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

1956 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会议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社会生产力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解放生产力”，主要指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造和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革命。

“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把“赶上并超过美国”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目标。

“保护生产力”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发展。马克思指出，以破坏生产力和摧毁社会结构的方式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极大缺陷。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保证，单纯地强调发展生产力，那么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据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来保卫，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论述，是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倘若割裂这个整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就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伤害。

1956 年2 月，毛泽东召开36 个部委的调查研究会。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批评，再次提出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1956 年2 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后，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否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集中在“肃反”和搞个人崇拜这两个方面。

毛泽东并不赞成把问题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在肯定斯大林的探索和功绩的同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个人，而在于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严重缺点，在政治上，就是以“肃反”的方式推行教条主义，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党内和社会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在经济上，则是以中央计划、行政命令代替一切，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思想根源上，则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看作类似“自然科学定理”那样的教条。

这一模式的缺陷，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思想僵化的官僚集团，把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变成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同时也培养了赫鲁晓夫等大量的“两面人”（毛泽东称之为“修正主义分子”）。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赫鲁晓夫只是“揭了盖子”，但却“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指过去没有人敢批评斯大林，现在苏联人自己出来批评，从此各国共产党人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捅了娄子”，就是全面否定斯大林时代的一切成就，造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斯大林刚刚去世三年，苏共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苏联共产党这样简单片面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其前途一定是不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不幸言中。

社会主义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共产党内部也从来不是“一团和气”或“铁板一块”。恰恰相反，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这并不是赫鲁晓夫所谓的“权力斗争”，而是苏联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国际矛盾的反映。

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模式的最初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他甚至一度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已不复存在，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上已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之后随着肃反的扩大化，他又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在毛泽东看来，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的问题，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反映。赫鲁晓夫和斯大林都不愿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思维方式都是形而上学的。

中国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能一个人死了，地球就不转了。如果我们要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那就必须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与世界形势的发展结合起来。

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党内印发）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必然存在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承认矛盾的存在、并主动去化解矛盾，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指出，供需平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野里，是不可能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的，在那里，“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1]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衡，不是指市场的不平衡，而是由于我们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优先发展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工业经济领域以及相应的社会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部门、领域和阶层发展的不平衡。因为供需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真正解决不平衡的办法是努力协调经济各部门之间、党内党外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等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即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问题。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联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以及不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思想，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论断，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大纠偏。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世界发展不平衡

1956 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公开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962年，毛泽东请全国的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共同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形势。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预言：“从现在起，50 年内外到100 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短短的20年间，中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国逐步建成了工业国。在此期间，中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成功，在合成胰岛素、青蒿素等生命科学尖端科学领域领先世界，在政治、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成就，标志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九大召开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同志研究分析国际形势，7月11日，4位元帅向毛主席报送了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这份报告首次提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体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抗。”

也就是说，世界局势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战国七雄”，经历了战后的“两强对峙”，已经走向了“三国演义”，当前的世界局势是：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力量彼此对立，而美苏两强都企图称霸世界，只有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中国“代表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于中国内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加之中国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卫星、火箭、核弹技术，因此，美苏两霸都不敢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三大力量鼎立”，这是对不平衡的世界结构的崭新认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只有三大力量中的两方联合起来，才能压倒第三方。而一旦两方联合，就一定可以打倒第三方。

在美苏两霸中，比较而言，当时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1969年3月，中苏两军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激战。当时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甚至策划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9月29日，中国第二次成功地试爆氢弹，以显示国防实力。

相对于咄咄逼人的苏联，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收缩。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其经济实力受到严重消耗。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面临着阿拉伯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局面。

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美国与欧洲贸易造成的大量的贸易逆差，使欧洲掌握了大笔美元现金，从而形成了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欧洲美元市场，这使美联储不能通过操纵美元利息轻易维持美元的价值。由于欧洲不再追随美国货币政策，最终，在美国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时候，戴高乐派军舰把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法国，迫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随着美国在越南、中东、欧洲相继陷入麻烦，苏联则积极进取，准备填补美国在这些地区形成的“真空”，这导致了美苏矛盾进一步加剧。

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叶剑英等四位老帅在上述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2]

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美国原本希望中苏冲突扩大，但正如“四老帅”的判断，中苏战争不但没有发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反而因此走向缓和，这对美国极为不利。尼克松立即改变政策，促使了1971年7月9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年，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他的判断就是：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美苏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不切实际的，而一旦中苏关系缓和，美国将彻底陷入被动。于是，他最终决定向中国伸出和平之手。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尼克松说了这样一句极为现实主义的话：“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诸多国内矛盾和问题，工业迅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其中一种意见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国内经济上，把工业结构由注重生产资料生产调整为更加注重生活资料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种主张则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继续备战备荒，对付“帝修反”。

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实现国际关系再平衡，从总体上改变世界局势，才可能为解决国内矛盾和问题创造前提。如果中国一直处于美苏两霸的封锁与威胁之下，一直处在战备状态，那么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中美恢复接触和两国关系的改善，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形势。毛泽东曾经诙谐地说：自从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

1973 年8 月2 日晚，80 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上面的话，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说的。

今天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令资产阶级俯首帖耳，一个原因是他代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他对官僚主义的彻底否定，带来了一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毛泽东对于中国人民的动员能力，是空前的。

毛泽东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是极为清醒的，这种清醒就是利用美苏矛盾，而决不被美苏利用。

当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他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树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为新中国参与世界治理创造了前提。

改革与结构调整

我们看经济发展，要看四个方面：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

1950—1976 年，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 年的66 元增长到1984 年的549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7.1%，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 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起点太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

而从经济结构上看，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中国的工业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完全颠倒过来了。

与1949 年恰成反照的是，中国工业对于财政的贡献超过了80%，而农业对财政的贡献则低于15%，但是，中国的主要人口，包括大量的知识青年，还是在从事农业生产。这表明中国农业的效率相对于工业发展而言是比较低的。

从就业结构看，1984年，中国的工业就业率占16.1%，而农业则占64%。

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文化革命结束不久，近2000万知青全面回城。他们很多人一时没有安排工作，生活无保障，看不到前途，心灵一片灰暗。对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转型的人口大国来说，就业是个严重的问题。

邓小平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选拔人才的制度中获得了灵感，果断决定：自1977年开始，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给青年一个看得见的前途，给国家的未来一个明确的希望。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的李中清教授通过大数据研究证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直到1993 年，考上高校的年轻人主要来自基层，其中40%以上是工农子弟。与之相比，历史上的科举精英多为官宦子弟，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精英主要来自江南商人和绅士阶层，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我们的高考制度，是建立在新中国所形成的教育高度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教育的平等则是新中国社会平等的产物。

恢复高考是开启中国未来的革命，也是对上山下乡制度的扬弃。当然，它首先成功解决了数百万青年的人生前途问题，即使是那些没有走进高校的青年也认识到，学习是一条人生的出路。历史证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的主干力量，首先来自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老三届”学生，他们不但有刻苦学习的精神，而且因为有过“工农兵”的经历，了解中国现实，懂得国情，特别是了解中国基层的实际问题。

邓小平看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中国的教育和科研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从而提出了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改革。按照1998年中共中央对农村改革20年经验的理论归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改革，体现了“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一是包产到户，二是乡镇企业，三是城镇化。[3]

但这种理论上的归纳毕竟是事后的。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从理论出发的，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完全从当时的中国现实、当时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出发的。

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近代以来的中国，饱经内忧外患，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源自榨取农村，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完全崩溃。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显然在这10年间，工业的增长要远远高于农业的增长。尽管“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 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但是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仍十分突出。同时，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偏重少轻”造成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重工业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如果不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构，广大城市青年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难以解决。

毛泽东毕生念念不忘在城市工业化完成之后，国家必须向农村回馈。在中国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在全国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普及农村教育。1964 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西南师范学院农学系毕业，任教于安江农业学校的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他深入农业，深入田野，经过9 年的艰苦努力，在1973 年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籼型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 号”，这一水稻品种被世界称为“东方魔稻”。自1976 年起，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截至1994 年，中国稻谷累计增产2400 亿公斤。历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的伟大成就，仅凭联产承包，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我们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农业技术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79 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中国的农业成就轰动世界。1980年和1981年，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先后转让给美国圆环种子公司和卡捷尔公司，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输出先进农业技术，显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底气。袁隆平出版于1985 年的《杂交水稻教程》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引进出版后，发行到40多个国家，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教科书。可以说，中国的农业技术为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由于城乡体制的分割，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立足于“人海战术”的农业是没有效率的，那种消极等待城市工业化完成后再反哺农村的设想是机械的。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思路压抑了就业，而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化的思路则压抑了农村和农民的积极性。

改革，就是为了破解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而正是在破解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方才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通过对这些政策的反复比较与提炼，最终方才将其上升为理论。

1971 年，尼克松访华之前曾说，他要“给毛泽东送份大礼”，而这份所谓的“大礼”，就是美国部分解除对华技术封锁。随即，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制定和实施了“四三方案”，推动中国工业技术装备的升级换代。自1973 年1 月起，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43 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后又增至51.4亿美元——这是自苏联援助的156 项之后，中国再次大规模从国外引进技术，也是新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开始。对外引进和初步开放，也有效地缓解了长期受外部封锁造成的“偏重少轻”问题。比如化纤和化肥产量大幅度提高，为改善人民的“吃穿用”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农村改革，不全等于联产承包，它比联产承包要深广得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1978 年才开始的。因为早在1955 年合作化初期，浙江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就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实行两年后，因其没有被上级认可，在反右运动中被制止。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度被提起，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肯定。

根据杜润生的自述，1980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长期规划编制前的征求意见会上，杜润生向时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而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时则首次提到让“工、农业甩包袱”。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全面开启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此同时，放开了农村多种经营。首先在人多地少的浙江，出现了在全国各地钉鞋的勤劳鞋匠；其次，从“鸡毛换糖”的走街串巷的商贩中发展出了小商品市场；最后，8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社队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国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了4700万家社队企业，就业者达到了1 亿人。

在国有企业、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之外，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社队企业。由此，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的就业和产业结构形成了。

怎样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用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一个是“开放”，另一个是“搞活”。所谓“发展”，是指在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通过调整僵化的城乡结构，终于找到了一种“统分结合”“两头有利”的方式。由于农村集体有了人、财、物的积累，国际和国内市场也有了需求，特别是国家面临着出口创汇的压力，乡镇企业方才应运而生。这项创举，成功地将广大农民把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在推进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的自主创新开启了一种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模式。

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调动了中国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使农村集体积累起来的资金留在了农村，留在了农村集体手中。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第一次以乡镇为单位，实现了资本积累。历史证明，这样的资本积累推动了中国农村的产业化发展，进而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建设。当然，历史也已经证明，如果削弱了农村集体经济，也就取消了农村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农村积累起来的资本只能再次流向城市，农村经济就会瓦解。仅仅靠国家划拨资金，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的。

毛泽东曾经设想过，通过社队办企业可以解决轻工业产品不足的问题。但他没有看到，乡镇企业可以以如此巨大的规模生产大量符合市场需求的小商品和轻工业品，乡镇企业的销售员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横跨中国大地的销售网络。因此邓小平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劳动产品的交换机制，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无限制的货币积累机制，它们所遵循的法则是不同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两个简明的公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商品市场经济是“商品—货币—商品”，在这里，从商品到商品，货币只是一个中介，而资本主义则是“货币—商品—货币”，在这里，货币积累是唯一的、无限制的追求。

所谓社会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资本主义仅仅把工人当作雇佣劳动者，拼命压低工人的消费需求，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如果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者，同时又看作有消费需求的社会的人，我们就不仅看到中国劳动力充足这一优势，也可以看到中国消费需求大这样一个优势。只有把这个市场规模的优势发挥出来，把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中国的优势、社会主义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所谓解放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不能把社会看作一台僵化的机器，而是必须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人不是劳动机器，而是有着广泛社会需求的社会的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不能充分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使农村的积累片面流向城市，就不能使广大劳动者通过自由的劳动致富，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真正发挥出来。

我们要发展工业生产，扩大城市和工业就业人口，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些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们首先必须吃饭。如果把文明理解为一种生态，那么中国农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牺牲农村搞发展，“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总体的目标，没有共同的发展基础，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而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力，没有个人的满足，那这个社会就只是一个躯壳，而不是一个“有机体”。

社会必须是一个“共同体”和“有机体”，即在共同目标和共享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活力。社会有机体的思想，被马克思称为辩证法的精髓。

什么是“搞活”呢？就是通过扩大就业，实行按劳分配，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就是解除束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体制机制，使劳动成为自由的，就是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使劳动者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实际的好处。

中国改革开放也被形象地称为“春天的故事”，那时的中国如同在春天蓬勃生长的大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沃土上长出了多种形式的自由劳动的蓬勃枝叶。邓小平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个人利益自由发展与创造，与整个国家和集体的发展密切结合，而不是彼此对立。

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通过价值规律“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二者之间本来就不是矛盾的。斯大林体制的重大缺陷就是用前一只手代替和取消后一只手，而毛泽东早就说过，这是“单打一，比较的偏颇”。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走出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苏联经济的弊端是一种僵化的决定论，即城市决定农村，工业决定农业，在工业中，重工业决定一切。这也是毛泽东多次批评过的。通过改革僵化的经济结构，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就是解决社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和社会不是僵化的机器，而是有着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极大贡献。

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是对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善。这种完善就是使农村已经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而其核心就是使农民分享农村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大大调动了8 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到1984 年，中国的城乡差距缩小到历史上的最小水平，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问题通过城乡发展的社会不平衡这一问题的解决得以解决。

（编辑  季节）

新民主主义

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随后展开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3位代表，代表着59位党员——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最终，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7人脱党。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完全不可想象，中华民族的前途也完全不可想象。

中共一大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文化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所擅长的是写文章。

关于什么是文化，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文化就是“器物”。他也是从这个角度几乎完全否定了文章和文人的价值。章太炎是从文字学出发来定义何谓“文章”的。离开了甲骨文、青铜器、经典的辨识与出版编纂，就没有了文化，语言离开了器物就是空的。然而，晚清以来，这一切都反转了。作为器物的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西方的器物打得落花流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章太炎看来，空谈误国，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文化，近代以来的文章无非是空谈。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军队

毛泽东结束了近代以来的文化空谈，他使中国新文化成为器物，更成为武器。他以学问治军，把战争上升为哲学。他不仅恢复秦汉唐的农战制度，恢复并发扬了阳明学的军事哲学性质，而且锻造了一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自1921年1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狭隘的小组织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学会了“武装斗争”。

中华民族的衰落集中表现为积贫积弱，特别是在武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和国内反动派。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目光短浅，他们认识不到西方现代国家是一部暴力机器，要使中国站起来，必须先建设一支人民的武装。打不过敌人，说什么都没有用——这是一条简朴的真理，当然，也是一条极为残酷的真理。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组织农民，通过古田会议，他使农民士兵了解到什么是中国国情，什么是世界大势。也正是从古田会议开始，他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

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是通过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实现的。是什么力量把道德与法律结合在一起的呢？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军队，军队的纪律就是古人所说的“武德”。他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建立了一支有思想、有道德的军队，使人民军队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与道德的楷模和标杆。治兵之要，在于治心。统帅之责，首先在于冷静地分析、观察敌情，分析地势、敌势、我势。这是阳明学之精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纪律最严密的组织，这个坚强的组织首先是在红军时期锻造而成的。“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班上，随时随地的学习、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形式与汇报工作，这不是宋代的“养兵”，而是每时每刻从思想上、技术上“练兵”。

如果没有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就没有中央党校和全党组织严密的学习、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就来自这种每日每时的学习与锤炼。毛泽东说，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更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把融历史、地理、治国理政于一体的中国学问发展到了极致，并用于残酷的战争。他指出，适用于欧洲平原的正规阵地战不适合山地遍布的中国。他从中国的前人那里学习运动战，更把运动战发展为突击战和游击战。他的《论持久战》不仅改写了人类军事斗争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中国革命是漫长的革命，中国革命是持久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人和人类解放事业是持久战。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要在冷静观察和分析中，把握历史变化的契机，增加我们的勇气，积蓄我们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论持久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教科书，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教科书。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

1939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是五四运动20周年。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了《永久奋斗》，还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开启了延安整风运动。

当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有缺点的，如果不能改正这些缺点，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这些缺点包括：对于世界局势缺乏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缺乏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结分析革命经验教训的能力不够。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点物质基础，这不值得骄傲，因为我们缺乏的是思想的基础。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开动了两条腿的机器，但更需要开动的是“思想机器”。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呢？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最大的短处就在于脱离人民，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危险也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人民群众。

毛泽东说过，我们是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

旧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在于治理者不行，在于治理者实际上的缺位。因为长期治理中国的就是士大夫阶级，而这个阶级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腐败，还在于消极无能，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不想干事。政治上的消极束缚社会发展，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至于学风、文风、政风的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其实都是士大夫政治消极的表现。

这种消极是指在态度上——精英分子对民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消极。无论鲁迅还是孙中山，他们对于农民的认识都是消极的，而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弥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消极思想描述为“小资产阶级情绪”。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说，一是因为敌人太强，二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弱。于是就有了革命的长期性。而“我们自己太弱”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启蒙者不知道与人民结合，就在于革命者还没有很好地与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

传统中国之弱，体现在读书人的软弱、文弱，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是“两张皮”。毛泽东青年时代说过：“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就是特殊阶级，读书，就是把自己从社会大众中超拔出来的基本方式。

尽管士大夫阶级也都懂得“大学之道在亲民”的道理，但是，正如竺可桢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一旦成为读书人，一般就不会参加体力劳动，士大夫阶级对于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以为那是“贱业”。因此，脑与手的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遂造成了中国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缺陷——鄙视劳动、鄙视动手，而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中国要有合格的治理者，这就要求精英阶层成熟起来，要克服对于民众的消极态度、对于生产劳动的消极态度。

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为什么忽而高亢，忽而绝望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民群众，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因素，而且几乎是难以改变的。毛泽东则说，要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关键就在于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动员群众，发动群众。

群众路线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是调查研究、分析归纳、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改造群众的一系列方法，是一个破坏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基本方法。

要使中国社会有一个真正的领导力量，首先在于党的建设，而其中关键在于搞清楚我们的党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到中国人民中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是继秦、汉、唐、宋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的一场人文精神的革命，它重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使中华民族摆脱“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大法宝。

伟大的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残酷革命战争的洗礼，使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的锻造。经过了残酷的斗争，牺牲了无数英雄儿女，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亡国灭种的境地重新站立起来了——光明的新中国就这样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形象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深刻的社会革命中诞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一举解决了宋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持续衰落的趋势，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由此开始。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28年的革命，使中国农民空前组织起来，为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公有制奠定了基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更为坚实。但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有着一块严重的短板，即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现代工业的基础几乎一片空白。

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指出，未来之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果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个伟大戏剧的序幕，今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成就更伟大。

马克思论述了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工人阶级夺取工业生产资料，同时掌握资本。关于后一点，《共产党宣言》指出：

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2]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是要取消资本，也不是要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而是要使资本成为公共的，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使资本“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马克思向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提出了两项重要任务：第一，掌握工业化的生产资料；第二，掌握资本。所谓资本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服务。马克思说，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发展尺度。

毛泽东一贯强调人与生产力的结合，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开篇，梅斯纳这样指出：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即社会主义和现代化。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场工业化运动和经济现代化运动，而且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法则、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而进行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的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这是一场更为艰难但也更为深远、更为彻底的革命。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无产阶级要建立的新的社会法则究竟是什么呢？无非三种：第一种是按需分配；第二种是按劳分配；第三种则更为普遍，就是按照对于集体和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按需分配”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在没有找到一个“按照对集体和社会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确切、可操作标准之前，最切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按劳分配”。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他的原话是“第一阶段”），它要保卫的就是按劳分配的法则，核心就是通过能者多劳、多劳多得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由列宁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优越性。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个优势，即“苏维埃加电气化”。在列宁看来，相比只会吵架的议会而言，奉行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制度是推动现代化最高效的方式。

斯大林则继承了列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观点。今天看来，斯大林被骂得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也就在“极权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西方的经济学完全不能想象在没有市场自发作用的情况下能够建立一种“经济”。斯大林指出，市场经济对于工业化有排斥作用，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不能带来工业化，而资本主义国家是掠夺财富和资本积累的工具，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推动工业化，关键在于机器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斯大林恰恰在这一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都会导向财富积累，但财富的积累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结论与黑格尔相似：市场经济的国家体制与工业化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

斯大林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关注点在商品，但是，对现代经济体而言，居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资料生产。简而言之，没有生产商品的机器，就不会有商品。因为工业化生产包括：原材料的生产；生产机器的设备——工作母机的生产；机器设备的生产；利用机器进行的产品的生产。狭义的市场经济，所论述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与生产，而没有涉及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产品这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更没有看到上述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就是现代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生产，也就不可能有产品的交换。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持续工业化的排斥，是商品交换的体系对于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交换体系具有排斥作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视为“头足倒置”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竞争的充分和经济体系的日益庞大，必然出现生产领域“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就是指在工业化的生产体系里，利润主要发生在生产活动的最末端——制成品的生产与交换，随着销售部门的扩大、生产的扩大，生产活动的上游——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所能分享的利润则越来越少。通俗地说，这就会出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经济是完全利润导向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是斯大林提供的，他的意见是：在“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不应追随市场，而应主动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彼此互为供需的生产部门，以各部门彼此间的供需关系代替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供需关系。取代市场的是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给关系的完善的工业部门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生产体系。它构成了与“商品交换体系”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与交换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因此，所谓计划，主要是指机器设备生产部门之间互相的供需关系。简而言之，斯大林所谓的国家经济主干，是以许多工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为主体构成的。

斯大林的贡献在于澄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市场化与工业化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有许多市场化的国家，但只有极少数工业化国家。英国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首先是实现工业化。

要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仅仅靠所谓通过商品经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交换体系是鸡，商品交换体系是蛋，没有鸡，就没有蛋，否则，你要么买人家的鸡，要么就买人家的蛋——斯大林的发明，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实际上，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苏联经济的发展被当时的世界学术界公认为“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俄国生产水平最高的年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7%，相当于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英国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又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而苏联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唯有苏联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1928—1932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19.2%，1933—1937年的“二五”计划期间为17.8%，1938—1940年的“三五”计划前期为13.2%。195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17.2倍，其中工业产值增加了12倍，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高达26倍，国民收入总额也增加了7.8倍。

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其实质就是建立彼此具有供需关系的多个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彼此的供需关系可以创造市场，而不是依赖自发的市场。如果这些部门之间的啮合如同齿轮一般有效，便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搞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基本路线乃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按照当时的设想，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而这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中国缺乏起码的工业基础，而非缺乏市场。

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样做，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中国能生产什么？能生产粮食，还能磨成面，但连一辆汽车都不能造。中国有一点商业资本，而产业资本基本空白。中国要恢复经济，只能先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商业，逐步积累资本，为工业化创造基础。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估计是：如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而没有现代化生产力作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空中楼阁。

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初期，苏联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特别是“一五”时期援建的156个项目影响深远。平心而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技术以如此大的规模转让给另一个国家，何况当时的苏联经济奇迹乃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与苏联接轨，这就是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看齐。因此，选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

早在1951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组成的五年计划编制领导小组。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的意见。直到1953年2月，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才制定完成。“一五”计划基本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计划期间中，国家对于农业的投入不足10%，主要的投资重点是工业。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时面临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大国的封锁，这是当时我们的基本国情。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将派往中国援建的专家和技术资料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大部分在建工程停工，这给一个新生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关键时刻使新中国顶住压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

如果现代化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理性化的“祛魅”过程，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却完全相反——因为它恰是一个高扬信仰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中国靠什么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1960年，正是新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这一年，解放军某部战士雷锋，从每月8元津贴中积攒起来的100元存款匿名捐给了农村灾区。这样的事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还有许多。1962年，雷锋因公牺牲，雷锋所在部队的驻地抚顺当时只有40万人口，却有10万人自发走上街头为这名普通士兵送葬。雷锋牺牲时只有22岁，他把“为人民服务”和帮助他人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

雷锋精神首先代表一种新中国的人格。这种人格把社会理解为互相扶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等价交换的市民社会。约翰·穆勒和弗洛伊德都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抑制痛苦。而雷锋说，人生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雷锋精神也是一种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这个始终脸上挂着灿烂笑容的“大男孩”，其实是个孤儿，他有着苦难的童年，而他对于苦难和幸福的理解，建立在对于新旧社会的清醒、理性比较之上，建立在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分析与认同之上。正是由于这种理性、这种清醒，他方才说，心甘情愿地做革命事业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代表着新中国的世界观：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就是观世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福音。

雷锋代表着的既是信仰，也是新中国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5000年所锻造的人文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升华。

雷锋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见过毛主席本人。毛泽东曾经说，鲁迅是圣人，而他自己不过只是“贤人”。雷锋牺牲后，翻阅雷锋日记，毛泽东感慨万千，他称雷锋是新中国的圣贤，慨然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为圣贤——毛泽东极为重视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和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去汲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力。群众路线对基层的强大动员能力，无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意志，在关键深刻发挥了作用。当时的党员干部，不但生活方式与一般群众并无不同，而且亲身参加体力劳动。于是，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毛泽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河北省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互助组，农民们从山上背回了生产资料，支持了处于困境中的集体合作，让每个人感动得落泪。“穷棒子互助组”，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毛泽东曾经这样预言：“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被封锁“十年八年”之后，我们有了什么呢？首先就是有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自主的中国财政金融体系，创立了中国的工业体系。这两项伟大成就把中国的治理体系建立在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基础之上，为中国的一切现代进步奠定了根本基础，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财政金融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货币发行对外部的依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完成这一伟大历史创举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具“信用”的国家政权，在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对于“人民政权”的衷心拥护，更在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而这为人民币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

而所谓“完善的工业体系”，具有如下两个基本特质：第一，由“原材料生产—母机制造—机械设备制造—产品生产”构成且彼此联系的工业部门，能够形成彼此间多元的供需关系；第二，能够为产业部门提供大部分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这就是以若干工业部门为龙头建立起来的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要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就不能采取所谓“比较优势”的思路，即按照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步骤来建立、布局产业部门，而必须采用体系化、系统化、协同化的战略，即通过建立主导机器设备研制开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与布局核心产业的六大工业部相配合，采用全部门整体推进战略，采用“部委—院所—企业”协同的战略。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这就是“大推进”战略。

一旦通过这样的“大推进”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就会产生出自我持续、自我强化、自我扩张的势不可当的趋势，从而打破“报酬递减”，使一国经济走上“报酬递增”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苏关系破裂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究竟靠什么来推进这关键的一跃呢？中国的工业体系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系的建立不是单纯依靠国家的行政命令，不是依靠外援，而是靠站起来的中国劳动人民的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精神。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没有什么别的优势，但我们拥有“人的优势”。而所谓“人的优势”绝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优势。这里的人，不仅指作为“劳动力”的人，而且指中国人的精神。以苦为乐，越挫越勇，这是一种心理优势。我们的人民缺吃缺穿，但却不缺乏心灵的幸福。

我们的人民对于中国与世界，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有着明确的认识，这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优势。爱憎分明，敢爱敢恨，“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是道德的优势。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人民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这是世界观的优势。正因为有了世界上一流的人，我们才干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

1952—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78.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1%。这期间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大规模的垦荒、造林和扫盲等活动。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发展到1978年的3178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2.9%；发电量从1952年的73亿千瓦时发展到1978年的2566亿千瓦时，年均增长率为14.7%；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64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05亿吨，年均增长率为2.4%。兴建各类水库8.5万座（目前依然在满足中国90%城市人口的饮用水需求）。完全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新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

既然这期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普遍感到贫穷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4亿多，几乎翻了一番，衣食住行需求因此就增长了一倍；二是我们采取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三是这期间有大量的劳动投入但没有产生相应收入，如大规模水利建设和铁路公路港口建设、大规模垦荒、扫盲等都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基础建设；四是我们面临着美苏两霸的打击与封锁，在极为险恶的国际条件下，我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反抗苏联核打击的军事斗争，如果没有这些斗争的胜利，我们就不能取得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编辑  季节）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国家究竟代表谁？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于西方治理体系的描述最为周详。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批判》，就是对该书的解读。

在黑格尔看来，现代国家代表了法。法的基础是什么？黑格尔说，法的基础是公平正义。世界上有没有普遍的公平正义？黑格尔的说法比较直率：似乎是没有。他说的公平正义是德意志民族的公平正义。这就是他所谓的“民族精神”，被后来的学者称为“现代民族国家”。黑格尔说，法的基础是“物权法”，公平正义只能在公平交易中得以集中体现。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在追求财富的商业精神中得以集中体现。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谓的法无非就是市民社会的法，国家其实就是代表财富阶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并不代表无财富者，更不代表无产阶级。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是对于普鲁士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批判。他认为，普鲁士国家代表的其实只是两种人：一种人是国家官僚体系以及一批“官方知识分子”，另一种人是市民社会——资产阶级和有钱人。这样的国家与公平正义没有任何关系，与老百姓也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治理体系的特点

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体系僵化造成的治理能力的持续下降。这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就能看出。  

中国的治理体系包含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公平正义的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皇帝的角色极为特殊和重要。皇帝的意志之所以高于王朝、国家和法，就是因为皇权必须与“民彝”和“天理”保持一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一直是在不断改革的，以大历史观之，改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常态，这是至理名言。

中国的法治官僚政治是从秦的统一开始确立的。秦始皇制止了战国攻伐局面，秦的治理体系，目标极为明确，就是维护法治。官僚只是维护法治的工具，不是利益集团。

秦选拔治理者的办法，与后世不同。秦的郡县官吏皆有推荐、保举和选拔官吏的权力与责任（荐举），而继任者一旦犯法，则保举、推荐、选拔者都要与之同罪（保举连坐），把“连坐”制度嵌入了官员选拔制度之中。依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吏，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商勾结。这也是一种好的制度，柳宗元以为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即失误在于苛政，不在制度，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司马迁说，汉武帝所得在“富强”，所失在“王道”。汉武帝为了富国强兵，开始重用商人为官，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经学”成为“官学”，鼓励一部分人富起来，最终铸成了官、产、学一体化的贵族集团。魏晋隋唐，士族门阀专权，士族就是官僚，官僚就是贵族，被秦废除的封建制实际上是以士族门阀专权的形式复辟了。

唐宋之交，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主要集中在官、产、学一体化的士族门阀势力身上。所以，宋代要全力克服的是汉代铸成的“贵族官僚制”问题。宋代的制度创新着力于稳定，其核心就在于比较成功地以士大夫官僚政治代替了贵族官僚制度，造成了一个小农社会。宋代以来的皇帝，就是官僚的首脑。它不像汉唐那样完全代表着有产大家族的利益，但它也不代表天理，不代表小农的利益，而是把维护官僚体系的利益作为根本利益。国家只是代表官僚阶级的利益，那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弊端：治理者缺乏治理能力。用马寅初的话来说，官僚们嘴上讲的是“天下为公”，实际上的作为却是“地上为私”。

宋以来的治理者是通过科举产生的读书人，即士大夫阶级。但科举考试和官员选用乃是一种精妙的排除机制，它打破了门第，用读书人取代了贵族，且使读书人垄断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资源。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恰在于用伦理关系代替生产关系，读书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法家思想的核心是富国强兵，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却是以伦理关系维持社会和谐。宋以来，以儒家思想代替法家思想，改变了法治的核心内容，法由富国强兵的保障变成了皇帝制定的家法和规矩，这是一种极大的倒退。秦汉唐的治理体系是高度竞争性的，而宋明清的治理体系则是高度稳定性的。叶适曾经对其进行比较：秦汉唐治理体系的优点是有活力，而缺点是太有活力，放纵了既得利益集团；而宋代治理体系的优点是稳定，但缺点是太稳定，压抑了生产力发展，也压抑了人才。结果是，“秦汉失之于强，宋失之于弱”。

官僚执政的工具是文牍，即收发文件。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士大夫– 官僚治理体系，到了晚清，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集中表现就是规矩太多，机构太臃肿，且机构多为“管人”而非“办事”设置，以致限制了人才，脱离了实际，最终耽误了大事。因此，光绪皇帝概括说：“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材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中国者在一私字。”

钱穆曾经说，政治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人事，另一部分是制度。这一说法简短有力。总体来看，秦汉唐在人事上是比较积极的，表现为治理者比较能干，缺点是有些太能干了，没有一种完善的制度能够约束、规范强权。宋明清在制度完善特别是约束治理者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宋代不经“二府”通过，皇帝讲的话也不算数。连皇帝本身也受祖宗家法和规矩的约束。其缺点就是不能抓大放小，以督促人去办事，而是一切细枝末节，莫不有成文规定，这样就完全不能办事了。于是，官员遇到事情，便将一切都推给祖上的家法、国家的制度去负责，而无真正负责任的人。

对于这样的国情，20 世纪初的刘师培做过一个别开生面的总结。他认为，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其实是“无为而治”，中国的学术主流，对于人民的态度既不是尊重和解放，也不好说是暴力压迫，而只能说是“置之不理”。儒家虽崇礼教，然仅以德礼化民，不欲以政刑齐民；道家又欲废灭一切人治。汉之治世，宰相治国仅靠自然法即“变理阴阳”之道，对于国法所及之财政司法，则不闻不问。

传统治理体系的一大弊端，更在其脱离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治理者不关心经济问题。国家制度和治理者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生产力之发展，既不起积极推动作用，也不好说是采取刻意的压迫手段，这样的作用往往就是“没有作用”。[1] 国家和百姓互相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互不关心，也互不信任，最终也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民骗官、官骗民、基层骗中央、朝廷骗皇帝的情况，而这从根源上说，就在举国上下没有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人，甚至没有一个真正有权的人。

中国面对的迫切问题，还不仅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为好，而是人民根本就不关心政治。他们以为一切政治都是欺骗，只要是国家出面，就一定没有好事，人民对法律彻底绝望，对于一切为法律所保证的权利，老百姓都认为是需要逃避的“愚民”圈套。

宋以来的治理体系代表的士大夫官僚——“没有一个人负责任”的中国陷入了一盘散沙。

问题在于怎么办。

晚清的先行者大致分为几派：章太炎比较“书呆子”，他简单地认为，问题就在于清朝这个治理者不行，所以他要倡导“排满革命”；康有为则认为，问题主要在于长期形成的治理体系低效，因此他要变法改良，把三省六部改为十二部，县令直属皇帝；孙中山算是中外皆懂，他认为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有问题，于是，他主张先通过革命解决治理者的问题，再通过改革解决治理体系的问题。

然而，无论改革还是革命，究竟由谁来组织、由谁来担当，变革中国的基本力量究竟在哪里？

变革中国的基本力量究竟在哪里

顾炎武最早看到基层的家族势力。他认为基层社会要恢复“封建”才能有力量，即使外敌入侵导致中央垮台，基层社会也可以团结起来反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就是基层的家族，这就是他在《郡县论》中表达的苦心。

孙中山看到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帮会是中国社会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力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洪门会，即今天致公党的前身。宋庆龄的父亲宋查理就是洪门大哥。洪门会有遍布全国乃至海外的网络，孙中山的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会党。孙中山看到，中国的行会是官僚体系之外的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过去中国人看国家兴亡，往往忽略工商业组织的变迁，这确实是个很大的盲区。

中国的行会出现得很早，它是有自身信仰的组织形式（如墨子就被推为手工业行会的领袖），特别是信仰关帝。行会立足于家族手艺承传，又与同乡会结合在一起，有会馆、商馆，有严密的会员组织。到了宋代，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行会已经成为有能力与官方博弈的力量。王安石之“市易法”，目的就在于由国家提供资本给小商贩，而打击行会所代表的大商业资本的垄断。中国自近代以来“苦力帮”也在壮大，其中典型者如青帮，源于清代运河一带土匪横行，令漕运不便，朝廷遂决定由白水村最大的土匪团伙出面，包运漕米，至1855年运河中断，他们的势力已扩散到沿运的各大码头。[2]行会订立行规，调停诉讼，结盟绝交，成为中国近代城市的重要组织力量。因此，无论国民党的革命还是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都借助过帮会的势力。辛亥革命依靠的是会党，1927年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依靠的主要还是行会。

传统的士大夫政治既然已经失败，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便希望以西方的政党政治来解决中国治理者缺位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有2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是从戊戌变法的“民政”中发展出来的，几乎都是地方豪强的组织。这些政党既无信仰，也无主义，他们眼里的问题无非都是毛泽东说的所谓的“枝节”问题，而不是“大本大源”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而皇帝倒台之后，治理者缺位，国家分裂，军阀混战，中国变得更加衰弱，就连孙中山也不知道变革中国的社会力量究竟在哪里。

大梦先觉，但却走投无路。这成为一代人命运的象征。

新 路

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

相对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走的是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是指：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的制度既不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代表官僚集团，而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新中国的根本成就，就是开辟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道路。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公至正”的基础，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义所在。

在人类一切生产资料中，土地是第一位的生产资料。中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根本上说，首先就是指土地的公有制，它体现为土地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一切个人与组织对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只具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500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都在摸索新路。近代以来，梁启超、严复畅言“群学”，思考将国家、社会与个人融合在一起的办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这种融合的真正办法。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谁掌握了农民，谁就能够改变中国。谁改变了中国的土地制度，谁就能够组织农民，谁就能够组织中国。

说出这个伟大真理的人，名字叫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建立了土地生产资料公有制；他领导了中国的工业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因为这场革命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离开了土地革命，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为什么不是重复西方的道路，我们对于近代以来的“新路”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理解。

以“变”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的贡献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具有这样一种应对“极端状况”的“超常能力”。

毛泽东是在晚清和五四“反传统”的氛围中成长的，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很注意传统中积极的东西，他能够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把这些积极的东西发扬光大。1912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读书时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别开生面地论述了商鞅。在他看来，商鞅能够认识到国家的能力就是人民的权利、生产能力和战斗能力这三个方面的统一，商鞅变法最核心的地方则是把社会关系改造为生产劳动关系。他这篇文章中所讲的确实是唯物主义的道理：社会关系的实质是生产关系，国家能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生产力，而制度和法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体现。此前，没有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商鞅，也没有谁从这个角度去肯定中国历史中的先进成分。这篇作文令他的老师大惊失色，在批语中预言，“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1917 年秋，24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写下了《伦理学原理》批注。这篇长达4 万字的笔记结合德国古典哲学，重新阐发了陆王心学。毛泽东青年时代为什么特别留意德国古典哲学？其之所以拨动了青年毛泽东的心弦，是因为这种哲学呼吁：国家不仅是一种机构，而且是国民精神生活的向导。德国虽然被法国打败了，但在精神上不能倒下，而只有重新树立起精神的力量，才能实现德国的复兴。毛泽东为什么又格外留意陆王心学呢？陆王心学认为，读书人仅仅掌握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读书人最缺乏的，第一是信仰（这就是“心”），第二则是抵抗外在压迫的斗争意志（这就是“性”），第三是到老百姓中去“致良知”的觉悟（这便是“行”）。

在毛泽东看来，康德哲学所说的意志的自由，其实就是王阳明所谓的“明心见性”，而中国哲学里面讲的心与性，就是德国古典哲学里讲的信仰、情感和意志，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所宣扬的“永久奋斗”这种精神的力量。青年毛泽东从德国的命运反观了中国的命运，用德国古典哲学重新照亮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重新发现了陆王心学的时代意义。

毛泽东是在具备了比较完整的中国传统文明修养、比较系统的德国古典哲学知识，把这二者融会贯通之后，又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的。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坚信，世界上没有什么固定的道路。无论中国的老路，还是被近代中国人奉为圭臬的西方道路，都是在发展中形成的，都是变化得来的。世界上只有“变”才是唯一不变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只有治理失败，而没有灭亡，人民、土地都在那里，怎能说灭亡了呢？只有不断改造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只有不断革命，文明才能真正生存下去。

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大本大源”问题，就是：未来之中国，将是怎样一个中国？变革中国，究竟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当时，对这一问题最鲜明的回应就来自梁启超发表于1902 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乃至“中国梦”这一说法最初就来自这篇重要的作品。未来之中国，将是怎样的中国？小说预言：60 年后的中国，将摆脱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站立起来，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

哲学家只重视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与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相比，毛泽东对于西方的道路与方法没有那么推崇和迷信，因为他的学问根蒂在于湖湘学派和中国传统。尽管当时的潮流是用西方的方法去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毛泽东倾向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因此他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对于中国现实的调查，比学习西方的方法和理论更重要。在“阅读西方”成为时代潮流的时代，毛泽东却主张首要在于“阅读中国”“读懂中国”，这是他拒绝去留学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五四的主题是“以西洋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那么毛泽东的主张则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这让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显得特立独行，而正是这一点使毛泽东真正开一代学风。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在辛亥革命中瓦解了。辛亥革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因为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是主动逊位的。五四运动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更与革命不沾边。摆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面前的，似乎已经有了一条现成的路——自由主义的路，其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也就是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宪政民主的制度形式。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沿着这样的道路走，结果是国家随之陷入军阀割据、四分五裂。残酷的现实证明这条路不能救中国。在帝制瓦解之后，中华民族依然并没有找到破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办法。

毛泽东是在独自的奋斗中得出了与马克思一致的结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当时中国人的西方梦。李大钊说得很明白：“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毛泽东则说：“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但是，当时的毛泽东既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也没有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只是密切关注着世界的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中寻求中国的出路。在这种摸索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必然要被新民主主义代替。

究竟什么是“世界大势”？世界政治制度发展的根本趋势是什么？列宁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根本形式不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这些不过都是形式与皮毛而已，当前西方国家的实质就是资本扩张的工具。这样的国家被列宁称为“帝国主义”。

那么，一切被压迫民族面临的根本问题又是什么？并不是没有采用西方的所谓“先进体制”，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实现民族的统一，没有能力抵抗资本的掠夺，没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对一切被压迫民族而言，当务之急是实现民族统一，以劳动者为基础，这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抵抗帝国资本掠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人民国家。

建立一个新中国，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东西。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就是宪政、多党议会制。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就是劳动者政党执政、法治政府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

新路究竟在哪里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照搬的是美国的宪政，以宪政处理各州之间的统合问题。但是，历史证明，靠“宪政”、靠一纸宪法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的军阀割据问题。孙中山临终前已经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一切探索都失败了，新路究竟在哪里？结论就是：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国家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暴力工具，未来新的国家形式将是多数劳动者压迫少数剥削者的工具，这就是革命。要进行这样的革命，必须以劳动者的暴力去对抗和推翻少数人的暴力。

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不赞成马克思的路、俄国人的路，更不认为那是一条出路。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会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关系，更不会从“生产劳动组织”的角度分析生产关系。

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个家族社会，中国是个皇权专制的社会，中国是个士大夫统治的社会，中国是个“一盘散沙”的无政府社会。总而言之，中国与西洋之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文章开篇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政治的标准在区分敌我，这句话既是至理名言，也是常识。

但是，宋代以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目标就由“化解矛盾”逐步走向了“无视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矛盾”的地步，而这种形而上学的猖獗，造成的是连“敌我关系”都被取消了。历史证明，掩盖和取消敌我关系，自然也就取消了政治。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确实应该算作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从“区分敌我”的政治高度去分析中国的阶级，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方法，去分析中国的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认为，中国有阶级。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立足中国国情去分析中国的阶级状况。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从社会关系看，最重要的关系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倘若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看作人与“土地神”的关系，把佃户与地主的关系看作“宗族”关系，就是不会从生产关系角度去分析中国社会。

中国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农民究竟算不算一个阶级？毛泽东认为，农民既是一个阶级，但也不是一个阶级。要改造中国，就要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要认识中国，就必须认清中国的社会关系。要改变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从根本上说，就必须从基层组织农民，以农民的组织代替土豪劣绅的组织。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此，“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宋代之后，官僚在任有官田，退休有职田，作为当地贤达，他们又掌握着学田，官田、职田、学田统统集中在官僚手里，这就构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官僚地主阶级”。毛泽东说，正是他们掌握了基层，从而构成了“土豪劣绅”。毛泽东的这种分析，立足中国国情。

近代中国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阶级是“买办阶级”，顾炎武的《钱粮论》最早触及了这些在钱粮改银中形成、壮大起来的阶级。随着白银贸易的扩张，近代以来，在中国的沿海口岸，买办阶级壮大起来。与孙中山所理解的传统的商会、行会、帮会完全不同，毛泽东认为，近代以来，这个阶级主要是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服务的，诸如宋氏家族这样的势力，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帮会，而是毛泽东所说的“买办资产阶级”。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旧“三民主义”掩盖的是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实质，掩盖的便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随着白银贸易发展起来的买办势力，它是中国社会产生的一个新的阶级。

毛泽东重点分析了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者”之间的区别。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很少，而“苦力帮”具有流氓无产者性质。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与帮会结盟，蒋介石方才成功瓦解了共产党对于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是，中国革命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通过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改造中国。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说明，中国人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独立奋斗来寻找。因此，并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就可以照抄照搬俄国人的路，解决自己的问题。俄国已经确立起城市对于农村、工业对于农业的支配地位，因此，掌握了城市，就可以控制农村，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恰恰忽视了这种国情的根本区别，他们革命的办法就是立足城市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共产党在城市的罢工和起义，都失败了。

自宋代以来，中国所奉行的都是“国家权力不下乡”的政策，这一政策到了毛泽东这里方才彻底改变、扭转。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中国的穷乡僻壤，而这就是井冈山的道路。

新型的国家政权在农村建立，中国第一部现代法典在瑞金颁布，这是千年以降第一次。

1930—1934年毛泽东创建了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并担任了新中国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但这时期是他在党内遭受排斥、打击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基础、财政和赋税的来源，其实就是农村。因此，任何真正有力量的政治组织和政权形式都不可能立足于中国衰弱的城市而建立。反过来说，中国有力量的政权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只能依靠中国的农村而建立——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国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党内那种希望在革命高潮时夺取大城市的设想是不符合国情的，也是一再失败的原因。夺取城市，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而那种在革命低潮时散入农村打游击的设想，同样是错误的，因为那就是不能成事的“流寇主义”（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对于林彪的批评就是基于此）。

在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之后，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便是首先在农村建立稳固的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此同时，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陷入迷茫与困惑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充分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寻找“新路”的唯一正确方法。

寻找出路和新路，不能靠书斋里的争论和辩论，因为这需要实践。而在现代中国，实践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实践，首先是指暴力革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新路”和“出路”，也是一条血路。

（编辑  季节）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经过增订充实，我将把原作《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一书更名为《毛泽东：忧患百姓忧患党》再版，以表达我这一位公民，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位理论研究工作者，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愈来 愈深厚、浓烈的敬意。

释义“忧患百姓忧患党”

　　再版书名10个字比较简明，但没有具体标明忧患百姓忧患党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再版前言中，笔者想先对现书名进行释义。现书名中所说的毛泽东忧患百姓，就是他最为担心的是最广大普通百姓重受解放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灾难深重之苦；毛泽东忧患党，就是他担心党内极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心谋取一己私利（其本质与核心表现是仅为个人的升迁和小家庭过好日子，以此为立足点延伸辐射，就可能甚至必然结党营私），使得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而被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其最终结果是亡党亡国。这里的亡党，包括依旧挂着共产党的名字，而本质上已经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这里的亡国，不是泛指中国，而是特指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一评价，完全符合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赞誉。

澄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带来的错误评价

　　由于前些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使一些人对毛泽东产生两大误解：一是认为他人品有问题，读古书，通权术，疑心重，新中国成立后发动一个接一个运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党外伤害了很多人。二是毛泽东没有出过国，根本不懂、不会搞经济建设，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甚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这两大误解，至今仍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一些人对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的正确评价。

　　笔者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毛泽东没有出过国，根本不懂、不会搞经济建设，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的问题，在本书中有关章节集中进行了分析和回答。全书其它章节则主要是直接和间接回答关于毛泽东所谓只知读古书，会玩弄权术整人这一问题，并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专门作了回答。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①2018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②2018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③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坚守“党的建设的政治方向”和必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从本质上说，都是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思想的同意语，是对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我曾在中南海，在王震同志身边工作十多年。可以说，这本小册子，是我在中南海工作十多年主要经历、思考的凝结。

   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正确评价人民领袖

　  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形成，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思想观点的深入人心，随着一些新的确凿史料的披露，使得不少人对毛泽东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史国史中一些主要误解开始被消解甚至涣然冰释，也使人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出毛泽东一辈子心头忧乐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短短六年的夙夜在公、一馈十起、尽心尽力地履职，赢得全党广大党员干部、全国广大人民和全军广大指战员的高度信赖与拥戴，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正确对待和正确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我的老领导王震同志对毛泽东感情极深。近些年，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知道笔者个人经历的，不断有人问：“这是真还是假的？”我回答说：“是真的。”东欧剧变之后，王震几天吃不下饭，常常坐在饭桌前低头不语。家人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劝他：“人是铁，饭是钢。”劝他时，他常常不语。其中一次，他抬起头对笔者说：“在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曾几次当面对我讲，‘王震呀，这样下去，搞不好，会有千百万人的人头落地哩!’那时候，我楞是不信，以为是老人家在吓唬我们。现在，我信了。”苏东剧变后，有一天一家杂志社的几位编辑来拜访，王震对他们说：“现在，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王震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表述曾几次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据笔者所知，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主要成员和相当多的老同志，对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思想都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这在全书的相关章节中，有着相关的引用和表述。

　　王震还交待笔者说：“马克思主义从此要进入受难的时代。党内和社会上对毛主席原有的误解很难消除，还会产生新的误解。要最终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靠将来历史与社会实践的检验和回答。你们要坚定刚毅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一有机会，就要为老人家讲点公道话。”笔者未敢忘记王震老的嘱托。

2013年7月，笔者受湖南省委第十届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之邀作相关报告，会场共1700多人。在报告中我说：“搞垮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最省力、最省钱的办法，就是攻击这个国家的领袖。偌大一个苏联的垮台，就是先把斯大林然后把列宁完全抹黑了。在中国，他们也照此办理，首先攻击毛主席，然后攻击周总理。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不仅属于20世纪，而且更属于21世纪、22世纪。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世界，但他首先属于湖南。毛主席去世后，国内外敌对势力泼在他身上的脏水太多了。老人家走了，他无言。但我们每个活着的人，特别是湖南人，要首先为老人家讲点公道话。”笔者是一个性情中人，讲到这里时，我动了感情。事后，有的同志包括省里的领导对我说，在场的不少人的眼睛也都泛了潮。

　　原书《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永不变质思想探寻》2012年出版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

　　有一位中央领导阅读了该书后专门给笔者写信说：“小册子我一口气读完，感觉是不回避矛盾、有事实、有观点、深入浅出有说服力，有助于读者正确认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

　　有中央军委领导写信说：“我反复读了好几遍”，“非常深刻，很有见地，对于全面准确领会毛主席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指导价值，更加自觉地做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工作，有着很强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大寨党总支书记郭凤莲同志来信说：“宋立英已是83岁的人了，听大家给她阅读书中的每一篇章，老人家都不停地回忆当年毛主席关于加强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思想体系，结合自己的一生实践，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在信中，郭凤莲同志还谈到了自己读后的感受：“我是从五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当时的记忆永远都铭记在心。我深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是由无数中华优秀儿女用鲜血、用热汗、用理想、用信念、用勤劳、用勇敢、用智慧，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写成的，汇聚着我们民族的品德、民族的灵魂，洋溢着我们民族的志气、民族的精神，时间之河奔腾流逝，人世之桑更迭变迁，尽管以往和现实已经成为和即将成为历史，但毛泽东主席以及老前辈的爱国风范万古流长，无数对祖国对人民做出无私奉献的英雄们、仁人志士，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笔者还收到多位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来信或电话。我对大家的鼓励很感动。他们的话语代表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毛主席思想愈来愈深刻的理解，对毛主席愈来愈深切的怀念。有不少读者来电话或写信说，不管赞不赞成该书观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读此书。

　　也有一些领导和读者提供了新的事实，建议笔者尽快做一些修改，增订出版，以进一步增强该书的针对性和说服力。比如，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一位成员的老秘书曾多次恳切地催促笔者尽早增订。他说：“你这本书尽管薄，但分量重。一些地方，看着看着，就让人流泪了。说心里话，过去我对老人家也有一些不理解甚至很不理解的地方。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逐渐改变和加深了我对老人家的认识。老人家忧患百姓忧患党，不掺任何杂质，也远比其他人要深刻得多、长远得多。尽快修改，增加一些新材料和新认识，会更有说服力和可读性。这有助于广大读者正确认识和区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更好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更好更坚定地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工作。这是你当下最应该先做的事。”笔者这次增改的清样出来后，这位老同志一字一句认真看过，又提出不少很好的修改建议。

　　笔者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绝不仅仅是关涉甚至并不是关涉他老人家个人的荣辱、功过与是非。我们这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只有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我们才会有无比光明灿烂的前程；否则，必将会重新遭受极大的灾难和苦难。

　　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人类文明史来说，纪念毛泽东，将是一个重大而永恒的主题。该来的必然来；当然，该去的也必然去。这就是历史的甚至是无情的辩证法。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5 周年的今天，与前些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之时，我们又多了很多新的更深刻的认识与体会。笔者更深信，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乃至140、150周年之时，这种新的认识与体会，必将会更多更广更深刻。

通过阅读毛泽东生平和学习毛泽东思想，通过对这本书写作时的资料收集和思考，我愈加感到，毛主席是一座大山，我仅认识到其中的几棵树；毛主席是一泓大海，我仅认识到其中的几滴水。前不久，我到一个省里去讲课，课间休息，这个省的省长对笔者说：“李院长，讲课中，你讲到要读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九本《毛泽东年谱》。我读了。读完后，我把九本年谱整整齐齐摆放在书橱里，在书橱面前肃立了很久。”为增写此书，笔者几乎又重读了九本厚厚的《毛泽东年谱》。此时笔者想，若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能读读九本《毛泽东年谱》该多好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一定意义上讲，不读《毛泽东年谱》，就没有资格评论毛泽东。说这话，可能是武断了点，但决不是没有点道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人，当然会对毛泽东有不同的评价。即使你可以认为毛泽东是穷山恶海，但你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历史中大山般的分量。笔者坚信，历史必将把毛泽东载入人民的光辉史册。随着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笔者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明美好的前程充满无比坚定的信心。

（编辑  季节）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叫“国情”？

所谓“国情”，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它一方面是指客观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着的。

什么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基本国情？

那就是一千多年的士大夫政治的解体，与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宰割，是这两个基本条件，一起摆在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

大变局之前夜的中国基本国情

实际上，传统中国的衰落是逐渐的，是各种条件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

1820年——即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即使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也只是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还不到。

明清之交，中国的人口也翻了一番，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清末达到4.5亿人，是当时欧洲的数倍。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如此狭小、贫瘠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就要归功于中国高度领先世界的农业技术。

中国长期农业发展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这是一个从秦汉就开始的持续过程。其中最大的水利工程，无疑就是大运河。历史上的大运河有两条，即隋唐大运河和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前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是人字型的，后者被取直，不再经过河南。

黄河的问题是泥沙，而运河最大的麻烦，在于需要穿越黄河，这就带来了泥沙淤积、阻塞河道的问题。元代为了保证运河畅通，便在山东境内尽断漯川河道，强引黄河经泗水入淮河，以一淮受全河，让黄河改道，为运河让路，人为地使黄河向南爬坡入海，从而使“修河”成为年复一年的浩大工程，成为中华帝国一项巨大的财政负担。

如果从环境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变化，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并在山东阳谷斩断京杭大运河。由于此时恰逢西方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财政极为困难，无力修河。从此，北方运河断流，连接中华帝国的南北大动脉中断，中原、鲁西这些人口高度密集的主要粮食产区沦为了黄泛区，这对中国农业的破坏极为巨大。捻军和义和团均在此区域兴起，这可谓是中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闭关自守，但实际上，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直到清中叶，中国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中国的传统经济固然以农业为基础，但衡量中国经济繁荣的尺度向来是包括手工业、制造业发展的“百业兴旺”；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就是高度商品化的。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证明：农业的稳定发展与大规模的贸易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1492年，当欧洲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时，这已经比明代开创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落后了80年。

19世纪中叶，英国对于印度的殖民统治，沙俄在中亚地区的扩张，造成了丝绸之路的再次中断。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以恰克图为中介的北方陆上贸易和以广州为核心的海洋贸易。对清王朝而言，贸易不仅是经济手段，而且是维护周边安全的政治手段，不仅是获利的手段，也是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手段，这是清朝的“朝贡贸易”与英国所标榜的“自由贸易”的根本区别。如果接受了西方的“自由贸易”，就可能摧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这就是乾隆拒绝马噶尔尼“自由贸易”要求的真正原因。

鸦片战争和晚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长期以来，西方仅通过澳门和广州粤海关与中华帝国做生意，即使这种生意是在中国的严格管理下，但对西方商人而言极为有利可图，这使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在当时的中国看来，中国应该与全世界做生意，英国只是其中之一；而英国则认为，自己必须独占对华贸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造中国的贸易体制，包括改造广东行商制度，掌握中国海关，彻底取消海关管制与关税。

中国海关对于英国商品的管制，就是对于毒品——鸦片的管制。19世纪以降，西方对华贸易主要就是鸦片毒品走私，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过就是一个武装毒品走私集团。

长期以来最为研究者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华帝国财政的基础与来源，对帝国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国，但帝国的财政岁入却并非一般地取决于土地税收。西汉财政的基础就是盐铁与商业，而不仅取决于土地；宋代以来，由于对分散小农征税的行政成本极大，故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商业和对外贸易。清代康乾以来，多有免除钱粮的“仁政”，就是因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以茶叶、木材、瓷器、陶器、纺织品、桐油等为主体的对外贸易，而非完全依赖土地税收。其中粤海关、江海关这两关的对外贸易收入，占了帝国岁入的三分之一。

这一方面表明，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收入，帝国才有能力对广大小农施行“仁政”，减免钱粮；另一方面，所谓清代“闭关自守”的说法是片面的，只要翻阅一下《清实录》，就可以看到粤海关、江海关在帝国岁入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粤海关对付鸦片走私的办法，起初就是罚款，这种方式导致了沿海的黑社会势力与介入到鸦片走私之中，也加剧了广东地方官员的腐败，但对于海关收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而当林则徐把罚款升级为全面禁烟、没收赃物、全面销毁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

鸦片战争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清“海关财政”的崩溃。在没有成功管控粤海关危机之后，清政府已没有能力组织力量对英国海盗行为进行有效反击。西方势力长驱直入，继粤海关之后江海关也失守，而这两个海关占清王朝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由此引发了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随之而来的一切，都是雪上加霜：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发生，暴露出广东、广西是清王朝统治的两个最薄弱环节。1855年，黄河决口，运河中断，清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修河，河北山东，流民遍地。最终，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国的京畿腹地和东三省也守不住了。

西方掠夺、小农破产和统一帝国的瓦解

自道光以降，清王朝全部国家行政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四个字：筹款、赔款。

所谓“筹款”，就是严令各地方缴纳税款。

筹款、催款的目的，就在于练兵、办洋务、办团练，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赔款。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

《辛丑条约》

这个条约要求：中国需赔偿11个国家白银本息合计9.8亿两，而加上地方赔款，中国总共需要拿出10亿两白银，才能满足列强难填之欲壑。这个数目，相当于清王朝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在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的压迫下，清王朝的财政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由财政依赖关税，转向全面依靠榨取农民和土地收入。自道光以来，纳租——催缴土地税，就成为各级官员的头等大事，为此，朝廷派员勘察户籍、丈量土地，大肆搜刮。小农的负担空前加大，成为压垮清帝国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民众无不浑浑噩疆，乃至全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而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骤至，黎民百姓，千家万户命何以堪？既然被酷吏催款派税是死，造反起义亦是死，又何不揭竿而起，死中求生？

而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所能够想出的唯一筹款办法是把钱款摊派到各省地方，而这自然便使得地方分裂、联省自治为历史之必然。地方大吏为“自强”所练新军，则又必然成为日后国家解体、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近代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零和博弈。近代中国所陷入的，乃是走投无路的“死循环”：为了赔款、办洋务就对人民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前途必然是官逼民反，朝廷自蹈死路；而倘不维新自强，中国就必然落后挨打，继续沦为列强的“提款机”，其结果同样官逼民反，自取灭亡——而这就是包括洋务和立宪的一切中国近代改革注定的结局。

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是因为人口过剩吗

人们往往以为，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打不过英国，是因为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是英国“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实际上，大规模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而不是鸦片战争之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鸦片战争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血液”，如果没有在鸦片战争中获得中国的巨额赔款，早期的工业革命会在经济危机中覆灭。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大量的军事开支压垮了英国的财政。英国的军国体制，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的。英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特别是在海上的战争；所谓主权，就意味着战争的能力与权力。而清王朝在东南海上，遭遇的正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穷兵黩武的对手。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规模赔款，使英国从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中摆脱出来。真正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中国的赔款和英国的军国制度。

自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出现了税收大规模下降的情况。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采用白银为税收工具，而大量的白银来自海外。自明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大规模的手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与出口（丝绸、茶叶、瓷器和陶器等），吸引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支撑起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始终处于白银短缺状态，这就意味着资本短缺。广东十三洋行，乃是明代建立的对外出口机制，大规模出口的目的，就在于换取白银。从这个角度说，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把中国不能完成资本积累，归结为人口过剩，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生产、贸易大国，沦为西方的债务奴隶；加之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产出，不可能与西方工业制造品竞争。就这样，西方以资本的优势和工业化的生产体系，击溃了中国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国不仅是在军事上失败了，而且更是陷入了资本匮乏与产业落后的双重陷阱。

中国文明遭逢西方文明大劫难

欧洲的启蒙和社会革命

从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上说，欧洲的制度建设长期落后于中国；直到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所确立的依然不过是君主与贵族联合执政的体制，而这样的体制，并不比唐代的制度更先进。但随后，在王权与教权的激烈斗争中，欧洲发生了剧烈的社会革命。

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印刷技术的发展，并形成现代印刷产业。由此催生了以报纸为主体的现代传媒业。于是，一大批专门面向社会公众而写作的作者诞生了——这些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启蒙者”，他们不再是国王和贵族的奴仆，而是通过直接面向社会写作和发声获得地位和荣誉。启蒙运动时期的作者着力于揭示和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我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这被后来的马克思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国，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面向“市民社会”发声的畅销作家和思想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信念——最简明的描述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工业的发展、贸易的发展、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推动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终于导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先导的社会大革命。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建立起市民社会的政治制度，而这一制度，进一步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后，长期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一跃而起，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中国传统面对西方“国富论”：千年未有之变局

自唐宋以来，中国的农业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农耕社会，发展经济无非就是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中国的确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这样一来，对中国而言，似乎发展经济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头等大事了。宋以来的中国制度，目的主要是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作为治理者的读书人，对于“吃饭”以外的经济问题，大体上以为是“多事”。中国的读书人可以有许多的知识，唯独对于经济发展的知识，缺乏热情。

马克思指出：国家的目的在于追求财富，财富能力等于国家实力——这种“国富”的观点，是在17世纪的欧洲产生的。所谓“现代国家”，就是以财富为目的的国家，国家只是财富的手段——如此目标狭隘的国家观念，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欧洲观念，这样的“国家”，在此前的世界历史上并不存在。马克思问道：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提。[1]

中国有宋以来历代王朝均标榜轻徭薄赋，爱惜民力物力，标榜以仁义礼智信治国，它们从来没有公开标榜过“财富”是国家的唯一目的，更没有标榜过国家就是追求财富的暴力手段。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不能接受财富是人生的目的、是人类活动的唯一目的的观点，他们的信条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耻于言利”的观念，被现代价值观视为愚昧。

但马克思却说：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在现代世界，追求财富是人生唯一的目的，……为了财富这个鄙俗的目的，就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需要、牺牲个人的一切才能、牺牲自然、牺牲生产力。于是，在无节制地追求财富这种鄙俗的欲望面前，生产力、人类社会和人本身都被异化了。

鸦片战争，使中国不但面临着英国这样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而且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马克思所谓“鄙俗的世界”的降临。马克思说，在鸦片战争中，一个古老的王朝维护的是信义这种共同体的原则，而所谓文明的现代国家英国，维护的却是贱买贵卖的特权。

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读书人造成的心理、精神和信心的打击，可能比现实武力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逆转大过突然，所以，它方才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传统文明的大劫难

1906年，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自日本只身仗剑回国，牺牲就义之际，她留下了这样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醇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幕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伦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风潮取彼头颅”“牺牲尽我责任”。面对着如此走投无路的旷世难局，面对着中国历史的“死循环”，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土，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了别的出路。

 “秋风秋雨愁煞人”。1927年，带着对文明崩溃的千古遗恨，“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天才”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而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如此沉痛地写道：“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氏所言者，数语道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纳入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之共同命运。

它深刻地表明：中国革命非但不是中国传统文明崩溃的原因，而恰恰是传统文明崩溃之结果。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郁、艰辛挫折，可谓难以计数。然而，上下五千年来，却没有一次艰难遭逢，可以与近代中国之命运遭际相比拟。

近代中国所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近代中国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弱肉强食、但却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穷途。

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国文明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

历史与国情

国家的职能和社会组织：中西方比较

西方的现代国家，是追求财富的工具，而西方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则是在争夺社会财富中形成的集团。

关于现代国家的性质，有两部作品讲得最为简明扼要：一部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现代国家的能力，就在于获取财富的能力；另一部则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指出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自宋以来，中国的治理体系的目标，不是追求财富的无限积累与扩张，军事和武力必须受到治理体系的严密约束与限制。这种发展目标，则进而瓦解了中国社会内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能力。

梁漱溟总结说：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因缺乏“集团”，而缺乏“斗争”。他说：“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与西方不同，宋以降，传统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贯注意节制资本，节制财产的集中。唐宋之交，更把大地产贵族、大门第打倒了，既然没有了财富的高度集中，也就难以形成大资本的力量。

明代，中国有“十大商邦”。清粤海关制度下，广东行商也曾富甲天下，但是中国自秦代就不允许商人当官，汉武帝时代虽然有所改变，但不允许大资本家爬到国家和皇帝头上——这一条是亘古不变的，因此，与西方的“资本当权”不同，“节制资本”，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东汉以降的大门第，到了晚唐都没落了，这一方面就是因为上层国家财政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层实行均田，这就造成了大地产的衰败，于是，大贵族阶级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

而与中国不同，西方的财产与权利往往是由战争获得，因而是排它性、独占性的。自罗马帝国以来，国家就是获得财富的手段，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国家就是劫掠财富的工具，

由于战乱不休，军事封建制——骑士采邑制度一直延续着。欧洲的资本家，恰是从大土地贵族和大贸易商中转化来的，无产阶级又是从农奴里面转化来的，西方财产高度集中，每个历史时期财富都是垄断的。因此，就产生了彼此对立着的庞大的阶级集团：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奴、手工业师傅与帮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马克思那句最著名的话：“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的财产比较平均，遍地是小农。结果，中国就成为一个小农社会，以一种伦理关系，压抑了阶级关系。

马克思把社会看作一个有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当结构处于不平衡状态时，一个结构的质变，就会引发整个生命有机体整体的变化——这就是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结构庞大而松散，我们看漫长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通过结构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中国的常态，革命性的质变，比较少发生。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其主体是小农，马克思说，小农如同装在口袋里的马铃薯那样，有着共同的身份，但是，彼此之间却没有社会联系，中国人口虽多，但缺乏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就没有力量。

秦以来，中国实行的基本制度，就是郡县与封建的融合，这既表现为中原与边疆的关系，也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甚至外化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长期以来，维系这个制度发展的，是利益的普惠和分享，保持这一制度稳定的，不是武力扩张和资本的积累，而是文明的教化。

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西方治理体系，首先是在欧洲内部旷日持久的封建军阀混战中形成的战争体系，其次，又是在突破奥斯曼帝国长期封锁中建立起来的商业体系，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军事封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商合一”的组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制度，称为“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由劳动体系、商业体系和资本体系构成，资本的控制，贯穿于这个体系的全过程，换句话说，这个体系的目的，不在于劳动、商业的发展，而在于资本积累。

追求财富的贪婪——资本积累的冲动，即对剩余价值、利润和利息的追求，控制了西方，这种所谓“拜物教”的狂热，丝毫不亚于宗教的狂热，如果说中国的问题是社会关系和制度抑止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西方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则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为目标，而当一切社会关系瓦解、崩溃后，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基础就丧失了。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

为什么中国与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呢？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巨著《儒教与道教》中提出了一种文明论的解释：第一，中国是一个官僚治理的社会，而西方是一个骑士和军人治理的社会；第二，中国文明是立足农村的，而西方近代文明是从武装的城市里发展出来的；第三，中国虽然有发达的商业，但是，中国的行会始终受到官僚体系的压制，没有发展出金融行会，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高度发达的专业化的借贷-投资体系；第四，西方的基督教是一种斗争的宗教，而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教和道教，都主张取消斗争，与西方的基督教相比，都属于“和平的宗教”。

抛开文明优劣的价值判断，韦伯的研究透露出一个事实，即中西文明大反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文明先进，而恰恰是因为西方野蛮，而集中表现就是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

因为战乱不休，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力量来筹措军需、特别是筹措战争经费，资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历史表明：西方的资产阶级脱胎于投资国际战争的基督教贵族集团，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热那亚丧失了东方贸易的枢纽地位，此后，热那亚的教皇理财人转而投资于新航路的开拓，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运动。

可见，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把战争与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阶级，这就是我们在鸦片战争以来所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如果离开了宗教战争这种暴力形式，如果离开了向暴力和战争投资的金融资本网络，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和所谓“大国崛起”。

我们在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必须抓住资本的暴力本质这个基本线索。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

《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

我们不能把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积累，与“发展生产力”混为一谈。在追求财富过程中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是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社会关系改造为金钱债务关系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是一种毁灭性发展。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追求人的需求的全面的满足，人的才能的全面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公共财富的极大丰富。

中国古代制度的高度文明和过度文明化

从拜神教走向拜物教——与西方文明的狂热相比，中国文明是冷静的，中国文明中既没有宗教的狂热，也没有金钱的狂热，更没有暴力的狂热。中国与西方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没有宗教战争。节制、平和，被视为中国文明的最大美德。

中国文明自11世纪的宋代起，已经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过度文明化”的道路。不必说与学校制度相配合的严密的科举制度、文官体制，更重要的是，宋代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宋代制度的顶层设计，由两府、三司、台谏构成，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文武判然分离；管理经济的三司分工明确、独立行事，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宋朝立国，元气在台谏”，而宋代的谏官制度，专门为开放言论、批判时政而设置，实现了舆论监督的高度制度化。而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都还没有这样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加以反思的是：这样的体系，不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设计，而是为了因应当时中国生产力的相对发展，而外在空间又急剧缩小的特殊国情而设计，它是以调控、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限制人的能力的发挥为目标的。

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极大地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挥。

这一治理体系，以从上到下的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一种“恩赐”的财富分配形式，一方面节制了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这种高度官僚化的治理体系，反而造成了这些治理者的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官僚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不断下降。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因为我们必须要看：这种治理体系对于生产力和人的发展，究竟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反作用”。

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的最为深刻的总结^[3]。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指高度僵化、官僚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细密僵化的治理体系，非但并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而且抑制了中国的抵抗和反抗本能。

于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时代主题。

                              （编辑  季节）

编者的话：薛暮桥前辈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从事经济工作的60多年里，薛老将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在一起，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和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薛老经历了发展根据地经济、在西柏坡筹划新中国经济建设，参与了建国以来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若干重大宏观调控的决策，并进行了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表了大量精辟的、具有创建性的观点，其中许多重要建议被国家所采纳。2005年初，薛老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2005年7月22日，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一代经济学宗师薛暮桥，安详、平静地走完了他的101年人生之旅。

薛老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的。每逢金秋10月，曾在薛老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会相约去看望老人家，祝他生日快乐、健康长寿。2004年10月，薛老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越过了百岁之年。

1999年8月，薛老住院不久，朱镕基总理曾到医院看望了薛老；2004年春节，温家宝总理也到医院向薛老致以新春问候。同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薛暮桥经济思想座谈会”，在会上，曾培炎副总理说，薛暮桥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经济战线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战争年代里，他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他长期在经济领域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为开创我国财经、统计、物价工作，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这些赞誉，薛老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薛老从来都用“愧不敢当”来回答别人对他的赞誉。他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50年茶话会”上说：“我在过去50年中，写了许多文章，做了许多报告，也干了一些经济工作，这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事。”十年后，他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60年座谈会”上说：“至于我做的经济工作，写的经济著作，在我国当代经济学中只是沧海一粟，就是这一粟也是在党的培育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取得的。”

薛老一生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运用经济理论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择其重大者说，20世纪40年代，他运用货币理论在山东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各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薛老直接参与治理通货膨胀，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并参与了“一五”、“二五”计划的制定；20世纪60年代，薛老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对物价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他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支持长途贩运等重要改革建议，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在长期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实践中，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薛暮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和主张，参与了一系列重大的宏观调控事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薛老对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是一定会载入我国经济史册的。我作为他的秘书，曾经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耳闻目睹了薛老的许多生动故事，特将其写成此文。

超脱务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开始给干部定职定位，对那些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干部委以重任。有的同志根据自己历史上的功绩，希望得到相应的职务，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当时身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重任的薛老，此时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举动。由于长期工作劳累，薛老在1951年患了神经衰弱症。为此他向中央提出，自己身体不好，要求辞去中财委秘书长等职务，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理论研究。这在当时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政务院任命他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就是在这个岗位上，薛老开创了新中国的统计事业。

薛老在工作中对人事、工资、生活待遇等问题从不过问，也无兴趣，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于工作和研究上。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他自己主动要求降低了工资，还几次降低粮食定量，以致他每月的定量只有21斤，当时成年人的定量中没有这么低的一档。

　　薛老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与他在经济理论上的造诣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在许多场合，比如在散步的路上，薛老碰上一位他认为“很熟的朋友”，两人交谈甚欢，可分手后薛老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谈话的内容也从不涉及私人事务。他与党内外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有过很深的交往，但他从来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与领导、同事和下级的关系也仅限于工作。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被造反派嘲弄过一次：造反派把计委的几个局长叫到薛老面前，问薛老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有的薛老说不上来，但他清楚地说出每个人分别是负责哪方面工作的。在他的潜意识里，与人交往只是为了工作。

薛老总说自己记不住别人的名字是记忆力差，其实薛老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对建国以前部分解放区和建国以来国家各个时期的有关经济统计数据，可以随口道出，如数家珍。在我看来，薛老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记忆力差”，恰恰反映出他的学问人品，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1982年薛老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诗句贴切地表达出薛老超俗务实的心境。

亲身感受

薛老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我党第一代经济理论家，他在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交往中，对他们的崇高风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8年春节期间，薛老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国内形势问题的会议。薛老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为了准时到会，他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赶到了怀仁堂。因他到得早，空荡荡的怀仁堂里只有一个人坐在会议桌前吃早饭。薛老走上前去，发现是毛主席，而桌上的餐食仅仅是一碗面条。毛主席见薛老来了，便向他打招呼，并问他是否吃饭了。薛老如实道来，主席便让服务员端来一碗面条。主席边吃饭边与薛老闲谈，问薛老的名字“暮桥”二字出自何处。薛老回答说，“暮桥”的名字是陈翰笙在20世纪30年代初因革命工作需要为他起的。主席听后随口吟出了陆游的两句诗：“朝发云根寺，暮宿烟际桥。"然后说：大概是用的这个典。这样一件小事，使薛老对主席的渊博钦佩不已，同时对主席简朴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也感受颇深。

关于“薛暮桥”名字的由来，薛老的夫人罗琼阿姨曾经告诉我：20世纪30年代初，陈翰笙推荐刚出狱不久、处境困难的薛老到广西的一所大学去讲授经济学，当时他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很困难，不久便出国了。当时陈翰笙说过：“末路穷途，有桥可渡。”暮桥二字应源于此。现将两种说法皆献给读者。

1962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一次，朱德约薛老到玉泉山谈经济计划工作。谈完工作已是中午，朱老总便留薛老一起吃饭。薛老为人极其诚朴，既然挽留，就答应了。这时，朱老总的秘书悄悄过来，催薛老快走。走到门外，秘书告诉薛老，朱老总家一顿饭的细粮只有两碗米饭，如果你留在这里吃饭，康大姐这顿就没的吃了。这件事对薛老的触动很大，他将此事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例子，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鼓励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刻苦钻研经济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召开物价工作会议，制定物价政策。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主持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按照总理的安排，这个文件至少要讨论和修改五到六次。薛老作为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受中央之托草拟了文件的第一稿，经总理亲自修改后提交给会议讨论。讨论时，总理临时有事不能到场，便委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为主持讨论。会议开始后，小平对薛老说，文件已发给大家了，没必要读全文，把文件的要点解说一下就行了。薛老对文件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说明后，小平说，暮桥是物价问题专家，文件写得比较全面，在座的哪一位还有修改意见，请提出来。会场静默了片刻，小平说：我看就这样吧，第一，调价规模不要超过×××亿；第二，要稳步推进。这个稿子基本成熟了，没必要再在会议上讨论了。与会者离开后，薛老仍坐在位子上。他想，总理布置要讨论五到六次的文件，才讨论了一次便通过了，这样行吗？于是薛老前往总理办公室，向总理汇报了讨论的情况。总理听后沉吟了一下，对薛老说了一句：“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后看来，这份文件即使再讨论五六次，它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也不会有大的变化。通过这件事，薛老看到了周总理与小平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理解，更为小平工作中的快节奏、高效率、敢负责的精神和作风所折服。薛老说，小平的这种作风始终如一，正是这种作风，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勤奋耕耘

薛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将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他总是针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主张。薛老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若干建议，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薛老对于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从不随风而变。最值得钦佩的是，当时代或实践证明他的一些观点有问题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去修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汲取新的知识，更新自己的观念，使薛老的理论观点始终站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前列。

严谨是薛老治学的又一个鲜明特点。研究一个问题必求甚解，一丝不苟。在20世纪80年代，薛老和钱学森曾为如何在经济领域运用数学和计算机技术进行过一次讨论。钱老认为，预测经济发展应当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薛老表示同意，同时指出，在目前的国情下，计算机的数据输入是一个难关，不正确的数据输入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因为计算机缺乏“测谎功能”。他强调，数学模型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的运用一定要稳步推进，讲求实效，不能搞“数字游戏"。对此，钱老也十分赞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位巨匠之间的对话，体现出老一辈学者对国家的高度责任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薛老研究问题大致有四个步骤：一是选择研究题目。调研对象绝大部分是经济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大跃进"后研究货币物价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过热、物价上涨时研究通货膨胀理论；二是进行深入细致反复的调查研究。薛老在他85岁之前行动方便时，经常深入基层，就说农贸市场，我就陪他不知调查了多少家。印数达1000万册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是在去山东、安徽、江苏三省做了深入调查后才动笔写的；三是“打腹稿”。薛老通常习惯仰卧在躺椅上闭目沉思，也经常在散步或理发时构思文章的框架；四是伏案写作。薛老写作的效率极高，往往是一气呵成。虽然薛老的字一笔一画，几乎没有连笔，但写作的实际速度相当快。他在写作时谁也不能打扰他，不写完一个段落，连饭也不吃。每到吃饭时，家里人为叫他吃饭想尽办法，后来让当时只有几岁的小外孙去叫他，小孩子不懂事，拉着爷爷的手就走，薛老疼爱外孙，只得放下笔来。

薛老的文风极其朴实、简练，他一贯反对各种类型的八股文，反对讲套话和做表面文章。薛老常说，写文章一定要到有话要讲，有理要说，而且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动笔，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在他的文章里，深奥复杂的理论变成了浅显生动、有理有据的白话。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因此，不论经济界的专业人士，还是关心经济问题的普通读者，都愿意看薛老的文章。

薛老做事一贯高度专一。他在专心工作时，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听不见。在他女儿小的时候，薛老在写作，女儿在他衣服的后面缝了一些小扣子，他一点都不知道，带着这些红红绿绿的扣子就出门了。还有一个例子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文革”时薛老和另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办公室里，那个人在办公室的卫生间里自杀了，薛老在学习毛选，过了若干小时，他竟浑然不知，直到外面进来人后才发现。事后薛老自己也很后怕，说幸亏不知道，当时办公室被反锁着，又是星期天，一旦知道了怎么办哪！

薛老的工作时间很有规律，日程安排是雷打不动、不容干扰的。一年365天，每天都是8点钟开始工作。在日常生活中，薛老散步、打拳以及吃药等也都极其守时，而且是持之以恒。要知道，长期按时做到这些日常小事，也是需要毅力的。薛老平时脑力工作的强度是很大的，又没有什么爱好，为使自己得到必要的休息，他喜欢采取“游泳休息法”。他常说：除了睡觉，只有游泳时才能暂时中断思考，强迫大脑休息。虽然薛老的游泳技术并不高，只会仰泳，但他在近80岁时还在北戴河的大海里畅游。为保证他的安全，每逢他游泳，我都会在旁边保护他。薛老每天都到附近公园散步，在家里打太极拳，但散步、打拳都挡不住他的思考活动。

言传身教

薛老有三个女儿，她们共同的感觉是，从小家里就像个办公室，她们在家里随时可以看到父母在工作、写作或看书看报，并时常被告知，爸爸妈妈在工作，要小声说话。她们就是在这样的“办公室”中长大的。薛老的生活十分简朴，像样点的衣服就是两三套在正式场合穿的中山装，比较好的家具就是一大排书柜。薛老生活上极其节省，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把自己的稿费都上交中央做了党费，“文革”后一补发了工资，他也立刻上交了。薛老的夫人罗琼，长期担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和副主席等要职，她和薛老一同出差时，住宿饮食都一再要求尽可能节俭，她总是亲自整理好宾馆或火车上的被褥，希望能减轻服务员的工作。两位老人的朴实作风，深深地感染了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

跟随薛老工作的过程，就是当学生的过程，学知识、学做人。薛老在对我们讲述经济学知识和讨论问题时，很少采用老师授课的方式和口吻，他总是和我们一同调研、一同讨论，让大家充分地各抒己见。在讨论中，老人家总是鼓励大家，引导大家不断深化思路。薛老是相当于“院士”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一生的学术著作等身，但他从不提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曾跟随和帮助薛老工作的杨波、苏星、吴敬琏、余学本、何建章、吴凯泰、李剑阁等，后来都成为出色的经济专家，撰写文章的大手笔。

薛老在87岁时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在发病的初期，薛老被病情折磨得非常痛苦，可一旦病情稳定，薛老又以非凡的毅力，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一书的写作。这本书记录了薛老为理想和事业鞠躬尽瘁的90年历程。之后，又在薛老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一本《薛暮桥晚年文稿》。在93岁那年，薛老不慎摔了一跤，虽然后来恢复得不错，但他自己日感衰弱。他曾几次对女儿女婿说，大夫治得了病，治不了老，我不愿意活到100岁，如果那样，第一拖累北京医院，第二拖累国家计委（薛老的工作关系在国家发改委），第三拖累你们。他还说，中国人办丧事过于悲哀，其实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将来的丧事要简简单单。1999年9月，薛老经历了一次病危抢救之后，又对家人表示：不能工作了，住在医院里花国家的钱，麻烦医生，拖累家人，我不愿意这样维持生命。虽然说人类现在还掌握不了自己的生死，但薛老对生命的态度反映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坦荡胸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薛老是领导、是老师、是一位可敬的长者，跟随薛老工作的收获来自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实感受益匪浅。薛老一生默默耕耘，为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了解薛老的人，无不对这位非凡的老人充满敬意。

                             （编辑  季节）

编者按：中美贸易谈判风云突变。这场贸易战，使人们自然联想到近七十年前那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两天，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反映近七十年前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等，北京电视台也在适时重播2014 年推出的六集电视政论纪录片《伟大的抗美援朝》，引发广大观众的好评。本刊征求该政论纪录片顾问李慎明同意，将他为六集记录片所写的评论特发本期，以飨读者。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但是，人们对这场战争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人们对这场战争关注和研讨的热情，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反倒有进一步“热烈”之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正是现实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与必然结果。

现在，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对抗美援朝战争见仁见智，甚至百论丛生。正当人们渴望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时，北京电视台《档案》节目在汇集大量翔实的历史文字档案、图片影视资料、当事人当年的日记和事后的回忆等多种资料的基础上，适时摄制并推出了六集电视文献片《伟大的抗美援朝》。感谢北京电视台的领导和相关同志，把《伟大的抗美援朝》这么好的片子送给我们，这说明，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在一定条件下，文化建设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一定的人的灵魂、信念的凝聚和流淌。

看了这部文献片，深深感受到当年抉择的艰难与伟大、较量的惨烈与顽强、英雄的无畏与慷慨、后盾的坚强与坚实、复兴的自信与蓬勃、和平的珍贵与雄浑。

抗美援朝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之战

对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如何看待，因为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记忆、描述，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些人常常说起甚至全力“营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平心而论，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有所谓的“普世价值”吗？

如果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站在亿万中国人民的立场，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正义之战，不仅出师有名，而且正气干云。片子较充分地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1945年在美国本土旧金山诞生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是《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最核心部分，是人类深刻反思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试图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的共同心声，也是防止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寻找借口、滥用武力、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保障。《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又明文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朝鲜战争本来是一场内战，但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国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次日，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无论是入侵朝鲜还是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的肆意践踏。1950年6月27日下午，在苏联等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美国肆意歪曲朝鲜内战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拼凑侵朝军队。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所谓“联合国军”的“合法”外衣。美国政府无论怎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都无法从根本上掩饰其践踏《联合国宪章》、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的本质。国际有关公约还明确规定，战争中，严禁使用细菌、化学等武器。而美国侵略军却灭绝人性地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妄图通过各种毒性病菌，从根本上摧毁朝中人民的抵抗能力。在《联合国宪章》遭到如此践踏，特别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世界列强重新奴役的生死关头，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代表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审慎的反复研究，毅然决然作出了抗美援朝这一伟大正确的抉择。

有的学者得出这样的“新论”：“由于中国出兵朝鲜，所以美国才封锁台湾海峡。抗美援朝错在中国”。甚至还有人据此声称“毛泽东的最大罪恶不是‘文革’，而是抗美援朝。”建议这些人要弄清这样的基本事实：美国在1950年6月27日悍然封锁台湾海峡，而我国在其出兵114天之后的1950年10月19日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朝军民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强大声援下，同仇敌忾，英勇作战，粉碎了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图谋。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我国立即开始分批从朝鲜撤军。截止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与我们山水相依的朝鲜。而直至今天，美国在距其本土有万里之遥的朝鲜半岛却仍驻军数万余名。谁在捍卫和谁在践踏《联合国宪章》，如果不是“色盲”甚至“瞎子”，这本来就是黑白分明的事。另外，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正式得到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恳切请求的。片子中展示了金日成亲笔疾书的这一“求援信”。对照中美两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一场抗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又是一场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正义壮举；而美军无论侵占我国台湾海峡，还是入侵朝鲜，都是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非正义的侵略行径。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美援朝开始后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很多，而对《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的具体内容却很少提及。从哲学角度看，从一定意义上讲，《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内容，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只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这一形式，鲜提《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里面的主要内容，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往往害死人。

抗美援朝捍卫了我国的独立和安全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完全是正义之战，而且十分必要和十分迫切。片子也充分地表现了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且要解放台湾，我们决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但美国已经把战争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从这一意义上讲，新中国掀起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完全是被迫的。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的第八天即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民主党派人士周士钊谈到朝鲜战争时说：“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就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片子中引用了毛泽东上述相关论述。毛泽东不仅考虑着中华民族当时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佩服毛泽东这一无比宏伟、深邃的战略眼光和英勇无畏、一往无前的超人胆略。毛泽东关于“三把刀”威胁的论述不仅进一步昭示着我国当年所毅然决然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而且依然是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上所必须继续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战略课题。

在一定条件下，正义常常会遭受邪恶的蹂躏。当时中美国力军力的异常悬殊，抗美援朝战争能不能打赢，片子充分回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可行性即必胜性。片中表现了抉择过程的艰辛。我们的对手太强大，几乎武装到核牙齿。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848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而中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做钉子尚且不够。我们的军队装备落后，训练不充分；况且，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由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动用了本国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作为侵略战争的主力，并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以大量的军事装备和物资投入战争。但军事装备完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却能够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消耗敌人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不断取得胜利，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第一集《抉择》中分析归纳美国在军事上的“一长三短”：“一长，就是钢多；而三个弱点则是战线太长、运输路线太远和战斗力太弱。”他强调，中国军队是经受了20多年革命战争锻炼的军队，战斗力极强，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之战。美军的“一长三短”和我军的“一强一正义”，这是唯物辩证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实践已经完全证明，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的分析与把握，如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分析与把握一样，是十分精辟和完全正确的。这种必胜的信念也直接体现、浸润于第二集《较量》、第三集《英雄》、第四集《后盾》之中。《较量》讲的是战场上敌我双方军力的悬殊与我军战略战术上的先进，《英雄》讲的是志愿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后盾》则集中表现抗美援朝战争本质上是人民战争这一胜利之本的源泉。贯穿该片的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战争史观这一红线。而唯物辩证法必胜，这是事物发展内在的必然规律和不可抗拒的铁则。

抗美援朝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基础

如果说，片子前四集讲的是战争，那么第五、第六集则讲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地位与作用，回答了抗美援朝战争值不值得打，即战争的有利性这一重大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不仅继抗日战争之后，再次结束了外敌深入国土肆虐恣行进而导致我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而且树立了新中国的形象，打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信邪、不怕鬼的强大威势，锻炼了我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提高了军事指挥水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进而为我国此后的经济建设赢得一个和平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也打乱了美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消除了部分人崇美、恐美心理。在抗美援朝中迸发出来的这种宝贵的精神力量，不仅对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也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抗美援朝正值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生产总收入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三年几乎翻了两番。

抗美援朝战争的消息传向世界，西方各国受到极大震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新中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受到极大鼓舞，推动他们纷纷走上争取民族、民主解放之路。从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有3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新中国真正迈开了登上国际舞台的脚步，这也为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把我国抬进联合国开了先河，铺平了道路。新中国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还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敲响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丧钟。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同全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60年的和平建设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赢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一定意义上讲，以上这一切都是由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通观该片，我们更加感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的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是抵抗侵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英明、正义之壮举。2014年3月28日，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英灵回到了祖国。张高丽副总理在迎接仪式上代表中国人民致辞：“60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志愿军将士，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们。”但就在此时，有的网站竟发出这样的帖子：“60多年前，这些十七八岁的中国孩子为何要跑到韩国去死，并将他们骸骨抛在了那里，而且一抛就长达60多年无人问津呢？我认为可以做如此回答：是毛泽东驱使着他们去白白送死的，而且毛也从来就没有爱惜过这些年轻的生命。”请看看美国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馆雕像群前头地面花岗岩上刻写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美国侵略军不远万里，来到新中国周边，进行围剿新中国和平发展的侵略战争，他们还要受到美国当局的褒奖，而我们那些为保家卫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年轻英烈直至建立和保卫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反而要受到如此鞭挞，这公道公允吗？说这种话的人及其网站的组织者，不是糊涂，便是别有所图。

总而言之，《伟大的抗美援朝》是部好片子。它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好教材。

新时代呼唤更多弘扬爱国主义正能量的文艺作品

看过该片，心绪难平，很想再说几句题外话：

其一，当今文艺题材的表现中，我们既需要“小桥流水”，更需要“大江东去”。在当今社会，不少人都在关注“小写”的人，关注小人生。电影、电视剧、小品、相声、文学作品等，不少生活剧确实也赚得不少人的眼泪。但是，反映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题材和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作品却比较少，其中政治与艺术高度相统一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我国著名的书画家吴冠中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你看，齐白石画花鸟鱼虫，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国画传统，值得人们尊敬。但在吴冠中先生的眼里，这是人生小路。而鲁迅特行独立，那么多人骂他，仍然坚持为国家、民族呐喊，他走的是人生大路。鲁迅是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会世世代代记住鲁迅。真正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关注一些重大题材和“大写的人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出在历史上可以留得下的好作品。

其二，电影电视也是很好的资源。我们不能只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北京电视台拍摄出并播放了这么好的片子，就是政府在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唱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一主旋律方面，市场不会自动承担起决定性作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政府，甚至是党本身。这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当然需要文化产业，但是文化不能产业化，文化产业决不能放弃党和政府的领导、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文化产业化，以“收视率”、“票房价值”和“码洋”等为马首是瞻，就会是国内外资本而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们的价值观念，甚至最终还可能改变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其三，在风乍起，吹皱东海、南海碧波的当今世界，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只表现抗日战争，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当年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更多地吸引外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少提抗美援朝战争，有其一定道理。但从此也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中，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比比皆是，不少作品完全离开当时历史实际和生活实际胡编乱造，甚至有泛滥之势。而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文艺作品却十分鲜见。这样反映的历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如果是这样，就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这一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和功效。有人担心，反映抗美援朝那段历史，可能会影响中美关系。会不会呢？说到底，不会；说到底，也会有助于构建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对武装到核牙齿的美国，我们当时都敢打，并且打赢了，现在有的人反而不敢表现和反映当年这场战争了，这不利于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鬼、不信邪的光荣传统的教育与培育，这还可能会误导美国，使得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所建立的基础也不牢固、不坚实。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正确认识和总结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才能建立在一个正确、理智和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对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都应该有所裨益。

其四，能否将《伟大的抗美援朝》翻译成英文作为外宣材料，并设法在美国播放。亨利·基辛格是美国战略家中的佼佼者，前两年，他在我国出版其巨著《论中国》，一时洛阳纸贵。基辛格博士在该书后记中指出：“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竞争力和世界角色”；“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在美中关系“广泛互动中，人权问题将占有一席之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美国力争不与中国搞军事对抗，希望中美两国“双方都很专业地维护”“共同利益”，如“继续采取措施处理朝鲜核扩散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呢？”美国和中国应“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都应“考虑到万一稍有不慎，庞大的机器失去控制迎头相撞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细心揣度上述话语，我们不得不感叹：在中美关系上，他是想充分张扬美国经济、社会其中包括金融、科技、文化、外交及其诸方面所谓的国际规制的“软实力”，用西化、分化的办法，牵着中国的鼻子走，使中国成为美国“维持自己竞争力和世界角色”这一事业的组成部分，从而赢得对中国的“不战而胜”，使得中国重蹈苏联亡党亡国之路；他说的也都是心里话。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家不会误判中美关系发展之大势，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决不搞制度输出，但也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正如2014年3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时所说：“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但中国也再不能重复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而美国的政治家有时候则可能会误判形势，对当年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误判就是一例。60多年前，美国的兰德公司把“中国将出兵朝鲜”一句话结论提交给美国政府，并希望以数百万美元的报价出售报告全部内容，但美国当局却误判了形势，误判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结果以该报告“价格太昂贵”而拒绝购买。越南战争是不是其中另外一例呢？笔者深信，美国有不少能够突破历史局限的很有见识的思想家、政治家。该片若能在美国播放，相信会有不少政界与学术界人士对此关注，他们也很希望了解我们的底牌和底线。中国播放了美国很多大片，我们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美国就那么保守吗？（编辑  季节）

最近偶然听到《伤痕》作者卢新华在接受“凤凰网”采访（“年代访——我们年代的心灵史”第29期）时说的一段话。他说，“伤痕文学”这个命名并非当时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而是他的小说发表后，“美联社”发了一篇文章，第一次用了“伤痕文学”这个词，被中国《参考消息》转载了。看得出来，他并未意识到他提到的这个“文学史细节”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是觉得最初的想法来自西方更权威。

我看了这段专访，为无意中撞到这一证实给拼了许久的图找到缺失的一角，而欲喜还忧。“伤痕文学”这一至今影响中国文坛的概念——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文艺时代，果然是有来头的，而谁都以为这是个自生概念。每个时代的思潮都是在各种概念的推助和引导下展开的。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起着划定线路、锁定方向的作用，就像发面的引子，看起来似有可无的一小撮粉末，却是整大团面膨胀的基础。

看懂被策划的历史和概念

学会看懂被策划的历史，是在旅西十多年后。看清“跨国统治集团”策划他国历史走向在细节上究竟是怎么运作，是要脱层皮的，因为那是我们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而他们操持已久的技艺。以西方各国为接应点，使人很难将不同国家运作中的人和事连成一条线，以看到起点和终点之一致。改革开放后尽弃前嫌、忘记伤痛、一头扑入大同世界幻想中的一些中国文化人，不知道有这只伸得很长的手在各个历史转折点拨弄我们的命运。以己度人的我们，怎么能想到瑞典的汉学家，美国的“反叛”诗人，法、意、德、瑞的“国际”电影节，鹿特丹的诗歌大会，伦敦的创作奖，汉堡的书市，东京的国际基金会，纽约、日内瓦、柏林的画展……针对中国，都有着坚定不移的共同使命？又哪里想像得到，那群对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国际名声”握有决定权(掌握关键闸门而非一般爱好者和译介者)的西方作家学者、文化商人、艺术掮客，看去来自不同国籍却代表着某个统治中枢的共同利益、针对中国朝着同一方向努力？而这同一方向通向的目标，有表层的、常挂嘴边、听起来很悦耳的部分——艺术家的自由、政体的民主；有中层的、从不被提及的部分——以精神解构的暗战打垮中国；还有藏在最深层的目标——在被彻底麻痹的土地上窃取其金融主权（这将是无须一兵一卒而江山永固的占领）。只有看清他们最终的那个秘密目标，才能发现那些针对某些中国文人艺客的特殊“欣赏、奖励”，不过是棋手布局的一部分，那些被他们挑中的中国文化人，不过是大棋盘上被暗中调动的小卒子。

“策划”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由“世界舆论”的漩涡中心（西方几大通讯社、著名报刊等）推出概念，概念的设计并不一定直接来自西媒而常有更深的幕后策划者，让人看起来只是西方记者的“无心”点拨，实则用意极深，然后由里里外外的传媒接力放大，使之成为“话语框架”，而被策划者看上去一切都像自然生成。我们毫不设防的媒体却为此帮了大忙，至今也不知自以为的信息传递是在为谋杀自己的人磨刀。从设计概念到炒作概念、再到挑选实施概念的棋子，一步步都在算计之中。

一个固化的“话语框架”在取得了道德优越感以后，就会产生不再需要外力的自转，往往能影响整个时代，引起风潮一样的集体模仿。每个创作主题期（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都有“话语框架”的圈划，以“道德优越感”的方式传染，像笼子一样囚禁了大多数文人艺客，若不进入“话语框架”的创作，甚至可能会被时代抛弃。

“伤痕文学”这个在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适时推出、量身设计的“话语框架”，也决定了中国其后几十年的文艺主题。有人会说，“伤痕文学”很快就终止了，那是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事实上至今未见穷期，只不过最初契合主题的写作——知识分子回顾文革切身遭遇，后来渐渐滑向泛苦痛（也是看似自生实则被导向，以至某些作家导演被西方捧为战略转折点）——从文革特殊时期变成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整个时代，从知识分子被整变成了全民遭殃；创作者从迫害亲历者变成未受过迫害甚至体制得利者（如文革造反派、如借万马齐喑之机从底层直入文坛艺界的体制宠儿）；随后又进一步滑向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大揭丑——把局部变成整体、个案变作通常，甚至把自己的猥琐人生、无尊严人格投射于全体中国人，此时文艺叙事已变为描黑述丑的大竞赛，看谁能写得（拍得）最穷、最落后、最黑暗、最丑陋、最不人道。这一步也并非完全自然产生，而是由西方（“集团”在各国的接应者）设立了获得“国际声誉”和“国际津贴”的投奔门槛。

远的不说，从文革结束后策划中国文艺的三个主要板块：文学、电影和绘画。在一条脉络上，这三个板块连成一线——丑陋的中国人、黑暗的中国社会。

绘画、雕塑开始流行“丑人形象”，有画匠将自己嘻皮笑脸的卑琐面相复制到画作中，凭着这张轻薄谄笑的脸在画作中的不断复制，此人被捧为中国当代美术的代表人物，巴黎卡地亚中心为其敞开大门；这个奢侈品牌从中国人手里赚得满盆满罐，回头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在西方甚至全球经营中国的“道德卑贱”。美术的确不必成天描绘伟岸风姿，但卑琐小人形象统领一代画风，也是史所罕见。看看西方画界就知道了，他们可以颠覆传统画风画技，但不会集体无意识地丑化自己的种族。

电影也追逐“时髦”，把中国一百年前或最穷最落后角落的民俗陋习演义成中国特色，并开始专挑一些丑面演员当主角和正角，在西方电影节的抬举下，一些过往只能演反角的演员开始在正剧中当道。好莱坞电影经年累月特意挑选卑琐面相的演员扮演华裔角色（近年为占领中国电影市场对华特供版出现转变），现在内外接应了。除了少数小众电影出于某种现实的需要，电影主流的正面角色再丑也应面带正气；这是一个正常民族自我形象认同的尊严底线，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平民百姓。看好莱坞电影，只有反面和他族裔形象才会出现我们电影人塑造为主角的卑琐面相。

在这股竞相模仿的自我精神解构的文化洪流中，文学自然也不甘落后，对丑与恶的自我描摹，远远突破了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尊严底线。笔者一直认为“美好感情做不出好文学”，文学艺术需要犀利的眼光、刺骨的真实和曲折的情感，但这并不意味追丑逐恶就是艺术的高境界，设定悲观世界最后一道界的是尊严。把缺乏自我意识的本能创作推到艺术的巅峰，把艺术的高水平与本能发泄的直接、赤裸捆绑在一起，把文学与说书混淆、继而让说书夺了文学的桂冠，是谋略很深的误导。凭着这一偷换概念，人类再也产生不了巴赫、贝多芬、聂耳、冼星海、华格纳的音乐，而是翻手可以捧出一打、覆手可以挥去一片的歌星；也再难产生像庾信、周敦颐、陆游、辛弃疾、龚自珍、朱自清这样提升人类灵魂的文学家，而遍野是满足“窥视癖”、投机取巧、出卖灵肉、既无自我意识也无尊严的文字玩家。一旦文坛艺坛以这样的作者和作品为核心，一国上层建筑在过往历史一直担当的国家精神城墙之建筑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就将被悄无声息地卸除，外势力悄然入主。看似获得空前“自由”的文化人，不过是得了个“戏子”角色，而且是在别人搭建的舞台上，实际上被一脚踢出了历史。

而凡是跟随这一“丑、恶”脉络创作的人，似乎非常巧合地都从西方人那里获得了艺术的肯定，而由于我国从上到下崇拜西方的心态和失去自我意识，“跨国统治集团”到哪里，哪里就充溢着“道德优越感”，从而使外部强权棋盘上的棋子成为中国文学、美术、电影的实际领军人物。如果说个体文艺创作的自由普世皆有，让外部强权在生死博弈的战略棋盘上轻而易举、登堂入室地布局棋子，却是匪夷所思的自由！

我们是如何被策划的

三个文艺板块的策划手法是类同的：看准时机、引入概念、挑选棋子（卒子）。时机非常重要，太早或过晚，概念都难以“自然”嵌入，看准时机才能在一开始打出擦边球，让概念顺势滑入，悄然铸出模子。其中文学板块又分了四步棋，这四步棋皆与一个核心棋手——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密切相连。

相比在西方各国的其他接应人，马悦然的出场是一步高棋。20世纪80年代初，任何来自西方官方的策动，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警惕和排斥，如闹得风风雨雨的“星星画展”。而马悦然这个会说汉语，“热爱中国文化”，来自似乎与世无争的北欧小国（这个国家可是“集团”的核心国之一）的学者，非但没有引起警觉，还让正渴望西方承认的中国人感到荣幸，敞开大门欢迎。这可以诗人顾工的回忆为证：80年代初的一个早晨，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说从瑞典来的一位汉学家想和顾城谈谈。这不能不谈呀！怯于见人的儿子，这时却早已不怯于见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在和一群群年轻人的雄辩中，他已练出一副舌战群儒的口才。他欣欣然地去往作家协会约定的地点。

这位从波罗的海西岸来的老人，确实气宇轩昂，头上堆着基阿连雪山未溶冰雪似的白发，蓝色的眼睛像能穿透人的灵魂。顾城在这位皇家院士面前真有些望而生畏了，但老人一开口聊天，我们这位初出茅庐的诗人的局促不安，顿时冰消雪化。老人的汉话说得太溜了，简直比老北京还老北京。老人说：“你要知道，我年轻时是以研究中国宋朝辛弃疾诗词的多种版本，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以研究中国四川方言的音律，获得博士学位。”这下，顾城觉得是遇到了真正的老相识，老知己了。他也就天马行空，任思想的云朵、语言的江河随意飘飞，恣意奔腾。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渤海湾，淮河，荒村和荒野，当然还有小猪和猪圈……老人请他背一首他那时写的诗；顾城用他刚刚从童年转化成的男低音，背诵了那首在炙热的河滩上，用手指在砂砾中写下的诗：《生命幻想曲》……老人听入了神，听入了迷：“请你再背一首，再背一首！”顾城又背了昨夜才写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当他背到“……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些句子时，老人早已老泪纵横，他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小小的顾城说：“我一定要再见到你，在瑞典，在我海边的家里。”

这位瑞典老人，后来顾城才清楚地的知道，他是“欧洲汉学会”主席，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评委。他回国后，果真一次又一次向顾城发来了邀请信，邀请他去北欧，去瑞典访问。

从这段话我们看到，一个西方人空降式地来到中国，直接就能在中国上层建筑登堂入室（“这不能不谈呀！”），而且一枪一个准，几乎不花什么成本就夺下了一国的审美权。这在任何上层建筑有一点自我意识的国度都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西方，你想都不要想！就是对被挑中的棋子，西方上层建筑让其接触的范围也有限而边缘，甚至是专为“棋子”设的“沙龙”，如戛纳电影节的红台阶、放映厅约定俗成的雷鸣掌声、卡尔顿酒店的宴会，与真正的“沙龙”可不是一回事（获诺奖后的高行健在法国很快无声无息），而是与西媒串通搭建的“虚拟沙龙”，就是用来打劫各国审美权和道义权的。反观西媒就知道，凡不是“集团”暗中控制的电影节或文化奖甚至体育比赛，信息都是被全封的，因为他们深知话语的打劫作用全靠“虚拟沙龙”提供的“道德优越感”！真正的“沙龙”都知道棋子就是从被征服国挖到的“隐形背叛者”，与其说挑中的是其才艺，不如说是其本人流露的政治倾向。私底下谈起这些他们在中国热捧的“棋子”，他们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蔑视。那眼神和口吻永远地教育了我，并令我遐想万千：有朝一日，这个西方“集团”是不是也会像乾隆那样，把投怀送抱的“棋子”一一录进新版《贰臣传》？

这四步棋是一环套一环。第一步棋是一步权宜之棋，这一般是他们的开局步骤，打一回精巧设计的擦边球，先不急着暴露意图。“集团”对中国社会的把脉远胜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他们解剖我们五脏六腑都看个遍，不但有全局观，而且将工作细致做到每一个人头。我们在下面将谈到的被“集团”供养的汉学家之另类使命，就是做文化观察和研究的同时，兼做舆情政情的情报搜集、挑选或安插卒子，而且并非只为本国政府。遥远的北欧小国何必要把手伸得这么长？这第一板子“擦边球”，他们选中了钱钟书作为最初撬开缺口的楔子。这有着一石二鸟的作用，首先钱先生学贯中西，与钱先生交往，在中国人眼里便通过了“资格审查”，拿到了“汉学家”出入中国上层建筑的“通行证”；其次，给左风盛行了几十年的文坛设一个拐点。

文坛左翼东风压倒西风，1949年以前已经成势，这与“集团”为抗击欧洲极右势力（反犹势力）而在国际上刮起的反法西斯左翼思潮密切相连（那时有一批欧美左翼记者集中来到中国，如此集中和一致的派遣仅此一次）。文艺左翼思潮占上风，是共产党赢国民党输的重要助力因素。

其实僵化的文坛出现一个拐点不是什么坏事，重新肯定钱钟书这样的文化人作家，本应扭转文坛当时的过度偏底层和文化荒芜，此为中国文坛与西方文坛（我们追逐的国际文坛）的最大差别。然而这一拐点本该转变的方向，却由于人家第二步同样漂亮的棋，而彻底奔向了相反的方向。第二步棋就是马悦然及其遍布西方的那些文化接应人和接应点很快挑中的“朦胧诗人”。将自古便奠基文学的强大的文化底盘剔除，以“本能写作”等于“天才”的等式取而代之，这是近代以来新权力从旧统治阶层手里夺取文艺审美权的惯用招数，我称之为“戏子化”；它使文艺直接成为强权的宣传工具或反过来成为其颠覆工具，比古典时代更容易百倍。当代文艺剥掉“进步”的皮毛便露出这一本质。由此从第二步棋开始，我们的棋手就开始运用这一等式了。以此培养的“棋子”成本低廉却效用巨大。

纵观马悦然一系列主导中国文学的行动（应与他20世纪80年代年代以前的译介工作分开），会看到一条连贯的、方向从不变改、有其自身逻辑的线索。他从捧“朦胧诗人”开始，便带有明显目的性，而非为诗而诗。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就是他始终不变的倾向性，在“朦胧诗人”中，他的重点是北岛、顾城，独独选择性地绕过了舒婷。事实是，当时舒婷对文学爱好者的影响最大，那既不是官方可以操纵的，也不是当时尚不存在的商业炒作操纵的。她唯一的“欠缺”是不带政治“异见”色彩，她与前二者的真正区别是她远离权力中心。然而在当时自我意识已经瓦解的中国文化界，对如此带有非文学使命的甄选，却因对洋人的顶礼膜拜而慨然接受，理由是西方人“眼光独到、欣赏水平比我们先进”。

从两点可以分析出马悦然另有用心。首先他特为中国作家设的审美（甄选）标准与西方文坛自设的审美标准正好南辕北辙，就是说他挑的中国“好”作家，与西人对自己人的评价标准恰恰是反着来的。我在《被策划的中国文艺（一）》中写过，一位法国重要国内文学奖的评委被问及对中国诺奖得主作品的看法，回答是“不喜欢也看不下去”。以我对法国社会的了解，学问高而较少政治和文化偏见的人，一般都不喜欢这些为营造“负面中国”而专门挑选的中国当代作者，因为这些底层民俗加政治演义的作品，与西方自身衡量优秀文学的标准相去甚远。这些作品的主要读者是略有文化、已经被“次等世界”的“丑陋”喂饱的小资——最好操纵的一个群体，为了有效圈养这群支持任何征服战的“猎犬”，这条“饲养流水线”一直被刻意维持着。而马悦然不可能不知道：他是超脱了西方审美习惯，还是特为中国另设了一套审美标准？马为什么总挑西方精英内心看不上的作者和作品呢？

其次，马在评价中国亡故作家和挑选现世作家，标准也是南辕北辙。比如他放话：辛弃疾若活着，他会推他得奖。只是但凡有点气节的作家都是死掉的，活着的有气节的作家，他避之唯恐不及。他对中国作古的作家有一个专门做给中国人看的、冒似公允的评价标准，对在世的、真正能被其选入候奖名单的作家，偏好却恰恰是相反的。这两套标准分得非常清——烟幕弹和炮弹，他说什么做什么并不统一，时不时地放一两颗烟雾弹，阻止人怀疑他的使命和目的。西方人的不诚实是藏得极深的，远非三句话就露馅的中国人能比。不过他年事越高，越有点得意忘形，以为玩弄傻瓜可以一路玩下去，弄得“活不出人样”也已不够穷贱，要到“牲口般的人生”描述里去挖掘他眼中被“忽视”的“天才”，把他一句“恩赐”便可全盘操纵的井底之蛙硬说成是中国一流作家，我以为就到了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戳破的时候了。

仔细看马悦然的履历，其出身背景是遍寻不着的，他是瑞典裔还是有着瑞典国籍的“国际人”，都无处查询。关于他的身世，在浩如烟海的网络资料里，居然千篇一律只字不见，只有他出生于某地的记录，直接上国外网站查询也是如此，信息控制得很严密。这样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影响甚大的人，中国人居然甘愿囚禁于这个封锁得严严实实的信息口袋而无人去探究。

汉学家这营生在西方是一碗颇为特殊的“学术饭”。以一百多年来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卑贱地位，纯搞汉学的人难有发迹的土壤；要么籍籍无名，要么就是被“集团”供养，而“被供养”是要干活的，也就是在文化活掩护下干政治活。这种“供养”关系并不是直接发号施令，而是由研究经费（或别种形式的津贴）和媒体推举（或其他形式的奖）这副名利双夹板暗中指引方向，这条唯一通往名利的路（没有第二条，任何来自非西方的奖励都被排斥）自会发号施令。的确有一支隐而不露的国际（非局限于本国）势力时刻“关注”（密切监视）着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这种“关注”不到关键时候从不显山露水，其不能越的底线和主线并不必须是“国家利益和拥戴政府”，尤其是后一条（全部迷惑力即来自这里）；而国家利益只在不与“集团”大方向冲突时才得以维护。正是悄悄圈划的“大方向”决定暗中分派的名利，且工作做得极其细致隐蔽。

由于不是由民选执政者下令、以公开政府机构具体执行上述“关注”，而是以不具名但实际的“地下组织”形式操作，其掩护性和迷惑性极高；设计和操纵这个体系的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持久的公信力来自“自由”和“独立”。比如挑选记者，意识形态是头道关，但从不明文规定，而是从平时言行和文字中暗查；挑选重要记者（传媒核心人物）则还有一道利益集团和隐匿的族群、血统关，这些严密控制从来都是秘不外露，不光外部一无所知，就是内部核心圈之外的从业人员也不知情。

分析马悦然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和其师高本汉的生涯都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勾联。洛克菲勒基金会钱多得没处去，要“慷慨”到资助遥远北欧小国的青年马悦然，去中国四川研究方言？不觉得这弯有点绕大了？“四川方言音律”这一“研究”之玄奇，让基于常识和逻辑判断的我产生诸多疑问：搞出这么个奇诡的研究方向，是瞅准中国人因闻所未闻从而被其“高深”、“纯学术”所震慑？也许这正符合“名片”设计的需要以掩护什么使命？20世纪50年代，马悦然成了瑞典官方的驻华官员。在那个西方联手封堵中国的年代，他是西方人“关注”中国文坛艺界最“近”的眼睛。离开中国后，他的生涯很“国际”，这是一般汉学家做不到的。1978年他获“国王奖”，1984年再获“国王奖”。一个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尤其译介红色中国文学的人，在“铁幕”的那边得到那么多来自官方的奖赏，很不寻常。至少我在法国没见过这么幸运的“汉译者”和这么国际化的“汉学家”。

“国王奖”颁发的时间节点，不早不晚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表同步。戛纳电影节现任主席雅各布也是在1978年登台的，上台即做了一件“大事”：改变电影节的性质，将原本各国自主选片（审美权、道义权在各国自己手中），换成由电影节进入各国挑人选片（一举夺走审美权、道义权）！并且将原来这个重点在欧洲的电影节，转变为一头为好莱坞打擂台、另一头为“帝国”培养“文化叛逆者”的“国际”电影节。1978年后先是台湾，后是大陆，最后是香港（安排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英据时代则从不碰这块殖民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将这一地区政权主导或亲中势力主导的原电影业打得七零八落：台湾原国民党政权主导下的电影工业在精密的挑人选点的凿洞之后迅速沉落，审美权悉数落入亲日-亲西势力手中；香港则是美国好莱坞、西方电影节一劫（人才）一捧，两面夹击，分裂切割，百花凋零，还将罪名推之于“97”；大陆的影视圈也是人人争着想挤上这辆名利快车，而自己原有的电影奖却失去影响力。怎么能不失去呢？那边拿个奖一夜之间便成“大师”，这边给个奖至多是个优秀电影工作者。最高荣誉在谁的手里，审美权和道义权就在谁的手里；而审美权和道义权在谁的手里，文人和艺术家就在谁的手里。我们的致命错误就是分不清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科学）不是体育，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足够公正、权威，能代替我们自己行使最高评判权。戛纳电影节为上述三地专设了挑人班子，深入大陆角角落落，与其说是艺术甄选班子，更像是意识形态、国际战略调查组和策源地。艺术总监弗雷莫有时亲赴中国，被投怀送抱的电影人和不知打脸的文化官员拥簇着，个个都想套近乎。他谈起酒足饭饱的中国之行，眼里透出难以遮掩的轻蔑。

从这里开始，我们沉浸在“冷战”结束的“蜜月”温柔里，他们调兵遣将吹响了“软冷战”的号角。

对马悦然来说，从秘而不宣的号角开始，荣誉纷至踏来，非常像将“战士”送上战车（1985年登诺奖评委宝座）之前的造势。以我多年观察，“反华”或“对华有使命”的汉学家多有“好命”，财多名大，在世界各地有落脚点，受西媒热荐，他们手中有各种来路可疑的资金或可支配奖金（文学、文化奖或奖学金）；而做学问不问政事的汉学家很少反华，手上也鲜少诸“金”，他们中多数只有一口薄饭可吃。越对中国友善越被排除于主流舆论之外，如果中国方面不给名给利，那头又拿不到研究经费，有些人连来华旅费都未必轻松拿得出。所以那些飞来飞去、财大气粗，能够决定中国文人在西方的生死，还能为中国“叛逆者”提供饭票的汉学家，会是什么背景，就无须我赘言了。

美国某基金会的某大人物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历史之所以然，另外略多一点的人是奉命执行“知所以然”的任务的，而绝大多数人完全不知所由何来。马悦然从他扮演的角色看，至少在第二团队。我们这几十年为第二团队的执行者们摆了盛大筵席。中国要有真正意义上的上层建筑。真正的上层建筑不应只是凭着本能趋势逐利的一群人，而应知道自己在宏大历史中的角色。

这四步棋，一步比一步目标明确，从一开始试探地找伤口，到第三、第四步棋已是找准穴点下刀了，我已在《荒唐的文学“世界奖”》、《伸进文明心脏的手》和《被策划的中国文艺》诸文中论及。何况棋子与棋子也不尽相同，有不知内情被利用的，有追名逐利赶时髦的，有揣摩到意图暗中效力的，有的时候闹翻“流亡”的人未必比里外逢源的人危及根本，这些都留待历史去追讨吧。

                           （编辑  季节）

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影响深远。这一决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一些文章对此有所提及，但与事实颇多出入。作为知情者，现写出这段史料，以免湮灭。

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的任务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1967年参与所谓“二月逆流”而长期靠边站的四位老帅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帅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总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按照毛主席的意图，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周到的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他亲自选定四家靠得住的工厂，让四位老帅每周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时间自行支配，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由陈总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总理对四位老帅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5月27日下午，陈总找我谈话，告诉我上述情况。陈总说：我们四人带了各自的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我对总理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点将”，“点”了你。总理说：就让熊向晖协助，他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总理让我直接同你谈。你看可以不可以？

我说：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工作更有益处。

几天后，陈总告诉我，总理让姬鹏飞同志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要求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性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姬鹏飞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批准了。

陈总主持“国际形势座谈”

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姚广和我列席。

陈总讲了“开场白”。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现在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每次开会，由我这个牵头的人打电话分别通知。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我们四个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通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陈总讲完“开场白”，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他们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这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总和徐帅都是68岁，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三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此后每次开会，他们都提前几分钟到达。讨论的次数超过预定的计划，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讨论。从6月7日到7月10日，他们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写出书面报告，由陈总定稿，上报总理。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但是，四位老帅并不这样看。

四位老帅上送《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书面报告

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送总理。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

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

    （1）中国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2）美帝、苏修是国际资产阶级两种牌号的代表。一方面，它们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美帝、苏修敌视中国，散布中国“扩张”“侵略”的谰言。但社会主义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外。中国20年来的实践，特别是在反击印度侵略战争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并无任何“扩张”“侵略”的意图。帝、修、反并不是真的担心中国会对它们发动武装进攻。它们最为害怕的，是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各国人民革命，把它们送进坟墓。就中国本身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相互之间。对于其他各国，现实的威胁更是来自美帝、苏修。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它们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缓和。相反，它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

    （3）其他国家，或主要受制于美，或主要受制于苏，尚未形成匹敌美、苏的力量。它们基于各自的利害，在对中国的国家关系上，除少数追随美帝、苏修反华者外，多数采取不同于美帝、苏修的态度。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和美帝、苏修的进一步削弱，这种情况还会发展，使美帝、苏修在政治上难于组成反华的统一战线，在军事上难于找到反华的打手。

    （二）对反华大战的看法

    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

    （1）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理由是：

    ①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与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

    ②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在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惨。美帝尤其不愿单独和中国打，使苏修渔利。

    ③美帝想把亚洲人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新中国远非昔比，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日本不愿当反华炮灰，美帝就更不会亲自上阵。

因此，美帝不致轻易发动或参与反华大战。

    （2）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中苏漫长的边境，苏修不断制造紧张，发动武装入侵，集结大量兵力。它大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呼号奔走，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都是苏修准备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步骤。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

    ①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美帝对中苏矛盾故作超然，宣称不表态、不介入。实际上它在西边和苏修搞和缓，力求把苏修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自己坐山观虎斗，使中、苏互相削弱，便于它乘虚接管东欧，甚至直捣苏修的老巢。

②如果苏修决心大举进攻中国，它将力图速战速决；或仿效日本侵华的故技，采取对中国逐步蚕食的作战方案，以便及时休整，随时观察美帝及各方动静，保持机动。但它一旦大打，我们绝不会让它速战速决，绝不会给它喘息的时间和行动的自由，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直打到底”，形成地面持久战，这就造成苏修极大的困难：第一，苏修反华大失人心。迄今它是以“防御”的口号欺骗人民。如它大举进攻中国，更会引起人民的反对。苏修多年来进行战争恐怖宣传，对它发动战争也有不利影响。

第二，苏修工业布局都在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补给困难，一切要从欧洲运来，只有一条铁路线，劳师远征，不能持久。目前苏修生活必需品已经奇缺，打起仗来更难维持。

第三，作战要有巩固的后方，苏修后方不巩固，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侵华战争必是长期战争，长期中必有变化，主要是它后方出乱子。前方未解决，后方祸起萧墙。一旦欧洲部分被美军突破，更使它进退失据。

        ③我们认为，和美帝一样，苏修兵力东移，并不意味它的战略东移。苏修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东欧各国是它的主要市场和重要屏障，它不会掉以轻心。它的反华战争准备虽是真的，但它主要是想以军事体制维持其政治统治，镇压国内和东欧的反抗；并且摆出盘马弯弓的姿态，一面妄图以实力地位和我谈判；一面骗取美帝相信它真要和中国大打，求得西线安宁，使美帝同意它组织反华包围圈，以此掩盖它向东南亚等地的扩张，把手伸向美、英的口袋，乘机重新瓜分世界。而美帝则要推动苏修打中国，乘虚接管苏修的地盘。

    （3）美帝、苏修会不会突然对我发动核袭击？我们对此要做充分准备。但核武器并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要使用核武器来威胁别的国家，也就把本国置于核武器的威胁之下，必然遭到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使悍然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征服不屈的人民，而战争的最后胜负，归根到底，还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因此，核武器救不了它的命。

    （4）从目前情况看，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现在都有困难。目前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都有别的作用。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不好欺侮，陷进去就出不来。美帝、苏修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捡便宜。我们严阵以待，不论是单独来打，或联合来打，都一定使侵略者彻底垮台。

    （三）对美、苏矛盾的分析

    （1）苏修在建设上采取一条腿走路的方针，始而片面发展重工业，继而畸形发展军事尖端工业，使它具有对外扩张的可能。而美帝陷身于南越，英帝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又为苏修的扩张提供了机会。苏修还假借反帝的名义或利用反华的掩盖进行扩张。它往往从薄弱处下手，在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占领了一些阵地，甚至伸手到美帝的后院拉丁美洲。苏修扩张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原为美英所控制，苏修向海洋大力扩张，引起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

    （2）苏修进行扩张实际是挤美帝的地盘。它力图和美帝平分秋色，共管世界。美帝则一定要保持优势。它的世界霸权和霸主的地位不能让。美帝不让苏修在中东最后站住脚。美帝并不相信苏修真会和中国大打，也不因此而听任苏修扩张。

    （3）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彼此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4）美帝、苏修内外交困，但它们不会知难而退。苏修在东边积极布置，在西边不会放松，在南边还要发展。美帝也还要扩张。它们之间的矛盾必然日益加剧。

    （5）欧洲和中东是美、苏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德国统一是欧洲问题的核心。西德力量日增，东欧原是德国的传统市场，而现在法国力量又有所削弱。在中东，阿、以战争已有美、苏间接交锋的性质。在欧洲，如果矛盾进一步加剧，发生美、苏火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此，应予密切注意。

四位老帅在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说：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推迟战争，对我更有利。我们要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准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大跃进，把我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力量，有更加强大的陆海空军。在对敌斗争中，军事上积极防御，政治上主动进攻。继续对苏修、美帝进行揭露和批判。加强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力量，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同美帝、苏修的斗争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对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探索

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十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概述如下：

    （一）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做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7月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1965年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因美对柬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挑衅，宣布与美绝交）。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了美国首次进行登月飞行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返回船舱溅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使战争“越南化”。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这一天，发生两件事：(1)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未公布），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2)西哈努克派人见我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总理或其助手。信中说，中美“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四位老帅立即进行研究。叶帅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同时，美乘与柬复交时，转来曼斯菲尔德的信，苏修可能侦悉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聂帅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徐帅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陈总说，“二十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二）据外电报道：(1)尼克松在出访中，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并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出访罗马尼亚时强调不应孤立中国，并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回国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称，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六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2)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演说，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以上各点，以及美国宣布对中国两个“放宽”，新华社均未报道。)(3)原定1968年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因苏方破坏，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苏联伯力举行。8月11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本着开好会议、解决问题的精神，同苏方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我代表团未带密码，八岔岛事件后，苏修在伯力搞示威游行，他们打电报要求回来。总理指示用明电回答：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

四位老帅讨论时认为：(1)在总理指导下，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修说我“好战”的谰言，表明我们在坚持原则下谋求和缓；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们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2)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们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迄未同意。苏要同我们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资本压美。它知道我们不会当砝码，因此没有声张。我们不宜急于表态，以免造成我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可拖些时候答复，指出举行高级会谈条件不成熟，可举行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苏坚持顽固立场，谈判难以有成果，但抓住和谈旗帜对我们有利，力争避免边界武装冲突，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对我们有好处，这也可加快美接近中国的步伐。(3)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们接触，我们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们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三）四位老帅的建议未及写出，局势出现重大变化：(1)8月13日，我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该日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8月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并且肆无忌惮地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在接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赶修战略公路和铁路”，“把住在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赶走，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二十公里的无人地带”。(3)8月16日，《人民日报》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对于苏修的步步加紧反华，尼克松政府欢迎唯恐不及”，“苏修叛徒集团抛出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黑货”，“苏修这个黑货也是同尼克松近年来一直在鼓吹的加紧拼凑反华军事联盟、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阴谋遥相呼应的”。(4)8月18日，外电报道苏驻美大使馆一官员询问美国一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做何反应？8月27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5)8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恶毒反华，诬我对苏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6)8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但未公布。

四位老帅讨论时，一致认为：(1)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提出的看法没有错，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2)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3)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一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已上报中央。

    （四）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逝世。越南党和政府决定9月9日举行国葬和追悼会。以周总理为团长、以叶帅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4日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外电猜测，周总理此行是为了避免与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9日在胡志明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回京。柯西金通过越方向我方传话，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总理，越方因故延误，苏驻华代办向我外交部紧急提出，经报毛主席同意后，柯西金已离越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知我答复后绕道于9月11日上午9时许飞抵北京，周总理在机场同他会谈。新华社11日发布低调的简短消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9月13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总理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总理谈话的要点是：

(1)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解决办法。

(2)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3)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应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

此外，双方还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及改善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协议。总理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讨论时，四位老帅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充分体现了主席的战略和策略。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同他恳切地谈，称他为同志，还转达主席对他的问候，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3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总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五）为时不久，战争的空气又甚嚣尘上。对柯西金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有如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迷惑罗斯福。根据是：(1)柯西金在同周总理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同我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我发动核战争。(2)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时，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做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3）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4)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的文章中揭露，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5)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者”、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中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四位老帅紧急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总理。

四位老帅《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陈毅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告中首先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然后，提出以下几点：

    （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二）“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生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总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总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周总理口头汇报。

四位老帅疏散

10月11日下午，四位老帅开会。会上，四位老帅说，中苏边界谈判即将开始，毛主席、党中央为了防止苏修、美帝利用谈判为掩护，对我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同时使苏修、美帝知道我们已有准备。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

10月18日上午，陈总邀叶帅、徐帅、聂帅以及姚广和我到紫光阁开会，向徐帅、聂帅作了转达。陈总说：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4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陈总说：总理已做了周到布置，并且再三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北京的住处保留。陈总说：我们的国际形势座谈到此结束。

就在这一天，新华社报道说：“中苏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中苏双方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中美关系终于打开

四位老帅疏散离京，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急起直追”，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导致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总理同他会谈，叶帅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总理让我作为他的助理参加。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我对叶帅说：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叶帅说：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刚发表，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总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可惜陈总患了癌症，大概看不到尼克松访华了。

我到301医院看望陈总，他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感到兴奋。他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我意外。陈总还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会见了毛主席，并同周总理会谈。2月27日，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揭开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国际上也发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陈总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了。

结语

有的史学工作者曾提出，毛主席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先全面分析形势，提出论据，形成相关的文献。但从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期间，在毛主席的讲话、写作和党中央的文件中，都没有为何要打开中美关系的系统分析和论述。相反，作为权威文献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以及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的声明，都把美帝看作最主要的敌人，从中找不出打开中美关系的任何依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空白”？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历史空白”，本文介绍的内容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参证，再举出4段文字：

    （一）《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0日刊载的《叶剑英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中说：“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8日刊载的《徐帅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中说：“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同几位老帅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意见和建议。”

    （三）《人民日报》1991年8月27日刊载江泽民同志《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在被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以后，他还向中央提出了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重视。”

    （四）《人民日报》1992年5月26日刊载的《聂荣臻同志生平》中说，聂荣臻同志“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由此可见，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同志主持下，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编辑  季节）

在香港考察了28天，5月6日段云从香港回宝安。仅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5月份正是农忙，田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耕田。宝安县城深圳，是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人口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深圳镇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经这里进出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达150万人次。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

下午到罗湖口岸。每天下午3时，港方将外逃人员用卡车拉到口岸，由我公安局接收。一个个点名、登记。看了收容站，条件简陋。外逃人员多是农民群众，当时外逃严重，特别是宝安，每年外逃人数是全省之最。段云和同志们看后心情沉重。[1]

当地人对他们说，我们在这儿干一天只能挣几毛钱，到香港一个小时可以挣几元钱。我们要养家糊口，外逃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经济特区决策前的考察和酝酿讨论

回到广州后，段云见到老领导、刚上任的广东第二书记习仲勋分外高兴。1962年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诬陷小说《刘志丹》是替彭德怀翻案，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习仲勋劫后余生，调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广东省任职。

习仲勋将熟悉情况的广东省委各方面领导刘田夫、吴南生、曾定石请来一起谈。这几位同志都是1937年前后入党，建国后一直在广东工作。当时王全国随谷牧访问西欧5国，不在，他和段云也是老熟人。

段云详细介绍了在港澳考察的情况后，分析了港澳经济发展比较快的主要因素：

1、有充裕的资金来源。二次大战以后，香港局面相对稳定，港英和澳葡对外汇没有管制，吸收海外资金比较容易。各国游资大量流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据估计，近几年每年流进港澳的资金约有2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0%左右。

2、拥有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十多年来，港澳人口增长很快，劳动力大量增加。香港工人的工资水平，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低得很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3、购进原料材料和技术设备比较方便。港澳是“自由港”，除烟酒等少数商品征税外，其他商品进出一律不征税，不受限制。各国纷纷以低价来港澳竞销商品，港澳厂商能够随时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获得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先进的技术设备。

4、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大力发展对外加工工业，利用外来资金和当地劳动力，进口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大搞加工装配，增加出口。香港加工工业以轻纺行业为主，中小企业为主（平均20人以下小厂有3万家，建厂都不是洋的），这些企业一般本钱小，设厂容易，投资回收很快。由小到大，扩大生产，越滚越大。

5、产销结合，产品适应性强。以销定产，按外来定单和样品组织生产。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产品品种花色很多，变化很快。质量检查严格，适应性很强。[2]

1963年广东省规定，在宝安39个生产队和珠海山前公社实行小商品贸易办法。宝安可以出售的商品有：禾草、山草、烧柴、木炭、牙灰、海砂、糠米、草绳，贸易额150万港元。珠海可以出售的商品有：禾草、山草、烧柴、鲜花、蔬菜，贸易额50万港元。经营方式是指定商行出售，银行结算，外汇归县。1961年广东省规定在沿海12个县实行海水产品外汇提成，1962年扩大了29个县，共41个县。外汇提成办法，计划内出售海水产品按销售额的30%，超计划出售的按40%，外汇交给生产队使用，限于进口24种渔需物资。上述政策规定在文革中均被取消。1973年国家计委专项安排50万美元进口渔需物资，地方反映，外汇不够。[3]

1977年，港澳年销量鸡3500万只，猪350万头，菜35万吨。[4] 而我们占的比例下降。大家都感到宝安、珠海这么好的条件，不利用，不发展，真是太可惜了。段云直截了当建议：广东省把宝安、珠海两县改成省直辖市，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为主”，改革农业、发展加工工业和旅游业，把这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他的建议得到习仲勋等领导的赞同。大家反复研究应采取的措施并反复计算，如采取这些有利措施可达到什么样的效益；反复研究情况、办法及规划和可行性，达成了共识。广东省委向党中央进行了请示报告。这些共识，反映在报告第二部分：《千方百计夺回我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切实把宝安、珠海两个基地建设好》，其中很多建议后来都得到实施。报告中提及：

宝安、珠海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特别是鲜活商品，是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要尽快夺回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我们同驻港澳机构和广东的同志进一步商量，拟订了一个建设规划。我们设想，经过三、五年努力，实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把这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一）  大办副食品生产基地，增加鲜活商品出口。建设各类鸡场、猪场牛场、果林场、园艺场、养殖场和捕鱼队等，大力发展良种猪、三鸟、水海产品、蔬菜、水果、牛奶、鲜花等生产。

这两个县的农业，由生产粮食为主，逐步转移到主要经营出口副食品。现在每年上交给省1000多万斤粮食和1000多万斤食油，随着多种经营的开展和粮食销售量的增加，逐步减少上交数字，差额由国家补给。从事副食品生产的农场职工和社员，口粮斟酌由国家供应。养鸡、养猪、养牛所需饲料，由国家进口粮食，加工成混合饲料解决。

（二）积极发展加工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服装、食品、制革，原来有一些基地，要扩大；红砖、水泥、砂石，现在规模很小，条件很好，要大搞；造纸，利用香港回收废纸，生产包装纸；电厂，利用香港查济民先生送给的15万千瓦发电机组发电，多余电力卖给香港。根据当地条件和港澳市场的需要，有计划地建设一些中小型工厂，如针织、家俱、塑料、小五金、电子表、修船，饲料加工和包装等。参照港澳设厂的办法，因陋就简，从小打小闹搞起，逐步增加设备，逐步扩大生产。要搞专业化协作，不能动不动就铺大摊子。加工厂以接受来料加工为主，利用外面厂商提供的原料、辅料和技术，按照他们要求的样式进行生产，保证产品质量，赚取加工费。

（三）开辟游览区，办好商店、服务业和文娱场所。在两地要增建一些旅馆、饭店、成衣店、剧场、电影院、游艺场等设施，吸引港澳居民过来度假游览。提供生活服务和文化娱乐。深圳水库周围是很好的风景区，珠海附近有温泉，翠亨村也距离很近，要修缮一下。要在宝安、珠海开设较大的百货商店，出售轻纺产品、土特产品和工艺美术品，方便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客人购买。可以多收外汇，还可以减少大量邮包进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两个县的集体经济将进一步巩固，人民生活将有显著提高。每个社员全年平均从集体分配的收入，由现在的130元，1980年提高到400元，以后逐步提高到500至800元。职工工资，首先把两县工资类别由七类地区改为十类地区，同广州拉平，还要考虑实行一定的边境补贴。有条件的要尽可能实行计件工资，并搞好职工福利。这有利于制止人口外逃，使这个地区的边防进一步得到巩固。

两个县的基建投资，三年共需要上亿元，完全由国家拨款不现实,可使用银行贷款。另外,使用港澳银行外汇贷款1亿美元。贷款用当地的收入分年归还。为了加快建设,广东同志要求由基建工程兵调给一两个支队,承担两县的施工任务。这两县需要补充劳动力,建议从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每年选派几万人参加基地建设,也可以有选择地安排部分从越南归国的侨民。这样,可以扩大两县的生产,可以安排劳动就业。我们设想,两个县的人口,到1982年,从目前的四十几万人,增加到百万人以上,宝安70多万, 珠海30多万。为了把两个县尽快地建设好，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一)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委) ，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

（二)两个县的商品收购、出口和所需材料及设备的进口，统一计划安排直接同驻港澳的贸易机物联系，不再事事经过上报审批。两地开设的供应入境旅客的大型商店，由驻港澳贸易机构经营商品供选和销售，视同对港澳出口。

(三)两个县生产建设所需的原料、材料、燃料和设备，原则上由广东省供应。供应两县的上述物资，作为出口计算。广东省供应有困难的，可以使用银行贷款，通过港澳进口解决，贷款从出口收汇中归还。由港澳运进的上述物资，建议免征关税。来料加工的手续也要简化。

(四)为了加快基地建设，三年以内除了归还贷款之外，两个县所收的税收和利润暂不上交，留给当地。出口砖、瓦、砂、石的外汇收入，也全部留给当地，用于扩大再生产。

(五)到两县游览的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人，可以凭港澳居民证和护照进出，边防检查要从宽，简化海关手续。

（六）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办法和给渔民一部分外汇购买渔需物资的办法。[5]

报告还提出：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如工装配业务。报告指出：1977年，香港从外地进口原料、燃料和半成品约有40多亿美元，经过加工装配然后出口，外销总额达76亿美元，一进一出，增加30多亿美元加工收入，加工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

应当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工资低和设备有余等条件，努力扩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装配业务。技术不行和设备不足的，还可以采取补偿贸易办法，引进技术设备，用产品归还。这样可以不受某些原料、资金和技术的限制，争取时间，很快把生产搞上去，把进出口贸易搞上去，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对外加工装配，多数是轻工业，花钱少，见效快，收益大，抓好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利于以轻养重。

近几年，港澳地区地价飞涨，劳动力紧张，工资逐年提高。不少厂商提出，愿意把产品转移到国内加工装配，由他们提供原料、辅料、元器件和必要的技术设备。在港澳地区，同海外联系很方便，通过港澳也便于接受其他国家的加工订货。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港澳这一有利条件和贸易渠道，大搞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可以大搞进料加工，自己进口原料，以加工成品出口。[6]

经济特区肇始于此。他们既是新政策的探索者，又是新政策的推行者。

采取一些突破性的重大举措

从1978年12月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采取了几项重大的举措，这些举措在现在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当时都成为问题，必须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才能变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涉及到许多规章制度；打破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每走一步都是不容易的。需要魄力、胆量和智慧。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这些重大举措在思想上具有突破性，同时又都是在局部地区和部门试行，在实践上带有探索性质。

虽然出国考察增长了见识，解放了思想，但是还要形成共识，落实到国策制定上。段云率考察组回京后，组织讨论和起草调研报告，然后找来王志强，一起反复修改、讨论、完善，最后定稿，形成计委文件《港澳经济考察报告》，5月31日呈报党中央、国务院。[7]

华国锋对此很重视，立即安排在6月1日、3日，他和国务院领导听取林乎加和段云的汇报。报告内容上面做了介绍。考察组向中央提交的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建议是：“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特区建设由此发轫，功不可灭。另外提出了开展“三来一补”业务（来料加工、来样定货、来件装配，补偿贸易）；扩大驻港澳贸易机构的作用；进行金融改革，银行要扩大存放款业务；在港澳投资兴办工厂；建立远洋船队和集装箱码头；发展旅游。

听了汇报，华国锋第一个发言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总的感觉，这次组织人出去，考察是认真的，考察以后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的是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两个汇报的总的精神我赞成。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李先念说，还有青岛〉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希望大家不要参观，回来热闹一气、汇报一气就过去了，要抓落实，切实见成效。总之，要具体化。委托计委、经委、建委牵头，不要议论议论就过去了，看准了的就要落实。”[8]

邓小平发言：“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9]

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作为参阅文件，印发有关地方和部门。[10]

为了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领导，1979年2月，国务院组建国务院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由谷牧任组长。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感到这样的工作机构不够有力。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由谷牧副总理兼任主任。

说干就干，余秋里雷厉风行，很快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全国，7月2日，他在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的会议讲话，他说：“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要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胆子大一些，思想开阔一些，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理直气壮地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他组织计委研究，对“三来一补”做了明确的规定。7月，国务院发布了《开展对外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根据这个文件，在计委成立了“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 专门负责“三来一补”的工作。沿海各省市自治区随即行动起来。1979年5月，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会议。余秋里在会上讲了为什么要开展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强调开展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把宝安、珠海建成新型城市

华国锋指示，要进一步探讨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随后，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到宝安进行调查。[11]6月，招商局的袁庚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袁庚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同年袁庚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

华国锋赞同对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但是提出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为了促进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习仲勋于7月亲赴宝安、珠海考察。10月，向中央写了广东省委的报告。

习仲勋从实际出发，积极推动广东对外开放

1978年4月，63岁的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韦国清调到总政，实际是习仲勋主持工作。习仲勋临行前，老一代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都曾予接见，对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对国内国际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2]习仲勋感到担子很重。[13]

习仲勋1913年生于陕西省富平县，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为共产党党员，从事农民运动。19岁在甘肃两当县发动兵变，后曾转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他深知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要求下属时常了解民情，倾听群众的呼声。1933年3月起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党中央率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此后在关中、绥德地区先后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45年6月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1947年起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指挥多个战役。同年7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任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多年的斗争经历，他深知只有从实际出发的政策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

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53年9月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秋，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到西北考察，看到敦煌县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一县一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十包全供”。他批评这种当时大行其道的分配制度，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变成全民所有制，更不能从社会主义一下跳到共产主义……”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协助周总理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1962年8月，康生要把习仲勋置于死地。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说，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这样把习仲勋安排在中央党校，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从此习仲勋成为中央党校特殊学员。1965年，习仲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在生产第一线拜工人为师，和工人一起劳动，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他熟知中国基层情况和民间疾苦，看到农民生活困难、不少人吃不饱。工人生活水平也很低。他常常思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1月他被红卫兵带到西安批斗。2月17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写了一封长信：“现在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发展下去，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在文革中挨斗的干部不少，可是敢于写这样信的人，我采访了数百名老干部，这是我看到的头一份。

1968年1月3日，习仲勋被监护在位于北京的交通干校，住在一间七八平米小房子里。他每天两次散步，在这小屋里面转圈子，转圈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再从1万数到1。他说：“我为了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你不要看这七八平方米小房子，是我的天地。”[14]

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都如此乐观、坚守信念。现在到广东任职，他怎能不施展拳脚，为人民、为党、为祖国大干一场呢？！

1978年2月，习仲勋回到北京，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4月初，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6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责任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振奋革命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中央和五千多万广东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15]这体现出他的决心、信心，胆识和务实的精神。

习仲勋考察宝安，决定解禁四条规定

1978年6月，习仲勋因势利导，责成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负责，主持召集省级有关单位研究，加强宝安、珠海两县建设的方案。[16]

7月上旬，习仲勋带着刚随谷牧从国外考察回来的省委书记王全国，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到梅州、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调研。公路坑坑洼洼，颠簸不平。到宝安县城深圳，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习仲勋到达深圳后，让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他直接下去了解情况。他们先到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方苞边走边介绍：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都丢荒了，为什么？第一，“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允许宝安县的劳动力过境耕作，但是现在管得很死，一天才能批几个干部过去，没有劳动力去耕作。第二，以前过境探亲的政策是“三个五”，即每人每年可以过去探亲五次，每次去可以买五斤副食品、总价格不超过五元钱。这本来就限制得很死，但“文革”时批“三洋”（崇洋、靠洋、向洋）就通通禁止，不准过境探亲了；“文革”结束后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了要挑回来，不准就地卖。所以，虽然有很多地在香港，但劳动力不够，做不过来，地就荒废了。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各个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搞乱了边防社会治安，严重破坏了生产。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石块竖在街中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破破烂烂，萧条冷落。习仲勋对方苞说：“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17]

习仲勋前往蛇口的渔业一大队视察。这个大队有五对渔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习仲勋看了很高兴。他还参观了沙头角的塑料花厂、皇岗的假发厂，这是两家来料加工厂，也是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方苞提出几种利用在香港的耕地的方式：第一是过境耕作，第二是可以在那边挖鱼塘或者养鸡，养大后就地在香港卖，不用来回运输那么辛苦。但是出口要配额，还要考虑出口运输的问题。第三是部分荒地可以开发为仓库出租给香港人用，还可以收地租。这样荒地利用起来，有好几种收益的方法。

此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当场决定解禁文革中的四条规定：1、可以过境耕种；2、恢复和香港的小额贸易；3、尽快把经济搞上去；4、减少粮食种植面积。[18] 他认为外逃严重主要是政策的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他说：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他提出，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19]

习仲勋雷厉风行，经过两个工作组的调研，10月以省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规划和设想的报告》。

1978年夏，省委派省外贸局陪同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宝安调查了半个月。秋天，省委决定由省计委牵头，会同省委有关单位组成工作组再次至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内容仍然是如何利用边境优势，建立外贸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规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边境秩序。习仲勋提出了宝安和珠海改革先行一步的设想。

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广东积极开展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产品，金额3350万美元。”[20] 10月，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旅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21]

11月，习仲勋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主持准备了关于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的内容有：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22]

11月9日，习仲勋到京急切要求与华国锋面谈。他们一起研究了如何搞好中国的南大门的问题。关于广东外逃事件，他们认为，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困难造成的，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解决外逃问题。习仲勋希望中央给政策，华国锋同意广东省委在宝安、珠海两县建立外贸基地。[23]

11月16日，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做了长篇发言，他提出：“经济体制，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24]

12月18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会议决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习仲勋举双手赞成。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战略性的转变。一次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的转变。这个转变是转得比较好的。1956年以后，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转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这是第二次转变。现在看来，搞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个转变。我们落后了，吃了苦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实现这个转变。”[25]

1978年12月，中央任命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任第二书记。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关于我驻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他们回到广州马上召开省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把农业搞上去。

让广东先行一步，建立一个新体制

1979年1月30日，国务院批复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兴办工业区。方针是：“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26]1月31日，李先念和谷牧在中南海听取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汇报。李先念当场用红笔画出蛇口以南的半岛50平方公里的面积办工业区，袁庚只要了九平方公里。[27] 随后，香港招商局开始在蛇口开发了一平方公里的荒坡建立工业区，兴办了23家工厂，开通了国际微波和直通香港的货运码头。其后又吸引外资兴办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的工业小城。

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的规划设想，由国家投资1.5亿元。《批复》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28] 中央的这两个文件鼓舞了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大家提出：要根据广东的特点，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29] 2月，吴南生向省委提议在汕头办一个出口加工区。省常委会议一致同意，并认为不单在汕头，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加工区。[30]习仲勋、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叶帅听了十分高兴。[31]

1979年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7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的讨论。王全国发言提出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进一步指出：“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32] 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讨论会上做了系统发言。他说：“有一个重要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都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他还提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有所遵循。”随后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33]

4月17日，在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习仲勋再次要求先走一步，进一步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34]

会议期间，习仲勋见到邓小平，汇报到贸易合作区的问题。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35]

“经济特区”破茧而出

习仲勋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的设想，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谷牧副总理帮助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省政府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上报。1979年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率国务院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做调查。

工作组成员有：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计委段云、外贸部贾石、财政部谢明、建委、物质部等领导同志及随员胡光宝（谷牧的秘书）、王志强等同志。[36]在广东与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曾定石、梁湘等开了座谈会，还约见了港澳工委书记王匡，专门去看望了当时在广东的叶帅。广东省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工作组做了详细的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广东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37] 尔后，谷牧到肇庆、深圳、珠海、佛山、新会调查研究。[38]

回到广州后，5月20日，谷牧等与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等人进一步研究了拟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39]

5月29日，谷牧从广州到福建，飞到厦门，北上福州，沿途看了漳州、泉州等地，与福建省领导同志一道分析当地经济发展条件，研究规划指标和重要措施，讨论如何改进计划体制，增加地方经济活力，以及加强对外贸易工作，增收外汇，增加先进技术的引进等。同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省长马兴元、副省长郭超、毕际昌等同志谈话。

经过反复研究，谷牧与两省省委理出了这样一个思路：广东福建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造，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据此，拟定了几项重要措施，并帮助两省的同志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谷牧说：“进一步放权，以利两省的特殊性，真灵活，真先走。”

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提交《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给予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并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项重大举措的出台，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开放意识，启动了通过政策实行开放的进程。从此“经济特区”一词成为改革开放中最响亮的专用名词。[40]

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不久，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利用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与部分地方财政，参照“蛇口模式”在罗湖区0.8平方公里的区域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设施，提供给外商，利用从中赚到的利润继续进行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这种利用银行贷款“滚雪球”式的发展方式，为珠海、汕头的起步建设提供了经验。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市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企业经营自主权、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产品销售、出入境管理等。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的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加速了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

1979年9月21日，习仲勋说：“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十分不利于搞四化，所以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41]

我们的先辈毕路褴褛，以启山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由大国正在走向强国。现在我们站在山上，俯视着先辈走过的蜿蜒曲折的道路，可以指指点点，评头品足。但是我们再继续向上攀行，那又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你怎么能保证走得比前人更好？！在此引用习仲勋三句名言：“对工作态度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和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

                                       （编辑   季节）

建国初期的引进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现在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础上，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行的。所以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回顾近七十年所走过的路。

毛泽东亲自到苏联谈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不承认、严密封锁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视野宽阔。[1]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苏联首都莫斯科，经过两个月的坚持，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中苏之间新的关系，并且从苏联借回来3亿美元的贷款。这对经历了38年之久的战争，中国大陆全境还未完全解放，满目苍夷，一穷二白的中国的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52年9月，周恩来到苏联谈判，争取苏联援助中国，后确定为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这些项目在“一五”、“二五”时期大部分完成，使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实现了飞跃，为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当时不能走出去，就将外国商人请进来。从1954年起，中国每年都在广州举办春秋两次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美国对中国封锁极为严密，不允许美国公司与中国打交道，许多公司只能派它们在第三国的子公司出席广交会，和美国贸易也只能用第三国货币结算。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但是随着国际大环境的改善，中国开始从日本、法国、英国、古巴等国引进我们需要的技术、设备和专利。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对外经济工作不得不停顿。

四十三亿引进方案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的外交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冲击。后来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恢复了与各国的交往。

1971年8月15日起，毛泽东离京到南方视察。他问列车员，星期天干什么去。列车员说，排队去买“的确凉”。列车员告诉毛泽东“的确凉”如何好。（如不用布票、经久耐用、挺刮、不起皱等）。毛泽东回京后对周恩来、李先念谈了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的确良”？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到国外买生产技术？周恩来说：当然可以。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要李先念、余秋里研究引进技术这件事情，把急需引进的项目搞一个全面规划报给周总理审批。

搞化纤厂，先要搞石油，从石油提炼乙稀、化纤，需要具备提炼的设备和技术。规划先是在大庆、北京、上海各安排一个基地，后来增加了胜利油田。

1971年林彪事件后，恢复了部分工作秩序。11月，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消息传出，大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国际格局的变化，外交工作的突破，提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的契机。

1971年12月16日到1972年2月12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上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经济工作的干扰，摒弃了林彪一伙所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口号。

周恩来决定抓住机遇，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由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写一个报告。1972年1月初，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听取了计委主任余秋里和有关部委的汇报。

华国锋1937年参加革命，1958年起担任湖南省的副省长、省委书记，一直管农业、财贸等。他很清楚：全国棉花每年产量就是4000万担，相当于200万吨。扩大种植面积有限，再增产，中国八亿人中，每人最多增加2尺布，也就是只够做一条裤衩。[2]国外的经验就是发展化学纤维，当时发达国家化学纤维在纺织原料中占40%，而我们只占5.5%。相差太远。

成功领导大庆油田的余秋里知道引进设备、技术的重要性，大庆炼油厂的设备就是从日本引进的。他顶着四人帮的压力，领导计委及有关单位领导讨论决定先引进4亿美元设备。1975年四届人大余秋里被任命为计委主任。1972年1月16日，他起草《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上报至周总理。[3] 1月22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2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并报毛泽东批准。[4]引进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2月7日，这项工作正式组织实施。[5]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设备引进中重大的突破。5月，李先念批准了计委出国考察报告，国务院兵分两路，一路由轻工部、燃化部组织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了2个月。一路由轻工部焦善民带队，和国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电部等到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实地考察厂址。决定在四川长寿、上海金山卫、辽宁辽阳、天津北大港建设四个厂。

同时，李先念委派正在干校劳动的柴树藩回京主持对外谈判。9月2日，周总理将柴树藩上报的《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报告》批给李先念，并批复提前从日本进口设备，由此，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正式被批准。1972年9月20日，国务院批准计委成立进口设备领导小组。[6]引进工作进展顺利，冶金、燃化、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闻风而动，纷纷写报告要求引进先进技术，出国考察，了解国际这些年的发展情况，货比三家，引进技术、设备。[7]

1972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即将赴美访问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全体成员，强调：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医学代表团回来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结果他们不敢讲了。周恩来在听取计委汇报的会议上，痛心地说：“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自己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去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8]

身经百战的余秋里是一个敢负责、敢担当的领导。他对引进很积极，让计委汇总石油、煤炭、化工、机械、军工、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的报告，又准备了大小两个方案，11月7日，计委将小方案《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报周恩来。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11月30日，周恩来看这个报告，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些，指示将关于进口33亿美元的大方案一起送他阅。

周恩来为什么要看大方案？在一个以农民为主、文盲众多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决非一蹴而就，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文革前台湾与大陆发展水平基本相当，1968年以后发展很快，台湾与日本、香港、新加坡成为发展迅猛的四小龙，为世界关注。美国人也在研究台湾起飞的原因，1972年6月16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夫人时了解到，“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还在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9] 周恩来说：“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10]赶不上就要急起直追。心中有数，决心就大，所以他要看大方案。

1973年1月5日，余秋里签发了计委《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简称：“四十三亿方案”。后来追加8.8亿美元，整个方案共计51.8亿美元。[11]

资金从何而来？建国初期，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我国和美国贸易都是用第三国货币结算。这个局面一直到1973年6月，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載维.洛克菲洛到中国才打破，他和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达成谅解：中国银行可用大通银行直接办理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有了开端。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我们派一些人去你们大通银行那里考察市场和学习接触，你们派一些人来，接触一个时期，作为临时办法。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我们所有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的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12]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产品过剩，他们的产品、设备、技术急于找出路，找市场，很愿意卖给中国。可以赊账购买，等建成后用产品还本息。或者延期付款。后来发现，对方也是从银行贷款。我们就改为直接从银行贷款，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利息。[13]资金方面的工作多由熟悉西方规则和中国财贸工作的段云负责，具体由中国银行办理。[14]1974年6月，邓小平复出，周总理病重，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工作，他说，四十三亿引进“这是一个大政策”[15]。作为一件大事，他抓得很紧。

当事情成功了，人们认为这是必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当时做这些事的人们顶着多大有压力，费了多少心思，过程中有多少周折，这是后人难以体会和想象的。为了写此文章，我重读《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文中断言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是什么？文中说：“南斯拉夫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大量存在着，而且迅速发展。”“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府扶植私人资本。”“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力。”宪法规定“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佣劳动力。”“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制度，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南斯拉夫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经济组织”。“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根据是：工人自治“将企业交给‘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三评”强调：“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将买西方的产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利用西方资本说是“帝国主义投资的场所”；将出口说成是“帝国主义原料基地”；将来料加工说成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装配车间”。因而断言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别动队。[16]文章是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

重读“三评”后，深深感到1972年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国务院、计委及各部委的同志敢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外资、设备，这是多么不容易，需要多大的魄力、胆识，才敢坚持，才能一抓到底，完满完成。

引进工作不但打破了文革以来保守、封闭的极左思潮，也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的思想观念，更重要是：重新开始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冲破了社会主义不能用西方国家贷款的禁区，为此后我国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进行了有益尝试。

但是好景不长，1975年11月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江青竟然要把正在建设的大庆化肥厂拆掉。1976年5月31日，谷牧去政治局汇报工作，江青一见谷牧，厉声质问：“为什么把一套进口的化肥设备放在大庆，你给我拆掉！”谷牧冷冷的说；“这不是我的决定，要拆的话得请政治局决定。”这时华国锋走进会场，问清原因后，严肃地说：“这是毛主席批准的。”江青说不出话来，张春桥不甘心，说：“我就反对你们这个办法，动不动拿毛主席来压我们。”[17]

四十三亿引进的成效

克服“四人帮”制造的重重阻力，到1977年底，26个项目已有20个建成投产，到1979年，1977年前签约的项目基本建成。完成实际签约成交39亿多美元，比预定43亿少花了3亿多美元。这些项目有：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设在大庆、北京、上海、胜利油田）、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

这是建国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引进，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很准，产生了较好的效益。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是1979到1984年农业连续5年增产的因素之一，以全世界10%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1%的人口的吃饭问题。1981年南京的烷基苯厂建成投产，洗衣粉可以敞开供应，结束了20多年买肥皂要票的历史。解决了穿的问题，可以敞开供应纺织品，取消了实行几十年的布票。1982年26个项目全部建成，使我们的工业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大大提高技术、质量、效率，物品逐渐丰富。

在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把持着宣传口，在报纸上常常发表批判“崇洋媚外”的文章，从不宣传“四十三亿”方案的进展情况。直至2000年前后，逐渐公开发表一些亲历和参与者的回忆文章，这些情况才逐渐为社会了解。四十三亿的资金，期中大部分是引进和利用外资解决的。

通过考察了解外面的世界

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把改革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之前，中央领导经历了一个考察、讨论、酝酿的过程。

谷牧率中国代表团考察西欧

1978年，经济工作提上了重要的日程。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让谷牧率团去西欧考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派出的第一个高级别的政府经济考察团。成员中有6位副部（省）长以上的领导，他们是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还有6位司局级干部。出发前邓小平同志专门找谷牧谈话，主旨是要代表团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

肩负着重托，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重点考察了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以及这些国家五六十年代发展较快的原因，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等。谷牧深感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并认为追赶西方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他归纳了三方面的突出印象：第一，二战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有相当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工资和生活福利有明显改观，这些国家在经济运作，政府调控和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第二，西欧一些国家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与中国做生意。第三，国际上有很多通行的经济合作方式，都属于“今天先拿货，明天再给钱”之类，借鉴这些方法不但可以缓解我国外汇支付方面的困难，还可以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等等。

1978年6月22日，谷牧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正式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客观反映了一批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专家型领导，对欧洲发达国家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观感。报告中的许多建议后来被吸纳、完善，并逐渐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法律。1978年6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听取了谷牧的详细汇报，会议从下午3点半开到晚上11点，历时近8个小时。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领导都做了讲话或插言。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指出：“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它和1978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12月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来组织实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经过了一段充分的酝酿讨论过程。1978年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各部委领导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在会议报告中敞开思想谈了自己的意见：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谷牧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贻误时机。这次会议是在全民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声浪中进行的，各部部长都发了言，发展速度成为大家反复讨论的重点。一系列重要思路被打开，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特别是对如何加强引进技术、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外资等，讨论得很热烈，提出很多建议，这些成果很快就被凝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会后不久，邓小平给了谷牧以支持。他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在此次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1978年底，中国向世界宣布实行改革开放。人们眼界大开，看到差距。十年文革，使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开放是先导，看到差距才知道改革的路径。所以先有开放，后有改革。人们认识到，中国再也不能封闭下去，否则真要被开除出地球。引进，不仅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更主要是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更主要促进人们思想和观念的转变。

解放思想，加快建设速度

1977年7月16日，十届三中全会开幕，第二天，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今后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除抓紧完成四十三亿引进项目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共需65亿美元。[18]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华国锋说：决心下定了，要干，出点毛病难免，但要出得少点，搞得好点，精心筹划，现在原则批准，要抓紧科学技术。1977年10月9日 ，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指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这件事情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大前进一步。1977年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国务院会议，他在会上说：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挤出石油出口，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华国锋几次同余秋里谈话商讨此事。华国锋身体力行，在视察中、在题词中，反复强调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他就经济建设问题频频接见外宾。1977年4月2日下午，他会见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和以他为团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全体团员，华国锋接见日本客人与宝钢建设有关。宝钢是建国以来引进的最大一个项目，他很重视。

在上海建设现代化宝钢

1975年1月，谷牧任副总理，他上任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邓小平搞整顿，将文革中停滞的经济和生产抓上去。钢铁工业是重点整顿的行业之一，为此国务院成立了整顿钢铁领导小组。整顿一抓，当即见效。欠产严重的鞍钢、武钢、包钢、太钢的生产就达到了计划水平。据谷牧回忆，毛主席从加速经济建设和增强国家实力考虑，很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提出“工业以钢为纲，”毛主席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就提出要用15年赶超英国，使中国钢产量达到4000万吨。

为了使钢铁生产解决铁矿资源，谷牧组织了地质队伍在全国进一步查找富铁矿资源，可惜储量不足以大规模开采利用。鉴于此，谷牧和一些专家提出设想：在沿海建设港口，同时在附近建设“吃”进口富铁矿的大钢厂。后来宝钢的兴建，由此肇始。[19]由于四人帮再次打倒邓小平，谷牧也被批判，此事搁置。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派到上海接管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林乎加负责经济工作，发现上海每年缺铁300万旽。上海炼钢和铸造用的生铁主要靠武（汉）钢、本（溪）钢、马（鞍山）钢等钢铁企业经冶金部调拨。不仅影响了这些钢铁企业自身发展，使这些企业的炼钢、轧机系统长期吃不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也增加了铁路部门的负担，增加了成本。1977年元旦，他与冶金部部长唐克通电话，希望在上海新建高炉。唐克认为鞍钢已经落后，要搞就搞像日本那样的。1977年春节期间，苏振华去看望了上海几家钢铁厂在坚持生产的干部和职工，他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商量，提出新建两座容积为2500立方米的高炉。年后，冶金部派人到上海考察，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1977年6月，冶金部决定在上海建设两座各2500立方米的高炉，以彻底解决上海生铁供应问题。[20]9月16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日本考察，发现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冶金和日本差距拉大了，至少差20年，受到极大震撼。10月22日，叶志强等人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考察情况，并放映了新日铁赠送的一部电影短片。[21]华国锋指示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冶金技术水平，促进全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发展。

11月9日，冶金部向政治局汇报钢铁工业长远规划：今后3年在上海抢建一个现代化的、年产500万吨生铁的大型炼钢基地，全套设备从国外引进。[22]不仅进设备，买新日铁的技术，同时要照新日铁君津厂的样子，在中国也造一个。[23]12月14日，冶金部关于《拟和日本技术组商新建钢铁厂主要问题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24]12月，确定在上海建设宝钢。

1978年1月，华国锋决定宝钢工程建设的领导体制以上海为主，冶金部参加。1978年1月10日，苏振华等人考察了长江口航道和宁波北仑港。北仑港原有海军的港口及进出的航道，决定将海军的码头让出一部分。[25]这就为宝钢确定港口打下基础。

1月25日，上海市委常委、计委主任陈锦华为团长到日本考察。[26]回来后，陈锦华向林乎加汇报，建议林乎加去日本考察。1978年2月1日，成立中共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指挥部。3月11日，国务院批复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三委一市一部”给中央写的《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厂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钢铁厂。建设规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每年所需的1000万吨铁矿石从国外进口，经浙江北仑港转驳运往上海。整个工程投资为214亿元。[27]为了落实宝钢一事，特派林乎加率团访问日本。

1978年12月23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公报的这一天，宝钢工程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后决策的中国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在上海吴淞口举行动工典礼，彭冲主持宝钢打第一根桩的开工仪式，谷牧副总理从北京来剪彩。

    中国经济代表团考察日本和港澳

1978年3月起，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四个考察团到海外考察。按时间顺序，第一个出去的是3月9日到4月10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访问，重点是南斯拉夫。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第二个是3月28日到4月22日，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房维中（计委副主任）、高修（商业部副部长）、卜明（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副团长，段云为顾问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第三个是4月9日到5月6日，段云为组长、房维中为副组长的计委、外贸部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第四个是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五国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考察。这四个代表团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制定起到了侦察兵和决策参谋的作用。

    华国锋为什么派林乎加和段云率中国代表团访日？林乎加1937年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从1955年起任浙江省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负责全省的农业工作，到1965年，省内的粮食供应取消了粮票。1965年，组建国家小计委，毛主席亲自点名，让他到小计委当副主任，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1967年浙江造反派来北京揪斗林乎加，在省里斗了，在专区斗，在专区斗了，在县里斗，在浙江的各个县都斗了一遍。1972年春节，林乎加终于解除关押，回到北京参加接待尼克松的工作，陪尼克松到浙江。[28]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成为被四人帮批判的“三大毒草”之一，林乎加和段云等领导天天与造反派周旋，斗智、斗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工作组接管四人帮盘据十年之久的上海，余秋里推荐了林乎加去工作组。[29]197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领导班子时，林乎加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付主任，分管计划，工交，郊区，财贸，科技。

段云193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即加入共产党，投入抗日战争，是党内熟悉日本情况的专家。1954年曾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71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从五十年代起他参与起草国务院、计委诸多文件，熟知中央政策。大家称他为“夫子”“秀才”。在“四人帮”肆虐的时期，段云敢于讲真话，敢于纠左。

这次考察就是要搞清日本、港澳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做准备。

段云一直负责外贸，知道十年前我国出口远远高于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文革十年，我们大大落后了。1977年我们出口是是75亿美元，而韩国是100亿，新加坡是80亿，台湾是93亿，香港是95亿。[30]令人心焦。

因中日邦交没有正常化，林乎加、段云率的中国经济代表团是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有关经济贸易团体邀请的。经过财贸总会联系上日本铁钢联合会会长稻山嘉宽，他详细地向林乎加、段云等介绍了新日铁的基本情况及日本钢铁发展经验。他说：你们应该搞最现代化的钢铁厂，中国完全可以参照我们的发展模式，我们都能解决，你们更能解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计，照我们的样子做就行。林乎加问：我们拿什么来建钢铁厂？稻山嘉宽说，你们可以贷款，美国就可以贷款。矿石都是精矿，可以买的地方很多。

代表团看了新日铁及下面的三个分厂，并到东京、大坂、横滨、神户等地，看了化纤、造船、交通、银行贷款。[31]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度增长，成为一个经济大国。197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183万亿日元，约合6800亿美元，钢产量10200万吨，发电量5000多亿度，汽车产量850万辆，造船1000多万吨，乙烯产,400万吨，电视机产量1500万部。对外贸易.1500亿美元，顺差近100亿美元。1978年3月底外汇储备近300亿美元 市场商品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较高。据统计，日本总的劳动生产率，自1960年至1976年提高3倍，而西德为1.4倍，美国仅0.5倍。主要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劳动生产率高战前日本货质量不好，称为“东洋货”。战后他们派出大量人员出国考察，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就是必须下大力量改进产品质量，靠生产大路货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在提高质量上，日本政府和企业花了很大功夫，制订了质量管理立法和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

为什么日本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 林乎加、段云等同志研究后，认为关键是三条:

第一，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里。据日本官方统计，自1950年至1975年，共引进外国技术(主要是技术专利，不包括成套设备)26000项，约58亿美元，其中五十年代引进2900项，六十年代12000项，七十年代前5年超过一万项。他们的原则是，谁先进就引进谁的，兼采世界各国之长，他们引进技术后，迅速加以吸收、消化、革新、创造，广泛适用，并逐步出口。目前日本进口技术的金额仍然超过出口技术的金额。引进的方式，初期以进口设备为主，六十年代转为购买专利和设计图纸为主。近年来，日本企业竭力购取实验室技术，抢先投产，以占领市场，并向国外有关企业开展技术和情报的对等交换。由于引进新技术，节省了大量的摸索时间和研究经费，使许多产品由落后状态一跃而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一般比重很小，70%至8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银行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 (1) 国内存款。 (2) 海外借款和发行债券。 (3)吸收外币存款。有的资本家为了发展生产，不惜出较高的利息从国外借款。银行有了大量资金，并善于加速流转，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加速地增强了企业偿付银行贷款的能力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原动力在于重视教育，大力培养技术人才。日本有大专院校千余所，工厂非常重视工人的技术培训，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产品设计和研究机构，人员一般占全厂职工的15%至20%，从事新技术的开发、新产品的试制和实验研究工作。资本家非常重视这种机构，不惜付出大量经费，从中取得新的技术成果。[32]

林乎加、段云认为，这三条经验，我们也可以运用。要加快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的创造力，同时学习世界一切民族的长处，并且实行列宁所说的“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引进技术上也可以采取“拿来主义”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以七十年代的水平作为我们的起点。日本可以充分地适用国外资金，我们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以补充国内资金的不足。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一定的时同。但是，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并采取有力的措施，相信也难不倒我们。[33]

在日本，许多厂家向代表团推荐进口装配线的做法，即不是进口全套生产设备，而只进口装配线，由日方供应部件和零件，并负责技术指导，由我装配，保证装配出的产品质量同日本的质量相同。其成品可以由中国自己使用或出口，也可以用日本的商标，由日本工厂包销一部分，作为偿付进口装配线的费用。随着中国部件和零件制造能力的提高，日方逐步减少部件和零件的供应，以至最后全部由中国自己供应。进口装配的好处主要是:开始可以用少量外汇，迅速形成装配能力，用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品，从中获得加工费。更重要的是，随着装配线的引进，可以迅速掌握技术，从而带动我们自己技术水平的提高，逐步提升零部件的制造能力。

林乎加、段云等认为，这种做法可以试办。扩大新技术的进口，必须相应地扩大出口，增强我们的国际支付能力。林乎加、段云着重同日方和日本朋友交谈了如何扩大我国出口的问题。日方认为，这方面潜力很大，大有可为。如，日本和美国1976年进口服装约44亿美元，其中从亚洲进口23亿美元，主要是从香港、韩国、台湾等地进口，它们能做的成品，中国完全可以做。中国应当争取在二、三年内把这笔生意扩大到5到10亿美元 日本今后每年进口鱼类将达到100万到200万吨。中国可以买进渔船，用出口鱼的方式偿还船款。他们说“外汇在水上漂，你们就是不去捞”。[34]

从日本回来后，他们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一些同志研究了怎样利用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当前设备、技术、资金过剩的状况，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形成报告后，向中央建议：

1.不能什么都要进口，分散力量，应当集中地解决燃料、钢铁、有色和化工，打好四个现代化的基础。

新增加项目的设备，分别从日本、西德、英、法、美国或其他技术先进的国家引进。设备、钢材国内供应不了的再从国外买，其他土建材料自国内供应。设备费和建设所用的资金，尽量采取在这些项目投产后用产品偿还的办法，有的采取延期付款的办法。

引进这些项目，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一，我们的条件，基本上是出了产品还钱。有了产品，不怕还不上钱。在引进这些设备所增产的产品中，要把还钱的部分单独列出，保证有偿还能力。二，现在每年进口的钢材、有色金属和化工原料约花掉四、五十亿美元。国内生产搞上去了，可以少进或不进，这笔钱省下来也可还设备欠款。三，1980年以后，每年出口商品将达到100亿美元以上，出现特殊情况，可以减少进口偿还欠款。

引进成套设备，一定要严加控制，认真搞好综合平衡，由国内供应的部分要跟上去。凡是能引进专利自己制造设备的，要尽量由国内制造供应，不能什么都要进口。

2. 在三、五年内，引进几千项或上万项国外专利，改造机械工业，把各行业生产技术提到一个新的水平。

当前我们每个行业和企业，特别是机械制造工业，生产技术相当落后，面临一个采用新技术的问题。应当由有关部门统一组织，首先开出一个在进1千项到2千项专利的产品名单，经过综合研究，有组织地派人出国考察，或请国外技术小组到我们这里来考察，抓紧时机，把必需的国外专利，包括技术、设计图纸买进来。8年内，争取引进1万项，花几十亿美元，把机械工业的生产技术和其他工业技术来一个大改造、大提高。这样，1985年以后，就有把握做到设备的供应立足于国内。现在不抓紧，1985年以后还要大量进口设备，那就不好了。

引进专利和设备，使用、研究、消化的工作必须跟上，每个企业，都应当有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小组或实验中心，专门进行这项工作。在这方面，要制定一个检查考核制度。

3. 进口一批装配线，用外国的零部件装配成品，用于国内需要或出口。

4、扩大同国外的技术交流。

日本为了扩大产品和技术出口，愿意向中国派遣技术、设计小组，接受中国的实习生和留学生，并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到中国工作一段时间 我们要掌握现代技术，除了积极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以外，应当利用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积极性，有计划地大力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聘请外国专家来我国共同研究如改进生产技术的问题。

5. 扩大出口，多搞外汇

在出口方面，除了前面所说引进装配线，既可以增加国内供应，又可以增加出口产品以外，有几件事情可以大干:

一是来料加工。即由自外提供原料、辅料、技术指导，甚至提供少量必需的设备，由我们按来样加工，按时交货，收取外汇加工费。这种做法的好处:一可以利用外国原料，二可以带进新技术，三可以增加就业，四可以增加外汇技入，五有利于把国内市场搞活。建议在上海、广州、北京和天津先搞起来。

二是搞农产品出口基地。主要供应香港、澳门和日本。

三是充分利用香港、澳门，做好外贸工作。

日方提出，要扩大从中国的进口，必须大力改进产品的质量，按照合同的要求，提供花色品种，并确保按期交货 他们认为，从中国进口的许多商品质量次，品种单调，装潢差，不适合日本市场的需求，特别是不按合商规定期限交货，是日本商人最头痛的问题。这次我们在日本看到，我国的商品能够摆进日本大百货公司的很少，许多商品由于质量、式样不好，或者不合时令，放在小摊上削价处理。我们认为，改进这些问题，必须实行几个转变:

(1 )从以产定销转到以销定产。

(2) 从以量胜质转到以质胜量。

(3) 担负出口任务的企业，从生产的数量作为考核标准转到以换汇率作为考核标准。

(4) 从关门做生意转到开门做生意。

最后的建议涉及到体制问题：

要把技术引进和对外贸易搞大搞活，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必须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1.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定了的事情要有人办

2. 改进外贸体制，改进计划工作

3. 简化程序，简化手续。[35]

林乎加说，看了日本，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加强了，日本15年时间进展很快，我们25年时间应当能搞上去。

考察港澳经济发展

4月10日，段云提前从日本回到香港，率领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连续进行了实地调查28天。华国锋说：要利用港澳，并指出外贸工作要越做越好，思想要解放，胆子大一些，决心大一点，路子宽一点。[36]

当时，香港被称为远东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澳门被称为旅游中心。这两个地方，一没有什么耕地，工没有原料资源，过去经济上长期依赖转口贸易。六十年代以来，大搞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先搞轻、纺织、服装，接着发展手表、电器、电子产品。1977年，香港工厂达37000多家，工人75万人，工业品出口总值76亿美元。香港出口总额中，转口占20%，本地产品占80%。[37]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是很突出的。

段云率考察组到我们办的天厨味精厂、南洋兄弟烟草厂，这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厂，直到现在还是老设备、老工艺，还有不少手工操作。两个厂的厂区都很宽敞，很有发展余地。而港澳当地一些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是不久从国内出去的大学生、中专生、工人或店员，他们向银行借点款，有的就是向中国银行借款，从小作坊开始，滚两三年，添置设备，修建厂房，就成了相当规模的厂子，产值增长了十几倍，而我们基本上还是那两个厂。

商店里摆着的国产的照相机、手表、收音机等不论样式和质量，与香港当地和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鲜活市场的早市，与其他国家相比，数量不足。1977年香港对外资易总额达到196亿美元 ，比我同期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48亿美元还多。其中，进口102亿美元，进口最多的是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其次是轻纺产品，第三是食品。出口94亿美元。有些出口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澳门发展比香港慢，但是十多年加工工业和对外贸易也是发展的，1977年达到43000万美元。旅游业发达，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年接待游客257万人次，旅游收入14000万美元。[38]

段云同我驻港机构华润、南光公司、招商局、中国旅行社、少数爱国厂商座谈。1966年我供应商品占港澳总进口的20.4%，1977年下降到16.6%，由第一位，变成第二位。[39]

我们在港澳14家银行,100多个分支单位,多年来,主要的活动是吸收储蓄存款,提供国内使用,放款很少,活动面不广,存款额也增长不快。在资本主义市场,一般说,金融资本有很大的神通。他们用集中起来的资金,支持各行各业开展业务活动;同时也直接投资经营仓库、房地产等事业,赚取大利润。我们在港澳的银行,也应该打破原来经营范围的限制,扩大业务活动,不能完全按照国内的一套办法行事。今后，除了扩大港币和人民币存款以外，还可以吸收美元存款，积极开展同业存款；可以放手支持我在港澳所办的各项事业。

现在我国除港澳以外，只是在伦敦有一个中国银行分行（新加坡有一个分行，没法开展业务）。大量进出口贸易，包括我成套设备进口，收支结算大部分委托外国银行代理，经济上要受到一定的损失。同时，国外没有机构，也不容易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我南洋银行,是单独在香港注册的银行。建议银行也利用港澳这个基地，向省外派出分支机构。是否可以利用南洋银行的名义,到外国设立分支机构,先从同我贸易往来较多的国家作起,逐步把我在国外的金融网建立起来。[40]

段云经过与香港华润、澳门南光座谈，看到我们的对外贸易机构，基本上还一直保持开国初期的那种作法，主要是坐在家里等客上门，有什么卖什么。常驻外面的贸易机构，只有香港的华润公司和澳门的南光公司。这两个公司，主要是在港澳地区推销我国出口商品，或临时就地购买少数进口物资。要研究尽快发展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港澳是两个“自由港”利用它们把生意做活，大有文章可做。这两个公司驻在港澳这样的地方，可以把华润、南光两个公司办成像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那样的大型贸易公司，又卖又买、工贸结合、立足港澳、面向海外的综合性机构。华润、南光不仅经营出口，也要搞进口业务。这两个公司常驻港澳，完全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动，掌握时机，争取有利价格，为国家省外汇，直接向厂商采购机械设备，还可以省一部分佣金。他们不仅搞贸易，也要通过购销业务组织生产。

现在我国出口商品，基本是以产定销，产销脱节，往往货不对路。有些商品，国际市场上需要，有时缺乏原材料，不能生产。改变这种状况，贸易机构在这方面是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的。他们可以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原材料、设备，组织定货；可以介绍国外厂商，同国内企业，订立加工装配合同，可以提供国外样品，组织技术交流，帮助企业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也可以在港澳当地，通过购销业务组织生产。做到工贸结合，以销定产。不仅在港澳活动，还要派出分支机构，到其他国家开展业务。

华润、南光两个公司，是以私商身份在港澳注册立案的企业。用他们的名义，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不发生同我国对等的问题。我们每年进口大量物资和设备，都是通过国外的贸易商进行的，他们从中收取很大一笔佣金。比如，我国每年从日本进口20多亿美元，在日本有了贸易机构，就可以减少一部分佣金。如果在欧美，我贸易机构可以直接向生产厂订货，佣金可以全部省掉。在国外设有贸易机构，也可以直接推销商品，可以及时掌握外面的经济信息，对发展贸易大有好处。我们应当走出去，开门做生意。首先利用华润、南光这两个牌子，派人出去。

段云和刚到招商局的交通部外事局局长袁庚深谈，袁庚1939年入党，一直在东江纵队。建国后曾任中国驻印尼总领事馆领事，对国外的情况比较了解。文革中受迫害，曾被关进秦城监狱6年。1975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大陆的招商局则仍然在香港设立营运总部，成为拥有金融、营建、运输、造船、码头等极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袁庚汇报，招商局的香港扩大经营无需得到香港当局的批准，提出打算利用当地银行外汇贷款,抓住船价大跌的有利时机,增添一批新船和半新船,建成一支比较有竞争能力的船队,开辟班轮航线,开展对外揽载业务。有些挂五星红旗船只不能航行的地区,可由这支船队承担运输任务;也可以逐步把外贸部门现在租用的外轮代替下来。他们还打算利用当地港湾,增建一个浮船坞,发展多船业务,增加外汇收入。他的建议得到段云的认可。段云说：“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在香港搞个集装箱码头,改装我出口货物,航运方面,要发展我在港澳的远洋船队,补充国内航运事业的不足。”[41]

    在与中国旅行社座谈中，发现中国旅行社没有相应的设施。连经港澳入境的游客,也都介绍到当地旅馆去住宿。鉴于港澳是旅游中心,旅游事业发展很快,赚钱很多。建议：,要配合国内旅游事业的开展,在港澳修建旅馆。在香港和澳门,分别建一个大型旅馆,接待途经港澳来我国的游客,代办入境手续和有关事宜,并在当地开展旅游业务。[42]

港澳两地市场的繁荣程度让考察团受到了震撼，也为大陆错失发展良机而深感痛心。要尽快夺回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我们必须下决心狠抓出口商品生产，增大出口货源，千方百计挤出一些商品，保证港澳市场的需要;必须切实保证商品质量，按照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质量不好的宁可不出口;必须努力改变商品构成，增加工矿产品和日用消费品出口;必须重合同。[43]段云知道，计委和有关部门，根据《今后8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先后同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省市研究了增加出口商品生产的具体规划，初步确定了一些项目,将进一步研究安排，搞生产基地，搞专厂、专车间，狠抓落实。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力争到1980年或者再多一点时间，把我们供港澳的商品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充分发展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44]

段云认为，通过这次考察,深深体会到,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意义十分深远。这些年,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是不够的,许多应该办而又能够办的事情，我们没有办,不少很容易发展的事业,我们裹足不前。我们要充分利用港澳这种特殊地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编辑  季节）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具有系统性、完整性、传承性。这在世界各国的法治史和法律制度史上都是很少见的。中国的监察制度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上，带有很强的国情特色，也可以说是世界政治史、文化史中一门具有特殊性的学问。

监察的对象是官，谈起监察就要谈官的起源。中国古代的官产生在战国时期，当时各诸侯国在争霸过程中，都感觉到人才的重要，所以都是从平民中考察选拔有才能之士做官，官僚制度就这样产生，并逐渐取代原有的世卿制度，也就是贵族世代做官的制度。用官僚制度取代世卿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官僚制度产生后，国君要用官，信任官，当然也要考察官，这样查官之官，也就是御史，就产生了。

秦代监察律法史料

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御史的资料。《史记》里的列传中，有一部《滑稽列传》（“滑”字念“古”），其中记载齐威王和他的一个近臣淳于髡的对话。齐威王问他，你能喝多少酒？回答说能喝一斗酒，也能喝一石酒。齐威王说你是在开玩笑吗？淳于髡说，我在春和景明的日子和朋友相聚，大家兴高采烈，喝一石酒也不觉得醉，可是大王赐酒在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臣服服帖帖，不胜一斗。这个故事说明，有御史在后，官吏也感觉到震慑。

1975年，我们在湖北云梦县发现一批秦代竹简，其中有很多法律方面的文本，这是很珍贵的史料记录。其中有两条很有意思，一条叫《尉杂》，也就是杂律。里面有一段话：“岁讎辟律于御史”，意思是每到年终的时候，就要核对（“讎”）辟律，也就是刑律。中央的最高执法官廷尉，要到御史那里去了解，这一年颁布了哪些新的法律，哪些不适用，要进行核对。这说明御史是掌管国家律令的。

还有一段记载，是秦律里的《传食律》，其中有不少具体规定。比方说御史派属下巡视地方时，所到之处的驿站具体规定了伙食标准，哪些人给半斗粮食，哪些人给葱，给酒，给多少酱，等等。

这两段是很可靠的历史记载，一个说明御史掌管国家的律令，国家最高的司法官要到他那里去核对；一个规定御史的属官出巡时地方接待的具体标准。这说明在战国时已经有了查官之官的御史，而且御史还有相应的职能。这可以说是御史制度的最初的形态。

两汉时期的御史制度

两汉时期，中国的御史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代御史在中央分为三个系统：一个是由御史台所属的监察系统，长官叫御史中丞；另一个是丞相掌握的行政监察系统，长官就是丞相，其手下具体负责的行政监察叫丞相使；第三个是掌管京城和周围六郡的监察官，长官叫司隶校尉，曹操做丞相之前就担任过司隶校尉。这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长官，互不统属。御史系统的长官本来是御史大夫，但御史大夫在汉代的时候担任副丞相，所以主管监察的就是御史中丞。这三个监察系统的长官，在朝会的时候各有专门的座位，当时史书上说这是“三独座”，这是表示他们地位的重要。

汉代从汉武帝时期起，由董仲舒倡议，独尊儒术。但是这个时期的儒学和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相互交融，成为一个新的儒学。这个时候，汉代的皇帝就利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这些学说来为监察制度的必要性进行辩护。每当天相出现异常，比如说出现日食了，那么皇帝就借这个机会下诏，说这一定是百官没有尽到责任，司法有不公平的地方，就要监察御史加紧进行监察。利用天相来论证监察的必要性，这是汉代的监察思想的特点。东汉尤其厉害，这里有很多例子说到了。

汉代监察制度的另一个发展，就是在地方上设定了十三部监察区，每一部都又专设一个监察官，叫侍御史。为了给十三部的侍御史的工作提供法律依据，汉代最早的一部地方监察法规就叫《六条问事》，又叫《侍察六条》、《侍史六条》。这六条反映了汉代的时代特点，因为汉朝建立以后，刘邦分封他的子弟做王国的王和侯国的侯，所以地方上王侯势力很强大，豪强势力也很强大。那个时期曾经发生过“七王之乱”。“七王之乱”平定以后，汉武帝继位时感觉到要加强中央集权，彻底改变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怎么办？就要加强地方的监察，于是他亲自参与制订了这《六条问事》。

这六条里的第一条，是针对地方豪强势力的。豪强势力不法要归《六条问事》来处理，以下五条全是针对郡的地方长官，就是“二千石郡的太守”。《六条问事》是目前看到最早的中国通行于地方的有条理性的法律，对后世很有影响。

唐代一台三院制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唐朝是中国的盛世。当时国家制度、文化、法治都处于兴盛时代。那么唐代的监察法和监察系统，总结了汉的教训，有很大的改动。改动之一，就是唐代的统治者深深感觉到汉代的相权和皇权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相权也有很大的势力，常常和皇权冲突。举例来说，汉武帝在位54年，任用了13位丞相，这13位丞相里只有4位得善终，其余的不是被赐死就是被处刑，或者谥令自尽。唐朝的统治者采取的办法是，在它的中枢体制实行三省制度，把丞相的一个职权分为三个权力。三省之一是中书省，是发政令的；其次门下省，是管复核的；再其次是尚书省，是管执行的。三省长官统一称丞相，但权力一分为三，避免干扰、侵夺皇权。同时在中枢门下建立一个政事堂，是宰相联合办公的地方。皇帝有时候还派一些大臣到政事堂参加政务的讨论和执行一些工作。凡是参加政事堂议事的官都有丞相的称号，都可以行使宰相的一些职权。所以唐代实行的中枢政治制度是群相制度，这是吸取了汉代的教训。

这样一个中枢政治制度，也决定了监察制度要作重大改变。唐朝的监察制度是一台三院制。一台是御史台，三院就是台院、殿院、察院，也把统一的监察权分为三。三院中，台院是管宫廷的司法监察任务，台院有侍御史。殿院是管维持朝廷礼仪的。重要的是察院，察院设监察御史，负责监察地方上的官吏。监察御史的人数根据当时的监察区而定。唐代的监察区叫做“道”，最初是十道，后来增加到十五道。这样就有十五位监察御史，按照各自分配的道来进行监察工作。监察御史是位卑权重，它的品级只有七品或八品官，但是权力很重，因为他是皇帝的耳目之士。

唐朝的皇帝非常重视御史监察的作用。唐朝初期的唐睿宗讲了一段话：“赞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皆是由此。”“政之理乱”，国家政事能否得到治理，就在御史能不能尽到责任。

后面的唐玄宗也讲了一句话：“御史执宪，纲纪是司。”御史是干什么的？是执掌国家大法的。国家的纲纪就靠着御史来维持。所以唐朝的统治者对待御史，对监察官、对监察制度的设计，都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

唐代有个著名的监察御史，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大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做监察御史时，有一年五原地区大旱不雨，皇帝派颜真卿到那里去监察，颜真卿到了以后，把那里多年的积案一下子就解决了，于是天降大雨，当地老百姓都称之为“御史雨”。

唐代皇帝经常派遣监察御史出巡地方，每次派史的时候，皇帝都要下诏或者下令，布置机宜，下去重点要查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是查地方风俗，处置贪官那是理中之事了。

唐代也发布过一个重要法，叫《监察六法》。《监察六法》和汉代的《六条问事》不一样，《六条问事》重点打击地方豪强和监察地方长官，而《监察六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全国所有地方官全在监察之列。这一点和汉代完全不同。其次很重要的一条，提到了经济监察，比如农桑情况如何，仓库保管如何，水旱情况怎样等等。再有就是对地方上的司法状况进行监察，有没有冤狱，老百姓有没有冤屈。还有一条就是不仅查贪官，还要举贤良，要发现地方上有茂才等文学之士，要举荐给国家。

所以，唐代的《监察六法》比起汉代前进一大步，而且内容更宽泛。史书上说，由于监察官出巡地方，使得皇帝得到一个明四目、达四聪的作用。“四目四聪”是《尚书·舜典》里的话，就是说它可以广他的耳目，四方之远都能听到和看到。

唐朝的御史台制度，一台三院制度，这是中国监察制度发展的一个成熟形态，此后影响了中国将近700年的时间。

宋朝监察思想更适应中央集权

宋朝也是实行唐朝的一台三院制，但是有一些变化。因为宋朝开国皇帝是被下面的官吏拥戴上来的，带兵打仗刚离开首都，到了陈桥驿就称帝了。由于这个原因，宋太祖赵匡胤就定了一道家法，叫“曲为之制，事为之防”。他特别防范的就是官吏结党，“曲为之制”就是要特别监察防止官吏结党营私；“事为之防”就是国家各机关之间的权力要制衡，便于皇帝操控。继任的宋太宗就说，这是太祖留下来的话。所以宋朝皇室的监察思想，很重要的就是重纲纪之事，要维持国家的纲纪。御史很重要的职责也是维持国家的纲纪。

宋朝在御史制度上也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适应加强中央集权这个特点。地方的兵权、地方的财权都收归朝廷，地方的很多权力都收归中央了，地方上没有应变能力，所以一打仗地方就失陷。

宋朝的中央集权，在监察制度上的体现有这样几点：

首先，它把宰相所掌握的一部分监察权收归皇帝掌握。按照唐代的宰相三省制度，设有门下省，门下省掌管的是谏官组织，也就是给皇帝提意见的。皇帝在发令之前，门下省要复核，看政策上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门下省的官吏就是谏官，掌握着谏议权。而宋朝因为加强中央集权，门下省的谏诤权就移给皇帝，由皇帝掌握，门下省没有了对皇帝的谏诤权，其它的权力都并归到监察那边了。这就开了“科道合一”的先例，也就是谏官和监察官合一，都管监察了。这是一个变化。

其次，在地方上的监察制度也有变化。宋朝行政体制，最高一层是“路”（相当于省级），路设有安抚使、廉访使和按察使，分别是行政长官、财政长官、司法长官。同时路级设有“监司”，是省这一级的监察长官，具有最高监察权。那就是由地方上的行政、财政、司法官掌握了监察权，共同行使监察的任务。但还有一条，就是实行“监司互监法”，路级的三个监司之间要互相监督。名义上是避免漏监、失监，实际上也是便于皇帝掌握。这是地方上的变化。

还有，宋代要求御史台任命的监察官，在一个月内一定要奏弹一个官吏，奏弹一件事情。如果你上任一个月还没有任何作为，有事情你看到了也没有提出来奏弹，也没有奏弹一个官，这样就要罚钱，罚钱的名义叫“辱台钱”。就是你侮辱了御史台，御史台要你做的事没有做。也就是强制监察官每个月要进行监察。但这样又开了一个先例，就是说宋朝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你听到的事不一定要有确证，同样可以向皇帝奏报，即使没有实据也不给处分。通过这种办法，皇帝希望能够广视听，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从宋史上来看，这样风闻言事闹出了很多笑话，明明是很小的事情，却提上了很高的高度，但如果不讲他就要被罚钱了。比如有一个御史跟皇帝讲，现在市场上卖的糕饼个儿小了，恐怕是有损如何如何的，显然真是没话可说了。

元朝形成了成熟的《监察法》

元朝是蒙古贵族为主体的政权。元朝国家的中书制度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元世祖以大汗皇帝的身份讲了一段话，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中书是丞相，是左手；枢密是军事最高机关，是朕的右手。如果我这两手有病的话，就由御史台来医治。这就把御史台的地位提得很高了。也就是说，御史台的御史大夫有权力弹劾宰相，弹劾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元世祖讲的这段话，被他的后代子孙奉为“重台之旨”，就是说要重视御史台。

元朝统治期间大量使用汉官。为了要监督、监视汉官，特别是提防当时各地的反元势力和反元斗争，元朝的统治者在监察制度上，除中央御史台之外，又设立了两个行御史台，一个设在陕西，一个设在南京。行御史台的执掌和中央御史台相似，他的级别和中央御史台一样，要重点监察地方，而且也很重视地方监察御史对地方的监察。元朝不叫监察御史，叫肃政廉访司。元代有个著名的戏《窦娥冤》，是关汉卿编的剧本。窦娥这个冤案是谁给纠正过来的？就是肃政廉访司到这来纠正的。元朝的肃政廉访司也有权直接向皇帝汇报。

元朝本来并不是一个重视法治的朝代，但是元朝的《监察法》却相当成熟，内容相当之丰富。它的《监察法》也是地方具体利用监察制度的法律。这部法律的最后一条讲的是，这个法律有“该载未尽”——应该记载但没有写全，在事理上又是应该监察的，那么监察官可以便宜处理。这等于给了监察和地方肃政廉访司一个法律内和法律外的权力，权限是很大的。

总之，从唐朝到宋、元，最基本的监察制度没有大的改变，都是一台三院制，但是具体制度还是有很多变化，这些变化是和中枢制度的变化连在一起的。

明清两朝监察制度的法典化

明朝处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后期，也是中国监察制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朱元璋在做皇帝之前，曾经面对御史讲了一段话。他说中书是管政令的，都督是管军旅和打仗的，御史是管监察的。他又加了一句：“御史之任尤清要。”御史是管监察的，你的职务既清且要。这个话唐高祖也说过。御史不像其他的官，为官必须清正；御史要是做出贪赃枉法的事情是要加倍处刑的。中书、都督、御史是国家最重要的三个机关，明朝初期对御史尤其重视。

明朝的中书政治制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在洪武十三年的时候，左丞相胡惟庸谋反，皇帝把他杀了。洪武十五年就废除了丞相制度。到了这个时候，相权和皇权的矛盾以皇权的胜利了结，皇权集中了。所以明朝的皇帝是极端专制、专权的，难有和它抗衡的力量。丞相废除以后，对监察制度的影响，就是由“一台三院制”变成了“一院制”，就是改御史台为督察院，监察权也集中了。

明朝很重视地方巡按制度，就是“八府巡按”。明朝一个著名的清官海瑞曾经是“十府巡按”。他在巡按期间纠察了退居的宰相徐阶一家非法妄图的事情。巡按在地方也有很大的监察权，叫做“小事立断，大事奏裁”。为什么他有这么大权力？因为他是皇帝的耳目之士。我们看京戏《玉堂春》，那王金龙就是八府巡按，就是在处理这个案件。明朝的监察法已经逐渐趋向于法典化了。洪武朱元璋时代制订的《宪纲》，到英宗时代就有《宪纲条例》。就是不仅是应用于地方，也应用于中央，而且条文很细腻，逐渐向法典化趋向发展。

由明朝实行的督察院制度也影响了此后的五百多年。清朝也是实行一院制度，也很重视监察。清朝在地方上设置了十三清吏司，作为监察地方的机构。明朝就设置了十三清吏司，由监察官、监察御史按照分配的司来进行监察，清朝实际上是继承了明朝的办法。

清朝值得提出的是，它的监察法已经达到了法典化的地步。从乾隆年起制订的《钦定台规》，以后经过陆续几次修改。《钦定台规》由八个部分组成，开头第一部分是训典，就是皇帝对监察工作的一些训示，训典就是总则。以下分六科、五层等等，一共是八个部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从汉朝的《刺史六条》以来监察制度的发展，最初是地方的，由地方逐渐到中央，最后到全国这样一个发展轨迹，由简单到复杂，由单行法规最后到法典化。可以说这本《钦定台规》是集大成之作。

我们谈中华法系也好，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也好，监察法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它确实反映了中华法系的特点，反映了中华法系所达到的高度。像这样一部监察法，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中是找不到的。所以说中国是一个法治文明发展很早的国家，五千年的中华历史，监察法制史也是发展很早的。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职能和局限性

从汉唐以来，特别是唐以来，御史主要监察什么？御史监察范围包括立法监察、行政监察、司法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涉及到国家的许多方面。

到了清朝，御史的职权更扩大了：巡仓御史，仓库有巡仓的御史；巡漕御史，清代南粮北运主要靠漕运，有巡漕御史；科举考试要在考场设监场御史；在会审案件的时候还专门派一个御史，看看九卿会审有没有无故缺席的、有没有打瞌睡的、有没有讨论时不发言的，监察御史都要记录下来。可以说，清代的监察网络遍及全国，遍布国家的各个部门。

而且在北京右安门专设一个接待站，接待上告人员。清朝有刑事案件可以逐级上告，一直到京控，接受京控案件的一个御史专门在右安门设点接受京控案件的状子。甚至雍正朝建立了军机处以后，还在军机处旁边设了一个点，有个御史在那里监视，普通官员要走到这里，他就要劝你回去，这是军机要地。所以清代监察网络遍及全国，遍及国家的各个部门。

那么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主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主要是维持了国家的纲纪。所以提到了御史说“纲纪是司”，就是维持国家的纲纪，维持国家的大纲大法。其次，它保持了官僚队伍基本的素质，比如肃贪，更重要是通过监察的方方面面，使得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

比如说行政监察，唐代有一个制度叫勾检制度，行政监察要监察官员的行政效率，而不仅仅监察你是否违法。大事应该几日完结，中事几日完结，小事几日完结，到时候监察官来勾检，事情完结了划个勾，要没完结就纠弹你。这样对提高行政效率就起了一些作用。

监察官还在官僚队伍中张扬了一种正气。明朝严嵩党掌权的时候，有一个执掌监察权的谏议官叫杨继盛，严嵩那时炙手可热，他出头弹劾严嵩，结果被下狱。死前他写了一首绝命诗，对当时的官场很有影响：“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男儿欲上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凌烟阁是唐朝李世民给他的功臣二十八将供奉画像的地方。这首诗的意思是要做监察官，最重要的是不爱钱。

有时候皇帝也被御史的正气所震慑。明朝有一个著名的荒唐皇帝正德帝，一次他要到山西去玩，有一个御史按剑坐在北门那个地方，皇帝居然没敢走。后来他想个办法把这个御史调去做别的事情，然后才跑到山西去玩了。

有些御史还有骨鲠的正气，这和选什么样人做御史有很大的关系。御史人才第一选叫做骨骼清奇，敢于纠弹贵族豪门显宦。就是政治品格要高尚。其次要有文化，科举出身的。再有，从唐朝起就规定了，选拔监察官一定要有地方行政工作的经验，做两任县官的才可以做御史。唐代有时在审查御史新官的时候，没有科举、没有行政工作经验的都辞退。选御史的标准比一般的官员要严格得多。但御史特别是监察御史，实际上官品位并不高，最高的监察官品级也就是元朝的从一品。

监察官位卑而权重，权力很大。唐朝的时候有俗语说，御史出巡，地动山摇。有时候御史出巡时和皇太子的车马相遇，皇太子的车马都要稍退，让御史车先过去。为什么权重？因为它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晚清时候的1906年，曾经进行过一次非常大的官制改革，把封建的官制基本都改掉了，像吏部改成人事部等等，但把督察院保留了下来，只是人员名额缩小了一些。为什么保留督察院？当时监察御史干了一件事情，有一个汉官叫段芝贵，想做黑龙江省巡抚，他走了载振的门路。载振是贵族，当时是农工商部大臣。段芝贵在天津买了一个名妓叫杨翠喜，把她送给了载振，于是通过载振的运作，把他派到黑龙江省做巡抚。这个事情被监察御史知道后提出弹劾，结果段芝贵在上任途中，还没到黑龙江就被革职拿问了。这个杨翠喜案当时轰动一时，所以就把督察院保留下来了。到了民国时期，孙中山也是非常尊重监察权的。

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密切相关。每一个时代，从最高统治者皇帝、最重要的大臣到著名文人，对监察制度都有一些见解和评论，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监察制度时非常值得研究的监察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监察制度的建设起了一个导向的作用，对我们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历代的监察思想，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学和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再有，我们在考察监察制度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和它的中枢政治制度的变化连在一起。无论是“一台三院”，还是“一院制”，都是和中枢政治制度的变化连在一起的，它受中枢制度的决定影响。考察研究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还必须明确，那个时代的监察制度有其历史局限性。监察官员之所以能够位卑权重，就在于他是皇帝的耳目，所以古代的监察权是附着于皇权的。所以遇有明君，这个监察制度就能发挥它的作用，监察官也能够展其所长。遇有昏君，监察官不仅不能发挥他的作用，而且他的官位、甚至他的性命都有可能不保。像正德皇帝要下江南，有些御史、谏官劝谏他不要去，结果就在午门外廷杖，打死了若干官员，其中也包括谏官。

所以我们一定要批判其封建的糟粕，吸取其合理的因子，为我们今天深入改革、深入建设监察委员会、健康法制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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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8月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民建中央调研部、民建中信支部、民建北京市国企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中信基金会“中国道路”系列第四十四期暨民建中信支部“名家讲坛”第一讲。

    主讲嘉宾是年近九旬的张晋藩先生。张晋藩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法治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曾主编10卷本《中国法治通史》，主持了国务院重点文化项目中华大典、法律典，并主持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10卷本。曾多次为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常委会讲课。   

孔丹理事长说，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就听取了张晋藩教授的发言。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张教授的讲座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知古鉴今，加强监察制度建设（一级标题）文/陈昌智*

历史上的监察制度，对于我们现在的监察制度的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对国家的治理，对官员的制衡，对官员的监督，特别是如何维护百姓的利益，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

我们现在监察制度的一些具体办法，和古代的监察制度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监察制度主要是对国家的治理起到支撑作用。当然古代的监察制度是维护皇权的，这是古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反腐力度不断在加强。怎么才能让腐败不发生？我体会反腐倡廉需要综合治理，找不出一个绝招。首先是要加强教育，对我们的各级干部要加强教育，为什么要做官，做官应该干什么。可以用优秀典型来引入，也可以从反面的典型案例来吸取教训等等。

我们还应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制度，规定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如果违反给予什么样的处分或者追究法律责任，这方面的制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是不是每个干部都会按照制度去做？不一定。这就需要监督，就是我们的监察制度的建设。要有机构、监察官员，对我们的行政官员进行监督，要随时随地检查，听取民众的反映，要查处案件。所以，监督制度在任何一个朝代，对任何国家，要保证国家良好的治理都是不可缺少的。

有了监督是不是绝对管用？显然不是。法律和纪律写得清清楚楚，这些年每年国家处分的人可能在一万左右。所以监督也不是万能的。怎么办？就要惩处。只要发现并查处确实以后，就要严惩不贷。这样形成一定的威慑。但有的人还是不怕这个威慑力，因为他总觉得没人知道。所以我认为，必须加强综合治理，不论是教育、制度建设、监察，还是惩处，都要加大力度，不能放松，持之以恒。这样腐败高发的势头就会得到遏制。

我们现在的监察制度，共产党内有纪委的监督，行政的监督是监委，现在这两者合署办公。这种监察制度是新中国建立前没有的，是适合国情的制度。我们这个制度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合署办公基本上集中在纪委，处理重大事件。监察主要处理一些行政上的事情，比如说监察主要就负责安全生产、土地使用、环境保护等监察。

犯了法就要查处，相对简单。安全事故、土地和环保出问题要处分省长、市长，但这些事故不是他自己干的，是他领导治下干的事，他有责任，这种处分起来难度比较大，被处分者不容易服气。尽管他们很辛苦、很认真，但出了这么大问题，说明工作不到家，还是有责任。要负责任就要接受处分。但这个处分和经济上、政治上受到的处分不一样，到了一定的时限解除处分以后，还可以正常任用。

我们的监察工作，第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民主监督是参政党的责任，有同志说：共产党要有雅量，民主党派要有胆量。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民主监督，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多次谈到民主监督，并把它专门拿出来作为一个问题来讲。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们更应该有信心，更应该有责任来加强民主监督。

                                            （编辑  杨利红）

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中信重工，听取了焦裕禄同志在洛矿九年的工作生活情况，把焦裕禄精神精辟地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1962年12月，党组织派焦裕禄来到当时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肆虐的河南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他带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奋力改变兰考贫困面貌，积劳成疾患上肝癌，于1964年5月14日不幸病逝，时年42岁。焦裕禄用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着丰富深邃的精神内涵。其中，亲民爱民是焦裕禄精神的本质；艰苦奋斗是焦裕禄精神的精髓；科学求实是焦裕禄精神的灵魂；迎难而上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容；无私奉献是焦裕禄精神的鲜明特点。

焦裕禄精神在洛矿积累和锻炼形成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生活总共才14个月，“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垒土”，焦裕禄精神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是焦裕禄同志在党的教导下，在多年的革命工作锻炼特别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厂9年间孕育形成的。

2009年5月21日，河南省焦裕禄事迹宣讲团成员到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厂）参观、追寻焦裕禄足迹。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动情地说：“父亲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了9年，他的精神正是这9年积累和锻炼形成的。”

回顾焦裕禄同志的生平，从1946年参加工作到1964年因病去世，为党和人民工作了18年，其中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时间占据了他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半的时间。在这里,他从一个革命者转型成为一个建设者，亲历了中国第一批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重点工业企业的建设；在这里,善于钻研、迎难而上的焦裕禄,从农村基层干部成长为新中国知识型的工业管理人才，带领职工制造出了国内首台直径2.5米的双筒卷扬机,这台额定使用年限20年的机器,后来一直坚持服役了49年……

2014年5月17日，大型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的导演海涛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焦裕禄在兰考做了两件重要事情：一是打开了改变兰考的‘窗户’；二是绘制了兰考发展的蓝图。这种宏观的战略、科学管理的方法、综合治理的理念、刻苦钻研的精神，跟他在洛矿从事9年工业生产和管理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在洛矿的这些年，焦裕禄积累了知识、经验和才能，随后将知识、经验和才能带到了兰考，有了他对兰考更全面、理智的认识和兰考面貌的迅速改变。”

现代工业管理涵养了科学求实的作风

1953年，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洛阳矿山机器厂在内的156个重点项目陆续开工建设。1953年6月，31岁的焦裕禄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满怀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热情，从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任上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焦裕禄先后任工程管理科副科长、车间主任、生产调度科科长、厂党委委员等职，期间被洛矿厂党委选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农速成班学习深造。9年的工业建设与工厂管理生涯，开阔了他的视野，培养了他大工业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涵养了他科学求实的作风和精神。

扑下身子解决问题。1963年6月,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召开各公社书记和各局委负责人会议。焦裕禄提出,要自己动手写文件:“重要文件不要委托秘书写,特别是讲话、做报告,更不要别人写好,自己在那里干巴巴地念。”他说：“我的体会是: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还是自己做的饭菜香。”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生动地体现了我党“实践出真知”的工作作风，这句话在兰考大地上闪耀着恒久的光芒，它诞生于洛矿的机床边。在车间做实习副主任时，焦裕禄每天从早到晚泡在一线，在各个关键位置跟班。有一个时期，他整天和计划员在一起，一起到计划科领计划任务，一起编制车间计划，一起向小组、工段下达计划；一个时期他又和调度员在一起，一起到小组调度领零件，一起到别的车间催材料；一个时期，他就一头扎到最关键的地方几天不出来。有一次车间任务突然增加，有些人就叫喊完成任务有困难。什么人力不足、设备不够等等，焦裕禄听说后，二话没说，一头扎到最关键的工段——减速器工段。他详细了解每个零件、每道工序、设备台数、工人数目、每月定额等情况，并和工人一起算了细账，发现完成计划的潜力还很大。之后，焦裕禄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生产会议，把情况作了详细分析，大家心服口服，计划很快就落实了。焦裕禄无论是在一金工车间当主任还是任厂调度科长，人们很难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他，找他要到车间机床边的工人中去。

依靠群众战胜困难。焦裕禄经常说: “没有办法时，要到群众中找办法。”轴瓦浇注难题解决不了，焦裕禄组织干部、技术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小组”，分析研究攻关，决定用离心浇注的办法进行试验，轴瓦终于达到了100%的合格率。搬运机器零件的电瓶车没电了，为解决充电难题他找到电工周学才，一起苦战了三天两夜，经过反复试验，自制了一台土充电机，不但解决了一金工车间电瓶车充电问题，而且使全厂十几辆电瓶车全部开动起来。还有一次，由于3.2米立式车床上的车刀质量有问题，提升机大齿圈加工时卡了壳。这车刀是驻厂苏联专家茹拉鲁廖夫设计的。焦裕禄先去和他商量，希望能争取到他的支持。可专家说这个工艺已经载入他们国家的百科全书，刀具不会有问题。焦裕禄找到了两个有经验的车工师傅和技术员，改进了断屑槽，加宽了负切削刃，加工一个大齿圈只用6个小时就完成了。试验成功后，焦裕禄在车间组织了一个“刀具表演”，请茹拉鲁廖夫到现场观看。这其实就是一场新旧刀具的比赛，工人们设计的车刀钢屑流畅、全工序一气呵成，茹拉鲁廖夫设计的刀具连坏了好几把。

“在洛矿的9年，给了焦裕禄受用不尽的财富和智慧。这个财富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相信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集合群众的力量，去战胜面临的艰难困苦。”大型电影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中这样解说。

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工作。在工程建设中，当设备安装进入紧张阶段。为解决5米立车的安装问题，焦裕禄召开业务骨干座谈会集思广益，组织带领职工绕道一金工车间铁路专用线，采用千斤顶升高、轨道平车两头抬、进入车间再换圆木滚等作业方法，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安装了巨大的5米立车。卷扬机的整铸齿轮加工过不了关，他两天两夜守在滚齿机旁，细心观察、计算装卡方法、滚齿周期、吃刀数量、辅助时间，和工人一起研究改进了工艺，提高了效率。为了实现高产，他将不同型号的提升机同类零件和各种型号桥式起重机的通用零件组织在一起，批量生产，工效成倍提高。在担任车间实习副主任期间，焦裕禄还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了十条工作经验：一要依靠群众；二要发扬民主；三要经常总结工作；四要学习政治；五要依靠积极分子做工作；六要了解群众思想，关心群众生活；七要依靠党的领导；八要搞好团结；九要学习党的政策；十要主动向上级汇报情况。

焦裕禄之所以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改变兰考面貌，靠的就是科学求实的精神。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说，从洛矿到兰考工作时，父亲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干部。有了在洛矿9年时间的“充电”，使他能够在兰考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红色熔炉淬炼出担当作为的脊梁骨

1953年焦裕禄到洛矿时，洛阳西郊一片辽阔的田野已经搭起了席棚，新中国的重工业建设艰难地迈开了脚步。新来的焦裕禄为成为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倍感自豪，也深感责任重大。他自豪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人，这个担子也只有我们才能挑得起！”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担当积极投身到新中国“长子”工厂的创业实践中。

担当体现在组织临时公路的修筑。当时，工厂建设所需的物资要从洛阳火车站运送到建设工地，交通成为突出瓶颈。焦裕禄主动向洛矿筹建处请战，担任修筑临时公路的指挥部总指挥。接到任务，他卷起铺盖就到了建设工地，就像一颗铺路的石子，吃在工地，睡在工地。遇到雨天席棚里到处漏水，焦裕禄和大家一样，赤着脚在工地上往返奔波。碰到施工难题时，他就召开由技术人员、老工人、民工队长参加的“诸葛亮会”，群策群力共同解决。关键时刻更是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大家。在焦裕禄的带领下，不仅提前完成了筑路任务，而且带出了一支过硬的筑路队伍，打响了建厂的第一炮。

担当体现在“为革命决心学会搞工业”。焦裕禄说：“党叫我们搞工业，我们就得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学会搞工业。”到哈工大学习深造，他白天上课晚上复习，熄灯以后打着手电筒钻研数学题。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为了摸透产品和性能上的问题，他把许多产品零件绘成小图，记在日记本上，以便随时学习；为了辨别各种钢材的化学成分，他收集了不同型号的钢材碎块在砂轮上打出火花熟悉鉴别方法；为了弄清一个零部件的工艺线路，他都要跟着工序走过几十台不同的机床；为了弄清一个不懂的问题，他会深更半夜敲开老工人的房门请教。当一金工车间主任时，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全车间近百台机床的名称、用途、主要结构都能如数家珍，在车间走一圈就知道当天任务完成的情况。工人和技术人员说他是一部“活工艺”，同志们称他是“最棒的车间主任”。在调度科工作时，他对全厂各车间的生产进度、毛坯供应、质量和安全等情况了如指掌，谁也唬不了他。有一次，一个外国专家向他提出了一些工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没想到他脱口而出，对答如流。当时这个专家惊讶地赞叹说：“中国人有办法，这个人真了不起！”

担当体现在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的成功制造。1958年4月，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决定在一金工车间试生产。刚刚担任车间主任的焦裕禄，带领职工经过3个月的奋战，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制造出新型2.5米双筒卷扬机，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生产史上的一项空白，缓解了我国矿山采掘提升矿石和煤炭作业的燃眉之急。交工时，苏联专家茹拉鲁廖夫围着卷扬机看了又看，嘴里不停地念叨：“奥秦哈拉绍，奥秦哈拉绍（很好，很好）！”他还说要向苏联报告这个奇迹。

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意识，焦裕禄精神说到底是在社会时代背景下，焦裕禄同志在工作实践中不断锤炼与升华的映像。他的先进形象集中聚焦于共产党干部的担当作为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为焦裕禄提供了大舞台，大工业熔炉的淬炼练就了焦裕禄的真本领，创业时期的艰苦工作磨砺出焦裕禄的铁肩膀，这一切为焦裕禄在兰考带领人民群众谱写战天斗地的壮丽篇章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工业造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品格，也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容。在洛矿的9年，焦裕禄以“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气概，带领职工攻坚克难，书写了那一代共产党干部平凡而不朽的传奇。

为保住临时公路和浮桥，他带头跳进洪水抢险。1954年的炎夏，焦裕禄带领民工正在抢修从火车站通往工地的临时公路，横跨涧河的临时浮桥刚铺完最后一块木板，突然风起云涌，暴雨倾盆而下。两端路基的排水沟还没有挖好，公路随时有被冲毁的危险，新建起的浮桥在洪水猛烈的冲击下左右摆动。焦裕禄挺身而出，拿起铁锹带头跳进洪水中，带领大家一起顺流挖沟，并下到涧河，将上游冲下的木材、树枝、杂草一一捞上岸来。经过两小时的抢险战斗，使新建的公路和浮桥免遭冲毁。

为制造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他连续50多天没回家。1958年，设备安装进入最后阶段，厂党委把焦裕禄派到了全厂最大的车间——一金工车间当车间主任，并要求在“五一”节前试制出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他以革命战士冲锋陷阵的精神，不分昼夜地奋力工作。他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和技术人员、老工人，对整台机器上千个零件，从图纸资料、工艺规程，到工具准备、材料准备、外协作件准备，一一熟悉，连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他经常在夜静更深的时候看资料，将卷扬机上的关键零件草图以及加工方法、所用工具，一一记在本子上，并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说明，打了很多记号。在制造2.5米卷扬机的日子里，车间的干部、工人们都是晚上12点下班，而焦裕禄则每天在工人下班后，主持召开30分钟的生产例会，总结当天的情况，部署次日的生产任务。焦裕禄用车间装箱板钉成的长条板凳当床，盖上棉衣眯一觉，连续50多天没回过家。他经常一个馒头，一杯白开水，就算吃了一顿饭。那时，焦裕禄有严重的胃病，疼得扛不住了，就顺手从兜里掏一片苏打片放到嘴里。大伙儿心疼他，劝他回办公室休息一会儿，焦裕禄幽默地说：“我扛得住。屁股和板凳结合得多了，腿就会软，人就会懒，就会和工人疏远了。”那段时间焦裕禄熬得双眼血红，两腮深陷，整个人又黄又瘦，老战友周锡禄见到他，怜惜地说：“老焦呀，几天不见，怎么瘦成这个样子?”焦裕禄风趣地说：“瘦好嘛！走起路来方便。”

为突破800吨铸钢件，他用筷子顶着剧痛的肝部翻阅了600多张图纸。1959年初，焦裕禄被任命为总厂生产调度科科长，主管全厂生产。正当生产大步前进的时候，胃病、肝炎、神经官能症，像毒蛇似的一齐向他袭来。就在那时，铸钢备件任务突然增加了800吨。时间短，任务急。他用筷子顶着剧痛的肝部，熬了十几个深夜，喝了三瓶500CC的胃痛药水，翻阅了600多张图纸。有时痛得头上直冒汗，他就用大腿使劲顶住。他经常一边吃着药，按着胃，一边主持生产会议，落实增产任务，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个累、一个难、一个痛字。1960年底，焦裕禄住进了医院。医生为焦裕禄作了第一次全面检查。当焦裕禄解开衣服纽扣后，露出的是一根缠在腰间和胸部像筷子一样粗的绳子。焦裕禄笑着说：“我经常觉得身上有什么东西像锅滚了一样咯噔咯噔地跳，就用绳子勒起来，然后就感觉好受一些。这也算是我发明的一种器械疗法吧！”医生知道，这是肝病恶化的前兆。但是，看着焦裕禄爽朗乐观的面容，他沉默很久说了一句话：“焦科长呀，真是一条铁汉子！”

迎难而上，是工业创业文化的一种体现。洛矿“一五”建设，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那样一批人不怕苦不怕累，战胜困难，最终造就了中国重工业的一个基地、一个摇篮。焦裕禄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焦裕禄迎难而上的精神在这里孕育形成。

被誉为出色的“政治科长”

焦裕禄在洛矿被誉为出色的“政治科长”。总结他的“政治”，可概括为“三高”。

高度的政治敏感。洛矿把第一台2.5米卷扬机的试制任务交给一金工车间，车间主任焦裕禄在动员会上对工人们讲：“我们生产的不仅是卷扬机，而是六亿人民的志气，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气概！”工人们听了精神振奋，摩拳擦掌，能为新中国生产自己的卷扬机贡献力量，人人心中都充满了自豪感。1958年，厂党委为了贯彻一个重要会议精神，确定召开全厂范围的群众大会，当时一金工车间团总支书记问焦裕禄，车间生产任务很忙，是不是少去一些人。焦裕禄说：“这次会议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生产再忙一个都不能少！”1960年，全厂任务大幅度增加，在生产主任的调度会上，生产调度科科长焦裕禄一不讲计划，二不讲零件，先给每人发了一张纸，他说：“同志们，今天的生产会，先来个考试，题目是党委今年的方针、任务和行动口号是什么?”有的人交了白卷。焦裕禄语重心长地说：“今天不是给大家出难题，我想通过考试，让大家更明确一个问题，一个生产管理干部，首先要吃透上级党委的指示，如果心中不了解全厂的中心任务，不了解党委的意图，那是很难带好队伍、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

高远的政治站位。家居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青年技术员小张，由于受不了建厂初期的艰苦生活，借出差的机会回到上海，不愿回洛阳了。围绕小张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团组织开会讨论，有的说把他开除算了，有的则主张争取教育，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参加会议的焦裕禄支持了后一种意见。他说，第一，我们要正视现实。我们现在是比较困难，像小张这样的青年，由于长期在大都市里生活，对艰苦的环境还不习惯。第二，要对他予以信任，耐心等待。小张在校时是一位高材生，而且是自愿报名来洛阳的，来时怀里还揣着一份决心书。现在思想有了反复，要等他醒悟过来。我们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会议最后决定先发信，后去人，耐心地说服动员他回来。小张接到团组织的信，在父母的支持下，扛着行李回来了。回来后，他怎么也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非常热烈的欢迎会。会上，焦裕禄亲自致欢迎词，他首先欢迎小张归来，肯定了小张前一段的进步表现和这一次的实际行动，接着帮他分析了当初不愿再回到洛阳的思想根源，最后对他寄予期望。小张听后放声痛哭，沉痛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坚决按照党的要求努力工作。后来小张确实变了，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很有威望的工程师。焦裕禄对知识分子尽量给予力所能及的关照。技术人员中有一些南方人吃不惯北方的面食，焦裕禄回家跟爱人商量，把家里仅有的几斤大米拿出来给技术人员。这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体现了他很高的政治站位。

高明的领导艺术。焦裕禄同志常说：“人是最宝贵的。不了解人，不首先做人的工作，其他工作就会走进死胡同。”他当修路总指挥的时候，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厂的职工暂时挤在草席棚里，工作环境艰苦，职工思想波动较大。焦裕禄一面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心他们，席棚不够，自己就和干部带头睡在露天，让工人睡在席棚里，给他们烧水、洗衣、盖被，一面以自己革命斗争的经历和老前辈艰苦创业的精神鼓舞大家。在洛矿9年，他经常讲：“一个好的调度员，首先必须学会调思想。只抓零件不抓政治，是亏本生意；先抓思想带动零件，是一本万利。”他初到调度科时，发现不少人有思想包袱，有的认为干调度两头受气，出力不落好，有的认为干调度整天跑腿学不到技术。一连几个晚上，他到党、团员家走访，到有病的和生活困难的同志家里走访、做思想工作，并召开了党员会、团员青年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启发调度员要当好政治宣传员、联络员、技术员和调度员。他像一团火，把全科同志的心熔化在一起。大家说：在焦科长领导下，工作有使不完的劲，个人杂念消除得快，废铁也能变成钢。

新中国工业建设孕育形成的高度自觉的政治修为，化作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英雄壮歌，在他最终栖息的兰考、在他曾经工作过9年的洛矿、在祖国大地亿万人民心中耸起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骨肉深情彰显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的公仆情怀

在焦裕禄看来，一个共产党员，以什么态度对待群众，关心群众，这不是什么方法问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纯不纯，无产阶级感情深不深的问题。他视职工为亲骨肉，在党心民心交融中，团结带领职工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最朴素的方式阐释了什么是群众路线、什么是公仆情怀。

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老工人吴永富家里生活出现困难，他立即送去10元钱。老工人刘辅臣的爱人生小孩想喝点小米稀饭，他知道后，把自己家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刘辅臣手里。老工人窦月发爱人要生孩子，因缺木柴屋里冷，他派人送了一大堆木柴。邻居张泉生的爱人不会针线活，孩子衣服没人做，他动员爱人和岳母连夜做出了五件小孩衣服。一金工车间四名单身职工春节没回家，焦裕禄和车间书记一起来到单身职工宿舍，和他们共度除夕，初一又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厂里分给焦裕禄一套50平方的新房子，但他听说一对新分来的夫妇没有房子住，就找到厂长，让出了房子。他说：“他们比我更需要。你千万别说这房子本来是分给我的，就说是厂里安排支援新职工的。这份情谊记到党的账上，记到厂的帐上，与我焦裕禄无关。”

心里装着群众，惟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得了胃病、肝炎和神经官能症，他对自己丝毫没有在意，但他对有病的阶级兄弟却念念不忘。调度科副科长周连壁患了肝炎，他三番五次催他去检查，并送他去住疗养院。工人刘耀宗有病不能下床，他从三楼背他下来去看病。徐魁礼昏倒在路上住进医院，他守了一天一夜，直到没有危险了才离开。劳资科张天资因患肝硬化住了医院，他听说后一早五点钟便赶去看望，并给他带去了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信的剪报，说：“老张呀，好好读读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这封信吧，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病魔。”二金工车间老工人陈好富和焦裕禄并不相识，在一次偶然接触中，听说他有心脏病，思想压力很大，焦裕禄就处处留心给他找个好医生。在涧西医院找到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夫，焦裕禄便立即找到陈好富，带他一块去看病。陈好富感动地说：“焦主任啊，你为我们工人把心都掏出来了。”

在生活上关心群众，在思想上赤诚帮助。周学才从上海调来洛阳，刚来生活不习惯，工作不安心，焦裕禄知道后便鼓励他说：“我们是来干革命的，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像松柏一样永不变色，要像杨柳那样，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周学才在党组织和焦裕禄的关怀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后来入了党，成了工程师。曾在地方工作时犯过错误的调度员何卓林，思想包袱沉重，工作不大胆，焦裕禄到他家跟他促膝长谈了三个小时。1962年5月，焦裕禄调离工厂前又专门到何卓林家里，给他留下了两句话：第一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依靠党，听党的话，有什么事多向党说；第二要积极工作，在实践中改造思想，只有思想上没有包袱，才能真正做好工作。焦裕禄病逝后，何卓林流着泪写了一篇七千余字的回忆——《终生难忘的教诲》。

亲民者民亦亲,爱民者民亦爱,为民者民亦赞。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洛矿职工万分悲痛。当时调度科正在召开组长会议，得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同志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大家难过得会也开不下去了。老工人于荣和一连跑到党委要求了三次，要到郑州去吊唁，他含着眼泪说：“焦裕禄是俺们工人的亲骨肉，让我最后去见他一面吧!我要给他擦擦脸，洗洗手，给他扣好扣子，让他安静休息。”曾经和焦裕禄一起工作四年的初玉玺和他的爱人几天都吃不下饭，老初的爱人说：“老焦和老初活象兄弟俩，那时老焦一件黑棉大衣，老初一件破皮袄，两个人在厂里不知度过多少夜晚，老焦来到俺家，碰见啥吃啥，现在我一端起碗来就想起了老焦。”一金工车间职工心情更加难过，车间在“继遣志干革命敢于流血牺牲”，“接红旗为人民不怕吃苦受累”的誓言面前，举行了追悼焦裕禄同志的大会。老工人赵玉龙一走上台就说不出话了，哭着说：“我刚从抚顺调来时正逢春节，人生地不熟，他在年三十深夜冒着大雪到我家来，问我生活有什么困难，还缺什么东西。自他调走后，每次过年我就想起了他。”五好工人李治邦泣不成声地说：“那时我在大连，不想来洛阳，焦科长和我谈话，什么也没有说，从兜里掏出来一本《关于重庆谈判》叫我看，是他在我迷路的时候给我指明了方向，是他从错误的边沿帮助了我。”

正是焦裕禄时刻保持着为民爱民亲民的优良作风，才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共产党人与百姓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正是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和公仆情怀，才使得共产党真正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百姓的爱戴。

焦裕禄精神在洛矿薪火相传

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9年，足以载入史册。大工业熔炉的淬炼，使焦裕禄成长为一名国有企业的优秀党员干部；平凡而伟大的感人事迹，无不折射出焦裕禄的崇高精神。

1966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焦裕禄的事迹感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成为鼓舞新中国一代人忘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力量。

2009年3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河南视察，他第一站就到了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厂），瞻仰了焦裕禄铜像，参观了焦裕禄事迹展室，听取了焦裕禄同志在洛矿长达9年的工作生活情况汇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强调指出：“一个人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随即又专程奔赴兰考拜谒了焦裕禄纪念园，深情回顾了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亲身经历和感悟，并把焦裕禄精神精辟地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也正是这次视察，把焦裕禄同志革命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个根据地——洛矿和兰考联系了起来，也让焦裕禄这个光辉形象更加充实、丰盈、生动。

2014年3月17日到18日，作为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联系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再次视察兰考。总书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的。”“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接见焦裕禄同志的子女时，焦守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的拍摄情况，总书记当即问道“洛矿有没有拍”，“焦裕禄铜像有没有拍”。

孕育并形成于洛矿的焦裕禄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从洛矿走向兰考，在兰考战天斗地的宏图伟业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并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屹立在人民心中。

作为焦裕禄精神的形成地，昔日的洛矿、今日的中信重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焦裕禄精神的追慕传承。中信重工把焦裕禄精神确定为企业精神，出版了《精神的路标—焦裕禄在洛矿》一书，把厂区中央干道命名为焦裕禄大道，改扩建了焦裕禄事迹展览馆，把焦裕禄带领工友研制的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隆重迎回，安放在焦裕禄大道上。协助拍摄了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微电影《焦裕禄在洛矿》和大型纪录电影《永远的焦裕禄》，再现了焦裕禄在洛矿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了焦裕禄精神的形成过程，展现了其崇高精神背后的人格魅力和人性情怀。在焦裕禄精神的感召下，洛矿、中信重工涌现出一大批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标杆：取得30多项技术革新成果，创造了当时国内外领先的“煤气平焰烧嘴”技术的全国劳动模范孙富熙；带领21名女工搞技术革新，成倍提高生产效率的姑娘组组长刘玉华；十年如一日，从旧砂中拣回再利用十万斤钉子的曲绍惠；身患肝癌仍不离岗位，生命最后一刻还惦记着工作的“焦裕禄式好干部”杨奎烈；创造了“刘新安工作法”的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劳模刘新安……

焦裕禄精神正像焦裕禄大道上枝繁叶茂的梧桐，已深深扎根于洛矿、扎根于中信重工这片沃土，融入到企业的血脉，薪火相传，成为一代又一代洛矿人、中信重工人推进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中信重工这家“共和国长子”企业，历经风雨、茁壮成长，目前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重型装备企业之一，国家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矿业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国家级首批企业“双创”示范基地，国内最大的特种机器人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一种精神的产生、形成来自于实践，它的生命力也正是基于实践，基于不断的传承和弘扬光大。

作为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焦裕禄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船精神等一样，永远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编辑  宋斌斌）

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改;共产党人的信仰，永远不变;共产党人对百姓的恩情，永远不忘。这就是习仲勋。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问题”遭诬陷，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其间两次下放洛阳，先后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洛阳耐火材料厂度过了人生中不同寻常的四年。

让我们满怀敬仰地走进习仲勋特殊的工厂岁月，感受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感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赤子情怀。

永远不改的初心

已改制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原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是见证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磨砺成长的共和国长子，珍藏着许多光荣的记忆。

据洛矿厂志记载：1965年12月，根据上级安排，时年52岁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挂职下放，任洛矿副厂长。

从国务院副总理到工厂副厂长，这样的人生落差不可谓不大，但人们从习仲勋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的沮丧和消沉。他到洛矿工作，用他的话说叫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

进厂后，习仲勋就向厂党委提出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请求。厂党委领导理解他的心情，当即表示同意，安排他在二金工车间电控组每天参加半天生产劳动，并把此处作为他的“联系点”。

当时，二金工电控组负责的是专门安装大型起重机、矿山设备等工作，赵发劳是当时的组长。赵发劳说，虽然厂里给习老配了办公室，但他一直没待过，每天总是提前到车间上班。遇到不懂的问题就问师傅们，师傅们一说他就会了。组里有意安排让他干点轻松的、干净的工作，但只要习仲勋发现自己和其他工人干得不一样，就对赵发劳说：“赵师傅，你不要这样照顾我，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赵发劳听了很感动，以后分活时便把他与其他同志一样对待了。习仲勋不仅参加组里的生产劳动，还非要和工人一样站队，每天准时参加早班前会。晚上的政治学习，他也主动参加。

1965年，闻名全国的“洛矿二金工刘玉华姑娘组”的组长刘玉华，就在习仲勋所在车间西跨的中部机床上工作。问及习仲勋在二金工的情况，操着东北口音的刘玉华依然保持着她当年的爽朗，“记得，记得，咋会不记得！去食堂吃饭时，我和工友们都要经过习老工作的地方。习老总爱叫我小刘，看我整天满身油乎乎、脏兮兮的，还问我累不累？有一次单位搞联欢，习老鼓励我出个节目，演出时他坐在第三排，还给我鼓掌，回来说你演的挺好，谁说你不会演。”刘玉华还回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习老是国家副总理，也是厂里的副厂长，不敢跟习老多说话。后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家也就慢慢都熟悉了，说话也就多起来。让刘玉华难忘的还有一件事情：习仲勋第一天来上班时，穿着呢子大衣，后来他看厂里工人们整天都穿着工作服干活，以后就不再穿那件大衣了。

“感觉这个人，很朴素、很实在、很踏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群众。”洛矿原厂长刘健先在回忆习仲勋时这样说到。原二金工装配组张振起回忆说，有一年春节过后，厂里领导要走访、慰问工人，习仲勋主动到班组里几个工人家里走访。在厂里，工人们都不叫他“习总理”，而是称他为“老革命”。

当工人们知道习仲勋来洛矿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便好奇地问他在国务院是怎么开展工作的。习老告诉大家，他有很多秘书，有负责工业的、有负责计划的、有负责财务的，每一名分管秘书都要向他报告工作。他这样的通俗描述，化解了工人们心头的一个大疑惑。

平时与习仲勋一起工作，大家都很随意。他家有香烟，大家也都不客气，他也让大家随便抽。但有一次，他拿着一包香烟对大家说，这次我不能给你们每人分一根了，这是印度总理送给周总理的烟，总理又托人带给我，只有一盒，你们几个合伙抽一根吧。当时香烟是什么牌子，我们也记不得了，就觉得抽完烟后，满屋子都是香味。张振起现在回忆起来脸上还洋溢着幸福和自豪感。

习仲勋在劳动时经常和小组的工人师傅们谈心，嘘寒问暖，问是哪里人，家里生活咋样，听说谁家有了困难，他都想办法给予帮助。一次，习老在和赵发劳谈心时了解到，赵发劳全家四口人，住在租赁的民房，生活不宽裕，他流露出十分关切的神情，当晚就带了包糖果去赵家探望。后来，习老还拿出100元帮助赵发劳家克服困难。在当时，这100元可不是小数字，是赵发劳月工资的好几倍。习仲勋和厂保卫科干部杜道杰经常拉家常，一来二去慢慢就熟了。在交往中，他发现杜道杰收入少，家里生活很拮据，多次掏出10元、20元钱接济杜道杰。杜道杰开始说啥也不要，习仲勋说：“就当是你借我的，啥时候你有了再还我。”杜道杰清楚地记得，有一年8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他去习仲勋宿舍串门，习仲勋突然对他说：“杜道杰，我去你家吧。”杜道杰家在老城北的乡下，习仲勋和他一起步行15华里土路来到他家。“吃着刚煮熟的玉米棒子，习厂长和我父亲很亲切地聊家常。”杜道杰说，前年他回吕祖庙的时候还听到村里的人在谈论往事，说习仲勋副总理就从这条路走过，大家提起此事都很自豪。

王文良是与习仲勋相识多年的“忘年交小朋友”。一天，王文良在玉米地里封大粪，习仲勋正好从田边路过，并笑呵呵地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王文良急忙摆手：“习伯伯，我刚刚在给玉米封大粪，手脏！”“我就要握封大粪的手，劳动人民的手怎么会脏？”习仲勋笑着握住他的手，问了家里最近的情况，鼓励王文良在劳动中坚持学习。提及此事，王文良至今还是很激动。“习老对基层群众和劳动人民是有很真挚的感情的。”

1975年5月,习仲勋在北京被解除监护,虽然人“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于是他再次来到洛阳“疗养休息”。这次，习仲勋是和爱人齐心、女儿桥桥一起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的，不久女儿安安也从山西太原北郊区医院调到洛耐医院当医生，和父母住在一起，长达8年家人不能团聚的生活从此结束。让习仲勋舒心的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在洛阳他能够和工人朋友以及群众在一起。

习远平在《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中记述：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改善伙食，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家庭，还有国家的事。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当年曾与习仲勋交往的洛耐厂老职工、老邻居谈到，冬天，洛耐厂煤气站出现供气量减小的情况，习仲勋记在心上，他急切地建议厂领导：“既要解决好生产上的问题，也要把群众生活搞好。” 

1975年驻马店等地发生特大水灾。洛耐厂很多职工的老家都在这一地区，习仲勋提醒工厂的负责人，这个时候组织上应该到灾区慰问一下职工老家的亲人们，看看他们的房屋倒塌没有，家里有没有吃的，涉及职工利益的事情要考虑得多一些。于是，洛耐厂领导带着面粉、帐篷和钱，及时前往灾区进行慰问。看到厂里这么关心自己的老家，来自受灾地区的职工个个心里热乎乎的。 

1961年，习老带领中央工作组(中南组)到长葛县搞调查时，结识了洛耐厂的一位职工。时隔14年后，这位职工在长葛农村的母亲生病，因买不到庆大霉素，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习仲勋听说后，经多方打听，很快通过熟人买到了庆大霉素，亲自把药交给了这位职工，并且分文不收，让这位职工非常感动。

永远不变的信仰

2013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时，曾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杨屏，在《快乐老人报》发表文章《习仲勋忘年交讲述习家感人父子情》。文中写到，1975年习仲勋解除监护后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6月15日，是习近平23岁生日，习仲勋当晚拉着杨屏泣不成声：“今天是你近平哥哥的生日，你来陪我喝点酒，给他过个生日。”“你爸爸比我好哇，把你照顾得这么好。我也是当爸爸的，因为我，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身陷磨难，习仲勋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但逆境中，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移，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变，展现出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潮流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一天，红卫兵们来到洛阳上海市场百货大楼，不顾商店职工的劝阻，把大批烟酒等商品抛到街上，砸毁烧掉，围观群众议论纷纷。对这场迅速波及全国的“文革”运动，习仲勋从一开始就感到困惑和不解。当时，在洛矿厂下放的习仲勋正在街上，眼前的混乱局面令他十分震惊。他强忍着满腔怒火，劝阻红卫兵说：“同学们，这些商品是国家财产，是人民血汗，不能这样毁坏!”

习仲勋以为，经他这么一说，红卫兵就会罢手，谁知，热衷于造反的红卫兵根本不听，并质问他：“你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又说：“扫除四旧，谁敢反对?”

“这不是四旧。这是人民的财产。你们在哪里毁坏都是犯法的!”正当习仲勋和他们正面讲道理的时候，他的秘书范民新闻讯赶来，硬把他拉走了。当时，习仲勋非常气愤，而最使他痛心的是竟回答不出自己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他，面对国家财产遭受如此损失，心情怎能平静下来!于是他便去找洛矿党委副书记赵祥庆，赵以无可奈何的表示作了回答。他又坐下来，给洛阳市委第一书记吕英写信。写了废，废了写，终于没有写成。因为他意识到吕英也管不了。夜深了，习仲勋仍然气愤难平。他不相信，也不明白，一群青年娃娃这样胡闹，从首都闹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就没人出来制止!为什么就制止不了!这在全国会造成多大损失啊!

齐心的回忆文章《我与习仲勋》中这样记录：1966年冬天的一天，西安来的红卫兵冲进工厂，把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仲勋围了起来，要拉他到西安批斗。工人们见状，想保护仲勋，就把仲勋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来，还是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把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直到他1975年再次来到洛阳。

1972年，洛矿原厂长刘健先平反。再次回到洛阳的习仲勋特意到刘健先家探望，他握住刘健先的手说：“健先，你受苦了！”提及这段往事，已是满头银发的刘健先遗孀郑淑萍热泪盈眶。

这时的习仲勋已经年过花甲，况且在单间牢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道关口。他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时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常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灾难深重。这一年的日历刚刚掀开，人民衷心敬仰的周恩来总理阖然长逝。习仲勋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噩耗传来，习仲勋极度悲痛。给习仲勋理发的上海理发店理发师傅丁宏如说，周总理逝世后，习老边哭边打腿，腿都打肿了。

习仲勋的邻居们都说，那些日子，习仲勋仍天天在洛阳郊区南村水库散步，和工人、农民们在一起，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更加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思考。邻居们发现习仲勋抽烟抽得很厉害。习仲勋笑着说，我现在混大了，在北京天天有人管，每天只能抽几支，现在没人管，想抽多少是多少。人们不知道，他的心中是多么的痛苦。洛矿厂二金工原装配跨团支部书记张庭琛回忆，自己负了工伤，坐在轮椅上，一次在南山桃园碰见习仲勋。“当时我很激动，习老离开洛矿到耐火厂都好多年了，还依然认识我。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要保重身体，还年轻，以后能看到国家的兴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们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习伯伯邀请我和父亲到他家吃饭。很少动手做饭的习伯伯亲自下厨，操刀掌勺，一边切菜，一边唱着：‘锵锵齐锵齐锵锵齐’，特别开心。”习仲勋当年的“忘年交小朋友”王文良回忆说。