正是如此，“向英雄致敬”成为好评如潮中最大声量。有网友留言，“长津湖战役零下20-30度，志愿军们真的个个都是英雄”“最近一直在追这个剧，前段时间，北京降温零下25度，全副武装的我还是冻的不行，真的想象不到，当时长津湖的寒夜，是多么的漫长，致敬先辈！”“冰雕连太让人泪目了。 致敬！”等等，均引发全网共鸣。其次，该剧也引发网友对和平来之不易的特别感触。大量网友表示，如今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都是当年的英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看完这部片子，除了对于先辈们产生崇拜之情，让我更懂得如今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感谢可爱的英雄们，我们才能有现在的和平日子”。网友高度一致地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热爱祖国、牢记历史、珍惜和平，这才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纪念。同时，网友还表示，和平都是依靠强大的实力所支撑的，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只有这样才能拥有长久的和平。

《跨过鸭绿江》掀起了一股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

2020年同类型题材作品众多，开播之前，在网友普遍表示“不期待”的不利情况下，通过观看《跨过鸭绿江》这部史诗级巨作，大量网友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理解了中国人民的钢铁意志，为自己是这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一份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大量观众表示“看了几集之后，感觉根本停不下来”，大量年轻观众表示剧情“真香”，大大出乎意料。他们纷纷表示，“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无上荣耀”“大国风范！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还有网友直呼“看得热血沸腾”“让我有一种随时愿为祖国持枪上战场的决心”。

《跨过鸭绿江》引发年轻人深度共情与共鸣。

在年轻网友聚集的知乎和豆瓣社区，《跨过鸭绿江》得到罕见的高分评价，其中豆瓣评分8.7，知乎评分9.0。看完这部剧，有网友称“其实中国的第一颗‘核弹’不是在1964年诞生，而是发射在1950年，这颗‘核弹’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意义不仅是胜利，还有发展的机会”。还有一些年轻网友被《跨过鸭绿江》中自己同龄人的故事感动，产生了“我们是谁”“我们该怎样”等诸多思考。“志愿军战士与我们一样都是后浪，拥有共同的理想和向往。全国千万青年战士远去朝鲜，浴血奋战，打败了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敌人，产生的影响辐射至今。任何形容他们的言语都是苍白的，向他们致敬的同时，我在想，如果身处那样的年代，我是否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有评论指出，《跨过鸭绿江》将年轻人的自我价值、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和国家价值有机统一在一起，通过剧情和剧中人物去鼓舞年轻人反思自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主体责任，从这一点来看，《跨过鸭绿江》的教育意义重大且无法替代。

历史传承，坚守“剧以载道”

面对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等现象，《跨过鸭绿江》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鲜活教材，用真实的历史故事和英雄壮举，坚守“剧以载道”，挫败了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不良用心，在团结民众、凝聚民心和教育人民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对那些盲目崇拜和传播西方价值观，以及唯西方中心和欧美模式马首是瞻者起到了很好的警醒作用。

《跨过鸭绿江》是真实还原历史的精品影视剧。

有网友称，《跨过鸭绿江》并没有夸大我们志愿军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也没有刻意把美军官兵说得脆弱和无能，它客观展现了70年前，敌我双方在朝鲜半岛上殊死较量的情景，“太真实了，就像看纪录片一样”“我们现在真的太需要这种客观还原历史的正剧了”“历史传承，首先要的就是真实性”。有影评人士写道，《跨过鸭绿江》对于历史事件的还原，目前来看是教科书级，不管是对真实的历史，还是场景、服装和音乐，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细节都在力求真实还原历史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还有一些学者从“英雄史诗”“历史品位”“艺术美学”等方面积极评价，不吝溢美之词，一致认为，该剧是近年少见的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精品，堪称抗美援朝题材创作的一部“里程碑之作”和“扛鼎之作”。

表   部分学者评论观点

《跨过鸭绿江》是重建历史意识、占领舆论高地的一次有益尝试。

有分析指出，我们身处一个抵制宏大叙事、消解权威的社会，随着虚拟化、网络化生存场景在日常生活中愈演愈烈的渗透，人们的历史意识正日趋淡薄，碎片化、片面化认知趋势日趋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历史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的建构，造成一段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宏大叙事陷入被边缘化的困窘之境。虽然有人在网上对《跨过鸭绿江》发起攻击，甚至谩骂该剧“歪曲史实”，是“别有用心的阴谋”，但立即有网友批评其“居心不良”。从这个角度而言，《跨过鸭绿江》的真正意义或许正在于，用整体性历史的书写去召唤和还原日渐匮乏的历史意识，是抢占舆论高地、向历史虚无主义说“不”的一次有益尝试。

《跨过鸭绿江》是坚守“剧以载道”的优秀典范。

当前，年轻网民的成长环境已远离战火硝烟和艰难困苦，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国家民族曾经经历的苦难，认知非常淡薄。在这样的环境下，“剧以载道”则成为历史剧应肩负的使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必须正确解读历史，弘扬先进的文化观。近年来，历史影视剧常津津乐道于宫廷斗争和皇权尊荣，让宫廷皇室权谋文化占据荧屏，造成了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迷失，带来较为明显的负面效应。《跨过鸭绿江》为带领年轻网民认知七十年前的中国历史、讴歌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了解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优秀范例，收获了积极强烈的社会反响，表明革命文化主旋律题材不仅能够赢得高收视率和票房，还能在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大有可为。

《跨过鸭绿江》这部史诗大剧让观众对那段峥嵘岁月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更加直观的感受，它用信仰感号召了年轻一代，也许这就是该剧圈粉无数的理由。在当前全球疫情仍然严峻、中美“缠斗”更加复杂、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每一个华夏子孙都亟需能够提振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精神之钙”，《跨过鸭绿江》的播出可谓正当其时。

（编辑  季节）

70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在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之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中国人民的光荣历史使命，与朝鲜军民一道，浴血奋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70年过去了，喜看建国7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和良好的国际及周边安全环境，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到：70年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是抵抗侵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英明、正义之壮举。

抗美援朝是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

抗美援朝开始于新中国诞生一周年之际。当时新中国百业待举，全国人民正全力以赴治疗战争创伤，重建家园，迫切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无比珍惜历经百年奋斗才获得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但是，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将一场战争强加给中华民族。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帝国主义从未放松以各种形式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假惺惺地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对台湾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1]，一方面又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支持蒋介石集团继续窃取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并企图阻挠中国的统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政府在决定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杜鲁门总统立即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声明和国际协议，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不仅如此，美海空军还频频窜犯我国沿海地区进行侦察巡逻。据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1950年7月24日自台北报道，其活动范围“南起广东汕头的海面，北至山东青岛港外的一条长近一千英里的海岸线”。8月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悍然进占台北。美军还设立统一指挥其驻台海、空军的指挥机构。从8月27日起，美国空军又连续多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轰炸我城乡，杀伤我同胞，损毁我财产。9月21日，美侵朝海军驱逐舰竟然在公海炮击并强行盘查我商船，侵犯我国的航海权，威胁中国旅客的人身安全。这一系列赤裸裸的武装挑衅表明，美国侵略者已经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并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十分严重的威胁。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仍对此保持了极大的忍耐和克制，并积极开展有理、有利、有节和有力的外交斗争，对美帝国主义野蛮的侵略行径多次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警告，强烈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用和平的手段制止美国的侵略和扩大战争的行动。然而，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10月7日，美军大批越过《波茨坦公告》所确认的三八线，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久又突破不在朝鲜北部边境作战的限制，直逼我国东北边境。

但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绝不害怕帝国主义强加到我们头上的侵略战争。在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达四个月后，鉴于美方不顾我多次严正警告，日益猖獗地逼近我国东北边境，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毅然决然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于是，数以十万计的中华优秀儿女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气干云、车辚马啸地跨过鸭绿江，拉开了气壮山河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美援朝开始后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2]

抗美援朝是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安全环境的正义壮举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医治长期的战争创伤，尽快恢复经济，安定社会，迫切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到底是出兵朝鲜还是不出兵，怎样才有利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同志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他还分析指出，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3]。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决策不仅具有反对侵略、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意义，而且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来说，都是十分英明、正确的。

当时我国的重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尤其是辽东半岛（南满）。以“钢都”著称的鞍山和作为煤铁基地的本溪都在辽宁东部。1950年东北的钢产量占全国80％，沈阳当时是拥有2000多家各类工厂的机械工业中心。这些工业基地距鸭绿江边界都不足200公里。鸭绿江上的水丰发电站是1943年日本占领东北时建设的亚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发电厂房安装在朝鲜境内，电站安装了当时亚洲第一台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南满工业的电力供应主要依赖该水电站。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仅确保了东北边境的和平安宁，避免了在漫长边界设防可能付出的沉重代价，使南满工业免于搬迁，而且确保了我国东北这一重工业基地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中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抗美援朝的胜利，同时也巩固了中苏、中朝友好关系，特别是促使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消除了部分国人的崇美、恐美心理。在抗美援朝中迸发出来的这种宝贵的精神力量，不仅对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促进国内经济建设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抗美援朝期间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国民生产总收入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几乎是成倍地增长。

更为重要的是，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国际地位。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余年间，中国历代政府腐败无能，面对列强卑躬屈膝，仰人鼻息，因而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往往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其中美国投入其陆军兵力的1／3，海军兵力的1／2，空军兵力的1／5。尽管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简陋，但与朝鲜军民一道，经过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奋战，获得辉煌战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得新中国以“东方巨人”的形象，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继抗日战争之后，再次结束了外敌肆虐恣行进而导致我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而且在与世界头号强国的较量中树立了新中国的形象，打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信邪、不怕鬼的强大威势。在三年高强度的军事斗争中，锻炼了我军现代化作战能力，提高了我军的军事指挥水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进而为我国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这对保障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抗美援朝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正义壮举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但力量没有遭到破坏，反之，战争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其生产力的发展。战后，美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1950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2／3。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急剧膨胀，美国毫不掩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国要“领导世界”成了美国领导人的口头禅。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争正是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露骨表现。

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诞生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四项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使用武力侵害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是《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最核心部分，是人类深刻反思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试图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的共同心声，也是防止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寻找借口、滥用武力、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保障。朝鲜战争本来是一场内战，但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帝国主义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帝国主义无论是入侵朝鲜还是侵占我国台湾，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四项的粗暴践踏。

1950年6月27日下午，美国在苏联等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肆意歪曲朝鲜内战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拼凑侵朝军队。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所谓“联合国军”的“合法”外衣。《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七项又明文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而不干涉任何主权国家（包括已经爆发内战的主权国家）的内政，既是《联合国宪章》的最基本的宗旨及原则，又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美国政府无论怎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都无法从根本上掩饰其践踏《联合国宪章》，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的本质。

国际有关公约明确规定，战争中严禁使用细菌、化学等武器。而灭绝人性的美国侵略军却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悍然使用细菌武器，妄图通过各种毒性病菌，从根本上摧毁朝中人民的抵抗能力，但在我方有力措施下，粉碎了美国的阴谋。美国侵略者违背人性、破坏国际公约的罪行，理所当然地激起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极大义愤。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我国立即开始分批从朝鲜撤军。截至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而直至今天，美国在距其本土有万里之遥的朝鲜半岛仍有数万名驻军。这一铁的事实，已经并将继续向全世界有力地昭示着维护和践踏《联合国宪章》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鲜明分野。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同时又是一场抗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正义壮举。

抗美援朝战争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正义壮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遭到严重削弱，除美国以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已衰落；全球范围内出现了1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迅速地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有力地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和民主革命运动。

时刻梦想称霸全球并将亚洲纳入其势力范围的美帝国主义，对此抱着既恨又怕并且极其傲慢、极不甘心的复杂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帝国主义顽固地坚持与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占总兵力1/3的地面部队、千余架飞机、近百艘军舰，并建立了大小200多个军事基地。它企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并阴谋策划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它加快了把日本变成其在远东的主要战争基地的步伐；它完全背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有关协议，制造朝鲜民族的分裂，妄图把在亚太地缘政治舞台上有着十分重要战略地位的朝鲜半岛，变成其侵略扩张的桥头堡。一句话，它企图用血与火来征服亚洲，最终称霸世界。因此，朝鲜内战刚一爆发，美帝国主义就迫不及待地将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立即进行野蛮的武装干涉。如果美国的干涉野心得逞，不仅我国边境将长期不得安宁，亚洲和平将受到进一步威胁，而且还会极大地刺激美国用武力称霸全球的野心，同时也会削弱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求独立、求解放、求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从而危及整个人类和平、民主、进步的宏伟事业，推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绝不仅仅是基于挽救朝鲜危局、保卫我国安全的考虑，同时还是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这一根本立场出发的。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完全达到了这一战争所要达到的战略目的。它使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亚洲的好战政策严重受挫，打击了其用军事暴力称霸全世界的野心。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还分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英、法、加拿大等国后来在越南战争中就拒绝追随美国的战争冒险政策。更为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打破了世界上头号强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不仅是对美国国内及其盟国和平力量的有力支持，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壮大了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其成为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70年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有力地遏制了少数霸权主义国家所推行的武装侵略政策，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分不开的。

从地理表象上看，朝鲜战争开始和结束之时都以三八线为界，交战双方似乎都没有输赢。但从本质上说，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赢得了新中国崇高的国际声望和国际地位，赢得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赢得了抵抗侵略、维护国家安全和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为我国和平发展开辟了道路。抗美援朝这一正义的壮举将永远彪炳于我国乃至世界反侵略战争的光辉史册。   （编辑  季节）

2016年2月，我从国家部委直属单位调往宁夏灵武市任职，离开了熟悉的北京到西部“体制内创业”。对我来讲，那一年充满了新变化和新期待，也有不适应。我发现在新环境下“不紧张、不焦虑”的办法，是尽快熟悉地域政情、社情、文化历史，把工作推起来。到岗后，我的所有业余时间都在看县志、去档案馆、去博物馆，以及和当地“活地图”式的人物交朋友。  

因“解谜”而相识的缘分

　　灵武市博物馆刘宏安馆长是一张“活地图”。他说，县委首任班子都是解放军十九兵团的部队领导。我知道：共和国建政初期的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都是部队干部参与组建的。刘馆长指着名单说：“你看这里有魏巍，不知道是不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对这个疑惑，他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是我小时候就熟读的，难道我现在就站在魏巍前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迫不及待地想破解这个“谜”，于是把那张名单用手机拍下来到处打听，可是问了一圈人，都没有结果。谁知答案就在身边！家人告诉我，二姑韩英曾经说：她在北京八一学校念书时有一位同班同学叫魏欣，是作家魏巍的大女儿，得到这个信息的当天我就向魏欣阿姨求证，魏欣对我讲述了那段历史：“我父亲1949年4月被任命为解放军十九兵团骑兵团政委，十九兵团进军大西北，骑兵团干部参加组建灵武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李健和其他几位常委都是军队领导。”一句话，名单上的魏巍正是参加抗美援朝的军旅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

　　魏巍的二女儿魏平阿姨出生在银川，她一见到我就激动地说：“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一本剪报，是《沈阳日报》连载你爸爸写你爷爷的纪实文学《隐形将军》，我父亲是你爸爸的读者。太巧了，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牵引我们两家的几代人，谁会想到60多年后，你会继承我父亲当年的岗位！”我和魏巍前辈一家人以前从未见过面，因为“解谜”而相识相知，我们的缘分是那么深，心理距离是如此地近。

谁是灵武最可爱的人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在《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中，魏巍前辈曾经憧憬未来有这样一副画面：“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很多人曾经问：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流血牺牲？我看到现在的灵武：在宽阔的灵州大道上，阳光洒在耀眼的金叶榆上，孩子们放学回家；足球少年奔驰在草坪上；白土岗乡万头奶牛牧场正在成为全产业链乳品加工亿级产业；90后们正成为生态建设大军的新主力，用无人机测绘地貌、用打坑机代替人工造林治沙。一代代干部群众砥砺奋进，把灵武市建设成全国工业百强县第59位。

　　眼前这一切和中国大地上亿万人民的现实生活画面，不就是“最可爱的人”用自己的生命“保家卫国”所换来的吗？魏平阿姨说：“我们全家都对灵武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那里是我们的父亲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感动于我们的父辈艰苦创业的地方，一代代人的艰苦奋斗，矗立起如此美丽的城市。感动于有着你们这样满怀理想和热血的年轻人，在父辈创业的地方坚定前行，继承着他们的理想，实现着他们未竟的事业。明年清明我要告诉我父亲，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军人后代，热血难凉，干事创业我很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灵武任职期间，除了提高政治能力，我花精力最多的领域是：互联网+文旅产业发展、宣传思想工作和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推进旅游产业期间，我们将发展体育旅游作为新的增长方向。体育总局领导说：“如果灵武市能发展航空小镇，就有潜力成为国内热气球旅行目的地，今后国人不必都去国外体验热气球了。”经过集体决策，我们用一系列合作项目为产业发展打下基础，而在活动经营和宣传上，我们尽最大努力控制政府投入成本，有的项目第一年就收回了成本。比如：我们以“乘热气球，观大漠星空，学劳模精神”为主题举办了我国首届热气球自由飞行活动。在白芨滩国家沙漠公园上空，30多只动漫热气球飞越一条“绿色长城”，“长城”外是苍茫而无生气的毛乌素沙漠，“长城”内有翡翠湖、金叶绿树的美丽家园，两相对比给人带来了极强的冲击力。在北上广的很多朋友看到这个画面后，他们问我是不是在灵武工作？我说：“你能想到这里曾经是沙漠腹地么？当年‘天上无飞鸟，地上无寸草。黄沙漫天舞，沙丘比房高。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朋友问：“看到了沙漠和绿洲，可是，劳模是谁？”

画面中的“绿色长城”是几代白芨滩人建设出来的，其中离不开治沙英雄王有德的贡献。走进灵武特别是林场，当地干部群众都称他“王劳模”或者“老局长”。我和央视多次策划白芨滩人沙漠变绿洲的故事，经常去林场看“王劳模”。有位中央媒体记者笑着对我说，王劳模真是“宝藏大叔”！我是搞管理工作的，和他交流多了，感觉自己也真是“捡”到了一块“宝”。“王劳模”的组织领导经验、改革创业经历让我获益良多：

　　首先，但凡能做出一番大事业，都离不开团结好、使用好人才。“王劳模”能力突出，但他不是靠单打独斗，在他的带领下，林场还涌现出一大批劳模和先进人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如果在沙区生活和工作几年，你会更现实地感到，治沙极其枯燥、寂寞和辛苦。当年，治沙是个缺人手的事业，“王劳模”说，人都留不住，还谈什么治沙。为了能留住人、用好人，他激励干部群众，其总结的经验对组织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者也有启发。

其次，改革要让群众得实惠。只有真心维护群众利益，让职工早日脱贫，才能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年全国大部分林场濒临破产，职工吃苦咸水、住土坯房、没电，孩子上不了学，仅仅鼓励职工发扬吃苦精神治沙，很难成功，也不现实。“王劳模”通过承包制和多种经营让职工先富起来，林场富了，才有资金搞治沙。

第三，改革需要讲科学。对领导干部来讲，不仅要懂林业技术，而且要掌握系统思维和系统治理方法，这属于宏观规划能力。在“王劳模”的带领下，白芨滩林场逐渐摸索出了“五位一体”模式，把生态治理（治沙）和经营效益（治穷）结合起来，简单来讲，就是造防风固沙林+大型骨干林带+引水造田+种苗圃果园+田间空地搞养殖业，从建设一个固沙防沙小环境，到形成更大的沙区经济循环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被推广到全国林场借鉴应用。作为全国治沙代表，“王劳模”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白芨滩三代人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奇迹：防风固沙60多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阻止了毛乌素沙漠向南移动和向西扩张。 　 

           争做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我在工作中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在中国成就事业，一旦组织上了规模，就不能仅靠业务强，而要更多地依靠创造组织文化、激发组织活力、凝聚人心、善用人才，与时俱进地改革经营管理方法。现在的年轻人长期坐在教室里很容易水土不服，不如让他们来白芨滩看看，如何在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沙漠里建造一座林场。

革命战争年代，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献身的先烈先辈，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最可爱的人。和平年代，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和无数百折不挠的创业者、爱岗敬业的建设者，是我们新长征路上的好同志、好战友，也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建设者和优秀集体成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回望来时路，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先辈。感受着身边年轻干部们干事创业的激情，我想对先辈和先烈们的在天之灵说：年轻一代正继承着你们的事业，努力创建更美好的未来，迎接建党百年的盛世，慰您所愿！

（编辑  宋斌斌）

我的父亲是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老兵，在纪念抗美援朝 70 周年之际，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致敬！70 年前，你们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当时最先进强大的“联合国”军队，用血肉之躯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用胜利赢得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民族自信心，赢得了70年和平发展。

从日本侵华战争到抗美援朝

父亲出生于1931年农历五月初五，亲历了中国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复兴的过程。

父亲家原是当地的大地主，拥有 800 多亩良田。祖辈们广交文人，吟诗赏画，在当地颇有名望。但是近代中国的衰败也深刻影响着他们，连年战乱，加上他们中有的人染上吸鸦片、玩字画等习性，多少代积累的财富很快就败光了。

父亲出生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东北三省。1937 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其后中国大地备受日本侵华战争的摧残。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父亲讲述他7岁时“带”着父母跑反（逃难）。当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城里人拼命往城外逃难，躲避飞机轰炸。虽然当时家道已经破败，我爷爷仍然是低生活能力的富家少爷。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我爷爷吓得魂飞魄散，双脚无法迈步，小小年纪的父亲勇敢地拽着他，随着人潮往城外逃命。

17 岁时，高中生的父亲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隶属四野第47军。他参加了解放战争，两条腿走遍中国，身经百战。解放宜昌时，我军打得非常艰苦，打胜后就地休息。第二天早上醒来，父亲发现自己靠着国民党士兵的尸体睡了一夜。

湘西剿匪是父亲参加过的一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时艰苦的战役，最终的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刚进入湘西，北方的战士完全不适应湘西大山的地形和阴冷潮湿的气候，土匪势力强大，部队伤亡很大，仅47军就牺牲了上千名战士。我父亲孤身一人在湘西大山里成功送递重要情报立了功，在火线上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老人一辈子最骄傲的事。

1951 年年初，湘西剿匪取得初步胜利。父亲所在的部队在当地开荒种地，养了很多猪。湘西大山里植被丰厚，猪长得又快又肥，部队的伙食得到大大改善。可惜还没有等他们好好享受一下，一声军令传来，部队就上了闷罐火车开拔前线。七天七夜后到达丹东，随后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的惨烈是人类战争史上少有的，志愿军面对的是美国等十七国“联合国”军队。父亲当时在军部参谋作战教导队工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场上培养军事人才。父亲作为高中生入伍，属于知识分子，军部便让他给美军俘虏当翻译。我问他，你中学学的那点儿英语行吗？他说基本不行，靠现学现用。他们当年在学校学的英语可以用打油诗表达：儿在学校读book，门门功课都good，唯有English不及格。

朝鲜战争极其严酷，美国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虽然父亲在军部工作，但是战场上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敌机狂轰滥炸，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真正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朝鲜战场的条件极其艰苦，冰天雪地，缺衣少食，父亲说他们常常吃不到任何东西，挨饿是常态。1990年我从美国回国探亲，问他要带点儿什么东西，他说带一些美国牛肉罐头给他，因为他们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国牛肉罐头特别好吃。我专门去美国军需店买了牛肉罐头带给他，父亲尝了以后没有说话；我尝了尝，太难吃了，浓浓的防腐剂味。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太苦了！感谢父亲和前辈们，他们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父亲带着一身伤病转业到地方。先在南京工作，1958年调到江苏丹阳县吕城工作，以后在丹阳娶妻、生女。我母亲当年从南京幼儿师范毕业，分配到丹阳实验小学工作。据我外婆说：追求我母亲的人可以坐几桌，她都看不上。母亲的一位学生家长是丹阳县长，介绍我父亲给她，她一眼就看中了，父亲在战场上血与火的淬炼下，有着不凡的气质。一个北方人和一个南方人从此携手，风雨同舟60年。现在他们仍然居住在丹阳，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优良的家风薪火相传

我的父亲一直在基层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挨整，后去干校劳动，他从未抱怨。他常说：与战场上牺牲的战友相比，我们太幸运了！

作为他的后代，我们更幸运。解放军是大熔炉、大学校，父亲学习、成长在战争大学里，在部队养成的优良作风不仅他自己终生受益，还代代相传。

他勇敢、正直的品质在言传身教中影响着我们。他一直教育我们不要怕苦、怕难，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说：在战场上越是勇敢冲锋，越不容易被子弹击中；勇敢冲锋时你是主动的，能随机应变；反之，贪生怕死畏缩在后是被动的，反而容易被子弹击中。在和平年代，是朝着目标主动进取，还是被动抱怨，也是我们面临的人生选择。

他严于律己，精准、高效的工作生活方式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姐妹从小被父亲像战士一样训练，做什么事都要又快又好，比如早上起床，几分钟内要搞定一切。南方的冬天很冷，需要穿很多层衣服——棉毛内衣、毛衣和棉袄、棉裤，我们要迅速穿戴好。我记得他在旁边不断地催促，快，快，快，你们这样的速度，敌人早上来了……年复一年的训练，使我们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在家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离开家后和别人一对比才知道，原来我们学习、生活的效率是战时状态啊，每天生生地比别人多出许多时间！

他不忘初心，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信念是融在他血液里的，也传递给了我们。我们住在县委院子里，县委书记是我家邻居，但是父亲一直教育我们不能依靠父辈，要自力更生。他不会用他的权力为我们开后门，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的小妹妹在20世纪90年代下岗大潮中下岗了，县里管事的领导都是我父亲的部下，找他们给小妹安排个工作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并不难。在我母亲的反复劝说下，父亲答应去试试，但是他围着那位领导的家转了好多圈，最后还是没进去。回家后他郑重宣布：无论大的社会环境如何变化，他都不能做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利的事，这违背他一生坚守的原则。我小妹妹的生活费就从他的工资里出，不给国家添麻烦。

我和大妹妹都曾在美国留学，但我们都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于2003年回国工作。当时中美生活、工作的差距还很大，放弃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还是需要一点儿逆行者的勇气。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和教育，我们最终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决定，举家回国。我女儿说，我们都是“投胎能手”——该吃的苦父辈替我们吃了，该享的福我们都享到了。上世纪80 年代，赴美国留学是美国最兴旺之时；2003年回国后中国发展日新月异，而美国开始进入衰退期。

我的妹夫李稻葵在清华大学当教授，我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我先生在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当教授。我们有幸参与、见证中国天翻地覆的巨变，与祖国共成长，在祖国大地上做研究，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力。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家和国是一体的，是父亲那代人终生守护的信念。父亲离休后享受免费医疗，所有医疗费用100%报销。由于国家投入不够，医院要靠创收维持生存和发展。一次父亲得病去医院就诊，医生开药、检查、住院和治疗，小病大治，都由国家买单。对此他非常愤怒：守护国与家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斗，不惜牺牲的目的所在，现在怎么能这样呢？于是他从此不再去医院，将他这一份医疗费用为国家省下来。

谁也没想到，不再去医院的父亲身体却越来越好！由于战争年代身体透支太多，我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他近1.8 米的个子，体重不到100斤，需吃各类药物。不再去医院，也就不吃任何药了，靠健康的生活方式，靠锻炼，靠自我治疗，父亲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健康。现在他已90高龄，头脑清晰，生活完全自理，每天锻炼身体，做家务，读书看报，关心国内外大事。我觉得，父亲能这样健康长寿，是他保家卫国的福报。

从我父亲的健康经历，尤其从这次举国抗疫的成绩来看，我相信，免费医疗在中国是行得通的！我们的人民如此可爱，讲大义，顾大局；我们的医务人员如此可敬，舍生忘死，用生命护佑生命！这些是我们建设健康中国的有力保证。让我们各方都行动起来吧，让医生和医院不要再背负创收的重任，让他们回归医者本职：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我们可以节约大量由于过度医疗而浪费的费用，这些钱足以让中国人民享受高水平的健康保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70年前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国家安全，结束了国家积贫积弱的百年屈辱。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辈当继承先辈精神，努力奋斗，创新体制机制，守护人民健康、国家安全！

10月25日是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日，恰是重阳节。衷心祝愿亲爱的爸爸健康长寿！继续见证蓬勃发展的新中国！

（编辑  宋斌斌）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主席的讲话振聋发聩，令人振奋。他发出了新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风险和困难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这既是毛泽东式霸气的回放，也是习近平说给历史、说给现实、说给未来。

习主席警告霸权国家：“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这句话与毛泽东主席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异曲同工，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霸权主义的威风。

习主席在讲话中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当性和正确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舆论界对抗美援朝战争评价的三大谬误

但是，在舆论界对抗美援朝战争存在着三大谬误，严重干扰着对这场战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一大谬误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认为朝鲜是侵略者，中国抗美援朝是助纣为虐。

第二大谬误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当性，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为朝鲜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不应该，不值得。

第三大谬误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确性，认为这场战争得不偿失，牺牲这么多人，结果战争的结局只是打回到了战争的起始点三八线。

我们有必要以事实为根据，运用马列主义的战争观对这三大谬误进行驳斥，以正视听。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

朝鲜是不是侵略者

评价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够离开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事件的起因，都不应该孤立地、片面地、舍本逐末地判断所谓的是非曲折。

1950年6月25日凌晨的第一枪，并不是朝鲜战争的真正起因。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无视南北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的愿望，拒绝南北人民的合法代表——朝鲜祖国阵线的和平呼吁，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妄图用军事突进解决北朝鲜的人民政权，迫使北朝鲜把自卫战争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才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二战后期，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协议》中就朝鲜问题达成了由中、美、英、苏共同托管的谅解。7、8月间又签订了《波茨坦协定》，再次决定战后朝鲜由中、苏、美、英共同托管，因美军当时尚无力在朝鲜半岛实施登陆作战，所以只划定了苏联和美国海空军的作战分界线。

苏联根据上述协议，出兵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给予日本关东军以最后一击。其进军朝鲜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美国此时忙于对日本本土作战，无暇顾及朝鲜，但为了在朝鲜半岛能够分得战争“红利”，提出以三八线为界，与苏联分管。

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苏联同意以三八线为界向东延伸，在朝鲜和日本与美国南北分治。虽然，苏联对日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三八线成为朝鲜民族难以愈合的民族裂痕。

然而，一条民族裂痕可以有多种前景和解决方式，朝鲜半岛的三八线缘何引发一场持续数年的战火呢？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扶持南朝鲜先建国。由此，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种下战争祸根。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殖民主义纲领，即杜鲁门主义，宣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某些国家“复兴”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他的这个纲领是冷战的起源，也是朝鲜战争的祸根。

1948年2月，美国操纵联合国作出了让“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在朝鲜实施单独选举的决议。接着，通过单独选举，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8月24日韩美签订了《美韩临时军事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北朝鲜人民于1948年8月25日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南朝鲜参加投票的选民占选民的77.52%)。9月9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军于12月底撤出朝鲜。

1948年9月9日，平壤市民庆祝朝鲜建国。从此，朝鲜半岛形成了“两种体制的对抗”。由此看来，朝鲜从政体上分裂，美国和李承晚集团是难逃罪责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和平统一的政策，坚决反对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的战争政策。

1949年6月初到6月底，“朝鲜统一民主祖国阵线”成立。在南北朝鲜704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通过了朝鲜劳动党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建议和10项和平统一的计划。6月底，美国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自南朝鲜撤军。在此前后，南朝鲜的右翼势力和李承晚集团无视朝鲜祖国阵线的呼吁，积极策划利用军事手段解决国家统一问题。

北朝鲜是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寻求自卫和武力统一。

从1949年1月到9月，李承晚集团的军警在三八线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达432次。6月11日，李承晚发表声明，扬言“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这个计划将实现”(苏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6月18日给维辛斯基电)。1949年底，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上狂妄地说：“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将万众一心，恢复失地。”南朝鲜军总参谋长明确提出：1950年国防军的任务是“用实际行动收复尚未收复的土地，统一国土”。和平统一的方法已经不可能，美国、南朝鲜反对；美苏联合委员会、联合国大会解决朝鲜的努力均未成功；由南北方代表组成的祖国阵线也不能保证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在李承晚已经拒绝了祖国阵线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号召的情况下，北朝鲜领导人的观点发生变化，“当他们看到不能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时，便产生了用武装进攻南朝鲜政府的方法来统一国家的想法”。(1949年9月15日苏驻朝大使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4月10日，金日成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会谈。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

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武力统一计划。但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

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有两份关于金日成特使同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报告。一份是发自平壤的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于1949年5月15日为转述金日成通报的情况给维辛斯基的电报；一份是从北京发出的苏联军事顾问科瓦廖夫受毛泽东嘱托于5月18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这两份电报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劝朝鲜同志向南朝鲜发动进攻。”

打响第一枪就是侵略者吗

从上述对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和对中国出兵决策的历史回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朝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朝鲜民族实现祖国统一的战争，美国扶持的分裂政权和李承晚奉行的“北进统一”政策埋下了战争的隐患，不能简单地以朝鲜“打第一枪”来判断战争的性质，更不能武断地跟随西方舆论指责朝鲜是“侵略者”。

国内战争只有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之分，谈不上什么侵略与被侵略。

当年，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曾质问美国代表：“我们要问一问美国的代表们，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曾有一次内战，那时林肯总统曾经领导过北方诸州的武装力量进攻到南方诸州去，美国代表们是不是认为这就是北方向南方的侵略，林肯总统是领导这一侵略的最大侵略者？”“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向美国的统治集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朝鲜人怎么会侵略朝鲜人呢？”

列宁曾经说过：“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取决于是看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当性

中国应该不应该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便令其海空军参战。6月27日又发表声明，除公开宣布干涉朝鲜内政外，还令其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占领我国领土台湾。

就在杜鲁门发表声明的第二天，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对美帝国主义提出警告。他说：“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抵抗。”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毛泽东的声明表明，朝鲜战争是朝鲜民族内部的事务，美国无权干涉。更不能因为朝鲜内战，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

9月15日，侵朝美军以其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和南朝鲜军一部，在大量飞机、舰炮配合下，实施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战局急剧逆转。9月28日敌军占领汉城，并继续向三八线推进。面对这一形势，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庆祝建国一周年会议上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之后，周恩来又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转告美国当局：“美国军队正在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美国无视中国人民的警告，于10月1日先令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随后，美军也越过三八线，疯狂向朝鲜北部进犯，将战火燃烧到我国东北边境鸭绿江边。就在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当天，金日成便正式请求中国政府给予“特殊帮助”，援助朝鲜人民作战。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问题被提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10月上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参战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另一种意见，积极主张出兵。经过反复慎重考虑，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正式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但在此时，苏联方面表示，其空军尚未做好准备，需两个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鉴于此，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慎重考虑。于是，10月12日，令志愿军暂不出动。

10月13日，毛主席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即便苏联暂不派空军参战，我们宁肯暂时忍受一些损失，也要出兵参战。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与苏联会谈的周恩来，“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随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参战。

至此，中国人民和军队开始了两年零九个月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入朝参战是出于国家安全和国际主义

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做出入朝参战的决策是十分慎重的。

当时主张不参战、缓参战，或者参而不战的同志的主要理由是：

中国刚刚建国，百废待兴，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美军挟二战胜利之威，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是当时头号军事强国，我军武器装备与其差距悬殊。另外，出国作战，我军人生地不熟，难以发挥我军依靠根据地，大规模穿插迂回作战的优势，同时我军还缺乏实施现代化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主席认为，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机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这是从宏观的战略格局和国际主义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从更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毛泽东主席认为，朝鲜如果沦陷，唇亡齿寒，美韩军事同盟将直抵我国鸭绿江边，有了一个从陆地进攻我国的战略通道，随时可以找任何借口对我国发动战争。那时，从东北边疆到东南沿海，我国将永无宁日。

从战略布局来看，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半数在东北地区，当时的中国钢铁产量仅及美国的1/144，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东北的辽宁省，沈阳是全国机械制造中心，东北的工业半数又集中在南部，南满电站也位于此地。如果朝鲜沦陷，这些重要工业战略基地均直接处于美国飞机威胁之下，甚至连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在美国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经济政治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

毛泽东说，“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另外，如果美军占领了朝鲜，它的气焰将更加嚣张，甚至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我们捣乱，国内的反动势力就会有恃无恐。美国还会进一步插手越南和缅甸等国家的事务。那时，我国将处于内外夹击的被动局面，我国的安全就会失去保障，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安全感，这又怎能安心进行建设呢？而且我们已经对外公开承诺，如果美国军队跨过三八线，我们要管。但美国军队跨过了三八线，我们却视而不见，将失信于国际社会。

为此，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中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将军曾经义正辞严地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利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呢？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呢？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同样的道理，美国没有理由，因为朝鲜内战就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将战火燃烧到中国的东北边界。

有侵略，就有反抗，中国出兵是必须的！

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词时所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侵略。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当时全国人民都明白的道理，不知为什么现在一些人却开始犯糊涂，甚至装糊涂？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托兰曾经说过：“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中国作出出兵决策完全是被迫的，是正义之举，是英明决策。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确性

抗美援朝战争是不是得不偿失

这里首先要搞清一个概念，即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不是一场战争。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开战的，是朝鲜民族的内战，美国无权干涉。抗美援朝战争是1950年10月25日开战的，是在美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宝岛台湾，并把战火燃向我国边境的情况下，我军被迫进行的带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反侵略战争，我军不得不打。

如果说，朝鲜战争是打了一个平手，还情有可原，因为朝鲜人民军从三八线打起，最终又打回到了三八线。而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则不然，我们是从鸭绿江打起，一度打到三七线，最后稳定在三八线。有些人认为，战争的结局只是打回到三八线这个战争的起始点，是得不偿失。

中国赢得了尊严，赢得了和平，赢得了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国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没有抗美援朝战争，我国就不可能有条件迅速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

抗美援朝战争起码保了我国七十年无大战事。

抗美援朝战争由于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1954年，中国军队配备了苏联军事装备和仿制品，共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苏联当时援华工业建设项目一共156个，落实了150个，其中144个项目与军工有关。

中国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花费几十亿元人民币就建造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和国防体系，这在世界上创造了成本最低、时间最短的奇迹。也就是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敌人给我们倒逼出了一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大的所得，就是打出了国威军威。我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强敌美帝国主义和多于八国联军一倍的十七国联军。

195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按当时人民币与美元2.5:1的比值计算，仅相当于229.6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是中国的12倍多。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美国为8772万吨，是中国的144倍。

1950年10月，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达1200架，中国能够勉强作战的飞机只有110余架；美国投入海军舰船近300艘，中国海军尚未形成战斗力。美国投入坦克800余辆，中国的装甲兵 部队正在组建之中，从苏联订货的10个团400辆坦克刚刚到货；美国陆军平均4个人装备1辆汽车，中国陆军平均500人才有1辆汽车；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强度，要超过中国一个军。

据当时中方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三个师)装备各种火炮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只有同类火炮36门；美军在战时共投射弹药330万吨，中国消耗弹药仅25万吨。

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朝军队却创造了历史奇迹，在3年零1个月的作战中，共毙伤俘敌109.3万多人，其中毙伤俘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2万多架，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物资，战争开支达830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消耗。

第一次为中国人抹去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一事实，当时并没有被所有的人真正认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也教育了那些恐美病患者，新中国的威望空前提高，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被称为东方巨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前美国总统胡佛曾经哀叹：“神话已经破灭，原来我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曾经留下了一段经典之句：“1952年5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17个国家，在韩国抵抗共产党侵略。15个月以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这项协定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有同感。”

彭德怀元帅则自豪地说，过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派2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中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充满激情地说：“一百年来第一次为我们中国人抹去那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当年志愿军在三八线、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

在长津湖战役中受中国人民志愿军沉重打击的美陆战一师作战处长鲍泽上校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打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说，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大的历史功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观——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编辑  季节）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毋庸置疑，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立国之战，无论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是中华文明进程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场带有国际性的正义战胜邪恶、主权战胜霸权、民族独立战胜干涉主义的大规模现代化局部战争，对亚太战略格局和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战争硝烟已远去，战争影响仍在持续，回顾和思考这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对认清并应对当今世界形势和我国周边局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国威

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和国威，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是长期战争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各方面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请求中国出动军队进行支援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与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美军作战，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凛然。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艰难取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劣势装备进行殊死搏斗，他们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仆后继。无数勇士身负重伤后从血泊中爬起来冲向敌人，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口，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仍然坚守阵地，顽强地同敌人血战到底。在反击敌人的“空中绞杀”中，他们冒着密集的轰炸和严密的封锁，建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在“空中拼刺刀”的勇猛战斗中，他们搏击长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不愧为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卫士，无愧于“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国际威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屈辱，使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美国人沃尔特·赫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一书中这样评述：“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看来会成为远东与西太平洋地区共产党的领袖。”可以说，是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坚强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各族人民坚信，跟着党走就有希望，听党指挥就能胜利。

“没有任何部队能击退中国人”

这一仗击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结束了西方殖民者依靠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帝国主义气焰十分嚣张。它根本不把中国和朝鲜放在眼里，对于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认为中国出兵援朝“不足为患”，断言其侵朝战争“是赢定了”，并且“能够在圣诞节结束战争”。美国军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还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采取陆海空军协同的联合作战、特种混合支队的作战、绞杀战、细菌战等，花样繁多，战况惨烈。但结果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消灭了109万余“联合国军”，美军损失830亿美元和7300万吨物资，而且从鸭绿江边被赶回到三八线以南，遭遇空前的惨重失败。

这场战争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胜利班师的战争。这一仗，美军碰得头破血流，遭遇惨重失败，美国朝野上下无不为之震动。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地说：“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美国任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后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在谈到侵朝战争时说：“神话已经破灭，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

朝鲜战争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世界发出雄壮的声音：“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在1953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价抗美援朝，在讲到抗美援朝意义时，他特别指出取得了军事经验。他说：“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这对中国有“恐美病”的人是极大的教育，对亚洲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极大的鼓舞。这是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反侵略作战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宣传，大讲特讲。

铸就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这一仗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之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即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才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据统计，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英雄有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烈士有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烈士有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式烈士有6名。他们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的中华民族魂。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尊严，十几万英雄儿女长眠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如此巨大的牺牲、如此重大的胜利，得益于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团结对敌，汇聚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抗美援朝精神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战到底的气概，彰显了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精神。

没有这场立国之战，就没有新中国建立以来数十年的和平环境和强势崛起。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华民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凝聚成的抗美援朝精神并没有随着战争的胜利和志愿军的凯旋归国而结束，它像中国革命的其他精神一样深深地镌刻在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不仅在对外战争中，而且在国内实践中影响、渗透、凝聚和创造出许多新的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

这一仗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锻造了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长城。

这场战争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和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最为典型的一场战争。我军先后参战的部队有步兵27个军又1个师，其中直接参加过第一线作战的为25个军又1个师；地面炮兵10个师又18个团；高射炮兵5个师又10余个团和60个独立营；装甲兵坦克3个师；空军歼击机航空兵10个师又1个团，轰炸机航空兵3个大队……先后经受锻炼的志愿军部队多达290万人。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讲话中称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对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训练和保卫国防作战及援外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研究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面对装备高度现代化的“联合国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统帅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指导路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毛泽东强调，志愿军作战，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扬我之长、补我之短，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对付强敌的进攻，充分利用出兵的突然性，发挥我之夜战、近战和运动战的擅长，并配以部分的游击战和阵地战，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当战争转入相持局面时，我适时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指导方针，创造了许多有效战法，如坑道作战和不远离阵地的进攻战、阵前潜伏作战，以及“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原则，积小胜为大胜，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适时组织部队轮番作战，以休整部队，充分发挥我军兵力雄厚的优势，等等。

志愿军将士坚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迅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技术水平，催生了我军由单一兵种作战过渡到现代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创造了依靠劣势装备打赢现代战争的一系列新经验、新战术、新战法。同时，还在战争中培养出一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促进了我国军事思想和军事科学技术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使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编辑  季节）

我是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1982年毕业留校当了两年教师。1984年，我离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教师岗位，调入刚刚组建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走近薛老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在中南海北院工字楼办公。“工字楼”的名称是由于这座二层楼的形状像一个工字而来。我刚进经济研究中心时分在财经组，不久就被调去给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做秘书。

院内的办公用房很紧张，薛暮桥和陶鲁笳共用一个两室一厅，这两位老资格的部长在一左一右对称的房间里办公，中间是我们两个秘书。

薛老和他爱人罗琼阿姨曾经在红霞公寓家中接见过我一次，薛老和我很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算是面试吧。当时的印象中，薛老走路很快，笑眯眯的，是一位十分慈祥的长者。记得我进门时，是薛老的女婿李钧开的门。李钧的父亲李人俊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在华东局时和我父亲李人凤都是华东财委会委员（同时任某部部长），由于名字只差最后一个字，列名单时总是排在一起，说起来，这都是缘分啊！

我虽然大学毕业当了两年老师，就来到薛老身边，但当时已经32岁了，这是由于“文革”整整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上学时间。按照正常的学习年限推算，我应当22岁大学毕业。但刚刚毕业就能到薛老身边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薛暮桥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早在1927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命；他也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曾经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我能跟随他投身于崭新的事业，这真是机缘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这个机构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成立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从事经济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实施。薛老是中心的创始人，任中心总干事，主持工作。当时的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是制定经济改革方案的牵头部门，两个部门合署办公，一个党委。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后，薛老从各机构抽调了一批长期在国家各经济部门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和知名经济专家担任各级负责人。除薛老和马洪外，还有吴俊扬、周太和、徐雪寒、季崇威，以及随后调入的吴敬琏、佐牧、吴凯泰、任涛等，还有田源、孟宪刚等研究能力较强的年轻学者。经济研究中心针对当时中国经济上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和方案。

徐雪寒参加我们财经组的工作。徐老说话浙江口音特别重，我们几个年轻人听起来很吃力。有一次，他讲一个听起来像是什么“黑内党”的情况，这个词说了好几遍，我以为涉及哪里的地方黑势力，听得一头雾水，最后我才恍然大悟，徐老说的原来是“海南岛”的有关情况。

1985年6月，为了加强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咨询研究工作，中央决定将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并后的中心在对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带有全面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研究。薛老为名誉总干事。

我在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主要领导先后还有马洪、孙尚清、刘中一、王梦奎、陈清泰等，他们都是资深的经济专家。刘中一主任是农业问题专家，曾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书法有很深造诣。王梦奎主任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著作颇丰，文字功底十分了得，是国务院出名的大笔杆，常年参与起草中央文件。清泰主任曾任二汽厂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对企业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有深入研究。

在薛老身边工作，是我的幸运，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使我终身受益。薛老的前任秘书贲纯是个很厚道的人，他认真细致地教我带我，使我尽快熟悉工作。交接工作中，薛老的文件和文稿是重中之重，老贲极为耐心地和我把所有文件资料都整理了一遍，花费了很长时间。老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文稿很重要，这个也很重要。的确，文件柜中的所有资料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很高价值的文字，我感到当秘书的第一件事就是管理好这些珍贵的档案。

薛老对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巨大，已经载入史册。薛老一生著作等身，重要的是他运用经济理论解决了很多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择其重大的说，上世纪40年代，他运用货币理论取得了山东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并对全国范围的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重要影响；50年代，他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60年代，他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对物价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70年代末，他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鼓励长途贩运，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在长期的经济研究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薛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和政策主张，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跟随薛老工作的过程，就是当学生的过程，学知识、学做人。薛老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我经常陪老人家深入工厂、农村、集贸市场进行调研，以调研成果为依据不断完善理论研究，最后再动手写文章。薛老带着一批经济理论工作者不间断地探讨问题，完善和深化经济学理论，老人家很少采用老师授课的方式和口吻，他总是和我们一边讲一边讨论，让大家充分地各抒己见，并常常鼓励和引导大家开阔视野，不断深化思路。薛老研究问题从不随意迎合所谓潮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为探索真理敢于冲破禁区，提出不同意见。

薛老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我亲耳听多位老领导说过，他们最早读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书是薛老写的。曾跟随和帮助薛老工作的杨波、苏星、吴敬琏、余学本、何建章、吴凯泰、李剑阁等，后来都成为知名经济专家。薛老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

早期的改革开放研究工作

研究制定改革开放实施方案

我跟随薛老经历了制定早期改革开放方案的部分过程。当时，改革开放正处于全面制定实施方案的阶段，中央对于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改革路径是什么？如何推进？仍然充满了未知数，要探索，要按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大思路，摸着石头过河。

经济研究中心作为研究和推进改革的牵头部门，承担着很重的责任。记得当时薛老时常组织一些务虚会，就是请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尽可能深入地探讨有关经济问题，为搭建改革方案的框架提供思路。改革方案是全方位的，因此经常召集各有关部委开会研究改革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那时的工作节奏很紧张，安排也很紧凑，工作效率很高。通常由经济研究中心办公室通知国务院各部委部长们来开会，有时也会由我以薛老名义打电话请部长们来参加会。那时请部长们来开会，都是召之即来，如果来的是副部长，一定会一再解释部长未到会的原因。与会者对经济研究中心召集的会议十分重视，其原因就是经济中心的会议议题很实、很重要，都是国务院正在抓的改革关键问题，往往上午开的会，下午国务院就发出有关实施文件。我常常上午刚开完会，中午顾不上吃饭，抓紧整理上午的会议记要，送薛老和有关领导签署后，有时由我直接送到总理办公室。我们办公的工字楼离总理办公室步行只需两三分钟。价格、国企、外贸、金融货币改革以及通胀等问题，都是国家推动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经济中心反复研究的问题。薛老和中心的各位负责人、专家与国务院领导沟通相当频繁，当面争论的情形亦时有发生，领导之间讨论问题的氛围还是比较宽松的。

在中南海工作有一个与外界不大相同的氛围，总书记、总理、副总理、部长以及司局长之间都称同志，不称呼官职。一名普通干部见了副总理也称呼某某同志。出了中南海之后，又恢复叫刘部长、张主任了。午饭后在海里散步，常碰到一些大领导，我们一行人无论是部长还是处长，打招呼一概很自然地以同志相称。

三次研讨会

1982年7月，以布鲁斯教授为首的7人经济体制考察团来我国做学术交流，这次考察是由世界银行组织的，由中国价格学会负责接待。改革初期，世界银行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关注，时常与中国经济界联系和沟通，林重庚是世界银行驻中国的代表，与担任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薛老时有往来。

考察团在莫干山开了一次研讨会，薛老、刘卓甫、廖季立等经济学家参加了座谈。这可能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外学者第一次共同研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人们时常提起的“莫干山会议”是1984年9月召开的研讨会，而这次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似乎鲜为人知。但实际上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国际交流。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有两次“莫干山”会议。

改革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很重视听取经济工作者年轻人的意见。1984年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是一批参与初期改革的中青年学者发起的经济学术研讨会，主要组织者有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和张钢等，许多后来知名的经济学者当时都参加了会议。孔丹作为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上山了解情况。几天的会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价格双轨制等研究成果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张劲夫是早期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对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也格外关心和爱护。他曾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和中央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工作上和我父亲有交集，曾是同事。劲夫同志的夫人胡晓风阿姨曾和我父亲在同一个部委工作。

1985年4月份，几个中央部门和主要媒体共同举办了“中国中青年经济改革学术讨论会”，就经济改革的宏观调控、财政金融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薛老为获奖优秀论文选《腾飞的构想》题写了“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的题字。《腾飞的构想》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中青年经济论文集，一批早期参与改革开放理论研究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获得了优秀论文奖，我在跟随薛老过程中写过数篇经济论文，有幸榜上有名。

这一时期经济理论研究的学术氛围还是很浓厚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和具有丰富经验的老领导，经常和年轻人一起长时间地深入分析改革中的难点，特别是当时的通胀问题，无形中带出了一批人才。薛老提到的“后继有人”事关我国改革的未来。

1985年9月初，一批重量级的中外学者在长江乘坐的“巴山”号游轮上，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后被称为“巴山轮会议”。来自国外的学者主要有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阿来克·凯恩克劳斯、布鲁斯、诺什·科尔奈、埃明格尔、巴伊特、林重庚、小林实等；我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薛暮桥、马洪、安志文、童大林、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周叔莲等到会，当时稍年轻的学者项怀诚、洪虎、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也参加了会议，作为薛老的秘书我也有幸登上了巴山轮。会议对中国改革目标、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1984年经济过热、物价大幅上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历时6天的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改革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记得每天晚上游轮都有小型的舞会，年近70岁的托宾和夫人一起跳一种步幅比较慢的舞，两位长者动作很协调，使人体会到一句名言：任何年龄都会有自己的风采。托宾说：我们跳了很多年了，就靠跳舞来锻炼身体，因为喜欢跳，所以能坚持下来。曾任日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小林实是薛老的老朋友，瘦高的身材，很文雅，对薛老极为尊重，对薛老的经济观点，特别是价格主张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两个茶话会

我任薛老秘书期间，有幸参加了薛老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50年和60年两个茶话会（座谈会），50年茶话会是1984年10月召开的，薛老80岁，薄一波、习仲勋、姚依林、张劲夫、邓力群等领导人和若干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60年座谈会是1994年10月召开的，当时薛老已90岁。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很精彩的即席发言。参会的还有胡绳、陈锦华、马洪、孙尚清等许多专家学者。

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薛老参加过中央和国务院以及许多部委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薛老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过若干重要建议，许多意见被采纳，对改革开放的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陪薛老在大江南北进行了若干深入的调查研究，无锡的集体经济调研和义乌的个体经济调研，颇具特色，调研报告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我还曾陪伴薛老在各部委、总参、各省市以及大学作经济形势和物价问题报告。

我曾陪薛老会见过胡耀邦、薄一波、曾庆红、荣毅仁、陈翰笙、陆定一、费孝通、钱学森等，谈到若干经济问题和往事。我曾带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制组，陪薛老和罗阿姨专程到无锡实地拍摄了专题片《心路历程》，1992年2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薛老是领导、是老师、是一位可敬的长者，跟随薛老工作的收获来自他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薛老一生默默耕耘，为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了解薛老的人，无不对这位非凡的老人充满敬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纪念薛老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经济学大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等被经济思想史学家称作“入世的哲人”（Worldly Philosopher），以彰显他们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正是这样一位“入世的哲人”，他为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立下不朽的功勋。有幸在哲人麾下，是我一生的荣耀。

薛老1982年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此诗加下阙共八句，薛老用毛笔书赠于我，我装裱起来一直挂在家中。诗句贴切地表达出薛老超俗务实的心境，使我备受启迪。

1984年10月，我陪薛老参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休息时，钱学森到薛老房间聊天，说到经济模型如何运用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我随手将他们的谈话记在一张报纸的边缘处，后来整理出来发表在《瞭望》周刊上，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位“巨匠”的一次重要对话，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2005年7月22日，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一代经济学宗师薛暮桥安详、平静地走完了他的101年人生旅途。不久罗阿姨也驾鹤西去。两位老人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给予我们延续生命的信心和力量。二老于2006年6月合墓于家乡无锡，正是“哲人难舍江南翠，二老相依月桂丛”。汉晋后始有月宫桂花树的传说，亦称“月桂”，二老墓前有七八棵桂花树，此处用“月桂”喻二老相聚仙境之意。我曾和薛老家人到无锡墓地祭拜二老，十月扫墓，适逢桂花香。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时常提醒自己，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求真务实地走好人生之路，不辜负薛老的希望。

薛暮桥和他负责创立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伴随着一个新的时代一路走来，应当说对于开启改革的航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经济研究中心、体改办和有关部委以及各省市涌现出来的一批经济专家学者，是参与改革理论研究、推进改革进程的重要先行者。

（编辑  季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无数学习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成就了党的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增强八种本领，提升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其中第一位就是增强学习本领，这是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大学习，进而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的战略部署。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多年从事对毛泽东的研究，并撰写多部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著作，在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他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进行演讲，讲述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以及他如何将书本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在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上。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99岁生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到底有什么样的学习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一句话，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软实力。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是领导力的表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就是读书学习的典范。”陈晋表示，读书学习对毛泽东来讲，不是一种简单依靠兴趣来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他阅读的动力来自生命和精神深处的需求，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

陈晋讲述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虽然每个时代的阅读半径无法完全重合，但那些经典的书籍是不会过时的，而读书的理念、方法是相通的，读书的精神是永恒的。

“广博且偏深”的阅读常态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阅读已成为他的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党史博采》刊发的《毛泽东的读书之道》一文写道，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陈晋介绍了毛泽东读书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读书广博且偏深。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中，两米多宽的床上一半睡人一半放书，甚至卧室的餐桌上也放着书。这就是他的生命中基本的生活常态。毛泽东去世后，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整理他留在菊香书屋和晚年故居中的那些书，最终整理出来九万七千多册，而且这些书还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工作需要和兴趣逐步积累起来的，他青少年时期读的书基本上都没有保存下来。

陈晋认为，一个人的阅读半径有多大，他的精神空间就有多大，学习能力就有多大。毛泽东的阅读半径非常大，主要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等，不仅阅读报纸杂志，也读大量图书。但是，读书广博并不代表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集中在哲学、马列经典和文史三大类。

以哲学为例，毛泽东不仅熟读中国古代哲学，也博览西方哲学著作。1975年，毛泽东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谈到，他受到四个德国人的影响，分别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克尔。在谈到海克尔的思想观点时，当时联邦德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读过他的书。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读过海克尔的书，到50、60年代，他又让人重新翻译了这本书，书名叫《宇宙之谜》。2014年，施密特出版了《伟人与大国》一书，书中写道，我们不得不用十分钟时间听毛泽东讲解了德国哲学史上海克尔的那点糟糕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

陈晋特别提到，有人以为毛泽东只注重读中国古代的书，而不注重读西方的书，这是一个误解。“除了马列经典，近代以来包括伏尔泰、卢梭和达尔文的著作，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毛泽东都曾花时间集中阅读。毛泽东对西方哲学的熟悉程度，在他那个年龄段和那个时代都是比较罕见的。”

除了广博，毛泽东读书还“很偏很深”，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他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籍，并注意其中的一些观点，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书中提到长江发源地到底是岷江还是金沙江的时候，他格外注意作者的观点。在读《红楼梦》时，他注意到书中提及贾母爱吃一种用胭脂米熬制的粥。后来读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此书在一处注释里详细介绍了胭脂米的产地、颜色及形状等。“这个注是用六号字排列的，字很小，毛泽东在这个注上画了很多道道，旁边还画了三角，说明他很重视这段考证。凭他的眼力，实际上是看不清楚六号字排的书，显然是用放大镜来看的。”陈晋解释道。

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经常在会议上引用两句话，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就是，吃药能够医治那些不会死去的病，如果一个人病入膏肓或得了绝症，他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他引用这两句话的目的喻指做人的思想工作，只能对中间派和动摇派有用，他们不那么顽固，你给他讲清利弊，他可能转换认识，接受你的观点；对那些花岗岩脑袋和铁了心与你观点不一样的人，你怎么去做思想工作都很难。这两句话出自《何典》一书，是晚清乾隆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上海人写的一本滑稽小说。今天很多读者都读过此书，很偏僻。

毛泽东阅读偏深还有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1936年7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斯诺问道，外国人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独立自主的政党，你的政策都是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那里来的。毛泽东回答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就可以从地球到月球去旅行了。什么意思呢？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在一部科幻作品中想象着从地球到月球修一条铁路，来回旅游居住。而毛泽东正是利用这部科幻作品来回答那些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荒诞稀奇古怪的疑问。

“活到老，读到老”

“活到老，读到老”，是毛泽东读书状态的另一大鲜明特点。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把很多领导干部送到延安各学校学习，针对很多领导干部想到前线而不愿在后方读书学习的情况，毛泽东说，你们要学习，我这么大年龄了还要学习，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我一定要学习九年的三百六十五天。

毛泽东晚年读的最后一部书是《容斋随笔》。1976年8月26日，当时的毛泽东已病重卧床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要来一本《容斋随笔》。半个多月后的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去世，但当天的护理记录显示：9月8日，他看书看文件共计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五十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可以试想，他当天晚上12点10分去世前，还看书看文件，他当时是在什么状况下阅读的？因为经常昏迷，而且全身插满了管子，他就让别人把书托着，工作人员根据他眼睛的移动来翻页。曾经有一次，毛泽东醒来后要求读书，工作人员习惯性地把上一次读过的书拿过来，他却伸出手来在床帮上拍了三下，后来另一个工作人员拿来一本关于日本政治家三木武夫的书，结果他果然是要读这本书。三木武夫是日本自民党的总裁，1974年任首相，当时正争取在1976年底的选举中连任。为了了解三木武夫的政治观点和外交观点，我们就把他的一些讲话文章于1976年汇集成一本书——《三木武夫及其政见》。1976年底，三木武夫在连任选举中失败。

陈晋说，毛泽东在病重期间，他的精神和思维仍然在活动、在思考，这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毛泽东的阅读不仅是活到老读到老，而且是读到死。”

不当书虫，读书要有方法

除了爱读书、勤读书，毛泽东对读书方法也颇有心得。在他看来，读书不能当书虫，要有方法，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知识的渴望，这样才能做到真学、真读、真思考。

经典的书反复读

经典的书要反复读，这是毛泽东阅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红楼梦》等，他都是反复阅读。

“一本好书，在不同的时间阅读，你的发现不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中阅读，你的感受不一样；在不同的年龄段阅读，你的体会不一样；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阅读，你得到的启发也不一样。”陈晋指出，因为经典的和重要的书蕴藏着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一次就发掘完了，真正的好书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时，一个最直接的启发就是在中国搞革命，一定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他从中读出“阶级斗争”四个字。后来，他不断地读、反复地读这本书。1939年12月，刘英、曾志到他的窑洞谈事情，发现桌子上放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忍不住问：“主席，这书我们从年轻刚入门的时候就读，到现在你还看？”毛泽东答道：“这本书我读了不下一百遍，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已经不能满足，于是在1956年专门找来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研读。

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对于《红楼梦》《资本论》等经典书籍，毛泽东亦是如此，坚持在反复阅读中不断积累和学习。

在毛泽东的笔下，第一次出现《红楼梦》是1913年，在他20岁那年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学习的讲课目录中。1954年，有一次在杭州爬山的过程中，毛泽东问随行的医生有没有读过《红楼梦》、读后有什么启发？随行医生回答，他读《红楼梦》的印象是贾府上上下下都特别讲卫生。毛泽东说，《红楼梦》要多读，起码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事实上，毛泽东去世后我们发现，他收藏的《红楼梦》版本大概有二十种。

为什么毛泽东强调《红楼梦》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背后的逻辑在于，他是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读的，并且通过阅读有了很多新发现。他曾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反映了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家族关系甚至宗教关系、财产分配和土地流转等各个方面，只有读懂了读透了，才能知道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

不同的版本对照读

在读书中，毛泽东还习惯于将同一题材的不同版本进行对照阅读。换言之，相同的题材内容，他习惯于把不同的甚至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这是一种学习方法。同样一种观点，同样一个传记，同样一个事件，我们不能够只读一个人写的，还要读不同人写的，要通过对照发现背后的逻辑和真相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这就类似一种研究性的阅读。

1957年，毛泽东读《楚辞》时共对比了十几种版本的注释；读拿破仑的传记，他分别搜集了来自英国、法国和前苏联的三种版本。70年代初期，他为什么喜欢读拿破仑？他研究拿破仑的战略，研究拿破仑怎么失败的，最后得出拿破仑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树敌太多。当时法语国家的外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经常谈起拿破仑，而且谈得很细、很透，包括拿破仑是怎么死的，他的成名之战是哪一役，当时的法国驻中国大使都很认同毛泽东的观点。

阅读各种版本甚至观点不一样的书籍，毛泽东其实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1957年，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说，要读读蒋介石的书甚至那些反面的东西，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就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的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照着讲，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陈晋认为，这种研究式阅读的独特价值在于，你不同意的观点要去了解，不同意的事件要去了解，只有充分了解与自身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有了对立面，才能真正把握现象背后的真相和逻辑，对事物的认知方可更牢靠、更坚固。因此，毛泽东经常讲，如果你不懂唯心论，那么你的唯物论思想就是不牢靠的。

注重讨论式阅读

自年轻时起，讨论式阅读便是毛泽东格外重视的读书方法。一般来说，读书包括动眼动手动口——动眼睛看、动手写笔记、动口念，而讨论式阅读还要动耳朵，注重讨论式阅读，就是组织讨论小组，互相讨论。

年轻的时候，毛泽东就习惯于组织讨论小组；在延安时，毛泽东也经常组织读书小组，共同学习哲学和军事学，交流读书心得。例如，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时，每到周末晚上，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类是八路军的将领，另一类是延安的文化人）都聚集到他的窑洞中，围绕书中的某一章节展开热烈讨论，最后毛泽东进行总结发言。

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又组织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包括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这些党内理论家，讨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而且号召全党阅读。参加读书小组的邓力群将毛泽东讨论这本书的谈话整理成笔记，中央文献研究室从这些笔记中选了4万多字收入《毛泽东文集》。

在毛泽东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他的很多观点闪烁着非常活跃的思想火花，其中有些观点非常深刻，比如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起码要有100年。这些观点与我们今天的提法非常相似，这就是讨论式阅读带来的启发。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有100年的时间才能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架构。

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

在毛泽东的阅读生涯中，“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他一直坚持结合实践和现实需要来读书，绝非为读书而读书，更不是读死书、死读书。毛泽东之所以善于读书，是因为他的阅读形成了这样的逻辑链条——终身阅读，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在陈晋看来，终身阅读的人不少，读有所得的人也不少，但是把读书所得用到实践中去的人比较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读书所得知识的人就更少了。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土壤学》，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特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当时的领导干部学习，让他们关注书中讲到的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后来，结合中国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毛泽东逐渐归纳出我们在60年代、70年代耳熟能详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即土壤改良土质要好，要施肥，合理灌溉，优选粮种，还要合理密植等等，这是当时的条件下有利于提高农业产量的八个途径。1963年，毛泽东读了我国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气象学论文之后，感觉自己的“农业八字宪法”好像还有不足，于是邀请钱学森、李四光和竺可桢一起聊天。聊天过程中，他对竺可桢说，受到你的启发，我的“农业八字宪法”还要加上两个字——光和气，光就是光合作用，农业增产要靠太阳；气就是气候，在什么气候条件下种什么农作物，是有规律的。毛泽东通过阅读不断思考规律和总结经验，真正做到了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如何在阅读过程中做到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毛泽东认为要当“两员”，即联络员和评论员，要用联系的方法看待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同时要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学以致用。

顾名思义，当联络员就是学会用联系的方式看待书中的人物、事件，比较相互对立的两个层面的关系。比如《史记》，你读刘邦的高祖本纪的时候，一定要读读项羽本纪。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的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评论要站得高看得远，不囿于自己的历史结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见解，这样才能拓展视野，在实践中学以致用。

波澜壮阔的阅读人生

回顾毛泽东一生的阅读历程，亦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阅读史。“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而读书可以获取未知的知识，毛泽东将读书作为实现精神成长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以一生尽量填充未知的空间。”陈晋指出，在一场场与作者的心灵对话和思想交流中，除了思想境界的提升，还实现了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

读书要为天下奇

青年时代，毛泽东的阅读目的完成了从修学储能到寻找真理的转变。最初，毛泽东说他的读书目的是修学储能；1917年，他说自己的学习目的是寻找大本大源；1918年以后，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前后，他的读书目的又变成了寻找主义。

在陈晋看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读书目的是不断深化的。青年时代，学好知识，学好本领，毕业后干出更好的事业，这对于每个青年来说都是一样的。第二阶段，他要寻找大本大源和终极真理，大本大源就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真理，朱熹认为世界是有本源的，做人也是有本源的。五四运动后，他要寻找主义，就是人们认识社会的理论工具和信仰工具。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个外号叫毛奇，对此来历一个说法是青年毛泽东特别崇拜一个德国军事家毛奇，另一个说法是毛泽东经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

陈晋归纳，毛泽东年轻时读的奇书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这个时期比较偏好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作等；第二类是近代以来睁眼看世界、介绍西方的著作，有助于跳出中国传统思维看世界、看中国；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中国内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的一些书；第四类是马克思主义著作。

陈晋特别提到，毛泽东读过德国康德学派的哲学家鲍尔森的《人类学原理》，这本书是蔡元培翻译的，共有11万字，毛泽东在书上写的批语和批注就超过1.2万字，其中就提到了精神上之利己主义这个唯心主义观点。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将这种观点进行深化和升华，他把信仰理想可以深化出的道德理想、人格进行凝练，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下了三篇经典之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大革命时期实践家的阅读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阅读也进入了新的状态，即宣传家和实践家的阅读。

1933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毛泽东专门到漳州的一个中学图书馆，挑选了很多书运回中央根据地，其中两本书非常有启发。他读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之后，把它推荐给彭德怀。此后，他又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推荐给彭德怀，并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意是：看了之前那本书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这本书才会知道左和右同样有危害性。1948年，毛泽东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提醒大家必须消灭实际工作中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在陈晋看来，这就是实践家的阅读，读后就可以用于实践当中。

延安时期的两大跨越

阅读是理论创造的重要途径，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阅读的一个高峰。20年没写日记的毛泽东从1938年又开始写读书日记，从保存下来的7页纸的读书日记看，1938年2月，他读了850多页涵盖社会学、军事、逻辑学等领域的书籍。

陈晋表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科学理论，光会打仗不行，还要有理论创新。“正是通过延安时期窑洞里的阅读，毛泽东成为了领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的两大跨越。”

在延安时期，通过大量阅读哲学方面的书籍，毛泽东写了很多总结中国革命理论和经验的著作，例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和哲学上的《矛盾论》、《实践论》，经济上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进而成为全党的理论权威，这与他的广泛阅读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有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这使得他的思想理论逐渐成熟起来，并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三级标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阅读和运用变得更加丰富。有一次外出，他带走了很多书，从书单看，直接写出书名的书籍有19种马列著作、10多种中国近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以及17种中国古代文史著作，没写出书名、只写出作者名字的包括王夫之、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里叶等，以及从古典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此外还带走了十几种有关老子的书籍。

到了晚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转变为文史方面的书籍，这与当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他晚年的思想和心境有关。

致敬经典  精神永恒（二级标题）

陈晋认为，毛泽东那个时代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如今我们很难一一追寻，也没必要按图索骥，但我们要体会他读书、编书、鉴书、讲书的一些特点、理念和方法，弘扬他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

陈晋建议，无论哪个时代的青年，除了阅读那个时代和实践所需要的书籍之外，一定免不了回过头来阅读一些经典，包括经典的文学作品和政治书籍等等，不知道巴尔扎克，不知道莎士比亚，不了解肖洛霍夫，不知道苏联文学，你怎么能有文学素养、文学情怀，因为经典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阅读半径，不可能完全重合，但是经典告诉我们为什么是经典，而我们应该向几千年中外历史上的那些经典致敬！”

（编辑  宋斌斌）

怎么看待“欧阳修问题”

欧阳修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但也有“深刻的片面”。

欧阳修是谏官出身，他的任务当然就是批评，但是他的批评却有两个弱点，第一，在真实的历史中，他所谓的“三代之制”并不存在，那不过是他为了批判现实而幻想出的理想世界；第二，欧阳修做了一辈子太平官，然而像他这样的“太平官”并不明白，所谓“老百姓的生活”，绝不仅是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这种“日常生活”。他尤其不明白的是：老百姓的生活里，除了过太平日子之外，还有饥馑、灾荒、战争、瘟疫和逃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灾难频仍的国家来说，如何有效应对危机时刻，特别是面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关乎百姓安危、生死存亡。此急事不容缓办，如果不能面对危机而建立制度，倘若这个制度不是“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如果不能处理“急务”，不能面对生死存亡，那么一切理想方案都是画饼，一切政策不免宽严皆误。

知易行难，这句话是说：“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难，办一件具体事比坐而论道的批判难。而看不懂、且看不起“簿书、狱讼、兵食”这些急务，更将商鞅以来一切改革家视为“酷吏”——这恰恰就是欧阳修这种士大夫出身的“太平官”的极大缺点。

毛泽东主席是洞察中国历史的“欧阳修问题”的，但是，谈到唐宋以降乃至中国历史的“大事因缘”，老人家比较推崇的，并不是欧阳修的《礼乐志》，而是柳宗元的《封建论》这样的文章，为什么？

倘若往简单里说，毛泽东深知、并且时刻痛感着：办事很难，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办点事、成点事，这尤其难。

实际上，从唐立国以来，围绕着施政之重心，究竟应放在“制礼作乐”还是“刑名责罚”，究竟是恢复“封建”还是实行“郡县”，进行过一系列长期、激烈的争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在唐代长期争论中产生的文献，也是一个具有结论性的、划时代的文献。

《封建论》开篇指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是“大势”。而这种历史大势，不能、也不会因为我们头脑里幻想的“理想世界”而回头，靠“三代之制”，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这恰说明这些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急务，而只有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才能考虑过日子的问题。乱世用重典，这也是不得不然，说白了——不施霹雳手，难开菩提门。连急务都解决不了，老百姓也就过不了什么好日子。

好的制度要能解决现实问题

实际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要面对、克服的急迫问题。制度不是抽象的，只有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我们研究历史，必须从这种历史大势出发，而不是从头脑里的黄金世界出发，即不能“开历史倒车”。

柳宗元与欧阳修，对历代治理之得失，对于中国制度的发展，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思考，但是，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对后世影响极大。

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当然与柳宗元和欧阳修不同。“民治”不等于封建，更不等于无政府。实现建立在人民团结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三代以降”的退步，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和儒家关于“三代之制”的想象是错误的，确属“开历史倒车”。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陷入胡适那种资产阶级学术政客的诡辩，他曾经说过，“一个坏政府也比无政府好”。因为我们看一个政府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它是不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看一种治理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真正能够发挥老百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这一点，仅靠刑名责罚则是做不到的。

如果一种治理，完全脱离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竟完全变成了以各种条条框框去“治民”，那么，这就是把“治理”与“制度”完全对立起来了，而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那穿越的质疑，又总是发人深省的。

我年轻时喜欢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该书有许多了不起的创见。这本书是钱先生应国民党军政治部的邀约而写，不免要从历史角度，对国民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加以反省、总结。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样，其深刻之处就在于有感而发。但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或许可以这样说，该书的出发点，便是钱先生所谓的“人事”与“制度”之间的矛盾，而非“制度”与“治理”之间的关系。钱先生所论“人事”者，其实不过就是“官事”，而与“民事”即人民群众的事没有什么关系。简而言之，这本书里可能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人民群众”这四个字。

从“制度”与“治理”之间的矛盾和有机联系中，去思考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这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历代统治者所不能做到的，而能够这样做、这样看问题、看历史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人。

“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紧密联系着的整体，它不仅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更凝聚了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深刻总结。这两句话，前一句强调的是“制”，后一句强调的是“治”，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里，“制”与“治”——这两个方块字有其源远流长的深意，如果不追本溯源，其中博大精深的深意，就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领会。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题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雅利安人便驾着马车南下，其中一支占领了伊朗高原，另一支则经阿富汗占领了印度。而威胁着商的鬼方，灭了西周的赤狄和白狄，也都是驾着马车而来——那个时候中原的步兵，很难抵挡战车的冲击。

“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东平晋乱，以河为界”，秦始皇和郡县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为了对抗来自东西两面的夹击，于是才有了“令民为什伍”这空前严厉的刑名责罚制度。因为“赳赳老秦”处于中华文明的最前线，秦时刻面对着紧急状态，非如此组织起来，非实行空前严厉的制度，老百姓便不能生存，当然，非如此，也就没有中国的统一。春秋大一统，所谓“大一统”，这就是为秦所开辟的中国历史的主题。

汉武帝创立了丝绸之路

重视盐铁，奖励军功，汉代的这些政策，其实也都是为了应对国内外的紧急状态而产生。而汉武帝在治理上最大的改革，并不在于划分内、外朝，而在于把过去搞“礼乐之制”的内朝，改造为一个治国理政、处理急务的机制。正是凭借着这些改革，汉武帝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制度——丝绸之路制度。当然，也因为这种立足于激励-约束的制度走向偏颇，过于鼓励贤能干将，而忽视了力田小民，因而不可避免地为后世门阀士族阶级的专政埋下伏笔。

唐鼓励百姓的政策

与汉武帝鼓励商人、鼓励武夫的政策不同，唐最伟大之处，就在于鼓励普通基层百姓的政策——这就是均田与府兵。也正是靠着这一壮举，唐努力平衡了魏晋以来贵族制度的偏颇，而这样的土地制度，由于空前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方才把中国历史推向了壮丽的盛唐。

两宋为“万世开太平”的制度设计

至于唐的瓦解，有诸多内部原因，但是，离开了世界局势的巨变，离开了伊斯兰势力的崛起，特别是离开了唐与阿巴斯帝国之间的怛罗斯之战，那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安史之乱”，正如离开了伊斯兰对于波斯的占领，也就不能解释唐何以对中亚地区失去控制。

秦鼓励农战，汉鼓励商人和武夫，唐鼓励农民，而如果说宋代鼓励什么，结论自然是——与历代不同，宋鼓励的其实就是士大夫，宋代的士，是文士，不是武士。

文士最擅长的是什么？大概不是办事，而是写材料、画表格，是制定条条框框。

我曾经以叶适在《外稿》里的话来说明宋代的治理问题，叶适说：宋代治理的大问题在于：“持法密而为政疏”，且“持法愈密，为政愈疏”，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订了一些条条框框就能够办事，如果条条框框太多，而许多条条框框都是为了阻碍办事而设计的，那就完全不能办事了。极端的结果便是：危急之中，要想办点正事，就不能不破格违规，而这就是为什么梁山好汉一百单八条，其中大部分原都是体制内的忠臣、能臣，但不幸却是各个犯法。

宋代治理的最大问题，就是于无奈中形成官吏二分，即在正式的官僚体系之外，还有并行的胥吏组织。这是因为：正式的组织运行不能应对时势之变化，加之条条框框的束缚而日渐消磨，于是，就不得不用非正式组织办事。国家的一切制度全为“以官治官”而设计，而办事的是吏不是官，胥吏可以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成了法外之人。既然官不作为，一切不过官面文章，那么一切实际权力，便都操持在宋江这班胥吏手中，于是，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便是《水浒传》那种“阅读效果”：大宋数万官僚精英，殚精竭虑，先忧后乐，其中当然不乏王安石、叶适、陆九渊这种高瞻远瞩之人，而给人的印象，却是一班循规蹈矩、不能作为的庸官、贪官，望之使人不喜；倒是梁山泊一班草寇，上窜下跳，可圈可点，敢说敢做，使酒撒泼，其效果就是可看可叹，颇能吸引眼球。

今天看来，宋代的一切制度均为承平之世而设计，且自期“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两宋果处承平之世乎？抑或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乎？倘若是后者，则以承平之制，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可乎？以文牍奏对，应对八百里军情可乎？以理学空谈，应对弯弓射雕可乎？

说到教训，这就是历史的深刻教训。

元朝建立了“现代世界秩序”

大概是受了《资治通鉴》开始的“正统史观”的影响，元是比较不受重视的。但是，如果忽视元，那我们自己的“来路”恐怕就说不大清楚了。

《春秋》的要害是“大一统”。中国的大一统，既有中原的一统，也有塞外的一统。

元先是实现了“塞外”的大一统，然后又把中原、江南纳入到这种“大一统”之中，元朝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我们思考现代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来路就不能忽视这一点，不能把元作为中国历史的“异类”来对待。

元朝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开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横跨欧亚的世界贸易体系，马可波罗一家，就是从路上丝绸之路而来，从海上丝绸之路而去。

丝绸之路制度，到元朝终于奠定完善，由此，中国建立了“现代世界秩序”，随后，美洲才被带进了这个世界贸易体系，因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都想在中国商业贸易体系中分一杯羹，它们开始“撕咬”，致力于破坏这个贸易体系。既然单个欧洲国家不可能像中国元朝那样主导整个贸易体系，它们就联合起来，瓦解、拆散这个网络，最终，将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解构，大卸八块，瓜分豆剖——取而代之，这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殖民列强彼此争霸的世界。

西方创立的世界体系

这就有一个现代世界的“来路”问题，如果你说：是西方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那你就必须漠视蒙古——特别是元代中国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漠视世界贸易体系形成的历史与来路；反过来，你如果认为是中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建立了一个世界贸易体系，在真实的历史中，欧洲人不过是占据了元代中国所开辟的世界网络的不同部分而已——那么，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不是开辟了现代世界秩序，而是阻碍了、破坏了开始于元代的世界一体化进程。

17世纪中叶，欧洲有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这非常重要，为什么？一、这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召开的第一个世俗国际会议，此前的会议，都是由教廷主持召开的，讨论的都是天上的事，这次会议，破天荒讨论的是国家间的事，它标志着由“神权”到“主权”的过渡。二、它清晰地划分出各国的边界，此前的边界是按照自然地理和人们的交往活动形成的，存在着模糊地带，在经历了长期的宗教混战之后，而今西欧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打出来的，体现了国家主权的利益，所以要锱铢必较，划分得一清二楚，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地理学，不过是西方军事学说的一种，它是在划分战争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三、战败者必须割地赔款，战胜者必有所得，而战胜者的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这就是条约制度的实质。

从那时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在世界上推行的就是这套东西，这就是西方所说的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及其国际法的根源。

中国人的世界观

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家国而至于天下，而西方的“国”里面既没有家的概念，也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在西方人的所谓“国际法”视野里，人类以国家为单位互为仇敌，人类没有共同的利益，当然也没有共同的敌人——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制度确立之后，西方所谓敌人，也就是“敌国”，然而它们还公然把自己吹嘘为“文明”，而把世界视为“野蛮”，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公然包装为“文明打击野蛮”。

什么叫“天下情怀”？全人类要有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敌人，它是贫困、是疾病、是灾荒、是瘟疫、是破坏自然导致的环境的毁灭，是那种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这种制度挑唆全人类以国家为单位而彼此仇杀。

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出发点是：全人类有着共同利益，也就有着共同的敌人，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我们要团结起来面对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宣示的那样——各个国家彼此把对方当作敌人。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法则，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说——“自由人的联合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体，与地中海文明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那种以战争赔款制度为基础的条约体制，当然不是一回事。

什么叫“英特纳雄纳尔”？那就是全世界的劳动者们联合起来，结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敌对、敌视状态，团结一致，去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去消灭贫困，消灭战争，向疾病、灾荒、环境破坏，向着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制度做斗争。

那么，什么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魏源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当清代中国完成了“塞外”与中原的一统、“居国”与“行国”的混同之后，面临着以“海国”形式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与数千年不同，中国历史的“大一统”问题，在近代成为混同“居国”、“行国”与“海国”的问题，而在“海国”的冲击下，中国数千年的治理体系面临着崩溃、瓦解的大危机。

只有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放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去看，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时刻放在心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种奋斗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伟大贡献

什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为基础，把唐代鼓励农民的“均田制”发挥到了极致，他把“礼乐之制”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合在一起，创立了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制度，他以延安整风，彻底改造了有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恶习，他沿着成吉思汗的道路，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以边疆包纳中原的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之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四分五裂的中国得以重新凝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牢不可破的前提。

毛泽东把中国的天下情怀与马克思主义的“英特纳雄纳尔”结合起来，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把中华文明的优秀传承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使伟大的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我是毛泽东时代出生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能力理解他。而在他去世之后，我却经常想念他。想念他，我就读他的著作，而读他的著作，就更加想念他。

我是在邓小平时代成长的，小平同志为了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和充满活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刻认识到：仅靠以刑名责罚为核心的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而以商品经济为导向的市场体系本身，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蕴涵着深刻的危机。

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必须回归这几个常识：一、中国人民好；二、中华文明好；三、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好。

这些常识，是血和泪换来的，是铁一般凝聚在一起的整体，今天，我们看一个读书人是否明白基本的事理，那就要看其是否明白并承认这几个常识。

说到制度与治理，我们今天的制度优势，一部分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奠定的，这就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党的群众路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统一战线发展而来的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在全中国人民大团结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建立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上平衡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在不懈的学习和教育基础上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有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奠定的，这就包括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大的基础设施，也包括物联网配送机制等等。

中国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这两个时期形成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并加以深刻概括，以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新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优越性，并对此充满自信，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着各种短板，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战略、公共安全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存在各种不足，“国虽大，忘战必危”，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不能以为长期和平发展，就忘记了国歌里那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编辑  季节）

危与机

危难中见真情

“发展是个硬道理”，在20世纪90年代，这句话却被一些人理解为“发财是个硬道理”。

21世纪，恰恰是以发财这个“硬道理”的破灭开始的。

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这个一心发财、一心赚钱的国家倒在了骗钱的道路上。

2008年，对于中国是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 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人民焕发出生死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众志成城抗击灾难的伟大精神，“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新中国品格，浴火重生，感天动地——千金难买民心一片。在灾难面前，金钱微不足道；在民心面前，山河为之动容。这是社会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复活的重要标志。

灾难锻炼了中国人民，警醒了我们党。它促使我们反思，西方的人文精神、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人民，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才能救中国。

灾难过后，中国首次举办了奥运会，第29届奥运会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这次奥运会在世界历史的转折时刻，向世界展示了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一事件警醒我们：建国以来中国人形成的“56个民族大团结”的信念遭遇了重大挑战。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建国庆典上，当“开天辟地”方队簇拥着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在《东方红》的旋律中阔步走来时，这一刻成为历史转折的鲜明标志。这个方队由清华大学的学生组成，这个方队从历史中走来，它宣示了一条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割断这一整体的企图，都是为全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它再次说明：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进步岂能由金钱引路

随着改革的深入，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凝聚人民的共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不是用钱可以摆平的。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追求个人利益的导向开始侵蚀社会风气。贫富差距正在拉开，腐败开始渗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社会保障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不计后果的开发破坏了环境——随着经济的迅疾增长，单纯追求GDP的后果也接踵而至。

为了赚钱，我们牺牲了青山绿水、世道人心。高楼大厦坏了可以修，但青山绿水、世道人心坏了，那就不是一时可以补救、修复的。

企业以赢利为导向，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事业也以赢利为导向，那就是为了赚钱而牺牲人民的健康，牺牲中国综合国力的基础——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推进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国家在这两个领域投入的金钱不计其数，但是到头来，人民最不满意的就是教育和医疗。更有甚者，一部分群众把教育、医疗和住房看作“新三座大山”。

当花多少钱都不能“买来”人民满意的教育、医疗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改革等于赚钱”这样的思路，是不是把我们的改革事业引向了“绝路”？在抗击“非典”和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国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思想、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的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更加完善的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在内的治理体系，经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即使发展起来，成果也不能保住。

中国需要全面和科学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刻提出了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怎样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胡锦涛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也难以搞上去。

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生产力”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即比较少地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统一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而仅仅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理解为“发展生产力”。事实上，如果不能保护生产力，也就不能发展生产力。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保护生产力发展上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没有十分重视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去重视其主体——人，特别是没有注意保护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自然环境。

中华民族历来是讲规矩的，这就是我们历史上形成的治理体系。但在中国革命发生之前，这些规矩主要是强者为弱者、统治阶级为老百姓定规矩。为强者、执政者定规矩，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之处。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为自己定的规矩。同样地，我们的建设与革命也是有规矩的。中国所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根源就在于强大的产业基础，就在于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就在于比较均衡的发展结构，就在于独立自主的主权形式，就在于社会平等深入人心。这一切都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这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只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去建立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新要求的更完善的治理体系。但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力图用简单的市场化教条破除我们改革的规矩。

重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按照理论界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实行市场体制的结果，而且只应归功于市场化。这种解释不能说明：世界上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这种解释更不能说明：沿着所谓市场竞争的道路，西方国家没有走向自由贸易，而是走向了殖民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

至于说到“企业家精神”，勇于探索和执着技术创新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唯利是图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后一种“企业家精神”，中国行会和商会发展的漫长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如果仅仅凭行会和商会的逐利“精神”，中华民族根本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系列的规矩，但市场教条主义无视今天世界市场存在的严重缺陷。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过剩”，而是优质产品的短缺。所谓优质产品也不仅是高技术的物质产品，还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也包括大城市的住房。这些产品过去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公共产品，而事实证明，通过将这些公共产品简单地推向市场的方式，不能解决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相反，只能造成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

人们打破一种规矩，为的是建立更合理的规矩。自由放任从来就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结论。必须清醒认识到，市场教条主义不但无法解释新中国70年发展的伟大成就，而且已经成为束缚中国发展的因素。市场在某些舆论中已经理解为一种话语，这种话语的实质就是鼓励和放任少数既得利益者不择手段地赚钱、发财。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证明，靠少数既得利益者发财，非但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反而束缚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简单地强化和维持这样的治理体系，并不能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事实证明，如果不能回应政治民主和稳定的要求、社会和谐与平等的要求、文化自信的要求、环境保护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丧失了内生的动力。

说到伟大成就，我以为有三点是必须强调的。第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二是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干部，就是干事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能干事、敢干事、想干事的那一部分人。伟大复兴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第三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不是什么先发优势、后发优势，甚至不在于什么单纯的要素优势、资源优势，而在于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建立起有组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的规模经济的优势。

初心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第一，经过建党以来18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特别是我们学会了武装斗争；第二，在18年的斗争中，我们经历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分裂、再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我们学会了与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打交道的办法。

在迈入21 世纪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与当年有类似之处。

第一，我们的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党，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增长了经济建设和竞争的能力；第二，我们经历了与苏联和美国建立不同意义上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分裂、再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增加了与世界上各种力量打交道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些西方的现象，但许多人对于西方的历史没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也没有系统的阅读，对于西方的理论只是被动地、甚至是盲目地追随。

我们走过的路很长。中华民族500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彼此联系的不懈奋斗的历史。不过，我们对自己走过的道路是否就有充分深刻地理解、认识和总结呢？一些人只是搬用西方18—19 世纪的理论教条，而忘记了马克思早就对西方的发展道路做过深刻的批判性总结。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眼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些过时的东西。一段时期以来，在党员干部中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风气十分淡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工作就更少。一些人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摆设，而且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需要抛弃和批判的东西来对待。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存在“能力不够”的问题，那么，从根本上说，所谓“能力不够”，也较突出地表现为毛泽东提出的那三条：系统地研究世界现状的能力不够，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能力不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能力不够。

如果说我们在物质上有了一定的基础，那么，比较来说，我们的思想上的财富非但不够，而且还是比较贫乏的。

什么是“以人为本”？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指出，人是抽象的东西，抽象的人道主义所针对的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资产阶级讲抽象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以人民为中心”。

认识到我们的发展还不充分、不协调、不全面，指出我们的发展观还不“科学”，这无疑是思想上的极大深化。但是，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发展什么？经济怎样发展才能协调和充分？怎样做才算得上是科学的发展？实际上答案只有一个——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发展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要发展的是对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的认识和理解。

破解问题的答案千万个，而根本的答案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必须从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去寻找，必须从我们正在干的事业中去寻找，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多年前，毛泽东曾经有一个宏愿，就是要求政治局的同志每人选一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认真阅读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写出读书体会，并结集成册。他准备自己带头，为《共产党宣言》写一篇导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的这个宏愿没有实现。真正身体力行地开始这项工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

1997年，在“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的故乡，一份叫做《福建论坛》的杂志第一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习近平—当时，他是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

这篇文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深刻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根本问题，深刻回答了中国的建设改革实践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就是新时代的先声。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习近平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现实加以阐发。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奋斗目标？就是破坏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建立新社会，就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优越性，根本上在于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如果真正坚持这一标准，而今我们应该防止什么呢？在文章的最后，习近平这样写道：

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实践的主体的责任和利益关系，一方面，要把广大人民群众永远置于社会实践的主体地位，引导和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使他们承担起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历史重任，防止……将全体人民的事业变成少数人的事业；另一方面，要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充分反映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关照，愿望和呼声得到充分表达，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受益者。

这些话，发聋振聩。

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广大干部，必须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鼓舞他们的积极性，而不能简单地用价值规律去刺激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党员干部的选拔标准变成了利益导向、市场导向、金钱导向，这个口子一开，贪污腐化就不可避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的这篇文章表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彻底性和反潮流的气概，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习近平当了7 年农民，他对人民的感情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自身的感受出发的。就是在写作这篇文章前后，他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他想到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静夜里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习近平这两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不充分”。最大的不充分，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学习不充分，就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正义性，对这条道路上的艰难曲折和远大前途理解不充分，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重视不充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治理体系

经济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美国化”的矛盾

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日本，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随后的9年里，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达13.6万亿美元。同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仅为4.97万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36%，而德国是3.99万亿美元，法国是2.35万亿美元。仅2018年一年，中国经济增长就折合1.4 万亿美元，相当于增长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体量。

2018 年，美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20万亿美元，达到20.5万亿美元的规模。但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的债务高达22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第一次超过了其经济总量。。

尽管美国是一个在财政上面临破产的国家，但它牢牢掌控着全球治理体系。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经济现代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美国化”之间的矛盾。

这使我们不能不再次回到马克思所思考、论述的“法哲学”问题。马克思认为，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对于世界秩序的思考，它的核心就是法哲学，在法哲学的基础上，产生了西方的世界治理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同时，所有庞大的上层建筑并不会自动、自发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状况。

1993年，欧盟诞生。建立欧盟，旨在建立欧洲统一市场，发行欧元，创立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基础上的欧洲新秩序。但是，美国绝不可能容忍一个在它主导的全球体系中“自发”产生的欧洲治理体系的存在。美国认为，欧盟根本没有资格为世界定规矩，并修改美国定下的规矩。这就是欧盟道路走不通的真正原因所在。

1999年，美国以南联盟发生“种族清洗”为名，高举“人道主义干预”旗帜，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几乎轻而易举地就打垮了欧元，造成了巴尔干地区流民遍地，难民问题成为欧洲发展的重大威胁。

美国利用其所掌握的全球治理体系，残酷打压竞争对手，这是其得心应手的一贯战略，打击欧盟只是其一、另一个例证就是美国制定的《反海外腐败法》。《反海外腐败法》颁布于1977年著名的水门事件之后，一开始它针对的只是美国国内企业。这项法律自生效以来一直受到美国企业巨头的质疑，因为它们是在全球各处行贿的“大户”，这项法律会束缚它们的手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反海外腐败法》自颁布以来，就几乎没有得到过认真执行。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行业巨头转而提出，为了打击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迫切需要将这一法律加以修改。法国的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国陷阱》一书中写道：从此后，“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是美国人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1]而“9·11 事件”后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更以“反恐”的名义赋予了美国政府各部门大规模监视外国企业和员工的权力。同时，美国还以“反腐败”这一正义的名义敦促经合组织成员加入《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忽悠”各国进行反腐败立法。一旦加入这一公约，就等于授权美国司法部肆无忌惮地起诉该国企业的权力，而这些掉入“美国陷阱”的国家与企业却无法使用法律手段制止和反制美国。

尽管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经济能力在不断下降，但是美国以法律手段“管理世界经济”的能力却大幅跃升，它找到了破坏其他国家经济的武器。这是因为美国不但有对世界“征粮派款”的能力，而且掌握了一项对全世界的企业“罚款”的武器和法律工具。自《反海外腐败法》修正案通过以来，美国对于其他国家企业的罚款高达88.72亿美元。美国转而成为一个以“法治”为名的“世界警察”实行“世界治理强权”，而这一强权则是由美国强大的武力和立法能力支撑的。

习近平多次指出，我们观察问题，必须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全球视野。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突出地表现为全球治理危机和政治危机。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比较100年前的世界，我们可以概括出两点大的变化。

第一，100年前，世界被以武力扩展世界市场和经济霸权的帝国主义列强支配，而今天的美国已不是这个意义的“帝国主义”，因为美国的经济霸权正在失去，美国诉诸武力所维护的乃是一个以“普世价值”为名的世界治理体系。今天的美国总是以执法的“世界警察”的面目出现，打击经济上的竞争对手，阻碍世界经济发展。

第二，100年前，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市场的争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的力量而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今天，随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幅萎缩了。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被美国的治理体系和“暴力执法”压榨出来的、最令美国欧洲统治阶级头疼的，是难民的涌入。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是西方世界长期输出“民主”所造成的社会动乱的产物，是世界严重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权”就是西方世界攻击社会主义的主要武器，而今，美国和西方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代表什么“人权”，因为他们维护的，不过是信基督教的人的权利。

今天的西方之所以难以继续唱“人权”高调，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变穷了。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中讲得很清楚：美国在中东打了19年仗，阵亡5000多人，伤残56000人，花费了7万亿美元，而目前战争仍未结束。而欧洲变穷，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繁荣与稳定，是由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即国家以投资和税收的方式调解劳资矛盾，加大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方面的投入，致力于培养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但随着国家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欧洲各国在20 世纪80 年代先后放弃了国家调节，再次走向了自由放任。随后就是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大规模缩减。许多欧洲人感到：当自己将要沦为低收入者的时候，就不能再让外来人占便宜——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难民的态度。

今天，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宛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那种情况的复现：由于议会民主和多党制造成的政治脆弱，人民普遍对政府和政党政治感到失望，资本对于政治的绑架变得更加容易，民粹主义和强权政治日益受到青睐。

在美国立国之初，《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作者就一致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好的治理体系，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可以对抗内部的民主与党争，可以协调内部的经济利益集团，可以应对外部的威胁——这里的“外部”就是指非基督教的人的世界。美国的立国者认为，只有团结一致对外，只有扩张和进攻，才能免除“外部世界”对的威胁。因此，从立国之初，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武力为基础、以法治为名义的治理体系。

500 年来，西方世界建立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就是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化和殖民地化为代价的，而今，美国要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则是以全世界的难民化为代价的。

100 年前，欧洲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当时，李大钊把这场革命称为“庶民的胜利”。

100 多年来，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就是要制止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和殖民地化，而今，欧洲陷入的动荡不是什么“民粹运动”，而同样是一场“庶民的起义”，只是今天构成“庶民”的是融入的难民和本国的穷人。

今天，美国所说的规则，实际上就是“美国优先”。

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走向复兴的新路

西方世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给发展中国家路走，这个世界就无路可走了吗？这就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最为现实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2013年秋，访问中亚国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世界人民应该奋力共建新路，而建新路可以从重建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开始。

他说，2000 多年来，生活在这片连接着东西方土地上的人民，不论其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可以也应该合作共存、共同发展。现在，正是加强经济联系、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良机；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应该携手打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从根本上说这是有限的。

在习近平的倡议下，中国致力于全面开放，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交通基础设施、信息网络、金融投资网络，建一条世界交通的“新路”，让它们搭上世界发展的快车。而这条新路，就是“一带一路”。

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

500年前，西方殖民者开辟的“海路”改变了世界。当西方世界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窄的时候，中国决定开辟新路，决心为世界的开放与联系，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打造一条走向新生和复兴的新路。

正像乔姆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要在军事上充当世界霸权。美国怕中国，就是因为美国不能掌握和支配中国的命运，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单纯地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20 世纪70 年代初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立足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又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的全球大循环”[3]。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这“三个世界”构成的国际经济基本结构中，东亚、俄罗斯和中东横跨欧亚大陆，在地缘上本是一体。哈·麦金德曾经把这个地区称为“世界的心脏”。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欧亚大陆这个“心脏地带”被碎片化地分割开来。自汉武帝开拓西域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长达1000 多年，欧亚大陆上的交通与贸易支撑起整个世界的发展。在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之前，西方世界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经过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或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必须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中介。

1500年之后，这一世界结构反转了，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必须以西方为中介。这种交往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海洋霸权、货币霸权、能源霸权和国际政治霸权体系中。

当前，上述欧亚大陆的结构再次面临根本性变革。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能源进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能源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输出国，这将改变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严重动摇自1972年以来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的地位。

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而中东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前一句话强调中东国家的重要地位——储藏丰富的油气战略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后一句话讲的是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领土等矛盾错综复杂，不能审时度势的大国将被缠住、拖垮。中东关乎中国的外交、能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于2016年首次访问中东三国，并在阿盟的总部发表了“共同开创中阿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不在中东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填补真空，而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文明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编辑  季节）

四十四年了，每年到一月八日，我们就会格外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每到这一天，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其西花厅的子女们就会自动地聚集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周恩来纪念室，献上我们的心香一瓣。

最近，我重拾起一张偶然间发现的儿时照片。一天，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首都群众大联欢，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玩“钓鱼”的游戏，全然不知敬爱的周总理就在我的身后。

幸亏记者捕捉到这一珍贵的镜头，几十年后在一幅挂历上，我大哥惊喜地发现了这张照片，我珍惜地把这张照片镶嵌在像框里。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敬爱的周总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周恩来总理仍然与全国的少年儿童同在，他老人家仍然在向人间释放着大爱，他老人家仍然在注视着我，必须努力，再努力！

什么是周恩来精神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又到一月八，又到伤心日。清晨醒来，打开手机，怀念周总理的悼文、视频、诗歌如雪花一样飘来，将眼哭花了，将心揉碎了。

44年前，1976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月八呀？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哭声动天，撕心裂肺。人们觉得天塌下来了，主心骨没了，老百姓、老干部的贴心人走了。

毛主席病重，四人帮猖獗。祖国的前途在哪里？人民的命运在哪里？刚有起色的拨乱反正还能不能继续？小平同志还能不能站得住？新中国从来没有像1月8日这一天，全民族把安危系于一人之上。

人们扶老携幼伫立在寒风里，呼唤着总理的归来；普通百姓跪拜在天安门广场上，哭天喊地，为的是再见一眼人民的好总理。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就是民心民意，千古绝唱！都说民心可以载舟，1月8日这一天，民心载着周恩来远航！

远航的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然而祖国的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好总理。看，一月八日的花，看，一月八日的诗。人们在用心灵呼唤着周总理，人们在用感情呼唤着周恩来精神的回归。

什么是周恩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同志是：

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

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

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

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

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无疑，这六点是党中央对周恩来精神最精准、最全面、最权威的概括。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一位跟随周总理四十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老红军，也就是我的父亲罗青长，他是怎样用心去领悟什么是周恩来精神的。

1979年，父亲随邓颖超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到日本岚山参加周总理诗碑揭幕仪式，在飞机上，国学和宗教大师赵朴初突然问父亲：“青长同志，你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你能否用几句简短的语言来概括一下，什么是周恩来精神？”

 父亲思考片刻，对周恩来精神作了如下概括：“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临危不惧，冒死犯难；严于律己，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等待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言以蔽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赵朴老听后说，“青长同志，你不愧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我突然向你发问，你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周恩来精神给出了这么全面的概括。不过我还是要给你改一个字”。改什么字呢？赵朴老说，“应该是，鞠躬尽瘁、死而未已，总理生前死后都在为人民服务，即便死前，还交待将自己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大地做肥料，他生着为人民服务，死了也要为人民服务。

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吗？”因为有了这一字点睛之笔，我父亲称赵朴老为“一字之师”。

前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曾经在周总理故居欣然题字“全党楷模”。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完人。”

谢觉哉的夫人、老红军女战士王定国（上图）曾大声疾呼：“在我们的生活里，什么是最高尚、最纯洁的？难道我们不可以大声呼喊：它就是周恩来精神？是的，它就是周恩来精神！”

在党的形象受到玷污、党的风气受到败坏的今天，我们是多么需要周恩来精神啊！我们是多么需要在党的旗帜上赫然添上周恩来精神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啊！

人民公仆的高尚品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老一代革命家永远不变的底色和本色。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周恩来在病重期间，让工作人员清理了他和邓颖超的积蓄，总共5709元，总理一句话，把它们全都交党费吧。一位泱泱大国的总理，死后分文未留！

相比较现在的一些贪官污吏，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的贪，他们何功何能之有？他们有何脸面面对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有何脸面面对我们鲜红的党旗？这些人的道德情操、思想境界、能力水平离老一代革命家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让他们来治国理政还不把国家折腾的一塌糊涂。

我看到网上，网友将周恩来高尚的品格概括为 “六无”：

死不留灰（完全彻底的无产者）；

生而无后（为革命顾大家舍小家）；

官而不显（平易近人，平民宰相）；

党而不私（立党为公，从不拉帮结派）；

劳而无怨（相忍为党，不计名利）；

去不留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老百姓还给周总理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无私无求无暇无疵无基无碑无子女”；

下联是“有才有智有勇有谋有功有德有来人”。

我加上了一个横幅；“人民公仆”。

这才是人民的公仆！

现在总有那么一些人拿老一代革命家的一些错误缺点来说事。一段时间以来，戏说历史、歪曲历史、调侃历史、抹黑历史已成为一种博眼球的“时尚”。

把领袖从神坛上请下来是可以的，但人民群众将永远把为他们谋幸福的领袖置于心坛之上，这是谁也撼动不了的，因为他们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回归于人民，已经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

不可否认，周总理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也可能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但大家凭心而论，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谁没说过错话，办过错事？这是我们全党应该总结的教训。为什么对周恩来同志就要苛求呢？更何况他殚精竭虑，为党为民鞠躬尽瘁，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独撑危局，哪怕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千方百计弥补“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破坏，挽救党与国家于危难之中。

评价一位领袖的功过是非，主要看他是将历史推向前进了，还是把历史滞后了。是功劳大还是错误大？他的主观愿望是什么？毫无疑问，中国能走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老一代革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在我党探索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的道路上，在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在我党不断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耗尽了精力”。这是党的《历史决议》给周恩来同志做出的公正而正确的评价。

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42周年时，千万不要忘记改革开放的另一位奠基人，这就是周恩来。如果没有当年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没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打开外交局面，也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

没有周恩来解放并使用了大批懂经济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更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吃水不忘掘井人，这一切，人民更是发自内心感谢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

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党性原则、理想信念感召了一代人，凝聚了一代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周恩来曾经是党的希望，人民的寄托。

1976年“四五”运动是一次民心、党心的展示。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彩，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他还说，“我们常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就是榜样！”

陈毅元帅也很感慨地说：“真正廉洁奉公，以正治国，恩来也！”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满怀感情地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习主席的话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呼唤周恩来精神的原因所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不仅功在今天，更功在明天，功在千秋！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精神的价值将越来越凸显，日久弥深。

祈福周恩来在天之灵护佑中华

3月5日，是敬爱的周总理的诞辰纪念日。而今年的3月5日，又是一个格外不平凡的日子，堪称是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关键之日。网上有传言“大疫始于雪（去年12月7日）衰于惊蛰（今年3月5日）”。我从来不信鬼神，而今年的3月5日，我要特别祈福周总理的在天之灵护佑中华，企盼周恩来精神光耀华夏。

如今，在荆楚重镇，在神州大地，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在弘扬和实践着周恩来精神，每一位抗“疫”勇士不计报酬、不计生死、全心为民。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上甘岭。今天抗疫，明天抗敌，有共产党员在，谁能跨越！说什么人民战争已经过时了？放眼看去，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并没有丢。一位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张文宏在生死一线高呼：“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我也上。”有这样的党员，还有什么战胜不了的瘟疫？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钟南山、李兰娟、王辰、陈薇、乔杰、张伯礼、仝小林、黄璐琦等等，战斗在一线的科学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真舍不得落下其中任何一个名字。我怀着一颗崇敬的心，一遍遍默读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他们既是院士又是战士，他们更是我们的恩人。

当你看着84岁的钟南山院士在火车餐桌上疲惫打盹的镜头，当你看着73岁的李兰娟院士脱下防护服、脸上露出清晰可见的压痕时，谁人能不落泪？

你看，那些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为大我的医护人员，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衣裳，口罩在他们脸上留下了瘢痕，一天只有一顿盒饭，一个晌午只能片刻小憩，和衣而坐，席地而睡，含泪翘望咫尺天涯的儿女，让我们看得眼酸心痛。他们太了不起了，那些纤细的巧手，那些朦胧的双眼，那些满头的银发，那颗赤子之心，拯救了多少生灵，挽救了多少家庭，拯救了多少绝望。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阳光，看见了希望，认识了什么是白衣天使。

你看，那一个个志愿者，一个个社区基层干部，一个个公安干警，一个个快递小哥，一个个的哥师傅，一个个保安，他们都是无冕之王，奔波在风险之路，行走在生死钢丝，独守在恐怖战场，但他们无怨无悔，恪尽职守。他们都是平凡的人，但他们干着不平凡的事。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说一句：“国家有难，咱不奉献谁奉献？”这些平凡的人，数量多得我们数也数不过来，平凡到大家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就是最普通的草根百姓，但活出了中国人应该有的样子。

你看，那些冲锋在前的人民子弟兵，第一时间、第一速度、第一质量、第一服务，抢占战“疫”制高点。他们最早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火神山，最危险的关头——疫情蔓延，承担最危险的任务——从死神口中夺人，疫情严重的地方都有子弟兵的身影。人民群众说：“解放军来了，就有希望了！”这是人民群众对解放军莫大的信任！以命相搏即可！难道还有比这更深的鱼水情吗？要打赢人民战争，赢就赢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上，胜就胜在人民群众和军队的关系上。

当年毛主席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大疫面前，这句话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3月5日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在这一天，周恩来精神光耀华夏，护佑中华！

（编辑  季节）

历史

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唯一连续性

中国历史，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说到唯一性，这就是我们的唯一性，说到“特色”，这个特色是别人所没有的。

对于这一点，但凡有见识的外国人，实际上都是承认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1]， “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使印度历史呈现为彼此不搭界、零碎的拼贴，对于印度而言，伊斯兰占领它，它就伊斯兰化，蒙古人占领它，它就蒙古化，英国人占领它，它的官方语言就成为英文。

两千多年来，中东地区可谓文明的摇篮，中东地区先后经历了希腊化、伊斯兰化、蒙古化乃至突厥化，结果就是“马赛克化”，这里的历史和文明，与印度一样，都是断裂的。

伯纳德·路易斯是国际上研究中东问题的权威学者，他所著《中东两千年》中对比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用的是同一种文字的变体，中华文明发展的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和思想体系，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连续性，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或曰“中国意识”。而与中国相比，中东则不过是个相对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不是文明和历史的概念，这种模糊的概念折射出：这里的人们对“自己是谁”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很不清楚。

与中华文明相对，地中海文明也有其发展的连续性。言及“言必称”的希腊，我们也要注意以下问题：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其实已经换了主人，希腊文明在西方其实早已湮灭不存。唐宋之交，因为阿巴斯王朝的麦蒙哈里发对各种知识大感兴趣， 他在巴格达开了“智慧馆”，大搞翻译运动，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把希腊经典由古希腊文转译到叙利亚文，再由叙利亚文转译到阿拉伯文。

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之后，以阿拉伯文保存下来的希腊经典，又从托斯卡纳地区的文字，再转译为拉丁文。上述这个阿拉伯人主导的翻译运动，前后有300年以上，经过这个浩大的“跨多种语言的翻译实践”，再上升到理论，其中有多少加工、多少创造性发挥，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如果没有这个阿拉伯翻译运动，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

卢梭在《科学与文艺的复兴是否有利于风俗淳朴》一文里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它“复兴”的其实并不是希腊文化，而是阿拉伯的文化，因为在当代欧洲和古希腊罗马之间，夹着一个阿拉伯文明大规模的“跨语际翻译实践”运动。倘若没有阿拉伯文化的输入，西方人也就永远看不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修昔底德和希伯拉底究竟写了些什么，甚至永远也不知道“希腊”究竟是何物。所以，西方文明绝非一脉相承，如果有继承，文艺复兴继承的其实就是阿拉伯翻译运动。卢梭这个人，以“说真话”著称，而上述发现，就是他说的最大的“真话”之一。卢梭之横空出世，也就是因为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

说中华文明不如埃及、两河文明悠久，这句话其实意义不大。据说埃及的卢克索文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但具体有什么站得住脚的根据，谁也说不清。事实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的文字早就死了，今天没有人能够认识。但中华文明就不同了，就连续性这一点来说，我们在全世界是唯一、而不是“之一”。文化自信，是根本的自信。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放在世界上说，那是“硬碰硬”，独一份。这就决定了——重视历史、研究历史，乃是我们最好的传统。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

有人说，研究历史，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句话当然不错。但关键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其中的核心观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互相制约、互相矛盾的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那篇文章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讲到了“唯一的科学”，这便是那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 不过，研究历史，仅仅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以思想引领，仅仅依靠掌握“科学方法”就够了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回应说：这个完全不够，从思想史、哲学史角度去“统领”历史，那不过是黑格尔的老办法，至于说到“科学方法”，那就有很多——数学、物理、化学的方法，这些都是所谓的“科学方法”。而危险恰恰在于：用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去对待历史、研究历史那种“形而上学”的态度。

回顾《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特别指出：研究历史，绝不能用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如果非要讲求一种“科学的方法”，那么，只好说——历史研究的方法，大概类似于“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从考古的角度说，历史是一层层堆积起来的，古代的社会结构，以变异的方式，存在于现代社会，这正如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体解剖，为我们认识猴子提供了参照。

因此，马克思说：“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社会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而马克思的结论是这样一句话：“那种抽象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3]

既然“抽象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规律，我们不能用“三代”的历史去套历代王朝，也不能用宋明清的规律，去批判秦汉唐。每个历史时期，因为面对的问题完全不同，基于对“规律”的不同认识，便有不同的制度、便有了制度的变迁。

如果说到马克思主义方法，我想，这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身体力行的方法。 

制度

说罢历史，我们再来说说制度。

对制度的不同理解

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存在着对于“制度”的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制度就是刑名责罚，就是政府制定的一套激励-约束老百姓的机制，形之于文字，那就是法——当今中外所谓“制度”、“法治”，实际上都是基于上述理解。但是，必须指出：这只是对何谓“制度”的一种理解。

对于什么是制度，中国人还有一种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可能更为重要，它对上述第一种“何谓制度”的理解，具有很强的反思性、批判性。

按照这个理解，所谓“法”就起源于“律”，所谓“律”，则源自“乐律”，离开了“乐”，就不能理解“律”，离开了“礼乐之制”，就不能说明何谓“法”。

什么叫做礼乐之制？礼乐之制意义上的“制度”，就是指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的“规矩”。而这种规矩，就植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老百姓所自觉遵循，日用而不觉，这种规矩便是老百姓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方式，而不待政府的责罚与督促。马克思的说法，后者（衣食住行）便是前者（上层建筑）的基础，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中国历史上，清楚地把这二者分开的人是欧阳修。他说，按照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的“规矩”去办事，这叫“礼乐之制”，它作为老百姓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方式，因此被称为“民治”，而与之相对的刑名责罚，应该叫做“治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把前者叫“制度”，那么，后者就只能叫做“治理”。

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制度”与“治理”，所指的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而从这个角度对中国历史做出概括，恐怕以《新唐书·礼乐志》开篇的几句话最为犀利：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礼乐之制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欧阳修说“凡民之事，莫不出于礼”——意思就是，所谓“制度”，无非就是指老百姓生活中的行为规范，老百姓按照这些行为规范过日子，也就是所谓“民治”，欧阳修说这就是“三代”的情况。三代之后，制度就变成了“治理”，也就是国家的“治民”。“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而礼乐则“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是在正式场合搬出来用于“教民”的。“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新唐书》有《礼乐志》，而且这一部分最重要。为什么？隋唐起于五胡乱华，宋则有夷狄环伺，这就使确立中华文明的自主性、主体性，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大问题。隋唐创立科举制、恢复礼制，宋又在“礼制”和“科举”这两个方面最为积极，究其根源，就在于形势所迫。

具体说：如果天下的一切制度，无非是刑名责罚，那么，中华与夷狄在制度上其实就没有什么不同了。而唐代强调制礼作乐，宋尤甚之，这就是为了彰显：礼乐之制，乃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夷狄的制度特色——而这当然就是为了强调文化的自信，凸显制度的自觉。

不过，在现实政治里面，究竟能否实行“礼乐之制”？对于这个问题，欧阳修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信心，因为他说：三代以后，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其实就是国家的“刑名责罚”，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形成的那些规矩，通过“有司”不断地精细化、程式化，大概只对一个人重要，这个人就是皇帝。

这很短的一段话里，起码讲了两个深刻的道理：

其一是“制度”与“治理”的分离。三代以降，中国的制度与治理，其实是“两张皮”，所谓“制度”非但不是“治理”的基础，恰恰相反，政治的实质，其实就是“治理”，而“制度”（礼乐制度）则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其二，国家与百姓的分离。三代以降，治理的实质就是“治民”，手段也就是刑名责罚，而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中，老百姓是被动的，人民对建立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之上的“国法”，态度自然是消极的，他们遂以为政治就是“国家”的事，并不是百姓的事——由于没有老百姓的积极参与，不但制度与治理，而且“国家”与“百姓”也随之沦为了“两张皮”。

我把上述这两个洞见，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欧阳修问题”。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